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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之陋见

zhguoqin 2020-10-25 21:42

产业化之陋见 张国庆 以下略谈鄙人浅陋之见，欢迎大家拍砖： 传统的产业化定义是：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笔者浅陋地认为，产业化定义应该是；产业化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目标，依靠市场调控，实行专业化和工程化管理，形成系列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其中企业，是其中重要的、主要的组织形式。 1. 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的目的，旨在防止过度行政对市场过宽、过深的干预，影响市场的公正公平，妨碍市场健康发展。就目前而言，产业化中的去行政化，重点是要禁止地方政府胡乱补贴企业（这种补贴包括资金的、税收的、政策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等等），地方政府滥补贴不但造成严重的腐败，还会因此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致使骗取补贴的僵尸企业大量存在，由中央同一列出补贴清单，经全国人大审定之后，由中央财政只对卡脖子和重大民生的项目进行补贴，其它项目全部市场化，交由金融市场自由融资。 2. 减货币化（去唯货币化） 货币（Currency，CCY）是度量价格的工具，购买货物的媒介，保存财富的手段，是财产的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所谓“货币化”就是指交易过程中，用货币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用货币来衡量商品和劳务， 但并非 一切向“钱”看。 一切向“钱”看就是“过度货币化”或“唯货币化”。 “过度货币化”就是货币越位：夸大货币、金融在经济与社会中的作用，经济运行过度依赖货币。 “唯货币化”就是货币错位：货币、金融绑架了经济，货币凌驾于经济之上，凌驾于社会至上，凌驾于劳动之上，凌驾于物质资源之上，人和市场成为货币的奴仆。 “过度货币化”与“唯货币化”是市场不稳定重要的主要诱因，其内在原因，就是人的“恶”在市场中无节制膨胀，打着资本的幌子，以货币牟取暴利。其结果就是直接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直接增加了全社会运行成本，最终因为货币过度集中导致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被垄断，进而使得经济失稳，直接威胁社会的稳定。 去货币化是指减少货币供给，也即相当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有助于稳物价、增经济、促就业、平收支等。为区别“去货币化”，笔者在此提出“减货币化”或“去唯货币化”。 “减货币化”或“去唯货币化”，就是恢复货币本位职能，让货币回归本位（货币归位），减少虚拟经济、金融在经济总体中的比重，控制其在合理的阈值范围内，严厉禁止货币越位错位。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运行中，减少生产要素配置中的货币成分，尽量运用现有信息技术，对生产要素直接进行市场化配置，甚至还可以探索非货币化或减货币化价值计量、非货币化劳动计量方法与途径。 “减货币化”或“去唯货币化”，自然伴随着另一个重要理念的改变，就是金融的“去中心化”，“去核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当前金融界最为流行的金融理论，这也是造成金融业无序扩张挤压实业发展空间，造成我国实业萎缩的重要诱因。对于金融的“去中心化”与“去核心化”，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的本位（金融归位），已经有不少学者已经做了类似的论证，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与途径，在此笔者不敢班门弄斧，仅以2020年10月23-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上王岐山的讲话作为补证（原文链接：https://finance.ifeng.com/c/80pZw8D5852）：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沪举办的2020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辞称，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 王岐山表示。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稳定发展预期、政策预期、制度预期，打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更加主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 从系统学角度看，减货币化实际上是减商化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减商化又是减熵化理论在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应用。 实业才是国家经济发展主力，有且只有实业，才是国家经济发展主力，是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主动力。过度相信货币的调控能力，过度依赖金融，是将市场、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建立在脆弱的货币之上，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终将会轰然倒下，历次经济危机足以证明这一点。金融等虚拟经济，只是促进实业发展的工具之一，过热的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财富不是靠人口凭空创造的，当然也不是靠货币凭空创造的。有且只有实业，才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财富。 3. 减熵化与减商化 通过减熵化，提高并维持人类社会系统较高效率，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通过减商化，提高劳动、资金、信息、物资、技术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通过减商化，减少人类活动中的商业比重，减少商品中的流通成本，降低商品最终价格，降低居民生活支出，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实现减商化，就是减少人类生产活动中的商业活动，从而提高人类社会总劳动中的有效劳动比率。详见拙作《减熵化理论及其应用》、《生态论：复杂系统研究》、《发展学及其应用》、《发展学》、《系统企业学：再生 进化》、《中国贫困治理研究》、《系统法学：良法善治方法》。 4. 标准化与差异化 我国大量传统产品，长期停留在差异化的“手工”、“人力”基础上自我陶醉而不思改革，如传统特色产品，尤其是传统地方特色食品加工，所谓的“手工”的差异化经营策略不但生产成本高、销售成本高、销售面窄，无法适应市场化与现代物流的发展，并且还由于“手工”非标准化操作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安全问题。因此，对于这些特色产品、产业的发展，亟需要研发在保证其质量、特色的基础上，将其生产全过程优化后，实行标准化生产与营销的技术，例如全聚德烤鸭生产的标准化，以及外来快餐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与流程、管理技术，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对于那些特色特点尤为突出的、高端市场需求较大的产品或产业，还可以继续实行差异化经营策略，但也要对其生产技术与工艺进行改造，其生产技术、管理策略、营销技术要与国际接轨，不能以“差异化”为借口，不能固守“地方名优特色”不思进取，持续确保质量、品质维持高端化，实行以高端化的、高品质化为基础的差异化经营策略。 5. 科学化与超前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已经无需论证，科技发达才是硬道理，才是关乎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关键，而非人多。传统人多的人口理论已经不适应于凭科技说话的现代和未来。人口红利是富国欺骗穷国、人口老化是富国恐吓穷国的伪理论。生态学中生态承载力理论，在经济学中同样适用，在经济学中，同样存在承载力问题。就我国而言，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适宜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科学化，对于经济来说，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就是超前化，就是探索超前的科学理论与技术，超前谋划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战略战术，超前预防各种灾害，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6. 再谈农业产业化 除了上述陋见之外，笔者还认为，对于农业（当然包括林业），还应该： 第一，大力推广生态化栽培技术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借鉴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大力推进不动土栽培技术和生态化栽培技术，逐步禁止高化肥、高农药农业栽培模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在近年我国关键核心工业技术一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实际情况下，在继续大力进行核心工业技术攻关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把农业企业化列入经济发展重点之一，利用现有成熟的生态化栽培技术，大力推进基本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以提高基本农产品质量，降低基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力推进特色农产品差异化生产，提高特色农产品品质和特色与风味，从而实现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积极推进农产品出口，在农业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突破。 第二，让社会保障替代农民的土地保障。农民同是国家公民和国家建设者，理应平等享有所有公民权利，而现存的城乡二元化结构限制了农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这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极不相容的。因此，建设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全体农民以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是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让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在让农民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释放土地资源，激活农业发展活力，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摆脱“农业=落后”的阴影，让农业真正同工业一样，踏上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角。 第三，规模化经营以降低农业人力成本。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已经制约了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尽快彻底转变“农业=小农”的落后的农业发展理念，根据各地民情与经济条件，引导农民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产业化，逐步诱导农业企业化、集约化、机械化，推进农民专业化、市民化，并保障农民拥有与普通市民同等的权益，从农业产业化、企业化这条渠道消除农民的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上的城乡二元化差别。 第四，在适宜的地区，适度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在不适宜于粮油果蔬奶生产的区域，在保障粮油安全的大前提下，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推广优质高产生物能源作物，以及C4植物的开发与利用。此外，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开放非生态林林地，发展生物能源作物，或者培育推广高产木本粮油作物，推广高产木本粮油高产栽培技术，研发木本粮油高效、安全加工技术，从农业角度为国家的粮油安全、能源安全分担本行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五，配合南水北调大西线工程的研究，借鉴美国、以色列以及我国毛乌素干旱地区开发经验，加强西北干旱地区森林、草原经营研究，为南水北调大西线工程的林业发展提供前瞻性技术支撑。研发西北干旱地区森林、草原高效经营技术，把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建设成世界果园和肉奶基地。 7. 结束语 任何一个理论，不谈适用条件，都是伪理论。对于经济发展理论而言，也是如此。 人口红利，其适用条件，是在生态承载力和经济承载力之内才能适用。如果超出二者承载力来谈人口红利，想通过人口红利来发展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同样地，人口老龄化，在科技发达、实业发达的条件之下，只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不会带来社会危机，更不会带来经济危机。 金融中心理论或金融核心理论，其实是观察者站在金融这个“自己”的“点”上来看经济的。经济，实际是一个复杂系统，金融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你站在经济系统中任意一个子系统上来看经济系统，自己都是经济的中心（核心），就好比人站在地球任意一个位置来看世界，他都是世界中心一样。对于经济系统来说，或者对于人类社会这个系统，甚至地球这个系统来说，其组成的子系统，都对系统产生作用，都很重要，只不过作用的程度，或者说是权重不同而已。仅仅依靠金融来发展经济，就好比无源之水，终会枯竭的。 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其前提必须是实业发达、经济强健。如果实业不发达，经济不强健，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与竭泽而渔无异，大泽终会干涸，鱼儿终会捕尽。此外，过度超前消费，若社会保障跟不上，人民乃至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经济泡沫破灭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有目共睹，现在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尽管如此，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因为，我们的实业还很弱，还有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关键产业，科学技术还没有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因此，笔者浅陋地认为，我们要正确地认清各种经济理论的适用条件，就当前而言，我们应该实施“强健实业”计划，建立强健的经济体系： （1）“强健实业”计划。依靠科学技术，建立健康、持续发展的实业体系。特别是要在我国关键领域，如农业、能源，以及各种卡脖子或即将可能卡脖子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顶尖科技”计划。在各种卡脖子或即将可能卡脖子的领域，以及未来重要领域和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施“顶尖科技”计划，举全国之力，争取在30年或更长时间内，跃升世界顶尖科技行列。 （3）“健康食品”计划。在农业领域，引入生态栽培技术，积极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确保农产品“健康”（不仅仅是“安全”），彻底杜绝有毒有害食品，逐渐消除垃圾食品，彻底摆脱潜在的粮油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此外，要大力引入现代医学理论与技术、现代加工工艺和现代生物技术，推进中医基础理论创新突破，改造传统中医药产品，促进中医药产业化、理性化。 （4）“开源节流”计划。在能源领域，依靠科学技术，积极研发并推广节能技术，尤其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开发新能源，特别是开发生物能源、太阳能源等。 参考文献 张国庆.减熵化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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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过度行政、过度应急与灾害科学治理 .https://wps.browser.360.cn/t/AM66Nkk8PC,2019年8月23日/2020年10月25日. 张国庆.中国贫困治理研究 .https://wps.browser.360.cn/t/AM66I7vBk2,2020年6月10日/2020年10月25日. 张国庆.系统法学：良法善治方法 .https://wps.browser.360.cn/t/AM664BgQd2,2013年4月16日/2020年10月25日. 张国庆.也谈林业产业化——兼谈农业产业化 .https://wps.browser.360.cn/t/AMeKHJxjY4,2020年9月21日/202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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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如何正面回应教育“去行政化”

热度 6 gxfycyyhang 2018-9-20 21:17

学术交流如何正面回应教育“去行政化” --- 从中国科大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说起 教育“去行政化”说过多年了，如何“去”是个难题。近日，“中国科大对教授采取‘柔性考核’——通过学术交流会议总结科研人员3至5年的阶段性工作，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 《中国科大打造“三无四有”科研环境》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9/417795.shtm ， 为我们吹来了一股教育“去行政化”的清风，打开了一扇行政考核与科教相结合的窗口。 中国高校对教师的行政考核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以论文、职称、“帽子”为导向的高校考核机制下，教师对教学心不足、力也不足。有的教师认为，现在“扎扎实实投入教学的教师可能‘挨累不讨好’，长此以往也会失去教书的动力。” 大学老师们认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应从改革大学教师考核机制做起。 《教育部：狠抓本科教育！专家：更应从源头抓起》--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9/417774.shtm 一方面本科教学质量大面积不如意，另一方面中国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普遍很弱，不仅总结科研思路和语言逻辑表达能力弱，更是激发创新思想，相互交流与质疑纠错能力弱，这直接导致我们高校培养的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科大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化弊端为神奇，无疑是去芜存菁、提高学校综合创新能力的一项好举措。在他们5 年的这种实践中，这一措施得到教师学生的欢迎，说明了这一改革探索是很有意义的。有的教师更是认为这是学校“学风正”的重要表现，“跟国外的学术机构很像”。这不无道理，因为我国的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学生，普遍被逼着做题目，这使他（她）们对真知的探究、对事物的好奇心几乎消耗殆尽了。面对高中教育的现实，对爱生如子的中国科大人来说，保护、保持这些将来富有创造性的青年学子对科学的巨大热情和好奇心，就是当前学校紧迫需要树立的优良学风。因为优化良好办学氛围，首要的就是尊重学术，从制度上保障学术的独立自主地位。正是在这一“短板”上，中国科大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这种探索的意义除了上述提到的之外，在笔者看来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那就是重新发现学术交流这一科学机制的魅力。现在我们对学术交流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不仅仅是学术信息的集散地，更是启迪思维、纠正谬误的试验室，激发创新思想、弘扬质疑批判科学精神的试验田。然而学术交流的这些核心价值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更缺乏实际运用的经验。 为什么会出现“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科学机制资源宝库中，我们只熟悉那些少数已经运用了无数次的管理手段，而很多好的科学机制我们尚没有全面认识清楚，更没有开发出来加以运用。我们的科学管理手段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贫乏，没有更多更好的措施来替换。虽然中国科大仅仅是将学术交流这一科学机制扩展运用于对教师的行政考核，但无疑对开发运用更多有效科学机制、改变我们科学管理手段不足、管理方式不适应科学快速发展的落后状况有无比巨大的意义，在破解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痼疾，中国科大敢于“吃螃蟹”的精神与作法值得称赞。 中国科大的这一探索还有一点启示：科学管理需要并可以与“学科融合”。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正发生着不同学科深度融合的变化，那么教育管理与学科能不能融合、怎样融合？中国科大将“学术交流”这个学术问题与不沾边的“述职考评”相联系，这种独特探索难道不是学科与管理的结合？如果这一探索得到认可，那么其它的学术问题、科学机制能不能与管理相结合，并运用于教学科研管理？ 自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以来，我们进行了不少政策、管理方式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但尚不能适应教学科研快速发展变革的现实。在管理手段上正愁于有效管理手段不足，此时，中国科大这一探索无疑这为我们打开管理与“学科”融合开辟了一条新路径。那么，其它的管理手段能不能与学科相结合？难道我们只能简单的揪住项目、“帽子”、牌子不放？只能在经费、奖励上发力？中国科大就没有走老路，而是在科学机制上发力。面对大学时期学生个体思维日渐成熟、自我意识强势觉醒的新常态，面对教育创新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迫切的新常态，探究教学科研的 新动能，推动教学科研新发展，正是开拓创新的大好机遇！这就是中国科大探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高峡 2018年9月20日于塔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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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加速 校长还会有副部级吗

redtree 2016-8-16 21:20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加速 校长还会有副部级吗 作者：王红茹 邢环宇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发布时间：2016/8/16 9:11:47 蔡蓓蓓|插图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邢环宇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2期） 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简单地退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蹴而就了。更为关键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和党团组织人才，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公布。这份纲要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就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开。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先锋，但现状却难言乐观。6年间，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一次次地在社会上掀起讨论热潮。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更有旁观者，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争论也是白谈，不如不争论”。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消极的观点。高校去行政化是众所期待的一项改革，它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进教授治校，教师群体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倾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内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两者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职称评审体现“教授治校” 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只听声响，动静不大。其实不尽然，近年来，高校职称评审已然成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抹亮色。 对于高校来说，职称评审一直是人事管理的一个敏感点，也是去行政化改革中的痛点。一般而言，高校教师评职称要过三关，从讲师到教授，都要面临三关的考验，越到后面门槛越高，不是到了规定的年限就能轻松“进步”。 第一关是论文课题关。这一关体现的是硬实力。许多高校要求教师要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一些高校还要求有主持部级课题的经历。第二关是院系关。职称评审中，由各院系自己协调，今年推谁或者不推谁。此环节院系领导的作用非常大。第三关是评审委员会。许多时候，评谁不评谁，并非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能够决定的，能够跑完最后一公里，往往是背后的导师、门派以及院系之间的博弈。 “其实对年轻教师而言，评职称拼的不仅是发论文、找项目等硬条件，也涉及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科平衡、利益博弈，以及其他一些考量。”杨宏山说。 就是这样一个难点痛点，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有大的突破。以人大为例，近年来，该校职称评审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由原来的评审委员会定生死，改为由“教授会”投票来一锤定音。 据记者了解，每年的职称评审，人大教师评聘委员会都会给每个学院下达一定数量的副教授和教授推荐人选指标。符合评审条件的教师提出申请，首先由各个学院召开“教授会”，申请人现场进行述职和答辩，全体教授投票产生初选名单，然后，提交各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审议并确定上报学校的推荐人选。如果当年只有一个指标，“教授会”投票排名第一的就上报给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如果有两个指标，排名前两名的就报上去。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主要是核准教授会的投票结果，审核所报的材料是否有假。 “因为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教授，也参加了‘教授会’的投票，实际上更多的是走一个法定化的程序，经这个机构审核一下，再报到学校。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引入‘教授会’制度，明显扩大了教授群体的发言权。”杨宏山说。 不只是人大，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大都采用了“教授会”投票的方式。这种职称评定，相比10年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常见的领导一言九鼎、拼关系胜过拼实力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重大进步。不仅教授的发言权在加大，而且教授组建科研队伍的能力也会增强，“因为教授可以组织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做科研攻关，这种由知名学者、科研精英领衔的团队建设，与以往那种以行政权力、行政资源为导向的团队整合是两码事。”杨宏山说。 但是，记者了解，在北京还有一些高校，在职称评审方面行政化迹象依然很明显。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北京一所高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一半都是行政领导，包括校领导以及人事处的领导、科研处的领导等等。 改革方向是取消行政级别，但过程漫长 其实，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不仅在纲要中有所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这是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刚性要求。某种程度上，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对走职称路线的教师影响不大，直接受影响的是大学的校长和相关的行政人员。 在我国，高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副校长是副局级，高校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二级分院的院长是处级。 教育部网站显示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75所。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有20多所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现实的问题是，当高校全面取消编制，高校的校长是否还有“副部级”？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改革校长”之称的北大校长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 ：“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目前部分高校是教育部直接管辖，很多是直接任命的干部，这些校长的副部级别难道真的要取消吗？ 在杨宏山看来，是否取消校长级别取决于组织制度的具体安排，可以按照现行制度给大学确定一个级别，也可以没有明确的级别，制定一个弹性化的对接规则，让校长的个人职业流动，可根据个人领导力和业绩，对接体制内的不同行政级别。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认为，在一个时期内，高校领导的级别可能还会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改革总的方向是事业单位应该淡化官本位色彩，不应该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划分，这种做法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立的。因此，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是取消行政级别，我估计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和级别之后，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高校内部大量的行政人员出路何在？ 在杨宏山看来，高校的行政人员尤其是党、团组织人员规模较大，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其工作力度和人事配置，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能比照的，像北京的‘985’‘211’大学的行政干部、党团工作人员的规模都不小，这些人的教育背景都很好，到了处级岗位后，再往上晋升的通道一下子会小很多，大学的副校长和部门领导大多从教授队伍中产生。 “这些人本身很能干的，高校也需要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只有解决好他们的职业发展通道，才能让去行政化改革真正推动和落实下去。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晋升激励，这是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杨宏山说。 记者查阅人大官网，除了教学的40个院系之外，党群组织有11个，行政部门有25个。仅学校办公室，就内设秘书科、文书科、综合联络科、信息科、党务科、行政科6个科室。 另外，北大的行政职能部门也有31个之多，加上工会和团委，共33个。清华的行政部门和党群组织有40多个。 一般而言，“级别”在我国的干部调动和干部配置中，尤其干部在不同单位之间进行调动时，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如果不去行政化，行政人员走的是行政级别路线，他的整个职务和职级的晋升通道都会比较完善，即便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他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一旦去行政化，这些原来带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只有岗位、职务，没有了级别，他们的晋升和激励通道在哪里？ 杨宏山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可在内部提供大量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岗位，在高校与其他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之间形成职业流动机制。“当然，未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体系进行对接，这需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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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过后的高教展望

Enago 2016-4-28 12:21

近年来，“高教改革”之声不绝于耳。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话题被代表们广泛关注。“双一流”建设、“创新创业”和“高校去行政化” 等既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也是目前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 阅读原文 请点击链接造访 【英论阁学术院】两会过后的高教展望 --- 一、“双一流”建设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来加强重点建设，一批高校和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也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工程的运行机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是重点建设存在的竞争缺失和重复建设的问题。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加强系统谋划和完善推进机制，以此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今年两会上，“双一流”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表示：“双一流”工程建设是国家今后30年要办的一件大事，会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是“211”、“985”的升级版。”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过去我们更多的可能只是追求入围‘双一流’排行榜，而今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高校作为供给方，必须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大棋盘上去谋划自身的发展，要考虑你的知识供给是否能满足学生长远发展的需要。”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建议：“‘双一流’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除了要考虑高校自身发展之外，更要考虑高等教育在服务、引领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国家从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把一些历史悠久、社会声誉好、办学实力强且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纳入支持‘双一流’建设行列，加大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度。” “双一流”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任重道远。期间会经历很多挫折，也可能需要经过多次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带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从而最终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二、创新创业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两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创业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出路，拥有更多知识的大学生无疑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今年的两会上，“创新创业”热度不减，仍然是委员们讨论的热点问题。 就目前而言，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跟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还有很大的间隙。从学校的角度看，它的目标是育人，而不是提倡让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创业，以赚多少钱来衡量成败。同时，绝大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资源还比较缺乏，相对应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创业实践等还无法配套。而在学生角度上看，大学期间本来应该下苦功夫积累需要的理论和基础知识，为将来的工作岗位做储备，如果一味强调创业，很容易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变得浮躁，最终反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一些代表在两会上也提出了担忧，比如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对创业创新教育存在认识误区，误以为创业创新教育就是就业指导和创业培训。目前创业“跟风”情况较多，很少有创业者能真正从沉下心来，结合自身的优势进行创新。 就目前而言，创新创业如何与以课堂为主的正规教育结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三、高校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一个讨论了多年的问题，是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一大艰难挑战。几年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刚刚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太艰难了，可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选择我当南科大校长，我无法拒绝。”朱清时当选南科大校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几年过去了，南科大仍然步履蹒跚，虽然是在成长，但是跟大众寄予的大学独立、去行政化的美好期待还有很远的距离。 今年两会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建议说，“如果能够把（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行政级别牵动着一大群人的利益。真取消了行政级别，那些掌握资金分配、人事考核和招生就业等权力的人会甘心从主角成为绿叶吗？怎么安置这些治学之外的行政人员？跟专心治学的教授相比，这些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要强上多倍，怎么可能轻易让人“革”了自己的命呢？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非凡的进步。高等教育改革也在一直进行着，虽然过程是艰难的，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只要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一直往下走，结果一定会越来越好。 § 博客内容皆由 英论阁 资深学术专家团队撰写提供 § ------------------------------------------------------------------------------------------------------------------------------------ 您可能感兴趣的博文： 1. “脑计划”项目介绍 2. 美国基础研究的“创新赤字” 3. 《拜杜法案》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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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在高喊高校去行政化

热度 9 gaoshannankai 2016-3-12 22:53

财政部：科研经费调整权下放 酱油钱可买醋 评语： 项目立项是打酱油的，因而让能打醋的大部分申请者出局，最后项目还是打了醋，最后结题交的还是醋。酱油谁去打？ 今年两会有一个主题，科研反腐的类似东西“不许”出现。大家注意到这个规律了么？ 随着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不断重视，一系列相关政策脱颖而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和不和谐的声音。当前，喊得比较多的一些口号包括 “ 高校去行政化 ” 、 “ 科研经费报销困难 ” 、 “ 科研人员个人所得太少 ” ，“教授治校”以及更为极端的 “ 高校去党化 ” 。 这些口号或者要求貌似合理或科学，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是谁在喊，目的何在。 我这里提出一些质疑，希望相关调研部门，进行更为深刻广泛的调研。 在我国当前科研经费分配极度失衡的前提下，80%甚至更多的经费实际掌握在中科院和985排名前10甚至更高的机构手中，即使在这些机构，也是80%的经费由极少数人掌握。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不难推理，当前的报销制度，严重影响了这些人花钱，而且他们觉得 “ 科研经费报销困难 ” 以及 “ 科研人员个人所得太少 ” ，他们更希望 “ 高校去行政化 ” 和“教授治校”。对于大量没有什么经费的老师，正常推理应该是更希望他们花钱别那么容易，他们分钱也不要那么多。 因而，大多数人更加希望的是对科研经费严格管理。 高校行政管理低效不是去行政化的理由，而恰恰是要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特别是决策的民主科学与执行中提高效率。这一个问题普遍存在于教科文卫系统，上至国家层面的相关管理部门。 由于此前的管理水平低下，导致在教科文卫系统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从项目立项、经费审批一直到成果评估一条龙的庞大食物链，如2013年出现的中国农大院士贪污案件。 现在他们做大了，而行政管理加强了，他们当然不愿意被束缚，因此要利用他们掌握的发言权，大声疾呼 “ 高校去行政化 ” 或 “ 高校去党化 ” ，借以清除最后的障碍。由于媒体的渲染与过分解读，导致大量青年教师和无知学生推波助澜，严重歪曲了事实真相。 这里仅仅分析 “ 科研人员个人所得太少”的 荒谬逻辑，科研人员收入应该来自你产生的价值，而不是来自作为支持你科研的经费，如果做科研是为了把经费换做收入，那么如果不需要评估你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或者有效的，如果不看科研实际产出，只是简单记录“公分”，找个农民工他也能干，反正就是记录工分，按公分取得酬劳。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从基层教师开展调研，调研对象不要受限于掌握经费的少数人不要有针对性，建议尽量覆盖更为广泛的教师群体，真正把当前高校或研究所科研状况查清楚，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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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治理新常态：频繁行政化

热度 13 zhangjiuqing 2015-3-30 20:23

高校治理新常态：频繁行政化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两个 10 年规划放在政府网上，人人都能搜索得到。现摘条款录如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第三十八条：“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多么好的规划，一度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如果中央政府按照规划的要求，自己率先行动起来，假以时日，高校去行政化会很快实现。我理想中的去行政化的一条是，高校师生或者董事会把校长选好了，到教育部去备一下案就行了。校长制定出学校发展大计，殚精竭虑付诸实施。倘若师生满意，校长干个十年八年都行，甚至像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校长，学校董事会可以让他干个四十年。 然而现实却是，两个规划从颁布之日到现在，十年时间接近到半，我们看到的高校现实却是更加的行政化。频繁更换校长是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举例如下： 2010 年 12 月中组部宣布： LJH 同志任 CQ 大学校长； LXH 同志不再担任 CQ 大学校长职务，另有任用。中组部领导说：此次对 CQ 大学校长职务调整的决定，是中央从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全局和 CQ 大学班子建设的实际出发，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以后做出的。 2013 年 6 月中组部宣布： ZXH 同志任 CQ 大学校长，因另有任用， LJH 同志不再担任 CQ 大学校长职务。中组部领导说： CQ 大学校长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央直管高校校长队伍建设的全局和 CQ 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根据工作需要和推进干部交流的精神，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2013 年 6 月中组部宣布： LJH 同志任 ZJ 大学校长。中组部领导说： LJH 担任 ZJ 校长是合适的，相信 LJH 能够与校领导班子一起，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团结全校教职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2015 年 2 月中组部宣布： LJH 任 BJ 大学校长。 LJH 成为 BJ 大学自 2008 年 11 月以后的第三任校长。 高校校长的频繁调任，都打上了中央政府行政化强硬的烙印。在上述的每一次的任命中， LJH 都相当于“副部级”，宣布任命的人不是干部局局长，就是副部长；陪同任命的人少不了教育部副部长。每一次校长的调动，学校老师都得鼓掌两次，一次送旧，一次迎新，尽管每次校长的去留，跟自己往往毫无干系。 或许，政府要求的只不过是学校内部管理去除行政化，去除学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去除管理人员对教学、学术的行政干预，而不是政府去除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因为规划的句子里没有主语，也就没有行动主体。然而，没有中央政府对高校的去行政化，高校内部的去行政化只是一句空话，这是雄心勃勃的 ZQS 在 NF 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失败的根源。 我们明白了，过去的规划常被挂在墙上或者放进档案里，过一段时间便无人问津。现在的规划命运也好不到那儿去，只是电子化了放在网上方便浏览，同样少人阅读更少践行。可惜了很多人的努力，在不断征求意见、字斟句酌之中，规划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政府关于去行政化的十年规划成不了白底黑字，正在热闹制定中的大学章程中的内部去行政化更成不了黑底白字。 梁启超曾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曰过：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尔。政府自己不主动取消行政任命，一切大学去行政化努力都是白费。 或许我是在杞人忧天或者吹毛求痴。高校去行政化注定是个无法兑现的传说也不碍大事，因为 BJ 大学在中国大学的排名中非常稳定，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也稳中有升。在 美国教育媒体 USNews 联合汤森路透发布的 2015 年全球顶尖 500 所大学排行榜，中国共有 27 所大学上榜。其中两所大学排名前 100 名，与日本持平。 由此可见，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展中，中国高校频繁行政化将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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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大学新校长为什么不提“三不”、“四不”了呢？

热度 30 mdzhao 2015-3-27 15:10

记得2011到2012年期间，有多所大学更换了掌门人。包括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著名高校，而当时新校长上任时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针对许多人对高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高校的教授抢着当官，当了官可以抢资源、好处通吃等问题的批评，有的校长在上任之初就做出承诺，在任期间专心做好校长的角色。其中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作出“两不”承诺，表示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赵跃宇说，当校长责任非常重大，工作千头万绪，全身心扑上去还不够用，又做课题又带学生，精力无论如何也顾不过来。而他做出“两不”承诺，是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管理，努力成为一名职业化的校长。他表示，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课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韩震声称要做“三不”校长：不做学术研究、不申请课题、不任课，此后韩震对他的“三不”承诺还做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不研究自己原来比较狭窄的纯粹专业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不研究问题，而是要研究更为广泛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高等教育规律紧密相关的问题；不申请原来自己研究领域的课题，并不是不申请任何课题，而是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有关教育发展和教育管理、有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课题；不再上专业课，并不是一点课不上，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讲座强化育人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就任校长的发言中更进一步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 董奇的 “四不”承诺及此后的一些去行政化举措更加受到了广大师生、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董奇表示，高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内部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中国高校的管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管理。 从“二不”到“三不”、“四不”，当时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已经开始迈出了扎实的脚步。不过此后却似乎没再见有新任校长有过这样的承诺，倒是看到贵州大学的明星校长郑强在两会期间表示：“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并不严重”，认为大家都在瞎起哄。“天天说去行政化，能去吗？去了行政化，我能怎么办啊？大学教授当校长、教务处长就是行政化吗？这不是笑话吗。在一些发展不够高的大学，的确存在一些做学问的教授选择做行政的兼职。但即使当了科研处长、教研处长，也有很多人同时在搞学术啊”。 郑强也承认担任行政职务对教学科研是有影响的。“我就是兼职啊，搞学术，又当校长，也带学生。我是坦白，一个人精力有限，当了校长，怎么可能像当教授时对学生投入一样的精力？实事求是嘛。”但他表示：大学总要有行政人员，不让教授来当，让谁当？让官员来当吗？他不懂教育啊。 应该说，郑强其实还是比较坦率的，或许在贵州大学这样的学校，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自挂帅，大概是很难申请到有较多经费的大项目的，如果做出这样的承诺，恐怕损失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整个学校。但这不正是高校行政化弊病的体现吗？可悲的是，赵跃宇、韩震、董奇之后，高校校长们再无跟进，可见大多数大学校长还是很能看清目前的形势的。 今年，高校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换帅潮，从北大开始，清华、浙大、北航、科大等学校新校长都陆续上任，看了下这些新校长的就职演讲，再也没见有类似“三不”、 “四不”的承诺了，倒是清华的校长针对被问到的“你还给本科生上课吗？”的问题时，很直接的回答“上”，并表示原来的一学期32学时可能保证不了了，但参与是必须的。无疑，这也意味着带研究生、科研，一样也不会拉下。 其实，这篇博文并没有要指责新任校长的意思，而是想说，高校的去行政化不是靠几个校长作个表率就能实现的，这需要整个大环境形成一种气候。如果面对的现实就是没有官位在手就很难申请到课题，那么那些不申请课题的校长所在的学校都可能由此蒙受损失，毕竟有课题才有经费，到时候哪怕校长不亲自做，也是可以让其他老师来做的，经费到学校了，最后的成果也是学校的，说不定还可以得个大奖呢？只是，如果校长自己一大把课题在手，又有多少底气要求手下的处长们专职去干管理呢？则高校仍然只能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知道现在赵跃宇们是不是会有点后悔当初的承诺呢？查了一下百度，赵跃宇，国内著名的力学专家，35岁晋升为教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10多篇，先后获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等。 董奇，心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可见，他们要是作为校长去争取一些项目还是很有优势的。但愿这些先行者别最后成为牺牲者，非但没有对改变高校的行政化有所推动，反而成了别的学校别的校长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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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龚克: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redtree 2015-3-10 06:35

南开大学校长: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2015-03-10 02:25:06　来源: 新京报 (北京)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资料图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5年要继续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大学校长该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高校腐败问题上，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管基建的校长。 教育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绷得太紧 新京报：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自主招生时说，全部禁止以联考和培训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把自主招生的时间全部调到高考之后进行。这会不会对学校自主招生带来困难？ 龚克：的确会有困难，但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是正常的。把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综合评价基础，如果有必要就(对学生）加试，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加试。这个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往前走，别纠结于细节。 新京报：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龚克：在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比如今年说提高高考的统一性，25个省市用同一张卷子，这是一个方面。接下来的问题是，考试内容怎么出，怎么实现区分度。 高考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如果能有效引导需求，不是所有人都要上普通高校，可以进职业高校，建设一批名牌职业高校，增加优质普通高校供给，可以缓解高考压力。 新京报：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尽快消除教育不公，你怎么看教育不公问题？ 龚克：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正相关的，国家在教育均衡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南开大学每年3100名招生里，来自全国800个贫困县的县以下中学就有200人。这些项目的目的，就是打破贫困的迭代传递，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高校去行政化 乐见大学校长走向仕途 新京报：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 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 龚克：希望加快。 新京报：现在不少名牌大学校长都走向仕途，你怎么看？ 龚克：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我倒挺乐见。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会转向行政工作吗？ 龚克：我觉得我不太行，我是另外一种性子的人。 校长兼职 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好处 新京报：现在不少校长的社会兼职特别多，你有兼职吗？ 龚克：我兼职也非常多，我们学校有公示，能查出来。那还都是主要兼职，小的零七八碎的还没写上。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兼职？ 龚克：一个方面反映了各种社会团体希望有专家参与。比如我参加的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委员，它看重我的是我过去搞数字电视标准；总装的科技委，它看重我过去搞军工的经历，或者说管理能力。这些跟我是不是校长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兼职是从校长职务上衍生出来的。 总体而言要防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过多的社会兼职，使得校长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个大学的工作。第二，要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个人好处。 高校腐败 高校腐败多与基建有关 新京报：对这几年校长的腐败案，你怎么看？ 龚克：高校腐败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系。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当然，选人也很重要，但有些人一开始选的时候并不是坏人，包括贪官，恐怕不全是一开始就是贪官，但是他到任以后没有监督没有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腐败。 新京报：校长怎么卷入基建腐败？ 龚克：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正好管基建的校长。像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在被查前我们把他当做基建专家，结果他就拿人家的贿赂，让人家来参与这些投标，或者投标里头有优惠。 留学低龄化 高中出国留学学生压力太大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一直在提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培养？ 龚克：中国家庭看孩子好不好，先看他乖不乖，一直到大学都看你乖不乖，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 老师要容忍孩子质疑，瞎提问题也不怕，鼓励他、引导他能提问题的能力，把问题结构化，去分析去解决。 新京报：有数据显示海外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到海外读高中学生越来越多。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龚克：我不赞成低龄化，我认为如果在国内能上好的大学，上本科还是可以的。低龄化出去，确实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的压力非常大。 新京报：你建议多大出去比较好？ 龚克：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声音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 高校腐败情况各式各样，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都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 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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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的南科大——“必然成功”中的“悲怆而注定的失败”

