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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脚趾头”不当“头”！: 热度 7 boxcar 2011-6-23 22:01;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刚才看到刘洋写的新博文“ 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 1 】。俺评论道：“ 要是脚趾头痛，当然要医脚。别拿脚趾头不当头。。。 ” 确实，千万别拿脚趾头不当头，人家也是正经的“头”，而且不是“一头”，是“十头”呢！头是什么？除了我们常说的脑袋，每个方向突出到极致的部位几乎都被称为“头”，还有肩头、手指头、脚趾头等等。这么一看，所谓头痛，可不只有脑袋可以疼，手指头、脚趾头啥的也都可以疼呢。按照西医的套路，一般是要哪里疼治哪里的，所以头痛医头，脚趾头痛医脚趾头，可脚趾头只是脚的一部分，也算是医脚，所以，出现俺这个“头痛医脚”的歪理邪说。此等歪理邪说之所以还胆敢说出来，因为俺借机偷换了概念，去掉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修饰或限定词汇。其实，所谓“去行政化”，肯定也不是科教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试想，老师整天惦记着股票的涨跌而在讲台上无法安心教课，学生一天到晚琢磨着上网打游戏无心向学这些问题，显然绝不是“去行政化”能解决得了的。广大师生心情不好，工作效率低下，长期无法产出震惊世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但已经严重影响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伟业，也是经常让人头疼的。究其原因，发现原来是脚底下的路走得有问题——“行政化”了。再仔细一看，原来问题出在行进中支撑人体重量、还决定走向的脚趾头上，所以，必须解决医治这一顽疾！治疗方法——去行政化，剁掉令人讨厌、老带错路的脚趾头！于是，“头痛医脚”的局面出现了。倘若就此剁掉了脚趾头，脚趾头肯定从此再也不疼了——谁见过没有了的器官还能疼？！但是，架不住身体的其他部位还会疼，例如刚剁掉脚趾头的脚掌就可能会疼，咋办？继续治，简单的做法是能切的切、可以剁的剁。。。。。。这就是那种非正即反、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方式。一通大刀阔斧、很痛快的手术过后，倒是再也看不到曾经令人厌恶的恶疾了，但是，倘若那些虽容易滋生恶疾，但对于生存、成长和发展本不可缺失的“器官”也从此不复存在，则在需要这些“器官”发挥功能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为了践行“去行政化”的口号而不要行政，以及机构和组织配置不合理的低效能的行政，都会给大学的建设和运行带来很多问题。那传说中的数以千计份投递到南方科技大学，却没有听到回音的简历，是不是多少也能说明点儿神马问题？参考：【 1 】刘洋：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50do=blogid=458500; 个人分类: 教育|4882 次阅读|16 个评论

去行政化是灵丹妙药还是头痛医脚？: 热度 5 outcrop 2011-6-23 19:42; 花着国家的钱，却要求“去行政化”，古怪吗？头痛医脚？学者有意制造门槛？知识垄断？教育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知识分子的信仰与价值观方面。体制造就了文化？文化能相对的独立于制度吗？真要“去行政化”也可以，先从经济上独立？完全民办了？教育的本质功能不外乎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前者可能是显性的，后者可能是隐性的。互联网环境下，教育哪来那么复杂？也许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暴力与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宏观上保持前行。都是直觉、幻觉~; 个人分类: 科学网大学|3097 次阅读|10 个评论

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 热度 15 nli2233 2011-6-23 12:53; 继续关注南科大，努力理解朱清时进一步学习有关南科大的消息、访谈和文件后，有些新的感想。第一，关于南科大的课程设置。香港科大三教授把现在的南科大形容为：“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在 5 个月以前，也是是 2011 年 1 月，朱清时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 新京报： 2011 年 3 月，第一批 50 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将正式开学，现在的课程设置具体方案制定出来了吗？朱清时：南科大的教改实验班主要借鉴中科大少年班的经验，本科新生入学后，前两年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后两年由学生按自己的爱好和能力自选由各个研究所和中心开设的专业课，学分读满即可毕业，学校不像国内传统高校那样设置院系。现在负责各个学科教学的教授已经做出了详细方案。 ” 香港科大三教授跟朱校长的表述是不一致的，肯定有一方说的不是事实。第二，关于去行政化。我在以前的博文里，说自己对于朱校长的“去行政化”不是很懂。经过这几天学习，自我感觉对这个问题弄懂了一下。其实，朱校长的“去行政化”，简单而言，就是校内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之分，统统为教学服务。还是在那个 1 月份新京报的采访中，我找到了答案：当被问到目前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朱校长说：“最棘手的事情是招到合适人才很难，包括管理人才和教学科研人才。现在国内人才竞争很激烈，都用各种办法吸引人才。我们的时间不长，改革的内容又太多，容易给人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能够下决心来的人很少。另外，我们去行政化，没有官，好的行政管理人才不愿意来。” 我个人对朱校长的理念表示深深的担忧。一般而言，大学的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事，学生事务，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秘书等等），在数量上，不应该少于教授人数。也就是说，南科大将有一个数百人的行政队伍。从管理学角度讲，这支队伍如果没有分层分工，没有 chain of command, 其行政效率肯定是低下的。朱校长最近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那么，希望朱校长明白，一个几百人的行政队伍，没有级别，是肯定算不上一流的。也就是说，别再抱着“不搞行政级别的”信念不放了，为了招到一流行政管理人才，该封官的就封官吧。第三，关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校长经常提到我国中学教育在高三阶段是浪费时间，扼杀人才。他一直希望直接从高二招学生。我觉得他特别急于实践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不顾香港几位教授的反对，执意要在教育部刚刚批准筹建南科大之后，马上就进行招生工作。不过，朱校长自己也承认，废除高三是不现实的。他提倡从高二直接招生，也是个试验而已。在教育部未授权招生之前就招学生，能够打响的牌，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了。朱校长举了哈佛和西太平洋大学两个例子，似乎要说明西方（美国）的大学，无论好坏，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不过，朱校长忘了提下面几个事实： 1. 1. 哈佛和西太平洋的区别，是前者是由教育评估机构认证的，后者没有。其实这个“认证”，相当于国内教育部的批准。不同的是，美国认证机构，是民间的；中国的，是官方的。顺便说一句，美国的高教认证机构最权威最有信誉的是区域性的，比如哈佛就是被 the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NEASC) 认证的。美国的大学是自授学位，但是在社会上，从被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和从没有认证的大学拿到的学位，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将来进一步读 graduate school 的机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2. 南方科大没有被任何教育认证机构所认证。其实，依南方科大目前的教师队伍，学科设置状况，它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的。 3. 3. 美国的大学是自主招生，但一般在招生的时候，也会参考学生的全国统考成绩，即所谓的 SAT 分数。 SAT 跟国内的高考不同，一来它只是一个参考分数，不是唯一的标准，二来学生可以考多次，不是一次定命运。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考试，绝大多数学生是一定会参加考试的。所以，自主招生，不一定跟参加高考有矛盾。南科大可以把高考成绩作为一个参考。虽然 45 名学生不参加统一的高考，南科大可以组织自己的考试，但是将来 450 名， 4500 名学生的时候呢，也不参加高考吗？放着高考的社会资源不用，南科大会有足够的资源自己运作对考生的考核吗？ 45 名学生将来的文凭是不被教育部承认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认证的。他们将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怎么办？国外的大学会录取他们吗？国内的名校会录取他们吗？比如美国，研究型大学招研究生，一般要求学生的本科是从得到区域认证机构认证的学校里拿到的，对于中国的学生，他们会要求学生在美国指定的几家评估机构找一家对国内的学位进行评估，到时候，这 45 个学生如果要来美国留学，他们的学位能否通过评估机构的审查呢？希望未来几年内，上面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个人分类: 科学政策|6155 次阅读|22 个评论

去行政化：马红孺点评朱清时: 热度 9 xcfcn 2011-6-22 17:55; 去行政化：马红孺点评朱清时博主按：去行政化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朱清时和马红孺的理解都是精准/到位的！但是，可悲的是，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为了“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根本不要行政部门），虽然说矫枉必须过正，但是显然朱清时的“去行政化”已经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进而演化成“校长独裁” / “个人单打独斗包打天下”。马红孺老师敏锐的观察到了朱清时的“命门”。我想这是解读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种种举措的一把钥匙。马红孺老师在李宁老师博文的留言我对南科大曾经抱有一定期望，但当我看到朱校长急吼吼的要招生的时候，已经彻底失望了。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中，本科生的培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科研团队的建设，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的招收。不幸的是，为了夺人眼球，朱校长把招收本科生放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在完全没有建立教学计划，没有固定教师，没有建立起教学和实验平台的情况下，强行招生，完全违背了一个研究性大学的办学规律，也注定了未来的南科大只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培训学校。一所大学的正常运行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持。问题在于行政在大学是支持和服务，而不是主导。“去行政化“应该是改变目前高校中存在的行政主导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不要行政。但朱校长的”去行政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当了多年中科大校长，深知大学中有一个盘根错结，不可动摇的行政系统，使得大学的运行可以完全离开校长而不受影响，或校长的不符合这个行政系统的任何行为都无法推行，所以朱校长一开始就选择了不要行政。如果回过头去看朱校长在中科大校长位上的贡献，几乎可以用“不作为”来概括。也许这个不作为是无奈之举，强大的行政系统使校长不能有所作为。而当有了另一次有所作为的机遇之时，校长便选择了拒绝行政系统，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贯彻学校理事会意志（不应该是校长意志！）的行政系统，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后果。马红孺老师在曹聪老师博文的留言也许我理解错误，我觉得朱校长在经历了 10 年也无法撼动强大的大学行政系统之后，决定不要行政支持，不要团队理念，而打算建立一所完全是一个人的理念所主导的一流大学。不幸的是，这样的大学，不仅在中国建不起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建不起来。在这种一个人的理念主导下，最多也就是一个私塾。马红孺老师在我这篇博文里的留言再明确一点：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强大高效的行政系统来支持，而不仅仅是一批搞行政的人。这个行政系统要有从基本办事人员到处长的完整的行政等级，要有分工明确的行政机构，以及行政人员的正常晋升机制（包括提薪和提职）。没有这样一个行政系统的支持，大学的正常运行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学校的发展方向，学科方向的设置和调整，对各研究方向的经费支持的强度和优先次序等重大问题，应该由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教授治校”，应该通过这个委员会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来体现。具体的科研，教学，研究生培养的比较大的决策问题，应该由若干专门的委员会来决策。朱清时关于去行政化的言论 1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2 、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一个学校就像梅兰芳以前唱戏的剧团一样，学校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梅兰芳能够唱好戏来运作，所有干部都是为梅兰芳搭戏台的人。在南方科技大学，老师能否获得尊重看他的个人能力和业绩，而不是看官职的高低，开学术会谁讲得精彩就把谁放在前面。 3 、比起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运作，更严重的是外部行政化。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放权，现在人事、财权、评估、毕业证书发放等权力都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被捆绑得一点活力都没有。外部行政化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的根源。 4 、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去行政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老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进程应该很快。; 个人分类: 杂论|2918 次阅读|6 个评论

