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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管理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liyou1983 2017-6-6 22:45
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和效率,主要是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率的学科,现代管理学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政府、企业、军队等组织的建立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那么,管理和管理学是什么,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尽管孔茨等人开创的管理科学学派强调管理学的理性知识、科学知识性质,泰罗强调管理是指挥他人用最好的方法去工作,但管理学作为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风头正盛的一个知识领域或一门学科,其本质应当是对人类活动中的决策、指挥、激励、监督等行为及其规律的研究,是研究人的行为过程特别是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是追求人的知识与行为合一、行为与结果有效的学科,是一门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情景内容的学科,是将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密切结合的实践性的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有效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管理学尽管还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管理学还广泛吸收、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管理学不言自明地就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 不过,管理学在中国却出现了从学科的性质、分类、研究到管理上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难题。这首先体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试行、 2011 年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教育部 2012 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管理学归类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992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 年修订 《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将管理学归类于工程与技术科学, 两套标准居然相互打架,但人们似乎习以为常。 按照社会组织的性质,管理学大致分为政府管理、工商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等几个领域。 按照社会组织的性质,管理学大致分为政府管理、工商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等几个领域。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83 年试行、 1990 年批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 1997 年联合颁布、 2011 年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教育部 2012 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5 个一级学科。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包括 4 个二级学科:( 1 )企业管理(含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等);( 2 )会计学;( 3 )技术经济及管理;( 4 )旅游管理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包括 5 个二级学科:( 1 )行政管理;( 2 )社会保障;( 3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4 )土地资源管理;( 5 )教育经济与管理。 我国管理学的一级、二级学科划分标准本身显然十分值得商榷!比如,对于农林经济这一人类特定经济领域的管理既然是一级学科,那么就应当将工商管理分立为诸如矿业管理、工业管理、服务业管理等其他一级学科。比如,既然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那么非公共性的社会管理也应当是一级学科。再如,旅游管理成为二级学科,那么应当分立的二级学科就应当极其庞杂了。至于技术经济、土地资源管理之类能够成为二级学科,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逻辑或中国特色。 按照我国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1992 年颁布、 2009 年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管理学划入“工程与技术科学类”,而不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管理学分为管理思想史、管理理论、管理心理学、管理计量学、部门经济管理、区域经济管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管理工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未来学、管理学其他学科。 从上可见,教育部标准与国家标准之间长期以来居然存在着严重冲突。由此,更基础性或根本性的问题:管理学的性质是什么,管理学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从实践上看,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与学科管理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的社会分配问题, 涉及到话语权问题。管理学虽然借用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一些方法手段,但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组织和治理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事实上,尽管教育部是教育和学位主管部门,但由于理工科毕业生在我国决策、管理层长期居于决定性、支配性定位,由于长期流行着“男学工,女学医,学了人文财经没出息”,自然科学是硬科学、真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甚至假科学的主流意识,而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长期行使对管理学或管理科学的管理职权,管理学博士点和工商管理硕士( MBA )等授予权也长期偏重于理工科高校,师范类高校直至 2007 年才有两所大学获批试办 MBA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978 年成立了管理学部, 2001 年又率先成立了管理学院。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建立了工程管理学部。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没有正式开展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学科的机构设置和学术研究,尽管中国社会科学网心有不甘、工业经济研究所承办了一个管理学版块,但 中国的管理学从学科主管部门上看似乎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范围或领地。 具体考察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和它的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理解管理学的性质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早就建立了学部和院士制度,但对于管理学、工程管理这个放在理工口的奇怪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曾两次讨论增设工程管理学部,但两次投票未过半数。 2000 年 6 月,中国工程院第 5 次院士大会再次讨论,最终以赞成票高出 27 票同意增设工程管理学院。 2000 年 9 月 25 日, 32 名来自中国工程院其他学部的院士成为首批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从而组成了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管理学学部。 中国工程院在工程管理学部设置上的两次投票未过,似乎意味着管理学的研究和应用范围尽管极其广泛,但因为其科学性和学科性质而迟迟得不到众多工程院院士的认可,而最后设立的竟然不是一般性质的管理学部而是范围狭隘的工程管理学部。工程管理学部成立后,所界定的工程管理暂时包括四个方面:( 1 )重大工程建设实施中的管理(包括规划、论证、勘设、施工、运行管理等);( 2 )重要、复杂的新型产品、设备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 3 )重大的技术革新、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中的管理;( 4 )涉及产业、工程、科技的重大布局、战略发展的研究、管理。可见,尽管加了“工程”的定语或前缀,但工程管理的本质仍是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社会科学。何况,关于工程管理的内容界定,似乎主要就是针对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事业的管理层量身定做的学科设计。 工程管理学部成立后,势必要新增选院士了。根据《中国工程院 2001 年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关于首次增选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补充规定》,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条件如下:( 1 )被提名人必须具有以下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或相当于教授级、研究员级的高级工程师。( 2 )被提名人必须具有较强的工程背景,同时具有坚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基础、现代工程管理的丰富实践经验、并在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3 )首次院士增选的“工程管理”内容指:重大工程建设实施中的管理(包括规划、论证、勘设、施工、运行管理等);重要、复杂的新型产品、设备、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重大技术革新、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产业、工程、重大科技布局和战略发展研究、管理。( 4 )“在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主要指:被提名人在上述领域具体组织、参加工程项目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以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发挥管理科学的作用,促使工程项目优质、高效实施,取得众所公认的成就,或在工程管理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并通过实践取得具体业绩者。 从历次增选的院士名单,可以清晰看到其学科性质和院士来源的地方特色:( 1 ) 2001 年,王众托(大连理工大学)、刘源张(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李京文(北京工业大学经)、徐寿波(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和傅志寰(铁道部部长)。( 2 ) 2003 年,王礼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曾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汪应洛(西安交通大学),陆佑楣(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曾任水电部、能源部副部长)。( 3 ) 2005 年,孙永福(铁道部副部长)、王基铭(中石化副董事长,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沈荣骏(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总装备部中将)。( 4 ) 2007 年,王玉普(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庆瑞(浙江大学)。( 5 ) 2009 年,栾恩杰(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安(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陇德(中华预防医学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呵呵,除了点缀其间的几位软科学的学者,大多数人的身份就是省部级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高管。 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首的铁路系统集团式腐败案件被查处后,据 2013 年 9 月开始的庭审披露,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多次向有关企业索贿、受贿至少 2300 万元,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用于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惜 2007 、 2009 年分别仅以 7 票、 1 票之差落选(《揭开高铁 “ 学霸 ” 真面目 ——“ 高铁第一人 ” 张曙光案庭审直击》, 2013 年 9 月 10 日人民网、新华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10/c70731-22875691.html )。此前,铁道部已有两名部级官员当选工程院院士。 2011 年,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 44 名中,约半数来自中央企业和政府部门。