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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对决之王蒙耳提子东读《稼先》
热度 20 qhliu 2014-9-3 11:48
王蒙 和 许子东 ，二者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在凤凰卫视的 窦文涛主持的 访谈节目《 锵锵三人行 》对谈周啸天《邓稼先歌》。王蒙对许子东甚至不愿意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谈感想，极为不满，愤懑溢于言表！最后的画面如下： 王蒙为了 说服 许子东旁征博引，纵横挥阖。许不悟而不放弃， 王 不亦君子乎? 许子东说他不懂，其实不喜欢周诗。他就是不直说，礼数也是到位了。综观全过程，二者都未失文人风度。 ———插播——— 近段时间文坛较为热闹的事，要算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的旧体诗集《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鲁迅文学奖引起争议一事了。初步看来，网友之所以质疑周诗获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啸天的自诩及一些名家如王蒙的过誉引起网友的反感。二是周诗本身的一些低劣之作确实难登大雅之堂。比如被广为引用的那句“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网友讥为口水诗、打油诗。 —————————— 《邓稼先歌》——周啸天 ( 红字为土著所注 ) 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 ( 打油开头 ) 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 ( 油腔滑调。如果下文不变，将流于粗鄙 ) 不赋新婚无家别，夫执高节妻何谓！ ( 新婚无家别:变自杜甫《新婚别 》 ) 不羡同门振六翮，甘向人前埋名字。 ( 振六翮：《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 ) 一生边幅哪得修，三餐草草不知味。 ( 一生如此，可谓极难 ) 七六五四三二一，泰华压顶当此际。 ( 借数字入画，进入原子弹发射倒计时现场。不过“ 泰华压 顶”涉嫌生造，仅可意会。 ) 蘑菇云腾起戈壁，丰泽园里夜不寐。 周公开颜一扬眉，杨子发书双落泪。 惟恐失算机微间，岁月荒诞人无畏。 潘多拉开伞不开，百夫穷追欲掘地。 神农尝草莫予毒，干将铸剑及身试。 一物在掌国得安，翻教英年时倒计。 ( 回映前面的倒计时，此处却是英年早逝 ) 公乎公乎如山倒，人百其身哪可替！ 号外病危同时发，天下方知国有士。 门前宾客折屐来，室内妻儿暗垂涕。 ( 折屐：语出《晋书·谢安传》：“ 玄等既破坚 ，有驿书至， 安方对客围棊，看书既竟，便摄放牀上，了无喜色，棊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 ) 两弹元勋荐以血，名编军帖古如是。 天长地久真无恨，人生做一大事已！ 注： 1958 年 8 月钱三强约见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令其领军。邓遂与妻子一别二十八年。 1971 年杨振宁出席上海一宴会，席间得邓信披露，中国制造核武器并无外人插手。杨为之泪流满面。邓主持核试验十五次无不利，向称 “ 福将 ” 。然 “ 文革 ” 中一次降落伞事故，使核弹坠地失踪。邓驱车，寻到弹头，超 “ 吃剂量 ” 。 1985 年查出癌症晚期，两报始以专版报道 “ 两弹元勋 ” 。翌年 7 月，邓全身出血不止而逝，终年 62 岁。 ————— 全诗完 ————— 窦文涛：笔墨当随时代。 许子东：第一，超出我的评论范围。第二，即使作为普通读者，也不予置评。 王蒙：没有人觉得这首诗如何，而是说周啸天人如何，周啸天和王蒙个人关系如何。 窦文涛：现在很多人对宣传革命、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反感。 王蒙：杨振宁对邓稼先爱国主义、个人贡献、人格等方面，充满了敬意。这和革命何干 ? 如果有人对在新中国做过好事的人，都痛恨，那就不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许子东：王蒙欣赏这首诗，一方面是他被内容感动了，同时也认为这首诗好！ 窦文涛：您对“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如何看 ? 王蒙：如果把诗词中的一句拿出来看，不够公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您觉得如何 ? 笔锋一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下子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了。 王蒙：诗词是中国文学的一颗大树。你的新作是这颗树上的一个树叶或者一颗蓓蕾。而你的树叶必须匹配。很多人写的诗词，雅极了，但是你不知道这首诗是唐朝人、宋朝人、还是清朝人写的。当然也有好的，例如新加坡的潘寿，他属于钱钟书这个级别和年龄的人。他写的非常古雅，同时还有忧国忧民之心。有的人用点怪词、俗词，但是也写得很好啊，例如聂绀弩就是这样啊。 聂绀弩的诗词到了什么程度啊? 我相信即使不读诗词的人，如许教授，也会对他有兴趣。最后，我跟你就说两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语出：聂绀弩，《归途之二》)。 《归途之二》 作者：聂绀弩 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
个人分类: 拾穗记|9239 次阅读|53 个评论
当“知识分子”走下神坛——漫谈公众与理想“知识分子”的对立…
热度 1 flysky97 2013-11-25 21:51
当“知识分子”走下神坛 ——漫谈公众与理想“知识分子”的对立…… 文/齐云龙 有感于两件事： 一、王天旭博士被强制赶出待遇房：见 庄呈展 老师 评： “ 堂堂博士后 为什么成了老赖？ ” 二、 作家王蒙感叹： 网络带来白痴和低智商时代（ - 新华网 ） 类似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可是真得刺激着我，还有无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敏感的神经…… “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以至于当我想把自己归为其中一类时真得有点为难！ 而自己的立场呢，也是莫衷一是！不妨把这里 “ 知识分子 ” 理解为那些 特立独行、真正报着理想，却不被容于现实 的少数“知识分子” 吧！ 刘进平 老师说，“ 王天旭事件“ 是科学网孤独的“ 狂欢 ” ，其实我觉得不尽然，而这样的事件只不过显露出了一点点大众与“知识分子”们的对立，或者反过来说，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之所以有新闻效应，原因在于媒体站在大众的视角，认为王博士是有错的，而反过来，科网的好多看客们又站在一个大众的角度，认为媒体 人无耻和无知。 赵明 老师谈李侠老师： 名博李侠—— 一个容易轻信网络谣言的教授 ，作家王蒙如是说， “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造成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 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却是网络的水准远远不足以体现文化、科学、思想、智慧，以及品德的质量与高度。甚至网络信息的人云亦云与平均数性质正在损伤一个民族高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与可能。” 容易被网络影响的非只是像李侠老师一样的少数人。 如今，当点击率、收视率成为媒体或者网络评价的重要标准，为了博人眼球，媒体后面的策划者们可谓煞费苦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用点下三滥的手段，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知道这一点，媒体的某些非正常行为便容易理解了。