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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系统阶段论: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
热度 1 liuli66 2019-12-24 12:25
国家创新系统阶段论: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 国家创新系统具有历史阶段性 正如埃德奎斯特(2009)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特点所做的一个概括,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历史进路和演化论思路。弗里曼和苏特(2004)对历史上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以及五次经济长波时期的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历史考察;纳尔逊(Nelson,1993)对诸多国家的创新系统进行了考察。D. Foray(2000)揭示,法国创新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使命导向型”走向“扩散导向型”(见本书9.5)。 李正风和曾国屏(1999)提出,中国创新系统,1949年至1977年是政府指令型;1978年后发生从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导引型的转型。OECD(2008,p.72)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划分为孕育阶段(1975-1978),试验阶段(1978-1985)、科技体制结构改革阶段(1985-1995)、科技体制深化改革阶段(1995-2005),以及走向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阶段(2005年至今)。 国家创新系统的类型: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大尺度以及从国际宽广视野看,以一个国家核心技术(以及知识、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来源为重要指标,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总体上表现为从三个阶段,即依附型阶段,追赶型阶段,自主型阶段。 对三种类型和阶段的提法,可以得到有关理论的支撑,也能得到历史的支撑。 关于依附(dependence)的研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经典的成果是Santos (1970)“依附的结构”。所谓依附,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和扩张的制约,前着从属于后者。依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殖民地依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出口贸易;二是金融-产业依附,三是技术-产业依附,发展中国家受制于跨国公司。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依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亚马默奇(Yamamura)和哈奇(Hatch)。按他们的观点,东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附于日本的技术,依附于日本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战略 。 关于追赶研究,其经典之作是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法格博格等(2009)对有关追赶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述评。 关于自主或自主创新,有关理论探索和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国家自主性理论” 可以对我们构建自主创新理论具有借鉴价值。 从历史上看, 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19世纪德国、美国等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以德国为例,从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到1871年德国统一,德国的纺织技术、蒸汽机技术、蒸汽火车技术等,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创新系统处于依附型阶段;1871年德国统一后,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开拓了合成染料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这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到19世纪末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这期间,德国创新系统为追赶型阶段。此后德国创新系统进入到了自主型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德国创新系统又经历了新一轮从依附、追赶到自主的过程。 对在当今世界,我们初步判断,拉美国家的创新系统处于依附型阶段;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从追赶型阶段进入到了自主型阶段;而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则处于自主型阶段。 中国创新系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经历过依附苏联的阶段;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创新系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存在着很高的技术依赖度,但总体上,我国创新系统进入了追赶型阶段。2006年党和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力争到2020年,进入自主型国家创新系统阶段。 摘自: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个人分类: 科技与创新政策|757 次阅读|2 个评论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一个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问题
热度 1 liuli66 2019-12-24 12:23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一个新兴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问题 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国际化的高级形态。国际化的形态渐次表现为:进出口贸易,海外生产制造,科技与创新国际化,进而走向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这是一个 “由点到面、由面到体”的过程。目前,国际国内学者对科技与创新国际化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人们对国家创新系统也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 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丰富和发展关于创新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而且对于一个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供本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研究,目前的文献非常有限。据Carlsson(2003,2006)不完全统计,至2002年,关于创新系统的论文论著有750个。这750个文献中,在题目、关键词或摘要中包含global(全球)、international(国际)词汇的有250篇。经过仔细的甄别,发现只有36篇与技术或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这个主题有关,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技术的国际化问题的,而与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有关的文献,只有5篇 。 