热度 7 wangxh 2014-8-31 12:27

南科大朱清时校长的任期好像已满，有人说“南科大失败了”，有人说“朱清时校长失败了”，有人说朱清时校长“惨胜”…… 科学网讨论过南科大与朱清时的南科大，俺也凑热闹写了一段： 现在的南科大，注定要失败 ！ 现在看来好像有些还真“瞎蒙”对了。 下面附转的这篇文章，简述了南科大当时要办得三件大事儿：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 。虽然原文没有明确说“都以失败告终”，但南科大惨淡而悲催地经营几年的确没有“非常成功”的明显标志。 其实中国大学现目今的严重问题的确是招生太死板、学位一刀切、行政干预太多，这的确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所以说，中国大学的“变型”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现在经济领域不是叫“转型”吗，差不多。这种变型或转型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的结果的，也就是说定会“成功”——而且是“必然的成功”。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何况是培养人才“工厂”的变革，在变革的道路上一定会留下一串串悲催的失败或注定的失败，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每一个经历过现目今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明白：完全脱胎换骨办成一个“西方大学”是不可能的，各个方面都不可能！ 看看这几年南科大做的事情就一目了然： （举几个零散的小例子说说） 兴办之初，南科大特别需要教育部给个“名分”——这本身或突然就没有脱离“去行政化”，而且还想利用“行政”搞点“外快”。朱校长甚至找各种途径“围追堵截”袁部长求情——“ 我就很想跟袁部长沟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是要试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 ”。您看看您看看，这哪叫去行政化呀！ 更有搞笑的事儿，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 南科大党委书记，该职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M接任 。 这何止不叫去行政化，应该叫“武警部队化”吧？ “自授学位”这档子先不说，说说“自主招生”吧。首先要知道自己想招什么样的学生、自己能够招到什么样的学生。南科大你想与清华北大等顶尖级学校“竞争”吗？抑或还想“吸引”得到外国著名大学录取通知的学生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清华北大的教授们都纷纷投到南科大门下，否则学生们是不会发疯的。或者想招那些从这些类似学校“漏下来”的学生？学生和家长是愿意再等待一年去清华北大还是等待四年后根本无法估量的社会的评判呢？其实南科大只能向“与南科大同样抱有伟大思想的勇敢者”敞开大门、进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不屑于‘饭碗教育’模式的新时代勇士”——要想有什么样的学生，必须首先具备什么样的教师，南科大有这类教师吗？（是不是得有点像鲁迅先生那样的？） 不知道接下来南科大会如何走，会像前几年一些民办大学一样自行消亡还是再来一个黄清时继续搞下去呢？ 附： 【教育改革】朱清时南科大这5年：「惨胜」 2014-08-27 学术中国 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在中国是否只存于空幻的梦想呢？ 有同行说，朱清时是那种表面热闹实则没人真正关心的人。潜台词是指这个人不抓眼球，杂志做他卖不动。这确实很有可能，单从利益上说，我们没有理由请朱清时先生登上封面，可我们还是做了，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他的身上含有真正重大严肃的公共议题：高等教育改革。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听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句名言的人很多，在现实中知道如何去实现的人寥寥无几，朱清时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做到了名言的一部分，但是当他打算在一手草创的南方科技大学做到更多时，却发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曾经提出，将南科大建成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他的5年任期最后证明了，这些不过归于空幻的梦想。 有点宿命的是，朱清时的名字出自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说的不是安闲，是郁郁不甘。现在，这位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校长和教育改革者即将卸任，其功过将被载入历史。我们愿为这段历史写下初稿，并期待他的精神同道与后来人。 5个故事，一道了解朱清时的成败与悲喜。 -------------------------------------- 朱清时 「惨胜」 《人物》编辑部 文 | 葛佳男 赵涵漠 采访 | 葛佳男 赵涵漠 陈凌子 陈楚汉 编辑 | 赵涵漠 摄影 | 周裕隆 图片统筹 | 于千 1.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 受聘南科大之前，朱清时曾找到深圳市政府，说自己没那么多时间，要求对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参会自由，不受约束」。但与此同时，他对崇高话语并不抵制，喜欢用「责任感」、「使命感」一类的宏大词汇解释受聘南科大的动因。在采访中，他向《人物》记者重复了曾反复出现在媒体标题栏的说法，「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 一些熟悉朱清时的采访对象倾向于将其退休后再任校长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壮志未酬」。朱清时曾经的秘书回忆，朱在中科大时期就流露出南科大改革措施的很多倾向，比如学习哈佛等名校的「书院」制度，让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随时解答问题。这在中科大受到一些老派作风教授的反对，未能建立，如今朱清时将其移植到了南科大。 「现在才是他的真实思想，建南科大就是他的意思，他早就想自己办一个学校了。」这位秘书对《人物》记者说。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教授杨金龙从1997年起就在朱清时的实验室工作，曾长期担任朱清时的助手，他感到，「到南科大做，我想（他）还是想挑战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在科大有的事情他做得不是特别，体制内嘛，他动不了的东西嘛，他就想挑战一下。他如果都觉得自己100%都把握了，他可能就没太大兴趣了。」 《人物》记者接触的大部分中科大老师都认为，两所「科大」有诸多相似之处。杨金龙举了一个例子：南科大的火炬形状的校徽—朱清时说它意味着南科大「为高等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的使命—跟中科大没有采用的某一版校徽设计非常接近。 现任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执行主任、曾经担任朱清时秘书的闫立峰的说法更加直接：「科大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老师都这样认为的，南科大就是（中）科大的小弟弟。」 2.中科大10年，可称完满？ 在此之前，朱清时已因中国高教批判者的形象而获得盛誉。因为在任期间坚持逆势不扩招，不圈地，原生态迎接教学评估，媒体和民众赞誉其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中科大10年，似乎可称完满。 这只是事实的一面。 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科大上任不久，朱清时开始推行去行政化改革，从后勤部门开始，所有服务系统逐渐取消行政级别。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被触动了。一位1990年代起就在科大负责物业后勤的工作人员对《人物》记者回忆，虽然行政级别取消了，但是有员工活动个人关系，在后勤设立了总支，「后勤设一个总支的话，那其他院系的总支就相当于处级单位了吧，那我这个总支书记也应该是个处级单位，处级处长。这么搞的。」「因为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他（们）也有很现实的东西。像分房子，你在科大里面，处级干部就拿处级干部的房子，那你没有级别怎么办嘞？」 这位工作人员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朱校长呼吁是对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对的。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不配套的……你在小环境里面，要脱离一个大环境，那是不可能的。」 在中科大老师们的描述里，朱清时是一个果断并且「有些清高」的领导者。前者的意思是他做决定很干脆，不瞻前顾后，也很少四处征求他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清高」则指向朱清时在沟通上的短板。 1990年代末，朱清时坚决抵制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浪潮，在中科大坚持延续「小而精」的办学思路。他本人因此广受赞誉。然而，至今还在中科大内部有所争议的是，朱清时当年因此拒绝了合肥市政府主动提供给学校的廉价地皮。中科大的论坛上至今留存着一张以《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为题目的热帖，很多人认为他没有适时地为学校争取资源，不善于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位中科大老师对记者说，「以前那个地多便宜啊，不要钱的。现在要买同样面积的一块地，那贵死了。」 在朱清时任职后期，党政关系有些许微妙。有中科大的老师回忆，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校长的某项决定又因为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再比如，校长在党委常委会上拍了桌子，发火让某位副校长辞职——虽然事实上他并没有人事任免权。 在杨金龙看来，这更多是「人的问题」。他对《人物》记者说，虽然党委和校长的矛盾天然存在，但是「一个党委书记，一个校长，个人关系挺好，他们可以用协商的方法就把它做起来，对吧。如果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情没法交流的情况下……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体制怎么怎么的问题，当时实际上它是有沟通的渠道，但是如果人和人之间做不到这一点，那可就麻烦了」。 作为好友，书法家刘正成曾不止一次听朱清时讲起他的痛苦：「他说我虽然是中科大校长，管着各个系的工作，但是我无法任免任何一个系主任，人事问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我才知道谁的工作好水平高但我提拔不了他，我也知道谁的工作差水平低但我罢免不了他，你说我怎么去带兵打仗搞好教学？」 朱清时一直希望大学能够免于行政化的干扰 3.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 受聘南科大之后，朱清时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科大物业中心负责人唐伟（化名）将此前的朱清时描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他没有这个生活的琐事这些概念。」 唐伟与朱清时都喜欢文物古玩，朱清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还曾兼任过该校科技考古系主任。大约10年前的农历新年前，朱请唐伟牵线，希望给扬州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宝做科技考古数据采集。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博物馆工作人员早已放假，又被唐伟请了回来。朱清时没说清楚几点到，一屋子人就那么等着。晚上博物馆方面宴请，开一大坛黄酒，朱清时高兴，喝醉了，坐在那里总是笑，吃完「一抹嘴走了」。 「他现在恐怕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事儿，你二十八跑去看东西，人家一屋子人等着。」唐伟说，「就是他没有这些俗礼啊，说是人情，普通人之间那种互相的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种利益交换，他没这些东西，没这些想法。」 近两年再见，唐伟注意到朱清时的变化，「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原来在科大当校长，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真要感谢大家，学校的所有的其他的各个部门的人。他说那我在学校里头就是甩手掌柜的，现在连屋顶漏个雨都得我来关心来搞。」 毫无疑问，一个革新建设者必须比一个单纯的批判者承担更多。2009年，在朱清时受聘南科大后不久，教育部再次拒绝了南科大的筹建申请，理由是广东省已有很多高校，应先着力将现有学校做好。此时教育部刚刚完成人事更替，新部长袁贵仁上任。朱清时得知袁贵仁将出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启动仪式，特意准备好学校的筹办材料，装在一个文件袋里，「厚厚的」，然后趁袁贵仁作完报告走下台时堵了过去，将文件袋塞入袁的手中。 「我就很想跟袁部长沟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是要试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朱清时说。 当时，根据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来说极其困难。但与袁贵仁见面后的几个月，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据称与会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放「准生证」。 4. 当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一群知识分子 朱清时和他领导的南科大一直谨慎而缓慢地在困局中穿行。事实上，2012年6月起，南科大放弃完全的自主招生，采用「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考试占30%，平日成绩占10%」的半传统模式；除第一届「教改班」外，学校招生纳入计划内集中录取，学生将获得教育部承认的文凭，很多人据此认为南科大由此被体制收编；2014年1月21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该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任。 长期关注南科大的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公开表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3个最大的口号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朱清时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 尽管学校被派驻了新的党委书记，但在一些南科大教授看来，校长和教授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于学术和科研的决策权。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程春说，李铭「和深圳市政府的沟通之间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桥梁的作用」。 更确切的现实是，朱清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革的空间。刚到南科大时，他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竭尽所能邀请各领域的顶尖华人专家，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张景中等。据媒体报道，朱刚刚上任时，便接到港科大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的电话，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甚至早在1986年，李泽湘与同学一起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中国教育部。而多年后，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告诉朱清时自己愿意回国做义工。 但后来被许多媒体频繁报道过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曾与朱清时共同垦荒的学者，已因各种原因风流云散。 李晓原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2010年5月，根据港科大和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与李泽湘、厉建书两位教授一同前来协助南科大筹备。李晓原回复了《人物》的邮件采访。他写道，来南科大之前他与朱清时并不相识，对朱清时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报道，「而且对他的印象十分正面。」 仅仅一年之后，这3位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公开批评朱清时，以一种无可转圜的姿态退出南科大。公开信称，「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 在朱清时看来，他和港科大教授之间不过是理念之争。港科大教授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先制定好课程和实验室的规划，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引进人才。而朱清时则认为，内地必须遵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得先网罗优秀人才再规划学科，一边开车，一边铺轨。 「他们公开性地写，我都会想，这种分歧有必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吗？」3年之后提起，朱清时依旧有些激动，「你们用那种方式，不是想置我们南科大于死地吗？」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朱清时又主动重新提起此事，说他想了一晚，想到了对港科大教授「最好的比喻」。 他加快了语速，「感觉就是，他们总是站在高地上，觉得你们都不行，来指挥你的……使我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就像军官学校里头的那些高材生，他们去打仗都要这个条例，那个条例，先编好条例再去打仗。他们都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出身的将军，但是他这些条例啊，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这个。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像我说南科大刚建立的时候就几个教授这样的，所以土包子吧，只要是从实践中间总结的经验，反而能够打败这些人。对。」 另一位与其发生剧烈冲突的科学家则是陈应天。他对《人物》记者回忆，办学初期他与南科大理事会成员、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曾提出，南科大的「南方」如果译为southern会比现在使用的south更准确。陈回忆，朱清时当时「未置可否，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一样」。预备印名片时，陈应天自然而然改成southern，结果名片印好后的最终版本还是south。印名片的人回复：这是朱校长改的。 但二人的最大矛盾集中于实验室建设。陈应天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写道，「清时校长于2011年初对我运去南科大的专业实验室设备故意设置重重妨碍，根本无法安装，以各种『行政化』的方法使我不得不决定搬出这批实验设备。几千万元的设备在南科大搁置了将近半年又重新装车运出深圳，种种场景，使我的南科大的梦完全破碎。」 当《人物》记者就此事求证朱清时时，他认为自己被极大地误解了。他解释陈要办的研究中心产权并非归学校所有，而是陈应天的私人公司控股，「学校是不可能办这样的公司的，所以只好放弃了。」 5.让我安静地卸任 5月14日，《人物》第一次见到朱清时的早上，采访开始之前，一位老师来找他讨论2015年的招生规模，深圳市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划又一次产生了分歧。 这是一个老问题。南科大希望「小而精」，而深圳市则希望大规模招生，为城市发展大量储备人才。2012年，南科大获得教育部准生证之后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报的计划是2000人——这个数字是学校计划的10倍还要多。「是校长顶了下来。」有内部人士说，南科大那年最终的招生数是188人。 然而那一天，朱清时对那位一大早就来找他的老师说，告诉书记此事由书记来决定。 临近卸任，朱清时只希望一切重归平静，「（初期）我需要人才来，需要学生来，需要社会支持，那你如果不说话，不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改革……你不告诉大家，人家怎么会来呢？」但如今，「跟当初不一样了，现在不是我要宣传，要做这个，不是让大家接受我，而是让大家让我安静地卸任。」 即使是认定改革已经完败的熊丙奇，也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南科大改革的积极作用：「朱校长在推进南科大这样的改革的过程中，双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进行了高校改革的雏形。我认为，因为正是借助南科大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在说，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学位，这个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东西，把它具体化了。所以说本身就是他进入南科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个思路上的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他并不认为谁有义务成为教育改革的「烈士」，「那是把他放在火山上烤，是道德绑架。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教育家，成为更好的教育改革者。」 如今，5年任期将满，当公众讨论朱清时的成败时，他重复了2009年对美国《科学》杂志的回答：「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许成功的第一人要属于后来者。」 两年前，在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朱清时是否觉得大家对南科大过于苛责，朱清时复述了一篇评论文章中的句子，一字不差：「南科大终于引爆了舆论。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终于要求我们宽容改革和改革者。这种要求很悲凉。」他对着静默无声的观众席叹了口气，轻轻摇头，「我看到这句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把那篇评论打印出来，装订好，放在案头。 6月16日，有媒体用《遗憾朱清时》为大标题发表了一组封面报道。朱清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对此很有意见，很失望。「遗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用了这样的标题，给读者一个很坏的印象。」他极力表达自己「更多的是欣慰愉快」，说南科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期。 而一位昔日挚友用了「惨胜」这个词来形容朱清时这5年，「他付出了49.9，得到了50.1。」他说，这个评价他永远不会说给朱清时本人听。」 版权信息 文章来源：人物杂志 今日编辑：学君 举报 微信扫一扫 获得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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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去行政化和“官网”“官微”化

黄安年 2014-1-29 09:25

小议去行政化和“官网”“官微”化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4 年 1 月 29 日 发布 我们现在一边大力倡导去行政化 , 反官气十足，而另一边“官网”“官微”化却大行其道。这“官”的行政化不仅没有去 , 反而有增无减了。本来“官”的意思主要指 : “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478-479 页）。记得解放初期，一般将十七级以上干部称“官”。而今这“官”的意思扩大为 : “指属于政府的或公家的”“公共的 , 共用的”。（同上 , 第 479 页）显然这里“官”被解释于大政府小社会之中所有方面了，一旦政府和社会，行政和企业及媒体，全部“官化”了 , 请问如何去行政化。 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官网”，你能够鉴别那些是政府机构 , 那些是社会机构 , 那些是公共机构 , 那些是企业或者商店摊位，那些媒体是名副其实的“官网”吗？举例来说 , 我个人创办一个人经营的非赢利性学术性的学术交流网法人代表就是我本人 , 自然也可以称得上是“官网”了 , 其实就是我一个人 , 在这种情况下“官网”有何意义。其实 , 在我国最重要的是不管你什么网站 , 备案了没有是第一位的，即使你是官网如果不备案也是不合官方要求的。 话说回来 , 既然现在是个人人称官的时代 , 我们叫“官网”或“官微”有何必要呢 , 你这个“官网”或“官微”又怎么去行政化呢 ? 顺便说说 , 我还真搞不清楚“ 中国科学报官方微博的个人博客 ” 这 14 个字是什么意思，中国科学报，官方微博，个人博客这三者什么关系 , 这个人博客是代表官方微博呢 , 还是官方微博中的个人而已，既然是个人，那么提官方微博干什么。联想到我的博客是不是该称“中国科学报科学网官网的黄安年的博客 ” 才具有官方色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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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大学里潜伏着多少＂蔡荣生＂？

热度 1 yan8008 2013-12-15 11:54

http://tangzhijun12345.blog.sohu.com/282134351.html#0-sqq-1-49418-9737f6f9e09dfaf5d3fd14d775bfee85 中国大学潜伏着多少蔡荣生？ 鉴于我对中国大学的了解，我实在不想再写有关中国大学问题的文章，毕竟，从情感上来说，我也是大学的一员，揭露大学的伤疤，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然而，从良知上来说，如果不能对大学之病进行深入的透视，并做出根本性的医治，中国的大学将在堕落中走向自我毁灭。 哗众取宠？非也！我的这个论断可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的腐败案中找到依据。近日有消息传出，称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潜逃”时被警方截获。11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回应，蔡荣生确因涉嫌违法违纪正接受调查。知情人士透露，其被抓原因可能是自主招生出现腐败，帮学生花钱进人大，而且涉案金额较大，可能高达数亿元。 当然，蔡荣生能成为亿万富豪，与人大的自主招生制度不健全相关。正是这种招生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作为招生办主任的蔡荣生手上有了巨大的、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这种权力背后，不管是蔡荣生还是李荣生或是张荣生，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他们都会利用这种权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指责和数落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其实，就我所知，即便没有自主招生制度，即便是在缺乏自主招生制度的高校，招生环节的腐败依然不可避免。原因有三：一是各高校的招生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透明不公开的环节，校领导和招生办主任等人手上还拥有着较大的可供其操作的权力空间。他们可以利用那些权力来决定考生录取专业、调剂专业甚至是直接录取谁。二是许多高校还保留着一些机动的录取指标，这些指标主要被校领导和招生办主任等人所瓜分和掌控；而且，越是研究生和博士招录环节，这种机动指标就越多，随意性就越强。无疑，对于稀缺的就学资源来说，任何一个这样的指标都是很金贵的、可以换取不少利益的。三是在报名环节、考试环节、试卷批改环节、档案调派环节等，其实都有许多可操控的空间，一些高校人士熟悉匿藏在其中的、不易被察觉之处，为了利益，他们会和招考院、高中学校、考生等组成利益联盟，共同作弊。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判定，中国的高校其实潜伏着多个“蔡荣生”。应该说，这不是笔者的蛊惑之言，也非笔者恶意给中国高校抹黑。事实是，除了蔡荣生外，近几年，就有多位“招生大员”被抓：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953万元，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几年前，湖南省也爆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进”大学，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分为“点招”所得；2009年，闻名全国的“罗彩霞被顶替上学案”…… 不过，“蔡荣生们”并非仅仅潜伏在中国高校的招生部门里----就像腐败分子并非仅仅潜伏在中国各省的交通厅等部门一样----事实是，中国高校的几乎所有部门都潜伏着“蔡荣生”、“李荣生”、“张荣生”等权力蛀虫。 在校领导部门中，我们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近几年，有多少校领导锒铛入狱？如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原校长刘光临、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原院长郭泽深、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 在基建部门，近10年来，每年高校的基建投入近百亿元，每所本科高校每年用于购买图书、设备的支出都要上千万元，钱多了腐败也由此滋生。而一些高校基建负责人面对工程承包商的金钱诱惑时心态不正，产生了一种“权力过期作废、不占白不占”的心态。于是，高校基建部门也潜伏着多位“蔡荣生”，代表性的有： 武汉大学 分管后勤和基建常务副书记龙小乐、长期分管学校资产、基建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基建问题落马的 湖南工业大学 原校长张晓琪…… 在学术部门，腐败则更是触目惊心。与骗取科研基金、捞取期刊费用、以权力换钱色等腐败相比，学术论文、著作抄袭造假算是小儿科了。举例来说，在中国，期刊是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握有论文发表大权的期刊，尤其是一些所谓的高级版期刊的主编和校领导们，手上就多了一种可以攫取大量租金的权力----论文发表权。当然，有权都得用，就得为自己换取利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好一点的期刊的编辑们，四处讲学----其实是以讲学的形式收受贿赂！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没有权力的普通教师，为求论文发表，不得不向校领导行贿（行贿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金钱外，更多的是为校领导义务写文章、做课题），以期他为自己推荐论文或提拔自己…… 当然，在采购、国资、教材订购等环节，也少不了“蔡荣生们”的身影和足迹。 本来呢，大学应该是一方纯净之地。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繁衍出如此多的“蔡荣生”呢？就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大学的“衙门化”。正是这种“衙门化”，使得中国高校的本质不是学术创造、作育英才和启迪社会，而是成为一个权力场和寻租场。在这里，由于权力运用的不透明、不公开，由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衡，那些握有行政权力的人----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以完全不顾大学的斯文和使命，为了一己之私，而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高校，真理和良知绝对不是多数教师的第一追求，权力和金钱才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高校，不是权力在向真理和良知低头，而是真理和良知不得不屈从于权力和金钱！ 不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健全的大学教育，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不能创造知识、作育英才和启迪社会，这个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鉴于此，中国的高校亟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高校去行政化已迫不容缓！而且，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权力授予教授团体，并将权力的运行公开化、透明化和制约化。唯有此，才能使行政权力真正服务于教学、科研，而不是用于自肥；才能避免高校成为“蔡荣生们”的潜伏之地和权力乖张 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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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几点感想

热度 3 ngh001 2013-12-1 22:36

11月 30 日 ，在去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的路上，有个男孩赠与了一份《武汉晚报》，其中有谈到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也说高校的深化改革，无论怎样谈论这个问题，其关键仍然是高校如何去行政化以及学者如何治校的问题。 有几点感想，分享一下。 高校去行政化的原因实际上目前高校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瓶颈问题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凸显了一些弊端，与高校有关的受束缚的群体理应寻求自身的出路，实际上，去行政化成了高校一个自我突破的突破口，并不一定成为高校改革的有效利器；教授治校的问题也引发了一些讨论，目前高校里的很多知名学者、教授已经很难再潜心搞研究了，利益化的驱使使他们更多的参与进了社会实践，借以谋取利益或者说是“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个社会大环境决定的，实际也是几十年来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下的学术理论现状的一个写照；高校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靠一两点改革是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理应是系统性的工程去对待，甚至是以文化观念的迁移改变来对待；高校也如同其他团体组织一样，有其兴衰的过程或变革，在一定时期内，高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随着社会更加的多元化、社会分工的更加多样化，高校不再是单一的培养人才的基地，它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改革就成了必然，这样的改革仍然属于高校内部的改革，而不能从外部重新考虑高校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以及其资源利用的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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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

热度 1 xuecw 2013-11-30 23:58

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 山东几所高校近十年职称改革试点，马上推开，改革试点院校的教师十年来没有省人事厅的职称证书，给教师流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其他省或未改革的院校还是要认职称资格证书的。想流动的教师不能流动，工作中就没有活力。 可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教育厅的重视，毕竟想流动的占少数。解决的办法倒也简单，例如可以给流向他校的教师置换传统的资格证书来方便教师流动。不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卡下了一些想流动的教师。 但是，改革一旦涉及到官员，就很难试点，且媒体也能注意到官员对外交流或升迁中的困难。例如最近新华网报道中回顾， 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如果改革试点，官员马上觉得不便。“开会、排座次等涉及级别时让多数校长有‘失落感’，以往的行政福利没有了，补偿激励机制力度不大，向外流动难，心态难免失衡。＂干部招聘也把行政级别列为必要条件，例如北京市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市属医院院长、副院长，但选拔中要求“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应担任正处级职务，或者担任副处级职务满２年”。 由此看来，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 附新华网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30/c_118362395.htm 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2013年11月30日 16:32:44 来源： 新华网 再提“去行政化”,“障碍赛”还是“百米冲刺”？ —聚焦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行政级别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６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需要稳妥有序推进。 　　“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２８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１９８５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２０１０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然而专家表示，多年来，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医院目前还没有。 　　早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就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山东潍坊市，改革成果显著但困惑仍存。“开会、排座次等涉及级别时让多数校长有‘失落感’，以往的行政福利没有了，补偿激励机制力度不大，向外流动难，心态难免失衡。”山东潍坊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 　　２０１１年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被视为“去行政化”之举。而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告诉记者，这两年并没看出多少进步，单位组织体检，规定普通讲师、科员隔年一查，博导和正处级每年都查，“足见行政级别观念已深入骨髓。” 　　在医疗领域的试点中，“行政化”的烙印一样清晰可见。２０１１年北京市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市属医院院长、副院长，但选拔中要求“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应担任正处级职务，或者担任副处级职务满２年”。 　　“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 　　先行者的困惑：“行政化”坚冰上附着重重利益 　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教育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由办学”……这是教改“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办学方针。但面对记者，朱清时历数没有行政级别的南科大所面临的种种办学尴尬，“我们很多规定都不适合迅速建立起和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认为，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冰难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巨大利益。 　　当前，“去行政化”遭遇了行政方自己决定“去”的悖论。“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熊丙奇认为，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高校、医院、事业单位行政化的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你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方面，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意味着能获取多少资源。”马广海说，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和公共资源，所以教授争当处长、院长成为象牙塔里的价值取向。 　　一些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和便处，对于“去行政化”自然没有积极性。重庆某厅级高校一位教授说，现在强调专家治校，一些校领导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在职称评选上占尽优势，摇身一变就成了二级教授，就成了专家，同时在申报课题时拿的是最高经费的课题，这些课题相当一部分不是由本人完成的。 　　稳妥而有序 脱行政“外衣”需“温度”适宜 　　“在一个周围人都穿外套的环境下，脱谁的衣服都有困难。”受访专家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事业单位孤立的改革，而是一整套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要通过制度设计倒逼社会“官本位”观念的转变。马广海说，“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是当前社会的轴心，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轴心开展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层级来分配。 　　孙晓莉表示，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称谓，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待遇、职务等利益，分类分步分地区有序扩大试点，真正给事业单位“松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要跟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取消行政级别后，事业单位内部还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外部则需要有一套可以标注这些单位社会价值的独立评价体系和制度，否则这些群体将会无所适从。 　　“大学、医院取消行政级别后，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如何确立？山东大学规定教授工资比副厅级高１００元，这还是参照行政级别来定工资，而没有符合各行各业特点的市场评价体系。”马广海说。 　　受访专家还指出，要坚决打破主管部门决定校长、院长任命的框子，取消事业单位领导的“任命制”，交由职、员工选举产生，实现管理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否则，即便去掉行政级别的“皮”，行政化的“核”也仍然存在，算不上真正的改革。（记者周婷玉、张志龙、周凯、刘元旭、詹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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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不等于“去官化”

热度 1 lgmxxl 2013-11-22 09:58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演进关注之五 题记：伴随着以下法律的实施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修改建议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年实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2012年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2012年文件）、《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实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修订），中国校进入了一个相对法制化的时期，这也标志着中国大学治理模式逐渐成形。通过学习以上“规定”，有了一些感悟，拿出来与博友交流，希望得到批评与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对此很多人对此决定进行解读，这些解读分析了其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进步意义。但这些解读大部分是分离式解读，重在对“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赞誉。如此解读，实质上是一种误读。它容易造成“去行政化等于去官化”的假设。从大学治理结构上讲，这部分内容的更大意义上是提出了政府与大学治理关系的新思路。即“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这句话的真切意义是，政府要逐步转变管理大学的方式，逐步理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大学的关系，实施“管办评”的分离。在此步实施之后，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由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完善大学外部治理的思路与举措，也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它无疑对今后大学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但这段话不能分离开来解读，特别是不能颠倒了前后的关系。这段话，前面部分“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是前提，是必要条件；后面部分是结果。前面部分治的是大学行政化的“本”，后半部分“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则治的是大学行政化的“标”。如果只重“标”，则这种整治就没有意义，只有标本兼职，才可以根除大学行政化的土壤。 大学行政化表面上讲，就是大学以官僚化的方式管理大学，大学官僚权力一“权”独大。但从本质上大学行政化是政府管理大学方式的延续。当政府以管理政府下属部门的方式管理大学时，大学只能按官僚化的体制和机制来运作，否则就会犯“政治正确”的错误。试想，当政府既是大学的举办者，也是大学的管理者，还是大学的评判者时，大学只有与政府“同形同构”，才可能与政府部门和谐相处，否则就极易引起大学与政府部门关系紧张。如此这般，大学怎么可能不按政府的方式来运作？如果政府不改变管理大学的方式，不实现“管办评”的分离，而只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会把大学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因为政府以政府管理方式治理大学，大学却没有级别，这时的大学就会更加式微，大学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将更为艰难，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更为艰难。只有政府转变了治理大学的方式，实施“管办评”的分离，大学才可能成为独立的办学者，才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以不为外部因素所干扰，安心做好学术工作、育人工作。这时，大学的行政级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取消只是顺风顺水的事。 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处理方式是大学治理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治理结构完善的把手。期盼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中国大学治理结构有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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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津：关于“去行政化”的一些想法

热度 15 wjzhao 2013-5-22 09:46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如2010年6月7日院士大会）上的多次讲话，表达了党和国家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总书记还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2006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 显然，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需要很好地发挥现有将才和帅才的作用；同时，由于当前我国这类将才和帅才还不够多，需要我们加强新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核心技术买不来，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更难引进。引进人才是需要的，但必须立足于国内，走自己培养人才之路，这是各国发展的基本之路。在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需要实践，需要时间，需要环境。我认为“去行政化”的实质在于，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充分发挥我国人才的作用。要在各项业务（如学校教育、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医疗健康等等）中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不是靠一般行政工作的做法和规律去指挥一切。 什么叫“行政化管理”？以最近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及刘延东国务委员关于地震预报工作建议多件批示的处理为例，可以看到行政化管理的实质及其危害。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中央领导批文下达后，层层领导批示“认真贯彻指示精神”。最后落到基层管理单位（如研究所的科技处），由他们起草一个方案，再请各方面“专家”开会评议。 “专家”仅仅在会上刚刚看到材料，会上就“即席”发言，许多人声称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说自己不懂这方面的问题。发言当然是五花八门，肯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这样经过几次论证，以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建议，几亿甚至十几亿元的工作项目计划就走完了工作论证程序。 论证程序完备，可是这样的论证报告可信吗？组织这项工作的年轻官员和主持人，不懂或半懂业务，显然不能承担什么责任。专家的作用，仅仅限于会上即席发言和提出建议，发言的时间又有限，大家的一些意见甚至是相反的，专家的意见哪些被采纳了本人也不知道，这种做法又能使专家负什么责任呢？有关领导也仅仅是在会上听大家的简短发言后即进行指导。以上的做法和决策过程就是典型的“行政化”做法。地震预报项目如此，其他许多重大项目的论证过程也差不多。 显然，这种做法就是不需要真正专家的做法，也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教训”的做法。这样做，工作能做好吗？人才能培养起来吗？加之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成果缺乏严格评审过程，一些成果抄来抄去，吹来吹去，这如何能推动科技发展呢？科学技术的“高见”常常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多数人的和领导人的具体意见不一定对，过去的教训已有很多了！ “行政化”管理导致各种无意义的会议大增，重大项目决策不当，加上繁琐的报表规定及不合理的财务拨款和检查评审制度，使科技骨干人员苦不堪言，大量时间用于无效劳动。要大力精简各种会议和汇报报表，以使科技人员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实际科技工作中去。加强对科技成果的客观深入的评价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各类专家的作用，就必须积极推动“去行政化”。 过去有好的传统应发扬。以上世纪70～80年代地质部的部、局领导（如地质部的张同钰、宋应、邹家尤、何善远、朱效成、孟继声等）的作风为例，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参与地质工作时都不懂地质找矿业务，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知识，与专家建立起友好关系，并深入地质找矿与科技发展的实际活动中去，深入到科技人员中去，与工作人员和专家一起研究问题，抓立项、抓成果、抓推广转化，大家干劲都很大。新一代的这些领导虽然学历都很高，但专业业务知识较差，实际经验又不足，因为都很忙很忙，哪里有时间不断补充学习新知识，更看不到深入群众、深入调查的作风了。 要真正体现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新精神，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的作用要肯定，真正给予信任，加重责任，他们会“士为知己者死”地投身到工作中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他们能努力为新中国的发展奋斗，这不就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了吗！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除去口头上说更要有实际行动。重视专家，首先要能识别真正的专家。现在冒牌专家太多了，什么建议都敢提，唱赞歌的多，严肃提出问题的少。领导认为是专家的就是专家，不看在别的专业领域他还是不是专家。加之负有重任的官员们都很忙，很难深入实际去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识别专家是不容易的；没分清他是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就使用其建议进行决策，结果就不会有把握。加之，由于过去多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真话不能都说”这一口头禅已成许多人的座右铭。 真实地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而要判断一个人能否“挑大梁”更要有科学考察方法和制度。建议认真调查，建立起中国的专家队伍，不要仅仅看名声，不要一看是院士、留过洋的，或者是单位推荐了的，就信以为真。 周总理于1967年邢台地震后，点了李四光负责推动我国地震预报工作。他当时早就在中国科学院负责中国地震工作了，并有一套自己的地震预报思路。任务明确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毅然决然地投入野外实地考察和预报试验工作中去。这是一个好的事例。要改变一些人鄙薄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的思想。 如果将各方面重大问题都交给有关方面的专家把关，提工作方案，专家对方案负责，这样，我国的决策工作质量和效率当会大大提高。各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应处于服务、协助和指导的地位。研究所应由科技管理专家领导，学校应由教育家管理。研究员和教授不一定会管理。 有的专家既当运动员、裁判员，又当全所工作的指挥员，这是搞不好工作的，因为他很难将各方面工作关系摆平。此外，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既不可能两头（管理全所的工作和搞好自己承担的大项目）顾全，更不可能把多头（多个大项目）照顾好，因为作为一名科技人员、科技专家自身的精力有限，作研究是要亲自读文献、作试验、研究问题的，整天开会并不是科技专家的作风，而是官僚化的形象。当然，如果有的所领导甚至于不顾所的定位任务，而是从个人专业、兴趣或认识出发把所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将会大大削弱研究院所的工作，这是上级领导的责任了。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我们党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纲领，凡是一切有利于推动这一纲领实现的活动，应当说就是体现了加强了党的领导。各单位党的领导也应按此标准来体现党的领导，检查自己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 今天，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有许多弊端，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可以看得清楚，有的还看不清楚，从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角度，需要多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以使决策少出偏差，因此，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是好事，需要人们认真研究。科研单位、学校应有个行政级别，在中国没有定级就等于没有地位，看中央文件了解中央的精神，也还要分级别的。但是，定为什么级别不等于就要按照国家机关衙门那样“官僚化”，搞什么特权。对专家的生活工作条件上要给予适当照顾，否则太不公平了。 （作者赵文津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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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当前高等教育和科研7宗罪--科教建议（师者和科研工作者）

热度 3 immunology 2013-3-14 21:42

细数当前高等教育和科研 7 宗罪 1 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不公平性” 当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配置”极不公平，不同地区之间差距太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别太大，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太大。 2 教育和科研缺乏“创新能力” 长期的中国式的“应试”教育，制约着“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3 研究生教育“扩招的不合理性” 很多本没有能力培养研究生或只能培养有限数量研究生的单位变成了“硕士和博士生产的工厂”。 很多本不适合读研或本不想读研的学子读研了，读完后就业压力依旧，前途变得更不可测或渺茫（硕博生如转行从事杀猪卖肉等技术工作，于个人和于国家投入的代价都太大，“萝卜”花了“肉”价钱）。 很多本不适合当导师或本不愿当导师的老师（或其他人员）为生计或“其他诸多原因”等“被迫”当上了硕导和博导，“耽误”了自己更“误”了人家子弟。 4 过多的“行政管理部门”和无穷无尽的“迎评促建” 中国高校 / 科研院所等上级或内部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并且其工作性质不是“服务”而是“指挥”！ 各种各样的“评 -- 建”（ 211/985/ 协同创新 / 本科教学水平 / 市省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室和学科 / 精品课程 / 特色专业 / 三甲医院 / 院校合并 / 院所更名 / 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和工作站 / 各单位每年的年终“政绩”总结等等又等等），让辛勤的园丁和莘莘学子在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闭门造出的条条框框”中求“生存”求“发展”，乱了本职的阵脚。 5 科研经费“分配的不公正性”和“支出的外流性” 小项目大评（浪费人力物力）；中项目小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大项目不评（“学”和“官”联合）。 大量的科研经费成为国外“试剂”和“仪器”厂家的盛宴，中国“淘金者”（科研人员）购买国外生产的“淘金撬”辛勤劳作，淘到点“碎金”又“负”出售到国外的 SCI （付版面费），科研工作者或纳税人既便想读读“文章”或用上“成果”，得再次花人民币“买”回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成为发达国家新的“殖民地”。 6 颠倒的“目的性”和“目标性” 当从事教学 / 科研教职员工和学生等人员的“出发点”或“目的”是奖金 / 职称 / 职位 / 名和荣誉等等的时候，“潜意识”会在“这样的目的”下，制定出具体的教学 / 科研等相应的“目标”（比如发不同级别的文章奖励不一样），从而滋生出“急于求成”“浮躁”“假大空”等等“非正常”的教学及科研氛围。 7 “制度”和“素质”的矛盾性 不合理的“制度”需要进行“维新”的同时，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尤为重要，如果“人心向恶”，再好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而且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制度。 教育和科研现状的改变“有待时日”，民族复兴更是“任重而道远！” （社会观察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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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的科学管理

