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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公认为两弹一星“没有勋章的功臣”，师从约里奥-居里回国后为原子弹“加铀”

Kara0807 2019-1-27 15:20

原创： 小德 德先生 杨承宗 提起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前的北平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前身），有一个密封的玻璃系统容器，里面装着从美国买来的507毫克镭。因用作医用，它一直被放在医院地下室里。 镭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的元素，镭- 224、镭- 226、镭- 228及其衰变产物均属于一类致癌物。 抗战时期，这个玻璃系统让日本人敲坏了，507毫克镭放射的氡气散发到空气中，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严重危及人的健康。 卑劣的日本人并未及时阻止放射性物质扩散，而是把联接破裂系统的橡皮管直接通到楼上进行放空。楼上病房的病人遭了殃。 情况危急，医院主管人员心急如焚，急需专业的人来阻止这507毫克镭产生强烈放射性气体往外散发，并修复破损的、复杂玻璃系统。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懂镭，谁会甘冒风险，挺身而出？ 真有一个人听到镭泄露的消息，立刻带着自己两名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匆匆赶来救急。 他推开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里面一切静好如初。凭一个镭学研究者的眼光和对臭氧敏锐直觉，杨承宗意识到:这里已经受到严重的放射污染，危害非常。他本应立即着装特制防护服、工作帽、手套、口罩以及胶鞋，但这些防护用具，现场一样也没有；刻不容缓，他只能冒险一搏。 考虑到两名女学生缺乏经验，他阻止了她们涉险，自己投入到抢救工作中。最后关头，他打开保险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气工作...... 他思维敏捷，动作迅疾，处理果断得当，加水密封，把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好了，牢固封闭住了镭。挽救了协和医院病人的安危。 当时谁也没注意到，他的右眼已经受到了超剂量的照射，造成了严重损坏；10年后，这只眼睛因白内障网膜剥离，失明了。对于这，他没有过多的抱怨或苦恼；认为用自己眼睛换取医院病人的安全，非常值得。 杨承宗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2001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化学奖。 从小独立有主见 1911年他出生于苏州八坼镇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民族实业家。4岁时他随姐姐进了本乡学堂。初级小学毕业后，去了离家十几里的“同里高等小学”就读，从此，不足十岁的他就开始了“自立”的生活。同里小学是所“半洋”学堂，特别注重学生“独立生活、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高中毕业后，16岁的杨承宗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国文专业，五年后，又以“最优”的成绩毕业。 1934年经同济大学校长介绍，他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 (简称镭学研究所)任职，认识了他一生的良师益友——时任这个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先生，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镭学研究所，他师从郑大章先生研究放射化学。郑大章是著名世界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门下，唯一一名研究放射化学的中国弟子。 他们借鉴捷克育新斯泰铀矿附近的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氡的测试结果，测量了我国各地著名温泉水中氡的浓度，以便在国内寻找铀矿石。在简陋的条件下，他们通过努力证实了铀-锕系对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约为4 % ，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镤的定量提取及其载体元素化学的文章。 1936年，他受严济慈之托，奉命从北平赴上海筹建了“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实验室”。苦心经营了8年后，汪伪政权想让杨承宗为他们所用，派人来拉拢他。 因对汪伪政权倒行逆施深感厌恶，他言辞拒绝了汉奸的邀留，决然离开了一手创建“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实验室”。 师从约里奥-居里，回国为原子弹“加铀” 同年，严济慈把他推荐到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进行学习和工作，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是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玛丽-居里的长女）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同意接收他为自己的学生。 其实早在抗战前夕，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公费留法考试中，就考取了第一名，因抗战爆发而未能成行。1947年春节，他办齐手续，满怀憧憬地登上了去居里实验室的法国大客轮。 在世界顶尖级原子能专家的居里实验室里，他生怕虚度一分一秒，每天如饥似渴地探索着新的知识。约里奥-居里夫人格外关注这个刻苦、聪颖的中国青年学者，经常悉心指点。 他以自己的勤奋、谦虚和儒雅，赢得了来自不同国家同事的好感。期间，他撰写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不断攀向放射化学的高峰。 同时，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举一反三、另辟蹊径，系统地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研究成功了用离子交换法从大量载体中分离出极微量的放射性核素的方法，应用于化学性质极为相近的放射性核素之间或对其载体元素的分离浓集。后来这种方法逐渐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工艺的普遍方法。 1951年约里奥-居里夫人与杨承宗（左一） 四年后，他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也被评为最优秀级论文。出色的成绩，让他得到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提供的“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 同时，他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所长的电报，催他早日回国工作。他当即决定放弃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报效祖国。 回国前，他按钱三强的委托，用组织捎来的3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和药品等，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资料。由于经费不够，他毫不犹豫地垫付了自己在法国的全部积蓄。这让回国的家当足足装了13大木箱、铁箱。 听说他要回国，约里奥-居里夫人专门约见了他，满怀热忱地叮嘱：“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就必须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国家的科学家完全可以做得到。” 回国后，他向组织报告了约里奥-居里的这段话。这让国内的领导们很受鼓舞。之后，中央领导逐渐明确了进行原子弹研制的意向。 对于当时中国而言，他的归来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令人振奋，当时我国从事放射化学工作的专家学者非常之少，近代物理所的所有科学家中只有他一个。 1951年秋，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之后他开始制定工作规划、编写教材培养核技术人员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五百多名应用核技术人员，为全国各地开展放射性核素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一个犹太商人用硝酸铀酰冒充富集铀 235 样品，向周总理兜售。周总理要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在两周内对样品做出成分鉴定。 当时研究所根本没有可以测定铀同位素的质谱计，所长钱三强动员全所力量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 杨承宗组用放射化学方法分别测量铀235和铀238的子体，测定母体中铀 235与铀238的同位素含量比例，仅用了10天就得出了结果。他向钱三强报告放射化学分析的结果时表示:“样品中铀235的含量接近但决不会超过天然铀中铀235含量的一半，当心上犹太商人的当。”这让钱三强和周总理都十分地满意。 一年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的报告中，来自南美国家的一篇论文，在内容原理和方法上都与杨承宗组做成分检测实验完全相同，只是时间晚了一年。 也因此，在国家制定“两弹一星”计划后，杨承宗承担“两弹一星”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 1961年4月，他被安排到二机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主持铀矿选冶工作，以顶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 从1961年到1964年三年里，他带领五所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艰苦奋斗、不断创新，创造了中国核工业史上的许多奇迹。他们建成了一座铀冶炼生产实验厂，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工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经过三年多奋战，纯化处理了150余吨重铀酸铵，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核纯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提供了必需的核燃料，保障了“两弹一星”计划中铀的供给。 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开展了铀产品中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的分析测试方法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量检验方法。在他们取得的几十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中，有几项成果可把铀的生产流程大大缩减，纯化程度大大提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 淡泊明志 笑对人生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它凝聚了无数科学家的付出和心血。杨承宗和他领导的科研队伍完成铀的提炼，也是原子弹试爆成功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他的同事、学生有的当选为院士，有的荣获了“两弹元勋”的荣誉，而他既不是院士，也没有佩戴上共和国的勋章。 对于荣誉得失，他的心总是平静：“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这种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品格，也让他走完了足足百年的岁月。 2011年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院期间他念念不忘实验室那些放射化学的发展。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的学生刘清亮、王庚辰等叮嘱：“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第一是同位素的宣传，第二是同位素的推广，第三是同位素碳14的应用，这对国计民生极其重要。” 对于他的贡献，历史没有忘记他，人们依然公认他是“没有勋章的功臣”；学术界一致公认他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正如著名核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方定所说：“杨先生为我国核燃料化学的建立、发展和培养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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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敏：倾注一生心血 只为“祖国强盛”

redtree 2019-1-20 18:02

于敏：倾注一生心血 只为“祖国强盛”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去世 作者：高雅丽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17 8:40:32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样的肺腑之言，出自一位年轻人之口。 为了这个信念，从1961年起，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分配，28年隐姓埋名，换来沙漠腹地的一声惊天“雷鸣”。 当时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2019年1月16日13时35分，于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于敏先生是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是我们身边聪慧而亲切的师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中国科学报》说。 氢弹第一功臣 1964年底，杜祥琬从莫斯科回国，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工作。在这里，杜祥琬结识了于敏，与他共同工作、学习55年。 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氢弹原理。1965年9月到次年1月，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杜祥琬说：“在计算过程当中，于敏先生很敏锐地发现了氢弹的设计原理。他立即给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打电话说，我们抓住‘牛鼻子’了！” 1966年12月2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展开。杜祥琬告诉记者，当时考虑的是要做不失氢弹特征但要减小威力的试验。“试验中有两个速报任务，当于敏先生听到关键的数据后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氢弹研制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于敏虽然不赞成‘氢弹之父’这种说法，但公正地说，他是氢弹的第一功臣。”杜祥琬表示。 国家利益至上 1986年初，当国际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邓稼先和于敏预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于敏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一生热爱祖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他两次毅然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钱三强曾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良师益友 于敏不仅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也是关心年轻人的好师长。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紧皱眉头”是在于敏脸上最常看到的表情。“他总是不断地思考问题，1975年我负责重新组建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于敏经常到基层来，甚至到组里找到负责工作的同志讨论非常具体的业务问题。”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于敏用“求是科技基金会”100万元奖金，除了上交万元特殊党费，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立了“于敏数理奖励基金”，鼓励青年人从事科学研究。 1980年，于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锋奖章。 于敏曾对记者说，“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对于倾注一生心血的事业，他更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 “于敏一直是这样的风格，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不在意，关键是能把事情干成。当我承担领导工作时，于敏嘱咐我要‘由微观进入宏观，再由宏观驾驭微观’，他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杜祥琬说。 《中国科学报》 (2019-01-17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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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国家的脊梁

热度 1 张海霞 2018-12-6 10:20

【题记】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带着绝密资料从青海基地飞回北京，落地时飞机不幸坠毁，他与警卫员牺牲时紧紧抱在一起保护资料完好无损。致敬郭永怀先生，致敬钱学森、邓稼先、李佩等先生，这些光辉的名字永远会被炎黄子孙铭记，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真正脊梁！ \0 \0 国之脊梁 -- 在力学所拜谒钱学森、郭永怀、李佩先生 张海霞 2018-01-12 这是一年前和女儿的约定，当时李佩先生刚走，我们晚饭后在中关村散步到13、14、15楼，寒风中跟她分享郭永怀先生、钱学森先生和李佩先生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两个人走到力学所，跟她说：郭先生和警卫员的骨灰就埋在这里，这里还保留有钱所长、郭副所长的办公室，那时就约一定要来看看。没想到机缘巧合，我2017年参加了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团，有幸和钱学森、郭永怀先生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著名力学家张德良教授一起去广东做科普讲座，七天同行，张老师跟我分享了很多钱先生和郭先生的轶事，我跟他约了一定带孩子去力学所看看这些真迹。昨天孩子们期末考试结束，我跟张老师说今天上午去，于是就有了这次难忘的心灵之旅。 九点半，我和孩子们北四环路边的力学所大门会合，张德良老师也联系了所里办公室的老师，打开了三楼的钱学森所长办公室的门。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不到10平米见方，保持着先生之前上班的场景，一桌、一椅、一对老旧沙发、一个小小的书架，墙上是缅怀先生的话和纪念照片，看不出排场更看不出，展柜里是先生的手迹，那英文字真的像是印刷的一样漂亮，这就是钱先生创办力学所时就用的办公室，只要他到所里来就在这里办公，张德良老师深情幽默地回忆了他做为中科大第一届学生听钱先生课的场景： “那时候我们的教师团队真的是豪华：钱学森、郭永怀、吴文俊、严济慈等等均是我们的老师，每周都来上课，一节都不落下。钱先生口才好，课讲得生动活泼，而且特别主动理解，考试的时候开卷，很轻松，可是题目就是做不出来，因为题目很开放很难，考的是解决问题，到最后钱先生法外开恩“实际成绩的开根号乘以十为最终成绩”，真的为后来在两弹一星的研究中解决问题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大家看到这个计算尺了吗？它有个小故事，我们那时候上学，没有计算机，全部要靠这个计算尺来算，可是很多同学家里穷买不起计算尺，钱先生就用当时获得国家奖的钱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计算尺……” “郭先生的口才不是很好，他讲得内容非常深奥，我们这些大学生听不懂，可是那些来旁听的老师和研究员都拍手叫好，就他们这些有一定基础和研究经验的人很实用。郭先生也是唯一一个全部参加了两弹一星三个工程的人，可惜……” “ 还有了不起的李佩先生，郭先生去世后，她的女儿也出了事，可是李先生没有落下一天工作，组织学生的英语考试和英语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咱们一会儿下楼去看看郭先生的纪念碑，他的骨灰和警卫员的骨灰就合葬在楼下的花园里，去年，李佩先生去世的骨灰也埋在一起了……” “是呀，很巧，今天是1月12日，李佩先生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一个学生小声说。 真的是择日不如撞日，我们原来选了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来看望他们，算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楼下花园里，郭先生的半身雕像前，石碑上刻上了李佩先生的名字，还有纪念的鲜花，站在碑前，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我们所有人一起三鞠躬： 在中国 钱学森、郭永怀、李佩 这些光辉的名字永远都不会忘记 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真正脊梁！ 脊梁 张海霞 2017-01-19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跟女儿在中关村散步谈心，两个人聊得很开心，不想回去，我说：那妈妈带你去个没去过的地方吧！ 路上我开始跟她讲两弹一星，她说：我知道，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 可是你知道郭永怀、何泽慧、李佩吗？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吗？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中科院科源小区的13、14、15楼。 三层的低矮旧楼，完全看不出它的辉煌，可这里就是这些大师们住过几十年的地方！我重点跟她讲了郭永怀和李佩、钱三强和何泽慧这两对了不起的夫妇，他们都是当年学富五车、在国外赢得尊重的大科学家，为了建设国家而义无反顾在新中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回来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祖国的建设鞠躬尽瘁，讲到郭永怀的牺牲那个环节，我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流淌，这就是一个科学家和他的祖国的情结：最后的时刻他和警卫员死死抱在一起守护着国家的秘密！没有豪言壮语，悲痛万分的李佩甚至都没有当众流过眼泪，可是，她几十年如一日地继续无怨无悔地做着她该做的事！而不远处的力学所就是郭永怀和钱学森工作过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雕像，下面埋着他和警卫员的骨灰。 女儿说：妈，咱们去趟力学所吧，我想去看看郭先生的雕像。 我们一路向东走到了力学所，这一路上两个人聊起了很多国家和科学家的故事，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郭永怀、不知道邓稼先，可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仅仅是今天，是永远，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也只有他们才配得上爱国二字！由此又聊起了科学家的科学贡献与品格的关系，女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有些人的科学贡献在珠穆朗玛峰，人品却在马里亚纳海沟！而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等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是科学贡献和人品都登顶珠峰的人，只有这样的人配得上名垂史册，才是民族的脊梁！ 他们也正是鲁迅先生那段话所说的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个冬夜，我们在寒风中走了很长时间，聊得热血沸腾，和孩子一起回顾了历史上的很多危难时刻以及在这些时刻历史人物的选择，有幸我们住在距离历史这么近的地方，百岁李佩的意外离世给了我们的这样的机缘，让我们母女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如此深刻地谈心沟通， 关于教育，关于成长，关于民族，关于未来，对于正在成长期、 正在形成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路上，通过这样的谈话，我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底是谁？该度过什么的人生才是真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对于她和我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记得快到家时，孩子跟我说： 妈，我们都要努力啊！你以后不要退休了，像李佩先生一样好好工作到一百岁！ 我说：那当然，你也要必须要更加努力啊，不仅要学习好，更是要立志做郭永怀、邓稼先这样学品和人品都登顶珠峰的科学家！ 那必须得，妈，你不知道我的内心现在有多么澎拜！ 这是 发生在几天前的事，今天在飞机上回想起来还内心激情澎拜， 再次致敬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李佩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那你们所有的努力，远远超越了“金钱、名利、地位等”世俗的成功表象，沉淀成了真正触及我们内心、让我们感动和震撼和支撑国家民族发展的脊梁！ 致敬先生们！吾辈定当自强不息！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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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两弹一星”？

Mech 2018-10-27 13:25

在北京时参观一个保密单位历史的非保密部分。很长知识。可惜不容许拍照，参观前手机都放在外面的柜子里。 过去我一直以为“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这可能也是多数人的看法，当然也不能算错。只是政府在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非常明确，“两弹一星”所指的地对地导弹、核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导弹只限于地对地导弹，不包括也在研发的其它导弹例如地对舰导弹。想想也很有道理，地对地导弹可以发展成为战略武器。解放军过去没有远程轰炸机，如果没有地对地导弹，实际上就没有核弹的投放能力。 1965 年钱学森先生为地对地导弹指定的“八年四弹”的目标，实际上用了 16 年才完成。陆续发射了东风 2 到东风 5 导弹，就是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导弹。 东风 4 在“文革”中研制完成，东风 5 也在“文革”中研制， 80 年发射成功。研发人员面临很大困难。有关部门对这些人的生活也尽量保证，有特供的猪肉、黄豆等，只给研发一线人员，连研究所领导都没有。这些“文革”中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与其说因为有“文革”，不如说尽管有“文革”。当然，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一直是对研究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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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绘元勋彰典范 ——贺“‘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

suqing1961 2018-5-30 14:32

开幕式上，画像作者杨华女士（左五）、科学诗作者郭曰方先生（中坐椅者）与观众合影。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迎接、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的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宣传英模人物，倡导创新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2018年5月30日，中国科技馆举办“‘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 “两弹一星”是指核弹（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它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在科技领域创建的辉煌伟业。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科学家精神的集中体现。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既是 “两弹一星”全体研制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更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堪称时代楷模、国家脊梁、民族英雄。举办“‘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旨在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展示“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风采，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争先行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奋力拼搏。 “两弹一星”群英谱（水墨画） 杨华创作 本次展览所展示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均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科学院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杨华女士创作完成。作品突破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创作形式，采用大肖像着重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突出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在表现手法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水墨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精髓，形成了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传承文化传统并彰显时代特色的水墨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是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绘画精品力作。 画展首次尝试多媒体展示方式，每幅作品均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对“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进行延伸阅读、拓展宣传;其中，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原书记郭曰方先生为每位“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专门配写的诗歌，以及部分诗歌的配乐朗诵,与画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画展增光添彩。 有感于斯，谨作诗一首《 敬绘元勋彰典范 》，以表敬意，以示祝贺。 群贤跃马号角催， 自主攻关勇作为。 三老四严作风硬， 两弹一星丰碑巍。 重才尊知强科技， 兴军卫疆扬国威。 敬绘元勋彰典范， 创新争先后学追。 注：更多阅读内容请关注本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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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记语（198)- “两弹一星”纪念馆

zjzhaokeqin 2017-9-28 08:35

读博记语（ 198)- “ 两弹一星 ” 纪念馆 赵克勤文，岳爱国图 读科学网岳爱国博客《 藏在深山沟里的纪念馆》 （链接地 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94970-1077944.html ） 记语如下：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在曾经的怀柔县怀北镇的山坳里、今天的雁栖湖畔应运而生了。从2013年9月3日白春礼院长提出建设该纪念馆动议肇始，到2015年9月12日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仅用了两年零九天的时间。” 评 :历史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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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

热度 14 张海霞 2017-2-3 09:41

【题记】春节跟家人团聚，过的很安详，家里老人们身体健康，孩子茁壮成长，一家人和和美美过大年。看美国那边Trump上台后这十来天已经是鸡飞狗跳、满世界的游行和抗议，真的是感慨：家和万事兴啊！新的一年里，就像春节前我和女儿散步时说的那样，学习我们身边那些超越“金钱、名利、地位”等世俗表象的民族脊梁，踏踏实实地不懈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为祖国大家庭的进步尽微薄之力！ 脊梁 2017-01-19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跟女儿在中关村散步谈心，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孩子不想回去，我说：那妈妈带你去个没去过的地方吧！ 路上我开始跟她讲两弹一星，她说：我知道，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 可是你知道郭永怀、何泽慧、李佩吗？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吗？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中科院科源小区的13、14、15楼。 三层的低矮旧楼，完全看不出它的辉煌，可这里就是这些大师们住过几十年的地方！我重点跟她讲了郭永怀和李佩、钱三强和何泽慧这两对了不起的夫妇，他们都是当年学富五车、在国外赢得尊重的大科学家，为了建设国家而义无反顾在新中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回来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祖国的建设鞠躬尽瘁，讲到郭永怀的牺牲那个环节，我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流淌，这就是一个科学家和他的祖国的情结：最后的时刻他和警卫员死死抱在一起守护着国家的秘密！没有豪言壮语，悲痛万分的李佩甚至都没有当众流过眼泪，可是，她几十年如一日地继续无怨无悔地做着她该做的事！而不远处的力学所就是郭永怀和钱学森工作过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雕像，下面埋着他和警卫员的骨灰。 女儿说：妈，咱们去趟力学所吧，我想去看看郭先生的雕像。 我们一路向东走到了力学所，这一路上两个人聊起了很多国家和科学家的故事，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郭永怀、不知道邓稼先，可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仅仅是今天，是永远，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也只有他们才配得上爱国二字！由此又聊起了科学家的科学贡献与品格的关系，女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些人的科学贡献在珠穆朗玛峰，人品却在马里亚纳海沟！而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等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是科学贡献和人品都登顶珠峰的人，只有这样的人配得上名垂史册，才是民族的脊梁！他们也正是 鲁迅先生那段话所说的人： “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这一个冬夜，我们在寒风中走了很长时间，聊得热血沸腾，和孩子一起回顾了历史上的很多危难时刻以及在这些时刻历史人物的选择，很庆幸我们住在距离历史这么近的地方，百岁李佩的离世给了我们的这样的机缘，让我们母女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如此深刻地谈心沟通， 关于教育，关于成长，关于民族，关于未来，对于正在成长期、 正在形成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路上，通过这样的谈话，我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底是谁？该度过什么的人生才是真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对于她和我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记得快到家时，孩子跟我说： 妈，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啊！你以后不要退休了，像李佩先生一样好好工作到一百岁！ 我说：那当然，你也要必须要更加努力啊，不仅要学习好，更是要立志做郭永怀、邓稼先这样学品和人品都登顶珠峰的科学家！ 那必须的，妈，你不知道我的内心现在有多么澎拜！ 这是 发生在几天前的事，今天在飞机上回想起来还内心激情澎拜， 再次致敬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李佩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那你们所有的努力，远远超越了“金钱、名利、地位等”世俗的成功表象，沉淀成了真正触及我们内心、让我们感动和震撼和支撑国家民族发展的脊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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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佩先生二三事