而我们所在的网络又借题发挥，煽风点火，把一个群体的愤怒化作喷薄而出的无数博文、点击和评论——人不该太易怒，因为愤怒了就容易失去理智，说出错的话，做出错的事！人不该入戏太深，太深了就容易迷失自我！ 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的 隔阂可谓由来已久，且难以弥合 ，如俗语说：“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有人给他们美誉：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也有人说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抬，实在是不中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却又自命不凡 …… 他们有很多受教于圣人先贤，能与之对话， 思接千载、神游万仞……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享受精神世界里的自由，他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自诩清高，不愿与俗世同流合污，宁出淤泥而不染…… 他们不 愿意为红尘俗事所累，不屈服于特质匮乏，也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如孔子爱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 ” “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对决中，即使打了平手， 内心受伤更多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原来不屑于与世俗太多的人相提并论，不愿意与之为伍，与世无争的生活原本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他们有着更强的自尊心，更强的荣辱感…… 在历史的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待遇如同潮水一样时起时伏，在危难的时候最先挺身而出的往往是有着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畏惧牺牲，宁愿以生命换取人类的进步，而在某些时期，他们又会因言获罪，因为超越时代超越大众的思想和举动，因为不流俗，不趋炎附势而受打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并不清楚那段特殊的历史，但是我知道，曾经有一个阶段，教师一族备受屈辱…… 刘洋 老师如是说： 首先是社会上的“仇学历”现象 。和仇富、仇官等情绪类似，虽然学历基本都是辛勤学习获得，但很多时候大众还是乐于看高学历者的笑话——也许这就是新闻性的一个根源动力。相信这类现象在诸位的生活中也时常遇到，除了正面的欣赏等情绪，也常会遇到有意或者无意对高学历的嫉妒或者挑战打压。视频中主持人以及法官对王博后的很多话，听起来是相当刺耳的；其实很多和学历毫无关系。吕老师的博文 《 知识分子们，又一次被媒体当猴儿耍了。。。。。。 》聊的比较细。 “知识分子”也曾经一度走上神坛，受人景仰，尊重和爱戴，然而如今 ， 当教育越来越普及，网络越来越发达，知识传播越来越迅速、人才的评价标准越来越混乱（想起吴国清老师那副上联：智商情商德商 商伤不起，俺对的不太工整的下联是：硕士 博士 院士 士誓高升）”知识分子”已经由原来少数变为如今的遍地皆是 ， 余洪波 老师说 ， 王天旭不过是近年高校大跃进的祭品 ……甚至于有少数无耻的教师为了个人之欲利用人们的尊敬而作恶 …… “知识分子”便最终走下神坛，失去了头上那道光环 …… 公众对于科研界或学术界还有诸多的不解，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存在着很多 矛盾， 一方面出于对知识的崇拜，对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很尊重的，另一方面又对身边他们所见的一些他们认为“迂腐”的”知识分子”不屑或嗤之以鼻…… 与公众而言，对在很多方面处于弱势的“知识分子”，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和支持，甚至在很多时候是关爱的态度， 因为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他们的奉献！ 而作为“知识分子”，也更当自强， 以更坚韧的内心面对现实里的世态炎凉，也要尽可能让自己知识结构更完整，以有更强的能力去回报社会，回报家庭，从小事做起或许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 ……像 文锋 老师说的“ 理想与现实 ”都是要看清楚和想清楚的！ 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只能万分遗憾——深觉众多“知识分子”（这里暂且把自己算在内）委实可怜，然而也 只能 哀其不幸，而怨其不争——因为，社会从来就是强者的世界！ 而如何让整个社会前进中走得更理性，还有很多事是需要大家都思考的！我们不该忘记，仅仅是几十年前，难以计数的“知识分子”在那场浩劫中备受打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那场浩劫几尽毁了一代人，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后几十年的前进步伐…… 最后，说一句，无论我们把自己放在大众的角度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角度，请你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努力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努力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 不过，还是像王蒙说得更客观、更积极一点：“ 不论出现多少伟大的议论和愤怒，传播信息科学技术与手段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既无法抑制“数量×速度”的狂欢，又不能挽救精神果实、质地品位的颓势，无法使严谨文化人的憔悴与寂寞，发育成传播明星式的丰腴红火，无法使浅薄雕虫小技的得意洋洋提升为殚精竭虑的深度思考，无法让烧钱式、起哄式的炒作进化为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求索与在精神阶梯上的攀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良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创作。我们仍然可以不懈地追求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与创造上的成功，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与艺术家，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或应该有经典的著作，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 。”
个人分类: 人文|258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带着镣铐的舞者—王蒙《这边风景》重见天日
热度 1 zhangxw 2013-5-13 12:27
