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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求解: weiguozhang 2020-3-4 20:43; 著名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 1900-1995 ）花费近 50 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在他在编著的 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 “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这一问题至今在中国没有被严肃对待，中国科研现状仍然堪忧，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近代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和方法里缺少形式逻辑，使中国科技的元素缺少了科学性。这一缺陷不是人种的原因，而是历史文化的原因。在西方，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和《工具论》。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了著作《几何原本》。可以说《几何原本》是形式逻辑发展的巅峰之作，对西方几何学、数学和科学的未来发展，对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形成都有极大的影响。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步。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还有儒家的荀子。特别是墨家，墨家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派，对于逻辑的认识系统地记录在《墨经》中。例如，它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 “ 大故（充分必要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 与 “ 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 。这一时代，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思想史的灿烂时代，也是中国科技史的转折前夕。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或者说他们有比较充分的学术自由。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哲理，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而是抱有 “ 合则留，不合则去 ” 的态度。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淡泊豁达，先秦之后的知识分子就很难做到了。一切的遗憾始于秦汉，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 大一统 ” 专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牵制了思想自由，摧残了文化传承。西汉时期，发生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董仲舒提出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这一政策被汉武帝采纳，并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件也是中国科技史的分水岭，它使得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缺少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这一事件也改变了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轨迹。第二，政治影响文化，文化影响价值取向。秦汉以来中国人价值观里不崇尚科学，直到新文化运动 “ 赛先生 ” 才逐渐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用马克思理论解释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儒家思想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知识分子被科举制度所束缚， “ 学而优则仕 ” 成为读书人的第一价值观。至于科技，那是 “ 奇巧淫技 ” 。知识分子的兴趣被转移到 “ 做官 ” ，而不是探索自然规律。秦汉以后，独立自由成为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奢望。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谈什么科技进步？破解 “ 李约瑟难题 ” ，破除中国科研之大弊，应从文化层面分析，从行政改革着手。当学者精神更加独立，当学术思想更加自由，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完全可以在中国发生。 2020年3月4日;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4353 次阅读|0 个评论

培养独立自由之人——我的教育理念: ajygz 2019-5-7 08:29; 培养独立自由之人 ——我的教育理念永幸，於詩外齋，2019年4月29 日（图片源于网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 —— 丛书 “塑造美国的 88 本书 ”编者的话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论教育》一、兴趣与自由 2018 年 2 月 26 日，晚餐刚开始：儿子： “我吃饱了！” 我： “才开始吃，怎么就饱了？” 儿子： “爸，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读书就会读饱的。” 我： “哦，读书成了你的‘精神食粮’啦！” …… 儿子的读书兴趣，基本已经被培养起来，可以说几乎 “成瘾”——每天放学回家就手不释卷，直到催促他去做作业，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眼神从书本上艰难地挪开。这可能得益于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与妻子的约定：我们不看电视而是读书——尽管有时是做给他看的。渐渐地，儿子就爱上读书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是读书兴趣逐渐内化的过程，即“好之者不如乐知者”。“乐知”是最大的驱动力，是内在的、根本的；相反，孩子的自由天性一旦被“外化”，就会受奖励、荣誉等引导，随时可能中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了。