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宗教改革

标签: 宗教改革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转载]郭暮云：新教五圣之中神通——加尔文: fqng1008 2019-5-23 22:41; 作者按：今天（2018年 5月27日）是加尔文逝世454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奠之。这也是“新教五圣”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全文约12000字。早年 1509年7月10日，约翰·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努瓦永。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大家闺秀，加之从小和几位贵族子弟交好，所以加尔文的气质温文尔雅，不类路德。14岁和朋友们一起求学巴黎，从此很少回乡。先在马尔什学院就读，三年后转入著名的蒙泰居神学院，伊拉斯谟多年前就从这里毕业。他努力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奥古斯丁、阿奎那著作，各门功课均极为出色， 18岁便获得硕士学位。 1527年，父亲因自身问题，改变计划，要儿子做律师而非神甫。加尔文没有反抗，第二年去了奥尔良大学法律系。那里风景如画，但加尔文没空娱乐。他常常不吃晚餐，夜里只睡几小时，努力训练记忆力，增加各方面知识。不到一年，便以法律老师而非学生闻名，常常替教授上课。除了法律，他还苦学希腊文。一年后加尔文离开奥尔良去了布尔日，此城被新教公主玛格丽特保护。跟随路德的希腊文教授沃尔墨来此任教，给加尔文很大影响。 22岁父亲去世。从此他可以自由选择道路。于是他既不当神甫，也不当律师，而是想成为学者，更多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更多阅读经典著作，做研究，写文章。随后他就在巴黎租了个插间，开始如此行。七八个月后，《塞涅卡注释》写成，出版。此书引用了 66位权威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语录，但只有不重要的三处圣经引文。这说明那时他还没有归正。归正 1533年，巴黎大学校长科普公然在全校讲话里宣传路德思想，引发轰动。据说这篇讲稿就是他的好友加尔文写的。1个月后，科普逃亡，加尔文也化装成工人，扛着锄头走出了巴黎。所以，他的归正应该就发生在 1531-1533年之间。加尔文后来自述：一开始自己只想做个与世无争的学者，但新教思想传来。起初抗拒，后来降服，如保罗看到大马士革之光。流亡期间，他不断参加秘密集会，熟练躲避警察。然而他教师与牧师的恩赐如此明显，无论他逃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传播新教思想的学校。 1535年他辗转来到巴塞尔，科普也在这里。此时的加尔文化名为马尔蒂安·路卡尼斯，听起来有点儿像马丁·路德。《基督教要义》在巴塞尔，《基督教要义》出版。本书第一版与其说是基督教教义的学习指导，不如说是法国新教烈士的信仰告白。书中大量引用圣经和教父的教导。最初只有六章，二十几年里再版四次后，发展为 80章的四卷本巨著，但核心思想从未更改。本书按照《使徒信经》的顺序撰写。以上帝开始，以上帝贯穿，以上帝结束。律师的严谨与作家的流畅无处不在。辉煌，激情，恩典，谦卑，是可用来形容本书的无数形容词中最常见的几个。本书水准之高，空前绝后，至今无人可以达到，甚至无人能够接近。日内瓦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加尔文再次出逃。本准备去斯特拉斯堡，但那里在打仗，只好绕道南行打算去洛桑。赶路途中，在日内瓦暂住了一晚。日内瓦属于今称“瑞士”之区域的13个自由行政区之一。今日瑞士以中立和平闻名，但此地自古盛产暴烈山民，是欧洲雇佣军的最大来源和中立和平的最大保障。日内瓦位于欧洲要冲， 150年来都在为自由而战，以血以命反抗各路主教公爵。1532年后，日内瓦改信新教，于是萨伏伊公爵来袭。同为新教并且是政治盟友的伯尔尼一度退缩，劝日内瓦人投降，因不愿得罪支持萨伏伊公爵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以及罗马教皇。但日内瓦人决定玉碎。因为他们深知，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534年8月，日内瓦人拆毁城外四镇，固守本部。挪石材以固城，熔大钟为炮弹。全民皆兵，誓死抵抗。公爵开始进攻，日内瓦死守，城中爆发饥荒。危急时刻伯尔尼幡然醒悟，派 6000人救援。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也趁机对公爵宣战。见势不妙，1536年2月，公爵撤退。日内瓦欢庆胜利。就在这年 8月，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准备暂住一晚。但这一晚永远改变了他和日内瓦，因为他遇到了上帝派来的法雷尔。法雷尔法雷尔，真正的大无畏之人。伊拉斯谟说：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勇敢的人。”宗教改革后，瑞士诸邦各自选择信仰。德语区伯尔尼改信新教，并差遣会说法语的法雷尔去西南法语区宣教。法雷尔所到之处，雷厉风行，捣毁偶像，赶走神父。话语朴实但非常有力，于是人群截然两分：要么立刻相信，要么疯狂反对。多次被打，仅以身免。只要不死，就领人转向新教，成员够多之后，就报告伯尔尼，伯尔尼议会就写信给此处，要求展开新教与天主教的辩论，结束后由当地人民投票决定何去何从。日内瓦就是在法雷尔带领下如此归正的。在围城期间，法雷尔也与市民同仇敌忾。然而公爵退去之后，城中原有各派开始抬头：归正新教徒，天主教余孽，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 “爱国者”，念念不忘奢华淫乱生活的“自由派”。法雷尔对此一筹莫展，因为他深知自己是革命者，破坏者，但不是组织者和建设者。他早就知道加尔文的诸般恩赐，知道他熟悉法律，可以与议会交流，熟悉圣经，可以教化人民。于是听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法雷尔立刻出动，逼他留下。加尔文起初还想抗拒，但秀才遇到兵，有理都说不清，何况没理。最后法雷尔大吼： “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诅你，因为你寻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于是加尔文投降了。“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后来加尔文如此回忆。但这两人从此成为一生好友。加尔文文质彬彬，法雷尔雷厉风行，堪称绝配。初入日内瓦日内瓦的政权中心：小议会。由 25位议员组成，核心是四位行政长官。下面是200人的大议会，成员由小议会推荐。小议会由大议会选举，四位行政长官和财政大臣例外。第三层议会由日内瓦全体男性公民组成，投票决定城市中最重大的问题。日内瓦的信仰告白：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建造教会的第一件事，是写下《信仰告白》，要人民清楚，他们宣誓要持守的福音信仰到底是什么，按照福音来生活的具体方式到底是什么。议会很快通过。人民按照次序来教堂宣誓持守。日内瓦的生活方式：酒馆常年爆满，醉汉招摇过市。赌场日夜不停，牌局不可开交。妓女公然与男人鬼混，城市广场成为巨大舞池。男人开衩马裤，女人坦胸露乳。这就是那群发誓要按上帝的话语生活，加入了日内瓦教会的人，会友共有 12000人。可想而知，加尔文的全面归正计划将如何把自己变成全民公敌。逐出日内瓦 1538年2月，日内瓦选出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反加尔文的。之后的导火索是伯尔尼要求日内瓦教规与其保持一致，大议会没有通知牧师团，竟自行通过。抗议的盲牧师库劳德被捕，法雷尔加尔文继续抗争。最后结果，两人被逐出日内瓦。那天是 1538年4月25日，加尔文在这里呆了20个月。斯特拉斯堡加尔文一开始去了巴塞尔。他本不想去斯特拉斯堡，但那里的布塞尔牧师或许得了法雷尔真传，威胁他： “上帝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仆人，就像找到约拿一样。”于是加尔文只好再次就范。但此后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斯特拉斯堡号称新教安提阿（相对而言，此时的日内瓦可以叫所多玛），信仰兴旺，气氛祥和，文明安静，秩序井然，一切都符合加尔文的理想。他在本城服侍法国难民教会。在斯城期间，加尔文时常反思日内瓦服侍经历，反思自己是否过于严厉。此时的他不再容易被激怒，更能聆听，毕竟已经 29岁，将近而立之年。他给法雷尔写信：“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不够老练……我们被上帝管教是应当的。” 他顺服本地的规矩，不再为小事争论，说： “也不必把纪律定得那么严，以免搞得人人谨小慎微。”他顺服布塞尔的安排，甚至愿意按照引自路德宗的敬拜程序敬拜（并不坚持自己给日内瓦制定的只唱诗篇）。1539年加尔文出版一本诗歌集，把18首诗篇和《使徒信经》谱上音乐。在这里他完成了《要义》拉丁文第二版，并自翻为法文。文笔极佳，从此加尔文被称为现代法语之父。本地规矩，一个人若不加入某一行会，就不能成为本市公民。于是加尔文加入了裁缝协会。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地议会和日内瓦的一样，常常忘记付他工资。于是他总是穷困潦倒。他和法雷尔在巴塞尔的房东也寄来账单，其中包括一瓶葡萄酒的钱，可加尔文记得这瓶酒是别人送的。他写信给亲兄弟法雷尔，认真地明算账： “我们不必客气……你住了七个星期零两天，我住了两个月零十二天……那么我就这样算：我付五块，你付四块。但我欠你一块五，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还你。” 还有一次，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来找他，说服了穷牧师借给他 18金法郎，加尔文自己都去借了一部分钱才凑齐。敬虔人留下一只篮子，说是他的财产抵押。几个月后他回来了，问加尔文能不能再借他一些钱，加尔文说能不能把上次借的先还了，于是敬虔人就跑了。加尔文只好请来几位见证人打开那个篮子，里边有几个烂李子，几件破衣服，几本旧书，和几封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信件。他和众人一起开怀大笑起来。结婚作为担任圣职的硬指标，布塞尔牧师要求他必须结婚。加尔文给法雷尔的信上写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我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对方的美貌就会不顾一起堕入情网、连对方的败坏行为都照样接纳的人。吸引我的美乃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过分挑剔但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不过他的相亲与结婚经历多次波折，很不顺利。比如其中一次，有人给他提亲，是一贵族出身的名门闺秀，还有大量陪嫁。但加尔文有两个顾虑：担心对方不懂法文，还担心她太看重自己的出身。对方哥哥很敬虔，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于是加尔文提出要求，只要她愿意学法文就行。结果人家不愿意。不过 1540年8月，加尔文终于还是结婚了。新娘是自己教会的一位会友，丧夫后带着两个孩子。除了符合加尔文所列出的所有条件之外，她还非常美丽。新娘名叫伊多莱特·戴波尔，来自海尔德兰省（今属荷兰）。前夫是生意人，在斯特拉斯堡听了加尔文讲道后从重洗派归正为改革宗，不久死于瘟疫。（所以不要人云亦云地说加尔文大爱无疆，娶了“重洗派遗孀”，因为伊多莱特和前夫都早已归正，不是重洗派了。）伊多莱特从不抱怨，富有耐心，甘心服侍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给她的工作，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人分享她的信仰。她让加尔文得到了做梦都没想过的幸福。但两人身体都很不好。九年的婚姻中，一直被病痛折磨，但他们从不抱怨。幸福已经叫他们知足，因上帝而知足，因彼此而知足，因一切而知足。沃尔姆斯会议神罗查五为对抗土耳其，安排会议，想让新教与天主教联合。各邦都派出代表参加。加尔文代表斯特拉斯堡参会。会上见到了路德的助手和接班人墨兰顿。两人就此建立友谊，一直持续了 24年。墨兰顿大有学问，随和友善，但太过友善，有时会妥协立场，与路德恰好相反。他非常欣赏加尔文，亲眼见证加尔文把一位天主教神父驳得体无完肤后，从此称他为“那位真正的神学家”。重回日内瓦就在沃尔姆斯会议期间，日内瓦四位行政长官，一个因叛国罪被绞死，另一个逃跑时从城墙下跳下去摔死，另两个逃跑。他们曾策划把日内瓦交给伯尔尼。尘埃落定后，日内瓦写信邀请加尔文回去。信上的议会公章刻着日内瓦的警句： 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黑暗之后是光明）。加尔文哭了。他请斯特拉斯堡同伴们帮助，如何能对福音最有益。其实斯特拉斯堡议会已经风闻此事，并立刻遣使来沃要求留下他。但沃尔姆斯的代表们愿意做更对基督荣耀有利的事情。按着人性，其实加尔文不愿回去。他曾说，他在那里 “一天要死一千次”。但他渐渐降服于上帝的带领。 1541年9月13日，终于回到日内瓦。重回日内瓦的第一次讲道，不提这归去来，不动声色地接着三年前离开时的那句经文继续讲。这一次工资年薪 500先令，再加12袋玉米和两箱葡萄酒。比其他牧师稍高一些，因为议会认为他家要接待很多过往客人。弟弟结婚了，一家也住在卡农街这幢房子里。敦促小议会通过了他撰写的《日内瓦教会宪章》。此宪章从此成为全世界改革宗和长老会的教会章程蓝本。宪章全面体现他的神学思想和教会观。比如提出了四种圣职：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圣餐问题比上次略有缓和。不过执行殊为不易，通过两个月，落实十四年。加尔文的工作量：每天五点起床，如果生病就看书。每周讲道五次，神学课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会众。不停写信，写书，写小册子，福音单张，论文。整理编辑本市法律。主持各种婚丧洗礼。接待不断来访的各国客人。他一生甘于贫穷。敌方的保罗三世和庇护四世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 “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 1546年议会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付全额医药费，议会送给他十块钱，被拒绝。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从自己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加尔文因孩子的病负债。孩子去世后，议会决议，将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公家的家具，全部赠送给他。有一年他生病，不得不向议会借了 25块钱。还钱时议会拒绝接受。他说，要是不收我就不上讲台，并且拒领这一部分工资。天主教红衣主教撒道莱特不信传闻，微服私访来到卡农街，敲门，加尔文自己过来开门。主教惊呆，难以想象这位号称 “新教教皇”的牧师居然没有仆役。家庭 1542年，瘟疫来袭。加尔文长子两周夭折。二十年后，回应敌人指责时他说： “鲍德英嘲笑挖苦我，说我绝后。我回答说，上帝曾给了我一个儿子，上帝也取走了我的儿子。但是在基督教世界里，我有无数的儿子。” 三年后，女儿夭折。再两年，第三个孩子夭折。再之后，妻子伊多莱特去世。临终前三天，众人聚集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伊多莱特发出微弱声音： “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上帝了。”加尔文回答，这不会阻碍他为孩子们做他所能做的。伊多莱特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照顾那些交给了上帝的人的。”临终前听了一讲道人劝勉，忽然大声赞美祷告。最后，伊多莱特在丈夫的祷告中平静逝去。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 ”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日内瓦：新教的罗马加尔文可谓是一半人的朋友，另一半人的敌人。他所在的日内瓦自由邦不断接纳各国难民。他还说服议会为难民办起一家服装厂，解决工作问题。并且不断给各国监狱里的圣徒写信，声援他们。他对各国事务了如指掌，因为这些都和基督的教会有关。爱德华六世的七年统治期间，加尔文常给英国写信。 1548年，《提摩太前书注释》就献给护国公萨摩赛特公爵。公爵非常感激，请夫人回赠加尔文一只戒指。两年半后，加尔文派一位牧师去觐见国王，赠以《以赛亚书注释》和《彼得、雅各、约翰、犹大书注释》。国王去世前一年，加尔文又赠给他一本小册子《约翰·加尔文牧师四篇讲道集》。 1552天主教天特会议（以反新教为主题）期间，克兰麦想召开新教大会对抗，邀请了加尔文、布林格、墨兰顿。但第二年爱德华六世去世，会议未成，克兰麦也在血腥玛丽统治期间被以火刑烧死。日内瓦城内， 12位长老在各自区域监视不法行为，每周四早上违法者被送到小议会。有人不参加主日敬拜，躲在家里打牌。有人在教会里大声说笑、喧闹，影响教会秩序。有人听到驴叫，嘲笑说它在唱赞美诗，此人被罚赶出城外三个月。还有醉酒、偷窃、打架斗殴、奸淫放荡等。曾经的所多玛正在被改造成上帝之城。诺克斯在这里学习三年，成为日内瓦公民，服侍英国难民教会。后来回苏格兰改教，大获成功。加尔文还创办日内瓦大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教大学。正门上方用三种文字刻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希伯来文。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林前 1:29。希腊文。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满有怜悯。雅3:17。拉丁文。软弱，疾病，离世 1562年，弟媳与仆人通奸之事败露。女儿茱蒂丝在教会会议前承认犯了奸淫罪。加尔文又羞又气，一病不起。哮喘发展为胸膜炎，说话渐渐要用上全身力气。严重痔疮。肾结石。痛苦之下骑马狂奔试图颠碎结石。头痛，痛到眼睛看不见，整夜不眠。大多数时候一天一餐。消化不良。感冒、痉挛则是家常便饭。 1564年2月6日，主日，正讲道时开始吐血，只好缓缓下来。这周三，最后一次周间证道，列王纪。同一天下午，在日内瓦大学教了最后一堂课，以西结书。前往小议会，推荐贝扎为继任校长。 4月2日，复活节主日，人们用椅子把他抬到教会，从贝扎牧师手中领餐。会众唱诗：《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5月27日。不停祷告，有时出声，有时出不了声。在剧痛中呼叫：“主啊，还要多久？主，你压碎我，但我知道这是你的手。”晚八时与九时之间，在平安中死去，如同入睡。遵照遗嘱，没有墓碑。不久后，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无人知道。约翰 ·加尔文一生写照：荣耀单单归于上帝！（以上内容大部分引自茜亚 ·凡赫尔斯玛的《加尔文传》）思想简述《新教五圣传》这个系列，将加尔文放在最后是有意为之的。不光因为他在五人中年纪最小，更因为他是 “集大成者”，并且不仅是宗教改革精神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使徒-教父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地位的确如同华山之上的中神通。想要了解他的思想，显然直接阅读《基督教要义》是最曲折的捷径。在此特别推荐橡树最近刚出的《基督教要义》修订版。其次，就是读一读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这个系列对我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述，需要专文谈论。按照凯波尔的意思，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是 “上帝主权论”，就是“上帝对所有事情都掌有全权”。对此我完全认同。一般而言，世人对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多注目于 “预定论”。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加尔文的发明，而是他对保罗-奥古斯丁思想一脉相承的诠释。并且“预定论”仍是来自他对“上帝主权”与“上帝荣耀”的完全信靠与直接推演。至于我个人对加尔文思想的理解，我愿称之为 “联合”。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的比较详细（点击查看：《加尔文主义中的 “联合”》）。下面只摘录一些要点，略去引文。加尔文与达尔文近世以来，称得上 “基础理论”级别“元”意识形态的，可能只有达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前者首先以生物学的面貌出现，后来扩散到社会领域，上承马基雅维利，下启马列斯希毛。后者以神学的方式表达，同样影响广泛且深远，系统总结了已经融汇两希智慧与蛮族精神的基督教文明，重新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开启了所谓“第一世界”诸文明。意味深长的是，达尔文是英国人，却深刻影响了法德等大陆国家的思想；加尔文是法国人，却直接塑造了英美等海洋文明的架构。这一现象神似雅各为孙子祝福的剪刀手，左右互换，左右互搏，形成了今日世界左右对峙的格局。我曾戏撰过一段话，或可概述所谓 “加尔文主义（虽然他是法国人）”与“达尔文主义（虽然他是英国人）”之别，亦即“英法之别”：声律启蒙 ·英法邪对正，统对独，欧陆对英伦。英有道，法无神，绅士对狂人。自由对平等，普通对成文。公爵威灵顿，皇帝拿破仑。经验对理性，保守对启蒙。集中对分立，流官对豪绅。大英圣骑士，暴法常备军。以人为本伏尔泰，唯独上帝加尔文。古来秦政皆师法，至今暗夜若无英。大宪章，小朝廷，革命亦光荣。大一统，小清新，上空现幽灵。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说是 “竞争”，竞争是动力，是过程，甚至是目的。在生存竞争或文明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里，价值评判的标准是强弱、胜败。而若想对加尔文主义 “一言以蔽之”，难度或许要大过概括达尔文主义，因为可能的选项显然并非只有一个。比如，有人会说“主权”，有人会说“预定”，有人会说“长老”，有人会说“恩典”。