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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大学新校长为什么不提“三不”、“四不”了呢？: 热度 30 mdzhao 2015-3-27 15:10; 记得2011到2012年期间，有多所大学更换了掌门人。包括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著名高校，而当时新校长上任时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针对许多人对高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高校的教授抢着当官，当了官可以抢资源、好处通吃等问题的批评，有的校长在上任之初就做出承诺，在任期间专心做好校长的角色。其中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作出“两不”承诺，表示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赵跃宇说，当校长责任非常重大，工作千头万绪，全身心扑上去还不够用，又做课题又带学生，精力无论如何也顾不过来。而他做出“两不”承诺，是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管理，努力成为一名职业化的校长。他表示，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课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韩震声称要做“三不”校长：不做学术研究、不申请课题、不任课，此后韩震对他的“三不”承诺还做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不研究自己原来比较狭窄的纯粹专业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不研究问题，而是要研究更为广泛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高等教育规律紧密相关的问题；不申请原来自己研究领域的课题，并不是不申请任何课题，而是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有关教育发展和教育管理、有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课题；不再上专业课，并不是一点课不上，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讲座强化育人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就任校长的发言中更进一步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董奇的 “四不”承诺及此后的一些去行政化举措更加受到了广大师生、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董奇表示，高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内部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中国高校的管理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这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管理。从“二不”到“三不”、“四不”，当时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已经开始迈出了扎实的脚步。不过此后却似乎没再见有新任校长有过这样的承诺，倒是看到贵州大学的明星校长郑强在两会期间表示：“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并不严重”，认为大家都在瞎起哄。“天天说去行政化，能去吗？去了行政化，我能怎么办啊？大学教授当校长、教务处长就是行政化吗？这不是笑话吗。在一些发展不够高的大学，的确存在一些做学问的教授选择做行政的兼职。但即使当了科研处长、教研处长，也有很多人同时在搞学术啊”。郑强也承认担任行政职务对教学科研是有影响的。“我就是兼职啊，搞学术，又当校长，也带学生。我是坦白，一个人精力有限，当了校长，怎么可能像当教授时对学生投入一样的精力？实事求是嘛。”但他表示：大学总要有行政人员，不让教授来当，让谁当？让官员来当吗？他不懂教育啊。应该说，郑强其实还是比较坦率的，或许在贵州大学这样的学校，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自挂帅，大概是很难申请到有较多经费的大项目的，如果做出这样的承诺，恐怕损失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整个学校。但这不正是高校行政化弊病的体现吗？可悲的是，赵跃宇、韩震、董奇之后，高校校长们再无跟进，可见大多数大学校长还是很能看清目前的形势的。今年，高校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换帅潮，从北大开始，清华、浙大、北航、科大等学校新校长都陆续上任，看了下这些新校长的就职演讲，再也没见有类似“三不”、 “四不”的承诺了，倒是清华的校长针对被问到的“你还给本科生上课吗？”的问题时，很直接的回答“上”，并表示原来的一学期32学时可能保证不了了，但参与是必须的。无疑，这也意味着带研究生、科研，一样也不会拉下。其实，这篇博文并没有要指责新任校长的意思，而是想说，高校的去行政化不是靠几个校长作个表率就能实现的，这需要整个大环境形成一种气候。如果面对的现实就是没有官位在手就很难申请到课题，那么那些不申请课题的校长所在的学校都可能由此蒙受损失，毕竟有课题才有经费，到时候哪怕校长不亲自做，也是可以让其他老师来做的，经费到学校了，最后的成果也是学校的，说不定还可以得个大奖呢？只是，如果校长自己一大把课题在手，又有多少底气要求手下的处长们专职去干管理呢？则高校仍然只能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知道现在赵跃宇们是不是会有点后悔当初的承诺呢？查了一下百度，赵跃宇，国内著名的力学专家，35岁晋升为教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10多篇，先后获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董奇，心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可见，他们要是作为校长去争取一些项目还是很有优势的。但愿这些先行者别最后成为牺牲者，非但没有对改变高校的行政化有所推动，反而成了别的学校别的校长的前车之鉴。; 个人分类: 杂谈|18207 次阅读|31 个评论

[转载]龚克: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redtree 2015-3-10 06:35; 南开大学校长: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 2015-03-10 02:25:06　来源: 新京报 (北京)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资料图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5年要继续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大学校长该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高校腐败问题上，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管基建的校长。教育公平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绷得太紧新京报：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自主招生时说，全部禁止以联考和培训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把自主招生的时间全部调到高考之后进行。这会不会对学校自主招生带来困难？龚克：的确会有困难，但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是正常的。把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综合评价基础，如果有必要就(对学生）加试，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加试。这个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往前走，别纠结于细节。新京报：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龚克：在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比如今年说提高高考的统一性，25个省市用同一张卷子，这是一个方面。接下来的问题是，考试内容怎么出，怎么实现区分度。高考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如果能有效引导需求，不是所有人都要上普通高校，可以进职业高校，建设一批名牌职业高校，增加优质普通高校供给，可以缓解高考压力。新京报：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尽快消除教育不公，你怎么看教育不公问题？龚克：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正相关的，国家在教育均衡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南开大学每年3100名招生里，来自全国800个贫困县的县以下中学就有200人。这些项目的目的，就是打破贫困的迭代传递，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校去行政化乐见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新京报：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你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龚克：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学校去行政化问题？龚克：希望加快。新京报：现在不少名牌大学校长都走向仕途，你怎么看？龚克：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我倒挺乐见。新京报：如果有机会，你会转向行政工作吗？龚克：我觉得我不太行，我是另外一种性子的人。校长兼职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好处新京报：现在不少校长的社会兼职特别多，你有兼职吗？龚克：我兼职也非常多，我们学校有公示，能查出来。那还都是主要兼职，小的零七八碎的还没写上。新京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兼职？龚克：一个方面反映了各种社会团体希望有专家参与。比如我参加的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委员，它看重我的是我过去搞数字电视标准；总装的科技委，它看重我过去搞军工的经历，或者说管理能力。这些跟我是不是校长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兼职是从校长职务上衍生出来的。总体而言要防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过多的社会兼职，使得校长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个大学的工作。第二，要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个人好处。高校腐败高校腐败多与基建有关新京报：对这几年校长的腐败案，你怎么看？龚克：高校腐败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系。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当然，选人也很重要，但有些人一开始选的时候并不是坏人，包括贪官，恐怕不全是一开始就是贪官，但是他到任以后没有监督没有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腐败。新京报：校长怎么卷入基建腐败？龚克：出问题的校长，多数是正好管基建的校长。像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在被查前我们把他当做基建专家，结果他就拿人家的贿赂，让人家来参与这些投标，或者投标里头有优惠。留学低龄化高中出国留学学生压力太大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一直在提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怎么培养？龚克：中国家庭看孩子好不好，先看他乖不乖，一直到大学都看你乖不乖，像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老师要容忍孩子质疑，瞎提问题也不怕，鼓励他、引导他能提问题的能力，把问题结构化，去分析去解决。新京报：有数据显示海外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到海外读高中学生越来越多。你觉得这有问题吗？龚克：我不赞成低龄化，我认为如果在国内能上好的大学，上本科还是可以的。低龄化出去，确实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的压力非常大。新京报：你建议多大出去比较好？龚克：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声音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优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绷得太紧。每年有近一千万考生，全国112所国家重点学校只招50万学生，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很低。所以就变成分分计较，甚至零点几分地计较。高校腐败情况各式各样，但有一种情况特别多，就是跟基建有关。你看医院系统的腐败，军队腐败，政府腐败，多是都跟基建有关。对这个领域的监督，就变得非常特殊。不能完全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降一点分数，因为教育落后地区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觉得（出国留学）在研究生阶段最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一段国外学习经历是有必要的。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个人分类: 教育|730 次阅读|0 个评论

