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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管理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liyou1983 2017-6-6 22:45
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和效率,主要是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率的学科,现代管理学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政府、企业、军队等组织的建立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那么,管理和管理学是什么,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尽管孔茨等人开创的管理科学学派强调管理学的理性知识、科学知识性质,泰罗强调管理是指挥他人用最好的方法去工作,但管理学作为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风头正盛的一个知识领域或一门学科,其本质应当是对人类活动中的决策、指挥、激励、监督等行为及其规律的研究,是研究人的行为过程特别是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是追求人的知识与行为合一、行为与结果有效的学科,是一门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情景内容的学科,是将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密切结合的实践性的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有效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管理学尽管还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管理学还广泛吸收、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管理学不言自明地就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 不过,管理学在中国却出现了从学科的性质、分类、研究到管理上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难题。这首先体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试行、 2011 年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教育部 2012 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管理学归类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992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 年修订 《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将管理学归类于工程与技术科学, 两套标准居然相互打架,但人们似乎习以为常。 按照社会组织的性质,管理学大致分为政府管理、工商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等几个领域。 按照社会组织的性质,管理学大致分为政府管理、工商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等几个领域。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83 年试行、 1990 年批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 1997 年联合颁布、 2011 年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教育部 2012 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5 个一级学科。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包括 4 个二级学科:( 1 )企业管理(含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等);( 2 )会计学;( 3 )技术经济及管理;( 4 )旅游管理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包括 5 个二级学科:( 1 )行政管理;( 2 )社会保障;( 3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4 )土地资源管理;( 5 )教育经济与管理。 我国管理学的一级、二级学科划分标准本身显然十分值得商榷!比如,对于农林经济这一人类特定经济领域的管理既然是一级学科,那么就应当将工商管理分立为诸如矿业管理、工业管理、服务业管理等其他一级学科。比如,既然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那么非公共性的社会管理也应当是一级学科。再如,旅游管理成为二级学科,那么应当分立的二级学科就应当极其庞杂了。至于技术经济、土地资源管理之类能够成为二级学科,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逻辑或中国特色。 按照我国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1992 年颁布、 2009 年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管理学划入“工程与技术科学类”,而不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管理学分为管理思想史、管理理论、管理心理学、管理计量学、部门经济管理、区域经济管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管理工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未来学、管理学其他学科。 从上可见,教育部标准与国家标准之间长期以来居然存在着严重冲突。由此,更基础性或根本性的问题:管理学的性质是什么,管理学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从实践上看,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与学科管理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的社会分配问题, 涉及到话语权问题。管理学虽然借用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一些方法手段,但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组织和治理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事实上,尽管教育部是教育和学位主管部门,但由于理工科毕业生在我国决策、管理层长期居于决定性、支配性定位,由于长期流行着“男学工,女学医,学了人文财经没出息”,自然科学是硬科学、真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甚至假科学的主流意识,而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长期行使对管理学或管理科学的管理职权,管理学博士点和工商管理硕士( MBA )等授予权也长期偏重于理工科高校,师范类高校直至 2007 年才有两所大学获批试办 MBA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78 年成立了管理学部, 2001 年又率先成立了管理学院。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建立了工程管理学部。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没有正式开展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学科的机构设置和学术研究,尽管中国社会科学网心有不甘、工业经济研究所承办了一个管理学版块,但 中国的管理学从学科主管部门上看似乎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范围或领地。 具体考察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和它的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理解管理学的性质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早就建立了学部和院士制度,但对于管理学、工程管理这个放在理工口的奇怪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曾两次讨论增设工程管理学部,但两次投票未过半数。 2000 年 6 月,中国工程院第 5 次院士大会再次讨论,最终以赞成票高出 27 票同意增设工程管理学院。 2000 年 9 月 25 日, 32 名来自中国工程院其他学部的院士成为首批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从而组成了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管理学学部。 中国工程院在工程管理学部设置上的两次投票未过,似乎意味着管理学的研究和应用范围尽管极其广泛,但因为其科学性和学科性质而迟迟得不到众多工程院院士的认可,而最后设立的竟然不是一般性质的管理学部而是范围狭隘的工程管理学部。工程管理学部成立后,所界定的工程管理暂时包括四个方面:( 1 )重大工程建设实施中的管理(包括规划、论证、勘设、施工、运行管理等);( 2 )重要、复杂的新型产品、设备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 3 )重大的技术革新、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中的管理;( 4 )涉及产业、工程、科技的重大布局、战略发展的研究、管理。可见,尽管加了“工程”的定语或前缀,但工程管理的本质仍是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社会科学。何况,关于工程管理的内容界定,似乎主要就是针对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事业的管理层量身定做的学科设计。 工程管理学部成立后,势必要新增选院士了。根据《中国工程院 2001 年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关于首次增选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补充规定》,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条件如下:( 1 )被提名人必须具有以下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或相当于教授级、研究员级的高级工程师。( 2 )被提名人必须具有较强的工程背景,同时具有坚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基础、现代工程管理的丰富实践经验、并在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3 )首次院士增选的“工程管理”内容指:重大工程建设实施中的管理(包括规划、论证、勘设、施工、运行管理等);重要、复杂的新型产品、设备、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重大技术革新、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产业、工程、重大科技布局和战略发展研究、管理。( 4 )“在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主要指:被提名人在上述领域具体组织、参加工程项目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以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发挥管理科学的作用,促使工程项目优质、高效实施,取得众所公认的成就,或在工程管理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并通过实践取得具体业绩者。 从历次增选的院士名单,可以清晰看到其学科性质和院士来源的地方特色:( 1 ) 2001 年,王众托(大连理工大学)、刘源张(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李京文(北京工业大学经)、徐寿波(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和傅志寰(铁道部部长)。( 2 ) 2003 年,王礼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曾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汪应洛(西安交通大学),陆佑楣(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曾任水电部、能源部副部长)。( 3 ) 2005 年,孙永福(铁道部副部长)、王基铭(中石化副董事长,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沈荣骏(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总装备部中将)。( 4 ) 2007 年,王玉普(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庆瑞(浙江大学)。( 5 ) 2009 年,栾恩杰(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安(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陇德(中华预防医学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呵呵,除了点缀其间的几位软科学的学者,大多数人的身份就是省部级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高管。 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首的铁路系统集团式腐败案件被查处后,据 2013 年 9 月开始的庭审披露,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多次向有关企业索贿、受贿至少 2300 万元,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用于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惜 2007 、 2009 年分别仅以 7 票、 1 票之差落选(《揭开高铁 “ 学霸 ” 真面目 ——“ 高铁第一人 ” 张曙光案庭审直击》, 2013 年 9 月 10 日人民网、新华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10/c70731-22875691.html )。此前,铁道部已有两名部级官员当选工程院院士。 2011 年,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 44 名中,约半数来自中央企业和政府部门。最终当选 3 人:胡文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裁;赵晓哲,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训练部部长;郑静晨,武警部队总医院院长。 2013 年当选 4 人:曹耀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维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善林,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周建平,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总设计师。 2015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修改章程,强调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不过,我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干部事实上也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从两院院士的候选人推荐和最终当选名单看,许多人事实上属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处级、司局级干部。即从 2015 年工程管理学部当选院士看, 6 人居然清一色的司局级干部:柴洪峰,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丁烈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金智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凌文,神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安林,鞍钢矿业集团总经理;向巧,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厂厂长。在 201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工程管理学部候选人 40 人,其中来自大学 14 人(其中清华大学 4 人),其他来自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按照惯例,最终当选或为大学 1 人,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 3 至 5 人。 管理学虽然妾身未明,性质模糊,但兼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多重性质,可以在各种各样高校和机构设立学科点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授予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等多种学位,可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科技部等众多机构申请课题,一专多能,跨界通吃。 管理学之所以长期被视为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并归口管理,也许只是因为一部分人需要它如此定性、归位。 但若从长计议,我们是安于现状,将错就错,还是调整改革,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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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科研笔记】
ggjjhh 2017-2-18 08:37
性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科研笔记】 高金华 在汉语中“性”具有多种涵义: ①性格:个性,耐性; ②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弹性,碱性,酸性; ③在思想、感情方面的表现:党性,阶级性; ④有关生殖或性欲的:性器官、性行为、性生活; ⑤性别:男性、女性,雄性,雌性; ⑥表示词类的语法范畴:俄语名词有阴、阳、性。XHCN-1249 与汉字“性”的④⑤义项相对应的英文单词: sex 性、(男女的)性别、性欲、性交、性生活、性活动 相关的派生词语有: sexuality 性活动、性表现 sexology 性科学、性医学 sexual morality 性道德 sexism 歧视女性,男性主义 一、性问题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1、性首先是医学的研究对象 2、性是艺术反映的对象和美学的研究对象 宁波有位俞姓女青年听说佛罗伦萨要把1∶1的大卫雕像复制品赠送宁波,决定若生男名“大卫”,生女名“维纳”。2006年10月21日“大卫”雕像落户宁波,当晚双胞胎诞生;因为都是男孩,故取名“鲍大卫”和“俞大卫”。 3、性是法学晦涩的研究对象 晦涩 huìsè 文辞等隐晦,不流畅,不易懂。 A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4月17日): 二、查禁淫秽物品的范围是:具体描写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淫荡形象的录像带、录音带、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照片、图画、书籍、报刊、抄本,印有这类图照的玩具、用品,以及淫药、淫具。 三、……不要扩大范围。夹杂淫秽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表现人体美的美术作品,……,不属于淫秽物品的范围,不在查禁之列。 B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9年1月19日): 第二条:淫秽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 一 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 二 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 三 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 四 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它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 五 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 六 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它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 C《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三百六十七条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4、性是政治学朦胧的研究对象 原湖南省郴川市副市长雷渊利从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玩弄女人,被称为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 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与108个女人有不正当性关系。 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说到:“党和人民殷切期望广大中青年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和错误思潮;……做一个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在2001年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让人们面对泛滥的性信息,性教育是社会化的系统工程。 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性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性教育应该成为政治学明确的研究对象。 2017-02-18 8:20根据本人教案编写
个人分类: 科研笔记|472 次阅读|0 个评论
黑猩猩的政治学(附:猴王是怎样炼成的?)
热度 11 welcomezp 2016-9-3 14:20
猴博士: 您好。我是世界上最苦逼的黑猩猩。 我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有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领导,他心胸狭小、倾向暴力、色胆包天,集世间所有缺点于一身! 他需要我们雄性出力的时候,哄骗我们积极与他一起狩猎动物,但是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则完全不会考虑我们。 他只给自己的亲戚和情人分配食物,或者让雌性们通过与他性交换取肉食。他禁止我们靠近发情的雌性。借助这些淫威,他垄断了群内几乎所有发情的雌性。 我们怨声载道,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他。因为上一次,群里身体最壮的青年雄性当众反抗他。虽然一时占了上风。但是到了晚上领导带着几个帮凶偷袭了青年雄性,撕开他的肚子,咬烂了他的睾丸。青年雄性没有挺过第二天就死了。太可怕了。我怎样才能推翻现任领导的暴政。 我看了您上一封信关于猕猴争夺猴王的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借鉴?我 不求当领导,但是希望 能够获得自由和公正。 最苦逼的低地位黑猩猩 来自坦桑尼亚 猴博士回信: 黑猩猩具有更高的智商、更多样的社会关系,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社会斗争会比猕猴更加复杂。而且,黑猩猩生活在父系社会,比母系社会的猕猴更有攻击性,所以建议不要完全参照猕猴社会,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你需要懂得黑猩猩社会中的政治关系。 我建议你读一本书《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弗朗斯·德瓦尔,1982)。书中描述了十年来曼哈勒黑猩猩群内对权力与性的争夺历史,应该对你有借鉴意义。 黑猩猩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计划、联盟和阴谋等做法。 雄性等级替换中,基本上每次都伴随着选择盟友和盟友背叛的现象。当家长雄性的未必是体型强壮者,但一定要具有很高的情商和组织能力,通过问候、联盟和威胁等多种手段,娴熟拉拢追随者。他与雌性们建立了长期的感情基础,达到垄断发情雌性的目的。而群内其他年轻雄性们由于急于上手,贸然出头追逐发情雌性,反而适得其反,甚至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家长雄性在群中最有力的“政治资本”就是其与追随者和雌性们建立的感情基础。黑猩猩社会中的钩心斗角,就像《三国演义》一样精彩。下面给你讲一个关于三位高等级雄性争权夺利的实际故事。 我在为领导梳理毛发(Ohashi摄于坦桑尼亚) 从1976年夏天开始,部落里的一只青年黑猩猩鲁伊特长大了,开始挑战老首领耶罗恩,经历了5场较大规模的战斗。那年冬天,鲁伊特差不多取得了替代耶罗恩的一号头领地位。不过,在那场战斗中,另一个更年轻而且精力充沛的黑猩猩尼基也崭露头角——在鲁伊特取得一号头领位置的同时,尼基取得了二号头领的位置。第三位是老首领耶罗恩。 老首领耶罗恩的政治手段: 老首领耶罗恩期待自己再次上位的日子,并开始挑战新首领尼基,但是受阻于老大和老二的联手,他被挫败和咬伤,但是他也咬伤了老大鲁伊特。他考虑要拉拢老二,这样联手对付老大的胜算更大,风险更小。耶罗恩的另一张王牌是他与雌性们长期培养的感情。他卖力拉拢雌性们,使新首领的统治基础被架空。 新首领鲁伊特的政治手段: 新首领鲁伊特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雌性们并不完全顺从他。作为老大,他理所应当可以垄断与所有发情雌性交配的权力。但是考虑到自己实际的处境,他需要老二尼基的支持,所以他没有过多干涉尼基调戏和追求发情雌性的过分做法。鲁伊特很清楚,如果老二尼基倒向老首领一边的话,将会对自己的王位造成致命打击。忍一忍,海阔天空。 老二尼基的政治手段: 老二尼基目前处于两难,因为老首领和新首领都在争取他的支持。这并不坏,至少尼基可以趁机追求那些发情的雌性们,而且两位首领都不会干涉。尼基似乎不希望支持任何一方,而更希望双方能够两败俱伤,从而获渔翁之利。所以,尼基在两位领导之间周旋,不急于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让他们相互消耗实力。当两位首领争斗得伤痕累累时,尼基却是毫发未损。他尽量与更多的雌性们交配,获得一些既得利益。 到1978年春天,经过多次争斗,胜利天平渐渐偏向老首领耶罗恩,新首领鲁伊特失去了斗志。这时候,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尼基高调进入战斗,帮着老首领耶罗恩攻击鲁伊特。很快,鲁伊特败给了两位下属的“坚固联盟”,不久就消失了。而耶罗恩重返首领地位,尼基依然是第二位,而且加强了与首领的联盟关系。 这只是一个小片段,这些钩心斗角的政治手段在黑猩猩社会中司空见惯。 黑猩猩的权力斗争并不意味着脏和坏,几次权力更迭后,几只雄性们会形成集体领导等更民主的形式。政治资本这种表述似乎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不过黑猩猩的智能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比拟的,将人类看作一种有政治的动物并不是件坏事情。就像《黑猩猩的政治学》一书封面上的那句话:“政治也许比人类的历史更久远。” 附:猴王是怎样炼成的? 猴博士: 您好。我是一只有理想、有抱负的雄性日本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猴王”,接受雌性们的追捧。最近我们这里的雌性们开始发情了,所以我希望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我最大的阻力是猴群中现在的那只“猴王”。请问我如何才能推翻他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新王朝? 有野心的雄性日本猴 来自日本小豆岛 猴博士回信: 有野心不是坏事情,但是你需要谨慎行事。我认识一只老猴王独眼龙,在争夺王位的时候,被戳瞎了眼睛。你要清楚猴王的出身一般分为三类:“实力派”、“资历派”和“太子派”。 “实力派”雄性一般身强力壮,直接挑战现有猴王,并以其出众的战斗力赢得母猴们的青睐。 这种方法简单了当,但是这种挑战行为会引发繁殖群内公猴的联合抵抗,可能导致雄性被打死的悲剧。这种猴王多出现于野生猴群。 “实力派”雄性,正在遭遇雌性的抵抗(张鹏摄于日本小豆岛) “资历派”雄性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在繁殖群边缘游荡混个脸熟,然后为群内个体理毛,建立较良好的社会关系,得到群内母猴认可后进入繁殖群。 刚开始是地位低的个体,随着在群内资历的提高,上位成为猴王。这种猴王多出现于人工投食猴群。 “资历派”猴王,越老越受尊崇(张鹏摄于日本小豆岛) “太子派”雄性一般出自于高地位家系,在母亲和裙带关系的袒护下成为猴王。 与其他雄性不同,他们性成熟后不离开出生群,而是继续留下与母亲姐妹一起生活。这些雄性不能与母亲姐妹等近亲雌性交配,但是可以与其他一些远亲雌性交配。这类雄性仅出现于人工投食猴群。 “太子派”猴王,天生贵族,有裙带支持(张鹏摄于日本地狱谷) 与人类不同,猕猴生活在母系社会。女儿终生留在母亲身边,而儿子在性成熟前(4岁)都要离开出生群。实际上,所有公猴都是上门汉,在群内平均滞留时间是3年左右,只是临时管理猴群,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第一位公猴”、“第二位公猴”。在猕猴的母系社会中,雌性们都是亲戚,共同保卫领地,决定雄性的去留。雌性之间偶尔出现矛盾时需要雄性介入,但是血缘雌性间的联盟才是她们终生最稳定的依靠。雌性之间有着稳定的等级关系,而且会将这种社会关系世袭给后代,高等级雌性的女儿也是天生贵族,她们才是无冕之王。 (以上摘自本人拙著《猿猴家书》),本书获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金奖。
个人分类: 灵长类学|8081 次阅读|11 个评论
神魂去来又复兮
caoyuanzhiye1 2016-6-10 01:57
这是悼念前不久自杀的政治学学者的同感想象诗, 精神上重走一遍自杀那一晚他的精神心路历程。我是反对自杀的。 天未老,情已绝, 孤灯未灭东窗白。 张臂一飞梦吴越, 云上高楼寒骨切。 梦吴越,魂不绝, 春风如缕草又崛, 点悯慈母泪一掬, 恍兮惚兮不忍缺。
个人分类: 时事政治|206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
duzhanchi 2016-2-23 17:47
政治到底是什么? 政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   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学》。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这么多学科,哪个学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政治学。他在《政治学》说, 政治学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学科”或“主导学科” 。为什么?因为 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给学生讲课,讲到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我说,经济学主要研究怎么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生产出以后怎么分配,是政治学的事情。 政治有许多的定义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 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在国内也是这样,如果走上工作岗位,你的领导说什么什么很重要,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写到,经济学已经不讲分配了。 当经济学一讲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了,叫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政治学的公理很难形成共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政治学中普遍存在。   政治学确实很复杂,但 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1.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举个例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按理,公仆应该听主人的话,可是,你看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 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2. 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现在,官员队伍很庞大,这么多的官,还非常辛苦。   北大有个博士做过调查,某省县级层面的机构就有124个。但那么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话说是“5+2、白加黑”。经常听官员讲,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跟我讲,他说我想不清楚,我们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为什么?这 就是因为我们相当部分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读书人,就拿出书做个比方。要按出版规定,出书要报选题,好多选题出版社自己不能决定,比如说宗教主题的要到宗教局去审,外交议题的要到外事部门去审,民族主题的要到民委去审,领袖人物的要到党史办去审。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主管部门的领导,主管部门领导看完再送给中央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领导一本一本审。你看看,出版社出本书要经过这么多部门,有这么多人审阅,官员当然忙不过来。    3. 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但是想一想, 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    4. 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 其实,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 3 年前,我的一个博士后专门梳理过 党内法规,一共有102条党内法规是与廉政有关的。 详细到管到你吃饭,“四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 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 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 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其实并非这样。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权力必须受到制衡,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句话很多人不知道, 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这两年,第一把手腐败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协领导出了问题,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以为政协腐败严重。实际上,这些出事的政协领导此前多半担任过地方的书记,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时。    5. 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 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级领导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为什么下级和上级,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 因为,我们的有些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   也就是说, 在行政体制内,权力有等级,行政有等级,这是现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科层,不等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级,他也拥有自己的正当私人权利,其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违反了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这样的条文,就是下级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 对上级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应当尊重上级,但你不能动不动就侵犯我作为下级的正当权利。    6. 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 同样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是处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开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进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 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当的。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以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无私奉献不计私利的。其实,官员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为遵循“理性”的原则。相应地,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本文 作者: 俞可平 , 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原演讲题目为《政治学的公理》,经作者修订授权财新网发表) 引自: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2-07/100882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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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领导如何决策(2003)
ggjjhh 2016-2-21 09:11
领导如何决策 高金华 党的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随着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的发展,各种决策方法和决策技术层出不穷。党政领导干部广泛涉猎这些方法和技术,有利于增强决策能力和提高决策水平。然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忽视最根本的决策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现代社会的决策对象具有复杂性、巨耗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决策正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决策失误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甚至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现代领导者要做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决策,必须发挥群体效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都非常重视智囊团的作用。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机构,在本国政府和企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著名的智囊团。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对群体效应的发挥是有限的,不可能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决策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决策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根本观点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党政领导干部的正当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为决策和执行过程充分发挥群体效应提供了可能性。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政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应特别注意下述三个问题: 第一,决策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是党加强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办实事首先需要决策并且需要正确的决策。在决策时必须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放在头等地位,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党政领导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检验党政领导决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党政领导干部要勇于为人民利益而决策,只要决策是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应该不为风险而迟疑,不为非议而动摇,不被困难所吓倒,迎难而上,竭尽全力。党政领导干部要勇于纠正决策中的缺点和失误,只要发现决策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当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坚决予以纠正并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强调:“不掩饰缺点和失误,勇于纠正缺点和失误,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引自2000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人民群众并不苛求党和政府的决策万无一失,只是期望党和政府能够勇敢地承认错误并及时地纠正错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决策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首要条件。 第二,决策要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认识主体。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第253、452页)实践证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使这一根本方法制度化。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对此作过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首先,要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比较、鉴别和论证。其次,要重视并加强决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工作,发挥它们的参谋作用。再次,党委在决策过程中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决策。最后,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参见199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这些程序和措施,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决策要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科学的决策只有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指出:“善于把党的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个运动、每个战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14页)今天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这种领导艺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症结所在,就是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不能认真地宣传和贯彻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把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变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引自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把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变为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必须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一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一般号召”使广大群众明确党和政府决策的内容和意义,要通过“个别指导”使广大群众在实践中体会到党和政府决策的正确性,从而衷心拥护和自觉地执行党和政府的决策。 从哲学的角度看,决策方法具有层次性。较高层次的方法规范和指导较低层次的方法,较低层次的方法制约和充实较高层次的方法。只有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最根本的方法,党政领导干部才能科学地运用其他层次的决策方法、合理地运用各种决策技术,从而能够增进广大群众的利益。 原载:《决策探索》2003年第11期第37页。(编辑:冯传志) 排版差错:在该期杂志目录中,此文标题错印为“领导如何探索”。 投稿标题:决策勿忘最根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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昵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心有余而力阙兮 2015-5-3 02:50
看到过各种各样有文采的、有政治含义的、幽默的、辛辣的、热情的、冷峻的、乐观的、厌世的……昵称,因此很早就有个想法:关于现在的各种昵称可以做篇博士论文。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或研究过。昵称中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政治学、传播学、情报学,甚至哲学、科学等等极其广泛的学科领域。而个人对昵称的选取,又与其学历、学问、年龄、性别、兴趣、性格、阅历、民族、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地理区域等等都有联系。昵称,实在是个饶有兴趣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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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际智库研究学者影响力No.1——迪恩·斯通博士(女)
wangqing0610 2015-4-9 17:09
迪恩·斯通(Diane Stone)教授于1993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专业博士学位,至今已出版6部有关智库研究和治理研究的高影响力著作,均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之经典文献,值得重点推荐! 这是她的靓照哦~~~ 由于其个人信息量较大,而本人时间较紧,这里不做一一翻译。 请见两个重要的参考来源: ① http://profiles.murdoch.edu.au/myprofile/diane-stone/ ②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pais/people/stone/ 现摘取部分信息以飨读者。(Diane Stone is Professor of Governance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which she joined in July 2013. Concurrently s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which she joined in January 1996 and continues to teach in the Autumn term. Currently she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newly created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Association (http://www.icpublicpolicy.org/). She is also an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 ‘Policy and Politics’ (http://www.policypress.co.uk/journals_pap.asp). From 2004 to 2012 she was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in Budapest and a European Commission Marie Curie Chair (2004-08). At CEU she was the founding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nd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including the architect of the Erasmus Mundus dual degree consortium fund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5 years from 2007. From late 2010 to mid 2013 she was Winthrop Professor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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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热度 2 gdn 2014-9-30 21:03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2014-08-01 23:45:29) 转载 ▼ 标签: 转基因主粮 专利 粮食安全 非法行为 科学政治学 分类: 二化斋学术论文 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从草根到精英、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技术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特殊性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可比性,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宏观环境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农业规划。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平衡艺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捆绑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行政不作为的牢骚情绪 。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 塔夫 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 8,436,162 )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 :《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 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观点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2uza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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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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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 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 植酸酶 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 从草根到精英 、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 超越技术 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 特殊性 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 转基因棉花 、 转基因木瓜 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 可比性 ,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 宏观环境 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 农业规划 。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 平衡艺术 ,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 捆绑 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 安全证书 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 华恢1号 ”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张启发 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 行政不作为 的牢骚情绪。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8,436,162)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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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gdn 2014-9-5 17:41
