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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舟上刻记号？水里刻记号？: 大毛忽洞 2010-4-7 16:11; 去行政化：舟上刻记号？水里刻记号？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显然，小平同志理解刻舟求剑的涵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水里刻记号。一是小平同志敢下水去刻记号；二是小平同志有能力下水去刻记号。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现在嚷嚷高校去行政化有点像是刻舟求剑。剑掉落到水里了，那些嚷嚷着的人都不敢下水去刻记号，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下水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舟上嚷嚷：赶快刻个记号，这就是所谓的去行政化。嚷嚷去行政化的那些人，他们都不敢下水，他们也没有下水的能力。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小平同志的专业是钳工。后来在中国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小平同志又实践了近 8 年的钳工。钳工的原理很简单：先把工件固定好，然后再进行锯锉磨等动作。小平同志搞改革，是小平同志的老本行。小平同志善于稳定大局，小平同志也善于使用锯锉磨等工具。嚷嚷去行政化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钳工出生。对于搞改革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外行。; 个人分类: 思想和方法|3710 次阅读|5 个评论

朱清时校长的“南科一梦”: harmonism 2010-3-21 22:22; 朱清时校长的南科一梦南方科技大学必然失败的一个理由王洛克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教授是我非常佩服和尊敬的人。就冲他的敢言，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原生态面对中国教育部门的各项评估，他就已经值得国人尊敬。他直言，中国高校的根本问题就是行政化愈演愈烈。他认为，中国高校的改革就应该去官化、去行政化，让行政人员为教授服务，让教授治校、学术自治。应该说，朱清时校长所言基本上是国人的一个共识，只不过，朱校长敢言罢了，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今，退休的朱校长迎来了一个一生难得的机遇。经过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 200 个精英中脱颖而出，朱清时教授从深圳市委副书记王荣的手里接过聘书，正式受聘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校长誓言，一定要将南方科技大学办成国际一流大学。他将此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我们都为朱校长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激情所深深感动！我们都祝福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然而，激情和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却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为南方科技大学和朱校长泼冷水，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不能不为朱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捏一把汗。激情过后，大家心里都知道，南方科技大学必然失败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其实，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并非只有朱校长天下皆醉，唯我独醒。中国需要去行政化的地方何止是高校？深圳是特区，南方科技大学则是深圳的特区，但是它不可能是世外桃源。即便是朱校长真的把南方科技大学办成了比香港大学更好的所谓一流大学，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要说明一个简单的高校办学道理？难道世界各国，甚至仅在咫尺的香港的高校没有现成的成功例子吗？最近，关注高校改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南方科技大学（南科），都在梦想着未来的南科的美妙前景。然而，这个美好的梦想，注定要成为朱校长和全中国人的南科一梦。朱清时校长从深圳市委副书记手里接过聘书的那一刻起，他的美梦其实就已经破灭了。 2009-9-27; 个人分类: 未分类|4777 次阅读|4 个评论

先搞清“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概念: baibing 2010-3-17 18:18; 当前，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受到全国上下、各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关注。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归功于最高领导层，没有他们，不会有当前的大讨论。然而，按照形式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在争论（就是辩论或者推理）之前必须先把要辩论的事物的概念搞清楚。否则虽然大家都是人，但说话很可能仍然是鸡同鸭讲。应该说，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这个概念目前是不清楚的。但是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这几个词语就像西医中，当说不清一种疾病的病因、病理时，干脆起个名字，比如，更年期综合症，再比如发炎，奶奶的，谁知道这具体代表什么病啊。因此，连概念都不清楚怎么讨论啊，那不是在浪费公共资源消耗时间嘛？那我就谈谈这个概念。为什么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受到大家的关注？直接的原是国家最高层的重视。为什么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钱老作为国宝科学家的提议，以及普遍的网络、舆论民意认同。不过这都是基于眼睁睁的事实：（1）没有科学大师（2）没有诺贝尔奖（3）教育质量、科学能力饱受质疑（4）到目前还是西学东渐，例如拍大批研究生联合培养，引进海外人才，自己造血能力有限；（5）人民群众对发展科教强国的普遍期待。网民、一些有识之士根据自身的理解，或者通过逻辑推理或者通过思辨，很多人就将这些现象同大学的行政化体制联系起来了。认为大学的过度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他们对于大学行政化的理解很可能还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识是通过直觉思维的产物。例如他们看到的可能是（1）有些高校教师都想当官，无心教学，无心科研（2）大学里行政层级森严；（3）既当官又搞科研往往名利双收，项目多多。等等。而且这些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样就使得他们将当前的教育问题同高校行政化倾向联系起来。从而呼吁去行政化。但是要想从理性的高度洞察什么是高校的行政化，或许很多高层领导也不容易说清楚。行政其实是管理，行政不是统治的概念，不是集权的概念。然而我们的人民的思想中保持了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总是不自觉地将行政、统治命令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行政应该是管理甚至是服务。然而服务也并不是说就没有命令。比如，你去理发，你接受理发师的服务，但是这时候你就要听他的，他让你把头往哪里歪你就要歪，也就是说在这时候，你还是要接受他管理的。因此，服务，管理、行政等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而是互相交融的。从这一点出发，类似于理发的例子，高校作为一个组织，行政管理及其体制当然是不能少的。这种体制为你服务、有时还要让你听点命令，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也是高校行政，甚至是所有行政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去掉的不是高校行政的体制。然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就是行政的权力太大了。不仅权力大，而且乱用。理发师不仅要让你歪头，还要让你中午请他吃饭，甚至让你赚的钱给他交点，你同意么？权力大就意味着可以调动公共资源为自己服务，为公为私本来就是难以分开的。权力过大，有好处，就会引起不公，有了不公，根据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大家自然趋之若鹜，那么本职工作倒是次要的了。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搞科研的、搞教学的这些直接决定教育质量、科研质量的人有好处。让他认为搞好教学搞好科研是最值的。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当每个老师、研究人员都这样想，那自然就去掉行政化了。因此，解决教育行政化的问题就简单得归结为似乎非常庸俗的------让搞科研、教学的人有好处。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具体阐述一下高校去行政化的概念：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化的管理体制，而是去掉每一个教师追求行政地位的心态。去行政化的药方就是：让做教学科研的人有好处。然而，另一点必须提及，有了好处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操守，否则行政化仍然会卷土重来，为什么？