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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不设防-转
sunapple 2009-6-24 08:17
悲乎屈原之痛中国产业不设防 悲乎屈原之痛 中国 产业不设防 前几天就看了中央二台关于金龙鱼上调油价的讨论。关于外资控股中国很多产业的说法早就知道，关于新加坡控股的金龙鱼系列食用油已经占中国食用油半壁江山，外资已经控股中国食用油加工 80% 的资料不仅贫道知道，国家相关部门肯定也很清楚。但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无论老百姓还是学者们都不太在乎，因为这都符合市场规则，也都是中国加入 WTO 允诺的。引进外资本来就是国策，引进外国先进管理也是国策。现在，连中央电视台这些迟钝的记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事情不那么简单。 报道中记者采访金龙鱼中国负责人，他讲金龙鱼系列提价 10% 的原因是国际大豆等价格有些上扬。记者接着采访其他相关人员，都指出期货与零售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大豆等油料的价格一直在下降，原料上升完全是借口。情况只与这些情况有关：到目前为止，中国食用油加工行业 80% 是外资控制；中国大豆进口 80% 渠道是外国公司控制；同时，中国油料产量从 2000 年达到近 5000 万吨， 2007 年的 4288 万吨， 2 年下降 14.2% 。而 2008 年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达到 3744 万吨，是 2007 年全国油料总产量的 87% 。 2009 年大豆进口又激增，一季度大豆进口就达到 1750 万吨，而且逐月增加，预计全年大豆进口不会低于 7000 万吨，是全国油料产量的两倍多，也就是中国油料 64% 将依赖进口。 这就是 2005 年 5 升装金龙鱼色拉油 35 元一桶， 2007 年 50 元一桶， 2009 年 3 月 60 元一桶，现在还要提价 10% 的原因。看到一则消息，专家评论说今后食用油价格主要看生产厂家的态度了。什么是态度，也就是脸色。也就是他们想涨想跌你是管不住的，中国人以后只有看外国人脸色来吃油了。哈哈，终于知道厉害了吧。只要你吃的油 80% 是外国控股企业生产的，他们用的原料 64% 是从外国进口的，而进口的 80% 是外资控制的，你能不看他们脸色吃油？ 1992 到 2000 年，我国油料产量从 2800 万吨增长到近 5000 万吨，其中大豆从 1250 增长到 2010 万吨，年均增长 6.1% 。大豆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之一，根据 WTO 协议， 2001 年以后，我国大豆市场大门已经彻底打开。丰益国际（金龙鱼） 2008 年营业收入 291.45 亿美元，同比增加 77% ；净利润 15.31 亿美元，同比暴增 164% 。其他外资企业 ADM 、邦基、嘉吉利润分别为 18.02 亿美元、 10.64 亿美元、 39.51 亿美元。 　 　 怎么榨油企业在中国人手里就亏，到外国人手里就赚呢？是不是他们经营水平就是高呢？看完前面一段就知道，只要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油料和食用油的定价权，怎么能不盈利呢？ 　 　 事情发生在 2003 年，当年 美国 大豆在芝加哥期货上市后，价格突然上升，中国加工企业大量高位吃进。此后又莫名其妙突然猛降，使中国加工企业每加工一吨油亏损 500 元，造成国内 70% 企业停产。 2003 年至 2005 年间，四大国际粮商（ ADM 、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大举进入中国，通过低成本兼并重组，控制了中国 66 ％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 85 ％。 　 　 外资控制中国榨油行业后，开始大量进口价格低出油率高的转基因大豆，使我国东北农民生产大豆没人收购，造成大豆产量自 2003 年后逐渐降低，到 2007 年年均下降 9% 。这就造成了当前中国食用油产业链的现状。 　 　 其实，早在 2004 年，有关大豆和食用油加工业的情况就有很多研究报告和警示，很多非主流研究人员在网上和内刊上发表过很多研究报告和建议，希望进行控制。 　 　 现在，很多非主流研究人员还在告诉有关单位：外资正用同样手法染指中国粮食加工业，肉类企业，而且已经大有斩获。 　 　 也许有一天，中国人的嘴，就会完全被外国人管着。到那一年的端午节，这些呕血的人大概也只有跳汨罗江的份了。 　 　 其实，中国被外国人完全控制的行业并不只食品业，利润最高的洗化行业早就被外资控制了。 　 　 l993 年，英国联合利华公司收购了中华牙膏。 l994 年，熊猫与美国宝洁组建合资公司北京熊猫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宝洁以65%的股份控股合资公司。2002年，北京日化二厂正式从宝洁手中收回了熊猫品牌。 l994 年，英国联合利华公司收购了著名品牌美加净， 该品牌原占有国内市场近20%。此前的1990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上海家化的销售额从3亿元骤降至600万元。 2002 年，上海牙膏厂对外正式宣布将从联合利华手中收回美加净牙膏品牌， 但已失去了发展的宝贵时机。 l996 年，活力28集团公司与德国美洁时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湖北活力美洁时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德方控股60%。7年后，中方收回品牌。 l996 年，德国汉高公司收购徐州海鸥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11日　下午，经历4 年的谈判，法国欧莱雅集团在北京宣布：欧莱雅集团正式签订了收购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的协议，完成其收购中国品牌的首个案例。此次对小护士品牌的收购，还包括其位于湖北宜昌市的一个生产基地以及小护士所有分销、管理系统，所有这些全部纳入欧莱雅旗下。相对收购之前小护士的知名度也渐渐在淡去。 2004 年 欧莱雅集团 又收购羽西。至此， 欧莱雅 在 彩妆 领域排名第一，在护肤领域完成两次并购后名列第二。中国化妆品市场的竞争已形成外资主导的局面。 　2007年10月2日　，德国拜尔斯道夫集团(Beiersdorf)( 旗下代表产品：妮维雅)以3.17亿欧元(约35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国内最大的日化企业丝宝集团85%的股份。 　 2008 年7月30日 　 ，几经博弈，力克宝洁、联合利华等众多对手，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终于成功将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收归旗下。 大宝2005年销售额为7.8亿元（占全国市场1%），在国内护肤品企业中排名第一，这样，强生就拥有了大宝遍布全国的二、三线营销 网络 。 