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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思议”的研究
热度 1 qianlivan 2013-1-28 20:12
大部分科学研究看起来都是比较正统的,有容易理解的、看起来可行的研究方法。而有些研究初看起来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最早接触到的例子是参加一个冬季学校时听到的,这个例子是研究地球大气的反射率。说到地球大气的反射率,容易想到的是放卫星到大气外面去观测。不过,要知道,卫星是很贵的,而且什么是大气之外也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于是有人想到,要是在远处有一面镜子不就可以观测地球大气的反射了?你或许已经猜到了,这面镜子就是月球。不过,月球不是理想的反射面,所以虽然原理简单,但是要进行这项研究并不容易。不过真有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 第二个例子是从导师那里听来的,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加速度探测器。他告诉我,有人写了个程序,让世界各地感兴趣的笔记本电脑用户下载。这个程序可以上传加速度数据的时间序列。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可以——预测地震! 第三个例子是前几天在纪录片中看到的。如何探测海底地形?一般想到的就是用船拖着声纳进行探测。但是有的科学家说,探测海面的形状就可以了,原因是海底的高山会吸引海水,山上方的海水比周围高一些——一千米高的山能吸引1米高的海水。 其实仔细想一想,当前一些“理所当然”的研究在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Sunyaev-Zel'Dovich效应,引力透镜效应。关键在于,当初的“不可思议”是因为测量精度达不到检测这些效应的要求。所以“不可思议”都是相对的,不要嘲笑任何想法。 2013年2月1日补记 纪录片《Deutschland von Oben》(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zNzM5MTky.html )中提到,通过拍摄地面(尤其是农作物成熟时的田地)的高清照片可以帮助了解地下的状况,从而找到古代遗迹。这和通过海平面测量海底地形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背后的物理原理不一样。
个人分类: 总结|343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加藤嘉一: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
热度 5 jiangxun 2012-12-29 02:37
作者:加藤嘉一 摘自:《中国的逻辑》 我一直关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摸索其规律和模式,这样有利于与他们沟通。在我看来中国 是文化、习俗、惯例等味道浓厚的社会,它们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对此虽然我也尽量想办法加以解释,想借此提出我眼中 “中国人的不可思议”。首先声明,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彻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义的。 一、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消费税”是百分之多少?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生存之道,消费是 每一个国民的生存之道,国家是依靠国民纳入的税金被养活的。在日本,消费税多少是国民最密切关注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这一点,一定要下台了,内阁要垮台 了。5%和8%是彻底不同的概念,但几乎所有中国人不知道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被国家扣了多少。 二、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人习惯问星座,这是一 种生活上的悠闲,没什么,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成问题。“血液”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我小时候遇到过车祸,出了大量的血,迫切需要输入血液,若那 时父母不知道我的血型就惨了,我就基本没命了。知道血型,这是常识,不要等待“到时候”在病床上查清。 三、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官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著 当官,不怎么上课,似乎也不具备写学术论文的素质,他们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优势,以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去“换取学位”。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 “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 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四、中国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上次我跟一个几乎同岁的中 国女孩聊天时对方谈到:“性交不是经嘴巴完成的吗?”我一时语塞,怎么有这样的理解?据我观察,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性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牵涉到生育的大 事,应该重视起来。在日本,从初中开始开设“保健体育课”,男女生一起接受性教育并一起讨论。而许多中国老师把它当作忌讳不深入展开,孩子们则通过所谓 “A片”享受性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深远的社会问题。 五、中国人为何在开会时不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还大胆接电话?不觉得很失礼,没面子吗?这与中 国的“面子文化”自相矛盾,不仅影响会议效果和秩序,还阻碍了和谐与发展。说实话,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每次特别想站起来好好教训那些毫无礼貌的所谓专家学 者。中国的会议现场往往都是人越来越少,刚开始有很多人,茶歇一次,大家交换名片,将近一半的人达到目的就离开。在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到最后的往往 是外国人,中国人除了主办方或与它相关的人之外都基本提前退席,去忙自己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作风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六、中国人的电动扶梯为何不连接在一起呢?为何上下楼梯需要绕到另外一侧呢?这样很麻烦,要 是遇到那些在公共场合上表现很不文明的人阻挡走廊,就要花很长时间,严重浪费时间资本。我知道店方是为了让客人多看看产品,尽量促进消费,但这样造成人的 流动陷入严重低效,从社会运转效应看绝对弊大于利。 七、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呢?我已失去耐心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了,只好打电 话、MSN或直接见面谈。是中国人没有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还是根本忽视我这个人?这是许多老外之间普遍的“抱怨”。我跟其他日本人或外国人之间几乎是快 速、同步来回邮件,这被认为是信任的基础。其实,电邮既能节省见面的成本,与电话相比更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反而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在我看来,中国 人没有明白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优势何在。 八、中国为何有那么多“闲人”?我知道中国人多,许多人下岗失业。但不说外地,连北京这一世 界中心任何时候都能看到闲人,他们天天与邻居聊天、打麻将、下棋。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可干的事儿吗?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至少有3~4亿闲人。我发自内心 地想知道,那些闲人是靠什么吃饭的?是国家补贴?亲人给钱?还是赌博呢? 九、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有手纸的厕所?五星级酒店基本都有,但许多商场、超市、餐厅、书店、 公厕等地方都没有放置手纸,这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造成厕所变得更乱、更脏。从保持卫生、文明、秩序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我觉得,国家还 是需要制定有关规定,要求所有公私场所务必准备手纸比较现实。 十、中国的家长为何“干涉”孩子那么多年?许多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给予照顾,包括买 房、就业、搬家等。长此以往,不管这个年轻人多聪明,他都无法靠自己的双腿独立走下去。在日本,孩子基本上高中毕业就半独立,只要大学学费的一半,其他都 自己打工。大学毕业就彻底独立。日本孩子是向父母借钱的,我至今还有5万多人民币没还。
个人分类: 杂谈|2972 次阅读|11 个评论
好书推荐:《不可思议的年代》
zhaodl 2010-10-3 12:46