最终当选 3 人:胡文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裁;赵晓哲,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训练部部长;郑静晨,武警部队总医院院长。 2013 年当选 4 人:曹耀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黄维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善林,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周建平,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总设计师。 2015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修改章程,强调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不过,我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干部事实上也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从两院院士的候选人推荐和最终当选名单看,许多人事实上属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处级、司局级干部。即从 2015 年工程管理学部当选院士看, 6 人居然清一色的司局级干部:柴洪峰,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丁烈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金智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凌文,神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安林,鞍钢矿业集团总经理;向巧,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厂厂长。在 201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工程管理学部候选人 40 人,其中来自大学 14 人(其中清华大学 4 人),其他来自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按照惯例,最终当选或为大学 1 人,国有企业和研究机构 3 至 5 人。 管理学虽然妾身未明,性质模糊,但兼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多重性质,可以在各种各样高校和机构设立学科点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授予管理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等多种学位,可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科技部等众多机构申请课题,一专多能,跨界通吃。 管理学之所以长期被视为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并归口管理,也许只是因为一部分人需要它如此定性、归位。 但若从长计议,我们是安于现状,将错就错,还是调整改革,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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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科研笔记】
ggjjhh 2017-2-18 08:37
性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科研笔记】 高金华 在汉语中“性”具有多种涵义: ①性格:个性,耐性; ②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弹性,碱性,酸性; ③在思想、感情方面的表现:党性,阶级性; ④有关生殖或性欲的:性器官、性行为、性生活; ⑤性别:男性、女性,雄性,雌性; ⑥表示词类的语法范畴:俄语名词有阴、阳、性。XHCN-1249 与汉字“性”的④⑤义项相对应的英文单词: sex 性、(男女的)性别、性欲、性交、性生活、性活动 相关的派生词语有: sexuality 性活动、性表现 sexology 性科学、性医学 sexual morality 性道德 sexism 歧视女性,男性主义 一、性问题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1、性首先是医学的研究对象 2、性是艺术反映的对象和美学的研究对象 宁波有位俞姓女青年听说佛罗伦萨要把1∶1的大卫雕像复制品赠送宁波,决定若生男名“大卫”,生女名“维纳”。2006年10月21日“大卫”雕像落户宁波,当晚双胞胎诞生;因为都是男孩,故取名“鲍大卫”和“俞大卫”。 3、性是法学晦涩的研究对象 晦涩 huìsè 文辞等隐晦,不流畅,不易懂。 A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4月17日): 二、查禁淫秽物品的范围是:具体描写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淫荡形象的录像带、录音带、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照片、图画、书籍、报刊、抄本,印有这类图照的玩具、用品,以及淫药、淫具。 三、……不要扩大范围。夹杂淫秽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表现人体美的美术作品,……,不属于淫秽物品的范围,不在查禁之列。 B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9年1月19日): 第二条:淫秽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 一 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 二 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 三 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 四 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它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 五 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 六 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它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 C《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三百六十七条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4、性是政治学朦胧的研究对象 原湖南省郴川市副市长雷渊利从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玩弄女人,被称为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 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与108个女人有不正当性关系。 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说到:“党和人民殷切期望广大中青年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和错误思潮;……做一个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在2001年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让人们面对泛滥的性信息,性教育是社会化的系统工程。 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性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性教育应该成为政治学明确的研究对象。 2017-02-18 8:20根据本人教案编写
个人分类: 科研笔记|472 次阅读|0 个评论
黑猩猩的政治学(附:猴王是怎样炼成的?)
热度 11 welcomezp 2016-9-3 14:20
猴博士: 您好。我是世界上最苦逼的黑猩猩。 我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有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领导,他心胸狭小、倾向暴力、色胆包天,集世间所有缺点于一身! 他需要我们雄性出力的时候,哄骗我们积极与他一起狩猎动物,但是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则完全不会考虑我们。 他只给自己的亲戚和情人分配食物,或者让雌性们通过与他性交换取肉食。他禁止我们靠近发情的雌性。借助这些淫威,他垄断了群内几乎所有发情的雌性。 我们怨声载道,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他。因为上一次,群里身体最壮的青年雄性当众反抗他。虽然一时占了上风。但是到了晚上领导带着几个帮凶偷袭了青年雄性,撕开他的肚子,咬烂了他的睾丸。青年雄性没有挺过第二天就死了。太可怕了。我怎样才能推翻现任领导的暴政。 我看了您上一封信关于猕猴争夺猴王的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借鉴?我 不求当领导,但是希望 能够获得自由和公正。 最苦逼的低地位黑猩猩 来自坦桑尼亚 猴博士回信: 黑猩猩具有更高的智商、更多样的社会关系,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社会斗争会比猕猴更加复杂。而且,黑猩猩生活在父系社会,比母系社会的猕猴更有攻击性,所以建议不要完全参照猕猴社会,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你需要懂得黑猩猩社会中的政治关系。 我建议你读一本书《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弗朗斯·德瓦尔,1982)。书中描述了十年来曼哈勒黑猩猩群内对权力与性的争夺历史,应该对你有借鉴意义。 黑猩猩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计划、联盟和阴谋等做法。 雄性等级替换中,基本上每次都伴随着选择盟友和盟友背叛的现象。当家长雄性的未必是体型强壮者,但一定要具有很高的情商和组织能力,通过问候、联盟和威胁等多种手段,娴熟拉拢追随者。他与雌性们建立了长期的感情基础,达到垄断发情雌性的目的。而群内其他年轻雄性们由于急于上手,贸然出头追逐发情雌性,反而适得其反,甚至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家长雄性在群中最有力的“政治资本”就是其与追随者和雌性们建立的感情基础。黑猩猩社会中的钩心斗角,就像《三国演义》一样精彩。下面给你讲一个关于三位高等级雄性争权夺利的实际故事。 我在为领导梳理毛发(Ohashi摄于坦桑尼亚) 从1976年夏天开始,部落里的一只青年黑猩猩鲁伊特长大了,开始挑战老首领耶罗恩,经历了5场较大规模的战斗。那年冬天,鲁伊特差不多取得了替代耶罗恩的一号头领地位。不过,在那场战斗中,另一个更年轻而且精力充沛的黑猩猩尼基也崭露头角——在鲁伊特取得一号头领位置的同时,尼基取得了二号头领的位置。第三位是老首领耶罗恩。 老首领耶罗恩的政治手段: 老首领耶罗恩期待自己再次上位的日子,并开始挑战新首领尼基,但是受阻于老大和老二的联手,他被挫败和咬伤,但是他也咬伤了老大鲁伊特。他考虑要拉拢老二,这样联手对付老大的胜算更大,风险更小。耶罗恩的另一张王牌是他与雌性们长期培养的感情。他卖力拉拢雌性们,使新首领的统治基础被架空。 新首领鲁伊特的政治手段: 新首领鲁伊特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雌性们并不完全顺从他。作为老大,他理所应当可以垄断与所有发情雌性交配的权力。但是考虑到自己实际的处境,他需要老二尼基的支持,所以他没有过多干涉尼基调戏和追求发情雌性的过分做法。鲁伊特很清楚,如果老二尼基倒向老首领一边的话,将会对自己的王位造成致命打击。忍一忍,海阔天空。 老二尼基的政治手段: 老二尼基目前处于两难,因为老首领和新首领都在争取他的支持。这并不坏,至少尼基可以趁机追求那些发情的雌性们,而且两位首领都不会干涉。尼基似乎不希望支持任何一方,而更希望双方能够两败俱伤,从而获渔翁之利。所以,尼基在两位领导之间周旋,不急于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让他们相互消耗实力。当两位首领争斗得伤痕累累时,尼基却是毫发未损。他尽量与更多的雌性们交配,获得一些既得利益。 到1978年春天,经过多次争斗,胜利天平渐渐偏向老首领耶罗恩,新首领鲁伊特失去了斗志。这时候,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尼基高调进入战斗,帮着老首领耶罗恩攻击鲁伊特。很快,鲁伊特败给了两位下属的“坚固联盟”,不久就消失了。而耶罗恩重返首领地位,尼基依然是第二位,而且加强了与首领的联盟关系。 这只是一个小片段,这些钩心斗角的政治手段在黑猩猩社会中司空见惯。 黑猩猩的权力斗争并不意味着脏和坏,几次权力更迭后,几只雄性们会形成集体领导等更民主的形式。政治资本这种表述似乎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不过黑猩猩的智能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比拟的,将人类看作一种有政治的动物并不是件坏事情。就像《黑猩猩的政治学》一书封面上的那句话:“政治也许比人类的历史更久远。” 附:猴王是怎样炼成的? 猴博士: 您好。我是一只有理想、有抱负的雄性日本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猴王”,接受雌性们的追捧。最近我们这里的雌性们开始发情了,所以我希望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我最大的阻力是猴群中现在的那只“猴王”。请问我如何才能推翻他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新王朝? 有野心的雄性日本猴 来自日本小豆岛 猴博士回信: 有野心不是坏事情,但是你需要谨慎行事。我认识一只老猴王独眼龙,在争夺王位的时候,被戳瞎了眼睛。你要清楚猴王的出身一般分为三类:“实力派”、“资历派”和“太子派”。 “实力派”雄性一般身强力壮,直接挑战现有猴王,并以其出众的战斗力赢得母猴们的青睐。 这种方法简单了当,但是这种挑战行为会引发繁殖群内公猴的联合抵抗,可能导致雄性被打死的悲剧。这种猴王多出现于野生猴群。 “实力派”雄性,正在遭遇雌性的抵抗(张鹏摄于日本小豆岛) “资历派”雄性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在繁殖群边缘游荡混个脸熟,然后为群内个体理毛,建立较良好的社会关系,得到群内母猴认可后进入繁殖群。 刚开始是地位低的个体,随着在群内资历的提高,上位成为猴王。这种猴王多出现于人工投食猴群。 “资历派”猴王,越老越受尊崇(张鹏摄于日本小豆岛) “太子派”雄性一般出自于高地位家系,在母亲和裙带关系的袒护下成为猴王。 与其他雄性不同,他们性成熟后不离开出生群,而是继续留下与母亲姐妹一起生活。这些雄性不能与母亲姐妹等近亲雌性交配,但是可以与其他一些远亲雌性交配。这类雄性仅出现于人工投食猴群。 “太子派”猴王,天生贵族,有裙带支持(张鹏摄于日本地狱谷) 与人类不同,猕猴生活在母系社会。女儿终生留在母亲身边,而儿子在性成熟前(4岁)都要离开出生群。实际上,所有公猴都是上门汉,在群内平均滞留时间是3年左右,只是临时管理猴群,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第一位公猴”、“第二位公猴”。在猕猴的母系社会中,雌性们都是亲戚,共同保卫领地,决定雄性的去留。雌性之间偶尔出现矛盾时需要雄性介入,但是血缘雌性间的联盟才是她们终生最稳定的依靠。雌性之间有着稳定的等级关系,而且会将这种社会关系世袭给后代,高等级雌性的女儿也是天生贵族,她们才是无冕之王。 (以上摘自本人拙著《猿猴家书》),本书获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金奖。
