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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健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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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健自传 Roger Y. Tsien- Biographical 翻译先生自传,谨以缅怀先生。您所发明的 GFP 和钱氏果园,照亮几代科学家的道路。 译者:席鹏(北京大学) 问:小学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什么共同点? 答:他们都被逼着写自传。 钱永健(Roger Y. Tsien,1952-2016),杰出生物化学家。 图 1 钱氏果园 Tsien’s fruityard ,多彩的荧光染料世界。 祖先和家庭 我的父亲钱学榘( 1915-1997 ),来自中国杭州的士大夫阶层,在那里“钱”( Tsien ,现在比较常用拼音为 Qian )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姓氏。在公元 907 年,我 34 代以前的父系祖先钱镠,在杭州周边建立国度(吴越国),并修建了许多民生工程。这封地钱镠和他的继任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直到公元 978年 ,他们投降了宋朝以避免人民在战火中生灵涂炭。我原以为钱镠的后裔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秘密,但这个微妙的事实被人们挖出来并放在了维基百科上(并不是我干的)。何况,这个也并不能让我和别人有多么不同,因为(考虑数学的话),每个人之前的 34 代人,总共是 2 34 之多。 2 34 换算过来大约是 170 亿,大大超过了 10 世纪的地球人口数目。因此,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是以钱镠作为祖先,即使不那么严格地通过 Y 染色体进行传递。而到目前为止,最有名的钱姓家族成员是钱学森,他在麦卡锡时代期间被美国驱逐出境,然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之父。他和我父亲是堂兄弟。其他几位华裔美国生物学家包括钱泽南,现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和钱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杰出的生物工程师。以及和我一样的钱姓中国人,他们与我一样,和钱镠大有联系,所以都是我的远房亲戚。 爸爸也热爱飞行和飞机,这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清华大学)得以在美国留学。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那里,他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将水注入排放的废气中变成蒸汽,以提高起飞过程中的推力,并获得硕士学位。还没等他继续在美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他就不得不回到中国,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和工程师同事李耀兹 ( Yao Tsu Li )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妹妹叫 李懿颖 ,曾受训于 中国最负盛名的医疗机构 ---- 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护士。我的父亲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见面,就急切地写信给她,向她表达爱意。而当他们终于见面后,她发现他不擅言辞与社交,而且陶醉于自己的学术当中。 尽管她发现这个男人缺少浪漫,她还是答应嫁给他,或许是因为她对自己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我的哥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永佑,在婚后不久出生于 1945 年 3 月。那时,父亲奉命赴美国担任联络官,努力为中国空军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他不得不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然后乘船,迂回前进以躲避敌人的潜艇,所以他并没有到达美国,直到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的努力全都打了水漂。但他知道,中国将在战后饱受内战的折磨。不知怎的,他用在国防部的关系,为妈妈和永佑安排来美国。拿到这一许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排华法案禁止从中 国到美国移民,直到 1943 年才被废除。那个时侯,每年可以有 105 个人可以拿到移民资格,而当时名单上有数千人排在我家前面。 据妈妈说,她一直计划要三个孩子,但这种说法是多年以后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时她才说的。生了两个儿子后,虽然爸爸期待着要一个女孩,但在 1952 年 2 月,我来到了人间。爸爸给我起了我的中国名字永健(音译 Yonchien 成为我的英语中间名),但迪克坚持,我的美国名字应该是罗杰 Roger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迪克用他儿时的玩伴 Roger 的名字为我命名。后来,也许是当我在大学里,我询问了有关迪克这个神秘的名字命名。迪克交待,他用著名牛仔演员罗伊·罗杰斯 (Roy Rogers) 给我命名。我每次跟外人解释我俩名字的相似性渊源( Richard W. Tsien 和 Roger Y. Tsien )时,都得提到这一切,你可以想象许多科学家和他们的秘书都被我们的名字搞混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拼音来为我们中间的“永”字注音,但如果他们搞成一样的,那理查德和我会在文献数据库中完全没有区别(都是 Tsien RY )。 长大:家庭化学实验 我的一个最早的记忆,大概是 3 、 4 岁,就是在海边建一条跨过粗石块的沙路,我的脚在越过那些粗石块时被弄伤了。我喜欢画画假想城市的地图,地面街道上面或者下面有高速公路或隧道穿过。这些或许是我未来执迷于桥梁建设和活动映射的第一个迹象。在小学的一段时间我的父母买了吉尔伯特化学集,但我并没有觉得它很有趣,因为那些实验显得那么逊。后来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书,有较好的实验和插图。遗憾的是,我现在不记得这本书的名字或作者,虽然我手抄了实验的许多草图,上面的日期是 1960 年。这个笔记本目前存放在诺贝尔博物馆。我记忆最深的两个实验是: 1 )二氧化硅的花园,将金属盐晶体(如氯化钴,硫酸镍,硫酸铜)投进硅酸钠溶液,会长出鲜洋红,绿色,或蓝色的胶装包衣,从垂直上升树突上长出新 芽; 2 )制备强碱( 0.5M 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该有色液体的强烈紫稀(约 0.5 毫米)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作为这种溶液通过滤纸的折叠锥体通过,它的颜色变为一种惊艳的绿色,反映了从 MnO 4 - 到 MnO 4 2- 的还原,估计是通过纤维素。 2008 年 11 月,我在瑞典电视台和诺贝尔媒体前重做了这两个令人惊讶且鲜为人知的演示实验,来解释为什么化学反应让我如此着迷。这两个实验反映了我对那些动人的颜色的早日和持久的痴迷。 图 2 我们一家 1960 年,在搬到利文斯顿前的合影。左起: Richard, Louis, 我爸爸,我,我妈妈。 1959 年,爸爸关闭了他的咨询公司,并开始在新泽西州的哈里森为 RCA 的真空管分部工 作。爸爸妈妈找到了一个小镇,那里房价经济,又在方便通勤的距离,并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让我们兄弟三个人上学。 图 1 是当时的一张照片。他们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选择了一个盖新房的开发商,但人家不肯把房子卖给我们,说他们不能容许利文斯顿成为唐人街,而且如果有了华人,那其他美国人就可能不会买这里的房子了。我的父母向新泽西州州长罗伯特 · 梅恩( Robert Meyne )发起请愿。他的办公室致函开发商,警告他们种族歧视是非法的。最后的妥协达成:开发商卖给我们的房子由已经被卖了房子完全包围。而我们三个孩子面临的问题是,利文斯顿有很多岩石埋在它的土壤中,那是冰川时代遗留下的。我的父母打定主意要一个体面的美国式的草地草坪,这就需要去除那些院子里的岩石。我们必须用车拉走很多石头,,不仅我们自己的,还有从我们的邻居那儿来的,当时这块未被占用的土地就成了大家的垃圾场,至少我们是这么觉得的。在草坪上的杂草处理上透出浓重的个性差异:爸爸,作为一个不耐烦的机械工程师,希望将杂草一棵一棵连根拔起。而我则是一个偶尔的哮喘型花粉症患者,深深地害怕花粉,所以我提了一种化学方法,在安全距离上施用杂草除草剂。我们试过一次我的方法。杂草慢慢地变成褐色,但最终又长回来了。爸爸宣布实验失败,又回到手工除草。我仍然在思考这个结果和我们目前对癌症治疗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1960 年, RCA 关闭了真空管部门,大概是因为半导体取代了真空管,所以爸爸换到了埃索 Esso (后更名为埃克森 Exxon )研究和工程公司工作。埃索提供更好的项目和工资,所以他在那儿一直呆到他 1983 年退休。我相信一些能够让我我做更有趣的化学实验的化学品和玻璃器皿是从他们公司库房转移过来的。