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开启辅助访问 切换到宽版

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科学网 › 标签 › 丁文江

tag 标签: 丁文江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心忧国运、弦歌不辍
热度 9 Einstein 2017-11-18 09:24
2009 年5月，我到长沙出差，专门去了一趟岳麓山的左家垅，拜谒了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墓地。1935年12月，丁文江受铁道部的委托，到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此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是受教育部委托在长沙为清华大学选择新校址，因为考虑到当时中日关系的形势，清华感觉有必要在长沙建一个后备校园。不料丁文江在谭家山煤矿考察时中了煤气，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建议安葬于清华新校址的左家垅，“清华校内有一科学先驱之坟，可以引起青年人之景仰，而增加其科学研究之兴趣。” 右图，2009年5月作者摄于岳麓山 清华这块新校址，便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由于战事急转直下，在长沙办学时间很短，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第二年2月便辗转迁到昆明，随即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歌中有一句“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的日子（从临时大学算起），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那段传奇教育经历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原因让我们不断回望那段历程并充满敬意呢？一句话：心忧国运，弦歌不辍。 且不说迁滇队伍中的一支徒步68天、行程3000余里，风餐露宿、多少甘苦；也不说敌机经常来袭，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换一个视角，看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眼中的西南联大，那时他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重庆）的馆长，他曾几次到昆明考察，目睹了西南联大的科研状况。 生物制片中的染料苏木精难以买到，便从当地产的一种桔黄色木头中提取类似染料。显微镜载片买不到，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用当地产的云母片。 李约瑟还提到了联大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课题，有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马仕俊、马大猷、王竹溪、黄子卿、华罗庚等。战时困难的条件显然影响了科研工作，比如李提到化学研究中因为缺乏化学试剂使研究严重受阻，植物分类学家吴韫珍因医疗设备简陋，43岁便在困苦中去世。此外，由于通货膨胀，师生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3年李约瑟写道，（科学工作者）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也难怪，那年物理学家吴大猷买了两头小猪，准备年底卖掉以补贴家用。 当时西南联大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部分有理论化倾向，因为这样能减少因实验器材缺乏的困扰。但就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整体研究看，多是为战时所需，急国家、地方之急而开展，这还不包括清华大学直接支援抗战创办的5个特种研究所。 再说学生方面。著名的联大“三剑客”已经成了不朽的传奇，他们是物理系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那时他们都在联大读研究生，并同时在距离联大3公里的昆华中学兼职。杨振宁后来回忆他们经常无休止地讨论物理问题，有一次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逐句查阅海森堡的一本书以解决争论。李政道凭一封介绍信求见吴大猷也是一段佳话，当时李在西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读一年级，因为日寇逼近，浙大停办，他辗转到了联大见到了吴大猷。吴大猷见他求知心切，给他读物和习题，他都能很快完成；又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于常人。1946年吴大猷又推荐他赴美深造，旋即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破格录取，那时李不过是联大二年级的学生。李、杨二人后来回忆联大求学岁月，常怀感激与知遇之心。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履历片（卡），作者摄于清华大学校史馆 叶企孙批改李政道的电磁学试卷（1945年，拍摄地点同上） 叶企孙教授的聘书 （敬聘 叶企孙先生为本大学理学系教授兼院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拍摄地同前）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联大的业绩彪炳史册，仅1999年中央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联大校友就占了8位。杨振宁回忆邓稼先（也是联大校友），说如果有人拍摄邓稼先的传记电影，他建议背景音乐用五四时期 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巍巍昆仑，亚洲之东/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便是西南联大精神最真切的写照吧。 按：1994年第5期《科学》刊载了杨振宁先生的《邓稼先》一文，杨先生的原文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巍巍昆仑——。我在写稿时，看到有的文献用“长江大河，巍巍昆仑，亚洲之东”感觉这样更押韵。完稿后，核实杨先生原文如前，且谱有曲。我不知道这首歌的确切出处，但核实过程发现1909年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有一首为：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凭只手撑住苍穹/睡狮昨日/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用多宏/黄帝之裔神明胄/天骄子/红日正当中。 这两首歌词很相近，年代也差不多（杨回忆是其父亲杨武之口传，大致是五四时期歌）似乎有同源或因袭关系。本文不做深究，备有心人察之。 （拙文刊载于11月17日《科技日报》，感谢陈莹编辑 ）
个人分类: 琐记|11818 次阅读|16 个评论
丁文江小传（翻译并注）
热度 8 Einstein 2016-4-8 14:21