带着镣铐的舞者—王蒙《这边风景》重见天日 张学文，2013.5.13转贴当日新疆都市报b2版内容，但是修改了标题 王蒙及新作《这边风景》。 这是一部尚未出版就已进入文学记载的小说，是一部四十年未现真容而文学界却为它写下各种研究文章的作品。有人说它还未出版就先声夺人，有人说它不在“江湖”，“江湖”却有着它的各种传说，说的都是著名作家王蒙这部启动他人生转折的悲喜巨作——《这边风景》。 日前，王蒙打开“自家窖藏”，拿出这部尘封了四十年的手稿，交予出版社，这部70万字长篇小说才得以重见天日，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已近耄耋之年的王蒙一生创作高产，到现在仍笔耕不辍，他评价《这边风景》“使我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回到写字台前，增加了写作的自信，使我相信不论在什么样的极左形势下，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世界不可摧毁。” □ 文/图 据《深圳晚报》5月12日报道 一部迟到40年的图书 如果说前不久尘封之作《美！》的发现，改写了川端康成的作品年谱，那么《这边风景》的出版，则算是填补了王蒙创作链条上空缺的16年。在该书的后记里，王蒙提到“重读旧稿、悲从中来”的复杂心情，更笑称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38岁到47岁的王蒙，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1963 年，时年29岁的王蒙由于“不得已的原因”远赴新疆，在那里度过了风华正茂的16年，《这边风景》是他在这16年里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1979年，已是45岁的王蒙因创作这部小说得到前往北戴河改稿的机会，而后机缘辗转回到北京。 王蒙的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女士，也曾在《我的先生王蒙》中提到，正是这部作品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在王蒙人生转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后，《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以及有关王蒙的各种评传，如贺兴安的《王蒙评传》、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和《王蒙自传（三部曲）》中都提到了这部小说，更有各种评论文章分析研究王蒙在《这边风景》创作中的成败得失。 但让更多人好奇的是，为何这样一部至关重要且备受关注的作品到2013年才得以出版呢？ 书稿被束之高阁 1974 年，“文革”还没有结束，进入不惑之年的王蒙在新疆已经呆了11年。在新疆，他与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维吾尔语，成为当地农民的亲密朋友，也一并对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习俗产生兴趣。直到某天读完安徒生的一则童话，“深受刺激”，在夫人的一再鼓舞与催促下，王蒙决心“不论写作环境如何不正常，努力写一部长篇”。 时隔多年，王蒙承认当初写作长篇的初衷有政治上的考量，“当时政治上的陷阱太多，越写得短越会顾此失彼。只有写大了，才好设防。”他在写作期间，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化。4年后，王蒙将新疆的风土人情、当地人的生活和“反诽谤”背景，写成有80多位人物的小说初稿。 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描绘了一幅现代新疆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那段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 1978 年王蒙受邀修改书稿，书稿完成后却发现受到当时众多不合时宜或有严重偏颇的政治命题的影响，书稿“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起来”。王蒙“一面表示将会认真修改，一面拿出少量章节在杂志上发表”，却又在修改过程中越改越觉得“它的缺点就像灰尘散布在空气中，你闻得见，却抓不住”。于是，他索性将70万字的文稿束之高阁，放到后来迁入的北京前三门一处40多平方米的房屋的顶柜里，在那里沉睡了35年。 写出真实的思想情感 直到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手稿，两人雀跃着将手稿送到王蒙面前。时隔四十个春秋后的重逢，让已近耄耋之年的王蒙热泪横流、拍案叫绝，他说：“这是五十年前的大呼小叫的历史，四十年前的处心积虑、小心翼翼、仍然是生气贯注的书写。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 王蒙坦言，“表面看上去距离政治很远”的《这边风景》，其实和《青春万岁》一样“都很政治”，但他强调“这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也不是图解或套子，而是生活的命名与政治解读，更是活生生的生活细节、人物、真情”。他在新书发布会的仪式上不否认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仍“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认为“我们都不希望戴着镣铐跳舞，但万一碰到了这种命运，也许会跳出一点很稀奇古怪的姿态来，这个姿态甚至会使你自己感动”。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写作人“都不是在最轻松的情况下写作”，作家大都有自己的镣铐，内心的、社会的，有些甚至出于危险当中。王蒙表示，一个真正的写作人，仍然能从镣铐和枷锁里面写出“真实的思想感情”。 王蒙对中国政治运动有着深刻亲身体验，“戴着镣铐跳舞”对他来说一直不算陌生。戴着镣铐却跳出了王蒙的姿态，王蒙的心曲，王蒙的期待，王蒙的风格。它不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瞎》，它不是上海《朝霞》上的帮派之作，它又不是索尔仁尼琴式的咀咒。” 生活是不可摧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沿用了一个小传统，在每一章节添加了“小说人语”的环节，王蒙说，很多人看《史记》的时候非常喜欢司马迁“太史公曰”；看《聊斋》的时候也很喜欢“忆史事曰”，自己也想通过“小说人语”用今天的立场去点评当时的创作与思考，进而展开一场“79岁王蒙与39岁王蒙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发现，“往事正堪回首月明中。” 整理文稿的过程中，王蒙说自己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是不可能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摧毁的。他不由得感慨，回忆起40年前的生活，“既怀念又悲哀”，一边叹息自己年华老去，同时又陷入一种“我也曾年轻”的兴奋感，诧异当年自己对于生活竟然那么热爱，被年轻的自己惊喜到。 他提到一个例子，在新疆时，维吾尔族的青年男女在结婚时有个习惯，男人结婚时穿长皮靴，而女孩在洞房花烛夜时要帮新郎脱长皮靴。但是书中描述了一个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青年，和爱人结婚时，不让女孩给他脱皮靴，自己脱下来了。这个女孩是第二次结婚，前一次的婚姻有很多不幸的遭遇，所以非常佩服感激新郎，但过了好几天，她还是悄悄地告诉新郎，“我跟你结婚非常幸福，但是你没有让我给你脱皮靴，到现在我心里仍然觉得有一点遗憾”。 王蒙说，自己看到这个细节时觉得非常惊奇，“怎么我会跑到人家洞房里面去了？”因为维吾尔族人的洞房花烛夜场面肯定是想象不来的，这些在新疆看到的生活小细节成了他彼时记忆里不可摧毁的一部分，也填补了生活的空白，以及“我们中国有过实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 一同填补空白的还有王蒙对新疆风土人情的喜爱。在书中，王蒙借小说人物之口，称赞伊犁地区“真是个插上手杖也能够发芽长叶的地方”。他在书中详尽记述了新疆的物产和风土人情：抓饭、烤肉、牛杂碎、啤渥，各种干果加四季茶饮，用“文字”的方桌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小吃一网打尽，香气跃然纸上。 末了，还意犹未尽地公开了这些私房美食的秘方，并为之配搭新疆民歌，《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读完作品后，笑称王蒙用《这边风景》“打开了新疆的后厨房”。
个人分类: 生活滴点.2.|1892 次阅读|1 个评论
读王蒙的讲说《红楼梦》
热度 1 heitiedan2012 2013-2-20 20:37
