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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问（上）: 热度 1 lvnaiji 2019-4-1 08:18; 吕乃基近日在思考全球化时，感到有不少疑问，事关重大而又难以作答，求教于各位。一、空间横向（在同一层面考察全球化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1. 重建全球产业链，还是规则优先？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重构全球产业链，与之前不同处是，由中国当链主。欧盟则呼吁先行重建WTO规则。是推新的全球产业链，如一带一路，还是规则先行，抑或二者同时并进，又如何“同时并进”？ 2. 据报，中国具有“完整产业链”。世界上是否有哪个国家具备“完整”产业链？退一步说，即便如此，是否就可以我行我素？ 3. 大国博弈，谁主沉浮？如何考量其中的事实判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以及价值判断，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全球化之进退废存，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哪些领域可以，哪些不可以？纵向全球化涉及“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构成类似量子阶梯的层次关系。 4. 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究竟何处可以切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在上帝与凯撒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分界线。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说的是“功能”，功能落实到什么样的主体，个人、企业、社会组织，还是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主体是国家还是企业？当中国以国家-企业双主体的方式沿一带一路昂首走向世界之际，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仿效，以国家的身份介入全球市场。欧洲“必须作出调整，组建欧洲的领军企业。” “美国一直想同化中国，最近它却想变成中国”。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各国都成为中国，世界将会怎样？ 6. 就位于“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底层，以及处于全球化背景中的技术而言，哪里是自力更生与全球产业链的边界？ 7. 物竞天择，主宰生物界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于多大程度上依然有效？人类社会又在哪些方面超越生物界？在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的阶梯上，“物竞”，是技术、GDP、政治体制、价值观，还是这些方面的某种组合？“天择”，谁是“天”？;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2449 次阅读|2 个评论

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下）：中国的实力: 热度 2 lvnaiji 2017-12-28 07:38; 吕乃基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是由实力说话。民族、国家之间所有的争斗，说到底，就是争当“选择者”，避免“被”选择的命运。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实力”包括先天实力即自然实力，以及后天实力：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这四种实力，在各个时期四种实力的权重有所不同。自然实力既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三种实力的基础与载体；后天实力旨在提升、优化自然实力。知识实力是骨骼，支撑国家实力；社会实力是血肉，是国家实力的生命；伦理实力是国家实力的灵魂，决定国家实力的方向和高度。 1. 传统中国的实力中国的实力具有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兴起之前，把原始的自然实力发挥到极致。冯天瑜对此有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实力，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尽力发展原始的自然实力，以及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在“传统框架内”，知识实力，体现在农业和部分手工业，以及中医，典型是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得不到科学的支撑，是意会知识，因而难以交流与共享。目前正在大力挖掘《易经》中的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包括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等，被认为是世界几大奇迹之一。伦理实力可以说在传统的框架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以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伦理型社会”。中国哲学上没有本体论，唯有“情本体”（李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穿越时空，具有普适价值。虽然如此，在传统的框架内，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不仅自身难以发展，而且束缚自然实力，使国家整体实力陷入停滞。虽然如此，中国在世界上却傲视群雄数千年，其中存在深刻的根源：原住民，超稳定结构，以及特殊的外部环境。世界各地都有原住民。所谓“原住民”，即居住者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与生俱来，代代相传，如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原住民携带着时间的积淀，传统的惯性，兼有思想上的长城——意识形态，区分你我，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彰显纯洁、国粹，或许还有曾经的高贵。延续的时间越长，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原住民的长处是继承和凝聚，短处是创新与开放。对原住民的纯粹性越是强调，就越难以融入世界。由原住民可以联想到生物进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隔离。同一种生物，经过若干代的隔离，竟然可以走到彼此间不能繁殖后代的地步，成为新的物种。中国，原住民的历史之久，人口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而在继承和凝聚上又增添了砝码。重要的不是当下，而是代代相传的“祖宗的规矩”（大红灯笼高高挂）；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自然性，黄皮肤黑头发，乃至图腾，“龙的传人”。虽说历史上不时有北方民族南下，改变了些许原住民的基因，但主要是被同化。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中国，把原住民的长处和短处都发挥到淋漓尽致，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路途之艰难反过来说明了这一点。 “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刘青峰）是中国历经数千年而止步于自然实力的原因之二。在传统的框架内，知识难以共享；社会实力，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难以周全，致使朝代不定期更替。然而改朝换代，只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伦理实力没有变。另一项研究表明，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之所以在一个农耕自然经济的水平上自我循环和“内卷”，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较早发展起来的强大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以及由官府所强制推行的重本抑末的禁榷制度和官工业体制安排。在超稳定结构周而复始的循环里，中国止步于自然实力，尽管如此精致，这般“礼仪”。历史上西方国家彼此间争斗此起彼伏，本质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样；不过中国以天下为己任，囊括了可以有效统治的人口和土地，财富中心不是转移出去而是在原地重建。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半球的财富中心转移方式。后者是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先天的自然实力因此而发生变化，新的财富中心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原有的历史，挣脱路径锁定；而被替代的财富中心也得以一定程度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康复和延续。这一时空上的区别十分重要。