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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亨利. 斯莫尔论加菲尔德的毕生成就》的感想
timy 2017-5-19 16:37
看了武夷山老师关于A tribute to Eugene Garfield:Information innovator and idealist(亨利. 斯莫尔论加菲尔德的毕生成就)的摘译,并对照原文(ur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751157717301463) 学习,收获很多,顺便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 原来引文分析的先驱加菲尔德1959年前后就有了“引文内容分析”的想法;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陆续有研究者进行引文内容分析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早期由于数据规模受限,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上世纪90年代没几篇相关论文,到了2006年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由于数据获取的便利、NLP与TM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引文内容分析研究逐渐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一个代表性的研究者就是加菲尔德的队友Henry Small,他在引文内容分析方面进行了持续的研究,真心赞叹和钦佩这对组合。 PS.: 亨利. 斯莫尔论加菲尔德的毕生成就(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1055356 ; 亨利.斯莫尔论加菲尔德的毕生成就(二):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1055798
个人分类: 科学评论|459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则与引文分析之父相关的引文悬案
热度 12 nli2233 2012-12-29 12:29
当得起“引文分析之父”大名的,最恰当的、唯一的人选,是尤金·加菲尔德( Eugene Garfield )博士,因为他是 SCI 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生于 1925 年,已经接近 90 岁高龄了,从年龄上看,当个“ XX 之父”,也不算占便宜。 这里不评述加菲尔德老先生的一生,而是说一则我最近发现的、很有趣的(至少我这么觉得)、跟老先生有关的引文悬案。 科学网上做文献计量学(或者科学计量学)的人很多,比如武夷山老师,刘玉仙同学,还有更年轻的陈凯华同学和赵星同学,在这个领域都做出过很不错的工作。我来说引文分析的事儿,有点儿班门弄斧了。不过,这一则小事儿的确是我刚刚注意到的,而且为了弄明白真相,我还颇为费力地在网上折腾了半天。 事情本身很小,上面提到的几位专家,还有没提到的更多的科学计量学专家们,对这个话题应该一点儿也不陌生。也许,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悬案的东西,在人家那里一点儿也不“悬”,人家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也不亏。至少,写这么一篇博文,可以解除我心头的一点儿疑虑。 有一个成语,叫做“三纸无驴”,相信不少人知道吧。其背后的故事,是说有人丢了一头驴,央告本村秀才帮忙写个“寻驴启示”。秀才满口答应,铺纸砚磨,洋洋洒洒,转眼间,已经写了三页纸。这人问秀才,找驴的事儿是怎么说的?秀才答:别着急呀,前面都是铺垫,我还没写到“驴”字呢。 我可不能学这个秀才,还是赶紧说“悬案”吧。 关于引文动机的研究,往最先追溯的话,一定会追到一个有 15 条的 list 上。即:最早的引文动机研究,列出了人们引用文献的时候, 15 个可能的出现的原因。这 15 条原因,译成中文是这样的: 1 、对先驱表示敬意; 2 、对相关工作表示肯定(即对同行表示敬意); 3 、指明研究方法和设备; 4 、提供背景性材料; 4 、对自己的工作的纠正; 6 、对他人工作的纠正; 7 、对前人工作的批评; 8 、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9 、提请关注即将发表的工作; 10 、提供线索,指向未能充分传播、恰当索引或未被引用的文献; 11 、鉴别数据和事实类别,如物理常数等; 12 、指明对某一观点或概念进行过讨论的原始文献; 13 、指明那些描述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概念或术语的原始文献或其他文献; 14 、否定他人的工作或观点; 15 、对他人的优先权提出异议。 应该说,事实上也早就有人指出过,这个单子并不完整(没有穷举所有可能性),而且,整个单子的组织排序也不是特有规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现有文献中研究引文动机的第一次努力,功不可没。 这才引出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悬案”——这个单子是谁提出的? 第一反应,先看别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我通过互联网查找,加上翻阅手头的资料,对此大致上有了一个了解。结论是:有关文献对此没有统一看法。 说到引文动机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文献(比如国内的文献计量学教材)说这是一个名叫马尔文·温斯托克( Melvin Weinstock )的人于 1971 年提出的,有一些国外的文献也持这一说法。还有不少文献(比如武夷山老师的文章和一些外文文献),认为这个 15 条,是尤金·加菲尔德于 1964 年提出的。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文献(主要是中文文章)在做文献综述部门写到这个 15 条的时候,把加菲尔德和温斯托克的工作分别评述,在各自名下列出 15 条,全然忽略这俩人的 15 条说的是一回事儿的事实。这也太不应该了,如果作者读过原始文献的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下面是加菲尔德和温斯托克在各自的文献中的 15 条原文,各位看看是不是一回事儿: 加菲尔德列出的 15 条(出处: Eugene Garfield. “Can Citation Indexing Be Automated?” in Mary Elizabeth Stevens, Vincent E. Giuliano, and Laurence B. Heilprin, Eds., Statsitical Assocristiora Methods for Mechamked Documentation, Sympom”um Proceedings, W’a.rhkgton 1964.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 269, December 15, 1965), pp. 189-192 . ): 1. Paying homage to pioneers 2. Giving credit for related work (homage to peers) 3. Identifying methodology, equipment, etc. 4. Providing background reading 5. Correcting one’s own work 6. Correcting the work of others 7. Criticizing previous work 8. Substantiating claims 9. Alerting to forthcoming work 10. Providing leads to p oorly disseminated, poorly indexed, or uncited work 11. Authenticating data and classes of fact—physical constants, etc. 12. Identifying original publications in which an idea or concept was discussed. 