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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威胁美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新书: LongLeeLu 2013-4-10 14:35; 什么威胁美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新书新书 : “ 李光耀：中国，美国和世界大师的见解，”李先生的采访，演讲和著作集。李光耀先生，现代新加坡的创始人和发明者。新加坡 , 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并没有天然资源，李光耀先生组织和发动它的系统内的经济激励，来构成它的重要的人民的资源。当他在 1959 年就任总理，人均收入约为每年 400 美元。去年是 50,000 美元以上。美国前景 ? 前景看好，但关注美国的长期轨迹。他认为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伟大 ? 是祖传的性质，人民富有创意的，创造性的，原始的，包容性的。美国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它的权力和财富。二战结束后的“大度和慷慨”帮助“重建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只有提升她的理想主义的力量”可以解释这一点。 “美国是所有大国中最良性的。” 什么威胁美国？滞留在浅滩的政治文化和大众娱乐大厦，是不稳定的，破坏和损害的民族性格。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拍卖”，政客击败互相承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美国领导人似乎掳到民众的情绪。美国的消费社会，大众传播在“拍卖”不同类型的人当选为领导者。“美国的政治家羞怯或缺乏自信，犹豫地说需要的真理。” 媒体的专业人士可以给候选人一个新的形象，改造他到一个不同的个性 . 很多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不得体的行为在公众的总和，民间社会的崩溃。个人至上的思想进行过多时 , 日常的暴力 , 它会毁了整个社会。是美国的系统性下降吗？ “绝对不会。”这是在世界上军事上最强大和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美国面临的债务，赤字和“非常困难的经济时期”，但“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它的历史充满“一个伟大的重建和复兴的能力。”它不被卡住在“沟槽思想”，但是能想到务实和富有想象力的。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相当于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显然是用得上”的所有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领导者和奋斗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是可以解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 美国人总是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它的“创业文化，认为风险和失败是自然和成功的必要条件。” “美国文化是我们从头开始，并打败你。”他们会解决的空白区域，调用它的一个小镇，说：“你是警长，我是法官，你是警察，我是银行家，让我们开始。”不久前美国输给了日本和德国制造。 “但是，美国人想出了互联网，微软（ MSFT ）和比尔·盖茨，戴尔 ...... 你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他们的历史的一部分。”; 个人分类: Observation|3856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中国若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会崩溃: 热度 1 胡业生 2013-2-20 11:12; 李光耀：中国若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会崩溃 2013年02月20日 02:35 来源：环球网分享到：更多 1208 人参与 0 条评论资料图：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原标题：《澳大利亚人报》：李光耀警惕崛起中的中国《澳大利亚人报》2月19日文章，原题：警惕崛起中的中国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本新作中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格拉汉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李说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 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中国须避免犯下德日曾经的错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李预测中国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作者罗万卡里克，王晓雄译）;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1432 次阅读|1 个评论

能相信年老昏聩的李光耀的话吗？: 热度 3 Bobby 2013-2-20 09:51; Bewaryofrising China, saysLee 李光耀：中国若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会崩溃最近浏览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感觉西方人文学者研究“自由”这样的主题（为什么某一个个体应该服从其他个体或集体？或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且这方面的论述也很有历史。我国似乎自古只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衣食足而知礼节”这类道理，再不愿深想，也不敢深想。; 个人分类: 科学感想|132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太平洋需要美国的存在: whyhoo 2012-5-26 10:26; 李光耀昨日在东京《亚洲未来座谈会》发言指出，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在经贸上有着紧密关系，三国的合作具高生产力。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一个广域框架，包含了美国，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参与它是有价值的。符祝慧　东京特派员 choowei@sph.com.sg 　　在东京访问的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说，有美国参与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值得各国参与。他也认为在促进亚洲各国的自由贸易框架方面，日本能与亚细安进行紧密合作。　　李光耀昨日在东京出席第18届《亚洲未来座谈会》上讲话。　　亚洲未来论坛由《日本经济新闻》主办，自1995年首届以来，李光耀都是座上贵宾。今年的主题是“混乱的世界局势与亚洲的贡献——探索新成长的模式”。　　与李光耀进行对谈的是日本外交部前政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两人进行了40分钟的对话。台下坐满了约800名与会者，他们多数是日本商界和学界人士。　　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框架以及日本是否应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称TPP），日本国内一直议论纷纷。谷内昨日在会上就针对这些课题，寻求李光耀的看法。　　李光耀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在经贸上有着紧密关系，三国的合作具高生产力。TPP是一个广域框架，包含了美国，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参与它是有价值的。太平洋需要美国的存在，这可平衡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中国。” 李光耀也强调，无论是在太平洋或是大西洋，美国都是大国。在大西洋，因为欧盟一体化壮大了阵容，美国才将其重心转向太平洋。美国回归亚洲，也因为它意识到它与中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空间。　　他认为：“中国不会敌视美国，因为它还需要美国提供技术与投资。在经济层面上，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种关系或会维持20到30年之久。” 　　但他也指出，中国的经济若能一路直线增长，且在发展过程中毫无障碍的话，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就能赶上美国，甚至于超越美国。届时，或可能会出现中国强过美国的大时代。不过，他还是坚信对抗美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谷内则表示日本期待亚细安能在亚洲新秩序中继续扮演推动角色。　　他说，亚细安一直都在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扮演着重要的“司机”角色。“我希望亚细安能进一步发挥推动力，日本期望与亚细安在安全以及教育与文化上有更深一层的合作，以便为亚洲走向进步与和平发展出力。” 　　这是谷内第一次与李光耀对谈。他对《李光耀回忆录》如数家珍，十分仰慕新加坡有一个效率高的全能政府。他在会上向李光耀讨教新加坡如何培养接班人。　　李光耀回答说：“新加坡政府在选接班人时十分谨慎，只有曾与政府长期工作过的人才能胜任。因为这样的人才才能够彻底了解我们的政策。作为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不但要懂得治国，还必须有高于一般人的奉献精神，必须要肯作出牺牲。以他们的能力，是能够在其他地方获得更高薪酬的。” 　　李光耀也谈到新加坡在培育人才方面遇到的困难：“对于有潜质的人，我们会在他们十六七岁时就派他们出国深造，让这些人才能在不同国度里接触到更多的事物，体验和了解外国的制度。然后，让他们将所吸收的知识回馈国家。然而，现在我们也面对困难，那就是年轻人不想要政府的奖学金。……现在的父母有钱供孩子出国，毕业后一些就选择在美国工作，这是我们希望新一代回国服务的一个难处。” 　　台下一名曾留学新加坡的日本与会者在提问时间里问李光耀当初为什么反对开赌场。　　李光耀告诉他：“我不赞成人们抱着靠运气就能发达的想法，觉得赌场这东西不太好。投下一块钱，未必会拿回一块钱，赌博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人之本性，只好答应了。不过，为了克制新加坡人烂赌，本国人进赌场就必须付入场费100块钱，我们还想把这提高到500块钱呢。” 李光耀这次访日除了与多位日本政界人物交流外，也受邀与日本天皇明仁伉俪共进晚餐。新加坡政府在选接班人时十分谨慎，只有曾与政府长期工作过的人才能胜任。因为这样的人才才能够彻底了解我们的政策。作为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不但要懂得治国，还必须有高于一般人的奉献精神，必须要肯作出牺牲。以他们的能力，是能够在其他地方获得更高薪酬的。 ——李光耀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sp120525_026.shtml; 个人分类: 外交|9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重视教育令人起敬: wyc 2012-5-1 15:39; 荐书（新加坡版）#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已有 322 次阅读 2012-4-10 00:30 | 个人分类: 荐书 | 系统分类: 人物纪事 | 关键词:书李光耀英语中文双语如下轉自： http://www.zaobao.com.sg/photoweb/pages3/lky111129.shtml 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左四）讲述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怎样推行双语政策的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昨天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他与华文版本的编辑团队成员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级记者潘星华（左二）、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博士（左三）、副总编辑严孟达（右三）、助理总编辑王彼得（右二）合影。在场的包括报业控股执行总裁陈庆鏻（右四）、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兼报章服务集团）胡以晨（右一）和报业控股英文／马来文报集团总编辑丹尼尔（左一）。（林国明摄）李光耀强调，幼儿越早学习双语，特别是越早学习母语越好。