根据Carlsson(2006)的述评,Niosi and Bellon (1994, 1996)提出了创新系统的开放度概念,并提出了创新系统国际化的衡量指标: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资本品国际贸易,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等。主要发现:各国创新系统的全球化之速度和类型,颇有差异:1)各种类型的资源流动均相当可观,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如今的国家创新系统,比20年的国家创新系统,其“国家性”减少了。2)不同类型的资源流动,其强度是不一的;3)欧盟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超国家科技阵营。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互动远不如欧盟。4)国家政策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总的结论是: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移,国家创新系统可能会在某个点上趋同。Fransman(1999)对国家创新系统及其国际化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该研究仅限于对一个国家即日本的研究,没有研究其他国家。他提出的衡量创新系统国际化度的指标,与Niosi和Bellon (1994, 1996)类似。该研究发现,日本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度,在过去10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远不如以前那样“自给自足”了。Bartholomew, 1997:考察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创新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但仅限于生物技术。上述研究表明:国家创新系统的确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不同国家的创新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不断加强(Carlsson,2006)。 这些研究还表明,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问题,已经受到了关注,但现有文献如此之少;而且还有大量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如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分析框架、若干国家及若干产业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实证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等等。因此,可以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是一个具有高度探索性的前沿性的研究问题。 本章就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研究框架进行一些探讨。 摘自: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个人分类: 科技与创新政策|726 次阅读|2 个评论
高新区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7月6日12版)
热度 1 shgwang 2012-7-19 14:27
高新区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王胜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结合我国国家高新区 20 年的建设实践,就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问题谈两点认识。 一、高新区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支撑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极为宽泛,但就当前着眼的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的问题而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主要表现为 技术创新体系 (或系统)建设。技术创新系统属于经济范畴,简单地说,技术创新系统是“创造和应用知识并把知识转化成新经济价值”的系统。 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创造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二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工业应用和商业转化;三是实现新经济价值。技术创新系统可以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也有区域技术创新系统和部门技术创新系统等划分。一个企业如果同时具备上述三项功能或行为就构成了微观的技术创新系统,我们通常说的创新企业就是这样的微观系统。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建设则主要表现为如何建立具有上述三大功能的部门以及支撑和促进部门的组织联系,通过相互间的互动作用发挥系统更大的效能和效率,由此实现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但这样一种系统的建设或实现这一系统的良性运行并不简单,它涉及到官、产、学、研、资、介、用等各个相关部门。由于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指这些部门间由于功能禀赋的不同和行为规范的不同彼此间关系松散或联系缺乏)的存在,使得这些部门间建立有效的互动促进关系有很大难度。 20 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打破制度刚性来缩短这种社会距离,如科技机构改革、经费拨款制度改革、鼓励科技人员流动、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等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从而有效促进了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形成。但之所以现在还要重提科技体制改革,重提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就在于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创新系统建设还不够理想。 20 多年来围绕创新系统建设我国取得的另一巨大进展就是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尽管高新区建设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但从建设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看,高新区建设的寓意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改革”路径本身。这是因为“改革”主要着眼的是构成创新系统的微观组织单元,是旨在通过改变微观单元的组织能动性来增进彼此间的连结和联系。而高新区建设则是着眼于打造由这些组织单元集体构成的、并能够实现这些组织单元有机互动的集成平台, 通过区域集聚压缩“空间距离”,通过混成组织、联盟组织和网络平台建设缩短“社会距离”,也可以说是主要由于空间距离的压缩而更便于缩短社会距离。 这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系统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一种现实的“抓手”和一种可具体化操作的物理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对内可以通过高新区来完成从知识创造、知识转化应用和商业价值实现这样的创新系统运行,对外可以通过高新区与广泛范围的创新组织建立联系,形成发达的创新网络。没有这样的操作平台,创新系统的运行往往只能依赖于微观组织的个体表现,系统建设的举措也会迷失在微观散乱之中,“改革”和政策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而有了这样的操作平台,发挥创新系统各组成单元间的组织和功能作用清晰而明显,相互间互动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由此,高新区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发生在高新区里的对创新要素的集成、对创新创业行为的激励、对实现创新经济价值的渠道拓展和品牌价值提升,都使得高新区自身日臻强大,并逐步在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发挥出主要支撑作用 。 