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开启辅助访问 切换到宽版

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科学网 › 标签 › 国家创新体系

tag 标签: 国家创新体系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国际举要
热度 3 Caroline2016 2017-4-30 15:39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创新驱动发展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国家创新能力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产生的特有表述，因而将国家创新能力置于全球背景下进行考量尤为必要。为此，本文主要梳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大家关注）与连续性（连续实施）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旨在明确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国家创新能力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从而为明确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的努力方向提供参考。 一、基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评价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 ， OECD ）在 1963 年通过了《研究与发展（ RD ）调查的推荐标准与规范》，并出版了关于科技统汁与科技指标的系列手册。 2017 年 3 月，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公布了最新评价数据，其评价指标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创新能力的测评维度。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OECD 科技评价指标（ 2017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研发 研发占 GDP 的比例 基础研究支出占 GDP 的比例 全职研究人员总数 全职研究人员 / 千人员工 全职研发人员总数 全职研发人员总数 / 千人员工 企业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 政府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 国内其他资源对研发的投入占 GDP 的比例 国外对研发的投入占 GDP 的比例 私人非营利组织对研发的投入占 GDP 的比例 高等教育机构对研发的投入占 GDP 的比例 女性研究人员 / 研究人员总数 企业全职研究人员总数 专利 专利总数 ICT 中的专利数? 生物技术中的专利数 技术类贸易支付差额 技术类贸易收入 技术类贸易支出 技术类贸易支付差额占 GDP 的比例 制药行业在贸易收支和出口市场所占份额 计算机、电子与光学行业在贸易收支和出口市场所占份额 航空航天行业在贸易收支和出口市场所占份额 注： 依据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dicators, Volume 2016 整理而得。 二、基于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评价体系 国际权威机构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ManagementDevelopment, IMD ）于 1989 年创建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为世界竞争力评价提供了客观基准，并对国家和经济体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其统计数据和观点数据具有广泛参考性。不过，“国际竞争力”的概念较为宽泛，包含的评价内容也很多，而国家创新能力只是国际竞争力的其中一部分。我国研究者对其 2015 年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梳理，并截取了其中与国家创新评价有关的内容（薛孟开， 2016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IMD 国家创新能力相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技术基础设施 电信投资占 GDP 比例?? 信息技术技能?? 合格工程师 技术合作 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技术投资?? 技术发展和应用?? 技术发展基金?? 技术规则?? 高科技出口量?? 高科技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 ICT 服务业出口占服务业总出口比重 网络安全 科学基础设施 企业研发支出?? 企业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 全国研发人员总数?? 研发人员数量 / 千人?? 企业研发人员总数?? 企业研发人员数量 / 千人?? 研究员数量 / 百万人?? 科学学位数量?? 科学相关文章数量?? 诺贝尔奖数量（自 1950 年起）?? 诺贝尔奖数量 / 百万人（自 1950 年起） 专利申请数量???? 专利申请数量 / 十万人 专利许可数量?? 有效专利数量 / 十万人 科学研究数量?? 外来科研人员数量 鼓励科研的立法数量? 知识产权? 知识转移??? 创新能力 公共教育总支出占 GDP 比例? 教育 人均公共教育总支出? 生均教育总支出占 GDP 比例 中学入学人数比例? 25 — 34 岁青年接受三级及上教育的比例 女性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比例? 本国留学生比例??? 本国出国学习人数比例 教育体制（教育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学校重视科学教育的程度 大学教育（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管理教育（满足商业发展需求） 文盲率（ 15 岁以上） 语言能力（满足企业需求） 就业人数（百万） ? 三、欧洲创新计分牌 经由里斯本战略，欧盟于 2000 年创立了 “欧洲创新计分牌” （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 EIS ），并于 2001 年开始，每年发布欧洲创新排行榜。“欧洲创新计分牌”涵盖了创新绩效的主要方面，用以合理评估与定位欧盟各国的创新水平所处的世界地位。 “欧洲创新计分牌”在实施 5 年之后得到了修订，经过改良的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邱均平 , 等， 2007 ）。 表 3. 欧洲创新计分牌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创新驱动 科学与工程类毕业生 /20- 29 岁人口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 /25- 64 岁人口 宽带普及率 参加终身学习人口 /25- 64 岁人口 受高中以上教育青年 /20- 24 岁人口 企业创新 开展内部创新的中小企业 / 中小企业总数 参与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 / 中小企业总数 创新支出 / 销售总额 初创时期的风险资本投资 /GDP 信息通信技术支出 /GDP 采用非技术变革的中小企业 / 中小企业总数 知识产权 百万人口拥有的欧洲发明专利数 百万人口拥有的美国发明专利数 百万人口拥有的其他第三方发明专利数 百万人口新注册的区域性商标数 百万人口新注册的设计数 知识创造 企业 RD 支出 /GDP 中、高技术 RD/ 制造 RD 支出 公共 RD 支出 /GDP 企业 RD 支出中来自公共资金的投入比例 高校 RD 支出中来自企业的投入比例 技术应用 高技术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口比重 高技术产品出口 / 出口总额 市场新产品销售额 / 销售总额 企业新产品销售额 / 销售总额 受雇于中 / 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重 四、基本结论 对比上述三大国家创新指标体系可知，国家创新是系统的创新体系，由各种关键要素组成，各要素互相支撑，相互影响。 从创新的起点来看，创新的根本性因素是人，人力资源的质量决定着创新的水平。 因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大教育的投入，保证教育质量与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新活动中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从创新的过程来看，政府——企业——大学需要协同进行创新活动 ，始终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目标与动力，共同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从创新的出口来看，创新性的产品是衡量创新水平高低的显要指标。 为此，要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加强创新规制，用自主性产品彻底取代仿制品和冒牌货。
6697 次阅读|5 个评论
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热度 1 kexueren07 2015-2-12 13:28
英国学者弗里曼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 NIS ）理论。他指出，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而国家在创新推动中具有核心作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芬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 NIS 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国家。 芬兰的林业资源丰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已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对于长久发展而言，芬兰位于欧洲最北部，远离中心市场，且固有资源有限，国内市场小，需求不足，特别需要创新来刺激经济。经过分析，芬兰政府设计了一套最适合自身国情的创新策略及其运作模式，概括起来为：资源整合、知识经济主导，以及注重国际合作。经过实践中的不断调整，芬兰形成了包含教育和研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风险投资和提高企业出口创新能力的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 　　1 月下旬，本报记者受芬兰外交部邀请，参观访问了芬兰清洁技术领域的多家企业，以及位于赫尔辛基的芬兰 国 家技术创新局（简称 Tekes ），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个北欧小国的创新 氛围和“工程师立国”的精神，也有幸专访到 Tekes 上海地区事务负责人、芬兰驻沪总领事馆科技领事贺亚盟，请他介绍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芬兰经济发展的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以下是本报记者对贺亚盟的访谈。 近 90% 芬兰企业的创新与 Tekes 有关联 记者： 在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贺亚盟：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由芬兰贸工部创立于 1983 年，是芬兰投资于研发的主要国立机构，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及网络支持，鼓励并推动企业和科技团体以及制造商、供应商、顾客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 Tekes 的局长是由芬兰总理领导的国家创新委员会的成员，对芬兰的创新政策负责。 Tekes 作为独立决策机构，为国家的创新政策建言，并聚焦一些特定的领域，联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实施一些前瞻性的国家技术计划（时间一般在 5 年左右），从而推动产业群的形成。 　　 将近 90% 芬兰企业的创新与 Tekes 有关联。近年来， Tekes 的投资金额持续增长，投资资金 60% 流向了公司（其中 70% 属于中小企业）， 40% 流向了科研机构。资助领域包括：市场调研、推广，研发更好的产品以及开发管理层。此外， Tekes 在芬兰还负责发起、开展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国家项目。 “我们资助像芬兰冬季滑板运动员那样的企业” 记者： 通常什么样的企业和机构会得到你们的资助？ 贺亚盟： 我们所资助的企业类型就像芬兰冬季的滑板、滑雪运动员 ， 有冲劲、勇于冒险，并且因为我们的资助，能够跳得更高。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与大学合作并承担更多的风险。上世纪 80 年代初，芬兰在造纸、纸浆和金属等行业需要创新，所以我们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局，资助了大量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业。对于诺基亚和一些软件企业，这些资助都成为了它们成长道路上的加速器。现在我们资助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商业、服务业以及如何将产品更好地整合到一起来提高公司的价值。资助类型包括：由企业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项目和由政府提出、由企业来申请执行的自上而下的项目。 Tekes 给大企业提供资助的前提是它们承诺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资助研究型大学和像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VTT ）这类的研究机构，则是希望它们在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商业模型。可以说， Tekes 的投资影响公司的策略、其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合作，以及合作项目之间的挑战程度、风险、质量和思路。 　　 在芬兰的能源利用中，可再生能源占 35% ，这在整个欧洲都不常见。迄今为止，芬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国家。我们一直努力使申请资金的企业体会到环境质量的提升与公司经济的增长是可以同步的，两者并不矛盾。 Tekes 每年用于清洁技术领域创新的投资约为 2 亿欧元，年产出 600 种清洁技术。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到 2020 年，清洁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达到 4 万人，总体销售收入翻一番。我们希望未来有像“愤怒的小鸟”或“ supercell ”这样因为受到我们的资助而发生巨大改变的企业故事发生在清洁技术领域。 Tekes 并不要求企业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花钱 记者： Tekes 的项目评估机制和投资形式各是怎么样的？ 贺亚盟： 通常 Tekes 会一次发起 20 个项目，它们各自会持续 4 到 7 年，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在 500 万到 2000 万欧元之间。资金支持采取贷款（不要求抵押，利息低于银行）和拨款（不要求任何回报）两种形式，后者充分体现了对参与者尽力而为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的项目的宽容。企业平均只要花 58 天时间即可完成资助申请手续，这样的高效使得 Tekes 在服务质量调查中获得好评。 在确定项目之后， Tekes 会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讨论，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大家竞争申请项目资助。通常 Tekes 会鼓励公司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以使科研成果不至于单纯只是学术化。现在 Tekes 共有 360 人，其中 200 多人属于智囊团的顾问。 Tekes 的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是其内部具有非常好的各行各业背景的政府官员。他们充分地了解各个行业正在发生什么，哪些机构、企业是相关领域中表现最佳的，但他们自身与申请资助的企业、机构没有利益关系。为确保项目申请方与评审者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不存在， Tekes 配有专门的随机审查员。 Tekes 对于资助项目的评估标准是：是否有新的想法、新的价值。我们提供 50% 的项目支出，公司也要有自己的资源以提供另一半的支出。一般需要多少预算由企业自己提出， Tekes 评估预算的可行性。 Tekes 是风险投资机构，风投行业内部流传一句话：“ If all our projects succeeded, we have made mistakes. ”翻译成中文就是：如果所有我们投的项目都成功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犯了错误。受我们资助的企业、机构会定期向我们汇报项目的进展。我们也有第三方评估方对申请项目的企业进行评估。当项目运行不好或我们在沟通中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要求终止项目或调整其运行方式。一般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需要向我们汇报一次，但也可以多几次。在听取汇报后， Tekes 会阶段性地付钱给项目。我们并不很在乎企业一定要把钱用到之前在项目申请书上涉及的领域，我们是否继续拨款的参考依据是它们是否用这笔钱得到了自身的成长，并给芬兰经济带来了影响力。总的说来， Tekes 的投资失败率约在 15% 左右。 关注个人，也注重搭建创新合作网络 记者： 从创立之初至今， Tekes 鼓励创新的策略和投资方向有过大的变化吗？ 贺亚盟： Tekes 的目标是：创造竞争力，使国家变强。其鼓励创新的策略随时间而变化。早先芬兰与前苏联有紧密的联系，前苏联解体后，芬兰也受到了影响。 1990 年代，芬兰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那阵子，芬兰用 5 年时间完成了国家对创新的投入较从前翻一倍。也是从那时起，许多企业埋下了创新的种子，诺基亚开始崛起成为通信行业的巨人—— 1980 年代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聚焦森林造纸业的公司。从 1980 年代到 2007 年，芬兰的研发投入占 GDP 总量由 2% 提升至 4% ，到 2014 年，政府和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总投入达 70 亿欧元。 芬兰政府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也开始发展公众、私有的合作伙伴网络。政府机构、研究所、大学和大、中、小公司紧密结合，这也是芬兰创新成功的秘密。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初，芬兰的创新支持更多地关注技术领域，但“创新”的本意不仅指技术创新。现在，投资资金更多地用于支持一些不可触及的技术、概念、想法、商业模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同一件事。比如说：我们鼓励员工对工作环境进行创新。事实上，权力下放有利于激励员工的创造力。员工感到工作愉快了，间接地也会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又比如，近 5 年在赫尔辛基有一件盛事—— Slush ，它是全欧洲最大的刚起步中小企业和风投的盛会。 2014 年 11 月，包括 3300 个刚起步的公司和众多风投公司千余名投资人在内的总共 14000 人参加了这个盛会。这背后是阿尔多大学在 5 年前启动的一个叫“ start up sauna （启动桑拿）”的项目，该项目鼓励学生把创新点子转化为实用的创业项目。我们芬兰的风格是：既关注个人，也关注合作网络。因为我们是小国，更需要集中力量。 当年 Tekes 支持诺基亚时，每年有 1000 万到 1500 万欧元投给诺基亚的项目。有人曾经质疑：有没有必要去支持一个已经这么大的企业？