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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让年轻人全身心做科研: redtree 2014-8-4 21:31; 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让年轻人全身心做科研作者：赵永新来源：人民日报发布时间：2014-8-4 9:25:11 北生所的实验室主任陈婷（中）与学生在探讨问题。倪建伟摄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自2004年7月试运行起，就开始了大胆的尝试：招聘一帮刚做完博士后的年轻海归担纲实验室主任，开展前沿领域的探索。 “这些30出头的年轻人在国外都没有独立领导过实验室，他们到底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多远？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没底。”谈及这一“试验”，所长王晓东坦言。 “不过，10年下来，他们走得比我当初预料的还要远。”他说。自2006年至今，这些目前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的实验室主任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高水平论文30多篇，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创造了许多重大原创性成果。比如，邵峰实验室系统揭示了病原细菌入侵和先天免疫系统防御的分子机制，对多个重要人类病原细菌致病机理提供了深入的阐释，对解决败血症这一顽疾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于2013年荣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本土科学家；李文辉实验室发现了乙肝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受体，打开了根治乙肝的希望之门，他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加入乙肝免疫逃逸评价专家合作委员会…… 2012年，全球著名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公布了“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从全球760多名入选者中胜出的28位获奖者，北生所独占4席，每人获得5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这些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集体崛起的秘密何在？ “答案很简单：‘Empower Young People’——为年轻人赋能。”王晓东说，“这些年北生所一直在做的，就是给最有创意、最有动力、最有能力但缺乏资源的青年科学家提供物质和心灵的自由，让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 给空间—— 科研是在不断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所以一定要尽力为年轻人心无旁骛做科研创造好的条件 “究竟要不要回国？”2005年下半年，在哈佛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的邵峰很是犹豫。与王晓东一番面谈后，他打定了回国的主意。打动他的，是王晓东的承诺：“来这里你不用为申请经费发愁，不用到处跑关系。所里每年给你200万元的经费支持；5年后通过评估，每年还会增加100万元。” 更让这些年轻的实验室主任们满意的，是他们在科研上的绝对自由：具体做什么课题、怎么做，以及实验室聘什么人、在经费预算内花多少钱，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所长不加干涉。 “这种自由和信任非常难得。”实验室主任朱冰告诉记者，“我们做的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究竟前面有没有路、哪条路能走通、何时能突破，我自己都不清楚，何况别人？如果领导三天两头来检查，研究肯定做不好。” 有人或许担心：给实验室主任这么大的自由度，他们会不会乱花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北生所有专门负责经费支出的财务部门，每个月实验室主任们都会收到一份详尽的明细单，谁也做不了假账；另一方面，这里的实验室主任年薪较高，没必要在经费上“动心思”。据介绍，对于实验室主任，北生所按照不同的职称，全部实行年薪制：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分别每年为30万、40万和50万元。 “我们的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同级别科学家的3/4，能保证大家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王晓东说，“科研是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是非常难的事情，只有全身心地长期投入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心无旁骛做科研。” 在条件支持方面，北生所还有一个“独门秘笈”：公共技术平台（也称辅助中心）。建所以来，王晓东陆续建了10多个公共技术平台，比如影像中心、蛋白质组中心、抗体中心、动植物中心等。这些技术平台向所有实验室开放，提供大型仪器服务和技术支持。 “这些技术平台非常重要。”邵峰告诉记者，“生命科学研究需要化学、物理等多方面的技术支持，你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这些辅助中心给我们提供了最及时的支持，能把我们的创意变成现实。” 加压力—— “第一个5年必须做到国际知名，第二个5年要做到国际领先”，随意做是做不好的。北生所一直坚持“国际一流”的标准，严格优胜劣汰从事皮肤干细胞研究的陈婷是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2012年底签约北生所后，感觉工作有了着落，干活就没以前那么玩命。导师提醒她：你这个样子能在北生所混吗？据我所知，他们的要求并不比我们低。事实的确如此。朱冰至今不忘当年参加招聘的情景：“听晓东讲了他的评估办法，我的汗就下来了。” 北生所的评估标准的确很“邪乎”：实验室运行满5年后，王晓东把工作总结材料寄给10位国际同行，请他们书面回答3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该实验室主任在你们的研究所、大学能不能得到提升？该实验室主任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根据其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也就是说，第一个5年你必须做到国际知名，第二个5年要做到国际领先。”王晓东说。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3个问题都要通过。通过评估的续签新合同，通不过的只能走人。据介绍，10年来约有20%的实验室主任因为没有通过第一轮评估离职。 “压力是人才成长必要的条件，随意做是做不好的。因此北生所一直坚持‘国际一流’的考核标准，鼓励大家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做不到的事。”王晓东说，“同时，科研是人类的智力竞赛，必须像体育比赛那样尊重规则、优胜劣汰。” “晓东对我们一直有很高的期望。”朱冰回忆说：自己到所里一年半后，找王晓东“汇报”工作。“考虑到他比较挑剔，我就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进展。晓东听完后说：这个还比较有意思。我说，其余的估计你也看不上，我就不说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朱冰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北生所的高标准、严要求其实对年轻人非常重要。如果目标不高、要求不严，人就很容易懒掉。” 造环境—— 从所长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行政级别，一切唯学术是瞻。