在中国的情况下，还是这片热土，这些子民，脱不了路径依赖，同时又在朝代更替中一次次毁掉积累的财富。原因之三，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外部的竞争者大致都处于类似的自然实力的阶段，彼此间相差无几，在传统框架内所包含的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特别是在伦理的广度、厚度与体系化上不如中国。于是，中国得以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在世界的东方，傲视群雄。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实力持续处于危机与重铸的过程中。危机与重铸同步发生，前半段（至1949）主要是“危机”，兼有重铸的努力；后半段以重铸为主，期间也有危机。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从此，中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外部竞争者。竞争的一方依然停留在自然实力的水平上，即使在此框架内发展出精致如斯的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另一方则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实力，进而社会实力的阶段，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在一个数量级，故而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鸦片战争让清政府看到了船坚炮利，然而即使中国在洋务运动中买回了“船坚炮利”，却买不来船坚炮利的背后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虽然当时中国的自然实力远超过英国。几乎从头一天起，中国学西方的出发点就是满满的功利主义：西方怎么会“赢”，落后就要挨打。按说，日本也是原住民，明治维新，仅仅走出自己所画出之“牢”一步，就强悍如斯，甚至妄想到中国，也就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殖民。这就是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力量。持久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以自然实力——国土和人口，抗衡日本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如果没有国际上其他拥有现代知识和社会实力的国家的介入，中国的抗战或许还会漫长、艰难和“持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中国猛醒。洋务运动，意味着接受科技知识，进而觉察船坚炮利背后的社会规律，从而触动中国千年未变之“体”。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科玄之争”中，中国的知识实力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社会实力则举步维艰，随即陷入近半个世纪的内乱外战之中。 49 年后，中国尝试发展仅限定于科技的知识实力，实际上，即使这样的知识实力也时常处于受批判的境地，科技知识只是“马尾巴的功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更严重的说法是“白专”。至于经济和社会规律更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中国致力于发展与众不同的社会实力，如计划经济、城乡二元、户籍制，特别是阶级斗争；以及具有特色的伦理实力，灵魂深处闹革命，六亿神州尽舜尧。批《武训传》和批林批孔旨在清除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以这样的自然、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的综合，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安身立命”的基石。与此同时，对外输出革命，做第三世界的领袖。30年间，虽然在两弹一星等方面有所斩获，但在总体上，所推行的一系列后天的实力安排，并没有提升，而是压制、削弱和扰乱了自然实力。十年浩劫进一步使中国的实力陷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与重铸以1949年分界，但49年后的重铸实际上陷入困境。 2. 实力的重铸 1978 年后的思想解放，在相当程度上抛弃前三十年设定的后天实力，顺应世界各国的潮流，开启人的解放与启蒙之途，这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归宿。全心全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意味着在“三大关系”上“返老还童”，以新的后天实力，来改造和提升先天实力。92年转向市场经济，表明中国接受经济规律；在前面加的限定词，以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实力。2001年加入WTO，意味着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在一些国家看来，中国因在履约上还存在问题而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纪之交以来，国进民退和强调顶层设计表明，在自组织和他组织，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上，强调后者，也就是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操控。改革开放以来短短40年，中国实力的重铸初见端倪，那就是以权力为中心，灵活处置并整合先天的自然实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权力是中国实力的核心，蔓延数千年的自然实力是中国实力的雄厚地基。 A. 延续至今的先天实力中国，蔓延数千年，以辽阔的地域，特别是庞大的原住民为核心的自然实力，哪怕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从未彻底瓦解过。这一先天实力的传承与固守，既是今日中国之所以具有这般实力的雄厚地基，也是权力得以施为并奏效的基础，同时也是难以再跨出一步的缘由。百姓与政权之间，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譬如即使将西方世界——无论在历史、文化和种族的存在上具有多大的共性——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也断然无法与中国作为单一国家所具备的团结和一致性相比。由远古一路走到当代中国的自然实力有四个关键点：其一，强烈的致富欲望；其二，个人权利边界模糊。其三，心诚则灵与实用主义。其四，不同阶层和持不同意识形态者对民族的认同和国家强盛一致的期盼。如果说，权力是中国实力中由上而下的部分，且时时要宣称并捍卫其合法性，那么当代世界几乎绝无仅有，当代中国几乎遍及全民的强烈的致富欲望，成为中国实力无需动员与论证，由下而上之源泉。这样的致富欲望有其本身的原因。首先是对历史的“反拨”。其一，数千年封建社会对人正常物质需求的遏制。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先满足生存需求，然后才谈得上高层需求。这一正常次序直至改革开放前在相当程度上被颠倒。其二，在人与自然（物）、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上，长期停留于人际关系。缺乏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犹如空中楼阁，往往只能是“融四岁能让梨”。其三，过高的精神境界让凡夫俗子难以适从。计划经济年代进一步否定物质需求，“割”的岂止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自然实力的地基——生存需求、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精神需求。对历史的反拨，让致富欲望喷薄而出。其次，国家层面的GDP主义，在个人层面就是金钱至上（当然还有数千年如一日的官本位）。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也就是把人的生存欲望，进而致富欲望释放出来，国人争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从而汇聚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如果说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第三个原因是，1978年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国人，其中的大部分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把致富放在首位，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主要旨在“人的解放”，申诉政治权利。之后的一系列事态说明，在当时的国情下，此路不通。至于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传统道德失去地基，当下的宣传如空中楼阁。既然如此，1992年后，国人便倾其几乎全部的生命力都投入到致富之中，同时也避免了与权力在政治上的正面冲突。即使身为“民企教父”的柳传志，也以“在商言商”回避政治。世所罕见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加上极低的起点，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此不仅造成三个巨大的比较优势：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消费主体和巨大的商业机会，而且会迅速淹没政治上的质疑。