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tag 标签: 方舟子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一种奇妙蝴蝶的重生——方舟子
woodenson 2009-10-9 14:20
一个很好的迁地保护的案例,转自新语丝。 一种奇妙蝴蝶的重生 方舟子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采集蝴蝶是一项非常流行的爱好,其中最受追 逐的标本之一是一种在中国也产的灰蝶科蝴蝶,英国人称为大蓝蝶(中名嘎霾灰 蝶)。实际上这种蝴蝶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蓝。它并不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蝴蝶, 被特别看重的原因可能是其难得:它数量稀少,而且生长在人迹罕至的荒野,每 次采集相当于一次远征。 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大蓝蝶被采集制作成了标本。至今还有大约3000个 大蓝蝶标本收藏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有人呼吁对它进行 保护。进入汽车时代以后,到大蓝蝶栖息地采集更加方便了,有的地方的大蓝蝶 已经绝迹,保护变得更为迫切。1930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大蓝蝶保护区,围起 栅栏,雇了一名铁匠在那里看守不让人采集标本,停止在那里烧荒,并禁止放牧。 那里原来生活着一个较大的大蓝蝶种群,但是在受保护9年之后,就一只不剩了。 此后还有更多的大蓝蝶保护区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大蓝蝶的数量却越来越少。 1950年代时英国大约还有数万只大蓝蝶,到1972年时只剩下了300多只。1975年英 国通过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首次把大蓝蝶列为法定保护对象,但已无济于事。 1979年,英国最后一只大蓝蝶死去。 大蓝蝶在英国灭绝的前夕,牛津大学杰里米托马斯等人追踪残存的大蓝蝶 的生活史,发现了大蓝蝶灭绝的秘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博物学家 佛罗霍克在研究了大蓝蝶20年之后,已发现了它与蚂蚁存在着奇妙的关系。托马 斯等人的研究表明这一关系要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奇妙得多,也重要得多。 大蓝蝶对生活的要求极为挑剔,离不开一种百里香植物和一种红蚁。每年的 六、七月间,是英国大蓝蝶飞翔的季节。每只大蓝蝶成虫的寿命只有四、五天。 在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前,雌大蓝蝶必须找到合适的百里香产卵。这些百里香必须 是生长在红蚁巢的边上,而且含苞待放。她把卵产在百里香的花蕾里。一、两周 后,幼虫孵化出来,就以百里香的花为食。在吃了大约两周的花宴,蜕了三次皮 之后,幼虫掉到了地上,等待路过的红蚁发现它。 大蓝蝶幼虫靠分泌蜜汁吸引红蚁。红蚁发现大蓝蝶幼虫后,会用触角拍打它, 让它分泌蜜汁,然后把它带回地下蚁巢。在蚁巢里,其他红蚁和红蚁幼虫围上来, 分享大蓝蝶幼虫的蜜汁。等到蜜汁被吃完,大蓝蝶幼虫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有生 命危险,所以它还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像红蚁幼虫那样蠕动,散发出红蚁的气味 和声音,让红蚁误以为大蓝蝶幼虫是它们当中的一员,允许它继续在蚁巢中住下 去。 大蓝蝶幼虫必须在蚁巢中整整待上10个月,不仅能躲避天敌,而且还有营养 丰富的食物供享用。在给了红蚁一点小甜头后,大蓝蝶幼虫在蚁巢内四处走动大 吃红蚁的卵和幼虫,把自己吃成大胖子。在这种情况下,大蓝蝶幼虫仍然危险重 重。如果蚁巢中有蚁后,她会误以为大蓝蝶幼虫是一只以后也将变成蚁后的超级 红蚁幼虫,从而发出化学信号让工蚁把它杀死。如果蚁巢的规模太小,或者红蚁 又搬来了一只大蓝蝶幼虫,红蚁的卵和幼虫不够吃,大蓝蝶幼虫最终也会饿死。 所以大蓝蝶幼虫藏身的蚁巢规模要足够大,不能有竞争同伙,还不能有蚁后。 在满足了这些苛刻条件之后,大蓝蝶幼虫才能在蚁巢内安全度过秋、冬、春三季, 在蚁巢内结茧、化蛹,在夏天来临时变成蝴蝶,从蚁巢中走出,飞翔而去。 如果没有红蚁的收养,大蓝蝶不可能生存。红蚁本身对生活环境也有一个要 求:它们喜欢温暖,在朝南向阳的山坡筑巢,而且地面上的草的高度最好少于2~3 厘米。如果草的高度太高,把阳光遮住了,蚁巢的温度太低,红蚁幼虫会冻死。 大蓝蝶的栖息地被划为保护区后,禁止烧荒和放牧,反而让那里草的长势失 去控制,让大蓝蝶更快地灭绝。即使是在没有保护的地区,山坡的放牧也越来 越少。本来,还有野兔吃草能对之有所制约,但是在1950年代,一种传染性很强 的病毒入侵英国,让野兔患上致命的粘液瘤病,野兔的数量锐减99%。随着草皮 越长越高,大蓝蝶依赖的那种红蚁迅速消失,被另一种较耐寒冷的红蚁取而代之, 这种红蚁也喜欢吃大蓝蝶幼虫的蜜汁,但能识破伪装,将它杀死。等到草皮高度 超过10厘米,连百里香也难以生长、繁殖了。 这些发现来得太迟,无法拯救英国大蓝蝶的灭绝。但是大蓝蝶在其他国家还 有幸存,可以从那里引进。英国逐渐恢复了52处百里香草地,并进行管理,通过 割草、放牧绵羊控制草皮的高度,红蚁数量也随之上升。1983年起,大蓝蝶被从 瑞典带到英国释放,它们逐渐在30多个地方成功地繁衍下来。到2008年,英国大 蓝蝶的数量已多达数以万计。大蓝蝶成了第一个成功获得重生的濒危蝴蝶物种, 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它的习性和灭绝的原因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英国大蓝蝶因人 类的盲动而灭绝,因科学的进展而重生。生态学的研究让人类有了逆转环境恶化 的能力,但是如果环保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想当然地采取行动,结果反而会 更为糟糕。 2009.09.20 (《中国青年报》2009.9.30)
个人分类: 动物研究|4754 次阅读|0 个评论
老照片:标志着继经典的板块构造之后地学领域又一重大成就诞生
热度 12 nwpacific 2009-10-8 15:50
老照片:标志着继经典的板块构造之后地学领域又一重大成就诞生
西北太平洋边缘各边缘海(见 博主的博客 的相册)的起源和演化是地学界重大问题之一,有百余年探索和争 论的历史。下面的 老照片 (2005年7月19日摄) 是在一场特邀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者阐述西北太平洋边缘各边缘海起源和演化时的情景。这篇比较完整的学术报告是在西方结束此百余年论战的正式开始,预示着这场百年论战将是后起的中国人取得最后胜利 。这项成就是地学领域有史以来与中国地域大国和政治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也是应有的成就。 国外一名匿名评审专家最近(21/09/2009)对作者“十年磨一剑”的长达91页有关论文(对2005年的报告作了进一步改进)的评价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7403 ) 是恰当、中肯的,内容上,任何偏离这个总体评价都是没有深入思考的和带有情绪色彩的。 欢迎质疑,欢迎讨论。 法国著名教授 P.Tapponnier 和一大批追随者倡导应用“逃逸构造”解释南中国海等的起源和演化。 这个解释是在一个错误的大前提下的误解,是充斥理论、实验和事实错误的“美丽谎言”,尽管他们制造了一大批发表在包括Nature 和Science 在内高级别杂志上的论文。正如牛津大学 Prof. P. England (1990) 在 Nature 撰文反驳:Tapponnier 的“逃逸构造”是个“幻觉”(但 P. England 没有提出边缘海起源的自己见解)。这是法国科技界一个历史性悲哀,也是地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或曲折。 法国人很爱国,在科学上取得了许多影响科学进程的杰出成就。但是,他们有时会犯错误,他们的爱国热情加剧了他们的错误。他们应用“ 逃逸构造 ”解释南中国海等的成因所犯的错误很象他们在历史上发现“ N射线 ”所犯的错误,这个“ N射线 ”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请见:“ 这种射线( N射线 )看来要比X射线神秘得多,也重要得多。(法国的)布朗洛迫不及待地发表论文宣布其发现,在三年内发表了26篇相关论文和一部著作。其他法国科学家也纷纷跟进,到1906年时已有120多名科学家发表了近300篇研究N射线的论文。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法国的)贝克勒尔也凑这个热闹,写了10篇有关论文。最神的是布朗洛的同事、南锡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学教授查彭蒂尔,他发现兔子、青蛙、人体都能发射很强的N射线,而且N射线不仅能增强人的视力,还能增强嗅觉、味觉和听力。这种“生理射线”还能通过电线传导。查彭蒂尔为此发表了38篇论文,光是1904年5月一个月就发表了7篇有关论文。”( 此段是摘自方舟子的博文 “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神秘的N射线 ”)。 上述这段文字希望对从事有关研究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有所启迪。 The below pictures were taken by Dr. Schettino on July 19, 2005 相关联接: (1) 牛津大学教授对中国学者科研工作一针见血的总体评价 (2) 中国博士对美国科学院院士(2010 AGU Fall Meeting in SF,USA) (3) “土鳖”与世界著名学者共同被邀撰稿于“精品文集” (4)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极不平常”经历的6点启示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5263 次阅读|38 个评论
深圳大学副校长杜宏彪教授剽窃我论文及造假的行为, 已经把自己钉在"学术腐败耻辱柱"上,与互联网长存!
tomc 2009-9-3 03:10
深圳大学 副校长 杜宏彪 教授剽窃我论文及造假的行为, 已经把自己钉在学术腐败耻辱柱上,与互联网长存! 一拖再拖!不写,不写,还得写! 只因 : 来而不往 , 非礼也 ., 而且有 缩头乌龟 理亏 之嫌 . 今天,终要提笔回应: 杜文2 杜宏彪《对 张寰华 先生质疑的回复》 一文. ...... 沉默等于纵容, 助长歪风. 更何况杜宏彪先生为人师表, 又是大学领导和权威学者 ---- 自身不正, 如何表率? 2009-01-04, 发表 我文1 : 我 陷入沉思和反省 ...... 我 在网上 受到 潜移默化的 反腐再教育 开始起作用 ...... 我 这个 长期 反腐 旁观者 开始发出呼声 : 深圳大学副校长 杜宏彪教授 抄袭 我论文 此后, 我在 建筑 时空博客( http://www.buildcc.com/index.php/63347/ )的点击率增加许多, 5个月有20,000多点击. 可见公众这一方是关切学术腐败问题的. 但是关键的另一方深圳大学(官方)至今仍无反应. 我进入不了深大网站: http://www.szu.edu.cn/szu2007/ 只好把 我文1 , 我文3 发电邮到深大若干公开的邮址, 可惜来函收悉的礼貌性回复都没有(可能丢到垃圾桶去了). 我想: 深大师生大概被封锁得一无所知. 电邮沟通失效,现在只好在网上和深圳大学当局对话, 请给我和广大公众一个说法(交待): 你们认为我的指控是错,还是对? 错则错在那里? 对的话,你们如何理觧教育部长说的 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零容忍 ?如何理觧教育部说的 高校对查处学术不端行为负直接责任 ......? 教育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也是旗帜鲜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处罚措施,为零容忍提供制度依据。要给学术造假者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造假一旦被捉,即会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摘自互联网) 一旦加入反腐斗争,就不轻言退出. 网友的支持: 坚决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北京大学校友李克强副总理)以及教育部(周济部长)的号召,把打击中国高校学术腐败的运动深入进行到底! 张先生,您好!......现在学术领域的抄袭实在是太严重,希望如您和 方舟子 先生一样的更多人站出来,将打假进行到底,也算是为这龌龊的学术圈带来一缕清风。 ...... 我清醒知道, 反腐斗争的艰巨和长期性: 可能官官相护,可能同病相怜,可能中庸礼让......有太多的可能. 不过 , 总要给个说法 ( 交待 ) 吧 . 当然, 深圳大学当局也可以继续以 封锁 沉默 来保护和纵容腐败, 或者继续以 提拔 升官 来奖励和示范腐败. 然而我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道德力量终究会战胜腐败! 今天我在互联网上白纸黑字立此存照, 就是叫岁月来见证! 不管官方态度如何, 都不能掩盖如下事实: 深圳大学副校长杜宏彪教授的剽窃兼造假行为, 已经把自己钉在学术腐败耻辱柱上, 与互联网长存! 不信? 请写个 关键字 上Google查查看! ...... 本文 简体中文版 (Word file, 1.62 MB) , 全文下载: https://cid-d53f111d124cb927.skydrive.live.com/embedrowdetail.aspx/reply/reply.doc 本文 繁體中文版 (Word file, 1.62 MB) , 全文下載: http://cid-d53f111d124cb927.skydrive.live.com/embedrowdetail.aspx/reply%7C5Big5%7C6/reply%7C5Big5%7C6.doc
个人分类: 抗震力学计算理论|4872 次阅读|0 个评论
方舟子就中国科普问题答问 兼评松鼠会
科学网编辑部 2009-8-30 16:25
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8月29日发布了该网站创办者方舟子就中国科普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消息。内容转载如下:   1、您认为从广义上来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具体到中国和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您认为在中国进行科普工作的目的又是什么?(之前您曾和连岳有过争论,他认为科学也要讲究政治正确,科普在中国就是要为弱势群体服务。您不赞同他的观点,您也在博客里阐明了具体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您能否具体阐述一下科普工作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答:科普的目的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包括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这三个方面。在中国进行科普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科学理性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由于伪科学、迷信在中国社会势力很大,在中国进行科普,不仅要传新(传播科学新知),也要反伪(反对伪科学和破除迷信)。   认为科普要为弱势群体服务,和文革时期要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样荒唐。这实际上是把科普当成了政治工具。全社会都需要科普,强势群体同样也需要。实际上,由于强势群体有更大的权力、影响力和更多的资源,他们不讲科学造成的社会危害会更大。   2、您认为科普的对象应该是普罗大众还是本身就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众科学精神的欠缺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答:主要的对象应该是普通公众。比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异功能热,现在的风水热,都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中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大众科学精神的欠缺。   3、您认为科普应该如何做到既尊重科学事实又通俗易懂?对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人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您认为科学松鼠会目前的科普方式(趣味性的科学问题讨论和小组活动)有什么问题?您认为最好的科普形式是什么?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答:科普工作者最好是科学专业出身的,如果没有受过科学训练,要理解科学就会比较困难,也就不容易做好科普。科普工作者本身应有合格的科学素质,能够分辨科学与伪科学,不轻信二手资料,有比较严谨的学风和文风,并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这样就能做到既尊重科学事实又通俗易懂。   科学松鼠会小圈子倾向过于严重,太自恋,对中国科普前辈缺乏应有的尊重,自以为是在领导科普新潮流。网站建立没多久就通过四处拉票的方式给自己弄一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全球最佳博客头衔到处宣扬,在媒体上炒作自己,这种过于势利、功利的做法也让人看不惯。在科普方法上,不够严肃,不够严谨,立场不够坚定,对伪科学太宽容了。为了招徕读者、迎合媒体,一味追求趣味,有靠插科打诨来吸引眼球之嫌。科学本身就有很有趣的内容,没有必要特地去咯吱读者。   科普可以有多种形式,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   中国的科普工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就形式而言,差距最大,也最难赶上的,是科普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科普场馆的建设。华盛顿的科普场馆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设备先进,而且都是免费的,这是在北京难以想像的。到华盛顿旅游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参观科普场馆,而有多少人去北京旅游是冲着科普场馆去的?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而且不应该赢利。   4、有人认为,网络上进行的科普活动,应该以点击率来衡量效果,并因此认为,您的网站的点击率不如某些个人或组织,所以不如别人成功。您不赞同这种观点,您认为应该如何衡量科普工作的效果?为什么?   答:我的网站的点击率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每天阅读新语丝网站文章的读者人数(不是点击率)大约有十万人(光是用邮件订阅的人数就有上万人),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个科普网站会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而且我们的读者以高校、研究所的教师、学生为主,通过他们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衡量科普工作的效果还不能光看网上的影响力,还要看在网下的影响力,看能否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也不知道国内有哪个科普网站会像新语丝那样,经常会由于某个科普话题、特别是揭露伪科学的话题,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例如核酸营养品事件、蒙牛特仑苏牛奶事件、对眼保健操的质疑,等等)。   5、您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工作(官方和民间)的成效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应该从何入手?   答:成效并不好。存在的问题我以前归纳过:一,科普在中国的地位很低,被当成了小儿科,在人们的心目中,科普创作是面向少年儿童的,说某人是科普作家,就跟说某人是儿童文学作家一样,要比真正的作家低一档次。二、中国科学家不愿从事科普。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是向政府申请来的,公众没有发言权,因此中国科学家们不觉得有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的必要,而把科普工作当做是浪费时间。中国科学界也没能形成舞文弄墨的传统,乐意花时间普及专业知识的很少,乐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更少,而文理兼通、文笔好的更如凤毛麟角,有时为应付任务而写些科普文章,也难以被普通读者看明白。三、中国科普作家素质很差。中国的科普写作长期以来是由一批非专业出身,甚至本身就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靠东抄西凑在维持着,立场之模糊,观念之胡涂,知识之陈旧,水平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许多伪科学的著作都被当成科普著作也风行一时了。四、反科学思潮流行。像北大、清华一些号称在研究科学传播、掌握科普理论话语权的教授,其实都是在传播反科学思潮。这在国际上是个绝无仅有的怪现象。五、因为中国科普创作水平与美国差距实在太大,以翻译引进代替创作就成了中国科普出版的大趋势,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许多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平庸著作,甚至是在美国恶评如潮的劣质著作,也被当做是优秀著作引进。真正的优秀著作,也因为翻译水平太差而被糟蹋了。中国科普出版的根本出路,在于培养一批优秀的科普作家,这是需要科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通力合作才有望做到的,而第一步,必须打破对本国科普创作的偏见。   6、您能否对自己近年来的科普工作进行评价?您未来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答:我以前主要是从事反对伪科学、破除迷信方面的科普工作,特别是针对医疗保健领域的欺诈、炒作方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让很多人不再受骗。从收到的读者反映看,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的中学生,由于阅读了我的文章、著作,而对伪科学、迷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几年来我又把主要精力用来创作正面的科普,在一些报刊上办了科普专栏,出了几本书,还比较受欢迎。未来可能会多花点时间从事针对中、小学生的科普,着眼于下一代的培养,那样成效可能会更显著一些。 附:发表的报道 新华网北京8月25日电 特写:中国民间科普的明星科学松鼠会 吴陈 杨丽娜 王珂 为什么放在口袋里的耳机线很容易缠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个场景似曾相识?为什么人在吸水时会呛到,吸鼻涕却不会 这些日常生活中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中国普通百姓打开了通向科学世界的大门,也让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科学松鼠会走到了中国科普的前台。 这个科普机构于去年4月创办的群博网站songshuhui.net日点击率超过5万,还在不断增长。他们在豆瓣、twitter上的小组也有众多追随者。 年轻一代(科普作者)更加熟知当下的传播方式和手段,能够获得比老一代人大得多的影响力。科学松鼠会创办者嵇晓华说。 科学松鼠会的组织者希望自己能够像松鼠一样,打开科学的坚硬外壳,将有营养的果仁剥出来,让人们能够领略到科学的美妙。他们的目标是让科学流行起来。 为了实现流行的目标,让原本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松鼠们在网上翻译外国科普文章,解答科学问题,并组织一系列线下活动:观看科学纪录片,邀请科学家进行交流,组织参观不向公众开放的科研场所等。线下活动也受到追捧,7月22日去上海观看日全食的消息发布后3小时名额就报满了。 20岁的小吴和母亲坐了16个小时的火车从福建到上海,虽然当天的大雨让观测活动泡汤,但见到自己喜爱的松鼠会作者还是让她觉得不虚此行。这名大二学生对天文、地理、环境以及自己的专业生物学都很感兴趣。她被松鼠们平实又幽默的文风所吸引,我从没看过这样风格的中文科普文章。 32岁的嵇晓华在复旦大学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期间以笔名姬十三开始科普写作。2007年,博士毕业的姬十三决定放弃科学研究,致力于科普事业。在学校做兼职时,发现科普可以面对更广大的人群。取得了一点成功之后,开始觉得那是我的责任。 他希望有一天,科学能成为人们在餐馆、咖啡厅、酒吧和家里谈论的话题。 松鼠会现有90名左右的兼职作者,多是一线科研工作者,科学记者、编辑,以及科学作者和译者。2008年底,这些作者的文章结集《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出版。 在2008年德国之声全球博客大赛上,松鼠会摘取了全球最佳博客公众奖和最佳中文博客公众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将科学松鼠会人气蹿红与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等并列为2008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姬十三说,虽然科学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神圣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式微,大众(在生活中)很排斥科学,却相信星座和血型分析。 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形相去甚远。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科学技术受到重视。然而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事业受到破坏,各种科普活动被取消和中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科协全面恢复工作,中国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和科普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科普创作也繁荣起来。 但近年来,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让科普事业再一次陷入低谷,从事科普工作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也越来越少。伪科学和迷信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致力于揭批学术腐败和反伪科学的方舟子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异功能热和现在的风水热,都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中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大众科学精神的欠缺。 他认为科普的目的之一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科学理性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他说,科普作者在中国的地位很低,这一现状需要得到改善。同时,国家也应加大科普投入,如学习其他国家的方式,多建设一些不盈利的科普设施和场馆。 目前,姬十三和他的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科普惠及更多人群,孩子和老人也非常需要科普,但由于主要依赖网络,我们目前只能把受众定位在受过教育的都市年轻人群体。 科学松鼠会新近计划打造5位明星作家,除了有受欢迎的写作风格,口头表达能力、甚至外貌也会成为选拔的标准。同时还会为他们单独出书,并组织宣传推广活动,通过各种方式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我们在探索一切可行的方法让科学流行起来。姬十三说。
个人分类: 业务探讨|8745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方舟子就中国科普反对伪科学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wliming 2009-8-30 11:38