努力营造“卓越、平等、合作”的创新文化，让年轻人潜心科研、醉心科研除了追求卓越，北生所给记者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平等的文化氛围—— 王晓东既是所长，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但同事对他都直呼其名，既没有人喊“王所长”，更没有人称“王院士”；北生所采取的是合同聘任制，上至所长、下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行政级别，“长官意志”在这里不好使，一切唯学术是瞻；包括刚加入的年轻人，所有主任的实验室面积都和所长的一样大小；无论是多大的“腕儿”来做学术报告，都是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就是挑战权威，尤其需要有批判性思维。”王晓东解释说，“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是平等，平等才可以批判。” 深入人心的平等理念，换来的是学术上的积极讨论和坦诚批评。邵峰告诉记者，每周五王晓东都要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实验室主任们轮流介绍自己的研究进展，然后互相点评。 “我批评过别人，别人也批评过我，都是直截了当、不留面子。虽然当时感觉不太舒服，但事后想想，有批评才有进步。”邵峰说，“如果大家都给你唱赞歌，你就会永远感觉良好、不想改变。” 批评并没有影响合作。在北生所，各个实验室之间、实验室与技术辅助中心之间，科研上的合作是家常便饭。 “北生所一直致力于营造‘卓越、平等、合作’的创新文化，让年轻人潜心科研、醉心科研，努力打造展现人类智慧之美的创新平台。”王晓东说，“现在来看，这一目标已初步实现。” 他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李文辉虽然已是国际乙肝学界的知名科学家，但因为没有做评估，还一直拿助理研究员的工资。“我为这事找了他好几次，告诉他评估完了就可以在工资和科研经费方面上个台阶。他说：评估的事先放一放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李文辉告诉记者，2011年找到乙肝病毒的受体后，他和学生就一直忙于乙肝药物的开发。“药物开发非常难，我们想早一天做出来，为遭受乙肝折磨的人们解除痛苦。”（原标题：《给空间、加压力、造环境，为青年科技人才搭好展现智慧之美的创新平台——北生所：让年轻人全身心做科研（关注·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②）》）; 个人分类: 科技新闻|127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热度 138 饶毅 2012-6-8 14:10; （2012年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做客第54期文汇讲堂，主讲《海归能推动中国科研改革吗？》，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部副总裁鲁白受邀出任对话嘉宾，文字整理发表于2012年6月8日《文汇报》）我在美国工作22年后回国，除了已经强调的归属感外，也因为对中国的远景有信心。但对近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诸多担忧。作为科学研究者，我担心中国科学的基础不够坚实。 1 科学值得大家关心 1978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但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所以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1.1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有几句话非常刺激。他说， “ 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美国）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 今天，有志气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满足于面包屑，即使现代面包屑的名目繁多如“新浪”、面值高昂如“百度”、非常有用如高铁、宏伟壮观如鸟巢 …… 1.2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人口6千万，面积24万平方公里，小于四川省面积，但曾占有全世界1/4的土地。原因之一，是此前几百年，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有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再看现代新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这与我1980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有关。1973年，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Herb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 Cohen合作，发明了“重组DNA”技术，不仅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年他们获专利，该专利成为世界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年，40岁的生物化学家Boyer与29岁的风险投资家Swanson商谈几小时后，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而后，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这些教授在产业、创新上领航发力，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影响了多个行业，如医疗诊断、农牧业，也改造了制药行业，20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8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而非传统药物。所以，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这是误解。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获奖约20位，中国还是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全球大药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与美国比起来，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1.3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活质量问题，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像肝炎，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而中国高发有近亿患者，因为无法依赖进口，我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80%依赖进口，而美国农作物生产过剩，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我们是否有对策？因此，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应接这样的挑战吗？ 