13. Identifying original publication or other work describing an eponymic concept or term as, e.g., Hodgkin’s Disease, Pareto’s Law, Friedel-Crafts Reaction, etc. 14. Disclaiming work or ideas of others (negative claims) 15. Disputing priority claims of others (negative homage) 温斯托克列出的 15 条(出处: Melvin Weinstock. "Citation Indexes"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1, Vol. 5, pp. 16-40 ) 1. Paying homage to pioneers 2. Giving credit for related work. 3. Identifying methodology, equipment, etc. 4. Providing background reading. 5. Correcting one’s own work 6. Correcting the work of others 7. Criticizing previous work 8. Substantiating claims 9. Alerting researchers to forthcoming work. 10. Providing leads to poorly disseminated, poorly indexed, or uncited work. 11. Authenticating data and classes of fact—physical constants, etc. 12. Identifying original publications in which an idea or concept was discussed. 13. Identifying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describing an eponymic concept or term as, e.g., Hodgkin’s disease, Pereto’s Law, Friedel-Crsfts Reaction. 14. Disclaiming work or ideas of others. 15. Disputing priority Claim of Others. 第二反应,这事儿简单啊,加菲尔德文章发表在前( 1964 ),温斯托克文章发表在后( 1971 ),这个 15 条单子的 credit 应该归加菲尔德。而且,根据常识判断,温斯托克的文章(实际上是百科全书的一章),应该引用加菲尔德的文章才是,否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抄袭或者剽窃了吗? 于是,我回头认真看了一下这两篇文章的相关部分,加菲尔德 1964 年的文章说到这 15 条的时候,用了这么一句话引出:“ However, reference citations are also provided in papers for numerous reasons including, among others: ” 然后是 15 条,前后没有引用别人文献的痕迹。这说明这 15 条是加菲尔德提出的。 然后我去看了温斯托克的原文,他是这么说的: ”These references are supposed to identify those earlier researchers whose concepts, methods, apparatus, etc., inspired or were used by the author in developing his own article. Some specific reasons for using citations are as follows:” 然后就是 15 条。这里没有引用加菲尔德的文章。 本来我看好多文献把 15 条的单子归功于温斯托克,还以为这些文献的作者未必通读了温斯托克的原文,因为凭直觉,温斯托克应该引用了加菲尔德的文章。原因很简单,加氏文章在前,温氏文章在后。现在看,那些把 15 条的 credit 送给温斯托克的作者们也没有什么错,因为温斯托克没有引用加菲尔德的文章,让人误以为这是他的首创呢。 那么,是温斯托克这家伙剽窃吗? 第三反应,杀人不是割韭菜,割掉一茬,还接着长。说人剽窃这种事儿,要十分谨慎。再仔细看看,也许有新发现。结果,我还真是发现了一些线索。 线索 1 :温斯托克的这篇作为图情百科全书一章的文献,的确引用了加菲尔德的那篇列出 15 条单子的文献。这说明,温斯托克同志对于加菲尔德那篇文章的存在,是知晓的。不过,引用的地方,不是在列出 15 条单子的时候,而是在另外一个话题下。顺便说一句,无论是加菲尔德的这篇文献,还是温斯托克的这篇文献,都是主要在讲引文索引的事儿, 15 条单子的内容(即引用动机问题)都不是其主要话题。 不管怎么样,线索 1 说明,温斯托克在明知加菲尔德文献存在的情况下,没有在列出 15 条的时候引用加氏的文献,其剽窃的嫌疑更大了。 不过,同志哥还是刀下留人比较好。我们还有线索 2. 线索 2 :看温斯托克文章的作者单位,原来人家是加菲尔德创办的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的资深信息科学家( Senior Information Scientist )。 60 年代的 ISI 可不是今天的 Thomson Reuters 这样的规模。我们有理由相信,加菲尔德和温斯托克是一个研究团队的,至少温氏是加氏手下的一兵。 那么,俩人都是搞引文的,应该知道该引用前人成果的时候,一定不能含糊吧。可是,为什么温氏没有引用加氏的文章呢?(注意:温斯托克在发表这篇文章后,还继续在 ISI 工作,并发表了其他文章,这说明他并没有因为在文章中没有引用加氏的文章而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什么影响。) 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有: 第一, 忘了。忘了就忘了。尽管侵犯了加菲尔德的知识产权,但加菲尔德仁德宽厚,没加怪罪。 第二, 15 条的归纳本来温斯托克就有份儿,那是集体的结晶,所以不引。 第三, 15 条的归纳是温斯托克弄出来的,结果被加菲尔德先用了,所以不引。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说不好。不过,就算事实是这里的第二、第三的任何一种情况,现在的通行做法也是应该引用一下。 不管怎么说,这是悬案了。温斯托克不知所终,但加菲尔德老人家还活着。我想了想,还是觉得为了这点小事儿打扰老人家,也太不仁义了,再说加氏本人也未见得就记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此,我放弃了找当事人直接求证的想法。反正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悬案就悬案吧。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8861 次阅读|19 个评论
关于引用最开始的理解
zilu85 2012-10-9 11:00
“一位作者对有争议的数据随意引用,不管是否故意,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当然,故意传播未经证实的观点尤其可恶。但是,很多的情况是某位不知道该观点有争议的作者提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论点,而这些论点会影响到年幼无知的学生。批评意见会被湮灭在学术期刊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则越来越广泛到地报告,越来越趋于被重新发现。” P. Thomasson and J. C. Stanky. Science 121, 610(1955) 这是Garfield在他19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Garfield的这篇文章是: GARFIELD E,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 1955, SCIENCE, 122 : 108 在google中被引了1000多次。 一般认为从60年代初,Garfield提出了通过引文索引来检索文献,但是这篇发表于1955年的论文是不是将其提前了呢? 更多的疑惑是,有谁认真地读了这篇仅仅4页的论文呢? 为什么他要以这段话开头呢?我们看看当年他是如何推销引文索引这个理念的: 本文提出一个科学文献书目系统,可以剔除这种对虚假、不完整或者过时数据的随意引用,让认真的学者们可以了解到对早期论文存在着批评。若是要求一个研究人员去花费大量时间去查找引用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的论文,这纯粹是一种无理要求。如果学者们能够很快地找到引用和被引用的论文,那么我们要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检查所有引用或者批评过该论文的论文就不为过了。引文索引就是使得这种检查成为可行的。即使引文索引除了减少对坏数据的引用别无他用,这个索引也很值得我们努力去构建。 如果能像我中学读《狂人日记》那样,逐字逐句地分析,你会看到Garfield老先生(当年还是年轻后生)头脑中的思路,文字上的起承转合,足见其用心良苦。真的值得写标书的甚至写推销计划的人好好体会一下。