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会从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实，乃至在很多场合碾压质疑者而无需政府出面。当代中国自然实力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个人权利边界模糊。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的个人从来未曾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有人称之为“巨婴”。数千年强调“国”、“大河”与“覆巢”等等，个人则是螺丝钉，或昆仑山上一棵草。中国的个人少有清晰可辨的边界，公权与私权，以及私权之间相互侵权，特别是公权侵犯私权。“群体性事件”只是被侵权方对侵权者仅有的微弱抗议。第三个关键点是，心诚则灵与实用主义。心诚则灵，信则灵。这两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灵，则诚，则信。而“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世俗世界的目标，升官发财、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阖家幸福，等等；现在称“幸福感”和“获得感”。只要被求者无论经由何种途径——冥冥之中，或现实的运作，实现所求者的愿望，所求者便与被求者建立起诚信的关系，后者便得到前者的信任。为此，在获得之时，让渡些许个人权利，也是心悦诚服，至少可以接受。最后，不同阶层虽然诉求不同，持不同意识形态者甚至彼此对立，但对民族的认同一致，对国家强盛的期盼一致；区别是，对“强盛”含义的理解和通往强盛道路的选择有所不同。大方向的一致，为凝聚各阶层和各种力量提供了可能。有人（文献5）提出由四个维度来认识中国的制度：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以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其中，“正当性”即源于笔者所提出的“自然实力”。民族越是人口众多，延续时间越长，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强盛的期盼越是一致，越是实用主义，也就越可以由经济上的发展获得制度的正当性，乃至合法性。 B. 中国特色的后天实力在中国，权力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中，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与伦理实力于相当大的范围柔性而可控。中国的“知识”，自古以来不同于现在所谓的“知识论”，从“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再加上“情本位”，一直到今日难以言表的“原则”和“精神”。中国从来不是知行分离，想清楚再做，而是重在实践，重在结果。中医是中国的国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就是以中医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虽然按现有的科学概念说不清楚，但作为“医学”，最终以疗效见真章。中国人重在“面子”和情感。中国不讲对错，合情，随后才是合理。中国，不是没有“骨骼”，只是没有清晰可辨的骨骼；正是骨骼之柔，方有血肉之柔，以适应内外无穷的复杂性。与发达国家，以及受发达国家影响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中国，与“知识实力”相对应的是 “行动力”或“执行力” 。中国是“体知型主体。人与世界的互动不是在寻找原因，而是在应对挑战” 。行动力的下层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实用主义，上层是世所罕见的权力，把下层和上层结合起来的是，权力与权利边界的模糊，以及国家富强成为上下一致的目标。中国的社会很弱，国之下直接是家，家国一体，之间没有社会的容身之处，计划经济年代尤甚。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依然弱小，生存于权力的打压限制与资本的诱惑羞辱之间。权力与资本的冲突，可以在招商引资、在双轨制间穿梭的权力变现、公务员下海，以及形形色色的权钱勾结中得到化解；权力与社会的矛盾可以个案处理、下不为例、庭外解决和维稳等手段处理；至于社会与资本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以“人民币”解决。作为“血肉”，中国的社会犹如软体动物或热带雨林中的藤蔓，即使不能有所进取，也能在夹缝中坚韧生存。政府管控经济，国企、国资驾驭经济力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虽然国企在经营中存在诸多不足，依然需要“做大做强”，这样才能成为“看得见的手”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为战略性产业提供直接资金，并专门为帮助这些产业成长而制定法律。在一个技术变革速度极快，规模极大的时代，这种保护尤其重要。政府注意缓冲技术变革造成的社会影响，创造不以市场为目的的就业，降低社会动荡。正在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个人财务数据、社会关系、消费习惯和尊重法律程度，来评估公民的“诚信程度”。所有这些，西方政府都无法做到。有必要指出，官本位在特定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社会实力的组成部分。官本位的一项妙用是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顶层给出目标，或GDP，或青山绿水，或民生，地方围绕目标展开竞争，胜出者有更多升迁机会。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是三种制度传统共存。“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中国的伦理，主要是儒家正统，即使在封建社会，主要为平安年代的士大夫所倡导，而社会底层潜伏着流氓意识，一旦时机适宜便蠢蠢欲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时期，或许唯有西南联大保存延续了传统伦理中闪光的基因。计划经济年代，在一次次运动中，这些闪光的基因几乎被摧毁殆尽。五四运动中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在计划经济年代被践踏，80年代复苏，从未成为主流。转向市场经济后，一方面，孔子像“三迁”，直观地表明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无处安身，而适应市场经济的伦理尚未建立起来，加上法治建设滞后，伦理往往跌破底线；另一方面，中国的伦理又无处不在，“感动中国”，过高的伦理要求，以及以情代法比比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强盛，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蕴含了众多可能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普适价值的核心内容，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例如“民主”，细心地区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中国的灵魂，依然处于重铸之中。可以说是因权力的强大，故知识、社会与伦理实力柔弱；反过来也可以说，因知识、社会和伦理实力的柔弱，故而权力的出手较少顾忌和掣肘，虽然结果常有偏离。然而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权力可以一再重置诸项后天实力及其配比，重新调动自然实力，从而调整结果的方向。中国的实力，就是在这样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以持续重铸。西方的研究者发现，他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集权体制的容忍度。如果必须押注于一个当今最具优势的国家，那么中国会是比美国更明智的选择。《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文献3）如是说。还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理解中国的实力。在空间上，权力全覆盖，以推进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又试图并尽力与由下而上的自组织相耦合；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时间上，党的长期执政得以制定中远期规划，如两个“一百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感叹：“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订规划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长期目标的引导下从现在做起，不断调整。这样的实力重铸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权力控制与支配下的复杂系统对于复杂内外环境的自适应过程，这一自适应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实力的组成部分。自适应，就体现在一连串的行动之中。国家的GDP取向与民众的致富欲望合拍，国家扩展的权力与个人边界模糊契合，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与伦理实力的柔性，以及对中国富强（核心价值观之首）一致的期盼。