从 Tekes 的角度看来，确实，诺基亚不需要我们的钱，但我们需要诺基亚与更多的中小企业合作，带动它们一起发展，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创新网络。因此，许多项目要求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联合申请。这笔钱不大，但像一个胡萝卜，可以指挥其他项目。当时也是芬兰造纸、 ICT 、重金属等领域的很多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的时候，如诺基亚的制造业部分就迁移到了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南美。 Tekes 的投资充分考虑了国家的发展和为芬兰提供长久就业的需要。 上个世纪最后 10 年，当你问芬兰的大学生毕业后想去什么地方工作，他们会说想去像诺基亚、通力这样的大公司；现在你再去问他们，他们会说想创办自己的企业。这可以说是芬兰国家创新策略从系统设置上改变所产生的结果。 Tekes 的策略也随之改变，重点是支持中小企业、刚起步的公司，帮助它们走向全球化。在大学教育中，也有相应的课程告诉学生如何成为私营企业主。 现实中的改变发生在 2007 年，当时整个欧洲的经济衰退，芬兰也受到影响。当诺基亚把手机业务卖给微软时，很多员工离开了诺基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或转身成为了对其他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投资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 500 多个原诺基亚员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领域，而诺基亚在出售手机业务后，近期营业额也已经开始上涨。 尊重学生兴趣的教育夯实创新基础 记者： 我看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从 2000 年起，芬兰好几年在综合竞争力评选中居世界第一，历年基本位于前十。其中，创新、教育和培训、全民医疗保健和专利技术等分项尤显优势。很多教育领域的资深人士都了解，芬兰的教育拥有非常高的质量。您如何看待教育在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贺亚盟： 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两个单独的系统并存。在一个系统以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导向，加快创新产业化的节奏的同时，另一个系统着重以教育和研究夯实创新基础。芬兰孩子 7 岁开始上学，前 3 年每天只上 4 小时学，一周共上 20 小时，边学边玩，在玩中学。 15 岁以后，学生们开始学习阅读、科学、医学等。在 PISA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 评价体系中，芬兰学生的得分一直很高， 2010 年在 3 个方面位居全球第一。创新来自倡导“ Playing with your minds （用你的脑子玩）”的教育。当孩子在年幼时享有自由，他们从玩耍中学习到的那些能力到长大后还是可以被运用的。芬兰人认为，一个学生在 20 岁的时候选择专业还是太年轻了。所以大学给予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是很宽的。上大学一年后，学生随时可以更换专业。除了热门专业有门槛，其他专业都很开放。初中毕业上技校的学生，之后仍然可以申请上大学；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申请上高等技校或大学。高等技校也颁发学士文凭。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是生命科学，但后来就转了。我大学班上十分之一的同学后来换了专业。当然，高福利、衣食无忧、为兴趣而工作，这些也为芬兰人的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创新者需要有点闲，有点自己的空间。 采访手记： 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芬兰经济实现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只用了二十多年。在欧洲经济总体衰退的环境下， 2013 年芬兰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仍然位居全球第三，创新力排名全球第二。为何这个北欧小国始终能够保持稳步发展，并在创新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绩？除了记者此次在芬兰参观访问期间强烈感受到的其“工程师立国”的务实精神，对贺亚盟的采访也为记者进一步揭示了芬兰国家创新体系的精髓。 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认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在实践中，“创新”深入到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不同国家对于创新有不一样的理解。例如，前苏联采取的是军事战略导向的创新体系，美国采取的是企业主导的自由创新，日本则以教育立国快速提升国家竞争力。芬兰是国家创新系统（ NIS ）理论的优秀实践者，以政府为主导、 Tekes 为核心机构的芬兰技术创新体系克服了科研、开发和应用的脱节，使该国科技事业走在“开放式、多层次、跨领域、实用化”的系统发展轨道上。 访谈中，给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贺亚盟所介绍的芬兰如何充分运用“资源整合”思维，将创新思想贯彻于“人”，培养全民主动创新意识的做法。比如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后， 500 多个员工离职去创业，而且大多留在通信技术领域。芬兰政府相信国民个体如果拥有创造力，就算个别大企业倒闭，整个国家依然是保有创新实力的。与其国土之小相反，这样的国家创新战略颇具胸怀和气魄。 在诺基亚公司并不缺钱的年代，芬兰政府依然通过联合申报项目资助诺基亚，目的是借其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芬兰人对于建立社会创新网络的重视，给予创新者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在正号召“万众创新”的今日中国和正热议如何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的上海，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教育理念从源头夯实着创造的基础。芬兰人相信，当孩子在年幼时根据自由的兴趣从玩耍中学到的那些能力，对他们成年后都是有用的。“在制定教育体系的改革目标时，一个主要要求就是如何理解在数十年里人们对工作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这为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宏观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了发展这些技能，人们将更有针对性地被引导去发现自己的个人优势从而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从《印证芬兰》一书中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手中正摆弄着赫尔辛基 GLO 酒店早餐桌上的一枚牙签，书中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和视野深深打动了我。那枚牙签看起来与普通牙签没有任何区别，而我分明地了解它的特点：它带有清新的薄荷味，充分体现了芬兰人对于创新的理解。
462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访谈“高新区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
shgwang 2012-7-26 13:19
王胜光“高新区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 http://t.cn/zWaKZLP 刘玉海;李宛月 2012-07-21 00:58:12 评论 (0) 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 当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和目标，当企业被作为创新的主体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以高技术创新为目标并探索20余年的高新区，能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与这种角色之间是否还有不适应之处？又须作出哪些变革与努力？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高新区中心主任王胜光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创新政策研究，是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的政策咨询专家。自80年代中国高新区诞生之初，他就开始跟踪研究，至今不辍。 在王胜光看来，中央对高新区在中国创新体系中应扮演的角色并未有充分认识，对高新区的发展缺乏顶层的政策设计和战略支撑。他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国家的创新政策，精选部分开发区和高新区作为国家创新经济区，并由国务院直属。 1. 高新区现在的发展得不到有效的政策和战略支撑 《21世纪》：2005年以来，中央就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本月初召开的首届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中国计划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探索了20年，在接下来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王胜光：对于高新区在未来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到现在为止，在中央政府层面尽管不乏口号表达，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高新区会对未来中国发展起到的作用。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高新区还像二十年前，就是那么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提供点“带动、引领、辐射、示范”作用就完了，而没有深入地去做战略性、前瞻性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新区过去是探索性战略导向下的建设，而现在的发展则缺乏有效的来自顶层的政策和战略支撑。 中国的高新区应该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坚。因为伴随着19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成长起来的高新区，一开始就走上了构建创新体系的路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依靠原有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思维和路径，不完全成立。这是因为单纯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微观单元的科技机构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现在不是很清晰。而高新区本身是着眼于构造创新体系的平台和系统。 从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角度来讲，高新区不是着眼于微观点，而是着眼于局部整体，这个局部整体就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个大平台。【埃茨克威兹】的创新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企业、政府构成创新的三螺旋，要有实现三螺旋的混成区。我们说实现产学研合作，基础就在于要建立起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各种中介机构比如孵化器、风险资本等等这样一些主体能够充分互动的一个平台，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的配适。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国家高新区就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让这些创新的人才和资本都到这里来，在这里活起来。 《21世纪》：您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高新区是创新的平台，那么过去20年的探索发展，高新区是否已经形成了您说的这种创新三螺旋机制？ 王胜光：必须承认，有的高新区确实找到了——虽然不是全国的高新区都这样。 《21世纪》：我的观察是，包括高新区在内，地方政府致力于创新的时候，主要是聚集各种相关要素：人才、科研机构、企业、风投等，但这些要素聚集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会产生协同作用、产生创新。 王胜光：我不太这么看。总体上，近几年高新区一直围绕自主创新链条在做。现在高新区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配置就要考虑到高新区，国家下一步要引导高新区发展，来发挥这个平台的力量，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集中整合资源、支撑高新区高新技术的发展，从而构建起我国的创新系统，也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中坚的力量来考虑。 《21世纪》：您认为国家目前对高新区在整个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坚地位的认识不足？ 王胜光：我们认为，要围绕着国家高新区来建设国家的创新系统，但是国家现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讲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这个绝对正确。但是具体怎么做？能说清楚么？但如果说围绕着国家高新区，来做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大家都会清楚的。就是大院大所、国家科研力量、科研布局，围绕着高新区来做。如果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首先是企业依靠谁？在企业整体实力不足、内生需求不够、环境支撑不力的情况下，光号召企业去创新不会产生多大效果。企业创新需要互补的条件、资产和环境，而高新区就是企业的依托，围绕高新区建设国家创新系统。 《21世纪》：围绕高新区建设国家创新系统，这是您作为学者的个人看法，还是政府、高新区管理机构及高新区内企业的共识？ 王胜光：我认为现在做高新区的人——就是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包括国家高新区所在地的地方领导，在这个层面上有这种认识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离开这个层面就未必。因为我们是学者，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高新区的官员、地方政府领导都是政治家，都要吻合政治导向。而没有上层的明确信号，是无法形成全国性政治导向的。 2. 高新区未来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协同性与互补性 《21世纪》：如果按您的看法，以国家高新区作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坚，下一步该怎么做？还需要做哪些外在的支持和准备？ 王胜光：从高新区进一步建设的需求角度来讲，需要政策的协同性和互补性。政策的协同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地方和中央政策的协同，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各部门和中央各部门的协同。 政策的互补性：过去创新可能是一个部门的或者一个系统的或者局部的，现在的创新是一个整体的，任何一个部门的自身发展都会关联到创新，同时任何一个部门的政策又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创新，因此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局限于自己，每个部门的政策，各部门之间的政策相互之间应该产生很大的互补；如果缺乏这种互补，就无法实现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新区怎么做？以高新区为中坚，在政策的设计上，怎么做好以高新区为中心、资源围绕高新区来布局？如何做好政策机制设计，来发挥政策的协同性和互补性？这是我认为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高新区前二十年发展主要是以地方为主导，下一步要更多地偏重一点国家的主导，自下而上的过程要变成自上而下，要建立一个平衡，要加大中央部委层面对于高新区的干预。 首先，就是高新区的顶层设计，包括 体制机制方面，政策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结合下一步国家部委的调整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发挥科技部门的作用。中国的创新这件事情得有专门的部门来管，比如类似于国务院成立创新发展署这样的机构设置，它要真正协调国家各个部门的创新政策，不管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在高新区要做到这个体制带来的资源政策互补，来推进高技术创新这件事。 第二，建立一些国务院直属的创新经济区或者自主创新示范区。现在，中国的国家高新区、经开区，加在一起已经有200多家，两区实际上目前做的事情越来越趋同！部委条块分割的管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没有必要这样重复布局。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合并然后优选出一部分，建立中央政府的直属管理模式，真正作为国家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也可以叫自主创新示范区。 当然，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我们也不能完全理想化来设计这个事。但是从根子上讲，现在很多事情，不光我们的高新区，包括我们的产业发展，条条框框，来自不同部门的条条框框太多。这个背后是利益争夺、利益博弈，所以谁都不愿意放手。我们就是希望在高新区能建立一套机制设计，能够把大家整合到一起来做。其实你看中关村做“6+1”平台，就是这个努力，很明显。当然很多地方说中关村好，但是学不了，你没办法复制。但是这是个方向，必须要向这个方向走。 3. 追赶型国家的创新需要政府组织资源 《21世纪》：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很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日本、韩国、台湾这些东方国家或地区，往往是政府主导高技术规划，但失败的居多；而像英国剑桥、伦敦西区、法国安蒂波利斯，都不是政府规划的高技术城，结果反而发展得比较好，似乎证明创新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路径，有点类似于东方模式，会不会也有这种失败的担心？ 王胜光：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模式跟日韩模式并不相同。首先就在于现实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做高新区也好、经济开发区也好，是追赶的一种路径。所谓追赶，就是前面有目标，目标导向性非常强。谁来主导追赶？肯定是政府。所以，中国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政府主导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客观的必然。 第二，要追赶，就要动员、组织、整合资源，从中国来看，没有政府这个过程完成不了。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没有人能完成得了这个资源动员和组织过程。 《21世纪》：靠市场机制做不到么？ 王胜光：市场机制不是不好，要看是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你要看到你的各种约束条件是什么。我刚才说，因为是追赶，前面有目标，现在没有时间让你自己一点点去武装，在竞技场上，必须给你武装。谁来给你完成这样的武装？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力量推动，这个事情是不成立的。就必须要靠政府。 进而言之，中国发展高新区的这个模式，带有以前日本、韩国包括新加坡的影子，但也的确是自己的创造，也是国内体制机制的必然。这里面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但总体来看肯定是成功的。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展模式是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推进模式，或者说是中国未来20-30年左右所要依靠的一种发展模式。 《21世纪》：即便如您所说，作为一种追赶型发展可以遵循此模式，但中国不可能一直定位为追赶的角色，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种模式还适不适应？ 王胜光：我为什么说30年——也有人说50年——假设一厢情愿地想，中国发展再快，也需要30年来完成从追赶到赶超这个过程，这个时间阶段省不了。在追赶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政府主导，而是由非政府力量来主导，那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个问题想一想，那更可怕。 相关文章： 预警高新区：不创新就被边缘化 升级+扩区 高新区何处是边界？ 王缉慈:“高新区不能只埋头赚钱” 高新区: 20而始，其命维新