在那些日子里,其他得用品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获得,用父母的签名购买。在接下来的 5 到 6 年,我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逐渐做了许多无机化学的经典实验:制备和燃烧氢气,制备 O2 和用氧气燃烧钢丝,在烧瓶中制备 NH3 ,看它吸水向上,在烧瓶内形成喷泉。我在塑料设备中从氟化钙 +H2SO4 中蒸馏 HF ,并非常开心地看到它腐蚀玻璃的能力。我从一套火车模型中弄到了降压变压器及整流器,然后将镍坩埚为阴极,和从废手电筒电池弄下来的碳棒作为阳极,用电解法熔融氢氧化钠。我设法得到非常不纯的金属钠,在它落入水中时,发出了令人满意的丝丝声。烟火自然是我极大的兴趣点:我制作并点燃了火药,做了重铬酸铵火山实验,甚至做了铝粉和氧化铬产生的壮观的铝热反应。我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一个多步骤的顺序,旨在合成阿司匹林,为此我需要醋酸酐,这不得不从乙酰氯制成,为此我需要三氯化磷,为此我需要在氯气流中烧红磷。我试着在连续的橡胶塞烧杯中做这个实验(图 2 ),因为我没有磨口玻璃接头的玻璃器皿。该腐蚀性化学品把橡胶腐蚀了,所以我没有获得乙酰氯后面的产物。由于我没有通风橱,我在后院的一个烧烤架上做更为危险的实验。 回想起来,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 8 到 15 岁的无监督的男孩的疯狂行为感到震惊。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让你学会如何高效地搭建设备,规划和实施你的实验,解释令人混乱的结果,并决定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这些实验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当我必须赚取我作为童子军的第一个成就徽章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化学。一些更严厉的成就徽章,如远足,需要在一天内进行二十英里的徒步旅行,我后来也得到了。 图 3 制备氯气的装置并将其与红磷的反应( 1966-1967 年),在我们自家的后院有幕天井中。最左边的烧瓶包含高锰酸钾与盐酸水溶液反应,通过捏夹子控制的漏斗加料。氯气流经氯化钙干燥,然后引导到 P4 中的环支架上的烧瓶中。因为没有自来水可用,水冷却的 PCl 3 冷凝器从回收牛奶罐虹吸并存入标有“夏威夷鸡尾酒”的废罐头瓶中。对 PCL3 的接收浸没在暖瓶里面的冰中。在酒精灯辅助加热的磷。注意到处都是橡胶瓶塞。 小学到高中:西屋科学天才搜索 学校通常是可以忍受的,但生活经常十分无聊。我期待着天冬天的时候下大雪关闭学校,这样我就可以花一天时间玩雪橇。我在学校球类,如足球,篮球,垒球表现非常糟糕,因为我年纪小,不擅长运动,比我的同学要小一两岁,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但是,我在高中人气很足,以高票当选学生会的会计。 妈妈极力在放学回家后教我们中文,但我越长大,越发现这些经验教训十分乏味。我能够以儿童水平极好地理解中文口语(如中文的“清理你的房间!”被永久地刻入我的大脑中),但是却不愿意说出来,我自己,由于心愿(移民的儿童中太常见了)从我父母的口音上,并在他们强烈的的种族和传统自豪感上,与自己刻意拉开距离。同样,我对吃中国菜的抵制让他们感到绝望(就像一个“洋鬼子”),尤其是最正宗的菜肴,具有强烈的味道或气味的食物,或那些杂七杂八的动物肉的做法。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科研环境是在 1967 年,俄亥俄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暑期研究计划,在那里我被分配在罗伯特·克莱因( Robert Kline )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的硫氰酸盐( SCN- )。皮尔逊理论的软硬配体和金属的结合是一个全新的时髦理论,所以克莱恩教授要我找出,是否硫氰酸可以同时与它的“软”硫磺绑定到某种软金属,以及“硬”氮到某种硬金属上,如 PhHg-SCN- 铬(Ⅲ)。他希望硫氰酸盐的红外线吸收率会告诉我们,这样桥接是否正在发生。我准备了很多界限不清的无定形沉淀,并测量了它们的红外光谱。在 1967 年的冬天,我在利文斯顿高中年级时,我参加了西屋科学奖,一个全国范围的科学竞赛赛事。 (这个年度的盛事现在依然存在,虽然赞助于 1998 年被英特尔替代),由于缺乏任何替代方案,我写了我在俄亥俄大学的项目,尽我所能从可疑数据的混乱得出一些结论。克莱恩教授在很大程度上否认这些结论,指出我的准备工作没有给予正确的碳,氢,氮微量分析。 40 名入围者被召集到华盛顿,在 1968 年 3 月进行采访和公开海报会议。我记得我被同时入围的决赛选手羡慕,他们比我更年也更复杂。同时他们的项目和展品似乎比我更令人兴奋和易于解释。我感觉自己被高级法官,格伦·西博格( Glenn Seaborg )吓倒,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职位的高度,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还有部分是因为他获得 1951 年诺贝尔奖的无机化学的工作。颁奖典礼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十个奖学金获奖者以相反的顺序宣布,迫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念到,但越晚越好。我依然不明白我如何获得的一等奖,尽管我的项目的不够周全,而且我对科学比赛这件事儿看不顺眼。爸爸的一句话让我能够不飘在天上:当我打电话给家里,他的第一个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啊,我现在有 $ 10,000 的奖学金,因为他最近在股市上输了不少钱。其中我收到的最满意的恭维是,那个不想卖给我爸妈房子的开发商,现在用我的照片在广告中为当地教育质量的证据之一。 哈佛 1968 年 4 月,我必须在四个学院之间进行选择: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爸爸否决了哥伦比亚,因为那年春天的学潮,我也不介意这一决定,因为我想离开新泽西州。我拒绝了 MIT ,因为迪克和路易斯都去那里了,我受够了与他们比来比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小班制度听起来很诱人,但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加州理工,因为理查德·费曼已经不再教物理学导论,也因为他们的音乐系非常小,与哈佛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哈佛也变成我人生值得欢呼的经历。与同学的友谊是帮助我成长的关键。 1969 年和 1970 年春天那次学生抗议活动提供了我第一次接触大麻,警察暴力和参与政治的经历。课程的多样性让我接触到艺术史,视觉设计,经济学,殖民史,宪法学,心理学,以及音乐理论和室内乐演出,等等。讽刺的是,最坏的课程是那些旨在带领哈佛的精英化学专业的学生到科研事业的课程。这些必修课程是如此讨厌,让我最终放弃了化学。为了寻找替代品,我涉猎了分子生物学,海洋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学(由沃尔特·吉尔伯特主讲,他后来分享了 DNA 测序的诺贝尔奖)。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神经生物学,部分原因是大脑和心灵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哲学在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另一部分是因为大卫胡贝尔,约翰·尼科尔斯和托斯滕·威塞尔( David Hubel, John Nicholls, and Torsten Wiese )领衔了一门课程,忽悠本科生成为神经科学家。胡贝尔和威塞尔仍然在做视觉皮层,最终他们赢得了 1981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或生理学研究。我问胡贝尔教授,我能否在他们的实验室做暑期实习,但他告诉我他们没有给本科生的空间了,并建议我申请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的尼尔森 • 藏 ( Nelson Kiang )的实验室。在夏季 1971 年,藏教授给我一个神经生理学和有趣的项目,分析听觉耳蜗核的冲动序列。近四十年后,我仍然在神经生物学问题上刻苦钻研。 剑桥 当我问胡贝尔和藏教授在何处申请神经科学研究生学校的意见时,他们的分歧很大,只有一点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最顶尖的研究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和英国的剑桥。我觉得是时候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以拓宽我的视野了,所以我申请了马歇尔奖学金去到了另一个剑桥。早在 1972 年,我,作为一个哈佛的大四学生,已经知道我的申请成功了,而我的博士导师将是一个叫做 R. H. 阿德里安博士( Dr. R. H. Adrian )的人,而他的大名我之前从来没有耳闻。我打电话给我的哥哥迪克,他从牛津大学心脏电生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刚刚成为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迪克告诉我, R. H. 阿德里安是英国最杰出的肌肉电生理学家之一,而他的老爸 E. D. 阿德里安,是诺贝尔神经生理学奖得主。另外, R. H. 阿德里安是迪克的博士外审评委之一。 “但是肌肉是一潭死水,”我感叹道。 “我想做大脑的工作。”迪克向我保证,理查德 • 阿德里安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愿意让我做我自己选择的课题。