(博主注:借本文给反科学人士一个回答) 方舟子就中国科普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1、您认为从广义上来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具体到中国和中国目前的政 治、经济、社会环境,您认为在中国进行科普工作的目的又是什么?(之前您曾 和连岳有过争论,他认为科学也要讲究政治正确,科普在中国就是要为弱势 群体服务。您不赞同他的观点,您也在博客里阐明了具体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 您能否具体阐述一下科普工作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答:科普的目的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包括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 思想这三个方面。在中国进行科普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科学理性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由于伪科学、迷信在中国 社会势力很大,在中国进行科普,不仅要传新(传播科学新知),也要反伪(反 对伪科学和破除迷信)。   认为科普要为弱势群体服务,和文革时期要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样荒唐。 这实际上是把科普当成了政治工具。全社会都需要科普,强势群体同样也需要。 实际上,由于强势群体有更大的权力、影响力和更多的资源,他们不讲科学造成 的社会危害会更大。   2、您认为科普的对象应该是普罗大众还是本身就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群?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众科学精神的欠缺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有没 有具体的事例?   答:主要的对象应该是普通公众。比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异功能 热,现在的风水热,都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中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 碍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大众科学精神的欠缺。   3、您认为科普应该如何做到既尊重科学事实又通俗易懂?对从事科学普及 工作的人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您认为科学松鼠会目前的科普方式(趣味性的科学 问题讨论和小组活动)有什么问题?您认为最好的科普形式是什么?国外有什么 经验可供借鉴?   答:科普工作者最好是科学专业出身的,如果没有受过科学训练,要理解科 学就会比较困难,也就不容易做好科普。科普工作者本身应有合格的科学素质, 能够分辨科学与伪科学,不轻信二手资料,有比较严谨的学风和文风,并有较强 的表达能力,这样就能做到既尊重科学事实又通俗易懂。   科学松鼠会小圈子倾向过于严重,太自恋,对中国科普前辈缺乏应有的尊重, 自以为是在领导科普新潮流。网站建立没多久就通过四处拉票的方式给自己弄一 个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全球最佳博客头衔到处宣扬,在媒体上炒作自己,这种 过于势利、功利的做法也让人看不惯。在科普方法上,不够严肃,不够严谨,立 场不够坚定,对伪科学太宽容了。为了招徕读者、迎合媒体,一味追求趣味,有 靠插诨打科来吸引眼球之嫌。科学本身就有很有趣的内容,没有必要特地去咯吱 读者。   科普可以有多种形式,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   中国的科普工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就形式而言,差距最大,也 最难赶上的,是科普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科普场馆的建设。华盛顿的科普场馆不仅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设备先进,而且都是免费的,这是在北京难以想像的。到 华盛顿旅游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参观科普场馆,而有多少人去北京旅游是冲着科 普场馆去的?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而且不应该赢利。   4、有人认为,网络上进行的科普活动,应该以点击率来衡量效果,并因此 认为,您的网站的点击率不如某些个人或组织,所以不如别人成功。您不赞同这 种观点,您认为应该如何衡量科普工作的效果?为什么?   答:我的网站的点击率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每天阅读新语丝网站文 章的读者人数(不是点击率)大约有十万人(光是用邮件订阅的人数就有上万 人),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个科普网站会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而且我们的读者以 高校、研究所的教师、学生为主,通过他们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衡量科普工作的 效果还不能光看网上的影响力,还要看在网下的影响力,看能否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我也不知道国内有哪个科普网站会像新语丝那样,经常会由于某个科普话题、 特别是揭露伪科学的话题,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例如核酸营养品事件、蒙牛特 仑苏牛奶事件、对眼保健操的质疑,等等)。   5、您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工作(官方和民间)的成效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应该从何入手?   答:成效并不好。存在的问题我以前归纳过:一,科普在中国的地位很低, 被当成了小儿科,在人们的心目中,科普创作是面向少年儿童的,说某人是 科普作家,就跟说某人是儿童文学作家一样,要比真正的作家低一档次。二、中 国科学家不愿从事科普。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是向政府申请来的,公众没有发 言权,因此中国科学家们不觉得有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的必要,而把科普工作 当做是浪费时间。中国科学界也没能形成舞文弄墨的传统,乐意花时间普及专业 知识的很少,乐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更少,而文理兼通、文笔好的更如凤毛麟 角,有时为应付任务而写些科普文章,也难以被普通读者看明白。三、中国科普 作家素质很差。中国的科普写作长期以来是由一批非专业出身,甚至本身就没有 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靠东抄西凑在维持着,立场之模糊,观念之胡涂,知识之陈旧, 水平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许多伪科学的著作都被当成科普著作也风 行一时了。四、反科学思潮流行。像北大、清华一些号称在研究科学传播、掌握 科普理论话语权的教授,其实都是在传播反科学思潮。这在国际上是个绝无仅有 的怪现象。五、因为中国科普创作水平与美国差距实在太大,以翻译引进代替创 作就成了中国科普出版的大趋势,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许多在美国默默无 闻的平庸著作,甚至是在美国恶评如潮的劣质著作,也被当做是优秀著作引进。 真正的优秀著作,也因为翻译水平太差而被糟蹋了。中国科普出版的根本出路, 在于培养一批优秀的科普作家,这是需要科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通 力合作才有望做到的,而第一步,必须打破对本国科普创作的偏见。   6、您能否对自己近年来的科普工作进行评价?您未来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答:我以前主要是从事反对伪科学、破除迷信方面的科普工作,特别是针对 医疗保健领域的欺诈、炒作方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让很多人不 再受骗。从收到的读者反映看,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的中学生,由于阅读了我的 文章、著作,而对伪科学、迷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几年来我又把主要精力用 来创作正面的科普,在一些报刊上办了科普专栏,出了几本书,还比较受欢迎。 未来可能会多花点时间从事针对中、小学生的科普,着眼于下一代的培养,那样 成效可能会更显著一些。 (XYS20090829)
个人分类: 伪科学|2012 次阅读|0 个评论
不明白方舟子、亦明、野鹤他们怎么了?
热度 1 lin602 2009-8-24 12:26
今天随便看看博客,发现方舟子、亦明,野鹤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互相指责。我可能比较闭塞,还真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方舟子的新语丝,及对学术界的打假一直是在我脑海中的的主要印象。 说实在的,象方舟子这样在学术界打假,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图什么?图利益?我看不象。栽花容易,栽刺会被折的。组织部长好做,纪委书记很难做的。只是他人在国外,在国内,恐怕很难做这工作的。我认为,说他图利益,我直感不符合他的原意。 从网上看亦明与方舟子曾经是一起学术打假的,后来分道扬镖了,而且还不共戴天。看了许多历史书,许多革命者不是死在敌人刀下,而是死在自己同志手中。昨天看到扬子晚报中的文章巴顿之死,好象也是死在自己人的刺杀。 是不是中国文化中有种不好的东西,合作后经常会闹翻。杨振宁、李政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的几拨学生们合办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后就闹着分开了,甚至矛盾挺多。中国人的劣根性? 刚才看到下面一个评论,说方舟子是网上文革专家,主要是我了解太少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6251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贴)Nature07年文章:中医药:一种命运未定的文化-
yangfanman 2009-8-19 23:15
原文地址: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48/n7150/full/448126a.html 翻译: 刘文龙(音)在北京的普通诊所看上去和大多数诊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 不是个普通医生。刘从来没有要求做实验室检验,也从来不给病人开方做高科技 影像诊断。他只依靠简单的观察,检查病人的脉搏、脸色和味道,询问病人的习 惯和病史。他今年69岁,已从事中医43年,并坚信中医的好处。人们总是回头 再来的,因为它治好了他们,增进了他们的健康。他说。   整个上午一个接一个进来让刘看病的患者,其病情从过敏到肺癌都有。有些 是第一次来,显得紧张;其他的则是常客,对中医药充满了信心。黄女士是北京 郊区的一名会计,困扰她多年的偏头痛在吃了三帖中药后消失了,她对此很高兴。 我以前一直靠止痛药,老是觉得疲惫,她说,现在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 个人。   在这个正在热烈地拥抱现代化的国家,像刘这样采用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看 病方法的诊所,看来很脆弱和过时。的确,对中医的不同态度已让这个国家分裂。 去年,湖南长沙中南大学的张功耀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医是伪科学,应该退出 公共医疗和研究。舆论为之大哗。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要让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现代化。   但是如此巨大的鸿沟应该架桥联通吗?现代西方医学一般是针对特定的疾病 采取治疗措施,通常是根据疾病的生理因素。然而,中医却是注重症状,使用植 物和动物产品,针灸和艾灼。但是,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其机理如何, 却一直成为笑柄。最大的分歧在于检验方法。在西方,研究者用随机、有对照的 临床试验检验一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医治疗则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性质, 当场混合多种药物,采用的是代代相传的理论。   中国以及国外的医学界主流对中医理论一向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中医的观念 包括气(经络),认为疾病是气脉阻塞引起的;阴阳,强调能量的平衡;和五行, 把人的器官和健康状态根据它们的属性分类:火、木、水、土和金。   在过去的十年,医药公司对中药变得更有兴趣。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西式 的:分离出活性成分,挨个做检验。这种还原论的方法发现了一些源自中药的新 药,获得批准,例如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和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砒霜。   但是鉴别活性成分并不容易。大多数中医药方都是复方,含有的草药能多达 50种,包含成千上万种化学成分。要深入挖掘中医疗法,研究者认为他们也许应 该看看混合成分是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   放宽管理   批准含草药成分的新药的标准现在开始放宽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在2004 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新规章,即使草药混合物的活性成分未 知,但只要能证明其安全和有效,也能获得批准。去年10月,FDA根据新规章批 准了第一种草药,德国MediGene公司从绿茶提取物研发出来的、用于治疗生殖器 疣的混合药物Veregen。   这些新的规章促使医药业界对复杂药方重新产生兴趣。一个全新的西方领域 也许能够被开发出来从中药的深层秘密中获利。系统生物学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 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试图了解其功能和行为。它被认为是用更有整体观的 方法研究生物学,并被某些人视为是中医药的一个完美匹配。   通过同时测量许多基因、蛋白质和代谢物,系统生物学可以为整个身体对草 药的复杂混合物的反应提供一种测量方法。如果有任何技术能够导致中医药研 究的突破的话,那就是系统生物学,荷兰莱顿大学生药学系主任Robert Verpoorte说。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个新技术是用来检验旧观念的。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药理学家贾伟和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唐惠儒想要更完整地理解草药提取物是如何影响整 个身体的。他们正与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分子医学系主任Jeremy Nicholson合作, 采用核磁共振和质谱分析之类的技术分析一个人的尿液或血液中的代谢物他 们称该学科为代谢组学。   贾及其合作者发现,用二甲肼诱发结肠癌的大鼠的尿液中所含的代谢物成分 与对照组的不同。给大鼠服用两种中药中医广泛用来治疗胃病的黄连和吴茱 萸提取物的混合物之后,能够逆转这些代谢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未发表。 但是研究人员说通过检察代谢物变化的细节,他们已确定了草药所影响的代谢途 径。   文化变化   荷兰宰斯特SU Biomedicine的Jan van der Greef及其同事王梅(音)也在 用类似的方法。用一种代谢综合征例如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等通常一起出现 的症状的组合的小鼠模型,他们及其团队观察一种中药秘方对脂质成分的影 响。这些小鼠被喂以高脂肪饮食,使它们对胰岛素的抵抗增强。这些小鼠的脂质 成分与那些喂以正常饮食的小鼠有显著的不同,而在服了中药之后,朝健康状态 转变。   研究人员注意到,脂质成分的转变与治疗肥胖者的西药Rimonabant导致的相 似,后者是通过作用于一种称为CB-1内源性大麻受体的蛋白质起作用的。van der Greef说,他们还未发表的细胞培育实验结果表明,草药提取物能够通过相 同的受体影响脂质代谢。该团队现在在对该药方做临床试验。   虽然一种活性成分能像西药那样起作用,但是其他附加成分的不确定作用和 活性成分的可变性会导致混乱。可变性让人担忧。Nicholson说。同一种植 物生长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季节采摘,都能使其化学成分出现差异。对草药 研究者来说,这向来是个让人苦恼的难题。   在Nicholson实验室,唐及其同事分析了来自埃及、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黄 春菊的分子成分,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它们。用类似的方法,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的团队发现不同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甚至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 的不同批次,也有显著的差异。中国想要让其草药在世界市场上占更大的份额,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唐说。   对许多自诩的系统生物学家来说,需要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才能构建一个活的 有机体的完整图像,并理解中药的作用。不过,系统生物学很显然是一个难以定 义的领域。许多人很宽松地使用这个术语,而该领域的先驱者认为,技术手段还 未精致到足以被用于做这些研究。   可以设想系统生物学能够被用于刷选中草药的成分,但是现在还只是非常 早期的,华盛顿州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被视为系统生物学之父的 Leroy Hood说。在当前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根据Hood的说法,系统生物学在模型动物上有所成功,但是在人体研究上的 成功则小得多。在研究者能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像中药这么复杂的问题之前,还 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例如,需要有更好的检测系统来精确地测量血液中的代谢 物,特别是蛋白质,以及需要用更强大的计算和统计工具,它们对处理大量和复 杂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技术还只处于成熟早期,Hood说。   对中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中医药现代化好都有更大的问题值得关注。 有些人对把中药从中医理论分离开来加以研究、开发的做法感到不满。中医不 仅是一个医学体系,也是做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和治疗艺术的一个 分支,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傅景华说。 脱离了其文化内涵,它就会成为无根之树。   崇高理想   但是张功耀,以及主持以打击中国的伪科学和学术不端行为著称的新语丝社、 美国训练的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说,应该被抛弃的恰恰是那些中医理论。类似阴 阳、五行和气这些观念是对人体模糊的描述,近乎臆想,方舟子说。   文化因素会是联通东西方鸿沟的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中医领域臭名昭著 地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哲学家袁钟说,如果人们不能 被允许表示不同意见,任何学科都没有希望会有进步。   虽然对中医药未来走向的争论处于白炽化,刘文龙还照常行医。他对中医和 西医的结合感到乐观,但是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态度。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 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增进人类健康。只要有效,什么都行。他评论说。但是刘说 他还没看到这两种哲学的结合有任何真正的进展,在那之前,他的诊所和他经验 以及中医看来神秘的理论和方法对他及其病人都凑合。   《自然》社论:   难以下咽:有没有可能评判中药的真实潜力?   全世界的研究者、从业者和医药公司在翩翩起舞,想要找到挖掘中药的未知 潜力的最佳方式。科学界和医药业界都倾向于对传统疗法嗤之以鼻;但是有 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医疗实践它的大部分缺乏记录 有可能至少产生某些有效的疗法。   可以理解,医药公司渴望进入中国市场,波士顿顾问集团估计这个市场去年 价值130亿美元,并正在快速增长。但是最刺激他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前景:该 国的传统医药中也许含有许多可能赢利的化合物,隐藏在一堆神秘的药剂和草药 混合物之中的某处。   要发现这些隐藏的宝物,通常采用的是还原论的方法,即研究者去寻找也许 会对治疗特定的疾病起作用的单个化合物。这种方法有时能获得成功:例如,目 前用来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青蒿素就是从一种用来治疗发烧的草药中提取出来 的。但是这种成功的故事非常稀少。   那么,如果中医药是那么伟大的话,为什么对其结果的定性研究没有为众多 治疗打开方便之门呢?最明显的答案是,它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提供的:它基本上 不过是伪科学,它的大多数疗法没有合理的机制。中医拥护者反驳说,研究者没 有掌握其奥妙,特别是传统疗法中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过,医药产业在现在并没有充斥着有希望的新药。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全 世界的管理机构对传统的方法越来越接受。例如,在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发布有关草药的新规章,如果一种草药以前被用过的话,就很容易让其提取物 进入临床试验,而且无需鉴定提取物中的所有成分。   同时,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研究者正在提倡系统生物学研究蛋白质、 基因、代谢物和细胞或有机体其他组分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做为评定传统医药 的用途的一种方法。我们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方法用以预测传统传统疗法的可能用 途。但是,要把一种基本上还未经过临床检验的全新技术,用来检验充斥着伪科 学的中医药的准确性,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对那些依据一个模糊不清的知 识体系所做出的宣称,应该按惯例抱着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和医学来说都是基本 原则。 News Feature Nature 448, 126-128 (12 July 2007) | doi:10.1038/448126a; Published online 11 July 2007 Traditional medicine: A culture in the balance Jane Qiu1 1. Jane Qiu writes for Nature from Beij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science face almost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Can systems biology bring them together? Jane Qiu reports. Liu Wen-long's modest Beijing practice looks no different from most clinics. But he is no ordinary doctor. Liu never orders lab tests, nor does he prescribe high-tech imaging diagnostics. He relies on simple observations, checking a patient's pulse, complexion and odour, and asking about habits and medical history. At 69 years old, he has been practi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43 years and he is resolute about its benefits. People keep coming back because it cures them and improves their well-being, he says. Indeed, patients trickle in to see Liu all morning for conditions ranging from allergies to lung cancer. Some are nervous first-timers, others are regulars, confident in w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o offer. Ms Huang, an accountant from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is delighted that her migraines, which haunted her for years, disappeared after three herbal regimens. I used to live on painkillers and felt tired all the time, she says. I am now a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In a country that is fiercely embracing modernity, clinics such as Liu's, which have been operating the same wa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eem vulnerable and out of place. Indeed, attitud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divided the country. Last year, Zhang Gong-yao, from th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in Changsha, Hunan,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a Chinese journal cal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pseudoscience that should be banished from public healthcare and research1. The article caused uproar in the country, and earlier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ambitious plan to modernize the millennia-old practice2. But should such a formidable gap be bridged?