24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和效能？
热度 3 liuli66 2012-7-13 09:59
原题：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 ［按：此前发布了“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一个批判性述评 ”，引起读者们广泛兴趣。应一些读者的要求，在此发布该文的后续内容。该内容，根据拙著有关章节改写。如引用，请勿引用电子版，请引用正式出版物：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 1 概述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系统都具有一定的功能（ function ）。所谓功能，指的是系统从事着或实现着某种事情（ Edquist, 2005, p182, 187; 埃德奎斯特 , 2009,182 ， 187 页） 。 作为一种系统，创新系统也具有一定的功能。一些学者在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模型基础上，从系统功能的角度考察创新系统，提出了创新系统功能论。 Bergek 和 Jacobsson 等人提出，创新系统中存在着和发生着一些对新技术的开发、扩散和应用产生直接影响的关键过程（ process ），他们将之定义为“功能”（ functions ）（ Bergek et al., 2008, p. 409 ） 。 Edquist （ 2005 ， p 180, p.182 ）将那些影响创新的开发、扩散和应用的因素，称为“活动”（ activities ）。他将“活动”定义为“影响创新的开发、扩散和应用的因素”（ factors, determinants ）。本文所指“功能”，指的是创新系统中发生着的对创新绩效和能力产生影响的重要活动和过程。 任何创新系统都具有总体功能。 Edquist(2005, p.190) 提出，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或总体功能是促进创新的开发、扩散和应用。 Bergek 等人 (2008, p.409) 认为，技术创新系统的总体功能是新技术的开发、扩散和应用。 创新系统具体有哪些功能（或过程或活动），会对创新系统的总体功能的实现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创新系统功能论开辟了创新系统研究的一个新思路。创新系统具有总体的功能，即促进创新的开发、扩散和应用；创新系统内存在着和发生着事关创新绩效和功能性的重要活动、过程和功能。任何一个创新系统都必须具备若干功能，比如具备研究与开发、教育和培训功能。一个创新系统具体应该具备哪些功能？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功能清单和功能组合；即使同一学者，对其提出的功能清单和功能组合也在不断地进行修改调整和发展。由此可见，创新系统功能论具有广阔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创新系统功能论不仅具有发展创新系统论的重要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比如， Jacobsson 等人对若干新能源技术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 Edquist 等人（ 2008 ）应用创新系统“活动论” “统系统的 对十个小型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2 发展创新系统功能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目前的创新系统功能论，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和从事的实践而提出来的，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并不一定适合。即便已有的针对中国创新系统的研究比如 Liu 和 White （ 2001 ） 提出的功能清单及组合，也是可以改进的。比如，现有的文献没有考虑到技术引进、生产制造、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因素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本文借鉴和吸收已有的关于创新系统功能论的成果，努力联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提出创新体系功能论。笔者把创新系统的功能粗略地划分为三类即供给侧类，需求侧类以及基础环境类共 10 种功能，具体如下： 供给侧：功能 1 ：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功能 2 ：研究开发及知识扩散；功能 3 ：教育培训。 需求侧：功能 4 ：创业试点及推广；功能 5 ：市场培育； 基础环境类：功能 6 ：政策法规及制度建设；功能 7 ：资本和资源动员；功能 8 ：生产制造；功能 9 ：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功能 10 ：正当性论证。 本文提出的创新系统十功能说，能大部分涵盖国际上典型的功能说。并且，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功能的独特性，如技术引进，生产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技术引进功能在发达国家的创新系统中，其重要性不显著，但在发展中国家很重要。而生产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功能，在发达国家的创新系统中基本上是成熟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是需要快速发展的。 下面简要阐述十个功能的内涵及其指标。 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绝大部分不是本土开发出来的，而是外源性的，从发达国家引进而来的。这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不属于“世界新颖”的创新，而属于“国内新颖” 的创新。 发展中国家在依靠技术引进实现经济追赶的实践中，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大量失败的例子。有些国家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长期处于依附阶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为了跳出这种“引进陷阱”，必须走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集成创新的道路，与此同时，必须提高技术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实现技术追赶，最终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对这一功能的考察，不仅要考察技术引进的种类和数量，而且要考察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集成创新、自主创新的情况，也要考察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 研究与开发及知识扩散 研究与开发（简称 RD ，或研发），是指为增加知识（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发活动通常分布在大学、公共研究机构以及产业等三个部门，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前二者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主要从事试验开发。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创新是研发驱动的，生产并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知识。它们已经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阶段。然而，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扩散时，也必须投资和从事研发， 正如企业从事研发一方面是为了学习消化竞争者和产业之外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创新一样，发展中国家从事研发活动也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学习和消化国际上的先进知识，培育“吸收能力”；二是努力作出创新性的成果。 知识扩散 扩散 最重要的机制是学习，学习的方式不仅包括教育和培训（下述），而且还包括干中学（ learning-by-doing ），用中学（ learning-by-using ），以及在互动中学（ learning-by-interacting ）等学习机制 ，中而 。 对研究与开发及知识扩散这一功能的考察，主要指标包括： RD 投入及强度；项目和课题；论文、专利、技术标准；大学、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研发中心在研发和知识扩散方面的情况；行业协会和科技学会的情况，学习的机制和效率。 教育培训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创新资源之一。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渠道是学校正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源持续开发的重要形式。 对教育培训功能的考察，主要指标包括：公共教育经费及占 GDP 的比例；大学数量和质量；大学及博士毕业生；科技人员和研发人员总数及其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例；留学、海归、国际人才；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科学普及和公民科学素质等方面的状况。 创业试验及推广 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实践证明，试验试点是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家（包括政策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尝试应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开发新市场、采用新体制机制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发现并抓住新的机会。这是一个探索性的学习过程，为下一步的推广开辟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杂交水稻、经济开发区都是在经历了试验试点之后才全面推广的。对于新兴技术如转基因作物、高温气冷反应堆核电站技术，由于它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经过充分的试验试点，才能加以推广。 对这一功能的考察，其主要指标包括：新技术（新制度）试验试点的数量、分布和周期；试验试点的评估；推广速度和面积等。 市场形成 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引的。如果缺乏市场需求，创新就难以涌现出来；没有市场的创新将会前功尽弃。当一项创新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市场认可时，政府采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培育市场的手段。众所周知，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形成，政府采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策略也有助于市场的形成。 对这一功能的考察，主要指标包括政府采购的政策和采购的数量、新产品税收激励、出口退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策略的实施。 政策 制定及体制改革 制定政策法规、推进体制改革，是政府在创新系统中最正当也是最主要的智能。政策法规包括多个层面，在法律层面上，如科学技术进步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在政策层面，如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等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行业和部门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对这一功能的考察，不仅要考察已经出台的有关政策法规，而且要考察这些政策法规的执行状况。 资本和资源动员 创新的实现，不仅需要金融资本，而且需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配套性资源。发展中国家一般缺乏创新所需要的资本，通常以出口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性产业换资金；或者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国际贷款、利用优惠政策吸引 FDI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援助也是吸引资本的渠道。诞生于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融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应用。对所述指标的考察，可以反映资本和资源动员的情况。 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水平和能力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生产制造水平和能力低下，尤其缺乏高精尖制造技术和工艺。要改造传统工业，实现技术的更新换代，技术引进是必由之路。 对生产制造功能的考察，不仅要考察生产制造的“硬件”状况，也要考察生产方式，如合资生产、独资生产、代工生产、 ODM （原始设计制造）、 OBD （原始品牌设计），全球生产网络。 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 建设 创新系统的运行，建立在道路交通、电力供应、电讯、信息网络、文献数据、中介服务等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之上，它们关系创新系统的运行效率、效果和绩效。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的建设，主要是政府的职能。 正当性 论证 某项创新的主要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一方面会形成利益共同体，结成“统一战线”，论证和宣传某项创新的正当性，以争取政治家、行政官员以及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应对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克服或消除应用创新的阻力。比如，核电站、转基因技术的社会应用，其正当性论证和宣传，尤为必要。在全球化的时代，有时必须针对国际上就某项创新如技术标准的怀疑和抵制，开展正当性论证。 对正当性论证的考察，需要考察主要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反对方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益动机、联盟方式、论证策略，还要考察某项创新对社会经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影响，与国际规制的冲突和协调等方面。 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 创新系统的各种功能，并不是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发生着相互作用，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消长的效应。有些功能之间发生着正面的（ positive ）互动，这有助于创新系统总体功能的实现；有些功能之间发生着负面的互动，不利于创新系统总体功能的实现（ Edquist ， 2005 ， p.190; 埃德奎斯特， 2009 ， 190 － 191 页 ）。 3 创新系统功能论的政策研究意义 1 进行创新系统的各个功能进行分析。比如，研发和知识扩散功能，其核心执行主体是哪些组织，辅助参与主体是哪些，它们对该功能实现的贡献如何，这些主体之间在实现该功能上是否协调一致，存在哪些冲突和矛盾，各种功能实现的状况如何。功能分析的对象和指标，见本文第三部分。 2 促进和阻碍功能实现的因素和机制分析。在上述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功能实现的若干因素，以及功能之间相互消长、相生相克的机制。从政策研究的角度讲，分析阻碍因素和机制尤为重要。比如，某项新技术的倡导者和应用者对该技术的正当性论证不足，并遇到反对者的强烈抵制，因而得不到获得足够的资源从事新技术的应用，市场也难以培育起来。 总之，通过对创新体系的功能分析，可以找出提高创新体系功能和效能的对策建议。
118 次阅读|8 个评论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一个批判性述评
