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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久了,站不起来了
热度 2 zywsict 2018-9-12 17:45
几千年的奴性文化深入骨髓,都习惯跪着,习惯逆来顺受,别指望他们能够站起来。要么孤军奋战,要么随波逐流,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文忆天下”或搜索ZYWHQU
个人分类: 随想|5662 次阅读|6 个评论
小议奴性
热度 5 kingroupxz 2014-5-13 22:23
自从共和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一直在国人的心头徘徊。对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人是想去揭开面纱看看的,也有满足于闻其名,更有甚者是愿闻其名,用其名而不欲结识他们的。与二位先生道路相左的奴性便被有识之士们口诛笔伐,渐渐地 “奴性”成了匕首或投枪,在批评他人的时候威力无比,颇有见血封喉的功效。然而,当对奴性的理性思考被激愤与感性的平面认知代换以后,批评者不幸又陷入了奴性的循环。 日前,在与同仁交流时得以分享了三则附有评论的“寓言”,皆与奴性相关。忘却其与我分享的起因,觉得有必要深入思考一番,不是为了说服他人,只是为了自己能认清所谓的奴性。我没有去追溯文本的来源,现摘录如下: 第一个故事: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 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第二个故事: 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 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 6000 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 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财政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第三个故事: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 1991 年 9 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 4 个年轻人, 30 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 20 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某某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这三则故事摆明在喊“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对立面无不是奴性。那么能不能用“不自由,不平等与不博爱”来定义奴性呢?似乎还欠了那么一点。 一 厘清奴性的定义 奴性是对人或其他动物的行为或意识的表现形态的一种性质判断,通常是以个体主观意愿与客观环境的要求是否一致作为标准。这里我们可以“以人为本”,抛弃其他动物的奴性探讨。如果个体或者一个群体的行为,或者是言论与自身的内在真实意愿不一致,那么奴性便存在了。通俗地说,就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这种奴性是显而易见的。 故事一的评论,重点是落在了另外一类奴性上。即是个体主观与外显的言行高度一致,然而这种主观认识与人类的普适真理相距甚远。于是,当我们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时,“愚忠”者,如岳飞、文天祥、苏武等都奴性深种,“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与“文臣死谏,武将死战”皆滑天下之大稽,为了局部利益,服从领导,出力流汗的难出奴性的窠臼。因而,还得深入探讨其主观自觉的来源,是洗脑和灌输的,还是顺应自然的生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是情绪的宣泄,找出根源才能釜底抽薪。因而更深层面的奴性便是个体或群体的言行与普适真理的间的一致性判定。 前一种奴性,个体自我便能断定,无需第三者进行评价。而后一种奴性,若非是站在“玉皇大帝” “太上老君”“如来佛祖” “上帝”“先知”等各方神佛,以及历朝历代圣人的肩膀上回头望,那就只能搬出“林语堂”等大师之流来了。然而无论神佛还是专家大师,信服于他们的判断,是否又陷入了后一种的奴性循环? 二 奴性与“三观” 1 奴性与世界观 我好孬是学物理的人,好像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总偏向物质一些。然而人之为人,抽象地说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用笛卡尔的话说就是会思考的芦苇。意识与物质的决定性关系是否也即是主与奴的关系?不管本体论的结论是什么,人是物质与意识的综合体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基本论断。所以讨论人的奴性时,显然无法用物质与意识相对应的主与奴来说事。也不应想当然地因为“物质决定意识”,便得出人必然是物质世界的奴隶;也不应因为“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断而得出颇令人自豪的人定胜天。 那么是不是说奴性与世界观就没有关系了?怎么可能!信神信鬼信春哥的人不称其具有奴性,天理何在?不正确的世界观导致的奴性都可以使人成为炸弹的一个部件。至于宗教信仰,不便发言,我也“勿语怪力乱神”吧! 问题依然存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奴性与价值观 选择与判断是一个人对客观环境的响应,这种响应的基础是物质的,但响应的速度与强度等,则不仅与物质基础相关,与响应机制相关,还与个体的价值观息息相关。这种对外界的信号有选择的反应是很常见的。如“事不关已,高高挂已”,“熟视无睹”,“居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等等。 我们抛除物质基础类的选择性反应,单说事不关己。这里事关自己个人利益称之为利,事关他人或集体利益称之为义。盲从的人群往往“天然”地接受了“义”,当然“定义”是很难的。不论是个人的利,还是利他的义,二者不冲突时没有奴性呈现,不幸的是二者通常不可得兼,取舍各有其道。以利害义者在义士看来,便是成了金钱的奴隶,仁人义士在利已者看来便是某某思想或制度的奴隶。 义利之争由来已久,莫衷一是。由之而生的奴性判定同样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故事二所言虽然可以从义利角度去进一步思考,但其所强调的重点不是在义利之间的取舍,而是平等地取舍,甚至这种平等的取舍所依重的是法律法规。问题是法律与法则一旦形成与制定之后,总有一个相对稳定性,变革之间,个体的自由、平等都是带着镣铐的。遇到与个体或小群体意愿不一致的情况时,是决然的反抗,还是甘地式的不抵抗? 上善若水,国人超强的“忍耐”力是常被诟病的奴性体现。为什么这种忍耐能成为文化,能成为传统,能成为根生蒂固的群体下意识?因为我们崇尚的是顺势而为。诚然这也是阶段性的奴性呈现,但目的却是超越。国人是不是都有清晰的认识?作为有担当的“文人”所应担心的是国人是否缺乏独立的思考,是否具有正确的批断能力,进而如何去培养与提高,而不是用某一价值观体系来评判是否具有奴性。 问题依然存在:独立与正确又如何判定? 3 奴性与人生观 谈人生,在另一类奴性的照耀下已经不时髦,且令普通人发笑。