按：这篇稿子2011年发布在“黄桥在线”（丁文江是江苏泰兴黄桥镇人），现在网络上竟然搜不到了，尽管通过进入论坛还能看到。本人上篇博文写到“拜谒丁文江先生墓地记”，这篇算后续或者补充读物吧，不是本人的研究，是一篇译稿。今天翻看《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马思中、陈星灿编著），从该书取丁文江的一张名片及丁文江、翁文灏致瑞典委员会关于支持安特生 （ Andersson）从事 科学研究的信函作为插图，特此致谢。 下文三段蓝色字体写于2010年底 下面这份 丁文江 先生的小传，英文原文出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第三卷，译者参考的英文资料转引自：丁文江传记资料（三） P2-4 （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9 年， 朱传誉主编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复印本。此外，中华书局 2008 年出版的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第六辑中收录了英文原文（ P474 — 483 ）。 2008 年，主要受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与中国社科院宋广波研究员的《丁文江画传》的影响，译者对丁文江先生产生兴趣，并于 2009 年 5 月 4 日在长沙一次会议期间专门到岳麓山拜谒了丁的墓地。译者敬仰丁先生的原因不仅是他为赛先生在中国扎根所做的不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上世纪 20 年代由他发起的科玄论战，而且由衷钦佩他兼有能做学问也能办大事的卓越才华与魄力，可惜他在湖南调查煤矿因煤气中毒不到 50 岁就去世了。 2008 年完成译稿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看到有一本《地质评论》的杂志，遂与编辑部的章雨旭编辑取得联系，章编辑告诉我 2007 年该刊曾刊载过纪年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的一组文章，并转发了译者相关文章；此外他说经专家审核，可以在“通讯资料”栏目刊载，因为我看过该刊的通讯资料，篇幅一般比较小，而我的译稿有 5000 多字，为不给章编辑添麻烦，此稿遂搁置。 当时译稿中添加了一些注释，因为英文原文有些地方有误或者译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史实校正资料主要参考宋广波先生的《丁文江画传》（当时更详尽的《丁文江年谱》还未出版）。这篇小传并无重大的新史料，过去有关丁文江先生的传记及介绍性文章一般也涉及到了这些内容，但作为了解丁文江先生一生的一个小传，还是有一定可读性。故以飨读者，还望方家指正。 丁 文 江 字在君 笔名：宗淹 英文名： V .K .Ting （译者：史晓雷） 丁文江的名片（取自《中国之前的中国》P102） 丁文江（ 1887 年 4 月 13 日— 1936 年 1 月 5 日），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1931-1934 ）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4-1936 ），他最知名的工作是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建者和担任第一任所长（ 1916-1921 ）所做的贡献。 他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绅士家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接受了传统教育。（后来）他引起了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于是龙说服丁的父母允许 15 岁的丁文江与湖南学者胡元倓 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丁文江遇到了许多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学生。在日本 18 个月中，他全心投身于政治追求中，没有进任何学校。丁文江的一位同学兼好友 与当时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吴稚晖有通信联系，当吴提到英国的教育机会要优于日本后，丁便（写信）说服他的父母允许他到英国去。 1904 年春天他乘船赴欧。 在爱丁堡学习了一段英语后，他离开苏格兰进入英格兰一个预备学校 。 1906 年他轻易地考入剑桥大学 ，但是发现学费异常昂贵。之后，他到了格拉斯哥，在那他准备参加伦敦大学医学院的考试。考试失败之后 ， 1908 年他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主修动物学和地质学。 1911 年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者。 在英国的七年中，丁文江成为一名热心的旅行家并且几次游历西欧。当决定返回中国时，他打算旅行穿过内陆省份。 1911 年春天他离开英格兰， 5 月初到达越南，乘坐刚竣工的“海防—昆明”铁路进入云南回国。接着穿过贵州和湖南，又经汉口、上海， 7 月底回到家乡 ，当时离结束中国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不到三个月。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丁文江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 1913 年 2 月，他到北京担任了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在此期间，他展开了第一次对中国西南地区深入的地质调查， 1914 年初取道香港，经越南到达云南。在云南、贵州以及四川部分地区广泛的地质调查中，丁文江不但对煤矿、锡矿、铜矿资源密切关注，而且对遗留化石和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也留意有加。 1915 年丁文江回到北京后 ，他写下了他的发现，包括有关金沙江的一项研究。金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过云南流入长江。在明朝末年，金沙江曾经被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在其日记《徐霞客游记》中描述过。丁文江被徐霞客的游记深深吸引，并且在 1914 年赴云南的途中随身带了一本。在丁的地质调查途中，他经过了许多徐霞客在游记中提到的地方，并且证实了徐霞客所说的金沙江是长江的真正源头。几年之后，作为他对徐霞客持续兴趣的结果，丁文江出版了三卷本的《徐霞客游记》修订版，其中包括徐霞客的年谱以及一份标明了徐霞客探险路线的地图集 。 1916 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丁文江及其同事的努力，农商部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第一任所长，一直持续到 1921 年由曾在比利时留学的翁文灏接任。 1925年丁文江、翁文灏致信瑞典委员会（就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事宜确认，共2页，此是第2页） 地质调查所很快赢得了国际性声誉，不仅由于它在培养人才和进行全国性地质与矿物调查的双重目标，还在于从 1919 年开始以《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发表有价值的科学报告。 1918 年冬到 1919 年冬，丁文江加入了一个陪同梁启超以民间代表赴欧参加巴黎和会的团体，该团体还包括张君劢、蒋方震和徐新六 。这次旅行标志着丁和梁友好关系的开始，并且拓宽了他对政治和哲学的兴趣。 在丁文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领导的地质调查中，有一次是在热河省东南、靠近弃用的北票煤矿附近进行矿产调查。调查表明，该煤矿值得经营；并在 1921 年由一个团体组建了一家私营企业——北票煤矿公司，丁文江离开地质调查所担任了该公司的总经理。很快，它成了年产 144758 吨的兴旺煤矿。不久，丁文江便被吸引到政治和军事事务中。（由于）北票煤矿处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势力范围内，丁文江不得不注意到军阀与政治派系间的摩擦。他通常奔波于北票煤矿、奉天（沈阳）、北京和天津之间，并且用大量的文章记录下他的所见。最初以“宗淹”为笔名发表在《努力》周报上，后来集为一本书即《民国军事近纪》（ 1928 ） 。 丁文江与《努力》周报的联系标志着他进入了政治媒体领域。因为他们深深受到中国政治趋向混乱的困扰，丁文江、胡适和其他人开始出版《努力》周报，该报致力于探讨政治问题和政府改革。《努力》周报第二期刊出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政论，它由胡适所写并有 16 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签名，有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李大钊和丁文江等。该文强调了社会需要“好政府”、“好人”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建议南北双方就不同问题进行和谈，恢复 1917 年的国会，起草新宪法。在后来的一期周报中，丁文江对此进行了阐释 。在一定程度上，受 19 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丁文江认为“好政府”依赖于少数人强健的领导，他们至少是正直的和有能力的。他把当时中国政治的弊病归因于真正有才能和正直的人不乐于或无法担当政府中的积极角色。 政治和军事并不是丁文江关注的唯一主题。 1923 年 1 月，他的朋友张君劢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文中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衰落。