热度 8 Liweigang 2013-1-24 07:57

巴西科技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依托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机构进行规划、组织、协调和运筹的，在一系列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指导下，以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基础，在科学管理制度的保障下，公平、优化、高效、 且 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能力。特别是巴西高校行政部门在基金项目全周期对 科研人员几乎是零干预的去行政化，成为巴西科研管理的一大亮点。 作者推出《人才计划的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 - 巴西篇》，共分三次在科学网博客发表，本文系第三部分，敬请网友关注。 美国现代管理学者孔茨和奥唐奈认为“管理是设计和维持一种环境，使集体工作的人们能够有效地完成预定目标的过程。” ( 王伟， 2002 ) 。 科技教育人才管理机构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技术等各种资源，统筹规划和管理，取得良好管理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下面主要就巴西精英人才结构的形成、科研初审和终审制度的实施流程、以及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科研管理体制的运作方式进行详细介绍。 精英人才结构的形成 十万余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人员是巴西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流砥柱，他们带领全国近两百万学人从事日常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任务。这十万名博士研究员可以作为负责人申报国家各类科研项目。 巴西科技基金委科研成果津贴每年申报一次，二级研究员的期限为三年，一级的期限为四年。按 2010 年统计，全国有 12883 名 拥有 博士研究员获得此项津贴，其中一级以上的研究员不到一半。这近一万三千名研究人员同时也负责巴西科研体系各类科研项目的初审和评议。 巴西科 技基金委邀请各专业的一些学术带头人成立专家小组，负责本专业各类项目包括对科研成果津贴的审批等。组长一般都是一级 A 类或高级研究员，可以说是本专业的顶级人物。专家小组的成员都是一级研究员，一般有 4-5 名，大都是由本专业的负责研究生教育的主任会议投票选举推荐到巴西科技基金委。例如全巴西计算机专业有近 50 个研究生教育课程分布在各大高校等，这些课程的主任会议，平均每年召开一到两次，多是在本专业的年会上召开。他们代表全巴西的计算机专业投票选出巴西科技基金委和巴西高教基金委的本专业两个专家小组。 经过专业投票选出的专家小组的组长和成员就成为 各个 相关专业在“人才金字塔尖”上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些塔尖上的领军人才，借助于具有高效互动功能的技术支持系统，通过每年遴选和发放科研成果津贴的方式，已经建设起“万人科技精英队伍”，一方面组建团队担负起国家科研创新发展的大任，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人才的培养和评选工作。但值得一提的是，成员们的各项工作全是义务性质的，无任何工资性质的额外报酬。当然作为巴西科学基金委的研究员，他们和其他研究员一样，每月获得科研成果津贴。 科研项目初审和终审制度 如前文所述，由巴西科技基金委开发和维护的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 (Carlos Chagas Platform) 为巴西科研项目从招标到结题的全周期管理提供了强大有效地技术支持。与科研项目基金有关的一切活动，包括项目的招标、申报、同行初审、专家终审、审批、签约、管理执行、结题、报账、审计等等，都是通过这一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实现的。项目基金审批流程如下： 巴西科学基金委 的技术人员将收到的申请项目分别用电邮发到本专业的初审研究人员，通常一个项目由三个初审评议； 一个月后，这些研究员把初审报告发回系统来； 当初审报告收齐后，技术人员通知专家小组成员和组长； 专家小组根据初审意见，决定推荐名单，发给巴西科学基金委本专业的技术负责人员； 巴西科学基金委 根据经费情况和专家小组的推荐名单决定最后获批名单， 然后 进一步进入签约、资金发放和项目管理程序。 为便于了解上述程序，下面以面上基金项目为例进行说明。巴西科技基金委通过发布招标书的形式，资助面上基金项目，其中主要一项称为 Universal 项目。 Universal 项目资助期两年，每年 8 月份发布表述， 11 月份公布结果。按费用额度，分为三类： A 类， 1.5 万美元以内； B 类， 3 万美元以内； C 类， 12.5 万美元以内。 2010 年，巴西科技基金委共出资 0.6 亿美元，资助 3600 个该类项目，竞争十分激烈。申请成功者除了项目新颖以外，个人资历应出众，一般要求是科研成果津贴获得者。 初审人员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登陆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阅读项目申报材料，在整合为同一界面的科技人才电子履历表和数据库上，查看项目申报者是否为科研成果津贴的获得者。如果不是，初审人员一般就会以资历不够的理由否决申请。若所有申请者都是津贴研究员，下一步初审人员将根据申报人员列出的五篇论文代表作加以判断。初审人员会比照巴西高教基金委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上对期刊会议的等级评价信息和分值标准，来判断这些文章的质量。其它可比指标有：历史获批项目记录、指导研究生数量、参加国际会议等。这些指标都成为初审者对申报者项目申报资历与合格程度加以评判、对比的参照条件。由于所有申报者的电子履历表是统一格式和公开的，对申报者这些方面加以比较其实是很容易的，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初审结果只有一个：推荐或不推荐，并附上初审报告，陈述清楚推荐或不推荐的理由，特别在不推荐的情况下，更要陈述清楚。初审报告的正确和公正十分重要。 接下来，专家小组根据三位研究员的初审意见，给出一个综合结果：推荐或不推荐，但要打出 1-5 分的优先级来。除此之外，专家小组一般还要平衡一下校际研究中心的项目分布情况，对个别申请人的优先级别适当调整。 巴西科技基金委该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根据这些优先级，决定最后获准项目清单。技术负责人一般还要平衡一下地区间项目分布情况，对一些申请人的优先级别用地区权重方式小范围调整。但总的来说，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在整个项目评审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项目的审批，取决于申报人所在的研究生课程的评价级别。例如针对上述的科学无疆土高端人才项目，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就是本人应是科研成果津贴的获得者 ( 一级研究员优先 ) ；同时所在的研究生课程评级要不低于 4 级，即至少能够招收博士研究生。 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科研管理体制 科研与人才的管理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若使科研与人才管理的目标优化实现，关键是要正确有效处理整个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巴西的科研管理体制融“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 于 一体，使三个具有特定功能和目标的子系统能够关照整体系统的运作规律和目标，协调运作，在最大化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实现整体科研管理的有序有效。 1 ） 行政管理 巴西政府对科研和人才的行政管理是指巴西科技部和教育部对巴西科技发展总体政策性的管理。例如推出“科学无疆土计划”或促进内陆地区科研发展的政策性措施；国家科研和教育预算；国际科技教育交流的走向等等。但政府部门是不具体管钱的，绝大部分经费是委托巴西科技基金委和高教基金委来管。关于各类基金的全周期项目管理情况，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这里 不再赘述。 行政管理的构架，以巴西科技部为例，具体包括如下四类工作人员： 部长和司长 ( 注：巴西 政府 部委不设副部长、副司长编制，司长相当于国内相关部门的副部长 ) ，由总统任命，政府换届，职位换人； 公务员，担任处长以下职务，是该部的永久性工作人员； 服务性雇员，是指秘书、信息、保安、卫生等行业的服务人员； 实习生，是在读大学生在部门的实习工作，担任低一级的项目文档处理工作。 其中 ，担任科技部部长的人选一般都是总统的政治结盟伙伴，也就是常说的政客。担任司长的大都是来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德高望重的教授。在该部仅有的 6 个司长岗位上，有四位都是来自大学的著名学者。巴西著名气象学家， 一级研究员 Carlos Afonso Nobre 博士，毕业于巴西航空理工学院 ( 本科 ) 和麻省理工学院 ( 博士 ) ，担任过 高教基金委多学科专家小组组长，气象研究中心主任，科技信贷支持局副局长，目前是科技部科技发展和政策司司长。这种任用经过专业技术、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筛选出来的专才精英治国，是巴西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 2 ） 技术协调 巴西科研与人才管理的技术协调工作是由其科技部下属的 科技基金委和教育部下属的高教基金委统一协调负责的。科技基金委和高教基金委都是联邦政府的事业部门，人员组成和科技部一样，高级主管来自大学科研第一线。中层和技术人员是政府公务员。他们负责科研基金和项目的日常协调和管理工作。例如巴西科技人才电子履历表和数据库 和 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 由 巴西科技基金委开发和管理。巴西高校研究生教育评价工作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 是由 巴西教育基金委开发和管理。 具体以巴西科技基金委为例，这个机构就是贯彻科技部的科技发展政策，执行科研经费预算和协调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上述 170 万科学技术人员的科研工作。在整个基金项目管理周期，该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的责任和角色就是技术协调者和服务者，而不是科技人员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图 3 巴西科技部信息技术司司长，著名计算机专家 Virgilio Almeida 博士在 拉特斯数据库 的履历表首页 科研人员的参与和自我管理 如上所述，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高校和科 研单位的教师和研究员等，以及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等技术人员。他们形成国家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力军，既是科研基金的使用者，又是科研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者。科研人员的参与项目管理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项目的评审管理，所有项目 基金的评审是由他们自身完成的，具体的说，是由前面提到的一万三千科研精英完成的。这方面的管理是在巴西的行政管理的架构下和各种信息技术系统和制度的支持下，才得以公开、有序、有效地进行，实现了由“专业内行对专业人才建设和持续发展的管理”，确保了专业管理和发展的质量，从而也有效避免了“外行管理内行”以及“行政干预专业管理和发展”的弊端。 二是项目的执行管理，所有获批的项目的科研进展、人员组织和财务管理都由科研人员自行管理。这种“科研人员自己管理自己模式”的有效执行也是在 巴西科技基金委和巴西高教基金委的技术人员协调下，相应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下完成的，没有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影子。即便是巴西高校的行政机构，基本上是不参与来自科技基金委项目基金的管理，如果有所涉及，也是辅助性的。例如，大学教师得到巴西科技基金委的基金，要购买设备，采购和使用权在项目负责人，但安放在实验室后的设备要登记成为大学的资产，则由大学相关部门登记。除类似的情况外，所有关于项目执行的管理，都是科研人员通过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自行管理。 如上所述，巴西对科研和人才的管理体制不仅在行政架构上结构合理、功能强大，而且在技术协调上也为科研和专业人才发展打造了“自助式”发展的技术支持和一切“以人为本，以科研为重”的人文管理环境。通过融“行政管理—技术协调—科研人员自我管理”为一体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巴西不仅从国家层面统筹优化了科技和教育资源，做好重点工作如规划制定、政策设计、服务到位等等，而且由于 所实施的这一套管理体制的公平性和公开性，从而也从根本上避免了“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后果的出现，确保了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的自由竞争机制的高效持续运转。 本系列的第一部分《 巴西“万人精英”和“科学无疆土”人才计划 》 和 第二部分 《 巴西人才计划与科研管理的技术支持 》 得到科学网众多博友和编辑部的关注和支持，特表示谢意。同时，谨对本文合作者的无私奉献和才智情华致以真诚的感谢。 参考文献 巴西科技部 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 (CNPq) 的 2010 年年度报告 ， Relatório de Gestão 2010 - CNPq ， 2011 。 王伟， 科研管理中复杂性分析 ，科研管理 , 2002(2):13-17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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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校长助理”因大学衙门化而扎眼

张显峰 2012-7-10 10:05

像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不想被关注都难。最近有媒体记者就在北大的网站上挖出了一条新闻：北大竟然有 27 名校领导，其中包括 11 名校长助理。记者对比国务院的部委发现，商务部和财务部配备的部长助理最多，也才不过 4 名。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北大一边解释“校长助理不算校级领导”，一边表示将调整这个岗位。 北大校长配备 11 名助理是不是真的如一些网友所言，是“学术权力虚化”，是“沦陷”？我看还不至于，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虚化是“基因缺陷”，且其病症远不止此。“ 11 名校长助理”之所以如此扎眼，是因为在大学普遍衙门化、大学领导仍然为某一级行政官员的现实语境下，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人们自然会联想，校长是副部级，那么以此类推，校长助理也必然是享受某一级别的行政领导。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搞出这么多官员，委实是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况且，多一个官员就可能多一个学术资源支配者和权力分肥者——至少让人有这样的担忧。 如果换个语境看“ 11 名校长助理”——大学本没有行政级别，大学校长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管理者，他真心服务于教授和学生，他的职位去留决定于其在教授和学生眼中的表现；大学学术资源的分配和科研活动的安排不是靠领导决定，而是学术委员会来决策……那么，当我们看到“ 11 名校长助理”这样的新闻时，是不是心态会变得平和许多？因为对于教授和学生来说，这意味着多了 11 个服务者，何乐而不为呢？ 我注意到，北大的 11 名校长助理，有的是学院的院长，也有的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且据出来回应的北大人士讲，“大部分校长助理是兼职服务，并不是所谓校级领导”。其实强调“兼职服务”也好，“并非领导”也罢，无非是说明他们或许不享受相应级别的行政待遇，但在行政权力主导的大学里，“校长助理”本身的“权力暗示”已经意味着某种待遇。 北大有意愿调整“校长助理”的岗位设置，这很好。不过要真正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让学术权力变实，不是单拿这“ 11 名校长助理”说事，从根本上还是要破除大学的衙门化，特别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把大学校长从行政官员的序列中剔除出来。 记得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感慨：“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找政府办事没人理会，甚至连接受宴请的时候也找不到座次。”我相信，等所有的高校都没了行政级别，校长出场不再以官级论座次，朱校长应该就不会有此担忧了。因为那时，该是靠知名度和美誉度上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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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小笑话一则

热度 1 陈龙珠 2012-6-19 11:15

某君网络名人，职供单位宣传，却常言行政化为创新之大碍。 是日，部官不悦，现管心领神会，换人走马。 某君与之讨价，调岗也行，但得保级和有个名分，比如说集团公司副总什么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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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大学图书馆馆长那些人

热度 9 mdzhao 2011-10-12 16:19

高校去行政化说的很热闹，那么高校的图书馆馆长是否需要去行政化？说到馆长，在行政化的高校里都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以我们这样的高校说，馆长的行政级别是处级，但大概是大多数高校中说话最没有分量的处级干部（当然复旦那样的馆长是例外）。所以对图书馆来说，去不去行政化都是那么回事。高校的院系和学术机构可以提教授治学、专家治学，但什么时候提过图书馆专家治图书馆？图书馆好象历来是什么人都能治一治的，而且派到图书馆来的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的行当里都已经不太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人，但似乎他们都比学图书情报的、干了几十年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家强大的多。数数国内图书馆界那些领导和馆长们，有几个是学图书馆学出身的？呜呼图书馆学！呜呼图书馆专家！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为现有的高校图书馆馆长分分类（分类乃图书馆学的学问）。 第一类：按资历应该是处级干部但没有合适的处级位置可安排的人 第二类：需要从院系管理岗位退出来腾位置，但又已经干不了专业研究的人 第三类：名头很大可以表示学校对图书馆重视的人，诸如院士、著名学者等 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因为职务关系才需要与图书馆亲密接触的，基本上都属于图书馆的外行。所以这些馆长又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还愿意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干点名堂的，另一类则是深感被学校打入冷宫而心灰意冷的，再有就是挂名不管事的。 按说摊上一个愿意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干点名堂的馆长应该是图书馆的福音，可你会发现这样的馆长由于缺少对图书馆的了解往往是该干的事想不到干，却喜欢干很多干不了的事，最典型的他们大多数热衷于在图书馆搞创新，特别是希望在学科服务上有所作为进入学校的主流，恨不得图书馆的人也能象教师那样几十万几百万的拿经费。回头一盘点，图书馆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收获却甚微。 如此看来，还不如摊上个心灰意冷的或挂名不管事的馆长，因为再怎么着，所有的图书馆都还会安排一二个熟悉图书馆业务的副馆长，馆长不管事，副馆长才能按图书馆的规律和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不至于让图书馆乱了套。 当然，运气好的话，能有一个名头很大可以表示学校对图书馆重视的人，诸如院士、著名学者等来当馆长，应该是最值得庆幸的事。虽说这样的馆长你不能指望他真的来管理图书馆的大小事情，却因为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有影响力，如果要为图书馆争取一些利益，更容易成事。而且既然他们答应当图书馆的馆长，总会为图书馆办几件实事。 　　曾经听到某领导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计算机技术很发达，图书馆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电脑来做的，这样就可以裁掉不少人了嘛。以我在图书馆工作的经验看，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可以方便读者，可以提供更精细的管理，但都必须配以准确的数据输入，所需人力往往比以前更多。所以当时暗暗想道：要是图书馆的领导也这么想的话可就糟了。谁想居然真还摊上了一个这样的领导。其经典的话就是：图书馆的事情干吗都要人工去干啊？可以让电脑帮你干的嘛，让技术人员编个程序，什么编目啊，借书啊都能搞定，就是参考咨询也能让电脑干的嘛，你把问题分分类，让电脑帮你回答就行了。至于阅览室、外借这样的工作，找临时工和学生都可以。 似乎现在的领导都非常热衷于减少员工和裁人？所以，打住，闭嘴！明天说不定就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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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去行政化：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

热度 2 xscb 2011-9-17 08:52

去行政化：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 作者： 丁甜 上个月欣喜的看到浙江省高校已经普遍对二级学院的领导进行公推直选，而不是以往的直接任命或上级指派，甚至部分学生也有投票的资格，我随即认为高校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时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政策嗤之以鼻，可君不见，去行政化在艰难的一步步实施着，每一个举措，都是高校在这个进程中所付诸的努力。 在过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基本上从未履行过，比如“每年至少召开二次全体会议”，结果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的10年中，总共只开了两次会，其中一次是去年10月的委员换届会议；还有“校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可在当时，许多委员都已任职10年，很多教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这说起来真是可笑的现象，可这确实普遍存在的事实，我想应该大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都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大家不本着对学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那么所谓的章程便是形同虚设，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就可有可无。而如今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独立，校领导全部退出。这一针对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的举措，实在是让人有理由持以期待，毕竟真正的学术自由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之所在。 “有些学校的院士认为我们抛开行政是做不好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独立门户，自搞一套，有些事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做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先要做给大家看。”闻玉梅说，“我认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每一个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重重阻碍的排斥，去行政化也不例外，但是这个阻碍来自院士还是让我有些吃惊，作为中国学术的最高权威，非但不支持有利于学术的改革，反而说这一举措是因为仅看表面现象的结果，这让人大大不解，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顺风顺水，但是缺少了足够的支持，也必定不会成功推广，从这一角度上看，在学术上有权威的学者还是应该给力的支持，毕竟可以先尝试，先试点嘛，没有尝试，哪来的创新？哪来的改革？ 虽然出发点值得称赞，但是道路肯定是曲折的，无论如何，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43名委员中，没有一名是校领导，且都没有所谓的行政职务，只设组长和副组长，这便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学术委员会能够独立运行，那么他将会在学术自由，抛开行政干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报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关注这一进步。 如果这一举措某天在全国高校中开始推广，那才真是：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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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将设党委会

热度 13 boxcar 2011-7-17 17:40

请看下面的新闻。 简单点评几句： 1 ）南方科大的理事会终于在“千呼万唤”之后“始出来”了，在厅局级领导占据了一半席位的情况下，以后如何运作，如何“去行政化”，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2 ）这所大学究竟由谁来“治”（谁说了算）、具体采取何种体制（ XX 负责制）？请大家继续关注。 3 ）党员师生们终于找到组织了。 http://news.sina.com.cn/c/2011-07-17/154422828972.shtml 南科大首次理事会召开将设党委会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7日15:44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16日)召开。有媒体报道，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南科大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备受关注的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深圳召开。虽然是闭门会议，现场“戒备”森严，但是许多媒体还是从不同渠道获知了会议的相关内容。据《羊城晚报》报道，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在学校招生及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朱清时在报告中提到，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及教育部要求的其他课程。大三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 　　朱清时在报告中还提到，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若干委员组成，在校内设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行政事务，学术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学术事务。而这次会议之后，备受瞩目的南科大的副校长的人选依旧是悬而未决。 　　南科大可以说是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起步的，他每走一步都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今天，南科大理事会也再次登上了百度新闻热搜词的排行榜。新闻中还提到，这次出席会议的南科大理事一共20名，包括政、商、学界人士，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网友认为，各界人士加入理事会有利于南科大吸取各方意见，在具体实践中也能得到多方的帮助，但也有网友担心，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是官员，会有违南科大筹建时的初衷。不过还是有不少网友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信心，有网友说，人们之所以对于南科大保持热切关注，是因为南科大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而南科大引发的种种争议也都饱含所有人对于教育改革的热切期盼。 　　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某一方面。争议应该更多推动我们对自己的反思，如何尽量帮助这所学校，让他有足够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这才是争议各方以及围观的我们所需要认真考虑的。(中国之声编辑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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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脚趾头”不当“头”！

热度 7 boxcar 2011-6-23 22:01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刚才看到刘洋写的新博文“ 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 1 】。俺评论道：“ 要是脚趾头痛，当然要医脚。 别拿脚趾头不当头。。。 ” 确实，千万别拿脚趾头不当头，人家也是正经的“头”，而且不是“一头”，是“十头”呢！头是什么？除了我们常说的脑袋，每个方向突出到极致的部位几乎都被称为“头”，还有肩头、手指头、脚趾头等等。这么一看，所谓头痛，可不只有脑袋可以疼，手指头、脚趾头啥的也都可以疼呢。按照西医的套路，一般是要哪里疼治哪里的，所以头痛医头，脚趾头痛医脚趾头，可脚趾头只是脚的一部分，也算是医脚，所以，出现俺这个“头痛医脚”的歪理邪说。此等歪理邪说之所以还胆敢说出来，因为俺借机偷换了概念，去掉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修饰或限定词汇。 其实，所谓“去行政化”，肯定也不是科教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试想，老师整天惦记着股票的涨跌而在讲台上无法安心教课，学生一天到晚琢磨着上网打游戏无心向学这些问题，显然绝不是“去行政化”能解决得了的。广大师生心情不好，工作效率低下，长期无法产出震惊世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但已经严重影响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伟业，也是经常让人头疼的。究其原因，发现原来是脚底下的路走得有问题——“行政化”了。再仔细一看，原来问题出在行进中支撑人体重量、还决定走向的脚趾头上，所以，必须解决医治这一顽疾！治疗方法——去行政化，剁掉令人讨厌、老带错路的脚趾头！于是，“头痛医脚”的局面出现了。 倘若就此剁掉了脚趾头，脚趾头肯定从此再也不疼了——谁见过没有了的器官还能疼？！但是，架不住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会疼，例如刚剁掉脚趾头的脚掌就可能会疼，咋办？继续治，简单的做法是能切的切、可以剁的剁。。。。。。这就是那种非正即反、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方式。一通大刀阔斧、很痛快的手术过后，倒是再也看不到曾经令人厌恶的恶疾了，但是，倘若那些虽容易滋生恶疾，但对于生存、成长和发展本不可缺失的“器官”也从此不复存在，则在需要这些“器官”发挥功能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为了践行“去行政化”的口号而不要行政，以及机构和组织配置不合理的低效能的行政，都会给大学的建设和运行带来很多问题。那传说中的数以千计份投递到南方科技大学，却 没有听到回音的简历，是不是多少也能说明点儿神马问题？ 参考： 【 1 】刘洋： 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50do=blogid=4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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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热度 5 outcrop 2011-6-23 19:42

花着国家的钱，却要求“去行政化”，古怪吗？ 头痛医脚？学者有意制造门槛？知识垄断？ 教育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知识分子的信仰与价值观方面。 体制造就了文化？文化能相对的独立于制度吗？ 真要“去行政化”也可以，先从经济上独立？完全民办了？ 教育的本质功能不外乎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前者可能是显性的，后者可能是隐性的。 互联网环境下，教育哪来那么复杂？ 也许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暴力与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宏观上保持前行。 都是直觉、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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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

热度 15 nli2233 2011-6-23 12:53

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 进一步学习有关南科大的消息、访谈和文件后，有些新的感想。 第一，关于南科大的课程设置。 香港科大三教授把现在的南科大形容为：“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 在 5 个月以前，也是是 2011 年 1 月，朱清时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 新京 报 ： 2011 年 3 月，第一批 50 名教改 实 验 班的学生将正式开学， 现 在的 课 程 设 置具体方案制定出来了 吗 ？ 朱 清 时 ：南科大的教改 实 验 班主要借 鉴 中科大少年班的 经 验 ，本科新生入学后，前两年由学校安排 统 一的理工科基 础课 教学，后两年由学生按自己的 爱 好和能力自 选 由 各个研究所和中心开 设 的 专 业 课 ，学分 读满 即可 毕 业 ，学校不像国内 传 统 高校那 样设 置院系。 现 在 负责 各个学科教学的教授已 经 做出了 详细 方案 。 ” 香港科大三教授跟朱校长的表述是不一致的，肯定有一方说的不是事实。 第二，关于去行政化。 我在以前的博文里，说自己对于朱校长的“去行政化”不是很懂。经过这几天学习，自我感觉对这个问题弄懂了一下。其实，朱校长的“去行政化”，简单而言，就是校内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之分，统统为教学服务。还是在那个 1 月份新京报的采访中，我找到了答案： 当被问到目前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朱校长说：“最棘手的事情是招到合适人才很难，包括管理人才和教学科研人才。现在国内人才竞争很激烈，都用各种办法吸引人才。我们的时间不长，改革的内容又太多，容易给人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能够下决心来的人很少。 另外，我们去行政化，没有官，好的行政管理人才不愿意来 。” 我个人对朱校长的理念表示深深的担忧。一般而言，大学的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事，学生事务，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秘书等等），在数量上，不应该少于教授人数。也就是说，南科大将有一个数百人的行政队伍。从管理学角度讲，这支队伍如果没有分层分工，没有 chain of command, 其行政效率肯定是低下的。 朱校长最近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那么，希望朱校长明白，一个几百人的行政队伍，没有级别，是肯定算不上一流的。也就是说，别再抱着“不搞行政级别的”信念不放了，为了招到一流行政管理人才，该封官的就封官吧。 第三，关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朱清时校长经常提到我国中学教育在高三阶段是浪费时间，扼杀人才。他一直希望直接从高二招学生。我觉得他特别急于实践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不顾香港几位教授的反对，执意要在教育部刚刚批准筹建南科大之后，马上就进行招生工作。不过，朱校长自己也承认，废除高三是不现实的。他提倡从高二直接招生，也是个试验而已。 在教育部未授权招生之前就招学生，能够打响的牌，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了。朱校长举了哈佛和西太平洋大学两个例子，似乎要说明西方（美国）的大学，无论好坏，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 不过，朱校长忘了提下面几个事实： 1. 1. 哈佛和西太平洋的区别，是前者是由教育评估机构认证的，后者没有。其实这个“认证”，相当于国内教育部的批准。不同的是，美国认证机构，是民间的；中国的，是官方的。顺便说一句，美国的高教认证机构最权威最有信誉的是区域性的，比如哈佛就是被 the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NEASC) 认证的。美国的大学是自授学位，但是在社会上，从被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和从没有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将来进一步读 graduate school 的机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2. 南方科大没有被任何教育认证机构所认证。其实，依南方科大目前的教师队伍，学科设置状况，它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的。 3. 3. 美国的大学是自主招生，但一般在招生的时候，也会参考学生的全国统考成绩，即所谓的 SAT 分数。 SAT 跟国内的高考不同，一来它只是一个参考分数，不是唯一的标准，二来学生可以考多次，不是一次定命运。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考试，绝大多数学生是一定会参加考试的。 所以，自主招生，不一定跟参加高考有矛盾。南科大可以把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参考。虽然 45 名学生不参加统一的高考，南科大可以组织自己的考试，但是将来 450 名， 4500 名学生的时候呢，也不参加高考吗？放着高考的社会资源不用，南科大会有足够的资源自己运作对考生的考核吗？ 45 名学生将来的文凭是不被教育部承认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认证的。他们将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怎么办？国外的大学会录取他们吗？国内的名校会录取他们吗？比如美国，研究型大学招研究生，一般要求学生的本科是从得到区域认证机构认证的学校里拿到的，对于中国的学生，他们会要求学生在美国指定的几家评估机构找一家对国内的学位进行评估，到时候，这 45 个学生如果要来美国留学，他们的学位能否通过评估机构的审查呢？ 希望未来几年内，上面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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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马红孺点评朱清时

热度 9 xcfcn 2011-6-22 17:55

去行政化：马红孺 点评 朱清时 博主按：去行政化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朱清时和马红孺的理解都是精准/到位的！但是，可悲的是，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为了“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根本不要行政部门），虽然说矫枉必须过正，但是显然朱清时的“去行政化”已经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进而演化成“校长独裁” / “个人单打独斗包打天下”。马红孺老师敏锐的观察到了朱清时的“命门”。我想这是解读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种种举措的一把钥匙。 马红孺 老师在李宁老师 博文 的留言 我对南科大曾经抱有一定期望，但当我看到朱校长急吼吼的要招生的时候，已经彻底失望了。 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中，本科生的培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科研团队的建设，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的招收。不幸的是，为了夺人眼球，朱校长把招收本科生放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在完全没有建立教学计划，没有固定教师，没有建立起教学和实验平台的情况下，强行招生，完全违背了一个研究性大学的办学规律，也注定了未来的南科大只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培训学校。 一所大学的正常运行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持。问题在于行政在大学是支持和服务，而不是主导。“去行政化“应该是改变目前高校中存在的行政主导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不要行政。但朱校长的”去行政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当了多年中科大校长，深知大学中有一个盘根错结，不可动摇的行政系统，使得大学的运行可以完全离开校长而不受影响，或校长的不符合这个行政系统的任何行为都无法推行，所以朱校长一开始就选择了不要行政。 如果回过头去看朱校长在中科大校长位上的贡献，几乎可以用“不作为”来概括。也许这个不作为是无奈之举，强大的行政系统使校长不能有所作为。而当有了另一次有所作为的机遇之时，校长便选择了拒绝行政系统，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贯彻学校理事会意志（不应该是校长意志！）的行政系统，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后果。 马红孺 老师在曹聪老师 博文 的留言 也许我理解错误，我觉得朱校长在经历了 10 年也无法撼动强大的大学行政系统之后，决定不要行政支持，不要团队理念，而打算建立一所完全是一个人的理念所主导的一流大学。不幸的是，这样的大学，不仅在中国建不起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建不起来。在这种一个人的理念主导下，最多也就是一个私塾。 马红孺 老师在我 这篇博文 里的留言 再明确一点：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来支持，而不仅仅是一批搞行政的人。这个行政系统要有从基本办事人员到处长的完整的行政等级，要有分工明确的行政机构，以及行政人员的正常晋升机制（包括提薪和提职）。没有这样一个行政系统的支持，大学的正常运行就不可能得到保证。 学校的发展方向，学科方向的设置和调整，对各研究方向的经费支持的强度和优先次序等重大问题，应该由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教授治校”，应该通过这个委员会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来体现。具体的科研，教学，研究生培养的比较大的决策问题，应该由若干专门的委员会来决策。 朱清时关于去行政化的 言论 1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2 、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一个学校就像梅兰芳以前唱戏的剧团一样，学校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梅兰芳能够唱好戏来运作，所有干部都是为梅兰芳搭戏台的人。在南方科技大学，老师能否获得尊重看他的个人能力和业绩，而不是看官职的高低，开学术会谁讲得精彩就把谁放在前面。 3 、比起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运作，更严重的是外部行政化。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放权，现在人事、财权、评估、毕业证书发放等权力都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被捆绑得一点活力都没有。 外部行政化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的根源。 4 、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去行政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老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 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进程应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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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博主刘广明老师很帅的，有图为证

热度 1 meixianghao 2011-6-22 12:12

南方科技大学不是香港科技大学 编者按： 近日，参与发起南方科技大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公开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一时间朱清时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备受质疑。学者刘广明仔细比较了两校创校背景的不同之处，指出南科大的改革探索遇阻根源在于其“去行政化”远不如香港科技大学彻底，南科大的未来要一步步走。 □刘广明 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3月开始筹建，8月成立“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1987年9月筹委会接受校长遴选委员会建议，于1988年委任吴家玮为第一任校长。1991年10月首批700余名学生到校，由于首期校舍未完全落成，学生只能在九龙尖沙咀的临时校舍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100余名。香港科技大学首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1992年1月和1994年落成。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模板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政府希望通过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科大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09年6月经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的朱清时被任命为创校校长，2011年3月首批45名学生到校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20名左右。南方科技大学计划2012年9月建成新校区。 由此，可以看出两校的诸多相似点：政府全力筹建；校长公开遴选；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个筹建5年后招生开学，一个筹建4年后招生开学；在筹建时期，香港科大曾因预算严重超支、设备豪华等广受争议。南科大则因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失败”等面临巨大的诘难。但两者的不同点却是远远大于相同点的，或许正是其中的不同点，使朱清时的合作筹建顾问班子撤离，使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广受质疑。也正是这种不同点，使南方科大永远模仿不了香港科技大学，更成不了香港科技大学。 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 筹建香港第三所大学，是香港行政局和香港社会的共同愿望，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和热切支持。这可以从其筹备委员会人员组成和社会积极捐款两个方面得到印证。筹备委员会既有资深议员、政府司长，也有海外教育界、本港教育界社会名流。在筹备委员会成立3个月后，香港赛马会即捐出19亿港元作为校园建设资金。在筹备委员会公开征求校名时，社会积极建议，建议名称超过百个。 在深圳建设第二所大学，也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支持背后的动因更是天壤之别。当然，最大的不同是在这种热切的期盼中，香港政府却表现出高度的“靠边站”。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干预几近于零。也正是这种政府的“无为”成就了香港科技大学美好的今天。 反观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政府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也是自始至终的。从校长遴选，到校园建设，甚至到仪器购置，学生不参加高考，都能看到政府“作为”的影子。 特别要命的是，除了特区政府的“作为”外，还有教育部的“大有作为”：三年不批准其筹建；同意自主招生后要强行要求参加高考！ 可以说，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付出的心血绝对比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付出的多得多，但这些多付出的心血，可能恰恰是吴家玮校长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他没有遇到过的。 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教授共同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着实有点“不合国情”，也是对朱清时校长的不仗义。我认为朱清时的不合常规出牌，并不是朱校长不懂教育规律，而是他面对“黄灯”情境的一个“急招”。 内部治理结构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时，其法规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可以完全“量身自制，适时宜人”。初创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借鉴的是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法规，同时也加上了香港创立科大的背景、环境、文化和经济条件。于是乎，一套一套量身订制的法规出笼了，适于科大的宗旨，合于科大操作，又在世界主流大学范畴之内。 如果把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最大秘诀作一个归结，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条：政府无为、国际视野、教授治校。政府无为，讲的是政府不干预大学的办学；国际视野则要求香港科技大学无论是在校园建设，还是在学术规划、学科规划、人才培养、教师聘任等方面，都要有大手笔，要站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去思考、规划和落实这些事情；教授治校则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话语权、建议权、决策权，同时教授也要有压力、有动力、有激情。 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建设模板，当然知道其成功的秘诀。所以朱校长一上任就说，他要在南方科技大学搞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他要“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 应该说，他说这些时，绝对不只是为了炒作。但实践给他老人家上了一课：去行政化的行程中，政府高调给他公选两位“正局级”副校长（政府应该是答应过他副校长由他提名的）；“教授治校”被演化为不疼不痒的“教授治学”，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几近“摆设”；“自主招生”千呼万唤才出来，却被认为是“不合法”，要求已被录取的学生去高考（实际上如果学生在南方科技大学参加高考同样有违法之嫌：异地高考！），老人家难呀！ 资金条件不同 有钱不一定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足够的钱是一定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筹备时，可谓资金充足。建校资金一说是20亿美元，一说是500亿港元，吴家玮校长说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其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认为，创建香港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 在1988年到1993年创校之初的5年中，香港科技大学人员工资增加了一倍，到1998年，其人员薪俸是1988年2.7倍。正是其诱人的报酬，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教师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反观南方科技大学，则没有这么幸运。虽然网上爆传南科大教师拿着7位数的钱、学生吃的是“八菜一汤”，但朱校长手里的筹建机动经费却只有区区的1000万元，其他方面需要钱，得找有关部门申请。 将于7月1日实施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也没有给予朱校长多少用人的财政权。他的财务预算要经市政府批准，南科大教师工资要“参照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市场薪酬水平状况，合理确定”。可以设想，南科大绝不会出现像香港科技大学在聘人方面的财大气粗，也绝不会形成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吸引力。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南方科技大学建设一支世界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目标或难以实现。 由以上三点不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不管是谁当这个校长，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南方科技大学还是应该顺应环境需求，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慢慢来。用吴家玮校长的话来说，就是唯“一步一步去做”。（本文为科学网博客，经作者同意在本报发表） 《科学时报》 (2011-06-22 A3 科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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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 的本质是“行政透明化”，思考性博文集成目录

arithwsun 2011-6-22 01:47

我在接近40岁的时候，权力欲从血脉中苏醒，激荡心神，因而前年跟着科学网的影响，思考了一些这方面的事，也就是说，虽然感受到自己血脉中遗传下来的权利欲，但是并不想付诸其于实际，只愿意想想，过过干瘾，当作一把思考练习题。 那时候，国内高校开始提出“去行政化” 的口号，我回应了几篇： 战略设计，不应有逻辑错误 大学建设：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是什么 “去行政化”的改革中，选举方式很重要 去行政化的提法，其实不好，如果改成“行政透明化”，就文辞达义了。去行政化的分水线应该在“透明化”的程度上，即，去行政化的本质，应该在于行政系统的完全透明化，而那些不能完全透明的部分（如人才评定，顶级人才工资，高考招生），则剥离到教授会执行，当然，现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教授会的，将本质上的教授会，裁割成了3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本科生教学委员会。 当时，绩效工资的提法，也被酝酿中，建一个大学，怎么给教授们发工资是很关键的，也写了几篇： 高薪化和低成本化的博弈：从资金运行角度理解大学建设 低成本运行战略下高薪化政策的运行方法：抓两端 国内领袖科学家不上本科生课的 行政原因 内在原因（年薪制和课时津贴制的背后） 我们大学的工资制度，跟国外的差别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更在于制度上，西方大学普遍实行的是年薪制，我们实行的是课时津贴制，我在一位曾长期呆过海外的同事指点下，认识到了这个重要事实，正是因为实行年薪制，所以西方大学的教授们，可以采取平均化的教学安排，即每位老师所教授的课程数目基本平均，我在Stanford大学访问一年时，对此感受颇深，即使是专职教学岗人员（即非终身职教授的那些教师），授课数目跟其他老师也是相同的。 当然，孰优孰劣很难说，但毕竟人家是这么做的，我们如果想超越，也必须思考人家这么做的妙处，如果不是我那位同事点醒，在国外只呆一年的我，是很难对此有所体会的。 最近三位科学家在南方周末反对朱清时，普通人的反应颇为可笑，认为三位科学家不厚道、不仗义，老兄啊，这三位科学家把自己的声誉都拿出来了，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做朱清时的“敌人”，对于 “敌人”，还有要求厚道、仗义的说法吗。 你想反击，一是去找三位科学家说的那些事实是不是真的，二是做个调查问卷，问一下，经此一役，是否还有科学家愿意去应聘朱清时名下的南科大，当然，得是深圳市政府期望的标准的。 三位科学家的文章，是非常尖锐的，在我看来，就是一剑封喉，大势已定了，可惜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不知道教育界有教育界的规律，说白了吧，现实情况就是，朱清时笼络不住科学家，没人来，还建什么大学呢？ 这一剑封喉的招数，最狠的是这句 『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 这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做出的评价，他们这样说，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知道励建书是我们数论界的高手，水准在那放着，不用置疑。 普通人看不出来这些话的厉害之处，以为他们在闹过家家的小孩子游戏，这关“厚道”、“仗义”什么事呢，你不做，总不能挡着别人也不做、不说吧。 这句话也说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学科规划确实需要重大改革，怎么改，就得靠“科学大师”来办，而且不是一个，得一个群体团队，我写过类似的个人笔记，有点探索，尚未想清楚，这里是相关讨论的集成贴： 大学建设：学科交叉机制是现代大学的关键特点 也就是说，学科规划，对于南科大这种新建学校来说， 其实是最大的机遇，若朱清时不去抓住，可惜了。我在前面帖子里说， 学科规划：教育建设的重中之重 杨玉良关于学科规划方面的文章（ 复旦领导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思考 ），是我能看到的校长文章中想法比较深的。他文章 中点了一下这个意思，学科规划决定了校园建筑。 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攻击朱清时的东方早报访谈中也提到 『 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 我的博文中，曾经提到过不少大学建设的东西，很多其实也都是学校/学院，乃至教研组/教师个人就可以做，完全不必得到教育部批准，就能做但未做的。 我的视角跟那些要求“厚道、仗义”的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朱清时没有利用建设南科大的机遇，去把科学家笼络好，反而把核心团队中的几位顶级科学家催化成了自己的敌人， 说穿了，这就是能力问题了。 如何笼络住、吸引住科学家，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未解决问题，大致可以有几个兴奋点： 1. 图书馆（对于应用科学家则还要加上公共实验室平台）。 2. 本科生质量（三位科学家显然不满意所招学生的11-18岁年龄段）。 3. 办公室条件。 办公室条件，在我的博文中，以及刘广明的博文中都说过，刘广明那篇还获得了特别大的点击率，我这篇呼应的不多，其实是结合学科规划和博士生待遇来讲的，即，不光是教授，博士生也要有办公室，这是西方名校的标准设置了。 我们想比他们好，那就把办公室做的更大，更让教授们喜欢，不就行了。 南方科大的求贤策略选项：办公室vs年薪 普通老百姓会想，你们教授们的日子也太滋润了吧，又有寒暑假，又有大办公室。其中的道理就在于 『 若教授们的办公室，比处长们的办公室差很多，什么样的大学理想，都是妄谈。物理实体结构，对人之心理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 但是，年薪我是建议不要太高的，世界上的事，就是名、权、利，教授们既然已经拿了名，就不要再奢望权和利了。反之道理亦然，不说了。 网络延伸阅读材料： 科学网-墨尔本大学校长：大学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 - 新的课程体系实行“3+2+3”培养模式，即3年本科学位、2年研究生学位和3年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具体来说，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将原来复杂的本科学位体系综合成6个：人文、理学、经济、生物医学、环境、音乐，我们将其称为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 ADD STICKY NOTE | DELETE 我们认为，大学的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足够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墨尔本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是追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际化和交叉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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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把口号喊成真理也是一种成功