你想想，假如高校极其重视你了，让你工资高了，给你更多自由了，那你会不会更加懒惰了？如果真是这样，当前的管理制度就是针对这样的关于人的假定而设立的。另外：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总是从大到小，凡是考虑大问题，想体制，想制度，想这想那，就是不具体想想怎么从每一个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人的管理最大的要点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用管理生产线产品的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很多问题解决得不好。而且似乎大家都不太满意。; 个人分类: 数学科普|108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去“官”先去“管”——对《教育规划纲要》的识读和建议（8）: lgmxxl 2010-3-17 15:53; 广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但对行政化如何来的，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却鲜有人追问。不了解来起源、根子，就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不了解其表现就不能真正袪除。要完成大学行政化标本兼治的目标，就必须从根源上、从表征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大学行政化的根子在那里呢？我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我国政府对大学实行的官僚化、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大学被当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被当成了一个社会单位，而没有被当成一个学术性的人才培养机构。自1952年以来，我国的大学就有了行政级别，也就是因为这个级别，学校及其领导才享有了相应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也是因为这个级别，大学的校长可以参与某些政治会议，参阅有关文件。可以说，这个级别使大学与社会政府部门同质化。从这方面来讲，大学行政化的根子在政府。是政府把大学当成了一级政府，所以才有了级别。大学行政化的表征又在那些方面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如今中国大学中，行政和学术权力之间关系出现异化。主要表现为：忽视学术规律，学术权力行政化（表现为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完全侵蚀；学术权力也讲级别，官本位成为学术权力的一个运行规则；学术资源配置、学术话语权、学术评价等权力为行政权力所把持。）、市场化（学术权力的效益性，对自己和自己利益共同体的保护；经济利益对学术活动的侵蚀和支配。）；行政权力官僚化（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了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服务的权力，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庸俗化（讲人情、讲关系、讲利益。）；行政权力全能化（朱清时校长把此定义为通吃，表现为行政权力无所不能，官高权大学问也跟着长。）；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婚姻化（全国教学名师90%是带长的，新增院士80%是带长的，这些人的成果80%又是当长后取得的，足见二者结合之深，胜过天作之合）。现在人们要求去行政化，而去消大学的级别好像又成为第一个去除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又有点有病乱投医的意味。从大学与外部关系上来讲，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对学校内部来讲，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即便是消行政了级别，大学的很多事可以照常进行。对外部，如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国外大学等，影响也很小。影响最大，当是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当政府仍然掌握大学资源、掌握大学各种各样的审批权时，大学就必须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大学就必须去到政府部门跑项目、跑资金、跑各种各样的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这时影响可就大了。对211工程以上的大学，影响可能小些，而对那些地方性大学、不知名的大学，影响可能就很大了。没有级别的校长可能连政府长的办公室都进不了。这可是要了这些大学的命了，中国大学的马太效应将会越来越厉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大校长认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是歧视教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如此说来，要想使中国的大学可持续发展，达到教育部门要求的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政府部门必须首先袪管。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权、行政权，政府必须首先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即能够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教育规划纲要》（四十七））同时，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取消对大学各式各样的检查评比，还大学一个静宁自然的环境。但是，我们这次在规划纲要中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时间表。如果只是提出几个口号式的办法、举措，如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三十八）；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三十九）；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四十五）等，则取消大学行政化，可能会使中国的大学更糟。因为大学没有级别了，一些占中国大学90%以上的地方大学将没有多少机会去找领导汇报工作了。所以，我建议，教育规划纲要中应该首先明确教育部、科技部等应该下放那些权力，省级人民政府应该给大学松下那些绑。只有如此，大学取消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才会取得预设的效果。不能从大学行政化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很可能会出现变相的、改变了名称的潜级别。这对对于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深层次问题、表征问题，不会起到治标作用。; 个人分类: 教育杂谈|4692 次阅读|1 个评论

高校的去行政化: skbygb 2010-3-15 10:57; 昨天看了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说还有他三年的总理时间，有些感慨。据说温总理提倡高校去行政化，因为高校越来越像政府，越来越像小衙门了，我们生活在高校里，体会较深，据说很多人在高校的理想是做个处长而不是教授，因为在目前的高校里一个处长可以支配的资源要比一个教授的多得多，这一点我相信。甚至做了教授的也要想法设法去谋个一官半职（很多人也认为是应该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这种现象越到下面的高校越严重。同时又在网上看到，对去行政化很多人发表了较为激烈的观点，有大学校长就公然反对，说去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如何和社会对接，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注重级别的体制。即使大学校长没了级别，那党的各级机构该如何？没了级别的高校的干部还能不能和社会流动？等等。我认为高校的行政化应该是高校目前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创新不够、学术腐败等，高校的学术问题较多地与行政化关联。若不能尽快实施去行政化具体措施（当然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很难较大较快发展。;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3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 mazh 2010-3-14 00:48; 教育改革规划意见发布以来，由于比较忙，没有写东西，但一直关注中。这几天两会上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成为热点之一，一些学校校长和教育部的高官先后发表意见，对于这些高居庙堂的精英们的言谈非常担忧，忍不住还是要写上几句。平心而论教育改革规划把去行政化提出来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个问题能在两会间引起关注是好事。但个人认为这些学者精英们的言论有些偏颇，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教育的行政化有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就是各级行政机构对高校的限制和约束，内部行政化则是指学校权利向行政部门倾斜，行政部门占据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学而优则仕成为高校主流价值取向。两种行政化中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化，危害更大的也是内部行政化。