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孤魂老师的一篇“ 面面俱到的其实是废话 ”，生生毁掉了我想把文章写得像鹅卵石一样光滑的梦想。话说小愚念大学时不小心沾染上了愤青的不良习气，以至于几年前去波士顿开会拜访老同学时，还被教育了一番：这么把年纪了，做人要厚道！我这位老同学其实和我愤的程度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他把用来自勉的话都甩给我了，我只有心悦诚服地接受的份儿。是故这些年一直在修炼，效果也还是不错的。虽说有不少的事情，百分之百能让我那已经萎缩了不少的刺猬毛立马呈放射状发散出去，但百分之九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成功地再收回来了。剩下那百分之十，则是开车做饭的时候打腹稿，然后噼里啪啦敲出一篇毛发耸立的刺猬文章。只是我没有孤魂的魄力和魅力，不敢直接发到博客上。一般是给小刺猬美美发，烫个小卷唔的，虽然也还挺扎眼，毕竟比直直的毛刺要妩媚些。有时候碰上毛发硬得烫不出卷儿的，就只好动剪刀了，咔咔一通剪完之后，刺猬变石头了，又不及鹅卵石光滑漂亮，就只好从硬盘上一删了之。 这篇春假里开了个头的文章，在我的电脑里放了有四个多月了，属于烫不成卷的刺猬。但因为事关我高中毕业后就从来没离开过的大学校园，没舍得动剪刀，而是被我搁在了一边，代之以一篇“ 春访象牙塔 ”，想借一通古风刮去胸中的郁闷。敏睿的柏舟老师看出来了，留言道：“桃花源乎？象牙塔乎？读之令人感叹不已。”我惟有实言相告。然而那些没有说出的话，终归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有孤魂老师的这篇文章壮胆，我干脆自废一下这些年修炼的武功。 *************************** 春假里带着即将开始申请大学的小朋友转了东部的几个校园，有两处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包括我来美国的第一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二十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校园令我感慨。凑巧旅途的间隙又读到了诸位博友论及教育与高校管理的文章，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先从张天翼老师这篇题为“ 迷失的教育 ”的文章谈起，张老师的文章我很爱看，短小精悍且切中要害，可惜他总是以转载为掩护，点击数不高。张老师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也是我们同事间经常会讨论的，我对他的观点深表赞同，下面是他的原文摘录： 在美国赚钱最快的行业要数金融业了，所以以华尔街为首的各大交易所是美国年轻人的首选。要发明一样东西，再到市场上换钱，那太难的；你有本事的话，还不如把钱挪来挪去，从中间抽水，那样赚钱快很多。很多美国教授对这个现实非常的无奈，明知道华尔街是一个不会创造社会价值的大赌场，但大家还是热衷于那个地方。 不过张老师很厚道，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到： 美国的华尔街赌场与中国的政府买卖都是不大好听的名词，却都令这两个国家的年轻精英趋之若鹜。其实大家不必觉得奇怪，这也算是人性选择的结果。 针对此一现象， 199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恩斯特就远没有这么宽容和释然。他在 2009 年春来我校做学术报告的开场白中，把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归咎为教育的失职，并说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将因此会受到后代人的“诅咒”。恩斯特发明的脉冲核磁共振技术，既大大提高了核磁共振的实用效率，又充满了数学上的优雅，堪称天才之作。他来讲学时我正好在教一门本科生的“医学成像”课，于是把两节课压缩成一节课，专门腾出时间让班上的小朋友们去听他的报告。后来我问他们对恩斯特的演讲怎么看，有几个学生耸耸肩表示不敢苟同。是啊，在一个极度追求个人成功，而且成功又是和对财富的拥有划上了等号的时代，谁还有资格对追求财富的方式说三道四呢？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愿意到那个大赌场去的。这次旅行有两天借住在中学同学家，他有个女儿在一所私立名校学环境科学，眼看就要毕业了，工作却一直没有着落。去学校招工的人倒是一拨又一拨，但有一半是金融行业的。小姑娘心气高，又有几分理想主义，开始根本就没去应聘那些工作，但架不住人还是要为稻粱谋的，于是只好改变策略，广撒简历，很快就得到了一家大银行的面试邀请。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去年从排名前三甲的藤校化工系毕业，也去了银行。 后来参观校园时，听招生办的人介绍毕业生去向，居然有一半的人去的是金融行业，前几名的雇主里面，赫然列着高盛等三四个大银行，让我颇有全面沦陷的感觉。再想想这些年走过的各个城市，最漂亮最堂皇的大楼无一例外地都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这让我多少觉得有些迷惘，本来金融业的功能就像人体中的血液循环系统，负责把货币与资金输送到需要它的实体经济中去，由此带来货币的增值。但现在的状况是：无数的资金在华尔街这个大赌场中转啊转的，银行越转越大，富可敌国，像失去了调控的癌细胞般疯长。不断扩张的银行再跑到各个名校的校园去招兵买马，把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吸引过去，为它们的进一步扩张效力。相比之下，实体经济因得不到资金却在一天天地萎缩，江河日下。可是，这样的状况能持续下去吗？ 另一件事便是纽约大学的教授给校长投不信任票，详情请见曹聪老师的博文， 纽约大学吸引人才的“华尔街模式” 。大学是否应该采用“华尔街”模式，应该是和教育理念密切相关的。君不见 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数家老店纷纷倒闭，若不是政府出面救市，倒闭的还会更多。然而办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情，华尔街这样 high turnover 的模式是否可以搬来办教育，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有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这些学校追求卓越的传统，都是靠一代一代人日积月累的努力攒下来的。