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 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 植酸酶 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 从草根到精英 、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 超越技术 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 特殊性 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 转基因棉花 、 转基因木瓜 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 可比性 ,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 宏观环境 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 农业规划 。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 平衡艺术 ,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 捆绑 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 安全证书 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 华恢1号 ”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张启发 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 行政不作为 的牢骚情绪 。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 塔夫 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 8,436,162 )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 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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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英文版,《政治学与国
xscb 2014-6-9 11:13
书名:《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英文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作者:王宏禹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4 . 6 定价:36.00元 ISBN : 978-7-5100-7928-3 作者简介: 王宏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高级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外交、欧洲问题研究、中欧(经贸)关系、贸易决策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若干研究项目;近年来在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学术论坛》、《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中、英文专著或论文集多部,并担任多家英文刊物的匿名评审人。 内容简介: 本书所探讨的欧盟对外贸易决策制定过程中公、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是欧盟决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和热点问题。本书将欧盟贸易决策视为一种多层网络内公、私行为体之间在资源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物品交易的结果。本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通过比较欧盟对外贸易谈判和反倾销立法过程中的公、私行为体及其资源依赖性互动,来分析公私互动的多层网络结构对欧盟贸易政策结果的影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34个半结构性访谈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和政策文件分析,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欧盟对外贸易谈判和反倾销立法中的公私互动结构进行研究。 目  录 Introduction 001 1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to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09 1.1 European Multilevel Governance 010 1.2 Policy Networks Analysis 015 1.2.1 Explicating Policy Networks 016 1.2.2 The Levels of Analysis of Policy Networks 019 1.2.3 The Applicability of Policy Networks to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023 1.2.4 Summary 028 1.3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029 1.3.1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Policy Networks Analysis 029 1.3.2 European Multilevel Network Governance 031 1.3.3 Multilevel Network Approach 034 1.3.4 Summary 043 1.4 Applicability of the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44 1.4.1 European Trade Policy 044 1.4.2 Applicability of Multilevel Networks Analysis to the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47 1.5 Chapter Summary 052 2 The Actor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3 2.1 Public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4 2.1.1 Public Actor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5 2.1.2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of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70 2.1.3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the Goods-demand of Public Actors 075 2.1.4 Summary 079 2.2 Private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0 2.2.1 Companie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2 2.2.2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9 2.2.3 Trade Union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100 2.2.4 Lobbying Activities and the Goods-supply of Private Actors 101 2.2.5 Summary 109 2.3 Partner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110 2.3.1 External Partners 112 2.3.2 Consultants 114 2.3.3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NGOs 119 2.3.4 Think Tanks 123 2.3.5 Media 126 2.3.6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the Roles of Partner Actors 128 2.3.7 Summary 129 2.4 Resource-interdependency and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130 2.5 Chapter Summary 135 3 The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an External Trade Negotiations 136 3.1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 External Trade Negotiation 137 3.2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Commission 139 3.2.1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by the Commission in    Trade Negotiation 141 3.2.2 Lobbying and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by Private Actors 151 3.3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Council 158 3.3.1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Council 158 3.3.2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133 Committee 159 3.3.3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162 3.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163 3.5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and European Trade Negotiation 168 3.6 Chapter Summary 180 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an Anti-dumping Policy Making towards Chinese Footwear (2005-2009) 181 4.1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Anti-Dumping Regulation 182 4.2 Background of the Example of AD-FLC 187 4.3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Initiation, Investigation and Provisional   Measures (2005.05-2006.08) 192 4.3.1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by the Commission 192 4.3.2 Imposing a Provisional Measure by the Commission 195 4.3.3 Proposal for Council Regulation on Definitive Measure    by the Commission 204 4.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Legislation of Definitive   Measure (2006.08-2008.10) 213 4.4.1 Imposing a Definitive Measure by the Council 214 4.4.2 Initiating an 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Circumvention by the    Commission 215 4.4.3 Notice of the Impending Expiry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by the Commission 217 4.4.4 Proposal for Council Regulation on Extending Anti-Dumping Measures    to Macao SAR by the Commission 218 4.4.5 Extending the 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to Macao SAR    by the Council 221 4.5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Expiry Review and Extension (2008.10-2009.12) 222 4.5.1 Initiation of Expiry Review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by the    Commission 222 4.5.2 Imposing a Definitive anti-dumping Duty on Footwear from China and    Macao SAR by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uncil 224 4.6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and Anti-Dumping Policy Making 233 4.7 Chapter Summary 238 Conclusions 239 Reference 247 Index 1 271 Index 2 275 Acknowledgement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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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安门广场的花坛政治学
热度 1 bjchc 2013-10-5 15:06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政治学 2013-10-04 07:14:00 | 来源:大公网| 1993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 1996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的标语   1996年,广场“欣欣向荣”中心花坛北侧布置了两组“普天同庆”“喜迎回归”的主题花坛,高8米、直径3.8米的六边形巨型宫灯竖立其中,轴心是香港回归的画卷,这预示着1997年的香港回归。与此同时,在广场上还组出了“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的花坛标语。而这一标语的背景,则是在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了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1997年9月26日,国庆节临近,天安门广场的装饰格局采用花坛、灯饰、水法相结合的形式,在传统布局基础上有所创新。广场花坛布置以欢庆,热烈、详和”一为主题,中心设置一个直径68米的“万众一心”巨型喷泉主花坛,花坛由中心喷泉和15个小喷泉组成。万众一心象征着香港的回归,而15个小喷泉也代表庆祝十五大的胜利召开。广场花坛首次把插花艺术通过舞台布景方式运用到广场摆花中。西南以阿诗玛石林景观与孔雀山组合,这是为了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而设计的。而1999年国庆50周年,天安门广场因为要举行阅兵仪式,未设中心花坛。   进入2000年以来,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置和主题相对稳定下来,大体以“万众一心”的主题设计中心喷泉花坛,在四周以当年的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布置分题花坛的格局。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加速发展,每一年花坛设计都会依托不同的新事物:2000年迎接大运会,2001年申奥成功,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3年抗击非典胜利,2004年神五上天,2005年奥运口号与“和谐社会”,2006年青藏铁路,2007年十七大和祥云火炬,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与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年等。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天安门广场花坛展现中国各领域发展最全面、最华丽的阶段。 2011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用一只大灯笼替代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天安门广场花坛布置又有了些许变化。2010年是个过渡年份,这一年中心花坛主题变成“花开盛世”,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心花坛周边不再搭建主题花坛,而是铺上了五彩斑斓、高低起伏的大花带,大大缩减了花量、简练了花材,也更突出了中心花坛的展示。而2011年起,“祝福中国”成为中心花坛的新主题,传统的喷泉展示也被其他形象所代替,以往居多具体事物和文字的展示也逐渐变成以普遍物象表达各种寓意。2011年是一只喜庆的大红灯笼,灯笼上嵌着“中国结”,2012年和今年都是花果篮,而在之前花果篮通常出现在中心周边的次要位置。今年的“篮子”除了最大最炫外,还有个亮点即采用玻璃钢材料,可以重复利用;而2012年花坛撤展后,15万盆鲜花也被拉回京郊苗圃循环再利用。简约和循环利用,成为2010年以后广场花坛布置的重要理念,这与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密不可分。而今年年初习近平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讲话又进一步具体化了实践的途径。   天安门广场花坛历经多次转型,从最开始的简单朴素,到之后整个广场的全面而多元的展示,再到如今返璞归真的集中表达,并将更多的公共空间留给前来参观的八方宾客。广场花坛的变迁,见证了20多年来中国的巨变,也构建出一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而值得一提的是,自1986年第一次布置国庆花坛以来,天安门广场里有一个肖像就经常出现在视野中,他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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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之经典书籍
businessman 2013-9-28 19:30
政治学 著作(待买) ———————————————————————————————————————— 政治学 著作(已买) ———————————————————————————————————————— 托马斯·潘恩 著作的 《常识》(英汉双语对照),张源 译,译林出版社, 2012 。
个人分类: 政治学科|1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征稿
xscb 2013-7-29 09:40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征稿 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深入发展,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世界经历着深刻而错综复杂的变化,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和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发展既面临重大的机遇也面临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新的问题亟需国内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加以研究,丰富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 为此,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武汉学术出版中心 / 武汉中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精心策划、推出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并 特邀该领域资深专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陈琪教授总主编 (自2014年9月起,总主编增设一位,即: 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共同主编) 。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征稿范围 : (1)政治学理论研究系列;(2)国际政治及比较政治研究系列;(3)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研究系列;(4)海外利益保护研究系列;(5)区域与国别研究系列;(6)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 经编委会审核通过的书稿,由出版方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后,采取一书一号,分期出版,统一装帧设计。 出版社为: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中心学术出版有一定政策支持。出版周期一般3个月,特殊情况除外。投稿作品须达到“齐、清、定”要求;书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须确保各项信息完整、格式规范统一。 该系列已出版图书有 《 从追随到竞争——苏联与中国经济速度的设定(1951—1960)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转型: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视角》、《政治意识的话语建构——基于当代中国背景的分析》、《 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路》、《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获利于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非正式“议员外交”研究》、 《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民主国家间博弈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1949-1955)》、《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 等十多部。 网站: 学术出版网 :http://www.sjxscb.com 联 系 人:孔令钢编辑 QQ: 1773413596 联系电话: 027-8664 2699 ; 180 7021 6680 投稿邮箱: zhongke001@qq.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459号A-2001,邮编:430079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编委会 2013 年7月23日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 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 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应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 肇始于 19 世纪末,繁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 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 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陈 琪 陈 波 2014 年3月28日 (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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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安宁炼化事件的污染政治学
Brights 2013-7-18 13:36
得益于中国知名环保机构“自然之友”组织的跨界讨论和文献工作,我得以看到有关《中石油云南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涉及各级政府、企业方面的详细卷宗,包括环境评估全本,各级政府有关炼化项目批复、研究、执行的附件,以及环保部对该项目的批复。 公平来说,云南官员在安宁超大型石油炼化项目“调查研究”的问题上,最主要的工作是花在“数学”上,它类似会计学意义上的“做账”——根据历史、现有政策的管治文献和指标数据,重新编制一套新的算法,以贴合“昆明发展石油方程式”(petroformula)和桥头堡棋局。 之所以称这场安宁炼化事件背后的行政细节为“闹剧”,主要是云南官员在集体上的“掩耳盗铃”——掩生态耳目,盗污染快钱之铃,把各种法规、政策、政令玩弄于股掌,造成各种政策前后矛盾、逻辑混乱。 包括云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地方省份,当地官场最为迷恋的是“国家战略”,用官员的术语是挤进国家的盘子,一旦有了“国”字号,就可以大规模圈地、融资、开展超大规模基建。 在中缅油气管道和云南昆明安宁超大规模炼化和PX工厂项目上,中国国家环保部在对云南这一项目的批复,其实用了非常多的限定词和从句,从不同层级官员的文件措辞可以看出,所有部门都在“国家战略”的名义下开展自己工作,但最终效果是造成“国家战略”有战无略——让各种缺点暴露在人民内部和“假想敌”面前,关键没有具体的策略补圆解决。 例如,环保部批复的项目不仅是1000万吨的炼化项目,还有118座储油罐,每年330万吨催化裂化等一大批附属项目(项目名称连续超过2页),而且明确提出只是“原则同意”项目建设,且需要通过区域削减腾出污染的容量——东方不污、西方污,污东墙、洁西墙的方式来解决。 在国家战略和国家执照拿到之后,云南开始着手艰巨的区域削减、闪转腾挪方案。首先,云南负责旅游和环保的部门出具证明,说安宁项目地“周边”没有任何景点和旅游地,安宁没有国家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景点,可以放心污染。这一颟顸的证明,丝毫没有照顾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呈贡小松山等2000多年的遗存,就是古滇国存在的文化躯体和遗产地,而昆明本身就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昆明一部分的安宁,怎可“分裂”出去,作为污染区? 安宁在文化意义上并非当地官员说的那么不重要,当地有小潢塘旧石器时代遗址、小龙潭旧石器时代遗址、大天窗新石器时代遗址、草铺大海子燕子洞新石器遗址、连然新石器时代遗址、马家村石洞新石器时代遗址、马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太极山古城墙遗址、太极山古汉墓、汉代天下第一汤温泉等。 为了获得“污染的借口”,安宁不仅被“矮化”,负责规划和设计的云南官员,还给安宁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定位:全省的石油炼化、冶金、盐磷化工基地,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综合性工业、园林旅游度假城市和昆明西部的交通货物枢纽,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 当地官员给这个区域的理论预估污染为:草铺区二氧化硫增量不大于每年5152吨,二氧化氮不大于每年5102吨,烟尘增量不大于每年4667吨,氟化物不大于每年40吨。 《安宁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08年-2020年》甚至明确了草铺片区在二期将发展到每年2000万吨。而2004年-2008年,安宁市区的二氧化硫年均指标已经严重超标,境内沙河、螳螂川的水质恶化已经通过地表渗漏影响当地地下水;螳螂川正是云南安宁炼化的废水排污口,即使用中石油允诺的“最先进”的水处理技术,最终排放出的也是V类标准、丧失生态功能的污水。同时安宁规划的补充报告明确指出,草铺项目的实施,在水资源方面,受到牛栏江调水工程的制约,这意味着工厂一定会与“昆明市民”争水。 云南一方面四处大旱,昆明严重缺水,另一方面还在上马耗水和污染极大的产业,并进行跨区域的调水,关键是调水地的水已经被污染,原因是多年来云南地州对污染企业宽松政策,以及部分重污染企业外迁和产业转移。 同一时期的《滇池保护条例》又规定为了治理滇池,要加强大气污染整治工作,将大型污染工厂搬迁,全面清洁能源工程。这边又不断论证发展的必要性,引入一个超大、巨量排污的安宁炼化厂,同时还批准同意昆钢年排放9000万吨二氧化硫的新指标,而昆钢现有的污染指标是每年6640.68吨。 可以看出,安宁炼化除了炼中缅油气管道的油,还有给昆钢自净升级的考量,这也意味着许多本属于安宁炼化的污染数据,可能平摊给昆钢,以暗度陈仓。昆明让华电昆明和第七污水厂减排,从这些污染企业的污染份额中,分配每年1700吨氮氧化物、每年19吨氨氮给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 而在2010年11月29日,中国国家住建部召开部级联席会议,云南官员又信誓旦旦,继续明确昆明市旅游发展的城市定位。 ​云南安宁炼化事件的治理危机不仅是群情愤怒,更关键是它象征着当地官场的污染环境的“贪食蛇游戏”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云南和中国是不断贫乏的生态灾难、政策推诿和公民责难。 作者周雷 是人类学博士、 香港独立学术智库BRICS FUTURES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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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绍伟:“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
fqng1008 2013-7-1 17:46
核心提示:回避了“民主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民意调查”出来的数据和答案就有更少的“实证意义”和更多的“潜实证意义”,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涉及的就不是“现实民主”而是掩饰“现实民主”的“书面民主”。“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问题也把“民主目标模式”问题给掩饰过去了。这样的“民意调查”,它要从“被调查者”那里激发的东西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环球时报》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中国国 7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一成多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能给中东带来民主”;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六成以上受访者认为“中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六成受访者认同“中国这些年民主建设的基本态势在逐渐进步”(“中国七城市居民如何看‘民主’”,《环球时报》, 2011-12-1 )。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民意调查,但却是一个肤浅和不严谨的民意调查。它最关键的失误是“民主定义”的失误。所以,当我说“这个民意调查很有意义时”,我指的是“被调查者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这个事实本身很有意义,我把这个意义称之为“潜实证意义”。 许多人以为科学研究就是“让数据说话”的“实证研究”。错了。“实证研究”有“数据的实证研究”与“逻辑的实证研究”之分。许多热衷于“实证研究”的人不懂,“数据的实证研究”是表面,“逻辑的实证研究”才是“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根本基础。 关键之处是,任何变量和任何数据的选择决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一个“数据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数据”完全可以在“民意调查”还没有进行之前就被“逻辑”地制造出来。所以在我看来,《环球时报》的“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和“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这样的“数据”其实在“民意调查”进行之前就已经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而是被“逻辑”制造出来的。要害就在于把被普遍看好的“民主”在定义上进行模糊化。我把这样的“实证研究”称为“伪实证研究”。 在涉及民主的民意调查中,调查者“想要什么”和“事实是什么”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有人真想知道“事实是什么”,那么他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第一个问题就应该是“民主的本质是什么?”,然后给出类似下列的几个选项: 1. 民主的本质是多数表决。 2. 民主的本质是有限选举 。 3. 民主的本质是普选 。 4. 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 。 5. 民主的本质是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 。 回避了“民主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民意调查”出来的数据和答案就有更少的“实证意义”和更多的“潜实证意义”,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涉及的就不是“现实民主”而是掩饰“现实民主”的“书面民主”。 在上面给出的 5 个选项中,碰巧它们分别是“一般民主”、“古典民主”、“现代民主”、“现代西方民主”、“现代非西方民主”的定义。显然,对一个不知道这 5 种民主的区别的人来说,问他“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和“民主是不是大趋势”等于是一笔糊涂账。  对于“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这个问题, 5 种民主的区别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但是,这个问题所对应的现实其实有两个层次:一是“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不同的模式”,二是“民主制度该不该存在不同的模式”。“是不是存在不同模式”的问题比较确定,大家都说自己的制度是民主的,所以至少可以说,世界上确实存在不同模式的“书面民主 ”。“ 该不该存在不同模式”的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它涉及的是价值而不止是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目标模式”。  这样一分析,“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问题,就把“民主目标模式”问题给掩饰过去了。这样的“民意调查”,它要从“被调查者”那里激发的东西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其实,“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阿拉伯之春能不能给中东带来民主”,“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等等表述,都非常明显地把“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的潜台词给抖露出来了 。  应该强调一下,本文关心的是这个“民意调查”的学术质量,不是这个“民意调查”的政治质量。我不关心激发“被调查者”的“民族主义”好还是激发他们的“民主主义”好,也不关心哪种民主模式对谁更好,我关心的是这个“民意调查”的性质和各种民主的本质。我所倡导的“冷酷实证方法”强调的就是“逻辑的实证研究”而不是那些在我看来经常充满错误的“数据的实证研究”。 希望上面的分析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在一般的“民意调查”中,为什么是选这个变量而不是那个变量,为什么是选这个数据而不是那个数据,所有的决定都包含着“理论含义”。如果研究者熟悉相关的理论和文献,量化分析会更有针对性;如果研究者“脑子空空”,量化分析的结果也会带上他所未必能理解的“理论含义”。 所以,最无意义或最不确定的量化分析往往是由“技术员”作的,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在“理论的地图”中是处于哪个位置,以至于即便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还自以为是发现和证明了人类社会上最伟大的真理。而万一有幸真的发现了真理,他们往往也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而弃之如粪土,等到别人确定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自己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回到“书面民主”的话题。当“民主的定义”和“民主的目标模式”被这个“民意调查”排除出局后,“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和“民主是不是大趋势”就在双层的意义上与“现实民主”无关:第一层涉及民主的抽象定义,第二层涉及民主的具体目标模式,“民意调查”所涉及的民主就是双重意义上的“书面民主”。 本文还没来得及讨论“民主的运行”问题,“民主的运行”所涉及的是更深一层的“行为规则和潜规则”问题,在那里,各种“书面民主”的细节会变得更加真切。 附录:郑若麟先生的错误民主观 2012 年 06 月 20 日,《环球时报》登出“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先生的“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一文。文章提出: “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因为只有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才会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如果将领导人上台方式视为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志的话,怎么解释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被推翻?” 郑若麟先生的这个结论令人大跌眼镜,其中的常识错误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第一,“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这句话错得十分离谱。有了“选举”能使“民主最终形成”,这个“选举”却居然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郑若麟先生是在讲“一般逻辑”还是在讲“中国逻辑”?民主的“形成标志”不是民主的“主要标志”,那只能是“胡话的标志”。 第二,“民主的最低标志,是领导人下台的方式”,即“因为任期到期而离任”。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大错误:一方面,“ 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和“形成标志”,同时也是民主的“最低标志 ”;另一方面,“ 到期离任”是宪政对民主的限制,根本不是民主的“最低标志”,因为原初意义的民主是允许“连选连任”的 。现代意义的宪政对民主的“连选连任”进行了限制,“到期离任”因此成为现代宪政民主的特征,但在本源上,“限制连任”是宪政的标志而不是民主的标志。 第三,由于民主与宪政的基本概念模糊,郑若麟的下面这句话就错了:“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非世袭”确实是“共和”,但“共和”却未必是“民主”,没有“选举”当然就没有“民主”。 第四,连选连任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之所以被推翻,因为埃及和突尼斯缺的是“限制连任”的宪政,不是因为没有民主。更加重要的是, 民主有“自由的多党竞选”、“非自由的多党竞选” 、“非自由的一党选举”等形式,埃及和突尼斯之所以没有“限制连任”的宪政,那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的只是“非自由的选举 ”。 第五,“选举无法抹去法国 1.7173 万亿欧元的债务”,“选举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选举甚至不能保证选出一位最佳执政者”,选举有时也不能“防止独裁者上台”,但郑若麟先生似乎分不清,选举本身的好坏是一回事,选举本身是不是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总结起来说, 郑若麟先生的困境来自于他企图调和下列三个方面的现实:一是“民主被普遍认同”,二是“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三是“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 很简单,要承认民主好,又要承认中国还没通过选举来选择领导人,还要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那就只能硬说“选举不是民主的标志”,只能硬说“限制连任”就是民主。这当然是拙劣的,因为郑若麟先生不幸“撞到抢口上”了,选举恰恰就是民主的标志,限制连任却是宪政的标志。 中国有“乡村民主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人大选举”和“党内选举”, 郑若麟先生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事实,然后承认中国的选举是“有限的选举”,从而承认中国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这总比否认“选举是民主”更少丢人吧?《环球时报》登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有辱国人的智商。 “中国逻辑”太可怕了,以前我就批评过有人企图否认“ 限制连任和分权限权是宪政的主要标志 ”,现在又有人出来否认“ 竞争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出来否认“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主要标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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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02
dengphilo 2013-6-27 22:04
卷一,家庭管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由两部分组成,即奴隶和自由人。自由人里又有作为家长的成年男子,妇女,小孩。所以,在家庭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是三种关系:主奴、夫妻、父子。家庭管理主要是关于这三种关系。此外,则是关于致富术。(亚里士多德重点讨论了主奴关系和致富术。)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活着就必须各种生活必需品,需要各种所有物来满足人的吃穿住行等基本欲望。奴隶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所有物,只是为用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工具,是一种能离开所有者(即主人)而行动的工具。那么,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奴隶是出于自然还是出于人为?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出于自然,“一部分人就其本性要统治人,另一部分人就其本性要被人统治”,而且这种统治不仅必需而且有益。为什么这会是出于自然呢?因为自然中有些因素总是处于统治地位,另一些因素处于被统治地位,“灵魂统治肉体,心灵和理智的因素统治情欲的因素是自然而且有益的”。与之类似的,人类中有些人是天生地奴隶,有些是天生的主人。亚里士多德说,“那些能够感知到别人的理性而自己并没有理性的人,天生就是奴隶”。为什么没有理性的人就是奴隶呢?因为理性和语言有关,即和 logos 有关,没有理性的人,也就是不会按照语法规则和理性规则说话的人。在希腊语中, barbaros ,最初指不会说话的人,后来指不会说希腊话的人,即野蛮人,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野蛮人天生是奴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这和古代中国人关于野蛮人的定义是大相径庭的。中国不用野蛮人一词,中国用的是蛮夷,讲究的是夷夏之辩,但是中国人讲夷夏之辩,主要侧重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文明程度的不同主要在于伦理道德,在于礼教和文化。夷之所以为夷,在于他们不讲伦理,不懂人文,没有文化。比较起来,应该说希腊人对人的要求更高一点,因为要能够说符合 logos 的话,不是普通人就可以的,而是必须接受专门的语法训练和论辩术、演讲术的训练,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说话的人。所以,在希腊意义上,只是自由人才算是“人”,而尤其成年男性自由人,因为女性缺乏权威,儿童还不成熟。奴隶和非希腊的外邦人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都不是“人”。而在中国,人文教化是从上及下普遍流行的,即从天子、士大夫以至于庶人,上行下效,每一阶层都有其特殊的礼仪,有一套人伦制度,每个人都被纳入礼仪制度之中,哪怕是最低阶层的人,只在被纳入制度之中并践行礼仪,就是“化内之人”,就是“华夏”。而蛮夷之所以为蛮夷,不在于其生产力水平之低,而在于其缺乏一套礼仪制度和人伦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恐怕古希腊也是蛮夷。) 虽然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天生的,但这只是在理论上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已经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有些奴隶具有自由人的灵魂。于是,他就进而区分了两种奴隶和两种高贵。一种是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高贵,这是出于自然的。另一种则是人为的奴隶和人为的高贵,好比说由于战争或者由于法规,使某些本人高贵的人不幸沦为奴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让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统治者各就其位,奴隶好好地做奴隶,主人好好地做主人,主奴关系才成为一种自然的关系,主人和奴隶是朋友且有着共同利益;否则,如果主人和奴隶是仅仅出于法规和强权,就不是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可以加以背叛的。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不存在天生的主奴关系而中存在人为的主奴关系,或者说现实中的主奴关系都只是人为的主奴关系,那么这些人为的主奴关系就都是不自然的了,就都是可以加以反叛的了。 我们要问,为什么亚里这么详细地讨论主奴关系呢?在我看来,亚里是要阐明在主奴关系中,主人对奴隶的这种统治的实质,因为政治的统治不应该是这样一种统治,如果政治中用了这种统治方式,那么就是坏的政治。因为政治的统治的对象是自然的自由民,应该是依法统治。所谓专制的统治,就是在政治的权力运作中,使用这种本来只是适用于主奴关系的主人式统治,或者说家长式统治,这就导致了暴君式的统治。在中外历史上,凡是暴君,无不将其手下的臣民视为自己的奴隶。(尼采提出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一说,作为主人的高贵的人,不也是可以将所有其他人视为工具,视为奴隶么?)但是,坏的政治,是否就不是政治了?亚里将政治局限于自由人的游戏,是否定义过于狭窄了呢?是否主人式统治,也是政治的权力模式之一呢?甚至主奴关系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政治关系了呢? 在详细讨论了主奴关系之后,亚里进而讨论了家庭管理的一部分:致富术。人为了生存,必须拥有一些必需品,这些必需品是可能被贮存起来的,这就是财富的真正要素,而致富术也因此家庭生活乃至城邦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进而区分了两种致富术,一种是自然赋予的,主要是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另一种是非自然的,由经验和技巧来获得,例如通过交换来聚敛货币。第一种致富术是有限的追求,以符合自然为目的。而第二种致富术则是无限的追求,因为它通过技术来追求,而“技术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 ,而其目的就在于敛财。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将两种致富术给混淆了。于是以为生活就是追求更多的财富,究其原因在于他们“仅知道生活而不去追求善的生活( good life )”。 这样的一种思考对于我们其实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当代,是一个人人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金钱一定程度上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神,而也许正是亚里所批评的,混淆了两种致富术。其实,人的自然需要是有限的,满足这一层自然需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可是,当代的消费社会,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激起人的各种非自然的欲望,让人不停地去消费,当代人的致富就是为了消费。而这种消费并不是为了善,而只是为了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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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01
dengphilo 2013-6-23 14:56