朱清时的南科大——“必然成功”中的“悲怆而注定的失败”: 热度 7 wangxh 2014-8-31 12:27; 南科大朱清时校长的任期好像已满，有人说“南科大失败了”，有人说“朱清时校长失败了”，有人说朱清时校长“惨胜”…… 科学网讨论过南科大与朱清时的南科大，俺也凑热闹写了一段：现在的南科大，注定要失败！现在看来好像有些还真“瞎蒙”对了。下面附转的这篇文章，简述了南科大当时要办得三件大事儿：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虽然原文没有明确说“都以失败告终”，但南科大惨淡而悲催地经营几年的确没有“非常成功”的明显标志。其实中国大学现目今的严重问题的确是招生太死板、学位一刀切、行政干预太多，这的确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所以说，中国大学的“变型”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现在经济领域不是叫“转型”吗，差不多。这种变型或转型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的结果的，也就是说定会“成功”——而且是“必然的成功”。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何况是培养人才“工厂”的变革，在变革的道路上一定会留下一串串悲催的失败或注定的失败，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每一个经历过现目今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明白：完全脱胎换骨办成一个“西方大学”是不可能的，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看看这几年南科大做的事情就一目了然：（举几个零散的小例子说说）兴办之初，南科大特别需要教育部给个“名分”——这本身或突然就没有脱离“去行政化”，而且还想利用“行政”搞点“外快”。朱校长甚至找各种途径“围追堵截”袁部长求情——“ 我就很想跟袁部长沟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是要试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 ”。您看看您看看，这哪叫去行政化呀！更有搞笑的事儿，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该职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M接任。这何止不叫去行政化，应该叫“武警部队化”吧？ “自授学位”这档子先不说，说说“自主招生”吧。首先要知道自己想招什么样的学生、自己能够招到什么样的学生。南科大你想与清华北大等顶尖级学校“竞争”吗？抑或还想“吸引”得到外国著名大学录取通知的学生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清华北大的教授们都纷纷投到南科大门下，否则学生们是不会发疯的。或者想招那些从这些类似学校“漏下来”的学生？学生和家长是愿意再等待一年去清华北大还是等待四年后根本无法估量的社会的评判呢？其实南科大只能向“与南科大同样抱有伟大思想的勇敢者”敞开大门、进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不屑于‘饭碗教育’模式的新时代勇士”——要想有什么样的学生，必须首先具备什么样的教师，南科大有这类教师吗？（是不是得有点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不知道接下来南科大会如何走，会像前几年一些民办大学一样自行消亡还是再来一个黄清时继续搞下去呢？附：【教育改革】朱清时南科大这5年：「惨胜」 2014-08-27 学术中国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在中国是否只存于空幻的梦想呢？有同行说，朱清时是那种表面热闹实则没人真正关心的人。潜台词是指这个人不抓眼球，杂志做他卖不动。这确实很有可能，单从利益上说，我们没有理由请朱清时先生登上封面，可我们还是做了，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他的身上含有真正重大严肃的公共议题：高等教育改革。「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听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这句名言的人很多，在现实中知道如何去实现的人寥寥无几，朱清时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做到了名言的一部分，但是当他打算在一手草创的南方科技大学做到更多时，却发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曾经提出，将南科大建成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他的5年任期最后证明了，这些不过归于空幻的梦想。有点宿命的是，朱清时的名字出自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说的不是安闲，是郁郁不甘。现在，这位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校长和教育改革者即将卸任，其功过将被载入历史。我们愿为这段历史写下初稿，并期待他的精神同道与后来人。 5个故事，一道了解朱清时的成败与悲喜。 -------------------------------------- 朱清时「惨胜」《人物》编辑部文 | 葛佳男赵涵漠采访 | 葛佳男赵涵漠陈凌子陈楚汉编辑 | 赵涵漠摄影 | 周裕隆图片统筹 | 于千 1.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受聘南科大之前，朱清时曾找到深圳市政府，说自己没那么多时间，要求对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参会自由，不受约束」。但与此同时，他对崇高话语并不抵制，喜欢用「责任感」、「使命感」一类的宏大词汇解释受聘南科大的动因。在采访中，他向《人物》记者重复了曾反复出现在媒体标题栏的说法，「我就是要为中国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一些熟悉朱清时的采访对象倾向于将其退休后再任校长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壮志未酬」。朱清时曾经的秘书回忆，朱在中科大时期就流露出南科大改革措施的很多倾向，比如学习哈佛等名校的「书院」制度，让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随时解答问题。这在中科大受到一些老派作风教授的反对，未能建立，如今朱清时将其移植到了南科大。「现在才是他的真实思想，建南科大就是他的意思，他早就想自己办一个学校了。」这位秘书对《人物》记者说。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教授杨金龙从1997年起就在朱清时的实验室工作，曾长期担任朱清时的助手，他感到，「到南科大做，我想（他）还是想挑战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在科大有的事情他做得不是特别，体制内嘛，他动不了的东西嘛，他就想挑战一下。他如果都觉得自己100%都把握了，他可能就没太大兴趣了。」《人物》记者接触的大部分中科大老师都认为，两所「科大」有诸多相似之处。杨金龙举了一个例子：南科大的火炬形状的校徽—朱清时说它意味着南科大「为高等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的使命—跟中科大没有采用的某一版校徽设计非常接近。现任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执行主任、曾经担任朱清时秘书的闫立峰的说法更加直接：「科大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老师都这样认为的，南科大就是（中）科大的小弟弟。」 2.中科大10年，可称完满？在此之前，朱清时已因中国高教批判者的形象而获得盛誉。因为在任期间坚持逆势不扩招，不圈地，原生态迎接教学评估，媒体和民众赞誉其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中科大10年，似乎可称完满。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中科大上任不久，朱清时开始推行去行政化改革，从后勤部门开始，所有服务系统逐渐取消行政级别。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被触动了。一位1990年代起就在科大负责物业后勤的工作人员对《人物》记者回忆，虽然行政级别取消了，但是有员工活动个人关系，在后勤设立了总支，「后勤设一个总支的话，那其他院系的总支就相当于处级单位了吧，那我这个总支书记也应该是个处级单位，处级处长。这么搞的。」「因为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他（们）也有很现实的东西。像分房子，你在科大里面，处级干部就拿处级干部的房子，那你没有级别怎么办嘞？」这位工作人员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朱校长呼吁是对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对的。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不配套的……你在小环境里面，要脱离一个大环境，那是不可能的。」在中科大老师们的描述里，朱清时是一个果断并且「有些清高」的领导者。前者的意思是他做决定很干脆，不瞻前顾后，也很少四处征求他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清高」则指向朱清时在沟通上的短板。 1990年代末，朱清时坚决抵制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浪潮，在中科大坚持延续「小而精」的办学思路。他本人因此广受赞誉。然而，至今还在中科大内部有所争议的是，朱清时当年因此拒绝了合肥市政府主动提供给学校的廉价地皮。中科大的论坛上至今留存着一张以《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为题目的热帖，很多人认为他没有适时地为学校争取资源，不善于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位中科大老师对记者说，「以前那个地多便宜啊，不要钱的。现在要买同样面积的一块地，那贵死了。」在朱清时任职后期，党政关系有些许微妙。有中科大的老师回忆，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校长的某项决定又因为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再比如，校长在党委常委会上拍了桌子，发火让某位副校长辞职——虽然事实上他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在杨金龙看来，这更多是「人的问题」。他对《人物》记者说，虽然党委和校长的矛盾天然存在，但是「一个党委书记，一个校长，个人关系挺好，他们可以用协商的方法就把它做起来，对吧。如果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情没法交流的情况下……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体制怎么怎么的问题，当时实际上它是有沟通的渠道，但是如果人和人之间做不到这一点，那可就麻烦了」。作为好友，书法家刘正成曾不止一次听朱清时讲起他的痛苦：「他说我虽然是中科大校长，管着各个系的工作，但是我无法任免任何一个系主任，人事问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我才知道谁的工作好水平高但我提拔不了他，我也知道谁的工作差水平低但我罢免不了他，你说我怎么去带兵打仗搞好教学？」朱清时一直希望大学能够免于行政化的干扰 3.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受聘南科大之后，朱清时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科大物业中心负责人唐伟（化名）将此前的朱清时描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仙人」，「他没有这个生活的琐事这些概念。」唐伟与朱清时都喜欢文物古玩，朱清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还曾兼任过该校科技考古系主任。大约10年前的农历新年前，朱请唐伟牵线，希望给扬州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宝做科技考古数据采集。