林慧慧　报道　　要年轻一代掌握好母语和英语，就必须确保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和学习两种语言，为了在孩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打下扎实的双语基础，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设立一个全新的双语基金，希望大力加强学前教育机构教导双语的能力。　　这个由教育部管理的李光耀双语基金（Lee Kuan Yew Fund for Bilingualism）计划筹集一亿元，基金将用来设计适合学前教育孩童使用的英语和母语教材，以及提升师资，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更有利教导双语的环境。　　李光耀昨天是在为他中英文版本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主持推介仪式时宣布设立基金的消息。　　为创设这个基金，李光耀将捐出1000万元，另外也会为200本精装版新书签名，每本以最低一万元出售，所筹得的200万元全数捐给基金。政府将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为基金提供资助，顶限为5000万元，以使基金达到筹集一亿元的目标。　　截至昨天，这个基金已获得各方慷慨捐款：本地两位房地产大亨远东机构总裁黄志达和旅店置业总裁王明星分别捐出500万元和200万元；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和邱德拔基金会各投入100万元；李显龙总理将捐出10万元，而李光耀的另外两名子女李显扬和李玮玲医生则各捐出5万元。 “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指出，目前，小学和中学用来教导母语的时间分别只有占总课程时间的25％和15％，根本不够学好母语。在他看来，要是能提早在孩童进入幼稚园，或甚至早在他们入学幼儿园时，就让他们学习母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特别是先学母语，他们到了小学六年级就能掌握双语，为日后学习两种语言奠定稳固基础。　　昨天有超过650名嘉宾出席了这场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的新书推介仪式。教育部长王瑞杰、和朝野多名国会议员、华社领袖、高级公务员、社区领袖和教育工作者也都到场观礼。李光耀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在发表近25分钟的中英语演讲后，还兴致勃勃地临时要求主办单位安排他跟到场的与会者对话。　　他在这场约半小时的对话会上接受了12人提问，除了谈到为何要设立这个双语基金，也具体说明他当年为团结多元种族社会而拒绝华社要求，不把华语列为国语。　　李光耀之前在他长达15分钟的英语演讲中，除了忆述他当年学习华语的过程、为何选择英语为全国共用语言、设立特选学校的宗旨，也再度说明他当年关闭南洋大学的原因。　　根据李光耀的解释，当年许多家长鉴于英校毕业生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这导致报读南大的学生锐减。　　他指出：“当中小学都改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保留南大没有多大意义。报读南大的学生素质下跌，但他们最终仍获准毕业。我征询了毕业自南大的议员如庄日昆、何家良，要怎么避免蹉跎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认为我应该把南大改为英语大学。” 　　李光耀说，考虑到多年用华语教学的南大教员已失去说流利英语的能力，他选择了较实际的解决方法：让南大在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开办联合课程，这让南大有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也为两所大学最终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最终作出关闭南大和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的这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李光耀说，其实同英校生比较，他对华校生所表现的纪律和对生活的目标印象深刻。　　因此，李光耀决定把最优秀的华校变成特选学校，并在1979年把九所华校设定为特选学校，并透过这些特选学校，把旧华校的一些价值观和美德保留下来。 *limhh@sph.com.sg 如下轉自： http://cul.china.com.cn/book/2011-11/30/content_4660505.htm 　　新加坡前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撰写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昨日下午5时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该书讲述了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如何推行双语的政策进程。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光耀当天在新书发布会上透露，之所以撰写这本“他最重要的书”，是因为他认为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　　此前，有人认为，新加坡双语政策，是李光耀消灭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在新书中，李光耀对此全力驳斥指责，“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在昨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李光耀宣布设立1亿新加坡元的双语基金(Bilingualism　Fund)，主要帮助接受学前教育的孩童，在年幼时就同时接触英语和母语。　　该书由《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中英文版，并同时面市。　　回顾推行双语政策的阻力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回顾了新加坡几十年来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同时凸显了这项政策作为建国基石的重要性，道出了推行“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的政策时，许多不为人知的挣扎和痛苦历程。　　新加坡采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被当成团结各种族的共同语言，并非该国任何种族母语，因此，各族人需要学习自己的母语，还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这一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反对和阻力，是该书第一部分8个章节中的主轴。　　在昨天的演讲中，李光耀指出，目前，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在生活交流。起初，他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新加坡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使用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李光耀视让新加坡人进行真正的和有意义的交往为己任。　　李光耀在书中写道，“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课题上犯过错误，“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本书第二部分是个人篇，包括总理李显龙、著名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这些篇章展示了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人，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走上各自的双语路。　　主导英文不是要消灭华语　　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华人占75%的岛国，不以华文作为工作语言。“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们重新安排学校的华文教育，是为确保新一代具有文化素养;我们以英文为主导的语文政策，绝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或中华文化。” 　　李光耀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书的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李光耀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洋大学的先天不足，以及为何新加坡不能容纳这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　　书中还叙述了1975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如走马灯，4个月内换了4个人——包括当时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自己。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的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此新加坡建国至今，他对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甚至多次操盘政策的执行、直接干预、开药方。　　书中，李光耀也向读者讲述了当初强迫自己放下能赢得选票的一口流利福建话，苦学华语的过程。　　不懂华语无法受惠于中国崛起　　早在今年10月7日，在第11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仪式对话会上，李光耀称，当年坚持推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双语政策，虽然让他面对巨大政治挑战，但新加坡现在所取得的繁荣经济成就，证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提醒华族决不能放弃华语，否则将失去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　　“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国要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必须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他提醒新加坡人，“我们需要有知识和技能的国民，所以国人一定要掌握好英语和华语，因为要是你不懂得华语，你将没有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也自然无法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中英文版本读者群不同　　在过去两年中，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胡以晨，领导《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的编辑团队，和李光耀合作，完成了书的出版。“从中我领悟出新加坡的双语之路，其实是没有终点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迁，阶段性的终点就不断出现。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讲述了一个坚韧不拔者，如何扭转、形塑一个年轻国家命运的过程。”胡以晨如此评价。　　谈到为何同时出中英文两个版本，而不像从前那样中文版是翻译版，胡以晨说:“两个版本的读者群是不同的，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分别就读华校和英校，对双语政策的观点存有差异。为了和这两类读者群有效沟通，作者决定书的内容虽然大致相似，但侧重点则因读者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第一章谈到1950年代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差异，中文版在学潮和华社所面对的教育问题上的着墨，要比英文版多出一些。”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6797-557364.html; 个人分类: 未分类|2270 次阅读|0 个评论