结果，孩子们认为 “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了。这个故事表明：互相追逐打闹是孩子的天性，在得到老人的奖励前是受其内在兴趣驱动的，一旦根据吵闹的程度奖励它，即将其外化后，此天性和状态就不能持久，最后随着奖励的减少而消失。二、想象与创造爱因斯坦认为：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教育的真谛就是不断培养、丰富受教育者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和条件。据《重庆晚报》载， 2009 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 21 个国家进行调查，其中 “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而且，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 4.7% ，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 14.9% 。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无多大起色：他们虽然成绩突出，想象力也非常缺乏。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年龄在增长，想象力却日渐匮乏，这不能不引起教育界的反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充满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应尽力去呵护、挖掘并培养它们。儿子曾问我： “为什么男孩长大了是爸爸，女孩长大了是妈妈？”“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什么是‘转基因’？”等，从中可看出他对外界的好奇、知识的渴求。三、培养独立自由之人丛书 “塑造美国的 88 本书 ”编者的话开篇写道： 1910 年，年仅 19 岁的胡适考取 “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偶遇美国小学新生开学，胡适难抑好奇跑去旁听，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美国启蒙第一课只有一个内容，便是令全体学生宣读誓词：“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正是这段誓词，让胡适深刻体会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全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理念成了胡适先生一生坚守的信念。孙云晓在《有自由才有成长》的序言中说， “我的朋友程玮是一位旅居德国的女作家，她的儿子在小学里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思想是自由的》。歌词说：思想是自由的，没有谁能够阻止。它们就像夜空里漂浮过的阴影，没有人能看见，也没有人能够追踪……” 因此，平时在与儿子的沟通交流中，我会鼓励他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能总是以家长、老师或其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为标准，不断培养他的自由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2018 年 5 月，老师说儿子与几位同学吵架，后来我了解到这几位同学还是他的好朋友，吵架是因一些琐事。以下是我与儿子的对话：儿子： “世界上什么动物(包括人类)不会吵架？” 我想了想，说： “不知道。” 儿子： “ 所有动物都会吵架的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都有相互沟通的方式——因为对同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或对方的错误，就可能会争吵，所以没有不吵架的动物，包括好朋友之间！” 我： “ 你解释得太好了！爸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与那几位好朋友吵架了。 ” …… 我： “尽量不要因为琐碎的事争吵。 ”“如果有一件非常重要、原则性的事情，你与好朋友观点不一致，谁也不能说服谁，你宁肯失去这位好朋友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为了维持与好朋友的关系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呢？” 儿子： “我宁肯与好朋友关系破裂也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我： “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你当初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会怎么处理与原来好朋友的关系呢？” 儿子： “我会向他认错。”“如果证明他是错误的呢？” 我： “如果证明他是错误的，你会怎么处理？”“你会尽力恢复你们的好朋友关系么？” 儿子： “我会与他尽力再沟通，去恢复好朋友关系！” 我： “爸爸支持你的判断和选择。以上我们讨论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对事不对人’。”“如果有一天，当对方做错了事情，尤其是原则性的，希望你不要因他是好朋友而坦护他；当对方做了正确的事，不要因他是敌人/对手/与自己有矛盾者而说违背良心的话。总之，要‘对事’而不要‘对人’。” 我深信，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会有所增强，与培养他 “独立、自由”的初衷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四、幼稚园与大学龙应台的《幼稚园大学》中描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大学生的状态 ——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当今大陆大学生的状况何其相似！身为大学教师，我时常思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何而来？是大学阶段“从天而降”？还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后者。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缺失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有关，如“ 传道、授业、解惑 ”，着重居高临下的知识传授，不鼓励对书本、权威的质疑及师生间的交流、探讨；而亚里士多德的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更表现出追求真理的执着、不唯上不唯书的坚定；后者正是“独立、自由”的体现，也是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原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母亲通常会问 “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而中国孩子每天回来，家长的第一句话可能是： “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设想，如果从幼稚园、小学就一味地强调顺从、听话，大学的独立、自由从何谈起？