正是上下两方面的叠加，顶层之强可以克服摩擦，底层之柔可以忍受摩擦，让中国得以按最小作用量原理迅速增强实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一次次赶超。中国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二百年时间里才完成的事情，体现了中国制度“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福山的最新研究是对秦汉制度的由衷赞美，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这样的概念，由此阐述政治秩序的起源（文献5）。中国的赶超还在于三个方面有利的国际环境：进，出，以及对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期盼与认可。进，意为在中国起步之初，由外部为中国输入了项目、资本、技术和管理理念，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输入了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出，在于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市场。由此亦可窥见在特朗普逆全球化之时，中国何以如此强调全球化，特别是自由贸易。对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期盼与认可，则在于中国与国际接轨，从一开始的思想解放，到转向市场经济，招商引资，进而由加入WTO而成为世界工厂，一步步得到世界的接纳，从而减少了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以低成本之柔性，超越西方高成本之刚性。 3. 代价与风险 A. 中国在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自然实力上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如雾霾，过度消耗了自然实力。走过头的计划生育遏制了自然实力的增长。在知识实力方面，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的发现和提出者，如今成为暧昧的“砖家”，“公知”则成为贬义词。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成为争相附在“权”与“钱”的“皮”上。对知识的鄙视和模糊处理，导致意识形态左右双方高度对立、敌视和对峙，不仅损害知识实力，而且削弱社会实力。关键还在于，中国特色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存在着巨大甚至根本的差别。后者基于认识过程，揭示现象背后的事实和规律，以此作为行动的纲领，指导实践。知识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无关，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因而可以为各国所共享，这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根本点。中国特色的知识旨在实践，以最终的结果验证实践过程中知识的真理性，知识，是事后的“追认”。知识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不可分离，是“嵌入编码知识”，甚至不可言传的“意会知识”。虽然可冠之以“北京共识”，但是依然难以为世界各国所共享。在此意义上，中国不论如何崛起，都不可能拥有如西方国家那样的“话语权”。实际上，希望拥有如西方国家那样的“话语权”，这一“希望”本身，已经落入西方话语权的囹圄之中。如前述，中国的实力中实际上是以“行动力”取代知识实力。没有以知识为基础的“行动”，其一难以把意图贯彻到所有的行动者，难以让行动的作用对象理解，难以“吃透精神”，更难以让旁观者理解；其二，既然如此，行动便往往诉诸于权力，权力往往滥用，在最近北京驱逐D端人群和拆除广告牌等事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而权力的滥用，又加重了社会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在社会实力方面，“开胸验肺”和一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形成，社会分层形成“倒丁字型”，阶层固化。庞大上层建筑的运行和管理需要昂贵的成本，官本位进一步挤压扭曲社会的空间，封闭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如果由上而下的权力把什么都安排好了，那么由下而上的动力就会泯灭，社会失去自组织能力。与此同时，资本则在进一步腐蚀社会的生命力，向钱看，成为大多数国人的行动纲领，“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计社会地位高下，无论意识形态左右。在伦理实力方面，在当下中国可以说有多少个人被侵权之事，同时也就有多少个人侵犯公权与其他私权的案例。“流氓意识”（朱大可）随处可见，只要是活着，无论是盛气凌人地活着，还是卑躬屈膝地活着。社会上下充斥着对契约乃至底线的漠视，对权力与金钱的膜拜。当代中国还叠加了诸如“小时代”、屌丝，王思聪竟然成为“国民老公”。这样的伦理实力与GDP相去甚远，更不去说担当引领世界的重任了。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与自然的解放，随后才是第二阶段，发展科技与经济。人的“解放”并非肆意妄为，物质追求不可一泻千里，而是要上升到精神层面。解放，既包含不容侵犯的天赋人权，也包含对自我的规范和约束，知晓个人自由的边界。遗憾的是，中国的“第一阶段”始终不充分，给第二阶段发展经济留下诸多后遗症。 B. 风险在中国高歌猛进的道路上也潜伏着重大的风险，可以大致归结为三大悖论：权力悖论，认知悖论，以及道德悖论。权力悖论。中国当下状况的一大特点是人治。人治，就必须赋予领导人以绝对的权力，以排除种种干扰，甚至对权力的监督，方可令行禁止。然而，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常见的忏悔是，我的权力太大了。由此还会引发三个问题，其一，领导层的权力越大，社会下层的权利必然越小，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也有一个“基尼指数”。过大的权力-权利指数，不利于发挥社会低层的动力和积极性。国家走一段很小的弯路，于个人，却极可能是一生。个人既然没有或不在意自己的权利，也就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每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是某某大国，但不是某某强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其二，由上而下的决策与由下而上的动力存在甚至巨大的差异。在上下一致向钱看的潮流中，不乏支流甚至逆流，2015年的股灾，眼下资本的外逃，还有形形色色的“炒”。由下而上赚国家的钱，由上而下剪百姓的“羊毛”，可谓左右逢源，上下通吃。其三，人治与法治冲突。民主、自由等理念直接挑战权力至上，正因为此，权力至上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普适价值的对立面，于是不仅削弱自己的知识实力，而且与世界上众多接受普适价值的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中国在世界上似乎缺少真心的朋友。有人说，世界看中的是中国的钱，而不是中国的心。认知悖论是，要求每一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踩着正确的步点，至少不是太离谱，从而得以及时调整。然而，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和世界是如此复杂多变，黑天鹅层出不穷，灰犀牛横冲直撞，随机涨落的频率加快，幅度增大，范围扩展，巨涨落成为常态。何况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破坏式创新比比皆是。对于领导人来说，把握现实，正确决策，以及承担责任，要求太高，几近“挟泰山以超北海”，实非常人所能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实践的成功，验证了道路的正确。然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期辉煌的案例比比皆是。以结果验证，与归纳主义有相通之处。归纳，是方法论中诸多方法之一。方法论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归纳，仅一个反例即可被证伪。归纳，只是知其然，有必要知其所以然。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柔性之路，是否需要依规而循？认知悖论也会引发另外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的路径，不具备普遍性的嵌入编码知识，乃至说不清楚的意会知识，而不是如启蒙运动理念那样普遍适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因而难以在国际关系中确立话语权，甚至陷入认识论的困境。权力悖论与认知悖论的背后是人性的两个根本弱点：自利与有限。趋利避害是万物的本性。人类历史上也有彻底抛弃自利者，耶稣，佛陀……。至今再也未曾有过。有限，指人不可能洞察一切。人治，绕不过人性的根本弱点。吴稼祥把人性归结为三点：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救的。前两点即人性的弱点，于是寄希望于“人是有救的”。权力悖论与认知悖论的叠加可能对“有救”的愿望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道德悖论。权力悖论对道德产生两点影响。其一，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纵向向上负责，横向对周边和社会事务不闻不问，缺乏公民精神。其二，造成个人崇拜，这一点已初露端倪。