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博物馆工作人员早已放假，又被唐伟请了回来。朱清时没说清楚几点到，一屋子人就那么等着。晚上博物馆方面宴请，开一大坛黄酒，朱清时高兴，喝醉了，坐在那里总是笑，吃完「一抹嘴走了」。「他现在恐怕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事儿，你二十八跑去看东西，人家一屋子人等着。」唐伟说，「就是他没有这些俗礼啊，说是人情，普通人之间那种互相的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种利益交换，他没这些东西，没这些想法。」近两年再见，唐伟注意到朱清时的变化，「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原来在科大当校长，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真要感谢大家，学校的所有的其他的各个部门的人。他说那我在学校里头就是甩手掌柜的，现在连屋顶漏个雨都得我来关心来搞。」毫无疑问，一个革新建设者必须比一个单纯的批判者承担更多。2009年，在朱清时受聘南科大后不久，教育部再次拒绝了南科大的筹建申请，理由是广东省已有很多高校，应先着力将现有学校做好。此时教育部刚刚完成人事更替，新部长袁贵仁上任。朱清时得知袁贵仁将出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启动仪式，特意准备好学校的筹办材料，装在一个文件袋里，「厚厚的」，然后趁袁贵仁作完报告走下台时堵了过去，将文件袋塞入袁的手中。「我就很想跟袁部长沟通，取得教育部的理解和支持。建南科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是要试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朱清时说。当时，根据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来说极其困难。但与袁贵仁见面后的几个月，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据称与会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放「准生证」。 4. 当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一群知识分子朱清时和他领导的南科大一直谨慎而缓慢地在困局中穿行。事实上，2012年6月起，南科大放弃完全的自主招生，采用「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考试占30%，平日成绩占10%」的半传统模式；除第一届「教改班」外，学校招生纳入计划内集中录取，学生将获得教育部承认的文凭，很多人据此认为南科大由此被体制收编；2014年1月21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该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任。长期关注南科大的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公开表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3个最大的口号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朱清时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尽管学校被派驻了新的党委书记，但在一些南科大教授看来，校长和教授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于学术和科研的决策权。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程春说，李铭「和深圳市政府的沟通之间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桥梁的作用」。更确切的现实是，朱清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革的空间。刚到南科大时，他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竭尽所能邀请各领域的顶尖华人专家，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张景中等。据媒体报道，朱刚刚上任时，便接到港科大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的电话，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甚至早在1986年，李泽湘与同学一起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中国教育部。而多年后，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告诉朱清时自己愿意回国做义工。但后来被许多媒体频繁报道过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曾与朱清时共同垦荒的学者，已因各种原因风流云散。李晓原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2010年5月，根据港科大和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与李泽湘、厉建书两位教授一同前来协助南科大筹备。李晓原回复了《人物》的邮件采访。他写道，来南科大之前他与朱清时并不相识，对朱清时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报道，「而且对他的印象十分正面。」仅仅一年之后，这3位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公开批评朱清时，以一种无可转圜的姿态退出南科大。公开信称，「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在朱清时看来，他和港科大教授之间不过是理念之争。港科大教授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先制定好课程和实验室的规划，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引进人才。而朱清时则认为，内地必须遵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得先网罗优秀人才再规划学科，一边开车，一边铺轨。「他们公开性地写，我都会想，这种分歧有必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吗？」3年之后提起，朱清时依旧有些激动，「你们用那种方式，不是想置我们南科大于死地吗？」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朱清时又主动重新提起此事，说他想了一晚，想到了对港科大教授「最好的比喻」。他加快了语速，「感觉就是，他们总是站在高地上，觉得你们都不行，来指挥你的……使我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就像军官学校里头的那些高材生，他们去打仗都要这个条例，那个条例，先编好条例再去打仗。他们都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出身的将军，但是他这些条例啊，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这个。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像我说南科大刚建立的时候就几个教授这样的，所以土包子吧，只要是从实践中间总结的经验，反而能够打败这些人。对。」另一位与其发生剧烈冲突的科学家则是陈应天。他对《人物》记者回忆，办学初期他与南科大理事会成员、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曾提出，南科大的「南方」如果译为southern会比现在使用的south更准确。陈回忆，朱清时当时「未置可否，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一样」。预备印名片时，陈应天自然而然改成southern，结果名片印好后的最终版本还是south。印名片的人回复：这是朱校长改的。但二人的最大矛盾集中于实验室建设。陈应天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写道，「清时校长于2011年初对我运去南科大的专业实验室设备故意设置重重妨碍，根本无法安装，以各种『行政化』的方法使我不得不决定搬出这批实验设备。几千万元的设备在南科大搁置了将近半年又重新装车运出深圳，种种场景，使我的南科大的梦完全破碎。」当《人物》记者就此事求证朱清时时，他认为自己被极大地误解了。他解释陈要办的研究中心产权并非归学校所有，而是陈应天的私人公司控股，「学校是不可能办这样的公司的，所以只好放弃了。」 5.让我安静地卸任 5月14日，《人物》第一次见到朱清时的早上，采访开始之前，一位老师来找他讨论2015年的招生规模，深圳市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划又一次产生了分歧。这是一个老问题。南科大希望「小而精」，而深圳市则希望大规模招生，为城市发展大量储备人才。2012年，南科大获得教育部准生证之后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报的计划是2000人——这个数字是学校计划的10倍还要多。「是校长顶了下来。」有内部人士说，南科大那年最终的招生数是188人。然而那一天，朱清时对那位一大早就来找他的老师说，告诉书记此事由书记来决定。临近卸任，朱清时只希望一切重归平静，「（初期）我需要人才来，需要学生来，需要社会支持，那你如果不说话，不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改革……你不告诉大家，人家怎么会来呢？」但如今，「跟当初不一样了，现在不是我要宣传，要做这个，不是让大家接受我，而是让大家让我安静地卸任。」即使是认定改革已经完败的熊丙奇，也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南科大改革的积极作用：「朱校长在推进南科大这样的改革的过程中，双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进行了高校改革的雏形。我认为，因为正是借助南科大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在说，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学位，这个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东西，把它具体化了。所以说本身就是他进入南科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个思路上的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他并不认为谁有义务成为教育改革的「烈士」，「那是把他放在火山上烤，是道德绑架。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教育家，成为更好的教育改革者。」如今，5年任期将满，当公众讨论朱清时的成败时，他重复了2009年对美国《科学》杂志的回答：「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许成功的第一人要属于后来者。」两年前，在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朱清时是否觉得大家对南科大过于苛责，朱清时复述了一篇评论文章中的句子，一字不差：「南科大终于引爆了舆论。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终于要求我们宽容改革和改革者。这种要求很悲凉。」他对着静默无声的观众席叹了口气，轻轻摇头，「我看到这句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把那篇评论打印出来，装订好，放在案头。 6月16日，有媒体用《遗憾朱清时》为大标题发表了一组封面报道。朱清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对此很有意见，很失望。「遗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用了这样的标题，给读者一个很坏的印象。」他极力表达自己「更多的是欣慰愉快」，说南科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期。而一位昔日挚友用了「惨胜」这个词来形容朱清时这5年，「他付出了49.9，得到了50.1。」他说，这个评价他永远不会说给朱清时本人听。」版权信息文章来源：人物杂志今日编辑：学君举报微信扫一扫获得更多内容; 3389 次阅读|6 个评论

