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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校长的优势——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校长访谈录: suqing1961 2008-8-1 13:02; 旧作：刊载于《中国大学生》 1996 年 5 期据了解，在目前全国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同是具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头衔的校长，可谓凤毛麟角。而接受采访的王越校长，却恰好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围绕着怎样当好大学校长这一话题，记者与王越校长进行了如下对话。问：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您作为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对办教育、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是怎么认识的？答：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自然人，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人，就得接受教育。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得以持续地进步和向前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同样离不开教育。因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回溯到 1940 年，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科教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这就是我党对科教兴国最早的一种设想，或者说是科教兴国思想在当时的一种体现。因此，作为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发展而来的高等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理应为贯彻当前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贡献需要靠学校一代代的领导者去组织完成，这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百年树人，不光是指培养单个的受教育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指：高等学校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去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一种优良的办学传统，使得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稳定地提供一批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乃至北京大学成为世界名校，无不是经历了上百年或近百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因此，办好一所大学，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事情，大学校长一定要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在任期内搞短期行为。这是校长对后人负责应具备的起码的德行和操守。问：作为全国大学校长中屈指可数的双院士，您的身份对于办好大学具有什么优势吗？答：我认为，党和人民授予我院士学衔，既是对我科研工作水平和能力给予的肯定和授予的荣誉，更是寄予的一种期望和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希望院士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挂两院院士头衔，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责任。大学具有知识分子集中和高科技密集的特点，因此，社会和人民对大学在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方面所起作用的期望值自然很高，当然也希望大学的校长具有更高的学术号召力。我和其他一些院士之所以被推上大学校长岗位，我想也可以说是社会和人民对高校的高期望值的体现。我个人并不看重院士这个头衔，但客观地讲，院士这个身份对于大学校长而言，确实能给办学带来一些优势，能在办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首先，作为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院士校长可以更为广泛地用他成功的学术经验、良好的学术作风以及出众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带动学校整个教师队伍的成长，尤其是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或者说是润物细无声的。其次，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院士校长由于其交往与合作对象的层次较高，使得学校的科技工作者能有机会与更多的院士交流与合作，使得学校能得到更多院士的了解和关注，这对学校教育、科研诸方面的发展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近三年来，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要邀请二三十位院士来校与我校的部分专家学者联欢、座谈。这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第三，利用院士校长这一身份，便于集合更多的科学家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继而提高学校在社会的影响和知名度。比如，在去年我校举办的院士座谈、联谊会上，我和其他三十几位院士联名向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提出倡议，呼吁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子女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这个倡议得到了这些部门的重视，由于是我们学校发起的，因而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问：英美大学校长有一句格言：不做其他人可以胜任或做得更好的事情，对此您有没有同感？答：我认为，当校长和搞科研有很多类同之处。在做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之前，我长期在一家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我在实践中体会到，科研工作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显得日益重要。每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开展工作，承担责任，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配合、协作。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校长和副校长各有各自的位置，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当然，我要承担作为校长的全部责任）。因此，我和副手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既要充分信任他们的工作能力，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也要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相互进行忠诚的合作、商讨和帮助。合作，这是我奉行的重要工作准则。问：您认为，我国高等学校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目前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答：是质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同样需要依靠质量，即入才培养的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高质量和管理的高质量。