个人分类: 灵长类学|8122 次阅读|11 个评论
神魂去来又复兮
caoyuanzhiye1 2016-6-10 01:57
这是悼念前不久自杀的政治学学者的同感想象诗, 精神上重走一遍自杀那一晚他的精神心路历程。我是反对自杀的。 天未老,情已绝, 孤灯未灭东窗白。 张臂一飞梦吴越, 云上高楼寒骨切。 梦吴越,魂不绝, 春风如缕草又崛, 点悯慈母泪一掬, 恍兮惚兮不忍缺。
个人分类: 时事政治|209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
duzhanchi 2016-2-23 17:47
政治到底是什么? 政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   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学》。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这么多学科,哪个学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政治学。他在《政治学》说, 政治学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学科”或“主导学科” 。为什么?因为 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给学生讲课,讲到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我说,经济学主要研究怎么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生产出以后怎么分配,是政治学的事情。 政治有许多的定义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 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在国内也是这样,如果走上工作岗位,你的领导说什么什么很重要,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写到,经济学已经不讲分配了。 当经济学一讲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了,叫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政治学的公理很难形成共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政治学中普遍存在。   政治学确实很复杂,但 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1.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举个例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按理,公仆应该听主人的话,可是,你看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 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2. 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现在,官员队伍很庞大,这么多的官,还非常辛苦。   北大有个博士做过调查,某省县级层面的机构就有124个。但那么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话说是“5+2、白加黑”。经常听官员讲,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跟我讲,他说我想不清楚,我们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为什么?这 就是因为我们相当部分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读书人,就拿出书做个比方。要按出版规定,出书要报选题,好多选题出版社自己不能决定,比如说宗教主题的要到宗教局去审,外交议题的要到外事部门去审,民族主题的要到民委去审,领袖人物的要到党史办去审。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主管部门的领导,主管部门领导看完再送给中央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领导一本一本审。你看看,出版社出本书要经过这么多部门,有这么多人审阅,官员当然忙不过来。    3. 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但是想一想, 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    4. 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 其实,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 3 年前,我的一个博士后专门梳理过 党内法规,一共有102条党内法规是与廉政有关的。 详细到管到你吃饭,“四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 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 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 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其实并非这样。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权力必须受到制衡,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句话很多人不知道, 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这两年,第一把手腐败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协领导出了问题,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以为政协腐败严重。实际上,这些出事的政协领导此前多半担任过地方的书记,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时。    5. 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 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级领导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为什么下级和上级,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 因为,我们的有些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   也就是说, 在行政体制内,权力有等级,行政有等级,这是现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科层,不等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级,他也拥有自己的正当私人权利,其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违反了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这样的条文,就是下级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 对上级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应当尊重上级,但你不能动不动就侵犯我作为下级的正当权利。    6. 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 同样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是处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开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进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 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当的。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以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无私奉献不计私利的。其实,官员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为遵循“理性”的原则。相应地,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本文 作者: 俞可平 , 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原演讲题目为《政治学的公理》,经作者修订授权财新网发表) 引自: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2-07/100882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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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领导如何决策(2003)
ggjjhh 2016-2-21 09:11
领导如何决策 高金华 党的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随着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的发展,各种决策方法和决策技术层出不穷。党政领导干部广泛涉猎这些方法和技术,有利于增强决策能力和提高决策水平。然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忽视最根本的决策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现代社会的决策对象具有复杂性、巨耗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决策正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决策失误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甚至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现代领导者要做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决策,必须发挥群体效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都非常重视智囊团的作用。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机构,在本国政府和企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著名的智囊团。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对群体效应的发挥是有限的,不可能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决策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决策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根本观点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党政领导干部的正当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为决策和执行过程充分发挥群体效应提供了可能性。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政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应特别注意下述三个问题: 第一,决策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是党加强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办实事首先需要决策并且需要正确的决策。在决策时必须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放在头等地位,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党政领导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检验党政领导决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党政领导干部要勇于为人民利益而决策,只要决策是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应该不为风险而迟疑,不为非议而动摇,不被困难所吓倒,迎难而上,竭尽全力。党政领导干部要勇于纠正决策中的缺点和失误,只要发现决策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当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坚决予以纠正并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强调:“不掩饰缺点和失误,勇于纠正缺点和失误,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引自2000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人民群众并不苛求党和政府的决策万无一失,只是期望党和政府能够勇敢地承认错误并及时地纠正错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决策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首要条件。 第二,决策要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认识主体。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第253、452页)实践证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方法,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使这一根本方法制度化。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对此作过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首先,要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比较、鉴别和论证。