小议去行政化和“官网”“官微”化: 黄安年 2014-1-29 09:25; 小议去行政化和“官网”“官微”化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4 年 1 月 29 日发布我们现在一边大力倡导去行政化 , 反官气十足，而另一边“官网”“官微”化却大行其道。这“官”的行政化不仅没有去 , 反而有增无减了。本来“官”的意思主要指 : “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478-479 页）。记得解放初期，一般将十七级以上干部称“官”。而今这“官”的意思扩大为 : “指属于政府的或公家的”“公共的 , 共用的”。（同上 , 第 479 页）显然这里“官”被解释于大政府小社会之中所有方面了，一旦政府和社会，行政和企业及媒体，全部“官化”了 , 请问如何去行政化。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官网”，你能够鉴别那些是政府机构 , 那些是社会机构 , 那些是公共机构 , 那些是企业或者商店摊位，那些媒体是名副其实的“官网”吗？举例来说 , 我个人创办一个人经营的非赢利性学术性的学术交流网法人代表就是我本人 , 自然也可以称得上是“官网”了 , 其实就是我一个人 , 在这种情况下“官网”有何意义。其实 , 在我国最重要的是不管你什么网站 , 备案了没有是第一位的，即使你是官网如果不备案也是不合官方要求的。话说回来 , 既然现在是个人人称官的时代 , 我们叫“官网”或“官微”有何必要呢 , 你这个“官网”或“官微”又怎么去行政化呢 ? 顺便说说 , 我还真搞不清楚“ 中国科学报官方微博的个人博客 ” 这 14 个字是什么意思，中国科学报，官方微博，个人博客这三者什么关系 , 这个人博客是代表官方微博呢 , 还是官方微博中的个人而已，既然是个人，那么提官方微博干什么。联想到我的博客是不是该称“中国科学报科学网官网的黄安年的博客 ” 才具有官方色彩呢？; 2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大学里潜伏着多少＂蔡荣生＂？: 热度 1 yan8008 2013-12-15 11:54; http://tangzhijun12345.blog.sohu.com/282134351.html#0-sqq-1-49418-9737f6f9e09dfaf5d3fd14d775bfee85 中国大学潜伏着多少蔡荣生？鉴于我对中国大学的了解，我实在不想再写有关中国大学问题的文章，毕竟，从情感上来说，我也是大学的一员，揭露大学的伤疤，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然而，从良知上来说，如果不能对大学之病进行深入的透视，并做出根本性的医治，中国的大学将在堕落中走向自我毁灭。哗众取宠？非也！我的这个论断可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的腐败案中找到依据。近日有消息传出，称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潜逃”时被警方截获。11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回应，蔡荣生确因涉嫌违法违纪正接受调查。知情人士透露，其被抓原因可能是自主招生出现腐败，帮学生花钱进人大，而且涉案金额较大，可能高达数亿元。当然，蔡荣生能成为亿万富豪，与人大的自主招生制度不健全相关。正是这种招生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作为招生办主任的蔡荣生手上有了巨大的、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这种权力背后，不管是蔡荣生还是李荣生或是张荣生，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他们都会利用这种权力来为自己牟取私利。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指责和数落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其实，就我所知，即便没有自主招生制度，即便是在缺乏自主招生制度的高校，招生环节的腐败依然不可避免。原因有三：一是各高校的招生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透明不公开的环节，校领导和招生办主任等人手上还拥有着较大的可供其操作的权力空间。他们可以利用那些权力来决定考生录取专业、调剂专业甚至是直接录取谁。二是许多高校还保留着一些机动的录取指标，这些指标主要被校领导和招生办主任等人所瓜分和掌控；而且，越是研究生和博士招录环节，这种机动指标就越多，随意性就越强。无疑，对于稀缺的就学资源来说，任何一个这样的指标都是很金贵的、可以换取不少利益的。三是在报名环节、考试环节、试卷批改环节、档案调派环节等，其实都有许多可操控的空间，一些高校人士熟悉匿藏在其中的、不易被察觉之处，为了利益，他们会和招考院、高中学校、考生等组成利益联盟，共同作弊。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判定，中国的高校其实潜伏着多个“蔡荣生”。应该说，这不是笔者的蛊惑之言，也非笔者恶意给中国高校抹黑。事实是，除了蔡荣生外，近几年，就有多位“招生大员”被抓：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953万元，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几年前，湖南省也爆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进”大学，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分为“点招”所得；2009年，闻名全国的“罗彩霞被顶替上学案”…… 不过，“蔡荣生们”并非仅仅潜伏在中国高校的招生部门里----就像腐败分子并非仅仅潜伏在中国各省的交通厅等部门一样----事实是，中国高校的几乎所有部门都潜伏着“蔡荣生”、“李荣生”、“张荣生”等权力蛀虫。在校领导部门中，我们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近几年，有多少校领导锒铛入狱？如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原校长刘光临、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原院长郭泽深、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 在基建部门，近10年来，每年高校的基建投入近百亿元，每所本科高校每年用于购买图书、设备的支出都要上千万元，钱多了腐败也由此滋生。而一些高校基建负责人面对工程承包商的金钱诱惑时心态不正，产生了一种“权力过期作废、不占白不占”的心态。于是，高校基建部门也潜伏着多位“蔡荣生”，代表性的有：武汉大学分管后勤和基建常务副书记龙小乐、长期分管学校资产、基建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基建问题落马的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张晓琪…… 在学术部门，腐败则更是触目惊心。与骗取科研基金、捞取期刊费用、以权力换钱色等腐败相比，学术论文、著作抄袭造假算是小儿科了。举例来说，在中国，期刊是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握有论文发表大权的期刊，尤其是一些所谓的高级版期刊的主编和校领导们，手上就多了一种可以攫取大量租金的权力----论文发表权。当然，有权都得用，就得为自己换取利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好一点的期刊的编辑们，四处讲学----其实是以讲学的形式收受贿赂！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没有权力的普通教师，为求论文发表，不得不向校领导行贿（行贿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金钱外，更多的是为校领导义务写文章、做课题），以期他为自己推荐论文或提拔自己…… 当然，在采购、国资、教材订购等环节，也少不了“蔡荣生们”的身影和足迹。本来呢，大学应该是一方纯净之地。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繁衍出如此多的“蔡荣生”呢？就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大学的“衙门化”。正是这种“衙门化”，使得中国高校的本质不是学术创造、作育英才和启迪社会，而是成为一个权力场和寻租场。在这里，由于权力运用的不透明、不公开，由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衡，那些握有行政权力的人----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以完全不顾大学的斯文和使命，为了一己之私，而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高校，真理和良知绝对不是多数教师的第一追求，权力和金钱才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高校，不是权力在向真理和良知低头，而是真理和良知不得不屈从于权力和金钱！不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健全的大学教育，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不能创造知识、作育英才和启迪社会，这个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鉴于此，中国的高校亟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高校去行政化已迫不容缓！而且，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权力授予教授团体，并将权力的运行公开化、透明化和制约化。唯有此，才能使行政权力真正服务于教学、科研，而不是用于自肥；才能避免高校成为“蔡荣生们”的潜伏之地和权力乖张之所。; 2543 次阅读|1 个评论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几点感想: 热度 3 ngh001 2013-12-1 22:36; 11月 30 日，在去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的路上，有个男孩赠与了一份《武汉晚报》，其中有谈到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也说高校的深化改革，无论怎样谈论这个问题，其关键仍然是高校如何去行政化以及学者如何治校的问题。有几点感想，分享一下。高校去行政化的原因实际上目前高校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瓶颈问题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凸显了一些弊端，与高校有关的受束缚的群体理应寻求自身的出路，实际上，去行政化成了高校一个自我突破的突破口，并不一定成为高校改革的有效利器；教授治校的问题也引发了一些讨论，目前高校里的很多知名学者、教授已经很难再潜心搞研究了，利益化的驱使使他们更多的参与进了社会实践，借以谋取利益或者说是“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个社会大环境决定的，实际也是几十年来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下的学术理论现状的一个写照；高校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靠一两点改革是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理应是系统性的工程去对待，甚至是以文化观念的迁移改变来对待；高校也如同其他团体组织一样，有其兴衰的过程或变革，在一定时期内，高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随着社会更加的多元化、社会分工的更加多样化，高校不再是单一的培养人才的基地，它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改革就成了必然，这样的改革仍然属于高校内部的改革，而不能从外部重新考虑高校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以及其资源利用的效率性。; 4042 次阅读|3 个评论

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 热度 1 xuecw 2013-11-30 23:58; 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山东几所高校近十年职称改革试点，马上推开，改革试点院校的教师十年来没有省人事厅的职称证书，给教师流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其他省或未改革的院校还是要认职称资格证书的。想流动的教师不能流动，工作中就没有活力。可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教育厅的重视，毕竟想流动的占少数。解决的办法倒也简单，例如可以给流向他校的教师置换传统的资格证书来方便教师流动。不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卡下了一些想流动的教师。但是，改革一旦涉及到官员，就很难试点，且媒体也能注意到官员对外交流或升迁中的困难。例如最近新华网报道中回顾，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如果改革试点，官员马上觉得不便。“开会、排座次等涉及级别时让多数校长有‘失落感’，以往的行政福利没有了，补偿激励机制力度不大，向外流动难，心态难免失衡。＂干部招聘也把行政级别列为必要条件，例如北京市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市属医院院长、副院长，但选拔中要求“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应担任正处级职务，或者担任副处级职务满２年”。由此看来，涉及官员的改革比涉及教师的改革难。附新华网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30/c_118362395.htm 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2013年11月30日 16:32:44 来源：新华网再提“去行政化”,“障碍赛”还是“百米冲刺”？ —聚焦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６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需要稳妥有序推进。　　“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２８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１９８５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２０１０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然而专家表示，多年来，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医院目前还没有。　　