所以我决定以静观其变。经过一个夏天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钻研音乐后,我于 1972 年 10 月到达剑桥。我在丘吉尔学院第一顿午餐,一位贵族打扮的绅士坐在我对面,问我是不是罗杰 • 钱永健。我马上意识到他一定是理查德 • 阿德里安,因为老外里面只有那些认识我的家庭成员的人才能正确地发音我们的姓,而他刚刚做到了。我们谈话的最初几分钟内,他问:“难道你真的觉得肌肉是一潭死水?”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一评述的准确性。 (我后来发现,那年夏天他们参加了同一个会议,在那儿迪克恶作剧地取笑了阿德里安这个研究。)阿德里安痛苦地看着我同意这一点,但马上说,今后无论何时我想转学到系里某一真正的神经生理学领域,他都不会反对。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博士训练。我从来没有换过导师,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不喜欢做传统中枢神经系统的电生理。传统的论文课题基本上遵循由胡贝尔和威塞尔成功地采用的范例,是一个细胞外微电极植入麻醉动物的脑并记录单个神经元的活性,同时提供感官刺激。经过几百个这样的记录,人们可以对不同的反应模式分类,并发表一篇论文和一些出版物。对我来说,这似乎太像冰钓,也就是在冰湖上切一个洞,投下鱼线放入不透明的水下,并耐心地等待鱼来咬钩。大脑拥有调动数万亿并行工作的神经元的能力,所以我想看到大量的神经元信号是如何同时彼此交互和处理信息的。理想情况下,人们会对神经元进行染色,当神经元发射动作电位时,染料明显亮起或改变颜色。一些市售的染料确实已经发现能够反映神经动作电位,但它们的光学反应是极其微小的,例如荧光的 10 -4 或 10 -5 的变化。 只有在高度简化条件下,数千个由研究者驱动的动作电位求平均时,信号才能被检测到。为了检测在一个复杂的脑源性信号,需要提升好几个的数量级的改进。在 1972 年的冬天,我贸然决定我会尽力为成像特定目的神经元活动而设计并合成新的染料。一个策略是靶向染料钠通道,它被认存在于产生动作电位经受大的构象变化附近。另一种策略是打造“电致变色染料”,在偶极矩基态和激发态之间产生巨大变化,从而使神经细胞膜电位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吸光率或荧光的峰值波长。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得不学习有机结合,这正是我所恨透的哈佛的那些化学课程,而我们现在的生理实验室已经无人能教我了。幸运的是,化学系的一个新来的教师,大三学生教员伊恩·巴克斯特博士( Ian Baxter ),是理查德·阿德里安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对我提出的靶向钠通道很感兴趣,并同意非官方地成为我的导师。巴克斯特没有其他的学生,因此有时间、善良和耐心,每天数次,看看我的进展,并告诉我必要的技术。我发现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那就是我开始可以享受有机合成,当我为我自己选择的一个生物目标奋斗的时候。我仍然对这种类型的研究大呼过瘾,即使我合成的分子被证明不能结合钠通道,尽管巴克斯特很快就离开了剑桥,成为英格兰北部的职业顾问,甚至哪怕我合成电压传感器的等被证明不如那些由其他实验室筛选大量市售染料及其非常近似的结构时。 我如果想获得一丝的成功,需要转移到另一个生物目标。为产生任何生物效应,动作电位几乎总是产生大量增加的细胞内钙,如神经递质,以激发或抑制该途径的下一个神经元的释放。在 1975 年人们因为发现偶氮胂 III 而非常兴奋,它原一种为了测量在核废料的重金属而发明的染料,人们发现它也可以用于监测从乌贼神经元巨轴突所释放的钙,虽然从该染料的信号是很小的,而且有点含糊不清。我认为,设计某种染料来测量钙流,应该比设计染料来追踪在神经元膜电位的快速变化更为容易。 众所周知, 化学文献中数百种染料 可以和钙离子发生反应,例如测 定水的硬度。真正的问题是,在细胞内,游离 Mg 2+ 的浓度大约比 Ca 2+ 高 4 个数量级,从而使细胞内的 Ca 2+ 指示剂需要更高的选择性来超过它的姐妹离子 Mg 2+ 。而化 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有选择性的标记物的生物方面的需求。一种叫做 EGTA 的无色缓冲液是已知的 Ca 2+ :Mg 2+ 的选择性上合成的唯一分子,但它从未被制作成任何类型的染料分子。通过涂鸦在纸上和玩分子模型,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使 EGTA 变成非常简陋的染料分子。我开始没有告诉理查德 • 阿德里安这个全新的项目,因为任何谨慎的导师都会告诉我,我应该把旧的项目结束,而不是开始全新的。幸运的是,在几个星期内我成功地得到目标分子的一小块不纯样品(后给出的缩写“ BAPTA ”),并发现它具有对 Ca 2+ 的预期光学响应,同时具有极高的 Ca 2+ :Mg 2+ 选择性。经过许多年和发现,从 BAPTA 后裔发展出的更好的染料成为最流行的方式,来观察内源性细胞内 Ca 2+ 信号,筛选链接到的 Ca 2+ 信号配体和受体,并用于在显微镜下成像神经元活动。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留在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Gonville Caius College )作为博士后研究员。我向 Ca2 + 信号的变化的研究重点转移,促进了我与蒂莫西 • 瑞克( TimothyRink )博士,他是生理实验室的一个新教员。蒂姆想用一些从瑞士发来的材料中,开发钙离子选择性电极。但说明书是德语写的,蒂姆无法阅读。当时我已经学会读德文的化学论文,所以我翻译了说明。我们的合作开始于这些钙离子选择性电极,并延伸到我的钙离子荧光指示剂的生物测试和开发中。更重要的是, 1976 年蒂姆和他的妻子诺玛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圣诞晚会,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妻妹( sister in law ),温迪。很快,每到周末,我就去她在北伦敦的房子看她。当蒂姆和诺玛发现了数个月后,他们对自己完全无意的牵线搭桥的效果感觉相当惊讶。温迪(图 4 , 5 )仍然是我一生的挚爱。 图 4 Wendy 和我们的狗 Kiri , 2004. 幸运之神眷顾了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理学与解剖学系,有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空缺。招聘委员会主席被特里 • 玛沁( TerryMachen ),当时刚好在剑桥休年假,我刚好认识了他。同时,伯克利有两个教师,理查德·斯坦哈特( Richard Steinhardt )和罗伯特·朱克( Robert Zucker ),对 Ca 2+ 信号感兴趣。这些连接使我能够获得伯克利分校的应聘机会。幸运的是,钙离子的荧光指示剂终于敏感到能够直接测量淋巴细胞胞质钙离子的浓度,包括由于促有丝分裂而带来的提升。现在,人们可以研究 Ca2 + 信号在小的哺乳动物细胞群体,而先前的技术需要个头非常大、非常强壮的单细胞,足以承受显微注射。这一前景,与我在生理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事实放在一起,说服了系里给我助理教授的职位,而我欢乐地接收了这个 offer 之后,才发现伯克利正遭受金融危机。我的实验室在 1982 年初的启动经费被缩减到只有几千美元,而每个采购的项目必须是合理的替代陈旧的教学设备。例如,为了给我订购一台紫外灯用于观看薄层色谱板,从教学实验室的旧显微镜照明必须报废。更重要的是,该系没有资源,提供通风橱,而我继续合成钙指标需要用到它。罗伯特·麦西教授( Robert Macey ),他的实验室在我旁边,惠赠我一套老通风柜,包括其不可替代的延伸到建筑物的屋顶管道系统。对于我的其余的在伯克利任教的七年间,我们所有的合成反应发生都是在这个木通风柜中完成的,它不到 4 英尺宽,铁丝网深深嵌入前窗的玻璃中。整个实验室因为储物柜没有盖子而充斥着刺鼻的味道,当使用过量溴乙酸乙酯反应必须在通风橱外完成时,整个实验室就成了一个大的催泪瓦斯。提到这些苦日子,只为了提醒年轻的科学家,一些好的研究可以用不奢华的设施和启动资金来完成。 尽管有这些曲折,我在伯克利的科研卓有成效,包括和玛沁、斯坦哈特、朱克,以及其他人的合作。我招了 Grzegorz Grynkiewicz 和 AkwasiMinta ,他们合成了大幅改进的钙流染料 (fura-2, indo-1,fluo-3) 和钠流染料 (SBFI) ,所有这些被沿用至今。在经济危机缓解后,伯克利帮我买了一个简陋的图像处理器,我痛苦地编程控制它来计算在两个交互激发的波长情况下荧光的比值。这一实时比值揭示了 Ca 2+ , Na + , 和 pH 信号在单个活细胞中的变化,而且常常是以前所未有的高时空分辨率的。 搬到 UCSD 然而,我开始担心被困在成像无机离子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想探索通过更复杂的生物如 cAMP 信号( cyclic 3',5-adenosine monophosphate )和更广泛的、更时尚的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世界。我议价能力的增长,让我也想要一个实验室有足够的通风柜,通风柜,小暗室荧光显微镜来支持我的不寻常的化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以及在化学系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联合任命。在伯克利,上述条件没有一个是可能的。所以在 1989 ,我们搬到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直到现在。 UCSD 满足了我以上的奢求,而且它更年轻,更宽敞,成长更快的,与伯克利比起来更不受传统的束缚,我比较之后感觉这些优势足以弥补它名气小的劣势。我诺贝尔演讲中详述了我在 UCSD 的科学亮点。 