读书笔记: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题名为 politike ,英语为 politics ,中译为《政治学》。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译为《国家篇》,其希腊语题名其实一样是 politike 。在古代希腊,用 politike 或 politeia ,“即论城邦或关于城邦的学问来称呼它,是因为城邦( polis )原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共同体的基本形式,而人原是一种共同体的动物。” 所以,有学者主张译为“论城邦”或者“对城邦的研究”或“城邦学”。所以,这门科学,或者说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城邦,希腊人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这是古希腊人思想观念中最高的政治体的形态,希腊人并不认为存在高于城邦的共同体。与之同时代的波斯帝国,肯定是被希腊人所鄙视的。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一些村庄。当发生战争时,附近村庄的平民都可以躲进城中避难。但也有少数例外,如斯多达,斯多达控制了一片相当广大的领域,但斯多达的确是个例外,而且斯多达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希腊城邦有着一致性。 卷一 1.1 亚里士多德在卷一中,开宗明义,明确地指出了城邦的一般性质和人们建立城邦的目的。“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 如果将这个看作城邦的定义,那么非常明显的有以下几层意思:一,城邦是某种共同体。二,任何一个共同体之建立,乃是追求某种善。三,城邦是一切共同体之最高形式,因此所追求必为最高的善。 亚的政治学方法:分析法:将组合物分解成非组合物,即分解成不可再分解的简单物,一一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从而行出结论。 接着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城邦的起源。他认为,首先存在两种联合体( union ),一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二是主人和奴隶的结合。从这两种结合,就形成了家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些人天生就是主人,而另外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这当然充满了古希腊人的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主奴之分就是符合自然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又将提到,在某些时候,主人与奴隶的区分并非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而且,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奴隶是不是家庭中的一部分?(若以男人为中心,则与妻子是姻亲关系,与孩子是血缘关系;而主人与奴隶则是权力关系)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由人( freeman ),是以家庭中的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奴隶劳动的存在,才能使自由人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得以自由得参加政治活动,所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由是政治活动的自由,是思考的自由,是游戏的自由,是看戏的自由,是讨论的自由,却不是劳动的自由,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对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劳作是鄙视的。问题是,自由与劳作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是赋予劳作以游戏的意义,后现代则是要求通过游戏式的创作来追求自由。可是,在当代,是一个普遍劳作的时代,作为普通人,不可能脱离劳作,劳作对于普通人是一件无法摆脱的苦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追求自由?三,由于亚里士多德这样对待奴隶,那么给他的政治哲学造成了怎么样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基督教是奴隶们的造反。马克思的也是。尼采则提倡主人的道德。可是,主人和奴隶,是否有可能在一个政治哲学中都得到一个好的安排?这种好的安排是否可能?还是主人和奴隶将永远处在不断地冲突之中? 家庭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家庭还处在自然 physis 的范围之内,还不是 nomos 人为之物。家庭当然有目的,但家庭的目的仍然只是局限于 needs ,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需求,还不足以发展出各种文明因素。 接下来,“当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时村落便产生了”。注意,和家庭比起来,村落更多地脱离了自然而更多地具有了人为性质了,因为村落的目的是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指什么呢?可能指共同防御敌人的入侵,也可能指别的,但这件事情必然是要求村落的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完成的,如果说在家庭中一切事务都处在一家之主的领导下;那么在村落中,当出现某件事情需要共同面对时,各位家长就只有通过某种方式形成联合了,如选举一位首领或者所有人一起商议,这将是政治的最初萌芽。 再接下来,“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产生是完全自然而然的,是家庭、村落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家庭、村落这些联合体的早期形式,而这些早期形式的目的就是城邦。(这不禁令人联想到黑格尔,黑格尔的法哲学也说国家是逻辑在先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和理论前提,而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论那里,这个前提被颠倒了,个人是整体的前提,先要保证个人的独立自主性,社会契约论等才成为可能。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个人天生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只有在整体中、也就是在城邦中才成为个人。对于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或者说:“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 问题在于,为什么必须在城邦中生活才成其为人?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英译为: man is the only animal whom she has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speech ),语言即 logos 。语言不是声音,动物也可以发出声音,但唯有人有语言。这里,体现出古希腊人对人和政治活动的某种普遍看法,即对语言的空前重视。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活动可以被看作政治性的:一是语言,二是行动,而且语言高于行动。只是通过暴力制服人,不算真正的政治,而是一种前政治的手段。“一切政治问题及其解决方式,都应该诉诸于言语的辩论,靠说服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不是诉诸于武力,而是力求诉诸于政治活动中参与的人的语言的力量,这间接地就是要求诉诸于理性的力量,通过辩论、说理等话语的力量,不是通过体力的角逐而是通过智力的较量来解决问题,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程度的高度发展。(中国古代,似乎没有类似的思想。中国古代是强调礼。) 如果认可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人是政治动物,人必须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之中。那么,亚里士多德似乎并没有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人必须参加政治活动,而在何种程度上人是独立自主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哪些事情属于公共生活?哪些属于私人生活?或者,一切都是公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自由人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家庭管理,另一件事就是参与政治活动,作一位统治或被统治的公民。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讨论,基本上只是一个导论。为了研究政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方法论,“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我们必须找到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因为城邦由家庭构成,所以首先要阐明的是家庭管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阐明看似与政治无关的家庭管理,这表面看来好象只是家务事,但实则关系重大,按他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理论,部分的善是与整体的善息息相关的,如果说各个部分都是恶的而作为整体却是善的,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说一个城邦是最优良的,那么它的各个部分也必然是优良的。所以,通过阐明家庭管理,使每个家庭都成为优良的家庭,也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家庭管理不是政治活动,不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只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只能是一个家的主人,而家庭管理则是这个一家之主对家庭内部的管理。(如果将主奴的权力关系,用于政治,就会导致坏的政体)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 519 页。 中译本, 1 页。 高宣扬,《新政治哲学导论》,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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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官本位的政治学分析
liuli66 2013-6-2 07:39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5月28日,俞可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以《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为题发表演讲。俞可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专有基础上,虽然每个朝代各有变化,但官本主义从来没有改变。官本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而“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全文见: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uukeping/ 官本主义实质: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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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险接受的政治学
热度 9 Wuyishan 2012-9-11 06:39
关于风险接受的政治学 武夷山 我国的“科普”与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的根本差异是:科普的主要任务肯定仍旧是普及科技知识(尽管我们也在强调普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公众理解科学”的主要任务则是讨论如何认识、分析与应对科技带来的风险。必须指出,我们见到的某些所谓科普专家只介绍发达国家的新科技成果,但对科技风险是绝口不提的。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公众理解科学)这一学术杂志上的多数文章,都是讨论风险的。该刊 2010 年第 3 期发表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政策与成果联合体”副教授 Daniel Barben 的一篇文章也不例外,题目是 Analyzing acceptance politics: Towards an epistemological shift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分析风险接受政治学:公众理解科技的认识论转换),原文可见 http://www.futures-studies.rwth-aachen.de/team/PUS-DB-Analyzing%20Acceptance%20Politics-2010.pdf 。文章说: 西方的“公众接受科技”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风险感知。例如,担心安全问题而反核。 第二阶段是风险沟通。 20 世纪 80 年代,风险感知向风险沟通转变,使得相关的分析框架和风险接受政治学都发生了变化。 第三阶段是公众理解科技。为了接近(而不是排斥)对科技的不同理解,为了促进公众参与,采用了不同的参与程序,最突出的形式有:圆桌讨论,公民议事会,场景研讨班,共识会议,等等。 以生物技术为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科学家们把生物技术描绘为继化工技术和核技术之后的第三种“综合技术”。而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则试图在 splicing genes (拼接基因)和 splitting atoms (分裂原子)之间建立等价关系――原子弹就是分裂原子的产物,给人类安全造成很大威胁,那么,基因拼接、基因工程也可能对人类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建立等价关系后,他们就一并反对这两种技术。 关于风险接受的研究感兴趣的是:将人们对科技的感知和态度描绘出来; 而关于风险接受的政治学感兴趣的是:如何理解相互敌对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如何试图型塑科技的文化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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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03年作者后记之翻译
热度 2 gothere 2012-7-31 00:22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03年作者后记之翻译 (译者按:这篇后记梳理了20多年隐喻理论的发展,评介了相关理论,读后很有收获。) 精简意译版by李斌 gothere@126.com,如需转载请与我联系,谢谢! 不曾想到,20多年前的这本小书对人类心智的研究有不少贡献。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思心智研究中的最基本问题:意义、真理、思维的本质、身体对心灵的塑造。这本书影响到了语言学、认知科学、哲学、文学研究、政治学、法学、种族、数学、科学哲学等领域。 我们如何思维确实与隐喻密切相关。隐喻性思维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中是平常的、无所不在的(Ubiquitous)。隐喻的中心是推理(inference),感觉运动域(sensory-motor)投射到其他域。 之前学者的错误(Fallacy)有四种。(1)隐喻是词语的问题(2)基于相似性(3)所有的概念都是字面义没有隐喻义(4)理性思维并不是由大脑和身体决定的。 本书的观点是(1)隐喻不是词语的问题,而是概念的问题(2)隐喻并非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跨域(cross-domain)的认知相关,这种相关有时甚至是依靠隐喻来创造的。(3)我们最基本、稳定的概念——时间、事件、因果、道德、心智——的理解和推理都是依靠多种隐喻的。(4)概念隐喻的系统不是任意的或历史连续的,而是由我们的身体和在日常世界中作用的共同方式的自然属性来形成的一个显著的内容。 阻止我们达到这些的认识最大阻力在于,否认了隐喻的概念属性,不承认隐喻的概念化和推理。传统的四种错误仍然具有市场,其流毒难以消除。 概念隐喻的证据 一个认知域隐喻地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这种投射是抽象的、任意的么?不!两个认知域之间是在经验上相关的。日常语言是隐喻的。隐喻是一个自然现象。概念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自然部分,语言学隐喻是人类语言的一个自然部分。此外,我们所拥有的隐喻和意义都依靠着我们身体的自然性,与外在物理世界的交互和社会文化实践。 在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里面,我们在两个领域寻找概念隐喻的证据:(1)系统的多义词(systematic polysemy):比如up、down、fall、rise等词不仅仅是纵轴关系,还具有数量关系。所以在More Is Up中,我们用rise来说明数量的增加。(译者按:这样写太费劲,其实可以简明地指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往往都是第一个基本义的隐喻扩展,是利用基本义的认知模式来隐喻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形,汉语的“上、下”也是这样的)。 (2)推理模式的规则化(generalization):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发现,在抽象域上的推理会使用我们的感觉运动经验的逻辑。例如,东西涨价了。抽象的价格的涨,使用的是具体的水涨的隐喻。同时这可以作为“涨”的另外一个义项。(译者注:原文用的是rise,这里用中文意译了) 在20多年的后续研究中,数以百计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我们使用了最原始的证据源——多义词的规则化和推理的规则化。现在,我们至少有7种证据。(1)诗歌、小说研究(lakoff Turner1989)(2)心理研究(Gibbs1994)(3)体态(McNeill1992)(4)历时语义演变(Sweetser1990)(5)语篇分析(Narayanan1997)(6)手语(Taub1997)(7)语言习得(C.Johnson1999)。 隐喻理论的新发展 20多年来的研究,让我们对隐喻是如何构造思维这一问题看得更为清晰。最初,我们只知道概念隐喻根植于身体经验。1990年代,发展了“深入分析”,不只是时间概念系统,而是各个系统都深受概念隐喻系统的作用。即使是在物理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也是由20多个不同的隐喻构成的系统,每个隐喻都有自身的因果逻辑(Causal logic)。如,被推动至新位置,给与获得对象,联系,路径运动等等。这个发现是惊人的,因为这挑战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因果逻辑是一种自足的构造世界的逻辑。深入的分析还发现,对于道德也是如此。符合道德的事件往往是正向的,不道德的事件则相反。 隐喻的组合性分析 在More than cool reason(1989)一书中,Lakoff和Turner使用了深入分析来解读复杂的诗歌和文学作品。分析揭示了想象(imagination)的原理:新的隐喻的想法其实是组织和理解经验的新的方式,是将简单的概念隐喻组合为复杂的隐喻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到,创新和新奇并不是神迹,并不是无中生有。它们是由日常隐喻思维的工具所构造的,其他的普通的概念机制也起了一些作用。 例如,莎士比亚的第73首诗,使用了3个隐喻来刻画人的一生:一天、一年、一束火。我们分析出,Life是光明,Death是黑暗,Life是热,Death是冷,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月亮)盈缺的循环,盈时光热,缺时黑冷。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概念隐喻和转喻可以共同合成复杂而新奇的组合体。 隐喻之隐喻 每个科学的理论都由科学家来构造,这些科学家必须使用人脑提供的工具。而工具之一就是概念隐喻。但是当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隐喻本身的时候,无疑这样的任务必须使用隐喻,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大脑中,必须用隐喻来构造一个科学的对于隐喻的理解。(译者按:作者的意思实质就是,在研究隐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用隐喻来研究隐喻) (1)数学映射(Mathematical Mapping),借用数学中的映射方法,来描写源域(source domain,可通俗理解为本体,但不完全等同)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可通俗理解为喻体)的映射。但是这种方法是不足的,因为隐喻中存在一些源域和目标域都没有的隐喻意义。(译者按,这是Lakoff的说法,其实隐喻的另外一派就此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Blending Thoery,个人感觉可能比Lakoff的概念隐喻更好一些)。 (2)投射隐喻(Projection Metaphor),是两个域的投影的叠加,叠加以后允许产生新的意义。(译者按,这里与概念整合理论有相似之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在此书之前就已经发现意象存在着内部结构。例如,一个人走进房间。可以把房间想象为容器,人在某个路径上运动,进入容器。容器和路径都是基本的意象图式。我们发现,源域的意象图式的结构往往被用于目标域的推理。众多的研究后,我们还发现,意象图式的结构和意象图式的推理都是隐喻所拥有的。意象图式的结构都会得到映射。如,路径会有出发点、终点、路径。但不幸的是,投射隐喻带有大问题。因为按照投射的原则,源域的全部要素都需投射到目标域,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例如,理论是建筑的隐喻,建筑的若干要素并没有体现到理论之上。投射只能是部分的。源域和目标域的要素如果有冲突的部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无奈地加入了目标域强制原则(override)。1997年,投射隐喻的说法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Feldman和Lakoff在伯克利的国际计算科学院提出的神经理论(Neural Theory)。 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神经理论 术语映射map和mapping均来自神经科学。在大脑的神经系统中,神经元从视网膜到基本视觉投射皮层(V1)。V1中活跃的神经元据说可以在V1重构视网膜的图像。隐喻便是以这样的神经机制作为理论基础的。举例来说,情绪是温度(他火冒三丈),这个隐喻一个是情感域一个是温度域,在大脑中也对应着不同的区域,隐喻连接起来。 很多隐喻模式都是跨语言的,源于人类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生活体验。而基于文化的那些体验会带来差异性的隐喻。 隐喻思维的神经基础:身体感知运动概念源于身体感知运动体验。神经活动可以更好地解释隐喻的机制,而非之前的投射隐喻模式的僵化和矛盾。(译者按:实际上,把隐喻模式扔给连接主义的神经机制是不妥的,因为神经机制本身还不清晰,有以乱治乱的嫌疑。) 隐喻和动态激活(enactment):激活是指在识解、活动和想象时,动态的大脑活动。结构推理(structural inferences)是静态的推理,激活推导(enactment inferences)则是动态的。在Narayanan1997的分析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法国陷入衰退而德国将他拉出来。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转喻和隐喻在工作,如民族是人民,经济是实体可以运动,等等。 激活和合成(enactment and blending):Gilles Fauconnier和Mark Turner在2002提出了合成空间。与神经理论(Neural Theory)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其最关心的问题是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概念结构是如何在特定情况下合并的,特别是在想象的时候。他们使用了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理论。合成空间是由想象所合并的两个以上的心理空间。这些用于合并的基本的心理空间是由我们的日常长效的概念系统所构造的。 举例来说Jewish pizza是由匹萨和犹太做法的若干要素合成的,也就是两个输入空间的合成。(译者按,其实就是合成词的问题。汉语里面不少,比如“中国的科比”)。和我们的神经理论解释来比较的话,他们的理论是在认知层面上,而我们的是在神经层面上。而且他们的理论并不完美。举例来说,钢铁价格升高了。隐喻是More is up,价格的提升是一个隐喻。从合成理论来说,只有一个合成了的空间,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物升高的输入空间和另外一个空间。(译者按:Lakoff说的有道理,个人以为,合成理论和Lakoff早年的数学映射或者投射隐喻基本相同,覆盖面和解释力有点问题,如输入空间的刻画,空间数量是否一定要两个以上,隐现的要素的机制等等。) 一些更正和说明 这本书是我们刻画隐喻思维的自然性及其和语言的关系的第一次尝试。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错误,下面是更正: (1)隐喻划分出的三个类别: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这种划分是人为的。所有的隐喻都是结构的、本体的,有些是方位的。 (2)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基本隐喻的晦涩,有些分析是成问题的。例如,辩论是战争。很多读者反馈说,人们了解辩论在前,了解战争在后,隐喻如此分析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基于童年的认识,辩论是斗争(argument is struggle)。 (3)隐喻和转喻的区分:之前的区分是隐喻有源域和目标域,而转喻只有一个直接的域。这样的做法是不妥的。现在我们认为,必须看一看是否存在一个唯一的对象、一个唯一的投射。如果唯一则是转喻。如果存在多个投射,其中一个域又对另一个域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是隐喻。(译者按:举个汉语例子,“红领巾拾金不昧”,转喻;“灿烂的花朵拾金不昧”,隐喻。实在搞不懂Lakoff的这种区分。鄙人以为还是用特征相关来解释转喻,用联想来解释隐喻比较好。因为Lakoff用隐喻来分析合成词Jewish pizza,实际上都是两个域相关的。只是这两个域的关系不同。转喻是事物的概念范畴相关,而隐喻是相关范畴之外。当然,这个内外之分够主观的,也不好区分。) 总结 这本书的最主要观点如下:(1)隐喻天然地基础地是概念化的,隐喻的语言是第二位的。(2)概念隐喻根植于日常经验。(3)抽象思维大致是隐喻的,虽然不是全部是。(4)隐喻思维是不可避免的、无处不在的、往往是无意识的。(4)抽象概念有一个字面核心,不同的隐喻往往将其扩展出更多的意义。(5)抽象概念离开隐喻会变得不完整。例如爱情,如果缺乏了魔幻、诱惑、疯狂等隐喻,是难以把握其内涵的。(6)概念系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因为用于推理的隐喻往往是不一致的。(7)我们生存在隐喻的推理之上。 和20多年前一样,这本书仍然是备受争议的、激进的。需要更多的工作和质疑。如果您有兴趣,不妨从本书提供的参考文献开始。 Lakoff John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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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不等于文科,文科不等于人文
热度 4 rbhuang5907 2012-7-14 10:54
有人说:“没有人文的科学是人类的公害。” 这个命题与“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害人类的”命题等值。 可以类推出: 没有人文的哲学是危害人类的。 纳粹的优等人种论也是哲学吧。 没有人文的艺术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经济学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历史学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教育学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人文学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政治学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政治是危害人类的。 没有人文的市场是危害人类的。 人文不全是学问。 人文不等于文科,文科不等于人文。 “人文关怀的东东”不等于“文科关怀的东东”。 人文也不等于人文学科,“人文关怀的东东”不等于“人文学科关怀的东东”。 人文不等于文科。理科不是文科,但不等于没有人文。 有人说: “这个世界上不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东东(包括非人文的科学)都没有存在、发展的必要” 这句话,我做这样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不以人为本的东东,没有人文关怀的东东(包括非人文的科学)都没有存在、发展的必要”。 那么,这个命题为真。 “没有人文关怀的东东”,包括非人文的科学,当然也包括非人文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 如果存在非人文的科学,逻辑上,一定存在人文的科学。同样,如果存在人文的哲学,一定存在非人文的哲学。正概念和负概念是矛盾关系。可以类推到其他学科。 把学科划分为文科和理科,文科和理科是矛盾关系,两者外延之和等于学科的外延。如果文科不存在,理科也就不存在了。 文理科互相攻讦,在消灭对方的同时消灭自己。 文理科互相攻讦,焦点在,现在的文科令人满意吗?理科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反人类的一定是非人文的,反人类的人掌握权力,它要反人类,不会单单使用科学,做科学的会有人不为它卖力,做文科的会有人为它服务。 科学不会没有人文,整个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为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斗争的历史。如果以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为人类始点,那么,人类一开始就使用技术。现在,人类的科学及其带来的技术,极大提高了人类的能力。科学不是需要反对的东西。 没有科学可能会没有人文,在没有科学的时代,在人类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遇到严重饥荒,会发生非人文的事件。 文科倒是有需要批判的东东,当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对某些文科的东东的批判?再譬如哲学,它是对事物的看法,是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有很多家,这就有正确的、片面的、错误的。对错误的,就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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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国十个钱途最好的大学学科
jiandanjinxin 2012-7-11 16:30
读大学是一项投资,投资就要讲求报酬。毕业后要求工资丰厚生活舒适,还是以兴趣为主金钱次之,都要事前研究,考虑清楚,才不会后悔。 根据Payscale.com的资料,喜欢数字和科学的学生有福了。只要主修把数学、科学和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的学科,就可以大大赚钱。即使没有赚钱的必要,也可以先赚的盘满钵满,再把赚来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根据Money College得出的排名,美国钱途最佳的10项大学主修科目如下。 1. 工程。按照起薪最高的职业来定,包括太空工程、化学工程、电脑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环境工程,以及土木工程。平均起薪:$59,000 ; 平均中期薪资: $101,000。 2. 经济。经济并非只是统计和数学。经济学者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国内和国际的公共政策都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平均起薪: $50,200; 平均中期薪资:$101,000。 3. 物理。物理是进入科学、工程,以及教育等职业的跳板。有一个物理学士的学位,就可以向高中科学教师、实验室技师、电脑程序员,以及气象学家等职业进军。平均起薪: $51,100;平均中期薪资:$98,800。 4. 电脑科学。主科是电脑,不但可以在无事时玩视频游戏,还可以控制创造、形容,以及转换资料的过程,使你成为任何公司的重要资本。除了从事资讯科技工作之外,还可以向软体设计师、公司初级伙伴,以及**电脑程序员方面发展。平均起薪: $56,400;平均中期薪资:$97,400。 5. 统计。如果主修是统计,喜欢研究数字和分析,那么可以观察的典型和有用的资讯简直不可限量,从商业应用到政治策略,无穷无尽。一般来说,统计师收集和诠释资料的目的是为公司的营销。平均起薪:$48,600。平均中期薪资:$94,500。 6. 生物化学。生物化学系毕业可以从事实验室技术员、化学分析师,和研究助理等,同时可以打开高级生化及医学方面的学位。平均起薪:$41,700;平均中期薪资:$94, 200。 7. 数学。 数学是这份排名的基础。主修数学可以进入广阔的职业领域,例如银行和财政、电脑服务、保险、工业或教育。 平均起薪: $47,000;平均中期薪资:$93,600。 8. 建筑管理。如果对一个项目从开始计划、组织到完成有从头至尾的才能,这个可能是你的正确选择。建筑管理师的职责是监管一项建筑计划,从开始计划到剪彩仪式为止。研读建筑管理的名校有:劳伦斯科技大学(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丹佛大学,以及南方科技大学(South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平均起薪:$53,400;平均中期薪资:$89,600。 9. 资讯系统。 对商业活动和电脑科学有强烈兴趣的学生,资讯系统是个好选择。每种商业都使用资讯系统记录他们的产品和员工名册。不管主修资讯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还是电脑及资讯(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都会钱途无量。平均起薪:$51,400;平均中期薪资:$87,000。 10. 地质学。主修地质学可以走上报酬最高的职业之一。对于地球气候的物质和化学的变迁过程、海洋及陆地的系统的知识,即可赚钱,又可做出保护环境的抉择。平均起薪:$45,000;平均中期薪资:$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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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导、博士生科研复述和杂谈(16)
kejidaobao 2012-6-26 14:09
——谈谈“周期律” 文/冯长根 我是怎样想到周期律的呢?周期律又是怎样和博士生的攻博有关的呢?这源于我的一个奇怪的想法——每天,人们忙忙碌碌地生活、工作,一个中国,13亿人,地球上几十亿人,忙忙碌碌,这种现象充满生机,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不为政治不为战争(这里只是说投入“政治”和“战争”的人极少),这些应该归因于什么呢?历史上千千万万的公众,他们曾经是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他们在地球上美好地生活过,在他们身上,最宝贵的规律是什么? 你一定见过警察的交通指挥棒。周期律,是指挥人们一天和一生的“大棒”,古今中外都一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没有政治学,没有经济学,没有思想理论。指挥人们的是什么呢?大概可以说,是那些周而复始的现象,是周期律产生的效应。一天被分为日出日落的交替,这个周期在人们身上产生的效果是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生活有了白天和晚上的周期,白天劳作,晚上休息,太阳升起又落下为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叫一天。(虽然说不清古人一天是2顿饭?3顿饭?但吃饭显然是周期性的。)在此基础上,人们发现了一个月那样的周期,一年那样的周期。这里最重要的周期是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要播种,夏天要耕耘,秋天才有收获,冬天要休生养息。一年分为4季,这是充满生机的周期,这个周期被取名叫年。一天和一年,这是无与伦比的人类思想,这就是周期律的胜利。这样的发现是如此稳定,似乎从未变过。现在我们知道,天和年与地球和太阳的相对运动有关。人类思想的再发展,有了一天24小时,1小时60分钟,1分钟60秒,多么神奇! 人类的个体也是有周期律的,从小孩子到成为青年。从青年男女双方的结合到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小孩子,这是无比壮丽美妙的周期。然后人们走向壮年和老年,消失。人类在周期地代代延续。在人类的整体意义上,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类就此有了人生的周期律思想。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周期成果是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一个星期(一周)。它不同于一天24小时,一年4季。也许我的知识有限,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科学道理。比如说,周的概念为什么重要?但是一个星期7天,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周期,谁都不会反对在7天之中要休息2天。具有周期性规律的事物是众多的,你不妨看一看周围,你能发现许许多多,你或许不相信,但是,它们有周期,它们不深奥。 就说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吧。一位大学生4年毕业,每年有新生加入到这样的周期之中(今年的高考即将过去)。一个学年分为2个学期,一门课程以学时作为周期的长度,有的课,课时多,有的课时少。你可能感到有些课是那么沁人心脾,令人难忘,又有些课是那么难以理解,莫明其妙,甚至老师也不是那么中看。但当课程结束时,它的标志——考试,就出现了,你或许坦然处之,或许忐忑不安,也可能因为你的参与性和课程的周期性那么水火不容而为要考试而提心吊胆。可你又逃不脱这种周期律。你可能以为周期律只是历史课老师在讲王朝的更替时的一个“调料”,和你并无关系,可你永远不明白的是被你说成那么“糟糕”的教育体制竟然年复一年地在人们身边雕刻出来一代又一代社会中坚,科学骨干。你会说他们有机遇,其实,机遇从本质上来自周期律。 博士生的培养训练也是周期律的果实。有的学校把培养周期从3年调整为4年,这使得博士生有可能做出相当有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把自己的成功寄希望于与导师有多次见面这样的“周期律”是不值得提倡的。你要了解的是课题如何被人们研究的周期律。时间的概念要升华到周期律上来认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每年大约在3月份接受人们的申请。多数课题需要有一个3年的周期,在此期间,希望你的成果在3年之中平均地出现是不现实的,通常要到最后一年,你才有可能得到80%的结果。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哪一天,你的结果真的哗哗哗地“流”出来了。焦躁情绪是你的大敌,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是为了破坏某种周期律。科学不容作假,也是针对周期律的。虽然大多数科研人员能在少于7天的时间内完成一篇最新的学术论文,但在许多专业中,一项科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并非少见,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代代相传的。只有在有些情况下(人才队伍的精明强悍,仪器设备的雄厚精密,经费的充 足,多方协作),周期律会让你在得到实 验成果时比道路上的交警还要熟练无 比。 周期律是人们生活的生命之力,有着巨大的力量和生气,请认识它,了解它。当人们成为科学技术(包括周期律)的主人时,人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之人。总之,博士生要有“周期律”意识。不能按周期律作息和进入课题是不少博士新生的困惑。按照周期律揭示的规律,推进博士生自己的科学技术的研究,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想表达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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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科学网的个别理科大牛有点常识好不好。
zhanghuatian 2012-6-26 07:38
有些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的文科就是洗脑课,理由竟然是这些科目的教材都是中共编的。这个理由很搞笑,虽然我不知道 理科生读的教材都是谁编的。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大学的历史主要主要做的是研究工作,是通过研究古籍考证历史的真相。这根本论不上某个党派的洗脑问题,洗脑的说法从何而来啊?中共为了政治利益篡改历史不是不可能,问题是大学研究的根本不是中共的史书。 再来说说政治,政治学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信仰性。比如有人信仰共产主义,有人信仰自由主义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等等。那些说某种政治态度洗脑的人,难免受另一种政治态度的影响。而政治态度又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问题是根本讨论不清的。而那些对政治学认识粗浅的理科生才是容易被洗脑的对象。我也会说那些说中共洗脑的理科生,是被别人洗了脑。这样争论下去是无意义的。 在当今信仰不同、文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学的研究更有意义。能够促进不同信仰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能相互学习。动不动就把“洗脑”挂在嘴边, 是简单粗暴的表现。如果你认为某个政治学就是错的,你也应该了解它错在哪儿了吧? 哲学的意义我就不说了,我相信很多老师比我认识的深刻多了,毕竟理科生和理科生也是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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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文核心期刊》2011年版: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
geneculture 2012-6-23 08:09
2012年 中文核心期刊 目录 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 A/K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中国社会科学 2 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学术月刊 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 清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7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8 南京大学学报 . 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9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0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1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12 江海学刊 13 文史哲 14 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5 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6 河北学刊 17 社会科学研究 18 学术研究 19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天津社会科学 21 社会科学 2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3 浙江社会科学 24 江苏社会科学 25 社会科学战线 26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7 浙江学刊 28 求是学刊 2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30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1 南京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32 学习与探索 33 西北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34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35 人文杂志 36 东北师大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37 南京社会科学 38 中州学刊 39 广东社会科学 40 东南学术 41 甘肃社会科学 42 武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43 学海 44 江汉论坛 45 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46 河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47 郑州大学 . 哲学社会科学版 48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49 深圳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50 江西社会科学 51 湘潭大学 . 哲学社会科学版 52 国外社会科学 53 山东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54 思想战线 55 福建论坛 . 人文社会科学版 56 山东社会科学 57 西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58 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59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0 上海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1 西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62 重庆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3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4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65 学术界 66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67 同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8 探索与争鸣 69 烟台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70 兰州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71 云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72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73 学术论坛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75 东岳论丛 76 河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77 社会科学集刊 78 学术交流 79 河南社会科学 80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8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8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83 云南社会科学 84 北方论丛 85 东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86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87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88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89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90 东疆学刊 91 武汉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92 暨南大学 . 哲学社会科学版 93 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9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95 湖北社会科学 96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97 齐鲁学刊 98 高校理论战线 99 北京社会科学 100 山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1 湖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2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3 贵州社会科学 104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05 社会科学家 106 东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07 天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08 辽宁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09 苏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10 湖南社会科学 111 南昌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112 学习与实践 113 内蒙古社会科学 114 广西社会科学 115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16 天府新论 117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18 山西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19 福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20 吉首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21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B (除 B9 ) 哲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哲学研究 2 心理学报 3 心理科学 4 哲学动态 5 心理科学进展 6 世界哲学 7 心理发展与教育 8 中国哲学史 9 伦理学研究 10 道德与文明 11 周易研究 12 现代哲学 13 孔子研究 B9 宗教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世界宗教研究 2 宗教学研究 3 世界宗教文化 4 中国宗教 5 中国穆斯林 6 中国道教 7 法音 C8 统计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统计研究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3 中国统计 4 统计与决策 C91 社会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社会学研究 2 社会 3 青年研究 4 妇女研究论丛 92 人口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人口研究 2 中国人口科学 3 人口学刊 4 人口与经济 5 人口与发展 C93 类管理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管理科学学报 2 中国管理科学 3 管理学报 4 管理工程学报 5 领导科学 C96 人才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中国人才 C95 民族学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民族研究 2 广西民族研究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世界民族 5 黑龙江民族丛刊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7 西北民族研究 8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9 贵州民族研究 10 回族研究 1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13 青海民族研究 14 满族研究 D1 , D3 , D5 , D7 , D8 国际政治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现代国际关系 3 国际政治研究 4 欧洲研究 5 国际观察 6 外交评论 7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8 美国研究 9 国际问题研究 10 当代亚太 11 国际论坛 12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13 西亚非洲 14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5 国外理论动态 16 日本学刊 17 东南亚研究 18 德国研究 19 东北亚论坛 20 阿拉伯世界研究 21 俄罗斯研究 D0 , D2 , D4 , D6 , A 中国政治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中国行政管理 2 政治学研究 3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4 求是 5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6 教学与研究 7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8 马克思主义研究 9 公共管理学报 10 半月谈 11 社会主义研究 12 科学社会主义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14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5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6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17 中共党史研究 18 理论与改革 19 新视野 20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1 理论探讨 22 开放时代 23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4 探索 25 党的文献 26 行政论坛 27 求实 28 瞭望 29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30 毛泽东思想研究 31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32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33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34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35 中国青年研究 36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37 理论学刊 38 理论导刊 39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4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41 党史研究与教学 42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43 理论探索 44 学习论坛 4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46 党建研究 47 理论月刊 48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49 人民论坛 D9 法律类核心期刊表 序号 刊名 1 法学研究 2 中国法学 3 法商研究 4 法学 5 政法论坛 6 现代法学 7 法律科学 8 中外法学 9 法学评论 10 法制与社会发展 11 比较法研究 12 法学家 13 环球法律评论 14 法学杂志 15 法学论坛 16 当代法学 17 政治与法律 18 行政法学研究 19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1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2 河北法学 23 法律适用 24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5 人民检察 26 知识产权 27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8 清华法学 关键词 :北大核心期刊2011 08北大核心期刊 2012年北大核心期刊 2012版北大核心期刊 北大版核心期刊 来源:原上草论文发表网 / 地址: http://www.yscbook.com/Article/cnki/201204/527545.html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1481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是普遍不能自治的,及其推论,政治学启蒙,天使与魔鬼的界限