热度 2 STS 2017-1-13 14:14

陪同先生调研“两弹一星”纪念馆工地 先生做《回忆钱学森》的报告，我是主持人 第一次见到李佩先生，还是刚刚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的那个开学典礼上，同学们都知道，她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虽然这次没有跟先生有过多的交流，但至少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师就在我身边。 　　第一次比较深入地接触李佩先生，是开学后不久的那个9月16日上午，担任了研究生院学生会学术部长的我接到了李佩先生的电话。当听到电话里传来先生的声音的时候，让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意外，惊喜的是第一次接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人打来的电话，而且她还清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而意外的是没想到李佩先生能够给一位普通的学生打电话。 　　在电话里，李佩先生和蔼地告诉我说：“9月18日快要到了，现在的学生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九·一八”事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日本人拍摄的记录这段历史的光盘，你可以拿回去放给同学们看。最好能跟中国人自己拍的影片对比着看，这样了解事情能够更清楚一些。” 　　放下电话之后，我便急切地赶到力学所。见到李先生之后，她亲切地问我现在的学生都读什么书？每天都在忙什么？当我把情况如实地汇报给李先生之后，她给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建议。临走的时候，李先生不但送给我光盘，而且还送给我一些学习上非常实用的资料。得到先生如此的信任，真是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有了这次接触之后，我和李佩先生联系的机会也就多了，她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对年轻学子特别关心。 　　没过多久，敬爱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这时，李先生又一次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同学们都是否了解钱学森，大家都打算怎样纪念钱学森。当我把准备的方案汇报给李先生之后，她说：“虽然你们做了一些工作，但这样还不够，像钱学森这样为国家、为科学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你们一定通过各种途径，花大力气来纪念他。”从李先生的电话中能够听出来，她对老一代科学家的感情之深，情谊之重。 　　第二天，李先生再一次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钱学森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找了几位一直跟在钱老身边的人，有力学所的前任所长郑哲敏先生，还有谈庆明先生，给你们讲讲那些人，那些事。我给你们找车，回头你把同学们组织一下，到力学所来，听完报告顺便可以看一看钱老生前的办公室。” 　　当我把通知发出之后，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找来的两辆班车坐得满满的，甚至还有同学宁愿自己坐公交车去力学所。从李先生满脸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对这次活动的组织还是满意的，在表扬我之余，还告诉我们：“大家想听没关系，这是件好事。咱们学校不是有礼堂吗？回头我做这些老先生的工作，可以让他们到玉泉路再给同学们做一场报告。”先生的话再一次感动了我，没想到她会如此关心青年学生，没想到她做事情这样执着认真，更没想到年过九旬的她考虑问题如此细致周到。 　　在科学院，正是有一批像钱学森先生、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这样的老科学家，为科学院留下了宝贵而又丰富的精神财产。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科学院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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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精神、贡献与鲜活描述“蚕丝”

ericmapes 2016-12-11 22:20

钱学森精神集中体现在“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报效人民”。 这也是钱学森用自己毕生的实践与 德行 ，为国人作出的表率。 钱学森贡献体现在（我学习概括如下不知可否？）： 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 科技兴国战略提出（后来叫科教兴国，现在是创新驱动或双创即创新创业）； 系统论提出（包含技术科学领域的信息论与控制论）； 钱学森之问抛出。 霍有光：谈谈交大人眼中的钱学森精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3560-1020000.html # 钱学森鲜活描述“蚕丝”见40楼评论 谢维 （2016-12-1118:48）： 我说的不是具体的问题，而是作为校友，更应该关注不为常人所知的生动细节，还原一个科学家丰满的形象。做到这一点其实何必数千字，我觉得几百字的小故事就可以，甚至只需要几段话就可以。 另外，目前关于钱的资料中，最深入人性的描述应该来自张纯如的《蚕丝》。 钱首先是一个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显贵家庭之后，其家风决定了他致力于科技的必然性，这和那一代科技文化巨星的背景非常类似。 北师大附中时期他在优越的教育条件中，数理的天赋脱颖而出，随后进入中国理工大学之最——交通大学，在学校一骑绝尘。 然后就是MIT-CIT渐渐登峰造极的工程科学修养，而他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更是让他有过人的创造力。与他的导师冯卡门相比，钱更长于用精湛扎实的数理方法解决工程学的难题，而冯卡门则是一个长于物理学直觉、能够开拓新的学科领域的大师，两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他的专业注定了他需要和国家军事部门发生关系，在美国做出非凡的贡献之后，他渐渐碰到天花板。如果说此前家国情怀只是一个概念的话，此时这就和他的事业发生了切实的关系。 当美国不再给予他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他当然需要回来，为家，为国——更为了才华的兑现。这一切最根本的东西依然如初，而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夺目的价值，是人生与世界共赢的必然选择，我不觉得需要多么强调爱国主义才能让它鼓舞人心。 钱学森•蚕丝•张纯如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719573/ 野兽爱智慧 评论 ThreadOfTheSilkworm 2009-11-0710:51:19 钱学森•蚕丝•张纯如 2009年10月31日早上8时6分，98岁高龄的钱学森在京与世长辞。各大报刊的纪念文章大多引用了华裔美国女作家张纯如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一书中的文字。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说,第二实验小学使钱学森免于当时以严酷著称的传统式教育,周遭的气氛鼓励他主动发问、找寻答案,甚至向权威挑战。“他的疑问很多,但基本上他的叛逆性不强。”高中时的钱学森已经表现出了多才多艺,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辩论,都表现出众。他十分喜欢自己的高中,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旧中国能把一所学校治理好是一个奇迹。(南方周末：《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梦想》） 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本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张纯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oftheSilkworm)一书（三联生活周刊：《解读钱学森归国曲折历程） 1995年出版《蚕丝》讲述了华人科学家钱学森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后在中国发展起中国原子弹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的中文版只在台湾海峡对面出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美】张纯如著，张定绮、许耀云译，台北天下出版公司，1996年）。书不能在大陆翻译出版，据说在于它披露了一个事实：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这不同于中国对钱因爱国而海归的宣传！ 再过两天，就是张纯如逝世五周年祭日了。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莫大过于对她的作品的广泛阅读了，但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让她的创作成果不能成为我们的公共记忆。谎言在信息时代是长久不了的，只会让说谎者受人鄙视。更何况前代人的谎言何须后代人来遮蔽，我们可以有新的起点，瞒与骗害人又害己。 愿我们的出版界人士将该书的出版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出版审查部门能放过该书。谢谢了。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10：39，野兽爱智慧居 附录： 张纯如 　　1968年3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8-1989年，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 　　1989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订婚。 　　199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和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BrettDouglas)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 　　1995年，自由撰稿人，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撰写稿件。冬季，在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初步资料准备，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六星期的深入调查。 　　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 　　1997年7月，前往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 　　1999年8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 　　2002年5月13日，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ChristopherDouglas)出生。 　　2003年4月28日，出版《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 《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导读 缘起 by张纯如 本书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不仅是二十世纪火箭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大陆外太空开发计画的枢纽人物，大陆媒体一致尊称他为「中国飞弹之父」。虽然他已将近半个世纪未涉足美国领土，但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C.Clarke）在长篇小说《二Ｏ一Ｏ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2)）中，还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可说是冷战吊诡的极致。一方面中共第一代的飞弹及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在波斯湾战争中用于对付美军的蚕式反舰艇飞弹），都由他一手策画完成。另一方面，他虽以公费生赴美留学，却在美国享受完善的训练与栽培，一待就是十五年；目睹三Ｏ年代与四Ｏ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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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专家”标新立异搞氢弹，让中国两年半就从原子弹进化到氢弹

热度 32 beckzl 2016-11-21 22:04

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 … 　　 早些时候，一条关于核武器的新闻令人惊奇 　　 核大国俄罗斯和美国相继销毁了所有大当量氢弹 核弹当量：为了更直观地表示核弹的威力，常常将核弹爆炸释放能量换算为TNT化学炸药当量表示 　　 如果不考虑朝鲜自己宣称已经拥有的氢弹（未证实） 　　 目前全人类拥有的二三十枚大当量氢弹全在中国 　　 其中的原因说起来浅显易懂但却并不简单 　　 氢弹不仅研制困难，后期的维护费用也相当惊人 　　 美俄相继销毁这些“烧钱炸弹”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各国都纷纷将重心转向更实惠的原子弹和中子弹 　　 那中国真的为了核威慑而不计成本保有这些氢弹吗？ 中子弹是加强中子辐射的小型氢弹 　　 其实中国关于氢弹的一系列行为都相当特立独行 　　 没有苏联的援助，我国的核武其研制困难重重 　　 可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的两年零八个月 　　 我国竟完全自主研发出了独特的氢弹结构 　　 独立于美国的技术，成为全人类仅有的两种氢弹结构之一 　　 要知道，当年苏联还是动用情报组织才从美国搞到了氢弹的关键技术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因为这种独特的氢弹结构，充分考虑到了社会主义国情 　　 解决了成本高和维护难的棘手问题 　　 而幕后的英雄竟是一个半路杀出的 “纯国产土专家” 　　 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留学专家中的一股清流 　　 一个被雪藏近30年的“氢弹之父”——于敏 … 　　 1926年，于敏出生于河北的一个普通家庭 　　 中学时他就初露头角，以各科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条件艰苦，于敏受同学父亲的资助才得以进入北大 　　 据说，大学时的某次近世代数考试，题目极其困难 　　 连数学系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也才刚刚及格而已 　　 但选修这门课的物理系学生于敏却拿到了满分 中学时的于敏 　　 1950年，正当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大胜之际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轻率地谈到美国正考虑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新中国深深地感受到了核武器的威慑力 　　 研发核武器成为了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 美国总统杜鲁门 　　 此时，才刚毕业在北京大学任助教的于敏 　　 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当时的于敏被告知，调动是因为他家中条件困难 　　 研究所的收入可以减轻他的家庭经济压力 　　 然而于敏并不知道，接下来他要面临的是什么挑战 1952年北大物理系部分教职员工合影，后排左二为于敏 　　 虽然在某些方面颇有天赋，但成就他的还是勤奋 　　 于敏在研究所中从事了好几年基础理论物理研究 　　 凭借必须“知其所以然”的钻研精神，于敏苦心研究 　　 不久后与杨立明合著了开创性的《原子核理论讲义》 　　 被彭桓武称赞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 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 　　 有一次，一位来自日本的专家来访中国 　　 在听过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颇为惊讶 　　 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没料到于敏风趣地回答： “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 　　 也让于敏得到了日本友人 “国产专家一号” 的称赞 “土专家”于敏 　　 这才刚刚有些许名气，可于敏却即将隐姓埋名 　　 1961年，于敏秘密地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谈话 　　 钱三强开门见山“氢弹的研究以后你来搞怎样？” 　　 这句命令式的话语吓了于敏一跳 　　 研究氢弹意味着他要放弃所爱的物理理论研究 　　 而当时正是于敏的科研生涯开花结果之时 　　 犹豫之时，于敏想起了童年的一件往事 　　 那还是日军侵华的年代，中国倍受凌辱欺压 　　 当时于敏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准备骑车去拜访同学 　　 一个日本人不怀好意地开着吉普车迎面而来 　　 差一点就将年幼的于敏撵在车轮底下 　　 自那时起，于敏心中发誓，一定要科学报国，让中国强大起来！ 　　 回过神来，于敏的赤子心伴着愤怒猛烈地跳动着 　　 没有过多地犹豫，他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决定 　　 他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这不仅是国家组织的安排，也是于敏一生的宿命 钱三强 　　 可是氢弹的研究对于处在婴儿期的中国是何其的困难 　　 1959年，本应提供原子弹技术的苏联老大哥 　　 因为中苏交恶，单方面停止了所有合作协定 　　 中国的原子弹前途未卜，而氢弹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于敏所要面对的挑战自然是前所未有的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熟悉原子能理论 　　 担起重任的于敏还是权威专家中唯一没渡过洋的 　　 如果换做是普通人可能早就有些胆怯了 　　 可是于敏完全不自卑，他从基础理论开始研究 　　 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己摸索着学习，竟也摸到些门道 “土专家”于敏 　　 氢弹的研究工作中最为困难的还是计算问题 　　 全中国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其中近95%的运算力用于原子弹的计算工作 　　 留给于敏小组用于氢弹研究的只有可怜的5% 电子管计算机 　　 就这样，直到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年 　　 四年里，于敏带领小组已经提交了成果报告69篇 　　 除了依靠那5%的计算机运算力，更多的时候还是靠于敏惊人的计算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可于敏心中除了喜悦之外有了更大的责任 　　 国家领导做出了指示 “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但这时于敏的氢弹研究却陷入了一个瓶颈 　　 氢弹的理论模型一直不理想，重量大且威力低 　　 完全不符合要求 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 　　 究竟是理论没有吃透还是资料出现了差错？ 　　 一次，于敏在与同事散步的途中突发奇想 　　 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完全推翻之前结构 　　 同事与他越聊越是兴奋，似乎这样一来就能解决了 　　 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当晚就上计算机演算 　　 于敏看着印着计算结果的纸带不断地送出 　　 一边看一边推算着，越算越有底气，越算越是激动 　　 看来这次的设想可算走上了康庄大道 　　 于敏赶忙给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 邓稼先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一通晦涩的通话过后，邓稼先急忙与于敏会合 于敏（右一）与邓稼先（右二） 　　 中国的氢弹研究终于在于敏的带领下走上正道 　　 而在我国之前造出原子弹的法国却依旧愁眉紧锁 　　 突破了最关键的结构设计，氢弹的研制快马加鞭 　　 1967年，仅仅在首颗原子弹爆炸后两年八个月 　　 中国的第一颗 “于敏构型” 的氢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中国首颗氢弹爆炸 　　 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迅速震惊了全球 　　 两年多，没有前辈的指点，自行独立研究出了氢弹 　　 这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怪物啊 　　 苏联当初还是靠从美国搞来的情报，才造出了氢弹 　　 而中国设计的氢弹竟还解决了成本和维护的难题 苏联大力出奇迹的”沙皇炸弹“ 　　 而在幕后于敏，贡献越来越大的同时却销声匿迹了 　　 成了国家机器中一个不知名却又至关重要的零件 　　 核武器的研究远还没有到可以松懈下来的时候 　　 于敏在医院探望病重的邓稼先时，他俩讨论了一番决定赶在美国打压之前，开始核武器小型化的研究 邓稼先（左）与于敏（右） 　　 此后，我国的核武按照于敏邓稼先规划的方向发展 　　 研制成功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核武器 　　 赶在了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签署前 　　 将我国的核武器技术水平提高到了世界一流级别 1996年安理会决议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而于敏这个名字在1988年前都是不存在的 　　 他隐姓埋名近30年，直到退休才被解禁 　　 退休后他深居简出，过着不能再普通的生活 　　 直到2015年，他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世人才知道于敏这个名字，才知道氢弹背后的这个 “土专家” 2015年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早在中国氢弹研制成功后几年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专家波尔访华时 　　 特意与于敏会晤，称赞他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虽然于敏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却一直不买账 　　 “氢弹之父，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 　　 有人说于敏是 “不知天高地厚” 的科学家 　　 明知氢弹的设计困难重重，非要研究全新的结构 　　 但很多人还真是就缺了这点“不知天高地厚”的精神 　　 甘于平庸，放弃了追求，淹没于茫茫人海中 　　 很多时候人有多聪明并不能决定成就有多高 　　 于敏式的人物靠的是为科研而大隐于世的定力 　　 靠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情怀才能有如此成就 　　 “我觉得我也许有点天赋，不过我想我不是很聪明” _____________ 我们同样热爱科技 对科技未知充满孩子般的好奇 为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一切改变感到热血沸腾 我们将科技的感性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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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者至今仍健在的人

热度 6 pukin 2015-1-10 13:28

2014 年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了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于敏院士。 已故的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王选院士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写到： 【 九院理论部一些了解当时研究工作内情的同志近年来告诉我，就科学技术方面（而不是从组织管理方面）而论， 对原子弹贡献最大的是周光召，对氢弹贡献最大的是于敏 。我觉得， 两弹元勋 邓稼先之伟大在于，不仅自己有才华，而且能够让他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周光召、于敏这类帅才，也需要邓稼先这种帅才，当然也还需要精通科学技术、能在全局上选择正确方向和做出正确决策的朱光亚这样的科学家帅才和领导。 】 注：九院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简称。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集理论、实验、设计、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 。 1999 年 9 月 1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23 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 23 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和他们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这 23 位功勋奖章获得者已有 16 位过世，他们是： 郭永怀、邓稼先、赵九章、钱三强、王淦昌、钱学森、姚桐斌、钱骥、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朱光亚、王大珩、黄纬禄、屠守锷。 目前仍然健在的有 7 人： 程开甲 、王希季、 于敏 、 孙家栋 、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 其中孙家栋院士2009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程开甲院士获得了 2013 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院士获得了 2014 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他们的获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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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redtree 2015-1-9 12:36

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作者：马丽 魏艳 赵竹青 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15/1/9 11:09:42 资料图：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 人民网北京1月9日电（马丽 魏艳 赵竹青）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独得该年度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据悉，经过严格评审，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每人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此前已有24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于敏院士简介】 核物理学家 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宁河。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曾任该院副院长。 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我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5-01-09 10:09:00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北京) 于敏资料图 人民网：于敏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他用2年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比美国少用4年半。1988年于敏才被正式解封，他的妻子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每人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此前已有24位著名科学家先后获此殊荣。 于敏院士生于1926年8月，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院副院长、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上世纪50年代，于敏率先在国内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合作者找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的空白。他曾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他还是中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他在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方面屡有突破。 在氢弹突破中，于敏组织攻克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氢弹突破和武器化”项目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方面，于敏领导突破了一系列关键问题，为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奠定可靠基础，该项工作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于敏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该项工作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于敏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弛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他参与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他曾与邓稼先联合提出“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中央果断决策，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前提早规划，为中国提升核武器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前瞻作用。 上世纪70年代起，于敏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完） (原标题：“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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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存浩、程开甲获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sanwensheng8 2014-1-10 11:16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共同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每人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此前已有22位著名科技专家先后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袁隆平、吴文俊、黄昆、王选、刘东生、金怡濂、吴孟超、王永志、李振声、叶笃正、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谷超豪、孙家栋、师昌绪、王振义、谢家麟、吴良镛、郑哲敏、王小谟。 当天的奖励大会上，2013年度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也一一揭晓并颁奖，本年度共授予10位科技专家和313个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奖。 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张存浩院士简介 张存浩，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山东无棣人，1928年2月出生。他是中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成果。 上世纪50年代，张存浩与合作者研制出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高效熔铁催化剂，乙烯及三碳以上产品产率超过当时国际最高水平。60年代，他致力于固液和固体火箭推进剂及发动机的研究，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比较全面完整地解答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 上世纪70年代，张存浩开创了中国高能化学激光的研究领域，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氟化氢/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80年代以来，他开拓和引领中国短波长高能化学激光的研究和探索。1983年，他与合作者开展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研究；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张存浩院士还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方法，并用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激发态的寿命为100飞秒。该成果被《科学》主编列为亚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他还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混合电子态的分子碰撞传能过程中的量子干涉效应，并明确了此量子干涉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波的干涉。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程开甲院士简介 程开甲，男，1918年8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留学英国，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南京 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程开甲院士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 上世纪40年代初，程开甲先后在自由粒子狄拉克方程严格证明、五维场论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与导师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双带机理，在Nature、Physical Review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50年代，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在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 上世纪60年代，程开甲建立发展了中国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中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以该理论为指导，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导并推进了中国核试验技术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指导建立核试验测试诊断的基本框架，研究解决核试验的关键技术难题，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中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作战运用。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开创了中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领域。在他领导下，系统开展了核爆辐射环境、电子元器件与系统的抗辐射加固原理、方法和技术研究，利用核试验提供的辐射场进行辐射效应和加固方法的研究；指导建设先进的实验模拟条件，推动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辐射模拟设施，开展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促进了中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的持续发展，为提升中国战略武器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 90年代以来，他不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等方面继续进行研究。 程开甲院士毕生在国防科学领域辛勤耕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严谨求实，崇尚科学，无私奉献，勇于登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转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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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为“两弹一星”而奋斗一生的科学家们！

热度 4 alick1 2013-3-18 22:06

　　当年参加核试验人员风餐露宿，生活非常艰苦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于敏（1926~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关键问题。 王大珩（1915.02.26~2011.7.21）光学专家，生于江苏吴县。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 王希季（1921~ ）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生于昆明，白族。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朱光亚（1924.12.25~ 2011.02.27）核物理学家，湖北武汉人。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 孙家栋（1929~ ）辽宁复县人，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上世纪60年代，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 任新民（1915.12.05~ ）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安徽宁国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吴自良（1917.12.25~2008.05.24）材料学家，生于浙江浦江县。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陈芳允（1916.04.03~2000.04.29）无线电电子学家，浙江黄岩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并为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 陈能宽（1923~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生于湖南慈利县。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 杨嘉墀（1919.07~2006.06.11)江苏省吴江县人，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周光召（1929.05.15~ ）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钱学森（1911.12.11~ 2009.10.31）浙江杭州人，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中将军衔，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屠守锷（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1916.12.18~ 2011.11.23）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 程开甲（1918.08.03~ ）江苏吴江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 邓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浙江吴兴人，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姚桐斌（1922.09.03~1968.06.08）江苏省无锡人，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 钱骥（1917~1983.08.28）江苏金坛人。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钱三强（1913.10.16~1992.06.28）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浙江湖州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空气动力学家，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他是中国大陆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 钱三强 朱光亚 王大珩 邓稼先 赵九章 彭桓武 钱学森（左四）在核试验场 黄纬禄 …… 他们，一个民族的脊梁！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955.htm#6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09-06/06/content_6585685.htm 参考阅读： http://www.xztc.edu.cn/hangtian/ldyx/ http://china.qianlong.com/4352/2007/10/02/2502@40896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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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序言——李 锐

葛肖虹 2013-2-2 20:22

我们应该懂得历史，了解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精英们几十年是怎样走过来，他们有的成了两弹一星的元勋，每年成为获得国家科学特等奖被人民尊崇的人物，而更多的精英却在那“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被整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不懂得历史就不懂得未来，科学创新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诞生。请认真读一读96岁高龄的革命老人——李锐的这篇“序”。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 “ 民主堡垒 ” 群星陨落记》序言 李 锐 原载《炎黄春秋》 2012 年 11 期 今年我已经吃 96 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 “ 民主堡垒 ” 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 “ 何时宪政大开张 ” 。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 “ 地方主义 ” ，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 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 1944 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 “ 一二 · 九 ” 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 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 “ 一二 · 一 ” 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 “ 一二 · 一 ” 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 20 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 100 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 71 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 8000 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 3800 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 206 人。其中 “ 一二 · 一 ” 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 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 13 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 1940 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 2012 年 5 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 “ 用民本偷换民主 ” 的 “ 维稳 ” ，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 “ 百岁非毛派 ” ，要力挺 “ 刘绪贻精神 ” 。我的贺辞： “ 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 ” ，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 100 人的文章，约 120 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 “ 民主堡垒 ” 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 “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 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 “ 教授治校 ” 。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 1931 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 “ 民主堡垒 ” 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 80 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 “ 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 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 “ 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 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 ” 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 ， “ 桎梏 ” 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 “ 民主堡垒 ” ，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 1949 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 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 40 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 “ 与人斗，其乐无穷 ” 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 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 140 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 “ 扫脸出丑 ” ，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 …… 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 1957 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 “ 边纵 ” 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 1958 年批判 “ 厚古薄今 ” 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 “ 反动学术权威 ” ，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 2008 年第 7 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6 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 “ 反动派知识阶级 ” ，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 “ 中产阶级 ” 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 “ 异端 ” 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 15000 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 “ 皮上之毛 ” ， “ 阶级斗争 ” 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 “ 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 。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 1949 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 “ 独立精神 ” 、 “ 自由思想 ” 为异己的 “ 伟大导师 ” 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 “ 驯服工具 ” ，当 “ 螺丝钉 ” （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 年 3 月 22 日 ，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 “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 1966 年 4 月 24 日 ，毛泽东对 “ 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 中说： “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 1970 年 12 月 18 日 ，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 “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 1971 年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 “ 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 ” 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 “ 开刀 ” 。（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118 页，第 12 册 35 页，第 13 册 171 页、 182 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 “ 臭老九 ” ，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 “ 民主堡垒 ” ，又是 “ 人才摇篮 ” 。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 1995 年，共有 90 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 8 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 6 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 2000 年开始，评 “ 最高科学技术奖 ” ，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 2008 年，共评出 12 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 4 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 “ 党的生日寄语 ” 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 “ 寄语 ” ， “ 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 ” 。我就在 “ 通知 ” 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 “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 ‘ 文革 ’ 十年呜呼哀哉。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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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学术研究需要大师精神回归

jiaguangjia 2013-1-6 09:57

最近，“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著名气象学家陶诗言相继离世，人们不禁痛惜大师队伍中又失两位！大师之所以称为大师，是在学术上能做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事业的人，受万世景仰，令我辈望尘莫及。眼看大师远去，只能不胜唏嘘。 构筑了离我们最近的一代大师群像的那一大批学人，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在民国成立到抗战结束那段新旧思想更迭，旧学西学交融的乱世，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自然科学家也具有幼时就打下的国学根基。他们既有学问，又有风骨。他们传承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肩负民族振兴的责任和使命，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魂，可敬可叹。 而当代是一个绝好的时代，世界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物质文明、科技水平都高度发达。可是提起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些人，总自觉不自觉想起“论文抄袭”“桃色纠纷”“公知走穴”等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些人基本不具备国学基础，忘却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格，在并不充分享有学术自由的大环境下，不致力于学术研究，而醉心于名利场上的角逐。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或者只是相当一部分人，仍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默默耕耘，我们无法知悉，留待后人评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时下知识分子普遍精神追求不够，境界降低。 如果说时代无法复制，那么基础教育模式、人才评价机制、学术自由氛围能否复制？更为重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魂——大师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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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点正气