2 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其中部分参与产业，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所以，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2.1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国家很小，却重视科学，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大药厂Novartis（诺华）年销售500亿美元，年利润100多亿美元，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最近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赚钱，近年出版《Nature Communiacation》，《细胞》出版社出版《Cell Reports》，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2.2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1960年代有两弹一星，1970年代，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都优于现在。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部分实验室，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其间有个过渡，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3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经费，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由于历史原因，某阶段内有过设计，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那时除数学外，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年，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0年代后，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3.1 延迟了7年的科技改革讨论重启 2005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我、鲁白、邹承鲁于2004年11月在《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几天之内国家领导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因此，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有望有较大推进。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我相信，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理性地讨论和设计，逐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3.2 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的成功例子。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 年建立了北生所，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该所改革了体制，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获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2012年，国家基本还是拨同样的经费，而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活生生的对比。今天，对国家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国家投入多个研究所的经费已经超过北生所。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滚过爬过”，北生所为何免灾？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的反对，改革得不到推广，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 4 海归应该积极正面参与改革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院，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相比较而言，我们“文革”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文革”前大学生留学归来者学习，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以至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4.1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即使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但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一听说具体某人、某项目要改革，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很少人改革，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我这5年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多个政策，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等等。另外，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每个老师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或者自己不执行，这都是假改革，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4.2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我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近30年之内，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我相信几十年后，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1883年Rowland的文章还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可以把他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4.3 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Barbara Walters的问话，奥巴马说，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和工程界。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在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娱乐、服务业的时代，应该清晰地阐明，科学不仅对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海归、非海归的科学家，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做出美丽的科学。（注：Rowland文章承王鸿飞、王丹红提供和翻译）鲁白、饶毅对话引进、学习国外企业是个过程，但重要产业不能一直依赖海外技术鲁白：听完饶毅的演讲，我有点震撼。他今天的基调是批评，我稍有不同意见，这是在宣扬“中国落后论”，带有一点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30年的成就是因为一有改革二有开放。开放意味着吸引外国先进的文化、企业、思想，它们对中国原有文化和体制起到冲击和推动作用，不能简单地把外国的东西当作对立面。饶毅：我完全支持和欢迎开放，也不反对向外国企业学习，但重要核心产业不能依赖外国，特别是食物和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终究要在本土产生。