宣称科学旨在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探索，对解决人类生活中基本的精神问题无能为力。张君劢声称，人生观无需依赖于科学定律的支配，而依靠人的直觉、其自由意志以及内省。丁文江被张对科学方法的攻击激怒了，在《努力》周报（ 1923 年 4 月 15 日和 22 日）上发表了《玄学和科学》作为对张的驳斥 。他引证了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和英国数理统计学卡尔·皮尔逊，试图捍卫科学方法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否认了它是西方道德堕落的一个原因。他论证说，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对人生观是必要而不是决定性的。当时许多一流学者都卷入了这场张和丁之间的争论。 1923 年末，由丁文江、张君劢以及后来参与者就此次争论所写文章的两册汇编本出版了，即《科学与人生观》 。 当作为一名中国北方时局敏锐的观察者之名声鹊起时，丁文江开始会见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1925 年 7 月，经过罗文干的介绍，在岳阳他会晤了吴佩孚；同年 8 月在杭州与孙传芳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磋商。 1925 年冬天他辞去了北票煤矿总经理的职务，然后主要担任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三名中方代表之一 。 1926 年 5 月，他被邀请到上海 与孙传芳进一步磋商，孙说服丁帮助孙发展“大上海”计划。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官方头衔，丁文江着手组织中国城市中这个迄今由独立市政领导的“直辖市”，这将使上海在发展新型港口和为取消国外租界进行谈判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 1926 年 5 月到 12 月），丁文江为上海引进了现代化的卫生设施，还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与外国领事团达成协议，从而确保了会审公廨归还中国。 1926 年 8 月 31 日，中方代表丁文江、江苏省交涉使许沅（与外国领事团）签署了《收回公审会廨临时协定》，伸张了中国在公共租界中的权利，因此为最终取消中国的治外法权迈出了一步。 1926 年 12 月 31 日，当北伐军进军上海的时候，丁文江辞去了官职回到大连 ，在那儿他继续修订《徐霞客游记》。 1928 年，他又回到他的地质事业上，当时他到广西北部和中部做一次关于锡矿和煤矿资源的调查，并且就马平的石灰岩情况作一番详细研究。 1928 年 11 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委派丁文江做了他一生最全面的一次地质调查——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在组建了一支调查队之后， 1929 年初 ，丁文江从重庆向南出发，经过贵州到达广西边境，然后返回重庆。除对矿产资源详尽调查和编制详细的地质图外，他还抽时间研究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贵州的猓猓 。依据考察途中他搜集的资料，后来他用汉文翻译了一本猓猓文的书。该作品的一部分在 1936 年他去世后以《爨文丛刻》（甲编）出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系列专刊之一。 1931 年他被北大的新校长蒋梦麟任命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尽管在那儿的三年（ 1931 — 1934 ）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期，但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丁文江像他的众多同事一样，日益担忧事态的进展。 1932 年春天，他和傅斯年、蒋廷 黻、胡适以及其他教授共同组织，在 5 月 22 创办了《独立评论》。在《独立评论》办刊的三年内，丁文江总共贡献了 64 篇文章。大部分文章记述他的旅行，但有一些是讨论日本的文章和抵制日本侵略的计划。 1933 年暑假的时候，丁文江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地质学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回国途中，他到苏联待了六周。在他旅行的时期，美国刚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苏联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他饶有兴趣地记录这些国家在政府经济计划中大规模的实践。这些观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最初反映在 1934 年他的文字中。他试图把他早年的一个“有能力的并且由正直的少数人统治”思想融入到其新的政治理念“新式的独裁政治”中，亟待一个由强健的集权式统治下的快速、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家。他论证说，这种现代化只能通过有一个果断的领导者以及高效的科技人才所领导的统一政府才能完成。在开明的、以国家利益为利害的集权者的领导下，以专业能力遴选出的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队伍才会为中国的科学重建进行研究、合作和制定规划。 或许正是这种思想使丁文江离开了北大的教学岗位， 1934 年 6 月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继任杨铨担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胡适认为，丁文江认识到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可以刺激和协调全国科学研究以利于国家发展的机构。中研院评议会的建立，是为了协调研究院各个所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研究活动。 1935 年 5 月 27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 6 月 20 日，代表中国一流学者的 30 名评议员被选入了评议会； 9 月 7 日丁文江被推选为评议会秘书。 除了在中研院的管理职责外，丁文江还被邀请帮助国民政府为开发国内的矿产以及巩固国防制定计划。作为粤汉铁路的规划者之一，在后期建设中，丁文江注意到湖南境内粤汉铁路附近的煤矿资源供给问题。在 1935 年 12 月 2 日他从南京抵达长沙后，便到了湘潭县谭家山煤矿进行考察。 12 月 8 日到 9 日的夜间，他住在衡阳一家招待所一间不通风的房间，而且房间是用壁炉加热的。 12 月 9 日早晨，他被发现因中煤气而不省人事，而后被送往当地医院。一周之后，他被转往长沙湘雅医院，于 1936 年 1 月 5 日逝世。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史久元和六个兄弟，六位兄弟中最知名的是丁文渊，他在 1947 年到 1950 年间 在上海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 丁文江活跃于多个领域，但最闻名的还是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之一。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立者，他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并且担任第一任领导者；他不但推动了地质学的专业研究，而且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与他的同事一道，如翁文灏、李四光，还有西方的顾问，如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科学家、神父德日进，丁文江促使中国成为当时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一个中心并且导致了 1927 年“北京猿人”的发现。即使 1921 年从地质调查所辞职之后，他对该所的发展仍持有兴趣。 1929 年，利用洛克菲勒基金的经济资助，他帮助创建了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并且担任名誉主任，后来他对土壤实验室、燃料实验室以及西山地震台的建立也起了作用。 