内部行政化的发展使得教师地位下降、资源分配向行政部门倾斜，评奖、申请项目、评职称、津贴设置等无一不体现出行政化的取向，甚至于连教职工代表大会也被各种长们占据。如此的利益导向必然带来两个直接的结果：一、教师工的利益受到损害，积极性受到打击，二是能者都会去争着当官，学而优则仕成为高校主流价值取向。学优者都去仕了，又如何能做好教学科研，又怎么期待创新性成果。这种价值取向抹杀了很多有潜质的学者，他们刚取得一些成果就从事行政事务，没有了学术兴趣，逐步走向平庸。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曾经的青年才俊，确有其人，不再点名。16岁上大学、25岁博士毕业，1992年前后从德国读完博士后回国，被公认为是学术精英，必有大成。然而以后却走上了行政的路，先副院长、院长、后副校长、校长，很快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十几年的行政非常平坦，但学术的成绩却鲜有闻，那些远不如他的师弟师妹都已成名，成为所谓的杰青和长江。他没有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去争学术光环，这是我很钦佩他的地方，同时也为他惋惜，为失去一位非常有潜质的学者大家痛惜。我们无权指责这些学优者的选择，是高校行政化利益导向的驱使。内部行政化是扼杀高校创新能力的两个罪魁祸首之一，另一个是过于功利的量化评价体系。内部行政化不除就不要妄谈创新社会，或有言可以先去外部行政化后除内部行政化，提这种建议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有调查。试想在高度内部行政化的学校去除外部行政约束的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内部行政化的进一步加强，内部行政权力会不受限制的加强自己的利益，不要奢求既得利益者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开明君主式的传奇不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出现。因此去行政化必须首先去除内部行政化，如果不能去除内部行政化，就不如用外部行政权力规范约束内部行政权力，失去约束的内部行政权力就会在自己的自由王国为所欲为。去内部行政化的关键是要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体制，由谁治校的问题也是两会上争论之一，有人提出教授治校，有人提出教授治学、行政治校的模式，唯独没有人提出教职工治校的问题，可见代表委员里没有副教授及以下的代表。新的选举法已经实现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同等代表权，不知何时能实现普通员工与为官者的同等代表权？还是回到谁来治校的问题，首先应该明晰几个概念，现在的教授是不包括副教授，副教授在高校是没有话语权的，除了工资待遇高些外，地位与讲师差别不大。也不是那些已经当长的教授，现在的学校学术委员会也都是教授，或者自称为教授治学，但这些教授中有几个是不带长的？可以说是披着教授名的长们委员会。这里的治校不应该是指行政事务，而是事关教职工利益的重大决策权，那位提出行政治校的校长显然是有意模糊行政与治校的区别。教授治学是必须的，能否让教授治校哪？我们的教授都是学术的精英，治学没有问题，但他们也是人，不能要求他们都成活雷锋，在教师与行政的选择中他们可能代表教职工，但在教授与广大基层教职工的利益选择中，他们该如何选择？这不是让正直的教授两难吗？与其如此不如让大多数人决策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教授治学、职工治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要真正做到教授治学、职工治校就必须让教授委员会真正回到教授的行列，让职工代表大会成为职工的代表，明确限制教授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中长们的比例，并且从制度上确立教授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流动性，明确哪些决策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同时成立教师监督委员会，对教授治学和重大行政行为行使监督权，并且负责教职工的申诉。唯有此才能真正让广大教职工成为学校的主人，让学术取向回归高校。或许有人会说麻烦，缺乏高效，但在事关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上公平要比不麻烦更重要。上述设想或有些理想主义，但社会不缺务实主义，缺失的恰是些许的理想主义。; 个人分类: 理论研究|8075 次阅读|1 个评论

其实高校不需要行政级别: lin602 2010-3-13 23:04; 高校有副部级高校，例北大，清华，南大等，也有厅级学校，当然还有更低的。目前正在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有的人不同意，认为高校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就更没有地位，行政部门更看不起，因为高校没有对应级别。厅级有厅级对口接待，副部级有副部级接待，没有行政级别，别人更看不起高校，更不放在眼里，更有理由不好好接待，更不理高校的诉求。其实，高校需要什么级别呢，不就是学术单位嘛。如果高校的确有影响力，副总理也可以不太当一回事呀，如果你高校没有地位，一个小小官员，你也得点头哈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校长，应该还是有点骨头的。从内心讲我还是挺佩服解放前的一些著名大学校长的，也佩服一些著名教授们的。教授们去争一个处长职位，说实在的，实在不敢恭维。; 个人分类: 未分类|3366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学是否去行政化与建立人人争当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热度 2 王震洪 2010-3-12 04:06; 科学泰斗钱学森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发人深省：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还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确实，整个国家拔尖人才靠从外国大学引进，原始创新技术都是来自于国外。这与诞生世界级教育家孔子、有四大文明古国光环、诞生四大发明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政治经济科技影响力长期排第一、目前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三的国度是极其不相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科学春天的来临，还曾涌现出几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如人工牛胰岛素合成、歌德巴赫猜想 1+2 的证明、杂交水稻技术等。但是之后，世界级的成果却廖若神星。关于不出拔尖人才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就人才级别来说，最高层次的人才象牛顿、爱因斯坦、门捷列夫、法拉第、瓦特等。可能中国在古代有达到这样高度的人，因为那时，中国各方面都领先西方，但现在还没有出现。每年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鲁斯卡奖、沃尔夫奖、加德纳奖、图灵奖等获得者这一级别的人才，特别是诺奖，除了袁隆平得过沃尔夫奖外 , 中国大陆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三级别的人才，其它一些国际奖如第三世界科技奖、泰勒奖、生物多样性大奖、稻米奖、联合国奖，中国有些科学家获得。第四级别人才，达到美国终身教授水平的学者，在中国大陆估计可能有 2000-2500 人左右。第五级别人才，达到美国副教授、助理教授水平的人才，在中国可能有 4000-5000 人左右。这类人才一般从发表论文数量上，已发表 SCI 论文 5-10 篇，影响因子 15 左右。这一级别人才中的优秀者，可申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六级别的人才，按国内标准可评聘教授的人才，数量比较庞大。第七级别的人才是国内可评聘副教授或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第八级别人才为硕士阶段或讲师级别的人才。钱老所说没有拔尖人才指是没有第一、二级别人才，第三、四、五级别人才也少。而大量是第六、七和八级别的人才。为什么没有这些级别的优秀人才？当然是没有诞生这种级别人才的环境。按照遗传学和统计学规律，中国 13 亿人，而且 8 级人才的金字塔底座这么大，应该出很多一、二级别的人才。但是就没有。现有的成材环境浪费了一代又一代潜在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成就一、二级别的人才究竟需要什么环境呢？我门可以把陈景润和袁隆平作为第二级别人才看待，考察一下成材环境。因为就技术本身对世界的贡献来说，笔者认为，杂交水稻技术远远超过了诺奖。歌德巴赫猜证明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如果处于现在的开放时代，应该得菲尔兹奖。之所以用他们两人做例子，还因为两人是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没留过学，对分析中国大学教育人才培养可能是研究的样本。他们二人的成功其成材环境是比较相似的。尽管陈景润一度受到迫害，但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导师华罗庚的关照和鼓励。他的天资、树立远大的目标、执著的追求、不迷信权威最后造就了成功。袁隆平从电影资料可以看出一直是在逆境中奋发，研究工作常常被中断，最后通过执著的追求、大环境好转获得了成功。因此，成就拔尖人才 = 天资 + 树立远大目标 + 执著追求 + 要有反叛精神 + 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从来不缺天资聪慧的人，中国人也是勤奋著称于世界。不出拔尖人才的因素是外部环境、远大目标的树立和反叛精神。 1 ．关于外部环境，基本上没有建立尊重人才，为人才服务，鼓励人才树立远大目标并执著追求不达目的不回头的环境。大学现在行政化官僚化，明显形成了三级政府的架构：校级、院级和系所级。专心做创新研究、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人是在最底层。中国有个传统：学而优则仕。学问做大了就当官。