其次,要重视并加强决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工作,发挥它们的参谋作用。再次,党委在决策过程中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决策。最后,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参见199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这些程序和措施,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决策要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科学的决策只有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指出:“善于把党的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个运动、每个战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14页)今天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这种领导艺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症结所在,就是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不能认真地宣传和贯彻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把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变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引自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把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变为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必须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一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一般号召”使广大群众明确党和政府决策的内容和意义,要通过“个别指导”使广大群众在实践中体会到党和政府决策的正确性,从而衷心拥护和自觉地执行党和政府的决策。 从哲学的角度看,决策方法具有层次性。较高层次的方法规范和指导较低层次的方法,较低层次的方法制约和充实较高层次的方法。只有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最根本的方法,党政领导干部才能科学地运用其他层次的决策方法、合理地运用各种决策技术,从而能够增进广大群众的利益。 原载:《决策探索》2003年第11期第37页。(编辑:冯传志) 排版差错:在该期杂志目录中,此文标题错印为“领导如何探索”。 投稿标题:决策勿忘最根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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昵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心有余而力阙兮 2015-5-3 02:50
看到过各种各样有文采的、有政治含义的、幽默的、辛辣的、热情的、冷峻的、乐观的、厌世的……昵称,因此很早就有个想法:关于现在的各种昵称可以做篇博士论文。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或研究过。昵称中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政治学、传播学、情报学,甚至哲学、科学等等极其广泛的学科领域。而个人对昵称的选取,又与其学历、学问、年龄、性别、兴趣、性格、阅历、民族、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地理区域等等都有联系。昵称,实在是个饶有兴趣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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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际智库研究学者影响力No.1——迪恩·斯通博士(女)
wangqing0610 2015-4-9 17:09
迪恩·斯通(Diane Stone)教授于1993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专业博士学位,至今已出版6部有关智库研究和治理研究的高影响力著作,均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之经典文献,值得重点推荐! 这是她的靓照哦~~~ 由于其个人信息量较大,而本人时间较紧,这里不做一一翻译。 请见两个重要的参考来源: ① http://profiles.murdoch.edu.au/myprofile/diane-stone/ ②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pais/people/stone/ 现摘取部分信息以飨读者。(Diane Stone is Professor of Governance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which she joined in July 2013. Concurrently s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which she joined in January 1996 and continues to teach in the Autumn term. Currently she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newly created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Association (http://www.icpublicpolicy.org/). She is also an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 ‘Policy and Politics’ (http://www.policypress.co.uk/journals_pap.asp). From 2004 to 2012 she was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in Budapest and a European Commission Marie Curie Chair (2004-08). At CEU she was the founding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nd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including the architect of the Erasmus Mundus dual degree consortium fund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5 years from 2007. From late 2010 to mid 2013 she was Winthrop Professor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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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热度 2 gdn 2014-9-30 21:03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2014-08-01 23:45:29) 转载 ▼ 标签: 转基因主粮 专利 粮食安全 非法行为 科学政治学 分类: 二化斋学术论文 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从草根到精英、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技术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特殊性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可比性,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宏观环境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农业规划。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平衡艺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捆绑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行政不作为的牢骚情绪 。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 塔夫 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 8,436,162 )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 :《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 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观点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2uza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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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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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 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 植酸酶 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 从草根到精英 、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 超越技术 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 特殊性 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 转基因棉花 、 转基因木瓜 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 可比性 ,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 宏观环境 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 农业规划 。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 平衡艺术 ,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 捆绑 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 安全证书 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 华恢1号 ”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张启发 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 行政不作为 的牢骚情绪。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塔夫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8,436,162)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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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gdn 2014-9-5 17:41
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2卷4期(2014) 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方益昉  江晓原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 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 植酸酶 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 从草根到精英 、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 超越技术 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 特殊性 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 转基因棉花 、 转基因木瓜 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 可比性 ,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 宏观环境 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 农业规划 。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 平衡艺术 ,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 捆绑 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 安全证书 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 华恢1号 ”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张启发 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 行政不作为 的牢骚情绪 。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委员会职务 农业部 直属科研院校 其他监管 疾控与健康 其他 总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主任委员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主任委员 1 2 2 5 2 5 0 0 0 0 5 12 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副秘书长 1 2 0 0 0 0 0 0 0 0 1 2 委员 4 10 19 46 2 5 5 12 3 7 33 81 总计 8 20 21 51 4 10 5 12 3 7 41 100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 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更是长期滞后,缺乏重视。