热度 2 guobaohua 2012-11-21 16:18

既然暂时不再隐藏博客，还是多说几句。 （1）老师的理想和学生的追求都没有错 老师想让学生干科研，我想也并非纯粹为了科研，只是靠他自己的经验来讲，学生将来可能会取得较大的成绩（不管是否水），生活自然也不成问题，名利双收。 学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老师认为短视的行为，老师看不到学生当中学老师的未来，老师也无法提供学生目前当中学老师的获得。 学生有选择的自由，老师也没啥说的；老师自己也承认。 谈点理想，也是老师没有办法的办法，用这个词，也许可以更畅快的表达一下自己的遗憾。 我这里谈点理想，与上述事件无关。具体事情太复杂。说不清楚。 （2）整个社会缺乏精神气，所以，应该谈一谈 为什么，两弹一星的年代，科学家们精神鼓舞，能做出不凡的事业；而现在只能金钱鼓舞，做出不少的论文呢？ 没有获得太多的利益，是不是就应该不负责任呢? 地震的时候，范跑跑说可以跑，应该跑，要跑的快，快点跑；很多人认为他真实，很棒很棒；而学生家长有杀人之心。 非学生家长的鼓励，会亲手增加了自己孩子将来被抛弃的几率。 成人为儿童而死，应该是普世价值。 不能为保护儿童尽力，应该是羞耻的行为。 八刀杀人，判案时摇摆不定。有人说，激情杀人、可以杀、应该杀、再多捅几刀也无妨；而死者家属有杀人之心。 非死者家属的鼓励，会亲手增加自己或亲人被捅八刀而死的几率。 杀人者死，是最后一道防线。 一旦形成案例，将有更多的灾难。 有法依法，无法按例，激情杀人不死将成为很多犯罪者的救命草。 南京老太，你没撞她会去扶？老太被撞伤，撞人者施救赔偿，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撞人者施救后，因赔偿谈不拢，而撒谎说没撞，整件事被宣扬为“老人倒了，你还敢扶吗”。老太抑郁而终。 非被撞家属的起哄，会亲手增加自己或自己的老人横尸街头的几率。 广东小孩被车压过，20余路人不肯看见。 世人的冷漠，实际在一点点蚕食自己的安全。 世道一天天变坏，幸福已仅存于无知的炫耀。 没有人心，良辰美景又算得了什么。 （3）传递正能量，很是急需 想过或经过生死的人，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 想想孩子们，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一生快乐。 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懂事之后，也来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一个极其无聊的现实。 我想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些善和美。 狗屎一样的真实，还是埋起来。 放在大街上臭烘烘的熏人，只能多几个忧郁，多几个自杀的成人和孩子。 年龄大的人，忍耐的能力应该更强一点，把臭屎放到肚子里，脸上多一点笑容，哪怕是伪善。 老而不死是为贼。 为老不尊不可尊。 （4）逐步完善生活规则，心想事成是妄想 无所适从，无所适从。 不知道跪着挣钱好，还是站着到一边凉快去好。 站着挣钱，现在的规则是不大允许的。 让人扭曲，逼人发疯。有不少这种病例。 不知道跪着挣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统统都要跪。 心里郁闷变态多。 少挣一点，少跪一点，把风气搞好一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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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与思维科学

sheep021 2012-11-6 10:54

转自：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101243038/1.html 钱学森对自己晚年的科学思想是最看重的。他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你记住上世纪爷爷做的这些事，如果称得起伟大的话，那么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十分超前。20年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他的思想内涵。 “两弹一星”是工程，是技术，其实也是科学问题。钱学森说过，“两弹一星”研究成功，是一场科学革命。钱学森之所以研究思维科学，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遭遇了很多瓶颈。于是,钱学森提出要研究“五代机”，首先需要解决思维问题，因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思维科学》。 对于思维，原来人们是用社会科学、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没有人想到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钱学森不仅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思维问题，并且把思维分得非常清楚，分成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钱学森提出，要真正获得突破，必须研究形象思维，写文章、搞科研虽然是逻辑推理，但是很多灵感来自于形象思维。 钱学森对思维科学的阐述曾经引起一位美国学者司马贺的兴趣。司马贺与钱学森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是美国人工智能之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图灵奖、美国国家科学奖，在每个领域都做过基础性工作。司马贺非常想跟钱学森探讨一些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钱学森的核心思想是系统思想，但这个“系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他说人脑是由几万个细胞组成的开放思维系统。他也很强调综合集成，认为应该把人的思维、成果、知识情报、资料、信息集合起来，不仅要集大成，而且要出智慧。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机共建的智能系统。智能系统肯定是开放复杂的，但是开放复杂系统不仅可以用于智能系统，也可以用在其他系统之中。 30年前，钱学森就已经对智能终端进行过描述。他说，将来查阅资料可以做到如同自己脑子里记着一样简单方便，用计算机终端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包括图书、文档、资料、文学、绘画、音乐、录音、录像等等，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几乎可以包括人类千百年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全都能由任何个人随手调用。这段话放在现在很容易理解。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知识融合起来。可钱学森说这段话是在30年前。 现在整个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技术正在从终端设备领域产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只要一联网就非常方便。后台设立方面有云计算，可以把数万台机器联合起来完成一项工作。如果把云计算扩大几百倍、几万倍，就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计算平台。IBM的Watson系统首先夺得美国智力节目《无限边缘》中人机大战的冠军，能够理解人类复杂的语言表达方式，然后通过分析计算，寻找问题的答案。另外还有刚刚推出的苹果Siri系统，它可以实现人机的自然对话。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它集成了智能技术和云技术。 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人们面临的是海量信息、海量计算、海量用户以及人机交互。由此可见，钱学森讲的人机共建是多么重要。根据钱学森的智能思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海量的世界知识库，然后管理这个知识库的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云计算集成几十亿人的信息和数据。这个智慧平台具备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智能语音搜索等，最终实现人机对话。 钱学森说过，智能系统非常重要，是国家大事，关系到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地位和实力，如果在这方面有突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关键是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数据是对一切事物的测量，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知识是有结构的信息，智慧是管理和创造知识。 钱学森开创的思维科学，是中国第一次在人类科学重大问题上取得世界领先的突破，是科学的革命、也是新技术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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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热度 1 sunapple 2012-10-16 01:45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编者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技术壁垒（指国内，对国外则保密度极高），个人没有私心，更不存在金钱和利益集团，国外反动势力无法左右中国的发展之路，洋奴哲学遭到批判（影响不到国人）。从普通工人到知名科学家、学者，没有"贵族""下人"等级之别，谁的意见对，谁提出的方案正确，就采纳谁的。这就极大的调动了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科学技术的研发从最短的距离获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见。同时，一个好点子，一项最新技术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得到推广和运用。如此便形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绩效。综观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有比这好的体制。回顾过去，当时的中国能够创造这么多、如此伟大的奇迹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仅记录的是毛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等。这些可都是为着实现四化所必须的啊！四化不是靠吹的,而信心遗失，人才流失才是最为可惜的。在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 　　汇白白花掉。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 　　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 　　⑵、对地强击机； 　　⑶、空中优势战斗机； 　　⑷、大型军用运输机； 　　⑸、武装专用直升机； 　　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 　　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 　　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 　　⑶、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二炮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 　　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 　　直－7下马 　　直－7是中国空军原定于设计制造，用来替换早期研制的mi4即直－5使用的。他的最大运载能力与适航性。均达到了俄产米8的基础。而在同时代出现的法国AS332。其性能与直－7设计参数十分接近。1975年定型后，在1978年原计划投入试验生产。但是，1978年一声“春雷”把这个“WG产物” 下马了。如今21世纪我国面临灾害却缺少直升机运输能力，唯一可靠的竟还是为数不多的俄麋鹿和美黑鹰。要是当年直7搞下去,这次救灾那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至少你不卖,我自己可以造,现在自己又造不出,买又买不来,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是青藏高原真的有事,装活塞式发动机的直5是飞不上去的,靠那24架使用了30多年的黑鹰怎么行?现在据说中国又在仿制米17,性能和直7差不多,走了30多年,又从头开始,本来只比人家落后几年,现在比人家落后几十年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毛的战略眼光是D所没法比的. 　　直－8下马 　　现在的直8性能完全比不上已下马的真的直8,真直－8是中国早期设计的武装专用直升机。类似前苏联米24。性能绝对可以与当时欧美武装专用直升机匹敌。原定于1979年试验生产！结果，1980下马。原型机于当年被解体. 　　歼8II一拖再拖 　　真的歼8战斗机，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型。而是在1974年就定型的歼8II。虽然中国国家军事刊物，对此作出了“技术处理”但是，早期设计的痕迹依旧显露了歼8II不属于80年代的特征。按照正常计划。1982年应该上马的并不是后来再一次从新翻新“放大样”长须鲸I。而是歼8II。但是那个时期没有“洋人”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因此1984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首肯下，定型并且与格鲁门公司联合改进“和平典范”计划。也称“军刀1”中国空军为此耗费了10年的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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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经费管理模式是否可以借鉴一下呢？

热度 5 pukin 2012-9-6 08:06

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科技成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动员全国优势兵力、高投入、大兵团作战的项目，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运十飞机等；一类是以个人或小团队为主、项目经费很少的的项目，如当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等。 像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项目，类似于今天的国家重大专项。不知道那个时期的国家重大专项的经费管理是如何操作的？是不是也设有首席科学家，经费是谁说了算？合作单位之间是如何协调的，经费是如何分配的？ 像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些当年的国家重大专项不但完成的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实施过程中，参与项目的主要科学家没有出现经济问题！ 最近听到一些消息，主持国家重大项目的一些学者，包括教授、院长甚至个别更高级别的学者，在巨额经费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而走向经济犯罪的道路，实在令人惋惜！ 现在的国家重大项目经费动辄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经费的掌控基本都是项目首席或主持人说了算，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经费监管制度的话，经济犯罪的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的。 对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了保证项目完成的质量、保护科学家不犯错误，【两弹一星】式的经费管理模式能否借鉴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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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工作者需要发扬航天精神

热度 9 hifly2008 2012-6-16 00:46

航天技术属于高度机密，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政治影响力，建国以来，为发展航天事业，在处于国际孤立的不利情况下，中国航天人能够独树一帜，从零开始，自力更生，众志成城，不断取得突破，创造一个又一个传奇！如今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这与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智慧和辛勤付出密不可分。仔细想想，为什么我国的航天事业相比其他科技行业发展得更突出，更成功呢？！这其中必有缘由，每当看到卫星发射成功的画面，我就想起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他们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也是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科学家。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留下的不仅是航天科技攻关系统工程，也有宝贵的航天人精神，今天看了中央电台对神九航天员的采访，很高兴也看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初步分析值得科技工作者学习的地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益求精，全方位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不管是航天员，还是普通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特别在采访航天员时感觉更加深刻，他们可谓万里挑一，从体能训练、意志品质，再到专业技能都可谓十分优秀，而且为他们提供训练的人都是真正的科研牛人，这些人才很多都是在两弹一星时代自主培养出来的佼佼者。 二、爱国爱岗，众志成城，建立高效的科技攻关协同系统。十几万航天人团结一心，从飞船设计、建造，总装技术，调试，到负责航天员训练，生活起居，到医疗保障，以及到发射监控方方面面凝聚合力，可谓众志成城，从而形成强大的协同创新能力，这是大项目带动的效果。 三、热爱事业，敢于担当，不怕牺牲，潜心钻研提高。所有航天员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承受常人无法承受之艰辛，与外界隔绝却自得其乐，历经各种考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从而脱颖而出，他们身上都有爱国报国之志，并且坚定不移忠于职守，支撑他们成就非凡，许多科技工作者扎根沙漠，潜心研究，他们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四、纪律严明，军事化管理，形成实事求是和追求卓越的浓厚科学风气。航天系统属于保密系统，具有严格的纪律，也属于国家军事设施，因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问题，这不能做半点假，长期的传统已经形成精益求精，实是求实，勇攀高峰的作风，为成功操控完成对接任务，航天员模拟训练1500多次并获得成功，这保证航天员和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信心，他们不做模凌两可的事情，他们要求自己做到100%，而且一定做到100%。 对比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你在自己的科研行业中所看到的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你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么？你们在追求高效解决科技问题，攀登科技高峰，还是在浑水摸鱼，追求个人的私利？！你们真的热爱你的科技事业么？你们能否做到排除万难，敢于牺牲，去赢得胜利么？你们能够乐于生活在简单而孤独的科研世界中，围绕科学问题，想方设法去研究，解决他们么？！我想想，自愧不如，所以发自内心的要向中国航天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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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式卷烟”：是进步，还是倒退？

热度 1 nanomagcui 2012-4-11 00:14

最近，科学网上发起了抵制给“中式卷烟”评奖的活动，而且声势浩大，支持者众多，还有很多社会知名及有影响力的学者、专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联名支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do=blogid=556784#quickcommentform_556784 ）。可是，赞成颁奖声音有（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41695do=blogid=557422 ），但是很微弱，我首先声明：我非烟民，更非烟草业从业人员，亦非烟草业的监管者；只是觉得自己有话说，虽为草民，亦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一定对，仅提供观点以资讨论。 1. 有种观点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发明的新式卷烟相当于发明了一种新的杀人方式,就好比有一天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杀人手段，全球技术领先，那是不是也能评选科技奖？ 我的观点：提到杀人方式，倒是让我们想到当年发现核裂变原理后，发明了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最初发现的时候，很激动；发明了原子弹和时报成功后也很兴奋，但是这个原子弹用做了杀人武器是比刀枪棍棒更有威力啊，被西方国家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些发现者发明人的光辉事迹、鼎鼎大名的牛人不是被很多科研工作者津津乐道的么？再者，与国内的“两弹一星”相比，那写功勋人物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奖励，但是谁会否认“两弹一星”不会作为杀人武器？要是作为杀人武器的话，不是比没有发明之前的抗战中的小米步枪杀伤力更大么？如此，为什么给了两弹一星国家级的奖励、美国那帮顶级物理学家诺贝尔奖级的奖励？ 第二点：有人拿这个“中式卷烟”会鼓励吸烟说事 我的观点：鼓不鼓励吸烟?我不认为是鼓励吸烟，这一点可能烟民们不会同意。呵呵，我要说，诱惑无处不在啊，你要是想主动犯规越界，不需要诱惑的。要是哪位哥们控制不住自己想吸烟，请别怪香烟的存在，请先想想问题在哪里。 第三点：有人拿香烟的“中式卷烟”改进与对鸦片毒品的制毒技术的改进相关联 我的观点：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啊，首先鸦片、毒品是法律禁止的，而吸烟是法律允许的，只是某些场合道德和法规所不允许。对于违禁物品的任何技术的改进都是违法，好比对制毒贩毒技术的改进肯定是要被批判性的而不是要给奖励的。而吸烟是法律允许的，所以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 再举个里子，有些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做化学合成的研究生们都知道，有时候通过化学手段制备出来的产物或者中间物是有剧毒的，但是需要改变条件研究形成机理或者对生物体的毒性什么的，通过改进制备手段，可能发表高级文章的并且可以次为依据申请奖励的；烟草有毒，那些中间产物或最终产物也是有毒，都是改进制备手段，一个被批的一无是处，一个却能发文章申请奖励。 技术是没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是普遍承认的，就像一把菜刀，你说菜刀是有用呢，还是有利呢？要是用切菜切肉做饭，是很有用处的；要是用来杀人放火，当然是有害的。所以，技术背身是没有好坏之分。 第四点：有些人可能觉得，烟草行业是个暴利行业，通过其他渠道已经能赚的本满钵满，还申请奖励有点贪得无厌 我的观点：烟草业的确是一个暴利行业，这是个国家对此行业的政策问题问题，体制问题，而非技术进步之错！石油行业（包括采矿）也是暴利行业，对如何采油、如何提高采油含量、如何提高采油设备的使用年限之类的技术提高不是很受支持么？独对烟草如此苛刻，不公平吧。 大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如此激烈的讨论，是件好事。 身在日本，我却对日本人对技术提高的狂热程度，深有体会。如果稍微改变工艺，能使得产品的质量提升5%，日本人或者日本公司都会花大价钱去研究个为什么。日本人对技术的崇拜程度，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日本整个社会对任何可用以提升技术、用于提高产品服务质量以及改善生活认真地态度。就像每年日本政府都会拿出一大笔钱奖励一些在技术领域做出革新贡献的某些公司的老板以及对日本公司技术提升有贡献的外国人，这个奖励金额是很大的，最近就奖励给第三代NdFeB磁体的发现者佐川真人先生1亿日元。可是，当初他的文章只发表在年度MMM会议上，做磁性材料的人都知道，每年的MMM会议里收录的文章都是什么档次。 我只希望这个讨论，能让大家意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的，希望大家树立起这个观念：做研究，不是每天浪费原材料制造电子垃圾，拉动国际国内的“内需”。大家现在都意识到，有点被西方国家发明的GDP（搞地皮）欺骗了（日本不就是被玩了一把）；是否也意识到，我们的科研精力和投入，也被单纯的发文章（西方国家发明的IF以及H因子）忽悠了？ 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转化成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提高了，民生才能改善！文章不代表生产力！看看紧邻印度，要是论文章，我们比不过印度吧，印度人可是拿过nobel奖的，而且不止一次啊，我们还没有拿过吧，但是印度的民生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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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939年毕业于西北联大的吴自良院士：两弹一星功臣

kexuechuanbo 2012-4-8 19:55

【天津大学】为了那惊世的“礼炮”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 天津大学校报 点击数 105更新时间：2008-6-13 16:39:12文章录入：陈艳梅责任编辑：陈艳梅 吴自良先生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象征着打破外国核垄断的“蘑菇云”从中国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这声巨响，是让世界震惊的“礼炮”，不仅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标志着中国的崛起。而主持研制出作为原子弹核心技术———“甲种分离膜”的科学巨匠，正是让我们每一个“天大人”骄傲的著名校友———吴自良，他为此获得了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7年7月28日，本报记者曾专程赴上海华东医院，拜见并采访了90岁高龄的吴自良校友。虽然今天他已离我们而去，但那亲切的笑容和朴实的话语却依然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让我们再次回忆起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读书 1917年12月25日，吴自良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后做过律师。他在家中排行第七，年龄最小。由于幼年丧父，他家境陷入困难之中，由母亲和兄姐抚养成人。据吴自良长子吴康琪介绍：“父亲很小就担负起家庭的担子，9~10岁时为家里放了2年牛。每次放牛回来，奶奶就摸摸牛的肚子，如果牛肚子鼓起来了，就表扬他，如果是瘪的，就批评他。严格的家庭教育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底层有了深刻的了解，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怀有强烈的愿望。” 　　吴自良自幼在家读私塾，从小就显露出超常的聪慧。他母亲便集中家里的财力供他读书。1926年，吴自良进入了全县最好的浦阳小学。1929年毕业后，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当时他是从县城考进省城的，学习成绩排倒数第2名，一学期后，他的成绩升至正数第2名。1932年，他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在中学时养成的良好的治学习惯为他以后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35年，吴自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工学院（即北洋大学）矿冶系，1年后在“航空救国”的热潮中，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转入了刚刚开设的航空机械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等院校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学校迁至西安；1938年，北洋工学院又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等院校组成了西北工学院，学校迁到了陕西省城固县西北10余里的一个小山村———古路坝。当时教室设在祠堂里，木板充当黑板。吴自良回忆：“当时校舍比较差，但教师教课非常好，学生学习很用功。”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他读完了大学。 　　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到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任设计员。因为那个工厂许多工程师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不仅学到了有关飞机制造的知识，还锻炼了英语口语。1942年，该中央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吴自良随工厂撤到昆明，进入中央机械厂任副工程师。有关方面通知他：要想重操旧业，必须加入国民党。吴自良不愿加入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以“逾期不报到”为由将他除名，并表明对他“永不录用”。 　　1943年，吴自良在当时当医生的大姐资助下，计划自费赴美国留学，打算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然而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对他“永不录用”后，他只好改行。吴自良经他原来所在的中央机械厂厂长的推荐，以助教的名义经印度来到了那位厂长的母校———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物理冶金专业研究生，师从X射线晶体学家、物理冶金学家巴瑞特教授和物理学家斯莫洛柯夫斯基教授。1948年，以优异的成绩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了该校金属研究所做博士后；1949年应聘到美国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任研究工程师，主持美国国防部的重要科研项目“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 　　1945年，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小的原子弹形成了巨大冲击波。正在求学的吴自良开始还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听了几次报告后，他知道了一个大概。当时的他还想不到若干年后会有机会为祖国的核武器研制作贡献。 　　据和吴自良在一个研究所同事6年的高级工程师、我校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郁世荣介绍：“在美国时，有一件事情给吴自良的震动很大。当时美国上层社会人们都穿质地较好的衣服，他于是到当地一个高档的服装店去买衣服，而店员却问他：‘你是不是洗衣店的员工来收衣服的？’祖国贫穷，海外的游子再成功也被人看不起！联想到许多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怕被歧视而谎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情况，吴自良更坚定了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使祖国富强起来的决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吴自良激动万分。吴自良的外甥徐燕舞说：“小舅当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拥有汽车洋房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专业对口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立即着手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冬，他突破种种阻挠，以华侨的身份取道日本和香港，于1951年初终于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吴自良先到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冶金系任教授。1951年夏，他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主持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工作。 　　吴自良说：“我不太喜欢上海，年轻时就决定不考上海的大学，想不到因为要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结果留在了上海，一留就是大半辈子。”此事足见吴自良是个孝子。1952年，吴自良和震旦大学（现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徐仁女士结为伉俪，之后养育了两个儿子。在新中国的崭新天地中，吴自良开始了他一生为祖国而不懈耕耘的奋斗历程。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吴自良在回国初期，主要志趣在于运用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知识在世界物理冶金学科领域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科技落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大量材料学科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他毅然放弃了个人志趣，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前线急需一种“特种合金电阻丝”，中央军委通过上海市委下达命令，限期半个月内完成。上海冶金研究所承担了这项任务。吴自良二话没说，带领科技人员刻苦攻关，如期完成了任务，获得了表彰。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机械制造业需要大量低合金钢材料。当时所用的合金钢均来自美、英、苏。这些国家的合金钢中含有一些我国稀缺的金属元素，国产化较困难。吴自良接受了中科院下达的研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品任务。他经过调研确定了以我国富产的锰、钼代替40X中的铬，终于制出锰钼钢，与40X钢相比，其生产成本低，低温冲击韧性、回火脆化敏感程度等性能优越，疲劳和氰化性能相似。这项成果创建了我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被誉为该系统的典范，并在抚顺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和上海柴油机厂进行了推广应用，获得了1956年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60年代，他在所内组建了精密合金研究室，提出研究相变问题的方向；他研究钢中过渡族元素，澄清了文献中许多争论和谬误。70年代，他针对半导体器件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成品率低和可靠性差的问题，提出并指导开展单项工艺和硅材料品质因素的研究，获得了中科院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他的同事评价：吴自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上海冶金所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做个“优质‘链条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美、苏、英3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也开始对原子弹技术进行研究。众所周知：铀235是最重要的核燃料，在热中子的照射下会发生核裂变，并通过连锁反应放出大量核能。但在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其它都是铀238。而铀238不但本身不发生核裂变，还要吸收热中子，妨碍铀235连锁反应的实现。所以要研制原子弹首先是要得到浓缩的铀235。但二者的原子量差别很小，只差1.3%，所以把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分开，关键是制造出分离膜。美、苏、英3国均把分离膜列为国家绝密，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拒绝为中国提供分离膜等关键器材。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曾说：“有人扬言：没有外援，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分离铀235的分离膜。” 　　“甲种分离膜”对外称“真空阀门”项目。包括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开展了研究工作。但当时因为力量分散、工作重复、交流不便而妨碍了研制的进度。周恩来总理及时作出了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五六年内攻克这一“心脏”；并将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和中科院。总理亲自找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交代了任务，中科院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所，通知其他分离膜研究小组携带设备于1961年春节后到上海冶金所报到。于是，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任室主任、技术总负责。7支部下设3个组，各个组分工合作，联合攻关。 　　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尚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会战之中。3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那时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吴自良和同志们一道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几天难见“荤腥”。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特地来到上海来听冶金所的工作报告。二机部则经常派人来查看工作进展。1963年年底，上海冶金研究所正式报告：“‘心脏’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元件性能良好，超过了苏联的元件；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 　　就这样，中国科学家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攻下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已着手新研究的吴自良从报上获悉了这一消息，激动万分。那遥远的“礼炮”声里，有全体中国人的自豪，也饱含着科学家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之后的20多年实际应用表明，“甲种分离膜”的使用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1984年，这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覆盖项目奖。 　　据郁世荣介绍：“在研究所，吴自良的一句话广为流传：我们搞国防的要有‘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决心，把一生都贡献给国防建设事业！”他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在这句话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我们在采访吴自良时，徐燕舞把吴老在病榻上写的回忆文章《‘链条人’日记》拿给我们看。他写到：“80岁以前，我是根‘链条’，被‘挂’上了多项任务。每项任务我都超额完成了，堪称是优质‘链条人’了！”他在回忆研制“甲种分离膜”那段经历时写到：“毛主席当年找来了科学元帅聂荣臻，亲自布置了要制成原子弹的任务，当时这个任务叫‘两弹一箭’。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口袋里装满了完成这个大工程的各个‘链条’”。“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此举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尼克松也‘打着白旗’来投降，毛主席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人生一世，有此足矣！”这些话语，不正是他一生不懈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奉献出全部心血的写照吗？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2月出生的吴自良属蛇，离属马只差20几天。他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象“链条”一样高速协调运转的一生印证了他的话。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氧化物超导材料的发现在全世界掀起了“高温超导热”。考虑到这种新材料在高技术领域中的极端重要性，吴自良不顾年逾古稀，身患痼疾，仍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他指导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开展的“薄膜材料制备工艺及氧在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扩散行为的研究”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深得好评。1980年，吴自良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吴自良挑起了全面负责所内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担。他悉心指导，严格把关，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而贡献余热。他非常看重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常说：“自己不努力，老天也帮不了你的忙。”他还亲笔写下了“天助自助者”的人生格言，勉励所内的年轻人。由于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成绩卓著，吴自良于1990年被中国科学院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2008年，他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吴自良为人非常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由于研制“甲种分离膜”属高度机密，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从未向外界吐露过。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吴自良是上海市惟一的受勋人员。徐燕舞说：“小舅曾多次表示，要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给所里。他说，荣誉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个代表人物。”（其夫人徐仁及儿子吴康琪、吴丹琳完成了他的夙愿，捐赠仪式已于2008年5月29日举行。）吴自良与母校感情深厚。他因为工作关系，多次与我校师生接触。在我校110周年校庆时，吴自良作为杰出校友的事迹在校内被广泛宣传，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他呼吁科学工作者要积极踊跃、持之以恒地去搞研究，不要老想着过去取得的成就。记者采访他时，90岁高龄的他还兴奋地回忆起在北洋就读时的老师魏寿昆、技师邓曰谟和学长叶培大，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24日，吴自良在上海辞世，享年91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吊唁信中写道：“吴自良先生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脉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拓展其研究领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自主创新成就，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徐燕舞以他的名字所作的藏头挽联：“自强不息两弹一星建功勋 良师益友教书育人铸辉煌”正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吴自良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敬献花圈和花篮。 　　一颗科学界的巨星陨落了，但更多“天大人”将传承他的精神，奋勇拼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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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希望：国家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

kejidaobao 2012-3-21 14:53

文/杨书卷 2月14日，又逢中国科技界的最高盛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迎来了第12届获奖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院士与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他们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象征着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获奖证书，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第19位和第20位得主，掌声再一次为灿烂夺目的“科学巨星”响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不仅是科学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其人格品质与高尚情操更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本届获奖的科学家谢家麟院士，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艰苦创造条件，奠基和开拓了新中国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事业，这是中国自“两弹一星”后，最高精尖技术含量的突破性项目；而吴良镛院士的名言“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仅看他是否设计出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也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更是无比深情地传递出一位建筑大师对普通民生的浓浓关切。这些科学家“标杆”的树立，足以成为整个社会效仿的精神榜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又一次将这些杰出的科学家推到公众视野，让科学家背后的故事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使他们的科学探索经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尊敬；其荣誉与象征意义已远远超越对科学家个人的奖励和激励，而辐射至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在时代赋予科技更高的责任时，也激励科学家有更多的勇气担当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获奖不是终止，而是开始（2月14日新华社消息）。 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成才不仅在于自身努力，还要有配套的合适外部环境。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正式进入全面运作，这一项目计划从2012年开始，在未来5年内斥资2100万元人民币，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60名左右的优秀科技人才，资助他们出版原创性的高水平科技著作，满足那些最具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希望为有潜力成为未来科技领军人物的中国科学家开辟出一条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认为，中国科协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在组织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举荐、决策咨询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智力优势和组织网络优势，这将是一次共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献计出力的战略合作。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由中国科协所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承担，社长苏青表示，资助的科技著作必须对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意义，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优先资助科技工作者出版首部科技著作。目前，“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已开始全面接受推荐申报材料。 此时此刻，中国科技界也频传出佳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2011年增选的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与同事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八光子薛定谔猫态，被赞誉为“量子光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展”，该项研究成果2月12日发表在Nature Photonics上。 多粒子薛定谔猫态的实验集中体现着量子操纵的核心技术，而实用化的量子计算，必然无法绕过对多个量子态的相干操纵。因此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一个多粒子纠缠的实验平台如同驾驭量子计算的航空母舰，凭借这个载体才有可能施展拳脚，研究各种量子计算的方案。潘建伟小组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锁住”这一宏大的目标，并分别于2004年、2007年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对五光子、六光子纠缠的操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优化每个细节，发展低噪声八光子干涉仪，又首次实现了八光子薛定谔猫态，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多粒子纠缠操纵的发展水平就代表了其驾驭量子计算的能力，一直是国际上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审稿人评价潘建伟小组的工作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光学量子计算领域至今最先进的实验”，这一成果表明，中国在多粒子纠缠研究领域再次抢得先机，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2月16日《中国科学报》）。 2月10日出版的Science也发表了一篇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李辉教授与陶寰副教授合作研究发现，“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通天塔’的话，那么它应该在亚洲的里海南岸”。 在过去的研究中，因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扩散中心也在非洲。但李辉等人此次使用新的“计算生物学”方法，收集了全世界95个语系的579种语言资料，析解“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后认为，欧亚大陆的语言语音比较复杂，而非洲的略简单，美洲与澳洲更简单，语音最复杂的前几种语言都出现在中国，全世界的语音分布指向语言的扩散中心可能在亚洲。 李辉认为，语言的不同体现在语法、词汇和语音3个方面，其中语音最有规律，也是最有特征性的东西，相当于语言“基因组”中特殊的标志性标记，“计算生物学”正是以语音为突破口，用计算机来分析语言“基因”，为人类语言的起源提供了崭新的解释方式，中国科学家再次赢得了荣誉。 科学家是一个国家不断创新、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才能，引领学科发展新方向，并能够以国际化的视野带领这一领域不断前进的科学人才不断涌现时，中国才能迈向真正的世界科技强国。让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氛围，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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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追记“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潜龙出水震海天