热度 1 yue 2012-6-5 12:26
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性恶论,根据这一理论,人当然不能够自治.但是现在许多政治家宣传自治,显然有漏洞在里面.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人也是不能自治的,因为儒家主张“慎独”,即人如果不受制约,就会为所欲为。 根据马克思主义又应该如何解释呢?马克思主义反对用主观的东西解释客观的东西,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因此,人的意识不能由自己的意识决定,而只能由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来决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看,人完全没有自治的能力,证据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教训用政治学的概念说,就是人不能教育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任由自己,人只能是堕落。 由于人不能自治,所以人也不能统治他人。人自己统治自己,不能使自己归向善。人统治别人,也不能使统治归向善。 人自己不能归于善,但是相对地人的互相制约可以归于善。就是人的倾向是不能克制自己的恶,但是有反对他人对自己作恶的倾向。 也就是说,人的基本规律是:对他人作恶,对自己作恶。但是一般不愿意接受他人对自己作恶。 因此社会应该互相制约,但是制约应该限于人们的自我保护。如果在相互关系中可以干涉他人,将在这种干涉中互相妨害。 天使与魔鬼的区别也在这里。天使为什么是天使,因为天使不是自由的,不是任意作为的。而魔鬼是凭自己的意志而作为的。 也就是说天使为什么是天使,因为天使的行为都受“法律”决定,而魔鬼则不受法律决定。 人类当然应该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能是探索“法律”的自由,而不是践踏法律的自由。温家宝说“让孩子们自由的想,自由的说,自由地做”, 是完全对的,但是这种自由是特定的,就是探索的自由。 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当人放弃了“自由”,才能获得自由。即放弃黑格尔所说的CAPRICE。 人类的自由总量是永恒的,人类只能这样获得自由,即用虚假的自由换取真实的自由。 人没有能力自治,没有能力治人,剩下的只能是法治。但是这个法治更可悲,法都是人制造的。 因此政治的理想只能是完全超越人为因素CAPRICE的法治。 在现实中,CAPRICE(任意)当然也会成为必要,但是这种必要仅仅为了摸索到排除人为因素的法,仅仅是为了最终否定它。当然否定不是某个时间一次否定,而是一次只能否定一点。
个人分类: 普罗米修斯 哲学|1449 次阅读|2 个评论
年龄政治学,纪念五四
热度 1 yue 2012-5-10 11:37
中国近现代就是被老年人祸害,又被青年人祸害的历史,现在则稍微平衡一点。 说远一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成也萧何败萧何,进步和祸害都是来自它。 因此要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必须平衡,如果不平衡,如果到了极端,就是纳粹的本意。
个人分类: 我思诸我是----人学|2690 次阅读|1 个评论
对话1
热度 3 histly 2012-3-8 10:11
A*** 9:47:56 **最近写了篇文章,从数据看,哲学和政治学在中国是主要的知识输出源。 B*** 9:48:30 不用看也知道也就是数数刊物数量和文章数量 再加上自己发明的权重因子 配上一堆看不懂的数学公式 B*** 9:49:42 你觉着中国现在有哲学么。。。 A*** 9:49:33 也不至于,他们用被引和引用网络做的。 古典哲学啊。 从祖先那边吸取营养。 B*** 9:50:21 你想象一下啊。。。我打个比方 可能不太好听 A*** 9:50:53 什么比方 B*** 9:54:33 比如,现在结婚都要办酒对吧。办酒毫无疑问,桌数越多越气派。因为桌数越多,说明你认识的人越多,人脉越广。这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是呢,你看,现实情况是,我们老家的农民,一办酒动辄就是五六十桌。相比较的是,据说今上独子前年结婚办酒的时候,只摆了三桌。。难道据此就能说一个乡下老农民的社会关系比总书记牛B? A*** 9:55:16 这个比喻经典。你很有古典文人的气质,以类比揭示事物的本质——中国人的传统。西方思维不这样。 B*** 9:55:33 请与被请,引与被引,差不多的道理 你自己写论文的时候也拼命凑参考文献来的。。忘了? A*** 9:57:11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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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理想不是未来是现实
热度 1 yue 2012-1-16 16:34
理想就是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但是以否定形式进行的反映,就是从反面表达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说,理想只能是现实。理想也以正面的方式反映现实,就是肯定现实中好的东西,或者肯定现实中相对永恒的东西。 当然,理想毕竟是现实中的缺陷,只能在未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还是未来。 但主要是现实,必须根据现实不断调整理想。现实发生变化,如果理想没有变化,那完全是反动的。 例如,现实中最严重的是铁道部的腐败、国企老总的腐败,所以理想必须仅仅局限反腐败,如果任何理想脱离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就都不是理想,而是欺骗。当然,不见得是故意的欺骗。必须这样理解,是因为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斗争思维来理解社会问题,动不动就以敌意来猜测社会集团。。
个人分类: 普罗米修斯 哲学|194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Amsel 2012-1-16 00:19
【转载注:注意脚注中的无比正确的一段话: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理科学生在完全脱离具体文化背景的逻辑分析体系时可能容易掌握抽象演绎能力,但 一旦涉及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立即就变得毫无分析能力可言 ,迅速被各种既有的整体主义概念套牢套死(这一点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课的个人经验,并未得到系统验证)。反过来,这一点也恰好充分说明中国文科教育中主流观念的影响是极其成功的,这种影响甚至能统治接受过演绎分析训练的理科学生的大脑。 ——科学网大言炎炎者其勉之! 】    为什么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只有大量的理论介绍,却缺乏真正的经验性研究呢?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经验研究的相对死亡谈起,分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应用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上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强调其病根在于未能理解“微观基础”的方法论意义。在对“微观基础”进行界定之后,本文梳理了“经济人假设”的中国式争论,指出导致研究者拒斥微观基础的两个历史包袱:一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路径依赖对思维构成了强大的束缚;二是研究者们大都善于单纯的归纳逻辑,而不习惯需要综合演绎与归纳方法的假设检验逻辑。然后本文进一步指出了微观基础背后潜藏的三点病因:意识形态的干扰、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政治科学的整体落后。最后,本文粗略展望了相关领域潜在的研究方向,并提出了三点有限的建议。   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关注与日俱增。①时至今日,当我们清点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发现一个多少有些尴尬的事实: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的介绍工作取得了大量的进展,相关理论引介吸引了各个领域大量的研究者②;另一方面,这个被隆重引进的理论却缺乏相应的经验性研究。不管是经济学领域,还是政治学领域,不管是集体决策规则、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宪政理论,还是政党理论、官僚理论,中国的研究者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应用分析的成熟研究都屈指可数。③而许多年轻人则跟在那些耀眼的理论引介后面,写作了大量的博士、硕士论文,结果基本上沦为重复性的介绍和评析,缺乏到位的经验性研究。④   一边是热闹的理论引介舞台,另一边是冷清的经验研究荒漠,这种强烈的反差不禁令人尴尬。没有多少人真的拿如此红火的理论来做研究,这个“没有”其实反倒值得一提,值得我们对其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因此,我的中心问题便是:为什么公共选择理论只有大量的理论介绍,却缺乏真正的经验性研究呢 尤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个热门的理论去解释具体的政治现象呢 换句话说,我力图理解和解释公共选择理论的经验性研究在中国相对死亡的原因。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作出一些基本的限定。本文谈到的“公共选择理论”严格界定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科学的分析”⑤。这里所界定的狭义的“公共选择”,研究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相同——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官僚体制,而其方法论却是经济学的——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然后综合应用经济学的各种分析工具。⑥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还包括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研究方法仍然坚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但其研究对象已超越纯政治现象,而延伸到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⑦其具体理论流派包括研究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互动关系的寻租理论(以Gordon Tullock、Ann Krueger为代表)⑧、研究利益集团构成的集体行动理论(以Mancur Olson为代表)⑨、研究制度约束下国家官员行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Robert Bates、Margaret Levi为代表)⑩。本文的讨论将从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一直扩展到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将对中国政治科学相关的发展作出检讨与批评。   本文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尚不发达的中国政治科学“落井下石”,也不是为了巩固某个学派的自家园地。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梳理围绕“经济人假设”的相关争论,进一步探讨“微观基础”的学理意义,从而引发理性选择理论家与政治学内其他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促进整个政治学科的争论与进步。   一、可能的解释   无论是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所做的相关经验研究都异常缺乏。对于这个现象,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分别涉及到理论应用的背景、理论本身的特点、中国政治科学的现状。{11}本文将对之一一进行评述。   第一种解释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政治体制,环境完全不同,研究对象完全不同,所以在中国无法应用该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民主体制作为环境,研究一个与“经济市场”相对的“政治市场”,研究这个政治市场的运作机制(分为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间接民主制的公共选择)以及这个政治市场上主体(选民、利益团体、政党、官员、政治家)的行为。这些西方的政治环境在中国都不具备,直接应用理论是不可行的。   然而,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其实谬以千里,只是暴露出解释者本身并不真正理解公共选择理论,并不理解“什么是理论”。{12}首先,如果不把意识形态算成科学理论的话{13},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理论几乎都是从西方舶来的,那么只要一个理论是由西方政治经济背景下延伸而来就不能应用于中国的话,那么中国研究者就无法再做任何经验性研究了。一个理论的解释力越广,就说明其在把握规律性方面越成功。很多西方理论的确是基于西方的独特背景而构建,但我们中国人照样用得不亦乐乎,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其实,基于西方的背景去构建的理论,其目的并不是只为了解释西方的现象。理论的目标应该是去除个体的因素,尽可能解释范围更广的现象。如果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只想做一些只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的“理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好的理论。{14}如果能剔除意识形态的干扰,普适性应该是理论本身追求的目标。{15}其次,公共选择理论的实质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济学研究。中国虽然不是西式民主体制,但中国政治中总有“非市场决策”;中国虽然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政治官僚,但总有成形的官僚体系;中国虽然没有联邦制下的宪政架构,但也有中央与地方相互博弈的政府体制。只要存在这些“非市场决策”,存在这些层级结构(hierarchy),我们就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并不会因为其产自西方就不能在中国应用,这种解释很站不住脚。   第二种解释认为,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种假设简单、推理严密的理论,虽然其理论解释范围较广,但很容易忽视具体事物的复杂性,与其他解释范围较窄却更深入具体案例的理论相比(如历史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的经验验证工作就显得较为困难。例如格林和沙皮罗就认为:“我们几乎没有从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学到什么。部分的困难出自于其经验性应用的绝对贫乏;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最有兴趣的似乎只是进行理论的推敲,而把经验性检验的烦琐工作留给了将来或者其他什么人。”{16}不仅是部分政治学家持有这种批评,很多社会学家更是对理性选择理论对人类行为的简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建立在有争议的极端假设之上的理论,在其应用范围上存在根本性的局限。{17}然而,针对格林与沙皮罗的批评,丹尼斯 缪勒很快在《公共选择理论》第三版中辟了专门的一章来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他指出:无论是实证还是规范的政治学研究,公共选择理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格林与沙皮罗等批评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也找不到其他能比理性选择理论做得更好的替代性理论方法。{18}更进一步,如果从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们仍然作出了许多有效的经验性验证工作。如奥尔森、贝茨等人的研究既是理论建设的典范,也是经验研究的典范。{19}相比之下放在中国来看,类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经验性研究仍然难觅踪迹。因此,中国的情况仍然是一个应该继续追问的问题。   第三种解释认为,中国政治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本来就很缺乏,这种尴尬的情况不是公共选择理论一家的事。中国研究者善于从西方舶来大量的理论流派,瓶瓶罐罐一大堆,但却懒于从事具体的问题研究。其实,这是一个老毛病,胡适先生八十年前就有过精辟的批评:“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20}先不用去理会这段批评之于当时时局的政治意味,这段批评的具体逻辑用来分析我们当下的学术怪象还是有道理的:理论介绍容易,经验性研究困难,研究者们“避难就易”。对此,汪丁丁认为中国的经验性研究往往受制于一些“特殊”的客观条件。例如,在对中国政府行为的观察方面,数据的可得性一直有较大的障碍。{21}另外,与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往往缺乏用于经验性研究的充足资金。{22}但是,这只是主观意愿之外的客观因素,而且这个不利的“特殊”条件也逐渐在改善之中。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些“费力可能不讨好”的经验性研究,以及他们到底“能不能”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去做经验性研究。更重要的是,数据与资金上的限制并不能完全解释公共选择理论与其他西方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显著差异。近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在中国仍然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应用,如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23}我们不妨做一个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utal reasoning),即使数据可得、资金充足,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就能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做经验性研究了吗 如果我们还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深入追究其他可能的解释。   二、微观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的精髓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整个理论安身立命的“法宝”即是利用经济人假设这个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来重新分析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24}用格林与沙皮罗的话说,“理性选择学派的不同在于系统的方法,由此得出有关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的命题……他们并不坚持认为传统的政治科学家研究的是错误的现象,而是认为,由于忽视了微观基础的逻辑,传统政治科学家以错误的方式研究正确的现象。”{25}   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学界虽然早已经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理论而引入,但却仍然没有领会到这个理论本身在方法上的长处,仍然是在“以错误的方式来研究正确的现象”。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在经验研究上的相对死亡,不是因为理论应用的背景差异以及理论本身的特点限制,也不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数据与资金,其关键还在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误解了“微观基础”的方法论意义。简单地说,我们只是在摆弄公共选择理论外在的皮毛,而没有取其方法论的精髓。   因此,要真正发挥公共选择理论之于经验问题的解释力,我们就得去“找到微观基础”!本节先对围绕“微观基础”的争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进一步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为何在方法论上拒斥这种研究取向。   (一)什么是“微观基础”   首先,关于“经济人假设”{26},一般有两层意思:   第一,自利(self-interested);   第二,理性(rational)。   两点综合起来就是“效用最大化”(Utilities Maximization)。   而“微观基础”的核心就是“经济人假设”,但二者的含义在学理上略有区别,“经济人假设”只是理论构建的基本前提,而“微观基础”则是与“宏观解释”相提并论的。当我们说“某某理论或研究要有微观基础”,往往强调的是,该理论或研究应该从个体层面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去演绎推导出最后体现在社会宏观层面上的行为结果。{27}换句话说,微观基础就是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必须用建立个体层面之上的因果机制来予以支撑。说得更具体一些,找到微观基础需要指明个体行为者所面临的具体环境(local circumstances)与互动机制(aggregative processes),并在此基础上确认社会宏观层面上的因果关系。{28}   因此,当我们强调理论或研究的“微观基础”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在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前后一致的个体行为假设;第二,有没有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演绎推理过程。   一旦坚持“微观基础”,就意味着把宏观结构现象化约为个体之间理性选择的博弈结果,这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y individualism)。说得直白一些,也就是要在研究中能看到明确界定的行为者,看到“个体”。从社会科学的整个谱系来看,这种方法论倾向在“整体—个体”之间选择的是“个体”,在“主观—客观”之间选择的是“客观”。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这种方法论倾向从经典时代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功利主义,到现代霍曼斯(George Homans)、布劳(Peter Blau)的交换理论,再一直发展到当代各派理性选择理论。{29}毫无疑问,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典范,而其贡献就在于对微观基础的强调。“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30}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却在公共选择理论得以安身立命的方法论基础上犯“迷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让研究者们踯躅不前。仔细梳理这些争论,就能具体说明中国政治研究者对微观基础的误解程度。   (二)“经济人假设”的中国式争论   任何可证伪的实证研究,假设都必须简单。假设一旦复杂,摇摆不定,其随后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势必失败。当然,这种方法论倾向最极端的代表就是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工具主义。在那篇广受争议的论文中,他认为理论的决定性检验是其预测和解释的能力,而不是理论的内部结构或理论假设与传统智慧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假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发展出来的理论预测是否得到了验证。{31}抛开弗里德曼的极端观点不谈,理性选择理论的长处的确是在于其简洁明了,解释有力。   然而,彻底误解“经济人假设”方法论效力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就会试图去改变这个理性人假设,去搞一些“政策人”、“线段人”、“比较利益人”的复杂假设。这样一来,我们的假设倒是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可是也越来越变成“描述”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复杂假设牺牲了理论的抽象程度与普适性,而且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建立内在一致的理论的可能性。   在这一类精心修改的假设中,最典型的就是陈庆云等人的“比较利益人”假设,也称之为“线段式人性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与其所反对的“公共人”假设一样,都是一种极点式的人性假设,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必然存在限度。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来看,人性是介于绝对自利与绝对他利两个极点间,一定条件下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线段式人性”。按照“线段式人性论”,公共管理中的人应是对多种利益权衡的“比较利益人”。{32}   这些研究者急着要去修改公共选择的微观基础,以为将“经济人”改为“线段人”就能适用于中国。{33}其实这反倒是抽掉了公共选择之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价值。格林、沙皮罗认为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多数批评集中于理性选择关于人类心理学和理性的假设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后果上。”{34}显然,这一点在中国的学术氛围中,发生了更有趣的病变。{35}   方福前虽然也不喜欢经济人假设,但他也只是限于批评,并未像陈庆云等人那样竭力去建立复杂的替代性假设:“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合乎实际。如果说,用‘经济人’假说来描述经济活动中的人尚有局限性的话,那么,用‘经济人’范式来刻画政治活动中的人就有更大的局限性。”{36}陈振明也意识到“经济人假设既是公共选择理论力量的源泉,又是它的弱点之所在。”{37}还有其他一些中国研究者发表自己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但都并无太多新意,基本上停留于对其理论简洁性的肤浅指责。{38}   另外一方面,对经济人假设的支持,首先来自于经济学家。曾启贤很早就指出:“对于复杂的经济过程,‘经济人’假定是有利于抽象分析的。不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或利用这个假定,很难设想怎样在理论上把握经济法则。”{39}梁小民认为:“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40}   林毅夫则强调“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他指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41}林毅夫还举了其导师舒尔茨研究的例子,并认为舒尔茨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42}   张曙光极力反驳他人对经济人假设的指责,强调很多批评者没有区分实证理论的假设与现实规范的判断,并肯定社会科学需要一个统一的人性假设。{43}的确,假设官员自利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官员全都自利,而是要用最简单的有效假设去推导理论,最有效地解释、预测其行为。   还有一些政治学研究者也认同这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既可以适用于人的经济行为取向的分析,同时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看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可以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适用于对人的政治行为取向的分析。”{44}   杨龙看到了该假设的理论效力,指出“个人加入集体行为的动机也是为了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也是分析集体利益的出发点。”{45}但杨龙的看法处于中间地带,既指出其长处,又看到其局限。{46}   叶初升在讨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时指出: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寻找微观基础,“研究方式相似,即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入手,从微观机制分析入手,构建解释发展问题的基本模型。”但是,“趋同不等于收敛,能够充任学科范式的微观基础尚未真正建构起来,各种理论之间仍然缺乏统一的逻辑联系。”{47}   相比之下,杨春学的总结显得一针见血:“经济人肯定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性的、‘过度简化’的假设。它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存在难题,但正如宾默尔所言‘它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48}。……如果人性结构中非自利的动机比自利动机更为强有力,合理的利他主义行为比利己主义行为更为盛行,那么,人类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和烦恼!谁不想生活在利他主义盛行的社会之中呢 ……虽然我们可以把经济人假说合理地拓展到某些非经济领域的分析,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必须给所谓的‘人文关怀’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内在的精神需要。”{49}   为了理解和评判上述争论,有必要把经济学与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只有理解了这个差异,我们才能理解找到微观基础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一般来看,西方主流的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方法论的逻辑程序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假设检验方法(hypothesis-testing),这种研究程序是基于波普证伪主义(Karl Popper’s falsificationism)以来科学哲学发展的指导,可以用一个“科学环”来予以说明(参见图一)。{50}最早的科学研究都是培根的简单归纳主义以及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归纳。科学家没有理论指导,直接去经验中归纳,以发现规律与命题。后来证伪主义认为这样做有两个缺陷:第一,没有理论指导,经验“事实”就会如海洋一般泛滥——没有理论假设的指导,经验观察就是盲目而且缺乏系统性的;第二,简单归纳得到的理论只能找到证实自己的经验证据,却没法证伪。{51}例如,最受人诟病的无法“证伪”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52}在证伪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界开始逐渐采用假设检验方法来指导科学研究。{53}   一般而言,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不同并不是方法论程序上的根本对立,而在于其理论基本假定的差异。经济学的假定最简单,政治学的所有流派对人的假定都要比经济学复杂,即使是向经济学直接学习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是如此。前者开始在经济利益之外加上了政治利益,后者则开始考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些理论上的修订都是在经济学基本的经济人假定上打补丁。   理论假定越简洁,就越能在从理论到假设的过程中做更多的复杂演绎推理,甚至是用数学语言来进行长程推理,最后得到超出自然语言理解范围之外的理论命题(这就是经济学的现状,其命题不靠数学很难理解)。初始的假定越复杂,可能的推理方向就越难统一,就越难做深入的演绎推理,其重要表现就是难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假定复杂之后,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越难得到统一的、可重复的推理过程。罗素说:“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54}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比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更靠近自然科学。其根源就在于它理论假定(assumption)很简洁,能让研究者发展出无差别的、可重复的理论假设(hypothesis)。   以上分析了从理论到假设的演绎逻辑过程,在从假设到经验概括的归纳逻辑过程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也同样存在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也是根源于二者基本理论假定的差异。经济学的假定简单统一,尽力去抓人类行为的共性:自利(self-interested)与理性(rationality),这样做必定舍弃了其他特征,由此得出的假设也必然只能反映“主要”的规律,而忽视各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学推导出的假设一般倾向于用大样本去检验,样本越大、数据越抽象,它的假设越容易成功。相反,大部分政治学研究的假定都比较复杂,得出理论假设的推理链条较短,其假设也更接近经验中案例的具体情况。案例越少、数据越具体,其检验越容易成功;案例一旦增多,政治学研究假设的验证难度也就增大了。{55}   总之,政治学与经济学所有的不同,不管是理论假设演绎过程,还是经验验证过程,其区别的根源都在于理论的初始假定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两个学科科学观上的显著差异,即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维度上是谁更靠近自然科学、科学主义。政治学如果想要进步,应当在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不同的极端中找到平衡。   但是,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鱼与熊掌的选择,而在于连理论是什么都没有弄明白,连假设检验方法都没有搞清楚。究其原因,还得依靠知识社会学的更多反思来追究历史。不过,到此为止,我认为至少可以对“经济人假设”的中国式争论作出如下两点评判:第一,任何理论假定都具有不完全性,理论是一种抽象,是对现实的一种选择性重构,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任何宣称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能是意识形态的幻影。第二,研究者艰难地试图用概念与理论去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然而,在没有更好替代物的情况之下,经济人假设是一根我们不得不依靠的“拐棍”。经济人假设的简洁性恰好是其长处所在,是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应该向经济学积极学习借鉴的优点。   (三)方法论的历史包袱   既然经济人假设是相对好使的“拐棍”,既然对微观基础的强调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科学最大的启示与贡献,那么我们为何还要误解微观基础从而丧失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机会呢 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一些历史包袱导致我们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假设检验逻辑上有所缺失,而这两个方面正好对应着前面总结的“微观基础”的两层要义:前后一致的个体行为假设,以及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演绎推理过程。   首先,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路径依赖对很多中国研究者的思维构成了强大的束缚,使得方法论个体主义难以被接受和应用。近代历史上,从中国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以来,一直都是以历史哲学方法见长的理论占据主流。这一点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历史哲学的方法以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发展,非常适合欠发达国家一些政治精英的革命需求。近二十年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政治学却仍然笼罩在过去的方法论泥潭之中。较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传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研究者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排斥。{56}对此,丁学良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西方社会科学之概念构筑(conceptualization)的逻辑、方法及技巧,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一致,从而导致学生的误读,错用了一些分析概念。”{57}研究者在方法上的路径依赖是明确存在的。习惯了过去的思维方法,要接受新的完全不同的方法,就会触及到世界观等哲学层面,这无疑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相比之下,一些在方法论上保留了整体主义特征的理论,则很容易被中国研究者接受。例如,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例子。通过针对大量论文的统计分析,景跃进、王国勤发现中国研究者相对来说更关注理性选择的适用性,而不担心制度主义的适用性。因此,与制度主义相比,理性选择需要作出更多的说明和论证性工作。{58}景、王二人认为这是理性选择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不同造成的,中国政治学者不适应前者的方法论(即微观基础),而很容易接受后者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 第二,长久以来,许多中国研究者善于对具体现象进行单纯的归纳来总结规律,却不习惯通过假设检验逻辑去建立解释性的假设并检验假设。单纯的归纳逻辑是基于研究者熟悉的事物和概念,是从经验到理论。而假设检验逻辑则是演绎逻辑与检验逻辑的综合。首先得从理论推导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观察来检验假设,如果被证实,就可以对被观察到的具体现象作出有效的理论解释;如果被证伪,就要对理论作出修正或推翻原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检验假设需要归纳,而提出假设的过程则是应用演绎逻辑。这里的演绎不是从具体的现象开始,而是从抽象的属性开始,这需要研究者有极强的抽象与推理能力。然而,中国的很多政治学研究者从最开始的高中文理科分班教育开始,就逐渐丧失了这种分析能力。{59}这种分析的能力丧失,可能跟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此不做过多的讨论。{60}但这种缺失,极大地影响了假设检验逻辑的应用,也就导致我们无法在微观基础之上通过演绎方法来提出假设。 三、微观基础的背后   上文是就方法论本身来谈中国研究者在微观基础问题上的羁绊,下面再对此作出三点延伸的讨论,分别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政治科学的整体落后。这三点内容并非下定论,而只是基于我狭窄的专业训练背景提出一些猜想,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61}   (一)公共选择理论背后潜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让一部分研究者自动止步。   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纠缠是难以厘清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往往干扰独立的学术判断。{62}最麻烦的是,这种影响往往以加强研究者自我审查的方式来实现。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就相互纠缠,双方都指责对方“为虎作伥”。{63}虽然这种争论在规范层面的意识形态上进行交锋,与社会科学实证层面的研究并不相同,但是这种争论的氛围却容易干扰社会科学从业者的视听和判断,让一些力图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者主动排斥带有那些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对公共选择理论来说,其理论应用也很容易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文争论的干扰。   更重要的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来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支,公共选择学派从产生之日开始,就在影响着西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64}在从美国向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判断与推论,正好极大地符合了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政治要求——他们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放松政府管制,让全球化得以进入各国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研究者可能是因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而跟公共选择理论保持距离。{65}   对此,我们不应该借鉴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规范层面上的政策建议。{66}我们应该去看美国自己早期发展的时候采取了怎样的管制措施,而不是去听他们发展起来之后要求他国解除管制的呼声。{67}对于政治学科的发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固然有帝国主义的嫌疑,公共选择理论的确容易沾上新自由主义的嫌疑,但这些理论对微观基础的强调仍然是值得中国政治科学发展所借鉴。工具与价值的确不能区分,但工具仍然在局部能够独立于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去剥离公共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习得其方法论上的长处,在实证问题的研究中派上用场。{68}   (二)“找到微观基础”可能会遭遇政治正确的困境。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研究,不会牵涉具体的行为者,可以泛泛而谈,不会得罪相关政治参与者;而一旦在研究中明确界定行为者及其偏好目标,就会直接牵涉政治现象中的参与者,形成一种无意的批评。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无疑是政府官僚或执政党或政治家。在中国,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批评是一个雷区,研究者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都自觉回避这方面的直接讨论。与八十年代学者狂热承担启蒙者的趋势不同,这种变化是学者职业化、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本身可能是一件好事,学者专心向学,不问政治,变成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会促进学术发展。但如果因为怕得罪权势而舍弃学术研究的深度,这可能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对此,来自时评家袁剑的批评显得格外尖锐:“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69}   (三)中国政治科学整体的落后体现为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因果关系的分析,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   基于微观基础的理论分析,必然会有严格的演绎推理,这种推理会在不同的宏观变量之间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即通过微观行为者的战略互动而在宏观层面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建立因果链条的联系。{70}因此,基于微观基础的演绎分析就能打开因果关系背后的“黑箱”,从而在理论逻辑上让因果关系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和支持。{71}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弊端就是研究者都不去探寻因果关系,更不要说去探寻因果关系背后的因果机制。大部分研究者习惯了描述现象,泛泛地归纳,产出了大量总结概括性质的散文,缺乏有因果关系、有经验性检验的研究性论文。{72}   王天夫就指出:“从理论上讲,因果分析理应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的研究延续了人文学科的传统,承接了政策研究的风格,采用了新闻写作的手法,并不以因果分析为核心。”{73}肖唐镖、陈洪生通过对政治学论文的统计分析,指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极其缺乏规范,大部分研究都没有明确的问题与理论假设,也就无法探究具体的因果关系。{74}   更进一步的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仅是缺乏微观基础、因果关系,而且还缺乏统一的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整体水平的落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意见。谢韬等人指出: “就研究方法而言,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还停留在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状态。各个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以及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75}徐勇、邓大才则指出:“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没掌握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流程,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似是而非、一知半解……”。{76}张国清、严强等人则强调了政治学研究“政治化”的影响:“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现实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政治学家对政治学问题的思考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过分影响,有时甚至达到情感因素多于理性因素,直觉和想像力多于理性分析的程度,以至于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到国家根本制度如何体现公正、如何有效实施公正等方面,而是放到了‘决策者’尤其是‘执政者’的意向上,从而表现出政治学研究过分‘政治化’的倾向。”{77}何俊志则认为“主要应该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研究之所以在这方面不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自己的学术基础和问题意识没有把握好。学术基础的不足来自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独特历史和现实;而问题意识没有把握好,则来自于没有掌握学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78}   其实,这种糟糕的情况不光是政治学一家的事情,连研究相对规范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是忽视微观基础,缺乏因果机制,缺乏“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79}。对此,林毅夫曾经提出批评:“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80}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因果关系上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好。说到底,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之所以容易忽视因果关系,正是因为这些研究没法去建立有效的因果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政治变量,把政治行为者放在模型外面,增加了理论本身的严谨与优美程度,却丧失了理论视野的宽度。然而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乃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地方。二者因为把政府视为研究对象,要打开这个黑箱,反而可以作出许多有微观基础的研究。对此,朱天飚曾经概括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问题,这同样是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所具备的优点。{81}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令人尴尬,非但没有发挥理性选择理论应有的长处,在处理政治经济问题时反倒比经济学家还要缩手缩脚。{82}   四、几点建议   至此,本文已经从公共选择理论应用匮乏的尴尬问题开始,顺藤摸瓜检讨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微观基础”上遭遇的种种困境。这里面既有研究者自身方法论背景的障碍,又有意识形态与政治正确的迷雾。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应当如何去展开研究呢   公共选择理论有诸多应用子领域,如宪政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官僚理论。的确,在中国进行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很容易遭遇非学术性的障碍,我们只能在政府理论这一块找到一些探索性的经验性研究,具体涉及到政府财政、政府规模、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83}然而,很多关键领域的经验性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84}对此,何俊志的意见颇有建设性:“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理性选择理论的空间恰恰在于,权威体制下的非市场选择行为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的研究者只有基于权威体制下的非市场选择行为的研究,才能在我们的背景下发展出一些学术模式与世界政治学进行对话。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包括:权威体制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威体制下候选人安排的逻辑;选择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民的投票与不投票;政治不中立的官僚行为;以及转轨时期的设租、寻租和控制寻租的制度安排;党和政府对待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选择。”{85}   在何俊志对研究领域进行提议的基础上,我仅就研究方法提出以下三点浅薄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分清实证与规范,紧紧盯住方法论。公共选择以及理性选择的效力在于其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理论结论或是其沾染的意识形态。作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莱维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研究领域。{86}她的看法虽然极端,但却体现出这个学派对其方法的自信与笃定,也启示我们不要太在意这派理论的结论,而要在意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方法。