近年来,政府从粮食安全和基础保障考虑出发,投入上百亿的公共研究经费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固属必要,但科研的主导方向,首先应该着眼弥补基础断层,其次突出成熟技术应用指导,再次赶超世界先进学术目标。上述农业科研发展优先顺序的定位中,研究主体的内在意识起了决定作用,研发人员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利益考虑,行政部门摆脱好大喜功的政绩羁绊。   2013年,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在人工设计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调控目标基因的开、关程序,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将按照人类目的,产生精确、高效、及时的终极产品。 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储备,国内农业科研资金最充沛的院士级实验室,尚无公开发表。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发表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与大部分国产学术数据结局类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远离实质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转基因植物表达数字化分析上,尚属领先一步。 而农业部许可的转基因主粮样本,不过原始转基因技术的同质重复。一代转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枪技术,随机将基因片断插入目标作物,已被发现潜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递减、非特异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国内某些号称转基因主粮领军人物者,其学术专长与技术优势,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相距几何?即使在同行联盟和科研立项中占据优势,但在国际上转基因理论拓展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仍难免捉襟见肘。故即使转基因主粮研发有诱人前景,欲蒙其利则路尚遥远。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转Bt基因主粮作物分泌各种不同分子结构的CRY抗虫蛋白,直接毒死对其敏感的部分农作物害虫。据此,部分转基因主粮理论上被间接解释为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转基因主粮大田种植基本数据,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数据的有力佐证,有关信息只能作为理论假设,对转基因主粮远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研究员在基因农业网上撰文, 2011年中国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390万公顷,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 71%,目前自主抗虫棉品种已占中国抗虫棉市场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国累计种植抗虫棉约2500万公顷,14年的应用,减少农药用量80多万吨,新增产值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单因种植抗虫棉,每年减少的化学农药使用量,相当于中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左右;棉农的劳动强度和防治成本显著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数据支撑,如年度种植面积与用药量的关系,年度棉花市场价格,当年其他非转基因经济作物与农药关系等等,因此难以就此得出成绩归功于转基因作物的结论。   在中国基层总体统计数据不准的情况下,国务院宁愿通过用电量估计各地GDP实况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业数据计算无误,但在缺失统计学指标的方式下非但难以证明农药减少、增产量加,反而暴露出统计素质的低下。类似的困扰,一直影响到中国顶级农口院士的形象。  对转基因农业描绘的诱人前景,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考察已规模化种植的南美诸国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现况。在目前的技术水准和市场格局下,上述国家先行转基因种植十几年,饥饿与贫困依然同行,向中国大量出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是他们缓解农业困境的强国战略。 显然,转基因主粮未能担当农业救济手段,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共性。 法国卡逊奖得主罗宾的《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 》陈述了重要观点,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漏洞,和跨国资本的种业垄断阴谋,应该作为两个极端重要的科学政治学视角。主权国家切忌匆忙实行转基因主粮种植。   北美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大豆、油菜籽这几种作物的转基因品种,而在西欧,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家是不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西欧只有西班牙允许种)。新西兰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较了数十年来北美和西欧这几个作物的种植,旨在考察同样的作物,具体到种植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到底孰优孰劣。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3年6月的《 国际农业可持续性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杂志上,  已被广泛引用。在该论文中,详细数据和图表都清楚表明:无论是在种转基因品种的北美,还是在不种转基因品种的西欧,上述作物的产量都在上升,农药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欧的产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农药的使用上更明显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转基因品种能够增产和减少使用农药这两个神话,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是完全破产了。   Heinemann教授的论文还强调了一点:凡是种植转基因品种的地区,可供种植的同类作物的品种就会急剧减少。换言之,实际上转基因品种会破坏当地环境的多样性。而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这一有害之处,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从未向公众提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最接近农业科研核心内层,他提供的数据厘清了中国转基因农业进程的前世今身,学术界至今没有获得粮食增产基因;所谓杀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只是理论计算;Bt蛋白不能对所有自然界的昆虫起作用,况且还有昆虫抗药反应。他的原话令人震撼,国际跨国种业巨鳄布局十年,渗入民族种业,从人才培育到市场垄断,都已大有斩获,有关情形令人触目惊心。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从学术角度挑战“转基因主粮技术有助解决我国粮食危机”的观点,从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探寻现阶段实质放行转基因主粮的“科学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几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离关注这场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中政府运作记录所表现的开明姿态,最值得称道。几年来各方利用报刊、电视、网络、讲座和街头示威等各种方式,表达观点诉求, 他们往往从技术层面切入,直面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导致的产品安全问题。但争议的深层其实涉及国家政策制定、行政执法困境、民生危机根源、集团利益掠夺等重大政治元素。   这是一场源于技术争论的意外公民实践,实为科学政治学的极佳研究范例。在我国转基因主粮争议中,也不乏利益部门及其代言人物,试图将激烈、平等的争论焦点,贴上政治归类标签,拖入“阻碍科学发展”,“造谣生事”等意识形态边缘,  所幸目前结果显示,高层决策与实施部门相对开明,这种运动式惯伎并未得逞。我国科技思想探讨园地尚留一方净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求生、进化。   现代文明进程中曾有过科技清明阶段的纯真年代,回顾历史,可知开创和培育去意识形态化的宽松环境,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DDT在传染病控制和粮食增产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战后长期累积和普遍喷洒DDT引起的环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显现并逐步得到技术实证。至上世纪60年代,有关DDT与环境危害的争论,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逊《 寂静的春天 》点燃后,反对DDT阵营中,加入了《 纽约客 》这样文艺时尚的大众媒体,杂志居然将该书关键文字,以一线记者报道的形式,连续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阵营的论点,则延续一贯的冠冕堂皇,高谈“民生温饱”、“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他们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惯用的思维定势,以政治正确占据舆论高地。   如果我们查阅60-70年代有关DDT生产、使用和争论的原始记载,有关专家、政客、媒体从不同视角发表的未来发展憧憬和当下危机证据,继而比较今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转基因主粮争论,历史就是如此轮回相似。  有关DDT对环境与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才开始被有识之士逐步介绍、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近50年最有影响力,改变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的扛鼎之作。“多数人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恰恰根源于我们现代性的存在方式。” ,   《寂静的春天》的思想性,长期没有在中国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风气浓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的初级市场对科学技术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的实况视而不见。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为1994年版《寂静的春天》作序说:“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们希望更多队国家科技决策具备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关注和审视当下中国的转基因主粮化产业进程。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食品分段管理制度,农业部的转基因主粮许可,应严格控制在种籽产业范围内。所有关于试吃、人体试验和营养毒性的话题,都超越了农业部门行政许可范围。中国卫生食药部门至今没有颁发任何转基因主粮加工、流通和餐饮行政许可,即使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实验,也在美国 塔夫 茨大学私自来华开展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中, 被医学主管单位一再否认曾经立项。现阶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内的转基因主粮加工、烹饪和流通,上述行为均涉嫌违法。   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为据。该法第4条: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36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等。   但是,由于留种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农业部转基因主粮许可证问世之后,有关专家有意混淆农业许可与食药许可的区别,混淆基本毒理学评价概念,罔顾科学伦理,欺骗并误导公众,实属主动突破伦理底线,违纪、违规和违法的行为明证。   2013年10月19日,《 北京晚报 》和《 南方都市报 》等记者被邀出席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 现场提供转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黄金大米”(转胡萝卜素基因,连农业安全许可证也没有的试验产品)熬成米粥。张启发院士当场作了题为《 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 》的演讲。   当公众质疑上述活动组织者将尚未通过生产、流通和卫生许可的中试样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违规、违法嫌疑,呼吁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时,11月9号,黄大昉研究员接受《 新京报 》记者采访,为该活动掩饰,声称是“网民、消费者自发组织的一些转基因食品的品尝。”试图以此规避法律与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网民和消费者从何处得到转Bt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据重点大学国际会议厅从事涉嫌违法的聚众事件?