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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喵晓姐：文字的起源和演变: fqng1008 2019-6-4 22:52; 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人类语言的产生距今大约也有十万年的时间，而原始文字的出现距今大约只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记录语言，例如结绳，例如图画，再例如契刻等等，但综而看之文字是其中最适合和最优胜的一种。但文字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经过先民们一步步摸索出来的。那么现在咱们就谈谈他们的这个漫长的摸索时期，从而了解一下文字的起源和演变的过程。关于文字的起源，可以说至今还是个“难解之谜”。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历来说法不一，对相关事实的看法观点不同；另一方面也因为证据不够，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最终定论。在我国早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字源于“结绳”即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图片发自简书App 但是据古书记载：“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之多少，随物众寡”（《易九家言》），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古人怎样“结绳”，怎样“结绳而治”，现在已无法得知，但幸运的是，美洲印第安人结绳方法和作用现在还可以窥见。以绳子为单位，根据需要打结，最多可打九个，打在两根相邻绳子上的结表示十位数，三根则表百位数，依次类推。“印加人有组织严密的行政系统。每一个城镇和农村都有结绳官员，负责结绳，解释其涵义，并按要求呈报有关资料。”（《结绳记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这大概是所谓的“结绳而治”吧。但事实上结绳没有跟任何一种语言单位相结合，因此它最多只是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使用过的一种记数、帮助记忆和起提示作用的工具，跟文字起源没关系。一般认为，文字起源与图画和契刻有关，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下面这两张图则是具体的例子：一个是奥吉布瓦部落为保护渔业权而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下面那幅则是一段东巴经文，大致意思把蛋抛在湖里头，左吹白风，右吹黑风，风荡漾着湖水，湖水荡漾着蛋，蛋撞到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滑灿烂的东西来。图片发自简书App 这种通过图像反映文字形成的一种“形意文字”，还不能算真正的文字，只能表示一个大致意义。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字画”和“图画字”跟文字的起源确实很可能有密切关系。而且，文字的诞生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定的图形跟一定的语言单位建立起的一种确定的关系也应该是一种漫长的过程：从当初的不确定，到比较确定，到完全确定的若干个阶段。也就是由图画到文字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现在说完文字起源就聊聊文字的演变。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两河流域处现属伊拉克的区域有一个苏美儿民族，他们率先进入成熟的农业社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他们发明了一种实用的文字，主要用象形的图形表示食物的词语，如牛，驴等。也就是古苏美尔文字，后来又用芦管在泥板上压印文字，压印后的字像一个个“楔子”因而得名“楔形文字”后来的阿迦德人，阿莫里特人，亚述人都采用了这种楔形文字，后来历经战乱，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逐渐消亡了，城市和印有楔形文字的泥板都埋入地下，再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考古发掘才使这一古代文明重见天日。还有一与之齐肩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而对应的古埃及文字大概那时也存在了。而且由于使用的场合不同还分化成不同的字体。如碑铭体、僧侣体、平民体。而他们仅仅是字体不同，文字的性质和功能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论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还是古埃及文字，都是基本的表意的文字或者说是意音文字，而且后来都消亡了，本身并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完全的表音文字。但其的影响不得不说。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下面所说的腓尼基人。据考证，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在向周围地区扩散的过程中在地中海东岸的中东汇合，这一地区也就成为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化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字文化的“文化走廊”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带生活着一支闪族人，也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犹如那些不安分，爱耍小聪明的，不墨守陈规，喜欢根据条件来变通，从而更好的发展自我的人。他们建立起城邦制国家，并善于从事海上贸易。但却苦与没有自己的文字，以便用来记账和通信。但它们这个国家犹如和当今的日本一样，善于借或者说是拿外界的东西供自己使用。腓尼基人就这样拿来两河流域契形文字和尼罗河古埃及文字自己摸索着用起来。繁难的契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确给自己提供了方便。但不知是该说他们是没那么多的耐心还是说他们太忙没那么多功夫来细学这些繁难的文字，当他们熟悉了这些文字后，用变通之道开始简化符号或另创表音符号而放弃原先的表意字符的文字系统。这算是偷懒吗？因为厌烦被借文字的繁琐从而独创蹊径创造出一种只求有效，不求优美的方便使用的文字。腓尼基文字中只写辅音而忽略元音的纪录语言的方式用起来简单快捷。所以这种字母很容易为其他语言所借用。这种字母很快向周围扩散传播：向东传播演变成为“阿拉马字母系统”和“印度字母系统”，向南演变成为“撒巴字母系统”，向西“迦南-腓尼基字母系统”和“希腊和拉丁字母系统”不难看出腓尼基文字这就是后来字母式字符的前身，腓尼基人也就创造出了一种字母式的表音文字，拥有自己的成功之处。所以说“字母”名之曰“字之母”实际上是在文字成熟两千年后才产生的，所以说字母是文字家族中的儿子或孙子。;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698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种种: fqng1008 2019-2-1 12:12; 一、随文演义 1. 科举之学，以科举为学：宋代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 2.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公刘《太阳的家乡》：“这种悲惨的情况，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根本问题是要办教育，叫人们接受科学。” 3. 特指自然科学：曹禺《北京人》第二幕：“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所喜欢的，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 4. 合乎科学的，合理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柯岩《奇异的书简·船长》：“多么精细，多么科学！完全是科学家的逻辑！” 5. 据《说文解字》：科，会意字，“从禾从斗，斗者量也”。故“科学”可称之为“测量之学问”。二、词义演变从唐朝到近代以前，“科学”作为“科举之学”的略语，“科学”一词虽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但大多指“科举之学”。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 “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科学”是专门的“个别学问”，有的在以“分科的学问“的意义被使用着。明治元年，福泽谕吉执笔的日本最初的科学入门书《穷理图解》出版。同时，明治时代 “science”这个语言进入的时候，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译词。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科技的高潮，清末主要通过近代化之路上走在前面的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许多人认为，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两词并存的局面。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在中国，教科书上一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或称为理科）和社会科学（或称为文科）。而诸如心理学、哲学（有别于科学）在中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被认为存在划分不清、界限模糊的情况。因而“科学”一词常被模糊地使用。三、不同解说中国传统将所有的知识统称“学问”，古代将关于自然物道理的学问称为“物理”。因此古代的物理即是自然知识，数学独立于“物理”。自明代则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以表示研究自然之物所得的学问。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辞海》1979年版：“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法国《百科全书》：“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7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赵洪钧：“证”概念的演变: fqng1008 2019-1-18 08:50; 摘要： “证”概念的争论，源于其不断演变而多歧。《内经》中的“证”字义为证验。自《伤寒论》开始，“证”的内涵加深，外延也开始放大，有病证并提的趋势。此后，愈至晚近，中医愈重视辨证，“证”的概念也愈宽。舍去“证”的概念，不讲辨证论治，意味着中医自我否定。明清以来，整理出了作为纲领的“证”。 “证”的含义有四个。最浅层的“证”的概念，就是症状；辨证论治时所得之“证”，是对患者当时的病位、病性或病机的综合判断；纲领“证”是最基本的中医病性或病理概念；“证”还可以代替病。近年来，关于“证”概念的争论特多，有关见解常常非常玄奥且众说不一，大有愈争愈晦之势。大约因为“证”走入误区，近年有人提出，用“审机定治”取代“辨证论治”，言下之意是用“病机”取代“证” （ 1 ）似乎“辨证论治”原来就是误区。还有的人，不承认“辨证论治”是中医特色，说他们从来没有证的概念，看病时从来不讲什么辨证论治。假设如此，不但持续数十年的“证”实质研究要全盘否定，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辨证论治特色说也要彻底推翻。看来，很有必要自纯中医角度讨论一下“证”概念及其演变供各方面参考。一、“证”的最浅层概念为使问题简化，本文先从最容易取得共识或最容易说清的“证”说起。试看当代《中医内科学》教材目录列有咳嗽、自汗、盗汗、心悸、不寐、呕吐、腹痛、泄泻、便秘等等，显然这些都是症状或病人的主诉。这无疑是最容易说清的或最浅层的“证”概念。就是说，疾病过程中，机体的一切机能和形态异常引起的自我感觉和他觉异常都可以称作“证”。统编《中医内科学》无疑代表着主流中医界的共识和权威。——黄字是对上文的进一步说明，若为节省篇幅而尽量简短，即删去。我们认为，对上述目录所列不必做什么玄奥的、学究式的解释。简言之，这些“证”就是症状。可能有人说，上举目录所列不见“证”字，其实目录中还有哮证、喘证等。显然是因为哮、喘各一个字，才加上“证”字以便念起来顺口，而咳嗽、呕吐等都是两个字，习惯上不再加证字，实际上还是证。看看《中医妇科学》和《中医儿科学》的目录，情况和《中医内科学》也差不多。其实，把症状称作“证”和病一起来讨论是中医临床奠基作的传统。试看《金匮要略》的目录有：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黄疸病脉证并治、惊悸吐血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即便自纯中医角度看，以上所列也只有肺痿、肺痈、胸痹算是病，其余都是症状，也就是证。——可删。二、《内经》和《难经》中的“证” 当代《中医内科学》目录中的“证”就是症状，不等于中医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证”字，也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症状。今《内经》中，只有一个“证”字，见于“七篇大论”的《素问·至真要大论第七十四》。全句是：“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 （ 2 ）文中气、病、证、治并举。王冰注此句就以表里证解“证有中外”。不过，今学界公认唐代之前的《内经》没有七篇大论，故可以说，唐代之前《内经》中没有“证”字。不过这不等于说那时的《内经》完全没有“证”概念。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3 ）其中就提到了血实、气虚，只是没有加上“证”字而已。《难经》第十六难专讲辨证，说：“持其脉须别其证”。其中不用“辨”字，而用“别”字，而且只讲五脏病的内外证。”“辨”和“别”义通，当代汉语常用“辨别”一词。文中所说“证”，指什么呢？试看其论肾： “假令得肾脉，其外证面黑，善恐善欠；其内证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气，少腹急痛，泻利下重，足胫寒而逆。有是者肾也，无是者非也。” 对照其余四脏的内外证，外证指面色和表情。内证指切腹所见的动气和疼痛部位。总之仍指症状，但不是各病的全部症状，也不是病性判断，而是重在医生诊察（特别是切腹）所见。三、仲景的“证”概念《伤寒论》出现以前，已有《平脉辨证》（见仲景自序）专书。“辨证”成为中医术语约从此始。“证”也从此受到空前重视。今《伤寒论》各篇，均冠以“辨 XX病脉证并治”。所以，说仲景首创辨证论治体系，毫不勉强。辨证论治的本意就是仲景的本意，即辨病、辨脉、辨证、辨治。把“辨治”改为“论治”，也很通。现在常用“辩论”一词。古时“辩”与“辨”可通用。 “证”在《伤寒论》中是何含义呢？请综看其中含有“证”字的条文。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16条） “证象阳旦……病形象桂枝”（ 30条） “太阳病，桂枝证……”（ 34条）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41条） “二阳并病……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 48条） “下之后，复发汗……无表证……”（ 61条）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74条）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 101条） “……柴胡证仍在者……（ 103条） “……此本柴胡证……”（ 104条） “……此非柴胡汤证……”（ 123条）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132条）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 133条） “……外证未去者，柴胡汤主之。”（ 146条） “……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 148条） “……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 149条）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 163条） “病如桂枝证……”（ 165条） “问曰：阳明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182条）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也。”（ 204条）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 220条） “阳明中风……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 232条）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 251条） “伤寒六七日……无表里证……”（ 252条） “病人无表里证……”（ 256条） “……柴胡汤证罢……”（ 267条） “少阴病……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 302条）笔者不避繁琐之嫌，将有“证”字的条文全部引出。分析上述经文中的“证”字，含义已开始变化。与脉并提的“证”应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除脉象之外的各种症状。此外，不少证字也指症状，不必一一指出。但是，桂枝证、柴胡证、桂枝证的说法，已不是指单一的症状，而是指适合桂枝汤等治疗的脉象证候群。用当代术语说，这种症候群代表了疾病的特定病理状态。“柴胡汤证罢”等说法，准此。“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其中的两个证字应该不同。前者含义即如桂枝证之证。仲景还有外证的说法，这是未清除的内难术语。表里证之说，已和内外证不同，特别是表证，已与太阳病等价。仲景书中已有病证并提的趋势，如“太阳病证”、“太阳证”、“柴胡汤病证”等，于是证可以代病，病证可以混用了。再对看《金匮要略》也常常病证和症状并提，则不必讳言中医的病和证概念都不精确。特别是“证”的概念多歧。《伤寒论》六经病纲领中，只有“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病性判断，其余都是列出一组脉象或症状。完全按《伤寒论》辨证，多数情况下只能死记硬背地有是证用是方。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对证和方有了理性认识。比如：“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很好遵循，却不能据以理解柴胡证的病机是什么？柴胡汤的药理、功用是什么？为什么但见一证便是？就是伤寒第一证——桂枝汤证也是到了宋代才有许叔微首次说：“脉浮而缓表中虚，有汗恶风腠理疏”，（见《伤寒百证歌·表里、寒热、虚实歌》）揭示桂枝汤证的本质是表（寒）虚。不过《伤寒论》毕竟为辨证论治和证概念深化打下基础，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乃至八纲这套重要“证”概念的提出，都和宋元明清直至近代医家不懈地研究《伤寒杂病论》分不开。四、巢元方的“证”概念隋代人巢元方作《诸病源候论》，后人证候并提成一词，应从此来。巢氏所谓“候”，常非指单一症状，而有病或证的意思。他论“伤寒内有瘀血候”说：“夫人先瘀结在内，因伤寒病，若热博于久瘀，则发热如狂；若有寒，则小腹满，小便反利，此为血瘀。宜下之。其脉沉结者，血证谛也。” （4 ）此说综合仲景三条经文而成。是一个辨证过程，最后得出“血（瘀）证”。所以，说“证”即“证候”，亦无不可。已有教材这样用。拙见以为，古人极少这样用，莫如尽量统一使用“证”字，以免术语混乱。五、宋元以后的“证”概念自仲景而下，特别是宋元以来，流传至今的方书，没有一家论病、论治不辨证，而且愈至晚近愈讲究辨证。也许《肘后方》之类的土单验方集是例外。我不相信当代中医主张按图索骥，从《肘后方》那样的书中，任选一方治病而不治“证”。其实，说明中医必须辨证才能论治，很容易。比如，辨不出寒热虚实，就得不出温清补泻治则；辨不出气滞血瘀，就得不出理气活血治法；辨不出表里，就得不出解表攻里治则。中医岂能不辨证！读者试随手取一本宋代以后的方书，稍事流览便知辨证之重要。笔者真的随手取了两本书。其一为李东垣的《内外伤辨》，书名即辨证之义。该书卷上目录为：辨阴证阳证、辨脉、辨寒热、辨外感八风之邪、辨手心手背、辨口鼻、辨气少气盛、辨头痛、辨筋骨四肢、辨外伤不恶食、辨渴与不渴、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辨证与中热颇相似。其二为徐灵胎的《杂病源》。目录为：阴阳、命门、君火相火、六要、表证、里证、寒热、寒热真假、虚实、治法、气味。单看以上目录，即知中医舍“辨证”便不能论治。“证”概念自然十分重要。又无意中取出徐氏的《杂病证治》，书名就是辨证论治之义。其中论每一病的次序是：内因、外证、辨证、辨脉、辨治、用药、选方等。可见，若说中医不该辨证论治，而要审机论治，岂非要遍改或废掉大半古医书！再看徐氏论暑、湿、燥、火病竟直称暑证、湿证、燥证、火证。则病证通用矣。由此可知，在证概念深化的同时，其外延也更加宽泛。于是病证二字可以混用，因而常常以证代病。于是中医称看病为“临证”；具体的病可称“汗证”（以自汗、盗汗为主证的疾病）；外感这样一大类病被称作“感证”；难治的病被称作疑难杂症（证）。此种放大“证”内涵的影响早已波及民间。笔者常遇见朋友或乡亲（自是年稍长、阅历稍多者，但不一定读过书）问：先生今天看了几个证儿？再过二十年，普通人大概不会再这样发问。近来那么多人争论“证”是什么，原因恐怕是人们不熟悉旧时中医怎样说话，又没有认真读些古书。至于那些说自己从来没有证的概念，也从不辨证论治的人，大概从未读过中医古书，也没有受过现代中医教育。换言之，他们完全不懂中医。本文不厌其烦地讨论“证”概念及其演变，也许对一些人认识“证”有所帮助。六、纲领的“证”的提出延至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携领而又深入浅出的成套中医术语。