好书推荐:《不可思议的年代》 国庆假期,我一直翻阅十一买来的书《不可思议的年代》。我当时没有感觉多么好,只是北京共识倡导者的头衔吸引了我,想带回来看看。作者是乔舒亚.库珀.雷默。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曾经当过记者,视野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商业,重点放在中国。据说在中国和在美国呆的时间一半对一半。这一点,我从书中读的出来,通篇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尽管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我感觉很受所启发。不仅可以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许多观点对我们追求现代或者反思传统也有帮助。既然我感觉好,就不想独享,所以向朋友推荐。 我们面对的复杂系统,是个体的创新带来的复杂,是个体的联系带来的复杂,解决复杂问题同样需要创新,需要改变来适应,需要个体的参与来应对需要建立一个免疫系统。我概括为:面对复杂系统需要个体的自组织来应对。正如同,生病以后打针不如生病前增强免疫力。 这种变化使得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定,而对于那些看似弱小的事物却被激励出强大的力量,真主党和恐怖分子就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不断创新和适应中生存下来。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学者将复杂的系统简单化处理。我们不能再将自己看作可控系统的设计者,而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维护者。让我们学会向园丁一样地思考。 软实力从学术角度很吸引人,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却屡遭失败。在真主党成员的手提袋里麦当娜的唱片和反美传单可以和谐相处。什么时候软实力曾经制止过战争?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将军用汉字在宣纸上一页一页地书写着作战命令。 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为贪婪而战。纵观历史,总是革命者和叛党改变历史的命运。当每个国家为了让自己感到更安全的时候,其结果是其他国家感到越来越不安全。发动一场战争容易,但随后会带来新的、更加难以治愈的麻烦。 深度安全理论试图使我们当前需要做到、准备做的事情都能够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具有适应能力。世界上已经有人采用这个理论让自己生存下来:互联网公司、恐怖分子、成功的投资者。革命者能够更早地看到重大的变化,因为他们时刻期待着世界发生变化的信号。 混搭,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思路。集权与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军事与油价混搭在一起,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可能会被混搭在一起合成新的事物。两个看似没有危害的事物加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按揭贷款和证卷交易混合在一起,结果会是何等的猛烈。 西方人总是认为他们能够控制一切,因为他们自认为了解决定事物行为的规律。而东亚人生活在一个相复杂的社会网络中,需要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他们更加关注背景。21世纪要保住不断变化的个人工作,想要维持国家安全,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真正的灵活性便能够从看似灾难的境况中获得胜利。成功的恐怖分子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在压力之下不断变化。 如果我们面对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同时会经常遇到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其行为的稳定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是其关系的稳定性。灵活性能够让我们保护自己,又能获得混搭创新的收益。 能够持续时间很长的因素,往往是对一个系统影响最为深刻的。但他往往是我们忽视的因素,因为他们的变化看起来是那么缓慢。真主党专门有个建房基金,以色列破坏了他们就帮助建起来,他们盖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重要的缓慢的变化因素建立起了联系。每一个被炸毁的学校都给真主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等等,该书通篇都是对现实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反思。包括:创新力和破坏力,权力就是能够共同行动的能力,未来取决于好的创新与坏的创新的竞赛,当你把权力放下很多想象不到的效率就会出现,只要赋予人们权利他们可以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和创新精神,用户一旦进入积极互动整个系统会出现巨大的变化,等等,等等。值得一读。 乔舒亚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 译 者 序   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难的事情。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金色M理论:只有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就不会发生战争。他相信 戴尔冲突防范理论:在他看来,由于像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台湾海峡两边都有投资,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加入了全球生产链,因此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这么天真的想法,居然会如此流行,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弗里德曼。我们愿意相信简单且看似可信的东西。站在海边的悬崖上,峭壁陡立,脚下踩着坚硬的岩石,海面风平浪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个多么安全而惬意的地方啊。问题在于,海啸正在积蓄能量,波涛顷刻间就会将我们吞没。 这是一个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的时代。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攻守之势异矣。恐怖分子花费一百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场、港口加强安检。我们怎么会想到,美国南部几个阳光明媚的州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终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呢?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呢?我们该如何防范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我们也地震的预测都做不到,又该怎么防范呢? 乔舒亚雷默曾经和弗里德曼一样,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曾是《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部主任。现在,他是基辛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雷默少年老成,但又野心勃勃。他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忧心忡忡的告诫读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会做出这么灰暗的预测。但转瞬之间,他又流露出一个少年的张狂。在他看来,现在的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过于陈旧。当年俾斯麦见拿破仑,拿破仑盛怒之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以为俾斯麦会帮他捡起来,结果俾斯麦理都没有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眼里,想看懂国际政治的力量格局,瞥一眼孤零零的呆在地板上的拿破仑的帽子,心里就能一清二楚了。但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现实主义者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雷默说:错,利益也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者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国际政治就像做蛋糕,而且配方非常简单:民主+资本主义=繁荣和稳定。他们以为,软实力会慢慢发挥作用,输出西方的文化,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会敞开怀迎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但为什么在中东、拉美的年轻人,既是麦当娜的歌迷,又极度仇恨美国呢? 雷默担忧的是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地位。他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的大战略在应对风险的挑战时,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困惑。于是,他转向了另外的力量,企图寻找出路。他推崇的都是造反派。