公众还强烈要求张院士公开其声称的61名院士的集体“挺转”文字和名单,则至今未见答复。   其实按照科学共同体规范,即使品尝实验阶段的产品,也必须遵循人体实验的伦理和技术程序。依靠大众媒体报道,诉诸再多的“口感好、香气浓”之类溢美之辞,依然不具任何科学价值,缺乏统计学设计与分析的数据,展示不了任何学术结论。   某些技术精英的欺骗性在于,他们通过改装的科学共同体专业话语,随意歪曲和偷换概念。比如“国内大部分人吃过转基因食物”的说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粮摄入人体数量上的几何级差别,摄入质量也本质区别,前者主要由提纯脂肪构成,后者则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转基因食品无毒”的言论,只是简单表述了没有腹泻、发热等90天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有意回避教科书上被学术共同体重点讨论的慢性毒性试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为期数年,甚至几代的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流行病学回顾实验和队列前瞻实验。  类似的经典工作,老一辈食品卫生工作者皆亲力亲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为大学生志愿者,也曾参与国家为期数年的辐照食品人体实验。再看现在“试吃”活动中的某些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向国际学界提交数据确凿的毒理学和统计分析论文,却在国内大众媒体上公开误导公众,真让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在湖南涉案黄金大米人体实验,既违背科学伦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恶劣事件出现后,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除了急欲自证清白,丝毫没有就“黄金大米”所代表的转基因主粮和人体试验现实危机公开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来,转基因主粮项目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和资本利润。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药监督管理部门对这种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理应及时核查许可文件,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开予以取缔、惩戒。而公众对此提出任何高标准的、哪怕是苛刻的技术挑剔和道德质疑,也绝对是应有的权利。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另一方面,转基因主粮项目面对着巨大的研究经费诱惑。农业是根本,随着国力的强盛,加大农业扶持,改变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晚,农业科研投入少,农业院校招生难,技术成果最零碎的现状,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片断。但是,实际操作中的现况依然不容乐观,在农业部网站嵌入“2012年科研经费总数”的查询,电脑搜索结果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见一斑。农业部网站挂出的人民日报观点《 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 》,更加触目惊心。 揭示有“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等科研监管漏洞。   基于科研项目的公众透明度极差,我们只能参考农业科研内部人士的数据,分析转基因农业的框架。佟屏亚披露,“在跨国公司策动下,转基因种业规划未经广泛听取意见,农业部科教司每年下达项目。比如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共5个亿,明确规定培育转基因品种,41家申报单位获1200万到600万不等,当年1200万花完,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外国公司稳步渗透,不仅科研单位,中国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   难怪转基因主粮利益抢占中,勇夫泛滥,重赏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双重发酵。在上百亿科研经费追逐中,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意义必须膨胀到拯救农业命运、拯救民族命运的救世主层面,方才名至实归。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希望核实或者反驳上述数据,此事唯有赖于农业官方部门及时提供更新确凿的数字依据,向全社会纳税者澄清。而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反思科技转化的现实动力和遗留弊端,促使科学研究回归技术贮备的创新基石角色,发挥厚积薄发的潜在能量。   因科技人员在技术发展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该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因此规划相应的制衡设计,即利用法治社会的司法约束,为科研活动划定红线、底线,从科研立项、经费审计、技术评审和司法惩戒诸方面,建立最优化监督管理,从中逐渐调适新时代的科学伦理观念,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健康生存与进化的终极理想。   转基因主粮事关民族口粮与农业技术,但单纯相信“科技解决一切”最终很可能事与愿违。其实,拯救人类社会共同危机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领域科学技术与人文成果的沟通、尊重与合作。经济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复合纠结,才是造成当下社会贫困与饥饿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点点参与转基因主粮“试吃”闹剧的热情,直接加入扶贫行动,对国家更有帮助。也能够为农业科研争取时间空间,有助于资质浅薄却雄心勃勃的农业研究队伍静下心来,不是急于推出导致严重争议的产品,而是研究精准的、自主的未来农业技术。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联系方法:fangy02@msn.com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许可证分别是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杂交种“Bt汕优63”和转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2014年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农业问题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代表中央农业最高决策层,就转基因农产品明确表态:①转基因是世界先进前沿技术,中国不能落后。②转基因农产品能否上市销售,必须经过严格安全评价。③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知情权,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 。目前中国的口粮97%来自本土,粮食连续十年增产。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农业发展史表明,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花费了几十万年。现代多元化社会特征在于允许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生存方式,科技进步不是快速灭绝生态多样性的托辞。有关历史参考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不仅从生物技术层面,而且从社会行为层面诠释了基因的潜能。见卢允中等翻译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纪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贪婪”为题撰写书评,讨论了转基因技术,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7月23日 小布什总统行政期间,严格限制联邦经费资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2013年10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采访:张启发院士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 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农业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仅美国专利局电子数据库中,孟山都公司对Bt基因的有效专利就有87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11月12日(专利号USP#8,581,047),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83年(专利号#USP4,370,160)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拥有对Bt 基因的有效专利也有74 种,最新专利注册于2013年5月7日(专利号USP# 8,436,162 )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关专利可追溯到1993年(专利号USP# 5,218,104) 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总第78号(2013年12月)。 Li JF , Chung HS , Niu Y , Bush J , McCormack M , Sheen J .,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超过加拿大,排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 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两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百篇中国论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过100次的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详见 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 Rao J , Yang L , Wang C , Zhang D , Shi J .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 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储成才: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回顾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作为转基因主粮争论双方共同争取的话语对象,袁隆平院士一再声称自己愿意试吃转基因主粮,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再次声称愿“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最新消息见凤凰网2013年11月10日报道,《全球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玉米全获批进入中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 日《中国退回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 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 李国祥:为何中国要强调粮食安全 》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为国内首部科学政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3.6.18.)。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专家,佟屏亚研究员的观点被新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报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方益昉:《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东方早报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 上海书评 》五周年佳作精选转载于《 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方益昉、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19 (2).《 新华文摘 》2011年第13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该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学中诱导染色体质量和数量变化从而发生畸形和死亡的专用概念,在此特指当下生物科技异化现象。科学政治重在探讨影响科学发展所有相关因子的平衡艺术。哈佛大学教授克尔·桑德尔则从哲学层面长期探讨生命科学技术突破超越社会价值观调整速度带来的生存危机,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 》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街头抗议作为草根民众最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近年来首先出现在转基因食品的主题上,并被新华网、环球网等主流媒体所公开报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013年10月17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以答记者问形式,将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争论焦点,直接定性为“谣言”、“说事”。相关背景则是有关农业部某副部长曾任职美国杜邦公司高层的传言不绝于耳。见农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吴国盛:《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序,《寂静的春天》英文评点本,科学出版社2007年 方益昉:“农药DDT命运的争议”《 科学 》杂志39卷2期141-144页,1988年 李克强:《 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蕾切尔卡逊著,吕瑞生,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页 新华网2013年9月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就科研人员私自来华,从事转维生素A基因“黄金大米”非法人体实验事件致歉。无论出于种何动机,任何科研项目的程序与伦理失序,直接导致结果的有效性和正义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第28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 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类似的违法活动2个月后再次举行,包括食品安全专家到场背书。《 首届转基因食品嘉年华,院士当场辟谣破解误区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作为农业部直属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黄大昉研究员目前是最活跃的代言人,发表大量转基因救国、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最新言论见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报》记者的原始记录。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杨凯《别让腐败捆住科技创新之翼》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农业部官网转载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佟屏亚:中国没有必要率先种植与推广转基因水稻,载《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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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英文版,《政治学与国