热度 9 张显峰 2011-6-21 08:48

南方科大最近又陷入了舆论漩涡。先是因为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被媒体说成了“朱清时的人质”；后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南方科大创校核心成员“出走”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公开质疑“朱清时式教改”。 其实，有歧见，拿出来讨论是好现象。有意思的是，舆论近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早先南方科大擎起“去行政化”大旗时，舆论一片掌声；随着其开张，质疑之声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时评家“告诫”朱清时：“南方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要看到，舆论有时是盲从的，你越跟体制合不来，它越叫好，但对南方科大来说，最值得珍视的应当是这些不同声音。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志愿者”李晓原、李泽湘和励建书教授，是因为办学理念的不同和朱清时分手了，可贵的是，他们是谦谦君子，能把分手原因和自己的看法坦诚公开，我想不是图嘴上痛快，是真正为了南方科大能有好的未来。 南方科大一开始就以“去行政化”的“革命者”形象示人。但三位教授认为：“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这句话我想朱校长不必介怀。南方科大本质上讲是个公立大学，让一个公立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学校说了能算的，要看人家深圳市想怎么玩儿，如果深圳只跟你要结果，要一所响当当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告诉你，你缺什么可以要，至于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这事就好办多了。 别看这个想法很简单，要实现起来很不容易。政府得从掌柜变成丫鬟，得从命令你变成服侍你，这“变”起来相当困难，不仅要有诚意，还要有胸襟，更要有胸怀未来的眼光。前一阵子深圳市公选正局级的南科大副校长，就说明深圳放手放得还不够彻底。 要不要行政和要不要行政化是两个概念，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世界公认的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他们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中国的大学里也同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他们只强调一个功能：管束——管束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在一所大学里，行政力量是用来服务的时候，学术、学生和教员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决定 着一切 学术事务；反过来，行政力量是用来管束的时候，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人，学术则沦为权力的奴婢。这是中国大学和国际一流的差别，也是要行政还是要行政化的不同后果。 南方科大已然擎起“去行政化”的大旗，我以为，口号不妨喊着，等它真把这道“伪命题”求真了，南科大也算成功一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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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仿科大：靠词，但不靠谱！

热度 22 boxcar 2011-6-17 18:37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今天，南方科大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同在“南方”的那个著名报纸《南方周末》狠狠地诌出来几缕油墨，其中一篇题为“要改革，不要口号：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的文章【 0 】堪称背后插刀【 1 】，因此，关于南方科大的话题再次成了咱科学网博主们议论的焦点。刚才读了几篇科学网博主的博文【 1-3 】之后，也想就着这个话题整几句，遂写下此文。 南方科大，算是一个寄托了许多中国科教界人士梦想和希望的新筹建的大学，曾几何时，校长朱清时以其提出的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吸引了无数期盼的目光，然而在其建校的具体路线图和做法上，也时不时地引来许多的争议。包括我在内的众人围观数年，几轮争议下来，难免会有些热切希望正在变成冷冰冰的失望。这个过程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未来可以被描绘得很美好，看在眼中的现实注定很冷酷，体会过了的历史很难轻易地割裂。 朱校长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给俺们描述了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不但“世界一流大学”的大目标足以打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底层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而且“去行政化”的口号更能直接吸引科教界中被行政力量折腾得倍难受的大多数人。在“词”这个层次上，有很强感染力的朱校长无疑大获成功，所以我说，南方科大“靠词”。 然而，具体到筹建大学过程中的做事上，很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作为一所已经开始招生并授课的大学，如果还没有落实好开哪些课、由谁来授课、课程中都讲什么教学有关的具体工作安排，就难免让人担心了。因此，我在此前的博文【 4 】中说过“ 我不关心他们今天是否参加了高考， ...... 我更关心过去的几个月里谁在给他们上课、上什么课。 ”这句话得到了陈安老师的回应——“ 张贤科教授教的数学 ”，让我稍放宽心。然而，今天在陈兄的博文【 2 】中看到南方科大目前的教学是“ 靠两位专职退休教授和一大帮不十分靠谱且在课程表确定后还要不断调换的兼职教授 ”这段话时，又让我觉得问题可能挺严重。陈安说“ 那谱几乎是没法靠的 ”【 2 】，我得出的结论也是南方科大“不靠谱”！咱这么说，并不是存心和辛辛苦苦涨落了好几年的朱校长及其合作团队们过不去，而是真的觉得“不靠谱”。 “谱”是什么？谱是前人编写的，大家照着它就可以唱歌的曲谱，可以下棋的棋谱、可以炒菜的菜谱。。。“不靠谱”，也就是不打算按照前人编排好的步骤和成熟的做法往前走，而打算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路，就“摸着石头过河”。按照这种分析，“不靠谱”即使算不上褒义词，起码也不是板上钉钉的贬义词。针对现有体制的缺点，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甚至推翻现有体制，另起炉灶弄一套新体制，是一种常常被大家欣赏的“不靠谱”。然而，如果连教育、科研所必然遵循的 基本 规律等的“谱”都不打算靠了，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完全“不靠谱”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着调”了。例如，既然还叫大学，还要搞人才培养，总要把大学的教学体系必须的要素先弄齐整，谁办正儿八经的大学都得这么干（只管收钱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可能无所谓），这可不是喊口号（无论多动人）就能代替的。 从现下的状况来看，南方科大真的难仿科大，或许不屑去仿，或许即使想仿也仿不了。形式上不仿倒也无妨，如果水平上和成就上到老也难以做大与科大相仿，那可就太失败了。如果现在大家觉得南方科大办得差强人意，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炒作的成分太多太大，没有冷静地理顺思路，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对于相关事务，我的一贯主张是“宜凉拌，不易热炒”【 5 】。 参考： 【 0 】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4 【 1 】马臻： 南方科大被人插了一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964do=blogid=456294 【 2 】陈安： 朱清时校长的一切作为，唯 “ 急功近利 ” 四字殊可近之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56186from=space 【 3 】王永晖： 摘评南方周末文章：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143do=blogid=456346from=space 【 4 】吕喆：南方科大的 45 个学生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1635do=blogid=452677 【 5 】吕喆：科学网大学，宜“凉拌”，不宜“热炒”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1635do=blogid=43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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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科大去行政化所想到的（续）

dongzg101 2011-5-14 06:41

实际上，单独的让教育部门去行政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会更加会弱化教育在国民心中的地位，教育已经是一个弱势部门，我们所应该倡导的，学校对内应该是以教师和学生为核心，变行政人员的管理为服务，或者说，以服务的心态来管理，但中国的课程只有管理学，没有服务学。服务的精神，只有在志愿者中才得以提倡。其实不少领导做老师很合格，做了领导，心态就变了。办任何事情，总是在揣摩上意。毕竟做了中层领导，收入就会比教师高出很多。谁又舍得下来呢。难啊! 每年评先进总是行政人员和老师混在一起评，年轻老师总是习惯先勾领导，8个名额。系领导加书记占了四个，普通行政人员占了两个，8个行政人员得了6个，五十多个教师，只有可怜的两个名额。年年如此。为什么不把行政人员的评行政人员的，老师的评老师的呢？很奇怪。更不用说，盖几个章，一级级领导跑下来，没有几个星期不可能。不是领导出差，就是领导说忙，一秒钟就可以签好的字，好不容易逮着领导在网上看新闻，他说他在忙工作，让你过几天来，过几天领导又出差了，你等吧。 如果把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评定分开，由教师来评定行政人员的合格与否，会怎样？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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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科大去行政化想到的

热度 3 dongzg101 2011-5-14 01:04

教育改革应该是所有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应该是第一步，但估计是最难的一步。连改革的先锋南科大都不能免俗，招两个副校长还要标明行政级别，估计，南科大以后也很难有所实质的发展了。从古至今的官本位思想，笼罩了无数的中国人。 钱学森提出了系统论，我们都被不同的系统套住了，因为我们的很多制度自相矛盾。 就拿我们学院来说，上学期我去申请考研究生，系主任马上签字了，到教务处找教务主任签字，她看了后说，你有硕士学位了，我们学院的制度里没写有硕士学位还能再读硕士，她不能同意 。我说了一通，否掉她这一条理由后，她又说，我们学院的硕士比例已经达到了评估的要求了。没有必要再读硕士，建议我读博士，这样学校就养着你了。这个处长，原来公派美国进修一年，据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学了点真东西，就这水平，我们学校好几个这样的，公派美国一年就拿了个硕士学位，回来都当中层领导。后来，又说我们学校的MBA多了，要我学别的，我们学校就两个MBA，一个湖南大学的，一个中山大学的，我全认识，实在说不过我了，最后说，上回她同意了一个老师的申请，结果被院长骂了。让我直接找人事处问，人事处长反复建议我考博士，我就直接掏手机，你决定不了，那我就找院长了。人事处长马上说他去找，不用我找了。 上个月底还要好玩，我们是四个学校合并的，我一大早去教务处和一位老师说了句话，据某学校老师说，他们吞并了我们学院。说得大声了点，半个小时候，我们系的副系主任打手机找我。我直接就关掉了。等下午，我晃去系办公室，他就直接指责我上班时间到处乱窜门，有些老师反映我们机房管理员工作清闲，他要向上面打报告要裁掉一个人，我就顶了他几句。第二天开会，就宣布要派我挂职。正好，早就想跑路了，申请了几年做教师岗，都没人理我，一下就实现下岗了，不用上班了，只是没有岗位工资，还有1000多点国拨工资，正好有时间在家写份学院的发展规划给院长，再帮一帮朋友搞个培训公司，准备干点私活了。挂职的手续交了两个星期，系主任终于签字了，到教务处又卡住了，比较有趣，教务主任没说签，又没说不签，又喊我去找系主任，系主任出差了，就让她等到放假吧。我在家打打网球，学点美国大学的课程，英语丢了太久，要重新开始练习。 现在搞评估，我们有的老师说，学校现在变成了工厂，那些行政人员就是监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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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既隐 南科一梦-朱清时南科大试验失败论

热度 5 冯用军 2011-5-10 12:23

1、我早就预言过，老乡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梦想只是“终南山”的“南科一梦”、白日梦、镜中花、水中月，这一点，我的老乡熊丙奇亦深表认同。没想到，预言才过3月就应验了，南科大“去行政化”行动宣告失败，深圳市委一纸行政命令就宣布了这个“肥皂泡”的破灭。由此可见，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去行政化”，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啊。 2、“情理之外、预料之中”，即使南科大有这样的“实验机会”，独木难以成林，行政化早晚是要“复辟的”。 3、高校“去行政化”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在任内推进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南方科大“去行政化”的承诺，不应是空话、套话、官话，其改革方向不可动摇，也不能动摇。深圳市委市府应千方百计、想法设法促进南方科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去行政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试验田。这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精神”。 4、深圳市委市委“一纸公文”击碎中国教育改革人士的“白日梦”，利弊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积弊难返，没有当初改革开放的魄力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家，任何白纸黑字的“改革方案”在强大的行政化力量面前都将成为空话、一纸空文。这直接宣布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改革的最佳机遇已经丧失。 5、对老乡朱清时而言，教育部不给招生计划，本身就很郁闷，还好，深圳市委一纸公文，要招聘正局级副校长，那按照常理，朱清时这个校长至少是省部级，不然怎么命令正局级的校长，从此就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了，这算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给他的最好礼物了，所以，即将再次迎来副部级待遇的清时兄乐见公文、乐观其成、乐在其中。 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一个地方政府（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公文就能与国家战略决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温家宝2011政府工作报告》等）相抗衡，并直接宣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败，岂非不是中央“大道已隐”、邦国“礼失而求诸野”。 不信，请看： 摘要：“等学校开学，我们希望退出公众视野，安心办学。”这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工作人员曾经的愿望。确实，该校3月1日开学后颇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日前一则“南科大选拔局级副校长”的通知，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等学校开学，我们希望退出公众视野，安心办学。”这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工作人员曾经的愿望。确实，该校3月1日开学后颇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日前一则“南科大选拔局级副校长”的通知，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昨天，南都记者发现，截至昨日下午5时，报南科大两个正局级副校长职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南科大内部管理存在问题。 学界：批评声此起彼伏 4月29日，深圳市委组织部一纸通知《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知称，经深圳市委研究决定，对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7个职位进行公开推荐选拔。其中两个南科大副校长职位为正局级，报名者须为现任国内高等院校正处级以上职务的教育管理干部(正处级干部需任职满3年)，或者现任深圳市正局级职务或副局级职务2年以上干部。 消息一出，很多关注南科大的学者表示“震惊”，因为这与一直高呼“去行政化，完全取消行政级别”的南科大形象颇不相符。长期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冯用军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直说“情理之外、预料之中”，行政化早晚要“复辟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对朱校长来说是一大难题，他是聘任过来的没有级别的校长，副校长却是局级干部，如果副校长不听校长的，怎么办？”熊丙奇在第一时间发文，建议朱清时拒绝这一安排，并劝告深圳市“收回成命”，“朱清时校长的态度尤为关键。这不是对朱校长的过分要求，而是作为教育家，在办学的基本是非面前必须坚守的原则。” 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也在微博上发文说，“南科大不是要去行政化吗？朱清时校长手上究竟有多大人事权？南科大治理结构究竟怎样？”他认为深圳市人大应就为何南科大条例迟迟不出台给公众一个解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发微博说，南科大聘任局级副校长，这是对南科大的讽刺，对朱清时的讽刺，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 朱清时：正与有关部门沟通 在此期间，朱清时的态度颇微妙。4月30日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他说自己虽知道有干部要来学校一事，但“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对于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干部到南科大，或者出现“政府任命”和“学校聘任”两种用人机制，朱清时说自己也无法保证。 5月7日，有媒体引用朱清时的话说，“在南科大工作的副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报道称，朱清时特别强调，学校已经跟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进行了交涉了，出现这种误会可能是工作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说，学校实际上已经有了管理条例，是由学校校长进行提名，再由理事会任命副校长的，任何干部都需要遵守理事会管理的体制。 但实际情况如何？按照市委组织部的通知，推选“正局级副校长”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6日至10日，报名期间在深圳市考试院网站动态公布各职位报名人数。南都记者发现，截至昨日下午5时，报南科大两个正局级副校长职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远远高于其他局级、副局级岗位的报名。对此，南都记者昨日再次采访朱清时。他说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自己还在跟有关部门沟通此事，其他的不方便多说。 冯用军：“去行政化”不可动摇 大学评价专家冯用军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在任内推进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南方科大“去行政化”的承诺，不应是空话、套话、官话，其改革方向不可动摇，也不能动摇。深圳市委市府应千方百计、想法设法促进南方科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去行政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试验田。这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精神”。 针对各种声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科大相关人士称，目前正是该校“去行政化”面临最具体考验的时候，也是工作最艰难、复杂的时候，“南科大去行政化是得到深圳市领导支持的，但并不是所有部门都理解，现在校方正在做沟通工作，也希望大家协助南科大去行政化的理念和做法，这需要长期的工作。” 熊丙奇：深圳要兑现承诺 在此期间，南都记者多次致电深圳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无可奉告，需要询问发言人，但发言人的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相比之下，民间的声音则热烈得多。“深圳论坛”上，类似“南科大去行政化宣告失败”等帖火爆非常。昨日，熊丙奇再次在其微博上发帖，“再次呼吁深圳叫停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他说，2008年深圳公开表示，南科大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早期的南科大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备受关注。深圳要兑现承诺，而不是忽悠，必须叫停(招聘局级副校长)。 创校之路：一直高举“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一直是南科大喊得最响的口号，朱清时在2009年9月26日第一次与深圳市民面对面时说，深圳市委市政府已经明确，南科大不设任何行政级别，他袒露心声，“我到这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坚决支持，如果不是这样支持，我何必这么大年纪了，再到这里拼搏呢？” 在南科大艰难的筹办过程中，朱清时也曾批评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办事作风，甚至直言深圳市有些规章制度平稳有余，冲劲不足，但在“去行政化”方面，此前并无多少争议。据说曾经有局长、副局长到南科大工作，后来又走了，“因为他们习惯官场，带着不少官气。”朱清时曾表态，那些想当官的人到了南科大肯定呆不下去。 按照最初的规划，南科大将设立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由政府官员、学校教授、社会贤达等组成，他们负责学校办学的大方针。而学校具体管理则由校长负责，副校长也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现有的大学已经形成桎梏，改起来很难，南科大是一张白纸，去行政化相对容易些。但现在又来了局级副校长，这将为学校的发展埋下隐患。”熊丙奇直言。 深圳市委市委“一纸公文”击碎中国教育改革人士的“白日梦”，利弊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积弊难返，没有当初改革开放的魄力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家，任何白纸黑字的“改革方案”在强大的行政化力量面前都将成为话。这直接宣布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改革的最佳机遇已经丧失，冯用军坦言。 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自己还在跟有关部门沟通此事，其他的不方便多说。———朱清时 我早就预言过，老乡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只是“终南山”的“南科一梦”，这一点，我的老乡熊丙奇亦深表认同。没想到，预言才过3月，朱清时的南科大“去行政化”行动和试验即宣告失败，60人竞聘局级副校长。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悲哀。 ———80后首席评论员冯用军微博 2008年深圳公开表示，南科大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早期的南科大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备受关注。深圳要兑现承诺，而不是忽悠，必须叫停(招聘局级副校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微博 南科大聘任局级副校长，这是对南科大的讽刺，对朱清时的讽刺，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微博 参考文献： 南方科大选局级副校长 已有60人报名多名学者表示震惊，呼吁学校坚持“去行政化”，朱清时称情况复杂不便多说 类别: 学习教育 浏览量: 2601 版次: AA06 版名: 城事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10 作者: 庄树雄 霍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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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南风窗》：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热度 1 andyding 2011-4-27 23:23

南风窗记者张墨宁 发自北京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 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 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 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 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 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 人事之累 政府职能的模糊和对专业领域的干预是泛行政化的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具体到一个单位，则涉及资金分配、奖金分配、绩效工资和职称的确定，应该由谁来决定的问题。 “以前的出国名额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很多单位都是由领导来决定，领导看谁比较乖就把名额给谁，所以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回来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李惠斌说，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仍然对人才的机会得失起决定性的作用，通晓人事成为人才谋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本领，长期以来，成为让他们无法喘息的负累。 科层制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才能享受到某些资源，级别和待遇挂钩的科层制决定了人才的追求目标从提升个人才能转向了职务晋升。“为什么在高校，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还要争着当科研处长，因为涉及课题，不当处长或者领导就当不了课题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位置的话，这些资源就拿不到。学校的荣誉一般都是给那些‘双肩挑’的干部。”李惠斌说，所谓的“赢家通吃”使人才拼命地挤进领导的行列。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需要加强民主管理。比如职称评定、论文获奖，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做出决定，然后通过行政组织确定，管理是不可缺乏的，只不过要走民主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业内的专家、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管理当中去，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让人才得到最好的发挥。”吴江表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分配至为重要，标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制度化的，在单位内部，公开、民主、竞争、择优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以价值实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吴江说，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 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 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 (本文来源：南风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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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中国科研界今天有领军人物获得了诺贝尔奖

热度 3 Opiggie 2011-4-20 16:51

最近，因为某些想法而wiki了下博弈论，当然就看到了大名鼎鼎的疯子納什，深为普林斯顿的包容所折服，也顺便看到了 赖因哈德·泽尔腾 ，这个也许是离我最近的诺奖获得者了。但是，前段时间听同校经济系的同学说起他的演讲毫无逻辑，十分难以follow。不过，看他在诺奖网站的自我简介里却是有两句甚是有味的。 I had to learn to trust my own judgment rather than official propaganda or public opinion. This w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看了这句，让我想起的并非，现在很多人缺乏独立思考，相反，我倒是认为我们的独立思考是太过了，不仅有直接的独立思考，甚至在此一步上，更深深地思考，我虽如此想，但是我该怎么说呢？ 例子明显， 泽尔腾继续说道， My first contact with game theory was a popular article in Fortune Magazine which I read in my last high school year 我想会这样介绍自己研究动机的大牛在中国是不太有的吧，太下里巴了。。。（在此，也该反思科研过程中是否就该抱着学术搜索引擎） 自此，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倘若中国科研界今天有领军人物获得了诺贝尔奖对我国科研的发展真的有益吗？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向来是中国官道首选的手段，在这样的原则下，疯子是无力挤进领军的，因为他尚不被认可有弓，狗之用。这样，大批诺奖得主估计都得徘徊在体制之外了。 中国科研领军人物，先不论科研水平，卖相首先得好，人情必须练达，更不可有方向性错误。 研究获奖首先感谢国家，研究心得自是阳春白雪。 在此，不免抱怨一句，在中国，学的真本事确实是难啊，让我们这些心智不熟的毛头小子还得先看穿迷雾才行。 这样的科研领军人物，获得诺奖之后，示范的是什么？我看多半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成为体制自我标榜的卖点，进一步培养体制内人的有力依据，如此看来，似乎无人得奖反倒是更好了。 在此，恳请大牛们，有了好成果一定努力捂住，直到去行政化之革命功成。到时以堂堂正正的科研人的姿态来发表，而非弓狗之态去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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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朱清时作茧自缚

热度 1 大毛忽洞 2011-3-6 16:57

“去行政化”：朱清时作茧自缚 朱清时摸了 4 摸就到处喊难了。 摸摸摸：朱清时的第 4 摸，后面还有第 5 摸 （点击） 第 1 摸：摸教材。 摸教材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教材。 第 2 摸：摸培养模式。 摸培养模式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培养模式。 第 3 摸：摸学术空气。 摸了学术空气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学术空气。 第 4 摸：摸行政。 朱清时暂时认为，关键问题是“去行政化”。 以上是俺对朱清时 2009 年访谈录的总结概括。 朱清时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怪圈 （点击） 无一流师资就不能获得研招资格；无研招资格就不能吸引一流师资 朱清时被动就被动在自己在南科大竖起了一面杏黄旗（ “去行政化” ）。 目前，北大是副部级，清华也是副部级。 如果你朱清时先生在竖起杏黄旗（ “去行政化” ）之前能弄个副总理级，比北大清华高出两个行政级别，今天你老人家就不会为“鸡和蛋”的事情到处呐喊了。 如果朱清时有个副总理级（或再大点），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 附录：邓小平搞大学改革的故事 1977 年 6 月 29 日 ，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 “ 两个凡是 ” 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 1971 年，由 “ 四人帮 ” 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 17 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 “ 两个凡是 ” 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 　　 8 月 4 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 “ 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 ”“ 试招人数 4000 人至 1 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 2% 至 5% 。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 1977 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 “ 十六字 ” 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 “ 重视文化程度 ” ，文化考查方法 “ 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 ” 。同时提出 “ 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 ” 。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 “ 三下三上 ” 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 15 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 “ 四人帮 ” 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 “ 四人帮 ” 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 “ 文化大革命 ” 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 “ 科学和教育是 ‘ 四人帮 ’ 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 ‘ 四人帮 ’ ，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 ‘ 四人帮 ’ 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查全性，时任 武汉大学 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 1977 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 “ 十六字方针 ” 。虽然说是 “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 ” ，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 “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 ，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 8 月 6 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 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 ‘ 十六字 ’ 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 ‘ 十六字 ’ 方针，就是 ‘ 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 ，什么 ‘ 十六字 ’ ，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 ‘ 领导批准 ’ ，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 ‘ 十六字 ’ 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 ‘ 解放前上大学靠钱， 17 年上大学靠分 (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 ，现在上大学靠权。 ’ 群众气愤地说： ‘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 因此 ‘ 十六字 ’ 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 ‘ 走后门 ’ 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 ‘ 读书无用 ’ 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 “ 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 　　查全性说： “ 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 “ 你说来不来得及？ ” 　　刘西尧说： “ 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 “ 报告送出去没有？ ” 　　 “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 “ 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 8 月 8 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 “ 两个估计 ” ，尖锐指出： “ 对全国教育战线 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 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 “ 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 8 月 13 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以上文字来自：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eduhissz/2007-07-04/17562169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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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校长是什么官

fhylren 2011-2-28 17:50

毫无疑问，我不“应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而且这个得罪是真得罪，它远不像以往写两篇不和谐的文章骂骂政府那么简单，毕竟骂政府只是空口发牢骚，不会针对具体的人，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这篇文章的内容，则是会触犯到很多人的切实利益的。但是，我还是很想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自15岁起就以知识分子这个词标榜自己的人来说，得罪这些人是“应该”的，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名义。 这篇评论的题目叫《大学校长是什么官？》，顾名思义，在这篇里我要讨论的问题和大学有关，和大学校长有关，和官有关。 在2010年年初，有一个新的议题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就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在两会期间，这个问题一度提到了桌面上，但是，出于众多大学校长的反对（直接说反对不太合适，应该说明里支持暗里反对），这个问题最终没有拍板定案。 关于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的问题，我一直在关注科学网上的言论，毕竟科学网的用户基本上都是各个大学的专家教授研究生，都是大学里的人，但是我发现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科学网博主寥寥可数，为数不多的几位博主发表的言论却是极其隐晦的说着和事佬的话。 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一方面，科学网的众博主都是大学里的职工，你们在日常工作中都要受大学行政领导的管理，在你们头顶上有系主任，有院长，还有学校一级的领导，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晋升职称，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涨工资，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分房子，一句话，他们决定了你们在大学里的日子能不能混得好，所以，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你们在自己的实名制博客上表达触犯他们利益的观点，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倘若你们今天在博客上讲了他们的坏话，明天这些坏话就能从秘书的口里传入他们的耳朵，后天你们的职称评定和房子就都泡汤了。在中国，他们要给你们穿小鞋，你们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别指望能有人给你们做主。而另一方面，你们又都是受人尊敬的专家教授学者，你们的身份决定了你们不能睁眼说瞎话，你们在网络上说一句瞎话，被老百姓看到，你们一辈子的名誉就都毁了。所以兼顾左右，权衡利弊，你们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说话。毕竟，沉默是金，是房子，是脸皮，是自己的前途，更是养活老婆孩子的饭碗。 我想了想，你们不说话，那就由兄弟我来开一炮吧，反正在做科研的道路上，咱已经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破罐破摔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对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本人的观点是： 只要大学行政化的制度还存在一天，中国的大学就永远是三流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不在这里空讲大道理，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一、我注意到昨天（3月20日）科学网首页上的公告栏中发布了一条消息：科学网博主陈永江等六名西安交大教授举报李连生造假案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并且在这条消息的链接中给出了3月20日《焦点访谈》节目的视频，视频地址在下面，大家先看一下：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9086853877888 看完这段视频，我有如下几个问题： 在西安交大的李连生造假被陈永江等六名教授发现，并且告到西安交大的校领导那里的时候，校领导这样说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 到的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愿意退出6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你们能不能停止你们网上的检举揭发？”……“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西安交大地处内地，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来之不易。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 1、请问： 校领导的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相信每个人对这几句话都有自己的解读，反面教材同学是这样翻译这几句话的 ：“我们 作为西安交大的校领导，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年头，全国的大学都在作弊，都在造假，这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你们这6个教授，专门跟我们作对，给我们添乱，搞得我们50多天睡不好觉，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们想要钱，我们可以在拿到奖以后分给你们一些，可是你们不应该这样公然闹，你们闹大了，让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了，我们没面子；让全国的人知道了，西安交大没面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整个中国都没面子。你们还是别在网上瞎说了，你们这样把事情闹大，让我们下不了台，我们不好过，也肯定不会让你们好过，所以你们这样做对大家都不好，何必呢？再说了，西安交大这个地方本来就偏，我们的科研成果指标能混到全国第16，不容易，你们要有点大局观，别再那么不和谐了。OK？” 我这个翻译没错吧？现在问第2个问题： 2、请问：作为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校领导，为什么他会表达出“我们作为西安交大的校领导，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年头，全国的大学都在作弊，都在造假，这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你们这6个教授，专门跟我们作对，给我们添乱，搞得我们50多天睡不好觉，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们想要钱，我们可以在拿到奖以后分给你们一些……”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大学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 为什么？ 有人说：“ 因为这几个领导是人渣，他们的道德水平不行 ！” 错，大错特错！问题本身根本不在具体的某个领导身上，如果你认为这几个领导不行，你可以换掉他们，换成你认为不是人渣的人来坐这个位置，可是在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原以为不是人渣的人也会变成你口中的人渣。这是一条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普遍成立的定律，我自己喜欢把它称之为染缸定律——一个人，无论本身品质如何，只要坐到这个位置，就必然会被染成人渣。 还有人可能会跳出来说：“ 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做科研就应该功利 ！” 对此，我引用一段话： “I ask you solemnly whether by the given oath you undertake to promise and conform most conscientiously that you will defend in a manly way true science, extend and embellish it, not for gain's sake or for attaining a vain shine of glory, but in order that the light of God's truth shine bright and expand.” 中文版： “我庄严的要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的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这段话是欧洲大学19世纪在授予学生博士学位时要求学生宣誓的誓词 。“誓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在这个誓词中，要求每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用他真诚的良心许诺捍卫真正的科学，不为厚禄所趋，不为虚名所赶…… 这话说得多明白？在面对利益和原则的矛盾时，作为一个博士，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教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不用我多解释。 那么大学的校长呢？什么叫校长？顾名思义，“一校之长”，也就是说校长是大学的老大，他是代表大学的，而他要代表大学，他的行事原则必须是满足大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否则他不配当一个大学的校长。对吧？ 现在，真正的问题和答案终于来了：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大学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完全不顾及大学应有的道德底线？ 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校长，并不是真正代表中国大学的，而是代表政府的。中国大学的校长，本质上不是学校的校长，而是政府的官员。 3、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说中国大学的校长是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处理 大学事物时就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 ？” 让我们从这个逻辑来考虑： （1）当官，有高、低，大、小之分，对吧？如果你当了官，你想不想升官？如果你当了小官，你想不想做大官？如果你当了科长，你想不想升处长？你当了处长，想不想升局长？你当了局长，想不想升部长？当了部长，想不想做总理？答案是显然的， 一个不想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所以，一个不想当大官 的官就不是一个有上进心和事业心的好官。 是这个道理吧？ （2）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这意味着他也是一个官，根据（1），大学校长肯定也想升官。那么， 大学校长该如何升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大家都想得到： 通过他在大学做校长期间取得的政绩来升官。 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在大学工作期间，这所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个校长很可能就会因此升官，将来某一天，他可能就不再是大学的校长，而会被任命为教育部或者其他部的部长，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 那么 如何评定一所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研究成果呢？ 一靠排名，二靠得奖。 大学的排名和得奖，就是用以量化评定大学取得发展和研究成果的标准，也是衡量大学校长政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恰恰就在上面的视频中出现了——“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 ”和“ 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 ”。 现在相信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西安交大的校领导会如此迫切的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了吧？ 因为这个奖就代表着西安交大校长 的政绩！西安交大如果拿了这个奖，校长就能升官！ 除此以外，什么为了学校的名誉和脸面，为了学校的发展，全是扯淡！ 请注意：我说“为了学校的名誉和发展”是扯淡，这不是骂人话，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在于， 如果一个校长真正在乎的是自己学校的名誉，那么他最应该关心的 是自己学校里有没有发生玷污学校名誉的事情，有没有人作弊，有没有人腐败，有没有人弄虚作假，以及如何杜绝这类玷污学校名誉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在一边维护作弊者的同时另一边去警告甚至威胁那些维护学术道德敢于和学术腐败作斗争的人！ 而从西安交大校领导嘴里说的话来看，他的做法恰恰相反。所以如果有人说校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打死老子也不信。打死打不死打不打都不信！ （3） 校长是官，他自然想升官。升官需要政绩，政绩就是得奖和排名。 那么在这个前提 下，一所大学里有一个教授想申请一个大奖，你作为校领导，会不会支持？ 当然会。 而假如这个教授申请这个奖是 依靠作假 ，但是上面的 审查不那么严格 ，申请得奖的人又 做了点手脚 ，把事情做的 不那么容易看出来 ，你作为学校的领导，会不会默许，并且继续支持评奖？ 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些犹豫 ， 但是考虑到你在这所学校当校长，也干不了多少年，有了这 个奖，你说不定明年就升迁调走了，而作假暴露，不知道要多少年，到时候恐怕你早就不在这个地方，而被调到更好的地方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再说，即使暴露，也殃及不到你头上，因为申请评奖的是下面的人，你只是校长，是中间人，出了事你就说不知道，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再再说，全国其他学校也肯定有造假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家。别人都造假，你不造假，别人都占便宜，就你当老实人，这说明你是一个290。 在这样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大学校长会怎么做，不用我说明，谁都猜得到。 这时候， 假如学校里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个教授申请得奖的秘密，并且打算把事情捅出来 ，你作为校长，会怎么做 ？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压下去，把这几个闹事的压下去 。于是你会做和西安交大校领导所作的一模一样的事，你说的话会和西安交大校领导说的一模一样：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到的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愿意退出6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你们能不能停止你们网上的检举揭发？”……“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西安交大地处内地，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来之不易。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 如果压不下去怎么办？ 这很好办，大学的校领导同时也可以操纵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如果真的压不下去，那就只好把下面具体造假的教授小虾米拉出去砍了，而作为校领导的自己这时候虽但毫发无伤，还能玩一把RPG，扮演一下包青天的角色。 ———————————————————————— 插播最新消息：3月21日，西安交大主页上已经公布了对李连生的处理方案，链接： http://xjtunews.xjtu.edu.cn/zhxw/2010-03/1269152023d26158.shtml 全文： 学校取消李连生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来源：交大新闻网 日期：2010-03-21 14:11 点击： 10479 今天（3月21日）上午举行的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作 出决定：鉴于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2007年12月，在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公示期间，我校陈永江等教授实名举报李 连生在申报“往复式压缩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获奖项目 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学校对此举报 高 度重视 ，通过校学术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展开 深入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学校于2008年3月 致函教育部，建议撤销授予该项目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随着对李连生其他学 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核实，2009年4月学校决定免去其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职务；2009年12月，针对李连生相关学术不端问题，校学位委员会决定免除其 博士生导师资格。 今年3月5日和3月20日下午，学校在此前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基础上，两度召开“六位教授 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提出对其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的初步 意见。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上，根据《西 安交通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全员聘用制度实施暂行办 法》作出上述处理决定。 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指出，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严谨治学传统的百年老校，对于建 设优良学风的要求是严肃的和一贯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存 在，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Neil反面教材： 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事情如果败露，校领导绝对是扮演包青天的角色的。请注意一下上文中我标注为红字的部分，大家可以和前面焦点访谈中校领导的口供进行对比，就当饭后笑话。 顺便说一句： 其实在这件事情中，我反而有些同情李连生，你呢？ ——————————————————————————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西安交大校领导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把你换到他那个位置，你也会顺其自然的做他做的事，说他说的话，你也会在瞬间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人渣。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在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在西安交大发生的这样的学术 腐败事件？从本质上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他们不是单纯的校长，而是政府的官员。他们是官，就想升官，想升官，就追求政绩。而在中国这个政治制度不完善，缺乏监督体制的国家，官员一味追求政绩必然导致腐败。 在一个大学，一校之长在面对政绩的诱惑时，都放弃了学术道德的准则，下面还能好吗？！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突然有一个问题浮现在我面前： 中国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遵守学术道德的 准则呢？他们又不是教授？ 这个问题之于我而言是无解的，还是把它留给你们去思考吧。 二、关于西安交大这件事就评论到这里，接下来我准备说第二个问题： 大学校长，究竟 是个什么官？ 我上百度搜索了一下，发现说法不一，最普遍的看法是： 全国除了31所重点高校外的普 通本科大学校长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而31所重点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比地级市的市长级别高。 我个人认同这个说法。为了形象生动的说明大学校长到底是多大的官，我和上面一样举一个例子： 请大家打开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 旭日干，绑架 。 会看到一组这样的新闻：2005年12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教授被人绑架，13小时候成功获救。具体这个事件的细节，和新闻里讲得无异，大家直接看新闻就可以。 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离我家只有20分钟步行路程，我年少时上的中学就在内蒙古大学马路对面，所以这件事离我非常近，既然近，那么我就就近抓过来。 事发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复习考研，所以对详情不了解，但是在那年冬天我回去之后，身边的很多人向我讲述了当地警察解救旭日干校长时的场景，他们不约而同的使用了一个词：场面壮观。 据说，为了解救旭日干校长，全呼和浩特市的警察，除极少数在警察局留守以外，其余全部出动，整个一座城市被警车围得水泄不通。我身边的几个七十岁的邻居老太太说她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警察，真是开眼了！像这样的阵势，还不能火速成功解救出人质，这就真的见鬼了。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但是我却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长被人绑架，会引 得一个城市几乎所有的警察都出动？ 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我们看重知识，看重文化人，大学校长代表大学，我们当然 重视！这反映的是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 。” 还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我们的警察队伍如何如何奉公爱民，如何如何工作努力， 为保障市民的安全如何如何 。” 我不认同这两种说法，理由： （1） 在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学教授失踪，被绑架，被谋杀，这都不新鲜。但 是我们却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大学的教授在失踪之后会得到警察局如此的重视，以至于一所城市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会出动。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情都实属罕见，所以这件事和文化人，和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压根没关系。 （2） 不是我刻意贬低我国的警察叔叔队伍，但我要实事求是的说一句，根据我的所见所 闻，中国的警察，整体素质就那么回事儿。 我自己琢磨了一下，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旭日干被绑架，能够引得那么多警察出动 ，警察局专门为解救他一个人都走空了，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是一个院士或者教授，而在于他是内蒙古大学的校长，而内蒙古大学的校长，是一个级别不亚于呼和浩特市市长的官职。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问题，马上豁然开朗： 请问，如果呼和浩特市的市长被人绑架了，或 者中国其它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被人绑架了，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这绝对是会造成极大轰动效应的恐怖主义事件！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警察局能不倾巢而出吗？市长被绑架了，警察局如果不能在短期内破案，警察局长的乌纱还能保得住吗？ 很遗憾，绑架旭日干校长的那几个哥们儿并不知道内蒙古大学的校长原来是比市长还大的官，要不然借他们十个胆子他们都不敢！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所大学的校长，他是官，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官，他是一个大官，是一个大到可以和一所城市的市长平起平坐，甚至要比市长位置还高的官。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所在的大学的校长，会摆这么大的架子，会有这么大的官腔了吧？ 三、 大学校长的待遇怎样？ 这还用问吗？大学校长既然行政级别不亚于市长，那么至少市长是什么待遇，大学校长就应该是什么待遇。市长如果出门坐奥迪A6，校长肯定不能坐QQ；市长出门上飞机坐头等舱，校长肯定不能坐经济舱；市长登机走VIP通道，校长肯定不能和老百姓排队；市长外出住五星级酒店，校长肯定不能随便在小旅馆凑合；市长家里住别墅，校长肯定不能住筒子楼。对吧？ 四、 为什么大学校长会反对去行政化？ 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很明了了。去行政化意味着校长不再是市长级别的官员，校长不再能和市长平起平坐，校长平时不再有高级车坐，坐飞机不再走VIP通道，出门不再住五星级酒店，就算被绑架也不再有警察愿意搭理。 如果你是大学校长，你会愿意吗？ 五、 大学校长们反对去行政化，而且反对得很有“艺术”。 我在前面提到了中国大学的校长们都反对去行政化，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他们是明里支持暗里反对。什么意思？ 让我们观察一下大学校长们的言论，他们的说法是： 中国的大学，从长远的角度讲，应该去行政化。但是，在目前社会普遍行政化的前提下，大学去行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 这个说法的前半句讲得还是比较有良心的，但是后半句比较让人费解。 什么叫大学去行 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 对于每天忙于生计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你一提行政这个词，他可能就头大了，因为他完全不懂，这时候你再把话说得隐晦点，他转身就走，上网偷菜去了，至于你说的是什么，他不会去琢磨。所以，大学校长们反对得很有艺术，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被忽悠了。 可是，作为不爱每天偷菜的知识分子，大家就得好好琢磨一下。大学去行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这个伤害是指什么？ 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长不再是市长级别的官员之后，我们的大学就不再受到社会的重视了？ 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我们的大学文凭就不值钱了？老百姓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去考大学了？ 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我们的大学教授就不会再被社会所认同了？我们的大学教授就不会再好好教书做研究了？ 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彻底完蛋了？ 当然不是啦！否则的话，为什么外国那么多所大学的校长都不是官员，学校却是世界一流的，以至于我们中国大学的具有高于市长级别行政职位的校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人家的大学读，而我们具有高于市长级别行政职位的校长手下管理的中国大学，却是世界三流的？ 大家好好想想，中国的大学经过了60年的努力，取得了那么多成绩，是不是说假如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官员，这些成绩就不存在了？而且今后再也不会出成绩了？ 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中国大学的校长是神吗？莫说是不是神，你就是说中国大学的校长比学校里在读的学生更有文化，这都是未知之数！ 归根结底， 校长们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想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 。 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这样翻译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话的： 你想搞行政改革，想去掉大学校 长的官职，可以，我们赞成。但是你不应该现在搞，你要搞，最好等我们退休以后再说，不要拿我们开刀！ 六、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现在做总结发言： 中国自建国以来，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被政治化了，政府插手接管了许多本不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并且终于把这些事情都折腾个够呛。比如中国足球，还比如中国的大学。 中国足球，无论如何，都只是娱乐项目，可中国的大学则完全不同，因为大学真正会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后代，这个国家的人才，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在中国足球的问题上，政府可以马虎，可以犯愣，可以脑残。但在中国大学的问题上，绝对不可以。 Neil认为， 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工作，势在必行 。 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再是政府 的官员，不再有升官的目标，不再受政绩的诱惑时，才能从上往下杜绝学术腐败的滋生，才能把官场的腐败从大学校园里驱赶出去；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只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而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时，他才能安守本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他才能把建设学校当做自己真正的工作目标；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再具有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和社会地位时，他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厚禄所驱，不为虚名所赶，坚守自己学术道德的底线，把大学精神发扬光大；只有当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工作顺利实施，中国的大学摆脱政治的困扰，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学术单位时，中国学术的春天，才会真的到来！ 注：因为这篇文章太长，为了保证你不在阅读时走神，我这次使用了比较多有颜色的字体，可能有点花，将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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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科研体制、去行政化及权威