科学网博主刘广明老师很帅的，有图为证: 热度 1 meixianghao 2011-6-22 12:12; 南方科技大学不是香港科技大学编者按：近日，参与发起南方科技大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公开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一时间朱清时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备受质疑。学者刘广明仔细比较了两校创校背景的不同之处，指出南科大的改革探索遇阻根源在于其“去行政化”远不如香港科技大学彻底，南科大的未来要一步步走。 □刘广明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3月开始筹建，8月成立“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1987年9月筹委会接受校长遴选委员会建议，于1988年委任吴家玮为第一任校长。1991年10月首批700余名学生到校，由于首期校舍未完全落成，学生只能在九龙尖沙咀的临时校舍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100余名。香港科技大学首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1992年1月和1994年落成。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模板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政府希望通过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科大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09年6月经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的朱清时被任命为创校校长，2011年3月首批45名学生到校上课。首批学生到校时，有教职工20名左右。南方科技大学计划2012年9月建成新校区。由此，可以看出两校的诸多相似点：政府全力筹建；校长公开遴选；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个筹建5年后招生开学，一个筹建4年后招生开学；在筹建时期，香港科大曾因预算严重超支、设备豪华等广受争议。南科大则因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失败”等面临巨大的诘难。但两者的不同点却是远远大于相同点的，或许正是其中的不同点，使朱清时的合作筹建顾问班子撤离，使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广受质疑。也正是这种不同点，使南方科大永远模仿不了香港科技大学，更成不了香港科技大学。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筹建香港第三所大学，是香港行政局和香港社会的共同愿望，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和热切支持。这可以从其筹备委员会人员组成和社会积极捐款两个方面得到印证。筹备委员会既有资深议员、政府司长，也有海外教育界、本港教育界社会名流。在筹备委员会成立3个月后，香港赛马会即捐出19亿港元作为校园建设资金。在筹备委员会公开征求校名时，社会积极建议，建议名称超过百个。在深圳建设第二所大学，也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支持背后的动因更是天壤之别。当然，最大的不同是在这种热切的期盼中，香港政府却表现出高度的“靠边站”。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干预几近于零。也正是这种政府的“无为”成就了香港科技大学美好的今天。反观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得到政府和特区人民的支持，但政府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也是自始至终的。从校长遴选，到校园建设，甚至到仪器购置，学生不参加高考，都能看到政府“作为”的影子。特别要命的是，除了特区政府的“作为”外，还有教育部的“大有作为”：三年不批准其筹建；同意自主招生后要强行要求参加高考！可以说，朱清时校长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中付出的心血绝对比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付出的多得多，但这些多付出的心血，可能恰恰是吴家玮校长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他没有遇到过的。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吴家玮、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教授共同指责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着实有点“不合国情”，也是对朱清时校长的不仗义。我认为朱清时的不合常规出牌，并不是朱校长不懂教育规律，而是他面对“黄灯”情境的一个“急招”。内部治理结构不同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时，其法规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可以完全“量身自制，适时宜人”。初创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借鉴的是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法规，同时也加上了香港创立科大的背景、环境、文化和经济条件。于是乎，一套一套量身订制的法规出笼了，适于科大的宗旨，合于科大操作，又在世界主流大学范畴之内。如果把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最大秘诀作一个归结，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条：政府无为、国际视野、教授治校。政府无为，讲的是政府不干预大学的办学；国际视野则要求香港科技大学无论是在校园建设，还是在学术规划、学科规划、人才培养、教师聘任等方面，都要有大手笔，要站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沿去思考、规划和落实这些事情；教授治校则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话语权、建议权、决策权，同时教授也要有压力、有动力、有激情。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建设模板，当然知道其成功的秘诀。所以朱校长一上任就说，他要在南方科技大学搞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他要“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应该说，他说这些时，绝对不只是为了炒作。但实践给他老人家上了一课：去行政化的行程中，政府高调给他公选两位“正局级”副校长（政府应该是答应过他副校长由他提名的）；“教授治校”被演化为不疼不痒的“教授治学”，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几近“摆设”；“自主招生”千呼万唤才出来，却被认为是“不合法”，要求已被录取的学生去高考（实际上如果学生在南方科技大学参加高考同样有违法之嫌：异地高考！），老人家难呀！资金条件不同有钱不一定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足够的钱是一定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香港科技大学筹备时，可谓资金充足。建校资金一说是20亿美元，一说是500亿港元，吴家玮校长说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其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认为，创建香港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在1988年到1993年创校之初的5年中，香港科技大学人员工资增加了一倍，到1998年，其人员薪俸是1988年2.7倍。正是其诱人的报酬，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教师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反观南方科技大学，则没有这么幸运。虽然网上爆传南科大教师拿着7位数的钱、学生吃的是“八菜一汤”，但朱校长手里的筹建机动经费却只有区区的1000万元，其他方面需要钱，得找有关部门申请。将于7月1日实施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也没有给予朱校长多少用人的财政权。他的财务预算要经市政府批准，南科大教师工资要“参照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市场薪酬水平状况，合理确定”。可以设想，南科大绝不会出现像香港科技大学在聘人方面的财大气粗，也绝不会形成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吸引力。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南方科技大学建设一支世界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目标或难以实现。由以上三点不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不管是谁当这个校长，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南方科技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南方科技大学还是应该顺应环境需求，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慢慢来。用吴家玮校长的话来说，就是唯“一步一步去做”。（本文为科学网博客，经作者同意在本报发表）《科学时报》 (2011-06-22 A3 科学社会);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4340 次阅读|1 个评论

“去行政化” 的本质是“行政透明化”，思考性博文集成目录: arithwsun 2011-6-22 01:47; 我在接近40岁的时候，权力欲从血脉中苏醒，激荡心神，因而前年跟着科学网的影响，思考了一些这方面的事，也就是说，虽然感受到自己血脉中遗传下来的权利欲，但是并不想付诸其于实际，只愿意想想，过过干瘾，当作一把思考练习题。那时候，国内高校开始提出“去行政化” 的口号，我回应了几篇：战略设计，不应有逻辑错误大学建设：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是什么 “去行政化”的改革中，选举方式很重要去行政化的提法，其实不好，如果改成“行政透明化”，就文辞达义了。去行政化的分水线应该在“透明化”的程度上，即，去行政化的本质，应该在于行政系统的完全透明化，而那些不能完全透明的部分（如人才评定，顶级人才工资，高考招生），则剥离到教授会执行，当然，现在中国大学是没有教授会的，将本质上的教授会，裁割成了3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本科生教学委员会。当时，绩效工资的提法，也被酝酿中，建一个大学，怎么给教授们发工资是很关键的，也写了几篇：高薪化和低成本化的博弈：从资金运行角度理解大学建设低成本运行战略下高薪化政策的运行方法：抓两端国内领袖科学家不上本科生课的行政原因内在原因（年薪制和课时津贴制的背后）我们大学的工资制度，跟国外的差别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更在于制度上，西方大学普遍实行的是年薪制，我们实行的是课时津贴制，我在一位曾长期呆过海外的同事指点下，认识到了这个重要事实，正是因为实行年薪制，所以西方大学的教授们，可以采取平均化的教学安排，即每位老师所教授的课程数目基本平均，我在Stanford大学访问一年时，对此感受颇深，即使是专职教学岗人员（即非终身职教授的那些教师），授课数目跟其他老师也是相同的。当然，孰优孰劣很难说，但毕竟人家是这么做的，我们如果想超越，也必须思考人家这么做的妙处，如果不是我那位同事点醒，在国外只呆一年的我，是很难对此有所体会的。最近三位科学家在南方周末反对朱清时，普通人的反应颇为可笑，认为三位科学家不厚道、不仗义，老兄啊，这三位科学家把自己的声誉都拿出来了，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做朱清时的“敌人”，对于 “敌人”，还有要求厚道、仗义的说法吗。你想反击，一是去找三位科学家说的那些事实是不是真的，二是做个调查问卷，问一下，经此一役，是否还有科学家愿意去应聘朱清时名下的南科大，当然，得是深圳市政府期望的标准的。三位科学家的文章，是非常尖锐的，在我看来，就是一剑封喉，大势已定了，可惜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不知道教育界有教育界的规律，说白了吧，现实情况就是，朱清时笼络不住科学家，没人来，还建什么大学呢？