除了在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事务外，丁文江在组织一些学术团体和出版物方面也起了领导作用。他是 1922 年 1 月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参与了学会会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的编辑和出版。 1922 年他又安排资金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中国古生物志》， 1929 年他帮助创建了中国古生物学会。 作为在其领域有着广泛阅历的实践型科学家，丁文江写了大量普及性和专业性的地质学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然而，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最知名的著作是一本地图集——《中华民国新地图》，是由他和翁文灏、曾世英合作编制的。在中国出版的最新地图集中，它含有自然地图和政区地图，依据了数千张国内外的中国地图并且补充了地质调查中的发现。 1934 年为了纪念《申报》创刊 60 周年，在上海出版了这本地图集，通常以“申报地图”而闻名。 丁文江的非专业著作之一是梁启超的年谱草稿，它是由丁文江在 1929 年梁去世后开始编纂的， 1958 年在台湾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3 卷）出版。丁文江还就他在国内外旅行写了两部著作：《漫游散记》，记载了他在中国内陆旅行的各种见闻；《苏俄旅行记》，是他 1933 年他旅经苏联的散文集。这两部作品后来（ 1956 年）在台湾重印，作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 20 周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的一部分。 译者注释： 胡学倓，字子靖，湖南湘潭人，1903年在长沙创办的明德中学是湖南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他是龙璋的表弟，1902年他受龙璋的委托，专程到泰兴携丁文江一起赴日本。 这位同学叫庄文亚。 是指位于英国东部的Spalding中学，丁当时是和同学李祖鸿一起去的，主要因为那里生活消费低。 他在剑桥读了大约半年。 当时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这是他求学经历中唯一的失败。 这里有误，据丁文渊回忆，丁文江是从汉口回家乡泰兴，是乘江轮直抵南京而专泰兴的，并没有绕道上海。丁文江是当年11月到上海的。 其实丁是在1914年12月24日回到北京的。 丁重新编订的《徐霞客游记》在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蒋方震，即蒋百里。此团体还有刘崇杰、杨维新。丁和徐先期抵达英国。 这里其实有误。该书是在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而非1928年。 丁完成的文章是《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刊载于《努力》周报第六、七期（1922年6月11日和18日）。 该文标题是：玄学和科学——答张君劢的《人生观》 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编辑，全二册），1923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另外两位是胡适和王景春。 此处应该是南京，丁是从上海到南京与孙会晤。 1927年，丁先是回到北京，8月1日抵达大连。 这里有误，丁的团队到达重庆是10月下旬。 猓猓，是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旧称。 根据同济大学的校史资料，丁文渊曾两度担任同济大学校长，第一次在1942-1944年，第二次在1947-1948年。参见： http://www.tongji.edu.cn/lirenlindao.html
个人分类: 科技史教学|10297 次阅读|16 个评论
拜谒丁文江先生墓地记
热度 16 Einstein 2016-4-3 15:13
这是一篇旧文，写于2009年5月。当时笔者去长沙一趟，五四青年节那天到岳麓山拜谒丁文江墓，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小文，承蒙《科学新闻》几位编辑的厚爱（贺涛、邸利会、王丽等），刊发在了该杂志当年第12期。国内4月4日是清明节，也算是应景之博文吧。下文是原稿，当年发表时编辑有删减。 在科学家人物当中，国外的我最欣赏爱因斯坦，国内的就是丁文江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做纯粹的书斋里那种知识分子，而是关心天下事、敢于发声。丁文江，是公认的我国地质学界的开山人物之一，不但学问做得好，他也曾“下海经商”办过煤矿，还有一段从政经历，也卓有建树。胡适就很佩服丁文江，说是能办大事。建国后，丁文江被埋没了许久，近些年随着社科院宋广波（《丁文江图传》、《丁文江年谱》等作者）等先生的努力，让公众重新认识了本不该遗忘的丁文江。另，樊洪业先生有一篇文章谈丁文江和李四光，值得一读；李学通先生有一篇谈李四光和翁文灏，对了解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群体很有帮助，链接在后。 科学网几位博主也写过丁文江方面的博文，特别是刘强研究员，挖掘了我国近代地质史的不少资料，附后也列出链接。 今年注：2009年的五月三日，我在长沙的会务结束，正好可以满足多年的夙愿——到岳麓山拜谒丁文江先生的墓地。 我住的湘雅路，从历史记载看，距离丁先生当年去世的湘雅医院很近。五月二日晚，天下起小雨。我一个人行走在湘雅路上，蓦然看到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大门。据附近报摊的一位妇女说，当年的湘雅医院原址即在此地，那也就是丁先生去世之地。（我回北京后核实，目前的湘雅医院确是在当年旧址上扩建而成）。 丁先生是我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另两位是章鸿钊、翁文灏）， 1913 年曾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他不但精研学术，而且担任过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胡适曾评价他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但天妒英才， 1936 年， 49 岁的他便殒命长沙。 先生为何突然客死异乡？这还需要交代。 1935 年底，铁道部打算请他（时任中研院总干事）派人到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情况，为将来抗战铁路所需燃料做准备。先生感到此事关系重大，遂决定亲自从南京赴湖南。而且此行有另一秘密任务，就是受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之托，为清华大学将来避难后方勘查新的校址。 谁曾料到， 12 月 7 日 考察完谭家山煤矿， 8 日抵达衡阳后，当晚气温骤降。先生疲惫不堪，将装有壁炉的房间门窗紧闭，沉沉睡去。结果当夜风雨交加，煤气倒灌入室， 9 日早晨发现他因中煤气而不省人事，随即实施人工呼吸，未见起色。此过程中折断了先生的一根肋骨，且 28 日才被发觉。 9 日午后，他被送往衡阳的仁济医院治疗，之后病情稍有好转。 15 日下午，他被转到了长沙的湘雅医院。却不料，病情转而恶化，于 1936 年 1 月 5 日 停止了呼吸。 五月四日早晨 ，天气晴朗。我从湘雅路乘车赶往岳麓山，先生的埋葬地。五月的岳麓山涧水潺潺，古木参天。这里葬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黄兴，还有著名的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等。五四来此地凭吊，意味深长。 按照岳麓山游览地图的标示，我在鸟语林对面的路旁，看到了丁文江墓的指示牌。在曲折的山间小道上走了好远，才看到丛林中一座墓地的穹顶。下去后，发现正是丁文江先生的墓地。 有关此墓地的选择，还有故事。先生生前在 1935 年 2 月曾立下遗嘱： 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 先生去世后，丁夫人史久元女士和胡适等友人想把先生葬回南京，等到1936年3月遗嘱执行人丁文渊从德国回来后，主张就地安葬。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建议葬在清华大学的新校址内，即岳麓山的左家 垅。朱认为，葬于那里可以勉励后学。如今， 左家 垅成了中南大学的校址所在。 此时，就在先生墓旁的石阶上，坐着一位看书的学生，一打听知道他是广东人，现在是中南大学的大三学生，专业是采矿。