zhaodl 2011-1-23 10:34

闲说科研体制、去行政化及权威 近来，科学网上的几个热点一直备受关注，也不乏愤青之言。正如，学术问题一样，皆是各有各的理。其实，在我看来多数是“过虑”或者是在前进的过程中顺势搭把手而已，多少会加快点进程，特别是已经形成热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非”之辨！ 一是关于“科研管理体制”问题，并不是不知道“目的地”，而是路径的探索，探索之中必有“利益集团”的干扰，必有认识的统一，必有过程的渐进，快慢的问题在于“机遇”，也在于“坚持”。体制问题或者是自律问题，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可还是要辩论一番。 二是关于“去行政化”问题，当权者恋权，获利者护权，难道无权无利者就真的会“弃权”？实际上，问题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一是去行政化者一旦“被行政化”，在权力之中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立场”？二是“无行政”的情况下，行政化下的无权无利者是否能够承担起“管理”职责？是否能够建立“合理的机制”？我看不可能，能人永远是能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行政化体系中的“得利者”，在去行政化的体系中同样会“变身适应”。是否行政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于群体“科学和民主”的认识和能力问题。 三是关于“社会权威”问题。社会权威是社会的希望所寄，也是个体责任的寄托。在自我逃避责任而又期望他人尽心的情况下，希望和失望是永远共存的。权威承载寄托，也获得了相应的“供奉”。民众付出了“资源”也获得了解脱。社会尊重权威，但并不担心权威的陨落，历史从来都是在更替之中前进，在寻找之中成熟。原有的权威“破产”，让人“失望”，而新的权威自然会被找来、替补。在权威缺失的状态下，正是新的权威出现的机遇。为社会而珍惜“权威之名”还不如讲应当“学会自重”，免得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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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 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

panfq 2011-1-19 17:29

2011 年 01 月 19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李芃 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 复旦大 学 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 “ 这相当于复旦的 " 宪章 " ，不容草率。 ” 参与复旦 “ 十二五 ” 规划起草的一位文科青年教授近日对本报表示，订立大学章程已明确写入复旦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应该不会匆忙出台。 据悉，包括复旦在内的 26 所高校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去年底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 “ 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 的试点高校， “ 学术为魂、依法治校 ” 将成为复旦的新探索。 在因 “ 行政化 ” 日深而多被诟病的教育界，复旦的改革令人期待。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制订大学章程极有可能碰到的问题是 “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 ” ，破解这一循环殊非易事。 行政系统抵触 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 “ 前途暗淡 ” 在 2010 年底的一场答谢会上，杨玉良公开阐述了复旦 “ 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 的 16 字治校方针。 “ 不管是 " 育人为本 " ，还是 " 依法治校、民主办学 " ，核心都是 " 学术为魂 " 。 ” 杨玉良说。 据介绍，复旦 2010 年作出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校方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校长，杨玉良以身作则，打破传统，率先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 为了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复旦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 “ 召见 — 问责 ” 制度。杨玉良表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上述改革引发了行政人员的另一种解读。某学院副院长私下里就对人表示，杨校长的设想 “ 不靠谱 ”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副院长一直在行政系统任职，没有从事过教学或科研工作，显然他担心改革会影响到自己的职权。 据透露，拟议中的改革也让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颇为担忧。作为教育直属高校，复旦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些行政部门都有相应的级别。此次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 “ 前途暗淡 ” 。 据记者了解，在 2009 年初杨玉良履职校长后，有关改革方案就一直在酝酿中。但复旦校方对此始终相当低调，从未公开、专门论及，甚至连大学章程的起草班子组成也秘而不宣。 绕不开的官本位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 复旦此次改革，主要在校这一层级，让行政领导逐步退出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评定委员会这三大学术组织。而在绝大部分院系，院长或系主任与上述三大委员会领导已实现职务分设。 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介绍，院里的各项事务由党政联席会议和各种委员会集体决策，包括院长在内，谁都没有一票否决权。不过，前述参与复旦 “ 十二五 ” 规划的文科教授直言： “ 院长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 “ 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 ” 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 “ 学阀 ” ，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改革不应限于大学内部 大学章程要解决的不只是学校内部治理，还要界定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 去行政化 ” 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 熊丙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 26 所，像 上海交通大 学 早在 2005 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 (21 世纪经济报道 ) http://edu.qq.com/a/20110119/000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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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选校长”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突破口

周可真 2011-1-1 17:14

2010年03月16日 13:38 中国青年报 http://edu.ifeng.com/opinion/detail_2010_03/16/433157_0.shtml 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吁由来已久。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今年两会期间，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不少名校校长却一方面强调不看重自己有多高的行政级别，一方面又认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 这样的表态，引起了舆论的争议。有的认为大学校长们对去行政化叶公好龙，有的觉得大学校长们口是心非，实际上很在乎部级、厅级的地位。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冷静地想一想，大学校长们所说的情况恰恰是客观存在的。大学早就不是世外桃源，而是越来越走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前行。将大学重新装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之塔，显然不切实际，不仅难以发挥大学引领社会的重要作用，也无法给大学营造一个健康发展的空间。 因此须指出的是，大学行政级别与大学行政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大学行政化主要表现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大学内部的行政与学术关系两个方面。前者突出地体现在政府部门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后者突出地体现在大学本身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而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充其量说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学之弊的祸首。 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大学的行政级别可以取消，但校、部处、院系的层级划分和权力分配却无法取消。可见，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也好保留也罢，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遵循教育规律，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在于大学本身要遵循学术规律，让行政权力增强对学术权力的尊重和服务。 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而民主推选大学校长则是重要的突破口。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建议， 高校校长实行民主推选机制，由教授、学生等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笔者十分赞成。 现在的校长考察任命机制，最大的弊病是被任命者很难被群众公认，有的甚至直接调用政府行政官员，导致外行办教育。同时，按照纯粹政府官员范式任命的大学校长，往往只对任命他的政府部门负责，而缺乏以学术与师生为中心的积极性和动力。 民主推选大学校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校长的责任属性，使其从唯上、唯官、唯权的思维桎梏中走出来，转而做到尊重学术、尊重师生、尊重教育规律。而且，民选校长时刻处于广大师生的监督和制约之下，有助于推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清晰界定和有效运行。这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所在。 相关博文 ： 大学办学自主权与校长任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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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展望南科大，先了解朱清时

kexuepifu 2010-12-26 10:21

请看天津日报记者的报道和访谈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天津日报 ) 朱清时， 1946年生人，1968年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 化学 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至2008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等 采访手记 深圳是一座充满朝气的年轻城市。它是年轻人创业的战场，也是实现梦想的天堂。在我的印象里，深圳属于年轻人。 偏偏在这里有一位生理年龄 64岁、心理年轻34岁的朱清时。他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打拼，非要开辟一块新天地，创办一所全新的一流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本来，他早已功成名就。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 10年，因为年龄原因刚刚退下，又迎着人生的新挑战奔赴深圳，再做拓荒牛。 朱清时是化学家，他的思想和实践总能给人 化学反应出其不意的震惊。譬如，他是第一位公开抵制教育部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的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他在多种场合呼吁，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要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 最近他又说，我们不能等了，明年春天就自主招生，从高二学生中选取 50名学员。3年？我们等不了，深圳等不了，高教要改革的趋势也等不了，我们先干起来。 这些 朱氏壮举和朱氏高论振聋发聩。朱清时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大学校长，高校教改的勇敢践行者。 朱清时为什么这么 牛？他为什么这般敢说敢做？他的思想勇气从何而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有一个 解读朱清时的心愿。我从天津飞到深圳，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 我握着他的手，软软的，暖暖的，没感觉到什么力量。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学者、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师。 他的眼睛很亮，有让人看不透的深邃。 跟朱清时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心平气和，娓娓道来，语气平缓自然，却时不时地让你心中闪亮，茅塞顿开，感受到那无形的思想力量。 他说，我们正忙着筹备招生的事。我说，为什么非要赶在明年春天？ 他说，不能再等了。如果按照教育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一个文件，还要等3年呢。学校建起来了，教师、员工从海内外招聘来了，万事俱备，只欠招生了深圳是特区，我们就特事特办，先干起来。 我说，我们最关心的是，您的教育理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人生经历促使您产生了这些想法？并且，能够勇敢地付诸实践？ 他说，人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经历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人生。当年，我从成都 13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它只是一所普通中学，却培养出了两名中科院院士，我和陈霖。 中小学时期的朱清时，心中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他崇拜三个人：第一个是牛顿，发现了许多科学定理；第二个是修改了牛顿的爱因斯坦；第三个是法国年轻的数学家伽罗华。伽罗华在上中学时，就解决了一个数学家们 6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数学难题，高质方程有没有根号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奇特，发明了一种概念叫群论。 朱清时说，伽罗华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他知识那么少，却解决了许多大科学家没解决的难题？就是他的知识恰到好处。不多，但该有的都有了。太少，不够用；太多，可能被束缚。他的特长是思维能力特别强，能拐许多弯儿，思维深度很深 所以，我崇拜追求真理的人，崇拜敢于说真话的人。这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个影响是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他在青海西宁一家铸造厂干了 5年修炉工。整天跟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打交道，钻到冲天炉里修炉子，就像在火里面被锤炼，很苦很累很危险，每月50斤粮食的定量，全吃完。 朱清时说，如今的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吃苦也是一种人生财富。它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我的思想基调，这就是要脚踏实地做事、做人，要独立思考，不追赶潮流，不人云亦云。这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我的人生起点很低，人在极苦的环境中走过来，再干其他的工作，就不觉得是苦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当过修炉工，还能有比这更苦、更差的吗？ 天道酬勤。朱清时抓住人生机遇，参与并领导了一项重要科研项目，厚积薄发，如日中天 1991年，45岁的朱清时成为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他不仅科研上硕果累累，而且，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10年，成为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学者。 他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在体制内成长，也是体制的受益者。可是，他却直言不讳地抨击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一次，他参加教育部直属校长会议，他的发言令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私下里议论，这个朱校长，胆子太大了。 我说，您的勇气从何而来？为何这么敢说敢做？ 他笑了，说也许是一种责任心吧。既然我是校长，就要把学校教育搞好。我对国际上的大学很熟悉，我想办国际一流的大学，但做起来却非常艰难 朱清时用了 10多年时间，逐步认清了制约高校发展的诸多弊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看到那里的教材非常好，知识更新很快，编写非常精彩，学生很爱读。于是，他从改革教材入手，组织老师到世界各地去调查、学习，回来编写新教材可是，慢慢地，教师们对编写教材没兴趣了。他认为，不是教材的问题，而是教师的问题。就千方百计引进优秀教师可是，一些原本非常优秀的教师，时间一长，就被同化，变得平庸了于是，他看到了根本问题我们的体制不行。 朱清时说，特别是最近这 10多年，大学行政化的趋势在发展，校长像官员、大学像衙门，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如果不去行政化，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也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于是，朱清时利用一切场合大声疾呼：大学要 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 我说，可能别人也看到了，却不说。您敢于说出来，没有什么顾虑吗？ 朱清时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呀，认识到了真理就要说出来，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坚持真理没什么可怕的。 访谈录 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在全球遴选校长，您在 200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全票通过，成为该校的创业校长。在常人眼里，您功成名就，何必还要在花甲之年独身一人跑到这里创业呢？ 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位置卸任之后，本打算过清静的生活。表决结果出来后，有的委员打电话给我，也有的专门乘飞机到中科大找我，说我们当校长时，总是遗憾无法做成最想做的事情，现在深圳具备了这些条件去创新，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这些话打动了我的心。说实话，我深深地感到，在原有体制下推进高校改革太难了。深圳创办新学校，就可以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 记者：您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社会上对大学有一些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以为大学是相对小学、中学而言的，因为其学校规模大、学生年龄大而称之为 大学。 大学一词源自universitas（拉丁语），意思是做学问的师徒共同体。威廉洪堡把大学视作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由此，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基调，这就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洪堡的故乡德国，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开国之际便被写入相当于宪法的《基本法》，而且成为任何修宪举措无法撼动的条款。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人才辈出？这是制度上的保障。 我理想中的校园，弥漫着 学术自由、科研自由、教学自由的空气，在教师和学生中洋溢着追求卓越的风气。它应该是一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具体说，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个是校园要安静。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的学校可以不豪华，但一定要很安静。我当校长的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忙着争项目、争经费。后来忽然觉得，大家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搞丢了，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校园安静下来，老师和学生的成果，自然而然就有了。社会浮躁，大学不能跟着浮躁。现在学校整天忙着开会、评审、这个工程、那个工程 背离了教育规律。 第二个是校园要纯净。大学应该是坚守社会道德的高地，做社会的净化器。我所以极力反对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并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评估成了一些人的 政绩工程，为了得高分，就造假。比如，有些大教授、名教授，他们上课是不写教案的，课就备在他的脑子里。于是，就组织老师和学生给他们补写教案，这就是造假呀。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 记者：所以，您就坚决抵制教学评估？ 朱清时：教育是慢工出细活，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很高的教学质量不可能在几个月就完成。我们就是 原生态，谁来检查都是学校的真实水平。 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记者：您是第一个顶住压力坚决不搞扩招的大学校长，扩招被许多人认为是学校发展的一个 机遇，您面临的压力很大吧？ 朱清时：我当然知道扩招的好处，一个人头就一万多元，有的学校收到一万五六。我面临的压力上下都有。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披露过，一次安徽省人大开会，一位领导在会上说，中科大不建新校区、不扩招、不支持地方政府工作 学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卸任之后还有人说我不扩招是犯了战略错误。 但是，我能坚持个人意见。我是校长，我有否决权。关键是教师们都理解我，班子内部也没有不同意见。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学校并非越大越好，世界上有些大学规模不大，却是一流的。中科大有自己的定位，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我不捞钱、不捞地，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如果扩招一倍，教学质量就 稀释了一倍。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一般认为一位老师最好教12个学生，但扩招后教师要应对几十个学生，上课就像作报告，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效果很差。而且，扩招之后，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一倍，还有时间搞教研吗？ 记者：教学质量因扩招而被 稀释，本科生水平下降是社会公认的事实。 朱清时：中国大学为什么干了这么多蠢事？许多学校在扩招时都疯狂了，他们不是不知道扩招的危害、贷款的危险。很多人追求的是 政绩冲动，在我的任期内把学校扩建了、扩招了，这就是我的政绩。至于贷款怎么还，教学质量下降等等，我就不管了。这种政绩思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要受到惩罚的。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真理，就要坚持，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学术机构了，而是被 行政化了，成了衙门，谁官儿大，谁说了算，是行政机构的特点。大学是学术机构，应该是谁掌握了真理，谁说了算。但是，要扭转这一点很困难，在中科大我也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很多人是难以割舍的。 记者：您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吧？据我所知，秘书和司机应该是跟您一辈子的吧？ 朱清时：我在安徽中科大仍然有秘书和司机，我到这里就给自己 去行政化了。在合肥机场我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要交800元。对，这些都是我主动放弃的。 记者：这些待遇都是利益呀，放弃是很难的。这也正是您令人钦佩的地方。舍得是一种境界呀！ 朱清时：其实，我现在真的需要一位专职司机，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走在大街上，飞来一块石头，打在头部就会死掉。就像帕斯卡尔说的，人像芦苇一样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 记者：您自己带头 去行政化了，南方科大呢？ 朱清时：我们已经 去行政化了，没有从公务员系列套来的什么科级、处级，行政人员就是服务员，是为教授和学校工作服务的。当然，大家的物质待遇不会减少。去行政化就把学校内部的关系理清了。谁是主导，谁为谁服务，就清楚了。教授治校才能恢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我。 记者：您多次强调高分压力扼杀优秀人才，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南方科技大学将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自主招生，为什么要招高二学生呢？ 朱清时：我 1963年考入中科大时，分数并不算高，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我们上完课只复习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复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老师也没训练我们如何应对高考，就是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 现在的高中课程，在高二就完成了。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被 强化训练一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我们从高二学生中自主招生，就是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摧残。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 100分。这让很多人不理解。少年班的学生要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记得我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但是，过度施肥，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了。而且，土壤板结，把土地搞坏了，损失更大。 记者：是啊，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文 化学 术氛围被淡化了，教育的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非常浮躁，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出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 在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有两张中学时的成绩单。一张是 16岁时，成绩是：修身35分，算术100分，经学96分，几何85分，国文55分，植物78分， 英语 98分，生理98分，历史87分，图画35分，地理92分，体操85分。另一张是18岁时，成绩是：试验80分，品行73分，作文90分，习字69分，国文88分，英语98分，地理75分，代数92分，几何97分，植物80分，图画67分，体操60分。可见，郭沫若当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79分，国文、图画等3门功课不及格。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比较优秀。可是，郭老后来却成了大诗人、大书法家、大 考古学 家。 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 , 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还有，考清华时，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则是0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大学。钱伟长上清华时先读历史系，一年后他要求转读理学院，学校同意他试读。了解这些大师的经历，可以帮助认识为什么我们教育界没有培养出大师？可以激励我们坚定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的信念，让我们把真理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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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中国为何容不下一所南方科技大学？

热度 1 zhumengjin 2010-12-23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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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广福”博文"高校做得到去行政化吗？”的不同认识

王震洪 2010-11-4 14:19

博文确实写的好，指出了去行政化的难度。 事实上去行政化的目地是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民主、自由的管理体系，这是所有教师追求的。不是为去行政化而把行政管理取消，而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对于去行政化目标之一公平、公正，可能是最重要的。公平、公正是调动科技人员埋头苦干，追求科学卓越积极性的手段，因为有了公平公正，不需要无耻的拉关系走后门去为得到课题、为实验室建设奔波，而是凭借学术优劣获得到资助和实验室建设，这就促进所有人一心想着学术创新以得到资助和实验室建设。很多人认为，目前关系对得到课题和实验室建设占了 50% 以上的贡献率。这大大分散了科技人员投入到创新的工作中。常常是得到课题后主要想着交差并从中能够得到一点经济回报，创新的事情排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对于公开，它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只有公开，在群众的监督下才能实现公平和公正。 目标之二自由、民主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只有学术自由、民主才能使最卑微的、最不起眼的、最幼稚的声音放大。而这种最卑微不起眼幼稚的声音才是创新的源泉。因为大权威的理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最初都来自于它们。但反过来，如果研究工作者总是跟着从卑微起家的大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脚步去研究，当然可以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因为是为这些人建立更完善的体系，评审也是这些人，但是都是跟踪研究，其理论体系已经建立，再研究几乎不可能有大的创新了。可以想象，20 10 年诺贝尔奖工作石墨烯，中国肯定又有一班人马上跟上去研究，在这些人的鼓动下，科技部门也觉得是个好东西，投资几十亿去研究，但是最终的结果在花了大量金钱后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可能的结果是花几十亿元买回几篇 CNS 论文而已，为人家的理论提供证据，没有自己的东西。 学术自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把任何即使是最幼稚的想法都能说出来，在这些幼稚的想法中必定有大真知大理论。如果给学术自由在思想上通过行政管理套上一系列的紧箍咒，那还有什么创新，就是人云也云，永远跟着人家走。学术民主对最卑微最不起眼最幼稚的声音是一种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护它们。任何权威的理论体系都不能压制它们，让它们自由发声。结果在长期的检验中总有那么一些最幼稚的声音变成真理，变成权威的理论，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工作。 目前中国高校行政化管理体系是和公平、公正、公开、民主、自由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大学中科技工作者提出大真知大理论，获得诺贝尔奖是不可能的。 一谈民主和自由有的人就认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立。这是对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低估。社会主义也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这和当年小平同志讲市场经济是一样的，他说：社会主义不都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不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调控经济的手段。民主和自由对于科技、教育也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我们完全可以把发源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嫁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公平、公正、公开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固有的东西。毛主席带领千百万先烈建立新中国就是要实现公平公正。但是现在高校管理体系谁能够拍拍胸脯说实现了毛主席所追求的。高校往往是在某领域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委予官位，让它们掌握权力，资源分配的权力，希望他们做出大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但是，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委任，却恰恰事与愿违。正如 饶毅教授指出，有些人在局部或者国内取得权力或者权威地位，就肆无忌惮，任人唯亲，压制优秀人才。这阻碍了科技的发展，而且这些官教授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和他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官教授身处官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自然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一般来说，他们获得课题有关系可用，也利用关系，开展研究也是利用一班人在做，不亲自动手。而创新性人才需要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和物化自然的关系，大量时间思考和探索自然规律，如果陈景润在三四十岁就给予官位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还有什么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袁隆平在那个年龄也委予官位，那也不会有达到诺贝尔级别的杂交水稻成果。因而高校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要创造中国的科技历史是不可能的。 在高校不开展行政化改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触及了高校处以上这些人的利益不想改，也是因为这些人改革难度大。但是，我亲爱的党中央，如果高校不改，这个培养政治、经济、科技人才的摇篮这样乌烟瘴气下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受高校拉关系走后门，吹牛拍马寝染，没有追求公平、公正、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的素质，那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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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终于露出了底牌：115万

大毛忽洞 2010-11-3 20:53

南方科大终于露出了底牌： 115 万 给 115 万，你们来吧！ 再给你们搭配一个去行政化的红包。 人民网 1 ＋ 1 观点： 小蒋随想： 有种说法是世上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有人可能觉得这是富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钱解决不了一切问题，何况钱不可能是无限的。钱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的价值，但如果一个学者只认钱，这种人恐怕也研究不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真正的科学家眼中，钱不可能是最重要的，否则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不会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有人可能会说，时代已然今非昔比，如今的人更现实。那么就按世俗的标准看， 115 万年薪折合不到 20 万美元，这样的价码真的能和国外顶尖的大学薪酬匹敌吗？就算价钱一致，南方科大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能够让一流学者为其效力？换句话说，世界一流教授往往已经捧上了不错的碗饭，人家跑到南方科大来，图什么呢？就为了一句尚未实现的去行政化？国外的私立名校本来就没有行政化，一流学者恐怕犯不着冒险预期。更何况，南方科大还算不上国内一流名校，别到时候， 全职 教授挖不来，又搞成客座兼职教授混钞票。南方科大近期的响亮口号着实喊了不少，但人们更关注的是有什么实际学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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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察]荒唐的对教师去行政化

blueyye 2010-11-2 15:58

借所谓去行政化之名，深圳大学等高校大张旗鼓搞教师全员聘任并美其名曰取消教师干部身份和行政级别打破铁饭碗实行合同制，将行政化折腾大学再次推向高潮：把教师当作去行政化对象，全世界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创举么? 难道教师是行政人员? 当终身教职对稳定高等教育、鼓励潜心研究已被成熟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确认为一种长效机制时，中国却不断翻新夭折教授的改革，把大学当作试验场似的数年一轮回地轮番折腾，焉能百年树人? 行政化操纵的强势再次可见一斑：为什么去行政化的对象不是党政人员却是教师? 这是一个答案一目了然的问题。 折腾一个接一个，中国的大学还能经得起多少折腾? 如果真为国家民族的未来着想，就好好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稳定，休养生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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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施一公深圳清华讲座笔记

windlight 2010-10-24 12:39

赵凤光 周五听了 施老师 的讲座，并请教了施老师两个问题特记于此。 施老师的讲座ppt真的是非常朴实，就是白纸黑字，但施老师的口才很不错，将一个基础科研的前沿问题用通俗语言20多分钟表达比较清晰。 我提问的问题一，去行政化施老师有什么可以与大家分享。问题二：施老师作为清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以及结构生物学家在管理中对结构这个词有什么认识，之前 顾校长到深圳 讲建设一流大学学科建设问题，木桶理论中，资源到底向强势学科倾斜还是补充弱势学科。 （由于当时没有话筒，我坐在最后，加上有些紧张自己的思路也不清晰，第二个问题表达不是太清楚，但施老师还是给出了一个另外角度的解答。） 施： 1、去行政化不是意味着行政不重要，而是行政应该专业化，科学家应该做科学家的事，行政做好服务工作，清华之前有双肩挑的传统，我个人认为应该单肩挑。 2、结构化，我个人认为一流大学的生物学科应该有所加强，美国大学的sci因子在学校学科比重约为52%，而一流的前几名大学更高，占到60%多，而清华现在9%，北大十几与美国还有差距。这应该是一流大学所要形成的一个结构。（数据听得不太清楚，但数量级应该没有问题）。 作为领导，我本人还是希望以科学家为主，我本人主要参与人才引进，大项目的财务管理，其他行政有专业的院长来做。 其他人提问的问题： 1、中美学生的差别 施：中国的学生太保守，没有挑战权威的习惯，而老师也不喜欢被挑战。而美国则鼓励和有挑战权威和老师的传统做法。 2、转基因 施：转基因的科学问题对中国没有落后，中国人做这些实验已经很成熟。 3、中国人的危机感 预计中国将于2012年登月，而美国40多年前就已经登月，我们落后了快50年。如果现在发生战争，我们能与美日打赢吗，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具有危机感来赶超。 4、基础科研与产业，我们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以后，直接引导产业关注此项目，并形成产业，而且将能挽救不少癌症患者的生命。 5、癌症战争由尼克松宣布开战，这是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希望30年能完成这个战争，但现在来看，癌症死亡率变化不大，实际技术上已经提供了很多癌症的治疗方案。但环境污染等导致癌症发病率变高，抵消了部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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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下的“去行政化”

热度 1 zgzheng 2010-10-21 08:47

早上看到，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获批的消息。滑稽的是，就在昨天，还在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校长朱清时的焦急心情溢于言表。 教育部是否在看到消息后立刻做出了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真是中国管理制度的悲哀。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么长时间里，教育部的相关部门就南方科技大学的申请做了哪些事情？是否有胆量公布一下他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几次专家讨论？论证？几次部门会议？就哪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怎么样？ 要知道，南方科大事件只是中国行政化下低效的一个缩影。而我们所遇到的行政化尴尬远远不止这一件事。 中国的教育，是在行政化下的教育。喊去行政化的口号，不过是我们迂腐知识分子的天真想法而已。试想，在行政化的框架下，去行政化会有多少生存空间？要达到这一理念，知识分子势必需要放下心爱的科学研究甚至教育，去抵御行政化压下来的座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去行政化还有意义吗？ 在大学亦是如此，985工程211工程这么大的事情，必须要学校的学术部门，教授委员会等机构来论证决策，自下而上。实际上，一些学校的做法却是自上而下，由校党委常委等来拍板，而基层单位对于上面的决定基本的反应是----措手不及。 一方面，从教育部到学校，都在喊去行政化，另一方面，做事情却行政化，去行政化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对于朱清时校长提出的买电脑还要2个月的审批，我倒觉得这很好，反映出深圳确实在法规方面比较严格。实际上，南方科大的建设不必要深圳速度，就像我国的科学研究也不必深圳速度一样，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工作，需要的是清晰透明的行政化流程，需要的是责权利分明的架构，不要一有好处行政就抢功，一有问题行政就来踩。 行政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与服务，在管理方面重要的是理，不是管。在此意义上，才有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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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做秀将使教育科技失去更多