这一剑封喉的招数，最狠的是这句『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这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做出的评价，他们这样说，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知道励建书是我们数论界的高手，水准在那放着，不用置疑。普通人看不出来这些话的厉害之处，以为他们在闹过家家的小孩子游戏，这关“厚道”、“仗义”什么事呢，你不做，总不能挡着别人也不做、不说吧。这句话也说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学科规划确实需要重大改革，怎么改，就得靠“科学大师”来办，而且不是一个，得一个群体团队，我写过类似的个人笔记，有点探索，尚未想清楚，这里是相关讨论的集成贴：大学建设：学科交叉机制是现代大学的关键特点也就是说，学科规划，对于南科大这种新建学校来说，其实是最大的机遇，若朱清时不去抓住，可惜了。我在前面帖子里说，学科规划：教育建设的重中之重杨玉良关于学科规划方面的文章（复旦领导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思考），是我能看到的校长文章中想法比较深的。他文章中点了一下这个意思，学科规划决定了校园建筑。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攻击朱清时的东方早报访谈中也提到『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我的博文中，曾经提到过不少大学建设的东西，很多其实也都是学校/学院，乃至教研组/教师个人就可以做，完全不必得到教育部批准，就能做但未做的。我的视角跟那些要求“厚道、仗义”的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朱清时没有利用建设南科大的机遇，去把科学家笼络好，反而把核心团队中的几位顶级科学家催化成了自己的敌人，说穿了，这就是能力问题了。如何笼络住、吸引住科学家，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未解决问题，大致可以有几个兴奋点： 1. 图书馆（对于应用科学家则还要加上公共实验室平台）。 2. 本科生质量（三位科学家显然不满意所招学生的11-18岁年龄段）。 3. 办公室条件。办公室条件，在我的博文中，以及刘广明的博文中都说过，刘广明那篇还获得了特别大的点击率，我这篇呼应的不多，其实是结合学科规划和博士生待遇来讲的，即，不光是教授，博士生也要有办公室，这是西方名校的标准设置了。我们想比他们好，那就把办公室做的更大，更让教授们喜欢，不就行了。南方科大的求贤策略选项：办公室vs年薪普通老百姓会想，你们教授们的日子也太滋润了吧，又有寒暑假，又有大办公室。其中的道理就在于『若教授们的办公室，比处长们的办公室差很多，什么样的大学理想，都是妄谈。物理实体结构，对人之心理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但是，年薪我是建议不要太高的，世界上的事，就是名、权、利，教授们既然已经拿了名，就不要再奢望权和利了。反之道理亦然，不说了。网络延伸阅读材料：科学网-墨尔本大学校长：大学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 - 新的课程体系实行“3+2+3”培养模式，即3年本科学位、2年研究生学位和3年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具体来说，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将原来复杂的本科学位体系综合成6个：人文、理学、经济、生物医学、环境、音乐，我们将其称为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 ADD STICKY NOTE | DELETE 我们认为，大学的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足够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墨尔本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是追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际化和交叉性融合。; 个人分类: Book-W|2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南科大：把口号喊成真理也是一种成功: 热度 9 张显峰 2011-6-21 08:48; 南方科大最近又陷入了舆论漩涡。先是因为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被媒体说成了“朱清时的人质”；后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南方科大创校核心成员“出走”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公开质疑“朱清时式教改”。其实，有歧见，拿出来讨论是好现象。有意思的是，舆论近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早先南方科大擎起“去行政化”大旗时，舆论一片掌声；随着其开张，质疑之声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时评家“告诫”朱清时：“南方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要看到，舆论有时是盲从的，你越跟体制合不来，它越叫好，但对南方科大来说，最值得珍视的应当是这些不同声音。香港科技大学三位“志愿者”李晓原、李泽湘和励建书教授，是因为办学理念的不同和朱清时分手了，可贵的是，他们是谦谦君子，能把分手原因和自己的看法坦诚公开，我想不是图嘴上痛快，是真正为了南方科大能有好的未来。南方科大一开始就以“去行政化”的“革命者”形象示人。但三位教授认为：“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这句话我想朱校长不必介怀。南方科大本质上讲是个公立大学，让一个公立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学校说了能算的，要看人家深圳市想怎么玩儿，如果深圳只跟你要结果，要一所响当当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告诉你，你缺什么可以要，至于你怎么办我不管，我想这事就好办多了。别看这个想法很简单，要实现起来很不容易。政府得从掌柜变成丫鬟，得从命令你变成服侍你，这“变”起来相当困难，不仅要有诚意，还要有胸襟，更要有胸怀未来的眼光。前一阵子深圳市公选正局级的南科大副校长，就说明深圳放手放得还不够彻底。要不要行政和要不要行政化是两个概念，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世界公认的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他们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中国的大学里也同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他们只强调一个功能：管束——管束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在一所大学里，行政力量是用来服务的时候，学术、学生和教员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决定着一切学术事务；反过来，行政力量是用来管束的时候，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人，学术则沦为权力的奴婢。这是中国大学和国际一流的差别，也是要行政还是要行政化的不同后果。南方科大已然擎起“去行政化”的大旗，我以为，口号不妨喊着，等它真把这道“伪命题”求真了，南科大也算成功一半了。;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5320 次阅读|9 个评论

难仿科大：靠词，但不靠谱！: 热度 22 boxcar 2011-6-17 18:37;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今天，南方科大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同在“南方”的那个著名报纸《南方周末》狠狠地诌出来几缕油墨，其中一篇题为“要改革，不要口号：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的文章【 0 】堪称背后插刀【 1 】，因此，关于南方科大的话题再次成了咱科学网博主们议论的焦点。刚才读了几篇科学网博主的博文【 1-3 】之后，也想就着这个话题整几句，遂写下此文。南方科大，算是一个寄托了许多中国科教界人士梦想和希望的新筹建的大学，曾几何时，校长朱清时以其提出的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吸引了无数期盼的目光，然而在其建校的具体路线图和做法上，也时不时地引来许多的争议。包括我在内的众人围观数年，几轮争议下来，难免会有些热切希望正在变成冷冰冰的失望。这个过程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未来可以被描绘得很美好，看在眼中的现实注定很冷酷，体会过了的历史很难轻易地割裂。朱校长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给俺们描述了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不但“世界一流大学”的大目标足以打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底层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而且“去行政化”的口号更能直接吸引科教界中被行政力量折腾得倍难受的大多数人。在“词”这个层次上，有很强感染力的朱校长无疑大获成功，所以我说，南方科大“靠词”。然而，具体到筹建大学过程中的做事上，很大的问题就出现了。作为一所已经开始招生并授课的大学，如果还没有落实好开哪些课、由谁来授课、课程中都讲什么教学有关的具体工作安排，就难免让人担心了。因此，我在此前的博文【 4 】中说过“ 我不关心他们今天是否参加了高考， ...... 我更关心过去的几个月里谁在给他们上课、上什么课。 ”这句话得到了陈安老师的回应——“ 张贤科教授教的数学 ”，让我稍放宽心。然而，今天在陈兄的博文【 2 】中看到南方科大目前的教学是“ 靠两位专职退休教授和一大帮不十分靠谱且在课程表确定后还要不断调换的兼职教授 ”这段话时，又让我觉得问题可能挺严重。陈安说“ 那谱几乎是没法靠的 ”【 2 】，我得出的结论也是南方科大“不靠谱”！咱这么说，并不是存心和辛辛苦苦涨落了好几年的朱校长及其合作团队们过不去，而是真的觉得“不靠谱”。 “谱”是什么？谱是前人编写的，大家照着它就可以唱歌的曲谱，可以下棋的棋谱、可以炒菜的菜谱。。。“不靠谱”，也就是不打算按照前人编排好的步骤和成熟的做法往前走，而打算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路，就“摸着石头过河”。按照这种分析，“不靠谱”即使算不上褒义词，起码也不是板上钉钉的贬义词。针对现有体制的缺点，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甚至推翻现有体制，另起炉灶弄一套新体制，是一种常常被大家欣赏的“不靠谱”。然而，如果连教育、科研所必然遵循的基本规律等的“谱”都不打算靠了，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完全“不靠谱”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着调”了。例如，既然还叫大学，还要搞人才培养，总要把大学的教学体系必须的要素先弄齐整，谁办正儿八经的大学都得这么干（只管收钱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可能无所谓），这可不是喊口号（无论多动人）就能代替的。从现下的状况来看，南方科大真的难仿科大，或许不屑去仿，或许即使想仿也仿不了。形式上不仿倒也无妨，如果水平上和成就上到老也难以做大与科大相仿，那可就太失败了。如果现在大家觉得南方科大办得差强人意，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炒作的成分太多太大，没有冷静地理顺思路，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对于相关事务，我的一贯主张是“宜凉拌，不易热炒”【 5 】。参考：【 0 】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4 【 1 】马臻：南方科大被人插了一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964do=blogid=456294 【 2 】陈安：朱清时校长的一切作为，唯 “ 急功近利 ” 四字殊可近之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56186from=space 【 3 】王永晖：摘评南方周末文章：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143do=blogid=456346from=space 【 4 】吕喆：南方科大的 45 个学生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1635do=blogid=452677 【 5 】吕喆：科学网大学，宜“凉拌”，不宜“热炒”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1635do=blogid=438533; 个人分类: 教育|8485 次阅读|63 个评论