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剥离其意识形态的干扰{87},甚至抛开其成形的理论结论,而直奔其方法论核心——微观基础。   第二,不惧怕数学,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推理工具。找到微观基础不是说一定要建立形式模型或数学方程,而是说一定要确定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者,界定其偏好、目标,然后再来分析可能的宏观结果。{88}总之,得把有行为者界定的理论模型建立起来,不一定用数学语言,自然语言同样可以承载演绎推理。   另外,如果要应用形式模型也一定要注意不要流于数学游戏。对此,赵鼎新在讨论集体行动理论时就指出:“成功的形式模型一般都是一些对于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成语或民间智慧的数学或逻辑总结,而绝大多数已发表的形式模型因不得此要领而流于数学游戏。……判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重要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89}   第三,抛开历史包袱,树立“正确”的“理论”观。不要再在“经济人假设”上继续纠缠,不要再去搞“线段人”、“比较利益人”,不要再去对这个假设做一些没法操作的阉割“手术”{90}。在这一点上,可能不仅是理性选择这一派理论的问题,其他理论的应用(如历史制度主义、国家主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许多中国研究者对理论的认识与西方研究者完全不同。与许多在理论上“朝三暮四”的中国研究者相比,大部分西方研究者的“理论归属感”显得要更稳定一些,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一个理论范式中做研究,不断地挖掘特定理论的解释效力。相比之下,中国研究者大都缺乏理论归属感,对待理论流派的态度并不严肃,往往轻浮地奉行“拿来主义”。我们不仅习惯于随意更改理论的核心假定,还经常在不同的文章中使用相反的理论,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都使用相互冲突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这种对待理论的轻浮态度往往直接扼杀了理论的解释效力和应用前景。{91}   回到本文讨论的理性选择理论,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其方法精髓与理论长项,直接奔向微观基础找到各种政策决策背后的行为者,并界定其偏好、机会选择、战略互动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自利(self-interested)不一定是对自身的经济利益感兴趣,还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92}因此,对当下中国的政治学应用研究而言,关键不在于是不是纯粹的“经济人”,关键在于研究中能不能看到“人”(actor)!我们不能再去写一堆说来说去“没有所指”的糖水文章。   这样说,并不是要彻底回归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而是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结构性的思维,从微观基础去确定因果关系。{93}美国政治学学界反对理性选择,是行为主义过头之后的反省,是胖子的减肥,而中国政治学如果还谈抵制理性选择,那么无疑是病入膏肓的瘦子还在谈绝食。{94}   总之,公共选择理论本身得到应用,这并不是政治科学的目标;重要的是政治学研究得实现“内部逻辑的一致”以及“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95}。考虑到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贡献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我们更需要在实证研究中重视方法论个体主义,并利用微观基础去建立有因果机制的理论解释。但愿公共选择理论就能像一条鳗鱼一样,冲进慵懒沉闷的鱼群,带来真正的刺激与变化。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鳗鱼”!   *本项研究与写作先后受到教育部课题“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南开大学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文科青年项目“社会保障中的理性选择”(项目编号:NKQ08031)的资助。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文写作提供的批评与建议:冰河、陈慧荣、陈玲、陈子恪、程同顺、傅军、高飞、何俊志、何淑静、黄琪轩、李永刚、刘丰、刘军强、刘伟伟、刘秀汀、刘颖、刘志孺、卢龙婕、马德勇、阮艳婷、舒晓非、宋磊、苏玉芬、孙兵、孙天会、谭湘源、汪丁丁、王利、吴铭、杨龙、叶静、张玲、张严冰、赵德余、郑振清、朱光磊、朱天飚、朱旭峰。要特别感谢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张睿壮教授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张翔同学,他们二位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论文草稿,并分别提出了结构性的批评意见。   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注释:   ①这里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字面上的意思指的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学研究者,而不是指研究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这里的“研究者”(researcher)也特意区别于“学者”(scholar)。在中国,“学者”这个词的意思可能要模糊得多,也带有过多的褒贬以及价值判断。为了明确批评对象,本文尽量使用“研究者”一词,尤其是指那些关注并试图应用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   ②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3期;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8章“自利行为与社会秩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70—313页;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的三大理论假设”,载《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12期;袁瑞军:“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论点评介”,载《政治体制比较》1996年第6期。   ③这种情况在政治学界显得尤为突出,经济学方面倒是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例如: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2005, pp.1743-6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本文作者还在搜寻相关论文,希望能发现这样的学者及其研究论文。   ④例如,可参见阮守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论文, 2007年3月;张群梅:“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观分析”,郑州: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6月。   ⑤ 丹尼斯 C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页。   ⑥ 关于可以应用的经济学方法,可参见:David Austen-Smith, “Economic Methods in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99-914.奥斯汀-史密斯认为:在连接个体偏好到集体政治选择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应用的经济学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直接的、加总(aggregate)的静态方法,也称为集体偏好方法(collective preference),以Arrow、Black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第二种是间接的、行动(action)的动态方法,也称为博弈论方法(game-theoretic),以von Neumann、Nash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相关的经典文献如下:K.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D. 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J. 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J. Nash, “Noncooperative Games”, Annals of mathematics, Vol.54, pp.289-95.   ⑦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04—122页。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界定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更主张从方法论及其实证倾向上来界定,并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并不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参见Margaret Levi,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Prepared for Mark Lichbach and Alan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2nd edition, incoming; 朱天飚:“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载“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8年9月27日—28日。   ⑧ 代表作可参见: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No.5, 1967; Gordon Tullock, Public Goods, Redistribution and Rent Seeking, Edward Elgar Publications, 2005; Ann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3, 1974.   ⑨ 代表作可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⑩ 代表作可参见: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obert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Ken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1}我在提出本文的中心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为何在中国缺乏经验性应用研究)之后,对二十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内容,我整理出这三种主要的解释。目前尚未找到有其他文献在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   {12}一些基础性的讨论与批评可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三章“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四章“社会研究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127页; 劳伦斯 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三章“理论与研究”、第四章“方法论的意义”,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20页。   {13}劳伦斯 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社会理论与意识形态”,第56—58页。   {14}这一点得益于与傅军的讨论,2008年9月18日。   {15} “科学知识的判定标准是脱离意识形态的,但它的应用是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72页。   {16}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详细讨论可参见以下论文集的系列讨论:James Coleman and Thomas Fararo (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Sage Publications, 1992.尤其是其中的两篇文章:Richard Munch,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Its Explanatory Power”; James Bohman, “The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Explanation”.   {18}Dennis Mueller, “Has public choice contributed anything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 Public Choice I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28, pp.657-74.   {19}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除了侧重于理论的经典以外,在各个具体领域都有许多经验性研究的典范,可参见Robert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Henry Milner, Social Democrac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and Beyond, Routledge, 1994.   {20}胡适:“问题与主义”,载李敖(编):《胡适语粹》,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21}这一点来自于2008年10月7日与汪丁丁的交流,相关讨论还可参见汪丁丁:“纪念陈振汉先生”,载《财经》2008年第4期。   {22}很多被问及“公共选择理论为何在中国缺乏经验性应用研究”的受访学者,都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个解释。   {23}有不少研究者积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和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政治。例如,杨光斌就有《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何俊志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地方人大问题。相关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戴扬:“叙事与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学术研讨会论文,天津,2008年9月。   {24}如果用经济人假设去研究政治经济的互动,则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与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区别即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其研究方法则是统一的,即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第104—122页。   {25}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第4页。   {26}国内研究者有关经济人假设的研究综述可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11 期。   {27}莱维(Levi)在最近一篇论文里间接地界定了“微观基础”,她认为具有微观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特别强调的是:个体行为者在面临约束的情况下根据自身偏好作出选择,通过战略性互动而产生一定的宏观结果。她的原话是:“Rational choice ensures that the research has microfoundations, that i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straints on and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the actors whose aggregated choices produce the outcome of interest.”参见Margaret Levi,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28}参见Daniel Little,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p.9-10. 他的原话是:“This doctrine maintains that macro-explanations of social phenomena must be supported by an account of the mechanism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rough which the postulated social processes work. More specifically, the thesis holds that an assertion of an explanatory relationship at the social level (causal, functional, structural)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two things: knowledge about what it is about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ypical individual that leads him to act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about this relationship; and knowledge of the aggregative processes that lead from individual actions of that sort to an explanatory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is sort.”   {29} 马尔科姆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10页,第62—99页。   {30} 丹尼斯 C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第4页。   {31}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Daniel M. Hausman, Chapter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谢作诗、李平:“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   {32}陈庆云等:“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6期。更多讨论还可参见陈庆云等人2005年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第3期),“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第4期),“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利益分析”(第5期),“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第7期),“论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利益”,(第8期),“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利益”(第9期),“再论‘公共管理社会化’”(第10期),“论公共管理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第11期)。   {33}陈庆云等:“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7期。陈庆云:“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赵德余:《主流观念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三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34}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第7页。   {35}在此,我不再浪费笔墨对此进行批评,更多具体内容可参见郑诚:“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新探索: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陈庆云教授”,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12期。   {36}参见方福前:“‘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其实这种批评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也很常见。据坊间相传,连写出《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的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也曾以一个故事来讽刺公共选择理论的狭隘假设:有一个外地人问“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 ”“当然”,本地人一边说一边指向相反的方向,邮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顺路帮我发封信吗 ”“当然”,外地人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打开信封,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偷的东西。   {37}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陈振明(主编):《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1—68页。   {38}金道政、袁国良:“论公共选择理论的缘起和研究方法”,载《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江涛:“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意义”,载《黑河学刊》2003年第6期;翟岩:“从经济人范式到公共选择理论”,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冯文成:“公共选择理论的渊源:经济学不是政治学”,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4期。   {39}曾启贤:“经济分析中的人”,载《经济研究》1989 年第5期。   {40}梁小民:“人性和理性人假设”,载《寓言中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研究》2001 年第4 期。   {42}Schultz,1964。   {43}张曙光:“中国经济学研究三十年:反思与评论”,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49页。   {44}赵存根:“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论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   {45}杨龙:《政府经济学》,第五章“政府行为与公共选择”,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杨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政治中的理性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8页。   {46}杨龙:“政治领域中的人性:经济人假设评析”,载《文史哲》2003年第4期;杨龙:《政府经济学》,第五章“政府行为与公共选择”,第65—67页。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的三大理论假设”,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2期。   {47}叶初升:“寻求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兼论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 期。   {48} 肯 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公平博弈》,王小卫、钱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9}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   {50}假设检验逻辑是归纳与演绎的综合,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的循环。假设是由理论演绎而来的命题;经验概括是由经验观察归纳而来的命题。从理论到假设是演绎过程,从经验观察到经验概括以及假设与经验概括的检验是归纳过程。   {51}“假设检验法比培根等人的归纳法多了一个理论演绎的过程,这是波普对科学程序的一个重要修正。”参见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95—97页。   {52}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53, 1990.   {53}当然,关于证伪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历来存在不同的意见。可参见张杨:“证伪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吗”,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另外,科学哲学历来也存在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争论,其中历史主义就反对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波普的证伪主义,历史主义认为并没有可借以对一般科学和专门科学二者作出评价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标准,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标准。可参见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第八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54}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页。   {55}这里对案例数量的讨论还涉及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有汗牛充栋的方法论讨论,如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最近保罗 皮尔森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在检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这个问题,他基本上是在批评政治学研究的“定量霸权”(Quantitative Hegemony),可参见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Vol.40, pp.145-69.   {56}最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不是中国学者独有的问题,而西方学界也存在分化。例如欧洲的学术界就向来排斥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英国与欧陆学者中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也并不多,估计这和他们长期的传统思维也有关系。以美国为首的社会科学主流为何能发挥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效力,这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以上内容来自与张严冰的讨论,2008年9月25日。   {57}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第11章“当中国学生遇上西方概念——误解的三个根源(When Chinese Students Meet Western Social Conceptions:Three Roots of Misunderstanding)”,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58}景跃进、王国勤:“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方法问题:研究取向的引介及反思”,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59}关于文科教育的批评,可参见以下文献的有趣分析:John Lott, “Public Schooling, Indoctrin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199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7, No. 6.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理科学生在完全脱离具体文化背景的逻辑分析体系时可能容易掌握抽象演绎能力,但一旦涉及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立即就变得毫无分析能力可言,迅速被各种既有的整体主义概念套牢套死(这一点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课的个人经验,并未得到系统验证)。反过来,这一点也恰好充分说明中国文科教育中主流观念的影响是极其成功的,这种影响甚至能统治接受过演绎分析训练的理科学生的大脑。   {60}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演绎分析能力匮乏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往往畏惧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个假设虽然很容易看似有理,但还有待实证检验,不知道以后的学科史研究者对此会不会有兴趣。数学的确是演绎推理能力最高级的表达形式,也是简洁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数学并不是演绎推理的全部,自然语言也可以承载推理过程。统计方法大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是处理大样本数据的必备工具,但是统计方法并不是验证假设的唯一方法,基于小样本的案例比较同样可以验证因果关系。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在方法上过多地倚重数学来进行推理,依靠统计来检验假设,这无疑是让许多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数学能力与统计方法的欠缺成了许多研究者的难言之隐,还成了一颗引发持久争议的“酸葡萄”。相关的有趣讨论可参考E. Roy Weintraub,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1}了解我个人的训练背景,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本文讨论的限定范围。我依次获得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政治经济学方向)学位。其中博士学位是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获得,具体信息可参见http://www.sg.pku.edu.cn/dpe/dpe.htm。   {62}有关学术思想背后意识形态的讨论,可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第22章“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有关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张严冰:“新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性:对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的思考”,载“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63}相关争论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5月版,第98—160页;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甘阳、汪晖”,载《天涯之声》网刊(www.tianya.com.cn,现已关闭)。   {64}张严冰认为:“没有什么纯经济学存在,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只不过它的政治前提隐含不讲而已。上面所谓的有趣是指,本来新古典经济学是政治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延续,政治自由主义就隐含其中,到了20世纪下半期,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的公共选择学派反过来去推导政治问题,推出来的还是政治自由主义,并用经济学更加捍卫了自由主义。” 出自张严冰:“新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话语及其意识形态性:对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的思考”。   {65}当然,从逻辑上讲,也就存在因拥抱新自由主义而接近公共选择理论的人。这一点十分有趣,还有待分析。   {66}玛丽 S 摩尔根:“工具、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载西奥多 M 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60—263页。   {67}早期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干预,现在放松管制,靠以前几百年管制打下的基础。相关讨论可参见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ter 2, pp.13-68,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因此,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做美国人做过的事,不做美国人现在宣传的事”。(Do what American did, do not do what American say.)以上观点来自与黄琪轩的讨论,2008年7月8日。   {68}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玛丽 S 摩尔根:“美国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转向”,载西奥多 M 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现代社会科学》,第255—257页。   {69}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电子版草稿,2008年,第78页(该书尚未在大陆出版,已在香港出版)。类似的讨论可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载《读书》杂志社(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03—511页,原载《读书》1997年第3期。   {70}说到底,因果机制强调的是“原因如何导致了结果”。另外,Jon Elster还强调社会科学的机制(mechanism)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法则(law):前者是非决定论,同样的结构经过不同的机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后者是决定论,法则决定了同样的结构产生同样的结果。Elster对因果机制的定义有独到之处,原文如下:“frequently occurring and easily recognizable causal patterns that are triggered under generally unknown conditions or with indeterminate consequences.”参见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6.   {71}关于“打开黑箱”(Opening the black box)一说,出自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p.32-35。另外,演绎性推理是一种确认因果关系的强手段,其他方法还有概然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关于因果机制与因果关系的深入讨论,可参见Daniel Little, “Causal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Chapter. 10, pp. 197-214; John Gerring, “Internal Validity: Process Trac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2-185; Charles Tilly,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pp.21-41; 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67; 袁方等:《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86页;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2}参见与朱天飚的交谈,2008年7月8日:“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主要不是没有微观基础,而是没有因果关系,即使是宏观问题也没有因果关系的思考,谁说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用历史制度主义就用的好 宏观层面的分析照样缺乏因果分析。”   {73}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关于因果分析的经典讨论,还可参见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 and Sidney Verba, “Descriptive inference”, “Causality and causal inference”,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2 and 3, pp.34-114.   {74}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类似问题的讨论还看参见: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75}谢韬、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No. FC20080151,www.fed.org.cn.   {76}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第269—287页。   {77}张国清:“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严强等:“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78}来自与何俊志的电邮交流,2008年9月5日。   {79}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研究》2001 年第4 期。   {80}同上。   {81}三点贡献分别是:第一,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性推广到政府官员;第二,任何高于个人的社会实体都必须面对集体行动的问题;第三,为理解国家与社会提供了微观基础,微观基础连接意愿与行为,为理解各种关系与变化提供了很强的因果逻辑。三点问题是相对应的:第一,反过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构成挑战,自由市场只是幻象,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交换(exchange)来获取资源,还可以通过强制(coercion)。第二,只注重于经济利益逻辑,忽视其他政治逻辑,如安全逻辑。第三,微观基础在规律性上得分,但却难以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第122页。   {82}在中国,反倒是部分有现实感的经济学家放弃了自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羁绊,作出了许多有政治经济学意味的研究,例如王一江等:《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83}在这些主题上,国外已经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研究。例如Corinna-Barbaru Francis, “Quasi-public, quasi-private trend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No.3, pp.275-294, 2001;. Jia, Hao, and Lin, Zhimin (eds.),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Reform and State Capacity, Westview Press, 1994.中国学者也有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可参见王绍光、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与预算监督:兼谈农村费改税的思路”,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4—137页;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Zhan Jing Viv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Fiscal Reforms: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of Central-Local Interaction”, “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赵德余:《主流观念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4}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年轻的台湾研究者积极地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对台湾地区的政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吸收、运用西方理论的能力与大陆研究者存在显著的差异。作为例子,可参见Tang, Ching-Ping and Shui-Yan Tang, “Democratizing Bureau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Air Pollution Fees in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October, 2000, pp.81-99; Tang, Shui-Yan and Ching-Ping Ta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and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8, 1999, pp.66-82。这一点得益于与郑振清、汤京平的讨论,2008年9月9日、11日。汤京平认为:“台湾学界也有同样的现象,不过近年在年轻老师们的努力下,有些变化;现在如果没有具体的实证资料,在台湾比较像样的学术期刊恐怕不容易被刊登。”另外,时评家袁剑的著作《中国:奇迹的黄昏》虽然不是能够区分规范与实证的学术著作,其观点也缺乏系统的验证,但是,他的分析中潜在的方法论倾向却值得学者借鉴,其分析思路体现出他正是在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基础”。   {85}来自与何俊志的交流,2008年9月5日。   {86}参见Margaret Levi,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2000; 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ited by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另外,还可参见如下著作的相关章节:Barry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1991.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杨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   {87}去除某一理论流派身上的意识形态倾向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深入讨论的话题,而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参见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88}这里有一个被社会学家讨论较多的潜在缺陷,即从微观基础到宏观结果的推理过程中存在生态学谬误(biological fallacy)的可能性,详细讨论可参见Michael T. Hannan, “Rationality and Robustness in Multilevel Systems”, in James Coleman and Thomas Fararo (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Sage Publications, 1992. 此处还要感谢刘军强的讨论意见,2008年8月11日。   {89}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0}参见方福前:“新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方福前:“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促进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   {91}这一点得益于与刘丰的讨论,2008年9月7日。   {92}理性选择理论在方法上都强调微观基础,但其具体研究还是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既有基于形式模型的统计检验,也有基于田野调查的反向推理。个体的行为假设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些研究者强调个人财富最大化是唯一标准,有些研究者则还会考虑政府官员的个人政治权力最大化。例如,贝茨就曾写道:“我认为当政治精英的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时候,它一定符合政治理性。”参见Robert. Ba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Robert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244. 相关讨论还可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分析”,第116—121页。   {93}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的思维不一定要通过微观基础来界定,历史制度主义也是非常强调结构的理论方法。从微观基础出发,只是加强结构性思维的可选途径之一,是本文从讨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问题之后想强调的重点。   {94}类似观点可参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见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 2, 2007, pp.145-169.   {95}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建议,政治学的发展不妨认真借鉴一下,参见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研究》2001 年第4 期。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个人分类: 政治|3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再谈,政治生活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讲政治
热度 1 yue 2011-12-27 16:25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不论什么事情,只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会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否则就无动于衷。 其实,正确的原则应该是在政治生活中不讲政治,相反是讲法治。因为法才是最大的政治。 讲法治,就是重视小事,而不是大事。 在哲学中也有这样的思路,认为“莫显乎微,莫见乎隐”。
个人分类: 我思诸我是----人学|27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刘杉: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争论及其学科根源