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generally prescribes treatments for specific diseases, oft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physiological ca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focuses on symptoms, and uses plant and animal products, mineral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 burning of the mugwort herb (Artemisia vulgaris) on or near the skin. But whether these methods are effective and, if they are, how they work remain a source of some derision. The greatest divide is in the testing. In the West, researchers test a drug's safety and efficacy i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raditional Chinese treatments are mixtures of ingredients, concocted on the spot on the basis of a patient's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using theori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The mainstream medical community, in China and abroad, has been highly critical of the underlying theo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ideas such as qi (meridian), in which illness is caused by blocked energy channels; yin and yang, which emphasizes the balance of energy; and wuxing (five elements), in which people's organs and health status a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ir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s': fire, wood, water, earth and met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their approach has been characteristically Western: isolate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test them one at a time. This reductionist approach has led to the approval of drugs such as artemisinin for malaria, which is used to treat fev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rsenic trioxide,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ver from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But identify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sn't easy. Most remed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t turns out, are compound formulae or fufang that contain as many as 50 species of herbs, and thousands of chemicals therein (see 'Knowledge mining'). To tap into the deeper wel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eatments, researchers think they may need to look at how the mixtures of ingredients act in concert. Relaxed regulation The criteria for approval of herbal mixtures as medicines are now starting to relax,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2004,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issued new guidelines that permit the approval of herbal mixtures if they can be shown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even if the active constituents are not known. Last October, the FDA approved the first such botanical drug under the new rules, a proprietary mixture of green-tea extracts called Veregen developed by the German company MediGene for treating genital warts. These new regulations have helped to renew industry's interest in the complex formulae. And a buzzing new Western field could be poised to capitalize on the deeper secre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biolog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behaviour of an organism by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ts components. It has been called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biology and is seen by some as a perfect matc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measuring many genes, proteins and metabolites at the same time, systems biology may provide a measure of the entire body's response to a complex mixture of herbs. If there is any technology that could lead to a breakthroug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will be systems biology, says Robert Verpoorte, head of the pharmacognos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in the Netherlands. But not everyone agrees that the new technology is equipped to test old ideas. Jia Wei, a pharmacologist at the Shanghai Centre for Systems Biomedicine at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ang Hui-ru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par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fully how herbal extracts affect the whole body. They are collaborating with Jeremy Nicholson,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molecular medicine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mass spectrometry to profile the metabolites in a person's urine or blood a discipline they call metabonomics. Jia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rats given the compound 1,2-dimethylhydrazine to induce tumours in their colons had different metabolic profiles in their urine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y feeding the rats a combination of two herbal extracts Coptidis rhizoma and Evodia rutaecarpa,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gastric conditions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reverse these changes in metabolism. Their results have not yet been published, but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by looking at the changes in metabolites in detail, they have pinpointed the metabolic pathways that the herbs affect. Culture shift Jan van der Greef from SU Biomedicine in Zeist, the Netherlands, and his colleague Wang Mei are using a similar approach. In a mouse model of metabolic syndrome a cluster of conditions such as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that often occur together they and their team looked at the effect of an undisclosed formula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lipid profiles. When these mice are fed a high-fat diet, they become more resistant to insulin. The lipid profiles of these mice were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of mice fed a normal diet, and they shifted towards the healthy state when the mice were gi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3. The researchers noticed that the profile shift resembled that caused by the Western obesity drug Rimonabant, which acts on proteins called CB-1 endocannabinoid receptors. And their unpublished work with cell culture suggests that herbal extracts can affect lipid metabolism through the same receptor, says van der Greef. The team is now testing the formula in clinical trials. Although one active ingredient may act as the Western drug, the uncertain role of additional ingredients and the variabili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confounds Western sensibilities. Variations worry people, Nicholson says. The same plant species grown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harves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could have distinct chemical compositions. This has always been a vexing issue for herbal-medicine researchers. While at Nicholson's lab, Tang and his colleagues analysed the molecular components in chamomile plants from Egypt, Slovakia, and Hungary, and could classify them easily4. Using similar approaches, the team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found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same herbal medicines produced by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even between different batches produced by the same company. This is an issue China must tackle for its herbal medicines to raise their game in the world market, says Tang. To many self-purported systems biologists, several approaches are needed to build a complete picture of a living organism an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vertheless, systems biology has been a conspicuously hard field to define. Many have used the term loosely, and pioneers in the field contend that the technologies haven't been honed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ould be used for these approaches. It's conceivable that systems biology could find applications in trying to sort out component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ut it's very early days, says Leroy Hood,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in Seattle, Washington, and regarded as the field's founding father. It would be an enormous challenge at this point and time. Systems biology has been successful in model organisms, according to Hood, but is much less so in human studies. Many hurdles need to be overcome before researchers could even begin to contemplate how to deal with subjects as complex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example, better detection systems are needed to measure metabolites, especially proteins, accurately in the blood, and more powerful computational and statistical tools are crucial for dealing with large and complex data sets. Those technologies are at early stages of maturation, Hood says. There are also broader concerns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both advocates and sceptics of the practice. Som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separating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from the theories that underlie its normal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just a medical system, but a branch of philosophy and healing art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says Fu Jing-hua, a retired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in Beijing and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Beijing. Devoid of that cultural context, it would become a tree without roots. Lofty ideals But Zhang and Fang Shi-min, a US-trained biochemist who now runs a society called New Threads that is known for fighting pseudoscience and research misconduct in China say that it is exactly tho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that should be abolished. Conceits such as yin and yang, wuxing and qi are in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the human body that verge on imagination, he says. Inevitably, cultural factors may be the biggest obstacle in bridging the EastWest gap.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orious for being averse to criticism, says Yuan Zhong, a philosopher of medicin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If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o disagree or voice their opinions, there would be no hope of progress for any discipline. But although heated exchanges are boiling over in debates on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n Liu's practice. He is sanguine about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but has a pragmatic attitude towards it. Whether from the East or the West, we share the same goal of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s long as it works, anything goes, he remarks. But Liu says that he is yet to see any real progress in the merging of the two philosophies and, until then, his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eemingly arcane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serve him and his patients just fine. See Editorial, page 106. References 1. Zhang, G.-Y. Med. Phil. 27, 1417 (2006). 2. Qiu, J. Nature 446, 590591 (2007). | Article | 3. Wang, M. et al. Phytother. Res. 19, 173182 (2005). | Article | PubMed | ChemPort | 4. Wang, Y. et al. Planta Med. 70, 250255 (2004). Editorial Nature 448, 105-106 (12 July 2007) | doi:10.1038/448106a; Published online 11 July 2007 Hard to swallow Is it possible to gauge the true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and drug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engaged in a complex, tentative dance over the best way to tap into the unknown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drug industry both tend to be sniffy about 'traditional' cures; yet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that millennia of practice in China much of it barely documented is likely to have yielded at least some treatments that work.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understandably eager to enter a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that was estimated by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to be worth US$13 billion last year, and growing fast. But they are tantalized by one opportunity above all: the prospect that the nation's traditional medicine might contain a number of potentially profitable compounds hidden somewhere in its arcane array of potions and herbal mixtures. The task of finding these elusive gems has been approached in a typically reductionist manner, with researchers seeking single compounds that might have a role in treating specific diseases. Sometimes this has been successful: artemisinin, for example, which is currently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malaria, was fished out of a herbal treatment for fevers. But such success stories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o great, why hasn't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its outcomes opened the door to a flood of cures? The most obvious answer is that it actually has little to offer: it is largely just pseudoscience, with no rational mechanism of action for most of its therapies. Advocates respond by claiming that researchers are missing aspects of the art, notab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ingredients in traditional therapies. Nevertheless, the drug industry is not exactly awash with promising new medicines at the moment. Perhaps as a result, the global regulatory proces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ceptive to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n 2004, for example,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ssued new guidelines on botanical drugs that made it much easier to get extracts into clinical trials if there was some history of prior use, and that obviated the need to characterize all compounds in an extract. Some 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meanwhile, are advocating systems biology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teins, genes, metabolites and components of cells or organisms as a way to assess the usefulnes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see page 126). Constructive approaches to divining the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traditional therapies are to be welcomed. But it seems problematic to apply a brand new technique, largely untested in the clinic, to test the vera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en the field is so fraught with pseudoscience. In the meantime, claims made on behalf of an uncharted body of knowledg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the customary scepticism that is the bedrock of both science and medicine.