从南科大去行政化所想到的（续）: dongzg101 2011-5-14 06:41; 实际上，单独的让教育部门去行政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会更加会弱化教育在国民心中的地位，教育已经是一个弱势部门，我们所应该倡导的，学校对内应该是以教师和学生为核心，变行政人员的管理为服务，或者说，以服务的心态来管理，但中国的课程只有管理学，没有服务学。服务的精神，只有在志愿者中才得以提倡。其实不少领导做老师很合格，做了领导，心态就变了。办任何事情，总是在揣摩上意。毕竟做了中层领导，收入就会比教师高出很多。谁又舍得下来呢。难啊! 每年评先进总是行政人员和老师混在一起评，年轻老师总是习惯先勾领导，8个名额。系领导加书记占了四个，普通行政人员占了两个，8个行政人员得了6个，五十多个教师，只有可怜的两个名额。年年如此。为什么不把行政人员的评行政人员的，老师的评老师的呢？很奇怪。更不用说，盖几个章，一级级领导跑下来，没有几个星期不可能。不是领导出差，就是领导说忙，一秒钟就可以签好的字，好不容易逮着领导在网上看新闻，他说他在忙工作，让你过几天来，过几天领导又出差了，你等吧。如果把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评定分开，由教师来评定行政人员的合格与否，会怎样？不知道.; 2595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南科大去行政化想到的: 热度 3 dongzg101 2011-5-14 01:04; 教育改革应该是所有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应该是第一步，但估计是最难的一步。连改革的先锋南科大都不能免俗，招两个副校长还要标明行政级别，估计，南科大以后也很难有所实质的发展了。从古至今的官本位思想，笼罩了无数的中国人。钱学森提出了系统论，我们都被不同的系统套住了，因为我们的很多制度自相矛盾。就拿我们学院来说，上学期我去申请考研究生，系主任马上签字了，到教务处找教务主任签字，她看了后说，你有硕士学位了，我们学院的制度里没写有硕士学位还能再读硕士，她不能同意。我说了一通，否掉她这一条理由后，她又说，我们学院的硕士比例已经达到了评估的要求了。没有必要再读硕士，建议我读博士，这样学校就养着你了。这个处长，原来公派美国进修一年，据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学了点真东西，就这水平，我们学校好几个这样的，公派美国一年就拿了个硕士学位，回来都当中层领导。后来，又说我们学校的MBA多了，要我学别的，我们学校就两个MBA，一个湖南大学的，一个中山大学的，我全认识，实在说不过我了，最后说，上回她同意了一个老师的申请，结果被院长骂了。让我直接找人事处问，人事处长反复建议我考博士，我就直接掏手机，你决定不了，那我就找院长了。人事处长马上说他去找，不用我找了。上个月底还要好玩，我们是四个学校合并的，我一大早去教务处和一位老师说了句话，据某学校老师说，他们吞并了我们学院。说得大声了点，半个小时候，我们系的副系主任打手机找我。我直接就关掉了。等下午，我晃去系办公室，他就直接指责我上班时间到处乱窜门，有些老师反映我们机房管理员工作清闲，他要向上面打报告要裁掉一个人，我就顶了他几句。第二天开会，就宣布要派我挂职。正好，早就想跑路了，申请了几年做教师岗，都没人理我，一下就实现下岗了，不用上班了，只是没有岗位工资，还有1000多点国拨工资，正好有时间在家写份学院的发展规划给院长，再帮一帮朋友搞个培训公司，准备干点私活了。挂职的手续交了两个星期，系主任终于签字了，到教务处又卡住了，比较有趣，教务主任没说签，又没说不签，又喊我去找系主任，系主任出差了，就让她等到放假吧。我在家打打网球，学点美国大学的课程，英语丢了太久，要重新开始练习。现在搞评估，我们有的老师说，学校现在变成了工厂，那些行政人员就是监工！（未完待续）; 2541 次阅读|11 个评论

大道既隐南科一梦-朱清时南科大试验失败论: 热度 5 冯用军 2011-5-10 12:23; 1、我早就预言过，老乡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梦想只是“终南山”的“南科一梦”、白日梦、镜中花、水中月，这一点，我的老乡熊丙奇亦深表认同。没想到，预言才过3月就应验了，南科大“去行政化”行动宣告失败，深圳市委一纸行政命令就宣布了这个“肥皂泡”的破灭。由此可见，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去行政化”，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啊。 2、“情理之外、预料之中”，即使南科大有这样的“实验机会”，独木难以成林，行政化早晚是要“复辟的”。 3、高校“去行政化”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在任内推进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南方科大“去行政化”的承诺，不应是空话、套话、官话，其改革方向不可动摇，也不能动摇。深圳市委市府应千方百计、想法设法促进南方科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去行政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试验田。这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精神”。 4、深圳市委市委“一纸公文”击碎中国教育改革人士的“白日梦”，利弊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积弊难返，没有当初改革开放的魄力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家，任何白纸黑字的“改革方案”在强大的行政化力量面前都将成为空话、一纸空文。这直接宣布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改革的最佳机遇已经丧失。 5、对老乡朱清时而言，教育部不给招生计划，本身就很郁闷，还好，深圳市委一纸公文，要招聘正局级副校长，那按照常理，朱清时这个校长至少是省部级，不然怎么命令正局级的校长，从此就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了，这算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给他的最好礼物了，所以，即将再次迎来副部级待遇的清时兄乐见公文、乐观其成、乐在其中。 6、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一个地方政府（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公文就能与国家战略决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温家宝2011政府工作报告》等）相抗衡，并直接宣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败，岂非不是中央“大道已隐”、邦国“礼失而求诸野”。不信，请看：摘要：“等学校开学，我们希望退出公众视野，安心办学。”这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工作人员曾经的愿望。确实，该校3月1日开学后颇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日前一则“南科大选拔局级副校长”的通知，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等学校开学，我们希望退出公众视野，安心办学。”这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工作人员曾经的愿望。确实，该校3月1日开学后颇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日前一则“南科大选拔局级副校长”的通知，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昨天，南都记者发现，截至昨日下午5时，报南科大两个正局级副校长职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南科大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学界：批评声此起彼伏 4月29日，深圳市委组织部一纸通知《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知称，经深圳市委研究决定，对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7个职位进行公开推荐选拔。其中两个南科大副校长职位为正局级，报名者须为现任国内高等院校正处级以上职务的教育管理干部(正处级干部需任职满3年)，或者现任深圳市正局级职务或副局级职务2年以上干部。消息一出，很多关注南科大的学者表示“震惊”，因为这与一直高呼“去行政化，完全取消行政级别”的南科大形象颇不相符。长期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冯用军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直说“情理之外、预料之中”，行政化早晚要“复辟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对朱校长来说是一大难题，他是聘任过来的没有级别的校长，副校长却是局级干部，如果副校长不听校长的，怎么办？”熊丙奇在第一时间发文，建议朱清时拒绝这一安排，并劝告深圳市“收回成命”，“朱清时校长的态度尤为关键。这不是对朱校长的过分要求，而是作为教育家，在办学的基本是非面前必须坚守的原则。” 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也在微博上发文说，“南科大不是要去行政化吗？朱清时校长手上究竟有多大人事权？南科大治理结构究竟怎样？”他认为深圳市人大应就为何南科大条例迟迟不出台给公众一个解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发微博说，南科大聘任局级副校长，这是对南科大的讽刺，对朱清时的讽刺，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朱清时：正与有关部门沟通在此期间，朱清时的态度颇微妙。4月30日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他说自己虽知道有干部要来学校一事，但“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对于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干部到南科大，或者出现“政府任命”和“学校聘任”两种用人机制，朱清时说自己也无法保证。 5月7日，有媒体引用朱清时的话说，“在南科大工作的副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报道称，朱清时特别强调，学校已经跟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进行了交涉了，出现这种误会可能是工作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说，学校实际上已经有了管理条例，是由学校校长进行提名，再由理事会任命副校长的，任何干部都需要遵守理事会管理的体制。但实际情况如何？按照市委组织部的通知，推选“正局级副校长”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6日至10日，报名期间在深圳市考试院网站动态公布各职位报名人数。南都记者发现，截至昨日下午5时，报南科大两个正局级副校长职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远远高于其他局级、副局级岗位的报名。对此，南都记者昨日再次采访朱清时。他说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自己还在跟有关部门沟通此事，其他的不方便多说。冯用军：“去行政化”不可动摇大学评价专家冯用军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在任内推进的国家决策和政府意志，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南方科大“去行政化”的承诺，不应是空话、套话、官话，其改革方向不可动摇，也不能动摇。深圳市委市府应千方百计、想法设法促进南方科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去行政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试验田。这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精神”。针对各种声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科大相关人士称，目前正是该校“去行政化”面临最具体考验的时候，也是工作最艰难、复杂的时候，“南科大去行政化是得到深圳市领导支持的，但并不是所有部门都理解，现在校方正在做沟通工作，也希望大家协助南科大去行政化的理念和做法，这需要长期的工作。” 熊丙奇：深圳要兑现承诺在此期间，南都记者多次致电深圳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无可奉告，需要询问发言人，但发言人的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相比之下，民间的声音则热烈得多。“深圳论坛”上，类似“南科大去行政化宣告失败”等帖火爆非常。昨日，熊丙奇再次在其微博上发帖，“再次呼吁深圳叫停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他说，2008年深圳公开表示，南科大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早期的南科大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备受关注。深圳要兑现承诺，而不是忽悠，必须叫停(招聘局级副校长)。创校之路：一直高举“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一直是南科大喊得最响的口号，朱清时在2009年9月26日第一次与深圳市民面对面时说，深圳市委市政府已经明确，南科大不设任何行政级别，他袒露心声，“我到这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坚决支持，如果不是这样支持，我何必这么大年纪了，再到这里拼搏呢？” 在南科大艰难的筹办过程中，朱清时也曾批评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办事作风，甚至直言深圳市有些规章制度平稳有余，冲劲不足，但在“去行政化”方面，此前并无多少争议。据说曾经有局长、副局长到南科大工作，后来又走了，“因为他们习惯官场，带着不少官气。”朱清时曾表态，那些想当官的人到了南科大肯定呆不下去。按照最初的规划，南科大将设立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由政府官员、学校教授、社会贤达等组成，他们负责学校办学的大方针。而学校具体管理则由校长负责，副校长也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现有的大学已经形成桎梏，改起来很难，南科大是一张白纸，去行政化相对容易些。但现在又来了局级副校长，这将为学校的发展埋下隐患。”熊丙奇直言。深圳市委市委“一纸公文”击碎中国教育改革人士的“白日梦”，利弊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积弊难返，没有当初改革开放的魄力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家，任何白纸黑字的“改革方案”在强大的行政化力量面前都将成为话。这直接宣布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改革的最佳机遇已经丧失，冯用军坦言。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自己还在跟有关部门沟通此事，其他的不方便多说。