热度 15 liuli66 2012-7-12 07:48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一个批判性述评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创新研究出现了“系统范式”（李正风，曾国屏， 1999 ， 167 － 245 页），学者们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体系）的概念，随后在区域层面上了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在产业层面上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在技术层面上提出了“技术创新系统”等概念。 自从弗里曼 1987 年在《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经验》 （ Freeman, 1987 ）中 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又译：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国内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最为经典的成果有 Lundvall （ 1992 ）， Nelson （ 1993 ）， Edquist （ 1997 ）。国内代表性的成果有：冯之浚（ 1999 ），李正风，曾国屏（ 1999 ），柳卸林（ 2000 ）等。 下面从创新系统的定义、研究模型、研究特点、政策研究以及存在的问题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 学者们对“国家创新系统”提出了种种定义，对 OECD （ 1999 ）， 李正风，曾国屏（ 1999 ， 145-146 页 ）这些定义进行了概括。在这些定义中， 进行 CD,tion s 。 其中 Freeman 给出的定义最为基本。 Freeman 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的各种组织（ institutions ）所组成的网络，这些组织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影响着新技术的启动、引入、修改和扩散。” (Freeman, 1987, p.1) 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采取了 Freeman 的思路，提出 “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模型 学者们构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多个分析模型，冯之浚 (1999, 49, 52-55 页 ) 对 Freeman , Patel 和 Pavitt, Lundavall 等人的模型进行图示。 OECD （ 1999 ， p.23 ）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模型，如图 6.1 所示。所有这些模型可以概括为“主体－结构”模型。 图6.1 OECD 国家创新系统政策分析模型 （来源： OECD. 1999, p.23 ） 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包括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本质上也属于“主体－结构”模型。 创新系统研究的特点 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形成了若干特点， 埃德奎斯特 （ 2009, 185 － 186 页； Edquist, 2005. 184-186 ） 将之概括为： 1 ）重视对创新和学习机制的研究； 2 ）采用整体主义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 3 ）采用历史和演化的视角； 4 ）强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非线性关系； 5 ）既研究产品创新也研究过程创新，还研究其他类型的创新； 6 ）强调制度和体制因素的作用。 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走向政策研究 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特有的优势，它已经成为一种分析和评估一个国家科技与创新政策的重要工具和框架。国家创新系统论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在很多程度上归功于 OECD 的工作。 OECD 1994 年启动国家创新系统项目启动，标志着国家创新系统研究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研究（ 李正风 曾国屏 .2004 ）。 OECD 在 1999 年《管理国家创新系统》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分析工具，并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整体分析框架（见图 6.1 ）。近年来， OECD 应用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框架，对 OECD 国家以及非 OECD 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技术及创新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系列化的评估（ Review ） ，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对所考察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的创新系统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 埃德奎斯特 （ 2009 ， Edquist, 2005 ） ，伯尔格 (Bergek et al., 2008 ）的基础上，笔者将传统的创新系统研究存在的问题概括如下： 尚未达到“理论”阶段 尽管人们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然而，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研究进路（ approach ）或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理论化不够（ undertheorized ），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 Edquist, 2005. p.186; 埃德奎斯特 , 2009,186-187 页 ）。由于创新系统研究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所以很难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提出可以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说（ Edquist, 2005 ， p.202 ） 。 所以，严格地讲，“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本文称之为“国家创新系统论”，或“创新系统论”。 对系统失效分析不够 任何［国家］创新系统都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诚然，创新系统的结构需要优化。然而，评价一个创新系统的结构上的好坏优劣，是非常困难的（ Bergek et al., 2008, p. 409 ） 。比如美国创新系统中没有科学技术部这类部委级组织机构，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创新系统的结构是有缺陷的。所以，单从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上来分析其优劣，是不够的，还需要分析创新系统的总体功能及各种内在功能是否得到了实现。 创新系统都可能会出现系统失效。借鉴邢怀滨和苏竣（ 2005 ） ，本文认为，系统失效指的是创新系统诸要素未能有效执行其功能以及存在着功能不匹配而不能有效促进创新的状况。许多学者对系统失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系统失效的种种表现（ Woolthuis ， 2005 ； Chaminade 和 Edquist ， 2006 ） （见本书 4.2 ）。 不同的创新系统研究缺乏可比性 传统的创新系统研究还 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缺乏在系统层面上的解释性因素”（ Liu 和 White, 2001, p.1092; 埃德奎斯特 , 2009, 189 页） 。而且，现有的关于不同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缺乏可比性；关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不同技术的创新系统的研究，也均缺乏相应的可比性，难以对应和统一起来。由于这些原因，很多创新系统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Bergek et al., 2008, pp.407-408 ）。 为了克服传统的创新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丰富和发展创新系统论，并更好地应用于政策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创新系统功能分析（functional perspective）。 ［来自拙著：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如引用，请以这个正式出版物为准］
2021 次阅读|19 个评论
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分析
lgjszy 2011-9-3 16:03
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分析 李明亮 张若然 林 耕 来源： http://www.cbtm.gov.cn/list/studydetail.asp?id=6 日期：2005-1-26 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技术的商品属性已深入人心，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渠道，技术市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又把技术市场提升到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高度来认识，由此足见技术市场在我国科技、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一个时期以来，业内围绕着技术市场的内涵、技术市场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科技中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针对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从逻辑推理和实际工作体会进行分析与简述，意在丰富讨论内容，若能为有关领导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中提供参考，也属意外所得。 一、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解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InnovationSystem）首先由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于1987年提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 国家科技部2003年1月印发的 “ 关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报告 ” 中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表述为：国家创新体系是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于一体，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创新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国家创新意志和战略目标的系统。 《党建研究》中 “ 十六大名词解释 ” 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解释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政府等组成的网络。其核心内涵是实现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也包括提升全社会的知识基础等重要内容。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含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 。国家创新体系是把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与创新机制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国家的创新思想。 第二，它是一个网络系统 。国家创新体系内各主体、客体、环境都是彼此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构成创新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产业链。 第三，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战略目标 。江泽民同志指出： “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国家科技部发布了 “ 关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报告 ” ，这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视和决心，并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战略部署，主要体现了国家对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动、扶持与激励，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内核。 第四，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也就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实现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协调国家创新活动的目的，在这里各相关主体之间的技术与信息的流动成为创新活动的关键。 第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它指的是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其商业化应用有关的经济技术活动。科学技术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这一转化，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由此看出，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通过调整制度来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有效刺激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制度的调整也就是制度的不断创新。技术和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最终应达到的目的为，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间相互作用旨在经济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创新是该系统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 另外，对国家创新体系还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科技经济状况，其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模式自然有所不同，而且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作为一个系统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改进和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点随着各方面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感受将会越来越深刻。因此，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不断调整有关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措施。 二、技术市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说技术市场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思维方式。 国家于1984年提出开放技术市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条件下技术的非商品性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商品性的观念性转变，目的在于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正式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科技体制的改革打开了突破口，也为技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技术市场是一个体系 。 技术市场主体比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宽泛，除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外，还包括自然人（技术发明人）。经过近20年的努力，技术市场已经形成了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保障体系。技术市场客体是包括科技成果在内的一切技术商品。技术市场客体是技术商品，交易的主要形式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技术产权转让，包含了技术创新的全部内容及过程，完全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的有关内容。 第三，技术市场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意志和目标 。 技术市场的产生就是要明确技术的商品属性，调整技术商品供需双方的相互关系，目的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从法律角度看， 198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一条提出，立法宗旨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障技术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技术市场秩序。其中，提到了 “ 技术市场 ” 的字样。 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二条 “ 国家建立和发展技术市场，推动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技术贸易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城市信用的原则。 ” 中，正式提出 “ 国家建设和发展技术市场 ” ，以法律的形式为技术市场的建立与发展确立了地位。 1996年，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制定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技术权益和法律责任等，赋予了技术市场工作的实际内容。 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的分类，技术合同的签订、变更、解除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中共十六大又明确定位技术市场为生产要素市场，并提出要创造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的环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在发展技术市场方面的意志和目标。 第四，技术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协调国家科技创新活动 。 我国技术市场从一诞生就一直在为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之间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进而促使相互间进行建设性的互联、互动、互利和共进，实现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协调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目的。经过20年的努力，可以说技术市场已经实现了这一功能，并在不断深化，力争更大创新。 第五，技术市场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性产物。 它是一种体制上的创新，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的另一方面，即：体制创新。技术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的过程及关系的总合。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动力在于市场机制、交易过程及主体关系调整的不断创新，核心就是体制创新。同时，技术市场正在向着组织网络化、手段现代化、功能综合化、服务社会化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方向发展，体现出技术市场本身技术创新的一面。由此可见，技术市场完整地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核，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丰富和发展了技术市场的内涵，不断完善了技术市场功能，各地技术市场条例的修改、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与落实，使技术市场法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充分体现出技术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体系，也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另一特征。 