早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就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山东潍坊市，改革成果显著但困惑仍存。“开会、排座次等涉及级别时让多数校长有‘失落感’，以往的行政福利没有了，补偿激励机制力度不大，向外流动难，心态难免失衡。”山东潍坊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　　２０１１年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被视为“去行政化”之举。而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告诉记者，这两年并没看出多少进步，单位组织体检，规定普通讲师、科员隔年一查，博导和正处级每年都查，“足见行政级别观念已深入骨髓。” 　　在医疗领域的试点中，“行政化”的烙印一样清晰可见。２０１１年北京市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市属医院院长、副院长，但选拔中要求“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应担任正处级职务，或者担任副处级职务满２年”。　　“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　　先行者的困惑：“行政化”坚冰上附着重重利益　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教育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由办学”……这是教改“试验田”南方科技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办学方针。但面对记者，朱清时历数没有行政级别的南科大所面临的种种办学尴尬，“我们很多规定都不适合迅速建立起和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认为，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冰难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巨大利益。　　当前，“去行政化”遭遇了行政方自己决定“去”的悖论。“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但推行改革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能让被放权的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熊丙奇认为，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高校、医院、事业单位行政化的背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你没有行政级别，出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方面，行政级别的高低往往意味着能获取多少资源。”马广海说，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和公共资源，所以教授争当处长、院长成为象牙塔里的价值取向。　　一些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享受到了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和便处，对于“去行政化”自然没有积极性。重庆某厅级高校一位教授说，现在强调专家治校，一些校领导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在职称评选上占尽优势，摇身一变就成了二级教授，就成了专家，同时在申报课题时拿的是最高经费的课题，这些课题相当一部分不是由本人完成的。　　稳妥而有序脱行政“外衣”需“温度”适宜　　“在一个周围人都穿外套的环境下，脱谁的衣服都有困难。”受访专家表示，去行政化不是事业单位孤立的改革，而是一整套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要通过制度设计倒逼社会“官本位”观念的转变。马广海说，“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是当前社会的轴心，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轴心开展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层级来分配。　　孙晓莉表示，改革不仅要取消形式上的行政级别称谓，而且要下决心拿掉依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多种待遇、职务等利益，分类分步分地区有序扩大试点，真正给事业单位“松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要跟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取消行政级别后，事业单位内部还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外部则需要有一套可以标注这些单位社会价值的独立评价体系和制度，否则这些群体将会无所适从。　　“大学、医院取消行政级别后，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如何确立？山东大学规定教授工资比副厅级高１００元，这还是参照行政级别来定工资，而没有符合各行各业特点的市场评价体系。”马广海说。　　受访专家还指出，要坚决打破主管部门决定校长、院长任命的框子，取消事业单位领导的“任命制”，交由职、员工选举产生，实现管理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否则，即便去掉行政级别的“皮”，行政化的“核”也仍然存在，算不上真正的改革。（记者周婷玉、张志龙、周凯、刘元旭、詹奕嘉）; 个人分类: 高教评论|1804 次阅读|1 个评论

“去行政化”不等于“去官化”: 热度 1 lgmxxl 2013-11-22 09:58;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演进关注之五题记：伴随着以下法律的实施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修改建议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年实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2012年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2012年文件）、《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2013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实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修订），中国校进入了一个相对法制化的时期，这也标志着中国大学治理模式逐渐成形。通过学习以上“规定”，有了一些感悟，拿出来与博友交流，希望得到批评与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对此很多人对此决定进行解读，这些解读分析了其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进步意义。但这些解读大部分是分离式解读，重在对“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赞誉。如此解读，实质上是一种误读。它容易造成“去行政化等于去官化”的假设。从大学治理结构上讲，这部分内容的更大意义上是提出了政府与大学治理关系的新思路。即“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这句话的真切意义是，政府要逐步转变管理大学的方式，逐步理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大学的关系，实施“管办评”的分离。在此步实施之后，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由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完善大学外部治理的思路与举措，也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它无疑对今后大学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但这段话不能分离开来解读，特别是不能颠倒了前后的关系。这段话，前面部分“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是前提，是必要条件；后面部分是结果。前面部分治的是大学行政化的“本”，后半部分“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则治的是大学行政化的“标”。如果只重“标”，则这种整治就没有意义，只有标本兼职，才可以根除大学行政化的土壤。大学行政化表面上讲，就是大学以官僚化的方式管理大学，大学官僚权力一“权”独大。但从本质上大学行政化是政府管理大学方式的延续。当政府以管理政府下属部门的方式管理大学时，大学只能按官僚化的体制和机制来运作，否则就会犯“政治正确”的错误。试想，当政府既是大学的举办者，也是大学的管理者，还是大学的评判者时，大学只有与政府“同形同构”，才可能与政府部门和谐相处，否则就极易引起大学与政府部门关系紧张。如此这般，大学怎么可能不按政府的方式来运作？如果政府不改变管理大学的方式，不实现“管办评”的分离，而只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会把大学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因为政府以政府管理方式治理大学，大学却没有级别，这时的大学就会更加式微，大学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将更为艰难，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更为艰难。只有政府转变了治理大学的方式，实施“管办评”的分离，大学才可能成为独立的办学者，才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以不为外部因素所干扰，安心做好学术工作、育人工作。这时，大学的行政级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取消只是顺风顺水的事。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处理方式是大学治理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治理结构完善的把手。期盼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中国大学治理结构有新的进步！; 个人分类: 大学边界与治理|3598 次阅读|1 个评论

赵文津：关于“去行政化”的一些想法: 热度 15 wjzhao 2013-5-22 09:46;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如2010年6月7日院士大会）上的多次讲话，表达了党和国家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总书记还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2006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显然，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需要很好地发挥现有将才和帅才的作用；同时，由于当前我国这类将才和帅才还不够多，需要我们加强新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物的培养。核心技术买不来，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更难引进。引进人才是需要的，但必须立足于国内，走自己培养人才之路，这是各国发展的基本之路。在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需要实践，需要时间，需要环境。我认为“去行政化”的实质在于，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充分发挥我国人才的作用。要在各项业务（如学校教育、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医疗健康等等）中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而不是靠一般行政工作的做法和规律去指挥一切。什么叫“行政化管理”？以最近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及刘延东国务委员关于地震预报工作建议多件批示的处理为例，可以看到行政化管理的实质及其危害。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中央领导批文下达后，层层领导批示“认真贯彻指示精神”。最后落到基层管理单位（如研究所的科技处），由他们起草一个方案，再请各方面“专家”开会评议。 “专家”仅仅在会上刚刚看到材料，会上就“即席”发言，许多人声称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说自己不懂这方面的问题。