xscb 2014-6-9 11:13
书名:《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英文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作者:王宏禹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4 . 6 定价:36.00元 ISBN : 978-7-5100-7928-3 作者简介: 王宏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高级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外交、欧洲问题研究、中欧(经贸)关系、贸易决策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若干研究项目;近年来在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学术论坛》、《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中、英文专著或论文集多部,并担任多家英文刊物的匿名评审人。 内容简介: 本书所探讨的欧盟对外贸易决策制定过程中公、私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是欧盟决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和热点问题。本书将欧盟贸易决策视为一种多层网络内公、私行为体之间在资源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物品交易的结果。本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通过比较欧盟对外贸易谈判和反倾销立法过程中的公、私行为体及其资源依赖性互动,来分析公私互动的多层网络结构对欧盟贸易政策结果的影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34个半结构性访谈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和政策文件分析,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欧盟对外贸易谈判和反倾销立法中的公私互动结构进行研究。 目  录 Introduction 001 1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to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09 1.1 European Multilevel Governance 010 1.2 Policy Networks Analysis 015 1.2.1 Explicating Policy Networks 016 1.2.2 The Levels of Analysis of Policy Networks 019 1.2.3 The Applicability of Policy Networks to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023 1.2.4 Summary 028 1.3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029 1.3.1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Policy Networks Analysis 029 1.3.2 European Multilevel Network Governance 031 1.3.3 Multilevel Network Approach 034 1.3.4 Summary 043 1.4 Applicability of the Multilevel Networks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44 1.4.1 European Trade Policy 044 1.4.2 Applicability of Multilevel Networks Analysis to the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47 1.5 Chapter Summary 052 2 The Actor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3 2.1 Public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4 2.1.1 Public Actor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55 2.1.2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of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70 2.1.3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the Goods-demand of Public Actors 075 2.1.4 Summary 079 2.2 Private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0 2.2.1 Companie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2 2.2.2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089 2.2.3 Trade Unions and Their Roles in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100 2.2.4 Lobbying Activities and the Goods-supply of Private Actors 101 2.2.5 Summary 109 2.3 Partner actors and European Trade Policy Making 110 2.3.1 External Partners 112 2.3.2 Consultants 114 2.3.3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NGOs 119 2.3.4 Think Tanks 123 2.3.5 Media 126 2.3.6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the Roles of Partner Actors 128 2.3.7 Summary 129 2.4 Resource-interdependency and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130 2.5 Chapter Summary 135 3 The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an External Trade Negotiations 136 3.1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 External Trade Negotiation 137 3.2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Commission 139 3.2.1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by the Commission in    Trade Negotiation 141 3.2.2 Lobbying and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by Private Actors 151 3.3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Council 158 3.3.1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Council 158 3.3.2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133 Committee 159 3.3.3 Private Lobbying to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162 3.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163 3.5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and European Trade Negotiation 168 3.6 Chapter Summary 180 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an Anti-dumping Policy Making towards Chinese Footwear (2005-2009) 181 4.1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Anti-Dumping Regulation 182 4.2 Background of the Example of AD-FLC 187 4.3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Initiation, Investigation and Provisional   Measures (2005.05-2006.08) 192 4.3.1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by the Commission 192 4.3.2 Imposing a Provisional Measure by the Commission 195 4.3.3 Proposal for Council Regulation on Definitive Measure    by the Commission 204 4.4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Legislation of Definitive   Measure (2006.08-2008.10) 213 4.4.1 Imposing a Definitive Measure by the Council 214 4.4.2 Initiating an 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Circumvention by the    Commission 215 4.4.3 Notice of the Impending Expiry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by the Commission 217 4.4.4 Proposal for Council Regulation on Extending Anti-Dumping Measures    to Macao SAR by the Commission 218 4.4.5 Extending the Definitive Anti-dumping Measures to Macao SAR    by the Council 221 4.5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Expiry Review and Extension (2008.10-2009.12) 222 4.5.1 Initiation of Expiry Review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by the    Commission 222 4.5.2 Imposing a Definitive anti-dumping Duty on Footwear from China and    Macao SAR by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uncil 224 4.6 Goods-exchange Network Structure and Anti-Dumping Policy Making 233 4.7 Chapter Summary 238 Conclusions 239 Reference 247 Index 1 271 Index 2 275 Acknowledgement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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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安门广场的花坛政治学