甚至有人会说“律法”，乃至“诗篇”。而我则宁愿用另一个词来描述我所认为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那就是 “联合”。我的主张有一点先在优势，就是它的递归式正确，因为 “联合”的意思恰恰不是“竞争”，而是承认甚至推崇多样性，意思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也可以是前述诸关键词的“联合”，“神的主权”并非“人的自由”的反义词，正如“律法”并非“恩典”的反义词。所以即便同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你不能同意我，我也愿意与你联合。因为那些一定要高举一个词来胜过其他词的想法和做法，恰恰非常达尔文，很不加尔文。就像反对卡扎菲的人民仍然高举着卡扎菲的绿宝书，许多人捍卫加尔文的方式，恰恰是达尔文式的，是加尔文最反对的，不过显明达尔文主义已经如何塑造了他的思维定式和语言体系。这种自以为的捍卫，更像是高级黑。如果加尔文主义的新酒胀破了他达尔文主义的旧皮袋，反倒是上帝对他及时的保护，免得他以预定论的名义高举了进化论。 “联合”，在加尔文主义的外延与内涵中多有体现。中文的“联合”这个词，对加尔文相应思想的翻译还是很准确的，简单来说，联合不是“混合”，神与人的确可以联合，但即便联合，神也还是神，人也还是人。联合也不是“并立”，并立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过是完全独立地站在一起而已，但“联合”却意味着虽为独立个体，但他们之间又有很深的关联。这种不左不右的精神在下边会有详细解释。加尔文对 “联合”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些为“述”，有些为“作”，分布、贯穿于他思想体系的诸多方面，仅从他的《基督教要义》中就能见到许多例证，是理解他思想脉络的钥匙之一。救恩论与基督论加尔文救恩论中的 “联合”概念并非创新，而是对于圣经大量经文的诠释与应用。他在基督论中对 “神人二性之联合”的强调，则更像是对迦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等古老信条的重新申明。在这一点上，路德的观点是：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直接联合在一起的，基督的神性完全被捆绑在他的肉身里，而基督人性的身体却因为与神性的联合而拥有超越性。因此，在圣餐时，基督的肉身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而加尔文认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不是直接结合的，而是透过基督的位格联合在一起。基督的神性不被局限在他的肉身里，仍然是无所不在。比如人子从天而降、却仍旧在天。基督的人性依然保持被造物的特性，而不具有超越性。因此，在圣餐时，基督不是在肉身中与我们同在，而是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就是说，总体而言路德对神性估计过低、对人性估计过高。在加尔文的概念当中， “联合”不是混合，也不是分离。混合是失去边界，分离是失去关系。“联合”则是“保持边界，保持关系”。虽然他是在论述基督的神人二性之联合时做出这种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完全可以用于理解他讲述其他事物之“联合”时的观点，这种应用在他的圣餐观中尤其鲜明。圣餐观加尔文的圣餐观，明白无误地体现了 “联合”的观点，并因此与路德和慈运理的圣餐观清楚分开。在路德的观念中，圣餐非常神秘（如果不是比天主教的圣餐更神秘的话），他的圣餐绝不仅仅是个仪式。而在慈运理的观念中，圣餐毫不神秘，绝对的纯属仪式。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加尔文的圣餐论没有路德那么神秘，但也不像慈运理那么不神秘。想要形容这种既不是特别神秘、又不是特别不神秘，既不是单纯的仪式、也并非完全不是仪式的状态，最恰当的词汇，仍然是 “联合”。我愿意如此形容加尔文圣餐观中的 “联合”思想：无限高举圣餐的神秘，就是迷信；彻底去除圣餐的神秘，就是亵渎。在圣餐中，基督既不是真的变成了饼和杯，也不是与饼和杯毫无关系，而是借着圣灵临在于饼和杯，以这种方式与信徒联合。政教观正像加尔文的圣餐观站在了路德（甚至天主教）和慈运理（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他的政教观同样也位于路德（甚至天主教）和重浸派（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新教方面，总体而言，对政教关系的看法都是 “反对大一统”的，可以统称为“政教两分”。新教内部各宗派的区别在于“分”的“方式”和“程度”。同样是“政教两分”，但各宗派的强调重点非常不同。重洗派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翼，他们的政教观更强调 “分”。相对而言，以改革宗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政教观，更强调的毋宁说是“两”。强调“两”就隐含着“分立”，强调“分”则预示着“分离”。重洗派的 “政教分离”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浸信会，以至于他们的教会观也是“独立制”，即便本宗派内部的不同地方教会，事实上也相当疏离；改革宗的“政教分立”思想则影响到以长老会为代表的一些宗派，长老会的教会形态，就是启蒙了邦联制和联邦制的“区会制”，强调在独立基础上的地方教会的自愿联合。这种 “教会形态”及其背后的教会观，仍然来自加尔文的“联合”思想。当然长老会体制主要是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所制定、施行并发扬光大的。所以容易看出，改革宗的政教观点恰是在大一统的天主教和大分裂的重洗派中间，比天主教 “左”，比重洗派“右”，比天主教“分”，比重洗派“合”。对应到宪制与政体，则可以说天主教对应君主制，重洗派对应民主制，改革宗对应共和制。我自己对长老会体制，特别是其区会体制的总结是八个字：合而不统，分而不散。总会和区会对地方堂会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那种 “统治权”，但也不是说就只有“建议权”而已。可以说“堂会、区会、总会”这个三层（或者四层，有些地区还会有“大会”）架构的强度是介乎于“统治权”和“建议权”之间的，所以我采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合而不统，分而不散。所以长老制（共和制、联邦制） ——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是一种比主教制更民主、比会众制更集中、由圣经启示、并且通过了历史检验的、最好（或者说最不坏）的教会（政治）制度。加尔文自己对教会形态的论述，即共和制的 “联合”，主要在《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第四章。当加尔文在谈论政体形态时，虽然他旗帜鲜明地赞成共和制，但他却同样承认神意裁决，承认其他政体亦有其合理性。这就是开篇时我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联合”思想的一个体现，即对多样性的承认，而非竞争。事实上他已经在描述一种“混合宪制”。这一思想奇妙地在英伦三岛取得了最初 ——如果不是最大——的成功，如果“成功”的标记就是“多样性”的话。英格兰的混合宪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共和制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曾经的苏格兰则更可以称为“加尔文主义旗舰店”，并给世界带来了远超它身量的诸多祝福。感想与应用历史上有很多组有趣的二人对比。比如李杜，托陀，路加。相似之处都是前者年长些，在世时名气和脾气都更大些，并且和后者虽有交往但似乎不是特别密切。而后者，即杜甫、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尔文，共性是都对各自的前者非常敬重甚至倾慕，性格较为平稳（好吧，可能陀不太平稳），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他们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而路德与加尔文的相同点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不同处。正如刚才引用的《加尔文主义中的 “联合”》中所述， “联合”是加尔文思想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思想在路德那里也找得到，他同样反大一统并高举地方主义与自治联合，比如他就曾说过：（教皇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有十个或一千个教皇，教会也不会分裂。基督教的统一性能保存在极多领袖的领导下，正如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最高统治者治下和谐相处一般。这一思想被加尔文继承并发扬光大，在路德缔造德国之后，又催生了欧洲特别是西北欧新教诸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关于两人的友好关系，《加尔文传》里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加尔文是站在路德宗与慈运理派之间，他想要一边伸出一只手将这两派联合在一起。他在写那本《简论主的圣餐》时就是抱着这种希望的。因此措辞很小心，不像其他时候那么强烈。1545年，路德在一家德国书店读到这本书后说：“早知如此，从一开始我就会将整件有争议之事完全交给加尔文，若反对我的人也如此做的话，我们早就该和好了。” 路德加尔文从未谋面。但路德很欣赏加尔文。路德看到加尔文批评自己的文章后（被不怀好意的人转发），宽容接纳，加尔文深为感动。几年后，当路德为圣餐之事大动感情地发火时，加尔文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写信给慈运理派： “我们必须记住路德是何等伟大的人……即使他称我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称他为上帝的好仆人。” 加尔文在路德临死前几年给他写过一封信，但那时路德已经暴躁易怒，所以墨兰顿没有转交。在这封信里加尔文写到： “假如我能飞到您那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与您在一起，我也会很享受……但知道在此世上我们没有得到机会，我希望很快我们就会在上帝的乐园里相见。再见，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至于二人的历史意义，茨威格总结的不错：宗教改革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考虑到茨威格是犹太人（据说路德有反犹倾向）和专黑加尔文的《异端的权利》的作者，他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今天是加尔文逝世 454周年纪念日。但考虑到他特意要求不立墓碑免得自己的墓地被当成圣地崇拜，那么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也就是从使徒保罗传到奥古斯丁，又从奥古斯丁传到他那里的基督教精神。而我愿将这精神概括为：荣耀上帝，全面归正。他一切的神学都出自于 “荣耀上帝”这个核心，他一切的应用都落实为“全面归正”这个纲领。他的《基督教要义》向我们清晰地阐明，上帝的荣耀高于一切，高于国家的兴亡，高于民族的延续，甚至高于个人的救恩。他的日内瓦教会向我们生动地显明，惟有建造能征服破坏，惟有秩序能消除混乱，惟有光明能胜过黑暗，惟有公义能击败邪恶——概括来说就是：惟有生命能战胜死亡。主耶稣曾在经上说：盗贼（魔鬼及其差役）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这也正是主的好仆人，约翰·加尔文一生所践行的事：靠着圣灵，将上帝荣耀的火炬与丰盛生命的种子，从日内瓦开始，传到欧洲，撒向世界。所以，纪念加尔文最好的方式，就是照着上帝给我们的不同呼召与圣灵给我们的不同恩赐，荣耀上帝，全面归正。应许之地与山巅之城呼应，全备福音与丰盛生命共生。加尔文的一生，正如 “活祭”，貌似一生被动，实则一生顺服。渴慕真理，传扬真道，甘于贫穷，公正无私，温柔和蔼，勇敢坚强。升腾如鹰，驯良如鸽。发光如星，引导多人归正，不立墓碑，自隐身后虚名。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和加尔文一同敬拜的上帝！;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83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郭暮云：新教五圣之东邪——扬胡斯: fqng1008 2019-5-23 22:16; 经文诗 31:1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诗 31:2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诗 31:3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诗 31:4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诗 31:5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诗 31:6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诗 31:7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诗 31:8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诗 31:9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诗 31:10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诗 31:11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诗 31:12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记念；我好象破碎的器皿。诗 31:13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诗 31:14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 诗 31:15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诗 31:16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诗 31:17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诗 31:18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诗 31:19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诗 31:20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密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诗 31:21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诗 31:22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诗 31:23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诗 31:24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大卫这首诗，显然是在说“信靠”。约拿引用第六节所发“绝命诗”（拿2）的主旨，也是如此。信靠当然在苦难中更为重要。这首诗提到了诸般苦难：敌人暗设的网罗（4），无神论的仇敌（6），眼睛忧愁干瘪，身心不得安舒（9），生命被愁苦消耗，年岁被叹息旷废，力量衰败，骨头枯干（10），被人羞辱，众叛亲离（11），被人忘记（12）、谗谤、攻击（13）。苦难就是这样具体，就和罪孽一样。所以大卫只得不住地呼求。全诗24节，共用了15个“求”字。在呼求中大卫得着信靠，在信靠中大卫继续呼求。他呼求上帝的拯救，也呼求仇敌受惩罚——然而本诗的核心与高峰当然是他对上帝主权的全然“信靠”与交托，也就是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就是至高的信靠，终极的信靠，因为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的灵魂——即便他允许那不能杀灵魂的，杀我们的身体。所以第5节也是主耶稣的十架七言之一，体现着一样的“终极信靠”。除了约拿外，这篇诗还影响了不只一位圣经人物和历史人物。13节出现在耶利米的呼求中。司提反殉道时的祷告也是引用第五节。这一节还有很多圣徒在临终时说出，有天主教的，有圣公会的，还有苏格兰“杀戮时期”（一六八三──一六八八年）的盟约派。还有本文的主角，扬·胡斯长老。在《新教五圣》系列的前三讲，我们分别讲了马丁路德，威克里夫，诺克斯。这三位，包括我们最后要讲的加尔文，虽然都因着坚持真理激烈反抗天主教而招致天主教的逼迫，但他们都得了人所谓的“善终”。或许这给了我们一种错误的暗示，以为坚持真理并不至于死。那么胡斯的结局就及时地证明：为真理而死其实才是常态。最伟大的捷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胡斯是捷克人。不知大家对捷克是否熟悉，但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应该至少看过捷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很多人还知道比尔森啤酒和百威啤酒，还有菠丹尼化妆品以及斯柯达汽车，虽然未必知道这些也都是捷克的。在2005年捷克官方电视台组织评选的“一百位最伟大的捷克人”中，胡斯排名第七。排第五的是稍晚于他的著名胡斯派领导人扬·杰式卡将军。排第四的是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他在加尔文宗的大学受教育，后来成为胡斯教派的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最后一任主教，在三十年战争爆发后沦为宗教难民。这个排名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胡斯对捷克的影响力。所以在我来看，胡斯才是最伟大的捷克人。波希米亚的兴起不过在胡斯的时代，捷克并不叫捷克，而是叫波希米亚。今天很多人对于这个词的印象，大致是指一种穷艺术家所喜爱的宽松、邋遢但很有范儿的穿衣风格。波希米亚地区的东南西北四邻分别是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波兰。此地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一支叫“波希人”的凯尔特人聚居，由此得名波希米亚。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人迁入并自此成为统治阶级。此地后来也有斯拉夫人等民族迁入。日耳曼人在9世纪照自己的习惯法选举了国王，建立波希米亚王朝。1306年王族绝后，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以外戚身份继承了波希米亚王位。40年后，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不久后（1355）又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人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排名里，排名第一的捷克人。他把神罗的首都签到了布拉格，从此波希米亚成为14世纪的中欧强国。查理四世（ 1316年5月14日－1378年11月29日）查理四世作为神罗皇帝最著名的决定是颁布“黄金诏书”。这部诏书是对当时德意志现实的承认，是对日耳曼人习惯法的遵循，从法律上摆脱了教皇对神罗皇帝选举的干涉。按照黄金诏书，神罗境内的七大诸侯称为选侯，意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诸侯”，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维滕贝格公爵；勃兰登堡藩侯。大概可以理解为战国七雄可以轮流选举和被选为天子。黄金诏书这个制度深刻影响到了后来宗教改革的进程，萨克森选侯和马丁路德的关系详见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查理四世大力建设布拉格，于是布拉格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美丽富庶的城市。今日布拉格 1348年查理四世还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布拉格大学”。这所大学在历史上出过很多著名人物，比如第谷、开普勒、马赫、特斯拉，爱因斯坦也曾在这里做过研究。文学家方面则有里尔克、米兰·昆德拉，以及弗朗茨·卡夫卡。不过，布拉格大学最杰出的校友却不是以上这几位，而是胡斯。胡斯出身农家，少年丧父，寡母非常敬虔，认为教育是重中之重，便用尽全力供他上学。1390年，胡斯不负母亲期望，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1394年）和文学硕士学位（1396年），1401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神学部主任，1409年更成为校长。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布拉格大学教书，并在学校附近的伯利恒礼拜堂讲道。威克里夫的传人查理四世的女儿安妮嫁给了英王理查二世，在英国她接受了威克里夫的教训（点击查看本系列有关威克里夫的文章），悔改信主，并从此将许多威克里夫的作品带回波希米亚。就这样，胡斯也读到并接受了威克里夫的思想。所以从宗教改革史的角度来看，胡斯的思想可以说是上承威克里夫、下启马丁路德。不过在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的神罗和波希米亚，胡斯的思想纯属胡思乱想。虽然他宣讲的教义在今天身为新教信徒的我们来看再平常不过。