大宝是还会续写大宝，天天见的神话，还是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慢慢消失，这将不得而知。 美国 宝洁公司从1988年进人中国市场以来， 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上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国内 十大 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 宝洁公司在华办了 10 家分公司，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 9 家是独资公司。 在成功推出飘柔、海飞丝、潘婷、舒肤佳、玉兰油、护舒宝、碧浪、汰渍等系列产品并主导了中国日化消费品潮流之后，终于在　2004年5月11日　，与在华合作16年的老伙伴和黄分道扬镳，并宣告一个月内实现在华独资。宝洁公司仅 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洗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其实哪里只有食品和洗化？ 目前世界 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 480 多家在华投资办企业。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 1995 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灯泡、集装箱、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 20 多个行业或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 经济 导报》 1998 年 5 月 20 日）。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1995 年调查，进口品牌和合资品牌占中国销售市场在 60 ％以上的产品有：轿车、洗发精（占 64 ． 5 ％）、香皂（占 87 ． 1 ％）、洗衣粉、美容化妆品、卫生巾、奶粉、可乐和汽水（占 70.4 ％）、胶卷等几百种商品和上万种规格。据《经济参考报》 1996 年 8 月 12 日报道，洋货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摄录机占 99% 、传真机占 98% ，化妆品 75% ，洗发用品占 75 ％。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随着外商增资扩股，大肆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大办独资和控股企业，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进一步控制中国制造业，有全面收购中国机械装备工业的企图，并有全面主宰中国商品市场的危险。 　 　 从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是中国与西方矛盾最缓和的时期，中国是我家大门常打开，不仅不设防，而是千方百计吸引外资收购。尤其是地方 政府 积极性最高。出让国企吸引外资本来就是政绩，卖得越多越有本事。而且卖了地方国企，收入又是本地财政的。中央主管的商业部、外经贸部、银行等主要控制司局的负责人恰好是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卖国团伙（最近都双规了），上下勾结，内外勾结，于是，中国在一个和平时期，高高兴兴地把国家最赚钱的行业都给了外国人。 　 　 国企由政府卖给外国人和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再卖给外国人。这个路子当然还在走。看到最近说要私企进入国企垄断行业，就知道新一轮又开始了。无非今后看不见政府卖国企给洋人，而是政府卖国企给私人，私人再卖给洋人。就这么一路卖下去，还能剩些什么呢？ 　 　 贫道开过超市。小型超市销售最大的两个部类，一个是食品，一个是洗化，第三才是塑料制品等。以前我们都说外国超市里 80% 的产品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超市里和外国超市里 80% 的产品都是洋人在中国制造。 　 　 看到这样一些介绍：屈原出身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怀王十五年（前 304 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 联盟 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 政策 ，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2287 年前，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中国现在似乎没有当年楚国的危险，虎狼之师的秦军还没有兵临城下，似乎还没人能像屈原那样绝望。屈原跳汨罗江后 56 年，楚国亡。 中美共治的梦，不就是秦楚黄棘之盟吗！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2564 次阅读|2 个评论
生命科学在中国的困境：断了的产业链
饶毅 2009-6-20 11:28
饶毅 施一公 国际上，生命科学突飞猛进，改善人类健康，带动多学科发展。 国际上，生物技术产业自七十年代以来已成相当规模，推动经济发展。 在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遇到了几个较明显的问题。部分存在于科学研究，更大的问题体现在应用的落后。 科学研究缺乏开创性 目前中国科学界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发表论文的追求超过了对于研究内容本身的关注，论文的数量及其所发表刊物的SCI影响因子几乎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不仅局限于生命科学界，但因为生命科学论文的SCI指数和引用数相对比较高，导致这个症状较明显。这种趋势的后果就是科研人员倾向于追随国际研究热点，而不太敢于尝试具有一定风险的但可能影响巨大的开创性研究。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鼓励内行评价代替外行审核，这样才能重内容而轻形式；需要延长研究人员的有效研究生涯，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公关应酬时间；需要多方努力改进科研环境，鼓励创新性、前瞻性研究，力争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出现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在学科交叉急剧增加的时代，物理、数学、化学、信息、以及材料、工程学对生命科学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相对来说较少，为学科交叉所做的准备不足。目前学生培养的基础还比较局限，研究人员合作不够充分，学科交叉还有很大潜力待挖掘。 