个人分类: 时效网络|5051 次阅读|0 个评论
赞成申泮文院士的这一建议
baijiab 2009-8-2 10:30
在讨论化学教科书名称时方舟子先生使用的与讨论问题无关的年龄言辞,也刺激了老朽我的情绪,因而老朽我也使用了与讨论问题无关言辞,现认为不妥,修改如下: 本人赞成申泮文院士关于引入国内的大学本科化学课,长期被称为《普通化学》,这是一种误读,应当改成《化学概论》。的建议。理由如下: (一)美国没有被称为CommonChemistry(普通化学)的美国教科书。证明这个结论是很容易的:(1)打开英文谷歌http://www.google.com, (2)输入CommonChemistrytextbook,(3)如果英文谷歌不显示 CommonChemistry 这本书,甚至没有这个搜索项目,这就是说西方人不懂《普通化学》是什么。中国人的《普通化学》是对GeneralChemistry的误读。 (二)General 没有 普通含义。权威MerriamWebster字典对General有7条解释,没有一条普通含义(1.全体.2.每一.3.非限性.4.共性.5.多数性和万有性.6.主要性.7.优先性。)。其中4.的原文:4.belongingtothecommonnatureofagroupoflikeindividuals可翻译为:属于相似个体的集体共同性。即commongroup=likeindividuals。此处common的第一解释是共同.按 M.Webster辞典common也有7个解释,只有第5条有普通的词义,用在此处不通:commongroup=likeindividuals. general有 总概 的意思,可译为《化学概论》。若表示某种化学,美国常用Introductionto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地球化学.....。普通 则让人搞不清是表示领域,还是表示程度?定义模糊。所以西方不用。general在中国英汉字典中多出一个 普通 的词义,那是错误的。
个人分类: 科研成果|1980 次阅读|14 个评论
深圳大学副校长 杜宏彪教授 抄襲 我论文"空间框架结构对多维地面运动的弹塑性动力反应"
tomc 2009-7-18 11:05
深圳大学 副校长 杜宏彪 教授 抄襲 我论文空间框架结构对 多维地面运动 的 弹塑性 动力反应 张寰华 (Thomas Cheung) 从 Google 查到 , 杜宏彪 教授 : 1990 年 , 毕业于清华大学 地震 工程与防护工程,获博士学位 . 2006 年 , 广东工业大学建设学院院长、 建筑 设计 院院长. 2008 年12月, 任深圳大学副校长,中共深圳大学委员会委员、常委. 主要研究方向:   (1)地震工程与防护工程   (2)结构分析理论及设计方法 发表文章: 在任意加载路径下双轴弯曲钢筋混凝土柱的非线性分析,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1990 斜向反复周期荷载下钢筋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1993 用于空间钢筋砼结构弹塑性分析的杆件多维 恢复力 模型, 第六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 1997 双向压弯钢筋混凝土柱的抗震性能, 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 1999 三维钢筋砼框架结构非弹性动力分析, 工程力学 1999 空间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非弹性地震反应,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1999 本人孤陋寡闻, 偶然有机会拜讀杜宏彪先生上述一篇论文: 用于空间钢筋砼结构弹塑性分析的杆件多维恢复力模型 第六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 1997 該文 曾被学者参考引用, 可見颇受同行重視. 可惜也不得不声明(以正视听及申张学术道德): 杜宏彪先生这篇文章的多个內力塑性耦合公式是依照我论文思路推导而來的. 因为 凡用我论文思路, 从屈服面方程推导的此類多个內力塑性耦合公式(不管如何改头换面, 修补掩饰), 最终关键是要解决硬化模量的计算, 即我论文(20)式. 否則所有推导公式只是徒具形式, 没法执行计算. 正是在此关键之处, 杜宏彪先生几乎原文照抄我论文导出(20)式的那段文字论述(誇口一句, 其實也只能用我的觧决方法, 为它我曾苦思冥想大病一场). 然而在杜宏彪先生的参考文献中却未註明出處, 这是把别人艰辛成果轻易地窃为己有捞取名利的相極不道德的学术抄襲行为 ( 凡是引用別人文章或想法,就算經過改寫,只要作者未註明出處,就算是抄襲 ). 沉默等于纵容, 助長歪风. 更何况杜宏彪先生为人師表, 又是大学领导和权威学者 ----自身不正, 如何表率? 1. 我论文 导出 (20) 式的那段文字论述(省却數学式的摘錄): 根据向量函数关于向量导数的定义式, 公式(18.2) 然而上面矩阵的元素仍属未知,它们是时间的函数,与(加载)过程有关,需要跟踪测定,依目前实验技术是难以測定的. 上面矩陣非对角元可写成 公式(18.3) ...... 可见矩阵(18.2)非对角元之所以不为零,反映了塑性内力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近似计算,若令这些非对角元全为零会是怎样呢?这时对角元便变成......此说明忽略塑性内力相互作用效应的近似性就相当于: 用一组形如图1的特性曲线所反映的一维内力状态的简单硬化特性来近似代表构件在多维内力状态下的复杂硬化特性.前者是构件本身固有的力学性质,跟过程无关,易于实用地预先确定. 2. 杜宏彪先生论文的有关敘述(省却數学式的摘錄): 根据向量函数关于向量导数的定义式, 不难导出式(3)中......的具体表达式, 它是非对角元素不为零的4x4阶矩阵, 反映了塑性内力间相互作用的硬化特性, 这些元素是时間的函数,与加载过程有关, 需要跟踪测定. 但按目前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和所获得的試验数据是 难以确定它們的变化規律的, 作为近似计算, 令这些非对角元素全为零, 那就是用一组易于预先确定的反映单轴内力状态的简单硬化特性来近似代表多维内力状态下的复杂硬化特性. 请大家对照以上两段文字, 相伩公道自在人心. 这次汶川地震实在震撼 , 不少朋友希望看到我的论文. 為抛砖引玉, 今把該论文 明出處. 例如: 结构多维抗震理论 市场价:¥75.00 出版日期:2006-7-22 作者: 李宏男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ISBN:7030170466 丛书名: 当代杰出青年科学文库 前言: ......第三章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多维弹塑性地震反应, 介绍 了目前应用的主要两种方法: 塑性理论方法(此即我论文,並註明出處) 和柱端假设弹簧模型...... 从 Google 查到, 李宏男 教授 : 现任土木水利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学历: 1978.10-1982.7: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系本科生,获学士学位; 1985. 9 -1987.6: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硕士生, 获硕士学位; 1987.10-1990.7: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博士生, 获博士学位。 国外工作经历: 1992. 7 -1994.8:美国费吉尼亚理工学院与州立大学,博士后; 1999.10-1999.11: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访问教授, 合作研究; 2000.10-2001.8: 美国费吉尼亚理工学院与州立大学,访问教授. 主要学术及社会兼职: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2. 国家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编委会 副主任; 3. 国家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建筑结构学报》编委会委员; 4. 国家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工程力学》编委会委员; 5. 国际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 成员; 6.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理事; 7.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随机振动分会 副理事长; 8. 中国建筑学会抗震防灾分会 常务理事; 9.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结构控制分会 副理事长;  10. 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抗震专业委员会 委员; 11.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高耸结构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个人分类: 抗震力学计算理论|10017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谁发明了阿司匹林?(转载)
haicius 2009-5-31 12:56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谁发明了阿司匹林? 方舟子 阿司匹林算得上是最著名的化学药物,问世已有一百多年。阿司匹林一开始是以解热镇痛药闻名的,扑热息痛等副作用更小的解热镇痛药的出现抢去了它的市场,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现阿司匹林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让它获得了新生,重新成为最常用的药物之一。现在每年全世界要消耗掉4万吨阿司匹林,相当于服下1200亿片阿司匹林药片。 阿司匹林原是商标名称,它的化学名称是乙酰水杨酸,其实应该称为乙酰柳酸,其来源和柳树有关。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已记载从柳树皮提取的苦味粉末可用来镇痛、退烧。此后柳树提取物一直被收入西方药典。到了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建立,科学家们试图从植物药物中纯化出有效成分。1827年,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10年后,意大利化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而其实水杨酸在几年前已由德国化学家从绣线菊提取出来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它与水杨苷的关系。 水杨酸的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1859年,德国化学家发明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此后,水杨酸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而且口服水杨酸会导致胃痛,当时也误以为这是由于其酸性 引起的。因此就想到要如何避免水杨酸的酸性。为此,德国拜尔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拜尔公司是建于1863年的一家化工小公司,原来主要是生产染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染料业开始衰落,拜尔公司转而研究化学制药。它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于1899年上市,一举成名。拜尔公司因此成功转型,演变到现在,竟成了德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 按照拜尔公司的说法,阿司匹林是在1897年由它的一名年轻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首次合成的。据说,霍夫曼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服用水杨酸消炎止痛,但是水杨酸又让老霍夫曼胃痛。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在父亲的激励下,霍夫曼决心寻找一种具有水杨酸的疗效而副作用较小的药物,为此翻阅化学文献,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地发现了乙酰水杨酸。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传说最早出现在1934年由拜尔公司的一名退休化学家写的书中,此后成为权威说法出现在各种有关阿司匹林的文献中。 乙酰水杨酸其实并非霍夫曼发现的。早在1853年法国化学家查尔斯葛哈德可能就已制造出乙酰水杨酸,只不过他把它叫做另一个名字。1869年,约翰克劳特合成了更纯的乙酰水杨酸。1897年,德国一家化学公司已在批量生产乙酰水杨酸。 那么是不是霍夫曼为了给其父亲治病,发现了乙酰水杨酸的药用价值呢?一直有历史学家质疑拜尔公司的这个说法,但未受关注。2000年年底,英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瓦尔特斯尼德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重提此事,才引起了注意。他们认为当时担任拜尔公司制药组负责人的亚瑟艾兴格林才是阿司匹林的主要发明人。 主要的依据艾兴格林在1949年为纪念阿司匹林面世5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艾兴格林声称他指导霍夫曼去合成乙酰水杨酸,当时霍夫曼甚至不知道合成它要干什么用。艾兴格林将几种水杨酸衍生物送到拜尔公司药理组进行初步试验,认为其中乙酰水杨酸的效果最佳。接下去应该是进行临床试验,但是药理组负责人海因里希德里瑟错误地认为乙酰水杨酸对心脏有害,拒绝进行临床试验。于是艾兴格林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觉得乙酰水杨酸无害,就偷偷地交给在柏林的同事费利克斯古尔德曼,由后者召集医生秘密地进行临床试验。试验的结果非常。古尔德曼向拜尔公司管理层报告试验结果,但德里瑟仍认为该产品没有价值。在拜尔公司研究负责人卡尔兑斯伯格的干预下,才开始全面试验、评估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改变了看法,在1899年发表一篇介绍这个新药的发现经过的文章,文章中既没有提艾兴格林,也没有提霍夫曼。德里瑟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从阿司匹林销售中获利的。艾兴格林、霍夫曼和公司签的协议是他们将从他们发明的专利产品中获得专利费,但是乙酰水杨酸没有专利,因此他们得不到专利费。而德里瑟和公司的协议是任何由他引进的产品他都能分成。因此德里瑟从阿司匹林的销售中获得了大量分成,得以早早地退休过富人生活。 艾兴格林早在1908年已离开拜尔公司自己创业,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说出事实真相?斯尼德认为这与他的犹太身份有关。在有关霍夫曼为了减轻父亲痛苦发明阿司匹林的传说开始出现时,纳粹已经掌权。艾兴格林由于其妻 子是雅利安人,而得以暂时保有自由身,但也只能过着低调的生活。当时德国官方的说法是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是霍夫曼和德里瑟,艾兴格林不敢表示异议。1944年,76岁的艾兴格林终于还是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写了一封信,开始写下他所知道的阿司匹林的发明经过。14个月后,他被苏联红军解放。1949年,在写下有关阿司匹林的回忆之后不久,艾兴格林就去世了。 拜尔公司至今坚持认为霍夫曼是阿司匹林的发明人。他们说,根据公司记录,艾兴格林和霍夫曼的地位一样,艾兴格林并非霍夫曼的上司。斯尼德推测在德里瑟于1897年4月1日加入拜尔公司后不久,德里瑟对艾兴格林提交的乙酰水杨酸样品做过初步测试。但是并无这方面的记录。德里瑟的实验记录开始于1898年5月。有关乙酰水杨酸实验的最早记录是霍夫曼在1897年8月10写下的。在这个记录的最后,霍夫曼写下一句在语法上不太通的话,可以理解成将对该化合物进行试验,但斯尼德认为应理解成此前已对该化合物做过试验,也就是说,乙酰水杨酸此前已被合成出来并测试过了。但是并无记录能够证明此前霍夫曼或拜尔公司的其他人合成过乙酰水杨酸。 不过有间接的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在1918年出版的纪念拜尔公司成立50周年的文集中,艾兴格林撰文说,在初步试验了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将其搁置了18个月。德里瑟也在同一文集中撰文,但没有反驳这个说法。拜 尔公司在1997年公布的资料也表明霍夫曼生前曾几次向同事抱怨德里瑟搁置乙酰水杨酸。实验记录表明德里瑟开始重新试验乙酰水杨酸是在1898年9月27日,18个月前是1897年4月,比霍夫曼记录其合成乙酰水杨酸早了4个月。 但是这毕竟只是间接的推测,并非直接的证据。德里瑟是不是与阿司匹林的发现毫无关系?霍夫曼是不是在艾兴格林的指导下不知目的何在地做实验的?现在只有艾兴格林的一面之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2009.4.21. (《经济观察报》2009.5.18)
个人分类: 观点评论|7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方舟子论“能预报地震”的虎皮鹦鹉
majorite 2009-5-22 09:06
方舟子论能预报地震的虎皮鹦鹉 (《中国青年报》2009.5.20) 如果要评选中国高校中最奇特的研究机构,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 大概应该算一个。这个据报道已累计获得学校100万元经费支持的研究所是 专门预报地震的,自称多年来曾经多次准确地预报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地震, 打破了地震无法预报的断言,处于世界先导地位云云。它虽然是国内高 校中唯一一个这种研究机构,但也还算不上十分特别,因为国内多的是自称 能准确预报地震的人(自称或被称为国宝),其中不乏在正规的高校、 研究所工作的。这个研究所最奇特之处,在于其创建者独创通过观测虎皮 鹦鹉的异常行为来预报地震。 这个研究所在一个笼内养了一对虎皮鹦鹉,它们栖息的横杆上装着传感 器和计数器,记录每日每时这对虎皮鹦鹉的跳动次数。据说,在某地即将 发生地震的前夕,虎皮鹦鹉就会出现跳动异常,跳动的频率增多。它不仅能 预报北京地区的地震,世界各地几千里外的地震也都能报,比如这次汶川 地震,它大概5月2日就开始跳了,4日跳的次数特别多。虽然这个研究所 还采用次声波、地应力等等许多种观测地震的手段,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虎皮 鹦鹉,它有一票否决权:别的临震手段都具备,就小鸟没有跳,100%否定 有地震。这对虎皮鹦鹉是如此出名,据说连地震局的专家都要问那个小 鸟跳(得)怎么样? 当然,会有很多种原因让小鸟跳,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受到惊吓、发情、 生病等等,那么如何分辨它的跳是地震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呢? 事实上是没法分辨。例如,国宝声称在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7.6级地 震的前一天,虎皮鹦鹉跳动频率出现异常,达到大约每天1200次。但是从其 论文的插图看,从8月中旬起大部分时间内该鹦鹉的跳动频率都在大约每天 1200次甚至更多了,凭什么断言9月20日的那次就是因为台湾的地震呢? 国宝也许会说这是结合其他地震观测方法的异常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做出的正确判断,但问题是此时鹦鹉的跳动情况和其他时间相比根本就 算不上异常,又怎么能做为判断依据?显然这只是在地震发生后再回头 去找预兆,那就不叫预报,而是后报。 这种地震预测术据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但是中国本土产的 鸟却不行,只有原产大洋洲的虎皮鹦鹉才能为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做贡献。 你也许以为那是一对万里挑一、有特异功能的虎皮鹦鹉。其实不是,这些 虎皮鹦鹉随便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三五年病死后再换新鸟。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多养几对虎皮鹦鹉集体观察?这样至少可以把个别发疯鹦鹉的乱 跳排除掉。有100万元的经费,多养几只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 多养几对,有的跳有的不跳,该信哪一只呢?还不如把宝押在某一对身上。 这其实和卜卦的人对每件事只敢卜一次,不敢多卜一次怕出现矛盾的结果, 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是再普通不过的虎皮鹦鹉,那么一有地震,全世界的虎皮鹦鹉都应 该跟着一起跳才对,这真是一件非常壮观的事。国宝至迟在2000年 就已发表论文报告对虎皮鹦鹉预报地震能力的研究结果,实验材料、设备都 简单易得,却没有其他笃信地震预测术的人如法炮制也去养一对虎皮鹦鹉来 预报地震,包括据说相信虎皮鹦鹉有特异功能的地震局专家也不自己养鹦鹉 进行核对,却宁愿去询问别人,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难道他们担心虎皮鹦 鹉离开了北京工业大学那块风水宝地就失灵了? 虎皮鹦鹉号称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地震都能预报。根据国宝的论文 列举的历年预报结果,发生在世界各地(例如日本)5.5级以上的地震都在 虎皮鹦鹉的预报范围内。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资料,全世界范围内每年 平均发生1300多次5~5.9级地震,134次6~6.9级地震,17次7~7.9级地震, 1次8级以上地震。那么,每年发生的5.5级以上地震至少也应该有几百次,可 以说每天都在发生,虎皮鹦鹉应该每天都跳个不停才对,为什么国宝认为 虎皮鹦鹉只对其中的几次地震敏感呢?例如,2008年的地震一般人只记得了 汶川大地震,而实际上在那一年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167次6~6.9级地震, 12次7级以上地震。国宝凭什么说虎皮鹦鹉在5月2日~4日的异常跳动预 报的是汶川大地震,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大地震?难道虎皮鹦鹉有一颗 慈悲之心,只预报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的大地震? 国宝也许会认为我这是西方科学思维,但是我这里的质疑并没 有用到任何具体的科学道理(例如质疑虎皮鹦鹉如何能感知千里之外的地震), 而只是根据基本的逻辑和事实。