这些教义有：人人都应当读圣经（当时只有神甫们能读）圣经应当被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当时只准读拉丁文圣经）教会的头不是教皇而是基督（和今天的家庭教会立场完全一样）不符合圣经的传统不是真理（五大唯独之“唯独圣经”） …… 和他承上启下的两位一样，胡斯同样大力抨击赎罪券制度，并谴责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并且他出语惊人，有一次竟公然说：高级教士是蓄意曲解圣经的撒谎者，扬言凡事必须听从教皇。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有不少教皇是传异端者，还有一个教皇是女人。我们为何要凡事听从他们呢？这个“女教皇”是什么鬼？其实这个事件是天主教最讳莫如深的禁忌之一。根据13世纪后期波兰的道明会会士特拉波的马丁（Martin of Troppau）所著的《教宗和皇帝的大事记》(Chroniconsummorum pontficum et imperatorum)第三校订本，这个女教皇原名琼·安格理克斯，本是英国人，女扮男装和情人一起到了雅典。在那里，她学习并精通了神学，程度之高据说无人能及，成为教士后还到罗马授课。她的言行和知识在罗马得到高度评价，最后居然在853年被选为教皇。不过就在当上教皇时，她怀了情人的孩子，更加尴尬的是就在从圣伯多禄大殿到拉特兰的例行游行中当街早产。之后仓皇逃走。她做教皇前后共两年。不过天主教会史从不承认她的存在，并且把前任教皇的卸任日期往后推了两年以掩盖此事。（传说中的女教皇）胡斯所指应该就是此事。后来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胡斯再次提到女教皇问题，但奇怪的是，当时竟没有人质疑此事——这甚至是胡斯所有观点中唯一未受质疑的。换句话说，那次大公会议实在邪气十足：胡斯言论中最可能不太靠谱的观点反倒最不受质疑，其他完全正确的观点却被百般批驳。胡斯之死的背景胡斯其实可以算是威克里夫的同时代人，因为他15岁时威克里夫才去世。所以他的时代背景和威克里夫的背景大体相仿，也就是都处于“教会被掳阿维尼翁”的七十年加上之后双教皇并立的四十年时期。其间的1409-1414年间，天主教教廷更是荒谬绝顶地同时有三个教皇。这个局面直到刚才提到的1414-1418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大公会议中才得到解决：三个教皇同时被废，另选了一个马丁五世出来。上述背景和这场会议，与胡斯之死密不可分。简单来说，就是这次大公会议的议题就两个，一个是解决三个教皇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正式定威克里夫为异端。而在威克里夫被定罪之后，秉承他思想的胡斯当然也就成了异端，要执行火刑。并且，一开始声明保护他的三个教皇之一的约翰二十三世，自己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废了，因此自身难保。而同样一开始答应保护他的神罗皇帝西吉斯蒙德也在这次会议上见风使舵后背信弃义，没有履行承诺，而是把胡斯交给了红衣主教团。于是这个邪恶的会议最后正式定胡斯为异端：最后，最圣洁、神圣的宗教会议发布如下决定、宣告和命令：约翰·胡斯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罪恶昭彰的异端分子，他公开传讲错谬和异端，藐视教会的权柄和禁令，在该错误中顽梗不化、心思刚硬达数年之久；他还要向至高的审判者主耶稣基督发出申诉，此冥顽不化之举令忠实的基督徒尤为愤怒。基于上述理由，本宗教会议判定约翰·胡斯为异端分子，其申诉具有危害性、冒犯性，是对教会司法权的藐视，当严加谴责；本宗教会议判定，胡斯不仅以其著作和讲道迷惑基督徒，并非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传道人，而且他还硬着颈项，一意孤行，不肯回到我们圣母教会里来，也不愿放弃他所公开传讲、捍卫的错误及异端。故此，最神圣的宗教会议下令，废黜约翰·胡斯原有的教士尊严及职位。剥夺教士职位后紧接着就是移交世俗法庭，执行火刑。执行之前还要先照例侮辱一番，首先要给胡斯剃头。不过剃头时，主教们却为用什么工具，是剃刀还是剪刀，彼此争执不下，起了纷争。这时，约翰·胡斯转身面向皇帝，说道：“我真是感到惊讶，他们在心思残忍方面如此同心合意，但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残忍，倒彼此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同意用一把大剪刀，把胡斯头顶上的一块头皮剪了下来。然后又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边画着三个魔鬼，写着：头号异端分子。（蚊格批斗的做法或许是从这儿学来的）福克斯《殉道史》胡斯殉道插图所以，被邪恶定为邪恶，或许正是圣徒已得荣耀的最佳见证之一。烈焰焚身时，胡斯开口，高声唱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怜悯我吧！”唱了几遍后，风把火焰吹到他脸上，胡斯一下子窒息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动了起来，坦然念诵着诗篇31篇，特别是那句“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样结束了他在世上的苦难。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可怜我吧！来自郭暮云的半导体00:0000:55 （节选自电影《胡斯传》）当所有木柴烧光之后，他的上半截身体还悬在链条上。仇敌把他的残躯从柱子上扔下来，又重新燃起一堆火来烧。他们先将胡斯的头颅剁成碎片，好更快烧成灰烬，又从一堆内脏中捡出他的心脏来，用棍棒使劲敲打，然后把它挑在一根尖尖的棍子上，在旁边燃起的另外一堆火上烧烤。当胡斯被烧成了灰烬，教廷还不放过他，他们说，绝不能让胡斯的任何一部分回到波希米亚，于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空中，随风而去。（以上部分内容引自福克斯《殉道史》，苏欲晓、梁鲁晋译）就是这次会议，同时也下令将威克里夫挖坟掘墓，挫骨扬灰。然而他们不能想到，水中的威克里夫和风中的约翰胡斯，最终却被如水如风的圣灵亲自使用，开启了主耶稣洁净自己教会的行动。浴火重生黑天鹅胡斯临死前在牢房里说：“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捷克语中‘胡斯’的意思），但是一百年后，你们将会听到一只天鹅的鸣唱，这是你们无法烧毁的，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聆听它的歌声。” 一百年后，萨克森州的马丁·路德发现了这个预言，并且认出，他就是胡斯所预言的对象。路德在1531 年这样写道：约翰·胡斯在波希米亚牢房中预言的那只天鹅就是我。当时他说：他们今天会烧死一只鹅，但一百年后他们将听见一只天鹅的鸣唱，而且不得不听。是的，若上帝喜悦，这只天鹅将会持续不断地歌唱下去。就这样，虽然威克里夫死了，胡斯也死了，但他们所持守的真理，终于借着马丁路德，以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如黑天鹅一般展翅上腾，改变了教会，改变了世界。布拉格拋窗事件然而胡斯的故事还没有完。胡斯死讯传来，波希米亚人民无比愤怒，支持他的地方贵族及民众开始激烈抗议教廷，最终教廷对波希米亚发布了“禁行圣事”的处罚禁令。1419年，以胡斯信徒为主的布拉格市议会更是被强制解散，还有人被逮捕，代之而起的是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新市议会。胡斯信徒非常愤怒，7月30日，他们在神父扬·柴利夫斯基的率领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人潮聚集至新市政厅前的查理广场（今天的布拉格广场），要求释放被逮捕的胡斯信徒。随着游行群众情绪的高涨，反胡斯派也逐渐不满，突然有人由市政大厅的窗口向胡斯信徒丢掷石块，局势立刻被引爆。狂怒的胡斯派冲进新市政厅楼上，将市长及市议员共7人自窗户扔向楼下一大群手持长矛的抗议者，这就是“布拉格第一次拋窗事件”。（第一次拋窗事件）之后暴动更加激烈，胡斯派开始攻击天主教教堂及相关人物，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出兵镇压，于是胡斯信徒全面起义，就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胡斯派推举贵族扬·杰式卡领导他们。1420年7月，杰式卡率部在布拉格城郊维科山粉碎了西吉斯蒙德发动的第一次进攻。1422年初他领导胡斯军，在库特纳霍拉和涅梅茨布罗德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再次击败第二次进攻。点击欣赏胡斯派战歌《你们是神的战士》。歌词大意：你们是神的战士，和他的律法祈求神的帮助，保持对他的信仰和他同行，你们将看到胜利曙光你们为基督的牺牲是值得的，他将百倍偿还于你如果你为他而牺牲，定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为真理奋战的人必得福祉！主吩咐你不要害怕身体受到伤害并嘱咐你，要为了你所爱的兄弟而牺牲无论是弓兵弩兵，还是提着长戟的骑士亦或者是镰刀匠，执权杖者，以及从事所有职业的人不要忘记仁慈的主与你们同在不要害怕你的敌人，也不要在意他们的数量常将主保留在心中，并为他而战在大敌当前，你无需逃离这个国家过去的捷克人曾说过，并将其当做座右铭：如果这个领袖十分优秀，那么这段旅程将十分愉快铭记你们所有的密令服从队长的命令，并保全自己的战友集中注意，并保持阵型！你们这些乞讨者和罪犯，记住你们的使命贪婪和偷盗将使你们命丧黄泉不要去关注那些所谓的“战利品”！满心欢喜对着他们喝道：你们将要被击败！举起你们的武器，并宣誓：神是我们的主！杰式卡在西方历史上是与亚历山大大帝等六人齐名的、从未打过败仗的七位统帅之一。但1424年10月11日，他在率军围攻普日比斯拉夫时死于瘟疫。普洛科普继承了他的统帅地位，继续对抗罗马天主教会以及支持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扬·杰式卡将军（ 1360年－1424年10月11日） 1430年代初，胡斯党人分裂为温和派（圣杯派）和激进派（塔博尔派）。经济和政治上较稳固的温和派开始与天主教阵营勾结，市民阶级和贵族公开背叛人民，其力量已占三倍优势。温和派在长期斗争中已掌握波希米亚经济并基本实现了他们的主张，所以不再能容忍激进的塔博尔派（由普洛科普领导）的继续发展威胁到自身的利益，于是转而投向敌人阵营。 1432年5月，圣杯派在天主教会和皇帝的支持下，在利帕尼与塔博尔派进行了会战。圣杯派出动了步兵二万五千人，骑兵数千人，战车六百辆，而塔博尔派只有步兵一万，骑兵八百骑和战车三百六十辆迎敌。圣杯派以优势兵力佯作强攻，继而退却，普洛科普判断失误，把敌人伪装的撤退当作真正的溃逃，就向敌人猛烈地扑去，从而削弱和破坏了大车防御工事的防守。这时，敌军骑兵突然攻击塔博尔军的侧翼，并袭击了几乎毫无防御的营地，塔博尔骑兵将领恰克率领骑兵临阵脱逃，导致全军的溃败，普洛科普等阵亡。胡斯战争至此基本结束。塔博尔派的残部一直坚持到了1437年，在西翁之战中才覆灭。塔博尔城则维护了相对的独立，直到1452年陷落。（胡斯派士兵盾牌）相似的事件在200年后又发生了一次。 1617年，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就任波希米亚国王，一上任便残酷迫害新教和胡斯党人。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人们在图恩伯爵的率领下冲进王宫，将斐迪南二世派来的两名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是为第二次布拉格抛窗事件。新教徒同时成立由三十位成员组成的临时政府，宣布波希米亚独立。次年6月，波希米亚起义军进入奥地利王国境内，兵临维也纳城下。已当选神罗皇帝的斐迪南二世迫于形势，表面上假意答允进行谈判，暗地里向天主教同盟求助，并答允将来把普法尔茨选帝侯的爵位转让予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以换取天主教同盟出兵相助。不久，天主教同盟即出兵二万五千人，并赞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量金钱。起义军被迫于八月退回波希米亚，而波希米亚议会亦于该月选出信奉新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波希米亚国王。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 1596年8月26日－1632年11月29日）腓特烈五世的母亲是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沉默的威廉）之女路易莎·朱丽安娜，妻子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腓特烈五世的家族几代以来都是加尔文宗信徒，他的曾祖腓特烈三世曾于1563年委托加尔文宗学者和牧者制定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就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国的治所），其中第80问更是直接出自他的建议。腓特烈五世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最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第一任汉诺威选帝侯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他们的后裔格奥尔格一世·路德维希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以第52继承顺位即位为英国国王，即英国汉诺威王朝第一任国王乔治一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当然不能容忍波希米亚人自行选出国王，于是在解除维也纳之围后随即出兵反攻，而天主教同盟之一的西班牙亦出兵进攻普法尔茨。1620年11月8日，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联军在白山战役与蒂利伯爵所统率的天主教同盟军决战，联军虽占有地利，但因装备落后，终为天主教同盟军所败，27位新教领袖在布拉格广场被杀，腓特烈五世逃亡荷兰，而波希米亚则重新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波希米亚约有四分之三的贵族土地落入神圣罗马帝国之手。而神罗更强迫波希米亚的百姓改信天主教，逼迫所有新教徒限期离境。从那时开始，波希米亚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国家，直到如今。（史实部分引自维基百科）结语所以，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能完全揣测的。改教事业一度最为兴盛的波希米亚，最终被天主教复辟。一度岌岌可危的英伦三岛却成了新教最坚强的核心之一。同受强势选帝侯保护的马丁路德和胡斯，一个安度晚年，一个却壮烈殉道。不过，虽然今天的捷克已经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胡斯仍被捷克人民认为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本文开篇时提到的那个“最伟大的捷克人”排名算是证据之一。胡斯的精神指引着世世代代的捷克人民寻求独立自主，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塔那的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就有两个乐章使用胡斯战歌的主旋律来致敬胡斯和胡斯派，至少同样著名的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也写过一首《胡斯派序曲》。 Tábor DieWienerPhilharmoniker;RafaelKubelik-Smetana:MáVlast(HistoryRecords-ClassicalEdition1-DigitallyRemastered2011) HusitskàdramaticOverture,Op.67 LondonSymphonyOrchestra;IstvánKertész-DvorakTheWaterGoblin,MyHome,TheNoondayWitch,HusitskaandTheGoldenSpinningWheel （点击收听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第五乐章“塔博尔”（胡斯派最后牺牲之地）和德沃夏克《胡斯派序曲》）不过，不是所有音乐人都了解胡斯。蔡依林有一首《布拉格广场》（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词），歌词中有一句：“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然而布拉格广场并没有什么许愿池，方文山可能错把布拉格广场上胡斯雕像基座的“许愿墙”误会成了烧死他的仇敌所在的罗马的许愿池（特莱维喷泉）。2014年，布拉格市政府对胡斯雕像进行维修，清洗了基座上的纸条，周围设了围栏，于是从此连“许愿墙”也没有了。（布拉格广场的胡斯塑像）而胡斯真正许下的愿望，就刻在他塑像的周边： Věřím, že po přejití bouří hněvu vláda věcí Tvych k Tobě se zase navrátí, ó lide česky ！（我相信在跨越愤怒以后，你们的权利必将失而复得，捷克人！）波希米亚的天鹅所发的预言实现了，无数战争与逼迫之后，今日的捷克终于跨越了愤怒，像丝绒一般，平滑实现了改变。更重要的一句则是： Milujte se, pravdy každému p ř ejte（彼此相爱，愿真理给每一个人）胡斯为坚持真理，为彼此相爱，付出了生命。而面对相似的逼迫，其实我们还远远未曾抵挡到胡斯一样的地步。但胡斯给曾受并且将受逼迫的我们的最大安慰就是：无论我们的身体是否会像他和威克里夫一样破碎，我们的灵魂都可以安然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据说，每一个犹太母亲在晚间教导儿女祷告时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让他们能在可怕的黑夜沉沉睡去，在那喜乐的清晨安然醒来。这便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复活的道理。神的选民彼此相爱，主的真理终将得胜。天国的降临将要更新世上的邦国。在那天上的聚集中，那曾在逼迫中承认主名、不曾背叛的圣徒，他们那可以毁坏的身体与不能毁坏的灵魂，终将重新成为一体，和胡斯等先辈一起，永远与主同在，进入父的荣光。;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4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郭暮云：新教五圣之北丐——威克里夫: fqng1008 2019-5-23 20:06; 经文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为何叫“北丐”？这是“新教五圣”系列的第三篇。其实以前我讲过威克里夫，但侧重点在于通常给他的定位：“宗教改革的晨星”。所以那篇文章（点击查看）已经说过的事情，这次就不再赘述，而是在补充一些信息之余，看看威克里夫的其他方面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比如“罗拉德派”相关问题。所谓“罗拉德派（Lollards）”，在后来的历史上，就是指“跟从威克里夫教导的、没文化的异端”（这当然是仇敌的污蔑之词），是爵士和主教们眼中的亻氐立耑人口。“罗拉德”这个词据说来自荷兰语的“lollen”，意思就是“懒汉，流浪者，闲人，骗子，乞丐”。这就是称呼威克里夫为“北丐”的直接原因，因为他正是罗拉德派事实上的创始人。图中威克里夫手里拿的应该不是打狗棒 “改革宗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信仰”？前两讲在说到马丁路德和诺克斯时，我都提过，在历史上，以宗教改革的主流视角来看，教会主要有两大敌对势力。第一当然是天主教，这是新教的主要敌人。而另一支宗教改革的极左极端派，即所谓“重洗派”，同样对改教事业造成了严重伤害，也是被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等人高度警惕的。而这一派别的主要成员就是底层民众。他们人少时孤僻自守，人多时揭竿而起。可是这方面的教导如果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印象，就是新教信仰或者说改革宗信仰，就是一个既敌视君主贵族，又敌视工人农民的“中产阶级信仰”，那么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除非你认为“ 底层民众 ”和“ 暴徒匪类 ”就是同一个群体。某种意义上新教和改革宗的确是站在“中间”的，但这个“中间”的意思是：左推暴民，右挡暴君。这种“左推右挡”如果就是“中产阶级”的姿势水平，那么倒也无需争辩。然而事实上新教或改革宗信仰从五百年历史来看，在高层、中层和底层始终都有大量拥护者和虔诚信徒，绝不仅仅是所谓“城市中产阶级”的信仰（即便常常被人贴上这个标签）。不过，退一步说，如果真成了标签暗示的样子，那这个信仰就一定是出了问题。我再说：如果真信仰无法得着“ 低端人口（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信仰就是出了问题。很多年前在新加坡时，我参与服侍过中国建筑工人。在新加坡，他们算是倒数第二低端的人口，倒数第一是印度船工。不过我当时委身的教会就一直坚持服侍这两个群体：周日晚间崇拜，大陆工人在三楼，印度工人在一楼。我旁听过印度人的聚会，讲道和唱诗都听不懂，除了间或出现的“哈利路亚”。可是他们的唱诗优美之极。这些黑瘦的印度男人唱起歌来犹如天籁，我们真的是完全比不了。那时我就明白他们有宝莱坞简直是必然的，能歌善舞是他们的种族天赋之一。上次讲到诺克斯，讲到他所建立的长老会和苏格兰边民。可是必须指出，这批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后来在美国绝大多数转化成了“Bible Belt”南方各州的浸信会信徒。那么这或许能证明，别人给长老会贴上“中产宗派”标签，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几百年来，长老会得到了新的群众，也失去了旧的群众。所以这次我在回顾“宗教改革的晨星”威克里夫那先于马丁路德整整一百年的改教事业时，将多花一些篇幅来关注“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改教事业的保护人约翰•威克里夫1342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西莱丁（West Riding）的一个村子，而那个村子就叫“威克里夫村”。