在过去，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考进士，最后当大官。当了大官之后，功名利禄统统都来报道。有道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大学已经学而优则仕了。许多人学问做好了一点点就去当校长、处长或院长。有这样的追求也无可厚非，现代社会追求是多样化的。但是追求官位已经严重毒害了大学精神：即要在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岗位上做出成绩。因为做出一点成绩的人被委予官位，掌握着人事权、财权和资源，这对做学问的人是一种诱惑。很多人会抛弃既定的成为拔尖人才的远大目标和执著追求，转而追求官位，对学术是一种扰乱。当然，当了官也能做出学问，但行政事务缠身，追求分散，真正做好学问是少数。很多当了官的学者，鱼和熊掌都想兼得。在精力不够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利、人脉和关系获得课题，以转包或分包的形式委托他人研究，或剥削下属进行研究工作，最后成果专著都属于自己，直到得到各种奖励。但是这种成果是假的，对真正做好学问，应该得奖的人是一种打击。高校行政化后的最大弊端还在于大部分人当了校官、院长之后，掌握着人事、经费、各种奖励申报资格等资源，对自己管理的部门和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具有绝对支配权。往往是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对自己学科实行各种倾斜和优惠，而对其它学科实行打压、克扣、饥饿疗法式分配，几乎没有任何民主和监督机制。一般来说，没有官位的学者无论你学术水平多高，在实验室建设、人员配备方面无法与有官位的学者竞争，在这些硬件条件方面都处于饥饿状态。这种独裁的管理方式限制了对真正能做学问的可能成为拔尖人才的发展，最终浪费了人才。由于存在这些现象，在大学，老师们追求官位给予了很大热情。老师们似乎更喜欢谈论某某当什么了，某某又升迁了，很羡慕老师升官，而冷落了某某在学术上有什么重大发现，发明什么等的谈论。由于这种管理机制对得到官位的人好处多多，这就激励想成为拔尖人才的人中途抛弃远大目标和执著追求科学真理去推求官位，轻视了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这种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大学中人终极目标应该是学术创新最大化，正如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政府部门公务员追求的目标是职（官）位最大化一样。但大学的真正目标和追求正随着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而丧失，中国要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在大学，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种环境，让能在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方面做出成绩的人受到最好尊重包括名利、地位收入等。要形成一种风气，在大学付其一生努力追求学术卓越是比追求官位更值得做的事情。即使最后成不了拔尖人才，学术上的终生追求比当处长、院长有更高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去行政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各级校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要让校官在进人、资源分配上公平、公正、公开，有民主，有监督。当然，为了不削弱高校地位，不去行政化也行，但就是要有措施让大学教师能对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终其一生，比追求校官价值大得多。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人才积累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职称评聘的标准可以提高，比如说按美国助教、副教授、教授、终身教授标准评评，待遇和美国各级教授看齐。事实上，高校很多老师在追求学术上的付出是十分巨大的。就用花在学术上的时间来说，普遍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应该在经济和政治待遇上有比较大的提高。由于中国这些级别的人才较少，投资不会增加很多。这比目前教授分级好，因为教授分级评价复杂，容易产生不公正，不利于拔尖人才的涌现。另外，研究经费分配、人才选拔和评奖方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改革。古人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建立先进的经费分配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不能发现和选拔人才。尽管 10 年来，中国研究经费与外国大学比，毫不逊色，但成果却差距比较大。这就给出一个问题，经费是否真到了能创新的人手中。国际上许多诺奖得主，常常不用支持力度达到 973 项目的经费，而是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就可拿到诺奖。这值得深思。在人才选择和评奖上，跑关系，拉后门，择亲信还比较普遍，常常选出假人才，假成果，对真人才是一种打击。创新是开启心灵之窗的活动。心情长期压抑，不平对创新是一种严重的制约。 2 ．关于远大目标的树立，除了利益驱使外，对这个目标的兴趣是关键。从著名科学家成长看，从年轻时就对所研究的领域感兴趣，并能树立远大目标。陈景润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在学习数学中了解到歌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里的一颗明珠，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领域，就树立了要攻克这一难题的目标。袁隆平也是在学习了三系育种理论后选定杂交稻技术这一难题毕生追求的。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从很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父母发现后一直培养他的兴趣。有兴趣才能把长期枯燥艰苦的工作当成享受，最终做出了世界显赫的成就。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功利教育。为了某种目的去学习，这就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常常是在学习内容之外。从幼儿圆开始，就被说教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吃饭生活都成问题。使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不利于培养对科学问题的兴趣。而且，由于中国教育水平总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大，在因材施教上难于实施分类严格的教育。但反过来，中小学课程普遍偏难，容易挫伤学生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兴趣。中小学教育应该去功利化，降低难度。　　另外，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学术风气比较浮躁也影响远大目标的树立。老师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常常向不同领域申请。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工程项目都不放过。当然，多的科研经费为学校赚了面子，自己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按科研经费多少考核研究工作也轻松的通过，还能一人带几十个研究生。然而，有的人课题项目很多，但实际的科学创新的东西少得可怜，包括培养人才，也是低水平产出。这种研究工作，没有稳定的攻克科学难题的方向，也就是主持课题而已，就象包工头和爆发户，还总是喜欢让人称呼老板，异化了科学研究的真正本质，和树立远大目标，出大成果背道而驰。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支持以赚钱为目的主持科研项目。如果要以赚钱为目的，应该进入商业领域，不是科技领域。科技领域应按知识和技术增值多少来评价，不应按申请得到经费多少来评价。 3. 关于反叛的科学精神，是中国人最缺乏的。长期受落后生产关系的奴役，民众没有民主传统，草民思想比较严重。民众对领导、权威不敢反对，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领导和权威决定着工作、升迁及各种利益，提出反对意见，常常会得到不好的回报，但会来事，溜须拍马却得到好的对待。二是传统文化中过分信奉权威长辈师傅的糟粕部分可能导致了反叛精神的缺失，盲目崇拜。;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686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陈吉德：大学去行政化：一场游戏一场梦: xuecw 2010-3-11 18:18; 时间:2010年3月8日作者：陈吉德（南京师范大学）来源:学术批评网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早已为人所诟病。近日，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大学去行政化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大学去行政化问题的曙光。但我总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首先看大学本身。现在的大学，部门多得吓人。一般都是三四十个部门，比如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组织部、机关党委、宣传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教务处、科技处、社会科学处、研究生处、人事处、学生工作处、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基建处、资产管理处、信息化建设管理处、产业管理处、离退休工作处、校工会、团委、直属单位党总支、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现代技术教育中心、档案馆、师资培训中心、学报编辑部、博士后流动站。