若是大学也搞 expand or fall 的模式，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教授和校长或是董事会的矛盾，这几年时有发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哈佛大学的教授把华尔街出身的校长给开掉一事。去年，发生在托马斯·杰佛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另一件事，也同样具有轰动性。学校的董事会以校长“不思进取”为由，提前把她解聘，激怒了教授和学生，直至惊动了州长，最后以校长重新被聘告终。这两件事最终都以教授的胜利收场，也反映了美国深厚的教授治校的传统。正如拉比所言： T he faculty are not employe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faculty ARE the university! （详情请参见张彦斌老师的博文： 教员应该是大学的主人！ ）然而，这一传统是否能扛得过金钱对教育的日益渗透，我想是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在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大学，本应该是宁静致远的象牙塔，是承载梦想与理性的方舟。如今，象牙塔里早已不复往日的宁静，也充满了喧哗与骚乱。这只在商业化、产业化的大潮里飘摇的方舟，是会被裹挟而走，变成一堆沉沉浮浮的泡沫？还是能够安然着陆，迎来雨过天晴彩虹初现？
三八节，各大网站都在谈论大学校园里的剩女。作为一名外地高校毕业来宁的男教师，接触剩女的机会着实不多。在 20 多年的求学、职业生涯中，倒是接触了一些象牙塔内剩男，作为故事讲给大家，增添一些节日气氛，希望各位博主不要对号入座。 在湖南读研究生期间，旁边是学校的教工单身宿舍，因为爱好体育的缘故，与宿舍的教工小 D 成了好朋友。小 D 其实不小了，四十有余，五十不到，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说起小 D 其实个人外在相貌、家庭条件都不差。身高 1.70 米 ，浓眉大眼，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大方。至于家庭 , 小 D 本人从不谈及，也从未见到有什么亲戚和他来往。只是从他人那里得知小 D 系学校所在的湖南长沙人，干部子女，家境殷实。说起小 D 的经历，可以用饱经沧桑了来形容：上过山、下过乡、进过工厂。客观地评价，在我见过的男人当中，小 D 是最有才华的一个，羽毛球、篮球样样精通，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精通各种风格书法，音乐方面更有天赋，天生的一副浑厚的男高音，每次学校工会组织的文娱、体育比赛，小 D 当仁不让地承担策划、指挥、评委、裁判多种角色。没有人问起小 D 的恋爱史，小 D 自己从不谈及自己的感情。健身、工作、特长、爱好占满小 D 的全部时间。渐渐地，小 D 变成了老 D ，至今他仍然这么快乐地生活着。 J 是住在单身宿舍二楼的青年教师， 30 出头，相貌堂堂，与小 D 一样，精通文娱、体育， J 和小 D 组成的羽毛球双打搭档，号称学校第一杀手。与此同时， J 还是学校教工男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J 也爱唱歌，曾经获得学校教工卡拉 OK 大奖赛第一名。与小 D 不同， J 唱歌选择的地点比较特殊：澡堂。那时的教工单身宿舍比较简陋，每一层楼只有一个简易的男女共用的简易淋浴喷。每天下午下班后，羽毛球场、篮球场打得一身臭汗之后， J 总喜欢跑到宿舍楼的简易澡堂冲凉。脱光了衣裤，全身赤条条无牵挂之后，在铺天盖地的冷水刺激下，澡堂歌王的灵感发作，开始纵情歌唱。 J 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意大利男高音帕瓦罗蒂演唱的《我的太阳》。其实， J 身边并不缺乏崇拜他的 MM ，这个小秘密是我在学校英语俱乐部组织的英语角发现的。为避免光天化日下的彼此拘束，通常大学英语角都是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大草坪上举办。作为大学英语角的活动积极分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许多 MM 围着一个青年教师，认真地听他讲英语故事。说实在话，在大学呆了这么多年，周围人群中超过自己英语水平的人确实不多。在好奇心驱使下，我真想见识一下此君的庐山真面目。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有点傻眼了：这不是 J ，他不是教大学化学的吗，什么时候起折腾起英语来呢？我想，只要主动一点，凭 J 的相貌和才华打动某个 MM 的芳心应该是不成问题。天晓得， J 为什么选择单身呢？ 如果说小 D 和 J 快乐的单身汉，是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选择，那么安徽某高校我的的朋友 Y 的光棍生涯只能算是一种被逼下的无奈。说起大学教师，不了解此行的圈外的人总是抱着一种欣羡的眼光，其实，大学老师，尤其是农村家庭出身来到繁华都市工作的青年男教师，挺可怜的，要房没房、要钱没钱，除了一点故弄玄虚的知识外，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的婚姻，命中注定多了几分劫难。每次看到网上那么多痴男怨女对爱情的渴望追求，总令人感到心灵震撼，然而环顾自己身边的现实婚姻，又是那么实在，实在得让人觉得如同鸡肋般乏味。 Y 个子不高，相貌一般，性格木讷，家境贫寒，那些让繁华都市现代女性倾心的硬件条件 Y 一头都不沾。还有一点圈外人不了解的，残酷的考核竞争、缺乏人性的管理体制压迫下，大家都在忙着向“钱”进，比起社会上来，大学的人际关系更加冷漠。没有人去关心这个孤身一人来自皖南农村的青年教师的婚姻生活，更没有热心人去牵线搭桥。教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交际范围的狭窄性，情急之下， Y 去过婚姻介绍所，在报纸上登过征婚小广告。也许是在婚姻天平上，他的硬件条件实在太缺乏了，一晃 30 多岁了，苦苦追求的婚姻仍然没有结出胜利的果实。终于，被现代女性抛弃的 Y ，精神病发作，被迫病退，彻底离开了教师岗位。 另外一位剩男我们姑且把他叫做 Z ，中国 TOP 3 名校毕业的数学专业的高材生，湖北某高校数学教师。听我的一位在该校任职的朋友讲，没看到 Z 有什么爱好，有什么经常往来的朋友，业余时间 Z 终日躲在自己的斗室里辛勤地耕耘。