tangminqian 2011-11-18 12:35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首页 学术与争鸣 学术论文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7523 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争论及其学科根源 作者:刘杉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09卷2期 提要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根据近几年美国政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分歧出发,对当前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所产生的相关争论进行分类并系统地加以阐述,力图从宏观的学科研究的高度理清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争论的内容和实质。 关键词 :政治学 方法论 美国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 ,美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形成了大量的新分支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主题。政治学的重要学科基础 —— 政治学研究方法也是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争议不断。这种分裂的状态使得许多政治学者对美国政治学是否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提出了严肃的质疑。①“究竟何为政治学”这个古老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②虽然各种研究方法常常在研究观点和研究路径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极少有人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总体分析和归纳。根据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大师盖依·彼得斯 (B.Guy Peters) 、乔恩·皮埃尔 (Jon Pierre) 和格里·斯托克 (Gerry Stoker) 等人的观察,在方法论方面的这种状况,使得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学者对除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甚了解。③ 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各种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研究方面可主要归纳为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新制度主义 (new institutionalism) 和后行为主义 (post-behaviouralism) 。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新现实主义 (neo-realism) 、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和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①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但各种研究方法的拥护者常常形成了不同阵营。不同研究方法在基本观点上的差异,本争论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理性研究观点与非理性研究观点之争、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以及问题导向 (problem-driven) 和理论导向 (theory-driven) 之争。 一、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之争 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就是研究社会结构形式、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和法律章程等,特别偏重于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制度方法研究者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它对政权的稳定、政治的绩效和政治运作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也有巨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对维护政治权力平衡和利益平衡起作用的制度对于国家的政治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 文化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情感。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积淀和相对稳定的,对其生存环境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文化学者认为人是制度的主体,制度是人所创造和掌控的,因此文化不仅是社会的底蕴,更是各种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灵魂。特定社会的文化不仅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也决定了这些制度性结构在特定文化和特定社会中的有效性。由于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政治理念、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着甚至决定了制度的构建过程,因此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与人的文化水平、社会的文化结构不相匹配,也无法产生好的政治结果,相反,还会导致经济滞后、政治颓废,更可能导致部分官员的寻租活动,产生腐败。因此,文化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政治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是政治学更应该重视的内容。制度论者和文化论者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虽然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斯·韦伯和托克维尔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则是由阿尔蒙德和派依 (Lucian Pye) 为代表的。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比制度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制度在这些国家中的低效和失败。人们从而论证出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政府和法律制度的有效与否,常常不取决于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法律条文,而是取决于本国或当地的文化背景以及有关国家政治领域的传统习俗。 试图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在一些原苏联东欧国家中遇到了制度直接移植的相关问题,甚至制度与文化的剧烈冲突。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理论,甚至是直接照搬美国专家学者来指导政府经济改革的结果,使俄罗斯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生灾难。虽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它们要学习和模仿的西欧北美的差异远远小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都接近甚至高于一些西欧和北美国家,然而直接移植西方民主体制的努力并没有在政治上建成高效和廉明的政府。 即使从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研究上来看,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也朝着与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如对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研究就从对政府管理 (government) 的研究向社会治理 (governance) 的研究方向发展。当前理论界的共识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社会各阶层、群众团体、公司、学校、教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在非西方国家中,更要考虑氏族、家庭、宗教习俗等的实际影响。从政府管理向全社会治理的发展也表明了制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的融合。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制度研究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研究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 而在对 第三世界和转型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文化研究方法则起着主导作用 。作为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之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基本的指导方向上更是融合了制度和文化研究的成果 。这一学派把社会文化所规范的各种潜在的规则也定义为成型的文化模式或制度来进行研究。这一学派认为,这些潜在的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制约,构成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交往的激励结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竞争和合作的行为模式,以降低人们在交往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本身,发展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 ( 规范 ) 制度主义。① 二、理性研究观点与非理性研究观点之争 强调理性研究的理性选择学派又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 (public choice) 、“集体选择理论” (collective choice) 和“形式理论” (formal theory) 等。包括伊恩·夏皮罗 (Ian Shapiro) 在内的很多政治学者把它看做是一种政治学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理论。②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运用经济学的数理经济模式研究政治学的流派或理论,建立在经济学普遍公理和假设的基础上。其基本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理性的、讲求效率的。个体的人是行为主体,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无拘束地依据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追求个人效益 (utility) 的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目的总是表现为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因此可以把政治偏好和制度因素纳入理性选择。理性选择学派的研究框架建立在一系列的简明的假设之上,力图创建人类政治活动的数学模型。 在解释群体行为时,理性选择学派也认识到了群体、组织和国家社会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承认理性个体的集合常常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并发展了搭便车和寻租理论来进行解释。其著名的例子包括在诸如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以及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来推行垄断和补贴等低效的政策等。 理性选择学派以其立论简洁、逻辑严密和结论的普世性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虽然理性选择学派在当今美国政治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但过于追求严谨的科学方法的努力导致其在立论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十分欠缺。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对于其立论的基础,包括个人利益偏好的形成等问题研究不够,也比较忽视对形成个人理性的制度环境的研究。其理论假设虽然本身论证的逻辑较为严密,但在解释实际问题时常常似是而非,对现实政治过程的指导作用有限。 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反对该理论的学者有了太多的理由对这种理论进行攻讦。许多著名的政治学者对于理性选择学派过于追求超出现实可能性的“科学方法”深恶痛绝,认为对政治科学的研究根本不可能像对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追求抽象和简洁。他们对理性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的批判不仅全面和系统,还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盖里·考可斯 (Gary W.Cox) 的一篇较有影响的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文章,其标题就是《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理性选择分析》 (Lies , Damned Lies , and Rational Choice Analyses) 。① 除了立论的局限性以外,许多重大的政治学课题,譬如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等,也很难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传统的、“繁杂的”研究方法,如档案分析、个案研究和采访调查也许更为适合。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应性是许多学者对其持保留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之争 这里的定性研究 ( 质的研究 ) 是传承几千年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质”的方面对政治现象进行的理论思辨。这里的“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定性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解释”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阐述 ( 在经济学领域称为“规范研究” ) 。解释政治现象是“定性”学者的主要工作,强调研究档案资料、文化研究和过程研究。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文献研究、观察研究、逻辑分析、内容分析、实地考察、个案研究等。定量研究方法,或称定量分析方法,其核心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把复杂的政治问题数理化、条理化和专门化。现代数理理论的发展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建立各种数理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则为定量研究所需要的复杂数据的求解运算和大型数理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一般认为,定性分析只是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的起点,定量分析才是政治学研究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今美国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中的两种,即理性选择理论和后行为主义理论,都注重“定量”方法。运用这两种方法的学者试图建立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简洁而明确的数学联系,注重博弈论和统计学模型研究。“定量”方法大量用于关于美国和世界各国选举,特别是选民投票的研究。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选举研究在政治家们的选举战略和策略的选择中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对各国政府腐败程度的统计研究则明确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指标与政治腐败程度的相关性,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乃至指导各国政府开展与腐败的斗争起到了指导作用。②“定量”分析方法大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工具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从而使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大大地提高了政治科学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和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吸引着更多的学者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翻开美国当今政治学的主流刊物,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等,繁杂的数学模型、统计分析常常使数学基础欠佳的政治学者望而却步。 定量分析方法的拥护者认为,定量分析能充分和深入地认识各种政治问题的实质,认为学术问题论证的数学化程度越高就越能避免普通语言容易出现的逻辑错误。数理化的政治学研究还方便了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学定量模型研究的发展。由于能够数量化的政治现象有限,加上有关政治的数据很难达到研究所要求的较高的质量,过于追求“定量”研究、为数量化而数量化的研究受到许多“定性”学者的质疑。同时,“定性”学者在批评“定量”方法,特别是抽象性很强的数学模型的时候,强烈地鄙视这些新的、“纯数学”的方法过于深奥,过于抽象。反过来,“定量”学者则认为“定性”研究“老套”,不够严谨,不够科学。随着近 30 年来理性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地位的日益巩固,“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日趋稳固,而“定性”方法则仍旧在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研究领域起着传统的主导作用。 四、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之争 理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以现成的政治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根据理论来确定应该研究的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的说法,理论导向的研究模式就是:理论 + 资料收集 + 资料分析。① 理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理论是人类对所观察到的现实社会的客观描述,而现实政治的丰富内容往往超出了理论的涵盖范围。照搬照套理论的研究设计常常难以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或者在问题的分析中先入为主地设计研究结论。如果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很大,就更容易造成削足适履地套用理论、误用数据的情况。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即从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出发,根据现实问题确定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分析叙述方法 (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 就是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的典型。这种方法选择政治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的问题确立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而不是相反。 问题导向的困境在于很难超越就事论事的时政分析,很难将个案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高度,容易混淆为与新闻报道类似的故事叙述。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也容易由于现实问题的多样性和繁杂性而导致政治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相混杂,导致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围出现混乱,由此而造成的研究成果的复杂性也使得不同成果之间的比较和借鉴变得十分困难。 另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还面临着现实政治的困境,即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问题。这是因为以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常常会受到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势力的经济利诱和政治压迫,从而导致研究者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 因为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随着学派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在朝着相互借鉴以及综合、趋同的方向发展,纯粹运用某一单一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少。相互借鉴的结果使得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日趋模糊。然而以上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议却没有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实际趋同而平静下来,这是因为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政治学学者们对于政治学研究在总体认识上的分歧。 从学科建设和学科性质的角度来看,不同研究方法在理念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政治科学的根本认识不同而引起的。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可以因此归结为关于政治科学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学究竟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还是一门仅仅对客观政治现象进行准确描述的学问 ? 对于政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根据科学的不同定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特别是自然科学中以逻辑严谨、推理简明、表述客观的物理学为标准,则政治学很难被称为一门科学。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就是政治学可不可以是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逻辑性很强的学问。许多政治学家,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拥护者,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是力图将政治学的研究朝着高科学化标准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靠拢的努力。所谓的“硬件”研究方法,包括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ing) 、数学推理、统计分析和实验等,都是用来发现政治现象“隐蔽”的逻辑性的。在研究路径上,追求科学的努力则表现为对政治现象在逻辑上进行最简单的描述,力求向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看齐。 这种科学化的努力与政治学要研究的社会政治现象是否相容 ? 政治学是否能够建立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模式之上 ? 这可以说是许多方法论争论的实质所在。 虽然在努力使之“科学化”,但一般认为,由于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政治现象的很多层面都是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客观研究的。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家,都很难用一种通用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和预测所有的人类行为。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自然科学手段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研究条件来看,由于人为因素和其他各种社会干扰无法排除,政治学研究所能运用的资料和数据也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研究所要求的质量标准。这一点也是追求科学化的努力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科学实验应当经得起证伪。从现实的研究状况来看,政治学研究的许多成果现在还经不起严格的检验。那些建立统计模型的努力总是遇到客观现实的挑战。选民投票的预测模型、社会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都往往只是在特定研究区间或给定的数据中有较强的相关性,距离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所要求的普遍适用性相差甚远。 总而言之,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在美国政治学界从未停息,各派方法的拥护者常常以宗教般的热情为各自的方法辩护。这些争论的基点还是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的框架和学科性质的问题。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努力和期待。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正确态度也许是将科学化发展观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并重,这一简单明确的答案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却因为对有限学术资源的激烈争夺而难以付诸实施。至少在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上,各政治研究机构、政治学系,乃至政治学学者个人常常必须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断定,由于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由于现实世界问题的多元性,这些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而这种争论的本身也许就是为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政治科学所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Jason Edwards , The Radical Attitud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 Palgrave , 2007. 2. Janet B. Johnson , H.T. Reynolds and Richard Joslyn ,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 Washington : CQ Press , 2001. 3. Dvora Yanow and Peregrine Schwartz-Shea(eds.) ,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 :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 , New York and London: M.E.Sharpe , 2006. 作者简介 :男, 1964 年生,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生, 43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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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 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tangminqian 2011-11-18 12:31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0ae4f9c96697d1dc0126a4381132ba1d7020ba3843e97732a36506793ac51210777d6d27d1716d94a4b9cf22102401450c38cc9f85dadbe8558599f5731676f8c5613a30edfb85154b737912afed91df0ccf225e3a5c5a7ac4352ba44737d9784fc4d7610dd1e87033093b1ef4b022c15adec4072895a605f9d3430c1508994256f779686d84b3cb53da06406e4a522b14e05c510b36e113334d65bc07c462740f74f50e8454d46c4bf49a06a274f79f00ef1aec0c5f655c999af26988d9df268c533bad2ea8e201f2f4faf65e3ecffaf7b39075988d7d410c335b8fdeba7p=ce759a46d6c11ab51cf7c7710a05c9user=baidufm=scquery=%C3%C0%B9%FA%D5%FE%D6%CE%D1%A7%D1%D0%BE%BF%B7%BD%B7%A8%BA%CD%D6%D0%B9%FA%D5%FE%D6%CE%D1%A7%D1%D0%BE%BF%B7%BD%B7%A8%B1%C8%BD%CF%2Epdfqid=cd6bbf67015ad4b0p1=18 2009-10-27 10:34:48 来自: 夜步 (气象万千) 政治学研究 的 方法 论探讨 孙 歌 讲座: 政治学研究 的 方法 论探讨 主讲人: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 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主要著 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竹内好的悖论》等) 时间: 11月26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 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经主讲人审阅: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 怎么理解政治 。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 区分政治与行政 。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 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 ,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 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 ,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不归我管,制度有规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本来就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根据新的需要来进行补充,甚至对原有的系统进行否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样一些更新,行政就会僵化,这是政治学一直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其实也是 中国政治学 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是政治,在西方政治学里政治和行政通常是被分开讨论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政治是一个不断剧烈变动的过程,它永远不会静态地停滞。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整个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压力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这样的种种动态过程。战后 美国政治学 的定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社会里存在很多社会压力集团,不同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驱动,它们都向上面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功能就是承受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然后尽量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把它摆平,当一个社会能够维持压力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正常有序的,当它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它必须是透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仅仅是政治学的理论,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不同意把美国看成是民主化的理想状态,像它的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那种理想状态在美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方式?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上面,比如说政府运作、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仅仅看这些我们看不到政治。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政策法律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形成的,而且这个压力是不同的集团所发出不同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各个部分都参与到政治过程里面来,只不过在政治学的定义里边,参与整个政治过程最基本要素不是个体,而是集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个体能够扮演类似的功能,只不过这是少数的例外。 在这样论述里边,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它卷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出者,而不可能有人只扮演看客,你最低限度其实也要扮演一个没有任何主张,被人拖着走的受众,那仍然是一种参与方式。在这样一个视角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动的过程,由于社会压力是不稳定的,我们就会在这个不稳定过程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当历史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会觉得好像只有一条路会走到今天,但是在历史每一个环节,特别是那些关键点上,其实永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这是德国俾斯麦讲的,他讲“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它是一种技术,而且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也就是说现实当中存在着多种多样可能性的时候,政治的功能就去推动里面最有可能的那样一个方向。至于这个可能究竟它是对大家有益的,还是对大家有害的,是俾斯麦的可能性,还是希特勒的可能性,还是斯大林的可能性,还是毛泽东的可能性,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也会导致这个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我们看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是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运动结构。有一些政治学家他们就会来谈,在这样一个政治运作里面,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的学问,它是关于可能性的学问,它又是关于动态对象的学问,我们用操纵行政方式来引经据典,像一个法学家那样说我要看事先有什么约定,然后我再来做分析,那样行不行?也不行。这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这个说法今天仍然是备受争议的说法,这已经有中文译本,就是施密特的说法,施密特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决断理论”,这是他复杂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部分,其实他还有关于规范和“决定”的理论,这些其实是他对决断主义的一种限定。他有一本不断修改、不断补充从二战之前一直写到二战之后的书叫做《政治的概念》,这本书的1928年版被视为决断主义达到顶点的标志,而且以这本书为主,包括其他著作里面其实暗含这样一个说法,政治其实是可以无视法律,所谓决断是什么意思?是指在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者是压力下,政治家对所有事情即使都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它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看不清楚,因为现实太复杂。为了把所有事情看清楚,政治家所要做的调查太多,他会错过下决心的机会,所以政治永远具有某种赌博性质,政治家在关键的时候,所做出决断总是会有赌一把的性格。如果是赌,我们知道,它的结局是未知的,可能赢也可能输。输了,如果是一个个体的赌博,只输掉身家性命而已,如果是一个政治元首你赌输了,你输掉的是整个国家的前途。 我们知道实践了施密特这样理论的恰恰是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战争,他赌输了整个德国的前途。因此决断理论在战后变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药,没人敢碰。实际上中国知识界在引进施密特决断理论的时候,过于无视它烫手的性格,大家反倒很勇敢把它拿到手里,实际上这个决断理论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当政治性的决断无视法律、无视行政常规的时候,它永远要冒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时候会输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德国有前车之鉴。可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决断仍然成为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和政治学本身性质直接相关的,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尽管它试图把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隐藏的那样一种规则作为可以预测、可以分析的结构要素来进行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永远不能穷尽政治的基本问题,因为政治是活生生的,被很多种不可测的要素影响。所以政治学分析里面也和政治家在进行政治运作一样,永远要面对一些不够确定的成份。这不够确定的成份是不断地在动的成份。 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过程不断在动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我们在道理上大家都明白,说政治是在变,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变,所以政令也永远要在变,而且不管它是变好变坏,不断地变才会有生命力,这是理论,这个理论我们知道了没有用,这个理论怎么样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政治感觉呢?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些修正,这样,理论的真正价值才会呈现出来。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的社会经常会有一些关于民主的想象和讨论。但是我个人观察这些对于民主想象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想象,静态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的想象,而民主应该说是现代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民主,我们都知道龙应台出来写了很多关于民主的东西,很多热血青年觉得写得真好。 但是我个人读她的东西,觉得那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伪政治的发言,因为她把民主高度固定化为一种目标,高度固定化为一个指标,完全不懂什么叫做民主运作的过程,而其实民主在现代政治社会里边它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社会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它并不是目标,更不可以用同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个过程如果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做的那些公共性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操作,都必须是不断地推动民主局面形成的努力,但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实现,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制约。民主的多样化问题姑且不论,再进一步讲,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不能被绝对化,必须相对地认识它。丘吉尔说,“民主是排除了迄今为止历史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形态之后剩下来的最坏的政治形态。”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民主制度之前其他制度,那因为更坏,我们把它去掉,剩下来的这个制度我们也不满意,应该有更好的,可是好的还没有创造出来。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高度动态性的,而且也是给了我们关于民主理解最好、最有效定位的说法。当人类社会在制造自己政治制度的时候,人类做了很多的尝试,尝试来尝试去最后发现,民主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手段,可是我们知道打伊拉克的布什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物,接下来整个共和党失利了,是不是美国有好的变化,这我们还要看。日本人也经常说他们有民主制度,而且有一些日本人还因此面对中国人趾高气扬说我们有民主制度。那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我不认为中国民主成份比日本少,因为你仅仅有民主制度是没有用的,你还需要有能够激活这个制度的国民,我认为你们日本人民主修养其实不比中国人更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有民族主义,或者说我为中国要争这一口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在陈述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想象它有民主的时候,如果民主变成一个指标,这个想象是虚假的,我们要看的并不是指标,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过程,因为所谓的民主制,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悖论,我们理解民主制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或者说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充分体现那样一个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想象说一个社会是多数人来治理,来管理少数人,这样的社会没有办法操作。那么,如果一个社会由少数人来操作,如何防止权力的腐败变质? 在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学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集权主义的民主,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但是大家看一下阿伦特,我们也有阿伦特的译本,她在讨论集权主义,不仅仅是在批评社会主义制度,那里也同样包含西方世界所谓讲人权的、讲自由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运作体系,同样包含集权主义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多数人意志变成一种集权的话,它还是民主吗? 我在这举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史家,这也是我从现在开始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叫做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在五十年代初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给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信,这是一篇虚拟的,以写给某一个人为形式的论文,他在论文里边讨论了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很显然丸山真男当时是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是他在当时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大家知道五十年代初期刚好是日本签订旧金山合约、通过美国与台湾达成了单方面和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国大陆被视为赤色的、专制的地区,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死敌,这也正好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但是丸山真男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表示了对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态度,有人批评说你自由主义立场是不彻底的,你为什么不去反对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丸山真男在这篇论文里提出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说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允许不同的意见能够平等地表达的这样一个思想和社会的空间,如果你以排他,以排斥和自己不同意见为自己最基本的立场,你就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能够做的是积极地去自我表现,去主张自己、张扬自己,通过这个你来说服别人,或者说形成一种思想上的竞争局面,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平等的对话机能。可是现在日本打着自由主义旗号,所做的不是集权主义的事情吗?如果你不是集权的话,其实应该允许在日本言论和社会空间里有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做越过自我表现的界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那不断地提出和强调自己的主张而已,这刚好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接着他又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做说服?说服有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说服必须是多元的,而不能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形成一个自由讨论空间的时候,那里边当然不同意见之间要互相说服要争论,那么争论和说服有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认可参与论证的所有不同言论都有它的合理性,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才可以进行说服。 第二,说服必须是理性的,不可以把个人的感情放进去。 第三,说服必须允许拒绝。有了这三条,一个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并且可以说服的这样一个言论空间,乃至政治的空间才能形成。鉴于这样一些分析,丸山真男认为在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铲除所谓的有集权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建立真正意义的可以互相说服的舆论空间,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丸山真男政治学的讨论今天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力是间接的,这其实也是政治学的一种宿命。 但是丸山真男给出了一些政治性思维的很重要的问题点,我接下去再顺着丸山的思路点几个问题,我都不展开,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讨论。丸山政治学里边谈到很多问题,我现在只想涉及其中的几个,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政治的思维?丸山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政治的思维决不是党派的思维,决不是意识形态的思维,不是服从于很具体的政治目的那样的思维,尽管进行思维的政治学的学者可以有党派立场,而且必须有党派立场,但是他真正思考的动力必须是一个追求真理价值的认识论动机,他必须服从于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目的来面对政治社会里面最基本的状况,这是他强调第一个方面。但同时他又强调另外一方面,假如一个政治学家他以自己的客观性作为他的标准,说我是不偏不倚,我是绝对客观公正的,那就丧失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他说政治学家实际上必须有现实政治态度,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而且也因为政治这样一种很特别的研究对象,要求它的研究者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实际上不可能在现实政治过程当中不做任何选择,你必须选择,而这个选择也是一种决断,当你进行这个决断的时候,你要有取有舍,舍掉那些,没有被选择的那些其实是你不赞成的。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怎么处理你的现实政治立场和你追求真理价值学术立场的紧张感?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学术界试图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回避掉,就是学术与政治分开,丸山真男说学术与政治一旦分开,就政治学而言这个学术就没有价值,他说因为政治学是一种禁欲的学问,什么叫禁欲的学问,就是一个有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样一个学者在面对政治现象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自己那样一种态度和立场高度相对化,而不能服从于那个立场。在这样一种禁欲紧张关系里面,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比较深入地去分析政治状况,因为它过于复杂,而且它不得不包含你所反对的成份,不可以因为你不喜欢你就把它删掉。禁欲和没有欲望是两回事,没有欲望的人其实是一个废人,没有办法指望废人来做什么事情,而有欲望能禁欲的人才有可能成就政治学的分析,所以他举了一个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准确的例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坏人比好人离佛陀更近,这是一个问题,政治学认识论内在的一个紧张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悖论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现实,丸山真男还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做现实主义的陷阱,这篇论文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来分析什么叫现实,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本正面临是否与通过美国单独与台湾签订合约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在1951年。那时候整个日本社会,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认为日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反正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民主制度,他让我们跟台湾和谈我们就和谈,大陆看上去已经赤化,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在这个情况底下恐怕不要去设想跟大陆和解了,丸山这一派一直在推动 和中国 大陆进行战后和解的谈判,因为很明显台湾没有代表中国真正的资格,所以如果跟台湾单方面和谈,在这样大陆和台湾完全隔绝情况底下,整个二战里面最主要的中国战场问题就没有解决,战争就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战争结束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战后的和谈,如果不能够和谈,战争状态就会持续,这是丸山真男和一大批包括左翼,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要推动的事情。这时候就有一种言论出来说,你们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不现实,丸山专门写了一篇“现实主义的陷阱”来分析什么叫做现实。他说日本人说这个事不现实的时候,其实现实里面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现实是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由于某种外在强有力的力量加给你的,就当时来说这意味着美国给予日本政府这样一个选择。而实际上在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大陆,而英国是承认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上英国的船,非要上美国的船,当然理由很简单,英国并没有占领日本,美军整个控制日本列岛,所以这是被给予的。 第二,现实永远是过去时,它是已经在那儿的,这就变成了现实。 第三,现实永远是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主流这样一种有霸权的力量所强调的那样一种状态。这是不是真的是现实,丸山认为这只是现实里面的一个侧面,而现实永远是多重性,因为政治学要处理的是动态的现实,只要动起来就不可能只有意图。其实丸山在五十年代就来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他说日本这样一种一元化的现实,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给人的现实感觉是怎么来的,是传媒造出来的。他说你们看一看日本的传媒,他们永远只说一个方面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一夜之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所有的人都觉得怎么突然就败了,昨天还说我们一定会赢,怎么今天就败了,为什么?是因为日本战败要素早就存在,但是在日本现实主义描述里边由于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被删掉了,老百姓通过传媒得到的永远是日本会胜利的一个信息,直到1945年8月15日,于是一夜之间历史就变了,所有人都被抛弃了。他说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方式导致我们这么看问题呢?是现实主义观念出了差错,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动态的现实,而是被造出来的静止的僵化现实。我觉得这样关于现实的讨论,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也有非常大的启发性,而且和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是有相关性。 