热度 1 wyccn 2012-2-10 21:58

“听说黄老总病危，无论如何我也要和他见上一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王可立说。尽管当时病人已经陷入昏迷，但年逾七旬的王可立，仍然久久陪在病床前，坚持送“黄老总”最后一程…… 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黄莉亚珍藏着一本“奇怪”的纪念簿——第一则留言竟然写在纪念簿靠后的几页上。“这是黄老总给我写的寄语，他说，要把前面的空白，留给更重要的人。可是，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最重要的人啊……” “黄老倡导的‘四共同’原则今天依然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忠诚报国的赤子情怀、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大力协同的优良作风、默默奉献的高贵品格是航天精神的集中展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如是说。 2011年11月23日入夜，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95岁的老人辞世。数日间，在大江南北、荒漠深处、万里海防……有无数献身中国航天和国防事业的人，默默为他们心中的“黄老总”献上哀思。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两弹合璧”的见证人 “我听很多人讲过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是，从没听黄老总提过一句自己的成就。”王可立说。然而，人们知道，谦虚低调的黄纬禄，战功赫赫。 时间倒回1964年。这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西方却开始了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尽管早在1960年11月和1964年6月，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和第一枚自主研制导弹“东风二号”，但其射程尚不足以投送核弹头。西方断言:“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毕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岂料，仅仅两年后，中国就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合璧——“东风二号甲”导弹成功运载原子弹在预定地点爆炸，外电惊呼，“这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黄纬禄便是参与创造这个“神话”的关键人物之一。 研制火箭和导弹，关键在控制系统，它如同大脑与神经中枢。而黄纬禄，这位1947年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毅然投入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无线电专家，正是导弹控制系统的攻关负责人。在他主持下，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先后突破了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 1970年，我国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研制迫在眉睫，这一次，黄纬禄受命出任总设计师。 与此前我国已经拥有的液体战略导弹相比，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战略导弹体积小、机动性强、发射准备时间短、隐蔽性好。拥有了它，中国二次核打击能力将得到跃升，在拒绝核讹诈的同时，也能为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增强底气。 不仅如此，黄纬禄得到的任务，是一下子越过近程单级和陆上发射两道门槛，直接研制最具战略威慑作用的、能从水下潜艇发射的两级中程导弹。而黄纬禄面前，既无资料、图纸，也没有仿制样品，甚至缺乏预先研究。如何选择水下机动发射技术的试验途径？选择什么样的发射方式?诸多问题，纷至沓来。 稳如磐石的“主心骨” 横跨19个省区、10个工业部门，涉及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多达109个……黄纬禄上任之初遇到最多的，是由不同系统间协调、技术方案选择产生的激烈争论。极端时，甚至有人指着黄纬禄的鼻子责难他。面对这一切，黄纬禄却稳若磐石——他最能理解大家对事业的一片赤诚。 “黄老总从来都不全面否定别人的想法，总是耐心听取各方意见。他比我们年长30岁，却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们交谈，‘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能不能再讲讲?’就算他有不同意见，也总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这个问题?’”某型号总师王骐回忆，“在确定最终方案前，他必定先找到被否决方案的提出者，先肯定他的优点，再详细分析不同方案的利弊。这样，无论自己的方案是否被采纳，大家都会感到自身的价值。下次讨论时还是会争先恐后地发言。跟黄老总工作，心里特别愉快。”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黄纬禄对自己的尊重。 一次，在试验基地，导弹已箭在弦上，仪器却出现故障。摄氏零下20多度的气温，天寒地冻；导弹装有自毁系统，非常危险。当抢险工人爬上发射架准备更换仪器时，却突然发现，早已疏散撤离人员的发射架下，黄老总独自伫立在寒风中。“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工作，我在这里陪着你。”黄纬禄的一句话暖人肺腑。工人师傅在高空干了两个多小时，黄纬禄就站在下面陪了他两个多小时。 黄纬禄是整个团队的“主心骨”，他用“共同”两字凝聚人心。 “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今天，这“四共同”已被奉为中国航天人的“金科玉律”。它正是黄纬禄在潜地导弹研制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的。 “‘四共同’中最核心，也是难做到的，是‘有余量共同掌握’。”当年和黄老一起工作的原某型号总师陈福根深有感触地说。所谓“余量”，就是每个系统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把握，都会对其他系统或是自己的子系统提出更高要求。但层层加码，往往超出合理范围，人为提高研制难度，甚至令研制陷入困局。“黄老总要求，各个系统都要坦诚相见，把自己的真实余量拿出来，使其总体最优化。这样一来，各级设计单位增强了彼此信任，更不必花大量精力、时间和经费去满足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一丝不苟的“导弹医生” “黄老总不仅是协调千军万马的优秀指挥家，还是一位坚定果断的决策者。”从1979年开始跟随黄纬禄一同工作的某型号副总指挥杨树诚，多次亲身感受过黄纬禄在关键时刻毫不迟疑的一锤定音。“他的决断，有时看上去十分大胆，却决不是‘碰运气’。一切都源于他在技术方面的一丝不苟。” 经验丰富、善于思考、心细如发，让黄纬禄拥有了“导弹医生”的美名。在一次导弹测试过程中，异常信号一闪而过——一个继电器偶然出现了一次该吸合而未吸合的现象。但在其后的几十次反复测试中，这种现象却消失了。即便如此，黄纬禄仍然坚持，“一定要抓住这个‘偶然’不放！查它个水落石出。”一连几个小时，黄纬禄和大家一起继续测试观测，直到发现继电器衔铁上的一片微小铁屑。“一定要抓住‘偶然’不放！”从此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蛟龙出水，烈焰飞腾。1982年10月12日，中国第一枚水下潜射固体导弹“巨浪一号”获得成功。而在导弹试射成功前的两个多月里，过度操劳的黄纬禄体重一下子骤减了11公斤。与黄纬禄朝夕相处的人们心疼地说，黄老总是剜下了自己的肉补在了导弹上！ 潜艇水下发射技术及动基座上三轴稳定平台的调平和导弹的瞄准技术；导弹射击诸元的适时计算和装订技术；陆上多功能发射车的研制及冷发射技术；固体发动机的研制技术；高海情下导弹出水大姿态的控制技术；耐压全密封弹体结构和切割式级间分离技术；弹上设备小型化和高密度的安装技术；先储存后发送水下参数的遥测技术……一项项技术难题被黄纬禄和他的同事们攻克。 用情至深的“亲人” 在人们眼中，黄纬禄是权威专家，也是宽厚长者，更是用情至深的“亲人”。他的情感，浸润在每一个细节里。 同事这样说—— “研制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作为总设计师，黄老总背负着多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不知道?”型号总师杨德润说，“但遇到挫折，他总是自己揽起全部责任，千方百计地为其他人减压。” 黄纬禄专门有一个本子，上面工工整整抄录着他从四处搜集来的笑话。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昼夜温差大，风吹石头跑”的发射基地，他给大家讲笑话，让人们在恶劣单调的环境中体会开心一刻；在试验接连受挫，研制团队情绪极度压抑的时刻，他给大家讲笑话，把大家卸下的压力扛在自己肩上。 亲属这样说—— “当年恢复高考时，为了给我补习，父亲就算在外面开会中午也一定赶回家，不吃午饭，就为了能给我多攒下20分钟的辅导时间……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癌症折磨得她疼痛难忍，父亲搬了个凳子坐在母亲床前，一连几个小时为母亲揉脚……”黄纬禄的大女儿黄道群回忆道。 从青丝到白发，黄纬禄心中，有最深沉的爱。 在十年动乱中，他曾用裴多菲的诗句倾吐心声——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在荣誉面前，他用当年入党介绍人对他说过的话回应—— “你是搞航天的，你知道天上的太阳和月亮虽然都是明亮的，但它们有区别——太阳是主动发光发热的，月亮是被动地反射太阳的光辉。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像太阳那样，不论在哪儿都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黄纬禄，将一生的光热，奉献给了挚爱的祖国。 更多阅读 送别黄纬禄院士：对于技术，他从来都不保留 “火箭老总”黄纬禄：从不靠权威身份轻率拍板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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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故事：周总理请4000名“两弹”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吃肉

热度 4 liuli66 2012-2-4 23:06

记得曾经读过这个故事。 网上查找，找到一个权威的网址： 北京日报庆祝建党90周年专题报道 两弹惊世 把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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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归国人才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热度 3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1-12-26 20:16

为什么归国人才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应该看到和强调党和政府: 对科研\教育和人才的重视,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策与措施! 其实这也正是: 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创新造出各种核武器, 各种导弹\卫星\发展航天技术, 极大的增强国力, 全面进入小康, 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 能吸引爱国人才回国效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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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思考

热度 1 zhanglixian 2011-12-20 18:09

由于工作忙，很长时间没有光顾科学网了，实在是遗憾。 回想这一年很忙很忙，认真备课，检查每个学生的作业。设计每个研究生的试验课题和方案，从头到尾修改每个研究生的论文。到野外采样，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虽然很累，但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为社会服务，我很高兴。所以，我给学生和培训学员讲，我站在讲台上讲课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认为我辛苦有价值。 但这种思想好像早被时代淘汰了，学校考核的不是你讲课如何，论文写的如何，对学生如何负责。只有一个考核标准，那就是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多多益善。我们一些小教授有时候坐在一起谈论说，每年有15-30万的经费就够学生做实验和补助了，这些经费所做的试验也可以发现一些自然规律和有价值的查考结论。但这些经费远远不能达到考核的要求。一些学校已将科研经费作为能否招收博士生的标准，经费少你就别招生。如果你与别的科研单位合作研究课题，如果经费不到学校，不算你的工作，那你就是徒劳。有时我在想如果有几百万或几千万经费的大教授们，他们有三头六臂能完成这么多工作吗？ 我们的小学和初中教材上提倡要持续“两弹一星”精神，当年也没有用那么多的费用。 钟南山院士认为“科研浮夸”，究其根源就是考核制度的不合理。这种考核制度助长了浮夸。 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有安静的研究环境、延续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长时间的资料累积，不是一年小考核一次、二年中期考核、4年评岗考核就可以做到的。如果说这些小教授的工作对得起国家、学生和自己的良心。但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考核的经费指标。 改革目前高校和科研领域的这种考核制度迫在眉睫，否则会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造成的危害我认为可以与文革相提并论。 钟院士的“大师”与部长的“集体”这两个概念不是可以一起讨论的。靠他人工作成果，光环戴在个人头上，这种情况是目前最流行和时髦的攀升方法。 每个年底都发发牢骚，但还是要怀着积极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年。因为每个人都要活下去。 所以，只能真心实意地祝贺每位科研工作者，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这是最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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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青出于 蓝 而 胜 于 蓝

dongzg101 2011-11-30 00:17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逝世 黄纬禄（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我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黄纬禄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市，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1943年赴英国实习，1945年进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学习无线电专业，获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曾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转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七机部一院12所所长、一院四部主任、一院副院长、二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二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二院技术总顾问、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型号总设计师。 黄纬禄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先河，奠定了我国火箭与导弹技术发展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我国涉及导弹技术的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都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没有任何国外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他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填补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技术的空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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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两弹一星的科研经验

热度 1 Education 2011-11-18 11:10

关于两弹一星算不算创新，争论很多 。什么叫创新，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定义，所以我换一个角度，不局限于创新来谈。 1。官方的话也没错，两弹一星确实在理论推导，工程试验，工艺制造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全国的科研人员功不可没。 国防科研注重实际，至少对内部科研和管理层而言，弄虚作假的少。 对外宣传上吹牛倒是有的，其实我国和美俄大国比，差距仍在扩大 。 2。我国两弹一星没有原创的含义 科研上，你已经确认了别人的结果成立，（在日本）使用过，而且你大概知道其原理，那你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你从各个思路去折腾，锲而不舍，迟早能做出来。 如果两个人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独立做出了发明创造，成就才能分属两人。 这个意义上讲， 两弹一星的创新思想不能分属国人。 还有的事情必须要提，就是苏联的原子弹是得到情报帮助的，光靠科研人员是不够的。 中国嘛，情报我不知道，那几个领衔的人从美国跑回来大家都知道。 苏联人在找矿，教学上也让国人少走许多弯路。 3。这个两弹一星应该不是很高深的技术。 参与的单位和个人获得过褒奖和荣誉， 可能感情上不同意上述看法。但剔除政治军事的光环，冷静看科技，也许就 能看清，这些确实是一个小国都能折腾出来的东西。 什么朝鲜，以色列，巴基斯坦，法国，印度都有。 如果仅仅以科技能力来谈，但凡是个现代国家，甚至台湾，伊朗都能造出来原子弹。 4。两弹一星是军品，我国可以不计代价的去搞，据说那几年饿死*（）!#$*$@人？无从考证。 但这肯定不是可推广的科研方法。 实践也证明，不惜代价搞军品的方法成本太高，不适合民用产品比如大飞机，计算机； 甚至对搞军品也没太大借鉴意义，军机坦克的发动机，航天器的软着陆，航母的适用性，空中加油等等， 可以说实际技术都未解决。 5。 科技实力应该蕴涵于苹果，微软，IBM，三菱重工那样的私营公司，应该蕴涵于全民同心同德， 如果当且仅当依靠行政垄断和权力就名利双收，谁会真正地关心科研？ “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8/247538.shtm?id=247538 继续扩大之中的俄中战略武器技术差距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11864.shtml 从最近数年来俄罗斯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在主要的航空雷达、发动机、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等尖端军事技术领域，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之中。歼-10B战斗机与无源机载相控阵雷达、歼-20试验机、052C“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KJ—20OO预警机的相继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军事工业在完全处于与世隔绝、孤立的状况下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暴露了与俄岁斯的军事技术差距在迅速扩大之中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在21世纪发展军事工业是以闭门造车、完全克隆的方式进行的 　　 　　 核力量的弱势 　　 　　首先就核武器技术、洲际弹道导弹、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而言，俄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实战上具备了搭载10个分导弹头、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能力，仅仅就其自走式的发射方式而言，就远远比中国最新推出的“东风”—31A要先进。更何况看不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具备了搭载10个弹头的能力。　　 　　俄新一代的“尤里·多尔戈鲁基”系列战略核导弹潜艇的外形也具备了21世纪西方战略核潜艇的风格，导弹舱的设计方式已经完全西方化，相比之下中国的 094战略核导弹潜艇完全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战略核潜艇的翻版。俄式“布拉瓦”潜射战略导弹的测试2010年以来3次成功，而中国的“巨浪”-2型潜射导弹的实际服役时间目前看来仍遥遥无期。　 　 　　 常规力量的弱项 　　 　　歼-20战斗机的出现，的确表明了中国朝独立设计战斗机的方向迈进。然而正是歼-20的出现，使得继续购买AL-31FN发动机的动向说明了中国战斗机工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继续存在，而且短期内难以越过。那就是依然缺乏大推力发动机与先进雷达的技术。　　 　　歼-20只是一种试验机，发动机显然不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只能称其为“具备中国特色自，j第四代战斗机（试验机）”而已。至于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已经从两年前开始进行空中测试，而且不止一种。第五代战斗机需要的117系列14500公斤级加力推力发动机促使T-50能够实现超音速巡航。　　 　　中国的远程防空武器无论在装药还是在发动机技术上，与俄式防空导弹还有相当的技术差距，俄已经开始开发射程400公里的防空导弹系统。　　 　　在舰对空导弹方面，俄开始部署新一代的9M96E 垂直发射系统，S-300PMU2上舰并非困难的技术问题。垂直发射器的通用化，促使俄式9M96E舰载垂直发射导弹的射程覆盖40-120公里，它比早期型的RIF-M舰对空导弹（中国海军使用）更加小型化、模块化、数字化。在舰对舰导弹的技术、种类方面，只有俄印部署了射程300公里、小型化的超音速“宝石”多用途导弹。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一种垂直发射的舰对舰导弹。　　 　　中国的机载武器系统与俄罗斯的差距也在拉大之中。射程超过220公里的KD-88空对地导弹的出现，使中国空军有能力实施视距外对地精确打击。但是俄、美、欧洲的先进空对地导弹，都在向300—500公里射程、采用先进的GPS+INS+地形匹配+末端红外或者雷达成像诱导技术发展。中国同前使用的俄式空对地、空对舰导弹都开始进行改良。　　 　　海军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表面上，中国具备了90% 的国产化能力，然而就是这最后1O%属于关键技术。　　 　　052C导弹驱逐舰的出现是“海军版的歼-20”。052C的出现，的确表明了中国舰船工业的进步，至少已经掌握了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 　 　 　　中国的优势 　　 　　在无人机领域，中国发展比俄罗斯快是事实。大型化的战略无人机“翼龙”开始进入试飞，拥有反坦克攻击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已经推向了国际市场，而俄罗斯尚未出现类似的无人机。　　 　　坦克的改良速度也比俄罗斯快，5年来已经拿出了多种99式坦克的改良型，俄直到2011年9月才展出了T-90AM改良型主战坦克。此外，中国近年来建造的水面舰吨位也远远大过俄罗斯，而日．比俄罗斯海军率先装备了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然而总体上，正如上述，整体差距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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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4名科学家获2011年度“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

xuxiaxx 2011-10-18 08:48

2011年度“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今天在北京颁奖。4位45岁以下在各自领域作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 本次“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从今年3月开始受理申报，来自全国17个单位的27名中青年科学家参加角逐。最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付遵涛博士、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雷建设博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立波博士、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李靖博士分别获得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空间物理、空间探测“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我国国防科技和人造卫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设立于1989年，主要奖励我国在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空间物理及空间探测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来源:：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1-10/18/content_358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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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弘扬钱学森的精神 建设航天强国 —— 深切怀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whyhoo 2011-10-3 19:06

今年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钱学森同志是为新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功勋卓著、影响深远的杰出代表，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巨匠、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同志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彪炳史册的科学成就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航天科技工作者人生追求的榜样，他高尚的爱国情怀、求实的科学精神、严谨的大家风范，在中国航天人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 　　 一、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坚定不移树立矢志报国的崇高信念 　　钱学森同志一生对党高度忠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在钱学森同志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青年时期就立下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远渡重洋，孜孜求学。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正处于巅峰的科研事业和优厚待遇，历经艰辛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钱老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我的事业在中国，成就在中国，归宿在中国”。句句朴实的言语展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赤子情怀。凭着这份信念，在新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极其薄弱，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里，钱老以科学独到的卓越智慧和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带领中国航天人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破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实现了“两弹一星”伟大壮举，为航天事业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及自己的贡献，他却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我国航天事业创建55年来，在以钱学森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感召和影响下，“以国为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已经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企业文化，成为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新时期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继承钱老的爱国精神，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倍加珍惜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将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给予的崇高荣誉化作前进动力；就要清醒认识航天科技工业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找准我们与航天强国的差距，把握航天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把保质量、保成功、保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认真履行集团公司的政治责任、安全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兑现对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就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志存高远，甘愿奉献，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共同筑就航天伟业，造福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 　 　二、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坚定不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钱学森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以渊博的知识和超凡的智慧，奠定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描绘了美好蓝图。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走有中国特色的航天事业创新发展道路。 　　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之初，国家科技基础非常薄弱、研制条件十分简陋，又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封锁、苏联中止援助、撤走专家等困难，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攻坚克难。在钱老的带领下，老一辈航天人以惊人的毅力和必胜的决心，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攻克了一个个关键技术，以伟大的壮举相继实现了中近程地地导弹、“两弹结合”、人造卫星等多个划时代目标，打破了美苏等大国对航天尖端技术的垄断。钱学森同志把爱国之志化为报国之行,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切献给祖国”的庄严诺言。 　　新时期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站在老一辈航天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承发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光荣传统，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奋力开拓，通过创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就要发扬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求实的优良作风，居安思危，超越自我，把握市场脉搏，引领科技发展，提升竞争能力，推动集团公司科学发展；就要瞄准世界航天科技前沿，卧薪尝胆，敢于超越，通过大力实施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新一代运载火箭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真正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把航天事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推动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就要始终牢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逐步攻克和掌握航天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努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并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三、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 　　钱学森同志一生尊重规律，科学求实，是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系统管理科学的奠基人。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始终发挥系统工程在航天工程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推动航天事业蓬勃发展。 　　钱老不仅强调技术创新，同样十分重视管理创新。钱老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家，还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大师。他立足国情，把工程控制论的方法运用到航天科研实践中，不仅推动我国航天科研管理步入正规化、科学化轨道，而且被整个国防科研系统沿用至今，已成为工程管理的典范。航天科技战线在钱老思想的指引下，对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从建立总设计师和行政指挥两条指挥线，到全面实施矩阵管理、项目管理、“零缺陷”管理，形成了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使整体优化、系统协调、环境适应、创新发展、风险管理、优化保证等系统工程的核心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新时期弘扬钱老的精神，就要牢固树立系统工程管理的理念，运用好这一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结合多型号并行研制、高密度发射和飞行试验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系统工程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发挥总体的牵引拉动作用和专业的基础支撑作用，强化各系统间的协调配合，不断创新发展航天科研生产管理模式，从根本上破解制约航天科技发展的难题；就要立足基本国情，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始终用“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精心实施，确保成功、确保万无一失”统一思想，科学统筹、协调推进各方面各阶段建设，形成人力、财力、物力最佳组合，确保工程建设和重大试验顺利实施；就要创造性地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在工程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管理方法，统筹总体单位和分系统单位、当前和长远、继承和创新、质量和安全、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健全完善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适应航天市场化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推动航天事业的跨越发展。 　　 四、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钱学森同志一生甘当人梯，注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积极倡导、推行选才育才的科学理念和机制，为培育航天精神、培育航天队伍付出了大量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把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为航天事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钱老爱才、育才的意识和胸襟为人敬仰、令人钦佩。归国之初，他既当领导，又当老师，为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筹建力学研究班，亲自写教材、上讲台、育新人。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在实施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过程中，当时研制队伍中最年轻的王永志同志针对某技术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的潜质引起了钱老关注，从此对他不断培养和鼓励，积极推荐他担任新型导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同志最后成长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在我国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推进卫星研制工作的关键时刻，钱老独具慧眼，向聂荣臻元帅推荐了年仅38岁的孙家栋同志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正是钱老的大胆提携、委以重任，年轻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孙家栋同志不仅担任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而且还主持了我国已发射的100多颗卫星中近40颗卫星的研制工作，至今仍坚守在型号研制第一线。作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堪当重任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在航天事业步入正轨后，为了让年轻一代尽快接班，他淡泊名利，甘居幕后，甘当人梯，举贤荐能，一大批年轻的航天专家走上前台，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拥有两院院士30名，国家级专家100余名；300余名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中，45岁以下的占3/5，一大批“70后”、“80后”科技人员崭露头角，成为科研一线的骨干力量。 　　弘扬钱学森的精神，就要以高度的责任心，着力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依靠伟大事业凝聚人才，依托实践平台锤炼人才，完善制度机制保障人才，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大家和领军人物，确保我国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就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瞄准“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不断完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分配、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人才思想作风建设，努力造就坚实、充裕、富有活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就要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加强航天文化建设，用航天精神激励航天科技工作者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人民需要为最高需要，创先争优，勇攀高峰，不断提升中国航天事业的核心竞争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不仅将组织完成100多次宇航发射，发射100余颗星、船、器，实施一系列战略、战术导弹武器飞行试验任务，而且同时面临着加快战略转型，推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挑战。在钱老诞辰百年之际，集团公司将实施以“神舟八号”、“天宫一号”空间交会对接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任务，我们深感使命神圣、责任重大。广大航天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钱学森同志的崇高精神,以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为目标，加快实施战略转型，在富国强军、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履行新使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作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1/201119/201109/t20110929_1139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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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两弹一星的中国科技成果