图 5 Wendy 和我,一起正装出席诺贝尔颁奖会。 结论 写这个自传提醒了我,我的职业生涯是如何被机会和命运塑造成这样的奇怪的混合物。利用化学来建立生物有用的分子是一种工程,所以我没有逃脱我的父亲,叔叔和兄弟建立的传统范式。然而,我避免了他们选择的机械、航空、电气和计算机专业,可能是因为像许多年轻的同胞们一样,我不得不寻求一个独特的生态位。但是,如果我没有 Ian Baxter 重新灌输我享受化学,也许我会选择另一个方向。我对多发性色彩的成像的兴趣也反映了童年早期的视觉兴趣,让我有幸能够将兴趣与职业相结合。从严格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贡献主要是在技术的发展。人造技术确实有一种将被淘汰的趋势,而关于自然如何工作的基本发现应该永远持续下去。但真正的根本性洞见,如达尔文和沃森与克里克是极其罕见的,经常饱受激烈的竞争。而一旦能解决重要的问题,成功的技术发展使得凡人至少产生几年的广泛的有利影响。此外,同样的工程方法是创造新的治疗策略,以减轻疾病,而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工具。 原文地址: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chemistry/laureates/2008/tsien-bio.html 本文欢迎转载,请注明及出处。因作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留言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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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Roger Penrose on Physics and Consciousness
josh 2013-5-27 11:29
转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Penrose ... Penrose has written book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undamental physics and human (or animal) consciousness. In The Emperor's New Mind (1989), he argues that known laws of physics are inadequate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consciousness. Penrose propos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is new physics may have and specifies the requirements for a bridge between classical and quantum mechanics (what he calls correct quantum gravity ). Penrose uses a variant of Turing's halting theorem to demonstrate that a system can be deterministic without being algorithmic . (E.g., imagine a system with only two states, ON and OFF. If the system's state is ON if a given Turing machine halts, and OFF if the Turing machine does not halt, then the system's state is completely determined by the Turing machine, however there is no algorithmic wa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uring machine stops.) Penrose believes that such deterministic yet non-algorithmic processes may come in play in the quantum mechanical wave function reduction , and may be harnessed by the brain. He argues that the present computer is unable to have intelligence because it is an algorithmically deterministic system. He argues against the viewpoint that the rational processes of the mind are completely algorithmic and can thus be duplicated by a sufficiently complex computer. This contrasts with supporters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who contend that thought can be simulated algorithmically. He bases this on claims that consciousness transcends formal logic because things such as the insolubility of the halting problem and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prevent an algorithmically based system of logic from reproducing such traits of human intelligence as mathematical insight. These claims were originally espoused by the philosopher John Lucas of Merton College , Oxford . The Penrose/Lucas argument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for computational theories of human intelligence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by mathematicians,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and the consensus among experts in these fields seems to be that the argument fails, though different authors may choos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argument to attack. Marvin Minsky , a leading propon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 particularly critical, stating that Penrose tries to show, in chapter after chapter, that human thought cannot be based on any known scientific principle. Minsky's position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 he believes that humans are, in fact, machines, whose functioning, although complex, is fully explainable by current physics. Minsky maintains that one can carry that quest too far by only seeking new basic principles instead of attacking the real detail. This is what I see in Penrose's quest for a new basic principle of physics that will account for consciousness. Penrose responded to criticism of The Emperor's New Mind with his follow up 1994 book Shadows of the Mind , and in 1997 with The Large, the Small and the Human Mind . In those works, he also combined his observations with that of anesthesiologist Stuart Hameroff . Penrose and Hameroff have argued that consciousness is the result of quantum gravity effects in microtubules , which they dubbed Orch-OR (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 Max Tegmark , in a paper in Physical Review E , calculated that the time scale of neuron firing and excitations in microtubules is slower than the decoherence time by a factor of at least 10,000,000,000. The reception of the paper is summed up by this statement in Tegmark's support: Physicists outside the fray, such as IBM's John A. Smolin , say the calculations confirm what they had suspected all along. 