个人分类: 文献计量学|37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SCI是一把双刃剑加菲尔德
zhm198807 2010-5-31 11:55
作者:吕东光 曲长生 来源: 如果没有正确地利用科学统计工具的话,可能会损害一个年轻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就像原子能一样,可用于和平也可用于战争,SCI是一把双刃剑。 9月14日,SCI创始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和科学计量学的奠基者尤金加菲尔德,一位为促进科学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巨人,第三次来到中国,出席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的第5届国际网络信息科学计量学研讨会暨第10届COLLNET国际会议。在会上,加菲尔德接受了大连理工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的荣誉,并接受了专访。 一个坚持的例子 加菲尔德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学士学位。他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时意识到,在化学领域当中,信息检索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毕业以后,加菲尔德就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士医学图书馆索引项目的科研小组,从事有关如何提高文献索引的质量和效率的研究。 由于当时化学信息索引和文献整理工作需要花很长时间,加菲尔德想到:要想提高文献信息检索质量和效率,可能需要不同的检索方法。于是加菲尔德产生了引文索引的想法。 1953年加菲尔德离开威尔士项目之后,为了继续这项研究并达到专业水平,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学习,1954年获图书馆硕士学位。第一年他申请到了奖学金,所以不必担心生计问题,他得以有时间把他的科学引文索引的创意写成一篇论文,195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使加菲尔德小有名气。 毕业后,加菲尔德到费城一家医药公司做咨询顾问,然后在一个经过改建的养鸡场里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公司。 为什么要开自己的公司?我要挣钱养活自己!加菲尔德说,刚到费城做咨询顾问,顾问不是固定的职业,资金有限,所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那时公司一个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一个产品《现期期刊目次》。作为咨询顾问,我是服务IBM项目的,当时计算机是用打孔器来打,而我是当时对IBM打孔器最熟悉的专家。由于那样一个背景,我用IBM打孔器制作了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 1960年加菲尔德把自己的公司改名为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1年成为结构语言学博士。 SCI得以建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195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博士,看到加菲尔德发表在《科学》的文章,他写了封信给加菲尔德。在他的鼓励下,加菲尔德申请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基金关于遗传学引文索引的项目。评审委员会组织了6个来自不同专业、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来评估这个项目。结论是要做成功这个项目,必须建立一个多学科的数据库,使之成为多学科发展的共享智库。 1961年,加菲尔德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遗传学的引文索引;1963年,加菲尔德正式出版了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SCI),从遗传学引文索引扩展到科学引文索引。但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都拒绝资助加菲尔德《科学引文索引》的出版,所以加菲尔德必须决定是继续做下去还是就此停止。 我决心要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继续出版SCI。加菲尔德的这个决定基本上把他逼到濒临破产的境地,因为要推出SCI成本很高。那时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联合起来给他投了些钱,加菲尔德花了5年时间才把这个公司做到收支平衡。 1972年,SCI被放在了当时的联机检索服务里。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SCI是最早加入到Dialog(迄今最大的也是最早的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里,在Dialog平台上进行联机检索服务,那个时代数据是通过传真机的方式传输出去的。 随着《科学引文索引》普遍被接受,利用科学引文索引的编排方法,1969年加菲尔德开始出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10年以后,又出版了《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我们的目标是出版一个数据库,使得一个大学里所有的核心都能够通过引文索引检索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加菲尔德说。 建立科学的学术成果 和个人考评机制 随着SCI的普及,一些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如罗伯特默顿,意识到SCI引文索引可以从事很多关于科学史、科学政策的评估。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科学计量学。 这项研究也可以帮助科研管理机构更好地去理解科学的逐步发展,按照科学发展的趋势在某些领域投入我们的研究基金。同时也有很多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官员以及一些科技管理官员开始逐渐意识到,利用引文索引在评估和分析科学研究绩效和发展趋势方面的重要性。加菲尔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早期ISI里的亨里斯莫尔博士所创造的共引分析,到随后的德雷塞尔大学以及像陈超美博士所做的现代的科学图谱、科学数据可视化等这样的世界各地、包括大连理工大学WISE Lab开发的研究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引文数据背后体现的规律。 1964年加菲尔德正式出版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的时候,开始利用引文索引,去研究科学的历史,如关于DNA的历史。1965年加菲尔德发表了一篇论文,用SCI分析找出55个被引搜索次数最高的作者,发现其中12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加菲尔德说: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作者被引用的次数、频率也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指标;我们建立了一些相关的指标,发现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一般作者所发表论文总数的5~6倍,这是其中的一个指标;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是一般学者的平均数的30~50倍。99%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的论文被我们称之为经典引文,这些经典引文被引用的次数达到上万次。接下来的25年我们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加菲尔德认为,SCI数据用在科学统计、评估中没有错,关键是驾驭科学评价体系的人要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对科学耿直无私的忠诚,制定出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评价考核机制。