高校也要有创名牌的意识，不能为蝇头小利干自己砸自己牌子的蠢事。不讲质量，终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要培养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侵蚀进了高校，科研工作中的弄虚作假，教书育人中的敷衍了事，管理中的马马虎虎等不良现象，在各个高校时有发生。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醒。问：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我国 4 位交通大学校长时指出，大学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呢？答：我认为江总书记讲得非常对。作为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校长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认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具备强烈的爱国心，要有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贡献的真实本领，每位校长都要用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培养和教育学生。这就是政治。谁在这方面实践成功了，谁就是政治家、教育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家，不是我们过去厌恶的那种空头政治家或政客。问：您当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回首走过的历程，您认为在学校这个重要的岗位上，您的学识、经历等方面还有没有让您感到缺憾之处，从而使得您工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答：高等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而要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我有责任理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思路，我常常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北京理工大学的建设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我去认真思考和重新学习。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面非常宽。我主要从事通讯与电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领导这样一所多学科的大学，学识自然受到限制，而作为学校最顶层管理的设计者，我的任何一项决策失误，都有可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的工作又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好在经过长期的科研实践，我具备了与别人忠诚合作的素质，这又是我的优势。因此，工作中我可以通过合作来弥补学识上的欠缺，通过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035 次阅读|1 个评论

王越：不把时间花费在陪客吃饭上: suqing1961 2007-9-21 15:38; 旧作：刊载于 1994 年 9 月 1 日《光明日报》信奉在主动形势下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经过再一次奋斗所得到的。要力争笑在最后，笑得最美。王越王越，男，汉族，中共党员， 1932 年 4 月出生于江苏丹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学与通讯系统专家； 1993 年 2 月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当有人向鲁迅先生讨教著作等身的秘诀时，这位文坛巨人悠悠地答道：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或许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王越教授透露给研究生他成功的秘密也是：我从不把时间花费在陪客吃饭上。确实，作为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最高行政长官，王越校长几乎每天都要和来来往往的上级领导、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打交道，而打交道就免不了请客吃饭。尽管汇报工作、座谈发言、讨论问题时侃侃而谈，气氛融洽，但一到吃饭的时间，他总会用各种无可辩驳的理由摆脱去做陪客的角色。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把时间看得和生命一样宝贵，不愿意无端地浪费一分一秒。他常说：陪客吃饭就得聊天，就得有一番繁琐的客套。这既耽误了自己的正事，也浪费了客人的时间，很不值得。正是利用这一点一滴挤出来的时间，他先后取得了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等奖励的丰硕成就，并领导规划了学校的 211 工程实施方案，开展了深人、细致的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深得人心的安居工程，使北京理工大学各项工作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如今陪客吃饭实际上己成了各个单位领导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重要工作。为了表示对重要客人的尊重，王越校长也有被硬拉上饭桌的时候。这时他就举着酒杯朝着客人抿上一小口，说两三句欢迎光临、请多多指导之类的客套话，然后找个机会溜之大吉。此时，他对那些替他挡驾井代他陪客的校领导充满了感激之情。;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642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越：护卫苍穹越王剑: suqing1961 2007-9-14 12:41; 旧作：刊载于 1997 第 17 期总 149 期《中华英才》文/苏青，范建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正式打响。刀光剑影的战场，高科技的武器，现代化的通讯，每天这些都是他不断捕捉的电视画面和报刊信息。东北某试验靶场。当经他之手问世的火控雷达引导着火箭弹、导弹呼啸着击中目标时，他便有了扬眉吐气的欣慰和自豪。此时，他会回忆起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的幸福情景。人们尽可以夸耀这致敌于灭顶之灾的霹窝火，但并不一定都知道他的名字。国防科技保密的特殊需要，从来造就的都是默默奉献的人。他叫王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思忧忧，乐悠悠，万家忧乐在心头，安居规划筹。他魁梧健壮，颇有几分将军的风度。这样的外表，很难将他与儿女情长相联系。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暑假的一天，一场雨后，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公楼里，他与一位小女孩正在对活：小家伙，送你两支自动铅笔，用它好好学习。小女孩贴着他的耳根说着悄悄话。若不是耳闻目睹，怎会相信一个繁忙的大学校长能够帮着照看他部下的孩子，并极有耐心地同孩子交谈。他爱孩子，曾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 2000 元，为学校附属小学捐款 1000 元，还资助一名延安地区家境贫困的儿童读书至今。他平易近人，报社开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座谈会，特邀两院院士参加。院士们都很忙，记者挨个儿打了一圈电话，轮到王越院士却异常地痛快：好的，这个会我一定参加，只是请你们照顾我先发言。我们采访他的头一天晚上，他凌晨方睡。一个学生夜间突然生病去世了。他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孩子是去年从老区考来的，班上成绩最好。他家里很穷，是靠全村人凑钱才上的学。真可惜啊！