其中在“证”概念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为“八纲”说的“两纲、六变”说。先后指出“八纲”内容的明代医家有，楼英、张三锡、孙一奎、张景岳等人。由于《景岳全书》流传甚广，他的“两纲、六变”说影响深远。他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 （ 5 ）此说至清代程钟龄总提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6），成为近代人祝味菊提出“八纲”说的源头。“八纲”和“辨证论治”一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政府提倡并广泛组织“西学中”，在中国医界大普及，至今为中医熟知。今人称“八纲”为辨证的总纲，是正确的。试看六经、脏腑、经络、气血等辨证方法能离开“八纲”吗？正如有人对发挥“八纲”说：“中医证型无不是多个生理、病理概念的组合。辨证愈细，加入组合的概念愈多。但无论怎样组合，中心词总是寒热虚实（气滞、血瘀、痰饮积聚等亦可纳入广义的虚实）。这说明寒热虚实是最基本的中医病理概念。” （ 7 ）总之，作为纲领的“证”，又和“辨证论治”时辨出来的“证”概念不同了。 “证”概念容易把人引入误区，看来不很奇怪。七、证概念的定义怎样定义“证”概念呢？应表达如下： “证”的最浅层概念，就是症状；辨证论治时所得之“证”，是对患者当时的病位和病性的综合判断；作为纲领的“证”，特别是阴阳虚实寒热，是最基本的中医病性或病理概念；“证”可以代替病。读者很可能问：为什么前一个“证”当中没有病因判断？简单的回答是：中医施治的对象，常常不包括中医所说的病因。 “证”的后两种含义，基本上不见于西医理论。有人可能不赞成用“病理”二字。笔者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用这个词，没有什么不妥。或再问：作为纲领的“证”，是中医最基本的病性或病理概念。这不是还没有说清“证”的概念吗？是的。不过，进一步说清，只能是怎样自西医角度说明，阴阳表里、气滞血瘀、寒热虚实、燥湿、逆陷、厥脱、积聚等，是何种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含义。这正是“证”实质研究的主要目的。西学中研究“证”，无可非议。成绩满意与否，是具体思路与方法问题。不可因结果不理想，而否定此方向。中医讲发扬，也应该研究它们。发扬之前，最好先弄清前人关于“证”的本义。不然就会一误再误，愈争愈不明白。参考文献（ 1）成肇智. 用“审机定治”取代“辨证论治”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23（6）；410—411. （ 2）《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29. （ 3）《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8. （ 4）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267. （ 5）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第一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岳峙楼藏版影印本，卷一，1988；18 — 20. （ 6）程国彭.医学心悟.第一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12. （ 7）马堪温.赵洪钧.伤寒论新解.第一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370.;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956 次阅读|0 个评论

马可·波罗带回意大利的不止有披萨？——禅的行囊（之八十九）: 罗非 2018-2-11 10:56; 导读：佛教用语中， “ 阿罗汉 ” 的前缀 “ 阿 ” 的含义是 “ 无 ” ，后面的罗汉则是 “ 烦恼 ” 、 “ 欲望 ” 或 “ 出生 ” 等 “ 轮回 ” 等主因。所以， “ 阿罗汉 ” 就代表了 “ 断烦恼 ” 、 “ 离欲 ” 和 “ 无生 ” ，也就是断除了轮回之因的圣人成果。但在汉语中，何以有时又变成了 “ 罗汉 ” 了呢？这岂不是把烦恼、欲望、出生等轮回之因找回来了？原来，佛教在传入中国时，有一部分是经过中亚诸国辗转流传过来的。在中亚国家中，当时的字母 a 是不发音的。所以，梵文 “ 阿罗汉 ” 在那里尽管写法不变，但读音就变成了 “ 罗汉 ” 。按照这些语言翻译成中文的资料，就把这个词音译为 “ 罗汉 ” 了。类似的情况还有 “ 阿弥陀 ” 与 “ 弥陀 ” 。这是文化流传过程中由于语言学途径不同而产生的一些变异。但是，对于烦恼重重、欲望沉重的人类来说，要想把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统统弄没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根据这个定义，阿罗汉这个 “ 圣果 ” 就有极高的难度。于是圣人也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但证之以历史，在乔达摩在世时，许多学生在听讲的当时就证得了阿罗汉，许多学生学会一个方法之后，实践七天就证得了阿罗汉，似乎又不是那么困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解释，是中国文化自明朝之后，由于采取朱熹的注释为主，各个学派的观点都倾向于封闭保守，歧视女性，倡导禁欲。而普通人眼见这个标准和自己相去甚远，于是高推圣境，把圣人想象得难之又难。其实，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就和近代的藏传佛教一样，圣人贤人都俯拾皆是。其根本原因，就是曲解了 “ 阿罗汉 ” 一词的涵义。如果仔细研究中国上古的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提出的 “ 寡欲 ” 、 “ 离欲 ” 并不能等同于 “ 禁欲 ” 、 “ 绝欲 ” 。后者代表完全没有欲望的冷漠状态，而前者则代表不以欲望为自我的智慧状态。两者的境界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证之于婚姻观，现代美国人对 “ 爱 ” 的重视，就是受到正统东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现代中国人对现实利益的重视，就是明朝以后曲解中国文化的流毒。可见真的如禅宗祖师所说， “ 一字之差，五百世野狐身 ” 。 *************** 今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为数不多的阳历节日之一，时在春分日之后的第十五天。【此处大胡子到了解不完整。中国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都是阳历的节日。三九和三伏也都是阳历。中国从来都是阴阳合历的，同时参考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制定历法和节日】上香的善男信女们挤满了华林寺的大小殿堂，争先恐后地焚烧香烛纸钱，整个寺院都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为了躲避浓烟，我们走进了寺院最后面的五百罗汉堂，这是华林寺里硕果仅存的前朝遗物，它建于 1841 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的那年。与大多数中国寺院的佛堂不同的是，五百罗汉堂的平面是一个由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回廊构成的巨大 “ 田 ” 字形，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罗汉铜像便供奉在这些回廊里。 “ 罗汉 ” 或者 “ 阿罗汉 ” ，是梵语 “arhat” 的音译，原意为 “ 离欲 ” ，在佛教中被用来称呼那些了断一切嗜欲，解脱了红尘生死的修行者。修成罗汉果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华林寺的罗汉似乎比别处标准更宽松些 —— 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位新当选成员，马可 · 波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可 · 波罗弄不好真的修成了罗汉果位也未可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繁荣时期，许多西方人都对东方文化有很深的心得。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蒙古帝国时期很可能就是如此。现代一些西方大心理学家也是如此。直至当代，仍有许多西方人达成了中国标准的圣贤境界。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演进的源动力】至少他也是 “ 西来 ” 的。出了佛教名人堂，我们穿过院子里的重重迷雾，又一头扎进新建成的初祖达摩堂。佛堂之中供奉着一尊高达七米的达摩趺坐像。如此巨大的铜像，造价想必极昂，而且工艺其实颇有水准。但是在看过了其他真人大小的祖师和罗汉之后，这尊过于雄伟的造像，以及那些前仆后继的信徒，反倒让人觉得有违禅理。【禅还有理吗？此处该打一棒】达摩不是自己也说过么： “ 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 ” （引自《菩提达摩论》）在一旁照看佛堂的僧人告诉我，等到周围民居的动迁完成，华林寺还将建起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大殿，用于供奉华林寺的镇寺之宝佛祖舍利。说来也巧，这批佛舍利的由来也和动迁有关。 1965 年，政府决定搬迁华林寺原址上的一座白塔，无意中在塔基下发现一具石函，舍利便藏在函中。据说，这具石函是 1655 年由顺治皇帝秘密送来华林寺的，但是，与舍利一同出土的文字资料里既没有解释顺治帝从何处得来这批舍利，也未说明他为何要将其放在华林寺。唯一可知的是，石函中的木匣上写了 “ 佛舍利 ” 三个红字。这批舍利原有二十二颗，但出土之后历经辗转，其中一颗已经神秘地消失了。我猜想，当时满洲人刚刚入关不久，将至宝舍利送来帝国南疆，也许有抚远定边、驱邪镇妖的用意。不过，我们很难说顺治皇帝的选择是明智的：佛陀本人就是一位西来的 “ 外国人 ” ，用它的遗骨镇守边疆恐怕很难灵验。【算起来，南疆虽然把香港租给了英国，不过后来又收回来了，和其它几个方向的边境线比较起来，算是国土基本无损。而且还收获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一笑】离开之前，我和丹妮艾拉也点燃了几炷香，为寺院上空的滚滚浓烟添砖加瓦。【哈哈！不能笑话别人】达摩祖师离开广州北上之后又过了二百年，惠能来了。公元 676 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华林寺北边不远处的法性寺。那天，正逢方丈印宗法师开示《涅槃经》，可能是在讲课的间歇时分，忽有阵风吹过，堂前旗幡招展，两名僧人因而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风在动，另一个说是幡在动。惠能听见了他们的争论，插话说： “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 （见宗宝本《坛经 · 自序品第一》）; 个人分类: 科普|20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人类简史（62）: 罗非 2017-7-31 10:01; 　　当崇拜的对象变成了人　　至于各种新型现代教义，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在此也就不可能一一检视它们的历史。它们 “ 综摄 ” 的情形，并不少于一神论和流行的佛教。就像是佛教也能拜着印度教的神祇，一神论者也能相信撒旦的存在，现在典型的美国人也能既是民族主义者 ( 相信有美国民族存在，而且相信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 ) ，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 ( 相信社会繁荣的最佳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追求自我利益 ) ，还是个自由人文主义者 ( 相信造物主赐给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 。民族主义将在第十八章讨论。最成功的现代宗教：资本主义，会在第十六章以专章探讨，阐述其主要信念和仪式。至于本章的其余篇幅，则继续讨论人文主义的宗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 ; 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 “ 至善 ” ，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 (humanity) ，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 “ 神 ” 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 “ 人性 ” 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每个智人都有着人性的神圣本质。正是每个人的内心让全世界有了意义，而且这也是各种道德及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如果碰上道德或政治的困境，就该内省、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人性的声音。因此，自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保障这种 “ 内心声音 ” 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 “ 人权 ” 。　　举例来说，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酷刑和死刑的原因。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犯下杀人罪的人会被视为违反破坏了宇宙秩序。为了让宇宙回归平衡，对罪犯施以酷刑并公开处决，好让所有人民都看到宇宙已经重返秩序。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时代，伦敦人和巴黎人最爱的消遣就是现场直击残忍的处决画面。但在今天的欧洲，死刑被看作侵害了人性的神圣。虽然一样是为了维护秩序，现今的欧洲不会对罪犯施以酷刑处决，反而是要以尽可能 “ 人性化 ” 的方式来加以惩罚，才能维护甚至重建人类的尊严。借着昭示凶手的人性，人人都想起了人性的神圣，于是秩序才得以恢复。像这样保护凶手，我们才能改正凶手做错的事。　　虽然自由人文主义将人性神圣化，但并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而且它根本就是源自一神论的信念。像是相信每个人的本质自由而神圣，就是直接源于传统基督教相信灵魂自由而永恒的概念。要是没有永恒的灵魂和造物主的概念，自由主义者想要解释究竟个别的智人有何特别，就很难讲得清楚。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 “ 人性 ” 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这种物种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 ; 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 “ 不平等 ” 就代表着偏重人类的某些边际特质，认为这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这样一来可说是对人类神圣性最严重的亵渎。举例来说，如果富人比穷人有特权，就代表重视 “ 金钱 ” 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本质 ( 本质上，不论贫富，人类的本质应该全部相同 ) 。　　和自由人文主义一样，社会人文主义也是以一神论为基础。像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一神论认为在神的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　　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 “ 人性 ” 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纳粹打着保护优秀人种，避免退化的幌子，从事着反人类的勾当。正因如此，纳粹才会主张应该要保护、好好养育雅利安人 (Aryan ，他们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智人类型 ) ，至于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这些被认为是退化的智人类型，则必须隔离甚至灭绝。纳粹的辩白是，智人一开始能够胜出，本来就是因为演化留下了这种 “ 较优异 ” 的远古人种，而淘汰了某些 “ 较低劣 ” 的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就从此消失。　　一开始，不同的人种不过也就是不同的种族，但后来就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很有可能，这还会再次发生。纳粹认为，智人已经分化出几个不同的种族，各有独特的特质，而雅利安人拥有各种最优秀的特质：理性、美丽、诚信、勤奋。因此，雅利安人拥有让人类进化为超人的潜力。至于像犹太人和黑人这些种族，特质不佳，可以说是现代的尼安德特人。如果让他们任意繁衍甚至还和雅利安人通婚，岂不是污染了整体的人类物种，即将造成智人灭绝吗 ? 　　生物学家已经戳破了纳粹的种族理论。特别是 1945 年以后的基因研究，已经证明不同人类谱系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纳粹的假设。但这些结论只是最近的事，考虑到 1933 年的科学知识，纳粹当时会这么相信也不难想象。许多西方精英都相信有不同人种的存在，相信白人较为优越，也相信应该要保护、培养这个高贵的种族。像是在许多最具盛名的西方大学里，学者用最新的正统科学方法，发表的研究报告号称证明了白人比起非洲人或印第安人更聪明、更有道德也更具技术。而在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政治家也一心相信自己必须负责避免白色人种受到玷污堕落，所以得要设下重重限制，避免像中国甚至意大利的人民移居到像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 “ 雅利安人 ” 的国家。　　这些立场，就算在新的科学研究发表之后也并未改变。想要造成改变，科学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及社会和政治。以这个意义来说，希特勒不只把自己送上绝路，也让种族主义跟着一同送葬。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敌人被迫泾渭分明地区分出 “ 我们 ” 和 “ 他们 ” 。而在这之后，因为纳粹思想就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主义，让种族主义在西方再也抬不起头。然而，改变还是需要时间。至少到 20 世纪 60 年代，白人至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只有白人才能移居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一直到 1973 年才废除。澳大利亚原住民要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大多数还是被认为不足以发挥公民的功能，所以无法在选举中投票。　　图 20 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右边是 “ 纯种雅利安人 ” ，左边是 “ 混种 ” 。纳粹很显然十分崇敬人体，也很害怕低等种族污染人性、让人性堕落。　　纳粹并不是反人性。他们之所以同自由人文主义、人权和共产主义站在对立面，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推崇人性，相信人类有巨大的潜力。他们顺着达尔文演化论的逻辑，认为必须要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不适合的个人，只留下适者，才能让人类继续生存繁殖。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要保护弱者，不仅让不适者生存了下来，还给了他们繁殖的机会，这样就破坏了自然选择的秩序。如此一来，就算是最适者的人类，也不免被一群堕落的人类淹没，变得越来越趋近不适者，一代代下去就可能导致灭绝。　　一本 1942 年的德国生物课本，就有一章 “ 自然和人类的法则 ” ，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就是让所有生物都必须在无情的斗争中求生存，讲到植物如何为了土地而奋斗，甲虫如何为了交配而奋斗，最后课本的结论是：　　这场生存之战艰辛而无情，但这是让生命延续的唯一道路。这场斗争能够消除一切不适合生存者，并挑选出适合生存的。 …… 这些自然法则不容置疑，目前还存活的生物就是明证。这些生物冷酷无情，抵抗者就会遭到消灭。生物学不只告诉我们关于动植物的事，还告诉我们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则，要坚定我们的志向，依照这些法则生存下去、抵抗下去。生命的意义，就是斗争。对抗这些法则，则终必致祸。　　课本里接着又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Mein Kampf) 引了一段： “ 想要违抗自然铁律的人，也就是违抗了那些他应该感谢、让他得以为人的原则。与自然对抗，只会带来人类自己的毁灭。 ”66 　　图 21 1933 年的纳粹漫画。漫画将希特勒描绘成要创造完美人类的雕塑家。至于旁边戴眼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暴力而怯怯懦懦无法动手。 ( 也请注意，画中对人体有着情色的崇拜。 ) 　　 * * * 　　我们刚刚踏入第三个千禧年，演化人文主义的未来仍未可知。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结束后的 60 年间，相关的禁忌挥之不去，没人提出想将人文主义和演化论结合起来、用生物学的方式来让智人 “ 升级 ” 。但到了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死灰复燃。虽然已经没有人说要淘汰劣等种族或民族，但许多人正思考着如何利用更先进的人类生物学知识来创造完美的人类。　　