仅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必然造成简单化和粗放化,导致挫伤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激情,扭曲科研工作的真正意义甚至使科研工作者变得功利化。 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SCI,的确使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样品尝到了SCI带来的科研成果盛宴,为繁荣中国学术、使之跻身国际舞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目前,SCI数据作为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的刚性指标渗透进项目评审、申报,科研人员争取科研经费、晋升、奖励,科研机构、学校排名次序,博士生申请学位等几乎所有角落,加菲尔德说出了他的担忧:专家在利用SCI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仅就数字简单地进行比较。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把苹果和梨作比较,一定要把苹果和苹果作比较。 目前,中国论文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有统计显示,从1981年到2007年论文总数增长了47倍,但论文质量不容乐观。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到2008年8月31日,我国被SCI收录的573486篇论文中,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为4.61,排在14个被引用次数较多的国家(地区)中的第12位。 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非常快,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片面追求论文数量,会造成一种整根香肠切成一大堆小香肠片的现象。加菲尔德表示,我们希望的是创新性的科学,不是单纯追求数量。要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和它的规律,从而作出伟大的发现和科学研究,最后产生伟大的论文而不是简单地多发论文。希望中国在未来的10~20年,不仅发表更多的论文,而且更多地发表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 如何建立科学的学术成果和个人考评机制,能够解决和协调科学共同体内部问题的科学自组机制,是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或是政府科研政策的制定者,都要以承担责任、即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普遍规律为己任。你的行动,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要把你自己的人性,和其他人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加菲尔德说。 《科学时报》 (2009-10-27 B4 视点) 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10-26 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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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之父 ---- 加菲尔德的中国之行
xupeiyang 2009-9-4 11:57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614.shtm 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为SCI正名 2009年9月12日,由科学网、中科院团委共同主办的与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面对面活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办,这是现年84岁的加菲尔德博士首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 加菲尔德博士(Dr. Eugene Garfield)简介: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创始人及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终身名誉董事长,于1963年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数据库,随后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简称AHCI)。加菲尔德博士是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前任主席,Annual Reviews的常务理事和Research! America的常务理事,他同时还担任The Scientist期刊的总裁。 [科学网 张婧报道] 50多年前,当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学》(CitationIndexes for Science: a New Dimest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时,他或许预见到了引文索引将成为评价期刊的重要工具,也或许预见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将给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带来的革命,然而他却没有预见SCI给中国科学界带来如此深远的震动和影响。 曾几何时,SCI作为科技评价体系中一项与国际评价体制接轨的量化标准,在中国备受赞誉,SCI已经成为科研工作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现在这个曾经的创举在中国受到的非议似乎越来越多,质疑、反对甚至要求取消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加菲尔德出席SCI之父高校院所见面会的前几天,SCI在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又一次成为了讨论热点。与会代表在会诊当前频发的学术不端流感时,不少人质疑SCI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 SCI真的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各类弊病的肇端吗? 9月12日,有SCI之父之称的加菲尔德博士以84岁的高龄访华,首次亮相中国公众。在面对200多位被他影响命运的中国科学家时,加菲尔德博士表示:到今天SCI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一个文献检索工具,而评估科技研究成果只是SCI的衍生功能之一。 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 1951-1953年,加菲尔德博士便开始着手做信息检索系统项目,当时学术期刊论文的检索系统非常滞后。新的文章发表之后出现在检索工具里需要三年之后,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想发明一个更好的检索系统,这个检索系统主要面向医学的问题,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是综述性的期刊。加菲尔德博士说。 2006年,加菲尔德博士荣获英国伦敦国际信息产业奖的终身成就奖,1955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引文索引用于科学》一文也被视为文献计量学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在这篇论文发表后的几年里,关于引文索引的进展并不大。加菲尔德回忆说:当时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Lederberg给我写信,加菲尔德博士,我看到了你1955年发表的文章,现在已经是1958年了,几年过去了,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引文索引呢?