部门如此之多，意味着领导多，行政人员多，财政支出加大。有人用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来戏称，真是非常形象。南京的一所高校教职工有3000多人，而教学一线人员只有1000多人，行政人员1000多人（其余的是服务人员）。这么多的行政人员如何去掉？即使能去掉，也不可能全部去掉；既然不全部去掉，就意味着还有行政人员，还有要领导；既然有领导，就意味着还有行政化现象，所以想去行政化，只能是一场梦。再看整个教育系统。我们要大学行政化，首先要整个教育系统去行政化。如今是政府在办大学，大学的级别非常明显，比如国家重点大学、部属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一般大学、市属大学（还有一段时间建议各县办大学），再比如985大学、211大学等等。请问，这种级别能取消吗？即便取消，也是表面现象，因为内部的隐形级别是无法取消的。教育部的行政官员下放当校长，永远不会去市属大学的。中国虽然有上千所（大概）大学，其实就是一所，教育部部长是校长，教育厅厅长是院长，各大学校长只是系主任。系主任对院长惟命是从，院长对部长惟命是从。教育系统如果行政化，就不应该有部长、厅长、局长的概念，事实上这可能吗？自己不愿去行政化，却站在行政岗位上支使别人去行政化，不是很滑稽吗？所以，教育系统不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场梦。最后看整个社会。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皇帝叫天子，统治一切。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变相或变相地响彻中华大地。个人崇拜，官本位崇拜入髓入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主要指官道。当官就意味着财富，就意味着尊严，就意味着掌握话语权，所以买官卖官丑闻一直不断。非常巧合的是，本人在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河北邯郸1次任命89名干部　个别局有11名副局长》。邯郸简直成了官员超市了！请问，整个社会能够去行政化吗？如果整个社会不能去行政化，又如何要求整个教育去行政化？本人对大学的行政化问题非常反感和痛恨，但觉得积重难返，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因为大学根本不是圣地，根本不是象牙塔，根本不是世外桃源。它与外界息息相通。在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的行政化都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医治大学的行政化病痼？此时提出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说白了只是官方做出的一种游戏，一些人不明规则，随声应合，仿佛看到了大学去行政化的曙光，其实是一种梦想！大学去行政化，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陈吉德先生惠寄）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n）首发2010年3月8日; 个人分类: 高教评论|19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去行政化要分三步走: 王中任 2010-3-11 14:14; 引言：邓小平1979年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的用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一个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为了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蓝图，邓小平设想了著名的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引自百度百科三步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与往年相比，今年更加突出了大学办学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表达，以及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包括纪校长在内的不少副部级待遇的不少校长们要拍案而起了，我实在很能理解他们。凡事不能太急，佛语有言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说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总得给副部级厅级的领导们一个缓冲的过程吧。所以，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一年的时间，取消职业学院的干部领导级别；第二步，再用3年的时间，去掉二本、三本等普通高校领导行政级别；第三步，到21世纪20年代，逐步取消一本、985和所谓副部级高校的行政级别，高校教师科研生活比较独立，办学比较自主，基本实现实现教授治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此顺利的话，我预计到20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优秀学子都会选择来中国留学，诺贝尔奖也会常常光顾中国。; 个人分类: 科研感悟|3472 次阅读|1 个评论

拿掉校长的“副部级”，就拿掉了价值观: 热度 1 suredream 2010-3-11 08:54; 　　常常在家教育老婆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何为正确的价值观？大概是些很对很好的话，不过没有情境也一时难想得起来，作为家庭一级的伦理学家，今天看了一篇科技日报的文章叫《当校长的副部级拿掉以后》，原因是人大校长纪宝成说，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3/229289.shtm 　　中国社会原来的处世妙方是做得说不得加说得做不得，从这个角度讲，纪校长说这样刺耳的话就是一件好事：他至少没打官腔。　　官本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从头至尾只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就是做大官，干大事，挣大钱。学界也好，教育界也好，嘴上说是一回事，现实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追求？当然甘坐冷板凳如我辈可以搞一些小众的价值观，还可以用来教育老婆，但是大学校长身在学校里，是要跟外面社会打交道的，没有名分，就没有尊严，就会受欺负，作为要搞事的精英分子，价值观就会动摇。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要讨论校长的副部级是不是要拿掉？就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行政命令仍然是调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高效手段，既然觉得拿掉会好些，那就拿掉！当然是叫全国的大学都拿掉。大家并不认为，好的事物需要源于一个简单准确、可以不断检验深入的理念，需要承认现实，需要追本溯源。　　其实，对于身处大学中的低级阶层来说，还是希望学校的内部管理能够合理些、人性些，少些官僚气，至于校长(老大)的级别，最好是越高越好。; 个人分类: 未分类|3635 次阅读|5 个评论

理想照进现实：大学去行政化言语录: cwhm 2010-3-9 21:29; 周其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3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周其凤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的过程非常复杂。目前中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的党委是有级别的，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复杂。周其凤说，中国的高校校长首先要做好被取消级别的思想准备，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因为当干部需要一级一级向上努力，而高校校长没有级别。黄达人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我觉得笼统地提大学去行政化，在概念上有点模糊。我想，所谓去行政化的问题应该就是指减少或者去除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影响。我一直在学校里强调，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这些是我们要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因此，国内大学要有更好的发展，就必须以学术为核心，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预。我想强调的是，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学不要行政部门。可以这样说，国内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行政部门，都是围绕学术为中心工作的，包括大学各级党委在内的行政管理部门，根本上是为教学和学术而服务的，他们的正常运作为大学提供了效率。据我所知，国外高校也是如此，很多著名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甚至超过教师数量，因此，大学配置一定的行政人员不等于大学的行政化。黄达人：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会觉得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顾秉林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　学校是一个学术组织，不应被行政干预太多，高校确实需要去行政化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　　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说：我估计80%的高校校长都和我一样，不在乎这个官帽。