科学创新与学术繁荣又从何而来？爱因斯坦对曾经就读的阿劳中学印象深刻，并说 “这所学校运用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部权威的教师的淳朴热情，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正是阿劳中学成为了孕育相对论的土壤。” （赵峥《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写在“广义相对论”创建 100 周年之际》， 2015 年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8-13 ）如果说幼稚园、小学阶段的自由思考是丰富其想象力的关键，那么大学阶段的自由探索就是科学创新、学术繁荣、人才培养的前提 ——西南联大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卓越成就已深刻说明自由氛围的重要。何兆武在《联大七年》中写道，记者问西南联大的学生邹承鲁： “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回忆他在充满自由氛围的巴黎高师求学的 4 年，他总是说 “ 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认为， “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我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教育，就是培养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成长为“不受人惑的人”。一个人的躯体生长， DNA 信息早已蕴含其中，只要吸收物质营养即可成长；而精神发育，独立、自由 ——“精神之 DNA ”——是内在要求，必须不断培养方能生成。最后，赋小诗一首来总结我的教育理念：教 ·育知之好之乐之成，独立自由传道省。博观约取爱真理，亦父亦师亦友朋。; 个人分类: 与儿子共成长|545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张书桌：抗战时期与和平年代（对“韩春雨事件”的几点看法）: 热度 2 ajygz 2017-8-4 11:50; 一张书桌：抗战时期与和平年代（对 “韩春雨事件”的几点看法）永幸，于诗外斋， 2017年8月4日 1. 从 “ 学术大环境 ” 来看 : 目前亟待改善的学术大环境，学术与政绩、学术与非学术的畸形关系 “ 伤害 ”了韩春雨；长远来看，更 “伤害”了整个学术界，应该引起每一位有良知学者的关注； 2. 从 “小气候” 来看 : 该事件将学术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尤其是当权者、所谓的领导、学术外行 ……的急不可待、推波助澜更是对韩春雨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反面作用，丧失了 “独立、自由” 的学术走得不远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 “大环境”与“小气候”，想起了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同样，良好的学术氛围需要每一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努力，反之，恶化的学术环境可能会伤害到学术共同体内的任何一位成员； 3. 该事件的科学史意义 : 个人认为， “韩春雨事件”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重大警示、借鉴和启示意义，该事件的后续调查、深刻反思必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理性的 “质疑、批判、讨论”对学术界来说至关重要，更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4.从“两种文化”来看: 首先说明，此 “两种文化”是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而非“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韩春雨事件”发展到今天，说明当前学术界的 “科学文化” 水平仍须亟待提高 ——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所谓领导科研的，看客的 “科学素养”也需加强，而学术界的 “人文文化”更是薄弱——这一点对搞自然科学的、对韩老师本人可能会更加重要；从斯诺提出 “两种文化” 至今，将近 60年了，二者还似渐行渐远……这种状况无论对 “科学” 还是 “人文”都会有极大地伤害，所以弥合 “科学”和“人文” 之间渐宽的鸿沟显得愈来愈迫切和重要 ——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这样；抗战时期，清华老校长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高呼：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炮火连天、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一张书桌不但安放下了，而且还相当稳固 ——民国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令当今的学术界汗颜，学术成果、人才培养也令国人自豪…… 和平年代，我想套用蒋校长的那句话， “为何大学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是战争年代轻易就能致人死伤的枪炮之威力太小？还是和平时期潜移默化腐蚀人心的糖衣炮弹、诸多诱惑更大？ …… 科学研究允许出错，学术探索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是在不断的错误中一步步前进的；追求成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但此道路是由一个个的失败铺就的；但愿，韩春雨老师的 “不可重复”的科研成果是由于科学自身的允许出错造成的，而非人为的影响，甚至是刻意造假…… 中国的大学、学术界，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请拿出我们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最后，以华裔诺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科学观点与学术界的同仁共勉：科学的进展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 个人分类: 学术规范|4718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老师趴下了，独立精神站起来了吗?: 热度 6 Avalon2013 2015-5-14 09:14; 昨天看到某教授化身真理强权，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禁虎躯一震，泪流满面...