科学实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内生物产业受抑制 生命科学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带动一个产业专门发明、研制、生产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方法、仪器、及试剂，如此不仅为世界科学做贡献，也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促进所在国家的经济。在科学方法和技术方面，中国不仅进步小，而且可能在退步。过去，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因为经费少，不得不依赖国产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研制、改进仪器和试剂。近年经费显著增多以后，大量购买进口仪器、试剂，不仅生产能力下降，维修能力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科学发展，不是刺激中国经济而是刺激外国经济：我们大量购买的贵重仪器和常规试剂基本全部由国外生产，国外某些品牌在中国市场呈垄断之势，后果是进一步抑制了本国相关领域的生产制造业。 另一方面，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也抑制了本国的技术开发。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我国当年热衷基因组研究，购买了大量昂贵的国外仪器、试剂，我们却只在做技术员性质为主的测序工作。国外的基因组研究带动了深层测序、个体基因组测序等技术上的飞跃，促进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以及相关实验仪器的发明制造，而中国却始终局限于高价购买国外现有仪器，从事缺乏科技含量的实验操作，不仅没有赶上国际水平，相对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特别支持有开创性的技术发明和发展的工作，让相应的人才不为一时发表论文而丧失做出重要发明的机会，让重要的发明得到比一般论文更大而长久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应该鼓励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材料、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的交叉合作，促进生物产业的发展。 生命科学成果应用严重不足 生命科学在医药、农业、林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而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制药更是现代产业中重要的支柱之一。美国从七十年代起，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Genentech、Amgen等一批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生物制药是国际上最受投资人青睐的产业之一，一些产品比如来自辉瑞制药公司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年销售额就达一百二十多亿美元, 超过我国很多城市的市政收入。 与国际上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生命科学拥有自主专利产权的应用很少，生物产业发展缓慢，没有对国民经济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没有为人民健康带来真正的福祉。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缺乏对国家经济的推动。打着高科技口号的企业、产品很多，但它们基本没有真正的有科技含量的研发部门。最糟糕的是，当今社会过度容忍所谓的营养保健品，相当一批企业投其所好大力推出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的营养保健品。诸如脑白金、脑黄金、核酸产品这些没有任何科学研究依据的所谓生物保健品居然畅销全国。对于国家来说，依靠这样的保健产品获得利税，充其量是增加一种直接从民众口袋里获取税收的机制，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对一般人来说，营养保健品也许是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东西，但是对于我国生物产业而言，营养保健品则不愧为一剂毒药，因为企业见无效、极低成本的东西借助铺天盖地的广告、夸大其词的促销、和所谓专家推荐可以大行其道，牟取暴利，就宁可把资金花在广告上，也不愿投资做踏踏实实的研发，做出有科技含量的真产品。生物技术产业在中国落后世界多年后仍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缺乏对人民健康应该有的回馈。中国生命科学尚未满足技术上可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例如，诊断遗传导致的疾病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国外的研究已经发现相当多遗传病的基因，也确定了外国人群发病的DNA变异。如果能确定中国人群发病的DNA变异，就可以大规模诊断这些病，如果产前诊断得法，就可能有效地降低发病率及提前制定防病措施。但是，在国外已建立诊断标准多年后，我国仍然缺少确定常见遗传病的分子诊断标准。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上所述之外，还包括科学家致力于发现新基因而对人民健康有益的应用研究没有充分认识，可能还与政府有关部门缺少相应的政策引导有一定关系。 没有很好的应用，还造成了人才培养供过于求。虽然少数学校如北大生物系过去30年本科生数量几乎没有改变，但全国范围内生命科学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学生毕业后不可能都做教授和研究员。只有生物技术产业需要人，只有其他应用领域需要人，培养的学生才会学以致用，为社会服务。但是，因为国内工作市场需求不多，其中特别是生物产业领域需求低，导致我国培养的生命科学人才就业困难，学非所用，而名校毕业生则只能以出国为主。 没有医药和生物技术等应用领域的起飞，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社会、对人民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 注：2009年6月19日《文汇报》以直面生命科学在中国的困境为题发表。
个人分类: 科学|22076 次阅读|21 个评论
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转
sunapple 2009-6-6 21:45