'We're not working with a brain that's near absolute zero. It's reasonably unlikely that the brain evolved quantum behavior'. Tegmark's paper has been widely cited by critics of the Penrose–Hameroff position. In their reply to Tegmark's paper, also published in Physical Review E , the physicists Scott Hagan, Jack Tuszynski and Hameroff claimed that Tegmark did not address the Orch-OR model, but instead a model of his own construction. This involved superpositions of quanta separated by 24 nm rather than the much smaller separations stipulated for Orch-OR. As a result, Hameroff's group claimed a decoherence time seven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Tegmark's, but still well short of the 25 ms required if the quantum processing in the theory was to be linked to the 40 Hz gamma synchrony, as Orch-OR suggested. To bridge this gap, the group made a series of proposals.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 interiors of neurons could alternate between liquid and gel states. In the gel state, it was further hypothesized that the water electrical dipoles are orie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long the outer edge of the microtubule tubulin subunits. Hameroff et al. proposed that this ordered water could screen any quantum coherence within the tubulin of the microtubules from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st of the brain. Each tubulin also has a tail extending out from the microtubules, which is negatively charged, and therefore attracts positively charged 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could provide further screening. Further to this, there was a suggestion that the microtubules could be pumped into a coherent state by biochemical energy. Roger Penrose in the University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to receive the Fonseca Prize .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microtubule lattice might be suitable for quantum error correction, a means of holding together quantum coherence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In the last decade, some researchers who are sympathetic to Penrose's ideas have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scheme for quantum processing in microtubule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tubulin tails with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s, motor proteins and presynaptic scaffold proteins. These proposed alternative processes have the advantage of taking place within Tegmark's time to decoherence. Hameroff, in a lecture in part of a Google Tech talks series exploring quantum biology , gave an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in the area, and responded to subsequent criticisms of the Orch-OR model. In addition to this, a recent 2011 paper by Roger Penrose and Stuart Hameroff gives an updated model of their Orch-OR theory, in light of criticisms, and discusses the place of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universe. Phillip Tetlow, although himself supportive of Penrose's views, acknowledges that Penrose's ideas about the human thought process are at present a minority view in scientific circles, citing Minsky's criticisms and quoting science journalist Charles Seife 's description of Penrose as one of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suggests a quantum pro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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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的领域的大牛Roger Tsien-原来做这个也能诺贝尔啊....有戏
wzq19810930 2009-7-21 17:57
也谈大牛系列之,Roger Tsien----------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 也谈大牛系列之,Roger Tsien (一) ----------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 ( 说明,此篇文章完全是狗尾续貂大牛lanceandfei的系列介绍,格式上大家一看便知。文中故事和时间很多属口头相传,不准之处请见谅。)       说此人 (Roger Tsien),偶可是彻夜难眠-----大大大牛呀。从名字上看就知道这是个亚裔。估计大家可能都知道此人,提起 Calcium indicator, GFP re-engineering,更是无人不知。如果还不知道就得去HHMI的网上,或他自己的实验室的网上去敬仰一把吧! Roger Tsien 在美国出生,是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嫡系侄儿 (遗传学不得不让人相信,聪明是有genetics的基础)。我可不是要说他的族谱(虽然这里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而是说他的生物学贡献,尤其是在神经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贡献。牛人就是牛人啊,此人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不世出的大师。   从小 Roger 身体不太好,只好待在地下室艳慕兄弟们在外栽花逗草,这也让他养成了对光和颜色的偏爱。他将来的研究方向可能与幼时的经历有关。他在Havard上大学之前就得了西屋奖 (1968 年,卖个关子,大家猜猜时什么?和image也有关系,very impressive)。大学里他选择了有机化学--按照他的话说--因为父亲的关系,家里的人都喜欢enigeer相关的专业上。