但与此同时，自由人文主义和最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之间已经出现一条鸿沟，我们很快就无法再忽视而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但这个概念的前身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每个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自由而不朽的灵魂。然而，过去两百年间，生命科学已经彻底破坏了这个信念。科学家研究人类这个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并未找到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 —— 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我们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碰上这些发现，多半是视而不见、不愿面对。但坦白说，现在这面堵在生物学以及法律和政治学之间的墙，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 个人分类: 科普|10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同源异流亦正常: 热度 3 jiasf 2017-2-9 22:38; 原来曾发过博客，叙说分水岭上的水一旦分流两边，就各奔东西，可能进入不同的海洋。人类社会原也是如此。曾经惑于台湾的本地人与外省人的族群争斗——本来都来源于大陆，不过来的时间早晚而已，而且来得早的陈水扁等人也要来大陆认祖归宗，哪来那么大的争斗呢？也曾经迷惑于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本来原来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到了新加坡之后，就要整出针对中国的想法和做派呢？还曾经对很多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最后入了西方的宗教虽深深理解但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不能给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使得他们要去西方文明中求得安宁呢？后来一看，不只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有此问题，西方人、西方文明也有此问题，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历史上西欧最强盛的三个民族或者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原本都是一个民族——日耳曼！现今的法兰西人原本居住在现今法兰克福一带，较早南迁，占据了原来凯尔特人所居住的法国及其附近（旧称高卢，所以这一代的凯尔特人也被称为高卢人。高卢人被罗马杀戮或驱赶，法兰克人得以进入），较早与文明程度高的罗马人接触，原来所操的本民族日耳曼语也被罗马化，变成了法国人最有优越感的法语。英格兰人的主体是盎格鲁萨克森人，也属于日耳曼人。盎格鲁人来自现今德国西北部沿海低地；萨克森人来自德国北部现萨克森州，历史上曾有强盛一时的萨克森王国，都城在德累斯顿。古英语就是日耳曼语。后来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英语中又加入了很多法语成分。英国、法国、德国虽然民族、文化同源，但却是近代斗得最你死我活的三个国家！实际上欧洲很大一堆国家都是日耳曼一伙的：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丹麦人、冰岛人、挪威人、瑞典人、荷兰人、比利时的非法语人、英格兰人、瑞士人中的讲德语的人等等。比日耳曼人更早南迁的凯尔特人，除了岛屿上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在欧洲大陆已经被挤到很狭小的几处边缘：例如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有学者认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都只是操共同语言而来源于不同部落的语言集团，若真是，原本生活在同一块地方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肯定也有部分共同的祖先来源。欧洲与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并列的另一三大主要族群之一是斯拉夫人。罗列一下斯拉夫人的现代国家——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可以知道斯拉夫人的地盘基本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内部也是打来打去，近年有成为世界热点的乌克兰冲突。再大了看，西方文明的起源，除了希腊、罗马，应该就是中东的闪族了。闪族是现代西方三大主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渊源。犹太教的圣经被基督教尊为旧约，与新约一起作为基督教的两部经典。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是从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演化而来。本来同源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一直冲突了一千多年。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势力。而同是闪族后裔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更是斗得血海深仇！正如分水岭上的水，虽然同源，一旦分流，各自经历的路径不同、环境不同、跌宕起伏不同，水的成分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所奔向的目的地也不同，民族、文化一旦分化，各支派也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特质！对于水的蓄泄，如果有足够大的库容，洪水也可完全拦蓄；如果库容不够，为避免垮坝风险，打通排泄通道并提前放水就是明智而必须的；对于文明的聚散演变，或许道理相同：既看实力，也要智慧！;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4080 次阅读|6 个评论

功能耦合及其演变: 热度 7 lvnaiji 2016-7-8 08:11; 吕乃基科学的成果不仅用于解释自然，而且常常借鉴到社会领域。例如牛顿力学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不仅影响到19世纪的欧洲，而且波及遥远的中国。20世纪的“三论”与“新三论”更是如此，功能耦合与耗散结构理论是讨论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有效框架。一、功能耦合：经济、政治、文化一个稳定存在的社会一般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提供社会物质支撑，如物质设施、税收或财政收入，提供人力资源，以及提供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政治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民主或集权，人与人的关系如契约或伦理，以及规定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论证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的合理性，以使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感到当下生存状况的安适和提高境遇的可能性；或是揭示某些不合理现象，提出建议，敦促经济和政治子系统调整。于是，在社会三大子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输出是另外两个系统的输入，而后者的输出又正好是该子系统的输入，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形成功能耦合。下面以罗马共和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加以说明。公元前3世纪至纪元前后的罗马共和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富于活力。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形成良好的功能耦合。当时罗马共和国是自由民和奴隶共存的商品经济，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出是提供人力，自由民在平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税收，支撑罗马社会的运行；战时则当兵打仗。商品经济还有助于形成民主的政体和个人本位。这样的商品经济的输入是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和对奴隶的控制，稳定的社会和对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机制，以及充沛的硬通货和发达的交通。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是共和制，其输出是强大的罗马军团，战时打仗，保卫和扩大疆域、俘虏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以及掠夺硬通货，平时修建大道，以供军团调遣和经商；制定法律，保护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以维持社会各方面的正常运行。共和制政治的输入是稳定的兵源、税收、自由民的爱国热忱和对共和政体的参与精神。最后是文化。罗马共和国的文化是神人同形宗教和城邦爱国主义。这种文化的输入是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在其背后是奴隶的劳动和税收，法律和军团对此的保护。正是这样繁荣发达的城市生活哺育了城邦爱国主义，养成了为共和国而战的尚武精神，养成了积极参与的精神。现在中国城市热衷于修建的“市民广场”，多半指望市民的参与而爱我某某。于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子系统彼此功能耦合，社会稳定运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对此提供了例证。虽然不同朝代会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自耕农和地主共存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输出是税收、人力——服兵役和服劳役，如开挖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小农经济再加上大规模的灌溉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小农经济也是儒家文化的温床。在这样的小农经济中，各个农户、村庄彼此间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是无关的，自给自足，没有彼此间的功能耦合，因而必须靠大一统的强权、血缘关系和伦理来维系“凝聚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其输出是法律和军队，对外用于征战和卫国，对内用于镇压农民起义，遏制贵族化倾向和扫荡割据。封建统治的政令是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以保护小农经济，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其输入是各种人力资源（劳力、兵役和各级考生）、税收和儒家文化的歌功颂德或诤言力谏。得到来自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的支撑，儒家文化的回报是，在政治上要忠君、维持统一反对分裂，在经济上要重义轻利，经商者十商九奸。要遏制对财富的追求，遏制自发的资本主义，提倡“融四岁，能让梨”以及“不患贫，患不均”等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处于功能耦合之中。这种功能耦合所形成的凝聚力的最大特点是，各个农户之间的惟一功能或许就是彼此制约，制止一切变化和个性，以维持稳定和一律，也就是“死水微澜”。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项独特的措施——科举考试。在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中，科举考试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科举考试从社会底层选拔人才，从而一方面组织和引导人们的精力流向当局设置的道路而不再随意发泄，另一方面是给出路，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看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往往是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这一习见的事例从反面说明了科举考试的这一功能。抚今思昔，要是当年统治者也扩招，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了。其次，从社会底层选拔的人才一般与地主不属于同一阶层而属于另一阶层，统治集团就以刘墉等官僚阶层来对抗地主阶层。第三，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正统，应试者都得烂熟于胸。不论这些应试者的本意如何，由此即强化了儒家文化的地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二、功能耦合的演变 1 ．功能耦合的演变功能耦合并非万无一失，社会结构处于演变之中。还是以罗马共和国为例（主要见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著作）。由于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所以着眼点从那一个环节开始其结果是一样的。罗马共和国在运行历经300余年后发现，有资格当兵的自由民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自由民在与奴隶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由民去打仗就耽误农时，打胜了俘获更多的奴隶，就面临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奴隶主；打败了则一无所有。久而久之，自由民的少数成为奴隶主，多数破产，造成兵源枯竭。但总得有人来当兵，接下来就是马特乌斯的改革，变兵役制为募兵制，从无业游民中招募兵员。这一步又引发了日后的一系列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由自由民和奴隶主共存的商品经济演变为单一的奴隶制商品经济，政治也由共和演变为帝制。由无业游民构成的军队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带领他们的将领，例如恺撒，甚至“忠于”钱财。同时，文化中的城邦爱国主义演变为泛城邦爱国主义，参与精神下降。自由、独立和民主让位于对权力的渴望、膜拜或顺从。罗马共和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演变为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中，军队和皇帝是一切的主宰。经济、政治和文化最终都归结为两极：失去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或觊觎权力或顺从权力的另一极。顺便说，一些非洲拉美国家之所以政变频发，根本原因就是权力没有制约。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并未延续多长时间。随着分给得胜将士的土地、财富和奴隶越来越多，逐步形成大大小小的庄园，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关税，自给自足，于是商品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庄园内的自然经济。随着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军队，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有财有势的人纷纷搬到庄园去管理他们的家业，繁荣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雅典文明，亚历山大城的文明和罗马城的文明不可能在田野上继续存活，正是在城市社会的衰落中我们找到了政治崩溃和文化转变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兴起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城市对于文明的意义。想起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禁哑然失笑。中国，不知还有多少此类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例。除了罗马帝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外，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期间，也受到所到之处文化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宗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人们（主要是下层）感到今生今世无望，唯有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拉丁教会诸博士”之一圣安布罗斯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于实现来世所怀的希望”。宣扬“普天之下皆兄弟”，于是不必爱国；“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给他打”，所以不要尚武。对神秘主义的迷恋和盲目信仰导致理性衰退，到4世纪，愚昧已成为人们恭维的德行。“从市民神向拯救神的转移，从现世向来世的转移，构成了社会基调的深刻转变”。 2 ．演变的原因耦合起来的功能何以会发生演变？原因在于以下四方面：功能耦合的局限；功能异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以及环境的影响。首先，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把子系统的功能完全耦合起来，总有多余或缺少的部分。这些多余或缺少的部分在社会结构刚刚生成因而有很大空间时无足轻重，但正因为这些功能无法被耦合，因而久而久之就积淀下来，最终影响乃至破坏系统整体的运行。上述由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演变过程中，有资格当兵的人数减少，最终导致马特乌斯的改革即是一例。其次，任何功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必然也有负面作用，这就是功能异化。马特乌斯的改革解决了兵源问题，但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甚至罗马大道，享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美名，平时用于通商，战时调遣军队，也会发生异化。到罗马帝国末期，盗贼沿大道横行，外族沿大道入侵。平民百姓纷纷远离城市，远离大道，到庄园寻求庇护。这一点类似于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第三，社会结构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为了能正常有效的生活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桶”，一个框架，以容纳社会生活的日常运行。在一个社会结构形成之初，新的框架能够容纳丰富的社会生活，但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变迁和愈加丰富，慢慢地这个社会结构之桶就装满了。于是就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桶的限制，社会生活本身冲突起来，例如罗马帝国末期频繁发生的政变；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冲突，要求拆除已经装满的桶，构建更大的桶，例如马特乌斯的改革。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社会生活是内容，社会结构只是形式。社会结构一旦构建起来，就相对稳定不变，而社会生活则日益丰富，不断更新。因而社会生活如同不断焚烧着的火，必将推动社会结构演变，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结构。最后，没有孤立的社会结构，任何社会结构都处于某种环境之中，必然受到环境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基督教传入引导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而外族入侵则给予这摇摇欲坠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 3 ．演变的阶段与类型社会结构的演变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社会结构之桶中出现越来越多无法耦合的功能，它们在社会中游荡，破坏社会的稳定。由此自然会联想起，当代中国又有多少功能在游荡？第二阶段，这些游荡着的功能彼此耦合起来，形成潜结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潜结构生成的标志。需要指出，这些潜结构未必都是“正能量”，譬如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第三阶段，潜结构成为显结构，原有结构被取代。自然，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界线，特别在前两个阶段间常常会有交叉和重叠。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有以下类型：其一，长期停留于第一阶段，社会陷于动荡混乱之中。其典型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游荡的功能长期得不到耦合，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这数百年。其二，突变。原有的结构不愿自行退出舞台，新结构推翻原有结构。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其三，渐变。原有的结构顺利平稳地让位于新结构，如由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甚至有时新结构就是在原有结构的呵护下诞生，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渐变的典型。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社会结构转型的第四种类型——超稳定结构。在一个朝代的末期，未被耦合的功能已经积淀到了极限。农民破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深；地方上的贵族化倾向抬头，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官僚集团膨胀，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本来应起遏制作用的官僚反过来与地主同流合污，可以认为是古代的权钱合一，利益集团；再加上几个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于是或群雄割据，或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朝廷。问题在于推翻朝廷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群雄还是起义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按原有朝廷再搭一个新朝廷。新朝廷扫除了上一个朝代所积淀下来的功能，倒掉了社会结构之桶中的垃圾，生活重新开始。改朝换代，改掉的是朝和代，没换掉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是构建一个更大的桶以容纳新的丰富的生活，而是周而复始，形成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五千年如一日，直至近代为外力所打破。;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7654 次阅读|14 个评论

