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国学大师

标签: 国学大师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先有舞台后有大师: mengxz 2014-8-1 22:35; 没有《春晚》，就没有陈佩斯和赵本山! 没有《青歌赛》，就没有阎维文和阿鲁阿卓! 没有《星光大道》，就没有李玉刚和阿宝! 没有奥运会，就没有奥运会冠军! 有了舞台，才能有大师！今天我在重复观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时想，我国的未来肯定会出现一批国学大师，这些国学大师可能不是这些选手，但是是因为这些选手榜样的力量，归根到底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引导的结果——《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舞台引导了一批中学生开始重视汉字、喜欢汉字、研究汉字、研究国学，这无形孕育了大师。我赞中央电视台的《我爱发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1857-809387.html ）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1857-717612.html ），因为这是两个有利于兴国利民的舞台。有了创新的舞台（如《我爱发明》），中国才能进入创新型国家！有了复兴的舞台（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才能进入文化复兴时期！; 234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当今中国还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吗？: liuyongjing 2012-8-31 01:27; 我要说的这个人物是朱季海先生。最早知道这么个人物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一年友人毕业留校做了姜亮夫先生的助手，姜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后来又师从章太炎先生。朱季海先生1916年生小姜先生14岁，是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与姜先生师出同门。所以早些年朱先生来杭州，姜先生接待这位小师弟很多时候是要友人跑腿的。那时候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学问和才情冠盖一时的了不起的人物，也知道他一向来恃才傲物，性格狂狷，很有一种鄙弃世俗的精神。历来喜欢古代士人那种风范，所以当时听到朱先生的故事，有一种令人充满敬仰的向往。说朱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应该是没有疑议的。只是如今被捧或者自诩为国学大师的太多了，以朱季海先生那种羞与绛灌为伍的秉性，大概自己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国学大师吧。他学问之好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叙说了，朱季海属于那种天才型的读书人，据说在一般人看来极其难读的典籍，在他则迎刃而解，其少年时章太炎先生在台上讲课，嘱数位学生记录，待太炎先生讲完，笔记呈上，以朱的记录为第一！朱所记笔记，章先生随即署名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不增删一字。朱季海自己也曾说过，笔记章先生的课，两千字一个不差。这种天才人物代不乏人，也想必凤毛麟角。供职经济日报并兼教大学新闻传播的曹鹏教授造访朱季海，听他说起早年曾经把《楚辞解故》一书的部分章节，投稿给《中国语文》（或《方言》），然却未能发表。后来这杂志领导吕叔湘到上海出差，请他去见面，他问起来自己的稿件处理结果，吕说被编辑给毙了，他又追问了一句：“那编辑是内行还是外行？”吕叔湘如实回答：“是外行。”“是外行还有什么话可说！”吕没有二话，回到北京便刊发了此文。这也可以看做朱季海学问好恃才的一个例子。然而令世人津津乐道的朱季海似乎也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作为当年苏州的一道风景和一个文化传说。在今天的观念里，朱季海先生好像就是个无业游民，无单位、无职业、无工作，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据说他在读初二的那一年，听说章太炎先生来苏州讲学，听课者收三块大洋，便向父亲讨要了三块大洋，书也不读就去听太炎先生讲课，从此之后就旁立门下成了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因聪明过人而十分用功，深为章太炎器重，称其为“千里驹”。鲁迅那时候也在太炎先生门下和他一起听课，但是他却对这位著名的师兄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的“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段话不同意。他说：“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革命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他活了96岁，这一辈子有工作的公职生涯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就是1946年到1948年在首都南京的国史馆两年，解放后1949年在苏州三中的半年。相传钱仲联曾有意请朱季海到苏州大学中文系，结果朱季海不仅不领情，还出言不恭，大有使酒骂座的意思，东道主钱仲联只好不了了之。朱树先生文章中说起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做校长时候，曾有意延请朱季海到南京大学执教，礼聘条件优越：一、月薪260元，不包括津贴、车马费。二、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为45分钟。三、可以不参加一般非学术会议与活动。朱对第一条没有意见，对第二条大有意见，他既然是给专家、教授上课，那么这种课就重在精而不在多，在质而不在量，用不着像学生那样一定要45分钟地灌知识，半个小时授课时间足够了。对第三条他特别反感，明白提出，除了重要的学术会议，他不参加任何会议和活动，而且当天讲课结束他要回苏州老家。他的苛求跟校方的条件相去甚远，使这件优越的差使告吹。钱仲联与匡亚明的学问与层次已经可以算是国士那一级别了，朱季海对这两位学界一言九鼎的大佬都不买账，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后来他也因此和家里的矛盾发展到分灶而食、视同陌路的地步。他的一生有80多年时间一直住在苏州观前街的旧屋，晚年每日就到距家不远处的双塔公园去读书。公园管事的有意照顾他，也不收门票还免费提供开水什么的。那时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喜欢读书却也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据说他在公园闲坐的时候，常常中午饭都没有吃，附近居民有的会给老先生送一点吃的。而朱季海就是在苏州这个温软的古城，依靠着水乡小巷里那仍然流淌着的人情支持着年迈的身体。按说以他的学问随便怎么赚点收入，或者放下脸面打点秋风原不成问题，但是他却偏不这样。据徐云鹤先生说，某老板曾经托经常照顾朱季海的一位晚辈朋友，请老先生帮助其鉴定一幅吴湖帆的画。朱季海很高兴地看了画，确定为真品。画主十分高兴，提出请他给画上题写几个字，作为书画过眼跋语、以示此画经品朱季海鉴过。他却说什么也不写，原因仍是自己老了，字不好，不能写。后来画主退一步，希望能与老先生连同那幅画一起照个相，并说要给朱季海两万块钱。朱季海听了很生气，话也不说拂袖而去。苏州市政协某领导惦记朱季海，让文化局将他吸收为市政协委员，以便给他在经济上有所照顾。文化局劝了一个半月也没效果，后来回复：朱老说了，自己不懂政治，去了不能发挥作用，浪费一个名额，坚决不干。朱季海的清高与自许，表现为狂狷，这种狂狷让他很难容于世俗，甚至是在这个势利的世界上寸步难行。于是他只好内心充满了鄙视与不平的同时，安于贫困与无助。然而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真正的名士，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不愿随波附流的傲岸情怀。中国士人的节气折射到朱季海身上，就是他内心最为脆弱的那一块，怕受屈辱，忍受屈辱而获俗利，那是他受不了的，所以宁愿困厄以洁身自好。当今之世多数人折节屈从，迫于流俗都是在所难免。像朱季海独立特性者确实罕见其人，所以很多时候他都被看做是个怪人，其实他的怪也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基因。又有谁能说朱季海所表现的不是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呢？又有谁能说朱季海的坚守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呢？真正的中国士人本质上是很讲文化操守的，同样也是很有家国意识和宇宙情怀的。即便是穷困潦倒，他们也是充满自信，这种士人的自信是计长远而非谋眼前。他们为了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心学脉艰苦自守不畏贫穷，箪食瓢饮自得其乐。曾有记者问到朱季海对现在社会上又有读书无用论怎么看？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当今之世这样的人物还会再出现吗？（注：文中关于朱季海的故事主要参考朱树、曹鹏、徐云鹤等先生的记述以及相关记者采访报道等网上资料，特此说明谨致谢意。）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418-556167.html; 16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肖鹰：“范曾大师”：跳蚤升天？: 热度 3 lzxun123 2011-7-25 23:04; 来源：文学报文/肖鹰 ■将“画分九品说”比较于古代画品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充斥范曾的画品观念的，不是对传统国画精神的追溯和发扬，而是他急于在绘画史和当代画坛争名逐利的“画王排名”冲动。从其界定可见，“画家”、“名家”、“大家”、“大师”、“巨匠”、“魔鬼”，这些名词在范曾的心目中，标志的是一个“画家”在名利场中的“排名”和“身价”。 ■范曾不仅不懂得柏拉图的核心论说灵魂回忆说，而且把“生命”与“灵魂”混为一谈，如此“国学大师”，当然是当今中国特产。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类永恒生命”教义出自何处，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范曾根本没有阅读过柏拉图任何原著，他所知的不过是“口耳之说”的“柏拉图”。引言：范曾有以“龙种升天，跳蚤绝迹”为题自议其画作一文。（《范曾自述》）我以为，当下的中国艺术，却有“龙种绝迹，跳蚤升天”之景。范曾凭其不入品的画作“独步画坛，雄视古今”，享誉“大师巨匠”，借范曾之说，我们难道不应当视为“跳蚤升天”吗？非艺术妄呓的“坐四望五” 范曾的“画分九品说”，当称“令古今震惊”之论；无疑此说的“震惊点”，是“范曾大师”设定了他在古今世界画坛的“坐四望五”之位。 1995年，赵忠祥《岁月随想》记载：“记得1982年在密云水库，我们一起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对我说过一段话，他说，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四品，已成大师，凤毛麟角；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未看到。