读王蒙的讲说《红楼梦》，还是很喜欢他的书。他是爱读《红楼梦》的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读。他在书中说，冰心就不喜欢读《红楼梦》。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大家都喜欢读《红楼梦》。我虽然也很少读，但是我并不否认《红楼梦》的崇高地位，毕竟这是一本好书，是有品位的书，有内涵的书，内容极为丰富的书，甚至可以被称为百科全书的书。 王蒙讲说《红楼梦》，有些关注点是过去很多人，包括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未曾注意过的。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贾宝玉为什么一生下来嘴里就衔着玉？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研究者也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整部小说的关键核心。贾宝玉有玉，而林黛玉没有玉，宝玉就急眼了，就砸玉、摔玉，又哭又闹，没完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宝玉与黛玉一见面，就觉得见过似的，面熟，其实就是一见钟情。王蒙说，这说明爱情的产生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是非理性的。像评剧《刘巧儿》唱的；“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这其实并不是爱情的原因，如果说是什么事的原因的话，这只能是婚姻的原因。爱情不是不需要理由，只是这理由无法用语言表达。能用语言表达出的理由一定不是爱的理由，只能是婚姻的理由。这可能真是一件没办法的事。一见钟情，人人都说不能作为婚姻的基础，这话有道理，但你不能拦着说，一见钟情就不应该存在。这是人类的一种情感现象，硬件拦是拦不住的。也许爱情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吧。 王蒙还提到一种现象，我也很认同。宝玉可以跟袭人上床，但是对于黛玉，他连这方面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但是他爱的是黛玉，而不是袭人。这是一种什么现象，王蒙没有说，但我知道这种现象肯定存在。对于某些男性来说，见到某一类异性，刺激他上床的念头会很强烈，但是当他看到他真正为之所爱的女性时，最强烈的愿望并不是上床，而是要了解她，接近他，和她说许多许多的话。而且他还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妥的行为会伤害她，所以总是谨慎小心，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更极端的，就是这位男性甚至愿意为他所爱恋的女性付出生命。这应该是最高境界的爱了吧。在这种情感的作用下，性的要求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王蒙还说，黛玉刚进荣府时，并不表现出爱使小性，爱掉眼泪，她也能宽容大度，也能入乡随俗。她后来之所以变成那么一个样子，是因为她得到了宝玉的爱情。对王蒙的这个观点，我还不太理解。也许王蒙说的有些道理。如果黛玉只对宝玉耍小性，这用爱情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她除了对宝玉之外，对别人也同样如此，而且让别人很难接受。这我就不是太明白了。黛玉又不傻，她干吗非要得罪那么多人？而且大多是与她不太相干的人？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阅历，实在搞不懂吧。 百多年来，特别是《红楼梦》大量印刷以来，为黛玉痴迷的男性，可能要比为宝玉痴迷的女性要多得多。也许女性更现实些，看到宝玉这么不着调，女性那一点小心思也会很快烟消云散。而在某些男性看来，黛玉不是一般的女性，黛玉是仙女。中国的男性对仙女的痴迷和向往是很难控制（hold）得住的。男性也知道这其实并不现实，但是他们的脑子里总是会这样想。这与西方的仙女概念不同，西方的仙女似乎都是帮助人的中老年妇女，她们至多是凡间男女之间的媒介，她们自己很少成为主角。如《灰姑娘》中的仙女就是如此。 另外，有不少人把中国的爱情故事总爱和外国的相比较，如把中国的《梁祝》相比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王蒙也在把宝黛之情与罗朱之情相比较。其实，这两者真的是相距甚远。罗与朱，没见几回面就上床了。这与梁祝和宝黛真的不相干。中国的凄美爱情一般都是很纯洁的，都是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状态，或者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这与罗朱是很不一样的。罗朱的悲剧在于双方家族是世仇，这导致二人不能按自己的愿望生活在一起。而梁祝、宝黛与罗朱的情况都不一样。梁祝和宝黛根本就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情想到上床的问题，而罗朱却早已付诸实施了。如果硬要把中国的爱情传说与罗朱相比，那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倒是与罗朱相似。 这有没有上床，与男女双方的关系是有很大影响和不同的。特别是前面提到，最高的爱情是暂时没有性的位置的。一旦有了性，情况就有了变化。西谚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一切性之前的神秘、美好、理想化，在性之后几乎都荡然无存了。婚后也有感情，那是夫妻间的恩义，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与性之前的爱情相恋已经有了变化。再后来，夫妻之间就有了亲情，再摸你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这是亲情，不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爱情了。在初恋时，摸到相恋异性的手，会有触电的感觉，甚至会有震颤的感受，那是很不一样的。
6047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谈起
热度 2 jsxzsyz 2012-11-27 21:00
整天忙于上课，写论文，好久没来博客了。今天看到王蒙先生在澳门的演讲《从莫言获奖说起》，感慨万千，所以就来博客说两句。虽然新浪网的题目“王蒙称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比天还高有点下贱”起的有点下贱，但王先生的演讲真的是很精彩。虽然没在现场，但单从字里行间就能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迸发的笑声。 我想起前两天帮女儿填写家园联系手册（幼儿园的小册子，上面要求家长填写一周来幼儿在家的趣事和家长对幼儿的评价）的事。我把上周带女儿参加亲戚婚礼后抢新娘婚纱穿的事写在上面。爱人看完后，说我水平真的可以，一件很有趣的事让我写起来像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说实话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能写10余页的英文论文，但写起200字的中文短文却很费劲。想起我读大学时还经常写点小文章在校报发表，真是汗颜呀！以后真的要多练习呀。 虽然还有很多话，但感觉写不出来，没有跃然纸上的感觉。就此罢笔！还要写论文呢！ 下面是王先生演讲的整理稿全文 http://news.sina.com.cn/c/2012-11-27/111425672335.shtml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后来我有幸在伯尔去世以后在伯尔的别墅里生活了6个星期，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虽然对他获奖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科尔是政治家嘛，表示对文人的尊重。