杨帆：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 产业链定位是国际分工的关键 中国 开放初期 战略 思路的基本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赚国际分工的打工费，实现双赢。这一 政策 延续20年，打破了中国计划 经济 时期形成的产业链，以国际跨国公司为核心重新整合产业，把中国新产业链定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而这一切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 改革 ，比较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理论下进行的，这是以理论上的假问题，掩盖实际中的真问题：企业技术升级的问题，是帮助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控制中国产业的理论阴谋。 国际产业价值链呈V型曲线分布，处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各占利润20-25%，中间加工环节利润只有5%。2007年 美国 发生 金融 危机 ，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马上遭受重创，理论界流行微笑曲线，主流舆论终于不再吹捧外资的技术溢出，而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产业已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而且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于是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只有外资在笑，中国人笑不出来。 于是，关于国际分工的案例广泛流传：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Hugo Boss衬衫，在纽约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品牌所有者和各级经销商赚取108美元(90%)，中国制造商得12美元(10%)，还在价格战中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定单。 最流行的是苏州贴牌生产芭比娃娃：美国市场售价9。99美元，中国离岸价仅2美元，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是原料费用，中国企业得到0.35美元的增加值。 2007年我国信息产业达到5.6万亿元市场规模，三资企业占78%，全行业利润率3.75%，低于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6%。全国工业2007年利润增36.7%，电子工业只有12.4%。中国集成电路进口1277亿美元，超过石油和汽车的进口额。 郎咸平 2008 年出版《产业链阴谋》一书指出：在工业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中，中国产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生产10%的附加价值，称为硬一元，软九元，软性生产利润主要落入外资手中。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做是有益的，中国农村滞留着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就是说，他们外出打工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没有收入强。但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外汇储备奇缺，国内企业没有外销渠道的时候才是有益的。现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对加工贸易以政策优惠。我们早在10年前就不断呼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可惜，被外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主导影响政策与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成本，高需求条件下盲目扩张。这个低成本不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低劳动成本，这里面还有外资垄断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垄断，国家优惠政策，低 土地 成本，还有20%的环境保护成本，这样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来越不合理。 沿海开放城市财政收入每年增幅30%以上，民工工资十年来几乎没有提高，他们要在粉尘、毒气环境中牺牲青春和健康。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吹捧的世界工厂实质就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自然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在环境极为恶劣，80%江河断流，66%草原砂化，大部分森林消失，土壤板结，33%国土酸雨，66%的水系成为五类，4亿人呼吸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患呼吸道癌和支气管炎的情况下，中国还在砍伐树木，向日本出口了2243亿双筷子。珠江三角洲年冲床断指30000宗，切断手指40000个，20%工人受过伤或者职业病。有的 政府 把诉讼期拉长到3年。2009年出现大规模的 大学生就业 难，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了，但是产业结构长期不升值(郎咸平，2009)根本问题还不是利润分配，而在于控制权几乎全部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我国技术对外依赖严重，核心部件、系统软件都依赖进口。1985年国家专利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8万件，国外占54%，电子技术领域国外申请量占80--90%，外资不允许中方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有人以为，我们只要占据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最低档的一个环节，只要把它认真做好，成本足够低，也是可以的。这仍旧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流毒，是制度学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业的竞争，成本与价格只是一部分，是短期竞争，而长期竞争则是非价格竞争，如服务，市场，技术和标准，其根本是取得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分工中仍然有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国际市场，以产业低端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取胜。