#荐书（新加坡版）#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josh 2012-4-10 00:30; 如下轉自： http://www.zaobao.com.sg/photoweb/pages3/lky111129.shtml 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左四）讲述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怎样推行双语政策的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昨天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他与华文版本的编辑团队成员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级记者潘星华（左二）、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博士（左三）、副总编辑严孟达（右三）、助理总编辑王彼得（右二）合影。在场的包括报业控股执行总裁陈庆鏻（右四）、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兼报章服务集团）胡以晨（右一）和报业控股英文／马来文报集团总编辑丹尼尔（左一）。（林国明摄）李光耀强调，幼儿越早学习双语，特别是越早学习母语越好。林慧慧　报道　　要年轻一代掌握好母语和英语，就必须确保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和学习两种语言，为了在孩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打下扎实的双语基础，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设立一个全新的双语基金，希望大力加强学前教育机构教导双语的能力。　　这个由教育部管理的李光耀双语基金（Lee Kuan Yew Fund for Bilingualism）计划筹集一亿元，基金将用来设计适合学前教育孩童使用的英语和母语教材，以及提升师资，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更有利教导双语的环境。　　李光耀昨天是在为他中英文版本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主持推介仪式时宣布设立基金的消息。　　为创设这个基金，李光耀将捐出1000万元，另外也会为200本精装版新书签名，每本以最低一万元出售，所筹得的200万元全数捐给基金。政府将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为基金提供资助，顶限为5000万元，以使基金达到筹集一亿元的目标。　　截至昨天，这个基金已获得各方慷慨捐款：本地两位房地产大亨远东机构总裁黄志达和旅店置业总裁王明星分别捐出500万元和200万元；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和邱德拔基金会各投入100万元；李显龙总理将捐出10万元，而李光耀的另外两名子女李显扬和李玮玲医生则各捐出5万元。 “我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指出，目前，小学和中学用来教导母语的时间分别只有占总课程时间的25％和15％，根本不够学好母语。在他看来，要是能提早在孩童进入幼稚园，或甚至早在他们入学幼儿园时，就让他们学习母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特别是先学母语，他们到了小学六年级就能掌握双语，为日后学习两种语言奠定稳固基础。　　昨天有超过650名嘉宾出席了这场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的新书推介仪式。教育部长王瑞杰、和朝野多名国会议员、华社领袖、高级公务员、社区领袖和教育工作者也都到场观礼。李光耀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李光耀在发表近25分钟的中英语演讲后，还兴致勃勃地临时要求主办单位安排他跟到场的与会者对话。　　他在这场约半小时的对话会上接受了12人提问，除了谈到为何要设立这个双语基金，也具体说明他当年为团结多元种族社会而拒绝华社要求，不把华语列为国语。　　李光耀之前在他长达15分钟的英语演讲中，除了忆述他当年学习华语的过程、为何选择英语为全国共用语言、设立特选学校的宗旨，也再度说明他当年关闭南洋大学的原因。　　根据李光耀的解释，当年许多家长鉴于英校毕业生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这导致报读南大的学生锐减。　　他指出：“当中小学都改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保留南大没有多大意义。报读南大的学生素质下跌，但他们最终仍获准毕业。我征询了毕业自南大的议员如庄日昆、何家良，要怎么避免蹉跎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认为我应该把南大改为英语大学。” 　　李光耀说，考虑到多年用华语教学的南大教员已失去说流利英语的能力，他选择了较实际的解决方法：让南大在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开办联合课程，这让南大有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也为两所大学最终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最终作出关闭南大和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的这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李光耀说，其实同英校生比较，他对华校生所表现的纪律和对生活的目标印象深刻。　　因此，李光耀决定把最优秀的华校变成特选学校，并在1979年把九所华校设定为特选学校，并透过这些特选学校，把旧华校的一些价值观和美德保留下来。 *limhh@sph.com.sg 如下轉自： http://cul.china.com.cn/book/2011-11/30/content_4660505.htm 　　新加坡前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撰写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昨日下午5时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该书讲述了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如何推行双语的政策进程。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光耀当天在新书发布会上透露，之所以撰写这本“他最重要的书”，是因为他认为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　　此前，有人认为，新加坡双语政策，是李光耀消灭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在新书中，李光耀对此全力驳斥指责，“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在昨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李光耀宣布设立1亿新加坡元的双语基金(Bilingualism　Fund)，主要帮助接受学前教育的孩童，在年幼时就同时接触英语和母语。　　该书由《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中英文版，并同时面市。　　回顾推行双语政策的阻力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回顾了新加坡几十年来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同时凸显了这项政策作为建国基石的重要性，道出了推行“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的政策时，许多不为人知的挣扎和痛苦历程。　　新加坡采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被当成团结各种族的共同语言，并非该国任何种族母语，因此，各族人需要学习自己的母语，还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这一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反对和阻力，是该书第一部分8个章节中的主轴。　　在昨天的演讲中，李光耀指出，目前，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在生活交流。起初，他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新加坡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使用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李光耀视让新加坡人进行真正的和有意义的交往为己任。　　李光耀在书中写道，“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课题上犯过错误，“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本书第二部分是个人篇，包括总理李显龙、著名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这些篇章展示了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人，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走上各自的双语路。　　主导英文不是要消灭华语　　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华人占75%的岛国，不以华文作为工作语言。“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们重新安排学校的华文教育，是为确保新一代具有文化素养;我们以英文为主导的语文政策，绝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或中华文化。” 　　李光耀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书的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李光耀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洋大学的先天不足，以及为何新加坡不能容纳这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　　书中还叙述了1975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如走马灯，4个月内换了4个人——包括当时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自己。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的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此新加坡建国至今，他对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甚至多次操盘政策的执行、直接干预、开药方。　　书中，李光耀也向读者讲述了当初强迫自己放下能赢得选票的一口流利福建话，苦学华语的过程。　　不懂华语无法受惠于中国崛起　　早在今年10月7日，在第11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仪式对话会上，李光耀称，当年坚持推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双语政策，虽然让他面对巨大政治挑战，但新加坡现在所取得的繁荣经济成就，证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提醒华族决不能放弃华语，否则将失去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　　“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国要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必须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他提醒新加坡人，“我们需要有知识和技能的国民，所以国人一定要掌握好英语和华语，因为要是你不懂得华语，你将没有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也自然无法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中英文版本读者群不同　　在过去两年中，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胡以晨，领导《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的编辑团队，和李光耀合作，完成了书的出版。“从中我领悟出新加坡的双语之路，其实是没有终点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迁，阶段性的终点就不断出现。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讲述了一个坚韧不拔者，如何扭转、形塑一个年轻国家命运的过程。”胡以晨如此评价。　　谈到为何同时出中英文两个版本，而不像从前那样中文版是翻译版，胡以晨说:“两个版本的读者群是不同的，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分别就读华校和英校，对双语政策的观点存有差异。为了和这两类读者群有效沟通，作者决定书的内容虽然大致相似，但侧重点则因读者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第一章谈到1950年代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差异，中文版在学潮和华社所面对的教育问题上的着墨，要比英文版多出一些。”