热度 2 xupeiyang 2011-9-20 13:11

堪比“两弹一星”的中国科技成果与哪些？ 杂 交水稻 袁隆平 杂交水稻的意义堪比“两弹一星”，用“大师”一词已不足以形容其贡献，“活着的国宝”才是实至名归。 2011年9月19日下午，湖南省农科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其隆回县 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 。 青蒿素 屠呦呦 1971 年 10 月 4 日 屠呦呦小组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 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 100% 。 人类在和疟疾这一重大疾病的搏斗中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屠呦呦的原创性工作，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拯救了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 青蒿素研究项目是1967年5月23日确定的国家保密科研项目（五二三项目），组织了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研究工作，是一项重大科研协作项目，这些研究机构和参与人员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9月12日，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获奖名单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离诺奖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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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韩健和吴老关于“两弹一星”创新之争及其他博文

热度 1 liuli66 2011-8-11 08:57

见：“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8/247538.shtm AN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观点，WUWUWUWU, 被“忽略”。 好在该报给AN面子，发表了AN的专文： 呼唤科技界“诚实代理人” 。感谢编辑的认真修改。 该期还发表了： 王德华老师“什么样的研究生是打工仔”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8/247556.shtm 老李：高教改革的出路：旧瓶装新酒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8/247554.shtm 以及其他博友的文章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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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热度 4 meixianghao 2011-8-11 08:44

“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本报见习记者 吴昊 “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创新，是发现新需求，提出新问题，然后去满足它，解决它。——韩健（美国HudsonAlpha研究院研究员，分子鉴别诊断平台技术开发创业者） 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中祥（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两弹一星”工程亲历者） 浮躁、夸张、自吹的创新，肯定不是真实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污染。只有真实的创新才是我们最期望的。——邹谋炎（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7月31日，韩健在科学网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因文中观点悖于传统认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两弹一星”研究亲历者吴中祥提出反对，以一篇《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回应。 之后短短数日，十几篇持各自观点的文章相继出炉。数百位科学网博友跟帖发表见解，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加入争鸣。 何谓“创新”的话题就此被推上了前台。 针锋相对 查阅韩健近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讨论、倡导“创新”有关。有着几十年的科研、创业经历，他认为自己对创新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实践。 “一提起创新，国内一些人就举‘两弹一星’的案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韩健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韩健认为，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并且这个榜样是可实现的，因此“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对于仿制者，要解决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在“两弹一星”成功之前，很多相关研究者均在欧美有过相关工作背景。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均出自法国小居里夫人实验室，并在那里获得很多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均从美国归来，在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王淦昌的导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 在韩文仅仅发出一天后，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首先来自亲自参加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老科学家吴中祥。 已经80岁高龄的吴老在博文中称，“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老认为，当时美苏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赫鲁晓夫叫嚣“中国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新中国原子弹所有关键技术，基本上都是自主解决的，氢弹更甚。这绝对应该是自主创新，是创新毫无疑问。 其实，毫无疑问的还包括“两弹一星”对于中华民族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两弹一星”是在极度困难的信息封锁下，靠中国人自主技术攻关而成…… 事实上，韩健对“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并无质疑，不过他依旧在博文中呼吁： “不把‘两弹一星’当做伟大的创新成果来宣传，也是倡导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整天喊鼓励创新，可实际上却在鼓励仿制。……要让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习惯。” 而吴中祥则另有侧重。他告诫读者，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诽谤我们的自主创新为模仿、抄袭，来实现压制我们的目的。 因此，要认真执行“自主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独立自主、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望文生义” 争论第二阶段，多位科教界人士开始在“创新”二字上做起文章。 一些学者持以下观点：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 韩健眼中的创新，就是明显的“原始性创新”。从他的创新创业经验来看，识别创新的标准，看其是否“率先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独立自主地，解答了一个他人提出的问题”。 而吴中祥认为，在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必定有核心的自主创新过程和成果；虽有榜样，绝不是完全模仿，是创新。或可将其归入“再创新”一列。 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宁博士将科学家眼里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他由是推导，即使是科学家讨论的“两弹一星”创新问题，也因定义不同，失去了“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创新’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李宁在博文中总结道。 提出“创新”一词被滥用的，还有中科院电子所退休研究员邹谋炎。 “国语中本来不乏更贴切和实在的词，例如修改、改进、改良、新尝试、新举措、提高、增强、更新、进展、进步、革新等等，现在统统提升为‘创新’。”邹谋炎说。 既然有如此形形色色的创新，那何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如何简化和纯洁所谓的创新？什么才是目前中国最值得提倡的创新？ 现实大于历史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三○一医院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创新思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现实情况是，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一位联想公司内部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美国苹果公司开发出iPhone，我们马上有乐Phone跟进；iPad风靡，我们有乐Pad应对。 事实上，中国的“Phone、Pad”，肯定有不同于苹果产品的自主技术，这是否是“自主创新”呢？在整体理念，也就是“发现问题”的环节上，这些产品可能跟风模仿的痕迹更重。 “大家都是跟着‘热点’走，而很少考虑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争做世界第一。”一位学者如此诠释中国现状。 中国创新之路何处去？生物学家曾杰建议，“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以创新精神和奋斗过程论英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一种创新的信仰和文化，是建立创新型模式的关键”。 晚年的钱学森在上述系统谈话中，更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两弹一星”的功绩，自有历史评判。本质上，学者们的争论，是指向科教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就是希望为中国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之路”。 锁定在这样一个目标上，更多的争论，恰恰意味着对创新有更深的理解。 《科学时报》 (2011-08-11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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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健博友讨论：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

热度 16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1-8-7 21:51

与韩健博友讨论：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 韩健博友又发新 “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再 借助两弹一星讨论创新定义的问题。虽然题目是问话，而结论却是明确地认为：“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言下之意，当然，还是认定：我国的两弹一星不是创新啊！ 因此，还得就 韩健博友新 的论点作如下的讨论： 1 ．“ 争第一”怎能作为一切创新的定义呢？ 韩健博友的新 ，主要就是用径赛运动类比 创新，认为：“得了第一名的当之无愧，问题是地二第三名是否还是创新？”，并针对他所谓“现在争论的（如何定义创新）问题”，而肯定地认为：“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起跑 ，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当然是创新。并列第一的也应该是创新。那么，第二第三呢？”。 但是，这样的第一名，怎么就是创新呢？这创了什么“新”呢？有的运动员虽然跑了个第一名，但其成绩尚不及甚至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啊！怎么能是创新呢？ 而且，即使是创造了新记录，可算是一种创新，又怎能用这种赛跑的争第一，作为一切创新的定义呢？ 2 ．关键在于： 怎样才是 创新？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已具体指出： 一切的 创新无不都是， 要根据当前发展情势和需要，和已有的认识、条件和存在的问题，抛弃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的旧有认识，才能有建造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新创造。 只要得出了前所未知的，当然是世人所公开未知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而能满足当前发展情势和需要的，新认识、新创造，就是，当然也应该是， 创新啊！ 只要如此 创新了， 怎么还能，还要，分得出个第一、第二、第几呢？ 而且，只要存在相应的 认识、条件和问题，并且掌握了解决有关键问题的客观规律和实际手段，就给 创新提供了需求、动力和设想；就必然能够创新。今天不行；或许明天就能行，此人不行；也许别人就能行。 难道能有任何理由，能用 第一、第二、第几，来否定这样的 创新定义吗？ 3 ．关键在于： 为什么需要 创新？ 这就是所谓“对创新的需求”！ 就说各种 运动 项目吧，为什么要创造新记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要健全体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给出极限示范榜样。 而吉斯尼的有些记录，例如：多少时间内吞食多少个汉堡包，等等的新新记录，就并非我们所讨论的创新吧？！ 回到你所说的， 两弹一星的创新讨论上来，当年，美、苏，为什么都先、后要创新那个东西呢？很清楚：就是为了获得军事优势，和争夺世界霸权。 而也正是为了这种需求，它们已经有了之后，就都高度保密，并极力阻止别人得到，以保持它们的军事优势和霸权。 也正因如此，就凭借那个 傢 伙，大搞核威胁、核讹诈。 而我国要创新获得两弹一星，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制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所以我国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时，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 我国创新研制两弹一星，还在于全面带动我国的高科技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4 ．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不是创新？ 韩健博友的新 ，也并不否定：“ 没有样板，就不能称为仿制，也就是创新了”。 但是，仍然怀疑：苏联和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是否并没有 ‘ 样板 ’ ，并是否不知道美国的原子弹到底是如何做出的。 其实，一般常识，就应能判定：美、苏当年对我国大搞核威胁、核讹诈，赫鲁晓夫狂叫，我国“ 20 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竟会让我们知道；“原子弹到底是如何做出的”吗？ 至少对于两弹 , 我可确切地告诉大家 , 苏联确实曾经承诺要帮助我们的 , 但是 , 行动上却是 , 关键的部分 , 始终长久无行动 ! 不得已 , 派来个保密专家 , 却是，一会儿要求加高围墙 , 一会儿要求修个保密仓库 , 不断的折腾你 , 就是不来真东西 ! 甚至问他有关的任何技术问题 , 都一概不答 , 而被我们称为 : 哑巴和尚不念经 ! 直到撕毁协议 , 彻退专家 , 始终如此 ! 当然 , 对一些辅助性的工厂 , 也派了些专家 , 其中有些专家也确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在一部电影里，苏联专家被要求带回或销毁资料撤回其国内时，一位苏联专家先是用眼睛盯着中国的一位科学家看，然后当着中国的这位科学家的面将制造原子弹的一份图纸投到炉子中就迅速地转身出门了，而让中国的科学家在苏联科学家出门后能迅速地从炉子里将图纸取出，灭掉图纸上的火星的事，就是如此一例 ! 但是 , 所有关键技术 , 除了一次有个专家给少数领导作过一个原子弹的科普报告 , 有人作了记录 , 还画了个图。那就是唯一的一份技术资料 , 而且，后经自主创新的多次计算结果 , 还发现并证明 , 其中的关键数据还有显著错误， 实际上 , 我们的原子弹所有的关键技术 , 也都是自主创新解决的 ! 至于氢弹和进一步的其它工作就更是完全自主创新解决的 ! 5 ．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 韩健博友的新 ，说：“ 最先发现问题的人常常就是最先起跑的运动员，也常常是第一个到达终点获得第一的运动员。”，这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弄清楚： 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 其实，我对此的观点，韩健博友在他的新 中已经引用，即： “ 我国解放前，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3 座大山百多年的压迫下，生产、科技严重落后，正是成为别国欺压我国的条件。 ”、 “现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依据其已有的优势，采用贬低、诽谤等等手段，把我们突破他们的封锁、禁运、禁售、保密，自主创新，得到和发展的创新成果，极力贬低、诽谤为是抄袭、模仿它们的，否定我们的自主创新，妄图继续控制、压制、我国的发展、进步。” 。 但是韩健博友，却似乎并不以为然，而不无讽刺地在引用之前却要说：“ 吴 先生一定是个优秀党员 ”！ 韩健博友进而表明：“ 我出国二十多年了，政治觉悟一定没有你高 ” 。 而再次强调： “ 我觉得人家跑在前面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不是起跑早，就是跑得快。如果我们还想参与竞技的话，最好还是分析以下别人为什么起跑早？为什么跑得快？这样才比较容易找到取胜的方法。 ” 我的如上那些观点，难道不是客观的实际情况吗？难道不是 我国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吗？难道只有优秀党员才会这样看吗？ 你 出国二十多年了，政治觉悟为什么就一定不高？留学生、华侨、华人，比你呆的时间多得多的，多的是吧？他们正是在国外的亲身体会，而很深刻的认识这些的啊！有位华人美国学者的，被各国友人、华侨、华人广为传诵的誉为“应 3 读”的诗，不就更具体、更深刻地，表达了这种认识吗？ 而且，即使你不以为然，就也欢迎你提出不同的具体看法来讨论嘛！ 你究竟对你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作何看法呢？ 你认为： 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呢？ 6 ．我国究竟该怎么办？ 我已具体谈到： 党和政府正是针对我国的发展态势，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明确的提出了“自主科技 创新 ”是非常重要的国策。 温家宝总理 根据党中央的方针， 最早号召，且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关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国策。 突出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 要从体制改革、基础建设、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环境，大力提高我国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 这里特别强度了要 原始、集成的创新。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也并不排斥学习、引进国外任何的先进事物，特别是我们仍然落后的科学技术。 但是，对于“引进”，除了要求“消化吸收”外，还特别强调了“再创新的能力”。 特别要认识到一切重要的关键技术都不是能“引进”来的，因而必须 要强调 “自主”地创新！ 我们，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决不能放弃应有的职责，或听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贬低、诽谤，或枉自菲薄、不求进取，而都应认真学习、正确认识、深刻领会，党和政府关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国策，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更好的自主创新成果使我国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 韩健博友，部分引用我的这段看法，而不无讽刺地认为是在“ 教导 ”他们。 那么，你认为：究竟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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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技术的选择方向

kejidaobao 2011-8-4 16:20

文/杨书卷 如果社会有强烈的需求，技术的发展常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7月21日，中国终于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实现突破：首个实验快堆（CEFR）成功实现并网发电。在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8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相较于中国在国防“两弹一星”上取得的辉煌，中国民用核能的研究在世界上的名次并不靠前，此次能在更安全环保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努力追赶并最终占据一席之地，的确令人欣慰。 在外表上，中国的实验快堆就很惹眼：厂房近60米高的穹顶由4个半圆组成，与传统的半球形穹顶核反应堆厂房迥然不同，而在实质上这种升级换代更加明显：由于采用“快中子技术”代替之前的“热中子技术”，铀资源的利用率从第三代核电的1%提高到了令人惊异的60%，并且可以吸收、嬗变长寿命的放射性废物，实现放射性废物的最小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性和环保的改善性不言而喻。 其实核快堆技术并不新鲜。早在1965年，美国已经建立多个实验快堆，中国的研究在彼时也已起步，但后来由于资金投入、技术选择等种种原因，发展速度较为迟缓。而现在，当面对核电发展“经济性更好、安全性更高、核废物最少、防止核扩散能力更强”等诸多的迫切要求时，“改朝换代”的核电研究开始突然加速前行（7月21日《新世纪》周刊）。 当然，技术的选择永远是颇费周折。虽然目前国际上推荐的第四代核电站的6种反应堆堆型中，有3种是快堆，显示出第四代核电的技术路线图已较为明朗，但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常常不可预期，比如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在更环保的“钍核电”的研究中暗暗较劲，究竟那一种核电技术能突破重围，笑到最后实现大规模的商用化，必须还要等待市场的最终检验。 现今，整个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已强烈“放射”于各个层面，新型燃料的技术开发也是如火如荼。一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近日就宣布，他们找到了可提高海藻的氢气产量的方法，这或将使未来氢能大规模、低成本获取的想法成为现实，研究报告发表在7月19日的《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研究者之一的Iftach Yacoby解释说，实际上许多藻类、细菌都有通过吸收光能分解水分子来释放氢气的能力，不过这只是它们光合作用的副产品，产量极少。但如果向海藻生存的环境中加入一种酶，便可抑制海藻的产糖量，从而使得氢气的产量得到提升。经过研究，他们发现加入指定酶后，海藻所产生的氢气总量增加了4倍。 该研究项目的领导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曙光对此项技术的应用价值有着实际的体会：“你必须懂得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实用价值，从而将氢燃料生产发展到商业规模，现在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研究小组还将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如何提高氢气的产率。”（7月20日科学网） 而有时候，技术不需要多么宏大，“灵感一闪”的小技术也能造福人类，例如苏格兰格拉斯哥罗斯霍尔医院的Gordon Mackay发明的一项新外科治疗骨折的技术。 近日，中国篮球巨星姚明潸然泪下，宣布退役，据分析，是因为姚明“无法跨越左脚骨裂那头发丝般的一条缝”——姚明骨裂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左脚肌肉粘连，骨骼无法快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这通常是四肢骨折或受伤都使用石膏固定而带来的负作用。 Mackay的新外科手术正是要去除笨重、负作用又大的石膏，替代的方法是内窥镜手术将一段带子置入体内，就像一个箍子将受伤组织固定。这个带箍不影响组织移动，同时又在受伤韧带痊愈期间为它提供支持。这意味着病人四肢不必固定不动，而且康复时间也快得多。对运动员来说，可以马上开始恢复技能训练，而不必停止活动好几个星期。联想到姚明因足伤难愈亮起红灯，令人唏嘘地提前结束职业生涯，Mackay的新疗法对于运动员尤其有意义（7月19日《参考消息》）。 某种条件下，“好技术”并不和“高技术”完全吻合，看似不起眼的技术也许价值更大。美国《时代》周刊网站7月13日报道，著名的高科技代表者Bill Gates正在“转战”厕所。 这完全是个造福人类的好主意。全世界有11亿人没有任何厕所或粪便清除设施可用，这污染了饮用水,并且可能引发传播很快的痢疾。但考虑到世界有限的水资源,为他们提供西式厕所是不可能的，该项目的目标是找到针对贫穷城镇地区卫生问题的“创新性解决办法”。德国将和盖茨基金会联合开展这一项目，在今后五年中，计划为80万肯尼亚人提供卫生设施，确保20万人拥有清洁饮用水。 基础的科学研究，往往受好奇心的驱使，开始并不会考虑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但技术却不同，它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价格低廉、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等等，有着强烈的导向性。并且在某些时代条件的约束下，更“高”的技术并不代表更“好”的技术。就在本月，美国结束了为期30年的航天飞机时代。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航天飞机”的项目选择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其设计一味追求技术先进，使得耗费极大，实用性差，安全缺乏，还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现在，美国在加紧研究新 一代的航天器中理性回归，其经验与教 训值得正处于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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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两弹一星”是否是创新的问题

热度 11 SNPs 2011-8-4 07:20

［吴先生］博客 批评我的论点，说“ 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是逻辑混乱的错误看法。” 首先，我感谢吴先生的评论和讨论，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健康的，文明的。 吴先生认为我的主要错误在于认定“创新是‘凭空想象’”和“有榜样就不是创新”。 的确，“凭空想象”的说法不够妥当。我也不否认即使有榜样，也存在在细节上，甚至大方向上的创新。这些我在 随后的一篇博文 里面都试图澄清了。 我两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并不在这里。我的主要论点是： 衡量是否是创新的标准不应该仅看结果，更应该看 过程 。 如果仅看结果，那对“新”的定义就永远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在一个国家最先，一个省最先，一个市最先，一个班最先，一个人最先，等等，这条线到底画在哪里才准确？谁说了算？ 创新是一个从发现需求和问题开始，以成果结尾的过程。只有 最先 发现需求，认清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满足了需求的人或团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先提问，最后没有解决问题，没有产品或成果，也不是创新；别人提问，解决了问题，我们“琢磨”出来了问题，也不是创新。 不能三个饼下肚，把“饱”的功劳都归与第三个饼。不去提倡创新的全过程，单纯看成果的重要性就永远享受不到真正的创新成果。 没错，仿制，学习，积累都是必要的过程。也不能总把我们国家的科技落后说成是“三座大山”的压迫的结果，七十年代可以那样说，现在还继续落后下去还用这个理由？ 如果想摆脱永远仿制他人的命运，真正做到自主创新，就需要 掌握创新的全过程 ， 从提问开始，从发现需求开始。 “别人有，不跟我们讲是怎么做的，还极力封锁，阻挠我们有。最后我们独立自主地搞出来了，怎么就不是创新？”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别人的“有”不是“两弹一星”，假设说的是一个小孩的玩具，你还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创新吗？ Again, 我的意思不是说两弹一星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我们在这个问题面前才会把衡量创新的标准“放松”了。如果抛开两弹一星，把感情色彩去掉，“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们自主搞出来了”能算创新吗？ 有人可能会说：“按照你的逻辑，只要是发现需求，认清问题，解决问题并满足了需求就是创新。那‘中国还没有原子弹’难道不是需求吗？”是，这是一个需求，也代表了潜在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可是代表真正创新的需求就不应该用“中国”这两个字来修饰地域上的差别。原始创新，就是前人没有的。 许多网友在辩论的时候都强调“中国没有的，仿制有理，山寨没错”。这，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我们这里更关心的问题是“到底如何定义创新”。“填补国内空白”的确非常非常重要，我也绝对没有反对和轻视的意识。不过，我想我们整天强调的创新，应该是原始创新。 之所以强调“ 率先提出问题 ”这个关键的创新环节，不是因为它难，而是因为它被我们忽视了。解决问题需要大量前人的知识，这，是中国人的强项；而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恰恰是我们“考试文化”训练出的学生们所欠缺的。我们从小就被考，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老师出题，我们解答”的过程。题目，永远是现成的，而答案则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把提问的能力突出出来，让学生多问好问题，巧问题，创新才会有希望。 这些有关衡量创新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因为如果我们对创新不能客观，正确地去定义，那么奖励创新，提倡创新就是空话。 所以，再次感谢吴先生，和 Liuli博友 等的健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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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热度 28 nli2233 2011-8-2 07:10

名博韩健指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根据我的理解，韩健的观点是，只有自己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创新，而不论“两弹一星”还是中国提倡的“自主创新”，都是解决了或者旨在解决别人（特别是别的国家）已经解决了的科学和技术难题。 此论一出，因为与传统观念相悖，真如石破天惊一般，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跟进的评述文章，赞同者，商榷者，皆尔有之。韩健博主怕大家误会，旋即又就这个话题写了第二篇博文，主要是表明，说“两弹一星”不是创新，不等于说它不重要，也不是要否认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但不是创新就不是创新，因为创新要满足的条件是：根据需求提出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两弹一星”最原始的需求和问题的提出，都是在国外产生的，因此，国内搞的“两弹一星”，尽管在研制过程中也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但是，它不符合成为创新的条件。 韩健先生的观点，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博文发表后叫好声不断得到证明。我这里姑且称之为科学家的观点。之所以特别要强调这是科学家的观点，是因为对于创新的理解，还有一派比较成熟的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家。这一派经济学理论肇始于一个名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人。其创立的创新理论，影响巨大，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 在经济学家看来，创新是个经济学词汇，而不是个技术学词汇。英文的创新，是innovation。根据熊比特的定义，创新指的是企业家所做的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在经济学家看来，韩健先生所描述的“创新”，其实是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而不是创新（innovation）。换句话说，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商业化了，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取的应用，那么那些专利所代表的，基本上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另外，就算没有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 创新有多重要？尽管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仍然没有研究清楚，但已有的一些比较公认的结论，足以说明其重大意义。比如，索洛 （Robert Solow）的工作，证明了美国经济的成长，80%是由创新带来的，只有20%是由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获得的。尽管后来由于其它经济学家的努力，对上述80%的部分进行了掰开揉碎的分析，让这个比例缩水了一些，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则是公认的。再比如，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指出，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加以克服。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说到创新的重大意义，其含义，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上个世纪初福特引进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搞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在韩健先生看来，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汽车技术上算不上“创新”，但他们在经济上是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的，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统统是在美国诞生的，美国人是韩健先生定义的创新者，但是领用这些技术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所获得的经济上的回报，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成为了有更大意义的创新。 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的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没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你的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没有用。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的了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我在以前的博文里多次强调过，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科研院所。我这里所说的创新，就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我提议，既然Innovation在西方文献里，是有特定的含义的，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也应该遵循其特定含义来进行。 当然，科学家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这个提议。他们可以坚持认为，顾名思义，“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因为隔行如隔山，大家大可以根据各自的理解对“术语”给予不同的诠释。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当科学家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创新”的时候，就不应该拿经济学家关于创新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关于“创新”重要性的主张，因为双方理解的“创新”是不一致的。基于同样的理由，韩健先生关于国家支持“自主创新”其实是扼杀“创新”的观点，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绝对值得商榷的。 由于各自的定义不同，对于“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是不是真的“创新”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双方可以接受的yes or no的答案。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创新”，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是要把重点放到科学家心里的创新上，还是经济学家眼里的创新上？我个人认为，答案无疑是后者。 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这是学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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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两弹一星”不是创新

热度 21 liuli66 2011-7-31 21:22

读韩健先生的文章，常常是有收获的。韩先生等人是创业家，企业家，对创新有切身的、独到的理解。比如什么是创新？很多学者说不清楚，有个企业家用大白话说得很清楚：创新就是把新技术变成钱，再把钱变成新技术。这次，韩先生的文章 “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 ，对本人也很启发。现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同意韩老师说的：“两弹一星”不是创新。 在创新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从创新发生的国别和环境看，某一新技术等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的某个国家，是创新。该创新后来扩散到其他国家，可称为模仿或模仿创新 。 本人的一个朋友提出，前者可以称为为世界层次上（ new-to-the world ）的创新［即破天荒的创新,开天辟地的创新］，后者为国家层次上（ new-to-the-country ）的创新 。 所以，在上述意义上，“两弹一星”是创新，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创新。 ———————— 参见法格博格等， 2009 Hu, M C, J.A. Mathews. 2005 ———————————— 20110801 21：35补充重要链接： “两弹一星”亲历者吴老撰写 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6do =blogid=470778 “两弹一星”到底是否算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0052do=blogid=470842 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485do=blogid=47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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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研发航空发动机的弱点：缺少大师级人物（转）

colbertli 2011-7-30 20:37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较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哪里。 　　著名航空动力专家刘大响院士曾撰文认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较世界先进水平主要存在五点较大差距：1 .基础研究薄弱，技术储备不足，试验设施不健全；2.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研制经费严重不足；3.对发动机的技术复杂性和研制规律认识不足；4.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摊子过大、力量过散、低水平重复；5.管理模式相对落后，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稳定、权威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差距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1.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中，缺少像钱学森院士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大师级领军人物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2.虽然我国航空工业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很好地领会他们的设计理念。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研究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利用系统的观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将苏联各个生产或研发部门提供的性能并不算高的部件和材料，集成出主要性能突出、综合技术水平较高的航空发动机；3.我国历来重学术而轻技术，加上我国当前教育体制、模式的限制，使得航空发动机行业严重缺乏对机械产品悟性深刻的设计师和技术工人。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一位厂长曾对笔者说：他发现一个儿童时代很少玩玩具的人很难成长为“心灵手巧”的技术工人。 转载自：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376952-1-1.html?ret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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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逝世

dongzg101 2011-7-21 21:57

中国“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逝世 2011年07月21日 17:30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字号: T | T 6680 人参与 453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资料图：王大珩院士。 中新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 孙自法)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光学家，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先生，因病于21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大珩生于1915年2月，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41-1942年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1942-1948年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1949-1951年任 大连 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科院工作，1952-1983年在长春从事光学仪器与工程研究，1983年调至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 王大珩先生在光学与光学工程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他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中国的尖端武器做出杰出贡献。王老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等。 王大珩先生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并联合其他科学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些建议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三、七届委员。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公室称，该院正计划为王大珩先生出版传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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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的开拓者——赞《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热度 4 sqdai 2011-6-28 08:13