热度 1 bjchc 2013-10-5 15:06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政治学 2013-10-04 07:14:00 | 来源:大公网| 1993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 1996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的标语   1996年,广场“欣欣向荣”中心花坛北侧布置了两组“普天同庆”“喜迎回归”的主题花坛,高8米、直径3.8米的六边形巨型宫灯竖立其中,轴心是香港回归的画卷,这预示着1997年的香港回归。与此同时,在广场上还组出了“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的花坛标语。而这一标语的背景,则是在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了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1997年9月26日,国庆节临近,天安门广场的装饰格局采用花坛、灯饰、水法相结合的形式,在传统布局基础上有所创新。广场花坛布置以欢庆,热烈、详和”一为主题,中心设置一个直径68米的“万众一心”巨型喷泉主花坛,花坛由中心喷泉和15个小喷泉组成。万众一心象征着香港的回归,而15个小喷泉也代表庆祝十五大的胜利召开。广场花坛首次把插花艺术通过舞台布景方式运用到广场摆花中。西南以阿诗玛石林景观与孔雀山组合,这是为了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而设计的。而1999年国庆50周年,天安门广场因为要举行阅兵仪式,未设中心花坛。   进入2000年以来,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置和主题相对稳定下来,大体以“万众一心”的主题设计中心喷泉花坛,在四周以当年的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布置分题花坛的格局。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加速发展,每一年花坛设计都会依托不同的新事物:2000年迎接大运会,2001年申奥成功,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3年抗击非典胜利,2004年神五上天,2005年奥运口号与“和谐社会”,2006年青藏铁路,2007年十七大和祥云火炬,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与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年等。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天安门广场花坛展现中国各领域发展最全面、最华丽的阶段。 2011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花坛用一只大灯笼替代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天安门广场花坛布置又有了些许变化。2010年是个过渡年份,这一年中心花坛主题变成“花开盛世”,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心花坛周边不再搭建主题花坛,而是铺上了五彩斑斓、高低起伏的大花带,大大缩减了花量、简练了花材,也更突出了中心花坛的展示。而2011年起,“祝福中国”成为中心花坛的新主题,传统的喷泉展示也被其他形象所代替,以往居多具体事物和文字的展示也逐渐变成以普遍物象表达各种寓意。2011年是一只喜庆的大红灯笼,灯笼上嵌着“中国结”,2012年和今年都是花果篮,而在之前花果篮通常出现在中心周边的次要位置。今年的“篮子”除了最大最炫外,还有个亮点即采用玻璃钢材料,可以重复利用;而2012年花坛撤展后,15万盆鲜花也被拉回京郊苗圃循环再利用。简约和循环利用,成为2010年以后广场花坛布置的重要理念,这与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密不可分。而今年年初习近平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讲话又进一步具体化了实践的途径。   天安门广场花坛历经多次转型,从最开始的简单朴素,到之后整个广场的全面而多元的展示,再到如今返璞归真的集中表达,并将更多的公共空间留给前来参观的八方宾客。广场花坛的变迁,见证了20多年来中国的巨变,也构建出一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而值得一提的是,自1986年第一次布置国庆花坛以来,天安门广场里有一个肖像就经常出现在视野中,他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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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之经典书籍
businessman 2013-9-28 19:30
政治学 著作(待买) ———————————————————————————————————————— 政治学 著作(已买) ———————————————————————————————————————— 托马斯·潘恩 著作的 《常识》(英汉双语对照),张源 译,译林出版社, 2012 。
个人分类: 政治学科|1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征稿
xscb 2013-7-29 09:40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征稿 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深入发展,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世界经历着深刻而错综复杂的变化,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和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发展既面临重大的机遇也面临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新的问题亟需国内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加以研究,丰富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 为此,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武汉学术出版中心 / 武汉中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精心策划、推出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并 特邀该领域资深专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陈琪教授总主编 (自2014年9月起,总主编增设一位,即: 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共同主编) 。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征稿范围 : (1)政治学理论研究系列;(2)国际政治及比较政治研究系列;(3)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研究系列;(4)海外利益保护研究系列;(5)区域与国别研究系列;(6)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 经编委会审核通过的书稿,由出版方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后,采取一书一号,分期出版,统一装帧设计。 出版社为: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中心学术出版有一定政策支持。出版周期一般3个月,特殊情况除外。投稿作品须达到“齐、清、定”要求;书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须确保各项信息完整、格式规范统一。 该系列已出版图书有 《 从追随到竞争——苏联与中国经济速度的设定(1951—1960)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转型: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视角》、《政治意识的话语建构——基于当代中国背景的分析》、《 欧盟贸易决策中的公私互动》、《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路》、《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获利于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非正式“议员外交”研究》、 《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民主国家间博弈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1949-1955)》、《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 等十多部。 网站: 学术出版网 :http://www.sjxscb.com 联 系 人:孔令钢编辑 QQ: 1773413596 联系电话: 027-8664 2699 ; 180 7021 6680 投稿邮箱: zhongke001@qq.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459号A-2001,邮编:430079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编委会 2013 年7月23日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 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 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应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 肇始于 19 世纪末,繁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 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 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陈 琪 陈 波 2014 年3月28日 (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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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安宁炼化事件的污染政治学
Brights 2013-7-18 13:36
得益于中国知名环保机构“自然之友”组织的跨界讨论和文献工作,我得以看到有关《中石油云南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涉及各级政府、企业方面的详细卷宗,包括环境评估全本,各级政府有关炼化项目批复、研究、执行的附件,以及环保部对该项目的批复。 公平来说,云南官员在安宁超大型石油炼化项目“调查研究”的问题上,最主要的工作是花在“数学”上,它类似会计学意义上的“做账”——根据历史、现有政策的管治文献和指标数据,重新编制一套新的算法,以贴合“昆明发展石油方程式”(petroformula)和桥头堡棋局。 之所以称这场安宁炼化事件背后的行政细节为“闹剧”,主要是云南官员在集体上的“掩耳盗铃”——掩生态耳目,盗污染快钱之铃,把各种法规、政策、政令玩弄于股掌,造成各种政策前后矛盾、逻辑混乱。 包括云南在内的许多中国地方省份,当地官场最为迷恋的是“国家战略”,用官员的术语是挤进国家的盘子,一旦有了“国”字号,就可以大规模圈地、融资、开展超大规模基建。 在中缅油气管道和云南昆明安宁超大规模炼化和PX工厂项目上,中国国家环保部在对云南这一项目的批复,其实用了非常多的限定词和从句,从不同层级官员的文件措辞可以看出,所有部门都在“国家战略”的名义下开展自己工作,但最终效果是造成“国家战略”有战无略——让各种缺点暴露在人民内部和“假想敌”面前,关键没有具体的策略补圆解决。 例如,环保部批复的项目不仅是1000万吨的炼化项目,还有118座储油罐,每年330万吨催化裂化等一大批附属项目(项目名称连续超过2页),而且明确提出只是“原则同意”项目建设,且需要通过区域削减腾出污染的容量——东方不污、西方污,污东墙、洁西墙的方式来解决。 在国家战略和国家执照拿到之后,云南开始着手艰巨的区域削减、闪转腾挪方案。首先,云南负责旅游和环保的部门出具证明,说安宁项目地“周边”没有任何景点和旅游地,安宁没有国家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景点,可以放心污染。这一颟顸的证明,丝毫没有照顾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呈贡小松山等2000多年的遗存,就是古滇国存在的文化躯体和遗产地,而昆明本身就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昆明一部分的安宁,怎可“分裂”出去,作为污染区? 安宁在文化意义上并非当地官员说的那么不重要,当地有小潢塘旧石器时代遗址、小龙潭旧石器时代遗址、大天窗新石器时代遗址、草铺大海子燕子洞新石器遗址、连然新石器时代遗址、马家村石洞新石器时代遗址、马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太极山古城墙遗址、太极山古汉墓、汉代天下第一汤温泉等。 为了获得“污染的借口”,安宁不仅被“矮化”,负责规划和设计的云南官员,还给安宁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定位:全省的石油炼化、冶金、盐磷化工基地,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综合性工业、园林旅游度假城市和昆明西部的交通货物枢纽,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 当地官员给这个区域的理论预估污染为:草铺区二氧化硫增量不大于每年5152吨,二氧化氮不大于每年5102吨,烟尘增量不大于每年4667吨,氟化物不大于每年40吨。 《安宁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08年-2020年》甚至明确了草铺片区在二期将发展到每年2000万吨。而2004年-2008年,安宁市区的二氧化硫年均指标已经严重超标,境内沙河、螳螂川的水质恶化已经通过地表渗漏影响当地地下水;螳螂川正是云南安宁炼化的废水排污口,即使用中石油允诺的“最先进”的水处理技术,最终排放出的也是V类标准、丧失生态功能的污水。同时安宁规划的补充报告明确指出,草铺项目的实施,在水资源方面,受到牛栏江调水工程的制约,这意味着工厂一定会与“昆明市民”争水。 云南一方面四处大旱,昆明严重缺水,另一方面还在上马耗水和污染极大的产业,并进行跨区域的调水,关键是调水地的水已经被污染,原因是多年来云南地州对污染企业宽松政策,以及部分重污染企业外迁和产业转移。 同一时期的《滇池保护条例》又规定为了治理滇池,要加强大气污染整治工作,将大型污染工厂搬迁,全面清洁能源工程。这边又不断论证发展的必要性,引入一个超大、巨量排污的安宁炼化厂,同时还批准同意昆钢年排放9000万吨二氧化硫的新指标,而昆钢现有的污染指标是每年6640.68吨。 可以看出,安宁炼化除了炼中缅油气管道的油,还有给昆钢自净升级的考量,这也意味着许多本属于安宁炼化的污染数据,可能平摊给昆钢,以暗度陈仓。昆明让华电昆明和第七污水厂减排,从这些污染企业的污染份额中,分配每年1700吨氮氧化物、每年19吨氨氮给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 而在2010年11月29日,中国国家住建部召开部级联席会议,云南官员又信誓旦旦,继续明确昆明市旅游发展的城市定位。 ​云南安宁炼化事件的治理危机不仅是群情愤怒,更关键是它象征着当地官场的污染环境的“贪食蛇游戏”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云南和中国是不断贫乏的生态灾难、政策推诿和公民责难。 作者周雷 是人类学博士、 香港独立学术智库BRICS FUTURES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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