负一品，不知美为何物；负二品，看之愈久，离其愈远；负三品，与美不共戴天，在艺术的审判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属于这九品当中的哪一品呢？’他颇为自得地笑着说：‘哈，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 国画分品，肇始于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他以“绘画六法”为理论框架，将国画分为六品；后世画论家，如唐代张彦远、宋代黄休复、明代董其晶，虽然各说有异，但都以谢赫之论为先导。我认为，宋代黄休复的画品说，是国画品评体系的结晶性表达。黄休复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逸格尔。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非，故目之曰神格尔。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笔，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画有性周动植，学仵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益州名画录》）传统国画品评理论贯穿和张扬的是追求画家自我与天地自然的生命统一的国画精神，“逸”、“神”、“妙”、“能”诸范畴对画品的界定，就是以解决形与神、技与道、物与我等一系列矛盾的深刻性和超越性的高下之分为准则的。将“画分九品说”比较于古代画品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充斥范曾的画品观念的，不是对传统国画精神的追溯和发扬，而是他急于在绘画史和当代画坛争名逐利的“画王排名”冲动。从其界定可见，“画家”、“名家”、“大家”、“大师”、“巨匠”、“魔鬼”，这些名词在范曾的心目中，标志的是一个“画家”在名利场中的“排名”和“身价”。范曾说：“第三是大家：置身于大家之列，也就是独具突兀、不同凡响，自然会天下云集而景从，其影响所及，能够达到让天下人风起云涌地跟着他走。”（范曾《吟赏丹青》）这样的“大家”，不就是今天娱乐文化中的明星效应吗？范曾所追求的这种明星化的大家/大师/巨匠效应，与古代画品论精神毫无关系。范曾自称画品“坐四望五”。何谓“坐四望五”？范曾说：“第四是大师：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升华；第五是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不世之才，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若举庶几近之者，西方的米开朗琪罗有点接近，东方的八大山人有点接近。”（《吟赏丹青》）依其自许，“范曾大师”，“神与八大山人争驱”、“力比米开朗琪罗”。范曾说：“我今天作画，其实只发挥了我的才能的不到50%……如果能另外的环境和条件，那么我的画还会有更长足的进步，还会有更伟大的境界。”（《吟赏丹青》）因此，“坐四望五的范曾”，就是将与八大山人、米开朗琪罗三足鼎立古今世界画坛之最的“画魔范曾”。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古今绘画史上，自定画品，活人死说，范曾是绝无仅有之人。若古人九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反国画精神的“流水线作画” 在传统画论体系中，“气韵生动”为“绘画六法”的第一法，画品分类之首纲；坚持以“气韵生动”为绘画的精神统率，是贯穿中国画论、画品说历史发展的一条红线。这条红线不仅将超越物象的生气、精神作为国画表现的本体因素，而且确定了画家自我与绘画作品的生命统一。这就确立了既作为绘画精神，又作为绘画方式的“意”在国画创作中的核心统率。这个“意”的统率作用，不仅是书画同源的形上基础，而且也是“一笔书”和“一笔画”成为书法、国画的创作理念的根据。张彦远说：“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相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绝，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历代名画记》）张彦远所揭示的，是国画创作精神的精义所在，它所强化的是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完整的生命投入和因此而展现的绘画行为的连续性（统一感）。清代石涛的“一画说”，渊源在此。石涛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苦瓜和尚画语录》）石涛此说，明确将画家与绘画统一的“整体生命”的创作精神奠定在“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的“一”（道）的根基上。观范曾画作，专业人士多有“千人一面”之感，这种雷同性从哪里来？根本原因就是范曾不能体会“意存笔先”的境界，斤斤计较于逞技炫巧的人物造型，落入自我模式化的机械描绘，用谢赫的话说，就是“拘以体物”。从操作手法看，其原因在于收藏家郭庆祥最近揭露范曾的“流水线作画法”：“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你猜怎么着？每张纸上先画人头，再添衣服，最后草草收拾一番写款，由他的学生盖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这种“流水组装人物”，是根本违背国画的“一笔画”精神的机械复制性生产；它追求的是“多、快、省”的商业效率。“流水线作画”破坏了国画创作的有机整体性和非重复性原则。张彦远说：“守其神，专门其一，是真画也。死画满壁，曷如污墁？真画一画，见其生气。”在流水线作业中，范曾的脑子中装满了人物形象的零部件，“意旨乱矣，外物役焉”，怎能企望他的绘画有生气、有气韵？范曾时常以苏东坡赞吴道子的诗“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自誉，声称自己作画是“随兴之所至，墨酣笔畅，解衣般礴，观古今于须臾，托（当为“抚”——引者）四海于一瞬”，“作画时忘怀荣辱、罔知物我之范曾”（《范曾谈艺录》）范曾此说，难道不是对他自己的“流水线作画”的绝妙讽刺吗？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范曾“二十分钟画一幅《泼墨钟馗》”的作画速度，但这个速度只是来自于一个熟练工匠的“手艺”，而“不是真画一画，见其生气”的艺术原创。中西不分、古今不辨的“范曾美学” 在国画创作中实行“流水线作画”，无疑于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自杀。范曾既自认国画的“宏扬者”，以做八大山人360年之后的不二传人为使命，为何又以如此拙劣危害的方式“变法”国画呢？我认为，除了郭庆祥所披露的在利益驱动下以“画人民币”的态度“作画”的原因，还有范曾对中国绘画精神缺少深刻体认的原因。范曾不仅自认“坐四望五”的“国画大师”，而且以“汇通儒释道，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自许。但是，阅读《范曾谈艺录》（2007）等文献可见，范曾的学术修养是奠定在非常零乱、粗浅的“见识”基础之上的。不仅中西学术的大义未通，而且于中西文艺、文化的许多常识的认知，都是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在“范曾学术”中，充斥着惊人的常识错误和混乱表达，以其学术表现，范曾尚未跻身学者之列，更遑论“国学大师”。在“范曾学术论述”中，“庄子”和“柏拉图”是反复被引用的两个思想家，他们分别代表范曾最推崇、似乎也最有领会、认同的中西美学鼻祖。然而，我们看到，对于范曾，庄子美学的真谛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柏拉图美学的核心则是“艺术是永恒真理的摹品的摹品”。范曾说：“美是真也是善，而至高的美则是永恒理念，艺术在它面前无能无力。啊，真是东西大哲的不期而遇，他们虽然词语有殊，而大旨一也。庄子深知宇宙天地之大美是绝对永恒的自在之物，凭人类自身局限的小智小慧，是无法和它相提并论的，而柏拉图同样以为艺术所能负荷者，只应是老老实实地遵循宇宙永恒的理念，不要作非分之想。”（《范曾谈艺录》）依范曾此说，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柏拉图的“艺术模仿论”就是“同宗共旨”了。然而，我们知道，庄子“天地大美观”，是以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哲学为前提的；柏拉图的“永恒理念”，是建立于本体与现象二分的先验哲学，它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永恒整一”的“绝对实在”。从审美精神而言，“天地大美观”开启的是中国美学“与物无对”（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永恒理念”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想主义的“自然与艺术相对”的创作理念。因此，庄子与柏拉图，是殊途异归的。除了范曾以外，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会认为这两者“大旨一也”吗？范曾对柏拉图的误读，不仅基于对西方学术史的整体隔阂，而且也来自于他对柏拉图的“认知”只是道听途说。他虽然不吝使用推崇柏拉图的辞藻，但每每述及柏拉图的思想学说时，范曾只是重复大致如此的两句话：“柏拉图的美学观点简单而明确：他认为天地万物是永恒理念的‘摹品’，而艺术则是‘摹品的摹品’。柏拉图曾说：‘人类要用不朽的生命来回忆永恒的真理。’”（《范曾谈美》）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话只是复述柏拉图的“模仿说”命题；第二句话，不知范曾引用自何处，但可肯定地说，绝非“柏拉图曾说”。柏拉图既不会主张“人类的生命不朽”，也不会主张“用生命回忆真理”。柏拉图哲学的要义之一，是“不朽的灵魂回忆永恒的真理”，即“灵魂回忆说”。柏拉图说：“我们实际上已经相信，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从这个论证的角度来判断，只有在我们死去以后，而非在今生，我们才能获得我们心中想得到的智慧。”（柏拉图《斐多篇》）当范曾反复“引用”这个“柏拉图曾说”的时候，他显然不知道柏拉图在《斐多篇》、《斐德罗篇》和《会饮篇》中是如何主张“不朽的灵魂”应从“可朽的身体”中解脱出来，“通过拒绝身体的罪恶使自己不受污染”，从而回升到不朽的理念世界。范曾不仅不懂得柏拉图的核心论说灵魂回忆说，而且把“生命”与“灵魂”混为一谈，如此“国学大师”，当然是当今中国特产。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类永恒生命”教义出自何处，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范曾根本没有阅读过柏拉图任何原著，他所知的不过是“口耳之说”的“柏拉图”。对于庄子，范曾是有阅读的，因此了解要多于柏拉图。但是，当范曾把“庄子美学”归结为“大美无言”，而又主张“庄子深知宇宙天地之大美是绝对的永恒的自在之物”的时候，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范曾庄子心解”意味着对“庄子美学”多么简单粗暴地肢解、阉割，而且暴露了自称“我的变化，是从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发端的”范曾，在根本上并没有读通庄子。庄子主张“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怎么可能又附和柏拉图，主张宇宙间有一种“绝对的永恒的自在之物”，而且还是他追求的“天地之大美”呢？根本没有读通庄子的范曾，是把庄子的“天地大美”，实在化、客观化为“与我相对”的具体物象了。从艺术的角度，范曾所理解的“天地大美”，不过是拘于体物形骸的“自在之物”。老子讲“大象无形”，庄子讲“象罔之境”，在范曾的意识中是付之阙如的，然而，从艺术创作精神和审美形象观而言，这是老庄美学的精义所在。正因为如此，尽管范曾在技巧上刻意用功追摹古人，但在精神上却与古人背道而驰。范曾视八大山人为古今国画第一人，曾长年临摹其画作，力争为其绝代传人。