最近，电视台正在热播纪实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它为我们描述了“两弹一星”的诞生过程，特别是凸现了“两弹一星”的群英谱。我认为，作为新一代学人，此剧非常值得一看。前些日子已有博友提及这一点，今天在此予以热诚推介。 从科技工作者的视角，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从中学习什么？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 —— 我们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 。 62 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来了，却仍面临风云变幻的艰难局势，百废待兴。尤其在 1950 年代末期，国外敌对势力封锁、压制，国内面临严重自然灾害，而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国家领导人一声号令，一群科技精英挺身而出，迅速聚集，挑起了研制核武器的大梁。他们一身铮铮铁骨，战胜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两弹一星研制的节节胜利，中华民族为之扬眉吐气！我们做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 我们要做冲锋陷阵的开拓者 。有些青年朋友以为，研制两弹一星只是在重复别人已做过的工作。看了这一电视剧，我们就能明白，世界列强一直在技术上严密封锁，当时国内一穷二白，家底极薄。要把书本上的基本原理变成现实，谈何容易！我们的前辈隐姓埋名，无私无畏，在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硬是在万里荒漠上建起了试验基地，硬是冲破了重重难关，用鲜血和汗水，换来了阵阵凯歌！我们要学习前辈，以大无畏的精神冲锋陷阵，做顶天立地的开拓者！ —— 我们要做求真务实的行动者 。电视里出现了以邓稼先为首的“娃娃兵”，这群斗志昂扬的年青人，立誓献身于国防事业，把个人名利抛在脑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倾情奉献。这一群学人，是我们新生代学人的榜样。我们要像他们那样，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舍生忘死地战斗！与此同时，他们在老科学家带领下，潜心钻研学问，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技术难关。我们要像这些年青的开拓者那样，做求真务实的行动者。 这部电视剧大气磅礴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很好的可看性，其中所描述的不少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聂荣臻的大帅风度、钱学森的无私无畏和邓稼先的献身精神。请朋友们细细观看，一定会在心灵上受到震撼。我日后会陆续写出“走近两弹一星元勋”系列博文，与朋友们一起思考、分析、学习。 在迎接建党 90 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接过前辈科学工作者传递下来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写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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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6）

lxj6309 2011-6-8 10:06

　　 有弹也有枪 　　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极力贬低这件事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当天的声明中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还有的西方媒体嘲笑中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是有弹无枪。 　　一颗安装在塔台上的原子弹，怎么去攻击敌人？其实，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把两弹结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回，刚刚领衔成功发射东方—2号导弹的钱学森，成为“两弹结合”的总负责。1964年10月10日，在国防科工委的大楼里，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了“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会后，聂荣臻握着钱学森的手说：“看来你又要忙一阵了！” 　　科学家们把将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作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小姐”。导弹、原子弹分属不同领域，此前两个系统分别研制，互不了解。如今“两弹”联姻还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听到这个比喻，张爱萍哈哈大笑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钱学森深知两弹“联姻”的困难。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他说，我们暂定3年“结婚”。 　　两弹的科学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谁都没想到，仅仅两年，两次冷实验都成功了，下一步就要正式发射核导弹了。 　　此前，美国和苏联的核导弹试验都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海里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央决定在罗布泊进行试验。 　　最让周恩来揪心的不是两弹结合能不能成功，而是试验场周围的群众能不能安全疏散。甘肃柳园是核导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周恩来反复询问，导弹会不会落到柳园？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多次计算证实，导弹落到柳园的概率仅为十万分之六，可在发射前，周总理还是指示，一定要把这5万居民撤出来。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离发射场894千米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高度爆炸。 　　后来，周恩来说：“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时间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是没有运输工具，嘲笑我们有弹无枪！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两年不到，我们就要搞一个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 　　此后，又是不到4年，中国再一次震惊了世界。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这颗重173公斤的人造卫星，用20兆赫的频率，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了寰宇。 　　参考书目：《“596”秘史》、《钱三强传》、《钱学森传》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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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5）

lxj6309 2011-6-8 09:58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9、8、7、6、5、4、3、2、1……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1971年，杨振宁访华见到了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盛传中国的原子弹是由在华的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助造的。杨振宁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对老朋友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即将返回美国的饯行宴上，他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里掩面大哭。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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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4）

lxj6309 2011-6-8 09:56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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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3）

lxj6309 2011-6-8 09:54

　　 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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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2）

lxj6309 2011-6-8 09:51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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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1）

热度 1 lxj6309 2011-6-8 09:47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让新中国有能力抵御外来武力威胁，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0 年 7 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勇挑重担，用双手托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两年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成功。此后又不满四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着“东方红”飞向太空。 　　 苏联专家全撤了 　　 1958 年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也夫通知我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不日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 　　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地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 　　《协议》签署不久，苏制 P-2 型导弹倒是来了，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高的库房。 　　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姜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也夫却对姜涛说，先别去啦！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暖和点再说吧。 　　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总算来信儿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姜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也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 　　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也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 　　一连三次都没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 　　 1959 年 6 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来了。 6 月 26 日，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向周恩来总理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做出的努力。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1958 年 7 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当时担任翻译的朱少华记得，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 　　朱少华回忆，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他们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朱少华又得翻译，又得做笔记，忙得晕头转向。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 　　其实苏联专家讲得飞快，就连钱三强也没记下来多少。而且这次讲座多是原理，没有数据，参考意义不大。几个人把笔记凑了凑，钱三强看过说，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 　　 1959 年初，这三名专家奉调回国，又来了个不说话的专家列捷涅夫。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洋和尚”来了之后却一言不发。为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此时，中苏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方虽然还没有正式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从“哑巴和尚”嘴里抠出有用的信息，二机部的科研人员轮番问他各种问题。“哑巴和尚”被问急了，便开了个书单让他们去研究。中方技术人员一看，书单中竟然还有关于养花的。列捷涅夫却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不应该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研究原子弹吗？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 30 个核工程项目，有 23 项没有完成， 9 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 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倔强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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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清华，百年追求

kejidaobao 2011-5-12 11:13

文/杨书卷 百年风雨中，清华成就了自己的辉煌。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从这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构建了共和国尖端科学应用与研发队伍的脊梁。清华大学日晷上刻着4个字“行胜于言”，这一来源于1920级的毕业纪念物，已成为清华精神中“重视实干”的体现，是清华大学百年来的校风坚持。 而一大批活跃于学术、兴业、治国的精英，带有浓重科学色彩的“清华基因”，被称之为“清华毕业生不仅设计机械桥梁，更在设计整个中国”。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中最璀灿的“双子星座”之一，清华兴办于国耻赔款，成长为民族荣耀，与北大一起，亲历中国百年以来的屈辱、自省、变革与图强的历史，寄托着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西方大学文化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工程师的摇篮”，再到现代化的“中国红色精英摇篮”，清华的命运与“国运”紧紧连载在一起，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清华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都无可替代。 历史照进现实，清华百年回望，仍然记得我们远没有实现当初的期待和梦想。清华虽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的名次一直徘徊在50位左右，相比于九百年牛津、四百年哈佛，清华的“世界一流大学”之梦还任重道远。而如何重新规划自身发展，从百年风物中探究清华的精神和未来，在不断自省中进步，寻找这所世纪学府在世界中的坐标，将是未来中国最关注的历史命题之一。 与百年清华再启征程一样，在本月下旬，诸多的科技领域也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尤其是在解开“人”之奥秘的征途中。 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Alice Parker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人造大脑领域获得一项重要进展，他们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纳米电路设计技术，用碳纳米管成功制造出了一个能模拟大脑突触功能的电路，可实现神经细胞的功能，为构建人工合成大脑奠定了基础。 “突触”是大脑神经元之间、神经元与身体之间的“通信接头”，是形成思维和感觉的关键部位，在人类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人脑不断制造新的神经元，建立新的联系并调整适应。利用电路复制这一过程将是一项浩大而非常艰巨的工程。 Parker从2006年开始“开发”人造大脑。她说：“我们想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能否构建一个电路，使其发挥神经元的作用？下一步就更为复杂。我们如何用这些电路构建一些结构来模仿拥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上有1万个神经键的大脑的机能？” 真正开发出人造大脑甚至只是大脑的某个功能区域还需要几十年时间，Parker已触摸到成功的边缘，而在实际应用中，从开发治疗脑外伤的纳米修复术到开发能够以全新方式保护司机的智能安全汽车，“人造大脑”技术均可大显身手（4月24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近日，科学家在探究人的大脑方面的进展确实不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Bedny Marina及其同事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功能区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先天盲人的部分视觉皮层可以处理语言。这表明，大脑功能的分区（感觉区、记忆区、语言区、识字区和运动区等）并不十分严格，在某种情况下（如失明）它们也会不顾其基因决定，接管一些本不由其负责的功能（3月15日美国PNAS杂志）。 加拿大蒙特利尔肯考迪亚大学的Mervin Blair实验发现，年纪大的人记忆力差并不是因为脑子不够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头脑运转灵活，处理手头工作时，不相干的记忆会不停地冒出来干扰他们。因此，记不住东西是因为记住了太多东西，需要对大脑进行大扫除，删除多余的记忆。Blair的结论是：“忘掉不重要的记忆，才能做好当前的事情。”（4月22日《环球时报》） 看来，要解开最神秘而又最引人入胜的“大脑奥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寻。而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完成“第一张最全面的人类大脑基因图谱”,也许能成为研究人员手中的有效“武器”之一。 绘制大脑图谱的过程极为复杂。在4年时间里,艾伦脑科学研究所探索了1亿多个数据点,确定了人脑中1000个不同的解剖点，指明了每个点上特定的基因表达和基本的生物化学特性。数据表明，两个人类大脑的基因图谱显示两者之间有94%的惊人相似性。大脑图谱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建立模型,并弄明白从我们大脑的哪个部分寻找遗传差异的不同表达，让人们临床了解人类大脑是如何工作的（4月12日美国《大众科学》网站）。 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Peer Bork在解开“人体”奥秘中也有了有趣而重要的发现：人类有3种不同类型的肠道。因为人体肠道中微生物的组合并不是随机的。根据肠道中大量出现的细菌种类，所有数据可分成3类，每一种肠道类型都拥有独特的细菌平衡。这是第一次表明，人体消化道类型有明确的分类。 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人类存在4种不同血型，对医生给病人治病产生了重大影响。发现不同的“肠道类型”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带来医学上的应用，比如，医生或许可以利用肠道类型找到抗生素的替代物。不过，无论是肠道分类的科学性还是其医学应用，博克都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月20日英国Natur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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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科学界还会再出现两弹一星那样的元勋吗？

热度 3 lfxy 2011-5-5 21:33

应该不会了，现在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普通学生，和整个社会一样金钱至上，浮躁不堪，邓稼先那样的视事业如生命的科学家不会再出现了。 我们的一流大学真的成了出国培训基地、富翁、政府官员、外企白领的制造基地，而默默为航天等国防事业奉献的却是一些二流重点大学的普通毕业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真的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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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弹一星元勋：要是苏联继续帮忙 中国肯定没氢弹

热度 1 ssglwu 2011-4-9 09:57

吴国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4/08/5619982_0.shtml 核心提示：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 凤凰卫视 2011 年 4 月 7 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扔下的烂摊子，中国人必须收拾后重整山河，没有了老师的学生，其实反而放开了手脚，因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 “ 被逼出来的 ” 一说，当然那些驯核人也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学生。 中国核试验的进程，更加深了对手的紧迫感，几十年之后，当时设计的一场 “ 美苏合作 ” 的具体细节被透露出来，而一场中国人释放原子力量的惊雷，也正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迅速奔向倒计时的终点。 解说：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认为，撤走了苏联专家，就等于是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他虽然不像某些人那样，嘲笑中国 20 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他也认为，中国起码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到关注中国核问题的时候。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那就不是苏联专家让中国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以后了。我们 1961 年才去， 1959 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 1959 年 6 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 解说：在中国的史书里， 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 ，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激起人们的愤慨。但确很少有人意识到， 此事的另一面，它将一个撤空了的广阔舞台，摆在了中方知识分子的面前，这让一大批 “ 英雄 ” 几乎在一夜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 “ 用武之地 ” ，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 1962 年 12 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 年 8 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 年 1 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 1964 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至此重新起步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 原子弹的研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等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拉动了建国初期简陋的工业基础 。曾有人统计，用于尖端武器生产的各种新型材料，至少研究出 6000 多种。 “ 两弹 ” 的攻关工程，使中国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 王翰飞（时任 812 厂厂长）：我们搞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大概是 500 克左右，一块金属致密的金属铀，银灰色，非常漂亮的一块铀。 解说：在青海高原稀薄的空气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要从其中找到释放原子力量的标准答案。在那段日子里，中国最担心的就是来自空中的威胁。 李英杰（时任 221 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我们掌握的情报，赫鲁晓夫那时候要想着搞我们，说中国人不能掌握原子弹，说中国人要掌握了原子弹，那可了不得了。他说把我们的核武器消灭在摇篮之内，那就不让你诞生。 张丕绪（时任 504 厂党委书记）：我们工厂里面经常还演习，美国来轰炸了，大家怎么样疏散，怎么样搞。我们那个工厂，本身附近驻了一个高炮师。 王真富（时任 504 厂副党委书记）：飞机，一个是拉警报，按照防空备战的方案，就是赶快撤出去，主要是工作技术人员，用 汽车 运走，工人技术干部，大概要这么几条线。剩下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那就是和工厂共存亡了。 李觉（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飞机经过青海湖的上空，然后就是到包头，那个时候我们地面的防空部队，也是比较注意的了，事先不联络这些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就给它打下来了一架 U-2 飞机。 解说： 1963 年美国《时代》周刊，以 “ 罗布泊 ” 为题报道说，数月以来，在新疆深入沙漠的试验场，有明显的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试验场地上活动频繁， U-2 飞机和侦察卫星看得十分清楚。这更加深了总统肯尼迪的紧迫感，他曾在与美国且报部门负责任的谈话中说道，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 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前高官透露了当时设计的 “ 美苏合作 ” 的具体细节，即在一次 “ 先发制人 ” 的打击行动中，苏美两国将各出动一架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飞临中国原子弹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上空，各自投下核弹，并引爆其中的一枚。 苏联多次决绝讨论合作阻止中国核武研制计划后，美国仍在寻求单方面，采取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并寻找愿意冲在前面的盟友。 1963 年 4 月 29 日，代表美国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针对 “ 迫使中共未来遵守核武禁试条约的手段 ” 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台湾是最佳的选择。一个由美国主导设计，但台湾 “ 操刀 ” 的预先军事摧毁行动计划出台了。 解说： 1963 年 9 月 11 日，肯尼迪会见台湾来访的蒋经国，蒋经国提出，台湾愿意空降 300 至 500 人的特种部队到中共的核子设施附近，加以武力摧毁，要求美国提供运输机运送突击队。 大有兴趣的肯尼迪反复询问，运送那么多人，飞行那么远的距离，是否可行，飞机有没有被击落的危险。会谈后美台双方达成三点合作计划，其中第三点 “ 战略标的 ” 即为，以秘密军事行动，直接对中共关键军事及工业设施进行攻击，死神就要扑向即将点燃的中国火。 就在肯尼迪正在考虑中央情报局与台湾的特种部队 如何联手动武的时候，一个惊动世界的事件突然降临。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达拉斯一颗横飞来的子弹，正中美国第 35 届总统肯尼迪的头部 ，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中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坐在总统专车后面一辆轿车里的副总统林登 · 约翰逊猛然发觉，自己已经是第 36 届美国总统了。约翰逊上台后，在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的问题上，启用的正是在肯尼迪时代不受重用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罗伯特 · 约翰逊，这让美国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 1964 年 4 月 14 日 ，罗伯特 · 约翰逊将题为《采取行动轰炸中共核设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白宫，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核武能力的意义，实在不足以让我们冒如此浩大的政治成本与军事风险任务。 正在白宫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这份报告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定不知道， 4 天前大洋对岸的一位中国工人，正在启动车床，为那个他们最担心的东西，完成至关重要的三刀。 1964 年 4 月 10 日 ，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领导决定，由上海青年的高级机工原公甫，来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 原公甫（时任 404 厂房机械加工班副班长）：领导找我谈话， 第一句话就是，就是你所担负的这项工作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所以一丁点问题也不能出，只能成功。 李觉：他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怎么又那么难呢，紧张，有放射性啊，你去车那个玩意儿，就要吃剂量的，这是一个。另外车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还可能引起燃烧。 周秩（时任 404 厂厂长）：要他休息好，吃好，那是照顾得很好的，要他精力充沛啊，还要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要压力过大，压力很大啊，头一个咱自己做。 解说：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 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车少了，达不到标准，原子弹也不能爆炸了 。原公甫定了定神，向总工程师报告，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张忱（原核工业部部长）：这三刀为什么那么关键，就我刚才说的，只要这一颗的原料，你要这三刀不成啊，这第一颗原子弹就废掉了，你再从头搞铀 235 ，那就不是 1964 年爆炸，那至少要拖很长时间了。所以当时的公安部部里面的保卫部门都在现场，亲自在现场看着。 解说： 1964 年 5 月 1 日凌晨 3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成功，车完最后一刀，大汗淋漓的原公甫几乎瘫倒在地。 6 月 6 日 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工程基本完工。 8 月青海 211 厂历经三天，组装完成首次原子弹试验装置，不久在这个站台上被装上火车，启程运往西北核武器试验场。 中央专委任命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为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为副主任，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针对中国的核计划，新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做出了理性的判断， 1964 年美国时间的 9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 · 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等，主要人物齐聚白宫。 在午餐会的餐桌上，终于达成了对中共核武发展的共识，排除并且否决了美国进行单独，片面的摧毁中共的核武设施行动，就目前情况宁可成全中共试爆，也绝不采用此一选项。 据此，约翰逊选择了以外交和宣传手段相对应的策略，武力打击计划被暂时束之高阁。也就在北京时间的这一天，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和研究了试验的准备情况。 原子弹的研发进程越逼近爆炸之日，全国备战的气氛就越紧张，由于之前美国一直威胁，要武力报复中国的核试验，与会者一时拿不准原子弹能不能进行试爆。 刘洁：有人讲，再不试验我就退休了，应该试验。另一种意见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第二套，建设起来了以后再做试验。 解说： 9 月 22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 原子弹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 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毛主席说，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也不会用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你们认为现在有把握了，就早点试，你别怕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解说：此时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已经矗立起高 102 米，重大 76 吨的铁塔，塔顶端的 金属小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的最后归宿 。 1964 年 10 月 5 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召集政府首脑，再次讨论中国的核问题，此时距 美国大选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担心在此关键时刻出现冒险事件，他下令取消了先前决定的对中国罗布泊地区进入 U-2 侦察的计划。 这一天台湾的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 · 卢斯说，美国国务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就在前一天，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装置，已经运抵核试验场。 张爱萍： 10 月 1 日啊，原来总理他也并没有否定说是 10 月 1 号不炸，他就批准，反正你们准备一切， 10 月 1 日以前准备好。最后 10 月 1 号以前， 9 月 30 号总理打电话给我，说 10 月 1 号不炸，说原因就是 10 月 1 号啊，各国国家的元首都来了，他们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解说： 1964 年 10 月 14 日，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 陈能宽：当时作为很主要的是要保证响，炸不响你就是一个臭蛋了，那就糟糕了，太不能交差了，要保响。 李觉：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安全电纽非常重要，按电纽的这个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实的，这可了不得。 张爱萍：按这一下就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都说我不敢，我不敢。最后选中了一个，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不懂，我们最后就说，你有多大的力气，你就使劲按下去算了。因为他就是怕按不住，它炸不响怎么办，你反正用大力气压下去，不就完了。所以这样子最后他们才放心，都试验了好几次，最后，哗，一按下去了，响了。 就总理拿电话，我在里面数， 9 、 8 、 7 、 6 这样子数到最后，炸响了，我就嘴里面就说炸响了，我们很高兴，结果总理冷静一想，马上问我，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这个我也不懂啊，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马上再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 王淦昌：轰，这个大得不得了，轰，这个东西，我们离爆炸的地方 60 公里， 60 公里那么远， 60 公里很远轰那听得见的，那不是吗一下子光， 光以后轰起来了 ，那当然部是说普通炮弹那么大，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是不是，我说当然是。 彭桓武：我们造的那个头一次氢弹飞投空投的试验，算的是三百万吨，三百万吨怕算不准，拿三百万吨吗，保证它有一百万吨（安全余量），可是对那个飞机讲，算一千万吨（安全系数），给他三百万吨，他可以逃掉。 解说：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在中国西部戈壁黄沙上爆炸的原子武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握手言和了， 战争的天平最终走向平衡 。 陈晓楠：不到一年之后的 1965 年八九月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草案。 1970 年 3 月 5 号，经联大两年前核准的这一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其中一条就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 1964 年 10 月的那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明年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国之大器当代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第三部 “ 神剑巡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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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领袖的远见卓识和知识分子的赤胆忠心

panfq 2011-3-14 07:31

看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再一次感受到建国初期共和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一批科技知识分子的赤胆忠心。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我们正在花大力气从海外引进人才。而该电视剧中重演的一些情节，如钱学森等人回国的艰难历程，邓稼先的实干精神，对科技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我们不能忘记“两弹一星”中的功勋人物。 从中也再次感受到，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掌握尖端核心技术的人才的重要。 http://www.youku.com/show_page/id_z5708438ef84511df97c0.html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 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 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 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 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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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朱光亚同志

kejidaobao 2011-3-7 15:41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技术主要开拓者之一，而他在中国科协主席岗位上的杰出贡献与独特建树，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1991年5月，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主席。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朱光亚分析把握科技群众团体所处的方位和应尽的责任，始终牢记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力陈科协应继续定位于党群工作行列，由中央书记处领导，对坚持科协的性质和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对中国科协的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1996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国科协章程进行修改，将科协是“党和政府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的表述修改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进一步明确阐述和加强了科协的性质与地位。 朱光亚努力使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民主办会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摆正机关与团体的关系，克服行政化倾向，一系列关于民主办会的论述，是科协及所属学会改革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朱光亚十分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在任科协主席期间的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后，特别关注学风道德建设，极力主张并支持设立了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1994年1月至2003年7月，他兼任《科技导报》主编近10年，为《科技导报》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朱光亚1996年后担任中国科协的名誉主席，仍继续关心和大力支持科协工作。《科技导报》2011年第7期第15—21页刊登了杨虚杰、苏青撰写的“朱光亚：我们时代的大英雄”专稿。本期封面由严佳君设计。 （本刊记者 杨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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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虽逝，风范永存

kejidaobao 2011-3-7 15:27

文/杨书卷 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因病于北京溘然长世。这位87岁的科学巨星终其一生，成就卓著，奉献于中国的科学事业，正如苍穹之上熠熠闪耀的“朱光亚星”一样，永远光辉后世（2月27日《人民日报》）。 “朱光亚院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是一个巨大损失。” 高风千古，音容宛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话语，见证着朱光亚院士一生奋斗不息的科学之路。 22岁时，朱光亚就与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一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35岁已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之后，他相继组织实施核电站筹建，参与“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担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从一名卓越的核物理学家到全面领导和组织中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为中国核武器和整个科技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被赞誉为“科技众帅之帅”，其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2月27日新华网）。 1991年5月，朱光亚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科协的5年，朱光亚强调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努力避免行政化倾向，使知识分子宾至如归，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普及，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以他的渊博学识、深厚造诣、淳厚人品和淡定境界，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2月28日新华网）。 朱光亚院士与《科技导报》有着深厚渊源。1994年1月至2003年7月，他兼任《科技导报》主编一职近10年，并在2004年9月《科技导报》刊发“卷首语”文章“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其杰出的工作为《科技导报》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011年2月，还有两位科学大师也离我们而去。一位是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施雅风院士，他的科学思想和学术行为开创了中国地理学的新纪元；另一位是中国河流泥沙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国际知名的江河治理泰斗谢鉴衡院士，他提出的理论论断和治理黄河的实际措施，造福了沿岸的千百万人。但是，相比于他们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样两位科学巨匠的连续离世在社会上却是出奇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在媒体、网站甚至微博上，只有零星的报道，大多也不在显要位置。”（2月17日《人民日报》）科学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丰功与身后的寂寞，如此的对比值得人们深思：在日益媒体化生存的信息时代，公众的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无疑要与时俱进，让科学家的价值从社会的后台推动到前台，并广为人知。 近日，美国斯坦福材料和能源科学研究所的Catherine Moore研究团队首次在实验室获得铁基高温超导体的量化数据，结果表明，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性和磁性有关，相关研究发表在2月出版的物理学顶级学术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 科学家一直认为，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性和磁性有关，但很难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关系的存在。Moore研究团队使用新技术首次破解了这一难题。自20多年前高温超导体被发现以来，由于此类重大理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使得超导材料的发展一波三折，陷入低谷。2月26日的《科技日报》评论员文章认为，其下一步的研究在于证明高温超导现象都出于同样机制，相关的实验数据有望成为突破口，让人们攻陷高温超导领域铁桶般的围城，并再现1987年超导飞速发展的辉煌。 复杂量子系统的高温超导现象的原理机制也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释。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物理学家Kenton Brown等首次在两个分隔的带电原子之间建立了直接运动耦合，实现了原子之间的单量子能量交换。这一技术简化了信息处理过程，可用于解决量子系统的复杂问题，如高温超导现象的原理机制。此外，它在破解当今使用最广的数据加密编码、校正运算过程错误中亦可大展身手(2月2日英国Nature)。 澳大利亚的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Paul Meredith与Ben Powell在材料科学领域中也有着突破性创造——一项最新技术将使得人们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具有金属甚至超导体性质的塑料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家借助离子束技术改变塑料膜材料的性质，使其具备类似金属的功能，能够向导线本身那样导电，甚至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变成超导体。正如Paul Meredith所介绍：“最令人兴奋的是，这种材料的导电性有10个数量级，简单的说，这就像是我们在制作这种材料时，手里拥有100亿种选择。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制造出完全不导电的塑料，或者导电性和金属一样好的塑料，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全部可能性。”塑料不仅能导电，其导电性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塑料导体的新天地（2月出版的ChemPhysChem）。 造福人类的科学突破，源自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才华卓越，至真而至善，以社会责任为己责。他们是优秀人物中的佼佼者，彼此各个不同，追求和肩负的使命却又是那样的一致，其矢志不渝的科学追求，彰显着科学精神之美，激励着我们向未来冲击，不断确立新的目标，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而这正是我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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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