; 个人分类: 不一样的人生|54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铁腕护廉洁: whyhoo 2012-2-1 08:44;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们誓言要建立廉洁的政治。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叫我们深恶痛绝。原是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他们的社会因而滑坡倒退。我们受到亚洲革命浪潮的冲击，决心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却对那些不能实践自己理想的亚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齿。他们使我们大失所望。　　战后我在英国见过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满腔热熏要铲除国民党政府领袖的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和巧取豪夺，使国民党声誉扫地，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他们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和道德败坏，使许多新加坡华校生对他们产生厌恶感而成了亲共分子。这些年轻学生把共产党人看成具有献身精神，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大公无私的楷模，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操的体现。这是当年人们的普遍看法。　　在1959年5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场。林有福的政府（1956—1959年）已经开始贪污腐化。他的教育部长周瑞麒接受了美国方面一笔100万新元的巨款，准备在来届选举中跟共产党人周旋。市场上盛传还有几笔数目较小的付款，不过，给钱的动机跟思想意识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于要不要争取选举胜利，当时我们有很大的保留，认为要跟共产党人正面交锋，我们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工作也做得不够。我们估计一旦组成政府，共产党人就会回头来对付我们。可是，让这群恶棍再执政五年，公务员就会腐化，而总的来说，当时公务员还是诚实的。公务员一旦腐化，这个制度将无法运作。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非争取胜利不可。　　诱惑无所不在，并不是新加坡才有。外国人在机场最先接触到的官员，是移民厅和海关人员。在东南亚的许多机场，旅客往往在海关出口处受到刁难，必须“进贡”（多半是现金）才能过关。交通警察同样有令人厌恶的情形。游客驾车被指超速被截查，非得在交上驾驶执照时附上钞票，才能免受处分。交警们的上司也没有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在本区域的许多大都市，连遇到交通意外要进医院，也得给经办人一些好处，才会立即获得关照。让单靠薪水活不下去的制服人员掌权，哪怕是小小的权力，等于让他滥用。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亲共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德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史都巴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或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这在我们跟共产党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对建国的一代领袖而言，诚实已经成了习惯，任何收买我的同僚的企图，都会被拒绝。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权力，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发财致富。但他们是无法复制的，因为要再造一个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客观环境是不可能的。接我们班的领袖之所以会进入政坛成为部长，是职业的选择，而且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具备部长素质的人，所给的工资不高，只等于他们在外面可以赚到的一小部分，而又期待他们长期留在政府中，那是不切实际的。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新加坡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提高，部长的薪水必须跟得上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收入。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正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中大约5到10%的买客5到7%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万元的折扣交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笔钱，因此下令把100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12.html; 个人分类: 政治|110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台湾何去何从: whyhoo 2012-2-1 08:40;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划。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台湾国防部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一旦让外交部发现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它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　　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中台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中台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国家安全局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当时的行政院长，也就是台湾总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会面。蒋院长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李夫人柯玉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其实被视为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行政院长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我想其中有个关键因素：那次访台，女儿随行。她当时是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受过华文教育，能说流利的华语，言谈举止一下子就显露出她是个华人。这使得蒋经国对我和内人以及女儿有极不同的看法，因而也确定了新台的关系。此后，双方继续通过书信往来建立深交。　　这次访台，新台两地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这是出于我的要求，以免国际注目，引起是非言论。　　翌年12月当我再到台湾访问时，蒋院长亲自参与安排我的访问活动。他安排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单位列队接受检阅，一切按照国家元首访问的礼仪规格进行，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他也陪同我参观了台湾建设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包括穿越崇山峻岭的横贯公路。　　我趁这次第二度访台，提出新加坡因空间有限，希望在台湾训练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事。在此之前几个月，新加坡已就这个要求跟台湾方面的军事代表讨论过。蒋院长对新加坡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　　1973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华人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尽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这两个沿海华族社群迅速起飞，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明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台湾政治权力重心转移是迟早的事。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台湾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合法的反对党组织参与立法院选举。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接管政权的是副总统李登辉。我跟他初次会面时，他是台北市长，后来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我们偶尔一块儿打高尔夫球。他办事勤奋努力，胜任有余，对上司谦逊有礼，对总统和来自大陆的部长们尤其如此。当年他是位友善谦恭的官员，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戴着副厚片眼镜，总是笑容满面。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副总统人选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李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位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　　最初几年，李登辉总统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一被铲除，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和外交部长钱复。　　李总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总统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89年，李总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成为有史以来访问东南亚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我个人像迎接任何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首个历史性会谈　　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中台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元首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总统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博览群书，求知欲和吸收资讯的能力特强。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福摩萨时期，他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章，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总统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认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他出任总统的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35.html; 个人分类: 政治|105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是如何利用政府公信造房从而绞杀房产商的？: zhangzuocug 2012-2-1 01:23; 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是如何利用政府公信造房从而绞杀房产商的？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之别，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居者有其屋计划 1963年9月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0%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是关键。