看来自己真的是老了，老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会玩了老师趴下了，独立精神站起来了吗? 前天晚上，武汉理工大学的张能立副教授却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老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张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张能立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武汉晚报》) 　　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多么诱人的号召，不言自明的真理啊。唉，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太多的人像苍蝇般在我耳边嗡嗡叫，让我坚持这些伟大的真理。可是，亲爱的、敬爱的人，我擦亮了眼睛，怎么就看不见有人在实践这些真理呢? 　　张能立副教授真是用心良苦，他不但苦口婆心的宣扬这些伟大真理，还试图让学生实践真理。他趴在教室前门，鼓励学生从自己身上跨过——“向学生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崇尚真理、敢于用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否定权威，先从否定老师开始。”按此逻辑，我们该与张老师一起呐喊欢呼了，100多名学生从老师身上跨过去了，这说明100多名学生开始否定权威了。　　事实真如此吗?只怕不然。老师趴下了，可独立精神却没站起来。否定权威，不是为否定而否定，而是为真理而否定——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但真正理解并应用者寥寥无几。张老师之为权威，在于其以师者的身份向学生传授知识，社会默认他比学生更渊博，其言论更近真理，学生应该认真倾听、学习。所以，学生否定老师权威性，应该是自己对问题有思考，对老师言论有异议，于是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与老师商榷。而老师之身体是站着或趴着，与其权威性无甚关系，学生跨过其身体，根本谈不上否定权威。　　有人会说，张老师如此做，只是用这一行为艺术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记得老师教导过他们要敢于否定权威。诚然，这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仅仅是“要否定权威”的印象。学生从小到大已经有太多人给他们加深这一印象，在学生心中否定权威已经成了不容否定的教条，他们需要的是将这一教条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张老师这一无干真理的行为艺术，进一步将“否定权威”这一真理教条化。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下，机械的跨过老师的身体，这些人毫无独立精神可言。真正有独立精神的人，必定是思考跨过老师身体有意义吗，应该跨过老师身体吗，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毫无疑问，对于他们来说，跨过老师身体培养独立精神与小丑无异。　　如今，敢于否定权威，要有独立精神，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甚至成为一种不容否定的教条。真正培养敢于否定权威、拥有独立精神的优秀人才，首要的就是让其思考人究竟应不应该有独立精神，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已经有了独立精神，即便他认为人不应该有独立精神。然后，他自然会渴望认识真理，努力学习知识，独立思考，分辨哪些权威该否定，哪些不该否定。而社会要做的仅仅是给个体自由，别定太多规则限制其发展。家长要做的是尊重孩子选择，别强迫孩子按家长的规划生活。老师要做的是与学生探讨问题，别忙着传授“真理”而不给学生发言时间和压抑学生质疑的天性!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edu/20150513124660.html; 2149 次阅读|9 个评论

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热度 45 Majorite 2013-5-4 09:57; 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与一本书——自由思想。昨天我在《中国教授为啥贬值》博文中谈过“自由与独立”对大学发展与人才培养多么重要。只有那些“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才能心智完整地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考，去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德国洪堡曾经提倡的大学理念的基本特征就是寂寞（独立）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特征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一定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既然上述的外部环境还不具备，只能个人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淡化物质与权力的欲望，以求知做学问为终身要务。希望，我的科学网朋友读一下这篇文章。我这人有个毛病，自己喜欢的文章，希望推荐给朋友读，也算是一种分享。自由思想何以可能？作者：李文倩发表与加拿大蒙特利尔《此时此刻》2013年5期， 12-13页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 - 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对青年学者而言，这种压力尤其巨大。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张晖之死，引发媒体关注。有不少人文学者认为，目前的学术体制，如果只是做研究、教书，其所得收入，相当微薄。家庭出生一般的人，如果想在大城市过上一种中等水平的生活，要么承担大量的项目或课题，要么就得有行政职务，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操办一般性的事务上。最近几年，有学术追求，且在人文学界有广泛影响的高华教授、邓正来教授，前后以不足六十的年龄辞世，让不少学人叹息。或许他们的去世，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目前的学术体制造成的。高华教授多年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坚持独立研究，势必损害他的健康。邓正来教授在进入学术体制之后，长时间透支体力，终而英年早逝。