———朱清时我早就预言过，老乡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只是“终南山”的“南科一梦”，这一点，我的老乡熊丙奇亦深表认同。没想到，预言才过3月，朱清时的南科大“去行政化”行动和试验即宣告失败，60人竞聘局级副校长。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悲哀。 ———80后首席评论员冯用军微博 2008年深圳公开表示，南科大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早期的南科大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备受关注。深圳要兑现承诺，而不是忽悠，必须叫停(招聘局级副校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微博南科大聘任局级副校长，这是对南科大的讽刺，对朱清时的讽刺，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微博参考文献：南方科大选局级副校长已有60人报名多名学者表示震惊，呼吁学校坚持“去行政化”，朱清时称情况复杂不便多说类别: 学习教育浏览量: 2601 版次: AA06 版名: 城事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10 作者: 庄树雄霍健斌;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2267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南风窗》：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热度 1 andyding 2011-4-27 23:23; 南风窗记者张墨宁发自北京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人事之累政府职能的模糊和对专业领域的干预是泛行政化的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具体到一个单位，则涉及资金分配、奖金分配、绩效工资和职称的确定，应该由谁来决定的问题。 “以前的出国名额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很多单位都是由领导来决定，领导看谁比较乖就把名额给谁，所以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回来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李惠斌说，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仍然对人才的机会得失起决定性的作用，通晓人事成为人才谋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本领，长期以来，成为让他们无法喘息的负累。科层制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才能享受到某些资源，级别和待遇挂钩的科层制决定了人才的追求目标从提升个人才能转向了职务晋升。“为什么在高校，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还要争着当科研处长，因为涉及课题，不当处长或者领导就当不了课题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位置的话，这些资源就拿不到。学校的荣誉一般都是给那些‘双肩挑’的干部。”李惠斌说，所谓的“赢家通吃”使人才拼命地挤进领导的行列。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需要加强民主管理。比如职称评定、论文获奖，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做出决定，然后通过行政组织确定，管理是不可缺乏的，只不过要走民主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业内的专家、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管理当中去，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让人才得到最好的发挥。”吴江表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分配至为重要，标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制度化的，在单位内部，公开、民主、竞争、择优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以价值实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吴江说，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 (本文来源：南风窗 ); 个人分类: 中国科研现状|17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倘若中国科研界今天有领军人物获得了诺贝尔奖: 热度 3 Opiggie 2011-4-20 16:51; 最近，因为某些想法而wiki了下博弈论，当然就看到了大名鼎鼎的疯子納什，深为普林斯顿的包容所折服，也顺便看到了赖因哈德·泽尔腾，这个也许是离我最近的诺奖获得者了。但是，前段时间听同校经济系的同学说起他的演讲毫无逻辑，十分难以follow。不过，看他在诺奖网站的自我简介里却是有两句甚是有味的。 I had to learn to trust my own judgment rather than official propaganda or public opinion. This w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看了这句，让我想起的并非，现在很多人缺乏独立思考，相反，我倒是认为我们的独立思考是太过了，不仅有直接的独立思考，甚至在此一步上，更深深地思考，我虽如此想，但是我该怎么说呢？例子明显，泽尔腾继续说道， My first contact with game theory was a popular article in Fortune Magazine which I read in my last high school year 我想会这样介绍自己研究动机的大牛在中国是不太有的吧，太下里巴了。。。（在此，也该反思科研过程中是否就该抱着学术搜索引擎）自此，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倘若中国科研界今天有领军人物获得了诺贝尔奖对我国科研的发展真的有益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向来是中国官道首选的手段，在这样的原则下，疯子是无力挤进领军的，因为他尚不被认可有弓，狗之用。这样，大批诺奖得主估计都得徘徊在体制之外了。中国科研领军人物，先不论科研水平，卖相首先得好，人情必须练达，更不可有方向性错误。研究获奖首先感谢国家，研究心得自是阳春白雪。在此，不免抱怨一句，在中国，学的真本事确实是难啊，让我们这些心智不熟的毛头小子还得先看穿迷雾才行。这样的科研领军人物，获得诺奖之后，示范的是什么？我看多半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成为体制自我标榜的卖点，进一步培养体制内人的有力依据，如此看来，似乎无人得奖反倒是更好了。在此，恳请大牛们，有了好成果一定努力捂住，直到去行政化之革命功成。到时以堂堂正正的科研人的姿态来发表，而非弓狗之态去邀功。; 3994 次阅读|4 个评论

“去行政化”：朱清时作茧自缚: 热度 1 大毛忽洞 2011-3-6 16:57; “去行政化”：朱清时作茧自缚朱清时摸了 4 摸就到处喊难了。摸摸摸：朱清时的第 4 摸，后面还有第 5 摸（点击）第 1 摸：摸教材。摸教材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教材。第 2 摸：摸培养模式。摸培养模式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培养模式。第 3 摸：摸学术空气。摸了学术空气之后，朱清时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学术空气。第 4 摸：摸行政。朱清时暂时认为，关键问题是“去行政化”。以上是俺对朱清时 2009 年访谈录的总结概括。朱清时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怪圈（点击）无一流师资就不能获得研招资格；无研招资格就不能吸引一流师资朱清时被动就被动在自己在南科大竖起了一面杏黄旗（ “去行政化” ）。目前，北大是副部级，清华也是副部级。如果你朱清时先生在竖起杏黄旗（ “去行政化” ）之前能弄个副总理级，比北大清华高出两个行政级别，今天你老人家就不会为“鸡和蛋”的事情到处呐喊了。如果朱清时有个副总理级（或再大点），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附录：邓小平搞大学改革的故事 1977 年 6 月 29 日，太原。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 “ 两个凡是 ” 的观点。太原会议前，教育部草拟的关于招生工作的意见，业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早在 1971 年，由 “ 四人帮 ” 控制，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纪要》，认为 17 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试图冲破 “ 两个凡是 ” 的束缚，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显然阻力重重。因此，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　　 8 月 4 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提出： “ 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 ”“ 试招人数 4000 人至 1 万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 2% 至 5% 。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 1977 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 “ 十六字 ” 的招生办法。关于文化考查，《意见》提出 “ 重视文化程度 ” ，文化考查方法 “ 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 ” 。同时提出 “ 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 ” 。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历经 “ 三下三上 ” 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 15 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对这些人的遴选，有三个条件：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 “ 四人帮 ” 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 “ 四人帮 ” 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 “ 文化大革命 ” 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说： “ 科学和教育是 ‘ 四人帮 ’ 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 ‘ 四人帮 ’ ，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 ‘ 四人帮 ’ 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一天，邓小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邓楠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代表讲。　　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他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 1977 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 “ 十六字方针 ” 。虽然说是 “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 ” ，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据查全性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 “ 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 ，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在 8 月 6 日的会上，查全性的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在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 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 ‘ 十六字 ’ 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 ‘ 十六字 ’ 方针，就是 ‘ 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 ，什么 ‘ 十六字 ’ ，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 ‘ 领导批准 ’ ，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 ‘ 十六字 ’ 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 ‘ 解放前上大学靠钱， 17 年上大学靠分 (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 ，现在上大学靠权。 ’ 群众气愤地说： ‘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 因此 ‘ 十六字 ’ 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 ‘ 走后门 ’ 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 ‘ 读书无用 ’ 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 “ 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 　　查全性说： “ 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 “ 你说来不来得及？ ” 　　刘西尧说： “ 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 　　邓小平又接着追问， “ 报告送出去没有？ ” 　　 “ 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 　　小平同志一挥手说， “ 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就热烈地鼓掌。刘西尧事后回忆，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在 8 月 8 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把锋芒指向 “ 两个估计 ” ，尖锐指出： “ 对全国教育战线 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 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 “ 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 　　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 8 月 13 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以上文字来自：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eduhissz/2007-07-04/1756216937.shtml; 个人分类: 背景和内涵|3128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大学校长是什么官: fhylren 2011-2-28 17:50; 毫无疑问，我不“应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而且这个得罪是真得罪，它远不像以往写两篇不和谐的文章骂骂政府那么简单，毕竟骂政府只是空口发牢骚，不会针对具体的人，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这篇文章的内容，则是会触犯到很多人的切实利益的。但是，我还是很想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自15岁起就以知识分子这个词标榜自己的人来说，得罪这些人是“应该”的，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名义。这篇评论的题目叫《大学校长是什么官？》，顾名思义，在这篇里我要讨论的问题和大学有关，和大学校长有关，和官有关。在2010年年初，有一个新的议题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就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在两会期间，这个问题一度提到了桌面上，但是，出于众多大学校长的反对（直接说反对不太合适，应该说明里支持暗里反对），这个问题最终没有拍板定案。关于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的问题，我一直在关注科学网上的言论，毕竟科学网的用户基本上都是各个大学的专家教授研究生，都是大学里的人，但是我发现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科学网博主寥寥可数，为数不多的几位博主发表的言论却是极其隐晦的说着和事佬的话。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一方面，科学网的众博主都是大学里的职工，你们在日常工作中都要受大学行政领导的管理，在你们头顶上有系主任，有院长，还有学校一级的领导，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晋升职称，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涨工资，他们决定了你们能不能分房子，一句话，他们决定了你们在大学里的日子能不能混得好，所以，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你们在自己的实名制博客上表达触犯他们利益的观点，这绝对不是明智之举——倘若你们今天在博客上讲了他们的坏话，明天这些坏话就能从秘书的口里传入他们的耳朵，后天你们的职称评定和房子就都泡汤了。在中国，他们要给你们穿小鞋，你们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别指望能有人给你们做主。而另一方面，你们又都是受人尊敬的专家教授学者，你们的身份决定了你们不能睁眼说瞎话，你们在网络上说一句瞎话，被老百姓看到，你们一辈子的名誉就都毁了。所以兼顾左右，权衡利弊，你们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说话。毕竟，沉默是金，是房子，是脸皮，是自己的前途，更是养活老婆孩子的饭碗。我想了想，你们不说话，那就由兄弟我来开一炮吧，反正在做科研的道路上，咱已经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破罐破摔了。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对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本人的观点是：只要大学行政化的制度还存在一天，中国的大学就永远是三流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不在这里空讲大道理，让我们用事实说话：一、我注意到昨天（3月20日）科学网首页上的公告栏中发布了一条消息：科学网博主陈永江等六名西安交大教授举报李连生造假案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并且在这条消息的链接中给出了3月20日《焦点访谈》节目的视频，视频地址在下面，大家先看一下：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9086853877888 看完这段视频，我有如下几个问题：在西安交大的李连生造假被陈永江等六名教授发现，并且告到西安交大的校领导那里的时候，校领导这样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到的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愿意退出6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你们能不能停止你们网上的检举揭发？”……“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西安交大地处内地，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来之不易。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 1、请问：校领导的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相信每个人对这几句话都有自己的解读，反面教材同学是这样翻译这几句话的：“我们作为西安交大的校领导，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年头，全国的大学都在作弊，都在造假，这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你们这6个教授，专门跟我们作对，给我们添乱，搞得我们50多天睡不好觉，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们想要钱，我们可以在拿到奖以后分给你们一些，可是你们不应该这样公然闹，你们闹大了，让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了，我们没面子；让全国的人知道了，西安交大没面子；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整个中国都没面子。你们还是别在网上瞎说了，你们这样把事情闹大，让我们下不了台，我们不好过，也肯定不会让你们好过，所以你们这样做对大家都不好，何必呢？再说了，西安交大这个地方本来就偏，我们的科研成果指标能混到全国第16，不容易，你们要有点大局观，别再那么不和谐了。OK？” 我这个翻译没错吧？现在问第2个问题： 2、请问：作为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校领导，为什么他会表达出“我们作为西安交大的校领导，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年头，全国的大学都在作弊，都在造假，这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你们这6个教授，专门跟我们作对，给我们添乱，搞得我们50多天睡不好觉，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们想要钱，我们可以在拿到奖以后分给你们一些……”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大学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为什么？有人说：“ 因为这几个领导是人渣，他们的道德水平不行！” 错，大错特错！问题本身根本不在具体的某个领导身上，如果你认为这几个领导不行，你可以换掉他们，换成你认为不是人渣的人来坐这个位置，可是在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原以为不是人渣的人也会变成你口中的人渣。这是一条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普遍成立的定律，我自己喜欢把它称之为染缸定律——一个人，无论本身品质如何，只要坐到这个位置，就必然会被染成人渣。还有人可能会跳出来说：“ 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做科研就应该功利！” 对此，我引用一段话： “I ask you solemnly whether by the given oath you undertake to promise and conform most conscientiously that you will defend in a manly way true science, extend and embellish it, not for gain's sake or for attaining a vain shine of glory, but in order that the light of God's truth shine bright and expand.” 中文版： “我庄严的要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的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这段话是欧洲大学19世纪在授予学生博士学位时要求学生宣誓的誓词。“誓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吧。在这个誓词中，要求每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用他真诚的良心许诺捍卫真正的科学，不为厚禄所趋，不为虚名所赶…… 这话说得多明白？在面对利益和原则的矛盾时，作为一个博士，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教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不用我多解释。那么大学的校长呢？什么叫校长？顾名思义，“一校之长”，也就是说校长是大学的老大，他是代表大学的，而他要代表大学，他的行事原则必须是满足大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否则他不配当一个大学的校长。对吧？现在，真正的问题和答案终于来了：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大学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这个奖是靠作弊造假得到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会完全不顾及大学应有的道德底线？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校长，并不是真正代表中国大学的，而是代表政府的。中国大学的校长，本质上不是学校的校长，而是政府的官员。 3、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说中国大学的校长是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处理大学事物时就会功利到完全没有原则的程度？” 让我们从这个逻辑来考虑：（1）当官，有高、低，大、小之分，对吧？如果你当了官，你想不想升官？如果你当了小官，你想不想做大官？如果你当了科长，你想不想升处长？你当了处长，想不想升局长？你当了局长，想不想升部长？当了部长，想不想做总理？答案是显然的，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所以，一个不想当大官的官就不是一个有上进心和事业心的好官。是这个道理吧？（2）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这意味着他也是一个官，根据（1），大学校长肯定也想升官。那么，大学校长该如何升官？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大家都想得到：通过他在大学做校长期间取得的政绩来升官。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在大学工作期间，这所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个校长很可能就会因此升官，将来某一天，他可能就不再是大学的校长，而会被任命为教育部或者其他部的部长，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么如何评定一所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良好的研究成果呢？一靠排名，二靠得奖。