他说从学校到这里不用二十分钟，经常到这里读书。看来，朱先生眼光的确不凡。 先生的墓地，占地不大，就是山腰上整理出的一小块平地；四周没有黄兴墓地那么多的碑文，只有一块长沙市人民政府 2005 年立的石碑，碑文部分文字已经剥落。先生的墓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后在 1986 年曾斥资重修，但疏于管理后又遭破坏。这次我看的丁墓，是 2007 年全国政协会议通过提案，由湖南省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再次重修的。墓冢的前面有一块方碑，上面铭刻着“丁文江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墓冢前方的麻石牌坊还可以看到新旧连接的痕迹。 九十年前的五四，作为梁启超组织的民间欧洲考察团的成员，其时，他在法国考察。到了 1923 年，先生担当起了一个继续启蒙者的角色，由他发起的“科玄论战”，进一步传播了五四时期倡导的“赛先生”。在谈到科学的人生观胜于玄学的空谈时，他说道： “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先生的话 ，即便是说在当下，也是适宜的，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普通人都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代。 这次前往岳麓山，主要想拜谒丁文江先生的墓地。在我查看岳麓山的旅游图时，发现就在先生墓的东边不远处，标示的是胡子靖先生的墓地。胡子靖 1903 年创办的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 1902 年丁文江赴日本留学便是胡子靖带他去的。可是胡在湖南，丁在江苏，为何两人得以同行呢？原来，丁文江是江苏泰兴人， 1901 年欲报考上海的南洋公学，当时需要地方官推荐，于是拜访泰兴知县龙璋。龙璋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命题试之，先生挥就，龙璋大加赞赏，视为人才，因此劝丁勿去上海，继而前往日本。 龙璋是胡子靖的表兄，因此次年由胡转道江苏带丁一起东渡日本。 丁对龙璋和胡子靖的恩情念念不忘。 1935 年到湖南考察时就表示一定要看两个人，一位是胡子靖，另一位便是龙璋先生的夫人（当时龙璋已经去世）。结果是年 12 月 3 日 到明德中学拜访胡，不巧胡不在；龙璋夫人的住处也因一时查不到地址而未果。 5 日，先生和张子高、朱经农一起到衡山拜谒了龙璋的纪念碑并作诗以怀念。如今，先生和胡子靖共眠于岳麓山，而且相隔不远，若先生有灵，也可告慰了。 因行程关系，我未能拜谒胡子靖的墓地，而从丁墓处返回鸟语林沿大路匆匆下山了。 淘尽黄沙始见金。如丁文江这样，被傅斯年视为“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绝不能够被遗忘的。最后，以先生生前欣赏的两句英文韵文结束，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Be ready to die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胡适先生翻译作：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丁墓（博主拍摄） 长沙市政府就丁墓的简介（博主拍摄） 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时的丁文江（取自链接1） 丁文江（取自链接3） 相关链接： 1、江苏省地质学会：刘强博士向南京地质博物馆捐赠丁文江珍贵史料 http://www.jsdzxh.com/news_content.asp?id=284 2、刘强：真实的丁文江先生 “先贤们的精神永垂不朽”刘东生评价丁文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79112-772017.html 3、黄安年：推荐《丁文江图传》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2035.html 4、樊洪业：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874/ 5、李学通：地质学家李四光与翁文灏的异和同 http://www.cssn.cn/zgs/zgs_pl/201501/t20150105_1467182.shtml (补充) 6、孙启高：丁文江与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252205.html 7、《地质评论》纪念丁文江诞辰120周年专刊 http://www.geojournals.cn/georev/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070106001flag=1 8、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9、潘云唐：丁文江、葛利普如何奠定中国地质学的基础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1255
个人分类: 琐记|10419 次阅读|33 个评论
丁文江先生留学档案-1908-1911
热度 4 johnnyqliu 2014-12-23 13:22
图片是丁文江先生1910-11年学年在英国Glasgow大学科学系研读天文课程的班级合影。 经历百年一个留学生的身影离我们很近。他1911年回国后与其他两位 同行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研究的先河。
个人分类: 人物事件|4341 次阅读|23 个评论
丁文江讲的故事
热度 1 francine 2012-6-28 22:34
听一个朋友讲他认识一位僧人很多年的时间里不吃盐，突然想起丁文江曾经讲过一个贵州人吃盐的故事，是个好玩的故事，请大家听听吧。 贵州人吃盐 贵州是不产盐的，所以盐对贵州人来说极珍贵，他们吃起盐来与别的地方就不同。有一家人家，父子三人一桌吃饭。父亲把一块盐高高的挂在桌子当中。对他的两个儿子说道：“你们觉得淡的时候，吃三口饭，看一看盐，就可以过瘾了，不必吃盐”等了一会，他的大儿子叫道：“父亲，弟弟吃了一口，就看一看盐！”父亲道：“你听他去吧。他不懂得事，等他咸死！” ——编自丁文江：游记二种，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15.
个人分类: 名人轶事|2720 次阅读|2 个评论
写在丁文江先生留学回国百年之际
热度 2 胡修棉 2011-10-5 14:02
一直想写下点文字，缅怀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字在君， 1887-1936 ）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民国时期中国科技界极重要的一位人物。自丁文江先生 1936 年逝世后纪念、缅怀、研究他的人不计其数。作为地质后辈，读其人其事，甚为感动。把几点感想写下来，略作纪念；同时也是鞭策自己，奋勇前进。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夕，丁文江先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士学位，时年 24 岁。旋即于 1911 年 4 月动身回国， 5 月 10 日经滇越铁路返回中国云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内地旅行，同时也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从 1911 年丁文江先生回国到 1936 年逝世，共计 25 年。这 25 年，是中国的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从创立到蓬勃发展的奠基阶段。地质学是近代中国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 1916 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蔡元培称其为 “ 中国第一个名符其实的科研机构 ” ，地质学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一个最先达到国际水准的科学（姜玉平， 2006 ， 自然辩证法通讯 ）。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先生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无论是创立“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展大规模地质调查；创立中国地质学会，引进葛利普、梭尔格、安特生、德日进等科学家，主编出版《中国古生物志》等等，丁文江先生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丁文江先生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地质调查的重视。