据说他的家族是庄园领主，在地方上颇有权势。这个或许看村名就可以知道。而这一地区的大领主就是著名的“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此人是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后又因联姻成为兰开斯特公爵。多年以后开创了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四世就是他儿子。所以他的地位或许类似于司马懿之于晋朝。而再后来的都铎王朝开创者亨利七世说起来也是他的玄孙。冈特的约翰在世时就位高权重，曾经出任过摄政王。而种种迹象显示，冈特的约翰与威克里夫家族关系密切。后来他出任威克里夫的保护人，即是一项明证。 John of Gaunt, 1st Duke of Lancaster, (6 March 1340 – 3 February 1399) 不过需要指出，在威克里夫改教生涯的早期和中期，冈特的约翰的确给予过大力支持，他俩的关系非常像萨克森选侯弗雷德里希和马丁路德的关系。但在威克里夫的晚年，两人可以说是决裂了。原因一方面是威克里夫对天主教会的攻击直指问题的核心：变质说。这等于要废掉整个弥撒体系（这也是后来路德、诺克斯等人与天主教战斗时在表面上看来的核心问题）。另一个是对起义农民的态度问题。冈特的约翰出于多方面考虑，虽然自己认同威克里夫的神学，但又不想过分触怒天主教危及自身前途，就跟威克里夫讲政治，讲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之类。但威克里夫的观点是，政治是你的事，神学是我的事。我们各自都只向上帝负责。约翰很不以为然，甚至生气，开始意识到威克里夫已经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仍然很有贵族风度，没有进一步干涉威克里夫，而是选择和他友好分手。两人彼此感谢，彼此祝福，相约在天父的国中再见，从此各自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承担彼此都不太清楚的重大代价。威克里夫改教思想的来源威克里夫之前70年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鲁斯特给了他很大影响。主教初期也受到道明会和方济会那些行乞修道士的迷惑，因为从外表看，这些人称得上圣洁敬虔。但后来他深入观察，就发现这些托钵行乞的修道士个个假冒为善，大都是十足的伪君子，都属于表面上不吃肉背地里大嚼红烧海参之辈。于是格鲁斯特就直接说这些修道士是骗子。他细读圣经后，发现多数教皇的行为与使徒们大相径庭，就进一步直称说，这些教皇是敌基督。不过在天主教还来不及处他极刑的时候，一二五三年，他就及时去世了。另一位影响威克里夫很深的人是当年的牛津大学教授多马•布拉窝丁(Thomas Bradwardine)。多马•布拉窝丁既敬虔爱主，又学问高深。他强调，我们蒙恩得救，绝对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出乎神白白的恩典。他劝喻学生们不要侧重于外表的宗教仪式，要以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威克里夫一方面从多马•布拉窝丁领受了纯正的信仰，又在大学学习期间勤读了格鲁斯特的著作。受他们影响，身为学者的威克里夫也非常重视证据，他深入到英国各个阶层，包括政界、财经界、文化界、宗教界，去调查天主教是否有腐败和非法活动。调查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已经堕落为一个败坏团体。威克里夫改教事业的起因所以可以说，“反腐”是威克里夫萌生改教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一次他路遇一个士兵被骑马的军官捆绑牵拉，踉跄前行。但此人一边走一边喊：我相信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威克里夫就问他犯了什么罪，以及为何有这种确信。显然第二个问题是他更感兴趣的。士兵就说，他们说我偷东西。可是现在什么都在涨价，我很难养活家人和自己。威克里夫继续问：那你为什么确信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了呢？他满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民间神学家，能说出他自己已经确信的“因信称义”真理。然而士兵却得意地回答：因为我买了赎罪券啊！后来威克里夫又遇到一对贫穷的夫妻，因为没钱买赎罪券，被托钵僧咒诅说他们将死的孩子会下地狱。愤怒至极的威克里夫忍住怒火，用大卫的孩子和伯利恒众婴儿的事情安慰他们。所以天主教对英格兰人，特别是对这种底层英格兰人的愚弄和伤害，是激怒威克里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也促使他后来完全倒向底层民众。虽然他自己无论从家世，从学问，从地位，从社会关系等任何意义上来说，可能都不属于底层。于是在1360年，威克里夫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反对那些托钵乞食的修道士》（Objections to the Friars），他认为这些人的贪婪表现完全影响了福音的广传。那些行乞的修道士其实更像江湖术士，而不是虔诚的传道人。他们讲道的内容，大半是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一些过度渲染的悲情小说，或虚构的无稽之谈，或鄙俗的笑话，或蓄意威吓人的解梦等。当听众们受到他们蛊惑后，修道士就托钵求乞，并当场出卖赎罪券。这些修道士所注重的，是盆满钵满，而不是带领人的灵魂脱离地狱。不过必须指出，威克里夫虽然强烈反对“托钵修士”，但他绝不反对“托钵精神”，或者说，他正是因为把真正的清贫看为宝贵，才如此强烈地痛恨假冒的清贫。威克里夫改教思想的背景黑死病：天谴刚才那个士兵所说的生活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威克里夫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在我另一篇谈威克里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那就是“ 黑死病 ”。这场灾难爆发于一三四八年，当年威克里夫二十四岁。这场灾难，蹂躏了整个英国和欧洲，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灭绝。在威克里夫的故乡约克郡更是有三分之二的人倒毙。这场灾难催促他更加认真地阅读圣经，而在读了圣经之后，他深信，这是来自神的严厉审判。他认为天主教的腐败和邪恶招来了天谴，连累了人类。 1346至1351年黑死病的蔓延英、法、教廷的复杂关系另一个背景是英法关系。天主教在英国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肇因在于著名的失地王约翰。十三世纪初，失地王约翰（John Lackland）因违抗教皇命令被处以绝罚，并随即面临失去王位的危险。于是一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约翰被迫向教皇屈服，承认从此英王是天主教皇的臣属，并答允每年从岁入之内取一千马克进贡给教廷。不过到了威克里夫年间，国际形势有变。英国在新一轮的英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而此时教皇乌尔班五世是法王的附庸和傀儡（时值“教会被掳阿维尼翁”的七十年间，前文有述）。一方面英王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如今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宝剑而不是教廷的保护。另一方面，最让他愤怒的，是情报部门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英国以前给教廷上的贡，有相当一部分被挪用为法国的军费，用于对英作战。而就在此时，教皇乌尔班五世的催债信又来了。于是一三六六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召集国会开会，把教皇逼债的信向议员公开。理所当然，英国爱国主义意识高涨，纷纷谴责教皇干预政治。议员们认为，教皇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从事的应是牧养信徒的工作；教皇的首要职责，是传扬神的福音，而不是以暴君的姿态驾驭各国的君主。有的议员发言说，教皇，谦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们的仆人，有否在精神生活方面辅导我们？有否在我们经济环境艰苦中怜恤我们？或者教皇只懂贪得无厌，一味榨取我们的资金？或者教皇丧尽天良，竟拿我们的钱去资助我们的宿敌？在国会开会期间，威克里夫出席了会议，并对议员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许多议员在发言时所引证的都是威克里夫的论点。到了一三六七年，英国的天主教支部决定对他们认为的罪魁祸首威克里夫进行惩处，给予断崖式降职处分，褫夺了他在新坎特布理教堂（New Canterbury Hall）教堂委员（warden）的职位。不过威克里夫虽然失去了在教堂服事的职位，却赢得了英国国民的爱戴，因为英国人知道他是为了争取英国的合法利益和尊严，才丧失了个人的地位和尊严。威克里夫改教事业的转向：远离贵族，走向民众一三八一年，英国出现了一次农民革命（史称“瓦特·泰勒农民起义”）。老百姓经过黑死病浩劫后，本就民不聊生，结果政府又来征收重税。一名税吏到了一农户家征人头税（poll tax），女主人说自己十四岁的女儿还不到年龄，结果税吏恼羞成怒，侮辱了女孩，被赶回来的女孩父亲当场杀死。起义随之爆发。一三八一年六月，农民涌到京城伦敦，杀了一些商人，并把冈特的约翰的官邸夷为平地，在夺取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后，又杀了坎特布雷大主教（Archibishop of Canterbury）西门•索德拍立（Simon Sudbury）。瓦特·泰勒起义针对此事件，天主教一方面力挺政府，毫不同情农民，另一方面指控是威克里夫煽动了这场骚乱，指控他是起义的背后策划者。但新任大主教却提供不出任何实质证据，所谓证据不过是威克里夫一贯同情贫苦农民。最终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前文所说的，他与冈特的约翰的分开。从此他彻底远离了贵族和政治，专心于牧养大众。传记作家大卫•方顿（David Fountain）对此事件如此评述：威克里夫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关系逐步淡化，他知道未重生的人是不可以与之推心置腹的；可喜的是，他的属灵影响力扩展得很快，甚至深入到英国的穷乡僻壤。在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之际，他仍然相信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大众善变，很容易动摇，随时会改变立场，是靠不住的。就以这次被牛津大学校长传讯为例，虽然冈特的约翰要他向天主教会屈服，要他缄默无言，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未受到权贵的意见的左右。他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虽然曾几何时，他得到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的鼎力支持，但他一直倚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即使到了末了，他政界中的朋友一一疏远他，他仍然屹立不动，没有动摇；圣灵的大能扶持着他，使他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许多政教运动者，受到打击时，往往会犹豫不决，会摇摆不定，会灰心消极；但是威克里夫绝不是这样。结果在他余下的短短五年中，他在属灵方面所得着的果效，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的成就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罗拉德派”的诞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远离了政治喧嚣之后，威克里夫就致力于恢复当年使徒们传道的方式。他有几个极为重要的举措。第一是把圣经翻译为英文。前边提到了失地王约翰，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怂最恶的王，没有之一。但是奇妙的是，昏君的不幸就是人民的大幸。因为他在军事上的失败，认怂的他被迫和国内贵族们签下《大宪章》，确立了英国超稳定混合宪制的基本架构，奠定了大英八百年基业。失地王约翰另一个好处是，诺曼王室因为在尽失欧洲大陆据点，所以从此只能安居海岛，不再高高在上地只讲法语，而是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英化”，和本土的英格兰人民一起讲粗鄙的英语。从此诺曼贵族和本土人民才开始真正融合为一个民族。而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威克里夫的英文圣经就起到了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对德意志民族所起的那种作用。当然威克里夫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而非原文译出，这项工作是由后来的丁道尔完成的。威克里夫圣经抄本第二个重要举措是培训乡村传道人，送福音下乡。威克里夫在翻译圣经的文字工作之外，另外一项重大事工，就是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人到英国的村落去传讲神的话语。威克里夫以他的教区路特茅斯为培训中心，把他的门徒予以严谨的训练，然后差派他们到英国各地去。当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他已经差派与他观点相同的学生，以不受薪的传道人身份，到各地传播福音。这些人原来都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在牛津大学进修的神甫。他们其实和威克里夫一样具有天主教神甫的职称和身份，却因着追随圣经的教训，才不赞同天主教一些违背圣经的作法。威克里夫认为，在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连平信徒也是祭司。所以在事奉神的事上，他认为不应有阶级存在。这些威克里夫的门徒，开始时被称为穷祭司（Poor Priests），亦有被称为穷传道人的，其后被蔑称为“罗拉德派”（The Lollards），前边已经说过，就是“乞丐、流浪汉”之类的意思。罗拉德派的传道人极易辨认出来。他们赤裸着脚，手执杖竿，身上披着褐色的粗布长衫，衫上缝着大口袋，以便随身携带威克里夫译成的英文圣经。说起来还真有点儿像我们印象中的“丐帮”。威克里夫差遣传道人出去天主教把罗拉德派说成是颠覆份子，甚至说罗拉德派是一三八一年那场农民革命运动的煽动者。尽管天主教采取种种手法抹黑罗拉德派，但其中比较公允的人士，也不得不赞扬罗拉德派，他们说：这些罗拉德派，正如他们的领袖威克里夫，非常有口才。他们讲道时大有能力，少有人像他们那样有说服力。一些最近追随他们，被他们说服而转变的人，在言行上与他们完全一致，如同出自同一模型。这些人严于律己，轻视世上的财宝，从不涉足于男女私情，也不吐露一句粗言秽语。他们不住地虔心祷告，以传讲福音为他们的天职。罗拉德派在任何地方都讲道。一旦教堂的门不向他们打开，他们就在空地上，或乡村的草地上，或一般人认为是肮脏的地方，放胆地传扬福音。威克里夫对此有所解释。他说，主耶稣在地上时，无论何处，只要时间允许，只要人有需要，只要方便，祂就传讲神的话。托钵行乞的修道士最仇视也最畏惧罗拉德派。曾有一个修道士承认说，当他在行路时，几乎每两个迎面而来的行人中，其中一人就是罗拉德派。从此可见，在罗拉德派极盛的时期，他们在英国的影响力是何等浩大！然而到了后来，随着天主教对罗拉德派的残酷迫害不断加剧，许多英国的上层人士为了明哲保身，不敢暴露自己罗拉德派信徒的身份，甚至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以致罗拉德派人数一度大为减少，剩下来仍忠贞于威克里夫纯正信仰的人，大多出自草根阶层。他们秘密聚会，手持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热心地传播神的福音。他们遵循圣经的教训，在言行上以神的话语为根据。他们一年一年地坚持下去，两百年后，直至十六世纪初叶，在英国仍能找到罗拉德派的踪迹。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表现和品德，类似后来兴起的清教徒（Puritans）。在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史》中也有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殉道士的专门篇章。随着这本书的世界闻名，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事迹才被世人知道。《殉道史》中有关“罗拉德派”记载的插图一五二三年，当马丁路德的追随者把改革运动介绍到英国时，天主教的伦敦主教说：这些来自德国的反对天主教的改革论调，在英国并不新鲜，他们不过是已经猖獗的罗拉德派变本加厉的卷土重来而已。可以说，来自敌人的这番话，是对罗拉德派的最高礼赞，充分证明了他们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先锋与晨星地位，就像他们的领袖威克里夫一样。罗拉德派的分流多有人将英国的新教化归因于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这一点当然无法回避，但若据此就将英国的宗教改革事业庸俗化、戏剧化，则是对历史更大的不尊重，是对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不尊重。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宗教改革精神最早在英国人民心中扎根的重要原因，是后来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与催化剂。不过在亨利八世改教之后，罗拉德派就在历史上渐渐消失了，或者说，他们逐渐融入了不同的新教派别，包括但不限于清教徒、重洗派、贵格会等。应该说多数融入的是主流宗派，但也确有一部分进入了极端甚至异端派别。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新教异端为何层出不穷？特别是，这些异端为何多出自于罗拉德派、重洗派、敬虔派等当中？这些派别起初的见证总体还是相当敬虔坚贞的，为何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信徒后来会渐渐变成异端？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非常多，情况也非常复杂。不过我认为，它们的这种蜕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这一点也直接塑造了重洗派（罗拉德派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神学根基，我称之为：登山宝训的误用这就要和今天引用的经文扣上了。简言之，就是部分罗拉德派和重洗派，在坚持因信称义的正确前提下，走向了“因圣称义”的救恩论与教会论，从与天主教不同的方向，滑向了异端。而起因还是出在解经，特别是对登山宝训的解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登山宝训的平行经文。相信大家对登山宝训都非常熟悉，因为甚至连外邦人，他们最熟悉的圣经经文也是登山宝训，比如“打左脸给右脸”。那我们就从这儿说起吧。第一个以经解经就是：后来有人打耶稣的左脸时，耶稣是不是转过右脸去给他们打？没有，因为经上记着说：约 18:22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约 18:23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他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抗议这种违反法制（律法）的行为。使徒保罗的做法也是类似：徒 23:1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　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徒 23:2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徒 23:3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 难道保罗不知道登山宝训吗？难道主耶稣自己不知道登山宝训吗？这已经足以让人深思，登山宝训并非字面意思那么简单。所以你必须思考：恨人等于杀人，动淫念等于犯奸淫，不可起誓，爱你的仇敌……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你把所有上下文都联系起来，你就不会漏过对于理解这一系列教导最重要的那句经文了：太 5: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反对过律法，因为律法本是好的，是为了让人得生，是“全备、使人得自由、得祝福（雅1:25）”的。耶稣反对的是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歪曲和降低标准后的解释与应用！因为按着被法利赛人降低了的标准，靠律法得救虽然还是很难，但不再是不可能的，这正是那个少年的官的心态。而耶稣是如何挑战那个少年——即便主很爱他——的呢？他正是给出了第十诫命“不可贪恋”的完备解释，要让少年知道，你断然不可能全守律法，所以你必须对“靠律法得救”这条道路本身，彻底绝望，好转向唯一良善的那位。这也正是主耶稣教导登山宝训的意义。登山宝训是律法的正确解释，是天国的宪章或者伦理，如同律法一样，遵照而行大有好处，可以得自由得祝福——但是如果认为自己所做真的已经达到了登山宝训的要求，自己已经足够好，自己的义已经“胜过了法利赛人”，那就和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种自以为义，就是“因圣称义”。虽然他内心深知，他其实远远没有达到登山宝训说的标准，但他同样真诚地认为，自己总比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好——那么实际上相信的已经是“因圣称义”的这些人，和鄙夷地看着税吏说“我不像他”的法利赛人，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对登山宝训的误用，源自对登山宝训的误会。