如果所谓的东方科学就是可以不顾基本 逻辑和事实的,那么我们只好说那是东方迷信。鲁迅曾经形容打着堂皇 的旗号吓唬人是拉大旗作虎皮,虎皮鹦鹉本来已有一身羽毛做的虎皮, 不过这对神奇的虎皮鹦鹉上还有一层虎皮,乃是国宝们披上去的东方 科学,而且也的确能唬住不少人,不然也要不来百万经费。 2009.5.18. 北京工业大学为李均之提供了100万元经费,他的神奇的小鸟及其实验 室得以维护    李均之的地震预报鸟   记者:贺涛 实习记者 邸利会   《科学新闻》双周刊2009年第9期   北京工业大学西北角,绿荫遮掩处一所不为人注意的幽静小院。推门进去, 一间平房,一个地下室,一处专门为虎皮鹦鹉砌的小屋,相对于周围的楼房,乍 看,会以为只是一所普通的私人居所。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高校唯一的地 震研究所,建立于唐山地震的1976年。力学教书出身、现已75岁的李均之也在那 一年被学校委任改行做了地震预报的工作。   30多年了,没有早晚,没有节假日,晚上9点才离开,李均之告诉《科 学新闻》,周五和周六晚上我还住在所里值班。如今,除了三两个研究生和 他自己,研究所里再没有其他的人员。   坐定后,清瘦沉静的李均之开始讲述他进行地震预报的成绩。国外和 国内的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地震不能预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地震能预报。 李均之告诉记者,我不从理论上讲,我从实际的结果讲。   在一张打印的表格中记录了北工大地震研究所自2000年以来26次较准确的年 度预报。另一份材料记录了13次成功的临震预报。他还向记者展现了日本理化研 究所上田诚也及美国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George C. Lee写的两份声明, 其中不乏溢美之词。   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是一些地震测量的仪器,有次声波仪、虎皮鹦鹉记录仪、 大地微动仪等。我的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自己发明的特殊方法和仪器,综合 运用起来可以报出地震三要素地震发生的时间、震级以及地震发生的地点; 二是多学科的方法以及我发现的一些特殊规律如火山爆发的信号;三是能报几千 公里以外的地震。李均之说。   谈起和另一位名声在外的地震预报专家任振球的合作,李均之透露, 1997年新疆伽师地震是自己首先预测后通知任振球的,但任振球用天地耦合 的方法却将预测地点往西改动了1度,结果导致由原来的相差7公里扩大到了100 公里。他的(预报)只是个激发因素,最终还要看前兆;而没有他,我也可以 预测三要素。   但辉煌的成绩却难掩窘迫的处境。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一年只有1500元。 我们申请的基金,评委只看题目和我的名字就枪毙了,从来没批过。李均之说, 当年翁文波院士当地球物理学评委的时候告诉我要抓紧申请,可是初审就被划 掉了,他根本看不到。   另一方面,在李均之看来,地震局专家缺乏对地震预报的判断能力。现在 是人家报了意见,他们却没办法判断。   在专门设计的小房子里,记者第一次见到了神奇的小鸟用于地震预 报的虎皮鹦鹉。据他介绍,这些虎皮鹦鹉随便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三五年病死 后再换新鸟。   这还有暖气,温度保持十几度,太冷就不跳了。平时它们吃些小米、水、 青菜。最爱吃油菜,苦菜也吃。李均之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   隔着不远,顺台阶而下,就是地下观测室。里面陈列着各种仪器,有大地重 力仪、磁三针等。这台测量地应力的传感器是我自己设计的。李均之说, 这些设备都是独一无二的。依靠迄今为止北工大提供的累计100万元经费, 实验室得以购买设备和进行日常维护。   从院门出来,望着李均之转身离去的背影,记者不禁遐想,如果以后看见遛 鸟的老人,或许还会记起北工大地震研究所的那段难忘经历。 (XYS20090512)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 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 任振球:我不是地震业余爱好者   记者:邸利会   《科学新闻》双周刊2009年第9期   任振球,对于关心地震预报的民众来说,恐怕不是一个太过陌生的名字。今 年75岁,腿脚多有不便的任振球1997年从气象局退休在家后并没有安享晚年, 而是靠着退休金继续发展他独创的天地耦合灾害预测方法。   用他的话说:我原是天灾预测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退了。现在国家不支 持,主流科学家反对,内部矛盾也不少,我省了这乱七八糟的事,好全力以赴搞 研究。   任振球1956年在高级党校学习哲学,1968年开始注意研究朔望和大暴雨、台 风的关系,唐山地震以后进一步意识到朔望和地震的关联,直到如今的天地耦 合。   但任振球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承认,在一项建议在首都圈设立实验点以检 验奥运会期间可能到来的大地震失败后,地震局在给他的函件中说:我们 并不接受地震业余爱好者的建议。   2009年5月4日,一直忍辱负重的任振球在家中接受了《科学新闻》记者 的专访,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任振球进一步向我们吐露了他的所思所想。   有关汶川地震预测   科学新闻:请简单介绍下您的研究。   任振球:20世纪70年代,我发现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的共同触发因子:无论 是特大暴雨、台风突变、大地震临震,它们都是在内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 由三星一线(黄道面的大行星或一等亮星,分别与月亮对地球成直线视 赤经相等或相差 180)发生时刻的引潮力共振异常叠加的触发。1982年,我发 表了一个引力瞬时局部放大的假设。我原想这一辈子是解释不了了。结果前几年, 我在凤凰卫视和方舟子辩论,航天二院的老研究员万金华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 后来他做了个研究,很可能是理论物理上的重大发现。   万金华用牛顿的万有引力、等效效应、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分别进行严 格推导都得到了同样的公式。我说你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四大基本物理力有可 能通过这个公式统一起来了。   万金华在研究《易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问题。现在的《易经》版本都被 后人改掉了。本来 3000年前周文王演易经的时候,已经知道整个自然界是双螺 旋结构了。譬如卦象,阴爻阳爻两组,第一组阳爻打头,第二组阴爻打头,后来 的人把位相弄错了,实际上一拧就是个麻花,双螺旋嘛,麻花斜切就是个太极图。 整个自然界光是圆周运动只能恢复到原来,没有发生发展,只有椭圆运动,双螺 旋的,才能发生发展,整个宇宙都是双螺旋结构。所以这种认识比DNA早3000年。   科学新闻:还是回到地震上来吧。您在1998年春节时,预报北京地区无地震 也算一次成功预报,这是怎么回事?   任振球:1998年,北京理工大学有个老教授预测春节期间北京将有7.3级地 震。当时市长在内部作了部署,医院都做准备了,武警部队也不放假。结果泄密 了,引起北京部分地区市民的恐慌。新华社的总编让我和李均之表示个意见。我 说我和李均之合作这么多年,我们所掌握的临震手段,全部没有出现异常,因此 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北京春节期间不会有6级以上地震。他们说你们这 么一说啊,中央领导可以放心了。   科学新闻:这也算一个预报成功的例子?   任振球:这个当然很重要。你不说,当时人心惶惶。   科学新闻:在汶川地震前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任振球:2008年4月22日地球日,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会上我说,除了气 象灾害以外,今年可能还有很大的地震,但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不好说。   汶川地震后,我分析发现汶川地震完全可以报出来三要素。后来我问李均之, 他说5月2日、 4日,次声波、小鸟都出来了,我也不能怨他啊。不过,实际上我 是倾向于考虑奥运会的问题。后来我们预测奥运会期间不会有地震,负责和中央 联系的部门给我们送了人民大会堂出的月饼,表示感谢。我有时候采取这样的办 法,直接把预测送到机关门口,警卫不让进,我说是地震,他马上就送进去了。   有几个研究易经的,说北京奥运会期间会有地震,而且震级7级以上。2008 年年初,已经有人告诉我了。我的态度既信又不信。我用的引潮力共振分析,发 现从8月17号到19号会有地震。但我的方法只能是短临预报,还有好几个月呢, 当时我非常苦恼。我想了一个办法,只能是最高领导层做好预警的方案。通过几 个渠道,将报告送到中央高层了,但我一再说,我们这个反映的是短期的触发条 件,几个月的不能报。   科学新闻:汶川地震以后,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任振球:我最担心的是可以让方舟子到中央2台上去讲你相信地震可预报 本身就是伪科学。后来,我们主张能报地震的人都被封杀,我说这种做法是严 重错误。   合作者和反对者   科学新闻:谈一下哪些人支持过您?   任振球:2000年的一次香山会议上,叶叔华(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述彭(中国遥感地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很支持我的研究。但现在地震研 究领域的院士,包括科技大学的,不要说报地震,连地震研究都不搞,搞的只是 空空洞洞的理论。   马宗晋,是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原副主任,后来分配到地质所当所长了。 有一次我们正好在一起吃饭,我劝他,你到新的岗位应该注意下这些毛病。哪知 道后来他去了以后,把原来研究地震预报的人也不让他们搞了,搞什么地球动力 学去了,空空洞洞的。   科学新闻:不赞成您的人也不少?   任振球:我们有一年参加欧盟的地球物理年会,本来想和欧盟的地震学家合 作申请一个大项目,他们的项目是几百万欧元的。后来一了解,欧盟也是如此, 日本也是如此,都听美国的。凡是研究地震预报的,一律不给钱,因为说是白研 究,研究了半天也不能预报。可是没有预报两个字的,都给大钱、大项目。   我搞这么多年,气象搞得最多,可是没有一个领导、院士来支持我的工作。 地震局聘我当顾问,年底才给500块钱。   科学新闻:伽师地震是怎么回事?   任振球:1997年伽师地震实际上是我和李均之两个人报的,黄相宁没参加, 到外地去了。我起草的预报意见,把李均之放前面,李均之非要把我放前面,最 后就把黄相宁放在了前面,结果好像就成了他预报对的了。这么漂亮的工作,一 辈子都报不了几个的。当时一个美籍华人捐给黄相宁100多万美元,弄了十几台 仪器,到菲律宾去做,结果他一个手段都不行,还弄得双方关系很紧张。   科学新闻:谈谈您和李均之的合作?   任振球:地震局的专家问,你和李均之合作这么多年,他那个小鸟跳怎么样? 我说,别的临震手段都具备,就小鸟没有跳,100%否定有地震。因为我们和李均 之有个共识,我的手段和他所掌握的手段要全部满足以后,才可以考虑是不是给 地震局报地震。我和他合作预报得最多。   科学新闻:那鸟得病什么的,很有可能跳得快或者慢?   任振球:这个是有多年的严格数据的,每天24小时都要记录的。而且必须是 虎皮鹦鹉,别的鸟不行,要是地震了,它就比平常跳得高很多。   科学新闻:这是针对中国的地震吗?   任振球:不,伽师地震跳了,日本神户地震也跳了,千里以外都有这个效应。 比如这次汶川地震,它大概5月2日就开始跳了,4日跳的次数特别多。   有关同行的水平   科学新闻:您能说一下,还有哪些临震预测手段?   任振球:我研究的是触发条件,有李均之等人可靠的临震信号出来了,他们 告诉我,最后三要素,是我用我的天文方法定的。触发条件起不起作用,要通过 内因。内因具备以后,一到两个月耦合,所以叫天地耦合。内因就是指临震前可 靠的地震信号。李均之收集次声波,全球的7级以上,京区5级以上,命中比例是 很高的,一般要到90%。还有地应力突跳,其他地方都测不到这个突跳,他是在 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深度,土层就可以,并不需要到岩石层就可以测。   就在他们北工大的校园里测,只有那个地方可以测到地应力突跳,别的地方 还测不到,原因不太清楚。   实际上,可靠的临震信号还有,比如孙威搞的一个地应力仪,精度很高。后 来中科院物理所一个老教授知道国际上有一种软物质,精度很高。孙威和他合作, 已经把它用到地震预测上了,科学院给了几千万元。结果今年中科院一个副院长 把他的钱给收了,因为方舟子说它是伪科学。所以咱们这些领导都听方舟子的, 方舟子说不要,他们就不给了。   孙威气得不得了。其实记录地应力的软物质也很简单,就是挖个大坑,先铺 一层软的沙子,完了把那个仪器坐在沙子上,精度就达到纳米量级,实际上很简 单。他还有一个重力仪,研究固体潮的,精度很高。   科学新闻:您罗列的都是2000年之前的地震预报检验,2000年之后有没有一 些新的预报?   任振球:后来李均之想用自己的手段来做临震三要素。他碰到一些,出来了 以后,不告诉我。我要问他,他才说,一般就不主动说了。   我做了一些融合的工作。你想这些都是很不容易搞出来的,是一辈子的精华。 天灾预测委员会主持会议的人,总是突出自己,别人的工作不提。主任郭增健是 老好人,耿庆国就比较自私,他报了两次大的,一个都没中。去年奥运会以后, 他报在北京西边有7 级的地震,直接报到中央了,也没有同我和李均之商量。   再以前,他老报辽宁的西部有8级地震,连报了几年,结果也没发生。后来 我对他说,旱震预测是好的,但有时候物极必反啊。太旱了,时间太长了,地震 恐怕也就没有了。我给他说个例子,清朝光绪三年大旱,很严重的,在那个地方, 也没地震,不一定是旱了就有地震,不一定的。   汶川地震,他连年报那个地区有地震,去年也报了,大概是第4年了,但是 报得多了以后,人家就老是听狼来了,结果没来。真的狼来了,就没了准备。   科学观出了问题   科学新闻:您觉得目前的地震预测,问题出在哪里?   任振球:现在这些院士都不学天文,他们认为现代的气象学、地震学、地质 学都和天文没有关系,问题出在科学观上。我们这一代,从小学到大学,学的都 是西方那一套。今年不是纪念五四吗,五四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批 判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迷信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失误。实 际上,我们这两年开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易经,里 头的科学问题是很深的,好多问题到现在都研究不清。实际上我用的是整体思维。   西方的科学观是还原论,这样必然是短临地震不可预报,因为它最后都归结 为物理、化学了。我就下了点功夫,结合了地震、气象,我还研究过火山呢,包 括瓦斯爆炸我都分析过,所有突发性灾害我都研究过。我找出的触发条件是天文, 这和古代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把很多原因都归结为天文的。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自然,最后都要归结为天的。 (XYS20090512) 柏克莱大学学者夏新宇论预报何来?    记者:邸利会   《科学新闻》双周刊2009年第9期   根据那些伪科学鼓吹者的多年表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局应该 解散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这两个组织,中国 地震局应当公布这些人历年的预报记录,让公众认清他们的水平   这些在学术上存在明显问题的论文为什么能堂而皇之地通过评审而刊登? 为什么主流的科学家大多没有站出来澄清事实?为什么这些问题专家中甚至包括 了一些院士?就这一系列问题,特邀评论人、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夏 新宇发表了观点。   科学新闻:这些文章为什么能发表在正式的刊物上?   夏新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刊物本身级别就很低,比如《内陆地震》和 《灾害学》分别由新疆地震局和陕西省地震局主办,很多省份的地震局都有自己 主办的这类刊物;《地球物理学进展》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该所 主办两份地球物理刊物,这是低档的一份(高档的是《地球物理学报》,1948年 创办);《自然灾害学报》是地震局工程力学所主办的。这些刊物的级别,不能 和《地震学报》、《地球物理学报》相比,更不要说国际刊物了。想一想屡次有 正式刊物刊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批判相对论的文章,所以上述刊物登 出那类伪科学的预测文章,不足为奇。它反映的是刊物水平低、审稿人员水平低 或者存在关系稿。   这几篇文章中,只有郭增建的《我国天灾预测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登在比 较正规的《地球物理学报》上,但又是级别不高的增刊。查一下这期增刊的目录, 其实就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各个专业进展的总结。由于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隶属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因此这篇总结各种灾害预测术的文章也被收入其中。 不过在整本期刊的40篇总结文章当中,这篇和另一篇灾害预测的文章名列倒数两 名,说明地球物理学界的主流学者也知道这些预测文章的成色。   科学新闻:为什么主流的科学家对翁文波和伪科学不敢评论,要求匿名?   夏新宇: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很多研究人员可能比较自重,不想降低身份 去和搞伪科学的人进行什么辩论。因为真的辩论起来,同行会认为是多 事、不务正业,外行可能会认为是学术争论,反而抬高了那些搞伪科 学者的地位。二是因人际关系,怕伤面子。比如翁文波,毕竟曾经是石油部门的 领导,下属和学生现在还有很多。三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些搞伪科学的人 能量很大、时间很多,而且能走上层路线,跟他们纠缠起来,会影响自己正常的 工作。   科学新闻:作为某某专家声称能预报地震,在一般的情况下,对公众造成的 后果是什么?   夏新宇:这个后果要比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推翻了相对论危害更大。 因为地震预报不像学术色彩更浓的数理化这样的学科,它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很高,经过长期的误导宣传,很多人误以为现 阶段地震可以预报。再加上这些人以什么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专家的身份出面,公众会认为这是权威结论,以致于对防 震抗震麻痹大意。   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和公众都清楚地震不能预报,所以非常注重 平时的防范意识和准备工作,各种预报不成气候。另外,那些所谓专家的预报依 据都夹杂了大量伪科学的东西,涉及到地质、气象、物理等各个方面,这些东西 会进一步损害公众素养(因为大部分人只会听结论,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辨别)。 更不用说他们的预报曾经导致过地震恐慌。   为了预防这些后果,相关的科研机构和人员应该负起责任来。根据那些伪科 学鼓吹者的多年表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局应该解散天灾预测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这两个组织,中国地震局应当公布这些 人历年的预报记录,让公众认清他们的水平。而一旦有人不恰当地吹嘘能够预报 地震,专业人员应该及时出面澄清。相比之下,国外的专业人员很负责任。比如 2008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有人宣称地震预报取得突破,今年意大利拉奎拉地震之后 有人宣称事先进行了预报,美、德等国的地震学家都出来进行了澄清。   科学新闻:为什么在以前是专家,现在退休了却做出不符合科学规范、近似 民科的事情,尤其有的人还是院士?   夏新宇: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这些伪科学。有两 方面的原因。    一是这些人本来就缺乏科学训练,尤其是缺乏起码的逻辑思维和统计常识, 所以把一些自然现象与地震胡乱联系起来,不懂得统计检验。   二是这些人不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质学知识。预报地震离不开地 质学的基础,而地质学是一门实践和经验很强的学科。当初组建地震局的时候, 很多不懂地质的人也被吸收进来,发明了一些违背地质学知识的预报方法,比如 1974年石油物探工程师张铁铮发明了磁暴二倍法,他认为地震是高磁性 岩浆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后来的郭增建(物理专业出身)等人还 在维护。又比如地震预报吹嘘得很响、动辄说自己需要经费的任振球,是纺织工 学院肄业生,他发明的三星一线法违背地质、气象、物理等方面的知识积累 和观测结果。而另外一些人即使是地质专业或者地球物理专业毕业,由于他们毕 业时间太早,对近几十年来地质学积累的新材料、发展的新理论相当无知,所以 他们的预报方法充满了臆想。 (XYS20090512) 李均之 地震预报鸟
个人分类: 地震与地球|5215 次阅读|12 个评论
驳方舟子对民间科技研究者的攻击
zyfnew 2009-3-3 22:12