一百年后今天，作为地质后辈，仍时刻感受到重视野外地质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再读黄汲清先生的文字，感慨万千。 丁在君先生为吾国地质界先辈，素来主张实地调查，故会经他考查过的区域甚广，不但西南诸省为其特别研究地方，即中国中部及北部各省亦到处有其足迹。又因他调查时讲求精密，注重系统，所以他留存下来的记录及图件特别丰富，他采集的化石及标本动辄以吨数计。但是他对于出版报告十二分慎重，所以他已发表的地质论文比较不多，恐还不及他实地工作之十分之一 （黄汲清， 1936 ）。关于这一点，胡适先生在《丁文江的传记》中亦有详细的论述。 在君的第二个最大贡献是他自己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他为《地质汇报》第一号写了一篇序，引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在君接着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在君说这话在民国八年，那个时候打开这个“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风气的人，当然是在君自己。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00 年后的今天，许多地质人员以发 SCI 文章为荣，野外地质调查不再重视，这实在是与丁文江先生等地质前辈所倡导的实地调查精神所背驰的。可叹！ 对于丁文江先生的评价是让我感慨的第二个方面。作为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合适的评价。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却是不正常的。推翻一个王朝，不能推翻否定这个王朝的所有人物，尤其是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历史应该记住他们。汉朝如此，唐朝如此，明清如此，民国亦应如此。我们应该像记住司马迁、徐霞客、宋应星、曹雪芹等一样记住为中国科技和文化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丁文江先生。一个民族，只有在学会客观地尊重前人劳动创造的基础上，学会客观地尊重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才会有更好、更快的超越发展。衷心祝福中国的地质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补充：“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继续探讨这样一位科学人物（丁文江），是基于对他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所树立的科学典范的纪念，是对他所树立的一种科学精神——丁文江精神的怀念。他有关发展中国科学的理念，他前瞻性的科学眼光，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他热情护持青年学子的诸般善举，都是值得我们回味和珍惜的历史遗产。作为一个历史标本，丁文江具有不朽的价值。”--欧阳哲生，2008年，丁文江文集
个人分类: 地质人物|4031 次阅读|5 个评论
丁文江：中国古植物学的探路者
livingfossil 2011-3-13 21:03
古植物学的故事（106） 中国古植物学是如何兴起的？（之一）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古植物学的探路者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古植物学兴起于20世纪初期。截止到1949年，中国古植物学家的数量屈指可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如地质勘探事业）与学科自身发展（如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的迫切需要直接推动了中国古植物学的全面兴起，尤其是古孢粉学的研究。然而，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 2003年，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我开始写作一篇英文文章，初步表达一些思想观点。最近，我在整理一项工作的过程中，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思考。 谈到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过程，我们不能不提及丁文江（1887--1936）的历史贡献。他是20世纪中国地质学早期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古植物学的一位探路者。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古植物学的全面崛起可能需要一个更漫长、更曲折的历史过程，因为中国古植物学的全面崛起需要慢功夫、硬功夫和真功夫，也需要一批百折不挠的探路者。 孙启高 2011年3月13日写于北京 ============================ 中国古植物学是如何兴起的？（之一）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古植物学的探路者 孙启高 丁文江（1887--1936）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学会建设、期刊出版、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卓越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为中国地质学事业（包括古植物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丁文江是中国古植物学的探路者，他是云南曲靖泥盆纪陆相地层及其植物化石的最早发现者，也是该地层植物化石的最早采集者。丁文江为中国开展古植物学研究培养人才、创办学术期刊。他的学生周赞衡(1893--1967)是用现代科学思想与方法研究古植物学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 1902年秋，赴日本留学。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丁文江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 1904--1906年在英国斯帕尔丁（Spalding）镇中学学习。 1907年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工业学院预科学习。 1908--191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908年丁文江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1910年专修地质学，兼修地理学。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John Walter Gregory(1864--1932)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和地质学家，对丁文江一生的科学追求有深远的影响。 1911年，丁文江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两个专业的文凭。同年，丁文江回国工作，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中国地质事业，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徒步考察。 1912年，丁文江任教于上海南洋中学，讲授化学、地质学、动物学、英文和西洋史等课程，他还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写了《动物学教科书》(该书1914年正式出版)。当时周赞衡在该校求学。 1913年，丁文江赴北京工作，担任北京北洋政府任农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并筹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兼任所长。同年，该所招收了包括周赞衡在内的30名学生，丁文江、章鸿钊(1877--1951)和翁文灏(1889--1971)担任主力教员，丁文江讲授“古生物学”等课程。 