认知悖论的影响是，为了以作为过程之结果的事实来证明道路的正确性——在对社会状况的认同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此处的“事实”只能是经济，而经济一目了然的指标就是GDP，——不得不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事务的重中之重。至于精神上的发展等，或者退而居其次，或者服务于经济，或者必须保持一致。其结果是社会的拜金主义严重。经济发展本来只是“用”，重要的是“体”。当GDP、航母、高铁、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物质领域的成果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之时，“用”便俨然成为了“体”。无怪乎“世界看中的是中国的钱，而不是中国的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捩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业已基本契合了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一般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再有大的根本性改变了。中国，有待在继续发挥优势之时，减少代价，降低和预防风险，进一步调动“人心红利” ，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兴趣激发出来。 GDP 第二了。然后呢？在一路赶超途中，前面或多或少有追赶目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在今后的路上越来越需要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这就需要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度，为社会提供更宽松的氛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历经近40年，是时候沿人的需求层次提升了。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何为“天”？其一，在生物界，由于竞争者与“天”完全不成比例，相应于“天”而言，所有的竞争者都处于“微观层次”。微观层面的弱肉强食，在宏观上成为整体演化的动力和机制。在资源充分的前提下，生物多样性越大，功能也越强，生态系统进化。然而由此推不出人类社会也一样需要文化多样性、制度多样性、生产方式多样性，而不是强者消灭弱者。在人类社会，竞争者与“天”在同一个数量级，无微观与宏观之分。国家间的弱肉强食，不可能趋于人类社会整体功能的“进化”。其二，国竞国择。在人类社会，国家在彼此竞争的同时，也扮演着“天”的角色，争的是选择权，而不是被选择。谁强，谁就是“天”。眼下最新的案例是，在全世界出于正义而反对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时，内塔尼亚胡指责联合国已经从道义力量，堕落成道德闹剧。众多游移不定的国家掌握了联合国大会的大量选票。美国威胁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与以色列退出教科文组织，拒交联合国大笔费用，内塔尼亚胡要求巴勒斯坦接受现实。不要忘了，在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年代，霍布斯的名言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数百年来，西方是“天”。如今，在“天”的色彩中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中华文明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差异巨大的文明体系，不复兴则已，一旦复兴，就绝不仅是世界上多了一个强国，而是要动摇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根基。什么是“现实”？只有强者才有能力去建立普遍受益的世界制度，可是强者总是坚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对既往的归纳，人们是否可以期待反例？铁血首相俾斯麦之“铁”和“血”告诫后人，以“铁”之强权征服世界，必然付出“血”的代价。能否为人际和国际的竞争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普适价值；宗教和伦理能否劝人向善？如果下无底线，上无引导，人类社会将会在弱肉强食中坠入深渊。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预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大势”者，“天”否？何谓“大势”？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迅猛发展，超越人类社会之“天”，呼之欲出。这已经不是后话。冯天瑜，试解“李约瑟悖论” http://cul.qq.com/a/20140613/025232.htm 韦森：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https://www.douban.com/note/372159492/ 蔡恒进 https://image.hanspub.org/pdf/ETW20120100000_43632380.pdf 马丁雅克，西方学者眼中的 2030 年：“中国”标签令美国黯然失色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context=%7Bnid:news_9595711612094537605%7DpageType=1 荣剑，山重水复的中国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from=groupmessage#cid=2304189ec5e50d0102xpvbvid=0extparam=from=1110006030wm=3333_2001ip=180.167.5.210 成素梅 | 智能化社会的十大哲学挑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6/13/27494174_701337988.shtml 冯克利，我们今日仍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9/21/35472788_610570759.shtml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 2006-11 裴敏欣：中国已进入转型拐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404?page=4 郑永年：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606-768852 吕乃基，在世界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中理解五四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9 ， 6 长安不见使人愁 —— 帝国的斜阳与转机 http://www.sohu.com/a/192603833_313170 杨利川在转型中国第 42 期沙龙上的演讲 http://www.fun48.com/article-24204-1.html 姚选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向何处去—— 一种政治哲学层面追问， http://www.cqvip.com/QK/83655X/201701/671263121.html http://www.xuan6.com/zixun/2017/0626/2177053.html 中国将如何领导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天下体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05/07/34528039_668863387.shtml 赵汀阳：世界史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208.html; 个人分类: 交叉|8703 次阅读|2 个评论

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三）特殊层面的实力：美国: 热度 4 lvnaiji 2017-12-12 20:40; 吕乃基以上分析为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美国，从一开始就轻而易举获得了其他国家要经过多少征战和积累才可能获得的自然实力。世界各地的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和大小船只来到美国，其初衷大多只是求生，在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自然实力中第一重要的人力，同时掠夺了原住民的土地。他们简直就是“思维实验”得出的“自然状态”中的天赋人权的拥有者和践行者。更重要的是，让美国在建国的第一天就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其标志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和1776年的“独立宣言”。虽然如此，美国的崛起，也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前者打出了一个“美国民族”，形成了美国人的凝聚力。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腾飞，一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磨难，以及二次大战由置身度外到积极参与，美国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美国的建国理念，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及由此建立的宪法国家，对个人，特别是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效应。