发言当然是五花八门，肯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这样经过几次论证，以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建议，几亿甚至十几亿元的工作项目计划就走完了工作论证程序。论证程序完备，可是这样的论证报告可信吗？组织这项工作的年轻官员和主持人，不懂或半懂业务，显然不能承担什么责任。专家的作用，仅仅限于会上即席发言和提出建议，发言的时间又有限，大家的一些意见甚至是相反的，专家的意见哪些被采纳了本人也不知道，这种做法又能使专家负什么责任呢？有关领导也仅仅是在会上听大家的简短发言后即进行指导。以上的做法和决策过程就是典型的“行政化”做法。地震预报项目如此，其他许多重大项目的论证过程也差不多。显然，这种做法就是不需要真正专家的做法，也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教训”的做法。这样做，工作能做好吗？人才能培养起来吗？加之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成果缺乏严格评审过程，一些成果抄来抄去，吹来吹去，这如何能推动科技发展呢？科学技术的“高见”常常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多数人的和领导人的具体意见不一定对，过去的教训已有很多了！ “行政化”管理导致各种无意义的会议大增，重大项目决策不当，加上繁琐的报表规定及不合理的财务拨款和检查评审制度，使科技骨干人员苦不堪言，大量时间用于无效劳动。要大力精简各种会议和汇报报表，以使科技人员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实际科技工作中去。加强对科技成果的客观深入的评价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各类专家的作用，就必须积极推动“去行政化”。过去有好的传统应发扬。以上世纪70～80年代地质部的部、局领导（如地质部的张同钰、宋应、邹家尤、何善远、朱效成、孟继声等）的作风为例，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干部，参与地质工作时都不懂地质找矿业务，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知识，与专家建立起友好关系，并深入地质找矿与科技发展的实际活动中去，深入到科技人员中去，与工作人员和专家一起研究问题，抓立项、抓成果、抓推广转化，大家干劲都很大。新一代的这些领导虽然学历都很高，但专业业务知识较差，实际经验又不足，因为都很忙很忙，哪里有时间不断补充学习新知识，更看不到深入群众、深入调查的作风了。要真正体现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新精神，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的作用要肯定，真正给予信任，加重责任，他们会“士为知己者死”地投身到工作中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他们能努力为新中国的发展奋斗，这不就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了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除去口头上说更要有实际行动。重视专家，首先要能识别真正的专家。现在冒牌专家太多了，什么建议都敢提，唱赞歌的多，严肃提出问题的少。领导认为是专家的就是专家，不看在别的专业领域他还是不是专家。加之负有重任的官员们都很忙，很难深入实际去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识别专家是不容易的；没分清他是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就使用其建议进行决策，结果就不会有把握。加之，由于过去多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真话不能都说”这一口头禅已成许多人的座右铭。真实地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而要判断一个人能否“挑大梁”更要有科学考察方法和制度。建议认真调查，建立起中国的专家队伍，不要仅仅看名声，不要一看是院士、留过洋的，或者是单位推荐了的，就信以为真。周总理于1967年邢台地震后，点了李四光负责推动我国地震预报工作。他当时早就在中国科学院负责中国地震工作了，并有一套自己的地震预报思路。任务明确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毅然决然地投入野外实地考察和预报试验工作中去。这是一个好的事例。要改变一些人鄙薄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的思想。如果将各方面重大问题都交给有关方面的专家把关，提工作方案，专家对方案负责，这样，我国的决策工作质量和效率当会大大提高。各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应处于服务、协助和指导的地位。研究所应由科技管理专家领导，学校应由教育家管理。研究员和教授不一定会管理。有的专家既当运动员、裁判员，又当全所工作的指挥员，这是搞不好工作的，因为他很难将各方面工作关系摆平。此外，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既不可能两头（管理全所的工作和搞好自己承担的大项目）顾全，更不可能把多头（多个大项目）照顾好，因为作为一名科技人员、科技专家自身的精力有限，作研究是要亲自读文献、作试验、研究问题的，整天开会并不是科技专家的作风，而是官僚化的形象。当然，如果有的所领导甚至于不顾所的定位任务，而是从个人专业、兴趣或认识出发把所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将会大大削弱研究院所的工作，这是上级领导的责任了。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我们党最近一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纲领，凡是一切有利于推动这一纲领实现的活动，应当说就是体现了加强了党的领导。各单位党的领导也应按此标准来体现党的领导，检查自己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今天，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有许多弊端，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可以看得清楚，有的还看不清楚，从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角度，需要多听一听不同的意见，以使决策少出偏差，因此，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是好事，需要人们认真研究。科研单位、学校应有个行政级别，在中国没有定级就等于没有地位，看中央文件了解中央的精神，也还要分级别的。但是，定为什么级别不等于就要按照国家机关衙门那样“官僚化”，搞什么特权。对专家的生活工作条件上要给予适当照顾，否则太不公平了。（作者赵文津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5161 次阅读|14 个评论

细数当前高等教育和科研7宗罪--科教建议（师者和科研工作者）: 热度 3 immunology 2013-3-14 21:42; 细数当前高等教育和科研 7 宗罪 1 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不公平性” 当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配置”极不公平，不同地区之间差距太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别太大，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太大。 2 教育和科研缺乏“创新能力” 长期的中国式的“应试”教育，制约着“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3 研究生教育“扩招的不合理性” 很多本没有能力培养研究生或只能培养有限数量研究生的单位变成了“硕士和博士生产的工厂”。很多本不适合读研或本不想读研的学子读研了，读完后就业压力依旧，前途变得更不可测或渺茫（硕博生如转行从事杀猪卖肉等技术工作，于个人和于国家投入的代价都太大，“萝卜”花了“肉”价钱）。很多本不适合当导师或本不愿当导师的老师（或其他人员）为生计或“其他诸多原因”等“被迫”当上了硕导和博导，“耽误”了自己更“误”了人家子弟。 4 过多的“行政管理部门”和无穷无尽的“迎评促建” 中国高校 / 科研院所等上级或内部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并且其工作性质不是“服务”而是“指挥”！各种各样的“评 -- 建”（ 211/985/ 协同创新 / 本科教学水平 / 市省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室和学科 / 精品课程 / 特色专业 / 三甲医院 / 院校合并 / 院所更名 / 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和工作站 / 各单位每年的年终“政绩”总结等等又等等），让辛勤的园丁和莘莘学子在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闭门造出的条条框框”中求“生存”求“发展”，乱了本职的阵脚。 5 科研经费“分配的不公正性”和“支出的外流性” 小项目大评（浪费人力物力）；中项目小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大项目不评（“学”和“官”联合）。大量的科研经费成为国外“试剂”和“仪器”厂家的盛宴，中国“淘金者”（科研人员）购买国外生产的“淘金撬”辛勤劳作，淘到点“碎金”又“负”出售到国外的 SCI （付版面费），科研工作者或纳税人既便想读读“文章”或用上“成果”，得再次花人民币“买”回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成为发达国家新的“殖民地”。 6 颠倒的“目的性”和“目标性” 当从事教学 / 科研教职员工和学生等人员的“出发点”或“目的”是奖金 / 职称 / 职位 / 名和荣誉等等的时候，“潜意识”会在“这样的目的”下，制定出具体的教学 / 科研等相应的“目标”（比如发不同级别的文章奖励不一样），从而滋生出“急于求成”“浮躁”“假大空”等等“非正常”的教学及科研氛围。 7 “制度”和“素质”的矛盾性不合理的“制度”需要进行“维新”的同时，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尤为重要，如果“人心向恶”，再好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而且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制度。教育和科研现状的改变“有待时日”，民族复兴更是“任重而道远！” （社会观察及思考）; 个人分类: 师者|3854 次阅读|6 个评论

巴西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的科学管理: 热度 8 Liweigang 2013-1-24 07:57; 巴西科技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依托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机构进行规划、组织、协调和运筹的，在一系列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指导下，以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基础，在科学管理制度的保障下，公平、优化、高效、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能力。特别是巴西高校行政部门在基金项目全周期对科研人员几乎是零干预的去行政化，成为巴西科研管理的一大亮点。作者推出《人才计划的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 - 巴西篇》，共分三次在科学网博客发表，本文系第三部分，敬请网友关注。美国现代管理学者孔茨和奥唐奈认为“管理是设计和维持一种环境，使集体工作的人们能够有效地完成预定目标的过程。” ( 王伟， 2002 ) 。科技教育人才管理机构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技术等各种资源，统筹规划和管理，取得良好管理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下面主要就巴西精英人才结构的形成、科研初审和终审制度的实施流程、以及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科研管理体制的运作方式进行详细介绍。精英人才结构的形成十万余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人员是巴西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流砥柱，他们带领全国近两百万学人从事日常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任务。这十万名博士研究员可以作为负责人申报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巴西科技基金委科研成果津贴每年申报一次，二级研究员的期限为三年，一级的期限为四年。按 2010 年统计，全国有 12883 名拥有博士研究员获得此项津贴，其中一级以上的研究员不到一半。这近一万三千名研究人员同时也负责巴西科研体系各类科研项目的初审和评议。巴西科技基金委邀请各专业的一些学术带头人成立专家小组，负责本专业各类项目包括对科研成果津贴的审批等。组长一般都是一级 A 类或高级研究员，可以说是本专业的顶级人物。专家小组的成员都是一级研究员，一般有 4-5 名，大都是由本专业的负责研究生教育的主任会议投票选举推荐到巴西科技基金委。