中国科研体制改革最需直面三件事：体制、科研人员行为规范、学术风气鲁白：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通过农业改革，扩大市场内需以及金融改革等，取得了很大成绩。托马斯·弗雷德曼在新书《我们过去就是这样》中预言，全球化、信息革命、财政赤字、能源环境将挑战美国未来；比尔·盖茨最近接受杨澜采访时回答，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健康、教育和创新。我想请问，“中国科技界未来三个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饶毅：第一是科技体制，第二是科研人员的行为规范，第三是学术风气。科学技术会促进创新，创新能让国家可持续发展，这点大家有共识。体制改革常常是渐进式发展，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新经费投入新体制，新的研究经费和新的资源仍在旧的体制内分配是过去5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既然都知道旧体制下大量经费投下去效率不高，继续通过旧体制投资是在扩大问题。在科研领域担任行政管理者，本质上并未超出科学研究这个范畴鲁白：我个人认为科学家不太适合当领导。首先科学家要求创新与标新立异，领导则是求同存异、统一意见；第二，科学家的研究专注于其专业领域内，而领导需要对一个学科或整个社会的全面把握；第三，科学领域只能有第一，不能有第二；而做领导恰恰是一门协调与妥协的艺术。你怎么融合这两个有些矛盾的角色？饶毅：爱因斯坦做任何单位、院系领导都会出问题，他很少和别人合作。国外科学家担任行政领导的不在少数，曾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的Harold Varmus就是一例。我所做的行政职务并没有脱离科学家的本业。我推动的改革结合了中国、美国科教界的经验，再通过观察中科院神经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院等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开展。我写过的文章，也都和科研专业及相关文化有密切关联，很少议论其他事情。我所崇拜的遗传学先驱孟德尔生前只写过两篇遗传学论文，另外写了很多短篇文章，所以，如果他活在今天，写的博客一定比我多。唯才是举、延揽高于自己的人才并勇于承担引进责任，是科研人才引进的关键鲁白：你刚才认为部分海归起了负面作用，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引进更多的高层次、有能力、有道德水准的海外科学家，进一步推动中国以后30年的经济向纵深发展。美国成功吸引了诸多优秀海外人才，从犹太人、印度人到现在的华裔或中国人。其中两点特别突出，第一是公平，人人都有机会；第二是“凭本事吃饭”，工作做得好，总会被认可，所以，美国可为很多人提供专业上发展的良好机会。而中国在这两点上欠缺，但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主要是由于回国发展给海归带来的机会。我看过哈佛大学的一个统计，1200多名海归回到中国，在事业上进入更高层次的比例比他们在海外更大。你觉得我国的科研单位在人才引进上哪些可借鉴美国？饶毅：决定回国的人原因各异。关于引进人才，我曾经讨论八个方面，听众有兴趣可以到博客上找到我的文章。这里只说两点。第一是任何单位在招聘时，一定要积极寻找水平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高的人才。第二要敢于唯才是举，现在科教界招聘仅以是否在相关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标准，不重视仔细考察科研潜力，可能与不敢负责任有关——今后有问题可以推说大牌杂志也认可他。所以科研机构不仅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还需具备善于面对舆论压力的心理素质。我所崇拜的孟德尔，就受惠于修道院院长识才并敢于支持自己发现的人才，在孟德尔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给了他读大学的机会。听众提问科技体制改革要走在其他行业之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政府到底有多大决心来进行科研体制改革? 饶毅：改革需要有人提出，也要有很多人实施。既需要有人在国家层面、学校层面提出建议，也需要在院系，踏踏实实实施改革。其中碰到各种阻力，都需要勇敢直面。我觉得国家会一直支持科技体制改革，因为科技体制改革比其他改革相对容易，而且科技不是一个很大的行业，直接影响的人不多，而对人类福祉的意义却很大。相比全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巨大投入，改善科技所需的经费对国家来说少多了。成立“诚信办公室”惩罚学术造假微博网友提问：对学术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当事人应承担后果有何建议？饶毅：美国NIH有“诚信办公室”，它要求全美国的经费申请人所在机构遵守已制定的规范，一旦出现问题，机构必须出面调查，否则整个机构的经费全部被取消。中国有政策，但没有专职处理学术造假问题的机构，这就落实不了。制药的前提是实验的可重复性微博网友提问：制药企业根据国际尖端杂志上的文章研发药物，经常因为很多实验不能重复而无法实现医药生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鲁白：我的一位在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朋友是这样处理的：他会关注有信誉的实验室发表的可以被重复的文章，如果公司有兴趣，他一定会让自己的科研人员重复关键实验，再考虑要不要投入研发。制药的目的是给人吃，关系到生命安全，投下去的经费也是巨大的。因此，科学发现的重复性在做药时显得尤为重要。不可能单单因为看到学术文章发表，就去研发药物。但实验不能重复，也不一定就是学术造假。有科研是否严谨的问题，也有人们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要成功应站在新科技的最前沿上海交大博士生：我马上博士毕业了，是继续生物的科研还是进入实业发展? 饶毅：在中国，和生物相关的企业太少，所以就业机会也少。但正因为今天中国生物制药业不发达，这对于一般就业是很大问题。不过，也潜在留个你们后来人一个很大的机遇。IT等行业，在中国就业机会比较多，不过现在成为IT行业的巨人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那一批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成功，现在再做就比较难。而生物技术产业、生物制药，在中国不发达，也就对创业者、特别是创大事业的人留有余地。我经常对学生说，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再去学，否则不必强求自己高举科学的旗帜。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否则当收入和前景不如其他专业时，你就会后悔。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我2005年进生物专业时考分很高，现在降了很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鲁白：那时，生物专业学生出国概率最高，所以考分要求特别高。我觉得随着大流走没什么错。但要想很成功，必须站在潮流的前端。才能引领世界新潮流。领袖人物要有远见，知道什么是几年后的最前沿的学科；还要有勇气，敢于去做人家不敢尝试的事情。五大条件助推生物科技民企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博士：我自创了生物科技公司，请问未来是否有前景？鲁白：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要有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否则生物产业不可能发展；第二，要有一批有创业精神的高学历人才。中国愿意创业的人很多，但是高层次的创业者不多；第三，要有支持生物医药业的体制环境，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已经慢慢开始具备条件了，很多跨国制药公司建在那里；第四，有效低价的外包公司也是今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之一；最后就是风险投资，这点在中国较弱，主要是政府在承担这个角色，希望民间海外有更多真正的ＶＣ参与进来。