1914年，丁文江邀请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质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 教授(1874--1960)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矿业顾问（注：J. G. Andersson 教授在中国工作了12年，采集了很多植物化石，取得了很多重要科学发现）。同年2月，丁文江只身一人赴云南、贵州和四川进行为期1年的野外地质考察。丁文江在这次艰苦的大区域野外工作中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古植物学研究方面，他进行了一些先驱性的工作。丁文江在云南曲靖、霑益和宣威，贵州威宁和四川会理等采集了植物化石。其中，他对滇东曲靖地区陆相泥盆纪地层及其植物化石的首次发现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开创了中国地区早期陆地植物研究的先河。 1916年丁文江但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同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有18名学生毕业，周赞衡等大部分毕业生加入了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工作；丁文江邀请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古植物学家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来华工作，为期1年。丁文江安排周赞衡跟随T. G. Halle在中国工作。1918年，丁文江派遣周赞衡到瑞典留学，跟随T. G. Halle专门学习古植物学。周赞衡在瑞典学习5年之久。 1919年初，丁文江随梁启超(1873--1929)、蒋百里(1882--1938)、张东荪(1886--1973)等赴欧洲考察，然后访问美国。丁文江邀请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Amadeus William Grabau (葛利普, 1870–1946)教授来华工作。葛利普教授于1920年来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葛利普教授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嗷嗷待哺”的中国地质学事业，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包括著名古植物学家、地层学家斯行健(1901--1964)。 1922年，丁文江积极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工作，并创办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西文期刊，如：《中国古生物志》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丁文江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首届评议员兼编辑主任。《中国古生物志》按生物门类分甲乙丙丁4种，甲种为古植物学、乙种为无脊椎动物学、丙种为古脊椎动物学、丁种为古人类学。《中国古生物志》成为发表中国地区古植物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古生物志》的早期编辑出版为当前中国学术期刊本土化与国际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的兴起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他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丁文江将采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化石交给T. G. Halle鉴定和研究。T. G. Halle用英文在《中国古生物志》相继发表了《中国西南古植物化石》（1927年）和《云南古生代植物化石》（1936年）。这些论文不仅反映了丁文江对中国古植物学早期发展的贡献，也见证了中国与瑞典两国科学家在古植物学领域的成功合作。 1935年12月8日，丁文江在湖南衡阳因煤气中毒而患病。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湖南长沙病逝，终年49岁。 丁文江部分论著（按年代排列）： 丁文江, 1914. 动物学教科书(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学用书), 商务印书馆. 丁文江, 梭尔格, 王锡宾, 1914.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农商公报, 1(1-2) 丁文江, 1919. 地质汇报创刊序言．地质汇报, 1(1)创刊号: 中文1-3；英文1-3 Ting, V. K., 1919. 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 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r Investigation, 1(1):1-84, figs.1-30, Geological map 1. 丁文江, 翁文灏, 1920．矿政管见，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单行本. 1-49 丁文江, 翁文灏, 1921. 中国矿业纪要. 地质专报, 丙种, (1): 1-46(中文)；1-36(英文)． Ting, V. K., 1929. 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8(2):151-170 Ting, V. K., 1931.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0:31-48. pls.2 丁文江, 曾世英, 1931．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地质专报, 乙种, (4):1-85 丁文江, 翁文灏, 曾世英, 1933．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印行. Ting, V. K., Grabau, A. W., 1933．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 Reports on the 16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14, pl.1, figs.1-2 Ting, V. K., Wang, Y. L., 1937. (Compiled and partly arranged and completed by T. H. Yin) Cambrian and Silurian Formations of Malung and Chüsing Districts, Yunnan.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6:1-28, figs.1-30. ======================== 深入问题： 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John Walter Gregory(1864--1932)是如何影响丁文江的？ 丁文江是如何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来中国工作的？ Johan Gunnar Andersson 为何能在中国工作12年（1914—1926年）？ Amadeus William Grabau为何能在中国工作后半生？ ============== 主要参考资料： 段淑英, 1990. 丁文江与中国古植物学. 见：王鸿桢（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历史--纪念丁文江100周年，章鸿钊110周年诞辰（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214—224 王鸿祯(主编), 1990．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纪念丁文江100周年，章鸿钊110周年诞辰（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294 Li, X. X. 2000. General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palaeobotany: a century review, 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 39 (Supp.): 1-13 (in English with Chinese abstract) 古植物学的故事（2）：丁文江与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52205 发表于 2009-8-29 22:31:13