驳对民间科技研究者的攻击 据2006年9月13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天府早报报导,方舟子对成都哥白尼彭大泽提出的万有斥力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首先方舟子说:民间科学家一词不太准确,所以我认为用科学妄想家一词可能更准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梦想着一夜成名天下知。他们是一些偏执的妄想家,需要脱胎换骨。其次,方舟子认为万有斥力规律是臆测、空想,与科学无关。提出人显然缺乏物理学常识,更对科学方法缺乏基本的了解。任何人如果声称做出了科学发现,都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将其成果写成论文给专家审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才有可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第三,方舟子认为在媒体上炒作,或花钱去当什么会员、 院士,抬高自己的身价,都是不正当的做法,都恰恰说明了其虚弱。(18版,早报记者 谭晓娟摄影向宇,刘筱庆)。方舟子的这些攻击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是别有用心的。 一、民间科学家是科学妄想家吗? 民间科学家准确的讲是民间科学技术研究者。它包括非政府资金资助的一大批散布于民间的科学技术研究者,也包括从科研部门学校退休后进行自主研究的人员,还包括更多的在职的但对业余爱好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以及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公民。这些人可以统称为民科即民间科学技术研究者。而民间所指的官科主要是指国家资金资助的专业科技工作者,每年几千亿国家科研资金的获得者。 现在,无论是官科或是民科都在为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的国策努力奋斗,他们都是我国为实现小康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都是我国推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而方舟子却攻击民科是科学妄想家。什么是科学妄想家呢?现代汉语词典释明:妄想,即狂妄地打算。狂即精神失常;妄即荒谬不合理。这就是说,民科是一批精神失常的提出荒谬不合理见解的人。这样方舟子就将他置于与中国国家政策相对立的立场上。请问这是为什么?他居心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使科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见,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都规定要对民科给以鼓励和帮助。而方舟子却诬蔑民科是科学妄想家,是一群疯子;这是公然对抗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联想到被国家安全部屏蔽的在美国注册的新语丝网站上方舟子及其同伙发表的言论,不难看出他们恶毒攻击中国政府,打击中国科学界的精英的险恶用心。他们对包括中科院副院长陈竺先生在内的近百位精英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制造了三大伪科学冤案:张颖清的生物全息论、蒋春喧的ISO数论和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甚至攻击获得国家一等奖的科研项目,现在反中华文化,反汉字中文,污蔑中医中药,数典忘祖,这一切作为决不是在反伪科学、打假以及什么为了中国科学更纯洁,实质就是要遏止中国科技的发展,使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胎死腹中。因此,真正需要脱胎换骨的正是以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郭正谊、方是民为首的一批在科技领域搞极左路线的科学棍子帮。 二、究竟谁缺乏物理学常识,又是谁对科学方法缺乏基本了解 1665年到1667年24岁的牛顿在家乡林肯郡伍尔索普躲避瘟疫。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除研究微积分,发现二项式定理以外,还深入研究了开普勒的三个定律,特别是第三定律。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关系即:行星维持轨道运行所需要的力与它们到旋转中心的距离成平方反比关系。并于1679年在《论运动》一文中给出了严格的证明。但仍然没有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直到1685年牛顿用微积分证明了地球吸引外部物体时,其质量就像集中于球心的质点那样,从而解决了困扰牛顿20年的难题:月地距离是否从地心算地。以后牛顿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科学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书的第一编《物体的运动》的第十二章命题76的推论3和推论4中给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文字叙述。在该书的总释中牛顿在又一次阐述了这个定律之后讲到:但我迄今为止还无能为力于从现象中找出引力的这些特性的原因。我也不构造假说;因为,凡不是来源于现象的,都应称其为假说;而假说,不论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不论它是关于隐秘的质的或是关于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地位。对于我们来说,能知道引力确实存在着,并按我们所解释的规律起作用,能有效地说明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即已足够了。 牛顿是伟大的,在这里他明确的说他不知道产生引力的原因,也不构造假说,而将这个困难的问题留给了后人。这就是物理学常识。不知道方舟子是根据的什么指责别人缺乏物理学常识的,恰恰相反真正缺乏物理常识的正是方舟子自己。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乃至整个牛顿力学,300多年以来不断有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验以及观测上进行挑战。和牛顿同时代的莱布尼兹当时就否定牛顿力学的基础绝对时空观。他说:任何与物质客体相分离的空间概念在哲学上都没有必要。同样那种认为没有客观事物,时间也会仍然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19世纪黑格尔更是明确的指出,物质的本质在于吸引和排斥,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就说得很对: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他在这里预言了以后的自然科学的发现。 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彻底否定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引入时空曲率的概念和引力场方程,预言存在引力波。但是近100年来人们从未测出时空的曲率也找不到引力子存在的根据。这就使得人们不断地提出假说和新的引力理论,重新审视牛顿力学包括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试图说明产生引力的原因,质量的本质以及真空是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等等,从而引导着科学不断前进,这正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而方舟子既缺乏基本的物理学常识,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当然更谈不上提出自己的假说或理论,又不认真研究别人的假说和理论(包括彭大泽先生的万有斥力论),这说明正是方舟子对科学方法缺乏基本的了解。 方舟子要维护物理学常识和科学方法就应该按照科学方法拿出确切的实验观测数据;提出自己的见解或假设、理论,参与其中。遗憾的是,方舟子只有棍子科学妄想家。然而事实上近100年来还有众多的实验观测在挑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其中著名的就有:1)19546月30日日全食期间,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莫里斯阿莱在巴黎的两个地点利用傅科摆对日食全程进行了实验观测,两个地点都同样显示出初亏到复圆的两个小时30多分钟里,傅科摆的摆平面多转动13.5。1959年阿莱又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与5年前完全一样。1970年美国科学家萨克斯尔和艾伦对37日的日全蚀用扭摆检验阿莱效应,得到同样的结果。2)1960年萨克斯尔利用扭摆对月蚀也进行了观测,发现在月蚀前后摆的周期也会受到影响,发生了异常效应。在非日蚀和非月蚀期间萨克斯尔还将扭摆置于一个法拉第罩中,他发现罩带正电或负电对摆的周期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带电的情形下,摆还有按日和按季节的周期性变化。3)1976年4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王榴泉等人利用倾斜仪对发生在新疆地区的日环蚀进行了观测。在环蚀期间,倾斜仪记录到三次微小的倾斜。两次对称于食甚前后,各持续约10分钟,最大倾角为0.0028;一次发生在复圆时,持续时间约为35分钟,最大倾角为0.0044。1979年9月中科院物理所的吴永生等人利用扭摆对发生在北京地区的月蚀进行了观测,所得结果与萨克斯尔的结果相似,但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同样说明摆的周期在月食前后受到影响。4)1995年10月印度科学家米什拉和拉奥利用重力仪在多拉吉对日全食进行了观测,发现在食甚前后约一个小时内重力加速度有12微伽的变化(1微加=1厘米/秒 2 ),发现重力谷现象。1997年3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汤克云、武传真等科学家,利用重力仪对发生在漠河的日全食进行了观测,首次发现了双重力谷现象,即在初亏和复圆前后各有15分钟左右的重力谷,谷深为5~7微伽。之后汤克云等人又于2001年6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2002年12月在南澳大利亚用相同的重力仪两度观测了日全食,均证实存在双重力谷现象。5)1987年重庆民间科学研究者刘武青先生以建立电磁力减轻物体重量概念的教具获得中国发明专利。该专利称被屏蔽的电磁力影响万有引力的效果。刘武青将一个50F的电容器充电后进行多重电磁屏蔽,用精度为万分之一克的电子天平进行称量,发现该电容器的重量减轻。用不同容量和不同耐压的电容器重复实验,结论一样。6)2007年3月冯劲松先生发现将黄铜、铁、不锈钢、铝、陶瓷进行加热升温前、后用精密电子天平称重,结果升温后的重量全部减轻了。冯劲松先生用他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释。20076月6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重复了冯先生的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并给冯劲松先生出具了测试证书。从以上这些实验和观测的事实说明现代引力理论需要修改或扩充,甚至也不排除对引力作用的传统观念和认识的重新考虑。这触及到引力的本质、质量的本质、真空不空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民间科学研究者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为什么要打击这种科学创新精神,诬之为狂妄呢?这充分说明方舟子之流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物理学常识和科学方法,是一伙反科学的恶棍。彭大泽先生提出万有斥力论至少提醒我们在创立新的理论时,不要忘记被恩格斯所肯定的黑格尔的说法: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它们无所不在,无所不有。 至于说要遵循什么规范。众所周知这个规范是当今科学共同体定下的,为的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现实是这个规范对民科来讲是十分冷漠的。比如彭大泽先生先后寄出论文一千多份,而主流科学家无一人理睬,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也是如此,众多民科都有这样的遭遇,这表明我国的科技体制已经形成了学术垄断和学术资源垄断的状况。宪法和有关法律成了一纸空文;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对民科来讲不过是一句空话;2005年11月全国首届民科会议发出的长沙宣言和建议,至今未见动静;处于权威地位的科学家集团和他们的代表科技部门把持着每年几千亿的科技资金,民科仅极少数项目挤入其中,而且还是有条件的,资金也少得可怜;各种学术期刊实际上被科学共同体所垄断,它们不仅排斥各种非主流创新的民科文章,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正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至今民科没有地方能够讲话,也没有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这就是现状,民科是弱势群体,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证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规范对民科就是杀手,不把你依法打成伪科学就算好了。 三、是谁采取了不正当的做法?又是谁真正虚弱? 新闻媒体由于对科技创新、科教兴国的关注和报导,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官科的,只有极少数涉及民科。而民科只对创新科学理论、追求真理感兴趣,对媒体的采访一般是不愿意的,因为可能影响、干扰自己的研究思路。谁都明白靠媒体炒作是不可能使一个创新理论或观点为大家所接受,而这需要实践、实验的检验,也需要时间。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普朗克说过:新的科学真理与其说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的,莫如说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我希望这种情形在我国不要重演。 然而如果把自己或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商品,那就会利用媒体炒作,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就会主动邀请媒体参与,就会在媒体面前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制造新闻、抬高自己,从而企图将商品尽快的变成明星和货币。方舟子先生正是这样做的。2006年4月方舟子的新书《科学成就健康》出版发行。4月21日方舟子来到成都,告诉在场的记者说:这本书出版后,我曾两次被跟踪,并被来人当面递信进行恐吓。一次是2月1日,我在一个网站就《科学成就健康》出版做完访谈后,被三个人跟踪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其中一个人还冒充快递公司,骗我开了门,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了句你干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然后转身就跑了。另外一次是2月4日,我出席《科学成就健康》首发式,又一个男子递给我一个信封,说了句回家好好看,转身就走了,而此人就是2月1日跟踪我的三个人之一。接着记者写道:为此,这位留美博士请记者为安全考虑,不要透露他在成都期间的住址。(成都商报,4月23日,第三版,本报记者,李微敖)。天府早报记者谭晓娟21日在《方舟子来了君子之辩明天开火》报道里讲:此新书在北京首发时,方舟子收到了两封恐吓信。2月4日方舟子在首发式上面对200多读者和记者,绘声绘色地宣称他2月1日收到了恐吓信,并报了警。事后方舟子的老朋友,Tom科技的邹波先生在网上作了详尽的描述,还自作聪明的进行了分析。就这样,一时相关媒体新闻网站、网络上的正义人们(=被蒙蔽者+别有用心者)义愤填膺、同声谴责黑势力的迫害,强烈要求警方尽快破案,坚决支持方舟子的正义行为,如此等等。然而事实呢?读者有权要求媒体追踪这一报道,给出事实真相。然而,所有的媒体在报道之后就溜之大吉、装聋作哑了。而要指望方舟子给出事实真相,只能是白日做梦。读者又被他们愚弄了一回。 事实是:2006年11月,方舟子(本名:方是民)被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肖传国先生在纽约中区联帮法院以涉嫌诽谤提起诉讼并立案,索赔50万美元。由于方舟子退掉了在美国租住的公寓,来到北京,至使美国法院按程序递送传票两次未果。这样原告代理人詹姆斯雷博律师事务所通过其在香港的合作伙伴,聘请北京的快递送达公司终于侦查到了方舟子在北京的住处。2月1日下午5点过快递公司的三人,到方的住处敲开门,直接将传票塞到了方的手中,并录了像。2月4日下午,同样是这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为了在有其他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再次确认送达传票,就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现场,当着大庭广众,当着主持人司马南的面,当着嘉宾何祚庥、郭正谊、赵南元、刘广军、方舟子的面,在方舟子讲完话之后,又递交了一张美国法庭传票给方舟子。手执传票的方舟子被照了像,并被再次录像为证。 这个事实说明方舟子采用了造谣惑众,欺骗读者、欺骗媒体的不正当做法,说明方舟子内心的恐慌、真真的虚伪和真正的懦弱。 参考文献 (1)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repulsion》 Da Ze,Peng 《Research Abstracts 》 Number 2 , Summer1985;University Microfils International 《挑战万有引力:来自民间的颠覆》 刘松沛 《中国西部科技》 2007.04 81~83 (2)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02年增补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5月 第1303页第734页 (3) 《科学的历程》 吴国盛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212~214 (4)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 著 王克迪译 袁江洋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2001年1月第222页,614~615 (5) 《时空学说史》 李烈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月 第399页 第535页 (6) 《自创万有斥力理论》 北京科技报 2006年10月4日 本报记者 孙燕燕 报影 向宇 (7) 《挑战爱因斯坦的摆》 Cristina Valsecchi 撰文 翻译 文铮 《科学世界》 2005.1:39~43 (8) 《引力异常之谜》 凌君彦 《自然杂志》 1982.11 855~858 (9) 《追逐重力异常》 汤克云 《科学世界》2005.1 44~49 (10) 《建立电磁力减轻物体重量概念的教具》 刘武青 中国发明专利 公开日1987.12.9; 公开号86103299 详见 http://cqfyl.nease.net (11) 《科学新闻》 范良藻 《.中国工程科学》2007年第4期 第88页 (12) 《丰都富豪抛广义宇宙相对论挑战爱因斯坦》追踪 《重庆商报》特派记者 黄平 详见中国创新 http://www.chinacx.net.cn (13) 《飞向明天》 袁一 著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5月首页 (14) 《科普作者方舟子遭恐吓 北京警方已立案调查》 TOM科技 邹波 http://blog.sina.cn (15) 《请关注造假斗士方舟子涉嫌谎报假案事件》 密码 http://blog.sina.cn 《虽远必诛!中国侦探将美国法庭传票送达方舟子手中》 散仙谷 http://www.webjb.org/webjb/sanxian
个人分类: 未分类|112 次阅读|2 个评论
作为借鉴——方舟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转载)
zhijieleng 2009-2-9 12:25