三、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技术市场的发展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技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重大的体制创新。从技术市场二十年发展情况看，国家坚持 “ 放开、搞活、扶植、引导 ” 的技术市场发展方针，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科研开发市场化、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使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充分体现，为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在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伟大进程中，技术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将从体制上彻底打破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壁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市场机制，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技术市场发展之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技术市场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技术市场的发展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得到丰富和完善 。 从技术市场内涵可以看出，技术市场包含了技术商品形成和转化的全部过程，围绕着这一过程建立了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相应的创新服务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确保国家的创新活动按照市场的机制有效开展，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得到了丰富和完善。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在我国技术市场中已经形成了包括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各类技术贸易机构35287家，从业人员达85.33万人，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084.67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到0.93%，有效地推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其次，技术市场的发展对科技资源的配置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 它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并将知识、技术、资金等要素通过一定的利益关系，以各种形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技术以权益形式的结合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知识产权实施许可为核心的技术转移正在蓬勃兴起，所有这些都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得以实现。 第三，技术市场的发展将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建立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这个体系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国技术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规律在技术市场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加速我国技术市场的发展将有效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活力。 另外，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以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积极活动及其间相互作，有效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为目的。这与技术市场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技术市场的发展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技术市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之一，在科技资源配置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过去2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技术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渠道。技术市场的发展将使国家创新体系得到丰富与发展，功能得到实现。同时，加速技术市场的发展也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增添活力。 另外，本文形成过程中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业界部分同行专家的有关论文与著作，文中正确的观点应该说是业内同仁共同智慧的结晶，不正确的说法、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理解不同。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18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翻译Freeman的国家创新系统定义——回刘立师
toloding 2011-3-2 22:07
如何翻译institution，在2008年写综述文章时就遇到，当时被各种文章的institution搅得晕头转向，只好拿出一小节的篇幅试图列举出各文献在具体语境下的institution的涵义；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完全理清。 至于Freeman的国家创新系统定义，我的翻译是： NIS是一种宏观体制，其中公私部门的各种组织形成了网络，网络中组织的各种互动和活动激发、引进、修改和扩散着新技术。 Freeman （ 1987 ）NIS定义： “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hose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itiate, import, modify, and diffuse new technologies . （1）这里的institution,译为“组织”较好，因为译为“公私部门的各种组织”是通顺的，但是译为“公私部门的各种制度（或体制）”，那么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就译为 由公共部门的制度和私人部门的制度所组成的网络，这样似不太妥当。 （2）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的主体是谁？是具有主体性的组织，还是由组织形成的制度（体制）？“制度的活动和互动”好一些，还是“组织的活动和互动”好一些呢？ （3）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的复数形态最还还是译出，以表现出活动和互动的多样和多层次
个人分类: 研究体会|5404 次阅读|0 个评论
著作推荐：《世界各国技术创新政策分析》
lgjszy 2010-9-29 14:56
【发表时间： 2005 年 3 月 1 日】 执行主编 ：林耕 傅正华李明亮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莉（电话： 010-68354371 ） 出版日期： 2005 年 3 月 书号： ISBN 7-5017-7446-3 / F 6002 字数： 264 千字 定价：￥ 2 5 .00 内容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技术创新逐渐由理论研究向具体实践转化，发达国家均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和激励技术创新，并将技术创新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纷纷制定技术创新政策和技术创新法律、法规，直接推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如美国先后颁布了《史蒂文森 威德勒技术创新法》（ 1980 ）、《拜杜法案》（ 1980 ）、《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 1982 ）、《国家合作研究法》（ 1984 ）、《经济间谍法》（ 1986 ）等 20 多部技术创新法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法律体系。日本也先后颁布《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 1985 ）、《促进大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转移法》（ 1998 ）、《科学技术基本法》（ 1995 ）等一系列法律，全面推进技术创新。法国 1999 年通过了《技术创新与研究法》、以色列政府 1984 年颁布了《产业研发鼓励法》，等等。一些发达国家长期保持国家竞争力的优势，正是技术创新政策效用的最好注释。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技术创新，投向技术创新的各类资源不断增长，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技术创新政策的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全面推进我国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 在《世界各国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介绍、分析了美、日、英、德等 13 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要点和精髓，这些国家中既有美、日、英、德等发达国家，也有同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等国，为的是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比较和借鉴。同时，还组织翻译了《史蒂文森 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拜杜法案》、《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国家合作研究法》、《国家竞争性技术转移法案》、《经济间谍法》等 6 部美国的技术创新法律，为的是给国内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更加快捷和深入了解国外技术创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途径。 图书目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世界各国技术创新政策分析 美国的技术创新法案及给我们的启示 日本的技术创新政策 英国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 德国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 法国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 欧盟的科技创新政策 加拿大的技术创新政策 澳大利亚的技术创新政策 丹麦的技术创新政策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政策 俄罗斯技术创新政策及实践 韩国的技术转移政策 印度技术转移政策及实践 世界各国技术创新政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世界各国技术创新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美国技术创新法案 1980年拜杜法案 附：拜杜法案宣传手册 1980年技术创新法 1982年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 1989年国家竞争性技术转移法案 1984年国家合作研究法案 1996年经济间谍活动法案
个人分类: 图书评荐|56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著作推荐：《技术交易与技术产权交易定价研究》
lgjszy 2010-9-29 14:45
【发表时间：2005年9月1日】 主编 ：张耘 林耕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莉（电话：010-68354371） 出版日期：2005年9月 ISBN：9787501770892 页数：327 定价：￥25.00 图书分类 经济、管理、贸易 企业管理 综合 内容提要 由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目前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定价机制还很不完善，同时，价值评估的定价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作为资产交易中间环节的价值评估，也未能充分发挥出作用，尤其是面对高科技中小企业产权，这个十分特殊的交易客体的价值评估，其提供公允市场价格的功能显得然还很不健全。 因此，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对于实践者，这两个领域都是十分值得探索的乐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这本论文集。对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措施，共同为技术交易和技术成果的顺利转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论文集共收录到论文24篇，并大体由技术交易、技术产权交易定价理论和技术产权交易实证三部分组成。至于论文的水平、论点的正确与谬误以及编排是否合适，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导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技术交易 北京技术市场发展回顾及前景展望 加强技术中介服务 增进创新体系建设 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模式 技术市场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分析 技术产权交易活动与技术市场的发展 技术市场释义及其与科技中介关系的分析、发展目标和建议 第二部分 技术产权交易定价理论 技术产权交易信用发生的机理 高新技术企业价值估算的一般方法 多重支持向量机在技术定价中的应用 中小科技型企业技术的资本性分析 浅论人力资源会计 北京地区上市公司对中关村科技企业直接投资状况研究 研究开发项目风险投资新模式 实物期权方法在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高科技企业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评估 一个简化的认股期权价值与人力资本定价均衡模型 第三部分 技术产权交易定价实证 技术产权交易项目评估指标体系的探索 高科技企业的风险诊断与测评 高科技企业成长期的风险测评模型探索 北京技术交易中的知识型服务业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交易的定价模型 信用担保融资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基础结构资本定价研究 高科技企业有形资产定价模式及应用研究 后记 文章节选 北京技术市场发展回顾及前景展望 林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决定把开放技术市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打破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壁垒、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的伟大进程中，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生机的发展之路。开放技术市场不仅促进了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科研开发市场化、技术成果商品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也使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个人分类: 图书评荐|328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报道：技术转移环节薄弱 需要加强政策引导
lgjszy 2010-9-28 09:39
（发表时间：2006年7月13日） 来源：北京市海淀区新闻中心 http://www.hdcatv.com/HD_ZCFG_SHOW.aspx?NewsID=7188 来源:2　时间:2006-7-13　点击:2208 当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还是其他？ 7月6日，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2006北京）峰会上，中科院院士李国杰向数百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要尽快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 李国杰说，尽管我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都很弱，但他认为中国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技术转移。 中国当前技术交易已经十分活跃，2003年国内共签订技术合同26.8万项，成交额1049亿元人民币；2004年成交额为1334亿元。同年，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签订合同7139项，金额134.5亿美元。自2001年起，在国内技术市场上，企业第一次超过科研院所，成为国内技术市场上的最大技术供给者。 但是技术转移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当天，来自北京地区多家技术转移中心、科技主管部门、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百名嘉宾，围绕当前我国技术转移现状、政策走向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技术的扩散与应用能力比技术创造能力更重要 李国杰认为，自主创新包含三个层面的能力，即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能力、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从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不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应用。 李国杰说，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知识（Make Knowledge），是把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而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创造财富（Make Money），实现把知识变成金钱的技术创新。创新链本质是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技术转移就是把知识当成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和经营。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 对企业而言，技术的转移对抢占产业制高点意义重大。