我做一个小结,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抛出去看上去比较散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怎么理解政治这样一个中心话题展开。我个人认为对于政治的理解,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有很多误区,现在恐怕正是打破这些误区重新建立比较有效的政治理解方式的时候了,因为历史正在加速,而且历史永远不走直线,历史每一次拐弯的时候,它会抛掉一大批在以前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效那样的思维模式,乃至于抛弃大批先驱者,这就是历史。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边,而且它今天的速度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我觉得我们建立政治感觉恐怕不仅仅是学科的需要,它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效地参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必须、最基本的必修课,这也是我谈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其实我没有严格在政治学意义上来谈,因为我希望和各个学科朋友,大家一起来共享这样一些问题,我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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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禹锡事件”是冤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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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禹锡事件后续谈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 方益昉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24日 05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当年的“造假”典型 对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家黄禹锡而言,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面对一边倒的舆论狂轰滥炸,曾经的国民英雄黄禹锡阵营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他的团队背负学术造假丑闻,黯然告退。 最早对黄禹锡提出指控的是他的合作者夏腾(G.Schatten)。2005年11月12日,夏腾指控黄禹锡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学问题。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首尔大学于2005年12月18日开始调查黄禹锡,仅24天后,2006年1月12日,美国《科学》杂志即宣布撤销黄禹锡的论文。时任《科学》主编的肯尼迪(D.Kennedy)发表声明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至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在中国国内,大众媒体上关于黄禹锡“造假”的报导、评论和“反思”铺天盖地,黄禹锡这个名字从此成为大众心目中学术造假的典型。 判决中并无“造假”指控 2009年10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案一审判决,仅以“侵吞政府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这个判决中并无对他“造假”的指控。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他是彻头彻尾的“韩国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也许这一点使得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的黄禹锡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韩国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洗刷了黄禹锡“造假”的罪名,但是他已经失去很多。当年他即将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被诬告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西方同行将成果收入囊中 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阶段。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的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2007年11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G.Daley)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一夜功成名就。 达利教授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中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夏腾是在2004年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加入黄禹锡团队的,他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但在2005年他出面指控黄禹锡之后,立即远离了黄禹锡,并从各路媒体中隐身。现在他也再次露面了。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一缕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曙光。此后直到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黄禹锡当年的实验在这些进展的脉络中清晰可见。 大众媒体的前热后冷 在黄禹锡事件中,中国国内大众媒体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当初跟随西方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甚至在韩国法院做出的裁决中并无对黄禹锡的造假指控时,媒体与公众对这一重要事实仍然毫无兴趣。 2011年4月,署名方益昉、江晓原的长篇论文《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卷2期上。以学术文本的形式研究黄禹锡事件及其背后的东西方学术、经济、政治争夺。然而几个月来这篇论文很少有人注意。论文被贴上新浪博客后,一个多月总共只有两百多人访问,7个跟帖,人们甚至怀疑是否有人读完了这篇论文。 媒体和大众在黄禹锡事件上如此前热后冷,其间颇有值得的我们反思之处。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但是,现代大众媒体的社会义务到底是什么呢?只是娱乐大众吗? 科学竞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和伦理冲突 在黄禹锡事件中,作为西方权威科学期刊,《科学》杂志所采取的做法,与该杂志的传统惯例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著名的例子,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将学术争论视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必需途径,不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影响,曾是《科学》等西方权威科学期刊坚守的做派,对待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一贯相当慎重。 然而,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与巴尔的摩事件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在这个事件中,经济利益的竞争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今天的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巨额商业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场有关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商业专利之争,也已经拉开帷幕。 在黄禹锡事件中,首先被用来发难的是东西方伦理冲突。例如,以西方伦理的眼光看,黄禹锡用女下属的卵子做实验似乎是大逆不道的;而对东方人来说,却没有那么严重,一个有需要,一个自愿提供,属于双方情愿。又如,黄禹锡在韩国被奉为英雄,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理念的忌讳。 韩国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面临两难处境。例如,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西方的“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指控黄禹锡时,韩国政府迅速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政府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事实上,韩国国内支持黄禹锡的呼声也至今不绝。 当今世界的科学政治学 所谓“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一个科学家被奉为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其间显然有政治在起作用。而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东西方进行科学和经济竞争的过程中,话语权成为至关重要的竞争手段。现代科学体系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建立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是,东方应该有自信,不可能长期容忍西方独霸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中,在西方话语权的强势进攻之下,韩国多少显得有些“失语”。 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的优秀科学家也可能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一听谁被指控就立刻将他抛弃,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反之,当西方极力鼓励我们做某些情——比如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一味跟进,也必须三思而行。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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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统治的两个前提
热度 1 fqng1008 2011-8-30 19:39
最近,读耶鲁大学Sterlin政治学资深教授罗伯特·A·达尔(1915-)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他的其他代表作品有《谁统治?》、《革命之后》、《民主理论前言》、《多头政体》、《多元主义民放的困境》等),作为我这样一个政治学的外行读如此高深的理论著作,确实非常费力。而且,据说本书的翻译比较糟糕,有一些可能连译者都没有弄懂的句子(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但是,好在我比较善于断章取义,列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写读书体会,就说明了我的读书特点。 所谓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到的那样,“在民主城邦中,......人民(denmos)是主权;而另一方面,在寡头政体中,少数人(寡头)占有了这一位置。”所谓人民是主权,我的理解是,即每一个人都具有统治自我的权力。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各种挂着羊头卖“专制”狗肉的“民主”,那种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的多数人被少数人代表了的“民主”。在这里,我把对该书的体会挂一漏万地写下来,请政治学老师批评教正。 据介绍,本书旨在着手解释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但从广阔的历史时段描述了民主发展的历史,而且从宏观的理论角度分析了民主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明确提出并阐释了程序民主、多头政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加之鞭辟入里的科学论证,条分缕析的框架构建使作者该书如行云流水,清新可人。本书虽脱胎于耶鲁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上课用的教材,但一问世却得到学界的如潮好评,不但奠定了作者在民主理论研究方面的首席地位,同时也使这本书成为达尔民主理论的扛鼎之作。在为《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派伊这样写道:“当达尔谈起民主时,每一个都应洗耳恭听。” 一、内在的平等 1. 强势的平等原则 达尔在“政治平等的逻辑”里指出:“在一个团体中,成员们相信,他们都有平等的资格参与团体的决策,那么他们经由某种民主过程进行统治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同时,“成员们相信,没有那一单个成员以及少数成员如此确信无疑地更有资格进行统治,以至于应该允许这个成员或少数成员统治整个联合体。相反,他们相信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有足够的资格,并基于平等的地位与他人共同参与统治联合体的过程。”他举例说,冰岛于930年创立欧洲独一无二的准民主立宪体制时,“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对希腊民主、罗马共和主义或者任何形式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或哲学一无所知。他们知道或者相信的是,在参与政府的资格方面,他们从本质意义是平等的。”他还提到颠覆君主制和创立共和制的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们,平等派查理得·奥弗顿在1646年写的一个小册子中要“所有的箭头指向所有的暴君”,“......我们也是这样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他的天赋权利和特权,甚至所有人都是经由上帝而天生使他自由,......每个人在其自身的周期和指南中都生来是国王、教士、预言家,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分享,除非通过他权利的代理、问题和自由的同意。”因此,特权应该由所有具有平等特权的人组成,而且平等派强烈地突出平等的需要,正如John Lilbume在1646年指出的,没有人有资格“在不经同意的情况下,支配、统治或主宰世界上的任何一类人”。 2.没有人在内在意义上比他人更为优越 达尔在本书中重申洛克(另一个民主理论家)的观点:既然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那么没有人具有天然的资格使他人受制于他的(当然包括她的)意志或权威。他也引用了边沁的格言:“每个人只能算作一个,没有人超过一个。”说真话,没有看到这些论述以前,我虽然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应该平等,但远没有平等派如此深刻的认识。我想,在这样的平等理论里,在这样理念的支配下,任何的个人崇拜都没有丝毫的栖息之地。我进一步想到,经历那样漫长的等级社会的熏陶,在那种以少数人的特权支配多数人基本权利的传统里,在那样没有经历平等理念启蒙的国家,突然有人别出心裁换上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招牌,大家都信以为真,是多么的滑稽而可笑! 二、个人自主 1. 常人普遍都有资格统治自我 达尔在“第七章个人自主”开头就宣称:“常人普遍都有资格统治自我,只有基于这一假设,民主——人民的统治——才能得到证明。”当然,他认为儿童是例外的,因为儿童没有资格统治自我,儿童应该由更有资格的其他人来统治。我想,为什么西方对于儿童具有特别保护的法律,就是因为儿童缺乏自我统治的能力。这和我们民族的溺爱又完全不同,也与我们基于等级社会对孩子“望子成龙”的期许大相径庭,它是基于“人人平等”理念下对于儿童缺乏自我统治能力的一种保护性措施或制度、法律。在这里,我们引进“公民社会”和“等级社会”的概念以便说明“常人普遍都有资格统治自我”的理念。我的理解是:具有独立人格(或称之为有资格统治自我)的人集合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除外儿童的),具有统治或服从人格的人组成等级社会。 2. 个人自主的假定 没有人更有可能比自己成为自身善或利益,抑或采取行动实现自身善或利益的更好的裁决者(法官),这个假设是民主信仰的基石,也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基于这一假设,就没有其他人比你更有资格对结果是否符合你的利益做出判断了——包括决策实施前的预期结果和决策后的现实结果。但你可以选择在各种手段的择取中遴选出最合意的手段,你会判断有些手段比你择取的手段更符合条件限制。”于是,个人自主的假设是:在缺少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显示之时,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他或她自身的善或利益的最佳裁决者。这一假定的实际功效就是要否定家长制的权威在成年人或集体决策中的合法性,尽管家长制在民主社会中仍然存在,例如主奴关系等等。当然,对于成年人而言,家长制权威在个人决策方面只在少数特例如严重的精神病、老年痴呆、大脑损害等等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 我想,只有个人自主才能与集体决策互为因果(当然也必须不断克服个人自主对他人的不利因素),而与家长制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家长制有时候也成为个人自主的补充。我还想到,如果我们不能虚心学习人类对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总结,而一味地通过愚民政策来到达所谓的“和谐”,那可能真正是南辕北辙,往往只能事与愿违! 附:《民主及其批评者》目录 中译本导言   致辞   导 论   第一编 现代民主的根源    第一章 第一次转型:转向民主城邦    第二章 朝向第二次转型:共和主义、代表制以及平等的逻辑   第二编 反对派批评者    第三章 无政府主义    第四章 护卫者统治    第五章 对护卫者统治的批评   第三编 民主程序的理论    第六章 证明:平等内在价值的理念    第七章 个人自主    第八章 民主过程理论    第九章 包容性的问题   第四编 民主过程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十章 多数规则和民主过程    第十一章 存在更好的替代性方案吗?    第十二章 过程与实质    第十三章 过程对过程    第十四章 人民何时有权利资格参与民主过程呢?   第五编 民主的局限性与可能性    第十五章 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人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    第十六章 民主、多头政体与参与    第十七章 多头政体如何在某些国家发展起来,而不是在其他国家    第十八章 多头政体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发展起来,而不是在其他国家    第十九章 少数统治不可避免吗?    第二十章 多元主义、多头政体的共同善    第二十一章 作为过程与实质的共同善   第六编 朝向第三次转型    第二十二章 明天的民主    第二十三章 发达民主国家的蓝图   附 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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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循环社会,鸡虫棒子
热度 1 yue 2011-8-28 15:50
鸡虫棒子的游戏是典型的POWER循环游戏。一个好的社会也应该是权力循环的社会。 权力循环,即社会各种集团的政治权力应该互相平衡。权力的循环不是死结,而是动态的循环。美国政治的困境说明,权力的平衡变成了死结。 而古代的专制则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力的不循环。 要循环还不能出现权力的独大,包括民众的权力也不能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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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与现代民主的实质差别
yue 2011-8-28 11:22
群众路线就是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但是领导要关心群众,因此群众路线是道德要求和规范。 现代民主就是人民直接决定领导。不管领导的作风如何,但是必须按照一定的制度去做。 所以,群众路线是道德范畴,民主是政治范畴。 群众路线是思想作风,现代民主是制度。 群众路线是领导最终说了算,民主是群众最终说了算。 和群众路线配套的作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则没有配套的工作作风。 民主制度下,领导不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领导干得不好,就应该下课,让别人尝试。 群众路线的前提是孤立的独断专行,民主的前提则是独断专行的放弃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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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比权利更重要,Power rather than Right
yue 2011-8-28 11:15
权力比权利更重要,Power and Right 权力是现实的,是WHAT IS IN CONTROL BY ONESELF.是掌控之中的东西。 权利都是思想,是WHAT IS CLAIMED.是还不在掌控的东西。 用财务用语说,权力是现金,是已经兑现的的权利。权利是应收款,是没有兑现的权力。 权力是无风险的,权利都是危险的。 用侵权法来比喻。权力是打别人,权利是被人打以后的赔偿请求权。 用民法用语说,权力是支配权,权利是请求权。 支配权就是权利人可以独自决定的事情,请求权就是权利内容的实现必须依靠别人的配合或者是司法机关的帮助。 因此是权力是真的,权利都是假的。 在政治学上,权力都是利益,权利都是欺骗。 谁给予人民权力,是就是真正的政治家,谁如果给予人民权利,就是骗子。 在过去,人民的权利太多了,权力太少了。 历史上也是,人民的权利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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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光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tangminqian 2011-8-21 16:09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304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 杨光斌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1) 标签: 新制度主义 自从马奇和奥尔森在1984年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已经成为欧美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与二战以后流行起来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呈鼎足之势。中国政治学对此相当敏感,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对此文作了介绍,而系统地介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还是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两年的事。应该说,我们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认识并不晚,系统地了解却相对滞后,而运用性研究成果更是有限。但是,这种相对滞后的局面也恰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认识它的价值,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概念正在成为流行话语。同时,我们还看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异域政治学界争论、整合的过程中,也有中国学者在运用异域政治学界一样的知识渊源即制度经济学而发展自己的制度政治学。这样,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本文的三个构成部分依次是我国政治学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梳理和介绍、在我国的运用性研究和我国政治学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问题与整合 如前所述,我国学术界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真正重视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突出地 表现在我国主流学术杂志对于它的集中介绍,从而使我国政治学界真正知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何物。我认为,这种介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介绍,二是关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理论范式或具体内容的介绍,比如“诺思悖论”、意识形态等。 有美国学者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划分为7个流派,分别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我反对这样的对于一个理论路径作出如此细致微妙的区隔,因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学”与“问”即学问,学习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如果仅有学习而无问题,就丧失了学习的价值。在研究上实现设定一个细微的路径,肯定会限制发现问题的能力,把研究就变成一个“学问把式”,结果可能是“以因正因而生变果”。制度就是制度,那里还需要那么多的区隔?可喜的是,我国政治学界并没有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流派所迷惑,而是集中于新制度主义的3个主要流派上,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而社会学制度主义显然是社会学的方法论,因此对于政治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根据前引文献,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是产生于对只关注个体行为选择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直接批判,因而其核心是重新强调政治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之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历史制度学派接受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规定,即将制度视为对行为起着建构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而制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关于制度本身的定义决定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强调制度的“关系特征”,既定的制度结构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的互动,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范围如何影响着政治行动者决定其利益、以及如何确定他们同其他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历史制度学派的“关系特征”决定了,它直接针对的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同时也不同于传统的制度政治学关于国家或社会制度本身的形式特征的描述。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特征”所体现的方法论特征主要是中层理论性质和归纳方法。历史制度主义虽然认为宏观的制度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重要的,但是就同一性质的政策而言,在相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结构下却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关键在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不同,是中间性的政党系统和利益集团结构充当着个体政治行为者和国家制度之间的中介。同样,历史制度学派并不忽视个人的行为偏好问题,但为人的偏好的形成和偏好的选择是由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和约束的,而不可能是一种外生的力量。这样,“路径依赖”也就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主导性范式和话语。无疑,历史制度学派研究的主要重点是中间性质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宏观的国家制度和个体政治行为,将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看作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自变量。 历史制度学派的另一个方法论特征就是归纳法。不同于基于假设之上的演绎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选择学派,历史制度学派反对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在解释经验素材的时候,通常以归纳的方式作为其主要的分析路径。理性选择学派批评这种路径既不科学也无理论性,但是历史制度学派则认为每一种路径均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必要一劳永逸地选择一种方法和路径。 我认为,上述方法论特征恰恰反映了历史制度学派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第一,虽然历史制度学派主要是用来研究制度变迁的,但是成长和训练于宏观制度结构不变的学者们在提出这样的理论的时候,或许忽视或故意不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即历史上制度变迁在很多时候就是宏观的国家结构的变迁,并且正是宏观的国家结构直接决定着个体的和中间组织的政治行为,何况有的国家在很多时候还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组织。因此,不能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的“结构决定论”,重要的是需要对结构作出区分。在中国自秦汉至晚清的千年历史中,是宏观的制度结构、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的政治行为。比如,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萌而不发?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说到底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中层组织的原因。因此,中层理论是重要的,宏观的路径并不是因此而不重要。否则,历史制度主义就存在适用的地域性限制问题。对于历史制度学派这样的缺失,生活在宏观制度结构不变的学者而言,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因而也不认为或者难于指出该学派所存在的固有的不足。 第二,正如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所言,擅长于归纳分析的中层理论不能解释在既定制度下的行为者的心理变量。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制度变迁时不接受理性人的假设,不能发展出一套制度如何具体地影响人的行为的因果链条,而这种因果链条恰恰是制度变迁的根本。 和历史制度学派一样,既然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而不同于传统的行为主义的理性计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当然也是关注制度的。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产生于对美国国会立法行为的研究。如果传统的理性选择的公式正确的话,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和问题本身的多维性都将导致这样的计算结果,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循环现象。然而,在事实上,国会的投票结果又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这种现象直接否定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导致人们转向制度的研究,是制度解决了立法者们经常会面对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然而,虽然重视制度安排的作用,但是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还是坚信行为者既有的偏好的力量,认为政治结果其实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的结果。以分析行为为假设,理性选择制度学派建立了经典的计算途径来解释制度对于行为的影响方式。为此,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创新理论,即当人们认为创设新在制度的收益大于因此而招致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就会出现;相反,人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创新。应该说,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这一理论假设为制度变迁作出了新贡献,给予人们一个新的视野去认识一些成功的制度创设过程,比如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的很多新举措。 因为是可以计算的路径,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诸如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概念,用于阐释某一组织形式产生的过程。这样,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不仅用此研究国会的立法行为,还转向国际组织的形成和运转、政治制度的发展、民主转型等领域。 我认为,如果说历史制度学派依赖的“路径依赖”,理性选择制度学派想解决的或回答的则是“路径替代”。但是,“路径替代”或制度创设难道都是预期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决非苏联共产党所能预期的,更不是他们所期待的。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路径偶然”问题。历史上的国家失败或政权更迭很多时候也不是当事人能够计算出来的。在理论上,国家的统治者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社会产出的最小化的内在冲突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或政权的更迭,但是,统治者是否能因此计算逐步减少自己的利益而增加社会的产出以稳定自己的政治统治?历史的多数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认为,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最佳用途是分析国家生活中一个具体的组织的创设与运做问题,超出这个范畴,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上面的简单的总结可以知道,尽管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毕竟为人们认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一定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本身的问题和国人及思想界的理论需求,决定了对制度主义政治学整合的必要。 第一,由于都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种,共同的话题都是“制度”,它们的分歧又有整合的可能。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新制度主义的几个分支都强调相同的问题,即当表达偏好的制度背景深刻地影响表达出来的偏好时,弄清楚人类行为想要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制度研究者没有通过考察个体心理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集中于关注将个体意愿整合为集体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的影响,不管这些规则和程序是那些正式政治制度、自愿的联合体、公司,还是认知或解释框架。 既然共同的研究兴趣是潜在政治需求与最终结果之间的黑箱,那么,预先界定这个箱子的内容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规范的'制度'定义就是不可欲的。共同的研究议程就是对制度影响的研究,无论它们在何处或通过何种方式发生。 第二,不仅理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要求整合,理论的地域性特征也需要中国学者在理论运用的选择和整合。成长和训练于既定制度环境下的学者所设计出来的理论路径首先是用于阐释自己所熟悉的制度环境,必然有抵御性限制。尽管任何国家的政治主体都是人,人性具有相同的特质,但是不同文明下的制度变迁差异也是明显的,因而在理论运用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拿来主义”,否者就存在上述难以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时代主题,西方学者主要回答的是在既定的宏观制度结构下国会、政党、利益集团和选举等主流性问题,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面对的千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这样的巨型问题。虽然可以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社会转型中的问题,但是最大的课题还是设计和回答宏观上的社会转型问题。对于这样的巨型问题,历史制度学派或理性选择制度学派能够胜任吗?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给出简单的回答。 第三,正如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的代表布赞所说,国际社会科学界在经历美国行为主义霸权统治几十年而不断碰壁以后,宏观的历史社会理论终于得以复兴。人类文明中的思想成分就是宏观的社会科学理论,人类怎么能够没有思想?怎么会不需要新思想?很简单,社会科学代际传递的主要是哲学圣贤们的大思想、大思路,而不是匠人的技艺;在我们的记忆中流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的,是社会科学中能够称得上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行为主义的一些“样式”。因此,宏观理论研究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并取得一系列成就:经济史研究中诺思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世界经济研究中沃勒斯坦所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前述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理论,等等。政治学呢?虽然历史制度学派有一些宏观的色彩,但他们自己定位为中层理论,从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的社会转型为我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提供了百年不遇的良机。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科学的新趋向和中国社会转型本身,都为我国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我认为,恢复政治学的制度传统,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就能够发展一套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研究中的宏观理论。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运用 如果说我国学术界系统地认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以想见,它在 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性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流行术语。但是学派之所以称为学派,自然有学派本身的特定内容,并不是所有出现该类术语的作品都可以归类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严格说来,目前主要有三类运用性研究,即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的研究。 1.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前苏联的突然的瓦解,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最令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震惊的事件,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科的研究热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自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关注这场政治大地震,总结苏联接替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直接探讨制度根源的作品,但是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来研究的,只是处于引进和尝试阶段。 无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还是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路径替代理论,都无法解释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为什么轰然解体,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变迁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制度遗产、政治精英等因素在制度变迁中只起次要的牵制作用,由此提出“路径偶然”概念。美国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情况出现于苏联东欧突然崩溃后的特殊时期。为此,有的国家实行渐进式的新制度引入,有的实行休克式的新制度引入。这种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纵深性拓展,扩大了我们的认识视野。 在有人介绍新制度主义之于苏联的研究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直接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研究苏联的制度变迁。作者认为,在苏联的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同时隐含了“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供给过剩”的危机因素。虽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并不必然导致其制度的日益僵化,但在苏联模式的历史演进中,却因其制度供给主体即特权阶层和领导者的自私和思想落伍而日益丧失制度创新能力,最后通过高成本和悲剧性的解体方式实现了制度转换。苏联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制度创新”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重要环节。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苏联的制度变迁,不仅可以拓展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视野,还可以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提供某些启示和助益。因而这种研究不仅是学理上的,更是政策性的。 2.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思维传统,成就斐然。但是经济改革不但是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政治学科的重要课题,因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往往离不开政治,经济改革的现实内涵是其政治意义,学科内涵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将会看到,政治学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和判断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即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而进行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和关于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政府制度设计以及政府的行为逻辑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政府与股市关系、粮食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公司的制度成本的研究所演绎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股市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鲜事物,也是倍受百姓和专家关注与争议的体制。关于中国股市的“政策市”定位很准确,但是为什么是政策市?各路经济学家一直没能回答。有人运用“诺思悖论”即国家目的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内在张力,结合中国建立股市以来的股票市场的波动周期,深刻地回答了“政策市”的制度根源。粮食体制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1998年以来的粮食体制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说到底是宏观的制度结构与中观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由此看到,在我国,哪怕是探讨中间层次的组织行为,也必须研究宏观的制度结构,确实存在“结构决定论”问题。关于组建公司的过程的案例研究,有力地阐释了基于公有产权上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然体现为宏观制度结构与中层制度安排的高成本,微观行为主体即企业和主管官员博弈过程的理性选择行为所导致的高成本。这种研究既是对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性补充,是对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生动验证,也是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必需的案例支撑。 关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学者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设定的“制度范式”研究路径,系统研究了在既定制度结构下经济转型的政治意义,得出值得关注的结论:第一,从权力结构和制度绩效出发,揭示了改革前的国家权力所存在的危机以及改革的理论起源问题,由此引申的命题是,在无效的产权制度下,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权力资源的分割和权威资源的流失。 第二,从“诺思悖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员理论引申三大权力主体即国家、地方和行政机关的不同的行为模式。比如,国家的一个目的是租金的最大化和政治统治的坚固化,另一个目的是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的命题,解释了经济改革的局限性,阐释了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学内涵;既提出地方政府的反市场化与制度创新的悖论,又指出制度创新带来的更加均衡的国家结构形式,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过去国家不受制约地决定一切的格局;系统地解释了行政机关的部门主义规制所导致的权利制度化,从而另人信服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费用和制度绩效。 第三,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的创新性。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市场关系中,总体上不存在国家的企业财产所有权问题,主要关注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但是,中国不但存在政府的企业所有权问题,还存在基于所有权之上的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样,就不能笼统地议论政府的职能问题。由于与企业所有权的不同关系,作为政府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行政机构,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表现都是不一样的。由此,给学人予警示的是,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不陷于西方的研究模板。 3.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就是专门用来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途径,异域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凡,更不用说对于经济史的研究而形成的新经济史学派。目前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有: 第一,大国兴衰比较研究。不同于历史学家肯尼迪对于大国兴衰的军事冲突和经济发展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家兰德斯关于国富国穷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学家奥尔森之于国家兴衰的集体行动困境论,国内一些学者已经从制度层面考察大国的命运,认为国家制度和治理形式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强大以及强大的持久性,其中包括对近代中国衰落的制度研究。 第二,近代中国研究。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败于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发现,宏观的制度结构和中观的制度安排的结构性缺失,决定了行为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统治者的集体失败即国家的失败。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什么政治上的“丛林规则”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有空前的繁荣?制度理论的分析或许让我们明白这一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悖论。制度理论更有力地解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运。考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危机的权力结构以及绝对贫困化的农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和农业社会产出的最小化,直接颠覆了南京国民政府。上述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关键事件和关键结构的分析,给了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一种新视角。 第三,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研究。有人敏锐地指出,当前中国的中心应该是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实行第二次大的转型。无疑,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制度变迁理论所展现的有关成果很有限,主要集中于农村基层政治中的制度创新研究,个别学者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在中国,系统运用制度理论而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的努力刚刚开始,但是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将有批量的研究成果。