我们应该为这样的贫困学生制定资助他们上学的有关政策。他在深深地自责。王越是位善者，和他说话，他都认真地听，全无忙人、名人那种心不在焉打官腔的架式。对待工作，他极端认真、严格，不容许有任何的糊弄和草率。他批评人也是十分的严厉，无论是谁，出了错就要认错改错，决无情面可讲。王越关心群众有口皆碑。两年前，他从西安某雷达研究所调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校办的秘书去看青年教师住的筒子楼。拥挤的陋室，狭窄的过道，锅碗瓢盆奏出的杂音敲得他的心情格外沉重。第二年，学校工作会议上，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改善教职工的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安居工程，并很快得到实施。他在北京理工大学度过了两个春节，每个春节都搞得热热闹闹，别开生面。他邀请几十位院士及夫人到校，与本校的教授联谊，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1995 年的联谊会上，由他倡议、 28 位院士联合签名，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交部上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海外留学人员子女的中文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以增强祖国对留学人员下一代的凝聚力。倡议书经新闻媒体传播，在海外留学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联谊活动最热闹的要数猜谜：勾践 ( 秋千格 ) 打一中科院院士姓名。一会儿，院士们不约而同地喊出王越。于是，他就笑着抱拳走到台前，献上他的节目。记者问他的名字与越王勾践有没有联系，王越笑了。尽管是文字游戏，但生于吴越之地的他，孩提时代就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铭记在心。亡国耻，民饥怨，国盛民强平生愿，誓献军工界。我的名字与那悲惨的年代有关。 1932 年 4 月，王越出生于江苏丹阳，那是九一八国耻日的第二年。他的父亲是位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由于痛恨日本侵略者，有感于苦难年代的漫长，就给儿子取名王越，希望儿子早日越过这段灾难的年代，同时也是激励儿子超越自我，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抗战爆发后，王越全家搬迸天津的英国租界。出入租界经关卡每天都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亡国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时，一天，校长因为拒用日伪课本给学生讲课而惨遭暗杀。这使王越恨透了侵略者，并想方设法报复。一次，师生们被拉去为日本人修机场，他和小伙伴们就偷偷地接上水管往地下飞机库里灌水，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夜深人静，他帮着父亲把爱国青年悄悄地送往抗日的后方。父亲偷偷地把一面青天白日旗藏起来。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美好的明天。 15 岁那年，父亲送他去上海念书，那时内战的炮火阻断了津浦铁路，于是他乘海船漂泊六七天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黄浦江畔停泊的一艘艘美国军舰， 20 万元金圆券换一个烧饼。这使他的富国强民梦化为泡影。蒋介石煮豆燃萁、同室操戈的倒行逆施，使他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此时此刻，他忽然觉得父亲当年珍藏的那面青天白日旗是多么的可笑和可悲。少年时代的王越喜欢兵器，迷上无线电。当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祖国的山川大地，当美国军舰耀武扬威于我国的领海江河，他就渴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强盛起来，自己将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新中国的建立为他实现这一心愿提供了机会。 1950 年，他考入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后转至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专攻雷达技术。军事院校的淘汰制近乎于残酷，学生一门功课不及格马上转业，中途生病缺课也无情淘汰。这里没有怜悯，通过的学生个个都是高质量的。王越把今天自己的成就归结为大学 6 年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全班入学时有 52 人，毕业时仅剩 25 人，一半以上的人被淘汰。作为全班的佼佼者，他顺利地通过了一次次的筛选、淘汰关，并每每以才思出众而受到教师的赞扬。毕业后，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名中尉，分配到军工厂工作，开始了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漫漫生涯。千里眼，卫长空，卧薪尝胆屠巨龙，雷达立殊功。王越是我国著名的雷达系统专家，他曾先后任 301 系统总体设计师、 201 系统主管设计师、 306 系统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我国国产第一代岸炮雷达、第一部全晶体管化炮瞄雷达，都是以他为主设计的。为此，他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兵器工业功勋奖等奖励。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由此探测出目标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它像一支千里眼护卫着祖国的蓝天。王越研制的各类雷达系统装备部队后，把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性能和水平提高了一步，缩短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七五期间，在研制一种新型雷达时，王越用他建立起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国内外著名火控系统的发展，为我国地面火控系统的发展提供实践根据和实际检验方法。在他的主持下，运用随机服务理论在我国对空防卫系统中，建立了系统射击效能模型，并对雷达的重要参数和体制进行优化选择，首次实现了雷达、指挥仪两位一体设计方案，开创了我国防空火控系统发展的新道路。他还提出了很好的搜索跟踪和快速截获方案，使火控雷达系统的反应时速提高了一倍。 30 多年火控雷达系统研究的工程实践，造就了他独具特色的设计思路。他提出以系统对抗的基本构思设计火控系统，在实践应用中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使火控系统性能大为提高。王越在山沟里当了 13 年某研究所所长，他注重研究所的整体化建设和科技水平的发展，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不图短期效益，不搞短期行为，为研究所的发展攒足技术后劲。他的奇思妙想使该所由只能研制单一型号产品的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成可同时担负多型号多项目及产品的研制任务，指令性项目与其它任务形式相结合，军品民品科研生产、开发与经营齐头并进的新型科研单位。或许是从那个任人宰割的耻辱年代走来，王越便有着勾践一般卧薪尝胆的大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我为主。他说：在高科技领域，要想获得尖端技术，即使有钱人家也不一定卖给你，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干。在领导研制某项重要国防产品项目时，他力排众议，提出了走功能研制道路的指导思想，反对一味跟随国外的设计道路。他的这一设计思想和研制思路，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首肯并起到良好效果。对待工作，王越有一句口头禅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不想得到的却悄悄地来。他参加工作不久，厂里有一项产品设计改进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是块硬骨头，王越却偏偏接了过来。他裹着皮大衣几次到大冰箱里观察实验情况，连着加班，半夜两点才回家。当时厂长说：王越，厂里能不能全面完成任务就看你的产品了。