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信息、生物、纳米、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复杂性明显增加，产品的技术突破需要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技术集成，一个企业已很难独立完成。另一方面，全球竞争的加剧和技术的变化，已迫使企业从内部的垂直集成转变为横向集成，一方面要增强自身某一方面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资源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转移已经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合作将决定企业的未来。企业在自主创新的同时，一定要有开放合作的精神。技术知识要流动，创新才有活力。 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创新活动就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当前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很难成为行业领头羊。中国数十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李国杰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效率的技术转移机制，使企业尽快具有领导技术潮流的竞争力。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阐述了技术转移的重要性。低端集群中的主要链接是采购和供应商，集群的主要功能是生产，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成本和配套环境。低端集群在一片繁荣之后的直接结果，是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升，集群内的企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被压缩，亏损企业开始出现，进而导致集群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迁移的倾向，集群逐渐趋于衰败。因而，中国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当前上千个总体上处于较低层次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而产业集群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技术转移。 国内技术转移现状不容乐观 技术转移是实施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但是李国杰认为，当前中国的技术转移环节正是整个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 其实，当天各与会人士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基本一致。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在演讲时说 ，自中科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后，北京市技术转移活动越来越活跃。但就整体而言，技术转移是创新体系中的 软肋 仍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往往只重视创新要素的建设而忽视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合与协同，忽视各转移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地区来看，北京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是上海的3倍，但北京企业新产品拉动经济要素值只有上海的1/4。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关键症结，主要是北京地区技术转移状况较差，科研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 北京民营实业家协会会长、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 ，则对中关村地区的技术转移现状表达了担忧。她说，在中关村这样一个创新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并没有真正发挥院所、高校创新优势，形成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北京民营实业家协会2005年曾做调查，受访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有过产学研合作经历的仅占60%；多数企业以自我创新和 挖人 为主要创新途径。显然，中关村地区还没有形成自觉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及氛围。 造成当前技术转移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李国杰认为 ，我国缺乏人员交流、技术转移的良性发展的环境。技术人员频繁跳槽以及企业间恶性的互相 挖人 等行为破坏了互信的环境。 王小兰认为 ，许多企业的创新视野不宽，不太会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发展；而科研院所方面则存在重论文轻成果、重研究轻转化等问题，缺乏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和成果转化的责任感。 专家建议完善政策面 面对国内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会人士也提出各自的建议。李国杰认为，中国应当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大力兴办非营利的中介机构，在技术转移方式上鼓励科研机构以技术许可或转让为主。 李国杰说 ，国内技术转移主要通过科研机构自己办公司，但大多都失败了，中科院创办的400多家公司其收入总和远远小于联想一家公司。 更多人士则建议应当完善政策层面。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说 ，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技术转移的主体都是中小企业，但在中国恰恰是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应用研究转向产品开发这一 死亡之谷 （Valley of Death）阶段，国内中小企业既得不到天使投资也没有财政支持 相反，在这里中国当前更多的仍是表现为税收政策。梁桂认为中国有必要在完善创新体系的层面，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 王小兰 认为，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目标、价值观上不完全一致，因此必须有各自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二者结合。她希望能逐步运用法律法规体系，约束创新资源向共同目标努力。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 ，则建议北京应当从建立技术信息平台、技术转移制度化等方面着手，确立技术转移战略以提升地区竞争力。 长三角某省一个城市在北京的大学专门派驻了一个产学研办公室，提前介入课题研究， 抢 项目。 林耕说， 北京应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充分利用好本地资源。 (本报记者 刘明俊) 来源于海淀报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21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
annehuang 2010-1-30 08:51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的社会研究 - 科学社会学 : 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 作者简介: 曾国屏 李正风:曾国屏，1953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李正风，1963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 加入时间: 2003-08-04 阅读次数： 3024 次 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 曾国屏 李正风 （清华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问题，讨论了传统 学术评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而指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不仅是学理性的，而 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 　　关键词：国家创新系统 科学共同体 学术评价 　　中图分类号：G301,N031 文献标识码：A 　　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来广义地理解科学共同体， 其中不仅包括了作为 其基础和核心的公共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还包括政府的科学部和研究理事会、某些 企业和其他私营实体及其支撑的基础设施。相应地，科学子系统的运行绩效一方面取决于 各个要素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而这两方面， 都联系着学术评价问题。 一 　　在科学社会学中，在讨论学术评价时与科学共同体范畴密切联系。 　　科学共同体概念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物理化学家波朗依在与贝尔纳的论战中， 抨击了计划科学的观点，力主学术自由、科学自由，进而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概念。他写道 ：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 位置。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 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 很深刻的影响。大体说来，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工作的实际进行完全是个别科学家的责任； 但是对于科学发现权利的承认，是在科学家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意见的支配之下。这种 科学意见主要是非正式地发挥它的力量，但也部分地使用有组织的渠道。 　　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希尔斯进一步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途径开始浮现出来 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权威，这些权威通过自己的成就按照普 遍承认与接受的标准而发生作用，并不需要强迫。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使科学共同 体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70年代，库恩对科学共同体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科 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 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 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 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业务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 歧。 　　概观以往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共同体的探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 影响到对科学共同体中学术评价问题的认识： 1．科学共同体尽管源于社会学中的共同体范畴，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社会学中，共同体通常指与某一个地域范围相联系的人群，因而往往被作为社区 的同义语。然而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却倾向于舍弃其地域的规定性。科学共 同体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原则上它是没有国家界限的。在学术科学中，每一个无形学院 的成员都是超越国家的。尽管研究课题的资源来自各国政府或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 织，但科学家本身却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国际文职人员或他们各自国家的公 民。 科学共同体之所以被认为应当舍弃其地域的规定性，其实质上是坚持科 学共同体的任务在于生产公共知识这样的科学观念，公共知识具有超越国家等地域界限 的品性，因而科学共同体可以成为世界性的自治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有统一的 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默顿将之概括为四条：普遍主义、公有主义、不谋私利和有条件的 怀疑精神。 　　对于这样的公共知识，尽管无法确立绝对的评价标准，但可以找到相对一致的选择准 则。比如，库恩概括了五点：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库恩认为， 当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的理论和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五种特征具有关键作用。它 们连同其它类似的特征，提供了理论选择的全部共同基础。 2．科学共同体具有以专业为基础的分层结构。共同体显然可以分许多级。全体自然科 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集团，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 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除边缘上的外，都很容易确定。只要 根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一般就够了。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 抽出一些重要的子集团：有机化学家甚至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 射电天文学家等等。 科学共同体上述分层最根本的基础是专业一致，库恩把这种基 础称为专业母体。在专业内部，由于接受相似的教育，研究相同的问题，阅读共同的 文献，因而易于交流，而在不同专业的共同体之间的沟通却存在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是不可交流的。 　　由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以专业母体为基础，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评价主要是在 专业内部完成的，即学术评价主要用于解决专业内部的问题，如专业内特定理论的评判以 及对于不同理论的选择等。 3．科学共同体中学术标准的运用主要指向共同体成员特定研 究活动之后的成果评判，而不指向研究活动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中的预评判。在科学共同 体中，科学的价值体系强调科学知识的公用性质，但仍然有推动科学家生产这种公用的科 学知识的科学奖励制度，在该奖励制度中，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中 ，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承认是 作为研究者个人知识的研究成果被纳入公共知识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也是科学社会 学中所强调的运用学术标准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于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行为已经完成 之后。 　　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重新审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传统的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认 识是有局限的。 二 　　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看，科学社会学舍弃科学共同体地域规定性的做法， 不具备充分的根据。 　　第一，科学共同体的使命：不仅服务于人类利益，而且服务于国家利益。生产公共知 识是科学共同体的任务之一，但不是科学共同体的任务的全部。科学共同体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是科学体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决不单纯由增进公共知识存量这种动机所推动 ，科学体制化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知识的生产而服务于创造和积累财富并改善人们生活。 这种目标设计使政府或企业成为推进科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但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 可能使这种目标设计无阻碍地惠及全人类。如果说在公共知识转向现实财富的过程缓慢/ 路径模糊，国家间或企业间的竞争主要在应用研究领域展开时，政府或企业尚缺乏阻止公 共知识自由溢出的足够热情的话，那么，在这种转化周期明显缩短、竞争明显前移到基础 知识生产阶段时，政府或企业便开始充分强调科学研究与国家或企业利益之间的关联了。 二战之后，美国始终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措施。图1 从经费比例的 角度，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研究在RD中的份额的变化。图中较细曲线是根 据实际数据作出的，较粗曲线是对真实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处理后的趋势曲线。由图可见 ，美国基础研究的比重有两次较大的上升，整个60年代的不断上升的实质是应对原苏联 人造地球卫星所代表的挑战，而90年代以来的再一次持续上升则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 政治和经济新时代挑战的应答。这就是美国对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如何更好地发挥科学 系统、基础研究的作用的方式。 来源∶NSF. National Patterns of RD1995(注∶1995年为估计值)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的报告，更充分表明了 科学共同体与国家这一地域性范畴之间的相关性。该报告不但强调把增进基础研 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而且要求美国科学界在继续充满活力地探 索科学知识新领域的同时，保证在实现国家目标时付出更大的努力 。 　　美国最近的动向又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美国人应答国家面临重大挑战的方式。199 8年9月，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向国会提供了一份长达百页的题为《开发我们的未来》的重 要报告，报告中所提建议的第一条就是∶为了保持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会应将稳定而持续地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1998年10月初，美 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联邦研究投资法案，规定到2010年美国民用研究预算要翻一番 。 　　