例如全巴西计算机专业有近 50 个研究生教育课程分布在各大高校等，这些课程的主任会议，平均每年召开一到两次，多是在本专业的年会上召开。他们代表全巴西的计算机专业投票选出巴西科技基金委和巴西高教基金委的本专业两个专家小组。经过专业投票选出的专家小组的组长和成员就成为各个相关专业在“人才金字塔尖”上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些塔尖上的领军人才，借助于具有高效互动功能的技术支持系统，通过每年遴选和发放科研成果津贴的方式，已经建设起“万人科技精英队伍”，一方面组建团队担负起国家科研创新发展的大任，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人才的培养和评选工作。但值得一提的是，成员们的各项工作全是义务性质的，无任何工资性质的额外报酬。当然作为巴西科学基金委的研究员，他们和其他研究员一样，每月获得科研成果津贴。科研项目初审和终审制度如前文所述，由巴西科技基金委开发和维护的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 (Carlos Chagas Platform) 为巴西科研项目从招标到结题的全周期管理提供了强大有效地技术支持。与科研项目基金有关的一切活动，包括项目的招标、申报、同行初审、专家终审、审批、签约、管理执行、结题、报账、审计等等，都是通过这一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实现的。项目基金审批流程如下：巴西科学基金委的技术人员将收到的申请项目分别用电邮发到本专业的初审研究人员，通常一个项目由三个初审评议；一个月后，这些研究员把初审报告发回系统来；当初审报告收齐后，技术人员通知专家小组成员和组长；专家小组根据初审意见，决定推荐名单，发给巴西科学基金委本专业的技术负责人员；巴西科学基金委根据经费情况和专家小组的推荐名单决定最后获批名单，然后进一步进入签约、资金发放和项目管理程序。为便于了解上述程序，下面以面上基金项目为例进行说明。巴西科技基金委通过发布招标书的形式，资助面上基金项目，其中主要一项称为 Universal 项目。 Universal 项目资助期两年，每年 8 月份发布表述， 11 月份公布结果。按费用额度，分为三类： A 类， 1.5 万美元以内； B 类， 3 万美元以内； C 类， 12.5 万美元以内。 2010 年，巴西科技基金委共出资 0.6 亿美元，资助 3600 个该类项目，竞争十分激烈。申请成功者除了项目新颖以外，个人资历应出众，一般要求是科研成果津贴获得者。初审人员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登陆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阅读项目申报材料，在整合为同一界面的科技人才电子履历表和数据库上，查看项目申报者是否为科研成果津贴的获得者。如果不是，初审人员一般就会以资历不够的理由否决申请。若所有申请者都是津贴研究员，下一步初审人员将根据申报人员列出的五篇论文代表作加以判断。初审人员会比照巴西高教基金委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上对期刊会议的等级评价信息和分值标准，来判断这些文章的质量。其它可比指标有：历史获批项目记录、指导研究生数量、参加国际会议等。这些指标都成为初审者对申报者项目申报资历与合格程度加以评判、对比的参照条件。由于所有申报者的电子履历表是统一格式和公开的，对申报者这些方面加以比较其实是很容易的，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初审结果只有一个：推荐或不推荐，并附上初审报告，陈述清楚推荐或不推荐的理由，特别在不推荐的情况下，更要陈述清楚。初审报告的正确和公正十分重要。接下来，专家小组根据三位研究员的初审意见，给出一个综合结果：推荐或不推荐，但要打出 1-5 分的优先级来。除此之外，专家小组一般还要平衡一下校际研究中心的项目分布情况，对个别申请人的优先级别适当调整。巴西科技基金委该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根据这些优先级，决定最后获准项目清单。技术负责人一般还要平衡一下地区间项目分布情况，对一些申请人的优先级别用地区权重方式小范围调整。但总的来说，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在整个项目评审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项目的审批，取决于申报人所在的研究生课程的评价级别。例如针对上述的科学无疆土高端人才项目，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就是本人应是科研成果津贴的获得者 ( 一级研究员优先 ) ；同时所在的研究生课程评级要不低于 4 级，即至少能够招收博士研究生。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科研管理体制科研与人才的管理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若使科研与人才管理的目标优化实现，关键是要正确有效处理整个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巴西的科研管理体制融“行政管理 – 技术协调 – 科研人员自我管理” 于一体，使三个具有特定功能和目标的子系统能够关照整体系统的运作规律和目标，协调运作，在最大化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实现整体科研管理的有序有效。 1 ）行政管理巴西政府对科研和人才的行政管理是指巴西科技部和教育部对巴西科技发展总体政策性的管理。例如推出“科学无疆土计划”或促进内陆地区科研发展的政策性措施；国家科研和教育预算；国际科技教育交流的走向等等。但政府部门是不具体管钱的，绝大部分经费是委托巴西科技基金委和高教基金委来管。关于各类基金的全周期项目管理情况，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行政管理的构架，以巴西科技部为例，具体包括如下四类工作人员：部长和司长 ( 注：巴西政府部委不设副部长、副司长编制，司长相当于国内相关部门的副部长 ) ，由总统任命，政府换届，职位换人；公务员，担任处长以下职务，是该部的永久性工作人员；服务性雇员，是指秘书、信息、保安、卫生等行业的服务人员；实习生，是在读大学生在部门的实习工作，担任低一级的项目文档处理工作。其中，担任科技部部长的人选一般都是总统的政治结盟伙伴，也就是常说的政客。担任司长的大都是来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德高望重的教授。在该部仅有的 6 个司长岗位上，有四位都是来自大学的著名学者。巴西著名气象学家，一级研究员 Carlos Afonso Nobre 博士，毕业于巴西航空理工学院 ( 本科 ) 和麻省理工学院 ( 博士 ) ，担任过高教基金委多学科专家小组组长，气象研究中心主任，科技信贷支持局副局长，目前是科技部科技发展和政策司司长。这种任用经过专业技术、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筛选出来的专才精英治国，是巴西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 2 ）技术协调巴西科研与人才管理的技术协调工作是由其科技部下属的科技基金委和教育部下属的高教基金委统一协调负责的。科技基金委和高教基金委都是联邦政府的事业部门，人员组成和科技部一样，高级主管来自大学科研第一线。中层和技术人员是政府公务员。他们负责科研基金和项目的日常协调和管理工作。例如巴西科技人才电子履历表和数据库和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由巴西科技基金委开发和管理。巴西高校研究生教育评价工作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是由巴西教育基金委开发和管理。具体以巴西科技基金委为例，这个机构就是贯彻科技部的科技发展政策，执行科研经费预算和协调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上述 170 万科学技术人员的科研工作。在整个基金项目管理周期，该基金委员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的责任和角色就是技术协调者和服务者，而不是科技人员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图 3 巴西科技部信息技术司司长，著名计算机专家 Virgilio Almeida 博士在拉特斯数据库的履历表首页科研人员的参与和自我管理如上所述，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师和研究员等，以及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等技术人员。他们形成国家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力军，既是科研基金的使用者，又是科研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者。科研人员的参与项目管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项目的评审管理，所有项目基金的评审是由他们自身完成的，具体的说，是由前面提到的一万三千科研精英完成的。这方面的管理是在巴西的行政管理的架构下和各种信息技术系统和制度的支持下，才得以公开、有序、有效地进行，实现了由“专业内行对专业人才建设和持续发展的管理”，确保了专业管理和发展的质量，从而也有效避免了“外行管理内行”以及“行政干预专业管理和发展”的弊端。二是项目的执行管理，所有获批的项目的科研进展、人员组织和财务管理都由科研人员自行管理。这种“科研人员自己管理自己模式”的有效执行也是在巴西科技基金委和巴西高教基金委的技术人员协调下，相应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下完成的，没有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影子。即便是巴西高校的行政机构，基本上是不参与来自科技基金委项目基金的管理，如果有所涉及，也是辅助性的。例如，大学教师得到巴西科技基金委的基金，要购买设备，采购和使用权在项目负责人，但安放在实验室后的设备要登记成为大学的资产，则由大学相关部门登记。除类似的情况外，所有关于项目执行的管理，都是科研人员通过科研项目在线申报和管理系统自行管理。如上所述，巴西对科研和人才的管理体制不仅在行政架构上结构合理、功能强大，而且在技术协调上也为科研和专业人才发展打造了“自助式”发展的技术支持和一切“以人为本，以科研为重”的人文管理环境。通过融“行政管理—技术协调—科研人员自我管理”为一体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巴西不仅从国家层面统筹优化了科技和教育资源，做好重点工作如规划制定、政策设计、服务到位等等，而且由于所实施的这一套管理体制的公平性和公开性，从而也从根本上避免了“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后果的出现，确保了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的自由竞争机制的高效持续运转。本系列的第一部分《巴西“万人精英”和“科学无疆土”人才计划》和第二部分《巴西人才计划与科研管理的技术支持》得到科学网众多博友和编辑部的关注和支持，特表示谢意。同时，谨对本文合作者的无私奉献和才智情华致以真诚的感谢。参考文献巴西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 (CNPq) 的 2010 年年度报告， Relatório de Gestão 2010 - CNPq ， 2011 。王伟，科研管理中复杂性分析，科研管理 , 2002(2):13-17 ， 12 。; 个人分类: 巴西人文|5160 次阅读|19 个评论

“11名校长助理”因大学衙门化而扎眼: 张显峰 2012-7-10 10:05; 像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不想被关注都难。最近有媒体记者就在北大的网站上挖出了一条新闻：北大竟然有 27 名校领导，其中包括 11 名校长助理。记者对比国务院的部委发现，商务部和财务部配备的部长助理最多，也才不过 4 名。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北大一边解释“校长助理不算校级领导”，一边表示将调整这个岗位。北大校长配备 11 名助理是不是真的如一些网友所言，是“学术权力虚化”，是“沦陷”？我看还不至于，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虚化是“基因缺陷”，且其病症远不止此。“ 11 名校长助理”之所以如此扎眼，是因为在大学普遍衙门化、大学领导仍然为某一级行政官员的现实语境下，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人们自然会联想，校长是副部级，那么以此类推，校长助理也必然是享受某一级别的行政领导。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搞出这么多官员，委实是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况且，多一个官员就可能多一个学术资源支配者和权力分肥者——至少让人有这样的担忧。如果换个语境看“ 11 名校长助理”——大学本没有行政级别，大学校长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管理者，他真心服务于教授和学生，他的职位去留决定于其在教授和学生眼中的表现；大学学术资源的分配和科研活动的安排不是靠领导决定，而是学术委员会来决策……那么，当我们看到“ 11 名校长助理”这样的新闻时，是不是心态会变得平和许多？因为对于教授和学生来说，这意味着多了 11 个服务者，何乐而不为呢？我注意到，北大的 11 名校长助理，有的是学院的院长，也有的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且据出来回应的北大人士讲，“大部分校长助理是兼职服务，并不是所谓校级领导”。其实强调“兼职服务”也好，“并非领导”也罢，无非是说明他们或许不享受相应级别的行政待遇，但在行政权力主导的大学里，“校长助理”本身的“权力暗示”已经意味着某种待遇。北大有意愿调整“校长助理”的岗位设置，这很好。不过要真正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让学术权力变实，不是单拿这“ 11 名校长助理”说事，从根本上还是要破除大学的衙门化，特别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把大学校长从行政官员的序列中剔除出来。记得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感慨：“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找政府办事没人理会，甚至连接受宴请的时候也找不到座次。”我相信，等所有的高校都没了行政级别，校长出场不再以官级论座次，朱校长应该就不会有此担忧了。因为那时，该是靠知名度和美誉度上位了。;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3323 次阅读|0 个评论