但是，无论从画作，还是从论述，范曾对八大山人的认知和仿习，都拘于形而失于神。庄子讲自然造化的根本精神是“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天道》）但范曾在绘画实践和绘画认知中恰恰与庄子相反对，执着和得意于自己的线形技巧。范曾说：“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范曾自述》）他以为艺术形式可以脱离精神意蕴和作品整体，成为“绝对自在之美”，实际上是不能理解中国艺术哲学的“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的精神。（《庄子·天道》）出于美学认知上的根本缺失，范曾不以自己的艺术缺陷为丑，反以为“美”。对于他普遍遭受非难的人物形象的重复和雷同，范曾不能反省到自己的艺术造诣未过“形象关”（是“以形为形”，而非“形之不形”），反而自鸣得意，以“雷同”为“自我的艺术符号”。范曾声称：“我的艺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符号，普天之下，凡有人群的地方，都知道什么是范曾的画。”（《范曾自述》）如果一个画家的艺术形象雷同僵化到了如商标一样的“凡人皆知”，的确，这样的“艺术”也就只有“符号的意义”了。范曾的绘画被专家学者严重诟病和拒斥，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只是“千人一面”的“范曾符号”吗？然而，范曾对庄子和柏拉图的“同一化解读”，并非简单误解，而是基于他本人的“美学观”。范曾说：“美是什么？它就是造化，就是自在之物，就是亘古不变的、不假言说的自然。”（《范曾谈艺录》）在这个关于“美”的论断中，除了杂糅庄子的“造化”、“不假言说的自然”和柏拉图的“亘古不变的自然（理念）”外，还塞进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用这个“美”的论断，范曾真正要表达的，既不是庄子的美学观，也不是柏拉图的美学观，而是他本人奉守的“美学观”：“这种美意识是一种自在之物，这种存在是绝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种存在，任何一个生理健全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就是我所讲的美的客观存在。”（《范曾谈美》）范曾正是以这种“客观美论”肢解庄子和柏拉图，并将两者“二合为一”。“天地大美”＝“永恒理念的摹品”＝“客观自在的自然之美”，这就是“国学大师”范曾向公众宣讲的“我的美学提纲”。（《范曾讲演录》）这样的“美学提纲”，意识错乱如痴人说梦，上帝看了也会哭的。范曾所坚持的“美的客观性”的美学观，其来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的以蔡仪美学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客观美论”。这种“美学观”，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也早已是“骨灰级”的过时之说了。从范曾对庄子、柏拉图的“解读”，到他对现代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拒斥，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范曾不仅没有摆脱这种机械美论的影响，而且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艺术文化发展是根本隔膜的。范曾的自恋自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依仗”了他的“与世不伍”的文化隔膜和无知。 “范曾大师”：跳蚤升天？总结范曾的绘画及其意识，我认为，依据“画分九品说”，以范曾在媒体和市场的“独步画坛，雄视古今”的号召力，不仅认同其“坐四望五”无疑，就是尊奉其为中西古今空前未有的“画魔”，也不为过。然而，以黄休复的“逸神妙能”四品说作判断，范曾画作，形象僵直造作，平面雷同，不仅无缘于“得之自然”之“逸”和“思与神合”之“神”，甚至不具备“笔精墨妙”之“妙”和“形象生动”之“能”。因此，在传统国画品评体系中，我们只能判定：范曾无品。范曾凭其不入品的画作“独步画坛，雄视古今”，享誉“大师巨匠”，借范曾之说，我们难道不应当视为“跳蚤升天”吗？; 个人分类: 读书|2304 次阅读|3 个评论

南怀瑾是谁？: 热度 1 qunluo 2011-7-15 16:45; 南怀瑾是谁？南怀瑾，国学大师；经历神奇，著述颇丰。南怀瑾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42.htm 南怀瑾全集： http://www.quanxue.cn/CT_NanHuaiJin/index.html; 9722 次阅读|2 个评论

无书可读的日子: 热度 7 baojianwang 2011-7-9 09:12; 想写一点关于读书的文字，是因为现在实在是无书可读。王小波说，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要把这件事从我生活中抽掉，还不如把我阉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只是觉得无书可读的日子终究很乏味。当代国学大师范曾先生今年73岁高龄，但他早晨读书的习惯坚持了60多年，学问都是时间堆起来的。现在早上我总5点多就醒，总想找点东西来读。书总有好的和坏的之区别。我相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古人之学为己，今人之学为人”，书的好与坏，也许就在于我们从书中汲取的营养对“为己，为人”的价值。陈省身就讲，数学也分好的数学和坏的数学，一个数学家应当了解什么是好的数学，什么是不好的或不太好的数学，有些数学是有开创性的，有发展前途的，这就是好的数学；还有一些数学也蛮有意思，却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游戏了。我想，好的书应该给人一种“禅观豁然破”的警醒，“得饮醍醐，顿消热恼”的清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触动；坏的书自不必说了，只不过是心灵浮躁的附和，一种游戏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西方的哲学经典，文学经典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书，至于现代，路遥、韩少功、王小波的文字也许……（我读的书不多，未免有误导之嫌）。读书万不可浮躁。我读费曼的《发现的乐趣》从中学到六个字：观察、怀疑、正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观察，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走在茂密的森林里，朋友指着一种鸟，对你说，知道它是什么鸟吗？你一头雾水，朋友反替你说出鸟的名字；从而，你怀着敬慕的眼光看着他。不，完全没有必要，他除了知道鸟的名字之外一无所知，鸟的名字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它不会给你传达更多的信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细致的观察：它的活动规律，生活习性等。范曾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澳大利亚碰见一个学者称读完了《四库全书》，范曾先生对他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四库全书》总共八万卷，至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通读。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人要去洗衣店洗衣服，在大街上看见一家房子，门前挂着“洗衣店”的牌子，就进去了。店主问，你来干什么，那个人回答说，我来洗衣服啊，店主回答到，我们这里不洗衣服，那个人反问道，那你们挂“洗衣店”牌子干什么，店主回到，我们是卖“洗衣店”牌子的。我想，鸟的名字，学者读的《四库全书》都可以称之为“洗衣店”的牌子。观念和概念是不堪重任的，对“为己，为人”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没有怀尔斯在普林斯顿的面壁八年，如果没有黎曼落奖后的坚持，怎会有“灯火阑珊处”和“山花烂漫时，丛中笑”的她。速成的东西总是缺乏营养，经岁月沉淀的东西才弥足珍贵。达到“以霜雪之洁求其品，以岱宗之高求其志。以潭壑之深求其学，以大地之博求其德”的境界，唯有多读书，多读好书。电子版书籍总是害我的眼睛不浅，还是希望纸质的书籍。也希望老师朋友给我推荐好的书籍，不胜感激！; 个人分类: 读书所得|4794 次阅读|15 个评论

在西藏阿里怀念岱年先生: 热度 12 zhoumeng 2011-4-21 16:44; 转眼又到 4 月 24 日了，七年前的 2004 年这一天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张岱年先生仙逝七周年的日子，我在祖国西南边陲阿里地区改则县默默地缅怀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学养，亦不断回味着他对我为人和治学的教导，而这每每总是能给人以力量，净化灵魂，催人奋进。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哲学和国学大师，八十年代读中学时就听说过先生大名。我有幸和岱老相识是在 1995 年 9 月我大学本科毕业，那时候我被学校安排在读研前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刚刚离开象牙塔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原有的价值观和现实中有不少不尽一致的地方，对这些苦恼又总想弄个明白。在一次研讨会的间隙，我跑到坐在前面的先生旁斗胆求教，时间短促，也许看到我真诚求知的样子，先生竟然就索性留给我他家的住址和电话留给我，嘱我有机会再讨论。当然我很快就如愿到先生在北大中关园 48 号楼的家聆听了教诲，那次主要谈的就是“信仰危机”问题，印象很深，自己做了笔记。先生那时已经是 87 岁高龄了，吃力而大声地讲解，边讲边喘着粗气，但是语气坚定，有问必答，思维连贯清楚，旁征博引，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在使人感受到“光风霁月”、“举重若轻”的大家气象和浩然爱国之心的同时，又担心因为自己的愚钝而耗费先生的宝贵气力。当先生知道我是学习通信与信息专业并很快上研究生时，感到非常高兴，表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于国家民族复兴作用很大，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是文理兼容的学者。有的媒体曾把先生称为“新儒家”，而印象很深的是，先生在谈话中首先指出，思想文化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时代不断发展，儒家思想有很多东西是落后过时的，如等级观念、轻视生产劳动和对自然知识的价值、“述而不作”等，在现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企图把儒家于当今社会作为定于一尊的社会价值观、好比是刻舟求剑，既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华民族不可能割裂传统，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优秀的东西，是今人改革创新的宝贵财富，应珍爱并发扬光大之。在目前社会转型期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足现实，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先进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构建出新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些都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短期内尚不能完成。