加菲尔德也曾跟美国的一些学会联系寻求赞助,但是遭到拒绝。 1958年,加菲尔德博士创立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现为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收购),然而直到1964年ISI才正式出版了引文索引SCI,和所有挑战旧传统的新事物一样,SCI开始时并未被美国的图书馆普遍接受。经过多年磨练之后,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才开始渐渐熟识并认可SCI这个检索工具。SCI逐渐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必须掌握的检索工具。 而SCI在中国的推广则极具传奇性。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考核体系,每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000元左右。南京大学的这项创新,使得其SCI论文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此后,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竞相模仿,目前,SCI已成为衡量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尺度,关于SCI利弊的讨论也成为科研圈内长盛不衰的话题。 对此,加菲尔德博士再三强调:具有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评估研究影响力的作用,但是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 引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个人科研能力是不合理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论文,以每两年45%的速度增长。2008年12月9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数达94800篇,比2006年增长33.5%,占世界份额的7.5%,从1991年的世界排名第15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仅处于美国和英国之后。 然而,在论文发表数量急剧上升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曾经撰文指出,随着论文发表数量的剧增,我国SCI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不是比例下降,而是真正被引用次数逐渐下降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 中国自然基金委科学基金杂志部执行主任祖广安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情:有的单位以影响因子算奖金,影响因子是1就奖励1000元,《自然》、《科学》的影响因子是30多就奖励3万多元。 加菲尔德博士回应说:首先大家要意识到一点,尽管这篇文章发表在很好的期刊上,比如《自然》、《科学》,它可能永远没被人引用过,而这些期刊上很多一般的文章也只被引用过几次,而只有少数文章引用是特别多的。所以引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每个人的科研表现和科研能力,包括他个人的评估、奖金也好、赞助也好都是不合理的。 祖广安从1996年开始接触SCI,之后每年都会与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的工作人员来往,他认为SCI对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我们每年也资助一些中国的期刊,我们在选刊的时候,主要用总引用频次做评估,而不是影响因子,这是借鉴了SCI的引用数据;另外引进SCI期刊对中国也很有帮助,对中国期刊的国际化很有帮助;基金委在选择和筛选人才方面,SCI的数据库也给我们很大帮助,起码能把这些人的情况放在我们这儿,最后怎么决定是另外的问题。 拿一把尺子衡量很多人,这是不对的 一篇文章发表后如果在3-6个月之内得到非常多的关注,评价非常高的话,该文章就会非常有可能成为高被引论文, 即经典引文,这样一些论文都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奖候选论文之一。加菲尔德博士说,诺贝尔奖得主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发表文章的篇数可能并不是很多,但是其论文的引文量是普通科学家引文的30-50倍。 除此之外,加菲尔德博士特别介绍了他新近研究出的百分比排序指数,要评估个人成就、论文表现影响力,应该把科学家放到小领域去排名,不能跨学科比,看他的位置百分比是多少。所以这个是基于科学家在某一个学科发表在某一年的论文,然后从高到低进行一个排序。从单篇影响力跟这个学科同年的论文的影响力是排在1%或者是5%。 对于2005年提出的H指数(h-index)评价方法,加菲尔德博士认为H指数计算的简单快速虽然使它非常受欢迎,但是用来评价个人却不很准确。 加菲尔德说:其实H指数能代表的结果跟我30多年来所做的研究其他指标是相关的,比如某个人的总的被引频次。H指数不很准确但是非常快,不是非常理想的指标。期刊影响因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数来评估期刊,但是用来评估某一个人的论文是不合理的。 问题是现在很多科研管理者很懒惰,就希望一个数字能解决所有的评价问题单独给我们一个数字,快但不合理。评估人也好、评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标,很多管理人员只要求一个字快,拿一把尺子就衡量很多人,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有综合的评估指标。加菲尔德博士说。 更多阅读 与SCI之父面对面活动文字实录下载 SCI之父加菲尔德:SCI畸形地位是必经阶段 SCI之父加菲尔德: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 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首次对话中国公众 打印 发E-mail给: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 2009-9-24 10:38:08 waterlilyqd IP: 楼下两位的发言我有同感! [回复] 2009-9-24 10:37:01 waterlilyqd IP: 现在很多单位将SCI作为恒量一个人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并且根据SCI影响因子的大小进行奖励, 有的达到了重奖的地步. 这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回复] 2009-9-23 14:15:14 cumter IP: 有些研究比较冷门,引用率低也很正常。如果大家都去搞热门的研究,谁去研究冷门的课题?一篇论文的贡献不能简单从影响因子,引用率来裁断,只有内行才懂门道,外行就靠数据看热闹了。 [回复] 2009-9-23 11:49:28 匿名 IP:58.254.93.* 问题的关键是国内的大多数期刊的水平低,质量差,不便于国外同行的检索和引用。所以,引出了SCI备受重视的问题,但是,对论文的评价关键要看它解决了多少科学问题,而不是期刊的影响因子。抄做SCI影响因子的人多半也是一些牛人,不是真正的学者。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036.shtm Dr. Eugene Garfield 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Dr. Eugene Garfield)是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现为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创始人及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终身名誉董事长。加菲尔德博士于1963年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数据库,随后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加菲尔德博士是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前任主席,Annual Reviews的常务理事和Research! America的常务理事,他同时还担任The Scientist期刊的总裁。