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演变criteria for cognitive disorders: tcmsuccessor 2015-7-31 14:52; 退行性认知障碍诊断标准的演变 Evolution of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egenerative and cognitive disorders Oscar L. Lopez Eric McDade Mario Riverol JamesT. Becker 目的本篇综述对过去25年来有关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演变情况予以介绍，重点探讨近年来将生物标志物纳入诊断标准的意义。发现脑脊液、 PET 和 MRI 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通过这些标志物检测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在认知正常个体中即已存在，提示在出现症状之前本病会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潜伏期。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问题，美国国立衰老研究院和阿尔茨海默病学会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标准，从疾病病变整体出发，依次分为临床前阶段、轻度认知损害阶段和完全痴呆阶段。这一诊断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志物作为支持疾病不同分期的依据。总结最新标准定义了痴呆的症状和核心特征，从而有利于科研和临床实践。该标准中的生物标志物尚需谨慎应用，以验证和明确生物标志物的纵向动态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痴呆，诊断标准，轻度认知损害，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logy 2011, 24:532– 541 前言伴随世界范围内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阿尔茨海默病已渐成流行之势。据估计， 65 岁以上人口中，有 6%-7% 会罹患本病，占这一年龄段痴呆人数的 80% ，约占 85 岁以上年龄段痴呆人数的 45% 。因此，对本病的病理生理学研究和药物研发仍需加大力度，而准确和可靠的临床诊断至关重要。为探索阿尔茨海默病的最早期的表现，有必要将其病理变化与临床表现（即轻度认知损害、痴呆）加以细致辨析，所以尚需开发出有效的诊断标准。如此，临床标准的目标才能实现最大程度地发现病变状态。回顾过去 10-15 年间，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物已不断涌现。过去 30 年中，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标准已用于指导科研和临床研究，以及比较本病在各群体中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本文中，将讨论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演变过程，重点讨论新发布的标准中纳入生物标志物的意义。要点 l 伴随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标准的演变，临床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显著增加。 l 应用生物标志物可在进展至痴呆症状之前即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病变。 l 目前，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仍限于科研和临床试验。痴呆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一步是明确患者是否罹患痴呆。有关痴呆症状的描述在几个世纪前即见于医学著作，特别是阿尔茨海默所描述的病例中，痴呆的表现已涉及到行为和认知症状，但仍强调痴呆的非退行性因素（如神经梅毒）。随着时间推移，痴呆的中心症状已经转移到认知症状，对病因的推测从最初的非退行性病变到动脉粥样硬化，再到神经退行性病变，而较为准确的认识是多种病变共同导致痴呆。过去 30 年中，《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 ）的诊断标准（表 1 ）一直是痴呆认知症状的判定依据，即诊断痴呆须包括记忆损害和一项其他认知域损害。这些认知损害会显著影响社交或工作能力，提示功能水平较前一阶段有显著下降。上述 DSM 标准仍将在临床和科研中继续应用，而将于 2013 年发布的 DSM 第五版预计会作出重大修订。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对痴呆的定义更为严格，需具备记忆损害和抽象思考、判断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损害，以及一项其他认知域损害。这一标准对痴呆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但敏感性较低，某些轻微病变会被忽略。例如，某项研究中，按 DSM-IV 标准痴呆患病率为 13.7% ，而采用 ICD-10 标准则仅为 3.1% 。由于并非所有痴呆患者的首发症状都表现为记忆损害，所以痴呆的定义似乎不必过于严格。例如，匹兹堡大学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自 1984 年以来采用的痴呆诊断标准就是只需具备两个认知域损害即可，并非必须包括记忆损伤。采用这一标准与尸检相比，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8% 和 88% 。而新近发布的国立衰老研究院 - 阿尔茨海默病学会（ NIA-AA ）全因痴呆标准与上述类似，即只需具备以下两项认知域损害即可，包括记忆、判断力 / 解决问题能力、视空间、语言、行为（如激越）。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虽然 DSM 以记忆损害为中心的诊断标准似乎针对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极为合适，但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综合征和其他痴呆（如额颞叶痴呆）不伴记忆损伤者则缺乏敏感性。即使阿尔茨海默病不伴局灶性认知损伤者也会相对保留记忆功能； 7% 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正常的言语记忆（ verbalmemory ）和非言语记忆（ nonverbalmemory ）， 6% 伴有正常的言语记忆和异常的非言语记忆（图 1 ）。这一点对临床医生和流调人员尤为重要，因为若只将言语记忆应用于诊断就会出现问题。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演变 1952 年的 DSM 和 1968 年的 DSM-II 编入了慢性器质性脑综合征，这一概念在 DSM-III 和随后的版本（ DSM-III-R 、 DSM-IV 和 DSM-IV-R ）中演变为通行的的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直到 1984 年的 NINCDS-ADRDA 临床标准。对于随后的这些标准最为关键且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诊断列表按照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相关性来分类。神经病理学证实（通常经尸检）者划分为确诊阿尔茨海默病（ definiteAlzheimer’s disease ）；临床表现与阿尔茨海默病特征极为相符者称为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 probableAlzheimer’s disease ）；若具备阿尔茨海默病临床核心症状，但同时伴有其他疾病导致认知损害的证据，则称为可能阿尔茨海默病（ PossibleAlzheimer’s disease ）。表 1 临床实践和科研中应用的多种痴呆标准的认知症状特征认知损害 DSM-III （ 1980 ）至 DSM-IV-R （ 2001 ） ICD-10 （ 1994 ） NIA-AA （ 2010 ）匹兹堡 ADRC 标准（ 1984 ）记忆 + 一个认知域是记忆 + 两个认知域 a 是 a ， b 两个认知域或更多，记忆损害非必备是 c 是 ADRC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 a 记忆（言语 + 非言语） + 抽象思维、判断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其他认知域 b 行为症状强化诊断 c 认知域之一可为行为异常图 1 诊断为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的 194 例患者的材料特异性记忆损伤类型随着阿尔茨海默病临床标准特异性的增强，研究者开始验证多种研究性诊断标准的有效性。采用多种临床标准，或在参考门诊指导下，与人群研究或医院研究相对比，均能够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诊断敏感性（表 2 ）。到 1990 年代，随着对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深入，以及其他痴呆综合征临床诊断标准的引入，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准确度进一步得以强化。在 1990 年代之后，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诊断的敏感性再次提高，而诊断特异性的增加则更为显著（表 2 ）。一项研究中同时检测多种神经退行性痴呆诊断标准的有效性，发现除 LBD （低敏感性高特异性）外，其他标准均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图 2 ）。这在大型纵向研究中也有反应， 1990 年代匹兹堡 ADRC 研究中，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异性已升至 88% （图 3 ）。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的 NINCDS-ADRDA 修订标准伴随对阿尔茨海默病自然史认识的加深，以及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发，迫切需要明确阿尔茨海默病极早期（甚至临床前阶段）的特征，所以对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该修订标准须具备记忆功能的缓慢进行性改变，以记忆储存功能受损为特征。这一标准提升了生物标志物和基因型支持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重要性，同时要求阿尔茨海默病表型中应纳入以下条件之一： MRI 显示内侧颞叶萎缩、脑脊液（ CSF ）检测异常、正电子发射成像（ PET ）研究 - 氟 -2- 脱氧 -D- 葡萄糖（ FDG ）或淀粉样蛋白配体 ] 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特征、直系亲属显示常染色体显性突变。表 2 1990 年前后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a N/A ，未获取 a 临床病理学研究病例数 ≥50 b 人群研究这一修订标准还讨论了前驱型阿尔茨海默病或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如患者伴单一的记忆损害和上述生物标志物中至少一项异常，即可划分为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仍可用于经病理证实的患者，以及伴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症状和阿尔茨海默病遗传证据（ 1 、 14 、 21 号染色体突变）的存活患者。阿尔茨海默病 NIA-AA 标准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修订版发布之后，为使基层医师有效地应用这一诊断工具， NIA 和阿尔茨海默病学会成立工作组着手对 NINCDS-ADRDA 标准进行整体修订，以便将关于本病最新的进展融入其中。 NIA-AA 标准保留了对可能性等级的划分（即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和可能阿尔茨海默病），以便对临床综合征所反映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程度进行判定（表 3 ）。图 2 四种临床诊断标准诊断神经退行性痴呆的准确性 NINCDS-ADRDA 诊断阿尔茨海默病； NINDS-PSP 诊断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DLB ，路易体痴呆； FTD ，额颞叶痴呆图 3 匹兹堡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采用的标准化临床标准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NIA-AA 痴呆标准需具备两项认知域损害，而记忆损害并非必备。该标准还描述了各认知域的临床表现。这一标准确实较之 NINCDS-ADRDA 标准有所进步，即痴呆综合征只需具备两项认知域损害，而对记忆损害未作明确要求。由此，针对痴呆定义的这一扩展进一步提高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表 3 NINCDS-ADRDA 和 NIA-AA 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相关性 NINCDS-ADRDA NIA-AA 痴呆标准未提出提出针对全因痴呆的标准很可能 AD 痴呆诊断基于临床检查和认知测验记录判定两项认知域损害两项认知域损害，并将定义扩展至 AD 的非记忆类型（语言、视空间、执行）发病和进展记忆症状和其他认知功能进行性加重通过报告或观察具有隐匿发病和清晰进展的病史伴发全身性和神经系统疾病不伴有导致认知损害的全身性和神经系统疾病不伴有导致实质性认知损害的心血管疾病、其他神经系统或非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应用年龄 40-90 岁无年龄限制行为和神经症状行为改变或情绪相关紊乱（如抑郁），肌张力增高、肌阵挛、步态异常情绪相关症状和行为症状是界定痴呆的一个方面意识水平痴呆诊断不适用于谵妄、嗜睡、昏迷或其他影响评定的意识异常症状无法用谵妄或其他主要精神障碍解释实验室检查脑脊液和血液检查正常。 CT 可正常或见萎缩未描述生物标志物未描述 MRI 、 PET 和 CSF 检查。任一生物标志物阳性均增加很可能 AD 的可能性。只建议应用于科研或临床试验家族型类似症状的家族史，特别是经尸检诊断为 AD 易感基因（ APP 、 PSEN1 、 PSEN2 ）证据增加 AD 病变可能性。此类型中 APOE-4 等位基因并无足够的特异性可能 AD 伴发症伴有可致认知损害的全身性或神经系统疾病，但并非痴呆的病因符合 AD 临床诊断但伴有心血管疾病，或其他神经系统或非神经系统疾病，或应用某些药物会对认知造成实质性影响非典型症状临床表现、发病或病程可有变异非典型病程、突然起病、无充分的病史细节或记录证实为进行性加重单一认知域单一认知域损害并非由其他可确定病因所致由 MCI 代替非 AD 表现未提及至少两项生物标志物阳性（ CSF Aβ 、 tau 、 PET 、 MRI ）支持潜在的 AD 病变 AD ，阿尔茨海默病； CSF ，脑脊液； MCI ，轻度认知损害将生物标志物纳入诊断标准后，即可依据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对其进行分类。 CSF 中 β- 淀粉样蛋白（ Aβ ） 42 降低和 tau 蛋白增加、脑代谢降低、近颞叶和顶叶体积减少、 PET 淀粉样蛋白配体显示淀粉样蛋白沉积增加等变化在多项研究中得以重复显示。一般认为测定上述生物标志物可反映本病的两个方面：淀粉样蛋白沉积（即 CSFAβ42 降低和 PET 淀粉样蛋白成像阳性）和神经元损伤（即 CSFtau 蛋白增加、脑糖代谢降低和颞 / 顶叶不成比例萎缩）。不过，这些检测手段尚未进行标准化，故而限制了其临床应用。例如，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CSFtau 和 Aβ 水平的标准差较大；容量 MRI 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与轻度认知损害（ MCI ）在某些脑区的变化存在一致性； MRI 目测判定的准确性和测试者间（ inter-rater ）信度较低。因此，生物标志物目前较多应用于研究或临床试验，临床应用有限。原 NINCDS-ADRDA 标准将阿尔茨海默病发病设定于 40-90 岁的年龄范围，发病小于 65 岁者则被划为独立的亚型，以上的规定在新标准中均不再提及。自从 1960-1970 年代以来，阿尔茨海默病曾被认为是早老综合征，而将 65 岁后发病的痴呆类型称为老年性痴呆的阿尔茨海默型，并且对 85 岁以上（老老年）痴呆患病情况所知甚少，所以一直将年龄列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标准之一。现在已经明确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病理学变化及其临床表现与年龄并无相关性，而早发型家族性病例（小于 40 岁）和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核心病理变化是类似的。可能阿尔茨海默病可能阿尔茨海默病适用于临床表现或临床病程不典型的患者，如伴见可导致认知损害的其他疾病过程，或伴见单一认知域的进行性损害。 NIA-AA 标准对这一类型进行了重新界定，以下情况即可考虑为可能阿尔茨海默病：首发症状突然出现；症状进行性加重的病史细节记录不充分；伴发疾病的证据；应用可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需注意的是，如果伴发症状可融入进行性痴呆的整体表现之中，则可能阿尔茨海默病也可演变为很可能阿尔茨海默病。表 4 MCI 诊断标准框架的演化 MCI: Petersen et al. (1999) MCI: Petersen (2004) MCI: Winblad et al. (2004) NIA-AA: MCI due to Alzheimer’s disease (2011) 认知主诉患者或知情者提供患者或知情者提供患者或知情者提供患者或知情者提供记忆检测所见记忆损害较同龄人记忆异常较同龄人记忆异常较同龄人记忆异常较同龄人记忆异常。记忆测试低于常模 1-1.5SD 其他认知域损害正常四个亚型：（ 1 ）遗忘型（ 2 ）遗忘型 + 其他认知域（ 3 ）非遗忘型单认知域（ 4 ）非遗忘型 + 其他认知域三个亚型：（ 1 ）遗忘型（ 2 ）多认知域型 a （ 3 ）非遗忘单认知域型可见其他认知域损害日常生活能力正常正常或轻微受损正常或轻微受损正常；复杂任务轻微受损临床印象无痴呆无痴呆无痴呆无痴呆 MCI ，轻度认知损害 a 伴或不伴记忆损害 NIA-AA 标准再次确认导致痴呆的两种病因可以并存。伴有阿尔茨海默病核心特征的患者可同时具备其他神经退行性病变的症状和体征（如 LBD ），伴痴呆综合征（如 FTD ）的患者也可具备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标志物。这一诊断方法已成功应用于临床研究中，即首先将患者按照 NINCDS-ADRDA 阿尔茨海默病临床标准进行归类，再根据其他疾病（如 DLB ）的特异性诊断标准对患者进行归类。