但是每一个个体在自然成长与社会化过程中,难免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孔子对于自己人生阶段的描述自然是中国人都能说上一二的,但针对目前情况,再三思考后与自己的对应是远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了。“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东西?个人以为正是“三观”,尤其是价值观与人生观。此立是破而后立,还是借鉴模仿?当下生活大不易,每个人要在思想中有所建树则更不易,所以借鉴模仿顺从遵循是主流。 共和之意,和而不同。每个人的人生,在弱化价值判断的时候,可以多种多样,像野草,如野花。奥斯托诺夫斯基式的选择你也不必认为过时,坐在宝马车内哭泣的人生也不必指责。而立之后,是且践行且修正,乃至四十而不惑?不怀疑自己的思想,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努力去做,便无第一类奴性了。但是这样的人生仍然有奴性的可能。当五十知了天命,再往后才能随心所欲得大自由。 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样的人生是合天命的人生? 三 普适的三观 当我们把行为与本心的是否一致当作第一类奴性的判定标准时,很多人高喊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听从自己的本心,本心又从何处来?教育,把一切都推给教育吧,这是通常寻求奴性根源的做法。传统,把一切都推给传统文化吧,这也是奴性根源追溯者喜欢的重要方向。主义,把一切都推给某某主义吧,将“奴性”当成大棒的道德高地占领者们,也许深究了教育,也许研习了传统文化,也许通晓各派哲学,但却往往更喜欢向某某主义的怀里捅上几刀,大有不势不两立不足以彰显其鹤立鸡群的雄姿。那么可有普适的标准,使人远离奴性? 人性的光辉?这要论人性!人类的良知?这要论良知!自由、平等和博爱?这要论得更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努力不是几篇“寓言”的阅读就能达到的,也不是打机锋式的只言片语可以提示的。如果这也简单,那也简单,“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 ”真是小看了这个世界,小看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对于西方文明或是其他非中华文明,我了解得不多,所以没有发言权,但所知我先圣先贤对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考不是没有,对人如何得大自在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不管是道家,还是释家,还是儒家,天人合一似乎是统一的选择。 四 结论 似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标准来了,那就是真、善、美。但凡与求真,向善和唯美不一致的人生,奴性的烙印便会清晰可见。 所以当一个专制向另一个皇权讲自由时,在一个君主制度的框架下讲平等时,在一个主义与另一个主义的交锋,那怕是尾声之时讲博爱,我看不出理性的端倪。这也是我反对以心灵鸡汤类的故事,其实是否真的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还存疑,来说奴性这样的高大上问题的原因。当然,将“奴性”当 Ak47 使用就另当别论了。 是为小议,还有很多没有讲完,如知易行难,如懂道理与会做事,如“善操作,会落实,能创造,有担当”,如仁如义如礼如智如信如忠恕---
个人分类: 感慨或牢骚|2655 次阅读|6 个评论
【奴性】=【专制】
outcrop 2014-1-7 15:49
那些骨子里奴性强的人,一旦在主人的位置,表现的则是专制性。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在他们心中,缺乏平等意识,只有奴隶和主人的关系。 今日跪拜越虔诚,明天踩人可能越生猛。 读吕乃基老师博文:《 统一到…… 》 刘洋 2014-1-7 10:11 奴性的基础很难撼动 博主回复(2014-1-7 15:21) : 所以,另一头亦然!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6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自己的失意找个借口
热度 2 fqng1008 2011-9-28 08:16
本来,我还是很有“官瘾”的,一是希望出人头地,深知当了官才具备资源,即使做学问也得要资源;二是觉得自己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境遇,善于和同事交往还有些领导能力。但是,一辈子也没能当上个芝麻官,如今都快要退休了,还没有弄清个所以然。刚刚看到 孙正荃的“ 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 才深知自己并不适合当官,首先连爬上去的能力都没有,其次如果有运气上去了也得下来,因为不合时宜。 贾植芳在故事里说,他那个时代的人性堕入了黑夜,可能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大力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同时,却沾染着封建社会的污秽),对比一下似乎我的这个时代也变化不大,那就为自己的失意找个借口吧,免得东找原因西找原因,还要劳心费神,于是“阿Q”一下吧! 又看到 历史袁老师 提到 不适合做官的人:一、没有酒量的人。二、疾恶如仇的人。三、钱少的人。四、没有关系背景的人。五、才华横溢的人。六、正宗学历太高的人。七、胆子小的人。八、性功能不好的人。九、话多的人。十、没有姿色的女人。并表示欢迎补充。我补充了一个: 跪不下来的人。因为自古以来,官员都是要给皇上下跪的,后来推翻了帝制,但依然是等级社会,不懂得下跪的道理(即本质上的依附性或奴性)仍然做不了官 。 附孙正荃:人性如何堕入暗夜 —— 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这样评论他: “ 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 ” 先生说, “ 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 ” 那么先生是什么 “ 性格 ” 呢?他 “ 性格 ” 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 “ 从鬼变成了人 ” ,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那些官场中的 “ 干部 ” 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 1954 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象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象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 “ 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 1955 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 “ 反革命集团 ” 称号的正是此公, 第一个提出对胡风 “ 必须镇压 ” 的也是此公。