Fangjinqin 2011-3-6 19:35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 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2-12 孟红 　 王淦昌 (1907 — 1998) ，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长达 70 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1999 年 9 月 18 日，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 23 名科技专家，并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荣列其中。在事业上，王淦昌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王淦昌懵懂依“父母之命”，却不敢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1907 年 5 月 28 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 4 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 13 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 3 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 3 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 16 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孝顺单纯的王淦昌不敢有所违抗，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1920 年夏天，一队送亲的队伍踏着乡间石板小路朝小镇上王氏老屋缓缓走来。 13 岁的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送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喜庆热闹的鞭炮就“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颤颤悠悠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出现在王淦昌面前。洞房花烛夜，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可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上前掀开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 3 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不如说是当作大姐姐来对待的。 　　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可口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地样样齐全。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细腻的体贴和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日渐情深。 　　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王淦昌在小学的时候，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 　　这期间，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运动使王淦昌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也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时向他袭来。 　　尽管新思想的风起云涌波及了年仅十七八岁的王淦昌的内心，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抱负始终不变。经过 4 年苦读后， 1925 年，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 　　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 放寒假了，王淦昌一如往常一样回家过年。 　　王淦昌刚进家门，吴月琴就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都为不能兼顾学业和家庭而烦恼。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 4 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 3 个儿女。 　　想到默默撑起全家重担的妻子，出国留学的王淦昌感到的只是内疚 　　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当他回到家乡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告诉家人并郑重提出决计赴德留学时，家里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 3 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再看看忙里忙外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不由得犹豫动摇了。如果自己出国，谁来抚养 3 个孩子？他对得起妻儿吗？ 　　入夜，孩子们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看着妻子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月琴，我仔细地想过，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然而，吴月琴却深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眼见妻子如此理解支持他自己，王淦昌感动了，他走过去深情地紧紧拥抱着妻子，发自肺腑地给妻子以金子般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0 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 4 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 22 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 4 年后的 1934 年 4 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 1934 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又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一家 7 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 3 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 　　王淦昌被派往异国忙于搞科研，爱妻万里情相随，当好贤内助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 1950 年 2 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 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 　　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 　　吴月琴以问作答巧妙地说道：“没想到吧？” 　　原来这是周恩来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 20 世纪 50 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后，一如既往地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俄语，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起，最后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用了短短 3 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 1959 年 3 月 9 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1959 年 9 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神秘“消失” 17 年潜心搞“两弹”，妻子大力支持为夫筑后盾 　　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1 年 4 月 1 日，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 17 年之久。 　　 1960 年，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 596 工程’。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这些你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 1959 年 6 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 596 ”工程。）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而且必须改个名。”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 　　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 596 工程”的各项工作，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整天后稍能喘口气的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苏联的爱妻吴月琴，自从自己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 : “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 年 10 月 16 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 1969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 　　已有 60 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 　　在王淦昌 90 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 5 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 年 7 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 90 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 5 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 94 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 1998 年 7 月，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后的 1998 年 12 月 10 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 78 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 91 载漫漫人生路，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 转自《党史纵览》 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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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就不一样了，应吕老师的“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热度 1 liwei999 2011-3-5 19:31

多了就不一样了，应吕老师的“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986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March 04, 2011 11:53PM “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是吕老师的一个博文。答案应该很数理的东西。事情一旦多了，形态就不一样了。“两弹”是个“个例”，而且是个没有实际使用过的个例。对多数的事情，往往是通过平均的方法来把握全局。这个平均值在中国往往很低。 材料上的研发，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硬指标，讲究的是与成本的匹配。这个“除法”的思考很重要。张春桥之辈的因为不懂得“除法”，所以才主张取消货币。国人对袁老师的杂交水稻的意义也是有些宣传过分。作为一个商品，首先不是产出多少的问题。这样说当然有人会质问：没有粮食吃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有人问原子弹来袭击了怎么办？应该是一样很难回答的问题。 杂交高粱产量也多。但是至今不能推广。原因在哪里？镜某小时候贫下中农告诉说，那东西不好吃，连牲口都知道。因此粮食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成本的问题，而不是产量的问题。科技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性能价格比与单纯的性能优劣是不同方向的成份，不能相互取代。这也是现代（大众）社会的特征，因为在过去这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享用好东西的贵族是不记功本的。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76729,76729#msg-7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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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答大漠孤魂

热度 12 boxcar 2011-3-5 11:13

刚才在陈安老师的博文“ 钱学森论证 “ 亩产万斤 ” 能够成为事件说明什么？ ”【 1 】下面评论区的三楼看到了一条“匿名”评论：“ …… 在这里提出一个小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是：为什么在几十年的科技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材料研究远远落后于两弹一星，从而导致后来全面的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四楼又有同 IP 的“匿名”评论者自供“ 对了， 2 楼提问题的是大漠孤魂。咱虽然不喜欢登陆，却也不想当匿名用户。 ”（看来这次“大漠孤魂”吴飞鹏老师写这四行半的评论用时稍长，被俺本家吕佳龄“夹楔”了，呵呵。）因为觉得吴飞鹏老师的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思考，所以我就来个借题发挥，谈几句自己的看法。 中国在建国初期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靠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拼搏和强有力的领导（周恩来主抓），做到了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并达到武器化水平，全系列的短、中、远程导弹列装；加上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一起成为了新中国最伟大科技成的代表作（简称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们有了与自己国家规模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技术，让超级大国们不再敢随便地藐视、威胁和讹诈中国，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如果找一个类比，我们不妨把“两弹一星”比喻成体育界的奥运金牌。因为夺了奥运金牌，咱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升国旗、奏国歌都觉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其场景和听说我们的核弹实验成功、卫星飞船上天差不多。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两弹一星”这些尖端科技是需要搞的，因为以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搞就可能随时被欺侮。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需要解决，现在回过头来看，却很遗憾地发现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吴老师提到的材料研究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作为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材料如果落后了，其他很多相关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都会长期落后。如果也做个体育类比，材料研究更像是群众体育，关乎人民体质和健康，想全面提升，难度其实比夺奥运冠军更大。关于这个问题，每次奥运会、亚运会之后都会有一番大讨论，本不用我多说，大家其实都懂的。 搞“两弹一星”，我们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科技界中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最高水平的人才集结在一起，组成一支强大的“国家队”去攻关，就像我们在十几亿人中选出千把百个运动员经过集训之后去参加奥运会一样。因为“两弹一星”涉及的学科技术和技术领域有限，即使我们的总体基础还很单薄，下决心去搞仍可一拼。相比之下，材料涉及到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很多，需要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去做的东西更多，这个领域要想全面提升，其难度恐怕比“两弹一星”更大。不可否认，我国的材料科学和技术领域在建国后的六十多年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落后的事实和后果我们也必须坦然面对。 究其根由，除了“底子薄”，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与“两弹一星”相比， 一般的科技领域可能经常处于有短期目标而长期缺乏长远的战略“大目标”的状态 。如果目标不明确，也就很难主动地、有很强规划性地开展工作，没有长期坚持的决心，也就很难收到扎扎实实地工作所取得的长期积累效益。没有目标就会导致缺乏勇气和毅力，这就像专业运动员为各级比赛的冠军而努力，练起来就格外有劲儿，也真能练出一身的肌肉块和灵巧的身手。咱普通老百姓锻炼身体的动力就明显不足，可能会这个月练了 10 天长跑，下个月又去打了 7 天羽毛球，再下一个月又去游了 2 次泳， …… 过几个月之后，体育“运动”可能只剩下蜗在家里打麻将了。 “两弹一星”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技术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更别说当时咱还很差钱，根本也没钱去买，没人卖又没钱买，就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相比之下，其他的技术领域虽然也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但封锁的严密程度无论如何都没法和“两弹一星”这个级别的尖端科技相比，总有百密一疏之时，结果是能凡买到的，自主研发的成就反而没有那些没处买的技术大。这就像老百姓因为可以买自行车汽车代步，走路和奔跑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有大把的药可以吃、大瓶的药水可以点滴，就不那么在乎自己体质和免疫力的下降。这些对外在力量的依赖一旦形成，自身的能力就不可避免地要下降，长此下去，自信心也将不复存在。 最后，“两弹一星”的成功， 源于万众瞩目和上下一心 。如果大家都重视一件事，“一切为了 XXX ”，就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件事再难也可以搞成功。相反，如果不同人的关注点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关注点都不一样，就会造成意见的不统一，这时要做成一件事的动力会不足而阻力却会大大增加，也就很难搞成功。 **************************** 参考： 【1】 陈安： 钱学森论证 “ 亩产万斤 ” 能够成为事件说明什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 4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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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去世

热度 1 Fangjinqin 2011-2-28 22:05

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去世 来源: 汉网-长江日报 2011.02.28 朱光亚是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曾留学美国，归国后隐姓埋名造核武器，晚年出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的身上，神秘与务实同时呈现… 　　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朱光亚，因病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功勋卓著 　　参与历次原子弹氢弹试验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1994年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1924年1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朱光亚1985年、1988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被称为 “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党和国家的瑰宝”。在两弹的研制中，朱光亚被称为“科技众帅之帅”。 　　 曾在武汉读书7年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祖籍湖北汉阳。幼年时，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到汉口。1931年起，他先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夏，在侵华日军逼近大武汉之际，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迁到四川境内，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就读。 　　1941夏，朱光亚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 　　1942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由于朱光亚的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他背着中央大学负责人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 “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朱光亚派对了” 　　1945年夏，随着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彻底结束。这时，正值朱光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成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 　　为了扩大军事实力和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介石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国也要做原子弹。 　　1946年初，朱光亚、李政道等5位青年人在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坐美国的军舰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同年夏，他们一行赴美后很快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这个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旧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作为翻译参加板门店谈判 　　1950年春，建国伊始，报国心切的朱光亚就从美国回到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1950年4月，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2年春，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朱光亚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当了一名翻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1952年底，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他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 　　 35岁任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1959年夏，苏联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我国决定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秋，经钱三强先生提名推荐，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年仅35岁。 　　朱光亚的同学李政道是这样认为的：他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善于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稳步、快速、创新发展，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在科学技术方面，朱光亚对这项研究负全面责任，他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1960年初，在朱光亚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以及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郭永怀等3位著名科学家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同时，他还报请中央批准，从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地区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 　　一时间，核武器研究所人才济济，使核武器研制队伍得到充实和配套，从组织上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出将核爆试验分两步走 　　1962年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等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 　　就在9月，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文件是阶段性总结分析报告，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后一指导性文件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 　　1965年初，原子能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合并，共同攻关氢弹。在朱光亚、彭桓武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 　　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方案。1965年9月底，在朱光亚支持下，于敏等人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进行了大量计算和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于敏一行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原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百万吨级氢弹爆炸成功。随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如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及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挂帅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美、英、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核武器，而中国为建立自己的核力量将开始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却是不符合此条约规定的，因而是不允许的。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 　　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继续完成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朱光亚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的挂帅领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本报讯（记者李艳梅）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授勋时已有7人过世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 、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江苏、浙江籍各6人，湖北2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除朱光亚外，彭桓武为湖北省麻城市人。他1915年生，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只有3人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除钱骥、周光召、于敏3人，其余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 　　钱骥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杰出成就后被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于敏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而在留学经历中，元勋们有好几对校友。 　　屠守锷和钱学森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彭桓武和程开甲都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新民和朱光亚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责任编辑：李岩)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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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先生

热度 3 等离子体科学 2011-2-28 14:40

“嫦娥”已奔月， 戈壁渺核云。 先生驾鹤去， 元勋几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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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热度 5 pukin 2011-2-28 12:17

2011年2月26日，又一位科学大师、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这两天在看有关朱光亚的一些新闻报道里，有人把朱光亚比作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我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 但是以前在报道邓稼先的新闻里，更多的是把邓比作中国的“奥本海默”。 不知道哪位大师是中国公认的“奥本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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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弹一星”的正确含义

bjchc 2011-2-27 16:08

中国在上个世纪流行一句话叫“两弹一星”精神，这句话里面的“两弹”和“一星”指的是什么？ 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链接《电视剧编剧没做“功课”》 　　谈及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钱永刚婉转地说：“我不知道编剧仔细查过资料没有，反正他的历史功课不及格。” 　　钱永刚说，上世纪 50 年代末，党中央提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任务，当时的“两弹一星”，指的是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而电视剧中则想当然地将其说成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钱永刚认为“这是非常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据他介绍，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大型项目或下马或暂停，但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仍在进行，当时的口径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地对地导弹是重中之重”。 　　随着导弹研制成功，接下来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特别是后来试爆了原子弹，毛泽东主席表态：“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钱永刚《钱学森之子谈父亲：为何一直当副职》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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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23位功臣 朱光亚也走了

热度 1 xupeiyang 2011-2-27 13:06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 、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27/c_121126012.htm 朱光亚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开创性贡献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51.shtm 朱光亚，１９２４年１２月生于湖北宜昌，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为中国科学事业和工程技术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朱光亚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１９９６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１９９９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１９４６年赴美学习，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3/02/c_121141229_6.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51.shtm 更多阅读 两院资深院士朱光亚逝世 《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份来自父亲爱的礼物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等科学家 强调尊重知识和人才 《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出版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王大珩胡亚美等科学家 朱光亚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奖金百万 温家宝看望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和季羡林 朱光亚：学习彭桓武先生培养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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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逝世，身前曾任《科技导报》主编

热度 13 suqing1961 2011-2-26 20:30

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 朱光亚 1924 年 12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在我 2003 年 11 月份到中国科协科技导报社之前，朱光亚曾兼任《科技导报》主编一职近 10 年（ 1994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我在科技导报社工作的近 7 年时间里，曾有两篇文章与我们刊物的这位杰出的主编有关。 一是 2004 年 9 月《科技导报》卷首语栏目发表的朱光亚的文章“ 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 这篇文章是我社编辑邱夜明博士约的稿。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记者周方做了评论报道（见附录 1 ）。 另一篇补白短文是我写的。 2004 年 12 月 26 日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和命名仪式。会后，我写了篇消息“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附录 2 ），刊登在 2005 年第 1 期《科技导报》上。 沉痛悼念朱光亚同志。 附录 1 ：朱光亚呼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中国科技快速崛起 新华网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周方）原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在近日出版的《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出，中国应当发挥 “ 后发优势 ” ，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 　　朱光亚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比较好的科技基础，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一位，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与世界科技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只要把这些条件利用好，把积蓄的力量组织起来，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中国一定能够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 　　朱光亚建议制订适合中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战略。他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及新型工业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有许多共性的做法：重视基础研究，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成果，敏锐把握高科技的发展方向。他强调，任何先进的东西只有与本土优秀的文化相结合才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这位 “ 两弹一星 ” 功勋科学家举例说，在研制 “ 两弹一星 ” 时，就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组织方法，所以取得了突破。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及思辨思维习惯。所以， “ 在我们的科技发展战略中，也要把中国特色研究透。 ” 　　朱光亚对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过程颇有研究，他认为韩国、芬兰这些新兴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发挥 “ 后发优势 ” 方面做得比较好。 　　他对所谓 “ 后发优势 ” 的解释是：一是在风险大的新兴领域，别人探了路，我们可以在发展前景逐渐清晰的条件下，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和较低的风险，迅速赶上进而超过；二是引进、吸收先进技术，通过改进创新，迅速后来居上。 附录 2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2004 年 12 月 26 日 ， “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 ” 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和命名仪式。会议由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举行，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主持。 　　朱光亚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19 94 ～ 2003 年曾任我刊主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 “ 两弹 ” 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建立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事科技工作 50 多年来，他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参加了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组织领导了历次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以技术决策、领导艺术、科学作风等为内涵的科技思想。会议高度评价朱光亚院士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充分肯定他在 50 多年的科技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宝贵的科技思想，热情赞颂他对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10 388 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 “ 朱光亚星 ” 。会议宣读了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的决定。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向朱光亚颁发了 “ 朱光亚星 ” 命名证书，并赠送了 “ 朱光亚星 ” 图片。 　　　　 朱光亚遗像 两届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朱光亚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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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千人

热度 1 Ecosinic 2011-2-23 09:12

海归何故重千人 两弹一星可为凭 少年兴盛因科学 三钱过后没精神 唐骏西来夸伟业 饶郎却唱慢飞行 九州十处编神绩 谁识乡间纳税人 （少年：指少年中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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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热度 11 wangxh 2011-2-21 17:10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是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邓稼先临终遗愿，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是邓稼先们用命赶抢出来的。其实那时我们不仅仅搞出了“两弹一星”，还有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还有南京长江大桥……只有在那个时代我们才能够依靠自力更生，为新中国创造“无中生有”的奇迹。 不经历苦难，就不会产生高深的思想认识，也就做不出惊世骇俗之举。邓稼先们是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惨象的，也亲历了被专制的封建思想统治、奴役的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所以邓稼先学成回国后立志报效祖国，隐姓埋名 28 年、默默地为祖国的核事业贡献着青春、智慧和生命，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的确应该是现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在做出了无论如何称赞都不为过的卓越贡献之后，得到的奖金竟然仅仅十块钱！临终的愿望只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们在农家小院指挥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推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邓稼先们也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炸响了我们的原子弹和导弹，升起了中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这就是一种为祖国、为民族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值得我们后来人尊重与效仿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一位学贯中西的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之一就是力争将西医引进中国，在一个闭关锁国成为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国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何等的艰难。在生命的晚期， 1926 年 3 月 8 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施行切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一种为科学、为国家而不记个人得失的学者精神！ “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的话言犹在耳，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在别人后面呢？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在探求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出现了“实业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逐渐形成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仅仅反映了表面现象，实质是思想的落后，一种被奴役思想的惯性使然。直到 21 世纪的现在，我们意识形态的主流不仍然是“唯长官意志论”吗？虽然到处张贴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厂”等口号标语，实际上我们的“法”在哪里呢？还不是在长官的头脑里吗？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道理、思想，人类社会进步之思想，也许这是我们这个积弱的国家更需要的。教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具体科学知识、教会学生写科技论文，更使他们懂得为了什么去学习、去创造。另一方面， 年青的学生也不都是仅仅为了获取功名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学的，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很想为祖国、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 ，但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与辅佐，需要领路人，这正是我们为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鄙人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也因此得到了学生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言不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弊；而且往往利愈强，弊亦愈强矣，我们的文化亦然。看看随手拈来教育界的荒唐事吧：《 徐林林：破格提拔 24 岁女副院长 》，《 视频：小学教师胁迫数女生轮换陪睡 》。是故，为了“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力争在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更要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追赶与加强，这只有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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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为国家做什么

热度 6 hcrm 2011-2-21 10:44

央视最近播出了一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生动纪录了上个世纪跨越五、六、七十年代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发历程，凸现出了一批诸如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毕其一生为之而奋斗的感人事迹。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宏扬的当然不会是“小我”的感情和精神，它必然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唱出时代和历史的强音。 我们现在有一股社风，总在问一个问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给了我什么？是啊，民乃国之本，国是民之家。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没有百姓就不称其为国。然而，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任何国家的国籍，被叫做世界公民，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民族归属。没有家的感觉是什么呢？那就是四海为家、且把他乡做故乡。 一个国家，它或许有政体的不同，或许有宗教信仰的差异，或许有民族种族的区别，但它都是一国百姓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当然，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国家也在不断革新与发展之中，除了疆域和历史沿袭相对稳固之外，其他的一切似乎总在动态地变化着。我们就是在这种变化中求生存寻发展，支撑着这个庞大家园的生命与活力。 我们问：国家给了我什么？前提仿佛是我们为这个国家奉献了许多，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有功之臣。姑且不说这一前提是否成立，单说历史的功绩应归功于谁？我们过去常说的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这一观点似乎有争议，可好象还没被否决。我们即使是为了宣传，也不宜夸大个人在历史当中的贡献，就象马克思从来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一样。 一些历史人物经常反问自己：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或许便是钱学森等人回国的原因所在吧。今天发展的时候，国家给予了他们荣誉，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当初就是为此而奋斗的。如果时下也有人愿意“如此奋斗”，我想国家也是欢迎的，我本人大抵也是赞赏的，因为我知道“小志向”需要努力，“大志向”则更需要不懈地努力。 “两弹一星”的成就，显然不是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人个人努力的结果，它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战的收获，仅我知道的身边的人就有当时参与原子弹项目建设的。可以说，无数的人都曾为之流过血流过汗，甚至奉献了毕生。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民，现在仍默默地躬耕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和各个角落，他们只是安居乐业地生活着，然而他们所做的是筑牢国家的基石，助推科学的发展。 我能为国家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国家做很多很多，事无巨细，大凡有益于社会的，有益于文明的，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甚至过去历史的，我们做了就好。国家的希望在于人民，我们的希望在于行动。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2011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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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致富经

sheep021 2011-2-19 21:25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两弹一星，航空航天——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 ？ 人生观造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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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航空航天——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

热度 2 sheep021 2011-2-19 18:07

合资汽车企业，几十年了，为何还没有形成新车研发能力？ 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和人才队伍？ 需要一次次，一遍遍地引进？——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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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是伊朗？！

热度 12 等离子体科学 2011-2-15 09:23

那中国呢？ ——新华网发了这么一条新华社电讯，央视也播了新闻： 伊朗 原子能组织 宣布已掌握核聚变技术 伊朗原子能组织 10 日宣布，伊朗已经掌握核聚变技术。 这一机构官方网站当天说，借助激光惯性约束法，伊朗在核聚变领域成功开展了意义重大的研究。 伊朗原子能组织没有说明是否成功开展核聚变实验，但称 “ 这一机构的科技团队制造出一种激光核聚变装置 ” 。 “ 制出这一装置 …… 伊朗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第六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 核聚变指由质量小的原子，主要是氘或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生成新的、质量更重的原子核并伴随巨大能量释放的一种核反应形式。 现阶段，核电站通过重金属元素原子核发生裂变反应获得巨大能量，而核聚变反应主要借助氢同位素。这种原料在地球上取之不尽，且核聚变反应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少、环境污染小，因而核聚变被认为是今后解决世界能源和环境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据新华社电） 前面几段是“新闻”。后面两段是“解说”。既然有“解说”，但是“解说文”中又没有对“ 伊朗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第六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 ”的说法给以任何评论，让人觉得就是“默认”了！更没有提到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先生（正在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朋友都应该熟悉他）在 1960 年代与苏联科学家几乎同时独立地首先提出激光核聚变的思想（比美国人早，当然美国人也是独立提出的），且我国也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之一。 所谓“前五名”里的澳大利亚和韩国，或者只是进行了一些强激光的研究，或者仅仅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刚刚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既然前面五个里面都有“假”，何来“第六”之说？新华社记者显然没有 do their homework ——连中国自己科学家这样重要的原创性工作都不知道。 CCTV 也是同样——在新闻里照抄新华社的电讯稿。 事实上，说到“掌握激光核聚变技术”，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激光核聚变装置 NIF （在美国的 LLNL ）也只是在去年 9 月进行了第一次“点火”（ ignition ）。而计划建造的与 NIF 相同规模的装置，只有欧盟的 HiPER 和中国的“国家点火装置”。（在这之前，我们的“神光 III ”很快就会建成。） 实际上，在激光核聚变研究方面领先的确实只有“五家”——美、中、欧、俄、日。其中前四家都是核国家（欧盟主要的装置是法国的 LMJ ）。没有经过热核武器研究阶段，想独立掌握激光核聚变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日本。 激光核聚变是 90 年代中期才“解密”的——记得那年美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APS/DDP ）年会上，来了一群 LLNL 的科学家，主题报告的副题是： Declassified but Still PG-13 （ PG-13 是美国电影的分级之一： Parent Guidance, 13 or older ）——尽管“解密”，“父母”还要控制。但是核心机密之一：“靶”的形状，确实解密了。 “传说”是：日本人一看，别人的都是圆柱壳形的，而他们的是球壳形！问为什么？大家说：你们没搞过武器，不懂！照着做就是了！ P.S.: 去年底日本激光核聚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阪大的 A 教授到我们这里访问，提到：因为经济问题，日本政府要停止支持他们的研究了。欧洲恐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将来在激光核聚变领域笑傲江湖的，可能就是中美两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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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海归与土博都看看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热度 3 wangxh 2011-2-9 15:58