但是好的专业,如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已被兄长选取,为了不under their shadow,他选了有机化学--这注定了他对分子的engineering的工作--one of the best and most ingenious works. 在Havard学业结束之后,出于对科学的热爱Roger选择继续深造。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Roger已经有研究神经生物学的想法---但是到哪儿深造呢?Roger不想去MIT,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到那儿会和自己的兄长撞衫。Roger一直都有和兄辈相竞争的好强之心--他争取了一个私人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他去Cambridge,UK深造。他的兄长Richard在Oxford取得博士,至少这样俩人是并驾齐驱的 (仅个人想法,无需深究)。 到英国学什么?虽然roger想向neuroscience发展,但命运不是由他完全掌握。私人基金会通过剑桥帮他联系了导师--这有点像国内以前的研究生入学---导师是指定的,没有rotation制度。 按照Roger自己的说法,那时候没有internet,到英国前他几乎都不知道导师的确切研究方向。到了英国他终于见到了导师,这里也有些故事。 Anyway,长话短说,他的PhD导师是Richard Keynes,一位著名的muscle电生理学家。Richard Keynes 是Nobel 奖得主Alan Lloyd Hodgkin的得意门生,对膜电位和膜通道有极深的造诣。虽然Roger有点不太喜欢研究muscle (可能因为肌肉没有神经元那么神 奇?),但事实上膜电位和膜通道的原理对控制muscle和neuron是一致的。更好的是导师Richard Keynes是一个传统的gentleman,他几乎让roger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就在当graduate student的时候,roger有了image brain和image动作电位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bring most of the current neuroscientists into the imaging era. 在Richard Keynes的实验室待了三年(1975-1978)Roger顺利得到了PhD。于1978-1981在Timothy Rink(Cambridge, UK) 的实验室做了短暂的postdoc。在Roger将开始了他在Berkeley独立的实验室的工作前,他已经开始了不平凡的revolutionary的 工作-----trying to synthesize voltage sensitive chemicals to imaging action potential。各位看官可能会问--不对呀,Roger不是开始合成calcium indicator的吗?怎么会是voltage sensitivedye呢? 殊不知roger的第一个project确实是合成voltage sensitive dye。 这里的故事为大多数人所不知,且听我慢慢道来。 70年代早中期, 钙离子的关键作用还没有深入人心 ---- in fact the very existence of selective calcium channel is not well established and well accepted !钙离子只被认为存在一些特殊的细胞中。相对而言,the mechanism of action potential 早已被Roger的师祖Hodgkin (及Huxley) work out, 而且被证明广为存在 --- 被认为神经网络的基石之一。作为天才的roger,一个人在小黑屋里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 (纯粹为搞笑而已)--- 设计了合成voltage senstive dye的方案。 Roger reasoned ------ 一个很好的合格的有接班人性质的voltage sensitive dye必须以下具备三个特性:1. 必须能target到membrane上 (废话,要不然怎么感受到只有在膜上才存在的动作电位的变化!)。 2. 必须能感受到膜电位的变化(废话,要不然怎么叫voltage sensitive!) 。3. 必须能convert 膜电位成可以detect的光信号 (废话,要不然怎么叫dye !)。 以上三个特性看似trivia,其实包含了essential的理念---关键是怎样把这些特性在化合物上实现 !对于特性1,roger认为只要有足够的 hydrophocity (如苯环)就可以达到-----亲脂的化合物喜欢membrane。 对于特性2则必须有voltage sensor -- --类似于离子通道的S4 loop 的voltage sensor,这也不难,只要有charge (如 lysine or glutamate)。 对于特性3,可以把已知的organic dye加上去 (如 fluoroscin, rhodamine),希望它们的光谱会couple to voltage change。 Roger马不停蹄的在电生理的实验室开始了他legendary的voltage sensitive dye 的合成工作。合成出来的dye却很不不尽人意有的dye不是没有detectable的voltage的敏感度,要不就是非常容易bleach,或toxic to cells。事实上,要检测合成的产物是否有voltage dependent 的光特性也很不容易。试想之----- 动作电位的时程是毫秒级的, 动作电位的amplitude在100 mV左右, voltage senstive的颜料需要注射到细胞内-----这就需要非常敏感的光检测技术和相应的膜片钳技术(Voltageclamp). 这在现在都很困难,更别提70年代了。 总之,尽管不如意,Roger还在辛勤的不知疲倦的合成着,但这是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1976 年底有人已经合成出voltage sensitive dye,并且demostrate可以用来image动作电位------ Roger 的第一个project竟被人screw了! 原来,Roger的同门师兄Larry Cohen (已经在 Yale) 也有同样的想法----不同的是Larry没有太多的化学合成的背景。Larry采用的方法是brute force的screen ------- 有点像现在的small library drug screen------------实际的操作上是狂查Sigma catalog上所有和发光相关的化合物,然后直接注射到枪乌贼的大轴突里(这大轴突就是Hodgkin 及Huxley用来研究动作电位的classic的preparation)。 就这样注射了一两百个化合物 (花了postdocs和graduate students countless hours),居然真让他们发现了first generation的voltage sensitive dye (注1)。 更为搞笑的是,据说Larry发现的dye和Roger de novo 合成的只差一两个苯环或亚基---------但是Roger的dye的signal却是10倍以上的小,没有办法被检测到---------甭提Roger有多郁闷了(注2)。Roger天人交战了三天,决定放弃他辛苦做了2年的project, 一方面因为他不是第一个做成voltage sensitive dye的,另一方面他觉得voltage sensitive dye的signal to noise ratio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突破(deltaF/F~ 0.5%),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了个新的主意-----这回他决定一定要成功......... 注1: J Membr Biol. 1977 May 6;33(1-2):141-83 Changes in absorption, fluorescence, dichroism, and Birefringence in stained giant axons: : optical measurement of membrane potential. Ross WN, Salzberg BM, Cohen LB, Grinvald A, Davila HV, Waggoner AS, Wang CH. 注2:笔者对Roger向来是无比敬仰的,这里也不的不对Roger的痛苦感同身受。现在无数的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都是靠人力screen出来的。同时无数的fluorescent protein的engineering也是靠人力(sometimes 日本人)找到。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你可以screw many smarter persons (当然screen的essay必须是solid的)。 要appreciate Roger天才般的工作,有必要谈谈molecule imaging 的重要性及好处。其实很多例子都是来源于Roger的pioneer的illustration。我们重新digest一遍说不定能帮助有些不熟悉imaging领域朋友的研究。 总结来说,imaging特别适用于cell biology 或neuroscience,因为所有的organelle或细胞都是highly non-homogenous。imaging的方法有相对于biochemical的手段而言有spatial,temporal resolution的优势。同时,imaging 的方法 could be specific(比如不同的蛋白或脂类), tunable (比如不同颜色),non-invasive (比如活体)and paralleled (比如许多不同的细胞或组织一起)。以上的每一点都可以展开讲上三天三夜。Again, 很多好处大家可能都了解了,版上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试想一下在70年代末,所有的tools都是一片空白的时候,Roger一个人就有了这样的vision,而且他还是一个化学为主的graduate student! 