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 “ 革命利益 ” 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 …… 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 “ 世说新语 ” ,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 “ 百花齐放 ” 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 “ 铁 ” 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 “ 人保 ” ,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 150 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毛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 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 1948 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 “ 五无城市 ” ,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 “ 下放 ” 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 “ 翻案 ” 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 “ 自谋出路 ” 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李星华——转者注) 好一顿训: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 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 “ 麻袋铺老板 ” 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 “ 伯伯 ” ,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 “ 混 ” 饭,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 “ 牛鬼织女 ” (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 历史再翻过一页。 1986 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锝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 1954 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 “ 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 ” 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 “ 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 ” 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 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 。 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 78 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 200 的。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 “ 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 ” 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 1947 年在国民党监狱里, 1955 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 “ 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 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 “ 奴在心者 ” 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象个朋友, “ 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 ”…… 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 “ 功利 ” 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 “ 国家利益 ” 或者 “ 革命名义 ” 或者 “ 党的原则 ” 等等,伟人把它叫做 “ 革命的功利主义 ” )压倒了性情。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 “ 组织 ” 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 “ 分子 ” ,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知灼见!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 “ 原则 ” 和 “ 性情 ” 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 “ 学者 ” 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 “ 宣传部长 ” 陈沂。陈将军在 1957 那场 “ 阳谋 ” 中有幸也做了回 “ 分子 ” 。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 “ 陈大哥 ” ,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 “ 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 ” 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 “ 放屁! ” 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 1984 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 “ 老母鸡变鸭 ” 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 1924 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 1938 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 “ 同志就是敌人 ” :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用老共产党员张劲夫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晚年认为这是共干性格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 “ 革命同志 ” 面对重大抉择时,都会自觉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 “ 心 ” 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 “ 洗脑 ” 的结果吗?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 “ 你有我有啥都有 ” 。