大学的排名和得奖，就是用以量化评定大学取得发展和研究成果的标准，也是衡量大学校长政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恰恰就在上面的视频中出现了——“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和“ 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 ”。现在相信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西安交大的校领导会如此迫切的希望并且支持李连生代表西安交大拿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最大奖了吧？因为这个奖就代表着西安交大校长的政绩！西安交大如果拿了这个奖，校长就能升官！除此以外，什么为了学校的名誉和脸面，为了学校的发展，全是扯淡！请注意：我说“为了学校的名誉和发展”是扯淡，这不是骂人话，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在于，如果一个校长真正在乎的是自己学校的名誉，那么他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学校里有没有发生玷污学校名誉的事情，有没有人作弊，有没有人腐败，有没有人弄虚作假，以及如何杜绝这类玷污学校名誉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在一边维护作弊者的同时另一边去警告甚至威胁那些维护学术道德敢于和学术腐败作斗争的人！而从西安交大校领导嘴里说的话来看，他的做法恰恰相反。所以如果有人说校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打死老子也不信。打死打不死打不打都不信！（3）校长是官，他自然想升官。升官需要政绩，政绩就是得奖和排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一所大学里有一个教授想申请一个大奖，你作为校领导，会不会支持？当然会。而假如这个教授申请这个奖是依靠作假，但是上面的审查不那么严格，申请得奖的人又做了点手脚，把事情做的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你作为学校的领导，会不会默许，并且继续支持评奖？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些犹豫，但是考虑到你在这所学校当校长，也干不了多少年，有了这个奖，你说不定明年就升迁调走了，而作假暴露，不知道要多少年，到时候恐怕你早就不在这个地方，而被调到更好的地方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再说，即使暴露，也殃及不到你头上，因为申请评奖的是下面的人，你只是校长，是中间人，出了事你就说不知道，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再再说，全国其他学校也肯定有造假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家。别人都造假，你不造假，别人都占便宜，就你当老实人，这说明你是一个290。在这样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大学校长会怎么做，不用我说明，谁都猜得到。这时候，假如学校里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个教授申请得奖的秘密，并且打算把事情捅出来，你作为校长，会怎么做？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压下去，把这几个闹事的压下去。于是你会做和西安交大校领导所作的一模一样的事，你说的话会和西安交大校领导说的一模一样：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到的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愿意退出6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你们能不能停止你们网上的检举揭发？”……“网上和报纸现在是揪着不放”……“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希望不要再到社会上去渲染，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比较好的结果”……“西安交大地处内地，去年我们科研成果排名16，来之不易。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 如果压不下去怎么办？这很好办，大学的校领导同时也可以操纵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如果真的压不下去，那就只好把下面具体造假的教授小虾米拉出去砍了，而作为校领导的自己这时候虽但毫发无伤，还能玩一把RPG，扮演一下包青天的角色。 ———————————————————————— 插播最新消息：3月21日，西安交大主页上已经公布了对李连生的处理方案，链接： http://xjtunews.xjtu.edu.cn/zhxw/2010-03/1269152023d26158.shtml 全文：学校取消李连生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来源：交大新闻网日期：2010-03-21 14:11 点击： 10479 今天（3月21日）上午举行的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鉴于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2007年12月，在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公示期间，我校陈永江等教授实名举报李连生在申报“往复式压缩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学校对此举报高度重视，通过校学术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展开深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校于2008年3月致函教育部，建议撤销授予该项目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随着对李连生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核实，2009年4月学校决定免去其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2009年12月，针对李连生相关学术不端问题，校学位委员会决定免除其博士生导师资格。今年3月5日和3月20日下午，学校在此前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基础上，两度召开“六位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提出对其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的初步意见。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全员聘用制度实施暂行办法》作出上述处理决定。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指出，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严谨治学传统的百年老校，对于建设优良学风的要求是严肃的和一贯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存在，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Neil反面教材：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事情如果败露，校领导绝对是扮演包青天的角色的。请注意一下上文中我标注为红字的部分，大家可以和前面焦点访谈中校领导的口供进行对比，就当饭后笑话。顺便说一句：其实在这件事情中，我反而有些同情李连生，你呢？ ——————————————————————————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西安交大校领导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把你换到他那个位置，你也会顺其自然的做他做的事，说他说的话，你也会在瞬间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人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在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在西安交大发生的这样的学术腐败事件？从本质上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他们不是单纯的校长，而是政府的官员。他们是官，就想升官，想升官，就追求政绩。而在中国这个政治制度不完善，缺乏监督体制的国家，官员一味追求政绩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大学，一校之长在面对政绩的诱惑时，都放弃了学术道德的准则，下面还能好吗？！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什么意思？说到这里，突然有一个问题浮现在我面前：中国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遵守学术道德的准则呢？他们又不是教授？这个问题之于我而言是无解的，还是把它留给你们去思考吧。二、关于西安交大这件事就评论到这里，接下来我准备说第二个问题：大学校长，究竟是个什么官？我上百度搜索了一下，发现说法不一，最普遍的看法是：全国除了31所重点高校外的普通本科大学校长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而31所重点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比地级市的市长级别高。我个人认同这个说法。为了形象生动的说明大学校长到底是多大的官，我和上面一样举一个例子：请大家打开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旭日干，绑架。会看到一组这样的新闻：2005年12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教授被人绑架，13小时候成功获救。具体这个事件的细节，和新闻里讲得无异，大家直接看新闻就可以。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离我家只有20分钟步行路程，我年少时上的中学就在内蒙古大学马路对面，所以这件事离我非常近，既然近，那么我就就近抓过来。事发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复习考研，所以对详情不了解，但是在那年冬天我回去之后，身边的很多人向我讲述了当地警察解救旭日干校长时的场景，他们不约而同的使用了一个词：场面壮观。据说，为了解救旭日干校长，全呼和浩特市的警察，除极少数在警察局留守以外，其余全部出动，整个一座城市被警车围得水泄不通。我身边的几个七十岁的邻居老太太说她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警察，真是开眼了！像这样的阵势，还不能火速成功解救出人质，这就真的见鬼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但是我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校长被人绑架，会引得一个城市几乎所有的警察都出动？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我们看重知识，看重文化人，大学校长代表大学，我们当然重视！这反映的是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 还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我们的警察队伍如何如何奉公爱民，如何如何工作努力，为保障市民的安全如何如何。” 我不认同这两种说法，理由：（1）在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学教授失踪，被绑架，被谋杀，这都不新鲜。但是我们却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大学的教授在失踪之后会得到警察局如此的重视，以至于一所城市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会出动。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情都实属罕见，所以这件事和文化人，和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压根没关系。（2）不是我刻意贬低我国的警察叔叔队伍，但我要实事求是的说一句，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中国的警察，整体素质就那么回事儿。我自己琢磨了一下，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旭日干被绑架，能够引得那么多警察出动，警察局专门为解救他一个人都走空了，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是一个院士或者教授，而在于他是内蒙古大学的校长，而内蒙古大学的校长，是一个级别不亚于呼和浩特市市长的官职。顺着这个思路来看问题，马上豁然开朗：请问，如果呼和浩特市的市长被人绑架了，或者中国其它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被人绑架了，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这绝对是会造成极大轰动效应的恐怖主义事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警察局能不倾巢而出吗？市长被绑架了，警察局如果不能在短期内破案，警察局长的乌纱还能保得住吗？很遗憾，绑架旭日干校长的那几个哥们儿并不知道内蒙古大学的校长原来是比市长还大的官，要不然借他们十个胆子他们都不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所大学的校长，他是官，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官，他是一个大官，是一个大到可以和一所城市的市长平起平坐，甚至要比市长位置还高的官。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所在的大学的校长，会摆这么大的架子，会有这么大的官腔了吧？三、大学校长的待遇怎样？这还用问吗？大学校长既然行政级别不亚于市长，那么至少市长是什么待遇，大学校长就应该是什么待遇。