2010 年国家高新区已拥有占全国企业 52.48% 的发明专利、实现了占全国 44.74% 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 33.8% 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完成了全国 53.5% 的技术合同交易。 由此,可以认为高新区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中坚,也可以说高新区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建设的支撑。 二、高新区创造了有特色的创新体系建设路径 20 多年来,我国高新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创新体系建设路径。 这条路径总体表现为以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为主导, 它有如下特点: 一是政府整合和调控创新要素和资源。这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搭建融知、融商和融资的平台;提供土地和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引进研发机构和建立共性技术支撑平台;以及规划产业园和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二是以企业为主体开展技术创新。这主要表现为由企业完成科技成果的工业应用和商业转化,以及企业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是由市场决定的创新方向和价值收获。这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的方向由市场选择,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由市场决定。 四是政府部分参与的创新系统价值分配,并把这样的收益进一步作为要素投入创新系统建设发展的再循环。 这主要表现为高新区管委会(包括管委会背景的平台公司)将税收、土地、公共设施租赁和土地增值以及股权投入等所得再次投入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助以及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中。 上述四方面特点有别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就一些先发国家而言,在技术创新系统建设中政府、企业、公共部门和市场组织等的作用和关系总体呈现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协同”的特点。国情的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延循同样的路径,由此也彰显了我国探索技术创新系统建设路径的智慧和创造。 上述两点认识是对高新区 20 年发展的片段总结,也是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局部思考,希望这样的认识对高新区的未来发展和对即将开启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都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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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系统经典定义的理解和翻译问题讨论
热度 13 liuli66 2011-2-11 18:25
Freeman ( 1987 )最先明确地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或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思想。后来, Lundvall(1992), Nelson (1993), Edquist ( 1997 )等学者,以及 OECD 等政策专家,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尽管人们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然而,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至今仍然只是一种研究进路( approach )或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尚未达到“理论”的程度(Edquist, 2005)。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笔者称之为“国家创新系统论”。 这里讨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FREEMAN 国家创新系统定义的理解和翻译问题。 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其中 Freeman ( 1987 )给出的定义最为基本,其他定义基本上都是从 Freeman 的定义衍生出来的。 Freeman ( 1987 )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是 “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hose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itiate, import, modify, and diffuse new technologies ”(转引 Handbook, p.183 ) 别看这么一小段话,要准确理解,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还颇有难度。我国学者在绍介“国家创新系统论”时,有以下几种翻译: 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互相作用激发、引入、改革和扩散着新技术。( 李,曾 1999 , p.145 ) 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 冯 1999 , p.48 ) 公共和私营部分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互动激发、引进和扩散新技术。(柳等 翻译《牛津创新手册》, 2009, p.183 )。 上述翻译中均把原文中的 institution 翻译成“机构”;均认为原文中的 whose 指的是 network (网络)的。 笔者认为,上述大家的理解和翻译值得商榷,现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国家创新系统论”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 institution 。这个概念具有严重的模糊性( diffuseness 。个人认为,它不是如《手册》翻译的那样,指“传播”),这正是[国家]创新系统论的一个缺陷。(Edquist) Institution 具有多重涵义;各学者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即使同一作者在不同的语境(域境)下,所指的涵义也不同。 Institution 的涵义包括,组织机构,制度,体制,规则等。 上述翻译把 institution 翻译为机构,大体是正确的,但不够。笔者将这里的 institution 理解和翻译为一个复合词:制度体制组织和机构。 接下来是 whose 的理解和翻译。上述作者和译者,从译文上看,认为原文中的 whose 指的是 network (网络)的。笔者以为指的是 institutions 。 所以,笔者对 Freeman 国家创新系统定义 的理解和翻译是: 国家创新系统指的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的各种制度体制组织和机构( institutions )所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互动影响着新技术的启动、引入、修改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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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世纪(之四)全球知识传播体系及国家创新机制的形成