充满了创新精神的IT企业家、破除一切成见的风险资本家、和西方智慧背道而驰的东方智慧、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这是一个造反有理、革命必胜的时代。游击队会打赢正规军。小国会击败大国。大卫会战胜歌利亚。 雷默把国际政治视为复杂体系。最简单的复杂体系可能就是雷默提到的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在南非,治疗肺结核的政府援助项目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耗资巨大,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医师和护士。但是,很多病人却经常中止结核病的治疗。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没有政府的支持,要靠病人自己参与,先参加培训课程,然后自己服药,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能坚持下去,甚至奇迹般的痊愈。在结核病项目中,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吃药的时候都由护士在旁边监督。而在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中,病人必须主动参与。很多培训课程,不是由医护人员主讲,而是由病人们自己主讲的。如果一群目不识丁、贫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在意识到能够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能主动管理复杂的医疗程序,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赋予人们权力,他们将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和创新。 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防范层出不穷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一个美国人,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反思的书,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挑战比美国遇到的麻烦更多。美国的政治家可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但中国的政治家却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从校园血案、新疆骚乱到汇率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更需要学会驾驭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雷默的《不可思议的年代》,能够给我们的启示。 雷默: 不可思议的年代 中译本序   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时候,我清晰的意识到,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物。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五年。我经常会坐飞机到处旅行。和大家一样,我在旧航站楼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闪亮的新航站楼时的心潮起伏。当然,我很庆幸,再也不用老是去旧航站楼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新航站楼给我带来的震撼。就连我这样熟悉中国的人,都难以想象北京居然会有这样的建筑。很多人都批评新航站楼,有人说它铺张浪费、有人说它有剽窃香港机场的嫌疑、有人说它硬件很好但软件太差。但不管怎样,三号航站楼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让我经常想到: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你在这本书中会读到,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事如何改变我们陈旧的思想的。这些变化在中国都能找的到,中国的变化更有活力,更加频繁。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发生的中国的变化,经常会感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老板基辛格博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经常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些变化是中国人民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我总是会听到基辛格博士感慨: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他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难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养成了创造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习惯,这让中国的改革进程变得有趣而重要。数年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觉得有必要提醒人们关注,于是,我用北京共识来形容中国的变化。我仍然坚信,当全球都在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时,中国的持续改革和开放,是全世界都需要理解并支持的。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不断创新,并让思想与时俱进。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那些没有保持思想进步的大人物们,很快就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保持思想的活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不要忘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持思想的活跃一直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从当年引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如今,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将其称为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最有趣的创新发生在不同寻常的观念互相融合的时候。比如,如果你把生物学和经济学融合起来,就会对金融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我们把新技术和传统的阅读、购物、交际习惯融合在一起,才产生出我们在IT行业看到的重大变革。所有的创新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最有用的创新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系统,我们不是互相隔绝,而是要互相接触,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还能封锁边界的时候,或许还能想象出来与世隔绝的创新。但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闭门造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而且造出来的可能是不合辙的残次品。不管是好是坏,完全的自力更生已是不可能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应该思考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了。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会从改革年代进入创新和改革的年代。改革时代的思想和方法,和创新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决定未来中国方向的,就是如何才能转向创新和创造。我亲身感受到,在中国,创新正到处涌现,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美国人,喜欢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种谬见。中国人正在不断的创新。当然,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创新,必须有各种各样崭新的风格,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外交政策和技术进步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而且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探索和试验这些新思想。当然,这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创新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指导纲领,那么,这和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对中国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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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eiyang 2010-9-16 12:45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6日08:04 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