他研制的引文索引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检索途径,增加了一种新的检索工具,而且为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由ISTIC-THOMSON REUTERS 科学计量学联合实验室于2009年9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科学计量学国际研究前沿探索2009科学计量学高端论坛。届时,国际知名的科学计量专家将与您共同探讨国际科学计量学研究前沿及趋势,阐释科学计量学在科学发现的理论研究中的最新应用。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Dr.Eugene Garfield)将作为特约嘉宾参加这次会议。届时,国内从事科学计量学相关研究的主要学者也将到会,这将是见证中国科学计量学发展的重要时刻。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 ISTIC-THOMSON REUTERS科学计量学联合实验室 时间:2009年9月11日9:00 (8:30开始签到) 地点: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多功能厅 地址:北京复兴路15号 联系人:俞征鹿(席位有限,请提前预约) 电话:010-58882537 左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彦宁研究员 左2: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北京代表处业务发展与政府合作总监 吴翔 左3: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北京代表处 岳卫平 博士 左4:美国Drexel大学情报学院教授、普赖斯奖得主Edward White 左5:SCI创始人Garfield博士 左6: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 贺德方研究员 右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潘云涛研究员 右2:Garfield夫人; 右3:Drexel大学情报学院教授、现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 陈超美 右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研究员 右5:Drexel大学情报学院院长David E. Fenske教授 演讲专家介绍 Eugene Garfield 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Dr. Eugene Garfield)是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现为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创始人及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的终身名誉董事长。加菲尔德博士于1963年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数据库,随后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加菲尔德博士是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前任主席,Annual Reviews的常务理事和Research! America的常务理事,他同时还担任The Scientist期刊的总裁。他研制的引文索引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检索途径,增加了一种新的检索工具,而且为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Howard D. White Howard D. White教授来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 知识渊博, 具有非凡的学术成就。1993年,White教授荣获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Research Award, 2004年又荣获该学会的最高成就奖Award of Merit,2005年荣获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的Derek de Solla Price Memorial Medal,他的关于作者共引分析的论文还获得过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的最佳论文奖。他的演讲题目:A New Way of Analyzing Co-Citation Data Chaomei Chen Chaomei CHEN(陈超美)教授来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被教育部聘请为大连理工大学的长江学者。他创造性地把信息可视化技术和科学计量学结合起来,开创了以知识领域为分析单元的可视化综合性学术与应用领域,把对科学前沿的知识计量和知识管理研究推进到以知识图谱与知识可视化为辅助决策重要手段的新阶段。他所开发的引文网络分析CiteSpace一系列应用软件,对科学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的演讲题目:An Explanatory and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2009年9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科学计量学国际研究前沿探索2009科学计量学高端论坛。 我参加了这个学术论坛,见到了 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Dr. Eugene Garfield),聆听了他的精彩报告,他85岁了,身体非常好,很精神,茶息时大家和他合影,我也和他合影了,可激动啦,他和我握手了,感谢孟连生老师为我们照的相。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297.shtm 2006年,加菲尔德博士荣获英国伦敦国际信息产业奖的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在为科学研究论文编制引文索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他的引文数据库目前已成为ISI Web of KnowledgeSM 的一部分,全球有2000多万研究人员利用这一数据库进行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领域的研究。 1955年,加菲尔德博士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学》的重要论文,系统地提出了用引文索引检索科技文献的新方法,从而打破了分类法和主题法在检索方法中的垄断地位,打开了从引文角度来研究文献及科学发展动态的新领域。 1961年在诺贝尔奖获得者J.Lederberg博士的帮助下,加菲尔德博士取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编成了第一部有关遗传学文献的引文索引,探索多学科或边缘学科引文索引的可行性。该索引得到了科学工作者的好评。1963年他编制、出版了《科学引文索引》单卷本。1964年ISI(科技信息研究所)开始正式出版发行《科学引文索引》(季刊)。1973年又继而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1978年又出版了《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由此,引文索引这项富有创意的发明在图书馆及情报界牢固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早在1955年加菲尔德博士发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学》一文的时候,就预见到引文索引可以用于评价期刊。此后,他和美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普莱斯(D.T.Price)引文索引的基础上发展了引文分析的技术。