毕竟,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近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都有许多待开发的领域,而制度建设又是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争论与拓展 我国学者在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路径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在拓展着新制度主义理论。有意思的是,我国政治学界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本身没有多少争论,但是对诺思的制度变迁却争论颇多。由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知识来源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所构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关于知识来源的争论也就可以视为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本身的讨论。 1.关于“诺思悖论”的讨论 政治学界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讨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为参照系,或者进行纯理论的思辩。代表性的观点有: 理论逻辑不可解论。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国家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作用所决定,“诺思悖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解的。政府既有积极的和公利的一面,是不可或缺的,又有消极的和自利的一面。解决这种悖论的有效途径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而实现制度均衡,其中可以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克制非创新占有。然而,当统治者的利益和社会创新出现冲突时,政府是否或能否改变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这使诺思的“国家理论是根本的”论断出现了逻辑缺口。 “诺思悖论”存在不可解的逻辑缺失?抽象思辩是必要的。但是,即使在理论上,国家的制度创新并不是单向性的活动,意识形态变革的路径也不只是单向性的,存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双向的路径。考察国家的制度重新功能不应该将国家孤立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熟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表明,刚性意识形态而维护的统治者利益的至上性所导致的制度衰败的事实,并没有消解“诺思悖论”,反而是一种验证和支持。 密切联系论。有学者在充分认识到诺思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分歧的同时,指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在国家产生的问题上,诺思对国家模型的构建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分析基础之上的,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上,构成“诺思悖论”的国家的暴力潜能论、统治阶级利益的至上性、国家的非中立性等论断,深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一种归纳或展开。还有人认为,诺思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区隔是显然的,但是“诺思悖论”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现代经济学表述。其实,诺思本人也承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生命力,尽管他不接受马克思的某些论断。 2.关于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或许是因为国人太熟悉的政治术语,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受到的关注最多。人们太习惯于将意识形态视为政治生活的当然部分,因此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让人们耳目一新。意识形态的正、负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否鼓励制度创新、论证团体行动的合法性、避免政治分裂和减少“搭便车”。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点到为止。我国改革前后意识形态争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最能验证这种意识形态理论,但是,研究不足。 3.理论拓展 主要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源而不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种流派,有学者提出了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和大国制度变迁的“制度范式”理论。简单地说,“制度范式”的是指:由政治结构所安排和影响的产权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Structure);制度结构决定或影响着由组织、政府与企业关系、交易方式(计划或市场)、意识形态等元素构成的中观的制度安排(System);制度安排的样式直接影响着由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绩效构成的制度绩效(Performance),又称为“SSP范式”。 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比较,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 1)不同于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中层组织决定论,本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中国自古以来的最明白的政治发展线索是,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否则就不能理解几千年的物质积累为什么不能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理解古代、近代的官僚机构和个人所导演的租金为零的集体失败。 2)不同于我国制度经济学的是,“SSP范式”更加关注制度结构中的政治制度之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制度经济学家能否认同这一点,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 3)“SSP范式”既包含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变量,也包容了理性选择学派的“行为偏好”。真是巧合。西方政治学学者在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种流派(目前正在整合),而中国政治学学者借助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所形成的制度范式则有自己的操作性和包容性,是一种整合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 结语:在梳理、探讨和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际,有几点强烈的感触。第一,和中国的整体性对外开放一样,政治学只有在交流与对话、借鉴与批判中才能得到充实和发展。第二,和发展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发展我国的政治学应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更何况,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智慧的一种表达,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很多时候也难于饶开马克思的学说。第三,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话语、同一种理论流派,不同语境下的学者自然有不同的题域关怀和时代主题,这也就为我国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1981-1985年就读于河南大学政治系,法学(政治学)学士;1985-1988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政治学)硕士;1997-1998年就读于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国外交专业研究生;1999-200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代表作品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制度变迁与国家兴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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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访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迈克尔•J•桑德尔
热度 1 freedom110110 2011-8-15 09:20
2011 年 5 月 22 日,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课程讲习教授”之一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莅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为复旦及上海的听众带来了题为“正义:该如何做才对”的著名讲座。“正义”及“社会正义”问题在当下中国日益显现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就此我报专访了桑德尔教授,以期较为集中且深入浅出地展现其正义思想。正如桑德尔在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其“德性论”倾向的正义思想只是西方理解“正义”的三种路径之一,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势则是须中国学人深入探究的问题。 社会科学报 : 正义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史上,思想家们对它有过很多的定义和探讨。但正义仿佛一个蒙着面纱的女神,人们觉得她依稀可见,但又始终难以把握其实质。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正义也是一个核心的思考议题,根据您的思考,正义究竟为何? 桑德尔 :我愿意用一个案例,来说明理解正义的困难和分歧所在。 1884 年夏天,四名英国船员被困在了南大西洋海面上的一个小小的救生艇上,距离陆地一千多英里。他们那艘“木犀草”号船只在一次风暴中沉没了,于是他们逃上了这个救生艇。艇上只有两罐腌制的芜菁,没有新鲜的淡水。托马斯·达德利是船长,爱德温·斯蒂芬斯是大副,艾德蒙·布鲁克斯是水手。按照报纸的说法,“这三个人都是具有优秀品质的人”。第四名成员是船上的侍者,他叫理查德·帕克, 17 岁。他是一名孤儿,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海远航。 四名被困船员从救生艇上观察着海面,希望有船只经过来营救他们。在最初的三天里,他们吃了少量的芜菁。在第四天,他们抓到了一只海龟。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靠吃这只海龟和剩下的芜菁维持生存。但在其后的八天里,他们什么都没有吃。 这时候,帕克,也就是这名船上的侍者,正躺在救生艇的角落里,因为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喝了海水生病了。他看上去要死了。在他们倍受折磨的第九天,船长达德利建议抽签决定谁将死去以使其他人能够存活下去。但是布鲁克斯拒绝这样做,所以抽签也就没有抽成。 次日,仍然没有看见船只出现。达德利让布鲁克斯改变主意,并打手势向斯蒂芬斯示意,说帕克必须被杀掉。达德利做了一次祈祷,告诉这个孩子他的大限已至,然后用小刀刺穿了他的颈静脉而杀死了他。布鲁克斯不再坚持自己良心上的反对意见,并分享了这一可怕的盛餐。在四天里,这三个人以这名侍者的尸体和血为食。 后来他们得救了。达德利在他的日记中用令人惊愕的委婉说法描述了他们被营救的情形:“在第 24 天,正当我们享用早餐的时候”,一艘船只终于出现了。这三名幸存者被救上船。他们一回到英格兰,就被逮捕并受到了审判。他们轻松地坦白了自己杀死并吃掉了帕克。他们声称,这样做是出于必要。假设你是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你会怎样裁定呢? 社会科学报 : 依照法律来裁判,他们应该是犯下了“谋杀罪”。 桑德尔 :为了使事情简化,我们可以撇开法律问题,并追问杀死这名侍者在道德上是否是允许的? 为他们辩护的最有力的论辩是,在这一极端的情势中,杀死一个人来拯救其他三个人的生命乃是必要之举。假如没有杀死和吃掉一个人,那么所有这四个人很可能都已经死了。虚弱和生病的帕克,乃是符合逻辑的候选者,因为他无论如何都很快会死掉。而与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不同,他也没有人需要赡养。他的死不会使任何人丧失供养,也不会留下悲伤的妻子或孩子。 但这一论辩至少会遭到两种反对意见:第一,人们可以追问,杀死这名船上侍者的收益从总体上看是否真的超过了损失。即使把被救生命的数量和幸存者及其家庭的幸福加总起来,允许这样的杀害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坏的结果——例如,这样做会削弱禁止谋杀的规范,或者增加人们将法律玩弄于鼓掌间的倾向,或者使得船长招聘船上侍者变得更加困难。第二,即使收益在所有情形都被考虑在内的情况下仍超过了损失,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认为,杀死一名毫无抵抗的船上侍者并将他吃掉出于损益计算以外的原因乃是错误的?即使这样做会使他人受益,但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人——利用他的脆弱、不经其同意而夺走他的生命——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第二种反对意见否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做正确的事情只是一个对结果(损失和收益)进行计算的问题。这一反对意见表明,道德意味着更多的事情,即与人们对待彼此的适当方式相关的事情。 考虑救生艇个案的上述两种方式,标示了有关正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进路。第一种进路认为,一种行动的道德性仅仅取决于这一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正确的事情就是指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条件下能够产生最佳事态的任何事情。第二种进路认为,从道德上讲,后果并不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全部因素;由于一些独立于社会后果的缘故,某些义务和权利是我们必须尊重的。 为了解答救生艇个案以及我们通常会遇到的许多不那么极端的困境,我们需要探究一些有关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大问题:道德是否是一个计算生命和衡量损益的问题,或者某些道德义务和人权是否至为根本,以至于可以超越这种计算?如果某些权利真的如此根本——如果它们是自然的、或神圣的、或不可分割的或绝对的,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它们呢?又是什么使得它们成为根本的呢? 社会科学报 :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似乎给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对自然权利的观念嗤之以鼻,把这些权利称作“胡说八道”。事实上,他的哲学直到今天都对决策者、经济学家、商业主管以及普通公民的思想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您如何评价功利主义对正义的立场? 桑德尔 :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表达简明且有着直觉感染力: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亦即从整体上使快乐超过痛苦。按照边沁的观点,正确的事情就是指任何能够使功利最大化的事情。所谓“功利( utility )”,他指的是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的任何事情,以及能够防止痛苦或受难的任何事情。 边沁乃是通过以下推理达致其原则的:我们都为痛苦和快乐的感觉所支配,它们是我们的“最高主宰”。它们支配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也决定着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对错的标准被“固定在了它们的王座之上”。 我们都趋乐避苦。功利主义哲学承认这个事实,并将其作为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功利最大化是一条不仅适用于个体而且同样适用于立法者的原则。在决定颁布什么法律或什么政策的时候,一个政府应当去做任何能够使整个共同体的幸福达到最大化的事情。究竟什么是共同体呢?在边沁看来,共同体是一个“虚拟的躯体”,它由那些形成该共同体的个体的总和组合而成。因此,在决定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时候,公民和立法者都应当向自己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政策的收益合计起来并减去所有的损失,它是否会比其他选择产生更多的幸福? 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尊重个人权利。由于它只关注各种满足的总和,所以它会任意蹂躏作为个体的人。对功利主义者来说,个人是重要的,但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是重要的,即每个人的偏好都应当与每个其他人的偏好一起进行计算。但是这意味着,如果功利主义的逻辑被一以贯之地适用,那么它就会允许这样一些待人的方式,它们会侵犯那些在我们看来属于有关体面和尊重的基本规范。 社会科学报 : 在当代争论中,是否也有恰当的例子,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关于正义的“功利性计算”与“自然法原则”之间的张力呢? 桑德尔 :当然,显著的例子即是:对有嫌疑的恐怖分子的讯问,是否可以对其施以刑讯逼供。让我们考虑如下情景:假如中央情报局某个地方分局的局长抓获了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并且相信他知道关于设定在当天晚些时候在曼哈顿引爆的核装置的信息。但这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或者仍拒绝透露这个炸弹的位置。在他坦白这个炸弹的具体位置以及拆除它的方法之前,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赞成这种做法的论辩乃是从一种功利计算出发的。刑讯逼供会使这个嫌疑人遭受痛苦,并大大减少他的幸福或功利。但是如果这个炸弹爆炸的话,那么就会失去数千条无辜的生命。即如果使一个人遭受剧烈的痛苦可以防止大规模的死亡和苦难,那么这样做就可以在道德上被证明为正当。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认为,用严酷的审讯技术来对付有嫌疑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做法,帮助我们避免了对美国的另一场恐怖袭击;而他的这一观点所依凭的正是这种功利的逻辑。 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者就必然赞同刑讯逼供。一些功利主义者也会根据实际的理由反对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刑讯逼供很少会起作用,因为在强迫之下榨出来的信息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虽说施加了痛苦,但是共同体却并没有变得更安全,因为集体的功利并没有得到增加。或者说,他们担忧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的国家实施刑讯逼供,那么我们的战士在被俘以后也会遭到更加严酷的刑讯。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来考虑,那么这一结果实际上会减少与我们使用刑讯逼供相联系的总体功利。 这些考量是与功利的思考完全相容的。它们并不宣称对一个人施以刑讯逼供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只是认为,实施刑讯逼供会导致恶果——从整体上看,这些恶果所造成的害处会多于益处。 另一些人则从理论上反对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侵犯了人权,而且也没有尊重人的内在尊严。他们反对刑讯逼供的观点并不依凭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说,人权和人的尊严有着一种超越功利的道德基础。 如果我们对案例情景做一改动,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引诱这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交待的唯一方法是刑讯他年幼的女儿(而她完全不知道她父亲的邪恶行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吗?我猜想,即使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也会在这个念头面前退缩。但是,这个版本的刑讯情景却为功利主义原则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判准。它把那种认为恐怖分子无论如何都应当加以惩罚(而不论我们希望榨取的那种信息是否有价值)的直觉撇在一边,并迫使我们根据其本身来评估功利主义计算。反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主要观点(即诉诸基本人权的观点)认为,那些条件在道德上是无法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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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正义与权利的本义,EQUALITY, FAIR,JUST, RIGHT
yue 2011-7-17 22:28
公平是一个被极度混用的词语。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平等的意思,即EQUALITY. 另一个是正当的意思,即FAIR. EQUALITY, 就是差别的反义词。由于我们现在对平等是忌讳的,所以不要平等,而故意使用语义含糊的公平。 FAIR, 本义是干净的意思。例如仙女是FAIRY, 意思是美容特别干净的女子。再比如贸易博览会,是FAIR, 意思是博览会上提供的东西都是完善的。 在社会关系方面,FAIR的意思就是不要作弊,不要违法,不要违法规则。这样就是正当竞争的意思。 用俗话说,就是“手干净”的意思。或者说“干干净净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罗尔斯讲的公平,就是FAIR的意思。他说公平就是正义,JUST AS FAIRNESS. JUST的本义是说真话的意思。没有任何虚假的意思,应该也就是诚信。要没有虚假,就不能有任何的掩盖。这样要做到JUST,就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同理,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诚实,就没有JUST. RIGHT, 应该是指互利的意思。任何权利都必须基于互利。任何不互利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权利。 从字面说,比较困难,可能是指在互利的前提下,个人非常方便去做的事情。 注: 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本人讲授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福利制度》,里面涉及本文的主题。 附录 http://www.nytimes.com/2011/07/17/opinion/sunday/17friedman.html?_r=1ref=todayspaper The Clash of Generations By THOMAS L. FRIEDMAN I was struck by one big similarity between what I heard in Tahrir Square in Cairo开罗 in February and what one hears in Syntagma Square (inAthens)today. It’s the word “justice.” You hear it more than “freedom.” That is because there is a deep sense of theft in both countries, a sense that the way capitalism played out in Egypt and Greece in the last decade was in its most crony-esque权贵, rigged垄断 and corrupt deformation畸形, letting some people get fantastically rich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proximity to power. So there is a hunger not just for freedom, but for justice. Or, as Rothkopf puts it, “not just for accounting, but for accountability.”穷得只剩钱。 (导读:王政之急,在于止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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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斗争,政治是沟通(阶级内部矛盾)
yue 2011-6-9 18:25
过去的教条下,不仅国家级的政治比较残酷,就连一个基层单位内部的政治也十分残酷。真是可耻。 从邓小平开始提出:政治也要在法制的范围内进行。 述而:邓小平说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也要遵循法制原则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74do=blogid=332336 这一观点是对政治学的一个改变。 政治的阶级性固然明显,时代性更为明显。 在同时代,西方人说“Politcs without adversary"。 就明确地说“政治不是斗争”。 政治不是斗争,就是沟通。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治固然可能包括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更多的是阶级内部的斗争。 毛泽东聪明的地方是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抽象化,进一步抽象就是阶级内部的矛盾。 在单位里面,看到许多人都是好人,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成了敌我矛盾,真是遗憾。或许可以这样说,人都是好人,如果不好好说话,就不是好人。 政治主要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好人之间的斗争。后者更麻烦。 而怎么才能使好人之间的斗争不走向消极,就必须修改政治的定义。 否则狗咬人是可悲的,人咬狗是可笑的,人咬人是最可笑的。因为,人咬人和狗咬狗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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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军事学
yue 2011-5-23 23:44
“不讲政治”在这里有特定的含义,是说政治行为中仍然有比政治更高的原则,政治利益仍然受更高的原则制约。 1 道德 政治就是利益,但是利益不能违背诚实的原则。 道德是高于政治的。政治本意是公共利益,本来就是道德的产物。意思是个人利益不能危害公共利益。 2 科学 3 个人的正当利益。 政治的本意是公共利益,当然正当的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但是公共利益也不能违背正当的个人利益。 正如经济学也是这样,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讲经济学。 那么讲什么? 首先是人学,所谓经济人的假设。 其次是讲伦理,例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再次是讲政治,所谓公平正义,所谓福利经济学。 伦理学恐怕也是这样,最高境界是讲人的本性,本能。动物本能。 认识到伦理不过是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中的人是坏的,低于动物的,而且不可教育。 军事学则最明显。真正的军事家是政治家,所谓儒将。 毛泽东就这样,所谓三大民主,所谓三大任务(政权建设)。 毛泽东军事学的精华是人道主义,所谓不虐待俘虏,不枪毙逃兵,所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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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学传统:反对国家主权论
yue 2011-3-8 17:12
1 在上帝和国家之间,反对国家具有主权。 这是基督教的基本观点。 2 在人民和国家之间,反对国家具有主权。 这是卢梭的基本观点。 3 在人类和国家之间,反对国家具有主权。 这是吸取二战的教训,认为人类大家庭应该互相保护。 认为,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最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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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卦法与图灵机
热度 2 gl6866 2011-3-2 13:49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出版了一部题为《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的书。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政治学的著作,可里面却充斥着大量有关莱布尼茨与白晋关于《易经》的通信,这就令这本书中日本大打折扣了,因为对于从事政治学到人对《易经》没兴趣,而弄《易经》的日本人则对五来的政治学不感兴趣,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五来的书。倒是中国人的感觉比日本人灵敏,而且看出了这部书莱布尼茨与白晋关于邵雍先天图研究的意义。民国时期刘百闵将该书中涉及到《易经》的部分摘编发表,这才让中国人了解到几百年前欧洲人便对《易经》开始有所探讨了。实际上,五来欣造在自己的政治学著作中夹杂那么多有关《易经》的论述,不外是在强调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道德政治”而已,所谓道德政治就是不以力为政治要素,而以“德为政治要素,不以力服人而以德化民。”那么《易经》作为百经之首,自然也就首当其冲了。 在五来的书中他说:“莱布尼茨以0与1表示一切数,易经以阴和阳显示天地万有,都是天才的闪烁。这东西方的两大天才,籍着数学的普遍的直觉的方法,互相接触,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至于互相携手。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把东西两大文明拉紧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和《易》就是象征东西两大文明相契合的两只手掌。”特别是他指出了数学的普遍的直觉的方法,亦即运用抽象符号语言的数学,对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互相接触、认识和理解,以至互相携手的重要作用。 但是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与当代的计算机科学并没有什么联系。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是图灵机,那么如何才能将中国的易学的相关因素与图灵机联系起来,就成为当下的一个基本任务了。我自己则从易经筮法的成卦法找到了线索,通常成卦法被解释为“同余式”,而我则将其解释为“递归论”,然后从这个角度便将这个算法与理论计算机的图灵机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从可摹状函数构造一个图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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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权力”(Power)?
gl6866 2011-2-20 22:29
“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而言,前者是指公共的,又称为公权,而后者是指私人的,与公权相对,称为私权。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分。我们现在常说“以权谋私”就是指用公共的权力(power)来为自己谋取自己权利(right)。所以,就要受到限制,遭到打击,甚至有人丢掉性命。古来论述权力的人很多,中国有,苏秦张仪之流我就不说了。西方的则要算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chiavelli)。他似乎是第一位将公权和私权利提出来讨论的人物。从而将这个话题带入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课题。当然,直至现在,他写的那本《君主论》也还存有很大的争议,可毕竟他是西方现代政治学流派鼻祖,也就是说,是从社会角度探讨如何防止公权力的滥用而导致其所带来的祸害,以避便公权力服务社会而不是奴役社会。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罗素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于20年代曾与杜威(John Dowey)先后来过中国,适逢中国“五四”大变局。杜威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虽然也对中国的时局发表了数篇无关痛痒的文章,但始终与中国保持着距离。而罗素就不同了,他不仅在中国有《五大讲演》而且还专门写了所谓的《中国之问题》,将他的理念直接用到了中国的建设上。据他所说,他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中国文明的主观愿望,并非顾左右而言他。希望借讨论中国文明来表达他对西方文明及整个人类文明进行根本改造的渴望。因此,仅从书面意义去理解罗素这部所谓的《中国之问题》这部书,难免误入歧途。 既然是难免,自然就误入了嘛。当时的旧中国,该书的问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加之罗素的生活及其罗曼蒂克,与中国的旧文人格格不入,因而也是格外引人瞩目。可以说罗素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大男生走入了19世纪的旧中国,自然引起了剧烈地冲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素是如何定义权力的,他说Power may be defined as the production of intended effects. 翻译过来就是:权力可界定为有意施加影响所导致的后果。显然,罗素并不关心权力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关注权力的表现形态。他持有一种物理学的观点认为power这个词与物理学中的power即“能量”是一样的。培根(Francis Bacan)不是说Knowleage itself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把这句话给论证到知识/权力结构并非没有道理。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但关键是如何限制这个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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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多数决”和合法性
热度 1 techne 2011-2-4 21:21
民主、“多数决”和合法性 王 键   研究民主也有些年头了,但很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次借新春的休息时段,简单谈谈对一些民主问题的看法。   这里,想谈下民主“多数决”的问题。根据我的感觉,国内在讨论民主问题时,有个倾向,就是把民主的基本含义,归结为“多数决”。我记得在北大读书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就是很著名的“多数决”论的鼓吹者,以此大批特批“民主迷信”,而且在国内有一定市场。不只潘教授是这个观点,其他教授也有持类似观点者。比如北大另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学教授,许振洲,也这么认为。许教授还曾以文革“大民主”为例,对民主制度进行批判。   那么,民主的基本含义,到底能不能归结为“多数决”?搞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民主或"democracy",应是起源于古希腊,从词源来看是“人民的统治”——这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很多人就是从这个解释,来把民主归结为“多数决”的。但是,民主制度从古典到现代的进化过程,还伴随着另外的几个维度,它们虽然不像“人民的统治”和“多数决”那么显眼,却同样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具备核心含义。这几个维度,应当包括“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以及“合法性”。   “自主性”这个维度,实际上潜在地作了这样的设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每个人应当也必须对他自己的命运以及所作所为负责,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从于外在的指令,或成为别人的奴隶。这个自主性的假定,和民主恰好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人民的统治”无非是同样地假定,人民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应当对自己负责,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从于外在的指令,或成为别人的奴隶。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经典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没有分歧的。无论是卢梭,马克思,还是伯克,尼采,他们都会赞同自主性的主张。至于人民究竟用何种方式对自己负责,这会产生怎样的分歧,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但是,由“自主性”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潜在假设。因为我们说民主也好,某个人自主也好,都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一定的界限内来谈论的。我们可以假设某人A应当是自主的,但当某人A和某人B发生了利益冲突时,这种情况下A的自主到底有没有高于B的自主的可能?A到底可不可以干涉B?那么由这个问题,就引出了“私域和公域的区分”。所谓私域,其实是做了这样一种设定:这是一种不可入的硬核,在这个领域内,某人(或小群体)事务是完全自主的,可以不接受外在干预的。而公域则是在私域之外,它是公共事务,众多人(或群体、共同体)的利益交叉,错综复杂,是需要用某种协调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私域和公域的划分,就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态度。在私域的层面上,适用个人(或小群体)自主的原则;而在公域的层面上,则适用共同体(可能具有不同层级)自主的原则。   在“自主性”和“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两个潜在设定之后,仍然存在其他潜在假设,因为上面已经说过了,私域和公域需要划分,那么究竟需要怎样进行划分?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又如何进行判断和裁决?由此就引出了“合法性”(或正当性)的概念,如果做最直观的解释,合法性就是说某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条文或规定,如果符合,就具有合法性,如果不符合,就不具有合法性。实际上,现代民主制度的兴起,也确实伴随着程序正义和法治社会的兴起。但这还只是个表面的解释。合法性本身实际上是超越法律条文的,它应该是个最深层的问题。合法性实际上说的是人类会持续追问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正常/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常/不正当的?   符合法律条文,固然可以享有合法性,但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法”本身也需要合法性的支持。“法”并不天然享有合法性,而反倒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不具备合法性的法,不具备合法性的立法者,不具备合法性的执法者,本身就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他们并不会天然具备合法性,合法性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可以说,在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经典的左派和右派又是没有分歧的,无论是斯大林,毛泽东,或者希特勒,麦卡锡,他们都会赞同合法性的要求。当然,至于他们具体怎么去追寻那个合法性的基础,是找人民大众,代议制度,或者官僚架构,甚至神仙皇帝,这也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从上面这几个维度,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民主“多数决”的含义。民主“多数决”实际上是假定,在合法性的支持下,在进行了适当的公域和私域的划分之后,就共同体的事务而言,“多数决”会比“少数决”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多数决”只是民主方式的一种,一旦触及到到不可入的私域,民主方式就可能会变成“一票否决”(全体一致)。“多数决”固然更常见,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表述之前存在的诸多限制条件。简单地忽略限制条件,把民主归结为“多数决”,是很荒谬的,也是概念混乱的。比如,如今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不大可能存在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应当对某个公民进行批斗,或对他进行抄家这类荒唐的行为。再如加拿大或美国,也不可能存在以全民公决方式来决定魁北克或夏威夷命运的事件,即使有公投,存在的也只能是在魁北克或夏威夷的公投,而不是全加拿大或全美国对某个小地区的公投——这也就是从 “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以及“合法性”的潜在设定含义引出的行为。   当然,说到这里,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问:谁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公投?谁说不可能存在批斗或者抄家的行为?现实中如果真的就发生了,又该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它恰恰可以归结为人类对“合法性”的永恒诉求:到底什么是正常/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常/不正当的?其实,“民主”也好,“多数决”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在寻求以某种特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
个人分类: 思想文化|1447 次阅读|3 个评论
推荐耶鲁大学开放课程:有关食物的心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
蒋高明 2010-10-23 19:43
蒋高明 有朋友推荐了耶鲁大学Kelley D. Brownell 教授的课程《有关食物的心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The Psychology, Biology and Politics of food),感兴趣的网友可以通过下列 网站下载。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44937/ 本课程涵盖了吃的研究,因为它会影响每一个人类的健康。 主题包括口味喜好,对食物的反感,食物宗教,食物舒适性,社会仪式饮食,为粮食问题的社会规范的责任。 可持续 农业,有机农业食品,讨论政治问题,如转基因食品,营养政策,以及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影响。 还审查是营养不良的问题,例如,饮食失调,肥胖流行和全球影响的儿童食品广告 的原因,贫穷和粮食,以及现代化环境如何影响每个人的饮食习惯。 This course encompasses the study of eating as it affect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every human. Topics include taste preferences, food aversions, the regulation of hunger and satiety, food as comfort and friendship, eating as social ritual, and social norms of blame for food problems. The politics of food discusses issues such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organic farm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nutrition policy, and the influ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dustries. Also examined are problems such as malnutrition, eating disorders, and the global obesity epidemic; the impact of food advertising aimed at children; poverty and food; and how each individual's eating is affected by the modern environment. 网友评论: 教授在电脑屏幕上只有两英寸不到,也从来没有特写,但的确能感受到他的气场。他给人一种科学工作者,心胸阔大,平易近人的印象。他说话很平稳,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有 堂音。POWERPOINT上课,使用大量的图片,数据,表格,录相录音等等。很少幽默,常常使用的词汇是interesting。对所有他提到科研工作者都加以中肯的,真诚的表扬。所有他 说的话都给人中肯真诚平静的感觉。在课程的最后,他还会放和食品,也就是和课程内容相关的喜剧短片。这种风格我第一次体会。。。哲学的那个教授永远保持特别激昂,心理 学的教授会有幽默语言和表情特写。    虽然他的课程中常常会提到肥胖一词,他本人可以说就是超重的实例。但他没有从个人出发,说的总是美国和整个世界。课堂上录下来的我看到,有些不录的我没法体验,不过可 以猜测,他课下和同学的交流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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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的定义
yue 2010-10-3 15:11
1,在国民教育上,高度实行军事教育。包括军事知识与技能。使国民变成军人。 同时,在国际关系的教育上,重点放在与别国的战争史,以及军事争端。 2,在社会生活上,实行军事化。包括充斥社会的阅兵,打乱正常的社会生活。 3,在国家权力上或政治结构,军人的地位是凌驾于文人。 4,在生产和经济方面,重工业和军工业畸形发展。 5,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包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认为与所有别国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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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出国留学专业的一个上佳选择
热度 2 arithwsun 2009-9-29 20:02
刚跟一位计算机系的学生聊天,今年她大四了,一直在准备出国。这始终是中国优秀年轻人才的首项选择之一。 根据她的特点,我建议她选学的出国专业为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实际上,不仅是她,很多理工科类学生,只要对此有兴趣,都可考虑一下。 原因有几,政治学专业在中国一直是属于限制性专业,在教学研究内容上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学习政治学的较少,出国学生修学政治学专业,成为教授的,相比于自然科学领域,要少很多。 我上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判断,去了美国几个大学的Politcal Science系,看看其Facaulty名单,确实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上面,一般在学术界、大学系统,中国人都会始终保持自己的中国姓名,所以,这可能是真没中国教授,而不是把自己名字改成美国名了,而且,再改,也不会改中国姓氏的。 这说明,不仅中国大陆学生,即使是美国华人,似乎也没怎么进入美国的大学政治系的,样本看得还少,不知对否,但起码这几个大学的数学系,华人教授是很多的,甚至让我惊讶到美国有这么大的宽容度。 但是,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我就听说某个美国大学,系里的华人教授太多,已经导致美国教授们联合抵制进入新的华人教授了。与此相比,政治学的华人容量还非常低,将来出国,即使不想或暂时不想回来,也可在美国大学政治系谋得一职位。 当然,跟政治学相关的职位,想必不仅于大学。但是对于政治学来说,名校效应可能更加突出一些,这一点,我想欲进入这一领域的学生,实际上是有机会的。我猜想,相同的成绩条件下,也许这个学生学政治学,比学计算机,或经济类,更能考取到名校。 原因就在于,毕竟,中国太多的一流学生出国留学,进入了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毕竟,美国的容纳度也是有上限的,一个系,录取的学生,不可能都是中国大陆的。而政治学这个领域中的中国学生却非常少,且中国传统政治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实际上不构成竞争力,其知识体系,相较于理科学生,无多大优势,甚至是劣势。我个人猜想,在那种教学体制下,政治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反而有可能认识不到,政治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采取明智的学业判断,从而惠及个人发展。 薛涌博客上介绍,美国普通大学,多注重应用性学科,相反名校,却注重发展基础性的,那些看上去ldquo;无用rdquo;的专业,如历史之类,他们的学生,大多家庭出身较好,在专业选择上,也真是多去选择了那些ldquo;无用rdquo;类的专业,数据请去看薛涌的博客。 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有一天会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为此需要专业化人才,我们不可能永远地摸着石头过河,小米加步枪。政治和政治学,是一门深入的学问,确实是值得花长时间方能学懂学透的,这样的人才,中国的未来是需要的。 理科学生,尤其是计算机系学生学习政治学,实际上是有优势的。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和设计,越来会越依赖理科思维方法和工具。 如,选举制度,和评议制度,相对于考试制度来说,是人类选拔人才/领导的又一大方法。里面就牵扯到相当多的数学问题,算法问题。如我以前博文中介绍的Ranking Theory,就有可能在计算机那些不太严肃(搜索排位,错几个没什么关系),因而容错度较大的应用中,得到发展,然后将较为成熟的算法,用于严肃度很大的政治领域。 如科学网博主们很关心的基金评审问题,本质上就属于这种政治学Ranking制度设计。 可以想象,走上这条路的理科学生,将会面临很大的机会: 1. 中国的未来发展机会,需要这类人才的智慧; 2. 政治学的本身发展,如借鉴网络算法,发展政治学的理解和新型设计,在学问更新之际,必然存在着学术人才的代际更替,会在已有的政治学人才市场中,开出一块新的顶尖领域出来。 3. 因为在美国,名校中从事政治学的人才,往往是美国社会中最优秀的那类人才,所以他/她会建立相当高质量的人际关系网。 当然,这样的年青人,在学成之后,成名成家之后,都会面临一个政治立场选择的问题,去选择自己所代表的集团/阶层,作为自己的学术原点。他们必须决定,是像当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去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剥夺或限制豪绅的权益,还是去代表少数集团利益,制定相关政策,劫贫济富。是去代表美国的利益,还是最终选择回,代表自己祖国的利益。 这种选择,其实已经在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实现,其中大多是留过洋的学者。看看他们现在在说什么,也就知道了,他们每个人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做出了何种选择。 希望,看了此文,因而最终选择政治学研究和实践的出国学子们,在10年之后,能做出合理有力的个人政治立场的决断。 附注. 本文需要再强调一下这里面的难度,可能普通中国教育出来的孩子,缺少这种闯劲,以及相应的社交能力,领导力与创造力。不过,成为教授,成为高级别的学者,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本文主要是跟别的学科去比,别的学科也很难,如果恰好性格和志向合适,本文中的理由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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