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它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它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咱们应该熟悉葡萄牙的获奖者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共产党人，是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密友，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还有意大利“左翼”的作家迪里奥·福，他自己都不相信得了奖。 　　瑞典科学院坚持它没有政治意图，但是它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从作家来说，包括萧洛霍夫在内，他也不承认他是受苏共的支配来写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 　　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的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具体、形象，它充满了情感。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时的事！ 　　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因为你可以写天时地利，可以写风花雪月，你可以写花鸟虫鱼，政治上不会天天研究这些。尤其你还可以写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写很多很多的方面，这都是你别的领域上所得不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文学可以保留更宽泛的解释，对文学做那种狭隘的、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解释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 　　(赵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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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蒙：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比天还高有点下贱
DynamoChina 2012-11-27 12:39
王蒙称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比天还高有点下贱 2012年11月27日11:14 中国新闻网 评论( 669 人参与) 11月7日，王蒙在澳门大学演讲。彭世团 摄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后来我有幸在伯尔去世以后在伯尔的别墅里生活了6个星期，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虽然对他获奖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科尔是政治家嘛，表示对文人的尊重。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它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它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咱们应该熟悉葡萄牙的获奖者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共产党人，是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密友，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还有意大利“左翼”的作家迪里奥·福，他自己都不相信得了奖。 　　瑞典科学院坚持它没有政治意图，但是它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从作家来说，包括萧洛霍夫在内，他也不承认他是受苏共的支配来写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 　　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的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具体、形象，它充满了情感。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时的事！ 　　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因为你可以写天时地利，可以写风花雪月，你可以写花鸟虫鱼，政治上不会天天研究这些。尤其你还可以写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写很多很多的方面，这都是你别的领域上所得不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文学可以保留更宽泛的解释，对文学做那种狭隘的、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解释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 　　(赵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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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JYH64J98Y99H 2012-11-27 11:52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后来我有幸在伯尔去世以后在伯尔的别墅里生活了6个星期，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虽然对他获奖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科尔是政治家嘛，表示对文人的尊重。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它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它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咱们应该熟悉葡萄牙的获奖者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共产党人，是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密友，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还有意大利“左翼”的作家迪里奥·福，他自己都不相信得了奖。 　　瑞典科学院坚持它没有政治意图，但是它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从作家来说，包括萧洛霍夫在内，他也不承认他是受苏共的支配来写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 　　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的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具体、形象，它充满了情感。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时的事！ 　　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因为你可以写天时地利，可以写风花雪月，你可以写花鸟虫鱼，政治上不会天天研究这些。尤其你还可以写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写很多很多的方面，这都是你别的领域上所得不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文学可以保留更宽泛的解释，对文学做那种狭隘的、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解释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 　　(赵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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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2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有感3——感受王蒙的现代性文化阅读