原 NINCDS-ADRDA 标准将只伴单一认知域损害的患者划分为可能阿尔茨海默病，而在 NIA-AA 修订标准中则归为 MCI 。然而，在只有一项认知域损害的情况下，若患者同时出现日常功能的显著受限，新标准则建议医师自我评判是否为 MCI 或某种痴呆综合征。这一改变对于采用可能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一概念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将 MCI 认定为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损害在进展至痴呆之前，患者会经历认知功能轻度受损的状态，目前已有多种诊断标准来描述这一过渡状态的特征。伴记忆损害的 MCI 与阿尔茨海默病表现相似，此类患者也最易于进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然而，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较之伴有多项认知损害的患者， “ 纯粹 ” 的遗忘型 MCI （即原发性遗忘症）在普通人群中患病率并不高，且不伴记忆损害的 MCI 患者也能进展为阿尔茨海默病。 MCI 标准最初以记忆症状为首发表现， 2004 年标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将所有这一综合征可能的认知表现均纳入其中（表 4 ）。 NIA-AA MCI 标准首先认为 MCI 极有可能是由阿尔茨海默病病变所导致的综合征，而此前则称之为 “ 极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 。该标准指出须具备一项或多项认知域损害的证据，并按患者只有记忆损害和记忆损害 + 其他认知域损害进行归类。标准还明确要求排除血管、外伤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轻微病变，从而使这一综合征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然而，考虑到并非所有阿尔茨海默病首发症状均表现为记忆损害，记忆损害可能并非最严重的损害，所以这一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NIA-AA MCI 标准的建立有赖于确定核心临床症状（表 4 ）。其总体框架仍为过去 10 年来所建立的结构，为反映 MCI 概念的演化，还对一些要点进行了细化。主要包括：强调主观认知主诉或改变可来自患者、知情者或主治医师；日常功能保持独立仍要求必备，但对完成 “ 复杂任务 ” 表现的轻微功能改变，则以实例说明；一个或多个认知域损害，并强调情景记忆损伤与进展为阿尔茨海默病最为密切。其他支持 MCI 诊断还包括系列检测出现认知损伤的证据。在 MCI 患者中发现 “ 纯粹阿尔茨海默病 ” 类型对于科研和临床试验至关重要，而现实是临床上 MCI 患者常伴发多种疾病，但就进展至阿尔茨海默病的速度而言，则与无伴发病的患者有相同的进展速度。因此，即使患者的病变过程能够解释 MCI 综合征，但也常常是其他某种潜在的神经退行性病变过程最终导致了痴呆症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生物标志物对于在其他病理背景下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改善本病的治疗和管理。 MCI 分型过程中应用生物标志物，不仅可以支持阿尔茨海默病病变的存在，还可以强化在较短时间内进展至痴呆的可能性。 NIA-AA 标准对阿尔茨海默病导致 MCI 的可能性进行了分级，高度可能表现为 Aβ 和神经元损伤生物标志物均存在；中度可能表现为核心临床症状和单一阳性生物标志物（ Aβ 沉积或神经元损伤）；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 MCI 则表现为无阳性生物标志物。但就这一方面来讲，若无丰富的应用经验则不建议联合应用生物标志物。而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计划发现，短期内单一标志物模式与多重标志物模式有同等的效果，准确度仅为 64% 。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可能始于临床综合征出现的数十年之前。与对照者相比，随后会进展至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正常老年个体，即可能有不同的认知表现。病理学研究和淀粉样蛋白影像学研究均显示认知正常个体存在阿尔茨海默病神经病理学改变。 NIA-AA 工作组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病理 - 临床连续过程，从认知正常个体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即已开始，并逐渐发展为临床痴呆。为此，工作组提出将阿尔茨海默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认知正常， CSF 或淀粉样蛋白配体研究显示脑淀粉样病变形成，而神经元损伤的标志物则正常；第二阶段：认知正常及脑淀粉样病变形成，并伴下游神经退行性病变标志物；第三阶段：轻微认知改变及脑淀粉样病变形成和神经退行性病变标志物。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则包括某些处于正常和 MCI 之间临界状态的个体，即非正常、非 MCI 。临床前阶段的划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复杂，而目前的数据绝大多数来自断面研究或短期随访研究。目前尚不清楚在临床前阶段是否存在单一的连续的病理性级联反应事件。似乎淀粉样蛋白沉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病理事件，且先于神经元损伤出现。然而， 50-65 岁且 APOE 4 阳性的认知正常个体，则可见到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脑区的代谢降低。因此，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损伤也可能会平行进展，尽管关键性多因素纵向研究关数据尚阙如。结论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表型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将生物标志物纳入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诊断，是改善科研和临床实践的重要一步。然而，针对新标准的验证工作则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众多的个体样本及其标志物，还需要等待尸检数据。尽管如此，小型研究已经开始，近期的一项针对 26 例医院痴呆患者的放射学 - 病理学研究显示，某种淀粉样蛋白配体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准确性可达到 96% 。由于尚不清楚是否存在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单一或多重潜在病因，所以单一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可能并不存在。即便如此，过去 30 年来进行的临床研究已推动了临床标准的建立，从而能够以较高的准确度来发现潜在疾病。标准中纳入生物标志物和前驱型阿尔茨海默病的表型，是展现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新理念的重要进展。该标准对临床定义有严格的界定，故而适用于需要同质人群的科学研究。可通过纳入生物标志物对临床试验受试患者予以限定，尽可能确保其具有阿尔茨海默病病变。然而，随着对此类生物工具的依赖日渐加深，我们有必要记起 GermanBerrios 的警告：自相矛盾的是，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科学细节认识越多，我们对这一 “ 疾病 ” 的疑惑也越多。我们努力将本病作为独立整体来研究，然而疾病本身的临床边界却似乎在无限缩小，所以当今的研究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仅发现自己仍停留在最初的地方。参考文献 1 Ferri CP, Prince M, Brayne C, 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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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所学术委员会组织沿革及其职能变化概略: keyuanwangshi 2015-4-4 01:24; 王扬宗在国立科研机构中，界定专家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关系到机构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是保障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重大关键之一。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设有评议会制度和学术会员制度。尤其是前者，对中研院乃至我国的体制建设和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被蔡元培院长等视为“百年大计”。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废除了评议会，专家组织变化很大，几起几落，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次重大的变化： 1949 至 1954 年为建院初期，我院废除了评议会，聘任了250余位各学科专门委员，但专门委员从组织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5 至 1966 年，我院建立了学部、地区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加强了学术领导，院所体制大为改进，对全院和各研究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学部和各种学术委员会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 1967-1976 年，“文革”时期，学部被彻底砸烂，所级学术委员会也被取消，院所两级的学术委员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 1977 至 1983 年，“文革”结束后，我院恢复重建学部和所级学术委员会，实现了从行政领导为主到学术领导为主的重大变化，是建院以来我院体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 1984 年至今，为相对稳定的时期。 1984 年初，学部性质和定位及其职能发生重大转变，学部变成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咨询机构，院级学术领导和评议组织从此缺失。所级学术委员会在全院实行所长负责制之后，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下面就 60 多年来我院院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沿革及其职能变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和补充。一、建院初期的试验和探索 1 、废除原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制度中国科学院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整合组建的。中研院在 1928 年成立伊始即拟设置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但直到 1935 年在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担任中研院总干事时，在全国优秀学者和科学家中选举和聘任了 30 位评议员后，中研院评议会才正式成立，任期 5 年。 1940 年通过选举产生了第 2 届评议会，由于战争等原因，此届评议会任期延长至 1948 年。第 2 届评议会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科学院院士，即中研院首届院士。在 1948 年 8 月首届院士会议上，经过选举又产生了第 3 届评议会。中研院评议会，具有指导、评议和奖励中研院乃至全国学术研究的职能，是确保中研院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重要保证，在该院的学术发展及全国学术事务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员制度是在抗战胜利后才成立的。聘任全国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学术会议会员（类似于中研院院士），分为 10 个学科组，但学术会议的职责不如中研院评议会制度化。中国科学院的筹建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的。当时认为建院初期不宜给予科学家重要的职权，因此决定废除原有的评议会。 2 、聘任各学科专门委员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原有的评议会、院士制度和学术会员制度都被废止了，任命几名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分担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 1950 年秋，建立了副院长对院属研究所分工领导的制度，学术方面的日常领导和管理工作主要由计划局负责。为了吸收专家参加全院的学术领导工作，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中国科学院先后聘任了 250 余名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担任各种学科专门委员，分为 20 个学科组，大体与中国科学院 1950 年成立的第一批研究所和筹备机构相对应。专门委员具有中国科学院学术顾问的性质，但在建院初期，由于思想改造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专家组织不受党的信任，因此，专门委员组并不具有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也从没有开过专门委员全体会议或专门委员分组会议，他们对于科学院的学术顾问作用是很有限的。二、院所学术领导组织的正式建立 1953 年 11 月 19 日，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针对我院学术领导薄弱的问题，报告提出了三项重要措施，即： 1 、成立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进行学术领导的助手； 2 、成立学部，院对各研究所，按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社会科学部实施对口领导； 3 、在各研究所设立学术委员会，改进各研究所的领导体制。这是把我院领导体制从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学术领导为工作重心的重要措施。从 1954 年初至 1956 年初，这三项措施一一实现。 1 、“（学术）秘书处”的成立 1964年1月，中科院仿苏联科学院在院务会议下设立秘书处（ 1956 年 1 月改称学术秘书处， 1956 年 7 月撤销）。秘书处隶属于院务会议，秘书处成员称为学术秘书，主要由科学家出任，是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钱三强、陈康白出任主任（陈由于是全国科联的主要领导，很少参与秘书处的工作）。按照《中国科学院秘书处暂行组织规程》，秘书处的工作范围为：研究与综合各单位研究工作计划；了解院内外各部门研究工作情况与存在问题，对各单位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并提出带有关键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研工作方面的各项组织与联系工作；对全院性学术活动进行组织与联系工作。秘书处在学部建立之前，实际上是全院学术领导和组织的主要机构。秘书处下设四个专业组和一个综合组，分别联系和统筹四个学部筹委会的事务，因此也承担了筹建学部的主要工作。 2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及其职能学部原计划于 1954 年内成立，但由于学部委员的推选几经反复，多次协商，直到 1955 年 6 月 1 日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才正式宣告成立。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聘任学部委员，基本上凝聚了全国各学科的优秀科学家，参与全院学术规划和组织、管理，改进了全院学术领导体制。学部成立之后，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全院的学术工作和事业发展，甚至可以说，至此中国科学院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火车头”作用从此凸显出来。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人才培养、职称升级和奖励考核等事务。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1-4 人，常务委员若干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 1 人。各学部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学部的成立，确有加强了学术领导的作用。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各学部负责新研究机构的设置计划、学术会议的举办（如著名的青岛遗传学会议即由生物学地学部筹办）、审批各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评选全国性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最重要的是各学部组织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在此基础上，学部在1956年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部委员制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当时由于担心如果仿效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可能削弱党对科学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没有采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而是决定稍晚建立院士制度。反右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强党对学部的领导，实行了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学部的办法。“大跃进”运动之后，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被进一步削弱，院士制度的建立也无人再提。不过，学部作为院部学术领导机构保留了下来，且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成为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在文革后期演变为各业务局。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专家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并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一体体制，而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了优秀专家的学术作用。 “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功能仅限于学术事务的组织和领导。在院党组的领导下，主要由学部常委会履行全院学术领导的职能，由各学部办公室履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同时，由于中国科学院是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学部委员，以使中国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学术中心，因此，学部也是国家的最高学术评议机构。 3 、地区学术委员会与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建立院属各地区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是与学部的建立同时推进的。 1955 年 2 月 24 日，第８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地区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同年 3 月 17 日，第 12 次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两个章程都即时分发各地区和各研究所执行。地区学术委员会是为加强北京之外地区科学工作的学术领导而设置的。根据前述《规程》，凡有两个以上院属机构的地区得设置地区学术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并促进院内外各研究机构工作计划的配合与协作；组织学术会议与学术讨论并解决地区性的重要科学问题；听取并审查研究机构以及个别科学工作人员的科学工作报告；审查重要学术论文、科学著作及重要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提出改进当地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交流各研究机构科学工作与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经验；促进各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生产部门在科学工作上的联系与合作。