耶稣的意思明明是要你对“靠行为称义”彻底绝望，好单单信靠他，因信称义，因福音称义，因救赎称义。可是人却中了魔鬼的诡计，将“因圣证义”或者说“因圣显义”的呼吁与祝福，误用、扭曲、堕落成了“因圣称义”或“因圣成义”的诱惑与咒诅。而这绝非威克里夫的意思，因为他本是最深刻理解“因信称义”的几个人之一，并且是在中世纪提出这一宝贵教义的第一人。所以到了后世，包括罗拉德派成员在内的部分重洗派，其实并没有真正遵守圣经和威克里夫的教导。他们事实上变成了因圣称义甚至因圣成义，并且这“圣”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定的，虽然可能比法利赛人的标准高一点点（其实也未见得），但同样不是登山宝训的实际标准。然后他们就用这样的自定义标准去界定教会，将他们认为没有或暂时不能达到他们标准的人——比如婴儿——排除在教会之外。这种自以为义与自以为圣，就催生了后世包括锤镰党在内的许多左翼和异端思想，这些思想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比别人更好更圣洁，所以自己和自己这个小团体就拥有了审判和操控别人的当然权利。而这种做法，在他们起初看起来好像的确比别人“圣洁”一些的时候，对人对己的迷惑性更大。而当正常人看出他们这种问题并且予以劝诫时，他们就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一方面离群索居孤芳自赏，一方面将所有的批评都视为逼迫攻击，同时再次强化对自己圣洁表现与称义地位的自我认定。而这些做法，已经完全偏离了福音的精意。结语：罗拉德派的正面意义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因为对自身错误的反省（有成为不冷不热鱼龙混杂的所谓城市中产教会之势），一跃而为拥抱相反方向的错误（强行将天国宪章应用于有形教会，强行建立地上天国，走自以为义、因圣成义的反福音邪路）。当我查看罗拉德派的十二信条时（英文维基百科），我是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比如他们强烈强调平等，反对任何服侍角色（圣品阶级）的划分，过分强调政教分“离”，过分强调爱仇敌进而反对战争。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后来都融合进了重洗派甚至一些异端的教导。比如最后一条，就曾经借着去年热映的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在基督徒中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相关内容可以查看：《钢锯岭断想》）。但除了这些之外，罗拉德派特别是威克里夫的教导与实践，有许多仍是我们应该效法和继承的。比如对于圣职人员独身的反对，对腐败的警惕，对圣物等偶像崇拜的恨恶，对圣餐的归正看法，对天主教赦罪权的反对。并且结合今天的主题，北丐威克里夫和他的罗拉德派，还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尤其是长老会）效法、继承或发扬的传统，那就是： 1：乡村传道。中国教会最近三十年的复兴，是从乡村开始的。不过这些年随着校园福音和城市福音的兴旺，似乎乡村有衰落的趋势。作为在校园和城市中成长起来的教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重拾罗拉德派精神，去乡村布道，送福音下乡，稳固已有教会，建立新的教会。 2：安贫乐道。虽然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穷人”，其实更可能是指登山宝训中提到的“虚心的人”，而这个词应该正确地解读为“灵里贫穷的人”。我在别的文章里谈到过，所谓“亻氐立耑人口”，其实的确存在，但绝不是根据经济地位界定，而是根据灵魂地位界定。或者说，灵里贫穷的才是真贫穷（但他们有福了，因为将要有福音传给他们），灵魂亻氐立耑才是真亻氐立耑。澄清这个要点之后我们再说，经济问题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毕竟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降生在贫穷木匠家，而不是冈特的约翰家。中世纪修士的三大誓愿：贫穷、贞洁、顺服，剔除“自以为义、自我称义、因圣成义”等毒素，其中仍有值得我们尊重与效法的成分，包括第一条。威克里夫自己虽然强烈反对托钵修士，但却强烈推崇托钵精神，他自己的生活就极为简朴，他所建立的罗拉德派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效法主耶稣、使徒和圣徒（比如威克里夫）们的“安贫乐道”精神。这并不是反对工作，反对赚钱，赚大钱，而是重点在于：要杜绝自己对奢侈生活的心醉神迷，恨恶自己爱慕虚荣的罪，把对钱财物质的热心，用到神的话语上去。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精确分辨各种口红的色号，却不能分辨以利亚与以利沙、以斯帖和以斯拉，你就有祸了。如果你沉迷于鲜衣怒马，说起各种豪车来如数家珍，讨论明星八卦时娓娓道来，却不知道耶稣为你死了，死的时候里衣外衣都被兵丁瓜分，还要葬在别人的墓穴里，那么你有祸了。这样的人进天国，比兰博基尼穿过针眼，或者骆驼穿过口红的盖子更难。或许你要问，那么这样谁能进天国呢？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那么回答仍是一样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19:26）。当且仅当神的恩典降下，神的灵重生罪人，我们才能见证这种“穿越”的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其实天天都在上演，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3：合乎中道。我们的正确姿势应该是“左推右挡”——左推暴民，右挡暴君。这是合乎中道的姿势水平。在此前提下，我们应该说，罗拉德派式的走向底层是对的。其实，是否真能融入底层、得着底层，与你本身的高端亻氐立耑（无论何种社会意义上）是无关的。威克里夫其实地位很高，但他真正融入了草根。托尔斯泰地位同样不低，同样声称自己热爱农民，但怎么看他都和农民格格不入。所以俯就式的接纳绝不是真正的接纳，因为这个姿势还是表明，你有所保留，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真正的融入是站在你穷苦的弟兄当中。真正的接纳，是像腓利门接纳阿尼西母一样。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在主里，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身份上的本质不同。正如保罗所说：林前 7:22 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所以我想，最近北京许多教会敞开大门，接纳被驱逐的低端人口，这就是美好的见证。或许我们也应该看清目前局势，根据《吉林日报》的暗示，做好尽我们所能（但达不到、也不该达到白左标准）接纳北韩难民的准备。最后让我们以一首中国教会传统圣诗来结束，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年我头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实话实说，觉得不太好听。可是后来我听说，这首赞美诗其实有相当年头，并且这个特殊的曲调恰恰是来自于过去华北的乞丐在讨饭时唱的莲花落，被出身于乞丐的弟兄姊妹填上了诗篇的歌词。也就是说，这就是福音传到我们这里后，在我们的罗拉德派中传唱出来的圣诗。我又查了一下，也有说这首歌是改变自黄梅调的，但无论是莲花落还是黄梅调，其实都是在黄泛区范围内的，所以可以说是“驻马利亚圣咏”了。并且这首赞美诗的其中一种编曲，作者正是著名近代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基督徒马革顺先生。所以，从许多意义上来说，这首歌都很能代表中国教会的传统。虽然，中国教会的真正历史不过二百年，但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传承、并且呼应教会历史上那些美好渊源的传统。当我们一起被灵所感，口唱心合地唱这首歌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阶层差异，在主里面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是灵里贫穷，是被主用福音充满、用圣灵重生的人。（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威克里夫小传》，作者未知，在此致谢。）;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7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追寻医学思想的轨迹：中篇（2）（初稿）: fqng1008 2019-5-23 17:13; （三）宗教改革：解放运动的主战场 1. 高高在上的学问什么是神学？按基督教学者的定义，神学是神的仆人为了指导人们的信仰生活、行事行为或对付异端思想用分类法和论述法从神所启示的圣经内容中总结分类出神性学问、各世界观、各种事物观、价值观、行为理论的系统性学科。随着基督教学术的发展，神学有基要神学、神性神学、教会神学、希望神学、历史神学、成功神学、失败神学、苦难神学、幸福神学、危机神学、辩证神学、世俗神学、政治神学、女权神学、爱情神学、自由神学、法律神学、解放神学、战争神学、黑人神学、生态神学、教牧神学、教政神学、经济神学、革命神学、社会神学、财富神学、社交神学、伦理神学等。凡是具有上帝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思想的，无不打上神学的烙印。因此，埃及教父哲学家奥里根曾声称： “如果俗界智人的儿子们说，几何学、音乐、文法、论辩术、天文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明确提出，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他说： “神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他不可，而是借它把自己的义理讲的更清楚些。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注：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知识和道德哲学等）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所以，它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 ” 的确如此，根据中世纪的价值观，哲学是各学科的统领，神学是哲学的统领。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垄断的学问还是垄断的制度都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对神学的不满：（ 1）神学本身似乎高不可攀，是专家的学问，与平常信徒无关。（ 2）神学讨论的问题有些无关痛痒、钻牛角尖，如 “ 针尖上可站多少天使 ”等。（ 3）神学常引起争辩， “ 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 ，难辨是非。 2. 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公元 1世纪，基督教诞生在亚洲西部的小亚细亚与巴勒斯坦一带，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救世主的宗教，十字架是其标志，经典是《圣经》，其教义有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 4世纪初期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11世纪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正教和天主教， 13世纪初确立了对西欧的大一统神权统治。其发展演变如图 6-1 ：在欧洲，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历史阶段，被称之为 “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最大的特点是：天主教神权取得统治地位，这是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为：（ 1 ）经济上：天主教拥有大量地产，通过征收 “什一税”、兜售“赎罪券”等方式搜括钱财。所谓赎罪券，亦称 “赦罪符”，拉丁文意为“仁慈”或“宽免”，后被引申为免除赋税或债务。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于1095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为了让十字军战士加强其宗教信仰，教皇宣布所有参军的人，可以获得减免罪罚。并为每一位十字军人发放赎罪券。1313年天主教会开始在欧洲兜售此券。教皇宣称教徒购买这种券后可赦免“罪罚”。开始决定100年出售一次，可是尝到甜头之后，于1400年时调整为50年一次，到了1450年又改为每25年一次。到了1501年贪财的教皇宣告5年出售一次，到了1506年干脆改为1年出售。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财富达30万古尔登（德国钱币名称），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年均收入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德皇所征税额的21倍，德国由此被称为 “教皇的奶牛”。（ 2 ）政治上：建立了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教会不断地干涉各国的政治权力。所谓教阶制度：天主教会按照等级制度组成的教职体系和教会管理体制。罗马帝国后期参照帝国的官阶体系而形成，后逐步扩展定型于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教阶制的主体由主教、神父和助祭三个品位组成。主教品位又分作教皇、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首主教（即首席主教，一国教会组织之首或首都所在地的主教）、大主教、主教和一般主教等级次。助祭之下还设有一些其他较低品位。教会管理体制则依照这一等级层次，逐级对下行使管理权。罗马教廷把整个西欧的基督教组织及神职人员，按着这一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统统纳入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组织体系之中。（ 3 ）思想文化领域：教会垄断所有的教育、文化和舆论机构，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4 ）社会生活方面：天主教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教堂星罗棋布，人人信教，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教会。 3. 风起云涌的异端运动中古西欧教会内部一直存在着对教义、信条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以罗马教廷为首的主流派以正统自居，视其他派别为异端，不断加以排挤、迫害。对这些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异端派别，罗马教廷及各国封建阶级采取了强硬措施，经常纠集 “十字军”进行血腥镇压。而上述异端派别则针锋相对，从异端反抗发展为武装起义。如意大利多里奇诺雷起义、法国的扎克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捷克的胡司战争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都与宗教异端教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大体产生过如下异端教派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运动：（ 1）鲍格米勒派：即“爱上帝者”，10世纪兴起于保加利亚，曾受保罗派二元论影响，认为上帝生有撒旦和基督，撒旦堕落而为恶的代表，基督则为善的代表；基督降生时对撒旦的宣战，他将拯救人世，消灭一切邪恶。（ 2）阿尔比派：在各派异端学说中，规模较大而且影响较深远的是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阿尔比派。他们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城为中心开展活动，盛行于12～13世纪。该派又分为两个教派：一为华尔多派，一为纯洁派。华尔多派反对教会的奢侈生活，反对教会拥有财产，提倡简朴的生活，主张平均贫富。纯洁派则认为封建秩序和教会都是罪恶的化身，教皇是魔鬼的代理人，主张教徒以自身的纯洁来同罪恶划清界限。阿尔比派相信善、恶二元，认为善神造出灵魂，恶神造出肉体，基督只是最高受造者，而并非上帝本身。此派以真正的教会自居，反对官方教会的教阶制度和圣事。它在人民中传播迅速，教皇于 1208年亲自组织十字军到法国南部镇压。并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异端”裁判所，许多持“异端”思想者被用残酷的火刑烧死。（ 3）韦尔多派：也称“里昂穷人派”，12世纪由法国里昂富商韦尔多捐献财产济贫传教而创立。它反对官方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认为贫穷乃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此派曾在法国、瑞士、西班牙、波希米亚和伦巴第等地广为流传。（ 4）鞭笞派： 13世纪中叶产生于意大利北部，由多明我会会士拉纳里发起，引起信徒常手举十字架结队游行，口唱圣诗，并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故名。该派反对教会权利和教会内部的腐败，指责教士的奢侈享乐生活，于 1349年被阿维尼翁教皇克雷芒六世宣布为异端。（ 5）威克里夫派：约翰•威克里夫是英国牛津大学神学教授，首次把拉丁文《圣经》完整地译成英文，他提出了激进的教会改革主张：①怀疑教会财产的正当性，提出应由国王没收；②否认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权威；③批驳对餐礼的传统解释；④认为《圣经》才是高于教会和教士的最高权威。威克里夫的改革思想和实践拉开了基督教会内部改革的大幕。（ 6）胡司派：胡司是捷克布拉格大学教授，历任神学系主任、校长。1401年受神父职，次年起兼任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他受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思想影响，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捷克文，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胡司的宗教主张引起了罗马教皇和德国天主教会的仇恨。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诱骗胡司到会，将其逮捕。次年7月以异端罪用火刑处死。主张： ①反对天主教会盘剥捷克，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要求取消教会地产；②揭露高级教士的奢侈与残暴，认为主礼教士和教徒是平等的，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要求教会的权力服从世俗统治的权力；③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议式。影响：在欧洲各国的早期宗教改革中，捷克胡司的宗教改革活动影响最大。胡司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的极大义愤，由此而引发了捷克人民长达 15年之久的胡司战争。胡司战争于 1419年7月爆发，起因是教皇和德皇失信处死了胡司，起义的矛头指向德国人控制的教会。起义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其中以南方的塔波尔城为中心的一派被称为塔波尔派，他们比较激进，参加者和领导者是下层劳动者。这支起义军成为胡司战争的主力。 1419年7月22日，大约有4万多捷克各地的农民来到了塔波尔城，他们把带来的多余财物放在街道上的大木桶中，大家可以随意取用。但是塔波尔派起义者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纲领。他们只是反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废除国王，取消繁重的封建义务。他们要求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建立一个美好的共和国。在他们内部，分为两个公社，一个是内部生产公社，负责战时的生产供应，另一个是作战公社，负责保卫他们建立的社会。塔波尔派的主要首领是瓦茨拉夫•科兰达。另一个派别是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圣杯派，他们是胡司起义的温和派，其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和中小贵族。这一派在教士约翰 •哲里夫的领导下，于 1419年7月30日在布拉格市发动起义，夺取了城市的管理权。他们有具体的管理纲领，于1420年拟定了布拉格四条款。他们要求没收教会财产，捷克宗教独立，禁止外国人担任捷克官吏。他们在宗教问题上要求每个人都可以用圣杯领取圣餐，所以被称为圣杯派。他们的要求还包括传教自由，可以用任何语言传教，废除僧侣对世俗财富的占有，僧侣犯罪也应象平民一样论处等。胡司起义爆发以后，捷克国王受惊吓而死。德国皇帝西吉斯孟德兼任捷克国王。由德国皇帝兼任捷克国王的作法遭到人们更强烈的反对。西吉斯孟德从 1420年4月到1431年8月共组织了5次十字军来镇压起义。两派起义军团结在杰出的指挥官约翰•杰式卡（1378—1424年）周围，英勇抗战，其中主要的抵抗力量是塔波尔起义军。此外，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宣传个人的自由、平等和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念。