显然，与强调超越地域范畴的传统的科学共同体概念相比较，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学 术评价将更加突出科学活动与国家目标、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二，科学共同体的生长：不仅遵循科学系统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且受到国家特殊的 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制约。科学共同体的生长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同时也表 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前者作为一种认识结构而更多地展示出非地域性的普 遍性，后者则更多地展示出地域性的特殊性。 　　这种地域性的特殊性有多方面的表现：①历史的文化传统和区域的资源禀赋不但会影 响科学的观念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生长速度，而且会影响科学活动侧重点的选择以及科学共 同体的生长方向；②特定时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但会使国家范围内科学共 同体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具有特异性，而且会强烈地影响科学共同体中的力量分布状况；③ 现实经济发展水平更会成为制约科学共同体发展的一种客观约束力量。上述各种特殊性， 使得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的印记。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地域 性的印记往往提供着一国科学子系统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中的特殊价值，使科学共同体具备 了多元互补性。充分注意这种互补性已成为各国制订科技政策的依据之一。如美国不仅在 本国科技统计、科技评价和科学活动的计量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而且非常关注对其它 国家科技活动的统计分析，其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考察这些国家会在哪些领域对美国的国家 利益构成威胁或提供帮助。 　　科学共同体的地域性特点，对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评价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 共同体在进行学术评价时的不公正现象，如马太效应和权威效应等，也会表现在 地域侧面，如表现在国家层次上。这些不公正现象往往导致国际标准被优势国家的 地域性标准所取代，也会使劣势国家的某些新路径的高水平研究难以获得承认。正是因 为存在这种情况，国际承认往往并不等于国际水平。 三 　　传统科学社会学中所讨论的学术评价主要局限于专业或学科内部。这种做法是有其合 理性的。因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范式或专业母体为基础，范式或 专业母体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语言以及传统上的差异，因 而造成交流和沟通上的障碍和困难，甚至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相对来讲， 专业内部或学科内部的评价可以回避这一困难，而使学术评价更趋可靠。 　　然而尽管这种评价有这种合理性，但仅仅立足于这种专业成员内部或学科内部的评价 ，却是无法满足建设国家创新系统的现实需要的。事实上，如果把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 子系统视为地域性的科学共同体，那么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专业或 学科的界限。国家范围内科学资源的集成和分配必然地不仅涉及到同一学科中的不同专业 ，或同一专业中的不同方向，而且将涉及到不同的学科。 　　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目的旨在以最优的方式配置国家范围内的科技资源,，以提高国 家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专业或学科内部不同理 论间的选择，而是专业之间或学科之间在优先发展上的选择。即它试图解决的不仅是专业 内或学科内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专业间或学科间问题。这种解决不再回避专业或 学科之间在交流和比较上的困难，而是要克服这个困难，这使得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 价不仅是学理性的问题，而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问题。 　　这种学科间评价，应当确定国家重点发展哪些学科，在学科中的哪些领域力求突破。 应明确扶持哪些薄弱学科，在哪些方向进行紧密的追踪研究，以图适时地实现超越。对这 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应当以全面而准确的学术评价为根基。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创新系 统中的学术评价便无法像以往的科学社会学评价所设想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相反，它是 同社会评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敏锐的科学家已经充 分认识到这种结合的必要，如美国科学家温伯格便以研究科学各分支学派和领域的优先权 为目的，建立了一套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评估准则。他认为，人们需要对以下问题做 出判断 ： （1） 这项科研在潜在应用方面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吗？ （2） 此项科研对现存的或提议的技术能带来相当显明的改进吗？ （3） 这一领域的发展对科学的其它领域有重要后果吗？ （4） 此项科研已经成熟到足以开发的程度吗？ （5） 在那个领域有有益的事情要做吗？ （6） 这个课题并不陈腐且未超负荷吗？ （7） 存在此项科学研究可以利用的优秀人才吗？ 　　在阿尔文温伯格(A﹒W﹒Weinberg)看来，上述问题（1）－（3）涉及到选择的外部 标准，问题（4）－（7）涉及到选择的内部标准。内部标准旨在从学科（领域）发展的自 身出发，评定各学科（领域）在新问题方面具有的前景、潜力和成熟程度，以及该学科（ 领域）在人力方面具有的基础。外部标准则试图评价各学科（领域）发展对其他学科的支 持作用以及对解决技术和人类问题的影响。 而是否注意到这种结合，对国家创新系统的 绩效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正面的例证可见于美国NSF的发展。美国科学基金会是美国基础 研究的重要资助者，但对基础研究的推动并未游离于经济和社会目标之外。如20世纪60年 代NSF受到企业界的抨击，认为NSF不重视应用研究和工程发展，并且国会也要求NSF反映 企业界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从1969-1977年实施了RANN计划（应用于国家需要的研究计划 ），最后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工程科学局；二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卫生部医学研究的加强， 相应地，美国NSF撤消医学研究局，加强对其他科学研究的资助；三是到了70年代、80年 代，由于高技术产业，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工程发展对国民经济有 着重要的影响，美国NSF相继设立计信息科学局、工程科学局。由此可见，美国NSF试图实 现学科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结合与互动的努力。 　　相反，英国在基础性研究领域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一政策使其科学共同体的 生长较多地受制于内部固有的系统惯性，突出研究的国际目标，而忽视了研究的国家 目标，因而妨碍了有限资源流向那些从国家利益出发希望发展的科学领域，或流向科研效 率较高但还尚未在国家科学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有效发言权的科研组织和个体。许多政策 分析家认为，这种科学政策所固有的学术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分离，是造成英国工业衰退、 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学术评价的对象看，以往科学社会学所强调的学术评 价主要针对科学研究完成后的成果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人们关注的多是小科学 的科学研究活动。这种科学活动在课题方向的选择上受个人兴趣的驱动，在研究资源的获 得上对社会的依赖性小，这种研究被称之为自由研究，在科学研究活动完成之前，基 本上属于个人的行为，无须社会通过专门的评价活动予以约束或规范。相应地，评价主要 作为个人认识获得的社会承认的必经程序而发生在成果完成之后。应当说，在国家创新系 统中，这种评价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赋予科学共同体社会成员以社会承认并对之进 行激励的重要手段，是科学子系统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之一。 然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 学术评价，却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种成果评价的范围。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起源看，可以 认定是大科学时代的产物，是科学体制化进入到国家建制和跨国家建制层面并发展到较高 阶段的产物。大科学的概念源于普赖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小科学与大科学》，对 这种大科学内涵，温伯格曾做过这样的概括：科学变成为庞大的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 方面是指，现代科学的许多活动核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或空间研究要求非 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巨大队伍。另一方面，科学事业，小科学和大科学两者， 都在爆炸式的增长，并且变得非常复杂。 显然，大科学要求有高度精密的仪器、庞 大的人员队伍，即大科学必然伴随着不断的技术升级和成本升级，而这意味着组织管理、 能源和物质供应、技术等各种问题和同时出现。这将使科研活动与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空 前地尖锐起来，也将使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 大科学对社会资源的高 强度需求和依赖，以及对科学研究投入高回报率的不懈追求，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科学中学 术评价方式。可以说，在大科学唐运作方式中，有限的科研经费、人员以及设施等科学资 源与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合理分配和适时调整，是提高科学研究整体效率和科学质量的 关键所在。要解决这个分配和适时调整问题，学术评价不但要指向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 业之间，而且应该贯穿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始终。如果说在自由研究的小科学时代，科学共 同体的学术评价主要聚焦于作为输出的成果，那么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大科学运行方式中 ，学术评价是基于全过程的，不凡最终体现为对输出的研究成果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现为对输入的研究前的预测评价，以及对输入最大效率地转化为输出的研究中的过程评 价。有理由认为，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只有这种基于全过程的学术评价，才能全面的描述 人们的创新行为，才能对创新活动的绩效与趋向，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做出充分有效的动态刻划。 文献： ----------------------------------------------------------------------------- --- 曾国屏，李正风 主编．世界各国创新系统．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杨宏进、薛澜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 .19 转自刘王君 王君．．科学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68；171 同上，171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2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君君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50-251 同⑤,316 同⑤，292 J. R. Cole J. S. Co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5 克林顿，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曾国屏，王蒲生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Unlocking Our Future----Toward a New Nationa l Science Policy. Sept. 24, 1998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Bulletin of Science Policy News. No. 1 43: Oct. 21, 1998 同⑥，230－231 同③， Trial on Science Community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Zeng Guoping, Li Zhengfeng (Cente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 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cience community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points out further that it is not only academic but also social and policy relevancy. 　　Key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ience Community, Academic Evaluat ion 引用 地址： http://hps.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689st=0
个人分类: 科学计量学与科技评估|1936 次阅读|0 个评论
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 (转贴)
pikeliu 2009-9-7 10:58
　　 专访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要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2009-09-07 03:38 高育文 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经济发展、经济崛起的根基在于科技领域的前进。日本、韩国在战后实现经济赶超,主因即在于此。在新中国六十年征程中,我国在两弹一星、神舟飞船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突破。进入新世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又被定义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在建国六十年周年纪念之际,本报组织六十年征程如何自主创新系列讨论。 　　近日,CBN专访了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梅永红曾先后组织或参与了航空、汽车、船舶、中医药等一系列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情况的调研。 　　 与经济规模相比 　　技术创新能力仍是短板 　　CBN:对于6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你的概括性理解是什么？ 　　梅永红:中国经济的进步为世界瞩目,在GDP、出口、税收、就业等核心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发展规模上,我们已经在众多产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钢铁、水泥、纺织品、电视机、手机、PC机等的产量已遥遥领先,汽车、船舶等也已位列第一方阵。 　　在科技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益紧密,这种意义甚至比科技自身的进步更为重要。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还是短板,许多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于进口。 　　CBN:你谈到中国经济在规模、数量层次上的巨大进步,又谈到了这种进步中并没有同步的技术能力的成长。 　　梅永红:在许多领域,技术能力的成长确实没有跟产业规模成长保持同步。如果没有外国技术或者核心零部件的支撑,有些产业可能就成了空壳。 　　比如轿车,我国现在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别人的,拥有自主品牌的轿车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我们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别人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尽管已经达到了年产数百万辆的规模,但这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同样的规模不是一个概念。大与强,似乎已经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我国许多产业领域的发展主要还是停留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产业最深层、最内在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上做文章。 　　CBN:有人说,先做大,再做强。比如有汽车产业领袖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梅永红:在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找不到这样的发展逻辑。我甚至认为,先做大再做强的思路是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教训。 　　还是以汽车为例,韩国开始自主开发现代轿车的时候,整个韩国的汽车年产量只有3.4万辆;日本丰田的第一辆轿车就是自己研发的。技术能力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是厚积薄发的过程。不能说现在不做技术,等到将来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再做技术,请问谁能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个规模究竟是多大？中国数百万辆轿车的生产规模难道还不够大吗？强与大本来应该是内在的统一,这就像一个人,身躯已经发育得很大了,骨骼也应当发育完全,一个只有庞大躯体而没有强壮筋骨的人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 　　 获得技术不等于获得技术能力 　　CBN:很多人士认为,技术是可贸易的,我国只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就可以了。 　　