转载部分文章是为了避免因为不懂和疏忽导致不该发生的事发生,这里主要有三点收获: 其一,不能大段摘录别人的成果,即使作了引文标注也不行,一定自己评述 其二,通讯作者一般是作者排序中最后一位,很重要 其三,今后硕士学生的论文尽量不要带自己的名 方舟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转载部分) 如果是学生有这种糊涂认识的话,我觉得不奇怪,但是如果做为一个教授也有这种糊涂认识的话,我就觉得很可怕。在写作论文的时候,不仅仅是抄别人的数据、成果算剽窃,抄别人的用语,同样也算剽窃。这是国际公认的。我下面引的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联合出版的一本指导性的小册子,里面对剽窃的定义,是用到他人的观点或文字而没有给出恰当的说明。就是说,不仅仅盗用别人的成果(此处有遗漏:编辑注)注明了出处,但是没有对别人的文字做恰当的改写,这也算是剽窃。如果是直接引用别人的文字,要用引号给引起来表示是引用,光是注明出处还不行。有的人写论文的引言部分去抄别人的,抄完了注明引自这篇论文,他认为这就不算剽窃。那也是剽窃。你在介绍别人的成果的时候,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复述,而不能不用引号地直接用别人的话。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条准则。   下面这段是摘自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指南,它把剽窃根据严重程度,分了5个层次,最严重地是未注明出处地全文复制一篇论文,这将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并吊销违规者在IEEE刊物上的发表权利达5年。其次是未注明出处地大量复制一篇论文,达一半的篇幅,处罚和上面的是一样的。第三严重的剽窃是未注明出处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图。第四严重的剽窃是未注明出处地不恰当地复述整页或整段内容,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或重排句子顺序这么做,虽然不是照搬,但是没有注明出处,这也算是剽窃。最后一个是注明出处地复制一篇论文的很大一部分,而没有清楚地表明谁做了或写了什么。所以,没有注明出处地照搬别人的句子算剽窃,即使注明了出处,但是照搬别人的句子,也算剽窃。被发现的话,同样会被公布出去,受到处罚。不仅我们的网站这么认为,国际的学术组织、期刊也都这么认为。   所以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往国外期刊投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的这种剽窃,都是学生造成的。我相信廖教授本人并没有参与写那篇论文,论文是学生写的,剽窃是学生干的。但是你既然在论文上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被发现剽窃的话,发表这篇论文所得到的好处,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一旦被人发现了剽窃,就要撇开自己的责任,说都是学生干的,没有我本人的事,这是不应该的。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像两年前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事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三篇论文被发现剽窃,学生勇敢地出来承担责任,说是学生干的,和校长没有关系。我相信。但是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程度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不能说好事都归你,坏事就都不负责。   学术腐败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稿多投。一稿多投在国际上也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国际学术期刊一般都是反对一稿多投的。但是国内的一稿多投有让人同情、理解之处。国内大学对博士生毕业需要发表的论文数量定得太死,我不知道浙大是规定要多少篇,有很多大学规定要3篇SCI论文。论文数量不够不让你毕业,但是又把读博的时间定得太死,非得在3年后毕业。国内的很多刊物对来稿又不给即时的答复,给你拖着,可能会造成到你该毕业的时候论文还没能都发表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同时向几个刊物投稿。这倒也可以理解,这涉及到教育体制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对同时在国内的两个刊物上登同一篇论文,或者先在内部的刊物,比如某个学校的学报上登,然后再拿到全国性的刊物上登,或者先在国内的刊物上登了,然后再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的刊物上登了,也算是有助于和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对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很宽宏大量,不去管它了。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在国外的刊物上一稿多投的,还有就是在国外的刊物上登过之后,又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的刊物上登的,因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纯粹就是为了增加论文数。还有的,就是那些遍地开花的,不仅是一稿二投,而是三投、四投、五投、六投、七投,全都有。 还有一种是把会议poster的摘要当成论文列出去。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去年,也和清华大学的生物系有关。那里有一个副教授叫常智杰,我看了他的简历,他发表的论文很少,其中有的论文在文献数据库里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的副教授成批地捏造论文。后来有人说,这些论文是有的,是参加会议的poster摘要,难怪我找不到。会议的poster摘要虽然有时候也会做为期刊的增刊出版,给你半页或四分之一页豆腐干大小的篇幅,但是那并不是论文。我只见过国外研究生要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论文太少,在简历中会把poster也列进去,但是会清清楚楚地注明是poster,是会议摘要。不注明,还把它们按论文表的格式和其他论文放在一起,那就是在冒充论文了。学术会议的poster和论文是大不一样的。学术会议一般是不审稿的,你交了钱,交了poster摘要,它就都接受了,和论文要经过经过peer review这一关,是完全不一样的。最近我们发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一个叫肖传国的教授,也是这么干。他在国外工作了二十年了,看他的简历列出的论文,好像也有二十多篇,但是仔细一查,大部分都是poster,真正的论文只有4篇。他今年要评院士,我们把他的这些做法给揭出来,他没评上(笑声)。   还有一种造假方法是改变论文排名的顺序。这最开始我也是从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常智杰的简历那里发现的。他有一篇论文登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是一个不错的学术杂志,他是倒数第二作者,也就是最不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最重要的论文作者是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个作者,最后一个作者一般就是通讯作者。他在列出论文表的时候,就把排名的顺序改一下,把自己的名字挪到第一去,变成第一作者了。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如果有人去查一下,就能够发现的。像把poster当论文,别人查不到还会将信将疑,是不是我检索没有检索好。但是像改变论文的排名顺序,别人只要找到那篇论文,就知道原来的顺序是什么样的,所以这种造假手段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还是有人这么干。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刚才说了,国外也有学术不正当行为,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的母校Michigan State大学的一个教授David Wright研究过科研人员为什么会去干学术不正当的行为。他归纳了几条原因,一条是某种心理失常,说白了就是心理有病。我觉得破坏别人实验的,应该算是心理有毛病的(笑声)。第二条他认为是外国研究者所学到的学术标准有所不同,他说的外国指的是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第三条是监管的程度不够,还有一条是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这些原因在中国也都存在。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科研人员的素质就比国外的差,发表的论文的压力也未必比国外的大,所以这两条并不能用以解释学术腐败在中国为何这么泛滥。中国科研人员学到的学术标准不同,比如剽窃、抄袭的标准不同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不同,导致剽窃、抄袭的泛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监管的程度不够也是个原因,这里的监管指的是导师、领导的监管,像国内的导师手下有几十名研究生,怎么去监管?这可以说是扩招引起的一个恶果。当然导师本人可能也不想管,没有能力去管,这是另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解释学术腐败在中国如此泛滥,它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术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是官本位的体制,缺乏独立性。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官场的一部分。院士是副部级的官,大学校长也是副部级、厅局级的官,系主任是处级干部。大家都是官,都在官场里头,那么官场的腐败风气必然要带到学术界来,就会导致学术腐败,而且即使学术腐败被揭露出来了,也会官官相护,去包庇它。 何先生说:可正是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难堪,于是就采取了'人身攻击的办法,仿佛他们打了'胜仗!其实,科学是非之争,在于论据,在于事实,既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 以人废言 。   我打击学术腐败、打击伪科学,可不可以批评?当然可以批评,如果发现我哪个案例打错了,有根有据地指出来,我会接受,该道歉就道歉,该澄清就澄清。问题是那些攻击我的人,像刘洪波之流的人(笑声),他们找不到,也没有能力去发现我究竟在哪个案例打错了,所以只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下面这些是何先生恭维我了,他说:方舟子之所以战无不胜(笑声),因为每有论战,必定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则。方舟子所主办的新语丝上所刊登的文稿,总是以有无事实,合乎逻辑为选用与否的判据,而不是搞什么'人情稿、'关系稿,更不会去刊登什么'有偿新闻!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3271 次阅读|1 个评论
方舟子XYS情度测量?(旧作)
fuqisi 2008-12-8 19:13
这节课的内容是:《情感测量以方舟子 XYS 情度为例》。 理科情痴思量:感情是放电、是磁力、 。对了,是荷尔蒙。 工科蛮 仔 嘻道:舟哥呀!不会有意外发现吧? 文科傻妞嗔道:无聊!感情是一种感觉、一份依恋、一丝忧怨, ,要感受体验! 艺术嗲妮悟道:对,测他一下,看他有没其他的她。 哲学筐子自语:感情是关系的反映。关系的性质或本质决定了感情的份量和演化。 科学教授侃道:科学不仅能够测量感情的份量,还可以测定感情的性质、感情的基质情素的浓度。科学无事不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科学 无法无天。 首先,明确感情的定义或概念,越精确越好。其次,挑选反映感情份量的指标,直接定量最好,间接定性也行。再者,确定检测的方法、仪器、场所和质量控制措施。另外,随机募集一定数量的参照对象。还有, ,潜在的意外和应对原则 。具体测量的方法有 N 种,尽多选用,相互印证。 【 《新语丝》读者评议法 】 随机募集 100 或 50 位《新语丝》读者作为受试者。请他们按照标准( 10 , 9 , , 1 分喜爱; 0 分无感觉; 1 , 2 , , 10 分痛恨,计负号),根据自己对 XYS 的和自己估猜的方舟子对 XYS 的爱恨程度分别打分。例如,我打的分为 7 和 9 :我对 XYS 的喜爱不如对金钱、异性等少数几项东西,且还为 XYS 的进步留有空间;我估计方舟子的喜爱比我深,同时我想至少存在一项东西高于方对 XYS 的喜爱。 【 经济学方法 】 以金钱为指标,设计一套博弈规则,通过受试者报价的高低,反映感情的程度和分布。 方案 Ⅰ 你愿意得到或付出多少钱,以出售或购买 XYS 的无收益权的运作权?你认为 XYS 值多少钱? 方案 Ⅱ 请方舟子和受试者( 50 或 100 位)以卖出或购得 XYS 的所有权为标的报价。按照下列规则计分和甄别: 按照报价的高低排序,并按倒序计分; 若每一位的报价都小于方舟子的出价,测量完成,但交易失败; 若仅有一位的报价大于和等于方舟子的出价,测量和交易都完成; 从报价大于和等于方舟子出价的受试中,随机抽取一位,按两者的均价成交;再按报价排序,从中位处将余者分为两组(若为单数,随机抽去 1 位)。高报价组向低报价组支付两组的均值差价。 【 心理学方法 】 XYS 熟悉度、依赖度和期待度问卷量表等方式。 【 生理心理学方法 】 应用测谎仪的原理生理心理指标来测量。 【 药物心理学方法 】 应用麻醉药物,在迷糊状态下,诱导方和其他受试者表述感情。或许会有意外收获,但不厚道。 【其他】 组织考察法、警察审讯法等。那种才算科学呢? (原载XYS)
个人分类: 科学之法-系统性综述|2256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英雄到流氓——眼中的方舟子
木木成林 2008-9-8 00:30
有人在打一公的假? 在颜宁老师的博客上知晓此事,非常惊讶。 从我进所听过的百十场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郭爱克和施一公的讲座。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人,却给了我相似的回忆:纵横捭阖,温雅细腻但又让人体味到收发自如的大气磅礴。心里感慨:正是有了AK们和YIGONG们,中国的学术不再寒酸。施老师的学术水平毋庸置疑,并不是每个PI都能十年发二十来篇CNS。也不是每个PI都能得到HHMI的资助。 未曾拜见方舟子的大作,方舟子似乎在死盯着两点:1.一公并非全职回国,换句话说,一公的全职回国也许别有用心;2.一公出现在新一届的杰青名单里。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很反感。举一个例子,荣国团原来是香港的乒乓球手,号称香港三杰之一。在50年代初,因大陆的朝气蓬勃(在50初确实如此)而激动,放弃显然条件更优越的香港,决然回到中国。荣国团带给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让乒乓成了国球,中国后来在乒乓上的绝对优势,他的影响同样深远。 但令人极其惊讶的是,这位民族英雄竟被国民质疑回国动机不纯,并在抑郁中自杀而亡!。50年过去了,同样是放弃了优越条件,返回大陆,却同样地受到动机不纯的质疑,令人惋惜。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明显是小人式的叫嚣与恐慌。现在,假设我是方舟子,当我知道华罗庚被聘清华任教时该是多么恐慌:天哪!让一个只有初中水平的小店员来清华任教!这太恐怖了!一个大学讲师起码该上过大学了吧?随便改教师选拨体系,那岂不乱套了?制度的完整比某个学校发展更重要! 我们重新看一下事件始末:一公被评为新一届杰青,而他的背景违反了杰青的规则。这里有点疑惑:一公被评违反了规则,或者说A与B冲突,那为什么一定是A错,而不是B错?为什么是一公做假了,而不是现有制度已不合理? 也许,方舟子并未认真思考:什么是、又为何会出现万马齐喑的悲剧? 中国有许多的科研硕鼠,分食着计划式科研的巨大奶酪,动辄近亿的经费投入,到了结题时却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结果。然后换一下课题名称,继续忽悠上亿的经费 在这些更需要舆论关注的灰色区,方舟子们为何却又集体失声?(正是nature中国之声上那篇尖锐的文章,让我认识并尊敬着饶毅、鲁白) 为何不去正真需要的地方?却在这里纠缠? 也许方舟子们,也只是饭饱之后,寻章摘句,精神娱乐而已?!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揭发一个二流的没大有名气的教授骗了几千万经费。揭发一公评上杰青,显然更增加知名度,更能在大众前展示自己。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7780 次阅读|12 个评论
一次不该发生的冲撞
Bobby 2008-8-18 07:32
根据我本人的体会,大体而言,新语丝和科学网博客算是在知识界(以自然科学为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网站。前者具有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后者则强调建设性和和谐性(强调并不等于全部)。大部分科学网博主同时也是新语丝的读者,新语丝上面不时也能见到熟悉的博友文章。 本来,新语丝一直致力于打假,不管成效多大,一帮勇敢、激进而理想的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倡导科学、净化学界而努力,多数学人读者也就是抱着看客的心理,看看今天的那位 倒霉了,仅此而已。科学网博客虽然也有批评性文章,但观点不会太尖锐,思想不会太激进,尤其这里是实名制的缘故,绝大多数的文章不会针对于某人某单位批评,即使有,也多半是对新语丝打落入水的落水狗进行再次打击,余绪而已。由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定位,科学网博客一直风平浪净,我们也落得享受这和谐的氛围和局面,然而这一次新语丝和科学网博客头面人物的正面激烈冲撞,所谓 XXX 教授回国裸奔事件却把不少人拖下了水,很多科学网博客的博主们不得不表了态,站了队。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延续了多日,可谓旷了日,持了久。从博文后面的评论中也可嗅出强烈的火药味和若干人等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不能就事论事,甚而至于进行人身攻击)。 XXX 教授先后被指责高调宣扬其爱国行为,不是全职,违反规定申请外籍杰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甚而至于对 democracy 的表态。 有的人出于惜才心理,指责新语丝吹毛求疵,担心人才被逼走梁山,或者进而追寻背后的体制和规则原因;有的人主张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有的人则言之凿凿地与新语丝针锋相对,这一切不过子虚乌有,怀疑其背后有阴谋和报复;有的人赞成科学家选择不要总以爱国的名义,媒体不要为树立榜样而拨高某些人的道德;有的人旗帜鲜明地指责违反规则,并为之惋惜;也有人指出体制和规则重于人才,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好的体制。更有一些人被吵得发了狂,厌烦了这种具体针对某人的地毯式批评。 关于 XXX 教授裸奔事件的博文日渐稀少,事情看来终于要结束了。 硝烟散尽,却不是清点战利品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上和不那么著名的单位里,比这严重的事件在千百次地重演着。 XXX 教授之所以被人揪到小辫子出来,部分原因是他在海内外学人中的清望,作为标杆式的华人科学家,在风口浪尖上的清华北大里面。正如在茫茫人海里,姚明头上的疤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武大郎脑袋即使烂掉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想起三番五次申报院士的 *** ,如果不是因为入了阁,十多年前发生的陈米烂谷剽窃抄袭也就不会被晾晒出来。 已成为要人的,或将来要成为要人的,看来是需要洁身自好了。
个人分类: 科学感想|4586 次阅读|8 个评论
疑罪从无——支持施一公
lingfeng 2008-8-18 00:09
疑罪从无——支持施一公 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文 《 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 》 ,一时应者云集。针对此文,鸿飞兄写了博文 《 教授回国不能立即裸奔 》 ,引发了科学网众网友对此事的热烈讨论。我一贯支持方舟子的学术打假,在中国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情况下,方对净化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至少也给打算造假者一种心理压力,而且确也打击过一些真正的学术造假大牛。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的贡献其实要大于那些所谓的院士。但是,支持方打假也绝不等于我支持他的每一次行动,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例如,方提出要废除中医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人体的病菌和肿瘤细胞,但也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医学上的检验方法无论多么先进,总有一定的假阳性率。可见,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方在文章中指出,施一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表示爱国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持有相同观点。对此,我曾经在 《 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 中指出,我完全相信施一公主要是因为希望为中国科研和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回国的。但是我们没有客观准确的方法去判断一个人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道德指控”是中国国民的一个不良习惯。我虽然不认为方舟子打假是为了名利,但是哪怕是为了名利而打假,我对他也是一样的支持——只要对中国科研有利。道德只能用来要求自己,约束别人要靠制度。所以,对于施的道德指控——即认为他不切实际的宣扬了自己是因为爱国而回来是幼稚的。你不是他,你怎么断定人家就不是因为爱国而回来的呢?这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所以是无意义的。最关键的,是看施能否为中国科研做出贡献——我相信是肯定可以的,除非他最终因为排挤而离开。不信,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由于我的专业也是生物医学,所以对于本领域做的好的华人比较关注,例如饶毅、施一公,我不仅佩服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更佩服他们的思想。奇怪的是,方舟子对施一公的质疑事件,反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敬佩——我查看了他的其他资料例如 《 施一公教授走近北大学生 》、 《专访美籍教授施一公》 、 《追梦人 ——记1985级校友施一公》 等,也查找了他论文发表情况(见 《 施一公SCI论文及被引次数的不完全统计 》 )。以前粗略的查过,记得好像被引次数是5000多次,这次认真的查了WOS(也是不完全统计,这个数据库要想查全很难),被引次数共有7247次,nature、science、cell二十多篇,其中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16篇,发现他在学术上不仅很牛,而且比我想象重的更牛。 方舟子不仅发文质疑,还在新语丝上写了一封 《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施一公涉嫌造假 》 的文章。同时公开质疑的还有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何士刚,见他的博文 《 旗帜鲜明地捍卫正确的制度--基金委今年不应该授予施一公教授杰出青年基金 》 。我以前其实并没有怎么听说过何,后来查找网络资料后才知道何也是海归,不过是多年前的海归了,回国后科研在国内做的还算不错。 对于公开质疑施的人,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还是比较欣赏他们的做法,至少比那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暗箭的人要光明正大得多。对于他们我的态度是: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质疑正中许多人下怀。多少人希望抓到施的把柄啊!施的回来,无疑触及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施的光芒,使许多人的所谓“科研成果”黯然失色了,施也要申请科研经费,他们无法竞争过施徒叹奈何。他们正苦于找不到施的漏洞呢。这下倒好,方舟子的质疑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理由。于是他们匿名在网上大肆宣扬施一公的违规、不诚实。他们从道德上和制度上对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似乎必欲置施于死地。当然,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嫉妒之心,人皆有之,这很正常。