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我们去某些部门办事，很可能比以前困难。他认为，高校要实现去行政化的理想状态，不仅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社会大环境。李培根说，在美国，一所知名高校校长的社会地位几乎比州长还高，那是得益于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而在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和风气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配合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工作，我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这不仅仅只是学校本身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机场贵宾室的使用问题。在合肥，朱清时委员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却要交费，每次800元，很心疼。他说。没有级别，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亲自管你。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时，由于是副部级待遇，安徽省教育厅不大管中国科大，有事情他们就直接找副省长对话。他这个曾经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在深圳参加大会，也让主办方有些为难。第一次参加大会，作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被排在深圳的一所职业院校后面。第二次开会，主办方又把朱清时安排在这所职业院校的前面。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纪宝成代表：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不过是建立在教授讨论的基础上，尊重教授意见，集中教授智慧。我赞同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新京报：你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有看法，为什么？纪宝成：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新京报：是不是意味着高校跟别人不对等了？纪宝成：对，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新京报：你不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纪宝成：我个人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那么多知识分子聚集，只是个处级，而外面一个人数少得多的研究所、一个普通的杂志却是厅局级，这难道不认为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制度安排吗？但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盛连喜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大党委书记　　在学校里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　　盛连喜则认为，去行政化的提法不确切。盛连喜说，现在学校里涉及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领导的权力，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只是目前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要解决它的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现在有点学问的教授都要去当官，因为当了这个官之后又能掌握学术资源。　　对于取消学校的级别，盛连喜也认为有必要性。我是个正厅级，这没必要，还有的学校是副省级。没有这个级别我也可以去当老师。盛连喜说，取消行政级别可能会涉及专职的行政领导，要对他们有合理的安排，对他们生活上要有特殊的照顾。其实有些待遇也是行政领导自己给的。比如说给校领导配有车，显示出区别，其实没有车打的也挺好的，没有配车，我自己的工资也可以买得起车。李和平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高校完全去行政化有其道理，但简单地去行政化也有其问题　　李和平认为高校完全去行政化有其道理，因为高校有其独立性，自主与自由是其特色。不过他也认为，在中国，高校不仅是学术机构，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简单地去行政化也有其问题，比如高校的稳定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没有级别了，高校的安全稳定，重大的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要怎么做？; 个人分类: 我思故我在|2704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大公报：根治官学暧昧怪象非剥官帽那么简单: panfq 2010-3-6 17:19; 2010 年 03 月 04 日 11:48 　来源：中国新闻网中新网 3 月 4 日电香港《大公报》 4 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高等教育乱象之源。解决的重点在于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如此，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　　文章摘编如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日前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纲要提到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当下高等教育乱象之根源，奈何体制沉疴难除。继 2 月 27 日温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近日的发布会上也透露：其实温总理的这个教育思想，在很多次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了。于此而言，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个值得期待的价值信号。　　　　官学暧昧引发怪象　　官学暧昧引发的诡异之象很多：譬如 12 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继而有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 35 名院士中， 8 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 48 名院士中，超过 85% 是现任官员；工程院 60 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　　再往前看，教育部评出的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的是身兼几种职务　　无怪乎公众质疑：官学如此亲昵下去，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戏院？大学教师是教书育人还是追逐高官厚禄？既然权力与学术可以如此联姻，相互之间自然难免等价交换，以权换学、或者以学兑权，如果大学教授都是官员或老板，清冷的学问还能有什么市场？　　钱学森仙逝的时候，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也像警钟般在国人耳边回响。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大师辈出的年代，但大师也是人，在没有成为大师之前，处处倒有行政利益裙摆飘扬，谁还有心思或耐性做一个抽象的大师？尤其是当行政权力大于、优于学术尊崇的时候，学官则意味着项目、经费、场地、人员，甚至是学术声望，那么，谁愿意看别人的脸色而不走上上层路线？　　于是，大学教师都乐于跑官去了，而官员混到一定级别也非常轻松地能捞个兼职教授官员有了学术背景，教授有了官员权力，至于闹出连绵的高校腐败窝案，当此语境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点培育制度土壤　　应对官学暧昧之现状，不少地方也在反思解颐之计。比如吉林大学此前曾制定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保证学术委员会能独立和自主实施职权。　　但地方性的规定在官学一体的强悍背景下，尤其是学术力量难以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显然徒具观赏意义。　　学问要值钱，要有地位，不能依仗官帽赐予，也不是剥离官帽那么简单。根本还在于赋予学术一定的应有的自治权利，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其如此，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 ( 邓海建 );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172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大学“去行政化”引关注总理为高校把“脉”: lgmxxl 2010-2-11 08:49; www.jyb.cn 　 2010 年 02 月 10 日　作者：解艳华　　来源：人民政协报　　众所周知，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让大学很难有自己的独立的灵魂，大学官员越来越多，而大师却越来越少。