话说回Roger放弃了他imaging动作电位的project,夏天的一日他到了美国东部的海洋生物实验室(MBL, Woods Hole in MA) 闲逛。在那儿正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电生理学家----因为在70年代patch clamp还没有发明,电生理学家只能记录大的海洋生物的神经细胞或是肌肉的电信号,于是夏天的Woods Hole吸引了一堆的大牛和小牛们来做实验。那几日,大牛和小牛们讨论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用刚发现不久的水母钙荧光蛋白来研究钙信号和secretion或contraction的关系。事实上R. LLINAS已经从1972年开始用水母钙荧光蛋白记录钙信号 (注1)。Roger, 当时还是小牛中的小牛,对此很感兴趣。由于他的化学背景,他大胆的问了一个大大牛似乎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问题----水母钙荧光蛋白对于钙离子和镁离子的选择性。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因为细胞内的自由的镁离子的浓度比钙高出甚多。大大牛对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注意,随口dismiss了Roger的问题说电生理的证据表明没有镁离子通过细胞膜。 从这次的Woods Hole 之旅,Roger认识到了自己将来的方向-------生物领域的人大多数不喜欢也不敢touch合成化学,而化学领域的大牛们有常常不知道生物领域的重要问题及实验困难所在--------这就给了他这位当时的小牛中的小牛unique的机会成为横跨领域的大大牛! 注1: LLNAs, R., R. J. BLINKS, and C. NICHOLSON. 1972. Calcium transients inpresynaptic terminal of squid giant synapse: detection with aequorin. Science (Wash. D.C.). 176:1127 回到Cambridge,UK后,Roger潜心开始合成organic dye for calcium。因为这时,free calcium ion已经隆重的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重要的second messenger。按照Roger的话来说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any longer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of intracellular free Ca2+ as a second messenger for external stimuli and as a regulatory ion. (注1)。确实,此刻的calcium已经被认为是key molecule for secretion,fertilization。同时,他兄长(Richard, at Yale)的工作也implicate钙离子的在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essential function。这样,calcium的signaling 就有了非常重要physiological和clinical的value。于是Roger 在此时timely的指出A major technical challenge has been to devise satisfactory means for nondestructively measuring intracellular free Ca2+ with good time resolution (注1) 。应该注意的是,Roger并没有mention anything related to spatial resolution,为什么? 大家猜猜。 对于新的calcium indicator,Roger首先就开始考虑Ca离子和Mg离子的选择性的问题-----他选用了EGTA,一个著名的Ca离子的buffer作为start point。 因为EGTA螯合剂的孔径不适合Mg离子的binding,所以这就potential降低了背景Mg离子的干扰。但是EGTA binding Ca离子的速度太慢,而且pka也不合适 (pka 决定了proton (H+) binding的pH值。在生理情况下~pH 7.3,proton 喜欢binding EGTA-----从而会干扰了钙离子的binding),Roger rationally 的先合成了BAPTA,一个现在也广为使用的high speed Calcium Buffer,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合成了improved的quinolines。 (注1) 就这样,Roger将以1980 年(注1)的的文章 (唯一作者)结束了在英国的求学。这篇文章里的calcium dye并不完美,比如吸收和发射光谱太靠近UV range (potential badfor cells and problems with autofluroscence),而且signal to noise ratio 也 不太近人意。这篇文章的引用率也没有他下一篇的JBC高,但是Roger在文章里demostrate了rationale合成indicator的concept (比如indicator的calcium bindingaffinity 可以readily tuned),而且他也correctly指出了现有存在的问题及可能解决的方法。这样的文章可能是science发展的typical的流程-----有时你可能do everything right,但是你并不能立马得到完美的结果--------你可能所需的是keeptrying and trying,over and over again-----------机会是喜欢有准备的头脑的。 那么机会喜欢Roger的头脑吗? Berkeley, I am coming! 注1: Tsien, R.Y. (1980) New calcium indicators and buffers with high selectivity against magnesium and protons. Biochemisty 19: 2396-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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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Professor樊文飞获英国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奖
huangfuqiang 2008-11-24 20:26
Wenfei Fan wins Roger Needham Award 2008 and Yangtze River Scholar Award The Roger Needham award is awarded by the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contribution in computer science by a UK based researcher within ten years of their PhD. The Yangtze River Scholar Award (also known as the Chang Jiang Scholar Award), is awar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I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academic awards given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or Wenfei Fan is, simply put, one of the top all-around database researchers in his generation. He has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both to the theory and to the practice of a subject. Wenfeis PhD work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constraints for semi-structured data,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study of constraints for XML, now a mature area well-represented in the full spectrum of database researc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o standards.