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员缴交5%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0%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我跟职总领袖讨论过这个计划，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必须克服落实计划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因此，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0%，后来减到40%。对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入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土地调控政策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万6000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以1973年11月30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月、1992年1月到1995年1月，使它更接近市价。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000人增加到1996年的七万人。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组屋。到1996年，在总共72万5000间组屋当中，只有9%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月，我要求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惟增加特色来加强新镇的独特性。从1965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鲁、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土地兴建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入因而增加一两倍。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把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设施的木屋区，迁徒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是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来喂鸡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满蔬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继续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继续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入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价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出代价。可是在90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得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能通过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大，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派遣代表团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为旧组屋进行翻新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万8000元，屋主只付4500元。组屋面积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间都有通道相连，有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也美化了。翻新后的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个人分类: 札记|315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纽约时报：专访新加坡之父李光耀: whyhoo 2012-1-5 11:24;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将新加坡建成如自己那般坚定而又理性的国家。年近87岁的他思索着年老力衰及其伴随而来的痛苦的问题。他问道，“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 “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我是说总体上，每一年，你感到自己不如前一年。但这就是生活。”李光耀说道。他所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上周的专访中，李光耀进行了不同往常的思考，谈及年老体弱带来的各种疼痛，谈到冥想给他带来的宽慰，提到了他如何挣扎奋斗，把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为繁荣的国家，还说到他担忧下一代人可能会把他取得的成就视为理所当然，不加以珍惜。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李光耀穿着随意，上身是风衣，脚上是跑鞋，虽然看上去老了些，背也有点驼，但是思维依旧敏捷。虽然不再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但只要还活着，在他一手成立的国家里，李光耀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说，在最后的这几年里，陪伴他61年的太太因中风而卧病在床，无法说话，这使他感到黯然。 “我尽量让自己忙着，但闲下来时，总会时不时想起我们一起经历的快乐时光。” 以务实态度对待生活的李光耀认为神是不可知的，但接下来的话，却似乎透着几分他对那些在宗教中找到力量和安慰的人的羡慕。“我怎么安慰自己？”他自问道，“好吧，我只能说，‘生活就是这样’。” “接下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没人起死回生过。”他说。从1965年新加坡成立时开始担任总理，直到1990年引退，李光耀建立起了他所说的“第三世界地区里的第一世界绿洲”。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李光耀现在是内阁资政，在他的儿子李显龙担任现任总理的政府中，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现在笼罩着新加坡的问题是，一旦李光耀离去，他的模式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又会持续多久。李光耀总是体力充沛，他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等养生法对抗衰老，但或许更能使他抗衰的，是满满当当的参加国内外会议和演讲的日程安排。 “我知道，要是我停下来，我会老得很快。”在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后，话题从追忆人生转到了地缘政治，这些晚年岁月似乎悄悄溜走了，他又变得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他仍然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但是，他说，他有时回头看这些为抗老防衰所做的努力，觉得很“荒谬”。 “我快87了，尽量保持健康，表现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这得下功夫，但这功夫下得值不值呢？”他说。“我嘲笑自己总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 每到入夜，坐在太太的病榻前，是他最难捱的时候，李光耀说。他的太太柯玉芝现年89岁，两年多来无法动弹，也无法开口讲话。从他们一起在伦敦学习法律时开始，柯玉芝一直是李光耀的红粉知己，在他身边，支持他，给他建议。 “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最近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我告诉她，‘只要我能，我会尽量陪伴着你。’生死由命。她明白的。”不过他也说：“我不知道谁会先走，是她？还是我？” 晚上听到隔壁房里传来太太的呻吟声时，他说，他会冥想20分钟，念诵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给他的祷告语“Ma-Ra-Na-Tha”。 “Ma-Ra-Na-Tha”是阿拉姆语，出自《圣保罗致哥林多前书》（St. Paul’s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的结尾处，有几种译法。李先生说他所知道的意思是，“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虽然他不是基督教信徒，但他觉得这祷告语的发音让人听着觉得安慰。 “问题是要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心猿意马。”他说，“（读了祷告语后，）你会慢慢平静下来。白天的压力和焦虑得以释放。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入睡。”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但他不加理会。 “她是个小说家！”李光耀说道，“所以，她把一个人的性格简单化，”炮制出李光耀口中的“我的漫画形象”。“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太太的病给他带来持续不断的压力，这比他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面对的压力更沉重。但在回顾他过去的人生时，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到了他最苦不堪言的时刻，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这巨大的痛苦给李光耀带来了决定他一生的挑战，即创造和发展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还有防止其多元种族——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三年前在接受《国际先驱报》的采访时李光耀说道。安稳地享有现代新加坡提供的福利的年轻一代要求更加开放的政治，要求自由的思想交流，这使李光耀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一切本来就是这样子，可以肆意对待。”他说，“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都不是如此。” 他们要求政治开放，这必然会走向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他说，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分裂”。李光耀称自己是政治街头霸王，他常通过控诉对手诽谤来打压他们。他认为有必要通过诉讼来维护他的好名声，他也无视西方记者的批评，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新加坡“进进出出”的“十足的废物”。不管怎样，这些记者或是他们可能会写的讣告都无法对他的所作所为下定论，李光耀说，能够下定论的，是以后的学者，那些将会依据事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研究的学者。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他说，“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虽然叶子开始从树上飘落，但是李光耀的故事尚未结束，他说道。李光耀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盖棺定论。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原文见 http://dongxi.net/b02lq; 个人分类: 政治|1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新加坡为何实行双语政策: whyhoo 2011-12-4 19:19; 本文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他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推介礼上的演讲　　人们问我，为什么要撰写这本我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书。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基石。新加坡并不一直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这都可以觉得很自在。