从普遍的情况看，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巨大压力，则最终必然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其中的道理，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 Terran Lane 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知识探求上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学科设置上，就是各守自家“园地”。许倬云对此评论说： “……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 “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而在与社会 - 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 “ 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而伪善的胜利，恰是对善的最大伤害。且种种激进的思潮，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是灾是祸，尚难预料。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长期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其实不过花瓶而已，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思想上的贫血症，让 - 米歇尔·付东一语道破：“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思想上的贫困，在当代中国，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肯定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还是蒋庆的“三院制”，抛开倡导者的个人用心不谈，其所呈现在公共领域中的面相，不过是一种精英版的浪漫“怀旧”。这种“怀旧”，或许有其迷人的外观，但它的言说理路，在学术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观，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 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 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个人分类: 历史与现实|6275 次阅读|51 个评论

入学赠言: 热度 3 szc009 2012-8-19 18:13; 在毕业季的时候，我曾想跟毕业生聊聊，于是写了一篇《毕业赠言》，如今又到了开学季，新生们就要入学了，我又想跟新生们说说话。依然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谈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从切身的阅历中得来的，有些是自己的见解，更多的是得益于身边的老师和朋友，甚至有些是来自老师的老师的言传身教，我得以有幸见闻的。以入学赠言的形式道出，聊表一种寄托，更多的是传承一种情感。大学四年，有人曾用鲁迅先生作品的名字来形象的概括：大一是《呐喊》，大二是《彷徨》，大三是《朝花夕拾》，大四是《伤逝》。虽说不是每一个大学生都如此，却也是不少人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刚入学时，对大学充满了向往，尤其是进来后面对那么多的社团，活力也一下释放了，呐喊声一篇；等从呐喊中走来，却陷入了无尽的彷徨，开始思考大学的生活，寻找人生的方向；有那么一天，突然醒悟了，也找到了自我，开始奋力学习，此时已是大三，真的是朝花夕拾；大学四年是很容易过的，总免不了伤逝一番。这是大学里一道很有趣的风景线，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演绎着不同的故事，如果再继续用鲁迅先生的作品为题，《故事新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尽管这些是大学真正的风景，但却不是真正大学的风景。什么是真正的大学？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无论大学如何发展、变化和进步，追求真理、弘扬正气都应该是真正大学的主导风景，而这一风景下最亮丽的部分则是其所彰显的独立精神和人文情怀。首先谈一谈独立精神，有人说没有自由便没有独立，不知道这句话本身是人云亦云的见证，还是深刻思考的产物，但独立本身是不自由的，独立是要过独木桥的。大学需要坚守教室、自习室、阅览室，有些还需要坚守实验室，这实验室也可能是试验田，也可能是野外行走，而这份坚守却不那么自由，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又有人说了，可以自由思考，的确可以。但没有这份坚守，自由思考怕是很难吧？自由思考前面，需要不断的独立行走，只有独立行走才能有自由思考，然后具有独立的精神。就拿英语的学习来说，大家都知道英语很重要，需要学好，那么是不是别人不学英语自己把英语学好了，甚至还考了很多的证书就具有了独立精神呢？有点那个味道，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英语重要而学好英语，还不知道为什么重要，也不知道怎样学才算是学好了英语，是不能说就具有了独立精神。别人说了，你听了，然后还做到了，那也只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能够意识到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而其重要性是源于历史性的选择的话，这个时候学习英语，算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样，对于学好而言，如果认识能够从掌握语言本身到熟悉一种交流工具，再到拓展文化视野逐步深入，这个认识视角已经独立出来了。有了这样的思考与认识，英语已经不是所谓的英语了，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的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更是不断的学习语文，甚至不是外语专业的也学习几门外语，则基本上算是有点精神了。学习数学的要懂文学、历史，学习语言学的也要接触物理、化学，不要为文科、理科的划分束缚，所谓“君子不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看一看民国时期的大师们，通常都精通几国语言，而国学功底更是非常深厚，就能明白一二了。下面说一说人文情怀，若独立精神是立，人文情怀则是达，仅仅立是不够的，还要达。达是通达，是致用的功夫，也是为人的涵养。《大学》开篇中提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就是最高的人文情怀。如何在大学培养人文情怀呢？没有一个入道的法门可循，但态度很重要，态度决定高度。态度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大学没一门课的学习不体现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那么态度首先体现在当下的学习中。