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work, which started when Wenfei was at Bell Labs and continued after his arrival to Edinburgh, has now embraced XML and its various schema formalisms, and has broadened to the static analysis of XML query languages. It has resulted in a succession of theoretical papers of outstanding quality and has also influenced the design of XML schema. The general goal of Wenfeis work has been to bring the efficiency and functionality of databases to bear on data on the web. In the past few years his research has resulted in several practical developments: A system for efficiently mapping relational databases into an XML documents with a specified type using a generalization of attribute grammars and a new theory of tree transducers. This is currently in use for generating exportable scientific data sets. A system for imposing secure views of an XML document based on the DTD of that document. The use of partial evaluation (borrowed from functional programming) for the efficient evaluation of boolean queries on distributed data. A method of data cleaning based on conditional functional dependencies,which Wenfei proposed for this purpose. This is a nice application of his early ideas on constraints in databases to the highly practical problem of data cleaning (unclean data is estimated to cost US companies alone more than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Wenfei is part of the DatabaseGroup at the Laboratory for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 Edinburgh is proud to claim 3 out of the the 5 Roger Needham Awards so far. In addition to Wenfei, Professor Jane Hillston was awarded the prize in 2004 (she was the first researcher in the UK to win this prize) and in 2006 the prize went to Edinburgh graduate, Andrew Fitzgibbon . 以上信息来源于 https://www.inf.ed.ac.uk/events/news/wenfeifan.html Wenfei Fan(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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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Roger 教授
wangyk 2008-4-4 13:48
感谢 Roger 教授 我与明尼苏达大学的 Roger 教授相识于 2002 年。当时,他受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特邀回国参加 2002 年 6 月在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的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技教育发展战略论坛暨第五次全国高等学校农业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学改革学术研讨会。 Roger 教授怀着一腔报国之心,开始了他频繁的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和讲学计划。也是从 2002 年始,我开始与 Roger 教授(代表海外华人农业与食品生物工程师协会, AOCAFBE )联系,寻求合作创办国际英文刊的探索。 Roger 教授在南昌大学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把他在美国前沿的研究输送回国,帮助国内的研究与国际同步。 Roger 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担任食品与生物工艺系的系主任,每年科研经费数百万美元,因为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在他麾下有一个 40 多人的研究团队,其中大部分是为国内培 养的 博士 和 博士后。为帮助国内科研工作者把科研成果传播到国际科学界,他发起和推动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合作创办国际英文刊,并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支付薪金让他的博士后承担创办英文刊的大量工作。 Roger 教授所做令人敬仰,值得称赞。从国家社会宏观层面,我们应该感谢 Roger 教授。 从我个人的角度, Roger 教授也很值得感谢。因为希望购买一些英文原著,但在国内难以买到,自然就希望找 Roger 教授帮忙。第一次是因为爱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读博士期间,因借图书馆的一本英文原著不知去向,只好求助 Roger 教授帮忙在美国购买带回。从美国买回所借的英文原著后,后来发现爱人凯 利斯 小姐( Ms Careless )当时在社科院图书馆借书时,办完借书手续后就走了,书却留在图书馆,馆员以为是读者送还的书就归架了。第二次是我希望购买一些有关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编辑方面的书籍,这次 Roger 教授又帮我购得四本并送到北京。两次购书花去 Roger 教授近 200 美元,他一分没收,全当他的捐赠和贡献了。且不论钱之多少, Roger 教授忙于科研、教学、管理、指导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等,还能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帮我办理购书者等琐细之事,实属不易,也难能可贵。我特别感谢 Roger 教授,不仅仅因为免费为我购书,更因他拳拳报国之心。 Roger 教授担任即将创刊的国际英文刊主编,期待国际英文刊在 Roger 教授的领导下快速成长,早日进入 SCI/EI 等国际知名检索体系,创立品牌,更好的为更多人服务。衷心的感谢 Roger 教授!我们会把更多更深的感谢留待将来。 附: Roger 教授购赠的有关英文论文写作原著书目 1 Robert A. Day . 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a Scientific Paper. 6th Edition (Paperback). Greenwood Press, March 30, 2006. 2 Michael Alley. The Craft of Scientific Writing. 3rd Edition, Springer-Verlag, 1996. 3 Anne Stilman . Grammatically Correct: The Writer's Essential Guide to Punctuation, Spelling, Style, Usage and Grammar (Hardcover). Writer's Digest Books; 1 edition, August 1997. 4 Vernon Booth . Communicating in Science: Writing a Scientific Paper and Speaking at Scientific Meetings (2nd Edition) (Paperba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edition, April 30,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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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编明尼苏达大学教授Roger博士会谈
wangyk 2008-3-29 02:03
与AOC方主编明尼苏达大学 教授 Roger博士 会谈 2008 年 3 月 24 日 下午3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Roger 博士在路过北京之机,应邀到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与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长朱明院长进行了会谈。作为美国 AOC 方的主编,对刊物的进展很关心,此次专门抽时间讨论有关的办刊细节问题。执行主编王应宽博士汇报了筹备进展,提出了目前急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双方尽快签署合作协议,尽快开通期刊网站,组建编委会,成立编辑部,完善期刊合作方案,开始征稿等。双方领导均表示将大力支持创办新刊物。需要制定详细可行性计划,尽快启动各项工作,按照既定时间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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