我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国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他们使用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其他语言，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的任务。　　没有几个国家尝试实行使用两种完全不同和没有关联的语言的双语政策。英文是北欧语言，而华文却是单音节、声调、没有拼音及象形或表意的。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合？　　英语自英国殖民地时代便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法律和所有官方纪录，包括出生和死亡证书，都是使用英文。其次，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英语不会让任何族群如华人、马来人和其他人处于劣势。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世界上大多数人使用的英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对新加坡华人来说，他们必须努力保留母语来维持认同感，尤其是在越来越多家庭使用英语的情况下。在1980年，每10个小一生中便有1个来自以使用英语为主的家庭。这个比例在2010年时增加到每10个中便有6个。　　我的外祖母先把我送到靠近我家的一间华文学校，那只是间木制和亚答屋，是中年华文教师的家。他口操带严重方言口音的语言，不是华语。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请求妈妈让我离开，然后到如切台的俊源学校就读。然而，我还是不明白教师在讲解什么。我的同学几乎都不会讲英语。我说服妈妈让我转到英校。我进入德乐小学，从小一到小六，在那里上了6年课。我那时并不知道，年纪小的时候是学习语文的最佳时期。你可以学习一种、两种或更多种语言。遗憾的是，我在成年时才学习华文。　　在1955年的大选，我在丹戎巴葛区竞选。对手挑战我用华语同他辩论。我当然拒绝用我完全不能讲的语言来进行辩论。他的用意是让大多数讲方言和华语的民众知道我不谙华语。当时，讲英语的人不多。我开始学习华语，却发现只有小部分就读于华校的人使用华语，他们离开学校后往往便重新使用方言。福建话是当时最多华人明白的方言。　　慢慢的，家长看到英文源流学校的毕业生获得更好的工作。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校。在1956创立的南洋大学是为了吸收华校毕业生。结果，它的收生自然逐渐减少。它接受了成绩欠佳但仍然毕业的学生，但他们得到的学位却没有什么市场价值。保留南大已经没有意义　　当华文小学和中学已转而使用英文时，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学来提供华文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报读南大的学生的素质急速下降，但大学却让他们毕业。我征询了毕业于南大的国会议员的意见，包括庄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问他们我应该怎样避免浪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要求我把南大改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华语执教的教师，尽管有从美国大学考取的博士学位，已经丧失了英语能力。　　我采取了实际的做法，让南大在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提供联合课程。这让南大有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为两所大学最终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对南大的师生来说，这都是个速成班。幸运的是，在多几年后，毕业的南大生有70%。在毕业时被问及他们要南大或新大的学位时，绝大多数选择新大学位。这反映了市场当时如何看待南大学位。　　我们于1983年12月宣布，所有学校到1987年都会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英语必须是我们的共同和主要用语，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从英国继承的法律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所有的官方纪录，如地契、出生和死亡证书及其他文件都是如此。英语很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用语，及所有国家的第一、第二语言，因为他比华文更容易学。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困难的，因为它包含了象形、表意及声调，又没有拼音。　　尽管当时关闭南大和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不受欢迎，新加坡家长和学生却逐渐的得出双语教育政策对他们更有利的结论。英文让我们同世界连接，而华文则让我们同讲华语的中国、台湾、香港和在美国、欧洲和全世界的海外华人连接。　　另一方面，同英校生比较，我对华校生所表现的纪律和对生活的目标印象深刻。我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是华侨中学学生于1956年10月，在我的左翼亲共产主义积极分子的领导下静坐罢课，抗议学生领袖被捕和华侨和中正中学被关闭。这些华校生在学校里扎营。看了学生在华侨中学静坐罢课的场面后，我经过新加坡大学于杜尼安路的学生宿舍，就在华侨中学的转角处。这是强烈的对照。我看到学生——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在玩乐。他们在欢笑和吹哨子，认为华校生同警察的冲突是个大笑话。我心里想，如果新加坡学生都同宿舍里的一样，新加坡将失败。我当时立誓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因此，当华校转用英语为主要媒介语时，我决定挽救出色的华文学校。华校教导学生为双语、有纪律和自信心的学生。我把最好的华校变成特选学校。慢慢的，英文源流学校如莱佛士书院、维多利亚和其他学校，也能够有效地教导他们的学生双语。我们统一了整个制度；但在过程中，也保留了旧华校的一些价值观和美德。　　一些研究显示，孩子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最好时期是出生后的头几年。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在孩子年幼时，以母语和英语同他们交谈：一个用英语，另一个用母语。这样，孩子便会习惯于在家里听到英语和母语。这会辅助学校的教学，孩子长大后也能有效地使用双语。不管学习母语和英语有多困难，只要孩子开始得早，从幼稚园一年级甚至是幼儿班，到了小六他们便能使用双语，为将来的生活奠定稳固基础。　　然而，我担心因为越来越多家长在家里用英语同孩子沟通，母语的流利程度，尤其是华语，会减低。为了鼓励年轻人掌握双语，我建议为一个我希望最终可以超过1亿元的双语基金筹款。基金将带头倡导教导孩子母语和英语的计划，特别是在学前时期，目标是让他们掌握听和讲这两种语言的能力。　　我会把今天推介的这本新书售卖所得的200万元加上1000万元，总共1200万元拿来设立这个新的基金。黄志达（远东机构总裁）和王明星（旅店置业总裁）已分别答应慷慨捐出500万元和200万元投入这个基金。蔡天宝和邱德拔基金也承诺各捐出100万元。总理（李显龙）将捐出10万元，我的其他两个孩子显扬和玮玲各捐出5万元。蔡天宝会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及他的其他朋友捐款。我希望那些关注孩子的将来以及孩子学习母语能力的人也都能慷慨解囊。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hotspot/pages1/hotspot111129e.shtml; 105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新著推广讲华语运动32年: whyhoo 2011-12-4 19:06; 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要求华人别讲方言，以减少方言对学习语文的干扰时，抗拒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困难重重。　　他在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道出他当时为何以及如何软硬兼施，不得不发动这项改变和重塑华族社群语言环境的复杂心路。　　讲华语运动推行32年，被很多人评为新加坡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它要求人们别讲方言，减少方言对学习语文的干扰，看今天不少父母华语挂嘴边，几乎所有的孩子一句方言也不会说，可知运动的目的已大致实现。　　然而，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9年推行这项运动时，被坚持方言有价值的人视为“忘本”；他要电视台淘汰所有方言节目，以便制造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被许多人埋怨、批评，说“残忍”“不近人情”“多此一举”。　　李光耀在他的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道出了他如何以铁铸的意志，来发动这场石破天惊的运动。　　他说，福建话原本是他深入民心、赢得选战的重要武器，但是当《吴庆瑞报告书》指出方言就是妨碍新加坡顺利推行双语教育的罪魁祸首时，他果断地“快刀斩乱麻”。“方言既然阻碍了双语教育的推行，放弃方言，减轻学生学习的额外负担，便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 另外，方言也为新加坡制造“受过教育的文盲”。李光耀观察到，当日的华文源流学生一跑出课室就说方言，尤其在乡村学校，说方言的风气更盛。而在英校，华族学生之间主要都以方言沟通。这些学生如果中途辍学，就把英语忘得一干二净，华语又因不常讲而生疏，结果就出现了只会讲方言，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的“受过教育的文盲”。这是他认为推广华语运动刻不容缓的原因。　　但是运动的推展，从第一天起就困难重重。要求新加坡华人改变他们从出生第一天就开始听和说方言的习惯，抗拒的浪潮来自各方，一波接一波。　　当时好一些内阁部长在情感上，多不支持。林金山说：“何必要迫使孙子学习华语呢？他们会说方言，通晓英语，生活上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学华语。” 　　杜进才说：“我们是中国南方移民，很自然说的是南方方言，何苦要迫使自己学习中国北方话呢？”他还举出一个尖锐的例子，说明两三代之间的联系将随方言消失而丧失。他说，他的女儿在学校学习英语和华语，不会说福建话，当她到马来西亚太平去探望祖母的时候，两人不能交谈，这是很遗憾的。李光耀告诉他，他承认这是损失，但却是无法不付出的代价。他不希望孩子们因为语文问题失去优势。李光耀：四种人反对讲华语运动　　李光耀在书中分析，反对讲华语运动的人基本有四类。　　第一类是基于感情理由，坚持方言有价值，不愿放弃方言的人。这些人老的年轻的都有，他们说李光耀“忘本”。　　李光耀指出，那些说他“忘本”的人是感情用事。他说：“一个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他的‘本’就在新加坡。一个人如果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文化，不能掌握自己的语言，缺乏了自尊心，失去自信心，那才是真正的‘忘本’。” 　　他以多年前去访问卢森堡，拜会首相的一件事来解释什么是“忘本”。他说，这位首相要求他解释门口一块石头雕着的汉字的意思。他告诉这位首相，那是个“福”字，“福气”的“福”。　　李光耀说：“我解说给他听，他很感激。如果那时我回答不出，是很惭愧的，是无地自容的，那才叫‘忘本’。” 　　第二类是传统华校生。他们认为华人应该有写华文的水平，而不只是能讲；他们既不要看到方言消失，也想保留华文，英文则不应该被重视。他们还有意无意地误解这项运动是要用华语来取代英语。但李光耀很坚持：英语是科技、贸易、管理的语言，地位绝对不能被华语取代。　　反对讲华语的第三股势力来自受英文教育者，他们以“根本不屑参与”的态度对待这个运动。他们继续在家说方言，出外说英语，无往而不利。在他们看来，华语是低层次的、没有经济价值的语言。　　李光耀在书中回忆，当时在英文报《海峡时报》担任采访主任的冯元良对讲华语运动很有意见。冯元良说，他到政府大厦去办事，即使一声不出，也照样可以把事情办妥。去建屋发展局付一张账单，不用开口也可以把账付了。他问，那为什么要学华语呢？　　李光耀说，如果这些人没有孩子，学不学华语的确不是问题。因为，当方言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老年，仍旧能靠英语过活。可是如果他们是有孩子的人，则必须为孩子或孩子的孩子着想，只要他们在家里还讲方言，下一代就学不好华文和英文，因为方言加重了孩子们学习语文的负担。　　第四类抗拒者，是感觉不安的非华族人士，他们担心这个运动成功的话，他们会被边缘化，有一部分人甚至以为他们将来会被逼学华语。软硬兼施推广讲华语运动　　推广讲华语运动，李光耀当年是“软硬兼施”。软措施包括为公务员开华语班；出版多种附有中英文对照并有汉语拼音的词汇手册；让人们通过电话热线“打电话，学华语”；甚至规定华族公务员必须华语口试及格才能获擢升。　　“硬措施”中，冲击最大的是新加坡电视台在1978年7月停止播出方言广告；1979年11月开始把所有香港广东话电视连续剧配成华语；新加坡各影片发行机构也必须减少播映外地的方言影片。李光耀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被人说是残忍、不近人情，但还是正确的，要不然，推动讲华语运动的一切努力，会被讲方言的电视剧抵消，并且也不可能深入到家庭里面去。　　另一项“硬措施”是普及汉语拼音。