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 1503年发表了《基督的战士手册》，强调信仰发自内心，而不在于外在的礼仪。1509年他撰写《愚人颂》，对教皇和上层教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些对天主教会的统治形成巨大冲击。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并传播开来，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从而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依据。 4 . 顺理成章的宗教改革 5 . 血腥残酷的宗教战争《 360百科》这样介绍蒙田的《随笔集》： “ 在 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文艺复兴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都已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路程。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发展之迅猛，让人惊异。从六十年代初起，持续三十多年、席卷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法国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己全面拉开序幕。蒙田的后半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度过的。 1570年，38岁的蒙田由于种种原因，从公共生活中抽身而去。在他退隐后的1572年，发生了残酷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三千多名新教徒失去生命，其后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全国大约有两万多名新教徒被杀。第一次宗教战争发生在1562年，蒙田当时29岁，30年之后，当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大师在1592年逝世时，这场冲突只是刚刚接近尾声。若干年之后，国家才恢复正常，但法国满目疮姨的景象仍绵延了数十年。这种境况给蒙田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震撼，可想而知，极度的悲伤之后是痛苦的思索，他要让悲伤的感情流诸笔端。 “ 《随笔集》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整个法国陷入狂热的内战之中，共同体失去了方向和秩序。盛年隐退的蒙田值此家国丧乱之际，感到极度失望，开始撰写随笔，最初的篇章主要关注军事政治事件，似乎要为那一颠倒混乱的世界寻找一个稳定的地基。 ” 上面提到的 “ 胡格诺战争 (1562-1598) ”，起源于 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教开始在法国传播，称为胡格诺教，受到法国南部的大封建贵族信奉。他们企图利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夺取教会地产的目的，与北方信奉天主教的大封建贵族有深刻利害冲突，最终演变成长期内战。连续八次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激烈对抗，对十六世纪的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到亨利四世于 1598年颁布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 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才宣告结束。但这只是与后续席卷全欧洲的 “ 三十年战争 (1618-1648) ”的序曲，宗教狂越性在那个时代有巨大影响。“ 三十年战争 ” 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 (法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为了称霸欧洲和新教国家站在了一起 )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宗和波兰的支持。这场战争使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 25 %- 40 % 的人口：路德城维滕贝格四分之三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阵亡，西里西亚四分之一的人口阵亡，日耳曼各邦国男性有将近一半阵亡。;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38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楠：“第一次全欧战争”——胡斯战争: fqng1008 2019-5-22 13:20; 布拉格广场胡斯纪念碑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上，耸立着捷克伟大的民族英雄、学者、牧师扬·胡斯的雕像。为什么捷克人会对胡斯战争和胡斯如此推崇？这一切恐怕都要从600 年前说起。 “ 第一次全欧战争” 在600 年前的捷克，曾经爆发过一场超大型农民战争——胡斯战争。绝大多数德国史与捷克史称其为“内战”，不过笔者更愿意叫它“第一次全欧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除未波及北欧诸国外，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全参加了，称其为“第一次全欧战争”应该并不为过。胡斯战争从1419 年持续到1434 年，规模十分巨大，远大于当时在英、法等国发生的农民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战争期间，整个波希米亚形成了一个由胡斯派领导的军事政权。他们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西吉斯蒙德皇帝与教皇组织的五次十字军（1420年、1421年、1422年、1427年、1431年）以及多次贵族反攻。这次战争起始于胡斯本人被烧死，结束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宗教上妥协——允许胡斯信徒使用两种领圣体方式。胡斯战争中，十字军的主要组织者也不是教皇，而是具有“宝剑旗手”之称的西吉斯蒙德皇帝。他可谓屡战屡败，在1396 年组织了欧洲十字军，结果于尼科波利斯之战惨败，之后他又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但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其实，胡斯战争之所以会爆发，主要有三个因素，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人对神圣罗马帝国人强势地位的不满、教会代表与城市民众的冲突、宗教改革的兴起。这些因素尽管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到胡斯战争时期才突然放大，并相互结合、碰撞，最终导致了胡斯战争的爆发。在这次战争中，胡斯军队在军事技术与军队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特别是军队的构成、火器的使用等方面，变化非常之大，甚至前所未有。而且，战争中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战术，如使用战车工事，结束了步兵无法抵挡骑兵冲锋的劣势；野战军与轻炮兵结合，使军队协同作战机动性更强等等。可以说，这次战争是火器时代全面来临之前的一次预演。其战术、战例对未来的世界军事发展，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扬·胡斯的生平 1371 年，扬·胡斯出生在捷克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文学院学习，1393年获得“七艺”学士学位。不久，他便留校任教，成为神学院的一名讲师。他的课程广受欢迎，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都对他十分尊重。1401年，胡斯成为文学院院长。次年，他又晋升为布拉格大学校长。1403年起，胡斯又成了王后索菲娅的告解神父。同年，他开始在伯利恒礼拜堂进行他的讲道活动。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胡斯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先进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威克里夫的作品。他强调：“波希米亚人就应该在波希米亚王国里被上帝协助，在宗教生活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这就如同法国人和神圣罗马帝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一样。” 在伯利恒礼拜堂，他用捷克语向大家讲道，深刻地批判教会的放荡、堕落和丑恶。他历数“教会榨干每一个信徒兜里的钱财，只为喂饱他们的荷包”，特别是买卖圣职已经离开了教会安贫的本质。他认为教会应该还像耶稣时代一样，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谁给钱多，也不论此人是否有能力，便将其放到要职上去。他认为，教士阶层应该服从世俗阶层，在传教上应当遵守规矩。之前，教皇乌尔班二世曾创造了一种朝圣文书，名为“赎罪券”。该券本是给东征的十字军使用，为的是十字军们宽免自己的罪行。但到14世纪之时，这种文书竟然成了教会买卖的物品。他们开始向未犯罪的人兜售赎罪券，告诉他们把钱财送给教会，获得该券就能升到天堂。这一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当初的意义。而且，在乌尔班二世时期，还有一种“大赦年”。即人们可以去罗马朝圣，教皇会赦免人们的一切罪行。这种年份每隔一百年才会有一次。到14世纪，因为教皇分立，竟然改为三十三年一次，而且只要给钱就可以赦免任何罪恶。这些教会的腐化过程与事件，胡斯及其信徒四处宣扬，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教会的嘴脸。他希望进行一次宗教改革，将教会重新拉回到原始的位置和目的上来。胡斯的这些控诉，令当地的一些教士愤慨不已。他们认为教会的缺点是可以讨论和改变的，但不应该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教会进行批评。因此，1408年这些人向教皇提出控诉。他们认为胡斯已经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异端。 1410 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向瓦茨拉夫四世正式通谕，要求开除胡斯的教籍，同时焚烧所有威克里夫的书籍。胡斯挑战性地在学校组织了一场场布道，向大主教们提出抗议，随后又向梵蒂冈提出申诉。当然，罗马教皇并未接受他的申诉，还是判其为异端。为防止事态恶化，布拉格大主教决定给胡斯以禁止礼拜的处分，随后将其赶出布拉格。胡斯接受了大主教的“善意”决定，离开布拉格，到了波希米亚南部地区继续他的布道。 1412 年10月，胡斯到达山羊堡，并以这里为中心继续他的传道事业。在当地贵族的保护下，他完成了捷克语《圣经》的翻译工作，接着将其扩散到整个波希米亚，从而形成了捷克语《圣经》的标准。胡斯在康斯坦茨会议上慷慨陈词波希米亚南部在胡斯的经营下，逐渐成为胡斯信徒活动的中心地带。大量的追随者在附近的城市布道，收拢了一大批有相同见解的人士。由此，胡斯运动正式成型。次年，全捷克三分之一的城市都拥有大批的胡斯信徒。 1414 年，西吉斯蒙德在康斯坦茨主持了一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有数位大主教、近200位主教、100位修道院长与300余位大学教授出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诸选帝侯代表全部在列。这次会议结束了教会的分裂状态，宣布马丁五世是未来的唯一教皇。另外需要解决的便是对教会影响最大的“异端”案件，而其中最大的异端便是胡斯。西吉斯蒙德随即邀请了胡斯，他向胡斯保证已经赦免了他的罪。11月13日，充满渴望的胡斯刚刚到达康斯坦茨，便被皇帝逮捕。接下来的整个冬季，他都被关在城堡里，手戴铁链，脚栓镣铐。遭受火刑的胡斯次年春，胡斯被从监狱里带出，多次参加审判。宗教会议说，他如果放弃原有的想法，便可以重新回到教会组织里。但胡斯并不买账，仍旧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应该改革的是教会，而不是自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宗教会议一直都无法动摇他的观点。不得已，教会与皇帝一致做出决定，宣布将胡斯处以火刑。在行刑路上，胡斯说：“如果我在会议上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动摇，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上帝，去见千千万万的人民呢？”他很高兴能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1415 年7月6日，扬·胡斯被押上火刑柱活活烧死。之后，他的骨灰被撒进莱茵河，永远无法回到波希米亚。 500 年后的1915年7月6日，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上竖立起他的雕像，纪念这位英雄。1416年，胡斯的同事兼朋友哲罗姆也被押上火刑柱烧死了。;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40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宗教改革: fqng1008 2019-5-1 21:24; 宗教改革(英语： Reformation)，历史学名词，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抗议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该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该运动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Reformation)。宗教改革期间代表人物包括马丁 ·路德、慈运理、约翰 ·加尔文、门诺 ·西门斯、雅各布斯 ·阿民念、约翰 ·卫斯理及其后发展出来的新教徒教派。而狭义上的新教及宗教改革，通常限定在 1517年马丁 ·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到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台为止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宗教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社会背景（一）文化背景 1 . 政治上，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勃然兴起，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打破天主教的控制。 2 . 经济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成长起来，要求打破天主教神学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 3 . 文化上，文艺复兴倡导个人自由、平等、欲望、人性至上，提倡竞争进取和科学求知，为人们挑战天主教会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依据。 4 . 宗教上，天主教会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上势力极大，不仅精神上统治着德意志，还从德意志掠取了大量财富。 5 . 社会上，当时整个欧洲黑死病蔓延。（二）社会根源 14至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当时西欧所发生宗教改革马丁路德雕像的社会变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 2. 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开始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与分裂割据。英、法两国的封建君主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集权的新君主制。他们加强政治集权，推行重商主义，奖励文化创造，有力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在意大利、德意志还存在着分裂割据，迫切需要政治统一。 3. 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权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 “ 民族教会 ” 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 “ 廉价教会 ” 。（三）思想渊源宗教改革固然是社会现实变革的产物，但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市民的宗教异端思想之中。中世纪的城市在11、12世纪兴起后，为了抵制封建贵族与教会的掠夺与控制，城市从经济、政治上支持王权，王权则赐给城市以自由贸易乃至自治的特权。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兴起，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于是酝酿出反教会的市民异端思想。市民的异端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民族教会或廉价教会的愿望，为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遗产。(其中异端思想具体指教会首先提出的双剑说、太阳月亮说) 宗教信仰是精神解脱和心理需求的产物，具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宗教只有理性，才能使宗教不断常在常新，和现代法制与科学相协调，双方界限分明，在尊重多元化存在的同时使宗教不断朝着开明、文明的方向变化，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二、改革过程（一）改革发起者简单的说，基督教教会历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宗教教义的改革而非宗教制度的改革。更严谨的说，即便是宗教制度改革，也是奠基于教义改革基础上的制度改革。基督教教会自使徒时代末期就逐渐堕落俗化，后来虽然也出现过护教人士如犹大，还有独一神观者在公元三世纪-四世纪对三位一体观的对抗，这些改革最后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保存《圣经》真理的精神依然存在。如马昂留斯与央登 ·约翰等人合著的《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主张恢复平民信徒参与教会事工；孟他努倡导圣灵与灵恩，勉励信徒远离奢靡生活，其本身言论虽偏激，但异端影响极大。（二）聚集力量公元七 -八世纪，又有忠于《圣经》的教士反对教会如同异教的跪拜神像及抬举马利亚为圣母的谬误。九世纪中叶，为证明当时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是早在数世纪前就实行的文献伪伊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出现时，许多有良知的主教群起反对这个骗局，但终被压制。十二世纪又有法国瓦勒度派 (Waldensians)主张教会应恢复以《圣经》为唯一真理，反对炼狱邪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虽遭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但他们仍然存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成为十二世纪以前改革教会的硕果。（三）威克里夫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 ·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1320-1384)眼见教皇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逐财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世俗事务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未被教皇捉办，继续推动改革， 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接着，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 (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 ，结果销路意外广大。他又主张平民主权即教会应以平民信徒为中心，而非教皇；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否则便是敌基督者。并要二人一组出外传道，但非终身职。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归咎拿办。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 (Lollards)，后受英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摧毁殆尽，幸因理查二世娶波希米亚公主而传入波希米亚。