地区学术委员会由院务常务会议领导，在专门业务上受有关学部领导。在地区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众多的地区，可设地区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分设科学小组。 1955 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昆明、上海、南京等地区学术委员会。根据《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研究所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向，审查研究计划与科研干部培养计划并督促其执行；审查研究所的科学工作报告与总结讨论并评定研究所内研究人员的重要科学论文与著作；检查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并向院务常务会议或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初步审查并通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及研究人员的升级定级；审查对科学工作者的优秀科学工作的奖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所长、副所长、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或相当于研究室的研究组组长、所内主要科学家和研究所党组织的代表，并邀请院外研究机构、高校和生产部门科学家参加；委员人选由所长提名，学部审议，院务常务会议批准。 1955 年 9 月 26 日，石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率先成立。至 1956 年，全院各所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学术委员会。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名存实亡，学部的职权也进一步削弱。为了扭转反右以来一些左的做法对科学工作的干扰， 1961 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为了贯彻“十四条”，我院又进一步制定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 ( 简称“七十二条” ) ，并于 1961 年 9 月 15 日颁发院属各所执行。“七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总则、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研究室、研究工作的管理、研究技术人员、研究生和在职干部的培养、科学服务机构、党的组织和附则等部分，是我规范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七十二条”重申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有的若干规则，并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指出：学术委员会是研究所的学术评议机构，由较高水平的科学家组成，委员人数一般为七人至十九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可以请所外科学家担任，人数最多不超过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学术委员会负责下列事项：根据国内外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生产对科学的要求，提出发展本门科学、培养研究生和各级研究技术人员的建议；审议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提出有关的建议；评议所内重要的科学论文与著作和鉴定所内重要的研究成果；主持研究生的招考和论文答辩，审查通过研究生的录取、结业或中止；揭露所内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妨碍科学工作正常进行的不良现象，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受理研究所内任何人提出的学术争论问题，促进学术上的自由探讨；举办全所性的学术活动，推动和促进与本所科学领域有关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对研究所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科学合作活动提出建议。 “七十二条”强化了学术委员会在研究所科研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七十二条”的贯彻落实，为稳定科研秩序，加强科研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院在科技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保障。三、中国科学院学部和所级学术委员会的重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部被视为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专家路线”的产物，于 1967 年 1 月被彻底砸烂而停止了活动，各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同样也被取消，很多学部委员和学术委员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 1975 年 7 至 10 月，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受命整顿科学院时，胡耀邦同志多次提出要由科学家当所长，支持业务干部大胆抓业务工作，但还没有来得及将恢复学术委员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就被打倒了。 1977 年 1 月，方毅同志被中央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李昌等同志也恢复了工作。在方毅、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科学院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环和干扰，率先在科学院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迅速恢复科研秩序，恢复学术委员会随即提上议事日程。 1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恢复重建 1977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7 日召开的院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会议期间，管维炎代表物理研究所宣布，物理研究所将在党委领导下设立学术委员会，以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不久，物理所在经院领导批准后率先重建了学术委员会，包括 17 名所内委员， 7 名所外委员。物理所还拟定了《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同年 9 月 30 日，这个《试行条例》经院务会议通过后，转发院直属各单位参照执行。 1978 年 2 月，院务会议要求各研究所迅速建立学术委员会，院属各科研机构都在不久重建或新建了学术委员会。 1979 年 12 月，我院制订并颁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其中第三章“学术委员会”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能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条例明确：学术委员会是研究所的学术评议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必须由学术上造诣较深的科学家担任，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本所科研规划和计划；对全所性的学术活动提出建议，推动和促进所内外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科学合作活动；审议重大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评价所内重要的科学论文、著作或其它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其中应当给予奖励的，提出建议；评价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并对其定职、提职提出建议；每年年终，学术委员会应听取所长的业务总结报告，就所内的重大研究业务问题作出评价，并报院有关学部，学术委员中的不同意见要如实反映。至此，我院院属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全面恢复并制度化。 2 、从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到学部的重建与重新定位院学术委员会组织从 1977 年至 1979 年，经历了成立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到建立院学术委员会以及恢复重建学部几个步骤。 1978 年 1 月，院党组会议决定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由李昌、钱三强负责。1月25日，院党组通过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1月28日提交院务会议通过。筹备组由李昌、严济慈、钱三强、顾德欢、吴文俊、王绶琯、郑哲敏、钱人元、贝时璋、胡含、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钱志道等14人组成。该小组主要由钱三强领导，顾德欢任办公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开展了恢复科技人员技术职称的工作，并组织各业务局组建各局学术委员会。1979年1月恢复学部活动后，院学术委员会的职能由学部继承，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即为学部办公室，开始重建学部和增选学部委员等工作。 1979 年 3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 1 ）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 2 ）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 3 ）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4 ）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 1980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了学部委员会议，会议讨论了学部的性质和任务，学部的暂行简章，学部的设置，扩大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以及建立院士制的问题。同年 5 月 31 日，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四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而不像院士那样是国家的终身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0 年 6 月，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 70 年代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以文件批示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我院制订并颁行了建院以来第一个院章 —— 《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这一章程草案广泛征求了全院各所和学部委员等著名科学家的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章程明确提出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按照《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在我院领导体制中，全体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由二十九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而学部的职能则是 : 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等。随之，我院于1981年7月还出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简则》进一步明确“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也是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学术咨询机构”。《简则》对学部的机构组织、工作制度以及学部与职能局的关系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学部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所级学术委员会也纳入了《试行章程》，该章程要求“ 研究所设置学术委员会，负责讨论本所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规划，评价重要成果，对高级科技人员的晋升提出建议等事宜。学术委员会由所内较高水平的科学家和所外有关科学家组成 ”。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 29 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我院首次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我院前 30 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定的，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方面力求平衡与协调，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科研院所精神的新体制。 1981 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后，为了切实加强学术领导和管理，各学部分专业成立了相应的学科组，参加学科组的不仅有学部委员，还有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专家。学科组是落实学部职能、承担学部主要任务的专家组织。其任务包括：评议研究所，初审本学科的科学基金和成果，审议重点科研项目；提出本学科领域学科发展动态、发展方向和任务的建议；开展本学科的重大学术活动，组织重大问题的讨论；承办科学院和学部交办的有关工作。各学部及其各学科组在制定我院重大科研规划和任务、评议研究所、确定有关研究所的学术方向和科研布局、评定高级科研人员职称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四、1984年学部性质、定位与职能的重大转变在1981年新体制确立不久，与此同时确定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赵紫阳总理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83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科学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 1983 年 11 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取消了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主席团的决策权，将学部委员改为荣誉称号等建议，很快就获得了中央批准。对此， 1984 年 1 月在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锡院长曾做出如下说明：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 从此，学部委员大会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样就基本取消了由学部委员在院层面和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的各种权力。到1987年7月，各学部办事机构撤销，在它们和原科学基金局、科技合同局、新技术开发局的基础上，组建数理化学局、生物科学与技术局、资源环境科学局、技术科学与开发局等业务局。四局继承了原学部办事机构的职能。至此，学部的评议职能转归院部各局所有，学部的职能转变为以咨询为主。学部组织仅剩下学部主席团和主席团学术秘书室，学部原有职能消失殆尽。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于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科学院更好服从国家的意志，使科学院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学部职能转变后，学部的大部分学术权力转归院领导和在各学部办公室基础上成立的业务局所有，造成了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缺失，在领导和管理体制上如何避免官本位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五、实行院长、所长负责制以来学部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变化 1984 年学部重新定位后，学部原来的各项工作失去了制度保障。1986年，我院重建了各业务局，各学部的职能与工作转归各业务局。自此，学部成为院属的一个特殊部门。 1991 年，学部委员再次增选。1992年召开的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这一次章程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的基础。该章程确认，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主要职能是“接受政府委托或根据学部委员的提议，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进行咨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研究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国情，对学科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推动重大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接受委托，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或指导。选举新的学部委员。开展学术活动”等。学部的这一定位与职能，在以后的各版《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以及2005年12月颁行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中，虽小有文字修订，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由此学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和组织，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各学部常务委员，都不具有院学术委员的性质。因此，最近的2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的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是缺失的。在所级学术委员会方面，从1985年全院实行所长负责制以后也有一些变化。 1985 年4月1日院长办公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关于院属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有关条款：学术委员会是所长对研究所实施学术领导的评议、咨询和参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本所有关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审议本所的科研方向、任务、规划与计划，评价重要的科研成果，评议科技人员职称的晋升。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所长聘请所内外有关科学家组成，要照顾到各有关学科，中青年科研人员应占一定比例，委员任期三年。相比于 1979 年底通过的《研究所暂行条例》， 1985 年的暂行规定加强了所长对学术委员会的掌控，而弱化了学术委员会的权利。尤为重要的是，在 200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颁布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中，对研究所的组织和管理着墨不多，在申明“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研究所所长是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 ” 的同时，并没有写入关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责的条款。