当前，来自各界的评议使得教育去行政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大学真要做到去行政化，并非减少几个官员能做到的，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要改良高校管理体制。编者　　 - 总理为高校把脉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总理日前就《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 》征求科教文卫体界代表意见时感慨道 :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在谈到中国大学管理一刀切遏制创造力这一问题时，温总理说 :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有媒体称温总理这番话，虽是即席讲话，但却是给办好大学把了一次脉。这脉把得准、切中了要害。　　 - 天大招聘院长淡化级别　　近日，在天津大学全球公开招聘 14 个院长 ( 学部主任 ) 岗位中，第一轮确定的 7 位院长 ( 主任 ) 人选中，两位新院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 : 自动化学院院长贾宏杰和曾担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的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张维，二人均是 70 后。　　 1973 年出生的贾宏杰此前任教于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此次他从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过竞聘直升为自动化学院院长；从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岗位辞职而来的博士生导师张维教授，按照传统做法，天大也应给人家一个副校级的位置。但是，我们希望不是按照所谓的行政级别来办事，而是淡化这个级别。天津大学龚克说。　　 - 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　　 2009 年 10 月 26 日，在 2009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表示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 九成高校名师带官职　　 2009 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 100 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 10 人左右。　　 - 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 2009 年 9 月 10 日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上接过聘书，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后，在全国刮起了一阵旋风。朱清时当选校长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个人分类: 大学之道|2420 次阅读|0 个评论

战略设计，不应有逻辑错误: arithwsun 2009-10-30 22:55; 现在，在学界中，不少人士呼吁“去行政化”，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等等。有些校长更开始将这些理念付诸于某种程度的施行。比如，朱清时就将其定位在南方科大的新立制度上。 “去行政化”，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这种提法，本身是有逻辑错误的。以一个虽然代表美好愿望，但是有内蕴逻辑错误的口号或理念，指导现实，失败是必然的。很简单，本来就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还要搞分裂，将学术和行政分成不同，那分界线在哪里，这些倡议人士真的很清楚吗？至于，“去行政化”的名词，更是可笑，“去”的疆界在哪里，又有人说清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谈“行政透明化”，做些实事，比如，财务透明化是最难的。若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是行政系统仍然不透明，甚至因此可以更黑箱，如财务透明程度，大学还是一样的糟糕。这些简单的逻辑错误，为什么这么多呼吁赞同其举的科学家不自知。绝大多数学校，保持住实质性的不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于学政分离的目的，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恐怕不是当前十年的任务。民主，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内容，是需要有很多基础构思和社会准备的，西方哲学史发展2000多年，很多方面涉及于此，在中国真正懂这些的人很少，真正将其生活化的人更少。不能为了某种理念而行政治之架构，这是罗素早就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批评过的事，虽然不够深刻，但对于证明其非，已经足够。最重要的不是理念，而应是，改革方案不应有逻辑错误。; 个人分类: 大学建设|29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南方科大的两个建议: weijia2009 2009-10-5 00:20; 最近的科学网连续刊登了几则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博文，很多学者对即将建立的这所全新的大学以及一个月前上任的校长朱清时教授充满了期待，但科学网的博主们也提出了一堆问题。阅读完这几篇博文后我感觉这些问题提得很到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考题，对它们的解答也将逐步勾勒出新校长和未来班子对新大学的顶层设计方案。我在这里也凑个热闹，提供两个具体的施政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在如何实施先进的办学机制方面，建议考虑与国际一流高校共建两个新学院，并以此为第一批招生单位，然后以这两个学院为支点再陆续建立其他学院。目前欧美高校开始全球布局，不少学校已经有实际动作。如北卡的杜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医学院（Duke-NUS），由新方提供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杜克本部提供师资和管理模式,（杜克的副校长 R. Sanders Williams 曾跟我详细介绍过他的这个成功案例），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可以在中国有条件的地方试行。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杨福家校长的推动下最近在浙江宁波建立了诺丁汉大学分校。另外，国内其他高校也有与国外高校共建的学院和系，如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这种中外共建的学院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外方为主来管理和运行，另一是双方共同管理。两种学院都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制，具有相对独立的聘用、财务运作、教学管理等权利。一个新创立的学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要吸引外国的孩子来学校读书更需要时间。但国际化的学院可以迅速提升新大学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让学生能够直接进入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学院，部分学生还将有机会获得境外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申请双学位。据我所知，希望来中国建立分校和机构的国际高校恐怕为数不少，关键是我们的顶层设计者要有战略眼光，要抓住当前国际经济重新洗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的大好时机主动出击，找到好的合作办学伙伴。建议欧美高校可以一起谈，最后各落实一家，这样欧洲和北美的校园文化可以在新大学的地盘里分别试点运行、开花。建立国际化的新学院既可以走出创新的办学路子，引入不同的文化，尝试和学习不同的机制，又可以吸引优秀生源，将对新大学的发展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另一个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如何去行政化上，网友们认为理事会领导、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个办法，可以内行管理内行，轮流执政，就不会出现科研腐败等现象。我想高校内能否真正实现学术与行政分权的关键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上。我们不是要用强硬的手段在大学去拆开学术和行政，而是要在理念上把学术和行政上区分开来。我个人的建议是新大学需要自上而下地实行明晰的岗位时间的界定，明确校长、校级领导、和正院长一级的管理层的全日制工作职责中将不包括个人学术研究。作为管理工作的补偿，他们的薪资将高过普通的教授，但个人不能做科研，不能申请科研经费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时间从事项目研究和指导学生；而副院长和系主任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工作职责中其个人的教学和科研时间将被规定到一个额度，如30%以下。由于岗位时间和分配上的游戏规则，教授担任学校和正院级领导将意味着他们自动放弃学术岗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也将大大削弱其学术能力，这样也就没有太多的科学家想当官了，而当上了官的也不太可能为自己的学术拉资源了。