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 “ 解甲归田 ” ,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价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 “ 身在江湖 ” , “ 不得已而为之 ” 。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 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用 “ 无奈 ” 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 “ 根 ” 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 “ 臣妾心理综合症 ” ?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心甘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 …… 人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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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好心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无耻之徒
热度 1 seawan 2011-7-13 13:34
胡耀邦:对好心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无耻之徒 来源:羊城晚报 张耀杰 核心提示:胡耀邦在 1975 年 送给胡德平的《水浒传》第一页上,郑重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 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 徒。” http://jintaohu9411.blog.sohu.com/178238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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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不谈诺贝尔
longfo 2010-10-8 08:21
诺贝尔奖为什么不青睐中国人,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咱们不要从客观找原因,要多从自身找找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短暂的,而且是充满曲折的。中国古代有投笔从戎之说,可见,文化科技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高的,自始至终一直如此。就拿我来说吧,我上学读书,口口声声说要做出什么成就,但是一旦到了大学,其实骨子里还是找工作那一套。所以说,从根上来讲,中国的科研气氛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那么浓厚。 在现在的学术氛围下,科研已经沦为权利和金钱的附庸品,这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因为,科研不能带来客观的收益,只是可观收益的诱发因素罢了。科研实际上应该独立出来,而不是依附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因素上面,这是很危险的。当然,独立的学术和独立的人格十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我讲讲个人在学术方面的两个认识,一个是领导力,一个是奴性思维。 首先看看领导力。很多人对于领导力的认识是片面的,失真的。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力,这是针对圈外人而言的,对于圈内人而言,那就是教育能力。圈外圈内,就是科研单位内外。 就是说,对于自己学术团队以外的人来说,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可以影响别人跟着自己的科研方向深入下去,从理论到实践,把一个东西阐述的非常清楚。很多学术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如果单纯的自身团队来解决问题的话,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思路不够发散,只有自己的领导力强大了,影响力深渊了,才可以做到让自己的科研更具有社会价值。 在科研团队内,要学会教育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的本质实际上应该是传承和发展,有的人传承做得好,那是很了不起的,有的人发展做得好,也很厉害,要做到两者结合,这才是科学家。所谓的教育能力其实指的就是传承能力。能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传承下去很重要,下面的人再有创新精神的话,那么一代一代的发展下去,这是了不起的。 以上说的是领导力,很重要,不知道国内的那个大牛如此牛? 下面说说奴性。什么是科学的奴性,科学的奴性就是不遵守规律,而遵守权威。很多科学家不是按照规律自己找寻工作目标和方法,更多的是看看权威做了什么,随即跟着他走下去,这就是奴性,奴才本性。 奴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很多东西都要挖别人的墙角。比如,我们国家的学术出问题了,很多海归就开始利用海外的势力指出国内的问题,这本身是奴性的一个体现,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国的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本国的科学家发展机会不多,海归占据了半边天,着很大程度影响了独立的学术体系的形成,这要归咎于国家的发展政策,也取决于海归的能力和心态。 另一个奴性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能力不行。还从海归下手,海归大部分都是在海外氛围下面工作,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比如我们的请海外的足球教练来,那么他要带很多助理教练,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海归能力差在哪里,差在了那些美国的同事们,都没有一起带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海龟的能力是需要环境的,而本身的小环境都没塑造好,更别说大环境了。本土的也好不到那里去,稍微好些的人都要出国了,这个就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失误了,留不住人,这个咱不好说,留给国家领导去考虑吧,俄罗斯的领导人都已经开始反思了,咱们的领导人最好也该反思一下。我是坚决离开科研了,和我一样的想法的人不会少走吧,这些钱已经不少了,你不干,中国有的人来干,这是政府的心态,领导们想一下,是不是您有这个想法。 再说一个,奴性来源于教育。我在小学做教育,我觉得我给他们的环境宽松的很,基本消除了奴性思维在他们大脑里的影像,但是在分数至上的环境里,分数和权威都是小学生尊敬的,而不是学习的内容,这是可怕的,这可能和老师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那么多高水平的人找不到工作,该作何解释,这里面的问题又不是我所能讨论的,呵呵。 暂时说这些吧,以后有机会说说,没机会,也就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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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与核心竞争力