记得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谁要在科研上有所突破，兴趣必须浓厚，观察必须敏锐，思维必须活跃，见解必须是独特。也许是对自己的专业太执着了吧， Z 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去交际、去培养兴趣爱好，因此， Z 的行为举止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衣冠不整，头发蓬松，走路目不斜视，从来不与任何人打招呼。这样的一身打扮，自然打动不了现代都市姑娘的芳心。令人费解的是， Z 站在讲台上，目光敏锐，才思泉涌，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下课铃声一响， Z 马上变得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然而，毕竟是名校出身， Z 太有才了，他指导的学校数学建模小组屡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讲授的考研数学辅导班场场爆满，他写的论文屡次被国际顶尖数学杂志引用，作为学院的唯一的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 Z 已经成为学院的一块金字招牌，学院的生存实在是离不开 Z 。于是，盛名之下，在冷漠的大学校园里，终于有热心人给 Z 指点婚姻迷津了：找个家境贫寒的农村来的学生妹吧，不要太漂亮的，最好是偏远地区的，你工资挺高，又有一间廉租房，武汉挺不错的，有女孩愿意留在武汉，居家过日子嘛，不就是图这些东西吗？
The first victim in the war is the truth. ---From The Movie "5 Days of War" http://www.fivedaysofwar.com/ 对于时事政治，我显然是个无知，因为我对2008年的奥尔赛迪战争一无所知，极为愧对追求自由解放的新青年的“世界公民”这样一个新的号召；事已远去，影片中折射出的正义与残酷，不管导演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其场面甚是震撼，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誓死的保卫，都在影视中定格。 一如今天相伴左右的朋友所谈及的中国政治风云，平静的湖面蕴育着大旋窝，身处朝野之外的我们，可以不管不问，却不可一无所知作茧自缚，在象牙塔中自视清高，以为可以独善其身。 再一如身边之周遭，各种斗争与虚伪在上演，没有真心的朋友，只有相互利用，不再一如往日的纯真和义气，算罢算罢！ 不再把人事当空气，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 自然》杂志4月2日发表新闻述评，谈英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博士生培养改革。 博士生不能再被看成科研奴隶，英国一些科研教育机构正重塑博士生培养模式，训练学生除科研以外的非科学技能。英国博士生培养改革的举措，正引起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 Nature | News PhDs leave the ivory tower UK doctoral training centres prepare students to run a lab — or work outside academia. Daniel Cressey 02 April 2012 Not so long ago, doctoral students were viewed as the galley slaves of the scientific world, spending long hours in the lab for a meagre wage and the promise that three precious letters — PhD — would eventually burnish their name. But that attitude has changed. Recognizing that few graduates spend their entire careers at the bench, research funders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are reshaping the PhD to train students in non-science skills such as networking as well as research.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expositions of this philosophy is unfol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re PhD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coming out from under the wing — and the shadow — of a PhD supervisor. Instead of being trained individually in one academic’s research group, they are being taught in cohorts in a doctoral training centre (DTC) — a university-based hub focusing on highly specific areas, such as chemical synthesis or nuclear fission. DTC courses last four years rather than the three of a standard UK PhD, and include formal coursework as well as lab experience. Britain’s main physical-sciences funding body, 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EPSRC), has opened more than 50 DTCs, most of them in 2009.