刚入学很多同学就会对专业有看法，对身边的同学有看法，对学校也有看法，甚至是对读书的地方也有看法，但这些看法很多都不是自己的，或许只是出于一时的不适应所表达的情感，或是听来别人的只言片语宣泄自己的情绪。恰恰是这些情感与情绪不断的形成自己的态度和看待问题的习惯，而这态度是未经深入学习就形成了，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就是要尽量减少这些浮浅的态度，以及由这些态度带来的不良习惯和负面作用，然后形成积极的、正面的思考方式和态度，以及良好的习惯。那么这个过程中，学习就是第一必要的东西，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学习。比如说，有个同学是从北方来的，很不习惯南方的饮食和生活环境，甚至在语言交流上都很痛苦。那么怎么办呢？消极的逃避，否定他们，当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那么如果想象一下，自己是南方的到了北方会怎样，而且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如果意识到南方吃辣子是可以驱湿气，对健康有益则是一种进步，于是开始尊重这种饮食习惯，自己慢慢也学着适应了。慢慢的，在与身边的人的接触中，发现他们独特的性格和品质，以及背后深远的文化，可能你会更理解这片土地，甚至有一天爱上了这里。以后或许会不断的关注这里，关心这里，离开了也带着牵挂，这份由尊重、理解开始的包容与融合就是一种人文情怀的体现。这些简单的思考送给新入学的同学们，希望你们给你要去的地方带去新的生命与活力，也期待你们四年后都能够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相信崇高，因为只要你相信崇高，崇高自与你同在！; 个人分类: 省思教育|4153 次阅读|5 个评论

小议“听话、出活”: 热度 22 武际可 2012-7-15 19:29; 小议“听话、出活” “听话、出活”，用在什么人对于他说话的对象最合适呢？奴隶主对奴隶说：“你们要听话、出活！”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所有，如果不听话或者不出活，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罚奴隶，直至人身伤害。老板对雇员说：“你们要听话、出活！”是很合适的，因为雇员是由老板花钱雇来的，如果是不听话或者不出活，老板可以解雇他，炒鱿鱼。还有，就是在高度集权的行政系统中，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说：“你们要听话、出活 ! ”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下级官员的升迁荣辱，完全掌控在上级官员的手上，要是不听话或者不出活，以后会丢掉乌纱帽，降为平民，不仅丢掉了前程，生活上总是低人一等，那可就要受苦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里，听前辈父老们管农民叫“受苦人”，回想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奇怪的是，这话却是出自于一位被誉为杰出的马列主义教育家之口。几十年作为办学的经验，对所培养的大学生谆谆教导。这话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著名的“又红又专”。他说“我们的学校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红色工程师、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求又红又专，这一点是绝不能动摇的。”实际上，“红”是要解决“方向问题”，因为“方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愈去愈远。”“专”是解决业务问题。“红”的结果自然便是“听话”，“专”的结果自然便是“出活”。在实际执行中，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大学生中，就不断进行“做驯服工具”的辩论、反右派、拔白旗、红专辩论、向党交心等各种运动。其最终目的，首先就是要学生解决听话问题。对于不听话的学生，则给一顶右派帽子，或白专典型帽子。对这种问题突出的学生首先要让他们下放劳动改造。对于一些“问题”严重的还要开除学籍，因为他们不堪造就。结果是，所培养的学生听话啦，出活啦。不过却变成“听呵”了，失去了主动性，从而也便失去了创造力。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对被教育者是这样要求的。他说： “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们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这些话。表现了一位现代教育家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特别强调，不是把他们造成一种给别人应用的器具。而所谓“听话”则隐含了，要学生服从、听从、依附于一些人，最终必然沦落为被他人应用的器具。文化大革命中，那位杰出马列主义教育家所在学校的大学生，“智擒王光美”，揪斗刘少奇，恰好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做了被他人利用的器具。以至于这位教育家本人也沦为，被他所教育出来的“听话”学生批斗的悲剧，这就是一味“听话”的悲惨结果。要求学生“听话”，显然隐含着一种认识，就是大学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能力判断是非和对错。于是需要别人替代他们判断和选择，他们只要听话，便“不会犯错误”。其实，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在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了。他们都应当有独立的判断力。从世界各国的法律来看，所有成年人，或者说，公民应当是平等的。尊重或不尊重成年人和公民的判断力和他们的权利，是民主和独裁的本质的区别。也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唯心史观只相信个别人的判断力，不相信广大公民的判断力，一切都需要领袖决定，老百姓只有“听话、出活“的份。事实上，“领袖”的判断力经常是并不一定比平民高明。过分强调“听话、出活”。就会使老百姓的独立精神退化，一旦“领袖”犯错误，就会陷入全民的灾难中。我们“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对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可见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强调，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学者就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在“杰出的马列主义教育家”当权的时期，这些精神被阉割掉了。只剩下“听话、出活”。悲夫！; 个人分类: 教育|15995 次阅读|22 个评论