引文分析现在已经成为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用以评价国家科学能力,科学团体和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评价核心期刊、核心出版社,分析预测科学发展的动向和趋势等方面的重要方法和工具。加菲尔德博士研制的引文索引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检索途径,增加了一种新的检索工具,而且为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随着Internet 的出现,加菲尔德博士指出互联网是引文索引的天然载体。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 ISI推出了新一代学术资源整合体系ISI Web of Knowledge ,以SCI、SSCI、AHCI 为核心,凭藉独特的引文检索机制和强大的交叉检索功能,有效地整合了学术期刊、技术专利、会议录、化学反应、研究基金、网络资源、学术分析与评价工具、学术社区及其他重要学术资源,提供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多个领域中高质量、可信赖的学术信息,从而大大扩展和加深了单个信息资源所能提供的学术研究信息。加速了科研工作者的创新与发现。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357.shtm SCI之父加菲尔德: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 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日前首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与数百名中国科教界专家、文献计量学专家和年轻学子对话。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他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 SCI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加菲尔德博士于1955年提出了引文索引和引文技术的概念,开创了从引文角度来研究文献及科学发展动态的新领域。因其对世界科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加菲尔德博士被科学界誉为SCI之父。他改变了全球数千万研究人员的研究过程,使他们能够利用引文索引进行深入研究,跟踪科研发展趋势,评估研究成果。 近些年来,SCI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科学评价指标。加菲尔德博士说,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但是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的。评估人、包括评估一个机构或期刊,需要用多个科学评估标准而不是一个评估标准来评估。人们必须摈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必须重视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要重视论文被引用的情况。 对于中国缺乏高水平学术期刊的问题,加菲尔德博士十分关注。他认为,好的学术期刊一定要有创新性的、原创性的文章,中国科研工作者本身并不缺乏创新性的思想,只是往往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西方著名刊物上,所以中国本土的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就不像国际期刊那么高。20年来,中国论文发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从最初主要以中文形式发表,转变为大量的以英文发表。科学家愿意把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化的、有很高影响力的期刊上,这个问题不止在中国一个国家发生,无可厚非也很难控制。如何吸引中国最好的科研成果在中国本土的期刊上发表,将是中国本土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http://www.istic.ac.cn/EducationDetail.aspx?ArticleID=87802 科学计量学国际研究前沿探索 2009科学计量学高端论坛会议圆满召开 2009年9月11日上午,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汤森路透科技集团以及ISTIC-THOMSON REUTERS 科学计量学联合实验室举办的科学计量学国际研究前沿探索2009科学计量学高端论坛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多功能厅举行。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贺德方所长向大会致辞,贺所长在会上介绍了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以及来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三位著名的情报学和科学计量学专家芬斯克教授、怀特教授和陈超美教授的有关情况。简要回顾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多年来在科学计量学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并祝愿论坛圆满成功。 加菲尔德博士在会上回顾了SCI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讲解了了SCI的最新应用。加菲尔德博士也同时强调在用SCI论文进行科研评价时一定要谨慎。 来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作者共引之父Howard D. White教授,1993年,荣获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研究大奖, 2004年又荣获该学会的最高成就奖,2005年荣获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的普赖斯奖,在情报学和科学计量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White教授做了题为A New Way of Analyzing Co-Citation Data的主题报告,在该报告中,White教授集成利用语言学中的相关性概念和信息检索技术研究了共引问题,提出了研究共引的新思路。 来自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受聘大连理工大学的长江学者、著名的情报学及科学计量学学者Chaomei CHEN教授做了题为An Explanatory and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的主题报告。 参加本次高端论坛的包括蒋国华教授、邱均平教授、蔡蓉华教授、梁立明教授、叶鹰教授、蔡言厚教授等国内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情报学家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300名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会间,许多学者和演讲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员纷纷称赞这是国内科学计量学界的一次名副其实的高端论坛。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412.shtm SCI之父加菲尔德:SCI畸形地位是必经阶段 9月12日,在尤金加菲尔德博士与中国公众的首次见面会上,人们不断把问题抛给这位84岁的SCI之父:你认为中国对SCI这样的使用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到中国,SCI就变了味儿? 与多年前访问中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问时的困惑表情不同,现在,再次听到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在中国的奇特地位,他只是托着下巴,微笑着摇摇头。 这位SCI之父,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中国使用SCI的状况大加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引发无数争议的怪现状,其实只是中国在科研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罢了。 