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t has funded more students through centres than through research grants (see ‘Training in transition’ ). Some academics worry that the centre-based approach will squeeze blue-sky research out of PhD programmes — and deprive senior scientists of eager assistants. But delegates gave positive reviews of the DTC model last month at a meeting in London organized by Vitae, a government-funded group based in Cambridge that pushes for improved researcher training. “The world of research is changing, has chang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I see centres as being a way that we respond to that,” says Neil Viner,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EPSRC. Other British funding agencies are now following the EPSRC’s lead, and several funders abroad are either considering adopting similar systems, or already working on it. Rudiger Woscholski, deputy director of Imperial College London’s Institute of Chemical Biology DTC, says that the centre’s students are far better equipped than traditional PhD students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labs and with industry. Arieh Iserles, co-director of the Cambridge Centre for Analysi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dds that the four-year DTC programmes also leave graduates better prepared for postdoctoral work. Similar schemes have been launched by other UK research councils, such as the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BBSRC), which sponsors doctoral training partnerships in which partner institutions receive grants to coach cohorts of students for four years. Although the partnerships do not create centres as such, they are designed to build a structured doctoral training environment. Celia Caulcott, director of innovation and skills at the BBSRC, points out that the councils are also keeping other funding routes open. Students can still pursue focused research-based degrees, she says, and universities that fail to become partners can still maintain PhD programmes funded by block grants based on their research income. Other nations are closely watching Britain’s PhD reform. Lidia Borrell-Damian,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in Brussels, says that there has been a Europe-wide move towards more formalized PhD training and stronger links with industry. Germany, for example, has begun to shift its PhD programmes to a model that increases institutional oversight and aim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wider world of work (see Nature 472, 276–279; 2011 ). The United Kingdom, adds Borrell-Damian, is a leader in many other innovative aspects of PhD reform, such as co-supervision with an academic and an external supervisor. “In the years to come almost all universities in Europe will have to some extent a graduate school or a doctoral school,” she says. “That is unstoppable.” Nature Volume: 484 , Pages: 20 Date published: (05 April 2012) doi:10.1038/484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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