热度 1 王震洪 2010-10-3 10:17

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再谈三点。首先是行政命令学术（或学术自身向行政学习），使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出创新成果难上加难。做行政工作和做创新性研究工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做行政工作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必须具备严格遵守上级提出的各种理论、原则和方针的素质。行为上要求坚决执行各种方针、政策，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对上级领导绝对服从，处理好各种人与人之间（上下级）关系。而创新性研究工作则体现在对过去一切固有的或不与时俱进的东西的否定，追求新事物。在行为方式上，要找错，发现理论和技术的缺陷，处理好人与自然、物化自然（生产工具等）的关系。行政长期指挥学术，做研究的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创新将没有思想和行为基础。特别是文科教授，学术思维和行为方式行政化更突出，当政治上出现一个白皮书或一个什么方针的时候，就只会对其解释。对于自然科学教授，特别是当了校官之后，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政化也非常明显。这些教授官或官教授，尽管科研经费呈飞跃式增长，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之人只是凤毛麟角，因为科学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不去努力创新发现新规律，否定（权威的）旧理论，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大量时间、物力、精力用于官场关系和科技关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维持现在的官位和科技人脉，实现官位和科研经费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些人却随时在谈论创新、要实现创新。 第二、在人事、资源分配上不透明、不公开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系统挫伤了一大批希望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大学行政管理体系在外界的人民教师看来，就像一瓶墨汁，根本看不透里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体系的建立，比如一个院长的任命决定于三个因素：和上级领导的关系、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如角色转换（对上级说什么话、对下级说什么话是不一样的）、行动力等。但是基本不考虑这个人的德。一般的情况是这个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行政领导同时是学术带头人的人，在人事、资源分配上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基本上总是先满足他的学科需要，使他的平台急剧膨胀，其它学科处于被忽视状态。这种资源分配导致了产出 - 投入比低下，也塑造了不公正的管理体系。人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淡薄名利的人也有，如吴冠中、袁隆平等，但大部分人的积极性是靠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调动的，科学大师也需要体面的生活、工作和环境。因此，目前大学中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系基本上是不得民心的。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思想：能做多少做多少，在这种管理体系下，做不出什么东西也无所谓了，因为这样也是不愧于时代的。 第三、大学行政化、官僚化造就行政权威，贻害青年学子，浪费人才。由于大学行政领导权力不受监督，在人事、资源、人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成了凌驾学术权威之上的行政权威，调动了大量 70 后、 80 后优秀的学生报考这些人的研究生。因为报考这些人的研究生，尽管学习不努力，但分数仍然高，评奖学金的比例高，当学生干部比例高，也容易毕业，毕业还可能留校，找工作也容易。但是，由于所带研究生太多，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学不到做学问的真谛，拉关系、走后门、玩人脉那一套却学得很多。因为行政领导招收的都是优秀生，结果浪费了很多只要扎扎实实可以做出成果的青年才俊。甚至在研究生中，真正做学问的人还被嘲笑，在老师学生中形成一种坏的学风。当然，对于这些现象看不惯的优秀本科生，他们就努力学习，到国外发展，这对国家是一种损失。 由于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存在 , 制造了不透明、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的管理体系，要创造世界级的科技成果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这样下去，中国大学还会越来越没落。 10 月 4 日又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布日，中国也和往年一样还将不可能有人得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中国大陆人士得奖。因为诺贝尔奖一般是 10-20 年前发表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中国 10-20 年前以及在现在之前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找不到，要在 10 年内获奖几率都比较低。只有现在扎扎实实做工作， 10 年之后争取获奖。就一两项诺贝尔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经常出现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只有经常出现这种世界级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成果，中国的技术创新如打击航空母舰的替代技术、天 - 地 - 水通信技术、地球深部探测技术、宇宙深部探测和运载技术、人工合成粮食技术、重大疾病防治技术、重大环境治理技术等才会有根本的突破，生产力达到或超过西方国家水平，中国才能根本上冲出目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圆形包围，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确立成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 要达到这一目的，在中国大学建立透明、公开、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自由、民主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只有自由民主，人们才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思想，才有发现。自由民主可以让科技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归位，公正、公平是调动积极性的法宝，透明、公开是实现公平、公正的保证。《纲要》中提出在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是为实现这一创新性管理体制而设计的。它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自由和民主的学术环境，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可建立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实现大学管理的脱胎换骨。但是，目前大学去行政化可能会流于做秀，或形式上改变，内容不变，换汤不换药，如校长变成类似于 CEO 的东西， 内部的官僚体制一点没动。如果是这样，中国教育将失去更多。首先，到 2049 年建国 100 周年，真正创新的教育科技体系都可能还没有建成。因为从现在开始教育改革，进行扎扎实实的人才培养试验，没有 10 年， 20 年时间，难于出人才。 70 后、 80 后，甚至 90 后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而且可能已适应了目前大学的科研环境，要把他们中的一些塑造成大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培养很多世界科技大师可能只能从现在的小学、中学生中选择。到 2040 年代，现在中学生有 40 多岁，才有可能成为创造力最高的一代。但这都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扎扎实实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其次，如果做秀，中国大学教育的地位、大学教授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因为既没有创新，也培养不出人才，收入也低的行业，历来在中国是不受尊重的。如果再加上腐败，中国大学教育科技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足球了。第三、中国目前所处国际环境十分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际上已经完成对中国的圆形包围。周边这些小国，它们的节日或有难时，中国又慰问，又捐款，关爱有加，有时捐款数目还很大。但中国节日或有难时，一句慰问的好话都没有，还来侵占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只有朝鲜、巴基斯坦还支持中国。如果中国内部自身出事，一着棋走糟，有可能导致西方列强再一次进攻中国。要应对这一威胁，教育科技发展，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支撑经济军事发展，在军事上建立优势，打破围堵是关键。如果 20 年后，教育科技仍然自主创新没有长足发展，经济军事技术都像现在一样基本靠引进，这种危险将可能变成现实。因此，行政化改革时不可待，科学网上的国内外学者、朱清时老师都急呀。有幸的是科学网提供这个平台交流 , 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高的共识。 不过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要想做，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实现。相信在中国大学建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管理体系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如若担心在大学行政化改革中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可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某些东西固定下来。如，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自由促进法》，明确规定《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等不能自由讨论，为大学民主自由画出一条红线，同时在该法律中也规定，任何权威或领导的理论，任何人只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都可给予批评，为学术自由建立起保障。建立《大学行政（党委）和学术管理法》，明确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责、权范围等，使学术管理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学术繁荣。对大学中的院士、校长、院长、学术带头人的权责利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使管理体系公平、公正、公开。对于科研经费分配，要实现公平竞争，最重要是要有监督。要有监督关键是要公开和透明。建议 973 、 863 、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种项目，实施现场转播和视频录像制度。由教育科技频道转播，什么专家评审、何时评审是透明的。每个申请者都能收到自己项目评审过程的视频，接受和被拒绝都看得清楚明了，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意见。目前，在城市的大部分公共场所都有视频监控，成本并不高。国家科技项目用视频录像的形式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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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高教关键词：肖传国事件；专业目录调整；去行政化改革；研究生招生

lgmxxl 2010-9-30 09:04

九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开始实施；广东启动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大学校长有望职业化；山东大学将四书五经纳入必修课；教育部将继续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范围和规模；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力资源情况》白皮书称： 2009 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1100 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7.4% ；数十位知名教授当招牌 中科大首试上门招研；深圳大学启动人事制度改革 全校无官校长相当于 CEO ；教育部启动新一轮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部分高校将可自主设置专业、不受学科目录限制；肖传国等五嫌犯对伤害方舟子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综合讲来，以下词汇应该成为关键词：肖传国事件；专业目录调整；去行政化改革；研究生招生改革。 肖传国事件： 9 月 28 日 ，肖传国等 5 名嫌犯对故意伤害方舟子和《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方舟子与肖传国恩怨积累多年， 2005 年 9 月 14 日 ，方舟子在搜狐健康频道指出肖氏反射弧并没有得到国际公认。此后，方舟子发表文章，指出肖传国 20 多年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有 4 篇，引用率平均只有 7 次。肖传国因此失去了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资格。为此，肖传国发誓对此进行报复，终于醇成举国震惊的教授雇凶伤人案，也使中国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下神坛。 专业目录调整： 日前，教育部在京召开了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专家会议，成立了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综合组和专家组，正式启动了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一轮目录修订工作的目标任务，即：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有利于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指导性、开放性本科专业目录。改革本科专业目录管理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形成更加有利于专业动态调整的新的管理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第一次修订目录于 1987 年颁布实施，修订后的专业种数由 1300 多种调减到 671 种；第二次修订目录于 1993 年正式颁布实施，专业种数为 504 种；第三次修订目录于 1998 年颁布实施，使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达到 11 个，专业类 71 个，专业种数由 504 种调减到 249 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 去行政化改革 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实施，中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开始拉开。人事制度改革是大学最为艰难的改革，也是最为必要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之中难之又难的工作是去行政化。在省级层面上，广东启动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大学校长有望职业化。在大学方面，除了先前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启中国公立大学去行政化的先河之外，深圳大学、临沂师范学院的去行政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开始了一种探索。 深圳大学与临沂师院的去行政化议论 研究生招生改革：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1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发布， 2011 年将继续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范围和规模。 通知指出，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专业学位均可安排招生。各招生单位除将今年招生计划的增量部分主要安排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外，还要将 2010 年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规模数按原则上不少于 5% 的比例调至专业学位。 在招生方面，中国科技大学首次用数十位知名教授当招牌，深入到各大学进行上门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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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CEO比正厅级更黑更厚！

大毛忽洞 2010-9-25 19:55

大学去行政化： CEO 比正厅级更黑更厚！ 大学行政化的管理体系，来自圣地延安，具有很多合理化人性化的成分。 校长终身制当校长，老百姓（教授副教授）终身制当老师，原则上还具有一定的公平性。 据媒体报道，在举国上下高呼教育去行政化校长摘官帽之时，深圳大学走在前列据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在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研讨会上透露，今年 9 月份起，深圳大学破除教授的干部身份，全校推行职员制、聘任制，不签约不聘任。校长则相当于 CEO ，不再是正厅级干部。 媒体评论：教授取消干部身份大学去官化 如果把教师完全剥光，而校长仅仅是把正厅级乌纱帽换成权力无限大洋鬼子的 CEO 帽。 CEO 帽经过中国文化浸泡后，CEO帽子底下的人心肠变得更黑，脸皮变得更厚！ 历史和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的资本家比在外国的资本家更坏！ 媒体评论：教授取消干部身份大学去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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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与临沂师院的“去行政化”议论

lgmxxl 2010-9-23 09:19

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实施，中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开始拉开。人事制度改革是大学最为艰难的改革，也是最为必要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之中难之又难的工作是去行政化。在这方面，除了先前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启中国公立大学去行政化的先河之外，深圳大学、临沂师范学院的去行政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开始了一种探索。比较两校改革的特征，或许给我们识读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一个路径。 虽然深圳大学和临沂师范学院两校之间在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如前者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后者是师范类学院；前者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教育，后果则以本科学士阶段教育为主，等等。但两校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去行政化目标方面还是有很多可比性：如改革目标、基本路径、行政与学术边界划分、制度效力、组织领导、制度理念等方面。具体见下表： 深圳大学与临沂师院去行政化改革比较表 项目比较 深圳大学 临沂师范学院 改革目标 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 基本路径 去官变三、四级岗 去官变主管、干事助理 行政与学术边界 清晰 混同 组织领导 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 党委会 制度效力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同一制度 制度理念 非升即退（降） 岗变薪变，以岗定薪 模式特征 20 年消化渐进式 突变式 起动时间 2009-8 2009-11 在改革目标方面： 两校的目标均直指广受诟病的大学行政化，都寄希望通过改革去掉大学中实际存在的官，还大学以学术的特质。 在改革路径方面： 两校去官的方式有点相似，深圳大学去官的办法是把校长变为 CEO ，说是没有形式上的正厅级，实际还是有内容上的正厅级；处级干部改为三级职员（正处级）、四级职员（副处级），可能没有了处级，但实际存在的级别等级仍在。临沂师范学院去官的办法则是在一夜之间把全校的校级干部以下官员称呼改变，统称为项目主管、干事和助理等。校级干部则在保留原称呼的同时，增加了主管的称呼。 在行政和学术边界划分方面： 两校有明显不同，深圳大学明确了行政和学术的边界，学校的各级行政官员：校长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不能再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为自己争取学术资源。院长则享受教师的待遇，可以从事学术研究。而临沂师范学院则把行政和学术的边界打破，使二者充分融合。一切以项目为载体，以学生学习、就业为目标来实际运作。 在组织领导方面： 深圳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在组织领导方面实施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制，由 13 名普 通 教授把关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临沂师范学院则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党委是本次改革的总设计师。 在制度效力和制度理念方面： 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进来的人是新人，而之前的人是老人。新人实施的是非升即退：在首个合约期结束时，新人如若不能通过学校的考评，学校有权解除新人合同；而老人则是非升即降：老人如果在考评中达不到要求，则级予降级的处罚。临沂师范学院则是一视同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改革模式： 深圳大学由于实行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必使这次改革的时间要拉长至 20 年才能完成，因而具有明显的改良特征，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模式；临沂师范学院一夜之间实施新的制度运行模式，是一种突变式改革模式。 两校去行政化改革小议： 去行政化制度的设计前提是明确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以何种理念去设计大学的去行政化制度。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是去除大学办学中长期存在的行政化思维，变行政化思维为学术性思维，真理不再掌握在领导手里，而是掌握在实际掌握真理的专家手里；去除大学中实际存在的行政化等级，变等级分明为等级模糊，使大学中的各类人员有平等的话语权；去除大学中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决策机制，变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模式为自下而上的学术性决策，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和人员的作用；去除大学中以行政代替学术、行政和学术权力倒置的现状，变行政的管理、控制职能为服务、后勤保障职能。实现了以上四个目标，则这项改革就是成功的。 如果以以上理念去议论两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则深圳大学最为成功的是行政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划分，这种划分会直接导致学校行政职能的转移。当然深圳大学应该警惕的边界划分后的替代性融合，即职能部门的领导不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了，但其仍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来为自己的朋友服务。临沂师范学院最为成功的是去除大学的行政等级制，减少了行政环节，实施了扁平化管理，这可以使学校工作高效运转。但临沂师范学院要警惕扁平化管理后的集权现象和资源的垄断现象。深圳大学最为失败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不仅使这项改革拉长 20 年，也让人觉得大学的不公平、不平等，同时也极易使这项改革流于形式、流亡于胎中。临沂师范学院最为失败的是改革中的目标导向，把大学工作划分为一个个目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大学改革，更像一次企业改革。至于其它方面的成效，则要看二年后的实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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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我们怀念您！

唯我独尊 2010-9-17 20:34

在全国热烈讨论高校去行政化时，不久前武汉一高校的书记在学校宣布，高校领导班子从今年起不按企业四年为一届，而是按党五年为一届，同时也不受 60 岁退休的限制。于是，该校领导班子尽管已连任多届，且有部分超过 60 岁，仍可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有合适的领导接替。 对此，教授各有各的看法。有的认为，一个企业或一个学校，由一个领导班子长期治理，有利于稳定，也有利于长期规划；而有的则认为，不管谁有多大本事，一般两届就可完全实现他的设想与计划，时间长了，一方面容易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吐故纳新，西方国家两届的规定应是这个原因。有的则问，这样会不会发展至小平好不容易废除的终身制？有的开玩笑说，把学校股份化，就可以世袭遗传了。 高校向左还是向右走，显然教授与老师说了不算。不过，大多数对此也不以为然。我记得在青岛搞科研时，在一次单位领导选举后，一个朋友对我说，我全填的是自己。尽管这是一个笑话，但可以看出绝大部数人对什么人当领导是毫不关心的。有的甚至说，什么人当领导我还不是干我的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彻底否认英雄创造历史，淡化每一个人的作用（全国只有一个权威）。这种残余思想目前仍被大多数认同。 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单位，不同的领导，对单位的发展、职工的前途与收入影响是非常大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快速发展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小平的丰功伟绩必将载入史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思路决定出路，创新决定发展。一个思路错误的领导（或一个没有思路的人），必然使企业步入深潭难以自拨；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目光，一心为企业、一心为职工的领导，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企业走向繁荣、走向辉煌，同时，给职工带来骄傲的发展与效益。国际最著名的金融投资家巴菲特在投资时，最看重的是所投资企业的负责人。而本月国美黄陈之争，表面是权力之争，由于经营理念大相径庭，实际上是国美发展道路之争。 我们每一个教师都殷切希望自己的学校能长足快速发展，然而我们不能像国美股东那样有投票权，我们只能被动的接受上级派来的优秀领导。 我很认同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对优秀、伟大理解不深，我认为，只要能带领我们走向发展、走向富裕，就是优秀、伟大的，而使我们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就是我们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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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

accsys 2010-9-7 14:12

有感一博友的疑问 姜咏江 我国高校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教授、博士愿意当官，争着去当处长、院长、校长；反过来校长、院长、处长又去争那个院士、教授、博士的证书，这究竟是为的哪般？说到底还不就是为的荣誉、地位和金钱！ 在中国，名誉可以转换成地位，地位可以转化成待遇和金钱，而金钱又代表着什么？高等学校不象企业，弄好了个人可以大发特发。然而相比较之下，名誉、地位和有限的权利也是极具有诱惑力的。弄到校长职位也是个副部级，难道不吸引人吗？就是院长、处长也比教授先生有实权，因而，教授、博士争着当官的原因也就明确了。那么当了校长为何还要争抢教授、博士的文凭，还要争当院士呢？原因是干部提拔需要这些硬件，要提升就必须有这些硬件。还有凭借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有了权威专家的头衔，就可以获得更高利益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行政官员+专家的牌子一亮，别人还有说话的份吗？君不见，大大小小的科技学术会议不都是官专家在按级别有序地发言吗？无名鼠辈即使有天大的创新发明，也未必能够有发言的机会！一切不合理的争争抢抢，无非都为了利益两个字。一己之利害死人。 自古以来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没办法，自私自利这是一切生物的习性，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人是高级动物，人有社会组织，有荣辱观念，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矩，这些规矩能够抑制那些个人或小集团的过分的行为。面对高等院校和学术界的怪现象，国家领导，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果断地出台措施，不然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难能有较大的飞跃。 学术、教育要彻底与行政分划清楚，各种国家科研基金和经费的发放，应不准行政官员参与明里暗里的竞争，将科学论证放在需要经费的科学项目的首位，建立项目问责制，看哪一个乱忽悠的人还敢骗国家的钱财！ 行政看政绩，科技人员看科绩，教师看教绩，那么还会有高校的乱争乱抢吗？ 2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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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社会

热度 1 fqng1008 2010-9-4 22:52

昨天，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杂志社论栏目上发表文章（英文），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要获得重大项目，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以我们医院为例，过去4年每年获得1 ~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分别是1、3、4、2项），记得2006年实现零的突破时，可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得到了以上资助，应该是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今年放松了这方面的努力，结果全军覆没包括一个重点项目。过去，我们以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公正，现在看来早也被官本位所侵蚀。但愿二位科学家的判断是准确的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实际上，单一的科研基金破除官本位干预、教育系统去行政化恐怕难以单独革新。那天下午，医院紧急通知中层干部开会，原来卫生局要提拔两个副处级干部，一个定向在我们医院。全院共12人符合条件，领导宣布大家民主推选。第二天上午又是紧急会议，原来头一天推荐的人员选票不够集中，要大家再选一次，这次是前两名中二挑一。推选前领导宣布，这次提拔就是给某某人的，大家不要弄得再来投票。这下子，大家一定会按领导的意思办理的，难道谁不明白民主只是手段呢？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想法的，临走的时候有人说，原来是忽悠我们的。于是我想，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用民主的手段对付谁呢？ 今天读到李立的博文我是主席（附后），感觉到官本位表现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位 曲艺界的泰斗、退休在家的老主编，一听说李主席，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人也似乎恍惚起来。还有那位得志时可以是你大爷，失意后立马降为孙子的编辑，李立说他是小人，我在她的博文后留言：您对官本位社会的描述入木三分，那位小人也是官本位社会培养的。因为她久居美国，因此也希望她谈谈美国社会是个什么社会？ 附：我是李主席 ●李 立 这几年，每次与共过事的人聚会，都不免会以谁谁谁当了什么官、谁谁谁又升了职为主要话题，或者直接为某人得到了某个位置而表示庆贺。撮一顿是免不了的，在座的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菜是什么味道没人关注，重点是下一个有官运的会是谁。每到这时，我这个与官场毫不沾边的人，只有闷头专心品尝美味佳肴了。 别看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入党申请，可我当过工会主席，一个杂志社的工会主席。虽然不起眼，但在我一生的行政职务里那也算是到了顶峰呢。 说起来有年头了，那时我一直做文学刊物的美术编辑。因为有通俗二字，所以刊物发行量一直排在全国文学类期刊的首位。我还参加过国家期刊司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美术编辑训练班，去那儿学习的美术编辑们都来自当时全国各地影响力最大的期刊杂志。尽管现在有的杂志已经到了苟延残喘死亡线上挣扎的境地，可当年却有如雷贯耳威风凛凛之势。搞美术的向来给人以自我为中心，无拘无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印象，这回不同了，到了北京就犹如党员进了中央党校，每天得毕恭毕敬地坐在最高学府的阶梯教室里，听从学术专家权威教授的诤诤教导。老实了没两天，我们这帮搞美术的猪朋狗友们就开始玩疯了，天天打牌下棋，逛北京城吃小吃，最后与期刊司司长合影留念顺利结了业。临别时，六、七个打双升的铁哥们都在扑克牌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说日后见牌如见人，无论是谁或谁的朋友拿着此牌异地找到这堆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享受包吃包住包玩一条龙的服务，待遇绝对优厚。每个人面色庄严地从桌子上拿起写满铁哥们名字的一张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挥泪告别，各自返回本土。 算是镀了个金，杂志社给我加了个职位，提拔为工会主席，每月增加50元岗位津贴。 从此，有同事开始叫我李主席，我开始听了特别扭，感觉被人嘲讽得想发火。但见人家一脸真诚又不便发作，只好笑笑说:莫开玩笑!可那人认真的说:不是玩笑，你是工会主席，以后大家的福利、生老病死都会来找你。 不久的一天，领导要我带两位同事去看望已退休在家生了病的老主编。这位曲艺界的泰斗，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装了一肚子，随便抖出点什么就够文化后生们享用好几年的。我从进杂志社时，他就一直叫我画家，我称他为老先生。我们买了水果点心上门慰问，同事胡大进外号胡一抖（因打麻将每到听胡时，紧张得手会不由自主地擅抖而得名）抢着拿慰问品，我也乐得轻松甩着手跟在后面。不想一走进老主编的家，胡一抖便开口就说：老主编，我们李主席来看您老人家了，您老身体好些了吗?啊?啊啊啊......老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人也似乎恍惚起来。我因为还没进入工会主席的角色，还把自己等同于群众般的普通美术编辑，就嘻嘻哈哈地跟老主编开起玩笑来。老人却显得异常拘谨不苟言笑，全没了往日的幽默豁达妙语连珠。待大家坐了好一会都觉得该是起身告辞的时候，老主编实在忍不住了，颤颤巍巍站起身说：我抖胆问一下，这不是画家吗?怎么会是李主席了呢?大家愣了一下，胡一抖忙说：是画家呀，刚当上了工会主席就来看您老人家了。我听了赶紧说：别听他们瞎叫，那是在骂我，您老好好养身体，有空多出来走走。哦，是画家呀，高升了，恭喜恭喜失敬失敬啊!老人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出了老主编家门，大家立刻笑得前仰后合。胡一抖说：老人在曲艺界徒子徒孙无数，到哪都有人侍候受人崇拜。唯有一点，就是怕当官的，一见当官的腿就软嘴就笨。那你还招他干嘛?我责怪他。胡一抖却说：我哪知道他身体反应会那么强烈?不过也难怪，人家只喊过毛主席、江主席，什么时候跑出来个李主席?我说：你还不是拍领导马屁拍惯了，芝麻大点的官、能叫出点称呼的小屁领导都被你喊得震天响，你这不是误导别人拿我开涮吗?告诉你，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说实话，我这个工会主席当得还真称职。那个时候刊物发行量大，杂志社很赚钱。有了钱福利就好，福利好就乱发东西。大到房屋装修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被子衣服鞋子袜子,面巾纸巾卫生巾，凡能搬进屋的统统是公家派。可想而知当时工会的工作量有多大。大家都习惯了家里差什么缺什么就找工会要，我也就频繁地找领导签字批条，然后马不停蹄照章办事，往往是从申请到领导签字，再到将福利分发到各家各户，最多不出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社领导说，要是各部门都能象工会发东西那样快速反应，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好多倍。 其实，不是我的反应快而是怕领导多变。他现在情绪好时说行行行，转眼不悦了马上就变卦也是常有的事，要知道放到了自家碗里才是肉哇!看着大家分田到户的喜庆样，我心里多少也有点满足感。可胡一抖不高兴了，他叫嚷道：哎，主席呀，你发这么多餐巾纸干什么?我们家可是屁股嘴巴都不分的，只用擦屁股的纸就行了，你分得这么细太浪费啦!还没等我开口，外号缺心眼子的女编辑不依了：哎胡一抖，你们家上下不分是你们家的事，别跟大家过不去。你以为不发餐巾纸就可以兑钱发给你呀?去填你那打麻将输的窟窿?别做梦啦!此话说得胡一抖泄了气，不再吭声。 要说我执掌工会工作那时还真是有声有色，连续几年文联的春晚节目属我们的最精彩。歌舞、小品、说唱、反串样样都来，无一不又叫好又叫座。社里上上下下看我工作有成效，每年都把仅有的三个先进工作者的名额分我一个，这种荣誉感是当美术编辑体会不到的。而且社里领导班子开会，偶尔也会叫上我去旁听一下。但我心里明白，工会主席这个角色算什么，几斤几两的别人都清楚自己也不糊涂，千万别把自个真当成了官，那是要让人笑掉大牙的。再说我这人毫无政治头脑，不巴结领导，又痛恨开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每次领导在上面冗长乏味的讲话，我都有被浪费了时间消耗了生命之感，总会在下面画漫画来打发无聊。有一次画的漫画被同事们拿去传阅，最后也不知是谁缺德，居然把画传到了念文件的领导手中，害得我当众被领导狠狠地瞪了一下，还被批评了一句:请尊重领导!吓得我赶紧把头低下，露出一副我错了的表情。 我算是识时务的。不像有个别人，给几粒盐就以为自己可以淹一大缸的酸菜。有一编辑被领导安排去搞经营，哪知他赚了点钱，竟敢在大会上指着领导叫嚣：你算个什么东东?这辈子我把我儿子的钱都赚够啦!真是井底之蛙，愚蠢之极! 第二天就被领导搞下了课。领导慢条斯理地说：大家要清楚一点，再好的运动员，不让你参加比赛，不给你机会，你就永远不能站在领奖台上去拿你自以为应该拿的那个奖!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机会是领导给予你的，叫你上去拉你下来，都是老子的一句话。 虽然我讨厌那位编辑的小人得志，但领导有意张扬手中的权力所讲的这些强加于人的道理，本人绝难苟同，在此也不妄加评论。倒是那编辑，既然口吐狂言连儿子的钱都有了，要是换了我那就辞职走人，起码还留有一点骨气。可他人却像被抽掉了骨架似的软塌塌，立马换了一副低三下四的萎琐嘴脸，没有了一点人样，让人着实看他不起。 还是因为这个人，杂志社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周末的星期五，社长一早出差去了北京，编辑们麻将瘾大发，纷纷聚集到了一块，商议下午打麻将一事。人员时间地点一敲定，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快速将手头事情做了了结。待下午两点，比上班开会都准时地聚到桌前，开始了麻将酣战。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沉醉其中时，社长的电话打来，不是一个而是个个都有，这个刚接完，另一个手机就响了。问的都是一样的话：你现在在哪里?正在干什么?接电话的我们个个惊慌失措，忙扯了些不同的理由搪塞。虽然社长没有揭穿，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赶紧结束了牌局，仓皇跑向了办公楼。 好在单位宿舍离办公楼只要一两分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让惊魂未定的心绪得以平息。 待心静后便有人提出，今天的行动有人告密!我们中间出了内奸!谁?是谁?大家马上开始了文革式的调查、自查、排除法来查出这个告密者，终于在下班前有一个人顶不住压力现了形。 就是前面说那个小人，准确的说，是个人渣。很早的时候，他在农村与公社书记的女儿谈恋爱，书记的女儿因为爱他，将分给自己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指标让给了他。让他上了名牌大学。女的则通过努力自己考上了大专院校。之后俩人结婚。婚后这男的在外乱搞不说还经常家庭暴力，终于迫使女的服毒自杀，死在了他办公室门前。单位派人找他时，他还在一水塘边钓鱼。 据说，那女的死时身上伤痕累累，她的单位群众极其愤怒，硬将这男的告上法庭判了好几年。待他出狱后，因被开除了公职无处可去，痛哭流涕地找到我们主编哀求赏一口饭吃，一再表示要好好做人。主编心软，看他又是名校出来又有工作经验就留了下来。他也知趣，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不曾想这次会给众人来这么一手，而且他选了一个最错误的方式，居然在黑板上写明，向社长报告是他所为那又怎么样呢?这分明是对大家叫板!他以为抓住了把柄，此时尽可充分表现一番。编辑们自觉理亏也就不去与他计较，只是气他平日里也是打麻将的人，还常约人去他家玩。现在为了图表现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令人瞧不起罢了。哪知这小人得寸进尺，等社长归来，进一步煽风点火叫社长处分众编辑，社长于心不忍没有下手。他见此还不罢休，居然跑去文联党组告状，致使党组派人下令社长必须为该事做出处理。迫于压力，社里终于为此开了个宣判会。对参与打麻将的人每人罚款500元，对提供场所的罚款1000元，算是对此事划了个句号。本人属于500元的一员。 原以为事情到此就为止了，不曾想还延伸了不少的后续故事。当时我们这些编辑们个个是杂志社乃至期刊界的精英，谁受过这等胯下之辱?罚500元大钱，这在当时普通人眼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我们高收入的杂志社也是创记录的。编辑们说罚几个钱是小事，但遭小人暗算那就忍无可忍了。是这小人将事挑大引发众怒的，从此编辑们集体采取封杀政策，无一人跟他说话，更无人与他打麻将了，他把自己弄得抬不起头。 那时我们杂志社搞改革在全国是打先锋的，年终开始了德、勤、绩、能的多项考核。中国文化报为此头版整张报道过。其中拉开社领导与员工间的报酬上下十七倍，率先开始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年被评为倒数第一的人得自动离岗或待岗最为引人注意。在我看来，这都是权力集中制的表现，挑起群众斗群众，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 不说你也知道，每年都被评为倒数第一、永远都不合格的那个人是谁了。因为大家对此是出奇的默契。 终于熬到了第三年，他实在扛不住了。时逢我因胃病住院，他拎着一篮子水果来看我：李主席，您生病了，我来看望您。几年没有说过话的人，冷不丁一脸笑容，我还真不适应。我忙说：就叫名字好了，用不着那么客套。 接下来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有一半就不是人话了。李主席，您别把我当人看，就当您身边的一条狗旺旺旺地在叫。这些年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谁叫我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呢，我今天来一是看看您，二是想请您帮我出面请大家吃个饭，缓解一下与同志们的关系。我感觉恶心想吐，急忙摆手说：好了，前面的话我只当没听见，做人起码要有点尊严。后面的事我只能试一试，把你的意思转达到，行不行得看大家的意见，我对此真的没有把握。请你把水果拿走吧，我胃不好不能吃。 出院后回单位，出于工会主席角色，我还真的找了大家谈起那人委托之事，还劝大家适可而止。哪知话一出口，立刻引起了公愤，众人一致表示不可原谅，还说如果我有动摇连我都要一起封杀，我当然不愿惹火上身了，此事也就延续了好多年。后来许多事实证明，那人确实小人一个，得志时可以是你大爷，失意后立马降为孙子。可见小小杂志社也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哇! 自打我与先生结婚以后，我先生就再也没有进过理发店（后来升称发廊或升级为什么旗舰店他更是瞅都不瞅），全靠我跟他修理。杂志社人知道我有此手艺，纷纷找我理发，无论男女老少职工家属小孩，包括冒号（领导）我都乐此不疲免费为其服务。社领导为表彰这种雷锋精神，主动批我每月50元辛苦费。当了工会主席，大家再来找我就会开玩笑地说，李主席，您亲自为人民剪头哇!主席，您辛苦了!我都会说，为人民服务!剃完头有人还不忘说一句，谢谢主席!主席万岁!我也会回报一句，同志们辛苦啦!人民万岁!顺便提一句，当主席后，这剃头的50元的辛苦费就地转为了主席津贴。我是主席剃头两副担子一肩挑，毫无怨言。 人说当官犹如抽鸭片一样，容易上瘾，我没有体会。那几年的工会主席除了50元的岗位津贴和无数次的分发物资，还有春晚的蹦蹦跳跳，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以为这些在我的记记中已经被清空，哪知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几本那几年发的先进工作者的奖证，才又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因为嫌奖证太占地方，我把它们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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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高铁杠 2010-8-23 08:16

大学去行政化，去什么！大学里想当官的多了去了，为了官，有人天天琢磨领导，夜夜盼望过节，一有机会那小尾巴摇的！你想，都这些人当领导，大学能搞好，鬼才相信呢？ 大学去行政化，虽然叫的很响，但是去什么，怎么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大学的行政级别不可能去掉，大学里的处级领导、局级领导一定会存在。就像国家的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一样，名义上没有了行政级别，但是局级单位的待遇依然存在。所以，大学如果能够改进行政的职能，在大学内，限制党、政领导的部分权利，最大限度地体现教师的民主权利，那么，就大学去行政化来说，也算不错了。 唉，现在什么都讲提速，房价提速了，列车提速了，经济提速了，开车的都讲究开快车了，这不，连生孩子都提速了，今天结婚，明天生子，不过，可真得注意，提起速来，刹车不太容易，弄不好要出事的。 确实，现在生活提速了，一切都再匆匆忙忙中进行。生活原本可以享受的，提速导致急功近利、人心浮躁；友情和亲情本为人间珍情，提速导致亲人交恶，反目为仇；生态原本可以保存下来，造福子孙后代，提速导致生态破坏，灾难横行，有些方面的进展是否真的该降速了！ 国际名校办学资金大多来自捐助,国内高校办学资金大多得靠政府;国际名校资金大多用于老师学生,国内高校有钱就想用于大楼建筑;国际高校学生都对母校感恩戴德,国内高校有学生对母校恨之入骨. 一次 ,哈佛商学院发起了募捐活动,目标是5亿美元,最后成功募捐6亿多元,国际的大多名校像哈佛等都是私立大学,它们办学靠的是民间资本,其中来自校友的捐助又是很大一部分.如果中国的大学也能够像国外的大学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和教师，也能接受到那么多的捐款，那么大学的腰板是否会很硬呢？现实是，中国的毕业生向母校捐款的少之又又少，为什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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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与免费的厕纸及上锁的香港厕所

热度 1 windlight 2010-8-13 09:07

赵凤光 我所在的办公室大楼，孵化有50多家企业，工作人员应该在千人左右，建筑面积3万多平米，其中约三分之一为教室和培训用场地，每周的教室利用也很高，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楼的厕所用纸一年要化多少钱。我会在以后给大家揭晓。大家可以用松鼠会的 费米问题，理科生的脑筋急转弯 来练习练习估算。 很多学校的学生在用水，用电，用厕，洗衣机，空调等都不同程度上要刷卡计量消费。这个是在消费方面杜绝浪费的好方法，一般也提供了较好的服务品质。 而香港的公厕还未发现有收费的厕所，商场到处都是，街道上的公厕也不少，但有不少写字楼或商户的厕所却是上锁的，你必须找到钥匙才能使用。其背后的逻辑自然是内部员工和客户使用，而不欢迎单纯上厕所的人。这个钥匙掌管者肯定是行政人员了，或是某个固定的位置，但不会给陌生者轻易发现。香港的大学或写字楼基本是对外自由开放的，但厕所也通常表明员工专用，也是上锁的居多。 我们所在的大楼其实有不少人是单纯为了使用厕所而来的，我所面熟的附近一个小店老板每天总是拿着几张报纸在不同的门口到不同的楼层厕所。但这种行政管理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不可能几十个厕所都聘一个人在那看着，还不如去行政化的好。但节水和节约用纸的宣传确需宣传到位。 行政实际上就是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也有成本和产出的问题，但不可能像市场化的交易行为，为每次使用厕所收费，那么厕所的成本谁来买单，厕所的清洁和厕纸的消耗谁来支付就是一个需明确的问题。 实际上，大学的优美风景和公共体育卫生绿地资源总能吸引不少的免费搭车者，如何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品实际上考量着管理者或行政者的智慧。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5%AC%E5%85%B1%E5%BB%81%E6%89%80 付费公厕 位于 韩国 首尔 的自动收费公厕 有些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有些按 顾客 人次人头进场费，可能送 纸巾 。但在中国曾经只是付费解手，纸巾须另外购买，价格要大约1元。历史上最早的收费公厕出现在公元 74年 的 罗马帝国 。 欧洲 有公厕是计时的，每15分钟为一时段，超时不投币，厕格门会自动弹开。高级 酒店 或 会所 的公厕内，有服务员协助开水龙头、送上白毛巾或抹手纸，自收小费的。 大厦厕所 在部分商业大厦，其厕所是上锁的， 要向 商户 或 租户 借取 锁匙 才能使用，这类不算公厕 。 大多数城市都有规定所有商业场所必须开放其厕所，例如 食肆 、商场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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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为何设置这么多的学院？

lgmxxl 2010-8-10 09:25

学院是一所大学办学的重心所在，是一所大学组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地方，是一所大学最为重要的二级单位。一所大学的水平往往通过其学院水平来体现，学院的管理水平也直接影响大学的办学水平。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大学内的教学科研实体学院的设置平均数为 9 个以下，英国大学不超过 10 个。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学在探索“学院制”的进程中，二级实体院系设置数普遍在 20 个以上，不少学校在 30 个左右，少数学校甚至在 40 个以上。 如：耶鲁大学现有 12 个学院；斯坦福大学有 7 个学院；柏林洪堡大学有 11 个院系；柏林工业大学有 7 个学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有 10 个学院；巴黎第六大学（皮埃尔与玛利•居里大学）有 10 个学院（教学与研究单位）。设置学院最多的可能是牛津大学，有 39 个学院（但牛津大学的学院与其它大学的学院有较大差别）。 中国北京大学有六个学部， 55 个学院（系）；浙江大学有 7 个学部， 36 个院（系）；即便是一些名称为“学院”的大学，里面往往也设置有近 20 个学院；清华大学有 14 个学院，有可能是中国大学中设置学院最少的 985 工程大学（没有详细对比过）。 以上大学的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大致相当。 中国大学为何设置这么多学院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关键的可能有以下几条： 第一，中国官本位思想。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中国现代社会，“学而优则仕”基本是不变的信条。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尊重知识分子的基本方式也往往是给知识作出了封个一官半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问家、大师、大牛等人，基本上都有一官半职，往往是学问越来，影响越大，官级也就越高。这种文化特征，直接影响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十分乐意去当个学院院长，作为大学校长，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不得不设更多的学院，以满足学院“大牛”和“小牛”们的需要。 第二，中国团队精神较弱。我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一现实是存在的。我们不善于互相合作，不善于互相配合。两个大牛在一起好像基本上难以合作。为了他们的发展，有时学校不得不为他们成立学院，让他们都有个院长当当。因人而设置学院的情况，基本上在每一所中国大学中都存在。 第三，中国大学专业导向较强。建国后，我们一直在学习苏联大学的办学模式，以职业为导向，以专业为中心。每个专业就是一个学院，最多也是三、五个专业成为一个学院。虽然经过 90 年代末的多次合并，但中国专业设置过多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有人戏称中国人建一个厕所需要五个专业的人员，其中至少涉及三个学院。专业多了，大牛们也就多了，都想当院长，校长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就多设学院吧。 第四，中国大学“学部”难成正果。学院设置过多的情况已经引起中国大学领导的重视，终归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科交叉的社会，学科交叉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只有学科交叉成功的大学，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中国大学为此开始了一些学院设置新探索。这其中之一就是在大学里设置“学部”成为一种时尚。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很多 985 工程大学开始了学部设置的探索。学部本是一个外来语，在其本来意义上，它就相当于中国大学的二级“学院”。但是，中国大学却对它赋予了新的概念、新的理念、新的追求。中国大学寄希望学部可以实现以下目标：充分实施学科综合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去行政化，实施“教授治校”；平衡大学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学部的行政职能和学术职能相对分离，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学术机构负责人通过竞争产生，从而逐步实现高校去行政级别的目标。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我们发现中国大学的“学部”最多是一种“理性的神话”，而根本不是一种使命的诉求。学部没有实现设置者的理想追求，倒是多了一些学部干部。 中国大学里学院的情况看来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专业设置的原因、资源分配的原因，合并大学里的学院决不是容易的事。只是学院多了，中国大学的里当官的也就多了，去行政化也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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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科研去行政化，其实中学也早该去行政化了！

hhanb 2010-8-9 22:05

按理来说，任何事物之所以被称其为某某事物，大都是有客观标准和鲜明依据的，比如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不是公司亦不是机关，那是因为大学是独立精神的活体，它不依附于政治亦不依附来路不明的金钱，大学就是大学绝不是官场。再比如中学隶属教育系统，办学只要遵循基础教育规律即可，其它的世俗干扰统统不该侵入。至于说科研就更是专业活计，原本不需党政。纵览世界很少中国特色的教育与科研。 这些年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大学与科研的去行政化，备受关注的南方科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将诞生。常言说得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衷心希望南方科大真的能做到去行政化，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举世公认的哲学法则，或许南方科大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但原朱校长别弄得头破血流。 其实，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行政化，也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比之大学与科研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中学骨干老师也是一门心事往行政内钻，说难听点这叫投机钻营，说文明点这就叫好处两头拿。同大学的校、院长和书记支书们没什么两样。许多中学所谓的中层领导干部少说也有三四十号。除了法定的教务处、学生处等专门部门外，名堂多了去了：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研委员会主任，财务中心、网络中心、校园安全中心主任，年级长、副年级长，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还有的干脆因人设岗，只要是有点贡献的，都要给安排个领导职务。长次以往，中层队伍早就成大肚子了。 别小瞧了中学的中层领导的好处与能耐，尤其是重点中学，那优越性丝毫不比大学的院长、系长们差。好处不少得，象征性的搞点教学就可以交差。于是随着中层职数的急剧增多，老师们的课时也在水涨船高，可就是奖金、福利等却不见增长。因为庞大的中层早已将它们瓜分了。结果老师怨声载道，领导好处多多。老师是凭良心干活，而不是凭教育的激情和理想、也很少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而工作，顶多是为完成教学考核任务而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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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教改纲要力推学校去行政化 高校将可自主设专业

xupeiyang 2010-8-1 06:16

http://news.163.com/10/0801/01/6CVEI2GL00014AEF.html 核心提示：日前正式公布的教改纲要显示，中国将去除学校的行政级别。此外，正式文本在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中，增加了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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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h123xq 2010-7-7 08:44