独立的学术精神: 热度 15 xinyumri 2012-4-15 22:08; “ 天空，海洋，陆地：这是太阳的交响乐。而意大利是凭它了不起的聪明运用这个乐队的。别的民族只能描绘自然；意大利人却是跟自然合作，跟太阳一同描绘。色彩的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会歌唱。” 这是罗曼 · 罗兰在《约翰 · 克利斯朵夫》中对意大利的描述，而意大利在我的心中，也总是这样感性地明媚着。三年一次的国际心脏研究学会大会， 2007 年把会址选在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Bologna ），该次会议由国际心脏研究学会和意大利方面联合主办，会议的主题则定为“从细胞到人到社会”（ FROM CELL TO MAN TO SOCIETY ）。于是，在阳光明媚的 6 月里，我得以第一次踏上意大利这片神往已久的阳光之地。博洛尼亚是一座中世纪的意大利古城，和另一座文艺复兴的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仅隔 100 多公里。该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学校创建于 1088 年，在当时不仅是一座重要的教育机构，也是意大利各路文化精英的集聚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许多意大利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学习过。为了显示这座中世纪大学城的深厚文化传统，主办方特意把开幕式选在了圣塔露琪亚大讲堂（ Aula Magna Santa Lucia ）举行，并且还请来了当地的红衣主教。圣塔露琪亚大讲堂本是一座教堂，建于 1623 年，历史上曾几经修缮。 1988 年为纪念博洛尼亚大学创建 900 周年，博洛尼亚市政府将这座教堂赠送给了大学，并易名为圣塔露琪亚大讲堂，从此成为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的场所。开幕式先是由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也是会议的主要组织人之一致欢迎词，短短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教授用许多幻灯片向我们介绍了博洛尼亚的历史和风情，诙谐生动的讲解不时引来观众席上阵阵笑声。在介绍博洛尼亚大学的历史时他提到，博洛尼亚大学创建伊始就是一所注重学术和研究的学院，怎样保持学术的独立性，是当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言而喻，在中世纪，他所说的独立性便是独立于教会的干扰，那时要想保持这样的独立性是有可能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当然，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大学在维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和教会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教的到场就是证明。然而，他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今天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大伙沉默了片刻，随即大讲堂里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难到不是这样吗？今天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没有人会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了，哥白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涉及生物体和人类自身的研究时，我们不依然时时受到来自于宗教的干扰吗？从进化论的普及到生物克隆以及干细胞的研究，科学依然在和宗教寸土必争地争夺着领地。不仅如此，在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高端的设备和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今天，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政治乃至商业利益的干扰。因此，如何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依然保有学者应有的良知，拒绝浮躁，是每个科学人所不得不面临和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 伽利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二十年前一位物理学家面对着地中海的风、水和阳光，想到了还在从蒙昧中苏醒过来的祖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二十年后的今天，置身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我从意大利同行的演讲中听到了类似的话语时，不由地再一次感慨万千。补记：该文写于五年前，当时并无开博打算，只是为了整理记录一下会议间隙的一些思绪与杂感，因此一直留在了我的电脑里。本周读了武夷山老师科学家的独立人格一文，让我想起了这篇文章，算是给武老师的文章添加一个注脚。圣塔露琪亚大讲堂博洛尼亚特色的街景——回廊执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 个人分类: 历史与时事|8001 次阅读|29 个评论

[转载]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附陈寅恪简介): brightzhang 2012-3-22 23:43;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附陈寅恪简介)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恪：绝代通懦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三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郰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郰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馪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　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馪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馪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馪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馪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馪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馪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馪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正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陈寅恪-百度百科节选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是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等；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名字读音，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ko】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确”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可以证明。