于是，他们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是整夜灯火通明。厂长怕累坏了大家，每天送来一桶红烧肉，专门犒劳王越和他的伙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好转，这种金贵的食物实在是难得，可累坏了的王越一班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就这样，硬骨头终于被啃下，任务最终提前完成。接着，他又带着一支队伍到东北的基地进行实验，一千就是 4 个月。蓝天翱翔的国产战鹰首次装上了国产火控雷达，那就是王越的功劳。王越因此当选为全国青联四届二次大会代表。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奖，兵器工业学铁人标兵，陕西省科技精英，可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敢想敢做，与人真诚合作。在技术第一线，他常常和大家泡在一起，久而久之，大伙和他的距离就近了；这个领导原来挺在行，在他手下干舒心畅快；这位合作者确实诚心诚意，凡事都主动替别人着想；这位领导还真仗义，再大的责任他都勇于承担。王越是两院院士，这是很令人羡慕的。有人认为这是他走运，碰到了好机会。其实，机遇对谁都是平等的。一个人如果怕苦怕累，畏首畏脚，或是瞻前顾后，即使有机遇，也会与他擦肩而过，他也就不可能交上好运。王越认为，无论干什么事情，为自己想得太多，盘算得太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经常这样比喻：白菜心固然好吃，可你想要吃到菜心，首先就得先吃白菜帮。为了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王越常常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设计方案，一些重要军工项目常常折腾得他思考好几个月。人影消瘦，愁肠苦断。这便更增添了他成功后的喜悦。为祝贺他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前段时间有朋友赠诗一首：学富五车谦为上，开物成务自能强。长官科技兴邦国，曾以步勇守封疆。青春做伴研兵戈，白首依旧育栋梁。等闲学海衔两院，再厉北工铸辉煌。抓改革，育栋梁，科技文化兴国邦，放眼铸辉煌。仕途与业务，王越更看中后者。当年领导叫他干研究所所长，竟使他几天睡不着觉。总工、副总他都愿意干，就是这行政的长让他发怵。然而，世上许多事，你越是不想就越有你的份，当年兵器行业最年轻技术人员出身的研究所所长最终还是落在了王越的头上。当组织上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这副重担交给他时，他思考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回他没有多犹豫：还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事呢？没说的，干！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 1940 年诞生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建校 55 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总理、部长和将军 40 余人，培育了成百上千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造就了一代名扬海内外的企业家。 1940 年 9 月，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窑洞前举行开学典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宣告：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通才。于是，王越把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等老一辈院长以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一大批技术干部的办学经验铭记在了心头。为此，他和学校其他十几位领导组成了新一届的北京理工大学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刚到学校那阵，校园里正刮着经商风，本是书声朗朗的校园，一下子摆起了地摊，建起了饮食一条街。对此，他坚决反对，不允许玷污这神圣的育人殿堂，贻害青年学子纯真的心灵。有人就用搞市场经济作挡箭牌，这越王之剑便挥斩过去：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是不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帅才和将才，不是摆摊子做买卖。于是，校党委一道命令，饮食一条街销声匿迹，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出国访问，王越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少留学人员学成后滞留不归？在美国的近十所大学，他会见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发现，留学生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也即留学人员回国后，其子女在就学、升学、适应国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是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促成他和 28 位院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的缘由。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为他们回国安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对此，王越感慨道：过去我们更多注重的是留学生住房及待遇等生活硬件的改善，而未注意他们精神负担的消除，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在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中。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抓了办学机制的转变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成立了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学，扩大了与海内外许多高校、单位、团体的合作友好关系。 1995 年 8 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北京理工大学 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预备立项申请。王越校长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起，经过 10 年到 15 年的努力，把北京理工大学基本建成具有军民结合特色，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211 工程的启动，使我们学校迈出了向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进军的新历程。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王越在多种场合下倡导他培养帅才、将才的主张。于是，跨世纪德育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学科建设在扎扎实实地开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产业，一系列工作在等待和呼唤着王越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 1995 年 9 月 24 日，是北京理工大学建校 55 周年的喜庆日子。站在主席台上，王越为学校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明天的奋斗目标深感责任重大。他满怀豪情致词，并即兴赋诗言志：科教兴国春常在，建设改革两相长。求实创新生气盛，团结勤奋力更强。科学文化毋偏废，素质能力育栋梁。往过光荣留青史，再接再厉铸辉煌。;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502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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