近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日益繁荣，颇感欣慰。 个人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 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可以办到的第一步就是学校内部的学术与行政的分离：即凡是拥有行政权力的部门领导及其成员离开学术圈。这样就可以避免每年的科研项目获得者都是高校领导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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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应从身边每一件事做起

Yanhaiyan 2010-6-29 08:20

不给贪官滋生创造土壤，人人有责。参与者，随从者，支持者，证言者，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环境。明里或暗里，促进或净化，每个人都有作用。中国的风气是大家创造，每个人都是风的一分子，风的方向和大小，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和行动。如果没有支持，贪官就贪不起来。---------因身边事而想。 贪官，贪的内容不仅是钱，还包括名利，工作成果，如果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李代桃僵，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工作成果或者思路，也是贪！是抢劫，是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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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的精髓是转变行政职能

lgmxxl 2010-6-9 10:00

大学去行政化，在今年两会期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公布时，曾激起全民人民的激情热议。 6 月 6 日 颁布的我国第一个《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再次提到备受关注的去行政化问题：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3.1.2 ) 。很多报纸和网站都对此情有独钟，把它单独拎出来，置于头条位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事业单位都要摘除官帽，表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了共识，也表明大学去行政化工作步入了正常轨道。 问题是去行政化的精髓是什么呢？只是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吗？显然不是。因为即使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大学内还是会有很多带长的教授，他们仍可能按原来的模式管理大学；同样，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也很难取消。因为，随着大学与社会联系的密切，大学越来越多地嵌入到社会大系统之中，大学离开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可能就会不能很好满足社会要求。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的精髓是转变大学行政权力职能，把大学的行政管理、行政决策职能转变为服务教学、服务科研的服务职能，通过大学行政职能的转变，实现大学回复大学的学术性特征、回归大学的治理之道的目的。 首先，大学去行政化后要完善自己的治理结构。 按照分权、制衡、集体协商的原则，合理设置大学的决策主体、行政执行主体、监督主体。不管如何如何设置，在大学这些治理结构主体中，必须体现教授治校、学术本位的理念，使教师成为各项工作的主要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大学决不可把权力集中于一个主体之中，必须形成有力的分权、制衡和监督。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合理的设置应该是党委成为决策机构，但党委委员的人选除书记、纪委书记外，应该主要由大学教授组成；行政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为行政主体，校长成为具体的行政负责人，但两个委员会的人选由全校教师选举产生；纪委和工会改造成为大学的监督委员会，其成员同样由大学教师选举产生。由于这些成员均由教师选举产生，其当然应该对教师负责，对学校负责。 其次，大学去行政化后，大学的各级领导除法律有规定的外，不应该再由上级任命。 即在校一级，除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外，其它校级干部应该由大学的教师、校友选举产生。学院一级的管理者，由学院的教师选举产生，而系一级的负责人，最好实行教授轮流制。行政负责不在是一级官员，而主要是协调者、服务者、执行者。只有取消任命制，才能取消官化，也才能淡化行政级别，转变行政职能。 第三，大学去行政化后，大学的资源分配、学术评价、学术奖励、学术政策等学术问题均应该由专业的学术委员会作出。 学术委员会主要由本校的教授、学术人员及部分行政人员和学生组成。其它行政工作由行政委员会做出，行政委员会围绕并服务于学校教学、学术中心工作进行。大学校长在行政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校长是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但委员会成员可以监督校长的权力行使，并可以对校长提出不信任案。 只有如此，大学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被取消，大学的学术权力才能张扬，大学才算按学术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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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去行政化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cwhm 2010-6-8 04:45

高校去行政化是2010年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这是一个关乎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的议题。 2月27日，温家宝在与网友的一次交流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 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如果两三年一换，那么哪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办好。 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月份两会期间，去行政化成了两会委员热议的话题，但是大部分大学校长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去找政府谈事情， 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是不一样的。 6月6日《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颁布，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 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高校行政化是什么？ 就拿985高校来说吧，校长是省部级，副校长是厅局级，教务长、学院院长是县处级。高校的相应职位就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政府机构的相应级别挂钩，一个厅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就可以来大学做校长，一个高校校长就可以去地方政府去做厅长，副省长。 高校去行政化后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高校想选拔一个校长，就不需要你一定在副校长、院长、处长的位置上干过，而是根据你的学术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教育理念等等来决定你适合不适合这个职位。就如同很多香港的高校采取的理事会遴选校长的模式。这样可能一个普普通通的实验室主任一下子就变成了校长，校长离任后你可以再返回你的实验室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是寻求着什么离任后再到什么相应行政级别的其他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去任职。 至于政府部门，何时才能不再是村长，乡长，县长，市长，省长这种模式的升迁，而是像奥巴马那样，即使没做过州长，从一个议员也可以变成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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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本位还是官本位？

zdwang 2010-6-2 10:00

王振东 一流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向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努力，笔者曾写过一篇博文应当怎样向一流大的目标去努力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0289 ,这里还有点想法提出来交流讨论。 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吴大猷、马寅初、朱自清、闻一多、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一流大学。 我国现在的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过去的学术本位已为官本位所取代。大学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学术权力也行政化了，权力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博导和院士越来越多,然而科技竞争力却少见提升。 由于官本位的环境,使得钱本位也很盛行，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26日所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官本位、钱本位，使得权术在大学里盛行，学术造假案件不断出现,权术似乎正在压倒学术。 大学的去行政化做得怎样，就是要看官本位是否真的己让位给学术本位 , 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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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去行政化？（真心请教）

Synthon 2010-5-22 16:12

无论在科学网上，还是在其他的中文论坛，很多文章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时候，都会讲去行政化是很必要的，是中国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 我觉得我大概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不是很能理解去行政化的准确含义，所以在此请教一下，请各位赐教：） 另：前些天手头事情有些多，一直没有更新，粉丝们（如果这个群体存在的话）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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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匠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大毛忽洞 2010-5-11 06:33

老铁匠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5 月 9 日 10 点，科学网新闻栏目有一篇报道： 教育部拟试点专业硕士教育去学术化 5 月 9 日 12 点，俺写了个短东西： 去行政化骑着驴，去学术化骑着马 培养研究生要搞什么去学术化，荒唐！ 本来研究生的学术性就少得可怜， 准学术性或类学术性或假学术性是有的， 真正缺少的就是学术性。 6 月 10 日 11 点人民日报的观点出来了： 人民日报：专业学位教育慎提去学术化 俺没有时间用长篇大论和他们来讨论什么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关系。 俺只想讲述一个老铁匠的故事。 很早以前有一位铁匠，手艺高超，非常有名气，是打铁专业的鲁班。 铁匠手下有很多徒弟，有的出徒了，有的还没有出徒，他们都希望把老铁匠的看家本事学到家。 有一天，老铁匠病了，所有出了徒的徒弟也都回来看望师傅了。看到徒弟们都到齐了，老铁匠招招手，把徒弟们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我现在把一辈子的看家本事都告诉你们： 等铁不烫手的时候，你再去摸它。 徒弟们都点头表示：我们记住了。 老铁匠的看家本事就这么一句话。老铁匠说的话，专业性非常强。 就是用现在金属材料科学的观点看，老铁匠也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对于铁匠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用肉眼能看出温度的高低更重要了。 但是，为什么温度就那么重要？ 显然，这是个学术性非常强的问题。 老铁匠带了那么多的徒弟（研究生），专业性都很强。唯一缺少的就是学术性。 白天在室内，当温度达到 600 ℃ 以上时，人的眼睛才能看出来。 一般高温比较容易判断，而低温比较难以判断，例如，用眼睛看出 300 ℃ 的铁很困难。如果在 300 ℃ 对某些钢进行回火处理，就容易发生回火脆性，引起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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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骑着驴，“去学术化”骑着马

大毛忽洞 2010-5-9 11:59

去行政化骑着驴，去学术化骑着马 你要搞去行政化， 我先给你来个去学术化。 去行政化骑着驴， 去学术化骑着马。 骑驴的看着唱本， 那唱本是骑马的写的。 教育部拟试点专业硕士教育去学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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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从哪里入手？

wangql 2010-5-5 20:39

大学去行政化是现在讨论的一个热点。赞成的反对的吵成一团。有的人热赞大学去行政化理念先进，有的人又说大学去行政化是个伪命题。 其实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大学的行政改革！如果说到大学要进行行政改革，估计就没有这么多的分歧了。 大学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大学从全能主义行政改为有限行政。这和政府改革是一致的。 1982年以来，政府的行政改革已进行了5次以上，其目的就是要将全能行政改为有限行政，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在此期间，大学的行政改革却反反复复，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大学仍然是全能性的社会。大学不仅要负责学生的学习、医疗、生活、就业，还要负责学生思想、意识、政治表现、社会行为，更甚至还要负责学生的家庭矛盾。 如果一个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作弊、甚至犯罪被处分，学校都要负责。校长们无疑已成为当今社会上责任最重大的人物。特别是他们还要负责社会的稳定。这点他们比教育部要压力大的多。一旦出了事，只听说校长被处分的，还没听说过教育部长被处分。 2003年，北京理工大学率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研究生的学籍管理进行了改革。在这项改革中，首先使用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法人（学校）与自然人（学生）之间基于教育契约的教育服务关系的概念。学生交了学费（或着国家或其他方替他交了学费），就在大学接受应得的教育服务。仅此而已。 年满18岁的学生作为完全行为责任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由学校替其负责。同样，年满18岁的学生的家长，也不应再来学校为自己孩子考不及格的事争论纠缠。 大学也就是一个负责教育的事业单位，它不应再为政府承担那些它更不担负不起的行政责任。 我想这就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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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那天能够不由政府任命？

lin602 2010-5-3 11:10

大学的党委书记应该由党的组织部门（中央组织部及省委组织部）任命，当然还有党代会的投票，这是党对高校领导的一个程序上要求。党委的作用不是管理学校的具体事务，而是对高校代表党来进行监督。我觉得学校大事小事由党政联席会议来决定是不合适的。书记们也参预决定事情，谁来监督呢？行政事务及学术，书记们不应该参加决策，而是列席旁听并不参预决定。 但大学校长不应该由政府任命，校长是领导与管理学校的学术与教学工作的，应该由教授会或学校董事会面向社会进行招聘、推荐、投票来进行确定。校长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是对全体教职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如果上级来决定校长的任命，可以想象，校长们不让上级领导们烦心是必须的，做事情一定要考虑到领导们的意图，对上级的任何指示都坚定不移地执行。你说，校长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是被不懂学术整天忙于管理事务的领导们所压制了。 副校长由校长提名，董事会或教授会投票通过。副校长是校长的助手，但责任是校长负！！换校长时副校长跟着换也是正常的呀。 校长不当了，再做自己的学术或其他工作，不是挺好的嘛。为什么不犯错误不下台呢，为什么一定要年龄到了才必须退呢？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呢？为什么教师们意见很大，但一点办法没有呢？克林顿不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到60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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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解读“钱学森之问”

richardbg 2010-4-26 21:44

转自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我没有扩招），受到很大压力。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 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应。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南方周末 ：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您怎样看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 ： 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钱学森之 问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 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这是一种精 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 的，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 清楚了。 南方周末 ：这应该就是你在中科大十年校长生涯中的反思和总结吧？ 朱清时 ： 是的。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回来一看，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学生懂不懂他也无 所谓。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老师得写板书，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都用PPT文件，讲课 讲得学生都坐飞机了，效果极差。我刚担任校长时，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然 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 分考够就行了，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归根结底，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 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几年，我年年都在研究、在 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现在回头一看，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我当校长之前，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现在我发 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 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大学是个学术机构，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这样 （开会），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 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 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大学就好比京剧团，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表演最到位、最能获 得观众认可，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比着看吸引观众，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工资国家发，现在没有活力了，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 样的大师啊，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 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 ：这是官本位造成的一系列衰退？ 朱清时 ： 现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 凑起来，包装成自己的。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 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即 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 育，要培养创新能力，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 南方周末 ：领导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包括课题，有的人当上大学校长后，评院士也容易了。 朱清时 ：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教育改革要和30年前经济改革一样，必须祛除行政化 南方周末 ：但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言，教育通常是保守的，体制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你怎么办？ 朱清时 ： 我就做一件事，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这样社会精英才愿意做，他就不去想当官了。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 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 南方周末 ：我觉得深圳是个比较合适的土壤，它本身是特区，也靠近香港特区，这个地方应该适合改革尝试。 朱清时 ：30年前经济改革的时候，深圳跨出了第一步，其实30年前的经济改革跟我们教育改革很相似，那时候经济改革也是从行政化解放出来的。 教育改革更类似于30年前的农村改革（从公社的行政化管理到包产到户），现在中国教育要发展，还得把中国教育行政化祛除掉，按照教育内在规律办好。 我相信，中国教育如果走这一步，让学校按照自己的规律去竞争最优秀，那就像农村一样，像经济一样，也会蓬勃发展。 南方周末 ：南方科技大学的性质仍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的官办性质学校，在日后的工作中你如何在官办性质学校与去行政化找到一个平衡点？ 朱清时 ： 南科大今后的前途取决于深圳市领导们的支持，因为南科大是深圳全资办的一所学校，要做到这个需要很大范围的人都理解、支持才行。不是一两个最高负责人愿意 支持就行了，还有很多处长、局长、办事人员也要理解，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会能够推进。我觉得我们南科大的使命就是把这种观念、这个目标诠释出来，然后大家 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推进的事。 南方周末 ：南科大要给教授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社会要给南科大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 朱清时 ： 对，它要给我们支持。经费上，目前起码刚开始是政府投入，等以后社会投入就多了，这是良性循环，像西方这些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刚开始都是政府投入，以后 才有大量社会投入。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请世界上优秀人才来建南科大，不能让他们的薪水比过去还低，要做到这个非常不容易。沙特阿拉伯一个阿克鲁拉国王科技大 学（音译），都是理工科，他们的投入力度真是很大，教授的薪水都是几十万美金，助理教授都是十多万美金，招研究生每月奖学金都有两千多美元，住宿免费，医 疗保健免费，什么都免费，然后每年还给学生一张国际往返机票。该校的博士后的薪水每年7万－9万美金，博士后两年如果留校，薪水马上增加70％。中国现在 吸引人才最高的就是百万年薪，它们博士后就可以达到，所以力度相差太大。现在世界上吸引一流人才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 ：我听说现在政府准备为南科大立法？情况怎么样？ 朱清时 ：政府决定要为南科大立法，要写好可能得两三年以后了，我们先要把所有东西经历一下，才能写好。写好之后约束你自己。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法规做临时立法，我们用这个临时法规作为基础。 南方科技大学要去打破应试教育的缺口 南方周末 ：2009年香港教育部门和大学也在开会，寻找机遇和契机，试图在河套地区进行高等教育制度破局，他们认为内地教育资源还是比较丰富，深圳的资源也很丰富，珠三角还是缺高校。 朱清时 ： 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有很多体制的障碍，比如我们设计南科大最好的招生范围，就是开始在国内高二学生中招优秀学生。这个为什么好呢？第一，现在有很多优 秀的学生，不愿意重复应试教育，他们很想闯出一条新路来；第二，我们只要这样一做，声誉高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最优秀的生源在高二就挖掘过来。 南方周末 ：您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向来颇有微词，一直反对高考。想从高二学生中招收一批新生，操作上有什么考虑？ 朱清时 ： 我们自己组织考试。这样做可以彻底打破应试教育，我们考试主要考量学生的素质创新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让教育部意识到今后高考不一定非得是高三应届毕业 生，学得好了高二学生也可以考，只是我们考试成本高一点，但是那样就把很多优秀的人才解放出来了，而且高二考不好高三可以再考，他们压力就少多了，这个毫 无疑问对应试教育打破了一个缺口。2010年我们准备招收50名高二学生。成功之后建议国家教育部今后做一个小的改变，就是高考的人不一定是高三的，高二 也可以申请。 南方周末 ：您心目中的南科大学生素质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 ： 还是能力。我如果给学生面试，我会给他讲个故事，比如某个方程，我问他能不能证明，他说太难了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讲用什么方法证明，讲完了问他听懂了么， 如果听懂了就复述给我看看，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素质就被反映出来：第一是他的理解能力，他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话，当然我讲的话一定是能听懂的；第二是记忆力， 我讲的过程可能就是三五分钟，但是他能够记清楚我的细节；第三是想象力和表达力，因为他要复述，他要用自己的话说。这就可能看到学生综合素质，不是他知识 有多少，而是他本人有没有能力去创造知识。 大学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 南方周末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似乎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大学校长更接近于政府官员。您认为大学校长更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朱清时 ： 我觉得校长最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深层次规律，尊重敬畏这个规律。现在我觉得很多大学校长总想有所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没有去想教育规律是什么。我当中 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受到很大压力。校园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 中科大没有扩招，保持了它（原有）的水平、实力，其它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 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南方周末 ：南科大您也想秉承这样的规模？ 朱清时 ：我们先把小发挥到极致，质量最高，因为规模小有很多优点，每个周末可以把所有教授请到一起，所有教授都会认识。 像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是建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决议。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校长，是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问他怎么没有想过改变，他说这是学校的原则，所以他们都敬畏这个。 他说的话有更深层次含义，教师队伍没有扩大，但是学生迅速扩大，这个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现在水扩大了很多倍，然后盐就淡多了。 加 州理工大学这样做还有一个观念，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益，像加州理工他们很自豪就是100个教师，所以他们 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加州理工大学教师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有的学院太大了，教师很多，要 聚在一起很难，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232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8092 本文标签： 中国的教育 大师 朱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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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

metanb 2010-4-24 20:37

做导师的要是不好好指导学生，就休要提起去行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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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感于大学去行政化议题

nli2233 2010-4-20 15:28

不知不觉，在科学网已经写了 120 篇博文。今天突然发现，我的博客点击量在不经意间也过了 40 万了。这个成绩其实不算多么显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已。如今科学网新博客如过江之鲤，高手层出不穷。读他们的博客，每每生出羡慕之情。再看自己，产量越来越低，便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看来我要奋起直追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言归正传。这篇文章是谈大学去行政化的。不过，我不想大段论述，只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谈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问题。 上个月月底，我去华盛顿 DC 开了一个会，是美国南部区域科学学会的年会。这次去 DC 开会，本来是个轻松的差事，我的文章已经交了， PPT 也做好了，大会指定我做一篇 paper 的讨论人，人家的 paper 我也仔细看过了，该给几条 comments 也已经胸有成竹。可是，我的行程并不轻松。原因是，我不得不在会议期间做一件事：完成我们系里两个学位计划的年度评估报告。 大家谈起来去行政化的时候，往往拿海外的学校跟国内的学校做对比，说国外的学校如何如何没有行政的干预，没有那些无谓的考评，没有无休止的上级检查。其实，这些东西，美国的学校一样都不少。比如年度考评，这是每个 faculty member 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必经的一道坎儿。不知道别的学校如何，反正我们是每年都要交一篇自我评价报告的，里面要详细列出自己一年来都教了什么课，学生评价如何，在课程发展方面做了什么工作；还要列出自己做了什么研究，发表了什么论文；还要列出自己在学校和社区服务方面都做了什么贡献。这个报告是要交到院长那里，由院长评估的。合格了，才有资格向上浮动工资，否则，就不涨工资。考虑到通货膨胀，不涨工资，就等于工资下降，所以大家对年度考核还是挺重视的。 再说检查。上级单位来检查是几乎没有的，因为大学的上级单位是谁，并不明确。大学归理事会管，大学（我所在的学校是个公立大学）的经费归政府预算（需要经立法机构通过）。他们说实在的，不太管大学的运行。真正检查大学运行情况的，是大学认证机构。 美国最有权威性的大学认证机构，不是全国性的（ national ）的，而是区域性的。好像全美有四个地区性的认证机构，我所在的大学属于美国西部的认证机构，叫做 WASC （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Colleges ）。虽说 WASC 是个民间机构，但其权威性可是一点都不差。如果学校失去了 WASC 的认证，那么学校毕业生的含金量就要大打折扣，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数量会大大减少，学校的财政状况就困难了。 我在 DC 期间忙乎的报告，就是部分地为了应付 WASC 的检查的。说是部分地，是因为这个报告还要应付另外一家认证机构的检查。因为我在商业与公共管理学院工作，属于 professional 专业，对于这样的专业，美国还有专业的认证机构。我所在的学院还要经受专业认证机构的检查。 据说，今年是专业认证机构要做实地考察的一年，我们学院上上下下如临大敌。我曾经经历过两次 WASC 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校上下总动员，把应付 WASC 的检查列为重中之重。好在上次 WASC 的检查，给了我们 8 年的认证。等于说， 8 年之内，他们基本上不会再到学校来实地折腾我们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不过，人不来了，学校的评估报告还是要年年送的。 学校的评估报告自然不能做无米之炊，要把各个学院的评估报告综合起来。学院的报告又需要把各个专业的评估报告综合起来。我在 DC 参加会议期间，就在努力完成我们系的两个专业的评估报告。 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弃某些会议安排的 session ，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写我的评估报告。话说那天正写着，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原来是我母校的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 Kingsley E. Haynes 教授。多年不见了，大家分外高兴。聊到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况，我说您看，来这里参加会议，我还不能专心，还要做一些学校的行政方面的工作。 Kingsley 说，大家都一样。他们上个月刚刚把给 SACS （ 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的报告送出去。 我觉得，国内教师们反感各种各样的检查，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废除所有的检查，看起来也不是世界潮流。比如，在美国，拿了 grant ，接受中期检查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看起来，尽管婆婆不同，但家家都有个婆婆，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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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舟上刻记号？水里刻记号？

大毛忽洞 2010-4-7 16:11

去行政化：舟上刻记号？水里刻记号？ 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 显然，小平同志理解刻舟求剑的涵义。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水里刻记号。 一是小平同志敢下水去刻记号； 二是小平同志有能力下水去刻记号。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现在嚷嚷高校去行政化有点像是刻舟求剑。 剑掉落到水里了， 那些嚷嚷着的人都不敢下水去刻记号， 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下水的能力。 他们只是在舟上嚷嚷： 赶快刻个记号， 这就是所谓的去行政化。 嚷嚷去行政化的那些人， 他们都不敢下水， 他们也没有下水的能力。 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小平同志的专业是钳工。 后来在中国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 小平同志又实践了近 8 年的钳工。 钳工的原理很简单： 先把工件固定好， 然后再进行锯锉磨等动作。 小平同志搞改革， 是小平同志的老本行。 小平同志善于稳定大局， 小平同志也善于使用锯锉磨等工具。 嚷嚷去行政化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是钳工出生。 对于搞改革来说， 他们基本上都是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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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校长的“南科一梦”

harmonism 2010-3-21 22:22

朱清时校长的南科一梦 南方科技大学必然失败的一个理由 王洛克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教授是我非常佩服和尊敬的人。就冲他的敢言，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原生态面对中国教育部门的各项评估，他就已经值得国人尊敬。他直言，中国高校的根本问题就是行政化愈演愈烈。他认为，中国高校的改革就应该去官化、去行政化，让行政人员为教授服务，让教授治校、学术自治。应该说，朱清时校长所言基本上是国人的一个共识，只不过，朱校长敢言罢了，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如今，退休的朱校长迎来了一个一生难得的机遇。经过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 200 个精英中脱颖而出，朱清时教授从深圳市委副书记王荣的手里接过聘书，正式受聘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校长誓言，一定要将南方科技大学办成国际一流大学。他将此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我们都为朱校长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激情所深深感动！我们都祝福他的事业能够成功。 然而，激情和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却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为南方科技大学和朱校长泼冷水，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不能不为朱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捏一把汗。 激情过后，大家心里都知道，南方科技大学必然失败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去官化、去行政化的。 其实，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并非只有朱校长天下皆醉，唯我独醒。中国需要去行政化的地方何止是高校？深圳是特区，南方科技大学则是深圳的特区，但是它不可能是世外桃源。即便是朱校长真的把南方科技大学办成了比香港大学更好的所谓一流大学，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要说明一个简单的高校办学道理？难道世界各国，甚至仅在咫尺的香港的高校没有现成的成功例子吗？ 最近，关注高校改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南方科技大学（南科），都在梦想着未来的南科的美妙前景。然而，这个美好的梦想，注定要成为朱校长和全中国人的南科一梦。朱清时校长从深圳市委副书记手里接过聘书的那一刻起，他的美梦其实就已经破灭了。 200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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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搞清“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概念

baibing 2010-3-17 18:18

当前，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受到全国上下、各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关注。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归功于最高领导层，没有他们，不会有当前的大讨论。 然而，按照形式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在争论（就是辩论或者推理）之前必须先把要辩论的事物的概念搞清楚。否则虽然大家都是人，但说话很可能仍然是鸡同鸭讲。 应该说，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这个概念目前是不清楚的。但是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这几个词语就像西医中，当说不清一种疾病的病因、病理时，干脆起个名字，比如，更年期综合症，再比如发炎，奶奶的，谁知道这具体代表什么病啊。因此，连概念都不清楚怎么讨论啊，那不是在浪费公共资源消耗时间嘛？那我就谈谈这个概念。 为什么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受到大家的关注？直接的原是国家最高层的重视。为什么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 钱老作为国宝科学家的提议，以及普遍的网络、舆论民意认同。不过这都是基于眼睁睁的事实： （1）没有科学大师（2）没有诺贝尔奖（3）教育质量、科学能力饱受质疑 （4） 到目前还是 西学东渐，例如 拍大批研究生联合培养，引进海外人才，自己造血能力有限； （5）人民群众对发展科教强国的普遍期待。 网民、一些有识之士根据自身的理解，或者通过逻辑推理或者通过思辨，很多人就将 这些现象 同 大学的 行政化体制联系起来了。认为 大学的过度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他们对于大学行政化的理解很可能还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识是通过直觉思维的产物。例如他们看到的可能是（1） 有些高校教师都想当官，无心教学，无心科研（2）大学里行政层级森严；（3）既当官 又搞科研往往名利双收，项目多多。等等。而且这些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样就使得他们将当前的教育问题同高校行政化倾向联系起来。从而呼吁去行政化。但是要想从理性的高度洞察什么是高校的行政化，或许很多高层领导也不容易说清楚。 行政其实是管理，行政 不是统治的概念，不是集权的概念。然而我们的人民的思想中保持了太多的中国文化传统，总是不自觉地将行政、统治 命令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行政应该是管理甚至是服务。然而服务也并不是说就没有命令。比如，你去理发，你接受理发师的服务，但是这时候你就要听他的，他让你把头往哪里歪你就要歪，也就是说在这时候，你还是要接受他管理的。因此，服务，管理、行政等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而是互相交融的。 从这一点出发，类似于理发的例子，高校作为一个组织，行政管理及其体制当然是不能少的。这种体制为你服务、有时还要让你听点命令，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也是 高校行政，甚至是所有行政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去掉的不是高校行政的体制。 然而，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那就是行政的 权力太大了。 不仅权力大，而且乱用。理发师不仅要让你歪头，还要让你中午请他吃饭，甚至让你赚的钱给他交点，你同意么？ 权力大就意味着可以调动公共资源为自己服务，为公为私本来就是难以分开的。 权力过大，有好处，就会引起不公，有了不公，根据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大家自然趋之若鹜，那么本职工作倒是次要的了。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那就是让搞科研的、搞教学的这些直接决定 教育质量、科研质量的人有好处。让他认为搞好教学搞好科研是最值的。是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当每个老师、研究人员都这样想，那自然就去掉行政化了。 因此，解决教育行政化的问题 就简单得归结为似乎非常庸俗的------让搞科研、教学的人有好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具体阐述一下高校去行政化的概念：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化的管理体制，而是去掉每一个教师追求行政地位的心态。 去行政化的药方就是：让做教学科研的人有好处。 然而，另一点必须提及， 有了好处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操守，否则行政化仍然会卷土重来，为什么？ 你想想，假如 高校极其重视你了，让你工资高了，给你更多自由了，那你会不会更加懒惰了？如果真是这样，当前的管理制度就是针对这样的关于人的假定而设立的。 另外：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总是从大到小，凡是考虑大问题，想体制，想制度，想这想那，就是不具体想想怎么从每一个人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人的管理最大的要点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用管理生产线产品的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很多问题解决得不好。而且似乎大家都不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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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先去“管”——对《教育规划纲要》的识读和建议（8）

lgmxxl 2010-3-17 15:53

广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但对行政化如何来的，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却鲜有人追问。不了解来起源、根子，就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不了解其表现就不能真正袪除。要完成大学行政化标本兼治的目标，就必须从根源上、从表征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大学行政化的根子在那里呢？我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我国政府对大学实行的官僚化、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大学被当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被当成了一个社会单位，而没有被当成一个学术性的人才培养机构。自1952年以来，我国的大学就有了行政级别，也就是因为这个级别，学校及其领导才享有了相应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也是因为这个级别，大学的校长可以参与某些政治会议，参阅有关文件。可以说，这个级别使大学与社会政府部门同质化。从这方面来讲，大学行政化的根子在政府。是政府把大学当成了一级政府，所以才有了级别。 大学行政化的表征又在那些方面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如今中国大学中，行政和学术权力之间关系出现异化。主要表现为：忽视学术规律，学术权力行政化（表现为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完全侵蚀；学术权力也讲级别，官本位成为学术权力的一个运行规则；学术资源配置、学术话语权、学术评价等权力为行政权力所把持。）、市场化（学术权力的效益性，对自己和自己利益共同体的保护；经济利益对学术活动的侵蚀和支配。）；行政权力官僚化（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了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服务的权力，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庸俗化（讲人情、讲关系、讲利益。）；行政权力全能化（朱清时校长把此定义为通吃，表现为行政权力无所不能，官高权大学问也跟着长。）；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婚姻化（全国教学名师90%是带长的，新增院士80%是带长的，这些人的成果80%又是当长后取得的，足见二者结合之深，胜过天作之合）。 现在人们要求去行政化，而去消大学的级别好像又成为第一个去除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又有点有病乱投医的意味。从大学与外部关系上来讲，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对学校内部来讲，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即便是消行政了级别，大学的很多事可以照常进行。对外部，如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国外大学等，影响也很小。影响最大，当是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当政府仍然掌握大学资源、掌握大学各种各样的审批权时，大学就必须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大学就必须去到政府部门跑项目、跑资金、跑各种各样的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这时影响可就大了。对211工程以上的大学，影响可能小些，而对那些地方性大学、不知名的大学，影响可能就很大了。没有级别的校长可能连政府长的办公室都进不了。这可是要了这些大学的命了，中国大学的马太效应将会越来越厉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大校长认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是歧视教育，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如此说来，要想使中国的大学可持续发展，达到教育部门要求的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政府部门必须首先袪管。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权、行政权，政府必须首先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即能够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教育规划纲要》（四十七））同时，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取消对大学各式各样的检查评比，还大学一个静宁自然的环境。但是，我们这次在规划纲要中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时间表。如果只是提出几个口号式的办法、举措，如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三十八）；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三十九）；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四十五）等，则取消大学行政化，可能会使中国的大学更糟。因为大学没有级别了，一些占中国大学90%以上的地方大学将没有多少机会去 找领导汇报工作了。 所以，我建议，教育规划纲要中应该首先明确教育部、科技部等应该下放那些权力，省级人民政府应该给大学松下那些绑。只有如此，大学取消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才会取得预设的效果。不能从大学行政化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很可能会出现变相的、改变了名称的潜级别。这对对于大学内部行政化的深层次问题、表征问题，不会起到治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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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去行政化

skbygb 2010-3-15 10:57

昨天看了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说还有他三年的总理时间，有些感慨。据说温总理提倡高校去行政化，因为高校越来越像政府，越来越像小衙门了，我们生活在高校里，体会较深，据说很多人在高校的理想是做个处长而不是教授，因为在目前的高校里一个处长可以支配的资源要比一个教授的多得多，这一点我相信。甚至做了教授的也要想法设法去谋个一官半职（很多人也认为是应该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这种现象越到下面的高校越严重。 同时又在网上看到，对去行政化很多人发表了较为激烈的观点，有大学校长就公然反对，说去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如何和社会对接，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注重级别的体制。即使大学校长没了级别，那党的各级机构该如何？没了级别的高校的干部还能不能和社会流动？等等。 我认为高校的行政化应该是高校目前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创新不够、学术腐败等，高校的学术问题较多地与行政化关联。若不能尽快实施去行政化具体措施（当然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很难较大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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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去行政化

mazh 2010-3-14 00:48

教育改革规划意见发布以来，由于比较忙，没有写东西，但一直关注中。这几天两会上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成为热点之一，一些学校校长和教育部的高官先后发表意见，对于这些高居庙堂的精英们的言谈非常担忧，忍不住还是要写上几句。 平心而论教育改革规划把去行政化提出来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个问题能在两会间引起关注是好事。但个人认为这些学者精英们的言论有些偏颇，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教育的行政化有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就是各级行政机构对高校的限制和约束，内部行政化则是指学校权利向行政部门倾斜，行政部门占据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学而优则仕成为高校主流价值取向。 两种行政化中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化，危害更大的也是内部行政化。内部行政化的发展使得教师地位下降、资源分配向行政部门倾斜，评奖、申请项目、评职称、津贴设置等无一不体现出行政化的取向，甚至于连教职工代表大会也被各种长们占据。如此的利益导向必然带来两个直接的结果：一、教师工的利益受到损害，积极性受到打击，二是能者都会去争着当官，学而优则仕成为高校主流价值取向。学优者都去仕了，又如何能做好教学科研，又怎么期待创新性成果。这种价值取向抹杀了很多有潜质的学者，他们刚取得一些成果就从事行政事务，没有了学术兴趣，逐步走向平庸。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曾经的青年才俊，确有其人，不再点名。16岁上大学、25岁博士毕业，1992年前后从德国读完博士后回国，被公认为是学术精英，必有大成。然而以后却走上了行政的路，先副院长、院长、后副校长、校长，很快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十几年的行政非常平坦，但学术的成绩却鲜有闻，那些远不如他的师弟师妹都已成名，成为所谓的杰青和长江。他没有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去争学术光环，这是我很钦佩他的地方，同时也为他惋惜，为失去一位非常有潜质的学者大家痛惜。我们无权指责这些学优者的选择，是高校行政化利益导向的驱使。 内部行政化是扼杀高校创新能力的两个罪魁祸首之一，另一个是过于功利的量化评价体系。内部行政化不除就不要妄谈创新社会，或有言可以先去外部行政化后除内部行政化，提这种建议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有调查。试想在高度内部行政化的学校去除外部行政约束的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内部行政化的进一步加强，内部行政权力会不受限制的加强自己的利益，不要奢求既得利益者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开明君主式的传奇不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出现。因此去行政化必须首先去除内部行政化，如果不能去除内部行政化，就不如用外部行政权力规范约束内部行政权力，失去约束的内部行政权力就会在自己的自由王国为所欲为。 去内部行政化的关键是要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体制，由谁治校的问题也是两会上争论之一，有人提出教授治校，有人提出教授治学、行政治校的模式，唯独没有人提出教职工治校的问题，可见代表委员里没有副教授及以下的代表。新的选举法已经实现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同等代表权，不知何时能实现普通员工与为官者的同等代表权？ 还是回到谁来治校的问题，首先应该明晰几个概念，现在的教授是不包括副教授，副教授在高校是没有话语权的，除了工资待遇高些外，地位与讲师差别不大。也不是那些已经当长的教授，现在的学校学术委员会也都是教授，或者自称为教授治学，但这些教授中有几个是不带长的？可以说是披着教授名的长们委员会。这里的治校不应该是指行政事务，而是事关教职工利益的重大决策权，那位提出行政治校的校长显然是有意模糊行政与治校的区别。教授治学是必须的，能否让教授治校哪？我们的教授都是学术的精英，治学没有问题，但他们也是人，不能要求他们都成活雷锋，在教师与行政的选择中他们可能代表教职工，但在教授与广大基层教职工的利益选择中，他们该如何选择？这不是让正直的教授两难吗？与其如此不如让大多数人决策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教授治学、职工治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 要真正做到教授治学、职工治校就必须让教授委员会真正回到教授的行列，让职工代表大会成为职工的代表，明确限制教授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中长们的比例，并且从制度上确立教授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流动性，明确哪些决策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同时成立教师监督委员会，对教授治学和重大行政行为行使监督权，并且负责教职工的申诉。唯有此才能真正让广大教职工成为学校的主人，让学术取向回归高校。或许有人会说麻烦，缺乏高效，但在事关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上公平要比不麻烦更重要。 上述设想或有些理想主义，但社会不缺务实主义，缺失的恰是些许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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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校不需要行政级别

lin602 2010-3-13 23:04

高校有副部级高校，例北大，清华，南大等，也有厅级学校，当然还有更低的。 目前正在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有的人不同意，认为高校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就更没有地位，行政部门更看不起，因为高校没有对应级别。厅级有厅级对口接待，副部级有副部级接待，没有行政级别，别人更看不起高校，更不放在眼里，更有理由不好好接待，更不理高校的诉求。 其实，高校需要什么级别呢，不就是学术单位嘛。如果高校的确有影响力，副总理也可以不太当一回事呀，如果你高校没有地位，一个小小官员，你也得点头哈腰。 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校长，应该还是有点骨头的。从内心讲我还是挺佩服解放前的一些著名大学校长的，也佩服一些著名教授们的。 教授们去争一个处长职位，说实在的，实在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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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否去行政化与建立人人争当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热度 2 王震洪 2010-3-12 04:06