个人分类: 古植物学的故事-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 ...|4453 次阅读|0 个评论
古植物学的故事（2）：丁文江与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
livingfossil 2009-8-29 22:31
古植物学的故事（2）：丁文江与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52205 发表于 2009-8-29 22:31:13 The rise of Chinese palaeobotany emphasizing the global context ----Initial development of palaeobotan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by Qigao Sun) Ting V.K. (Ding Wen–Jiang, 1887–1936) is a famous leader of the Chinese geological sciences.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laeobotany benefits from the ambitious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ing V.K. who was a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organizer. Ting V.K. left China for Japan to study at the age of 15. Two years later he transferred to Britain. He graduated from Glasgow University in Scotland in 1911 with two degrees, one in geology and the other in zoology. He returned home to China and founded the Geological Institute in Beijing in 1913 and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 1916. Ting V.K. started some professional journals, such as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 1919,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in 1922 (Ting, 1922a,b) and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A) in 1922. These journals welcomed palaeobotanical paper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e that most of the papers which appeared in these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t seems reasonable that these journals are regarded as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t that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palaeobotanical organization and journals received great help from foreign colleagues, such as Swedish geologist Dr J. G. Andersson (1874–1960), and stimulated the rise of Chinese palaeobotany (Duan, 1990; Li, 2000). Fig.1. Ting V.K. (Ding Wen–Jiang, 1887–1936) (From Huang et al., 1993) Ting V.K. was very activ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laeobotany, inviting foreign experts to work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1914 Ting V.K. invited Professor J.G. Andersson to China to serve as a mining advisor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r Andersson worked in China for 12 years (Halle, 1927; Duan, 1990) and collected many fossils in China. A total of 1,316 crates of specimens were transported to Sweden in 1923, among which there were 474 crates of fossil plants. Professor T.G. Halle was invited to work in China in 1916-1917 and trained Chinese Students such as Chow T.H. (Zhou Zan–Heng, 1893– 1967) (Halle, 1927; Duan, 1990). In 1923 Chow T.H. published a paper about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 Shantung (Chow, 1923) and he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Chinese expert to publish a palaeobotanical paper (Zhu, 1994; Li, 2000). In 1925 a group of American geologists and palaeontologists of the Third Asiatic Expedition were invited to China. American palaeobotanist R.W. Chaney and his colleagues gave talks about their research at the Beijing Geological Survey on Sep 23, 1925, which were organized by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Wang, 2002). Meanwhile, Chinese students were chosen and sent abroad for study. Chow T.H. was sent to Sweden to study palaeobotany in 1918--1923. After Chow returned to China he regrettably abandoned palaeobotanical studies although he was engaged in lot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Li, 2000). Sze Hsing–Chien (Si Xing–Jian, 1901–1964) was sent to Germany to study palaeoboatny in 1928 (Zhang Wang, 1994).
个人分类: 古植物学的故事-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 ...|5353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4-20 19:12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