社会实力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美国的伦理实力开始显山露水。战后，美国在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支撑下推行伦理实力，例如马歇尔计划，一步步将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上升为“自由精神”（郑永年），在世界范围推行普适价值。欧洲人在成为美国人之前，在踏上北美之日——轻易占有了印第安人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起，就已经犯下了伦理上的原罪，其他西方国家或多或少也犯有类似的原罪，如贩奴和殖民等。这些“原罪”为日后或真心或假意（有人这样认为）的忏悔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西方世界在种种“后现代思潮”和前述忏悔意识的影响下，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以及同性恋等特殊群体宽容，给予超国民待遇，被称之为“政治正确”。反基础主义、反“宏大叙事”消弭知识与逻辑，“后事实”世界干脆罔顾事实。偏离社会，特别是知识实力的伦理实力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往往适得其反。颜色革命既违背相关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给相关国家带来灾难和难民问题，也消耗了美国的实力。 “如果美国人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挑衅，他们将与对方决一死战，但维护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终变成一项抽象而代价高昂的事业”（卡普兰）。特朗普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去意识形态化，生意第一，进而退出巴黎协定，放弃伦理实力，甚至放弃知识实力，1972年，美国曾经大力推动达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2017年，美国退出被称为联合国的“灵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退出TPP，把部分因科技发展所致的失业全都归咎于国际贸易，退回到原始的弱肉强食。这种倒退被称之为“美式”韬光养晦。历史的跌落是如此强烈，在当下美国社会引发巨大的分裂，一方面“白左”成为贬义词，而人类起码的同情心甚至被冠以“圣母婊”，另一方面，白人至上甚嚣尘上，最近弗吉尼亚的骚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此外，西方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和低素质移民增加也在削弱其自然实力。世界公民的理念同样削弱其凝聚力。一方面，美国实力犹在，特别是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实力；另一方面，美国的实力处于某种混乱甚至分裂状态。在自然实力，是民族的认同——白人，少数族裔，还是世界公民；在社会实力，是各阶层之间如何整合；在伦理实力，既有待坚守，坚守普适价值及人类的价值观，也有待清理，清理缺乏基础没有原则的“政治正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美国的上述状况归咎于“no zuo, no die”。特朗普在2017全美祷告早餐会演讲中表示，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移民体系，但是总有人会利用我们的慷慨大方破坏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那些移民我国的人要完全赞成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而且他们要弃绝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 2. 美国社会更深刻的矛盾在于，科技一往无前的发展，最终分裂自然实力和社会实力，以及让知识实力与伦理实力不知所措。自近代科学革命后，各种科学概念与数学符号越来越多的出现于各种媒体，工业革命后，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掌握各种“科技黑箱” 。近年来，科学概念越来越抽象难懂，科技黑箱虽然人机界面友好，但创新与制造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能够进入硅谷的精英中，美国人，即使加上其他西方的人才也明显不够，仰仗复杂性科学和计算机互联网的金融界情况亦然，只有全世界的精英才能进入科技前沿，进入高端金融界，并获得高的回报。现实情况是，科技与金融这两个高端领域主要都在美国，然而美国民族，特别是特朗普致力于打造的美国民族中的大多数无力承担这一重任，因而也无缘享受高的回报。相反，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87.8%是由于自动化和技术改进。科技与金融，是美国在当今世界傲视群雄的两个制高点。要维持和推进科技与金融，就要从世界各国继续引进人才，由此必然损害“美国民族”的利益；要保护美国的民族利益，就必须限制引进人才。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民族的平均水平构成尖锐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分裂美国“民族”及由此构成的自然实力。最近特朗普的决定关上了80万精英经移民进入美国高阶的大门，令急需人才的高科技公司大为不满。对此，奠基于启蒙运动理念和现代性的知识实力也不知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决策，社会实力难以为不同阶层、白人与少数族裔、本国人与移民之间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而伦理实力本身实际上陷入矛盾与冲突之中。 3. 全球化是美国实力受损的第三项因素。一方面是低端常规的工作机会外流，另一方面是廉价商品涌入，二者的叠加侵蚀了美国的社会实力。中下阶层，在国内难以进阶到需要高智商的高科技和金融界，对外则竞争不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所谓“高人权输给低人权”（秦晖）。不过此言没看到，在人权的底下还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在哲学层面，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资本、资源乃至人权的均衡、摊平或“熵增”。“世界是平的”，此言可以认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最新注解。还可以联想起是一句名言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由此再次可见，国家实力与所处语境的密切相关性。虽然扩张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能力，但放弃掌控势必导致美国的衰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西方体系将很难维持，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美国及西方战略优势的一部分。卡普兰认为，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不能如中俄那样直接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必须凭靠理念主义凝聚其全球盟友网络，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并且不仅在全球丧失道德号召力，而且也使得美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分裂。“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特朗普在2017年联大的发言或许算得上是一种应对方略。有必要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问题和弊病，并不是启蒙运动理念本身出了问题，问题是在道路和实践的层面。每个国家，无论东西、大小，以及处于发展的什么阶段，都存在将抽象的普适价值，与本国国情、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所处语境，以及特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正如桥梁垮塌、火箭发射失败，不能归咎于牛顿定律一样，问题出在将抽象、普遍和必然的科学规律，与实际、特殊与偶然的现实相结合上。美国实力的起伏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发生实力下降的出路是，其一，“no zuo”，官方语言是，不折腾。然而这是两难选择。在世界上捍卫和输出普适价值是美国实力的组成部分，维系这一实力又超出，因而损害了美国实力的基础。其二，顺应科技的发展；其三，全球化不可逆转。后两条都要求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中获利的人群适当反哺其他人群。虽然如此，科技发展与全球化的推进必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发生冲突。就科技发展而言，本文尚未涉及人工智能；就全球化而言，尚未涉及虚拟世界；就二者的结合而言，尚未涉及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这些难题，不仅是美国所面临，而且也摆在世界各国的面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04/07/9142406_626364700.shtml 吕乃基，论科技黑箱，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 12 《时代》周刊：中国赢了，美落居第二 http://m.guancha.cn/internation/2017_11_06_433668.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3131 次阅读|7 个评论