杜撰小笑话一则: 热度 1 陈龙珠 2012-6-19 11:15; 某君网络名人，职供单位宣传，却常言行政化为创新之大碍。是日，部官不悦，现管心领神会，换人走马。某君与之讨价，调岗也行，但得保级和有个名分，比如说集团公司副总什么的啊。; 个人分类: 社会思考|2859 次阅读|2 个评论

说说大学图书馆馆长那些人: 热度 9 mdzhao 2011-10-12 16:19; 高校去行政化说的很热闹，那么高校的图书馆馆长是否需要去行政化？说到馆长，在行政化的高校里都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以我们这样的高校说，馆长的行政级别是处级，但大概是大多数高校中说话最没有分量的处级干部（当然复旦那样的馆长是例外）。所以对图书馆来说，去不去行政化都是那么回事。高校的院系和学术机构可以提教授治学、专家治学，但什么时候提过图书馆专家治图书馆？图书馆好象历来是什么人都能治一治的，而且派到图书馆来的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的行当里都已经不太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人，但似乎他们都比学图书情报的、干了几十年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家强大的多。数数国内图书馆界那些领导和馆长们，有几个是学图书馆学出身的？呜呼图书馆学！呜呼图书馆专家！现在我们可以大致为现有的高校图书馆馆长分分类（分类乃图书馆学的学问）。第一类：按资历应该是处级干部但没有合适的处级位置可安排的人第二类：需要从院系管理岗位退出来腾位置，但又已经干不了专业研究的人第三类：名头很大可以表示学校对图书馆重视的人，诸如院士、著名学者等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因为职务关系才需要与图书馆亲密接触的，基本上都属于图书馆的外行。所以这些馆长又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还愿意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干点名堂的，另一类则是深感被学校打入冷宫而心灰意冷的，再有就是挂名不管事的。按说摊上一个愿意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干点名堂的馆长应该是图书馆的福音，可你会发现这样的馆长由于缺少对图书馆的了解往往是该干的事想不到干，却喜欢干很多干不了的事，最典型的他们大多数热衷于在图书馆搞创新，特别是希望在学科服务上有所作为进入学校的主流，恨不得图书馆的人也能象教师那样几十万几百万的拿经费。回头一盘点，图书馆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收获却甚微。如此看来，还不如摊上个心灰意冷的或挂名不管事的馆长，因为再怎么着，所有的图书馆都还会安排一二个熟悉图书馆业务的副馆长，馆长不管事，副馆长才能按图书馆的规律和工作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不至于让图书馆乱了套。当然，运气好的话，能有一个名头很大可以表示学校对图书馆重视的人，诸如院士、著名学者等来当馆长，应该是最值得庆幸的事。虽说这样的馆长你不能指望他真的来管理图书馆的大小事情，却因为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有影响力，如果要为图书馆争取一些利益，更容易成事。而且既然他们答应当图书馆的馆长，总会为图书馆办几件实事。　　曾经听到某领导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计算机技术很发达，图书馆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电脑来做的，这样就可以裁掉不少人了嘛。以我在图书馆工作的经验看，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可以方便读者，可以提供更精细的管理，但都必须配以准确的数据输入，所需人力往往比以前更多。所以当时暗暗想道：要是图书馆的领导也这么想的话可就糟了。谁想居然真还摊上了一个这样的领导。其经典的话就是：图书馆的事情干吗都要人工去干啊？可以让电脑帮你干的嘛，让技术人员编个程序，什么编目啊，借书啊都能搞定，就是参考咨询也能让电脑干的嘛，你把问题分分类，让电脑帮你回答就行了。至于阅览室、外借这样的工作，找临时工和学生都可以。似乎现在的领导都非常热衷于减少员工和裁人？所以，打住，闭嘴！明天说不定就裁了你。。。。。; 个人分类: 图书馆那些事|8228 次阅读|17 个评论

[转载]去行政化：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 热度 2 xscb 2011-9-17 08:52; 去行政化：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作者：丁甜上个月欣喜的看到浙江省高校已经普遍对二级学院的领导进行公推直选，而不是以往的直接任命或上级指派，甚至部分学生也有投票的资格，我随即认为高校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时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政策嗤之以鼻，可君不见，去行政化在艰难的一步步实施着，每一个举措，都是高校在这个进程中所付诸的努力。在过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基本上从未履行过，比如“每年至少召开二次全体会议”，结果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的10年中，总共只开了两次会，其中一次是去年10月的委员换届会议；还有“校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可在当时，许多委员都已任职10年，很多教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这说起来真是可笑的现象，可这确实普遍存在的事实，我想应该大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都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大家不本着对学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那么所谓的章程便是形同虚设，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就可有可无。而如今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独立，校领导全部退出。这一针对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的举措，实在是让人有理由持以期待，毕竟真正的学术自由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之所在。 “有些学校的院士认为我们抛开行政是做不好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独立门户，自搞一套，有些事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做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先要做给大家看。”闻玉梅说，“我认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每一个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重重阻碍的排斥，去行政化也不例外，但是这个阻碍来自院士还是让我有些吃惊，作为中国学术的最高权威，非但不支持有利于学术的改革，反而说这一举措是因为仅看表面现象的结果，这让人大大不解，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顺风顺水，但是缺少了足够的支持，也必定不会成功推广，从这一角度上看，在学术上有权威的学者还是应该给力的支持，毕竟可以先尝试，先试点嘛，没有尝试，哪来的创新？哪来的改革？虽然出发点值得称赞，但是道路肯定是曲折的，无论如何，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43名委员中，没有一名是校领导，且都没有所谓的行政职务，只设组长和副组长，这便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学术委员会能够独立运行，那么他将会在学术自由，抛开行政干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报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关注这一进步。如果这一举措某天在全国高校中开始推广，那才真是：复旦一小步，高校一大步！; 2541 次阅读|2 个评论

南方科大将设党委会: 热度 13 boxcar 2011-7-17 17:40; 请看下面的新闻。简单点评几句： 1 ）南方科大的理事会终于在“千呼万唤”之后“始出来”了，在厅局级领导占据了一半席位的情况下，以后如何运作，如何“去行政化”，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2 ）这所大学究竟由谁来“治”（谁说了算）、具体采取何种体制（ XX 负责制）？请大家继续关注。 3 ）党员师生们终于找到组织了。 http://news.sina.com.cn/c/2011-07-17/154422828972.shtml 南科大首次理事会召开将设党委会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7日15:44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16日)召开。有媒体报道，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南科大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备受关注的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深圳召开。虽然是闭门会议，现场“戒备”森严，但是许多媒体还是从不同渠道获知了会议的相关内容。据《羊城晚报》报道，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在学校招生及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朱清时在报告中提到，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及教育部要求的其他课程。大三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　　朱清时在报告中还提到，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若干委员组成，在校内设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行政事务，学术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学术事务。而这次会议之后，备受瞩目的南科大的副校长的人选依旧是悬而未决。　　南科大可以说是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起步的，他每走一步都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今天，南科大理事会也再次登上了百度新闻热搜词的排行榜。新闻中还提到，这次出席会议的南科大理事一共20名，包括政、商、学界人士，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网友认为，各界人士加入理事会有利于南科大吸取各方意见，在具体实践中也能得到多方的帮助，但也有网友担心，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是官员，会有违南科大筹建时的初衷。不过还是有不少网友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信心，有网友说，人们之所以对于南科大保持热切关注，是因为南科大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而南科大引发的种种争议也都饱含所有人对于教育改革的热切期盼。　　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某一方面。争议应该更多推动我们对自己的反思，如何尽量帮助这所学校，让他有足够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这才是争议各方以及围观的我们所需要认真考虑的。(中国之声编辑韦雪); 个人分类: 教育|5336 次阅读|2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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