市长如果出门坐奥迪A6，校长肯定不能坐QQ；市长出门上飞机坐头等舱，校长肯定不能坐经济舱；市长登机走VIP通道，校长肯定不能和老百姓排队；市长外出住五星级酒店，校长肯定不能随便在小旅馆凑合；市长家里住别墅，校长肯定不能住筒子楼。对吧？四、为什么大学校长会反对去行政化？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很明了了。去行政化意味着校长不再是市长级别的官员，校长不再能和市长平起平坐，校长平时不再有高级车坐，坐飞机不再走VIP通道，出门不再住五星级酒店，就算被绑架也不再有警察愿意搭理。如果你是大学校长，你会愿意吗？五、大学校长们反对去行政化，而且反对得很有“艺术”。我在前面提到了中国大学的校长们都反对去行政化，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他们是明里支持暗里反对。什么意思？让我们观察一下大学校长们的言论，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的大学，从长远的角度讲，应该去行政化。但是，在目前社会普遍行政化的前提下，大学去行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这个说法的前半句讲得还是比较有良心的，但是后半句比较让人费解。什么叫大学去行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对于每天忙于生计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你一提行政这个词，他可能就头大了，因为他完全不懂，这时候你再把话说得隐晦点，他转身就走，上网偷菜去了，至于你说的是什么，他不会去琢磨。所以，大学校长们反对得很有艺术，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被忽悠了。可是，作为不爱每天偷菜的知识分子，大家就得好好琢磨一下。大学去行政化最终会给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伤害，这个伤害是指什么？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长不再是市长级别的官员之后，我们的大学就不再受到社会的重视了？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我们的大学文凭就不值钱了？老百姓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去考大学了？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我们的大学教授就不会再被社会所认同了？我们的大学教授就不会再好好教书做研究了？是不是说当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园里少了几个官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彻底完蛋了？当然不是啦！否则的话，为什么外国那么多所大学的校长都不是官员，学校却是世界一流的，以至于我们中国大学的具有高于市长级别行政职位的校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人家的大学读，而我们具有高于市长级别行政职位的校长手下管理的中国大学，却是世界三流的？大家好好想想，中国的大学经过了60年的努力，取得了那么多成绩，是不是说假如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官员，这些成绩就不存在了？而且今后再也不会出成绩了？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中国大学的校长是神吗？莫说是不是神，你就是说中国大学的校长比学校里在读的学生更有文化，这都是未知之数！归根结底，校长们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想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这样翻译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话的：你想搞行政改革，想去掉大学校长的官职，可以，我们赞成。但是你不应该现在搞，你要搞，最好等我们退休以后再说，不要拿我们开刀！六、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现在做总结发言：中国自建国以来，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被政治化了，政府插手接管了许多本不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并且终于把这些事情都折腾个够呛。比如中国足球，还比如中国的大学。中国足球，无论如何，都只是娱乐项目，可中国的大学则完全不同，因为大学真正会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后代，这个国家的人才，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在中国足球的问题上，政府可以马虎，可以犯愣，可以脑残。但在中国大学的问题上，绝对不可以。 Neil认为，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工作，势在必行。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再是政府的官员，不再有升官的目标，不再受政绩的诱惑时，才能从上往下杜绝学术腐败的滋生，才能把官场的腐败从大学校园里驱赶出去；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只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而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时，他才能安守本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他才能把建设学校当做自己真正的工作目标；只有当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再具有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和社会地位时，他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厚禄所驱，不为虚名所赶，坚守自己学术道德的底线，把大学精神发扬光大；只有当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工作顺利实施，中国的大学摆脱政治的困扰，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学术单位时，中国学术的春天，才会真的到来！注：因为这篇文章太长，为了保证你不在阅读时走神，我这次使用了比较多有颜色的字体，可能有点花，将就看吧。; 个人分类: 时评|1374 次阅读|0 个评论

闲说科研体制、去行政化及权威: zhaodl 2011-1-23 10:34; 闲说科研体制、去行政化及权威近来，科学网上的几个热点一直备受关注，也不乏愤青之言。正如，学术问题一样，皆是各有各的理。其实，在我看来多数是“过虑”或者是在前进的过程中顺势搭把手而已，多少会加快点进程，特别是已经形成热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非”之辨！一是关于“科研管理体制”问题，并不是不知道“目的地”，而是路径的探索，探索之中必有“利益集团”的干扰，必有认识的统一，必有过程的渐进，快慢的问题在于“机遇”，也在于“坚持”。体制问题或者是自律问题，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可还是要辩论一番。二是关于“去行政化”问题，当权者恋权，获利者护权，难道无权无利者就真的会“弃权”？实际上，问题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一是去行政化者一旦“被行政化”，在权力之中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立场”？二是“无行政”的情况下，行政化下的无权无利者是否能够承担起“管理”职责？是否能够建立“合理的机制”？我看不可能，能人永远是能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行政化体系中的“得利者”，在去行政化的体系中同样会“变身适应”。是否行政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于群体“科学和民主”的认识和能力问题。三是关于“社会权威”问题。社会权威是社会的希望所寄，也是个体责任的寄托。在自我逃避责任而又期望他人尽心的情况下，希望和失望是永远共存的。权威承载寄托，也获得了相应的“供奉”。民众付出了“资源”也获得了解脱。社会尊重权威，但并不担心权威的陨落，历史从来都是在更替之中前进，在寻找之中成熟。原有的权威“破产”，让人“失望”，而新的权威自然会被找来、替补。在权威缺失的状态下，正是新的权威出现的机遇。为社会而珍惜“权威之名”还不如讲应当“学会自重”，免得遗臭万年。; 个人分类: 闲思偶得|18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 panfq 2011-1-19 17:29; 2011 年 01 月 19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李芃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 “ 这相当于复旦的 " 宪章 " ，不容草率。 ” 参与复旦 “ 十二五 ” 规划起草的一位文科青年教授近日对本报表示，订立大学章程已明确写入复旦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应该不会匆忙出台。据悉，包括复旦在内的 26 所高校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去年底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 “ 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 的试点高校， “ 学术为魂、依法治校 ” 将成为复旦的新探索。在因 “ 行政化 ” 日深而多被诟病的教育界，复旦的改革令人期待。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制订大学章程极有可能碰到的问题是 “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 ” ，破解这一循环殊非易事。行政系统抵触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 “ 前途暗淡 ” 在 2010 年底的一场答谢会上，杨玉良公开阐述了复旦 “ 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 的 16 字治校方针。 “ 不管是 " 育人为本 " ，还是 " 依法治校、民主办学 " ，核心都是 " 学术为魂 " 。 ” 杨玉良说。据介绍，复旦 2010 年作出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校方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校长，杨玉良以身作则，打破传统，率先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为了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复旦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 “ 召见 — 问责 ” 制度。杨玉良表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上述改革引发了行政人员的另一种解读。某学院副院长私下里就对人表示，杨校长的设想 “ 不靠谱 ”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副院长一直在行政系统任职，没有从事过教学或科研工作，显然他担心改革会影响到自己的职权。据透露，拟议中的改革也让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颇为担忧。作为教育直属高校，复旦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些行政部门都有相应的级别。此次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 “ 前途暗淡 ” 。据记者了解，在 2009 年初杨玉良履职校长后，有关改革方案就一直在酝酿中。但复旦校方对此始终相当低调，从未公开、专门论及，甚至连大学章程的起草班子组成也秘而不宣。绕不开的官本位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复旦此次改革，主要在校这一层级，让行政领导逐步退出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评定委员会这三大学术组织。而在绝大部分院系，院长或系主任与上述三大委员会领导已实现职务分设。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介绍，院里的各项事务由党政联席会议和各种委员会集体决策，包括院长在内，谁都没有一票否决权。不过，前述参与复旦 “ 十二五 ” 规划的文科教授直言： “ 院长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 “ 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 ” 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 “ 学阀 ” ，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改革不应限于大学内部大学章程要解决的不只是学校内部治理，还要界定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 去行政化 ” 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熊丙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 26 所，像上海交通大学早在 2005 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 (21 世纪经济报道 ) http://edu.qq.com/a/20110119/000015.htm;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1407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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