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一般意义的实力：历...: lvnaiji 2017-12-10 15:26; 吕乃基 1. 实力的提升历程人类早期的相互竞争主要延续动物世界的法则，弱肉强食在漫长的岁月同样主导人类社会。所谓“实力”，是直接来自自然界的资源，人多势众，占有更多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山川河流，与相邻部落的地理和地缘因素（如控制地理要冲的新加坡），以及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存在于部落、族群中由共同起源所形成的凝聚力。在此，罗马可以作为一个反例。随着版图扩张，“罗马公民”的外延太宽，导致后期人人都是公民，然而在实际上没有吸纳融合其他民族，反而让传统的罗马市民阶层快速消解，国民的向心力下降。此外，还可以通过联姻等方式争取更多同盟。这种“自然实力”在今日乃至今后将依然长期存在，譬如拥有石油、铁矿砂等的“资源型国家”。迄今人类的绝大多数战争都可以归于争夺自然资源，其写照就是“春秋无义战”。 “实力”中随后出现了超越动物世界的因素，那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规律的认识和应用，前者是科学和技术，后者是市场经济，以及天赋人权和契约关系。这些因素对“实力”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社会的运行不可随心所欲，而是必须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之上；其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可以为更多人共享而令国家的实力倍增，而动物世界与原始社会对规律的感悟是意会知识，不可交流共享。这就是超越自然实力的知识实力，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实力的核心是规律，以及知识编码，可以交流和共享。知识在西方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仅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且“知识即美德”，上升到伦理的高度。知识实力不仅在于提升本国的自然实力，而且在于形成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形成某种标准，得到他国认同，在无形之中规范了他国的发展路径，以及拉近相关国家之间的距离，进而形成盟友。实力的下一步提升是现代社会的建构。人类早期沿袭群居性动物习性，听命于族长、首领，或者自己以暴力取而代之，在此意义上，中国历代皇朝兴衰，实际上只是动物世界种群首领更迭的延续。近代以降，在契约安排下，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而个人发展的动力则得以释放，个人的创新有了较为宽松的空间。“国富”由个人利益汇集而成，国家的实力建立在个人与各种社会组织实力的基础之上。不仅藏富于民，而且“藏”富强与发展的动力于民。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在内的个体的解放、启蒙和自主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是，由彼此间的自组织而形成的超越共同起源的凝聚力，成为国家实力来自底层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就是以自然实力与知识实力为基础，而又超越之的社会实力。 “社会实力”，指一个国家在知识（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充分调动自然实力的深度、广度和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社会实力构成对他国人民的强大吸引力——移民，带着资源（投资移民），带着知识（技术移民）。“社会实力”还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盟友。在世界范围，一部分国家因发展了知识实力与社会实力脱颖而出“先富起来”，譬如英国崛起，在世界上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日不落”的地步，在“日不落”的背后是遵循科技、经济和社会规律。1862年，德意志首相俾斯麦赤裸裸地表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推动了老年和残废的保险法等等。在“铁”与“血”的背后是知识实力与社会实力。二战期间，一方面自然实力、知识实力与社会实力在“天”的选择中依然起作用，另一方面，超越这三项，更高级的伦理实力逐步登上舞台。实际上，社会实力已经部分进入伦理的层面。德国等国虽拥有不俗的自然实力、知识实力，甚至部分社会实力，德国在知识实力方面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从33%下降为1.3%，国民生产增长102%，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国民福利大幅提高，建立了尖端的科研、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废除了屈辱的条约，收回了失去的领土。然而国家以极权碾压个体的自由，在社会实力上倒行逆施，在伦理上推行种族灭绝，反人类，因而不得人心。同盟国不仅在自然实力、知识实力（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如破译密码、雷达、计算机等）和社会实力的综合上棋高一着，而且在伦理上胜出。伦理实力的地基是启蒙运动理念。在21世纪，伦理实力已经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包括共同反恐、应对气候变暖等。在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基础上，伦理实力让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就关系到人类命运而言，伦理实力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或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关系上，只有超越国家、民族和文明边界的伦理诉求，才可能为他国所接受而成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所有的宗教虽然或多或少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伦理内涵，但都存在与其他宗教之间的边界，因而只能在同样的宗教信仰的范围发挥伦理实力。伦理实力既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又超越国家实力。只有超越国家主体，才成为国家的软实力。如果刻意想着发展自家的“软实力”，甚至输出革命或价值观，实际上不是实力，甚至适得其反，既得不到本国人民的认同，也为他国所不齿。这就是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实力”：自然实力，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以及伦理实力。实力的发展历史大致相应于人类社会由传统——自然实力，经现代——知识实力与社会实力，到后现代——伦理实力——的过程。 2. 实力的逻辑结构自然实力，知识实力，社会实力，以及伦理实力，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实际上，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这四种实力，四种实力彼此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只是在各个时期，这四种实力的权重有所不同而已。自然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先天的动物世界的延续，其他三种实力是后天的，在人类社会中发育起来。自然实力既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三种实力的载体；后天的三种实力旨在提升、优化自然实力。远古，四种实力没有分化，处于混沌状态。人类或渔猎或采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砖木取火，以及彼此通婚中的禁忌等，无不渗透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与部落内外竞争与合作的规律的认识，只是其中的知识主要是“意会知识”，难以为他人和代际共享。社会组织与动物世界仅一步之遥，社会生物学与生物社会学仅一纸之隔。到“轴心时代”，在基督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佛教的“普渡众生”和儒家文化的“天下为公”中，均可见某种意义上的普世之爱。在知识实力等后天实力兴起之时，自然实力依然奏效。二战期间，如果没有美国的庞大体量，没有中国和前苏联的人口与辽阔国土，同盟国的胜利会更加艰难。社会实力建立在知识实力的基础上，基于对人性和天赋人权的洞察，对于国家本质的理解，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这应该是超越人类“n大发明”的最大发明。