北大清华北生所联合研究生计划取消了“SCI指标”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您对生物专业研究生招考有什么看法？饶毅：北大清华北生所（PTN）有一个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联合计划。首先，招生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科研能力来判断，不单纯看考分，不需要老师推荐，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其次，提高了研究生的工资，让研究生有更多的自主余地。第三，在研究生中期评估和毕业考核时，彻底取消了在SCI（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检索工具）发表文章的规定。中国在过去20年，不少学科成了被SCI导向的学科，一些发文章较少，文章得分低的学科，如保护生物学等，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和发展。我认为国家亟需改变生命科学领域被SCI所主导的局面，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过，舆论呼吁也是一种方式。创新的源泉来自体制、文化和勇气华理化学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学生：除体制原因外，造成国内外创新能力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鲁白：创新有结构和体制的问题，同时，文化也非常重要。要成为一个创新的人，就要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追求，想和做的角度和观点与众不同。合适的文化环境会鼓励人创新。创新还需要勇气，能够忍受寂寞，批评和不理解。还要有能力说服大家一起走未知之路。; 44866 次阅读|145 个评论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被边缘化”是很怪异的一件事: 热度 25 曹聪 2011-11-24 19:12; 饶毅以“ 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 ”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请命，在科学网引起不同反响。北生所是笔者研究世纪之交中国生命科学新建研究所中的一个，另两个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和现已脱离中国科学院基因组所的华大。笔者曾写过一篇小文： “ The Emerg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Life Science in China ”，被收入了 Jon Sigurdson编的一本小册子 China’s New Knowledge Systems and Their Global Interaction ( Stockholm, Sweden: Swedish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und University , 2004)。笔者至今仍然关注着这几个研究所，希望有朝一日能作出更好的研究，写出更好的文章。手头没有这篇文章，网上也找不到，但记得最后曾提到，希望这几个所不要成为中国科学的 “ 孤岛 ” 。现在读了饶毅的博文，隐约觉得北生所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科学的一个 “ 孤岛 ” ——被边缘化不是被孤立起来了吗？仔细一想，北生所在中国被边缘化、成为 “ 孤岛 ” 其实是很怪异的一件事。何以见得？因为北生所是有后台的，它是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组建的。它虽然由体制外的王晓东和邓兴旺担任所长，但是，是受到体制的支持的，至少是在它成立时。也就是说，那些支持北生所的政府部门希望北生所能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的一块“试验田”，并为下一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但是，撇开北生所的科学家竞争项目、学术荣誉等不说，仅从北生所研究经费从初创时的1亿到现在的1.2亿这一事实来看，科技部、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在中国科学界颇具实力的机构或者说中国科技体制并不认同、并不看好北生所这一模式，甚至有可能认为北生所是一个失败的试验，从而导致北生所的“边缘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北生所“被边缘化”传递出的信息，恐怕比饶毅、施一公当不上院士更令人担忧，因为后者多少可以说是科学家的个别行为或科学共同体的自治的结果，而前者则反映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之难。; 个人分类: 另眼看中国|17557 次阅读|36 个评论

中科院神经所和北京生科所能成为中国科研院/所/校未来的样板吗？: Bobby 2009-8-8 20:20; 饶毅先生在他的博客文章《职称和水平：国内助理教授可达什么程度》（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8167 ）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中国高职称的现象，弊大于利。我想这无疑是不错的。我这里借题发挥，探讨一个问题：中科院神经所和北京生科所能成为中国科研院 / 所 / 校未来的样板吗？我的意见是：除非是新建的科研院 / 所 / 校（地理位置, 待遇, 科研软硬件等能与中科院神经所和北京生科所相比肩；据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还算是体制外科研机构，经费无需竞争，又非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可比），否则很难仿效。原因是：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1999 年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04 年成立，正如白纸上可画最好的画，如果你是修改别人画作，就难以放开手脚。恐怕有些政策在较远的未来很难执行，包括设置这样的职称结构研究员也是最低职称，相当于国内的正教授和正研究员，而比照美国的助理教授英文职称为 Assistant Investigator 。其后尚需晋升高级研究员（英文相当于副教授）、资深研究员（英文相当于正教授）。在老的科研院 / 所 / 校中，如果按照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标准，将没有几个资深研究员（英文相当于正教授）（按照王鸿飞先生的说法， 99% 的教授都要从头干起？），那还不反了？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白发苍苍，临退休或入棺之时还是个 Assistant Investigator ！情何以堪？活着这还有什么混头？再说，很多博士 / 博士后回国，也就是图一下子转正成为国内的教授，不再仰人鼻息，合着在洋人屋檐下是个稚嫩博士或千年博士后，上岸回国还是要从 Assistant Investigator 干起，再加上普通老的科研院 / 所 / 校的工资待遇又无法与国外的（包括上述两个所）相比，实在是行不得也么哥！海龟上岸图图片来源： http://www.haiguinet.com/forum/viewtopic.php?t=985735sid=a0fd96c7cff21edc5793028b20483fed 注：博文来源于小苗的问题。; 个人分类: 科学感想|14262 次阅读|1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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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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