周可真 2010-6-29 18:14
至今中国还是一个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只要还是这样的社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核心竞争力只有两个字:关系。关系好就有竞争力,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好就没有或缺乏竞争力。 什么叫关系好?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关系的核心是血缘。所谓关系好,其本质含义就是爹娘好;广而言之,是干爹好、干娘好;再广而言之,是主子好。 爹娘好是不需要自己努力的,但干爹好、干娘好、主子好是需要自己努力争取的。怎样努力争取?就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锻炼成让政治实权派如唤自家宠狗般得心应手地利用的好奴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个人,其在社会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奴性奴性越强,竞争力越强;奴性越弱,竞争力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现代化的传统国度,凡能取得竞争优势而在社会上占据制高点者,都是奴性较强或极强的人,而且一般说来,其地位越高,其奴性也越强。什么叫奴性?在社会生活中,奴性的现实表现就是:在自己做奴仆的时候,厚着脸皮当主子的贴心奴仆;在自己做主子的时候,黑着心脏把别人当走狗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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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国人… …”
wangdh 2009-11-22 15:31
你们中国人 时不时听到你们中国人 . ,如果是纯种的蓝眼睛黄毛大鼻子,我们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反应,除非他(她)的言辞有侮辱的意味。如果是吃了几天周五买的洋面包喝了几厅大降价的可口可乐的纯种中国人,嘴里冒出这句话,你的心理上会发生排异反应,脸色会随着体内生理的变化变换着。 崇洋的心理在咱们国家有根源,媚外也是一样。我也不否认,自己潜意识里也有这种情怀,说不清什么时候有的。我们不能老是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信条,我们也不能老是想着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伟大理想。但是,奴才,汉奸,走狗,这些角色一直是被国人唾弃的。从别人裤裆底下钻过去,拣那 10 元钱的事情,不会有很多人羡慕的。 记得当年的电影明星陈冲在一次春节晚会上说:你们中国有个民俗,就是本命年要系上一个红裤腰带 ,之后差点被国人的口水给淹死。 前些日子,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纯种的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是,当年想尽办法走出了国门,几年后获得了美利坚的绿卡,也添了家丁,一家人衣锦还乡探亲访友。在北京的旅馆里,当年的同事去看望。聊起当年的不易和时间的无情,感慨不少。可是女主人一口一个你们中国让同事如坐针毡,一会儿说中国的水不能喝,一会儿说中国的空气污染严重,一会说中国的饭菜有毒 同事愤然起身告辞,没有收从美利坚带回来的礼物,也拒绝了免费的午餐。回来给朋友们汇报的是 TMD 整个一窝汉奸,大家开怀大笑。这笑,含义就大了,您琢磨一下。 咱们国家现在的确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相当相当相当得严重,那怎么办?谩骂?逃避?咱们水不喝了?饭不吃了?气不喘了? 好了,既然存在这么多问题,土生土长的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解决的了,必须要花大钱引进外援。我就不明白,谁认定的土博士就不如洋博士?谁认定的世界第一的博士大国,就没有几个合格的?谁认定的当今世界论文大国,全是垃圾论文?再说了,既然咱们培养的都是些废物,发表的都是垃圾,又是谁的错呢?是谁规定要数数才给学位的?是谁规定要数数才能当教授的?做出规定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喝过洋墨水啊? 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别 老是 说 我们 什么 都 不懂 。我们吃的猪肉少,我们看见猪跑的机会并不少。实际上,很多是人家养猪卖钱,舍不得自己吃罢了。 一个人活着就怕没有脊梁,可悲的是跪着活一辈子。点头哈腰,逢场作戏,靠施舍度日。我们这些喝毒水,吃毒菜,喝三聚氰胺奶的中国人,实在是不识时务。唉,你们中国人 . 。 是这样吗?人需要这样活着?说句正经话吧,我们的教育目的应该转变,不应该是培养什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而应该是: 培养有健全人格、心理健康的合格公民 (今天上午的凤凰大讲堂也讲了这个问题),更不应该培养这种有奶就是娘的奴性接班人。 (王德华 2009.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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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原则
jlpemail 2009-7-2 08:24
无论什么样的坏事或好事,英国人都会去做,但英国人永远正确。他们一切都按原则办事。他们攻击你是按爱国原则;他们掠夺你是按原则;他们奴役你是按帝国原则。 萧伯纳曾经这样评价以往的英国人。 (可以看出来,在以上段落中的爱国商业帝国是什么货色。) 这种好感觉已经被其他国家的人剥夺了,不用说,后果很严重。 尽管在帝国面前显现了十足的奴性,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却显示了超强的狼性。他们的在帝国面前是绵羊,在国人面前是恶狼。人性的两个极端,比南极和北极的差别还要大。他们是典型的两面人。 他们无耻地宣扬和捍卫的所谓原则,哈巴狗的看法是不如学龄前儿童的排泄物更香甜。他们的所谓原则经受不了推敲和考验的。比百叶窗的创口还要多。 借用一个数学名词,他们的原则是不正则的,从 0 距离到无穷远都是的。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收敛。他们的行为是发散的。这个发散不是人提倡的发散思维的发散。而是狂放的代名词。 这样的原则,听上去很牛,说来声若洪钟,其实味道不如乡间道路上外光里不光滑的半球体或者椭球体的、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的草制品。其声音的悦耳度远不及两千年前赢政为赵王演奏打击乐器缶的单调音响。 他们的原则远非无懈可击,无须加压就可以击穿了。小的电容稍微加些电压,它就承受不住,电子流可以自由穿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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