为说明此问题，清楚记得先生还专门引用了杨雄的一句话，当时没有记全，后来查阅知道原话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太玄·玄莹》）。”先生在谈话中还强调了构建新价值观的原则是三个标准，一思想观念符合客观实际；二看思想观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勉人奋发；三是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理解就是科学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两个多小时匆匆而过，辞行时先生还把我送到门口，嘱咐我要刻苦学习专业，同时也不放弃对文史哲方面的学习。当我问到学习文史哲从何处下手时，他提出让我多看看《荀子》，理由是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承上启下的集大成学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在他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法家思想，弥补了儒家重德轻力倾向之不足。因为切身感受到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平易务实的哲学见解，这以后在北京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便注意搜集岱年老的文章，每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请教问题，直到 96 年秋天回南京读研究生。每次先生只要有暇，都是热情地欢迎我去求教，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在一次聊天中无意了解到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和我是校友而且有十几年没回母校时，我赶紧和附中的老师联系安排岱年先生回母校看看。师大附中的师生们对岱年学长的道德文章素来敬重，当时的魏义钧校长很快就安排车子随我把岱老接回到了在和平门南新华街的师大附中，一路上他非常兴奋，和我提到不少当时中学的师生趣事，如林砺儒校长高超的育人思想和对康德思想的推崇，同时在校的钱学森学长头脑如何敏捷，同学们如何佩服他以彼时学生社团如何活跃等等。通过这次回附中我和岱年先生又多了一层校友的关系，感到更加亲切了。岱年老还应我的恳求，在一次我求教时即兴用钢笔写了“攀登世界学术高峰，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勉我离开学校亦不可荒废学业，要“大其心”，学习掌握一流的通信知识和技能，有朝一日用所学报效国家。 96 年 8 月我要回南京东南大学读书，辞行的一段时间先生比较忙没能见面，电话里他说知道你要去南京了，前段时间他专门把自己的座右铭用毛笔写了准备送给我带到南京留念，并慈爱的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先生的座右铭是分别从《易传》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摘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 16 个字。当时给我感到极大温暖和激动，连声说：“仁者寿。也祝先生身体健康，做跨世纪的学术泰斗”。他忙说谢谢，谢谢。 2000 年回到北京以后，我专门用自己的工资给先生买了一个带有磁力的发梳送给先生，盼望这小小的发梳能帮助 90 高龄的先生在研究致思之余强身健体、提神醒脑。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连声说谢。工作以后因为经常出差，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虽家安北京，去北大看先生的时间反而少了，但我坚持每年都要去看望他。记得大约是 02 年的夏天我去看他，彼时先生已经离开了中关园那局促的宿舍搬入蓝旗营的院士楼，他对新的居室还是很高兴、很满意的，对学校的关爱很感念，还在送我的时候介绍几位“高邻”的住所。那一次聊天时，我和他提起社会人事关系的复杂，提到所谓“潜规则”，先生可能看出我神情中的无奈和感慨，勉励我说，潜规则肯定是有的，但那应该不是主流，更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还是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自强不息、独善其身。他还和我开玩笑说，那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之间一直联系从中有什么潜规则吗？这些教导平易简素，但是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一扫心中阴霾。岱年先生的一生对真理孜孜以求、对国家忠贞不二，在民族危亡的三四年代、在蒙冤受辱的六七十年代，先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对真理孜孜以求，九十高龄还在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复兴坚持读书求索不就是“高尚人格”、“君子风范”最好的体现吗？这不就是我们后学很好的榜样吗？幸甚至哉！吾等小子能得到先生的指点和教诲！ 2004 年 4 月我正在外地出差时从电视新闻中获悉岱年老遽归道山的噩耗感到非常意外和悲痛，意外的是本来我 03 年底去拜忘他时，先生还在坚持读书，并欣然答应要参加我次年五一结婚典礼的邀请；悲痛的是哲人其萎，国家失去了一位“国宝级”大师，自己失去了一位智慧慈爱、身言并教的师长。岱年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七年了，这七年来岱老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岱老点拨教导时常盘旋于我的脑际，岱老的人格魅力时时激励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前行。随着时代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实践，越发感到先生学术见解和亲身实践对我在为人治学教诲的高妙，总结梳理大者要以有四：一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独立、尊严的优良传统。先生反对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文化“使人不能为人”的观点，多次阐发传统哲学中强调人格尊严的优良传统。象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礼记·儒行》中“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以及古人陈蕃、李膺、张俭等事迹等都是先生经常引用的名句和典故。记得有一次问学，先生特地讲了看了一位专家的文章，提到中国人的传统是“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对此见解深为不安，认为不能把封建专制等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人格独立和尊严传统这一命题既是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和把握和先生自己穷其一生自强不息、荣辱不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写照。对于维护人格尊严、培养社会责任心这一命题先生在很多场合多有阐发，在我的求教谈话中影响比较深刻的则主要是针对时下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官员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问题的批判和治对时强调，他认为人应“物物不役于物”。我以为先生的这些见解对于贯彻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医治社会变迁中种种行为失范，匡扶包括政风、学风等在内的社会风气以及个人修养的提升善莫大焉。二是对传统文化中提倡和谐因素和传统大力挖掘并提出了“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国语· 郑语》中“和实生物 , 同则不继。”以及《论语· 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是先生经常引用的话。当 95 年我与先生初次见面时，先生就和我讲了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人际之间应该平等交流、彼此尊重，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即“和谐”状态；并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源泉，“和谐”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我甫一听闻此说就感到有“豁然开朗”、“大度从容”之感，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对于指导我处理好很多事都很有指导作用。后来通过阅读先生的有关著作，体会到“兼和”思想深刻隽永，把“差异性”、“统一性”和“创造性”三者结合于平衡，是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继承和发展，反映人类社会演化的客观规律，契合于当前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凸显中华智慧。我体会先生这一思想对于深刻理解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 、“谋求和平崛起”等理论提供了强实而丰富的的注脚和启示，我大胆地猜想可能还将会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更多地政治智慧。三是先生在治学立身上对“诚”的阐发和提倡。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中庸》）。孟子说： “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先生认为“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独特的观点和范畴，其内涵是实在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正所谓朱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早在先生上世纪 30 年代，他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后又强调“如无求真之诚，虽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先生毕其一生都很强调和贯彻、践行真诚的理念。对于做学问，他提出三个“真”字，即“真情实感”、“真积力久”、“真知灼见”，推崇“修辞立诚”，反对曲学阿世、哗众取宠；对于立身做人先生强调要诚以待人、诚以处事，把思想和生活二者统一，达到“诚”的境界。先生文风简实、生活简朴、待人平易、表里如一，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受教解惑中从来没有丝毫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感觉，使人切身感到古人倡导的“广大高深不离乎日用”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四是先生强调治学应独立的深入思考，反对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先生家学渊源，在师大附中读书时就养成“致思”之习，青年时期受其兄申府引导受过分析哲学的训练，追求将唯物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相结合的研思方法， 30 岁前完成了煌煌大著《中国哲学大纲》，首开“中国哲学问题史”之先河， 40 岁完成“天人五论”，提出自己独立而系统地哲学见解，奠定了在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地位。