在这个问题上， 2005 年版《章程》比 1981 年的《试行章程》实际上是退步了。目前，所级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有专章规定，有关条文是：第23条学术委员会是科研人员参与研究机构有关学术的评议、咨询、管理和监督的组织。第24条学术委员会由高水平科技专家组成，研究所的主要领域方向均应有代表参加，同时应有一定数量的所外专家参加。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所务会议审议，所长聘任。第25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一）对研究机构发展战略规划、重大科研部署、学科建设提出咨询意见与建议。（二）对科研项目立项、中期评审、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成果报奖等提出评议意见。（三）对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与学术水平提出评价意见。（四）对科技布局、研究单元的设立与撤销提出评议意见。（五）对学风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六）承担所长办公会议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可见其首要职责是咨询，其次是评议和建议。所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深受所长个人领导作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中国科学院建院 60 多年来，院所各级学术委员会组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由于学部的性质与定位问题，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尚属阙如，更好地发挥所级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也大有改进的余地。回顾历史，各级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其功能，需要从全院体制和治理结构上综合研究，需要从切实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层面上高度重视。当前，在实施“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我院正在调研和改进学术委员会工作，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组织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本文原发表于《院史资料与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2012 年 12 月）， 63-83 页。 2012年12月底，中科院重订了所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加强了学术委员会的职能。2013年8月，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这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 5458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金平“关说案”演变为民进党联手国民党反马势力的倒马潮: 热度 1 黄安年 2013-9-15 07:44; 王金平“关说案”演变为民进党联手国民党反马势力的倒马潮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9月15日发布黑白通吃不倒翁的王金平把持台湾立法院长达十几年,他的影响力不能小看,近日马英九利用王金平“关说案”想一举扳倒王金平,使立法院推行更加有利于马英九的施政纲领,尽管王金平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没想到王金平利用司法诉讼为自己暂时稳住了立法委员的宝座，从而也暂时保住了立法院长的大位。民进党看准了国民党内部就王金平案的严重分裂,国民党大佬及实力派人物不是公开批评马的做法就是和马保持距离，这样就为民进党公开号召全民弹劾倒马创造了积极条件，即使倒马最终不成,也把马搞得狼狈不堪，为民进党在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及2016年大选中得分。而马英九不得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无论怎么做,只要王金平在,马都得看王的颜色，而王为保位势必更加倾向民进党或受制于民进党，民进党和王金平互为保护伞。对马来说,是自己维护国民党信念的关键时刻，没有退让余地。马王斗是两败俱伤，民进党获利，还是唤醒国民党的觉醒，让我们拭目以待。 ********************** 苏贞昌将提弹劾马英九呼吁王金平帮忙 2013 年09月15日 06:49 来源：台海网原标题：苏贞昌将提弹劾马英九呼吁王金平帮忙台海网9月14日讯对于最近马英九相关作为，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今（14）日在民进党执政8年研讨会表示，将优先在“立法院”提出“马英九弹劾案”。他也呼吁“立法院长”王金平，“你虽是忠贞的国民党员，但身为‘国会议长’，捍卫‘国会’尊严比捍卫自身党员权利更重要”，应该力促弹劾案在“立法院”顺利成案；而马英九也不要运用党纪，要求国民党团阻挡弹劾案。据台湾新头壳新闻网报道，苏贞昌今日在执政研讨会闭幕致词时列举马英九的罪状指出，5年来做为领导人，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对人民痛苦毫无感觉，已是严重失职，但这次他发动政争，不仅粗暴蛮干，无视法纪，更对“民主宪政”缺乏最起码的尊重。非法监听已是严重侵犯人权，马更逾越“宪法”分际，干涉侦查中的司法个案，也介入“国会”事务，这是严重侵犯“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把立法及司法踩在脚下。苏贞昌表示，为了守护民主，挽救“宪政”危机，遏止马英九“违宪”扩权的行为，包括“释宪”、“倒阁”、罢免、弹劾等“宪政”行动，都应该积极考虑。而现阶段若要针对马个人，且较立即可行的“宪政”行动，他认为可以优先考虑在“立法院”发动对“总统”的弹劾案。其中，苏贞昌认为理由包括，1、“国会”是“总统”的监督机关，对于“总统”侵犯立法权，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行动；2、“总统”违法乱纪，需透过弹劾权来制衡；3、弹劾案审查时，得邀请“总统”列席说明，可以透过此一程序，充分彰显“国会”是“总统”“宪政”监督机关的角色；4、弹劾案表决时，是以无记名方式进行，相当程度可以让“立委”意志免于马意挟持。至于前“立委”林浊水批评党中央袒护党团总召柯建铭，苏贞昌则说，民进党是有机制的政党，绝不护短，但柯建铭案已经无罪定谳了 http://news.ifeng.com/taiwan/special/wjpgs/content-3/detail_2013_09/15/29622730_0.shtml; 个人分类: 国内所见所闻(10-11)|3387 次阅读|3 个评论

对称与不对称: 热度 1 benlion 2012-11-26 16:32; - 自组织系统的稳态调控与发生动力学（上世纪最喜欢的一张画 - 荷兰画家M.C.Escher*） 2010 年 12 月 -2012 年 11 月：基本上是不由自主进入历史的回忆，并检索 1991 年到 2011 年国内外全部文献以考证内容的确切，未来开启新的方向和起点，有待于新思维和新技术发展。 - 《1972年-2012年回忆录》 *：贝塔朗菲和埃舍尔都是1972年去世，那年我翻阅中、西医学著作，也开始思考儒家伦理，这些构成20世纪的回忆录。; 个人分类: 2012|1619 次阅读|3 个评论

《金属材料寿命的演变过程》吴犀甲: ustcpress 2012-3-11 16:49; 丛书名：当代科学技术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文库（“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出版日期：2009年7月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书号：978-7-312-02204-3 正文页码：128页（16开）字数：130千定价：28.00元编辑邮箱： edit@ustc.edu.cn （欢迎来索要目录、样章的PDF）当当网购书链接：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612282 内容简介：本书简要介绍了晶体缺陷理论中的位错堆积动力学，在此基础上，对拉伸、压缩、疲劳和蠕变等几种主要加载变形过程进行了统一描述；运用位错分布理论阐释了疲劳 / 蠕变微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探讨了宏观裂纹的扩展过程及其控制参量。最后，介绍了几种主要的寿命预测手段和方法。本书最大特色是从力学和材料科学交叉渗透的角度，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现象描述、实证分析到机理研究，阐述了对金属材料进行寿命预测和寿命管理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描述分析有深度和系统性。作者简介：吴犀甲， 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85 年获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硕士， 1988 年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深造博士，主攻材料变形和裂纹扩展的本构关系。 1992 年底入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航空所结构材料实验室做博士后， 1995 年转正至今。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材料的寿命预测，研究领域涉及断裂力学，疲劳裂纹扩展，高温材料的蠕变和热机械疲劳，和热障涂层的寿命分析。在国际专业杂志和大型国际会议系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4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部奖（ 1999 ），美加英澳新五国军事技术合作奖（ 2005 ）。现为美国金属协会（ ASM International ）渥太华分会主席。; 个人分类: 校友文库|4285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化的演变: 热度 3 wengensheng 2012-3-10 01:03; 今天在卫生间一本遗弃的杂志(Science)上,发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结果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幸好那里人也不多。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 Science 331: 176-182 (2011) 作者们用google扫描图书的数据库，分析了一些词和人名随时间的频度变化，发现了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在英语中，ice cream 这个词自从1850年前后出现以来，频度一直很低(10-6)。但是到1900年后，陡然上升，整整一个世纪，都是频度最高的词(2-4 x 10-6). Steak 和Sausage则是西方人的传统食物了，从1800年开始稳居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直到1900年后，被ice cream 超过。意大利食物Pizza和Pasta自二战后上升好快，最近超过了steak和sausage。Sushi也在上升，但敬陪末座。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zhajiangmian(炸酱面)，我的最爱。对于科学家们，摘抄一段如下： "Science is a poor route to fame. Physicists and biologists eventually reached a similar level of fame as actors (1 x 10-7), but it took them far longer. Alas, even at their peak, mathematicians tend not to be appreciated by the public (2 x 10-8)."; 3846 次阅读|4 个评论

中国家庭的作用和演变: 热度 3 fanxiaoyingz 2011-9-12 17:50; 中国家庭的作用和演变我在研究中国文明的持续性的时候发现中国稳定的家庭造成了稳定的社会，稳定的社会造成了稳定的官国体制。所以中国家庭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恩格斯早就论述过家庭的作用，我在 20 年前读过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有好多论述对我启发很大。首先，家庭是一个人口再生产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既是一个社会概念，又是一个人类的种群概念。最小的家庭成员一般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这是我国目前普遍的家庭组成样式。但是有的家庭就比较特殊。例如单亲家庭，通常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常见于未婚先育的女子，然后见于离婚女子或者亡夫妇女家庭。有个别有父亲和子女组成家庭，还有个别是祖父辈和孙子组成家庭，还有个别是孤儿家庭。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孤儿家庭是不存在的，因为孤儿没有自己生活来源和生活能力，不能构成社会应有的功能。另外，寡妇、鳏夫、单独老人、光棍等个人虽然有房舍、生活用品，但是我认为依然不是家庭，他无法实现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而且这种人不能无法自立生活，无法养老。尽管这些个人没有完整的家庭成员，但是他们许多有稳定的生活资料和生活财产，所以对于社会来说依然是稳定因素。一旦失去了这些，那他们就是什么也没有的无产者，就是丐帮的一分子了。在封建社会还有许多种家庭形式，例如“一夫多妻”家庭，“多夫多妻”家庭，“多夫一妻”家庭。这些奇怪的家庭形式都有奇特的背景条件。第二，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存环境。例如有自己的房屋，灶房、睡房、院子、厅堂等，有自己的衣物、用品、桌椅等。这些是个体生存的基本保障。但是，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奴隶没有这些用品，所以也就没有健全的家庭，没有形成普遍的家庭制度。封建社会中家庭也是因为个人资产状况出现严重的分化的。例如皇帝一人拥有几千名妻子，富人有多名妻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富人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和更好的生存环境。而穷人因为没有多的生活资料和更好的生存环境所以一生不能成立家庭的人大有人在，数量很多。可以说，穷人的生育权被封建制度严重剥夺了。这也是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的一个有力证明！！当然，这也是自然界制衡人口膨胀的一个办法。第三，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协作单位。《天仙配》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表明了家庭劳动的基本分工形式：丈夫和男子主要从事种地、打猎、劳役等重体力活，而女人从事照顾孩子，管理家务，织布缝衣，做饭推磨等轻体力家庭周围的劳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家庭内劳动分工是依照男女生理特点进行的，所以是最为稳定和科学的，所以是几千年来最为流行的。尤其是中国中原地区。所以，作为家庭应该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或者是种地——有土地，或者是经商——有商铺，还有一种就是打工家庭。所以，稳定的家庭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生产资料。在封建社会，有自己特定的生产资料的家庭的比例并不多。所以存在大量的“破产家庭”，所谓的家破人亡往往就是破产家庭的写照。鲁迅先生的《祝福》描写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破产家庭：祥林嫂因为丈夫死亡，孩子被狼叼走，自己的家产被家族没收还债，她彻底破产，沦为无产者。因为这一系列打击，她迅速变老，中年即亡！！她曾经是一个梦想自己勤劳致富的人，但是现实不让她勤劳致富！！恩格斯说，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仅承担了人自身的生产的任务，而且承担了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任务。在家庭中，如果有了充足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个家庭成员的生育热情也会同时高涨，相反如果是小户人家没有充足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个家庭成员的生育热情也会同时压抑。这种情况在古代十分常见。例如有人讲古代周文王有一百儿子，成吉思汗有千万子孙，清朝康熙有子三十五个等。另外，有充足的生活资料的人的生育热情高涨的另外的表现就是富人不仅“妻妾成群”，而且“沾花惹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在人口中，男女比例总是固定的，有些人多占了女人，那么女人资源不足，就总有些男人娶不到媳妇，终身成为光棍，这就构成了社会的“事实压迫”，只不过这种压迫是隐性的，一般人看不到而已。在《水浒传》上面，一百单八将，还有许许多多的士兵，有媳妇的数量很少。这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宋朝的时候，娶不到媳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包括现代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人也是娶不到媳妇，或者媳妇跟人跑了的事例很多。现代人娶不到媳妇的原因主要还是没有充足的生活资料，例如没有房子，开不起首付和月供，没有汽车和金钱。相反大款们、贪官们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她们就三妻四妾，二奶小三，甚至欺男霸女。当然，女人们对于有充足的生活资料的男人也是“趋之若鹜”，投怀送抱，甘愿被奸，充分地表露出她们动物性的一面。另外一些女人，既不愿意做富人的二奶小三，也不愿意跟着男人守着贫穷，她们有些也不愿意勤劳致富（很多也没有条件勤劳致富），她们就自带家具，到街上赚钱，沦为“妓女”。事实上妓女比二奶小三们还要强一些，因为她们是一群畸形的自食其力的人，她们有独立的人格。据说，中国当代有五千万妓女，中国如果真的有那么多妓女，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人的劳动权利越来越被剥夺了，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曾经很佩服朱镕基先生，认为他是一个经济学大师，但是现在回头看来，他在政治上是不合格的，他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中国妓女的数量极大增多在事实上是对家庭的反对和破坏，客观结果是中国人口减少，妓女们的生育热情完全丧失，她们是对社会不公的消极反抗，无疑是另一类型的革命。每一个社会在爆发革命以前首先会出现社会分裂，而社会分裂的首要表现就是家庭的破产和分裂。当今社会，妓女很多，不愿意结婚的女性增多，光棍增多，不愿意结婚的男性增多，离婚率上升，家庭破产的增多，不愿意赡养老人的人增多，都是社会分裂的表现！！在古代，家庭破产以后的人基本有三种出路：一是卖身为奴，二是沦为乞丐，参加丐帮；三是上山当土匪当强盗，第四种出路就是自杀。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官府不能统治的地域很多，占山为王的大多数都是官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官府管不到的一群人，他们只要不作出太出格的事情就一直和官府相安无事，各自为政。占山为王的一群人也是最早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占山为王的一群人有个好处就是他们重新获取了组建家庭的机会，有机会抢得一名“压寨夫人”，从而继续实现人口再生产。家庭必需具备的条件是有必要的生活资料，所谓“米面夫妻”，但是要持续地拥有生活资料，有油盐酱醋茶、桌椅碗瓢盆、棉衣裤袜子，那么必需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进行再生产活动。对于农民来说在封建时代土地和耕牛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生产资料，其它的例如磨子、碾子、梨、织机等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它的东西很多，但是比较容易得到。就是这些东西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劳动的艰辛等因素也引来一大批以各种名义抢劫的剥夺的人。封建官僚封建恶霸欺男霸女、强抢豪夺、增加赋税使得每一个朝代的末期都把大量的土地集中到了少数大户地主手里，相应的生产资料也贱卖或者被劫夺，因此造成一批批的农民破产。破产农民接着就是家庭破产，卖儿卖女卖老婆，自己也沦为乞丐，饿死者冻死者被打死者不计其数，最后人民左右也是死，所以铤而走险当土匪的人骤增，起义者骤增，社会陷入动荡，国家政权重新洗牌！