约翰 ·胡斯 (John Huss，1369-1415年)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因阅读威克里夫的著作后深受感动，也开始作类似的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行为，在 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定罪，1414年赴君士坦丁堡会议后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反教皇的革命战争，迄今改革火苗仍未熄灭。（四）荷兰革命尼德兰宗教改革不同于欧洲的其他改革，它的宗教改革更具有民族性和革命性。原因是尼德兰政治上受到西班牙的控制，经济上出现了较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尼德兰宗教改革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性质的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 (1566)，尼德兰独立后建立了荷兰共和国，在 17世纪的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三、改革内容（一）教会内部改革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使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天主教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严厉抨击教会内部的腐败，称各种邪恶和弊端就像从特洛伊木马中涌出的士兵一样从教会中涌出，他们纷纷倡议实行改革。就在欧洲各国宗教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同时，天主教会内部也开始了改革。 1. 清除内部积弊，重新审定教规、教义。教会清除了一批无知、腐败、贪婪的神职人员，规定教士必须穿僧衣，执行教士独身制；在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教会在肯定赎罪券功效的同时，禁止非宗教目的的出售行为，并取消了销售机构。 2. 继续强化异端裁判所。宗教改革中后，异端裁判所的活动更为猖獗，大批异端分子被捕入狱，甚至被处死；同时，天主教会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查封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赫然出现在第一批被禁书目中。 3. 网罗各种狂热的信徒，组建反对新教改革的团体，千方百计的破坏宗教改革，提升教皇声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团体就是耶稣会。通过内部改革，罗马天主教会暂时摆脱了困境。（二）德国改革宗教改革运动首先起源于德国。 15世纪末，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为教会的剥削提供了方便。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数额巨大，被称为是教皇的奶牛这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由于罗马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使得德国不得不进行改革，这是它改革的主要原因。其次德国向教徒兜售赎罪券则是导致这场改革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些都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外在因素。它的内在因素则在于马丁 ·路德本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立志要革新宗教。1517年10月31日，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贴出一张布告，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它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序幕。（三）日内瓦改革 1. 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长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担任。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代表组成，归市议会直辖。教会设立由长老会议和 6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审理各种案件。教会的领导机构是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市级牧师团体由各教区首脑组成，负责统辖各教区牧师团体。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这个团体的主席； 2. 简化宗教仪式，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因此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 3. 取缔演戏和赌博，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严禁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 4. 改组市议会，将日内瓦划分为数教区，各教区均由长老和教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政权的形式按照加尔文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模式建设； 5. 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 6. 在教改运动的早期，慈运理在瑞士尤以东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 1531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四）英格兰改革亨利八世 (1509-1547年)原反对马丁路德和更正教，后与王后凯瑟琳(Catherine)离婚，遂成为他改革的导火索。从实质上看，变革是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实现的，并和亨利八世的对法战争和西欧的国际格局变化都有一定的联系。他受拒于罗马皇帝，因此 1534年与更正教合作并共同通过《最高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创立英国国教 (Anglican church)，又称圣公会，与罗马旧教的教义仪式并无二致，只是英国王代替罗马教皇成为政教权威。同时亨利八世也是最早研习全球地理的欧洲统治者。四、代表人物（一）马丁路德 (1483-1546年) 早在耳弗大学 (Erfurt)获文学硕士，又学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修，1510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获威登堡大学(Wittenburg) 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他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继续依照教会律法潜心苦修，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 ： 17)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信念也在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 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看法，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人们前往教堂朝掲所拜遗物的万圣节，自然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马丁 ·路德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 ① 因信称义，信仰即可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 ② 《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 (之前教皇也被看成是神，也是信仰的来源) ； ③ 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 ④ 洗礼和圣体圣事是唯一值得保留的仪式； ⑤ 取消了对圣母玛利亚及圣徒的崇拜； ⑥ 炼狱是不存在的； ⑦ 教士可以有性行为，也可以结婚； ⑧ 修会不必存在。犹如晴天霹雳，仅仅两周以后，马丁 ·路德的战斗檄文《九十五条论纲》就已经传遍全德国，得到了德国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教皇和教廷大为震怒，终于下令将他革除教籍，他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此后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为更正教或新教 (Protestantism)，与之相对的东、西方天主教，则成为旧教。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由于他个性保守，因此他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造解礼、周日礼拜与圣诞节等。（二）慈运理 (1484 - 1531) 生在瑞士的威德赫斯城 (Wildhaus)，在巴塞尔(Basel)、伯恩(Bern)，及维也纳(Vienna)受教育。慈运理在维也纳就读大学，当时候的维也纳大学正在推行大学改革。当时在人文主义者采尔蒂斯等人的领导下，促使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改革。随后，他又在巴赛尔大学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强化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立场。于瑞士东部接受区牧的职务，在 1519年成为苏黎世教会的牧师。慈运理在语言上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将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翻译成苏黎世的当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在 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改教的主题是教会内道德的重整，他开始攻击赎罪券，且是有计划性的攻击。在圣礼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张：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仅是象征性；基督不在圣餐之中。这点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三）加尔文 (1509-1564年) 加尔文生长在巴黎，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三年，后又到外地学习律法。 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原理》一书，随即到日内瓦。他的改革教会提案未被接纳，且被以异端身份驱逐出境。 1541年，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握了政权，加尔文受其邀请再返日内瓦，得到欢迎，并治理当地教会二十三年，使它成为新教的中心。加尔文主张先定论，即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又不赞同宿命论；相反的，他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加尔文的教义受到许多工商业者欢迎，成为新教主流，其中以长老会发展又多又快。长老制是共和式的，由议会选举产生，独立行使教会司法权；规定市议会负责世俗事务，教会负责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实际两者结为一体，加尔文实际成为这一政教合一的政权的领袖。;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40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世界史》学习要点：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热度 1 fqng1008 2019-4-27 16:35; 一、文艺复兴时间： 14-16世纪。起源：意大利。特点：人文主义，提倡个性与人权，反对宗教神权。性质：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人物及作品：但丁《神曲》、彼特拉克《歌集》、薄伽丘《十日谈》。背景：（ 1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发展 (根本原因）；（ 2 ） 14世纪黑死病促使人们反省；（ 3）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打破教会对自身的束缚；（4）意大利保留了大量古罗马的文化；（5）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到欧洲，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客观条件。影响：（ 1）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2）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3）推动力欧洲思想领域的繁荣和发展。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二、宗教改革时间： 16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德国 (教皇的奶牛)。代表人物及代表作：马丁 .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加尔文《基督教原理》。导火索：教皇发布赎罪券。特点：人的信仰自由 .提倡人文主义，反对神权、特权、王权。背景：（ 1 ）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 ）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要求打破封建教会的束缚；（ 3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4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5 ）天主教会掠夺大量财富。内容：（ 1 ）主张 “因信称义”；（ 2 ）人人都可以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 3 ）简化教权，王权至上；（ 5 ）建立廉洁教会。影响：（ 1 ）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2 ）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3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早起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三、启蒙运动时间： 17世纪-18世纪性质：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法国特点：主张理性主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及主张：（ 1 ）伏尔泰： ① 主张限制君权，实行君主立宪制； ② 主张言论自由； ③ 批判天主教会； ④ 代表作《哲学通信》； ⑤ 人人生而平等。（ 2 ）卢梭： ① 主张 “天赋人权”； ② 提倡自由平等； ③ 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人人生而平等，又不在枷锁之中； ④ 提出主权在民，反对君权神授论。（ 3 ）孟德斯鸠： ① 主张三权分立，分权与制衡； ② 主张自由、平等、法制、人权； ③ 代表作《论法的精神》。（ 4 ）康德： ① 主张人是目的而非工具； ② 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背景：政治上，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要求打破封建制度和宗教神权的压迫；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思想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影响：（ 1 ）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 2 ）构建了资产阶级美好王国的蓝图；（ 3 ）启蒙思想在欧美传播，对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起推动作用；（ 4 ）鼓舞了亚洲的仁人志士为改造旧社会而斗争；（ 5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动摇了封建统治。四、三者异同相同点：倡导个性解放，以人为本，倡导人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否定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同点：（ 1 ）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名，以人文主义为旗帜，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倡导个性解放；（ 2）宗教改革信仰的救，以宗教形式进行反封建斗争，挑战教皇权威；（3）启蒙运动，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提倡理性，尊重科学，反对迷信。;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626 次阅读|2 个评论

李约瑟-钱学森问题 – 结论是教育学: 热度 2 benlion 2015-9-27 10:38; 做听话的孩子和好学生的观点，需要历史学家考证起源于何时或朝代，比较常见于中国；但是，因材施教，盲信书而不如没有书，则是发展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教育传统。德国卢安克到中国支教的资料，值得好好一读，如何研究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以及如何的教育是开发智力的教育。当前社会，发现存在2个对立的观点或2个权威，一个是唯孔子之言是听，一个是唯鲁迅之言是从，这是2个极端，却有一个内在的一致，听从，却不是自己思考与分析。在西方社会，做人是来自宗教，也在于读书与讨论中的领悟，做事则是按科学方法发挥自己的能力，前者主要来自教堂，后者很少依赖导师。教堂里的探讨，实验室主动与导师讨论，这已经超过了传授，这是个不同教育模式或方式，当然这是不同导师和不同实验室的风格或个性，也有主动或依赖 2 类型学生，也可属于不同的个性。个体之间的竞争力和社会之间的竞争力，其实，也就是不同个性或不同模式的竞争力。古代中国有大量有关人才和教育的论述，人才有很多类型，故需因材施教，一类是名师出高徒，主要是传承，一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类是无师自通的独立开拓型人才等。也就是说，个性发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尊师爱友和合作精神，都是自小就开始的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却不是等到大学乃至大学之后，那就已经晚了。对社会进行深层次的心理分析，却可惊讶发现，叛逆与规矩是来自同一个时代的2个对立传统。而好的教育，则是人文精神的个体尊重和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我个人的教育，经历了3个不同模式的影响，1）儿童和少年时代主要来自外公和外婆，中学老师基本来自中科院和著名大学的回乡（特殊年代）老师，其实，这个师资力量可能都强过了2）我的大学时代，而大学的教育模式，却又不同于3）海外的独立研究型教育或讨论模式；然而，1）的模式与3）的模式更接近。经历数年有关李约瑟-钱学森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了广泛的领域，包括，文化与体制、方法与模式等；然而，终究所有这一切源自于教育。欧洲近现代文明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基础上，而这3次思想运动的核心就是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科学上，有个著名理论，叫观察渗透理论。因为，思维定势，观点已形成，如，过去的记忆型教育记名人名言，就是已有观点，读经典和传统文化是观察。其实，传统东方、现代西方的教育，读经典在于讨论中的理解和思考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记住书本里的语句。当前社会，从教育学和心理学分析，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反传统和反权威教育，很多人都会本能反对传统文化；原因，就是一个印记教育模式，其实，就是树立或固定化一个新的权威和新的传统，这个传统和权威在思维里定势了，就会做出本能立即的言行反应。然而，创新型社会的教育模式，则是启迪思考、尊重个体和鼓励辩论或讨论的教育模式。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以及科学创造和技术创新为何艰难，就是因为人都会按固定的思维和观点，做出习惯和本能的反应和不加思考而抗拒。 - （27/09/2015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中国社会|2313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性、人心: benlion 2014-11-13 06:45; - 新启蒙运动东西方文明的2条基准水平线：1）希腊进入拜占庭和中国进入唐朝；2）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而后，16世纪-19世纪的欧洲超过中国。 16世纪-19世纪的欧洲超过中国，是因为精神驱动的进取，不仅大航海获得财富，而且向世界文明学习。中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来，也是传统精神的力量驱动，而今，却是欲望驱动的功利主义和急功近利。印度的“丽达与拉兹之歌”电影和日本的《人性的证明》，以及中国的《性格组合论》等，都是对人性的认识和思想启蒙。而今，需要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精神复兴和全面学习近现代文明发展历史的新启蒙运动。人性有来自动物属性的欲望和来自心灵的美德，人性的正、负面属性，一个导致文明的衰退，一个推动社会的进步。参见：人性的黑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843024.html ）。 -（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2014y|1591 次阅读|1 个评论