先生自己曾说，他的讲课和文章从不以口辩为能，而以条理和观点取胜，我自己问学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先生分析问题往往条分缕析、史论结合，使听者感受到了先生对中国哲学圆熟的造诣，感受到思考的力量和魅力。先生曾多次谈到思考的重要性和方法，影响比较深刻的的一是引用司马迁提出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强调通过学习深思，要真正理解和懂得研究对象的意义和奥蕴；一是荀子的“虚壹而静”，强调认识和思考问题要有虚心、专心和冷静的态度；印象中先生还引用过孔子《论语》中的“子绝四”来说明思考问题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固执己见。先生曾和我提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学者撰文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性善论”的文化、“主静的”文化、“重视精神”的文化、“内向的”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性恶论”的文化、“主动的”文化、“重视物质”的文化和“外向的”文化，在肯定“五四运动”高扬 “科学”、“民族”的大旗，对于反对专制礼教和宗法观念的巨大历史进步的作用的同时，先生指出上述有些观点结论则过于简单、片面和肤浅，缺乏缜密的思考和分析，甚至混淆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这些学者主观上要彻底反传统，实际上在思想方法上还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习惯于笼统思维，缺乏分析意识。由此他教育青年学生要注意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不经过自身艰苦的思想劳动，轻易提出某一观点或者对别人的观点盲信和盲诽都是无益的，是“失于深沉”。这对于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治学无疑是非常中肯的建议。除了以上几点，先生崇尚创新、幽默而率真，仁爱而重情，自然而洒脱等特点，同样给人以教育启迪，使我难以忘怀。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待以后有机会在撰文补充。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张岱年先生以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德，走完了自己 95 岁的一生于七年前驾鹤西去，哲人其萎，功业常青！七年来，无论我身在何方，每每回味先生的音容和教导，都令我如沐春风；每每拜读先生的著作，都令我如临山泉。岩岩泰山，大师气象，非此一篇陋文所能概括，管中窥豹而已。先生的言传身教，将不断激励着我们在自己的各自的事业工作中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周猛作于西藏阿里改则县鲁仁镇繁星之下大学毕业时和岱老合影，先生的夫人冯让兰帮忙照的，她亦是友兰的堂妹，亦紧随先生驾鹤西去此文有幸今天被光明日报录用发表; 个人分类: 人物|7723 次阅读|25 个评论

[转载]有感“孙见坤事件”真正天才不依赖“破格录取”: jinhejiang 2010-8-28 13:46; 来源：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08/28/c_12492925_2.htm 真正的天才不依赖破格录取对于高考招生之弊的争议由来已多，孙见坤事件再次将此争议点燃。有人又引过去的例子为证：钱钟书虽然数学不好，还能因为语文、英语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言下之意，对孙见坤这种天才未能被破格录取而不胜惋惜，进而抨击应试教育，抨击死板制度。我以为，今人若以钱钟书、钱穆、钱伟长之类的先例来证明今日中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不合理，并不合适。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不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录取宽松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本人不浮躁，淡泊自守，刻苦钻研。是金子总会发光。其中，钱穆本人是在做小学和中学教师时，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过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其成才路径更不是依赖于大学的破格录取。如今，天才的求学条件，比以前要好得多，各种各样的资料文献，即使图书馆里找不到，上网一搜就能搞到。因此，若能真心做学问，静下心来搞研究，也不必一定要依靠大学。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培养人才的场所不能只有大学，天才们也未必非得要去大学里弄个同进士出身才算合格。与此同时，大学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固然需要改革，但也不必指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天才都一网打尽，有些真正的天才也可靠自己的刻苦钻研而有所成就的。大学更需要做的是今后不歧视这些非进士出身的天才，真正地尊重大师、尊重学术，而不是尊重文凭。就国家和社会来说，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天才们不上大学也能戒骄戒躁安心做学问，并破除唯学历论给他们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孙见坤自己来说，不能被破格录取，又何必唉声叹气，不妨也学学钱钟书、钱穆诸先生的专心耐心恒心，何愁大器不成？扼杀天才说与滥权说都不成立对于孙见坤事件，最完美的结局似乎应该是招办在全民的监督下破格投档，复旦好好培养，最终小天才雕琢成玉。但是，现在还是需要多问几个问题。其一，这位小天才已经被僵硬的制度扼杀了吗？显然，还没有。持制度扼杀论观点，前提必须是进复旦他就能成大师，不进复旦就不行。这论断多多少少武断了点。钱学森之问尚在耳边，我们对中国大学培养大师的能力一向缺乏信心。就拿钱钟书他们那些大师被破格录取的例子来讲，难道说他们不进清华北大，就最终成不了大师吗？如果小孙因为没能进复旦而就此沉寂，最终真的伤仲永，那么也只能证明，他还不够格去成长为一个大师。其二，在这起事件中，招办与学校都过于死板，只认分数而没有重视特殊才能吗？答案显然也不是。小孙的考试成绩是553分，比一本线559分少6分。请注意，小孙少的这6分不是复旦投档线，而是当地的一本线。据了解，复旦文科今年在陕西的录取分数线是639分。也就是说，小孙的国学天赋已经为他降低了80分之多，招生制度在这里已经显示了对偏才的一定倾斜。其三，是陕西招办用手中的权力卡住了小孙吗？很遗憾，也不是。复旦和小孙的约定是达一本线，这个约定，陕西省招办是看到的，也是遵从了的。在这起拒绝投档事件中，陕西省招办并没有行使半点越轨的权力，这一点，连复旦都承认。所以在这起事件中，复旦教授很值得尊敬，陕西省招办没错。现在最可行的办法似乎应该是这样：山西大学愿意破格为小孙调专业，给小孙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小孙自己也不以此事挂怀，继续自己的专长，还有考研机会可进复旦深造。复旦的教授们保持对这个天才的关注，舆论少一点影响天才心境的喧嚣，一起来呵护一个好苗子的成长。; 个人分类: 经典转载|2294 次阅读|1 个评论

“苦涩的真实”好过虚伪: fqng1008 2010-5-31 11:41; 这份《深圳商报》已经摆在我的桌子上10天了，刚才扫了一眼，忽然看到他也是普通人的报道，写的是的一个采访，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作为季羡林的唯一儿子季承在刚刚出版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如是之说引起颇大争议。接着，我在网上搜索出《北京晚报》的一篇苦涩的真实《我和父亲季羡林》（见附件），读后不胜感慨，联想颇多。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虽然是苦涩的真实，但一定好过虚伪的为尊者讳。在我们的文化里，虽然有求真的意识，但是一味求真往往成为呆板的同义词。我曾经在三八就是二十三，不必争有感中感叹：杜撰故事挺有趣，求真务实成荒唐，儒雅如此附庸来，官场文化源流长！也许，我们世世代代已经习惯了忽悠和被忽悠（参考《忽悠是中国社会的通病》），对于求真不太适应。因此，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苦涩的真实，并反思我们灵魂深处的为尊者讳。附：苦涩的真实《我和父亲季羡林》李峥嵘阅读《我和父亲季羡林》让人震惊与苦涩。作者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生前身后都深陷种种纠纷。采访季承先生也是非常为难，要古稀之年的季承先生一次次回忆不愉快的往事，对他来说无异于又一次蹂躏感情。尽管如此，季承还是愿意流泪再一次探讨这些事。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而亲情淡漠，如何增进理解和宽容，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希望季家故事能给读者有益的启示。本报记者李峥嵘：《我和父亲季羡林》可以说是颠覆了被社会和媒体塑造的大师完美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季老先生另外一面：压抑、封闭、吝啬、无情，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书中很多细节充满了苦涩，甚至是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比如出国留学一去就是十一年，当时您只有三个月、您姐姐两岁，您和姐姐是在完全没有父爱的环境长大；您父亲甚至有十三年时间宁可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冷清寂寞的生活，也不把您母亲接过来（后来是您自作主张把母亲和叔祖母接来的）。您父亲每个月给您母亲一定数目的钱，要她记账，但是够不够也不再过问；宁可给外孙女买一套新的《安徒生童话》，也不把自己的书出借；对猫、乌龟比对妻子儿女还要好，对保姆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却从不曾对家人说过树碑立传都是说人好话，更何况还有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决心不为尊者讳，写这样一本书呢？季承：您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为什么这样写？我说，我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真情，了解真实的季羡林和季家。我觉得，我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在我懂事开始，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就是这样一天天过来的。有什么要避讳的呢？