duxingye 2012-11-23 22:34
中图学会的年会闭幕式的安排也很吸引人：王蒙将做讲座！ 一场听下来，果然收获颇多！老先生78岁高龄，发音吐字是那样清晰，演讲中透着幽默，也内含深深的哲理性思辨。 现代性，也即现代化，在带给人类科技进步，带给文化民主的同时，也带来浅阅读、缺关注与思考的弊端。人们在面临更多选择、更容易选择的现代技术环境下，太容易浮躁。这将造成文化大家的缺乏。 新媒体下，人们更加注重传播、注重传播的形式，注重表现形式，而忽视了内容，真正有内容的内容。 这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需要图书馆在其中起到作用。 很钦佩瞻福瑞馆长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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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活法
siccashq 2012-7-20 22:33
7月14日去太原开会，在杭州机场因雷雨耽搁，进入一家中信书店（似乎乔布斯的书推动了中信的名声），买了一本王蒙著的《一辈子的活法》。飞机延误了很长时间，恰好让我有空闲读完一大半。 王蒙真是聪明人，写书这个活其实不完全靠感性，也靠理性，我相信王蒙不写文章的话，做个理科生也应该不会赖。原因很简单，他的一些幽默我看着熟悉。 我看不懂什么有右倾左倾，70后期出生的恐怕都没有这个概念，但王蒙是闹革命出生的，而且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迎接了北京的解放，到建国后二三十年诸多风雨，他是有发言权的，但是写得淡然，就他所说，这估计是受到了维吾尔人民的影响：政治是政治，家庭是家庭。我很想去伊犁这样的地方呆上几年，估计是不可能了。 王蒙居然是文化部长，也只能怪我不通事务，以前就知道他是作家。不过，他笔耕不止，且很得评论家的欣赏，甚至红学也能钻进去。按照王部长自己的观点：还是练点活吧。这话说的明白，但如今恐怕没几个官员能这样了。即便行政管理事务再多，活还是要练，这是人获得尊重的根本啊。 我怎么看作协的体制之争很像科技部的体制之争呢？国家养着很多作家也不见得是坏事，如同养着科学家。回溯到建国后二三十年，大多被整的知识分子都是文化人。现在国家抬高的是科技人员，政府力量很强大，地方举措也很多。但我心中总有些隐隐不安，被抬起来的人两脚是不着地的，还能走自己的路么。 王蒙的命好，这本书看来，终归是可以定论的。 又及，网上该书打了6.7折，真是过分过度（ http://book.360buy.com/11034759.html ）。我在萧山机场书店问服务员，这个收税是怎么回事，结果还和我理论说税是他们帮我出了，明明都是我出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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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明院士最喜欢看文科书
热度 10 Wuyishan 2012-4-20 11:18
下面的内容摘自今天的《中国科学报》，本文标题是我编的。多年前，杨焕明老师还不是院士的时候，深圳电视台有一次利用深圳高交会进行时的热火劲儿，围绕高交会主题举办了一次大型访谈节目，从北京邀请了杨焕明老师、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和我3人做访谈嘉宾。在飞机场，我发现杨老师随身带着阅读的一本书就是以日本731部队细菌试验为题材的英文小说，甚为吃惊：他怎么有空看小说呢？看了以下文字，就一点都不吃惊了。 (中国科学报2012年4月20日） 1.我最喜欢看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类的图书。我的书柜都设计成双层的，所以一个书柜可以当两个用，我有三个书柜放历史类书籍，中国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个体系我都收集全了。另外还有两个书柜是名人传记作品，包括鲁迅、余秋雨、王蒙、于丹等，还有一个书柜里都是中国小说，从古至今，韩寒的书我也读过好几本。我收集这些作品主要是作为社会问题来研究。看看这些藏书就知道我的兴趣在哪里，这些书籍基本占据了我全部藏书的一半。 对于读书博与专的问题，我认为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就我本人来说，中年这一段时间是很专的，我在部队做具体的毒理药理研究，要应对国防建设中复杂的毒理及防治研究，因此钻进去就来不及再顾及其他，那时也很少看闲书。而两头的时间，就是从小学到大学期间，以及自己当了教授后，下面具体的工作有人去做了，我就又恢复到青年时期的兴趣，喜欢关注文学、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书籍。 每个人的治学特点不一样，有的人会钻得很深，有的人视野放得很宽，而我的思维方式是发散性的，对问题不大容易想深进去，而是想开去，往往有很多新的思路出来。比如我作报告写文章通常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但往往不能说得很专很细。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必须做深和做细，这个过程也占了我生命中至少30年的时间，但即使在做很专的事情时，我也还是多少抽一点时间，去看文学历史方面的杂书，这种阅读其实对工作也很有帮助，至少思维会开阔。 2.阅读是个人的兴趣，有兴趣自然就会想办法挤出时间。我有两个比别人优越的条件，一是家务事我从来不管，都是我爱人负责，柴米油盐我从来不管，我一辈子都不知道鸡蛋肉多少钱一斤；二是我的工作单位和住宅就在一个大院里面，从住处到办公室就两分钟，因此节省了很多往返在路上的时间。以前有很多同事来我家参观，看到我这么多的藏书，就常问我怎么还有时间看这么多书，我说我一天比你们至少能省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书。 我家里很早就用保姆了，当时有人劝我，说人家老教授老干部才用保姆，你年纪轻轻就用保姆容易被批判，我说我是自己花钱雇保姆，省下来的时间我为公家做事情，有什么不好？我这人做事不太顾忌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把工作做成了人家自然会认可，我们工作这么繁忙，想做的事情那么多，把时间都花在家务上可惜得很。 现在我经常可以十天半个月不下楼，要不就出去满世界跑，我总觉得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情、看不完的东西。 3.小时候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中年时是《毛泽东选集》，老了则是博览群书，看得多了，自己也就博采众长。 4.我往往一天要换好几本书，但近期读得比较多的还是社会学方面的书，如《资中筠自选集》和陆学艺的《社会建设论》。 杨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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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要跟你讲政治
热度 5 Wuyishan 2012-4-10 10:48