教育部从1981年1月1日起，推行华族学生姓名汉语拼音化的政策。街道的方言名，政府也要改成汉语拼音。　　但是这个要普及汉语拼音的政策不但受到华族人民反对，连异族同胞也有意见。他们说认识Ang Mo Kio（红毛人的桥），而不是Hong Mao Qiao，为什么要改变？一些家长也不希望孩子的姓改成汉语拼音后，和自己不同姓。学生姓名和街道名汉语拼音化，政府后来都不再坚持。　　讲华语运动32年后，李光耀说：“这项运动集中了全国人民的力量，我们以坚定的意志力来推展。这是个改变和重塑整个社群语言环境的浩大工程，它牵涉到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如此的复杂，它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辛的。　　“当初不少人质疑政府出面推广华语的做法，直到后来中国经济起飞，讲华语到中国发展能占优势，全球掀起学习华语热潮的时候，很多人才称赞政府高瞻远瞩，能领导潮流。” 李光耀新著　　建国总理李光耀新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回顾我国过去半个世纪来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这项政策作为我国建国基石的重要性。《我》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轴为推行双语政策的原因和挑战；第二部分是个人篇，包括总理李显龙、本地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随书附赠录制李光耀过去50年在各种场合用英语、华语、福建话和马来话演讲的DVD。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hotspot/pages1/hotspot111204.shtml; 1249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whyhoo 2011-8-8 10:45; 李光耀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弹丸之地、资源匮乏的新加坡独立之后要想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走上全面开放的发展之路。他受教于剑桥，其精英治国理念奠定了新加坡繁荣的基础。他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推动者。他手下的政府公务员廉洁而高效，是其他国家仿效的楷模。他重视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穿梭于世界各地，汲取治国之道。他不畏强权，同情弱者。新加坡这个城市岛国处处都打下了他的烙印，也博得了“花园国家”的美誉。“新加坡国父”实至名归。; 195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光耀:中共不必太在意西方指责: DynamoChina 2011-7-25 12:55;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中共不必太在意西方指责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25日12:05 国际先驱导报　　几十年来，李光耀一直被视为规划新加坡发展道路的核心人物。图为今年5月26日，李光耀在日本出席一次国际研讨会。法新社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李光耀总理的邀请，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李光耀总理到机场欢迎中国客人。新华社　　【编者按】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当地时间5月14日与国务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不会在新一届内阁中担任职位。这是李光耀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担任总理至今，首次不再被列入新加坡内阁要职。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跻身世界前列、被视为新加坡“国父”的开国总理决定离开内阁，在新加坡政坛乃至亚洲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的辞职甚至被视为“亚洲强人时代的终结”。　　日前，CCTV-9知名主持人杨锐获得了独家专访李光耀的机会：“让我们分享他的观点，以及新加坡执政党，拥有45年历史的人民行动党的经验，探讨其如何让新加坡保持长久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此次对话于近日在CCTV-9《对话》栏目中播出，本报获得《对话》节目独家授权刊登文字实录：　　不必太在意西方的指责　　杨锐：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您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如何评价？　　李光耀：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是消除混乱，给中国带来秩序、规则和进步。中国共产党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教育水平，普及全民教育，这些都是显著改变中国的重要因素。　　Q：约八千万中国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中国的变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看到一个接一个在不同议题上抨击中国的言论。我们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批评，您的执政党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和挑战？　　A：西方一直认为，除非你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民主政体—— 每隔几年举行一次大选，更换总统、总理，更换国会议员，那么你就无法继续进步，就永远低人一等。这是他们早已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和历史都和西方不同，这也是西方无法理解的。　　Q：中国一直被打上共产主义政权的标签，冷战结束后，西方开始庆祝所谓“共产主义的失败”。似乎西方人对他们多党民主制、市场经济已经有十足的信心，那么您对于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开出的“药方”如何看待？　　A：任何设想重在实践的检验。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一定会步入其后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这和前苏联或东欧都不相同，这来自本土的经验。因此，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忽略西方(的指责)，继续我的工作，让我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我的国家更加强大繁荣。　　Q：邓小平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您如何看待“邓小平理论”？　　A：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足够说明，相比起理论，邓小平更重视实践。　　我认为，因为中国有了邓小平，他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带入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将会很不一样。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和他进行了会晤，他看到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但依然相对繁荣和平。邓小平也注意到了国外投资带来了国外技术，也让本国人获得教育培训的机会。回国后他开始试验经济特区，并取得了成功，随后逐渐开放了全中国。　　行的通就做行不通就改变　　Q：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快速增长。您所在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对新加坡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如果比较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您的角度看，两个政党是否有一些共同点？　　A：我们都有同样的文化的背景，文化会决定你的想法。我对于西方理论不感兴趣，或者说并不接受西方理论作为教条真理。我的主张是实用主义。行的通的话，做下去。如果行不通，就改变。我相信邓小平也有同样的主张。　　Q：您被称为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奇迹的设计师，现在您已经从政坛退休。您希望人民行动党能够继承哪些您的政治遗产？　　A：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将新加坡逐渐从第三世界阶层转变到第一世界国家，现在有了新的领导层，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人相信已经取得的成绩永远都是安全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一旦政府变得无能低效，之前所取得的成绩都会走下坡路。而大多数人相信成就已经巩固了，他们希望采用西方的两党制。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世界国家必须拥有第一世界的国会，这也意味着有第一世界的反对党，这样就能进行政权交替。如果新加坡走上这条道路，我将为新加坡感到遗憾。　　Q：是否永远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激励您对新加坡的前途走向做出判断？　　A：是的，当然。因为新加坡很小，在外界的影响下又很脆弱，因此要时刻警醒，对外界力量做出相应反应。如果对你有利，就借用这种力量航行，如果风向对你不利，就把风帆收起来，等待这阵风过去。　　Q：您曾提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文化背景上有类似的地方，但中国比新加坡大得多，而中国希望学习您的经验，那么中国在哪些方面能借鉴新加坡？　　A：中国在新加坡能学到具体的管理经验。而不是学我们的政府管理，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执政方针。我们如何让城市井然有序，让人人有其居，这些方面中国还没有解决。新加坡设立了住房发展局来承担这个责任，确保我们购买足够的土地，并以可以承担的价格让每户家庭都拥有住房。　　用和谐的方式弥合分歧　　Q：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过于集权，对于这种“非西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A：那些批评者可以说他们想说的，我还得继续做我必须做的事。每一天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的体系是有效的，这是对批评者的回答。　　Q：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很多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重新审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您对此怎么看？　　A：我不认为这是市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信心缺失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预算赤字也在增加。导致的信心丧失。　　Q：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　　A：美国人必须服下“苦口良药”：他们的债务和赤字很高，因此必须压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债务。一个采取这些措施的总统不会受民众欢迎，但必须找到一个能这样做的总统，让美国重回正轨。　　Q：奥巴马总统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遭致共和党批评称是在过度使用政府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如何从理论成为现实，新加坡独特的政治体系如何实现这一点？　　A：不，西方人并没有提出“和谐社会”，他们相信冲突，只有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才能带来进步。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我不认为他们会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和谐的方式弥合分歧取得共识。　　他们的理论是：你支持观点A，我支持观点B，我们相互竞争，有时理论B胜出，我成为政府，我把这个理论复制实施。过了一阵之后，我失败了，理论A就回来了。这是他们的系统。　　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Q：让我们讨论中国和美国如何共存的问题，因为两国有太多不同，从价值观到政治制度。中美的“G2”或共存模式是否可能？因为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两国必须找到共同之处，而非直接冲突。　　A：我并不认为中美会发生直接冲突，和美国冲突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技术和投资，中国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到美国留学，学习美国的高校如何孕育创新的想法。中美对待问题的方式不同，你不会让美国人变得和中国人一样，也不希望美国人把中国人变得和他们一样。　　Q：去年，中国和东盟“10+1”自由贸区(FTA)生效，您如何看待一体化进程之后的贸易和投资发展？　　A：这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增长。即便没有FTA，我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紧密，中国是我们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大部分新加坡人会说中文，他们很愿意去中国做生意。中国是制造业的低成本基地，也给我们提供低成本的产品，因此贸易和投资已经让两国关系更紧密。有了FTA之后，东盟10国也将逐渐融入整体的东亚经济。中国在一些领域有一些特长，这和东盟国家相互补充，即便没有FTA，中国与东盟也将走将经济一体化。　　Q：在您看来东亚的未来是怎样的？　　A：不光东亚，全世界的未来将更加相互融合。中国会影响美国和欧洲。例如今天，温家宝总理在欧洲宣布购买欧洲国债，这不是一个分离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这是世界发展新的模式和背景。　　Q：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A：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占据了不同的甲板。(谢来/编译); 1055 次阅读|0 个评论