我们现在高校的学术腐败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高校从校级领导开始就没有搞清岗位时间（1年只有12个月）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不少人官做得越大，科研地盘也越大，其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份数也越多。试想如果从高校的领导和院士们开始就缺乏职业操守，那么我们还奢谈什么教书育人？事实上国外高校有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你一旦签约上岗，再做第二份工作就意味着与第一份工作有（时间上以及内容上的）冲突，如果拿第二份全日制的薪水的话则就是违法行为了。当然建立国际化的学院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梳理清楚中国高校盘根错节的职业操守上的头绪，做到正本清源。这个岗位时间的界定应该在新的大学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它解决了，行政和学术将回归应有的位置和面目，去行政化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革命，最容易的是在一个全新的机构来实施。80多年前在广州市的长洲岛兴办的新式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扫旧军队和旧军阀的作风，为后来国共两党参与的北伐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撑。当年的黄埔军校也是大胆借鉴了国外（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并融入了不同党派的多元文化。我们希望新的南方科大能在办学伊始就能找到好的策略和支点，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中国高校中脱颖而出，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精彩和辉煌。; 个人分类: 未分类|9699 次阅读|8 个评论

“去行政化”的改革中，选举方式很重要: arithwsun 2009-8-18 07:40; 目前，国内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看来将会形成潮流。这个潮流是否能产生实质的改革，而不是流于形式，往往会决定于一些技术细节。譬如选举方式的问题，就很重要。正是因为选举方式的不同，才产生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猜想，可请政治学方面的教授进行专家指正。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有两个职位非常重要，我们以学院为一个单位做例子吧，即该学院的院长，和理事会会长（现在还没理事会这个东西，现实对应物是“学术委员会”）。吉林大学的改革，着重于将这两种职位分开，一人不能身兼二职，作为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标志。而我在前文中说过，这个规定本身，是反“选举精神”的，若选举出来，大家就是愿意让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呢？所以，这个分水线即不本质，又不符合其所代表的大势，即引入“选举”这种西方政治法则，让其在中国某一局部生根成长，大学，作为社会的象牙塔，成为试行单位，是很合适的。真正的分水线，我前文认为是透明化程度，即行政系统必须达到最大透明化，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甚至可以达到完全透明化。而将那些不能透明化的部分，交给教授会，或其核心---理事会。本文，讨论的是选举方式，任何一个单位，领导人的作用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就谈去行政化中的两位领导人，学院院长和学院教授理事会理事长的选举。下面的说法，很多靠我的直觉而来，未经过学术性、专业性的学习和检验，所以，政治学专家教授的意见尤为重要。 A1. 院长的选举，采用直选制，由教授会所有成员（全院教授和永久工作人员）投票产生。 A2.理事长的选举，采用间接选举制，采用先由教授会选出理事会，再由理事会成员投票产生。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表达道理所在，仅直觉上感到这样做较好。实际上，很可能现实中的改革操作，也大概会采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进大家讨论和思考。譬如，直选制是一人一票，相当于是按每人的直观心意投票。而间接选举制，则是由理事会成员代理投票，相当于是理事会成员代表了一类人群的想法，进行投票。那么，关键就在于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采用何种方式为好呢？当然，在所有的选举中，透明化原则是最重要的。如竞选人的材料公布，竞选纲领，演讲答辩，如果没有演讲答辩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因为其透明度程度，已经低于一个合格选举的标准了。除了政治学中、现实中已有的选举方式外，对于大学院系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我现在提出一种新的设想，事在人想吗，大家请看： B1. 理事会成员在竞选时，需提交自己的竞选纲领和竞选博客，最大程度地表达自己的工作主张，并做尽可能多的演讲答辩。以此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人知道这人若选上去要干嘛。 B2-a. 第一种选法，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上划圈，圈的个数有限额（数目小于待选理事会成员数目），最后计票即可。这跟以前的做法并无不同。 B2-b. 第二种选法，投票时，多重投票制，即规定一人限投几票（数目是不是应该小于待选理事会成员数目，不知），注意，这里与众不同的“多重”，指的是，投票人名可以计算重数，即你可以将限投的那几票，都放入到一个候选人身上，允许重复计算。 B2-c. 第三种选法，每个候选人给每个理事竞选人最多只能投出一票，但是每个候选人的总投票数，不做限制。 B3-a. 第一种竞票法，取前几名票数最高者，进入理事会。 B3-b. 第二种竞票法，候选人票数超过指定额度后，即当选为理事会成员。虽然技术细节上，在B2,B3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可能选择，但，只要坚持先选出理事会成员，再选理事长，就会在本质上产生跟直选制完全不同的机理和效果。而不同的技术细节，只不过是加强或弱化了其机理和效果而已。譬如，有一个主张，很多普通教授都同意，但若是愿意代言此主张的理事候选人只有一个，则将来理事会中伸张此主张的人数，反而会少。这样做，合理吗？我以为，是合理的。谁叫没人愿意出来代理这种主张呢，没人愿意代理的主张，就不是真正的主张。这种理事会选举机制，将会有效地避免此种“假民主”主张。如果这个主张真的合理，看到这个主张不能得行，那就多站出几个代理人竞选理事会成员吧，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设定。另外，这种设计，还能推动多元化主张的生成，不至于让一些“少数派”主张彻底失去声音，因为只要这个“少数派”推出足够数量的理事会竞选人，尤其是在B3-b这种设计下，只要过指定额度，即能登堂入室。简言之，院长直选制，是按“人头"定票数，理事会选举制，是按"主张"定票数，愿意代理特定”主张“的教授越多，符合这种“主张”的理事长候选人越容易当选。这种情况下的民主选举制，精英集团就仍有可能“打败”大众（注意是加引号的），因为前者的代言积极性，往往比后者要高。我感觉，在大学这种高智力单位中，理事会的选举方式上采用这种，可能会更好。为什么，谈不太出来特别清晰的言辞，仅是直觉。可能，就是因为多加了一层变数，从而创造出一种阴阳相济，具有矛盾性格的选举机制出来。至于，院长的选举，即使采取直选制的话，也仍然存在可能的技术细节： C1-a. 一人一票制，每个投票人只能投最多一票，票高者得。这个比较传统了。 C1-b. 一人两票制，每个投票人最多只能投两票，两票上的人名，可以不同，也可以重复，按重数计票，当然，也可以只写一个人名。 C2-a. 一次选举制，即最高票数者得票。这种情况下，最高票数可能不超过50%。 C2-b. 多次选举制，第一次选举，选出前几名，在C1-a中，是选出前2名（据说，这就是两党制的由来），在C1-b中选出前3名。第二次选举，最高票者一般来说，票数肯定会过半，尤其是C1-b这种选法，最高票者的票数比例一定很大，不过它尚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同的选举大势和技术细节，都将会决定了我们将来采用什么样的民主方式。其实，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施行，很多以往不可能的做法，现在都可以低成本地运行。譬如，可以预先将不同的选举方法，放到网页上，由该单位有选举权的教师们选项，选出来哪种，该单位就是用那种选举方法。这样，即使是同一个大学，数学系的选举方法，也有可能跟工程系的选举方法，在技术细节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当前的改革，不光是要选人，而且还要选“选举机制”，这个“选举机制”本身，最好也是由投票产生才好，而不要由领导或少部分人决定。当然，如此又会产生出“选举机制”的选举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网络出现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选举机制”本身的推选问题，有点类似于院长选举，其中牵扯到的C项的组合，总共不过四种而已，那就都做出来，生成四种网页，让成员们按四种标准，对“选举机制”本身进行选举。多选几次，根据迭代效应，四种选择方式基本上会收敛于同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帮助教授们选择出合适的“选举机制”，也相当于在真正的人员选举前练兵。现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的呼声很高，相关的“教授会”的改革，在各先进学校均是箭在弦上，对此有研究的科学家们，应该从速献计，以免错过改革之机。; 个人分类: 大学建设|592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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