可是让嫉妒之心冲昏了头脑并做出令人不齿的事情来,就比较的卑鄙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个更古不变的真理。 正是看到一位如此优秀并且希望回国做些实事的科学家被众多小人在暗处攻击,我无法保持沉默了 (我补充一点,我并不认为所有匿名质疑者都是小人,而是那些别有用心匿名进行攻击者才是我所说的小人。) 。 真理不辩不明。看过那些质疑的文章之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施一公的违规。在法学上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叫“疑罪从无”,就是怀疑某人有罪但是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来的情况下,应该相信他是无罪的,至少不能以有罪来对待他。而且,疑罪从无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见百度知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0065.html )。 但是,在没有真凭实据来证明施不是全职在清华工作的情况下,许多人却“疑罪从挂”,把施的违规当成了事实了,这是不应该的。 下面我将分析为什么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施的违规。 何士刚说,基金委规定杰青申请者不能在海外全职是一个合理的规定,是为了限制以往在国外全职人员诈骗国内科研经费的情况。这是很合情合理的。而方舟子质疑施的证据是:第一,在刚刚公布的2008年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研究员名单中,有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的名字。该学会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施一公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当选其“研究员”。第二,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网站上,仍有对施一公的介绍,而且论文更新到今年5月5日,在分子生物学系的教授名单上也列着施一公的名字,只不过注明其“学术休假到2009年9月(On sabbatical until September 2009) 第三,据“天山童姥”说,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晶体学术会议上,“施一公提到他将于8月份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这个小组其中一个成员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Chen Yu毕业后,他将与普林斯顿大学彻底没有关系了。”所以,方舟子推断:“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半年后,施一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带薪休假的全职教授和必须在美国全职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新当选研究员。” 可见,方的质疑是基于推理和网络调查,而没有事实调查和实地调查。方的老本行是生物学,应该知道推理是不一定可靠的,不然还要实验干什么?网络调查有多高的可信度?如果依靠它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罪,那么很多警察、检察院的人估计就可以集体下岗了。 对于证据一,饶毅在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中说过:“本次HHMI的申报和评选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与他2008年2月全职回国工作并不矛盾。施一公申请HHMI的时候,是想看能否将它带回中国。获得以后,他为此专门回美国与HHMI商谈将经费带回中国。结果HHMI没有同意,所以施一公已经拒绝接受HHMI。这对他是很大的损失,对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很大的损失。”人家都已经放弃了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研究员,不知道方舟子有没有调查过呢?如果不信,可以直接联系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方说“该学会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施一公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当选其“研究员”。”,看看,还是推理,万一有破例呢?最重要事实是,施有没有全职在清华工作? 对于证据二,网络的更新落后于事实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普林斯顿的网站仅仅反映了普林斯顿的看法,很有可能普林斯顿希望挽留施一公才会那样写。当然普林斯顿也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饶毅在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中说过“首先,他实验室的人需要安排好;其次,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大学的利益也一定尽力挽留他,不能挽留也希望他在名义上兼职。”“因为凡是在一个大学用的国家来源的经费,这个大学就成比例地获得管理经费(所谓overhead 或者indirect cost)。”“我相信,正如我当时离开华盛顿大学后一样,兼职没有工资,普林斯顿也不会给他工资。”“施一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还有尚未毕业的博士生,还有多项NIH经费,普林斯顿大学当然会尽力挽留他,即使他要回清华,大学也希望他以兼职的身份,带完这里的学生,并处理好相关经费。这与他全职回清华工作不矛盾。”而我更看重的是全职工作的事实,如果在清华工作的时间符合全职的标准(例如一周五天,一天八个小时,当然具体的标准我也不清楚),那么,即使他还拿着普林斯顿的钱也是没关系的。老美的钱嘛,拿了不要干活的话不拿白不拿。当然,他应该是没有拿的,普林斯顿不会那么笨,饶毅也说过兼职没有工资,施一公的学生也证实他并不拿普林斯顿的工资,是unpaid leave。对此有怀疑者可以直接咨询普林斯顿。 学校和单位网站为了自身利益,总有夸大事实的倾向。例如,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介绍何士刚研究员就是这样的“1994-1997年 哈佛医学院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见 http://www.ibp.ac.cn/c/04/archive/02/shiganghe.html )国内的研究员是等同于教授级别的,那么是否何士刚真的在哈佛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担任过教授(或同级的)呢?中国人在英文简历上喜欢写M.D,其实是medical degree的缩写,但是外国人还以为是medical doctor,是博士学位呢,这是一种隐形的造假。所以,如果何士刚不是真的担任过哈佛教授职位的话,而在网站上写“哈佛研究员”,是否也有造假嫌疑呢?当然,我宁愿相信不是何的本意,只是网站的做法有些不对而已。 对于证据三,施一公的学生在博文 《 方舟子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无间道? 》 中指出,方舟子是以讹传讹了,原话是“与普林斯顿又撇清了一大块。”施一公是一个负责任的教授,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决定回国就扔下自己以前的学生不管。饶毅之所以能够做到两个月就关了美国的实验室,因为他妻子也跟他在同一个学校,他的科研经费转到妻子那里,部分学生也转到了那里。同时饶毅也一再强调,他的做法不能成为常规。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任离开原来的实验室,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例如以前的科研经费怎样处理、学生怎样安排等等。关于这一点,建议看看饶毅的博文 《 以积极心态支持优秀科学家回国 》 。 方舟子说“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普林斯顿怎么认为是一回事,可施一公是怎样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半年后,施一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带薪休假的全职教授和必须在美国全职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新当选研究员。”——前面已经反驳过了,就不多说了。 但是上面说的都不是核心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施一公花了多少时间在清华工作?如果符合全职的标准,所有的谣言和猜疑都不攻自破。但是无论是方舟子还是何士刚或者其它质疑者,都没有任何人提供了事实证据表明施一公不是全职在清华工作。对于这一点,相信施一公实验室的人最清楚,清华的与施接触多的学生可能也知道。 我在何士刚的博文后评论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shi有没有全职在清华工作——如果是这样,即使还没有结束普林斯顿,也是可以申请的。”他的回复:之所以制订这个规定是因为以前有太多人‘号称’在国内全职,而所在单位会出具所有证明,也许是助纣为虐,也许还逼良为娼。” 我的回答:“单位可能会给号称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人出具证明——您的担心是对的。我想解决的方法是实地调查——可以请有关部门或如果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实地调查。既可以去普林斯顿,看他是否还在那里上班,也可以去清华。他学生也说了,还可以查出入境记录。”何的回复:问题是没有人会去调查的。多年前在公开信以后,我就曾向科技部投诉,我觉得理由非常充分,但被告知科学院保证此人会全职,他们没有理由怀疑单位的保证。查出入境记录也不是他学生的发明,我们在多年前的公开信就曾建议过。但到现在你见过一个因被查出入境后取消国内全职的例子吗? 何的担心不无道理,鉴于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他说的应该是事实。但是难道我们就可以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污蔑一个好人吗?没有人查,谁怀疑谁就自己去查吧!人家的学生证明他是全职在清华,既然不信,那就自己去查好了。但是,在缺乏事实证据之前,可以暂缓声讨和批判。 我们再看看杰青的具体规定: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8年项目指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已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申请者提交申请书之前,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申请者唯一聘用单位。”(引用自方舟子的文章)“已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这点没有疑问,施肯定受聘于清华了。“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申请者唯一聘用单位。”不太清楚“固定受聘单位”的意思。既然施已经不从普林斯顿拿工资,就谈不上“聘用”了,所以,清华是他的唯一聘用单位。 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意鸿飞兄的观点:方舟子有些吹毛求疵了。 最后想说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我们应该“疑罪从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请先不要下有错的定论。
个人分类: 敬佩的人物|11370 次阅读|11 个评论
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lingfeng 2008-8-16 09:07
近日由于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文质疑施一公是否全职回国工作而在科学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支持施一公,认为方是过于吹毛求疵了。对于方舟子,我一贯是十分支持的,虽然我不上新语丝,但是这次我也认为他是没有抓住重点。事实上,到底是否全职回国,核心的判断指标是每周在清华工作的时间有多少——对此方舟子只字未提。如果他在清华工作的时间符合全职的标准,例如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具体标准我也不清楚),那么即使他真的还拿着普林斯顿的工资,又有什么关系呢?哪怕他还同时拿着哈佛、耶鲁的工资,那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他人在中国全职工作就够了,别人愿意给,那是别人的事,同时也恰恰说明了施的魅力。 但这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在讨论此事博文的留言上,很多人似乎对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就是科学时报的采访《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由于对施一公在道德上拔得过高 , 过于美化了施一公,反而给他惹出麻烦来。这样说似乎也很有道理,于是我又重新找来那篇报道看了一遍,可是看完之后,我却没有感觉任何的拔高和不实。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认为呢?难道因为爱国而回来不可能吗?希望回清华教书育人一定是假的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跑一百米只要 9 秒,你肯定不相信,因为你知道你和你周围的人都要十二三秒,而且世界纪录是 9 秒 77 。我如果告诉你我只要 10 秒 50 ,虽然你知道低于世界纪录了,你还是不会相信,因为你看到的人都要十二秒以上。可见,我们判断别人的时候往往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同样,我们判断别人的心理时也是以自己的心理为参照的,所以小人才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他也会“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君子一般都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和“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简而言之,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经常骗人的人往往不会信任别人,因为他以为别人也会和他一样;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往往是那些从不会骗人的人,因为他天真的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从不骗人。 所以很明显当你扪心自问自己不会为了理想,为了教书育人为了为中国科研贡献一份力量而放弃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之位回来时,你自然就会怀疑科学时报报道的真实性,认为王记者出于职业的需要夸大和美化了施一公。如果你认为自己也会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是能够理解的,因而也是真实的。很遗憾,对于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测量方法。 我曾经看过介绍施一公的几篇文章,例如《 施一公教授走近北大学生 》、 《专访美籍教授施一公》 、 《追梦人 —— 记 1985 级校友施一公》 等。感觉施一公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他曾很自豪地说他很为自己骄傲,在多年后仍保留最初的美好梦想并为之奋斗。我能够理解他也相信《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属实,因为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是我,在他那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人在美国肯定会缺乏一种归属感,做出同样大小的成绩,在国内肯定比在美国更有成就感;而且能够为中国的科研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当自己具备了回国的实力而且国内又可以提供科研条件时自然会选择回国平;我虽然希望自己的小孩接受西方好的教育,但更不愿意由于他 / 她一直在美国长大将来缺乏对祖国的认同;我一直以来就很关注中国的教育,曾经写过很多批判中国教育体制的博文,而且我认为中国的许多学生都缺乏理想、创新和思想(见《 教育的两大失败 》),那么教书育人自然是我回来的重要目标。很多人怀疑他是否因为爱国而回来,其实爱国真的那么遥远吗?我们不是也因为法国支持藏独而抵制家乐福,难道也要怀疑大部分抵制家乐福的人不是出于爱国之心而是为了作秀吗?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爱国的,而且留学海外的人由于亲身感受过由于中国的不够强大而遭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其爱国之情可能更甚于国内的同胞。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感情,只是在不同的人中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 爱国也绝不意味着为了爱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是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如果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从零开始而又不能有任何政策上的优惠,假如我是施一公是肯定不会回来的——这样的爱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还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有害的,因为是对人才的浪费。人在做出决定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经济的因素当然也在其中,但是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对于理想主义来说,一定经济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相对于普林斯顿的待遇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清华的待遇和经费其实差了很远,国内的科研环境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或大部分现实利益。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差别其实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现实主义也爱国,但是做出选择时认为最重要的是现实利益,他们不会为了理想而放弃很多。当大部分人都是现实主义的时候,理想主义被人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应该承认,我们的媒体确实有道德拔高的不良习惯,这也是大家怀疑《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的一个原因。不过我仔细的看了全文之后,认为报导是可信的,并没有拔高的表现。 所以,当科学时报记者王丹红的报导《 我被信仰追问 —— 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被大部分人认为是道德宣教有余而务实不足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理想主义的曲高和寡。
个人分类: 敬佩的人物|9400 次阅读|10 个评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
ywang69 2008-8-15 18:09
最近科学网博客圈由于方舟子在新雨丝上的举报文章变得很热闹,关于教授裸奔的话题引起大家的关注,许多文章的评论也很尖锐,看来施教授有没有违反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申请的规则引起大家的广泛争论,当然这种民间的争议由于有匿名评论的原因使得争论异常激烈,一如奥运会的金牌争夺,几乎达到白热化。 现在的形势恐怕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当事的教授和大学还保持沉默!方先生和王先生也没有想到会在科学网博客圈掀起轩然大波! 昨晚看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杨秀丽夺得金牌。 决赛中杨秀丽的对手是来自古巴的卡斯蒂略,在5分钟的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占到便宜,各自得到一个指导后平分进入金分加时赛。在加时赛中,双方几乎都拼尽了力气,卡斯蒂略曾经有一个投技险些得分,但是裁判在商议之后取消了已经判罚的效果分,5分钟加时结束,双方再次出现平局。最终3名裁判根据双方的进攻态势作出判断,两名裁判判决杨秀丽获胜。 古巴教练和运动员似乎对裁判的判决不服气,好像卡斯蒂略还拒绝和杨秀丽握手。 也许教授裸奔的当事人就和古巴教练和运动员一样,互相不服气,这时候就需要仲裁委员会出面,拿出所有游戏规则,丁是丁卯是卯地判决一下。 杰出青年资助名单公示的初衷也许就是需要大家的监督,或许方舟子的举报材料基金委正审核,或许施教授和清华大学也正忙着澄清呢! 也许施教授年龄刚好在坎上(杰青的坎好像是45岁),如果这次真被举报弄下来确实会让人惋惜!因为能够在美国著名大学谋得教授终身职位还是很不容易,光从学术水平讲施教授获得杰出青年基金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的人才引进原则也许更好! (王鹰 2008-8-15)
个人分类: 所谓精选|4860 次阅读|7 个评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4-24 19:45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