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中原大战，恰恰这个时候，从 1928 年开始中原北方地区持续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民饿死者有四五百万，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打败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反过来又围剿红军，劳民伤财对付穷苦人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立于天地之间？人民岂能容他？我有个伯伯就是生于那一年，名字叫“年景”，年景在我们这里的意思就是“灾荒之年”，另外一个名字同村人叫“秋成”，表示 1931 年秋季粮食收成好，也表明那一年夏季小麦没有收获。我们村原来有个“五保户”名字叫五老爷，就是那时候卖儿卖老婆最后成为鳏夫。小户家庭对于灾荒的对付能力是很有限的，它的生产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它的抗击抢劫抗击土匪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它的抗击政府暴政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家庭的模式都向复杂演变，向高级形式演变。这种家庭叫家族，宗族，居住区叫村子或者庄园，或者叫城堡。所以，宗族式庄园是家庭的最高形式。中国封建时代门阀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几乎把持了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中国最有名望的士族大致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河东裴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其中河东裴氏更是为中国古代士族之首。出过宰相 59 人、大将军 61 人、中书侍郎 14 人、尚书 55 人、侍郎 44 人、常侍 11 人、御史 10 人、专使 25 人、刺史 211 人、太守 77 人、皇后 3 人、太子妃 4 人、王妃 2 人、驸马 21 人、进士 68 人（其中状元 6 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 3000 余人。自从唐末军阀混战后，士族终于彻底的衰落了。在此后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就和现在没多大分别了。（此段引自网络）。不可否认，这种以多人组成，分工明确，尊卑有别的制度的确是“个人的庇护所”，对外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有较强的防止灾难能力，也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一般宗族内部有一个总的首领，若干参谋，若干部门头领，其它为劳动者，在首领统一领导安排下干活劳动，分配生活资料，解决家庭内矛盾。这个首领在大户人家就是父辈，在宗族内部就是族长，在军事化村落中就是员外。庄园内部往往有自己的私塾（学校）、磨坊、牛房、仓库、建筑队、铁匠铺子，甚至有饭馆。这些部门分工协作，统一调动，统一劳动，各司其职，统一分配。最后大家的生存都得到了保障。《国富论》中说分工是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古代庄园中实现了分工，也就发展了生产。但是在这种庄园中，交换是按照“长官意志”决定的，不是市场决定的。它的生产、分配、内部矛盾的解决、内部管理都是在家长意志的判断下以强制力来实现的。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这种管理方式是非常有利于个人生存的。这个就是《家》《春》《秋》中要反对的东西。邓先生批评毛主席的时候也说毛主席有封建家长式作风，意思是没有给他更多的权力让他搞自由经济。在《水浒传》中这样的庄园数量很多，个个财大势力大，官府也不敢惹。例如柴进的庄园就是犯罪分子的避难所，例如曾头市，例如祝家庄，例如卢俊义的庄园，例如宋江的庄园，例如晁盖的庄园。这些庄园都财大气粗势力壮，和官府有千头万缕的联系，黑白两道通吃。自然也是个人和小家庭的庇护所。所以，家庭就得以更加安全更加长久地存在。这种宗族式庄园私法横行，但凡有公心的人领导就会使人人得到生存机会，但凡私心严重的人领导就变为村民的祸害，成为恶霸地主。所以，封建社会中恶霸地主在许多村子也是存在的。在王朝末期，贪官恶霸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结果百姓田产被夺，生活资料被夺，人民生活没有着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母死亡，耕种无地，经商无钱，打工无人要，生活无着落。不造反也是死，只有造反才可能摆脱死亡命运，所以就有大批无产者、流民进行起义。通过起义重新分配土地，农民再次获得基本生产资料，加上新官僚来自民间，进行一系列减免赋税，约束豪强的政策措施，所以人民群众又得以成家立业，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恢复生产。但是总是有人不满足于小康小富，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再次巧取豪夺，均贫富的情况再次改变，财富和生产资料逐渐又向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手中集中，人民群众逐渐再次失去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家庭再次破产，社会再次分裂，人民再次起义！！进入周期性循环。这是土地有限性和贪欲无限性之间的一种较量，是财富资源有限性和消费无限性之间的一种较量！！在中国古代，正是由于家庭既是一个基本的亲情单位（人口生产单位），又是一个苦力单位（生活资料生产单位），既是一个私有单位（为个人），又是一个公有单位（为父母儿女），两者有机结合，人们虽然吃苦卖力但是因为养儿育女心情高兴，所以吃苦不叫苦，吃力不叫累，形成了中国人所谓的吃苦耐劳的性格。这种双结合的私有制形式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也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在自耕农时代，两者是完美结合的。但是在大规模生产时代，这种生产方式得到彻底破坏，所以家庭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也就逐渐瓦解了，或者正在瓦解。在当代社会，居住在城市的人民的生产已经完全不是自有生产资料自己生产了，而是别人的生产资料自己打工，所有权和使用权和分配权完全脱离。家庭完全是人口再生产单位，不再是生活资料生产单位，当没有亲情，没有儿女，没有共同语言的时候，离婚是必然选择，家庭因此很容易解体（不是破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更加自由，更加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够更加追求自己所爱！！但是也更加容易失去自己，当个人一无所有，不为社会容纳和承认的时候更容易失去生活信心，更加没有人牵挂和关心！！所以也就更加孤苦！在农村，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小资产阶级的自有农依然存在，所以家庭依然是人口再生产单位，是生活资料生产单位。但是生产协作已经远远没有封建时代那样相互依赖了，单个成员完全可以做所有事情。所以，婚姻基础也就被严重削弱了。人们对于家庭观念，对于家庭要求也就完全不同于过去了。生活革命正在发生，家庭逐渐走向了毁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于重体力劳动者的依赖已经大幅度减小，男人在封建时代建立的因为强体力劳动而巩固的家长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甚至女人是家庭必需的，男人则成为可有可无的成员。男人在家里能干的活很少，想干的活也很少。要么不干活，要么女性化，做些做饭洗衣买菜的轻体力活。男人活得也窝囊！！在这种情况下，在工商时代，男人们如何生活才不会体力退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离婚率如此之高，主要因为女人们离开男人照样生活，照样能够把孩子抚养长大。社会真的会再次进入母系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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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宇宙模型及其演变记录: 热度 1 sheep021 2011-2-21 15:45; 本来想提一个“宇宙子”模型，作为宇宙的基本粒子，结果发现古人早就提出了一个“鸡子”模型，作为宇宙的本源。叹服。宇宙演化记录被记载得一清二楚：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区别于联系鸡子是活的生生不息粒子是死的。但鸡子是由粒子构成。二者又是统一的。; 个人分类: 聆听自然|18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样的心情，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 liwei999 2010-12-13 23:13; 一样的心情，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作者: mirror 日期: 12/10/2010 16:19:51 美国人是防恐怖。搞得人们在机场很恐怖。国人是防演变。自己变没有关系，不允许被变。连犯了错误都要自己纠正，而且还因为是自己纠正了就更证明是伟光正了。这个心情，在镜某看来与美国人的是等价的。担心这个事情，是个心态的问题。没有办法。比如说劝老爷子出去走走，老爷子就说，家里东西被人偷走了怎么办？话到这个份儿上，就只有整天在家看守着了。道理是说不通的。这类事情影响和谐，还是不论为好。自己的孩子在健康上没有问题就知足了吧。孩子有些疾病的家长们就苦了。他们的苦是多重的。其中一个就是社会的不理解。要有一些理解能力，对有钱人以及对没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李大钊也是这样被抓、被杀的。作者: mirror 日期: 12/10/2010 16:44:03 不论是红色的、白色的，恐怖都是恐怖。既然让人们爱做不到，那么不妨做到让人们恐惧。这个格言并不是镜某的发明。有权力意识的人都是能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问题是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但是还要生活下去。也是很痛苦的。因此也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这类人也占了人类的百分之几。一个组织里一旦这样的人掌权，就是该组织命运中的不幸了。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3054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三次历史演变: lih65 2009-8-26 21:19; 2009年08月25日08:12来源：《解放日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已走过了72年的光辉历程，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谓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诞生就有的，这一称谓同人民军队的辉煌历史一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演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附近地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大部、第四军一部、第二十军全部和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南昌警察局警察各一部，共两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但农民起义后，其武装如何称谓，八七会议并没有明确规定。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才明确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8月23日及其以后，中共中央在给中共湖南省委和其他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均提出，领导农民起义组成的农民自卫军、工农自卫军，在起义成功后，改称为工农革命军。各地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在领导农民秋收起义过程中，大都将工人纠察队、工农自卫军、爱惜自卫军等工农群众武装合组为统一的工农革命军，各地起义武装在改称工农革命军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称谓也不尽相同。　　有的是在领导起义之前将工农武装改称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之前就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汉工农义勇队、济阳工农义勇队、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及鄂南崇阳、边城等地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然后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春，贺龙等在湘西桑植地区将其亲属和旧部下所掌握的武装先组成工农革命军，尔后举行起义。　　有的是在起义成功后将起义武装改称为工农革命军。1927年11月，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在起义后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7年11月开始至1928年春，赣西、赣南地区农民起义后，分别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和十五、十六纵队。1928年春，湘南起义胜利后，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永兴、资兴等县农军分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第七、第九师等。但有些地区起义后，起义武装虽然亦称革命军，但却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工农革命称谓并不完全一致。如1927年10月中共河南确山县委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称为农民革命军。1928年1月方志敏等领导弋横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称为土地革命军，有些地区的起义武装通称为游击队。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就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建立红军问题、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其中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根据中共中央颁发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开始陆续改称红军。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军团。1928年6月至1934年9月，红军陆续组成了军一、红三、红二、红五、红六、红九、红八军团。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演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发动后，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发出通电，请缨杀敌。中共中央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等问题多次进行谈判。直到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随后，八路军各师相继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顷奉南京军委十一日申电闻，着本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朱德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各游击区要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工作，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和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未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活动。这样，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5个地区留下的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经过谈判斗争，有的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有的改编为抗日游击队。　　在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派出代表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正式宣布，在南方八省活动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随后，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协商，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后移至皖南歙县之岩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新四军改编后，各支队随即相继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战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演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路军南下支队）及我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双方签定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如西北野战部队于1947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申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并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军委于同年11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和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编制。《通令》对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亦作了明确的规定。虽然在1946内战爆发后，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呼，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文件和新华社报道中出现过，全面内战爆发后，各部队虽亦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但各地区部队在称谓和使用上却长期存在不相统一的状态。因此，上述《通令》规定：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军等。全军编制、番号的统一，是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的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指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11月1日关于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决定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1949年1月至6月，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进行了整编。与此同时，在长江以南各地区坚持斗争的4支较大的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分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纵队。随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编成纵队或总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人民解放军除继续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使命外，并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军、公安军、工程兵、铁道兵、第二炮兵等兵种（其中有的又因部队发展需要而被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诸兵种合成现代化革命军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正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崭新岁月，阔步迈向21世纪。（姜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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