俺觉得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史诗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值得一看，尽管一开始俺认为不值一看。 电视剧海报画（来自于网络） 本剧以史实为依据，全方位展现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杰出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开创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丰功伟业及老一代海归的创业史。全剧闪耀老一辈开国元勋的风采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芒，唱响了一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主旋律。本剧还以纪实的风格，全景式展现了从国事到家事、从事业到爱情、从领袖到元帅、从将军到士兵、从大科学家到普通技术员、从原子弹理论设计到技术上的难关和细节。 该剧透露了许许多多令现在科技工作者汗颜的史事与令人深思的话语，当然，其它领域的人员可能更加无地自容。例如，“ 钱三强后来充满感情地总结这段研制两年的难忘岁月时说：曾经认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是中国人干得最欢、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 ” 该剧还有一个“创新”是不仅在中国的海归和老外说汉语，就连在美国、苏联本土的老外都说汉语，回归了中国电视剧给中国人看的本来面目。也许这预示着中国的某些影视作品的“病态语言”有所好转。 网上视频观看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全剧4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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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内涵之深化

kejidaobao 2011-2-9 09:05

文/孙国际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我们从“两弹一星”就开始了自主创新的里程。先是跟踪式的自主创新：在国外采取封锁、封闭、不支持的态度下，自力更生，成功研制了以“两弹一星”为集中代表的一系列产品。随后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在与世界广泛交往的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如家用电器、汽车等；集成创新，如大型（三峡）水利工程、船舶、飞机制造等。其间也有原始性的自主创新：杂交水稻和汉字激光照排技术。 但深入分析以上创新就会发现，这些都还是集中在技术领域内的创新，并无科学理论、科学本源上的创新。目前我国仍然少有人去思考或研究、产出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性的科学问题及其成果。我们习惯于遇到问题首先看、找、查别人怎么做的。而往往不太注意从科学的本源，从事物、客观（体）世界运动的内在规律本身的基础性问题来思考问题，从而无法深入、快捷地找到创新切入点，缺乏理论思维的归纳能力来实现理论创新。“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没有站在科学的最高峰，这是我们不能在科学的源头上做出重大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具体的科学理论（知识）创新，是发自主体内心深处的意向性地创造，还是接收、学习、拿来别人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的创新。只有能引领时代发展的才是科学本源创新。否则，就只能在别人创造出的理论影响、作用下，甚至是话语下，尾随式地 “创新”，不仅永远无法超越，而且更有丧失与丢掉自身特色文化主体、民族自信的危险。 首先，原始性创新必须是建立在勤奋努力，不断地有优秀工作的积累之上，付出艰苦的努力之中。在研究条件、环境以及起步时间不如人家时，如果没有高超的、独特的、更为深邃的创新思想和研究方案（路径）思路，是不可能有所超越，取得跨越式发展而有所成功。而这个创新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必须是在正确的即科学精神的支配下，建立在一点一滴的勤奋努力、不断地做出优秀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渐地产生出别人没有的创新萌芽。 其次，突破，往往要在经过长期积累，即由一滴一点创新、发现的“点”的量的增加到“线”的深入发展、发掘之中；再由“线”到“面”的普适性的展示与应用后水到渠成。 基础性研究是为应用积累知识、人才，创造基础，发现路径、途径、方法，是实现技术突破的内在保障。对多数研究而言没有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拓展，没有一个聚焦的应用目标，发散性的基础研究会导致方向感缺失，从而渐渐地失去内在动力，而无法生根开花。这就是“基础研究每一个阶段的成果往往不一定很显眼，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有大的科学发现。现在很多人缺乏作长期努力的耐心。”（中国科学院邝宇平先生语）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无论是研究集（团）体还是个人都务必在研究上要有系统性的积累，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文化氛围、研究成效之特色；自己系统性工作的优势能“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地在时机成熟之际，使这一特色转化、升华为突破。为此，创新者(集体)一定要清楚地使其研究积累形成系统性的工作，并不断地深入下去。 第三，始终坚持系统的开放性。当代科学技术在经过了数百年的分门别类、专业分工式的纵向发展后，在学科、系统林立的种种体系、领域、专业越来越庞大、复杂的情况下，要使其进一步地向新的纵深发展，就必须充分运用相关联专业领域学科的分工协作之横向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运用最新发明、技术手段（工具）来促进自身发展。只有克服传统的自我闭合式（封闭式）的“具体单一性项目”研究，才会跨越专业、学科领域间的新的飞跃。20世纪末期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核能利用、电子通信、生物工程技术等如此迅猛的发展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或理论并不是随时可以纳入科学知识体系的。在我们迫切希望公平参与竞争的交流中，急于在世界公共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切忌不顾客观实际地渴望全社会认可。因为，只有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的其他相应部分完成后，只有在社会需求的呼唤下，已往、现有知识体系不能满足要求之时，才可能被人们、社会所重视、认可、接受，这种新知识才可能被纳入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为此，对需要长时间研究的课（问）题要钻得进、等得起、沉得住气，在韧性中体现出坚毅与睿智。 这就要求具体的科研组织及个人在不断地做出优秀工作的基础上善于定期地把自己工作中的“亮点”汇集起来，供自己适时地反思，思维迁移地形成系统性优势的积累。注意广泛涉猎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关注相关领域的新成果及其进展。既提高自身认识、升华的能力，又能在优势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顺势萌发出新的突破。 （责任编辑 王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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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

热度 2 liuli66 2011-1-28 09:11

根据许老提供的“情报”，偶尔发现了CCTV播放《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个讲述“两弹一星”故事的电视剧。 这个“剧说”历史，对于本人从事新中国科技及其政策的历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将并行阅读校友刘戟锋等人撰写的“正史”《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两弹一星”的科技史“文化产业化”，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初步感觉拍摄得不错。有空继续收看。 附：那位演周恩来总理的演员，俺记得好像跟他吃过饭，合过影。 相关链接： 许老，我们很需要知道两弹一星的研发史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0034do=blogid=40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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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需要知道两弹一星的研发史

热度 2 xupeiyang 2011-1-27 11:22

　 1945年秋天，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空投爆了原子弹不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曾经找国民党政府的吴大维谈过，透露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去那里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亲自选派了几个留美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赵忠尧等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得到情报：美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用钚作为材料，苏联的也一样，唯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用铀-235。这意味着中国掌握原子弹的技术比美国想象的要先进，而且远远高于当初美国和苏联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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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风采（1）生死关头见丹心——一记郭永怀

sqdai 2010-9-12 05:35

【按】为了帮助青年 师生 更好地为人处事立志、传道授业解惑，去年年初开始，我在乐乎博客上推出了关于古今中外力学家的系列故事——“力学家风采”，颇受青年博友的欢迎，其中有些故事鲜为人知，有些故事则已为人们熟知，笔者力求客观真实地陈述，不做空洞说教。值此新学年开始之际，在这里重发。重发时只订正了个别细节，做了少许文字修改。为了扩大选材面，将栏目名改成“科学家风采”，特此说明。 科学家风采（ 1 ）生死关头见丹心 ——一记郭永怀 1968 年 12 月 5 日 夜，北京。寒风凛冽，苍穹漆黑。一架小型军用 飞机飞临北京机场，准备降落，离地面大约 400 米 时，飞机突然失衡，偏离机场，歪歪斜斜地扎向一公里开外的玉米地，顿时腾起一团火球。客舱里坐着著名科学家郭永怀！他不幸罹难了！ 当人们从飞机残骸里找到郭永怀先生时，只见他面容安详，他 27 岁的警卫员 牟方东与他紧紧相拥，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个土黄色文件包砰然落地，竟然完好无损！机场保卫人员知道：里面一定装着机密资料，立即妥为保存，迅速转交给有关部门。就这样，郭永怀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国家的珍贵的绝密资料！ 1968 年 12 月 5 日 夜，天幕低垂，风声呜咽，彷佛在痛悼这位对祖国赤胆忠心的好儿子！ 当时，在中南海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闻讯不禁拍案而起，眼眶顿时湿润了。郭永怀的亲密好友钱学森百倍伤感，连声叹息： “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 ” 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叮嘱，像郭永怀那样的科学家尽可能不乘坐飞机，但当时正处于某项试验的关键时刻，郭永怀在青海试验基地获得一项重要数据，急着赶回北京加以详察，执意乘飞机，与他在一起的挚友彭桓武、王淦昌等劝他：“飞机太小，你还是坐火车吧！”他说：“我搞了一辈子航空，还怕坐飞机！”没料想，这竟成了谶语！而当年年底，祖国大西北一项核试验成功的轰然巨响，彷佛是为他送行的礼炮声 …… 。 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儿子。当年 12 月 25 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82 年 12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永怀文集》； 1985 年补授郭永怀等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23 位科技工作者用 515 克 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郭永怀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此勋章的学者。如今，在郭永怀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里矗立着他的汉白玉半身塑像； 在他参与筹建的中国空气动力中心的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 “ 永怀亭 ” 。 参考文献 徐焰 . “郭永怀生死之际护公文”，北京青年报， 2001-6-26 。 李家春、戴世强 . “郭永怀”，《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一辑）》，知识出版社， 1983 ： 224-240 。 李家春、李成智 . “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传（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387-356 。 写于 2009 年 1 月 10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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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3：在天国的钱伟长先生应该不愿“被元勋”

sqdai 2010-8-10 16:39

钱伟长 先生一周前辞世后，国内相继有 12 家媒体称： 钱伟长 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这实在是一种克里空，一种以讹传讹。用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言：他被元勋了。想必在天 国的钱 先生一定极不愿意如此的。 如所周知， 1999 年 9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文件《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授勋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子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最后六人为追授）。 很明显，这里没有 钱伟长 先生。事实上也不可能有。 大家知道，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始于 1950 年代后期，那 时候钱 先生已是著名大右派。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高度机密的事业，还会有他的份儿吗？所以，他与两弹一星元勋挨不上边。 我真佩服那些记者，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没弄清，就写文章，发消息了，而且有那么多家媒体跟进。就在我这个小小的书房里，就有三个两弹一星元勋的信息源，一查，就明白了。记者们怎么可以这样无知和草率呢？ 也有人拿这个事儿做文章。比方说，拿两弹一星元勋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骥）来混淆周恩来总理命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其中，除了无知之外，恐怕还有偏见了。因为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 写于 2010 年 8 月 6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237831.html

个人分类: 名人纪实|6132 次阅读|1 个评论

媒体早就说过何祚庥也是两弹一星，打假者都躲哪去了？

chemicalbond 2010-8-4 09:26

逝者很可能是无辜的，媒体多半是无知的，而选择性的打“假”行为却是无耻的！ 难道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真的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否则说它是“伪科学”一点都不过分，这么大的假不打那打个球啊？ 参考 1. http://www.cnddcw.com/Html/news/20097/2009727185128.html 【附件：上面网页的全文，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做客腾讯网 】 2.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qianweichang2.txt 钱伟长不是“两弹一星”元勋 ?·方舟子· 　　新华社７月３０日的报道《“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追记与世长辞 的钱伟长教授》称“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 钱’”，国内多家媒体，也纷纷称钱伟长是“两弹一星”元勋，包括《光明日 报》、《新京报》、《新闻晨报》（上海）、《三晋都市报》、《楚天金报》、 《海峡都市报》、《山西晚报》、《三湘都市报》、《现代金报》、《钱江晚报》 以及台湾《联合报》。 　　实际上钱伟长从未参与“两弹一星”工作，更不是“两弹一星”元勋。1999 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其中“三钱”为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 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钱骥负责中国第一颗卫星的设 计，1983年就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可能因此以讹传讹传成了钱伟长。钱伟长 如果1957年没被划成右派倒也有可能参与“两弹一星”。1957年成了右派以后钱 伟长也干不了什么事儿，就相当于技术员，当然就是“万能科学家”了。这本是 时代悲剧，却自诩“我自己没有专业，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就成了个人 悲剧。不过，从与胡海昌院士争夺广义变分原理首创权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的恩怨 看，钱伟长其实还是很看重自己的专业地位的。 　　有媒体评论员称：“钱伟长老先生仙逝了。以‘三钱’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 家，包括‘两弹一星’功勋专家，全部驾鹤西去了。”实际上“两弹一星”元勋 至少还有10人健在，公众较熟悉的包括周光召、朱光亚和去年获得科技最高奖的 孙家栋。 　　国内报道还称，爱因斯坦看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 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钱伟长的论文研究的是“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无 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对应用力学特别感兴趣。困扰爱因斯坦多年的是统一场这个物 理学最大的问题，不太可能被一个供研究生研究的三级学科问题困扰多年。 (XYS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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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钱伟长先生的宣传最好还是实事求是

pukin 2010-8-2 23:41

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教授７月３０日早晨６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９８岁。 钱伟长先生的大名被我们这辈人所熟知并不是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称为三钱。三钱的名号在中国可谓是如雷贯耳，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率那是相当地高。 三钱中最有名的自然是钱学森先生，这个是毫无争议的。但接下来的两钱谁的名气大，可能就仁者见仁了【俺先声明一下，这里不讨论谁的学术水平高，只说在老百姓中的名气】。实事求是的说，由于钱三强先生去世将近20年了，而钱伟长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多年，所以我个人认为钱伟长先生的名气可能要大于钱三强先生。 至于这三人是什么什么之父，我等老百姓当时并不是很清楚，也是最近几天，在缅怀、悼念钱伟长先生的文章里，三钱是这样被之父的： 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钱伟长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逝世无疑是科教界的重大损失，各大媒体和网站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也包括科学网博客。 但在一些权威媒体对钱老生前取得成就的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如果是一些小报，宣传上的一些失误也许是难免的，但对于像新华网这样的权威媒体，出现这种硬伤是不应该的。比如： 新华网上海7月30日电（新华社记者杨金志、俞菀）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教授7月30日早晨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钱伟长一生传奇而磊落，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时至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区区不到200字的开头，就有两处硬伤： 1、【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 】两弹一星元勋共有23位科学家，其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 但元勋名单里面的确没有钱伟长先生 。 2、【 时至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后，学分制的倡导者是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作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领全国之先。 所以国内学分制的倡导者真的不是钱老 。 钱老是人也不是神，宣传他的成就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对逝去和活着的人都是一种尊重。 23位两弹一星元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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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伟长生平至少2大贡献 参与制定12年科技规划

bestener 2010-7-30 13:59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 一、新中国诞生，他忙碌且自信 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年至1956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年升任教务长，1956年升任副校长(校长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年秋至1956年春)，确定了57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即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年，卒于1993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年，浙江杭州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年，卒于1968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月，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年4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年2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人。同一时期，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年以后，他在1985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1956年1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此在1957年以后遭受长达20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引文出处： http://news.qq.com/a/20100730/001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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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及其系统科学思想

xiaojunyang 2010-5-3 22:56

钱学森最开始是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回国后运筹帷幄，在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个人认为，钱学森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晚年的系统科学思想。 钱学森在回国前的1954年，美国出版了他的专著《Engineering cybernetics》(工程控制论)。紧接着此书的俄文、德文、中文译本在相关国家先后出版。《工程控制论》一书获1956年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该书以其创新性、前瞻性而闻名， 对培养我国新一代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国际上获得极高的声誉；该书在20世纪50年代是自动控制领域中引用率最高的专著。国际著名的自动控制理论专家在他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 一开始就引用了《工程控制论》序言中的一段话：这门新科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完全不考虑能量、热量和效率等因素，可是在其它各门自然科学中这些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控制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整个系统的总的运动状态。如果我们着眼于物理世界三个要素的分析：物质、能量和信息，那么控制论只研究信息与控制，它不讨论能量和物质。由此可以看出钱学森早在1954年已经把研究的着眼点转到信息与控制方面了。 钱学森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贡献，为祖国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他个人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钱老远比一般的科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兰彻丝特(Lanchester)在1916年发表的关于战斗单位数量损失率的两组微分方程，分别是克劳赛维茨(Clausewitz) 《战争论》中两条作战经验的科学表达，是科学与经验巧妙结合的产物。兰彻丝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为作战模拟开辟了一条半经验半科学的正确途径。 1982年中国军事研究在讨论兰彻斯特的工作时，钱学森根据在领导航天工业时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过一个见解：处理作战模拟的定量方法学，是科学理论、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的结合。这种定量方法学，是半经验半理论的。他从这一见解得到启发，提出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是建立复杂作战模拟模型的出发点。这些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方式证明，但需要用经验性数据对其确实性进行检测。从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出发，通过定量方法学途径获得的结论，仍然具有半经验、半理论的属性。当人们寻求用定量方法学处理复杂行为系统时，容易注重于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而忽视数学模型微妙的经验涵义或解释，坠入机械唯物论的迷雾中。要知道，这样的数学模型，看来理论性很强，其实不免牵强附会，从而脱离真实。与其如此，不如从建模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承认理论不足，而求援于经验判断。让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最后定量。这样的系统定量分析方法学是建模者判断力的增强与扩展，是很重要的。 正是从这时开始，钱老提出了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等理论及方法，而且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从而成为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个人认为，钱老最卓越的贡献，恰是他晚年的系统科学思想，特别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以及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在这方面，后来戴汝为、于景元等有很多论述和发展。 在科学方法论层次，钱学森明确提出包括专家群体经验、专家判断力在内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这是对迄今居于主流地位西方还原论传统科学观念的突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发展，这是钱学森对复杂性研究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正如钱老指出的，它能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 在解决军事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复杂问题时，寻求建立精确的模型进行求解是不可能的。其中包含的众多的非线性、不确定、涌现等难以明了的因素，必须借助于专家的经验、知识，结合已有的数据、信息，借助于计算机的定量计算和逻辑处理，按照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实现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综合研讨体系，才是科学的方法论。同时，对于复杂问题的求解，往往需要借助于各学科群体专家的智慧，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集成。 钱老在系统科学的贡献不仅在其学术方法论层次，更可贵的是，他深系民族的振兴、深系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提出的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设想必将对祖国教育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成智慧的要害是：集大成得智慧！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按照钱老的想法，集的对象主要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或称人类知识体系）中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有体系外围的前科学知识库，这些是形成大成智慧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所以，钱学森特别强调大成智慧硕士要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只有了解、掌握了这些人类知识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才能更好地汲取、集成人类的智慧。 钱老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与目前的大多数科研人员不同。他的思维之广、立场之高，很少有人能够企及。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心想着振兴中华民族、一心为祖国的长远发展着想，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相比之下，现在的很多科研人员，很少有潜心钻研、思索的了。在我认识的教授、博导中，几乎没有自己写论文、做实验的了，很多都是走向行政岗位，或者只是拉拉项目，挣挣外快。真正能够停下来思索的很少，学而优则仕，这是非常悲哀的景象。我认为，钱老提出的，为什么中国很少能自己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参考： 戴汝为, 系统科学与思维科学交叉发展的硕果大成智慧工程,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2, 22(5): 8-11,65. 戴汝为,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形成与现代发展, 自然杂志, 2009, 31(6):311-31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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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邓中翰提出新的“两弹一星”

xupeiyang 2010-3-9 16:41

2010年03月09日 15:38 新华网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共有评论 0 条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孙洪磊、王茜）放眼未来三十年，我国需要新的两弹一星工程，力争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原动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董事长邓中翰说。 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论述，让邓中翰深有感触。他说，新时期下的自主创新，需要把已经存在的各种条例、规范进一步法制化，新的两弹一星，将成为推动自主创新成为未来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两弹是指科技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指的是选拔高端的领军人才。 目前的科技衡量体系大多还是以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国家多少奖、申报了国家多少研究基金来衡量一个项目的好坏。邓中翰说，客观的科技衡量体系应以最终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对市场有多大的影响、是否被企业客户认可为标准。政府应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优惠政策的实施等方面为自主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邓中翰说，教育体制创新的关键应在于树立通才教育观，要鼓励学生多方面涉猎，不仅理工科之间要交叉学习，理工科还要和文科相结合，做到触类旁通。关于人才，他认为，当前需要培养和选用能够领军全球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爆发经济增长的活力，真正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兴国。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规范自主创新，各项政策条例也是各行其是，在实施中难免出现不配套、不协调的情况。 邓中翰建议制订自主创新法，加强科技税收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立法规定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保证科技人才和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权益；明确管理体制，建立自主创新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与自主创新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推动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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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的专长

陈龙珠 2009-11-3 08:24

昨晚十点后看了一段中央电视台钱学森生平介绍，印证了自己对他的专业特长和回国后主要贡献的感觉：火箭、导弹技术。二战期间他就在美国冯.卡门教授（ 流体力学家 ）的团队研究火箭及其推进技术，理论功底厚在力学和控制论。 钱先生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贡献，看似主要在运载技术上的。 因此，说钱学森先生是中国航天科技之父，应该是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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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

dwh5607 2009-10-31 22:50

深切悼念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 (2009-10-31 15:43:57) var $tag='科学家,宏论,两弹一星,先声,钱学森'; var $tag_code='fbc5fe4af4927163b6d3897e11043a34'; 标签： 科学家 宏论 两弹一星 先声 钱学森 今天，突然传来了我国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深感悲痛！这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把他的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他的高尚的人品、学品和才品，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纪念这位我自幼以来的心中的偶像，特赋小诗一首，以为纪念。 巨星陨落惊国人， 大师仙逝泪倾盆。 五年十载艰辛路， 两弹一星功名成。 工程控制结硕果， 系统宏论夺先声。 科学旗帜永不倒， 中华复兴梦成真！ 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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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钱学森

xu782219 2009-10-31 22:21

深切悼念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 2009-10-31 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日 8 时 6 分在北京逝世，深切悼念。 2009 年 9 月 10 日 ，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组织的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评选活动中，钱学森被评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辞称：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送钱学森（五律） 谨以此诗为钱学森同志的灵魂送行。 五载回国路，十年两弹成。 神舟遨地外，赤县向天耕。 盖世功德满，冲天凛义赢。 今朝乘鹤去， 万 众 送 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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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子的背影：郭永怀和他开创的科学事业

mqjiang 2009-4-8 15:29

力学所召开纪念郭永怀百年诞辰暨学术报告会 发表日期：2009-4-8 作者:王宇星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99 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8 年 12 月 5 日 ，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2009 年 4 月 4 日 是郭永怀先生百年诞辰，为学习郭永怀先生的崇高品德，弘扬郭永怀先生的科学思想， 4 月 3 日，力学所隆重举行纪念郭永怀先生百年诞辰暨学术报告会，重温这位科学巨子的背影，回顾他所开创的科学事业。 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钱学森先生之子钱永刚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理论物理所、基础局、院士工作局等单位的专家和领导以及力学所职工、学生共 250 余人参加了纪念大会。会议由力学所李和娣副所长主持。 会上，力学所所长樊菁代表组委会向所有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郭永怀先生有见识、有胆量、有能力，具有高尚的品格，对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弘扬郭永怀先生的科学精神，力学所于 1991 年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至今已有 96 人获此奖励。 2007 年，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将毕生积蓄 30 万元捐赠给力学所郭永怀奖学金，用于资助和激励青年研究生。我们 缅怀郭先生服务人民、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希望他的精神能代代相传，希望更多的人向他学习，身体力行，努力推动力学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不断创造丰富力学学科的内涵。 随后，樊所长代表组委会向李佩教授献花致敬。 李静海副院长在讲话中给予了郭永怀先生高度评价，称他是卓越的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组织者和奠基者之一，是战略科学家，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为国捐躯的一生。追思先生的杰出成就、光辉事迹和科学思想，就是要弘扬先生坚持真理、不懈追求、勤奋刻苦、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传承先生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学习先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坚持实践、学术民主的优良作风。缅怀郭永怀先生，应化作实际行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我院建院 60 周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资深院士郑哲敏饱含深情地回顾了郭永怀先生的高尚品德和科学成就。他说，郭先生空怀若谷、平易近人、严谨求实，高度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对我国科学和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我们更应该学习郭永怀先生的科学精神，勇于攻坚；学习他的爱国情操，为国奉献。 在若干研究单位和学科建设中，郭永怀发挥了引路人、奠基者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本次纪念活动协办单位代表，中国工程物理科技委主任陈裕泽先生、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邓小刚总师、中国科技大学原化学物理系主任余书勤研究员、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崔尔杰院士和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原所长任辉启研究员分别发言，系统地回顾了郭永怀先生为中国核武器工程、中国空气动力基地规划、中科大化学物理系的人才培养、我国防护工程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郭永怀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导下，在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辛勤耕耘下，郭永怀所开创的科学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提升我国的大国地位、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听取大会发言后，李佩教授表示，郭永怀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良好的学风得益于冯卡门教授，在两弹一星中的重大贡献源于钱学森的知人善任。理论联系实际是冯卡门学派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一思想也使郭永怀在回国的工作中努力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大会发言后，邱励俭、孙锦山、尹协远、叶友达、杨国伟等人分别做了大会学术报告，反映了郭永怀先生当年高瞻远瞩开创的高速空气动力学、边界层理论、磁流体力学等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在我国载人航天、大型飞机、核能利用等工程中的应用，以此缅怀郭永怀先生。学术报告会由李家春院士和孙锦山研究员主持。 纪念大会虽然短暂，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五湖四海的力学人能够相聚在一起，共同回首凝眸郭永怀先生的高大背影，缅怀先生的高尚情操和科学精神，为后人们传承他所开创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新的勇气和力量！ 综合办供稿 document.write(unescape('%3Ctable%20border%3D0%20cellspacing%3D2%20cellpadding%3D2%20align%3D%27center%27%3E%20%3Ctr%3E%3Ctd%3E%3Cimg%20src%3D%2Fuploadfiles%2Fjpg%2F2009%2F4%2F8%2F151238%2Ejpg%20align%3D%27center%27%20border%3D1%20style%3D%27border%2Dcolor%3A%2523000000%3Bcolor%3A%2523000000%27%3E%3C%2Ftd%3E%3C%2Ftr%3E%3C%2Ftable%3E%3Ctable%20border%3D0%20cellspacing%3D2%20cellpadding%3D2%20align%3D%27center%27%3E%20%3Ctr%3E%3Ctd%3E%3Cimg%20src%3D%2Fuploadfiles%2Fjpg%2F2009%2F4%2F8%2F151210%2Ejpg%20align%3D%27center%27%20border%3D1%20style%3D%27border%2Dcolor%3A%2523000000%3Bcolor%3A%2523000000%27%3E%3C%2Ftd%3E%3C%2Ftr%3E%3C%2Ftable%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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