清儒教对我们的精神的摧残和奴役: shawncheng 2011-10-30 20:45; 今天我们已经把清儒教的无耻、无底线和不折手段精神发展到极致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无耻，因为很早我们就知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我们笃信“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们不相信忠诚，自己和别人的，因为“不是因为忠诚，而是背叛的诱惑不够”。诗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一个虔诚的清儒教徒的时候，我们身边每天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清儒教从中国的黑暗时代发展而来，直到现在，在这个被晨曦照亮的世界，我们仍然受着它的奴役，也许我们并不是受它压迫或受它奴役，我们就是它们，我们是清儒教徒。我们天生的信仰着清儒教，我们仍然在继承和发扬着清儒教的奴才哲学和强迫哲学。清儒教徒们站在奴才的位置上仰望这主人的威严。毛主席企图改革清儒教，或者说革掉清儒教得命，他尝试了十年，终于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失败了。在那十年，是人们能够直面权贵的十年；在那十年，是人们有意识的剪辫子的十年。也许，你要说，那十年，全国人民不都是听毛主席的吗？有什么自由？我说，如果一定要被别人摆布的话，我宁愿只听一个人的，也不要像现在这样，从上到下，要听所有这个权贵树上无数人的摆布。“破家的县令，灭门的令尹”啊。清儒教这具腐朽的躯体上无法诞生适合社会发展的精神文明，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宗教改革，把奉献、自律和职业道德的新教精神引入我们自己的宗教，并教化民众。否则，晨曦不会照耀到这个昏暗的角落；否则，东方睡狮永远不会苏醒。;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8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儒教在黑暗时代发展成了清儒教，我们继承了它: 热度 1 shawncheng 2011-10-29 09:22; 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影响我们至深得当然也是儒教在近代发展的特性了。近代儒教来自于中国的黑暗时代，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所统治的时代，儒教在这个时代发展成了清儒教。在那个黑暗时代，清儒教统一了全国的思想和文化意识，发展处了其独特的奴才哲学和强迫哲学，贴切地满足了统治者的要求；在那个黑暗时代，中华文化的精华被丢弃，糟粕被发扬光大。今天我们所继承的文化绝大多数都是清儒教故意保留下来的糟粕；在那个黑暗时代，清儒教徒发展的特点就是思想上的无耻和道德上的无底线以及行事上的不择手段。所谓清儒教的无耻特性，也体现在清儒教洋洋得意的所谓包容性和同化性上，毫无底线地吸收同化其他文化的糟粕内容而为己有，毫无底线的顺应统治者需求。当然，清儒教的无耻思想也是继承来的，只不过把它发扬光大了。儒教发源于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掌握了法制特性的法家统一了全国，但是掌握了无耻特性的儒教享用了全国。就好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是种田的人，丰臣秀吉是做饼的人，只有无耻的德川家康做了吃饼的人，很多人都在学习德川的无耻。而且，德川为了其统治需要，大力推行儒教思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泥棒人在某些事上的无耻性是我们的先辈们教给他们的。譬如我们今天说的京剧，从徽派戏曲出发，糅合了各种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的欣赏需求的杂质才形成的。最近，突然发现有人将芭蕾舞剧的要素融入其中，美其名曰改良和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清儒教的信徒做的事。另外，还有将杂技技巧糅入西方芭蕾舞剧的，美其名曰创造性的革新。简直是寡廉鲜耻。;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961 次阅读|3 个评论

所谓儒教，就是一个无耻的教派，却延续至今: 热度 5 shawncheng 2011-10-28 21:18; 中国自古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到今天真正大行其道的只有儒教了。为什么佛教和道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没落了呢？因为它们没有普适作用，它们认为只有具有慧根的人才能理解教义，才能成为合格的教徒。而儒教和基督教一样，讲究普适作用。儒教是一个关于人的宗教，他的一切哲学都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哲学，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请学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子又曰“君子远庖厨”。儒教用一个普适的人人哲学教化着信徒和非信徒。虽然古代儒教开始的时候也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最终淘汰了其他的，只剩下一种：读书。读儒家精要，读经史子集，其他都是小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教劝所有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只要十年寒窗苦读，那么一朝金榜题名。古代有很多五六十岁还在考秀才的童生就是例子。而这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他很苦的作诗，完全没有诗人气质，只靠拼凑文字也能做出诗来。当然，今天这样作诗的人很多很多，比如伟大的女诗人赵女士；这样作出来的诗也很多很多，比如“一个人在田纳西”，比如“蚂蚁”。儒教对于对手不仅从精神层面对抗，还在肉体层面对抗，甚至用消灭对手的肉体达到消除精神对抗的目的，这个古代宗教的显著特点已经被绝大多数的宗教改革了，但是儒教仍然保留着，从孔子诛少正卯开始，以儒教统一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一直是用毁灭肉体来消灭竞争的。这样的儒教不叫无耻叫什么？抄袭毛主席的话来恭维儒教，儒教就是教化信徒“野蛮其精神，文明其体魄” 。虽然今天，我们说我们处于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但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们，从一出生就接受了儒教的洗礼。;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932 次阅读|5 个评论

清儒教对中国的制约: 热度 2 shawncheng 2011-10-28 16:43; 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宗教的关系 ——清儒教对中国的制约李约瑟在论述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时候论述了中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当然，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占主流的情况下，地缘关系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内容。本文认为，中国的宗教，从汉朝延续至今的儒教才是阻碍中国的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被黑暗的封建王朝——清朝所加强的清儒教是制约发展的主因。中国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到今天真正大行其道的只有儒教了。为什么佛教和道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没落了呢？因为它们没有普适价值，它们认为只有具有慧根的人才能理解教义，才能成为合格的教徒。而儒教和基督教一样，讲究普适作用。儒教是一个关于人的宗教，他的一切哲学都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哲学，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请学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子又曰“君子远庖厨”。儒教用一个普适的人人哲学教化着信徒和非信徒。虽然古代儒教开始的时候也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最终淘汰了其他的，只剩下一种：读书。读儒家精要，读经史子集，其他都是小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教劝所有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只要十年寒窗苦读，那么一朝金榜题名。古代有很多五六十岁还在考秀才的童生就是例子。而这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他很苦的作诗，完全没有诗人气质，只靠拼凑文字也能做出诗来。当然，今天这样作诗的人很多很多，这样作出来的诗也很多很多。儒教对于对手不仅从精神层面对抗，还在肉体层面对抗，甚至用消灭对手的肉体达到消除精神对抗的目的，这个古代宗教的显著特点已经被绝大多数的宗教改革了，但是儒教仍然保留着，从孔子诛少正卯开始，以儒教统一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一直是用毁灭肉体来消灭竞争的。抄袭毛主席的话来恭维儒教，儒教就是教化信徒“野蛮其精神，文明其体魄” 。虽然今天，我们说我们处于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但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绝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就接受了儒教的洗礼。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影响我们至深得当然也是儒教在近代发展的特性了。近代儒教来自于中国的黑暗时代，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所统治的时代，儒教在这个时代发展成了清儒教。在那个黑暗时代，清儒教统一了全国的思想和文化意识，发展处了其独特的奴才哲学和强迫哲学，贴切地满足了统治者的要求，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的精华被丢弃，糟粕被发扬光大。今天我们所继承的文化绝大多数都是清儒教故意保留下来的糟粕。清儒教徒的特点就是无耻和无底线以及不择手段。所谓清儒教的无耻特性，也体现在清儒教洋洋得意的所谓包容性和同化性上，毫无底线地吸收同化其他文化的糟粕内容而为己有，毫无底线的顺应统治者需求。儒教发源于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掌握了法制特性的法家统一了全国，但是掌握了无耻特性的儒教享用了全国。就好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是种田的人，丰臣秀吉是做饼的人，只有无耻的德川家康做了吃饼的人，很多人都在学习德川的无耻，有畅销书为证。譬如我们今天说的京剧，从徽派戏曲出发，糅合了各种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的欣赏需求的杂质才形成的。最近，突然发现有人将芭蕾舞剧的要素融入其中，美其名曰改良和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清儒教的信徒做的事。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把清儒教精神发展到极致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无耻，因为很早我们就知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我们笃信“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们不相信忠诚，因为“不是因为忠诚，而是背叛的诱惑不够”。诗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一个虔诚的清儒教徒的时候，我们身边每天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清儒教从中国的黑暗时代发展而来，直到现在，在这个被晨曦照亮的世界，我们仍然信仰着清儒教，发展着清儒教的奴才哲学和强迫哲学。清儒教徒们站在奴才的位置上仰望这主人的威严。毛主席企图改革儒教，他尝试了十年，终于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失败了。清儒教这具腐朽的躯体上无法诞生适合社会的发展精神，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宗教改革，把清儒教改革成新儒教，把奉献、自律和职业道德的新教精神引入儒教，并教化民众，否则，晨曦不会照耀到这个昏暗的角落。李约瑟的书是我很久以前看的，有二十年了吧，我想，我把它当小说看的。如果有误解，那是我的错。毛主席年青的时候提出来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新教说“手工劳作体现了自愿的精神苦修，有利于洗刷人人们的傲慢”等。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过程中，也承担了提高农村文化水平，认知水平的任务。;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863 次阅读|1 个评论

宗教改革与近代科学精神: lvnaiji 2009-9-23 09:46; 吕乃基十五至十七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三项重大事件，即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与近代科学的兴起。这三项运动极大地改变与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于德国，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宗教改革是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矛头指向天主教会的思想独裁以及封建专制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运动，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处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宗教改革促使科学研究的主体一一人的发现。如果说，人文主义运动在于把上帝、神贬低到与自然、人同等的地位而迎来人和自然的发现,宗教改革则是抬高人的地位。宗教改革主张靠信仰而不要靠中间人即可获救,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因而上帝并非不可企及,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于是,人就获得了解放。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庄严地宣称: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并未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得我成为一个人。其次,在路德的信仰说中强调,人们应当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要从自己的信仰体验中去寻求上帝的意旨。这一观念正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近代科学精神相一致。当时的科学家们也倾向于不理会古代自然哲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学者的体系,也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求科学真理。第三,新教认为,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善行即可获救赎罪,而科学活动就是于人类有益的善行。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强烈支持科学研究。他们相信基督再次临世统治千年(千福年)之日行将到来，人类必须重新得到他在原罪中失去的体力与智慧,藉助科学技术,人类将使自己成为新的亚当,使世界成为第二个伊甸园。清教徒神学家科顿在1654年写道: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性质、进程和应用,这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责任；理由一: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见到上帝的庄严华贵,理由二: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了身体的健康而获得许多医药的知识,为了可以从万物中知道许多使灵魂得到教导的知识,为了在我们知道每个事物的价值和应用后可以获得财产。这第二条理由简直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毫不隐晦的呐喊。培根则在1607年写道:在自然哲学中,实际成果不仅是改善生活的手段,而且是真理的象征。宗教中有条准则,一个人要用他的工作来表明他的信仰,这在自然哲学中也同样如此,科学也应该由工作来检验。真理之被揭示和确立,都要由工作来证明,而不是靠推理或者靠观察来证明,皇家科学院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虔诚的教徒,认为科学同神学一样,都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善行。总之,工作、善行、科学研究,即使自己得到拯救并证明了上帝的善行,同时也造福于人类。然而被改革后的新教与近代科学从根本上说属于对立的文化体系,前若以圣经为权威,后者则以大自然为本源；前者要通过主观体验、启示与顿悟来寻求真理,后者则从客观经验出发.由推理来达到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因此，新教只是自然科学一时的貌合神离的同路人。宗教改革对近代科学兴起的影响归结为三点：其一，领悟上帝的全知全能。一旦宗教的迷雾退去，这一点就在世俗中显示出光辉：自然之美。爱因斯坦和众多科学家都有这样的信念：自然是如此之美，否则就不值得去研究。其二，善行。由宗教退回到世俗，就是功利。其三，拯救与赎罪。用世俗的语言来说，就是自我意志的实现。在前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年代，不少人之所以选择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文科危险，而科学，一般而言远离政治。实际上，西欧这一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宽容，不仅是上面所说的理由，而且在于，相对于其他知识体系来说，科学较少威胁。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就得以在此远离人间的领域自由驰骋。中科院院士施雅凤在文革高潮时带领科考队考察冰川，面对晶莹剔透的冰川，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7904 次阅读|11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宗教改革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