我要跟你讲政治 2012年04月02日 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王蒙 　　五岁到十一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十一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十四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青年工作干部了。十九岁我开始了我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二十三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 　　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是我的幸运还是不那么幸运呢？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我很高兴，终于，我有机会在近耄耊之年，写出了《中国天机》一书，痛痛快快地写写自己的政治见闻、政治发见与政治见解。 　　童心未泯的人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儿童的过家家游戏。痞子则认定政治是无赖的老千赌博。野心家认为政治是风险虽大利益惊人的冒险，是权力按照丛林法则进行的残酷争夺。人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眼界与高度，以自己的波长与频谱来接受与解释政治的种种信息。当他们叙述中国的时候，各执一词的歪曲与诚恳的叙述是一样多。 　　我至少希望我的见闻与见解宽一点深一点真一点也能与读者共享一点天机的端倪。 　　天机能不能泄露？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现象与实质的距离，有策略与理念的错位，有说什么、做什么、记住什么、故意忽略什么的讲究，有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指桑骂槐、投石问路、虚张声势、韬光养晦……的手段。 　　但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的奇葩，有哲学的辉煌、诗学的激情、战略家的神机妙算。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与偶然，有历史的沉重，更有祖国与世界的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在平凡的与不平凡的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威严做主。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而假大空套（话）更是使政治的信誉丧失殆尽。 　　不要认为只有中国的政治才有若干不宜一味泄露的天机。我在境外听到看到过例如老布什总统在竞选演说中说不增税，一上台就增税的两次巧言令色的演说的 视频 与音频。他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请注意我的口型，我说的是不不不，不增加税收……”再如 奥巴马 在竞选中宣传：“一个声音可以改变一家房屋，如果它能改变一家房屋，它就能改变一个城市。能改变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能改变一个州，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如果它能改变一个国家，它就能改变世界。你的声音就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逻辑与费正清博士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合逻辑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模一样的。在美国的三一学院我听过当时的第一夫人 希拉里 的讲演，前一个小时就挤满了人，希拉里则迟到二十多分钟，这才叫VIP。 　　再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2年他以社会党领导人身份来华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他还签名给我送了书《此时此地》，我后来将我的书的法文版寄给他，他也签名回了信。但他当选了总统再来华访问时，他是里三层外三层，想与之握个手也决非易事了。 　　但总体来说，政治在走向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守法、更加进步的方向。 　　不容易闹政治。法国的一位总统，我想应该是德斯坦，他来华时对中国的领导人说：“法国有数千万人，这数千万人搞得法国政府狼狈不堪。当我一想到中国人口有十几亿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同情中国政府。”类似的话我也听美国的政治家说过。 　　还有德国的总理说过，政治家好像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一举一动都被观察着放大着。 　　但我还是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我相信它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 　　我写下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也可以议论的某些见解。也许一时半会儿它们没有可操作性，但同样它们是一个有兴味的，而且是重要的话题。 　　见解就是见解而已。我“服过役”，在北京的城区里、国营大厂里、生产大队里、政府的部门里，我都上过班，我知道主持工作与参政议政之间有多少距离。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构建一个更健康的关系：在执政者与平头百姓之间，在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互补与互相支持吧。为此，我也就不怕说出自己的一点见闻，一点见解，并泄露某些天机喽。 　　我还完全理解人们的政治肝火。一谈到政治问题，一想到权力的掌控与使用，一想到位置到底属于谁，想到政策的倾斜与调整，资源的分配与得失，一想到某种政治际遇下的机遇与风险，一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荣辱进退，一想到政治斗争或政治博彩的生动与诱人，你或而羡慕佩服，你或而跃跃欲试，你或而妒火中烧，你或而庆幸嘲笑，你或而愤懑无奈，你或而一肚子恶气，你或而牢骚满腹。政治是不可能像数学力学哲学语言学一样地冷静地言说的。 　　但是我力求不要像某些志大才疏之辈一样地牛皮轰轰，空话连篇，大言欺世。不像某些鼠肚鸡肠的人那样唧唧咕咕、事事非非，却听不得一点不同角度的说法。不像某些青涩之辈那样动辄谩骂泼脏水歇斯底里，而从来于事无补。当然也不像某些小人庸人，只会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投其所好、一派奸佞。 　　我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一定会语出肺腑，不无独出心裁。我的独出心裁希望不致使朋友们受不了。 　　我入党已经六十四年。我当过 文化部 长与政协文史委主任，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常委。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达二十余年。我参加农村体力劳动前后共十一年。至今，极左与极右的人动辄对我进行两个方向的炮轰。我和最上层的人最下层的人包括劳改释放犯都有交往。我访问过境外的六十几个国家与地区。我见过我国的最高级别的政要领导人物。我见过外国高端政要：中曾根、诗琳通公主、日夫科夫、撒切尔夫人、金日成、金大中……同时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文学追求。这样，我第一，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但我有真正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理解担当，我有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动与清醒。 　　我想努力做得最好，我要努力把我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我不指望读者会非常足够非常深刻地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指望人们会思考、参考、长考我提出的话题。行了。 　　目前的中国，立论建言，谈何容易？但仍然不能只扮演一个旁观与说风凉话与瞎起哄的角色。天日昭昭，人史共鉴。我愿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 　　（本文系 王蒙 为其新作《中国天机》一书撰写的序言。此书即将由 时代出版 传媒集团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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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蒙：“神马”不是新词 70年前就有