4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意大利 在见面会上,一名记者变着法儿地向这位美国老人描述SCI在中国的地位。他举着一份材料告诉加菲尔德,一个科研项目,在申请之初就被下了死任务:5年内发表150篇SCI论文,才能正式完成课题。 您觉得这样的政策有道理吗?这是正确的吗?记者逼问。 然而期待中的惊讶表情并没有出现。在近些年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故事,加菲尔德听到的太多了。这位白头发的老人只是耸了耸肩膀答道:用SCI作为标准,来衡量科研的成果,这也许的确不太合理,但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他举例说,40年前,当美国的大学要进行终身教授的评选时,管理者们发现,备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评价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进行,SCI就成了替代的评估方法。 如果按照理想的状态,就要把那些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人都找来,坐在一起,拿着候选人的所有论文,大家一篇一篇地读。这样才能公正合理地评判出,每一位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好不好,科研水平是什么级别。加菲尔德说。 但这个过程实在太复杂了。因此,学校找到这些教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太忙了。无可奈何的学校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个量化的指数,最后他们选择了SCI。 这个时候,SCI就成了很多人评估科研能力的标准。加菲尔德说,这与现今的中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那时的美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相比于复杂的同行评议,SCI无疑是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而大家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快速的答案而已。加菲尔德说。 当他提到同行评议的时候,台下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靠人来评价?这在中国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这又与30年前意大利科学界的状况高度相似。当时,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渗透到了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大量的政治和人际关系因素开始干预科学研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盛行,甚至有一些科研项目,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发表的结论就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科学家们希望凭借引入一个完全依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来保证科学研究基本的质量。SCI的影响力指数就成了他们很好的选择。 事实上,在中国,当南京大学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率先引入SCI的时候,校方的重要目的之一,同样正是对抗学术的不正之风。 不过,虽然有着相似的开始,科学史接下来的发展却没有因循同样的脚步。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学术评价都已经日渐完善成一个混合的系统,它既包括同行的业内评估,也包括利用SCI等指标进行的量化分析。 但在中国,SCI的地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渐强盛。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学术水平评估,还是对大学、研究机构的综合水准评价,SCI都变成了一个硬指标,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更加吊诡的是,这个为了对抗不正之风而被引入的方法,如今却成了不正之风的温床,越来越多的学术乱象,正因此而生。 人们只想要一个快速的答案 50年前,当加菲尔德第一次提出科学引文索引这一概念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他的研究提供资金,因为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 结果事实证明,他们都看走了眼。50年后的今天,SCI不仅为加菲尔德和他所在的汤森路透公司赚回了丰厚的利润,更富戏剧性的是,它还成为中国许多科研人员的赚钱工具。 在此次公众见面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杂志部主任祖广安讲了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专门开出了价格单,对于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如果期刊的影响因子是1,就奖励1000块钱,而像《自然》这样的顶级期刊,影响因子达到了32,一篇论文的奖金就有3万多元。 他甚至曾在北大化学系教学楼的黑板上看到通知,称学院将对发表SCI论文的师生进行奖励,奖金每篇3000~5000元不等。 自从SCI被引进中国,就成了评价科研能力的一把尺子。祖广安说,很多高校、研究所,在评价研究人员的成果时,会根据SCI文章的数量来进行奖励。 而在加菲尔德看来,这只是评价方法有误,中国对SCI的使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即使抛开同行评议,单纯利用SCI来进行科研能力的评估,如果能对系统内的各种变量进行充分的利用,也足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结果。 但遗憾的是,在中国,SCI本身蕴含的功能和空间又被进一步简单化,留下的只是其中最简单粗暴的那一部分。比如,在评价一位学术大牛的时候,常常只关心他在什么期刊上发了多少文章,但对这些文章被别人引用过多少次,却没有太多人提及。 但这恰恰是SCI作为评估工具最重要的因素。加菲尔德说。 他曾对获得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的论文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诺贝尔水准科学家,发表文章的数量只是普通学者的5~6倍,但发表论文后被别人引用的频次却达到了普通学者的30~50倍。 他甚至据此成功预测了某几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发现,如果一篇论文在发表3~6个月内,被引用了很多次,那么其作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在此基础上,加菲尔德希望向中国科学界推荐SCI系统内一种新的评估方法,来更正现有的谬误。根据这种方法,对一位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评估被单独放在他所在的研究领域中进行,即先在数据库中找出这个研究人员的同行,划出一个群组,然后在这个群组中,衡量此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面对他的大力推荐,台下的听众只关心一个问题。有人举手提问:这个方法够简单吗?加菲尔德发现,人们需要的,恐怕还是尽可能简单快速的方法。比如现在在SCI系统内最受欢迎的一种评估方法H指数,只要在系统页面上输入要评估的人名,然后按下一个按键,不到一秒钟,这个人的学术能力值就计算出来了。 我不得不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它对变量考虑得不够周全,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够准确,但是却很便捷。因此就很受欢迎。加菲尔德说,人们不用准确,他们只想要一个快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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