梅永红: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贸易的确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有很多技术的转移仍然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核心技术仍然是买不来的。特别是当我国发展到跟他人形成竞争关系时,通过技术优势对我国相关产业进行限制和控制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 　　即使这种技术是可贸易的,但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往往很高。因为外国企业形成了技术垄断,技术垄断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市场垄断和价格垄断。当我们不具备某种技术能力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在价格上的谈判底气和博弈能力。相反,只要我们形成了相关的技术能力,别人对我们的技术贸易价格就会一路下跌。每当这时我们才会明白,那些掌握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中国获取了多少超额垄断利润。 　　总之,有没有技术能力,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和代价,这是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CBN:你刚用了两个词语,一个是技术的可贸易,一个是如何获得技术能力。技术和技术能力的不同,怎么理解？ 　　梅永红:技术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一种产品,比如一条轿车生产线、一个关键零部件、一件生产工具等,这本身只是一个技术产品,是技术物化了的产品。这个物化产品的背后才是真正的技术能力。我们也许可以获得这种技术或技术产品,但形成这种产品的技术能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移过来。技术贸易和技术能力的学习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过去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如果不掌握真正的技术能力,当市场需求变化之后,我们除了继续进行技术引进之外别无选择。这也正是中国一些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根源。事实上,技术能力必须来自于有组织的学习和消化吸收,来自于自主创新的实践,这是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CBN:我们过去强调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同步,也就是吸引先进的跨国公司来中国设立工厂、研发机构等,这能否实现技术引进？ 　　梅永红:国际上,产业分工已经越来越普遍。别人把产业转移过来,其实是其自身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高消耗等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转而投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这个过程并没有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相应提高,没有获得与产业规模对称的利润。经济发展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市场换不来技术 　　CBN: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更多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略,后来我们转变为自主创新。如何评价市场换技术呢？ 　　梅永红:我从来就不认同以市场换技术的概念。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能说是成功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不少领域市场让出去了,但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飞机、汽车等领域都是如此。在个别领域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三峡工程,但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叫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让市场对一个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市场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谁占领了市场,谁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比如我们现在也做office,甚至做操作系统,但为什么不能与微软形成竞争态势？就是因为先进入者控制了市场,形成了从用户到服务、到品牌的完整链条。消费是有惯性的,对品牌的认同往往很难更改,个人消费者如此,机构消费者更是如此。 　　现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包括国际间的竞争,甚至WTO谈判,无论是单边还是多边的,说来说去就是在市场问题上进行博弈。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把自己的市场保护住,同时还要尽量挤占他国的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都让给别人了,自己就只能当配角,只能跑龙套。 　　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市场的重要性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导向,再去谈技术进步就是空谈。恩格斯一百年前就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如果我们的市场都让他人占领了,我们开发出来的技术如何实现其价值？如何通过市场应用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如何获取利润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CBN:有人说我们出让市场之后就能得到技术。不仅是进口外国产品,还有直接吸引外资公司来我国设厂等形式。 　　梅永红:据我们了解,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只要准备到中国来投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三到五年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几乎没有例外。实际上,他们来了就要占领市场,靠什么占领市场？就是技术,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技术。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技术能够轻易地为我们所掌握,那么他们还怎么在这个市场上立足？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所以,跨国公司都会严格地控制技术溢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专利布局;二是技术保密协议,对所有参与技术研发和管理的人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技术保密规定;三是最大程度地细分技术开发过程,使得单个环节的技术开发变成了简单的技术流程,无法使参与研发的人员形成整体的技术概念。近年来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尽管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尽管已经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上千家研发机构,但技术溢出是非常有限的。 　　CBN:在几个核心产业,比如IT、汽车、家电等领域的技术溢出都是比较有限的吗？ 　　梅永红:对,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我们所追求的还是简单的投资层面,还是在规模扩张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层面。即使生产规模做得再大,也只是为别人的知识性生产提供更大的应用与市场空间,是进一步强化他人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许多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恰恰是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技术需求动力,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反向互动的局面。 　　 四方面的根源 　　CBN: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实践的发展和我们获取技术能力目标的背离？什么导致我国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没有发展起来？ 　　梅永红:我们并不缺人,甚至在很多领域的投入也不少。比如汽车领域,我们为兴办一个汽车企业可以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总结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历史,我认为需要从意志力、战略、体制、政策这几个层面去认识。 　　首先需要从意志力上考虑。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觉得谈这个太虚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发展技术的意志力确实不够坚定和执著。往往别人释放一点技术转移或投资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马上终止自己的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放弃自主开发技术的努力。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太大,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都赶不上别人。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做技术,一味地靠在别人身上过日子。一个大国如果在众多技术领域都寄托于他人,寄托于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技术能力？什么时候才能使得中国产业向高端攀升？所以我认为,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自甘落后。 　　CBN:战略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在战略层面上,我们很多领域的技术发展战略不是很清晰,缺乏完整统一的规划。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摇摆不定,一会儿做,一会儿又不做,这导致很多产业技术发展不稳定。一旦中断了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过去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 　　大飞机就是如此。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制了,与欧洲研发空客几乎同时起步。但在80年代中期美国向我国转移麦道生产线后,就开始陷入到走走停停的旋涡之中,对于是否自主研制的争论整整持续了20多年,大好的发展机会就此丧失。汽车领域也是这样,本来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进行组装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零距离地进行技术学习,但我们却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放弃了技术学习,放弃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平台和自主品牌。这都说明我们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CBN:体制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体制问题特别反映在技术的消化吸收上。中国引进国外技术无可厚非,但消化吸收比引进技术更为重要。其实,日、韩在技术发展上就是如此,我们做过一个研究,日、韩每花1元钱引进一项技术,就要花7到8元钱进行技术的消化吸收,形成属于自己的技术能力。但我们更多的只是引进。 　　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好,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呢？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中国吸收、引进技术的主体,几十年来就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体制,我不敢说是全部,至少主要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目标,国企的考核制度以及领导人的任命制、任期制都决定了他们很难为企业长远的发展谋篇布局,而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恰恰是对未来的投资,是培养未来的竞争力。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人愿意栽树,大家都是想着摘果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发展上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而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CBN:政策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政策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政策缺失;二是有很多政策彼此打架;三是即使有政策,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在政策缺失方面。比如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很强,但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很多要素的长入,尤其是金融资源。由于缺乏与这些重要社会资源的有效衔接,导致许多极具潜力的中小企业成为长不大的小老头儿,不能像硅谷的微软、英特尔、惠普那样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巨人。 　　在政策目标协调性方面。企业的发展所面临的是综合性政策环境,包括投入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财税政策等,这一切决定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取向。但是,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长期以追求GDP、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等短期收益为核心,这跟我们倡导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政策执行力方面。比如政府采购问题,2002年出台的政府采购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直到今天,我们连国货的定义都还不明确。什么叫国货？国内组装生产的宝马和奔驰算不算国货？微软的视窗系统在中国分装算不算国货？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和敏感,于是就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实际上,政府采购在很多国家都是产业政策,立足于为本国企业提供可预期的发展和利润空间。中国现在每年有几千亿元的政府采购规模,这样庞大的市场能不能成为拉动中国自身企业成长和创新的一个战略性资源,这已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重提重点领域的举国体制 　　CBN:改革开放前30年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除了自力更生的决心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认真吸取的东西？ 　　梅永红: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很多关键技术受到外部封锁,但外部压力反而促使我们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发展速度非常快,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这种不甘落后的决心和意志力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 　　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我认为当时在重点领域里实行了举国体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人把这种举国体制理解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甚至是落后的体制,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核能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都是采取的举国体制,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进行攻坚。 　　最近,日本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研发体制也很耐人寻味。日本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到京都大学,总共有100多人,共同进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这完全是一种举国体制。各参与单位出钱,国家也进行适当补贴,在京都大学共同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电动汽车研发平台。据我所知,日本在这个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如此开展研究,表现出主导未来电动技术产业的强烈意愿。 　　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比如,在目前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中,举国体制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在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 　　CBN:最近几年,国家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过去市场换技术的思路相比,是否意味着重大变化？ 　　梅永红:的确如此,自从2006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后,科技发展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已经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与此同时,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比如,我们明确强调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在政策层面上就有了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的相应跟进,调整力度之大、影响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样良好的局面,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充满信心。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3970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5-21 07:29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