xupeiyang 2011-4-17 21:40
王蒙：不是不感冒，现在弄的挺悬乎的，神马都是浮云，按字念下来，一匹神马变成浮云了，挺好。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太不新鲜了，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70年以前，70年以前我们最喜欢骂人的时候，就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玩意儿”，“神马”就是什么，把什么重读，e的音不如a的音更嘹亮，所以就说是“神马”，“神马”不是任何新鲜的东西，转了一圈就转到70年代前去了。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qqsrx/detail_2011_04/15/576159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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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美丽的
sstone2009 2009-12-10 00:22
读书.2009.10.P141~148.是王蒙先生的一篇文章《六十余年的性沧桑》。这篇文章好像是作者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话题是关于女性和性的。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王先生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朋友，兄弟姐妹好几个，父母早亡，大家靠大哥养育成人、成家立业。在最后一个小妹出嫁以后，他们的大哥已经五十好几了，大哥找来众弟妹，说：我想结婚了。刷的，弟弟妹妹们全部给大哥跪了下来。 文章里讲这个了故事，这且是一个似已古旧的不合时宜的故事，王先生说，不论何时，只要讲起这个故事，我就会热泪盈眶。我想，这个故事也一定会让许多人感动。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要在文章里说明什么呢？我想，王先生是一定有深意的，最后有一句话，性是美丽的，性是自然的，性也是有文化有道德的，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暗合着？ 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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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十年，真不容易呀
zdwang 2009-9-21 06:24
这六十年，真不容易呀
（转载）王蒙：这六十年，真不容易呀 2009-09-09 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以中央团校学员、腰鼓队员的身份参加过的1949年开国大典，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告，我想起了60年光辉同时不乏坎坷的历程。我要说一句当年曹禺先生的一句口头禅：“真不容易呀！” 经过了千辛万苦，付出了鲜血生命，中国人民终于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然后，路怎么走？ 有过各种理论和说法：重工业优先、计划高于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三年超英和五年赶美、一大二公、蚂蚁啃骨头而鸡毛能上天……它们都激励过决心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 然而事情远非一帆风顺，有时候口号响彻云霄，效果事与愿违。夺取政权是艰难的；执好政、兴好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更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30余年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步一步，摸着石头已经屡屡过河，道路愈走愈开阔。我们再不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紧箍咒束缚。我们再不因三自一包而谈虎（包）色变。我们不再拘泥于所有制的只能拔高与扩大。我们不再回避商品、市场、效益。我们听到乡镇、个体、非公有制经济不再六神无主。我们再也不动辄陷入姓社姓资抽象争论的为难与痛苦。 其他如港澳台事宜的处理，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发展，精神生活的活跃与丰赡，外交格局的拓展，理论学术的走向兴旺……无不突破了原有局限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意与前景。 回想在文化领域，有些事20年前是举步维艰，如今看，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例如能不能允许歌舞厅营业，能不能出版某些不怎么革命的民国学人的文集，还有能不能评选礼仪小姐……都争了个火气冲天。思想不解放，寸步难行。而时间与生活本身，定能破除偏见，常识与大众，本来就不介意于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解放思想如果是回到常识，回到理性，回到务实，回到民心民意，就绝对不可怕，而是顺理成章，应天（客观规律）承运（历史潮流），长治久安。 我们同样也不可照搬洋教条，不论是苏俄的还是英美的，或者是某个小国的。这里没有可供天真的懒汉们照搬的现成模式，只有自己实践、自己摸索，只有从善如流，敢于创造，同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才能成效卓著而又不出乱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要因势利导，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重，留下不断调整充实发展成熟的空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未能成功，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思想路线。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新情况下出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或有七嘴八舌，欢迎评头论足，也是兴旺发达的表现。迎接新的10年、20年、60年，我们需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的试验与探索，应对与创举。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利器，也是解放思想的标杆，还是解放思想的方向盘；是自我更新、永葆活力的保证。我们只要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创新与解放思想，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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