而在伦理实力冉冉升起之时，同样需要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支撑，否则伦理实力就只是空中楼阁，而且会反过来损害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伦理实力，在国家实力由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逐次提升之时和之后水到渠成。19世纪末，在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一理想的实现有待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充分提升，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国家实力逐级提升之时，高层的实力会反过来影响低层的实力。例如，在正确的伦理的引导下，在适宜的社会组织中，掌握知识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得以充分调动和彼此间的自组织，位于底层的自然实力可能发挥十倍百倍的作用。在正确的伦理的引导下，在适宜的社会组织中，个人的创新可能从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上提升知识的宝库，后者又成为国家实力的新的平台。一个值得回味的事实是，伴随着英国的崛起，本来仅限于本土的英语，成为英国在当今世界中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天（知识、社会、伦理）实力的上升，必将对先天的自然实力进行重组，将其作为基础和要素而纳入后天实力的系统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致使自然实力中低端的人口因素贬值。总体而言，国家实力的逻辑结构是，自然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知识实力是骨骼，起到支撑国家实力的作用；社会实力是血肉，是国家实力的生命；伦理实力是国家实力的灵魂，决定国家实力的方向和高度。必须特别指出，实力与语境不可分割，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凸现国家实力的不同方面。在分析国家实力的逻辑结构时还需考虑历史的影响，那就是除了语言（如英语）之外，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所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标准。这里的“标准”不是技术标准、行业标准，而是话语权。即使标准的提出者作为“选择者”和“系统”被后来者取代，标准依然存在，约束和规范后来者，并且长期影响世界秩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世界正在兴起。一个国家在虚拟世界的“份额”与影响，成为其在现实世界实力的组成部分。笔者将另文分析。以上主要分析国家层面的“适者生存”，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层次，如公司与个人。平戎 | 川普带领美国打响末日之战，他能避免罗马式崩溃吗？ http://www.irewen.net/news_hot/cd263b2507237bb18e76c8a858f6cb33.html;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1962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热度 7 lvnaiji 2017-12-8 07:35; 吕乃基摘要：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是由实力说话。民族、国家之间所有的争斗，说到底，就是争当“选择者”，避免“被”选择的命运。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实力”包括先天实力即自然实力，以及后天实力：知识实力，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这四种实力，在各个时期四种实力的权重有所不同。自然实力既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是其他三种实力的基础与载体；后天实力旨在提升、优化自然实力。知识实力是骨骼，支撑国家实力；社会实力是血肉，是国家实力的生命；伦理实力是国家实力的灵魂，决定国家实力的方向和高度。目前，美国实力犹在，特别是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实力；然而，美国的实力又确实处于某种混乱甚至分裂状态。在自然实力，关系到民族的认同；在社会实力，涉及各阶层的整合；在伦理实力，既有待坚守普适价值及全人类的价值观，也有待清理缺乏基础没有原则的“政治正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论的核心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然而又与自然界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之处。一、由“天择”到实力说话？面对自然界，参与竞争的备选之“物”，与选择者“天”不成比例，“物竞”，最终唯有接受“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天”的选择权下降，人类社会内部竞争因素的权重增加。个人、各色社会组织、国家之间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生物界也有合作），社会作为整体取代“天”的角色，对各国的存在与发展进行选择。在自然界，天对于万物一视同仁前后一贯；而在人类社会，“天”变动不居，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归根到底就在于提升自己在人类社会之“天”中的权重。人类社会中的“适者生存”，某种意义上就是国人念兹在兹的“球籍”。球籍，谁说了算？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参与“者”，并非仅仅去“适应”，其本身也构成了“天”的一部分，甚至试图“胜天半子”。努力成为（科技、经济、权力的）“中心”，对其他的竞争者进行选择。部落、民族、国家之间所有的争斗，说到底，就是争当“选择者”，避免“被”选择的命运。人类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一个国家改变世界的事例。国家是否适应世界，以及是去“适应”，譬如“与国际接轨”，还是坚守自我，如“中国特色”，抑或“改变”世界，如“一带一路”，进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名义，等等，归结到两句话，其一，实力决定一切；其二，“实力”的内涵与时俱进。实力是相对而言的。各种实力及其综合，归根结底在于从他国和国际关系中汲取资源，从以往直接入侵，到现在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战“剪羊毛”，投资和吸引资本，国际贸易和投资都需要相应的市场，以消化富余的产能和外贸盈余，等等，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可以以耗散结构理论系统与环境关系中的“熵流”来理解国际关系。系统开放，从环境这汲取负熵以克服自身的熵增。负熵，可以包括土地（在当代世界主要不是征服，可以是“租借”等）、矿产、资本、商品市场、专利、移民，以及众望所归。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互为系统或环境。实力不济，更多处于环境的地位，为他国提供负熵；实力均衡，互通有无，所谓“双赢”；实力超群，则多为系统，从作为环境的他国汲取负熵。任何国家同时兼有系统和环境两种角色，不存在只是系统或环境的国家。在此意义上，国家的实力体现于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系统与环境的比例。在国际关系上，最终实力决定一切，这一点已经为数千年的世界史所验证。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落后就要挨打，如此等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清楚这一真理，刻骨铭心。 “当世界不存在原则时，就只有权力的平衡状态或者自然状态。我们愈发被这个没有原则的世界所界定：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运动，要么被证明已经失败，要么在被抛弃的过程中。权力的平衡是建立在去道德的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是道德原则之上”。卡普兰此言带有几分悲凉，却是对当今世界的事实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批判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力”，并非等同于“弱肉强食”，而具有复杂的内涵，以及处于演进之中。罗伯特·卡普兰：美国达尔文式的民族主义 http://www.guancha.cn/LuoBoTe-D-KaPuLan/2017_09_05_425732.shtml; 个人分类: 特别推荐|9823 次阅读|29 个评论

《适者生存》符合《离子共价论》: baijiab 2014-1-23 07:13; 离子共价性：适者生存 = 物竞 / 天择张永和美国惠林研究院 http://www.amhuilin.com 按照《离子共价论》：事物皆为离子共价的潜在。这个潜在（ IC ）是离子性动能（ Z* ）与共价性环境（ r ）的和谐（ / ）： IC = Z* / r 《适者生存》符合《离子共价论》：事物潜在能 = 离子动能 / 共价环境适者生存 = 物竞 / 天择; 个人分类: 哲学观点|167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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