科学泰斗钱学森 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发人深省：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 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还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确实，整个国家拔尖人才靠从外国大学引进，原始创新技术都是来自于国外。这与诞生世界级教育家孔子、有四大文明古国光环、诞生四大发明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政治经济科技影响力长期排第一、目前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三的国度是极其不相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科学春天的来临，还曾涌现出几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如人工牛胰岛素合成、歌德巴赫猜想 1+2 的证明、杂交水稻技术等。但是之后，世界级的成果却廖若神星。 关于不出拔尖人才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就人才级别来说，最高层次的人才象牛顿、爱因斯坦、门捷列夫、法拉第、瓦特等。可能中国在古代有达到这样高度的人，因为那时，中国各方面都领先西方，但现在还没有出现。每年诺贝尔奖、菲尔兹奖、 鲁斯卡奖、沃尔夫奖、加德纳奖、图灵奖等 获得者这一级别的人才，特别是诺奖，除了袁隆平得过沃尔夫奖外 , 中国大陆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三级别的人才，其它一些国际奖如第三世界科技奖、泰勒奖、生物多样性大奖、稻米奖、联合国奖，中国有些科学家获得。第四级别人才，达到美 国终身 教授水平的学者，在中国大陆估计可能有 2000-2500 人左右。第五级别人才，达到美 国副 教授、助理教授水平的人才，在中国可能有 4000-5000 人左右。这类人才一般从发表论文数量上，已发表 SCI 论文 5-10 篇，影响因子 15 左右。这一级别人才中的优秀者，可申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六级别的人才，按国内标准可评聘教授的人才，数量比较庞大。第七级别的人才是国内可评聘副教授或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第八级别人才为硕士阶段或讲师级别的人才。 钱老所说没有拔尖人才指是没有第一、二级别人才，第三、四、五级别人才也少。而大量是第六、七和八级别的人才。为什么没有这些级别的优秀人才？当然是没有诞生这种级别人才的环境。按照遗传学和统计学规律，中国 13 亿人，而且 8 级人才的金字塔底座这么大，应该出很多一、二级别的人才。但是就没有。现有的成材环境浪费了一代又一代潜在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成就一、二级别的人才究竟需要什么环境呢？我门可以把陈景润和袁隆平作为第二级别人才看待，考察一下成材环境。因为就技术本身对世界的贡献来说，笔者认为，杂交水稻技术远远超过了诺奖。歌德巴赫猜证明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如果处于现在的开放时代，应该得菲尔兹奖。之所以用他们两人做例子，还因为两人是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没留过学，对分析中国大学教育人才培养可能是研究的样本。 他们二人的成功其成材环境是比较相似的。尽管陈景润一度受到迫害，但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导师华罗庚的关照和鼓励。他的天资、树立远大的目标、执著的追求、不迷信权威最后造就了成功。袁隆平从电影资料可以看出一直是在逆境中奋发，研究工作常常被中断，最后通过执著的追求、大环境好转获得了成功。因此，成就拔尖人才 = 天资 + 树立远大目标 + 执著追求 + 要有反叛精神 + 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从来不缺天资聪慧的人，中国人也是勤奋著称于世界。不出拔尖人才的因素是外部环境、远大目标的树立和反叛精神。 1 ． 关于外部环境，基本上没有建立尊重人才，为人才服务，鼓励人才树立远大目标并执著追求不达目的不回头的环境。 大学现在行政化官僚化，明显形成了三级政府的架构：校级、院级和系所级。专心做创新研究、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人是在最底层。中国有个传统：学而优则仕。学问做大了就当官。在过去，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考进士，最后当大官。当了大官之后，功名利禄统统都来报道。有道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大学已经学而优则仕了。许多人学问做好了一点点就去当校长、处长或院长。有这样的追求也无可厚非，现代社会追求是多样化的。但是追求官位已经严重毒害了大学精神：即要在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岗位上做出成绩。因为做出一点成绩的人被委予官位，掌握着人事权、财权和资源，这对做学问的人是一种诱惑。很多人会抛弃既定的成为拔尖人才的远大目标和执著追求，转而追求官位，对学术是一种扰乱。当然，当了官也能做出学问，但行政事务缠身，追求分散，真正做好学问是少数。很多当了官的学者，鱼和熊掌都想兼得。在精力不够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利、人脉和关系获得课题，以转包或分包的形式委托他人研究，或剥削下属进行研究工作，最后成果专著都属于自己，直到得到各种奖励。但是这种成果是假的，对真正做好学问，应该得奖的人是一种打击。高校行政化后的最大弊端还在于大部分人当了校官、院长之后，掌握着人事、经费、各种奖励申报资格等资源，对自己管理的部门和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具有绝对支配权。往往是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对自己学科实行各种倾斜和优惠，而对其它学科实行打压、克扣、饥饿疗法式分配，几乎没有任何民主和监督机制。一般来说，没有官位的学者无论你学术水平多高，在实验室建设、人员配备方面无法与有官位的学者竞争，在这些硬件条件方面都处于饥饿状态。这种独裁的管理方式限制了对真正能做学问的可能成为拔尖人才的发展，最终浪费了人才。由于存在这些现象，在大学，老师们追求官位给予了很大热情。老师们似乎更喜欢谈论某某当什么了，某某又升迁了，很羡 慕 老师升官，而冷落了某某在学术上有什么重大发现，发明什么等的谈论。由于这种管理机制对得到官位的人好处多多，这就激励想成为拔尖人才的人中途抛弃远大目标和执著追求科学真理去推求官位，轻视了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这种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大学中人终极目标应该是学术创新最大化，正如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政府部门公务员追求的目标是职（官）位最大化一样。但大学的真正目标和追求正随着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而丧失，中国要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就成了空中楼阁。 因此，在大学，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种环境，让能在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方面做出成绩的人受到最好尊重包括名利、地位收入等。要形成一种风气，在大学付其一生努力追求学术卓越是比追求官位更值得做的事情。即使最后成不了拔尖人才，学术上的终生追求比当处长、院长有更高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去行政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各级校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要让校官在进人、资源分配上公平、公正、公开，有民主，有监督。当然，为了不削弱高校地位，不去行政化也行，但就是要有措施让大学教师能对创新、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终其一生，比追求校官价值大得多。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人才积累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职称评聘的标准可以提高，比如说按美国助教、副教授、教授、 终身 教授标准评评，待遇和美 国各级 教授看齐。事实上，高校很多老师在追求学术上的付出是十分巨大的。就用花在学术上的时间来说，普遍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应该在经济和政治待遇上有比较大的提高。由于中国这些级别的人才较少，投资不会增加很多。这比目前教授分级好，因为教授分级评价复杂，容易产生不公正，不利于拔尖人才的涌现。 另外，研究经费分配、人才选拔和评奖方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改革。古人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建立先进的经费分配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不能发现和选拔人才。尽管 10 年来，中国研究经费与外国大学比，毫不逊色，但成果却差距比较大。这就给出一个问题，经费是否真到了能创新的人手中。国际上许多诺奖得主，常常不用支持力度达到 973 项目的经费，而是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就可拿到诺奖。这值得深思。在人才选择和评奖上，跑关系，拉后门，择亲信还比较普遍，常常选出假人才，假成果，对真人才是一种打击。创新是开启心灵之窗的活动。心情长期压抑，不平对创新是一种严重的制约。 2 ．关于远大目标的树立， 除了利益驱使外，对这个目标的兴趣是关键。 从著名科学家成长看，从年轻时就对所研究的领域感兴趣，并能树立远大目标。陈景润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在学习数学中了解到歌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里的一颗明珠，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领域，就树立了要攻克这一难题的目标。袁隆平也是在学习了三系育种理论后选定杂交稻技术这一难题毕生追求的。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从很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父母发现后一直培养他的兴趣。有兴趣才能把长期枯燥艰苦的工作当成享受，最终做出了世界显赫的成就。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功利教育。为了某种目的去学习，这就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常常是在学习内容之外。从幼儿圆开始，就被说教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吃饭生活都成问题。使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不利于培养对科学问题的兴趣。而且，由于中国教育水平总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大，在因材施教上难于实施分类严格的教育。但反过来，中小学课程普遍偏难，容易挫伤学生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兴趣。中小学教育应该去功利化，降低难度。　　 另外，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学术风气比较浮躁也影响远大目标的树立。老师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常常向不同领域申请。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工程项目都不放过。当然，多的科研经费为学校赚了面子，自己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按科研经费多少考核研究工作也轻松的通过，还能一人带几十个研究生。然而，有的人课题项目很多，但实际的科学创新的东西少得可怜，包括培养人才，也是低水平产出。这种研究工作，没有稳定的攻克科学难题的方向，也就是主持课题而已，就象包工头和爆发户，还总是喜欢让人称呼老板，异化了科学研究的真正本质，和树立远大目标，出大成果背道而驰。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支持以赚钱为目的主持科研项目。如果要以赚钱为目的，应该进入商业领域，不是科技领域。科技领域应按知识和技术增值多少来评价，不应按申请得到经费多少来评价。 3. 关于反叛的科学精神，是中国人最缺乏的。长期受落后生产关系的奴役，民众没有民主传统，草民思想比较严重。民众对领导、权威不敢反对，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领导和权威决定着工作、升迁及各种利益，提出反对意见，常常会得到不好的回报，但会来事，溜须拍马却得到好的对待。二是传统文化中过分信奉权威长辈师傅的糟粕部分可能导致了反叛精神的缺失，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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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吉德：大学去行政化：一场游戏一场梦

xuecw 2010-3-11 18:18

时间:2010年3月8日 作者：陈吉德（南京师范大学） 来源:学术批评网 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早已为人所诟病。近日，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大学去行政化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大学去行政化问题的曙光。但我总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首先看大学本身。现在的大学，部门多得吓人。一般都是三四十个部门，比如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组织部、机关党委、宣传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教务处、科技处、社会科学处、研究生处、人事处、学生工作处、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基建处、资产管理处、信息化建设管理处、产业管理处、离退休工作处、校工会、团委、直属单位党总支、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现代技术教育中心、档案馆、师资培训中心、学报编辑部、博士后流动站。部门如此之多，意味着领导多，行政人员多，财政支出加大。有人用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来戏称，真是非常形象。南京的一所高校教职工有3000多人，而教学一线人员只有1000多人，行政人员1000多人（其余的是服务人员）。这么多的行政人员如何去掉？即使能去掉，也不可能全部去掉；既然不全部去掉，就意味着还有行政人员，还有要领导；既然有领导，就意味着还有行政化现象，所以想去行政化，只能是一场梦。 再看整个教育系统。我们要大学行政化，首先要整个教育系统去行政化。如今是政府在办大学，大学的级别非常明显，比如国家重点大学、部属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一般大学、市属大学（还有一段时间建议各县办大学），再比如985大学、211大学等等。请问，这种级别能取消吗？即便取消，也是表面现象，因为内部的隐形级别是无法取消的。教育部的行政官员下放当校长，永远不会去市属大学的。中国虽然有上千所（大概）大学，其实就是一所，教育部部长是校长，教育厅厅长是院长，各大学校长只是系主任。系主任对院长惟命是从，院长对部长惟命是从。教育系统如果行政化，就不应该有部长、厅长、局长的概念，事实上这可能吗？自己不愿去行政化，却站在行政岗位上支使别人去行政化，不是很滑稽吗？所以，教育系统不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场梦。 最后看整个社会。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皇帝叫天子，统治一切。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变相或变相地响彻中华大地。个人崇拜，官本位崇拜入髓入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主要指官道。当官就意味着财富，就意味着尊严，就意味着掌握话语权，所以买官卖官丑闻一直不断。非常巧合的是，本人在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河北邯郸1次任命89名干部　个别局有11名副局长》。邯郸简直成了官员超市了！请问，整个社会能够去行政化吗？如果整个社会不能去行政化，又如何要求整个教育去行政化？ 本人对大学的行政化问题非常反感和痛恨，但觉得积重难返，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因为大学根本不是圣地，根本不是象牙塔，根本不是世外桃源。它与外界息息相通。在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的行政化都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医治大学的行政化病痼？此时提出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说白了只是官方做出的一种游戏，一些人不明规则，随声应合，仿佛看到了大学去行政化的曙光，其实是一种梦想！ 大学去行政化，一场游戏一场梦！ （感谢陈吉德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n）首发201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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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要分三步走

王中任 2010-3-11 14:14

引言：邓小平1979年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的用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一个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为了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蓝图，邓小平设想了著名的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引自百度百科三步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与往年相比，今年更加突出了大学办学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表达，以及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包括纪校长在内的不少副部级待遇的不少校长们要拍案而起了，我实在很能理解他们。凡事不能太急，佛语有言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说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总得给副部级厅级的领导们一个缓冲的过程吧。 所以，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用一年的时间，取消职业学院的干部领导级别；第二步，再用3年的时间，去掉二本、三本等普通高校领导行政级别；第三步，到21世纪20年代，逐步取消一本、985和所谓副部级高校的行政级别，高校教师科研生活比较独立，办学比较自主，基本实现实现教授治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如此顺利的话，我预计到20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优秀学子都会选择来中国留学，诺贝尔奖也会常常光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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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掉校长的“副部级”，就拿掉了价值观

热度 1 suredream 2010-3-11 08:54

　　常常在家教育老婆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何为正确的价值观？大概是些很对很好的话，不过没有情境也一时难想得起来，作为家庭一级的伦理学家，今天看了一篇科技日报的文章叫《当校长的副部级拿掉以后》，原因是人大校长纪宝成说，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3/229289.shtm 　　中国社会原来的处世妙方是做得说不得加说得做不得，从这个角度讲，纪校长说这样刺耳的话就是一件好事：他至少没打官腔。 　　官本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从头至尾只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就是做大官，干大事，挣大钱。学界也好，教育界也好，嘴上说是一回事，现实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追求？当然甘坐冷板凳如我辈可以搞一些小众的价值观，还可以用来教育老婆，但是大学校长身在学校里，是要跟外面社会打交道的，没有名分，就没有尊严，就会受欺负，作为要搞事的精英分子，价值观就会动摇。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要讨论校长的副部级是不是要拿掉？就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行政命令仍然是调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高效手段，既然觉得拿掉会好些，那就拿掉！当然是叫全国的大学都拿掉。大家并不认为，好的事物需要源于一个简单准确、可以不断检验深入的理念，需要承认现实，需要追本溯源。 　　其实，对于身处大学中的低级阶层来说，还是希望学校的内部管理能够合理些、人性些，少些官僚气，至于校长(老大)的级别，最好是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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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照进现实：大学去行政化言语录

cwhm 2010-3-9 21:29

周其凤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3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 别，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 周其凤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学是学术机构，不 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 但他同时表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的过程非常复杂。 目前中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的党委是有级别的，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复杂。 周其凤说，中国的高校校长首先要做好被取消级别的思想准备，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 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因为当干部需 要一级一级向上努力，而高校校长没有级别。 黄达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我觉得笼统地提大学去行政化，在概念上有点模糊。我想，所谓去行政化的 问题应该就是指减少或者去除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影响。 我一直在学校里强调，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这些是我们要去努力 实现的一个方向。因此，国内大学要有更好的发展，就必须以学术为核心，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预。 我想强调的是，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学不要行政部门。可以这样说，国内高校特别是高水平 大学的行政部门，都是围绕学术为中心工作的，包括大学各级党委在内的行政管理部门，根本上是为教学和学术而服务的，他们的正常运作为大学提供了效率。据我 所知，国外高校也是如此，很多著名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甚至超过教师数量，因此，大学配置一定的行政人员不等于大学的行政化。 黄达人：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 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因此，我认 为，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 政级别，会觉得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 顾秉林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 　 学校是一个学术组织，不应被行政干预太多，高校确实需要去行政化 　　在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 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 　　顾秉林表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这不是办法的问题，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的学校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 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 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大校长： 李培根说：我估计80%的高校校长都和我一样，不在乎这个官帽。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我们去某些部门办事，很可能比以前困难。他认为， 高校要实现去行政化的理想状态，不仅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社会大环境。 李培根说，在美国，一所知名高校校长的社会地位几 乎比州长还高，那是得益于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而在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和风气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 配合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工作，我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这不仅仅只是学校本身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最简单的就是机场贵宾室的使用问题。在合肥，朱清时委员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在深圳却要交 费，每次800元，很心疼。他说。 没有级别，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亲 自管你。他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时，由于是副部级待遇，安徽省教育厅不大管中国科大，有事情他们就直接找副省长对话。 他这个曾经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在深圳参加大会，也让主办方有些为难。第一次参加大会，作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被排在深圳的一所职业院校后面。 第二次开会，主办方又把朱清时安排在这所职业院校的前面。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 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 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 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纪宝成代表：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 行政权力，不过是建立在教授讨论的基础上，尊重教授意见，集中教授智慧。我赞同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 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 新京报：你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有看法，为什么？ 纪宝成：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 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新京报：是不是意味着高校跟别人不对等了？ 纪宝成：对，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 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你不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纪宝成：我个人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 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那么多知识分子聚集，只是个处级，而外面一个人数少得多的研究所、 一个普通的杂志却是厅局级，这难道不认为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制度安排吗？ 但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 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 盛连喜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大党委书记 　　在学校里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 本位 　　盛连喜则认为，去行政化的提法不确切。盛连喜说，现在学校里涉及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领导的权力，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只是 目前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要解决它的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现在有点学问的教授都要去当官，因为当了这个官之后又能掌握学术资源。 　 　对于取消学校的级别，盛连喜也认为有必要性。我是个正厅级，这没必要，还有的学校是副省级。没有这个级别我也可以去当老师。盛连喜说，取消行政级别 可能会涉及专职的行政领导，要对他们有合理的安排，对他们生活上要有特殊的照顾。其实有些待遇也是行政领导自己给的。比如说给校领导配有车，显示出区 别，其实没有车打的也挺好的，没有配车，我自己的工资也可以买得起车。 李和平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高校完全去行政化有其道理，但简单地去行政化 也有其问题 　　李和平认为高校完全去行政化有其道理，因为高校有其独立性，自主与自由是其特色。不过他也认为，在中国，高校不仅是学术机 构，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简单地去行政化也有其问题，比如高校的稳定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没有级别了，高校的安全稳定，重大的社会突发 事件的处理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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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公报：根治官学暧昧怪象 非剥官帽那么简单

panfq 2010-3-6 17:19

2010 年 03 月 04 日 11:4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 3 月 4 日 电 香港《大公报》 4 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高等教育乱象之源。解决的重点在于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如此，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 　　文章摘编如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日前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纲要提到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当下高等教育乱象之根源，奈何体制沉疴难除。继 2 月 27 日温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近日的发布会上也透露：其实温总理的这个教育思想，在很多次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了。于此而言，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个值得期待的价值信号。 　　　　 官学暧昧引发怪象 　　官学暧昧引发的诡异之象很多：譬如 12 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继而有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 35 名院士中， 8 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 48 名院士中，超过 85% 是现任官员；工程院 60 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 　　再往前看，教育部评出的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的是身兼几种职务 　　无怪乎公众质疑：官学如此亲昵下去，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戏院？大学教师是教书育人还是追逐高官厚禄？既然权力与学术可以如此联姻，相互之间自然难免等价交换，以权换学、或者以学兑权，如果大学教授都是官员或老板，清冷的学问还能有什么市场？ 　　钱学森仙逝的时候，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也像警钟般在国人耳边回响。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大师辈出的年代，但大师也是人，在没有成为大师之前，处处倒有行政利益裙摆飘扬，谁还有心思或耐性做一个抽象的大师？尤其是当行政权力大于、优于学术尊崇的时候，学官则意味着项目、经费、场地、人员，甚至是学术声望，那么，谁愿意看别人的脸色而不走上上层路线？ 　　于是，大学教师都乐于跑官去了，而官员混到一定级别也非常轻松地能捞个兼职教授官员有了学术背景，教授有了官员权力，至于闹出连绵的高校腐败窝案，当此语境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点培育制度土壤 　　应对官学暧昧之现状，不少地方也在反思解颐之计。比如吉林大学此前曾制定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保证学术委员会能独立和自主实施职权。 　　但地方性的规定在官学一体的强悍背景下，尤其是学术力量难以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显然徒具观赏意义。 　　学问要值钱，要有地位，不能依仗官帽赐予，也不是剥离官帽那么简单。根本还在于赋予学术一定的应有的自治权利，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其如此，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 ( 邓海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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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去行政化”引关注 总理为高校把“脉”

lgmxxl 2010-2-11 08:49

www.jyb.cn 　 2010 年 02 月 10 日 　作者：解艳华　　来源：人民政协报 　　众所周知，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让大学很难有自己的独立的灵魂，大学官员越来越多，而大师却越来越少。当前，来自各界的评议使得教育去行政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大学真要做到去行政化，并非减少几个官员能做到的，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要改良高校管理体制。编者 　　 - 总理为高校把脉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总理日前就《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 》征求科教文卫体界代表意见时感慨道 :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在谈到中国大学管理一刀切遏制创造力这一问题时，温总理说 :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有媒体称温总理这番话，虽是即席讲话，但却是给办好大学把了一次脉。这脉把得准、切中了要害。 　　 - 天大招聘院长淡化级别 　　近日，在天津大学全球公开招聘 14 个院长 ( 学部主任 ) 岗位中，第一轮确定的 7 位院长 ( 主任 ) 人选中，两位新院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 : 自动化学院院长贾宏杰和曾担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的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张维，二人均是 70 后。 　　 1973 年出生的贾宏杰此前任教于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此次他 从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经过竞聘直升为自动化学院院长；从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岗位辞职而来的博士生导 师张维 教授，按照传统做法，天大也应给人家一个副校级的位置。但是，我们希望不是按照所谓的行政级别来办事，而是淡化这个级别。天津大学龚克说。 　　 - 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 　　 2009 年 10 月 26 日 ，在 2009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表示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 九成高校名师带官职 　　 2009 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 100 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 10 人左右。 　　 - 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 2009 年 9 月 10 日 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上接过聘书，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后，在全国刮起了一阵旋风。朱清时当选校长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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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设计，不应有逻辑错误

arithwsun 2009-10-30 22:55

现在，在学界中，不少人士呼吁“去行政化”，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等等。有些校长更开始将这些理念付诸于某种程度的施行。 比如，朱清时就将其定位在南方科大的新立制度上。 “去行政化”，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这种提法，本身是有逻辑错误的。以一个虽然代表美好愿望，但是有内蕴逻辑错误的口号或理念，指导现实，失败是必然的。 很简单，本来就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还要搞分裂，将学术和行政分成不同，那分界线在哪里，这些倡议人士真的很清楚吗？至于，“去行政化”的名词，更是可笑，“去”的疆界在哪里，又有人说清楚了吗？ 与其如此，不如谈“行政透明化”，做些实事，比如，财务透明化是最难的。若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是行政系统仍然不透明，甚至因此可以更黑箱，如财务透明程度，大学还是一样的糟糕。 这些简单的逻辑错误，为什么这么多呼吁赞同其举的科学家不自知。 绝大多数学校，保持住实质性的不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学政分离的目的，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恐怕不是当前十年的任务。民主，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内容，是需要有很多基础构思和社会准备的，西方哲学史发展2000多年，很多方面涉及于此，在中国真正懂这些的人很少，真正将其生活化的人更少。 不能为了某种理念而行政治之架构，这是罗素早就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批评过的事，虽然不够深刻，但对于证明其非，已经足够。 最重要的不是理念，而应是，改革方案不应有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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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科大的两个建议

weijia2009 2009-10-5 00:20

最近的科学网连续刊登了几则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博文，很多学者对即将建立的这所全新的大学以及一个月前上任的校长朱清时教授充满了期待，但科学网的博主们也提出了一堆问题。阅读完这几篇博文后我感觉这些问题提得很到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考题，对它们的解答也将逐步勾勒出新校长和未来班子对新大学的顶层设计方案。我在这里也凑个热闹，提供两个具体的施政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在如何实施先进的办学机制方面，建议考虑与国际一流高校共建两个新学院，并以此为第一批招生单位，然后以这两个学院为支点再陆续建立其他学院。目前欧美高校开始全球布局，不少学校已经有实际动作。如北卡的杜克大学在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医学院（Duke-NUS），由新方提供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杜克本部提供师资和管理模式,（杜克的副校长 R. Sanders Williams 曾跟我详细介绍过他的这个成功案例），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可以在中国有条件的地方试行。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杨福家校长的推动下最近在浙江宁波建立了诺丁汉大学分校。另外，国内其他高校也有与国外高校共建的学院和系，如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这种中外共建的学院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外方为主来管理和运行，另一是双方共同管理。两种学院都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制，具有相对独立的聘用、财务运作、教学管理等权利。 一个新创立的学校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要吸引外国的孩子来学校读书更需要时间。但国际化的学院可以迅速提升新大学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让学生能够直接进入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学院，部分学生还将有机会获得境外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申请双学位。 据我所知，希望来中国建立分校和机构的国际高校恐怕为数不少，关键是我们的顶层设计者要有战略眼光，要抓住当前国际经济重新洗牌、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的大好时机主动出击，找到好的合作办学伙伴。建议欧美高校可以一起谈，最后各落实一家，这样欧洲和北美的校园文化可以在新大学的地盘里分别试点运行、开花。建立国际化的新学院既可以走出创新的办学路子，引入不同的文化，尝试和学习不同的机制，又可以吸引优秀生源，将对新大学的发展有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 另一个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如何去行政化上，网友们认为理事会领导、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个办法，可以内行管理内行，轮流执政，就不会出现科研腐败等现象。我想高校内能否真正实现学术与行政分权的关键不在制度本身，而在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上。我们不是要用强硬的手段在大学去拆开学术和行政，而是要在理念上把学术和行政上区分开来。我个人的建议是新大学需要自上而下地实行明晰的岗位时间的界定，明确校长、校级领导、和正院长一级的管理层的全日制工作职责中将不包括个人学术研究。作为管理工作的补偿，他们的薪资将高过普通的教授，但个人不能做科研，不能申请科研经费 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时间从事项目研究和指导学生；而副院长和系主任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工作职责中其个人的教学和科研时间将被规定到一个额度，如30%以下。由于岗位时间和分配上的游戏规则，教授担任学校和正院级领导将意味着他们自动放弃学术岗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也将大大削弱其学术能力，这样也就没有太多的科学家想当官了，而当上了官的也不太可能为自己的学术拉资源了。我们现在高校的学术腐败已根深蒂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高校从校级领导开始就没有搞清岗位时间（1年只有12个月）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不少人官做得越大，科研地盘也越大，其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份数也越多。试想如果从高校的领导和院士们开始就缺乏职业操守，那么我们还奢谈什么教书育人？事实上国外高校有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你一旦签约上岗，再做第二份工作就意味着与第一份工作有（时间上以及内容上的）冲突，如果拿第二份全日制的薪水的话则就是违法行为了。当然建立国际化的学院将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梳理清楚中国高校盘根错节的职业操守上的头绪，做到正本清源。这个岗位时间的界定应该在新的大学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它解决了，行政和学术将回归应有的位置和面目，去行政化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革命，最容易的是在一个全新的机构来实施。80多年前在广州市的长洲岛兴办的新式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扫旧军队和旧军阀的作风，为后来国共两党参与的北伐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撑。当年的黄埔军校也是大胆借鉴了国外（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并融入了不同党派的多元文化。我们希望新的南方科大能在办学伊始就能找到好的策略和支点，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中国高校中脱颖而出，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精彩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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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的改革中，选举方式很重要

arithwsun 2009-8-18 07:40

目前，国内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看来将会形成潮流。这个潮流是否能产生实质的改革，而不是流于形式，往往会决定于一些技术细节。 譬如选举方式的问题，就很重要。正是因为选举方式的不同，才产生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 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猜想，可请政治学方面的教授进行专家指正。 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有两个职位非常重要，我们以学院为一个单位做例子吧，即该学院的院长，和理事会会长（现在还没理事会这个东西，现实对应物是“学术委员会”）。 吉林大学的改革，着重于将这两种职位分开，一人不能身兼二职，作为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标志。而我在前文中说过，这个规定本身，是反“选举精神”的，若选举出来，大家就是愿意让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呢？ 所以，这个分水线即不本质，又不符合其所代表的大势，即引入“选举”这种西方政治法则，让其在中国某一局部生根成长，大学，作为社会的象牙塔，成为试行单位，是很合适的。 真正的分水线，我前文认为是透明化程度，即行政系统必须达到最大透明化，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甚至可以达到完全透明化。而将那些不能透明化的部分，交给教授会，或其核心---理事会。 本文，讨论的是选举方式，任何一个单位，领导人的作用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就谈去行政化中的两位领导人，学院院长和学院教授理事会理事长的选举。 下面的说法，很多靠我的直觉而来，未经过学术性、专业性的学习和检验，所以，政治学专家教授的意见尤为重要。 A1. 院长的选举，采用直选制，由教授会所有成员（全院教授和永久工作人员）投票产生。 A2.理事长的选举，采用间接选举制，采用先由教授会选出理事会，再由理事会成员投票产生。 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表达道理所在，仅直觉上感到这样做较好。实际上，很可能现实中的改革操作，也大概会采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进大家讨论和思考。 譬如，直选制是一人一票，相当于是按每人的直观心意投票。而间接选举制，则是由理事会成员代理投票，相当于是理事会成员代表了一类人群的想法，进行投票。 那么，关键就在于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采用何种方式为好呢？ 当然，在所有的选举中，透明化原则是最重要的。如竞选人的材料公布，竞选纲领，演讲答辩，如果没有演讲答辩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因为其透明度程度，已经低于一个合格选举的标准了。 除了政治学中、现实中已有的选举方式外，对于大学院系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我现在提出一种新的设想，事在人想吗，大家请看： B1. 理事会成员在竞选时，需提交自己的竞选纲领和竞选博客，最大程度地表达自己的工作主张，并做尽可能多的演讲答辩。以此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人知道这人若选上去要干嘛。 B2-a. 第一种选法，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上划圈，圈的个数有限额（数目小于待选理事会成员数目），最后计票即可。这跟以前的做法并无不同。 B2-b. 第二种选法，投票时，多重投票制，即规定一人限投几票（数目是不是应该小于待选理事会成员数目，不知），注意，这里与众不同的“多重”，指的是，投票人名可以计算重数，即你可以将限投的那几票，都放入到一个候选人身上，允许重复计算。 B2-c. 第三种选法，每个候选人给每个理事竞选人最多只能投出一票，但是每个候选人的总投票数，不做限制。 B3-a. 第一种竞票法，取前几名票数最高者，进入理事会。 B3-b. 第二种竞票法，候选人票数超过指定额度后，即当选为理事会成员。 虽然技术细节上，在B2,B3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可能选择，但，只要坚持先选出理事会成员，再选理事长，就会在本质上产生跟直选制完全不同的机理和效果。而不同的技术细节，只不过是加强或弱化了其机理和效果而已。 譬如，有一个主张，很多普通教授都同意，但若是愿意代言此主张的理事候选人只有一个，则将来理事会中伸张此主张的人数，反而会少。 这样做，合理吗？ 我以为，是合理的。谁叫没人愿意出来代理这种主张呢，没人愿意代理的主张，就不是真正的主张。这种理事会选举机制，将会有效地避免此种“假民主”主张。 如果这个主张真的合理，看到这个主张不能得行，那就多站出几个代理人竞选理事会成员吧，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设定。 另外，这种设计，还能推动多元化主张的生成，不至于让一些“少数派”主张彻底失去声音，因为只要这个“少数派”推出足够数量的理事会竞选人，尤其是在B3-b这种设计下，只要过指定额度，即能登堂入室。 简言之，院长直选制，是按“人头"定票数，理事会选举制，是按"主张"定票数，愿意代理特定”主张“的教授越多，符合这种“主张”的理事长候选人越容易当选。 这种情况下的民主选举制，精英集团就仍有可能“打败”大众（注意是加引号的），因为前者的代言积极性，往往比后者要高。我感觉，在大学这种高智力单位中，理事会的选举方式上采用这种，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谈不太出来特别清晰的言辞，仅是直觉。可能，就是因为多加了一层变数，从而创造出一种阴阳相济，具有矛盾性格的选举机制出来。 至于，院长的选举，即使采取直选制的话，也仍然存在可能的技术细节： C1-a. 一人一票制，每个投票人只能投最多一票，票高者得。这个比较传统了。 C1-b. 一人两票制，每个投票人最多只能投两票，两票上的人名，可以不同，也可以重复，按重数计票，当然，也可以只写一个人名。 C2-a. 一次选举制，即最高票数者得票。这种情况下，最高票数可能不超过50%。 C2-b. 多次选举制，第一次选举，选出前几名，在C1-a中，是选出前2名（据说，这就是两党制的由来），在C1-b中选出前3名。第二次选举，最高票者一般来说，票数肯定会过半，尤其是C1-b这种选法，最高票者的票数比例一定很大，不过它尚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 种种不同的选举大势和技术细节，都将会决定了我们将来采用什么样的民主方式。其实，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施行，很多以往不可能的做法，现在都可以低成本地运行。譬如，可以预先将不同的选举方法，放到网页上，由该单位有选举权的教师们选项，选出来哪种，该单位就是用那种选举方法。这样，即使是同一个大学，数学系的选举方法，也有可能跟工程系的选举方法，在技术细节上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当前的改革，不光是要选人，而且还要选“选举机制”，这个“选举机制”本身，最好也是由投票产生才好，而不要由领导或少部分人决定。当然，如此又会产生出“选举机制”的选举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网络出现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选举机制”本身的推选问题，有点类似于院长选举，其中牵扯到的C项的组合，总共不过四种而已，那就都做出来，生成四种网页，让成员们按四种标准，对“选举机制”本身进行选举。多选几次，根据迭代效应，四种选择方式基本上会收敛于同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帮助教授们选择出合适的“选举机制”，也相当于在真正的人员选举前练兵。 现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的呼声很高，相关的“教授会”的改革，在各先进学校均是箭在弦上，对此有研究的科学家们，应该从速献计，以免错过改革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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