但是陈寅恪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为了纪念陈寅恪先生，都把kè故意念成qu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陈寅恪遗留照片和雕像(12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凄惨离世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即称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个人分类: R1科教文|2994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无所有: oooba 2010-7-18 16:06; 新近读了四本书：《李开复自传》，北岛的《结局或开始》，余杰的《冰与火》和张清平的《林徽因传》。应该说《李》这本谈不上是书，因为总觉得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给自己写传，要么是自己钱不够花要么就是某些人钱不够花，从这几百页的文字里，没有看出一点可以值得记忆的东西，当然有的还是不由自主地记住了，比如他22岁结婚，比如他无比地推崇美国教育。他一生似乎很平坦，没有受过什么苦，也谈不上什么大的挫折，所以这也不是励志片，我没有受到什么鼓舞，也没得到什么启迪。不过细细想想也不尽然，至少我看到了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还是对他蛮有利的，挺善于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关键时刻站对了队伍。自传自传一定不客观，所以通篇都是为自己的成就找梯子，为自己的过失找台阶。好吧，我说的这个也不是客观，只是主观，主主相克，就此别过。最初读到北岛的这部诗集就忍不住写了几句话说起余杰还要追溯到高中，两余（余杰vs余秋雨）对骂的时代。那时候对余秋雨的散文正是一头狂热，所以对余杰其人便无甚好感，对他的作品也了无兴趣。时下偶然看到了这本杂文，回想起那时对他的不屑，现在忽然想看看这个人物到底在想什么，是什么能让他有底气去和那个大余去对骂。所以翻开了《冰与火》，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一晚上看了200多页。，他冷眼看世界，旁征博引，针砭时弊；当然又有点像梦中呓语，让人看了似懂非懂，捉摸不定。看到痛快处，不禁大呼过瘾。不过也仅限于此，因为我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再愤世嫉俗的话到我这里也只是文学语言。好吧，就这样吧。张清平真是个高手，在记录他人一生时，写得如同自己便是所传之人，思想的变化，语言的叙述，自自然然地便流淌而出。所以《林》这本书是吸引人的。充分再现了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二十年代初期，思想自由，各种思潮激荡的情形，各路怀揣美好向往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抒发志向，畅谈理想。有着独立思想的林徽因在经历这思潮激荡的二十年代，战时纷乱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都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即使在流亡云南，身患肺炎，还要照顾丈夫梁思成的情况下，依然不忘自己内心的追求。难怪24岁徐志摩会对16岁的林徽因动情，也难怪金岳霖会对她如此痴情。这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对有独立精神境界的人是天生没有免疫力的。这本书也是让我对自我思考最多的。独立的精神最为可贵，有着独立思想的人永远被人铭记。毋庸多言，我们口头不断传颂的人，哪个不是带着自己个性独特鲜明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比作一个圆（这个是受二傻空间里对于哲学思考的启发），圆壳是我们的身躯，壳以外是一切外在表现的东西，那么在壳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我们有自己的精神什么？恐怕大多数时候是人云亦云，在转达着别人的思想。再仔细想想，在人生蜿蜒的小路上，我们走走停停，有可能有岔口，有可能有弯路，但是人生的小路只是单向路，只能回首，却不能回走，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人死。那在这条小路上有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有什么可以让后来路过的人有所醒目？恐怕只有独立之思想，那个才能称得上是路标。如果我们的精神世界真的如这个圆一样-----壳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一无所有，我们现在的挣扎是为了什么呢？;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4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讨论会上的‘马屁’: lin602 2009-10-19 17:40; 近期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本来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以互相探讨一些科技上的事情。但在这个会上，有的报告人所做的学术报告挺好的，但有的专家，在讨论会上，就直接拍起一些权威专家的马屁来了。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够取得权威的高兴，拉拢关系，在评审课题，立课题指南等方面给予本人及单位以照顾。而且不是一个人哟，让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时的气候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3023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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