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就说父亲季羡林先生，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人格高尚，一生勤奋，受人敬仰，但他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普通人的三长两短。他是人，不是神。为尊者避讳，不是正确的做法。我不避讳父亲和我们家、我自己的某些真情，这样做绝不会对大家造成损害，相反会得到大家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同情。李：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季老先生的选择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他曾经有机会摆脱包办婚姻，他在德国留学时候有喜欢的女子，但是他还是回国了，结果三个人都痛苦了一辈子。您父亲也因为对您母亲没有感情而对自己的儿女无情。您说您父亲早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只是无期限缓期执行。为什么季老先生只是含着不满，听之任之、冷漠处之，而不去努力呢？季：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会有完美的答案的。如何处理我父母这样的婚姻，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事实上，会有种种处理的办法，但一定都不会完美。它注定都会是悲剧。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处理办法，恐怕悲剧性更为强一些。李：您在书中描述了季老先生成长在一个矛盾的环境中有自己的家，却不得不从小寄居叔父家；有意中人却不得不和并不中意的女子结婚；爱自己的母亲却长久不能相见，连母亲的模样都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因此导致他也变成了一个矛盾的人：有反叛的思想却没有反叛的勇气，对外人慷慨大方，对家人冷漠无情；不拒名利，却淡泊明志？季：父亲一生遇到许多矛盾，可以说，他一生是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他对待矛盾也有很多矛盾。他是一位矛盾着的人。不是他主观上要这样，而是客观环境使然。他幼年时从农村来到城市是矛盾，听从长辈之命结婚是矛盾，出国不能归是矛盾，有相爱的人不能结合是矛盾，和自己妻子和家人团聚是矛盾，搞研究和社会活动、社会动荡是矛盾，等等，等等。如何解决，也表现出很大矛盾。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矛盾之中，只不过矛盾有大小轻重之分，处理有优劣高下之别罢了。李：书中让我感到最难受的是关于三位女性：您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她们为家庭付出了很多青春和爱，她们一生都在包容和忍耐，但是您父亲享受了她们的奉献，给以她们的只有冷漠：从来没有把叔祖母当成长辈，女儿生病只看过两次，她们死了，也没有任何表示，没有鲜花、没有挽联、没有参加追悼会，事后虽然写过散文，但是您说那与事实相去甚远您这本书给以了她们很大的篇幅，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在为她们鸣不平？季：我这样来写老祖、母亲、姐姐，不是为她们鸣不平，而是让大家了解她们的经历，对她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同时，我这样来写父亲，也是一样的目的。要说鸣不平，我是为他们一起鸣不平，向时代鸣不平，向历史鸣不平。希望会有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李：季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您母亲去世前两天，父亲把您赶出了家门，长达13年父子不能相见。13年来，您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却受到重重阻挠，无法进入医院。幸运的是最终父子和解，您和父亲见面时说：13年了，我很想念父亲。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您和父亲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融洽的8个月。在那8个月中您有没有告诉父亲一直埋葬在心里的话，包括您姐姐、您母亲对他的不满？您父亲对过往种种有没有做出解释？季：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最后8个月里，父亲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我也没有对父亲抱怨什么。我们是在一种大的谅解中相处的。过去的一切，难道是父亲的过错吗，难道是为子的过错吗，难道是家庭其他人的过错吗？都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在我们父子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是非，不存在什么恩怨，有的只是一种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父亲无虑地离开了人世，我虽悲痛但觉得万分慰藉。这是父亲最好的结局，也是我这个家庭守候人的最大福分。李：您在书中也写到了抗日战争、四清、文革、干校、改革开放等对家庭的影响，您是否同意叶匡政所评论：对亲情的淡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纪家庭对历史的见证。季：我同意叶匡政先生的话，我们家庭的故事的确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但说它特殊并不尽然，因为它还有普遍性。李：季老先生声名益隆之时恰恰是家庭最隔阂的时候，您说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现得确实淡定从容。而您描写的季羡林，也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您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才是完整的呢？季：由于某些原因，过去大家对我父亲的了解有一些局限性，这不是大家的过错。我想，有了现在的故事，一个较为完整、较为真实的季羡林会呈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大家会更了解和理解他，会更尊敬和喜欢他。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误解，我讲这些故事，绝不是为了诋毁父亲，绝没有复仇的动机。至于说是为了赚钱，为了出名，那恐怕是这样说话的人自己的想法。矛盾的父亲季承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非常赞同父亲的学生钱文忠的意见，并按他的思路稍加概括。他认为父亲是一位由矛盾着的各方面组成的大学问家。所谓矛盾的各方面，譬如，他是一位大学者，留洋海外，西装革履，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身带土气，衣着保守；他说着有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又能说很标准的英语；他研究的是古奥高深、冷僻至极的东方之学，同时又通晓西域现代文化；他具有现代思想意识，能跟随社会潮流而动，可他又坚守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礼仪；他身具侠气，对外慷慨大方，一掷万金，对内则小气吝啬，锱铢必较；他外表平淡随和，少情寡欲，内里情思丰富，多愁善感；他不拒名利头衔，却淡泊明志，为人低调；他生性孤僻，不喜交际应酬，可不拒访问，交游颇广，有求必应；他专注学问，爱惜分秒，可他也花去大量时间参加社会活动，竟至被称为社会活动家父亲出身农民，虽然只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可是终身没能脱掉农民习性。他穿着简朴，做事低调求实，从外表上绝看不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北大新生让父亲看行李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究其原因是父亲身上缺少一种气，让人一看就有一种不凡的感觉。什么是气？别的不说，一提官气，大家就会明白，什么叫气了。父亲对于气是很反感的。我曾经问过父亲，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和钱钟书先生交往为什么那么少。父亲说，他和钱先生不是一个年级，钱先生很聪明，但他身上有一股气，什么气呢？才子气。父亲就不喜欢那种才子气（我在这里披露这个故事，不是贬低钱先生，而是为了讲故事，同时顺便回答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说，气还分种类，而且每个人身上大概都有一种气，都不尽相同。上面我说父亲身上缺少气，其实不是缺少，而是他身上的气是属于另一种，是农民气，或者说叫土气，或者叫质朴之气。气中有一种叫侠气，父亲对侠气似乎比较赞赏。父亲的侠气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外慷慨大方。譬如，他对别人的赞助就很大方，不管是阿姨、护工、清洁员或者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子女等，都是如此。三千、五千、一万、几万，都是不假思索的。对于社会的捐赠也是慷慨的。对家乡的捐赠不说，对于北大、清华、灾区的捐赠也是不遗余力的。父亲这位捐赠者，和其他捐赠者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捐赠者都是在自己积蓄的基础上量力而行，而父亲则不管自己是否有积蓄，捐了再说。有时甚至在做了捐赠之后，自己竟然几乎身无分文了。所以，父亲在去世之后，基本上是身无分文的。与此同时，父亲从来不对家人和亲属捐赠。叔祖母和母亲以及我和姐姐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捐赠，父亲的几个孙子辈的孩子出国留学全靠打工挣钱支付学费生活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爷爷的捐赠。由于他的成长经历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关系，父亲的感情世界有一个极大的缺憾，那就是他一直和家人保持着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一种朋友的感情，而缺少亲情。对叔祖母、母亲、儿女，都是一样。近来我读到阎纲的一篇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写的是女儿阎荷39岁时患了癌症，父女诀别的故事。情形和我姐姐患癌症不治因而过世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文章里写的他们父女在面临诀别时的种种情形，那才是真正的亲情！那绝不是友情。读着文章，我泣不成声，想起了我们家的情形，体味到友情和亲情的巨大差别，真是感慨至深。季承：季羡林之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指挥部领导人。与李政道有近30年的合作关系，应李政道之邀曾任其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一职。并著有《李政道传》一书。新作《我和父亲季羡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661 次阅读|1 个评论