后李光耀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fqng1008 2011-6-15 15:27; 刚刚看到《网易》的《看客》第76期“李光耀的新加坡”，首页讲到：1959年，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在大选中获胜就任总理，成为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在任30年及在内阁施加影响的许多年里，李光耀用强权政治换来国家安定，用严刑峻法换来社会有序，在昔日的贫穷小渔村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在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得票率跌至历史最低，此后李光耀宣布从内阁退休。李光耀的新加坡，将迎来它的“后李光耀时代”。 http://news.163.com/photoview/3R710001/15132.html 看着那些历史性的图片和发人深省的解说词，我联想到自己的祖国，她早已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三十多年的坎坷历程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对比之下无限惆怅。这也许是给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出的一个题目，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期盼有一个像样的解答......;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49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还需要多少年？: 热度 8 lhj701 2011-4-5 21:08; 中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还需要多少年？（罗汉江）从《凤凰网》上看到，李光耀说“ 中国20年之内不可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 ”。在他看来，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可能是10年）比成为科技强国要更快。那么中国到底还需要多少年才会成为世界技术强国？另外，如果能在20年内成为世界技术强国，我们的教育、科研应该做些什么？《凤凰网》：李光耀：中国20年之内不可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4/05/5556980_0.shtml 《求是理论网》：李光耀：中国成为最强国“需要十年以上” http://www.qstheory.cn/gj/zgwj/201104/t20110405_75260.htm; 个人分类: 社会新闻|4349 次阅读|19 个评论

李光耀：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热度 4 qlms 2011-1-23 10:26; 今天搜狐上有一条加粗的新闻《李光耀希望去世后将故居拆除，拒绝成为国家圣地》。原文内容摘要如下： 1 ，李光耀说： “ 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住所）。 ” （估计会真拆） 2 ，李光耀说： “ 我看过其他房屋，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人们从中穿行。 ” （拆迁的原因） 3 ，李光耀说： “ 由于我的房屋存在，周围房屋不能建设过高。如果拆掉它，改变规划，让房子建得更高，土地价值将会增加。 ” （拆迁的意义）其实呢，搜狐新闻虽然加粗强调了这一新闻，但内容却是仅仅选取了李光耀新书出版之际接受采访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内容可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李资政：新加坡还不算一个真正的国家》和《陈庆炎博士：接受不设限访谈，李资政详述世界观和核心想法》。在这两篇报道中，李光耀对面对未来的世界，谈到了一下几个看法： 1 ，李光耀认为，目前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有朝一日可能失去执政权。（接受客观规律） 2 ，李光耀认为，当选民厌倦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并说 “ 让我们尝试让反对党当政府 ” 的时候，也就是换政府的时候了。（明白历史规律） 4 ，李光耀举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为例，指出它从 1955 年到 2009 年执政，但最后还是下台，部分原因是它以过时的思维治国。（以史为鉴） 5 ，李光耀说 “ 没有任何一套制度可以永远存在，这是肯定的。在下来的十至二十年，我不认为这（指换政府）会发生。在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是否总能物色到最有奉献精神、最能干和诚实正直的人从政？我希望如此，至于是否永远做得到，就不晓得了。 ” （应该算比较客观的判断） 6 ，李光耀说，如果执政党突然分裂，就有可能突然换政府。另一种则是逐渐演变的情况，即行动党的素质不断下滑，或反对党能组织一支与行动党同样好的队伍。（判断应该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另外，访谈中李光耀还简单介绍了为什么新加坡下大力气解决水供应问题。按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协议， 2011 年第一个40年供水合同结束。大家都以为新加坡会在第一个低价供水合同之后会面临水资源危机的时候，新加坡却从上世纪 90 年代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蓄水设施，扭转了完全进口水源的局面。也让今年谈判的局势发生了扭转。我个人认为，李光耀对民生的关注，对政治的理智，对自己后事的处理，无不透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 个人分类: 联合早报网|4076 次阅读|6 个评论

李资政：达士岭重建组屋让国人分享经济成果 --联合早报: qlms 2009-12-15 11:54; (2009-12-14) 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以达士岭组屋所在的优越地点，政府要售出这块地段必定轻而易举，而私人开发商也将能很快地在这里建起一栋私人共管公寓。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将是把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不过，他指出如果政府这么做，效果将会不同于把组屋居民引回这一区，进而让一般居民也可享受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果实。　　李资政昨天傍晚参观了刚落成的达士岭组屋的一些设施后受访时，感叹附近为金融区的新一代政府组屋反映了新加坡半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巨大转变。　　他说，由于我国土地的限制，加上填海计划几乎已达到顶限，政府下来建造类似达士岭组屋的高楼组屋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不是每座组屋都能像达士岭组屋那样。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地点，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多数有历史的建筑物。新的组屋或许将有更好的设计，但是达士岭组屋的地点是特别的，它就在市中心。达士岭组屋位于丹戎巴葛达士敦坪，楼高50层，共7座1848个单位，是目前全国最高的公共住屋。建屋发展局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组屋区建造摩天组屋，是为了吸引旧组屋居民的子女和年轻居民前去居住，给这一区增添年轻的气息。按照最新的市场价格，达士岭组屋的S1型单位（相当于四房式）平均售价是48万6000元，S2型（相当于五房式）则是59万元。　　这里是建屋局于1963年建造首批租赁组屋的地点。当年老旧的组屋如今已蜕变成象征着我国公共住屋无论是质量，还是设计都已进入新时代的最新一代政府组屋。　　达士敦坪过去原来还有一段小历史。据年轻时曾住在丹戎巴葛区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庄日昆透露，达士敦坪在1963年是由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直接管制的警察营房，当时住在那里的马来人占多数，他们同本地社群的相处并非十分融洽，使当时的新加坡自治政府颇为头痛。后来，政府便在那里建造达士敦坪民众联络所，并举行各种社区活动予以抗衡。这个问题到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才慢慢得以解决。　　达士岭组屋在2004年首次发售时，获得公众热烈反应，争相选购。然而，享有优先选购权的广东民路原址租赁组屋的191个住户，却只有两个决定购买旧址新居。　　其中一个住户是曾在达士敦坪租赁组屋度过童年的信息科技项目工程师文克特罗亚鲁（38岁）。他昨晚是从李资政手上接过新组屋钥匙的住户之一，李资政过后还到他位于24楼的组屋参观。; 个人分类: 联合早报网|6167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光耀访美演讲言论引起中国网民不满: xupeiyang 2009-11-6 08:21; 李光耀访美言论掀波澜 2009年11月04日 07:51:32 　来源：广州日报【字号大中小】　【留言】　【打印】　【关闭】【Email推荐：】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0月29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 ●要求美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制衡中国，否则将丧失霸主地位 ●称美应在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加坡媒体称其言论被另类解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上周应邀访问白宫，并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他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如果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将可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李光耀与奥巴马在白宫的会谈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李光耀10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公开演讲。他在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应当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演讲的内容被美国和新加坡的多个报纸广泛报道，有新加坡报纸甚至直接用了《李光耀呼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制衡中国》的标题。（责任编辑: 刘畅）; 个人分类: 有待分类|134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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