自我源于思考 2008-4-1 19:11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康德 在数学中没有不可知。希尔伯特 人的思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只要映射在人脑中的事物都必然会成为人的思维素材,而思维的核心部分则是数学。 1900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 23 个数学问题,成为二十世纪数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行列式和矩阵,虽然表面上看,行列式和矩阵不过是一种语言或速记,但它的大多数生动的概念能对新的思想领域提供钥匙。然而已经证明这两个概念是数学物理上高度有用的工具,海森堡就用矩阵的来处理量子力学问题,创立矩阵力学。对于导数这一基本概念,虽然 dy/dx 在数学上不过是一个符号 , 表示包括 △ y/ △ x 的极限的长式子 , 但导数本身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 能使我们直接而创造性地想象物理上发生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加速度为代表的变化率问题。 普郎克首先用内插法得出黑体辐射公式,为了解释公式而提出量子观念。玻尔也是由氢原子的辐射公式而受到启发,创立了氢原子结构及电子跃迁模型。 黎曼几何与张量分析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描述 时空弯曲的问题。 复函数在量子力学中被应用,薛定谔方程中的 i 的采用即代表空间概念。变分学的发展则使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作画更加精彩。 数学在工业的发展中需求不断增加,英国的科克尔和法国梅斯纳热在二十世纪初首次对车轮、齿轮、轴承等进行实验应力分析,用来提高零部件的质量;由于统计工作的需要, Herman Hollerith 在 1900 年为美国人口统计局设计了数据处理机,他成为了信息处理的先驱。 人的世界观是完整的,人类在历史上建立了大量的假说、猜想以融汇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现象,如笛卡尔写过一本书《关于宇宙》,康德提出自己的星云假说,马克思也在自己的哲学中引用朴素的宇宙观。在二十世纪初,新的元素不断被发现,新的物质不断被合成,物质的微观结构不断被深入提示,临界状态也开始被研究。光的波粒二象性被爱因斯坦说明,并提出相对论这种时空观 , 今天 还被根据星系和遥远星系使光弯曲的现象,用来给星系测重量,锁定遥远行星的位置 。这些理论不断地改变了人类对于的世界、时空的认识和态度。 对于自身的思考与认识不断地加深,弗洛伊德在 1900 年发表《梦的解析》,后来开玩笑说能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全世界也数得过来,但厨房里的老太太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对我的理论批评。这是因为虽然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学,但其实与社会科学相似。事实上,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医生与患者的距离的进一步减小,虽然医生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是难事,但是在以前医生地位很高,所以很难把患者当做另外一个自己。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成为了可能。对于遗传的研究, 1910 年,美国摩尔根发表了果蝇性遗传连锁的论文,把基因与染色体关联起来。 DNA 的四种碱基被发现了,其时蛋白质的氨基酸还未完全发现,而费歇尔则用已知的氨基酸合成了一个小多肽片段,证明了自己的蛋白由氨基酸组成的理论。生物体内有更多的蛋白质、微观结构被揭示,生物学的技术进步使人接近生命的本质成为可能,几十年后,在化学分析组成, X 线衍射测结构,数学计算化学健等综合手段的运用下,导致了基因结构双螺旋的认定,并且克隆生命也在世纪末出现。在医药方面,霍夫曼在艾兴格林的帮助下合成的阿司匹林被广泛应用,该药是世界经典药物之一。 人的思考是现实的,但它的基础是历史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被科学界普遍地接受,但是仍然没有在初等教育中普及。在 1920 年时,美国有教 师由于 教授进化论而判违法。严复等人把进化论观点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旧制度维新和革命的武器。对于考古的研究,美国玻特伍德于 1905-1907 年,从铀矿中铀的衰变指出,铀的衰变最终稳定产物是铅,提议从铀矿的含铅量及铀的衰变速度来测定地球年龄,这为研究人类历史及地球生物进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 20 世纪初,甲骨文被王懿荣、罗振玉等发现,中国开始对商朝的进一步研究。 企业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科技应用的基地,对其考察也不断地加深。1911 年,泰勒发表其《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是管理学的圣经。福特的汽车在 1901 年时有两辆曾被引入到上海,到 1908 年时,由于受到屠宰场流水作业的启发,福特在自己的汽车公司中建立了流水生产线,达到机械化的最高水平。这种生产线迅速被其他企业、行业所采用,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德国的企业家拉铁诺,虽然自己并非科学家,但在其领导下的德国电气总公司仍可与西门子公司并列。 进步的社会与僵化的制度开始矛盾冲突,引起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发展开始表现出这样一种形式:首先是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并由科技而引起新的更多的财富的追求,财富的创造与追求则为科技的更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901 年,普郎特为一家吸尘器公司改进了设计,使能耗降低了 2/3 ,并且本人对流体力学产生了兴趣,创立了边界层理论,大大减化了 N-S 公式,为飞机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德国的化学家使其化学工业在一战前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其合成染料工业占到世界的 80% 。 世界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知识传播体系的形成。各种科学杂志出版,使最新的理论、发现被报道出来,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定期召开会议,并且有学派的建立,如数学上的格廷根学派。另外各种协会的创立,也增进了同等的交流,如詹天佑等成立了中华工程学会。虽然这种交流并不是很完善的,如 奥地利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 - 哈森赫尔 (Friedrich Hasenhrl) 在爱因斯坦之前,就推出了质能方程式 E = mc 2 ,但是他未能与相对论联系起来,并且因为各种原因而长期未得到公众的认可,但是稳定的、不断成熟的知识传播体系使科学界和科学发展的面貌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再一个就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爱因斯坦就曾在专利局中工作,专利保护就是国家创新系统重重要的一环。社会普遍支持从事科学研究,并积极地把新的技术运用到工业中转化为财富。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对产品销售的关照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国家创新系统。这一系统虽然也是有缺点的,如固特异为了自己加硫橡胶容易仿制,长期与侵权者打官司,最后去世时仍有 20 万美元债务。 Herman Hollerith也与 美国人口统计局因为专利利润的问题打了一场失败的官司。瓦特在这方面幸运多了,与使用蒸汽机的煤矿打赢了官司,并取得了赔偿。以上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而国家创新体系最终使科技加速发展,其缺点是由于固有的部分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有许多科学家对商业利润无所求,如伦琴发现 X 线以后,由于其极大的商业利润而主动放弃专利权,爱迪生为了与之响应,发明了一种配套的荧光屏,也没有申请专利。再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也没有申请专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医学。科学工作者与其他领域工作者一样,也是在创造价值、实现价值中实现自我的。 虽然科学长足地进步,虽然各个领域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们,但是他们的影响仍然有限,大部分的世界还生活在贫困中。迷信思想、阶级观念、霸权主义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存在着,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发展,这三者成为了一战的根源。由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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