我的几个老乡，以及对我的人生影响: 热度 6 longfo 2010-5-14 21:09; 第一人，张自忠学习历史，了解了张自忠，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誉为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之死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中国人对张自忠之死的反应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虽死 ,但他活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且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日本人对张自忠之死的反应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对我的影响：我真正意义上接触了抗日英雄，张自忠也是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抗战军魂，爱国报国的思想油然而生，毕竟我们都是同乡。我从一个单纯的英雄梦转向了民族英雄梦。第二人，季羡林后来了解了季羡林，把我引上了学术的道路。季羡林在大陆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这二位都是我的同乡，也是我学习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事例鼓舞着我，我们具有着相同的根脉，历史上5月16日是张自忠将军的牺牲的日子，本来要写文纪念，写来写去，写成了这样，这也说明了几代鲁西北人秉承了优良的传统，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了英雄人物，也鼓舞着我不断前进，给我们鲁西北历史继续添光添彩。先辈们用鲜血筑就的长城我们一代一代人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添砖加瓦。; 个人分类: 未分类|2294 次阅读|2 个评论

国学大师离去后留下的思考: taojunyan 2009-7-12 21:12; 季羡林老先生不幸于昨天仙逝了，本人真有些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知道季老是上大学的时候看了部分他写的杂文，后来由于专业的关系也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今年关于藏画偷卖的事件又让我重新关注这位文学界的大师。一方面也是自己在科研之余开始抽时间阅读一些古代经典著作，另一方面也是个人有喜欢看书藏书的爱好，故而也对这些国学大师开始有了新的关注。季老经历了新旧中国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人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恐是后人所未能及也。中国科技发展到如今，给人感觉是有一些畸形，太过细分的文理分科，使我们这些理工科的学生缺少一种人文关怀和社会敏锐，多的是种实在和俗气，经费和文章成了评判一个人的最高标准，而做人的东西似乎是退而求其次的。也许我们可以现在国内的博士和文章都是世界前列，但是没有重量级的，究其原因，似乎和南怀瑾老先生提到的这种文化的缺失也有很大的关系。实用主义没有错，但是没有人文和社会道德厚重的基础，只会产生科研的机器，而不是大师样的学识和风范。季老的离去，应该让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丢失后不易再回的艰难，更应该反省目前我们在教育中如何塑造人、塑造真正的科研人，而不是简单实用主义的人。纵观国外的大家，大凡优秀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功底的哲学家，有的是数学家和化学家等多种头衔兼有，他们学科的厚实和交叉，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共鸣与交融，故他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阐述一个社会和科学问题。而我们目前的研究者则是希望急功近利地交差或完成任务，哪里还有时间去扩展研究的视觉呢。这种差距，似乎和我们国家的很多科研政策相关，总是希望简单的引进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水稻的育种、树木的移栽以及不同物种资源的移动都是需要时间，而最终新东西的产生最终更是要本土化的深入培育。季老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希望不是传统文化丢失的有一个缺口。没有文化沉淀的科研，我想本身就是一种缺憾，正如有人说过传统文化的没落，或许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悲哀。大学，其实塑造人比简单的数理化公式和简单的实验更重要，只有思想提高，科研才有可能更上层次。希望不要在某一天，我们还需要向其他国家来学习我们传统的东西，珍惜和尊重不是放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让其深入到每一个接受文化教育的人心中，也许这才是大学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吧。季老的离去，希望留给我们所有曾经或者现在还在思考的人们更多的慎思。;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季羡林简介: panfq 2009-7-12 08:33;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１日电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７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在北京３０１医院辞世，享年９８岁。季羡林简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7-11 13:07:56 　　中评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 12 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 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 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 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 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 年 9 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 3 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 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 《留德十年》 ) 　　 1936 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 《留德十一年》 )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 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 3 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2 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 4 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 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 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 E 。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 年 10 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 35 年后的 1980 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 83 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 年 5 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 ～ 1983 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 . 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1955 年 ) ，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 ( 剧本， 1956 年 ) 、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 (1959 年 ) 、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 ( 剧本， 1962 年 ) 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1957 年 ) 、《印度简史》 (1957 年 ) 、《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起义》 (1985 年 ) 等。 1956 年 2 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 年、 1959 年、 1964 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 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 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 6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 :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 (1941 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 )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am 向 -o 和 -u 的转化》 (1944 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 -am 向 -o 和 -u 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 )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985 年 )( 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 ) 、《〈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 (1943 年 )( 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 )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 年 ) 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着主要有 : 《沙恭达罗》 (1956 年 ) 、《五卷书》 (1959 年 ) 、《优哩婆湿》 (1959 年 ) 、《罗摩衍那》 (7 卷， 1980 ～ 1984 年 ) 、《安娜 . 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 (1980 年 ) 、《朗润集》 (1981 年 ) 、《季羡林散文集》 (1987 年 ) 、《牛棚杂忆》等。　　 1978 年～ 1984 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 24 卷。　　 1988 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 :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 :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 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 : 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8 年 ) 、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79 年 )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 年 )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1 年 )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1983 年 )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3 年 ) 、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1984 年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4 年 ) 、中国作家学会理事 (1985 年 ) 、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 年 ) 、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 1990 年 ) 等。 1998 年 4 月，《牛棚杂忆》出版 ( 1988 年 3 月一 1989 年 4 月草稿， 1992 年 6 月定稿 )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被 2006 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 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 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 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 　　 1. 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 吐火罗文　　 3. 印度古代文学　　 4. 印度佛教史　　 5. 中国佛教史　　 6. 中亚佛教史　　 7. 唐史　　 8. 中印文化交流史　　 9. 中外文化交流史　　 10. 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 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 德国及西方文学　　 13. 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 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季羡林的学术成就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 10 个方面 :(1) 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 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am ，向 -o 和 -u 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 佛教史研究 -- 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 吐火罗语研究 -- 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 1948 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 1980 年又就 7O 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 A 《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80 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 10 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 1996 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 -- 《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 2 万余颂，译成汉语有 9 万余行，季羡林经过 1O 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较文学研究 --80 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 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 8O 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 50O 余种、 8OO 余册，预计 15 年完成； (9)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 --9O 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 散文创作 -- 从 17 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 80 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 88 岁米寿时说 :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 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 21 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附注 : 季羡林 :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 2006 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 2006 年 9 月 26 日， 95 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 1911 年 8 月，山东省清平县 ( 今临清市 ) 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1930 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 1935 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 1941 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 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 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 2004 年 11 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 ( 弥勒会见记 ) 译释》等。主要译着 : 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着《论印度》、《安娜 . 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 ( 七卷 ) 、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 . 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 　　 1986 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 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 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 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 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 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 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9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着二等奖。　　 1998 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 年《季羡林文集》 (24 卷 ) 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 年专着《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 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 年 9 月 26 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 . 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季羡林先生的品格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 :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 :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有媒体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 97 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 借用京剧女角词 )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 :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 : 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 10 年，在国内 57 年。人们常说 :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 : 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 ( 术 ) 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 13 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 13 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 :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个人分类: 教育评论|1987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国学大师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