以裤子换飞机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如果国际经济繁荣定单多了，会刺激国内生产 能力 盲目扩张；美国一发生危机，中国的生产能力马上过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滑坡，2500万民工回乡，就是证明。中国就成了美国经济的蓄水池。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多亏中国还有庞大的内需潜力，国家以4万亿支出先稳定预期，否则，2007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止倒闭20%了。 把技术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是天真的，单方面开放市场不可能自动换来技术，这需要有国家和企业战略，一项项去争取，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其背后还有大国国家干预。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对华封锁。有军用潜力的技术在严格控制之列，考克斯报告是最好的说明。对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不转让。跨国公司极力打压和消灭竞争对手。 作为国际跨国公司的公司战略，在一般技术领域独霸市场，转让的充其量是二三流或即将淘汰的技术。例如，跨国汽车公司从不向中国分公司公开汽车底盘设计所需的核心数据库，顶多卖现成的车型。 从技术层面上讲，技术合作程度取决于合作各方的技术实力，自己不努力开发，就很难有对等的合作。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数关键核心技术模块化了，固化在设备及零部件中，也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 高粱(2006)描述了国际跨国公司封杀我科技研发能力的狠着： 当头棒喝：直截了当的，以高水平的产品压制中国的自研行动，以高水平的技术摧毁中国自研的信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型高速计算机，我们的银河1亿次高速大型计算机研制出来了，美国就提出可以卖给我们10亿次的大型机，等我们10亿次研制成功，他们又提出要出售50亿次的大型机。潜台词就是，你们追是追不上的，赶紧放弃自主研发的想法吧！ 画饼充饥：就是以各种美好的设想为诱惑，瓦解我们自研的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运十下马。运十研制的确是一路坎坷，由于内部矛盾停了10年，当1988年国家准备再次自主生产大飞机时，美国麦道提出合作，号称这样的合作起点高、经费省、市场前景广，20年完全转移技术给中国，我们也相信了，因为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结果是，合作生产的MD飞机比运十小，没有销路，不掌握核心技术。2008年美国波音兼并了麦道，合作流产。我们庞大的飞机生产能力重新给波音装配尾巴。 金钩钓鱼：就是以利诱麻痹我们，先弃后取。 最早的电脑操作系统是DOS2.0。软件免费用，国外软件多的是，省钱又好用，我们渐渐失去了研发核心软件的兴趣，致力于汉化外国软件和在基础软件上做应用开发。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用人家的软件是要给钱的。 借尸还魂：以合作为诱饵，控制我们具有自研能力的大机构。 当年汽车工业有红旗、上海、跃进、东风，现在在一番战略合作后只剩下了大众、雪铁龙、丰田、本田、现代、奔弛等等，当年民族工业旗帜瞬间变成买办。外资入主后马上消灭中国汽车品牌(我们的领导人称之为壮士断腕)，把企业研发机构降为技术科，只剩下消化图纸和说明书的资格。几大主要汽车集团引进2～3轮设备，跳不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怪圈。技术开发工作在外方本部进行，任何小改进也不让做。几大集团试过联合开发，花不少资金向本部派出一批又一批人员，本部执行严格保密措施。我国企业丢了研发和创新的自主权，长期缺乏创新实践，研发队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胆怯畏战，不思进取，在意志上站不起来。 借鸡下蛋：就是用你的人才，为他们所用。 现在很多国际大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初看是好事，细看却不对了。研发的地点在中国，人才也是本土，技术成果却是外国企业控制。 上楼抽梯：设法挤占国内自研产品市场。 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原代码芯片，是英特尔唯一的竞争者。对方马上就推出X86技术，抢占低端产品市场，把龙芯顶向高端市场，去和技术更成熟的国外高端产品竞争。因为越是高端市场，容量越小，技术差距越大。现在，龙芯只能首先在政府安全领域和特定领域如教育方面设计自己的产品。 建章建制：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相关标准的制定权既成为重点，能够制定行业标准，就是最大的行业话语权。何止信息产业，在经济的各领域，制度、标准不都是列强制定的吗？没有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是造VCD、DVD的命！ 保护知识产权：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受害者。有些知识产权是知识强盗的代名词。人家研究了你的基因，就能申请专利，以后你研究就要给钱，这不是流氓行径是什么？非洲几百万爱滋病人在挣扎在生死线上，西方的大制药公司还要维护知识产权。 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捣乱。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奇谈怪论一通忽悠，或见利忘义甘心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我国民用高科技从封闭阶段、改革开放阶段进入全球化阶段，产业被定位在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和本土市场都面临巨大危机。要么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产品要素市场和加工车间，甚至被淘汰出局。我国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人口年轻，再过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低下来，如果不能把技术升级，没有知识产权，我国经济就会衰退，成为国际资本转移危机的对象，甚至在国际资本和美国国家战略的联合打击下，爆发危机。 国际舆论最近炒作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下降，制造业中心要向墨西哥转移。我要说，这是好事，我们不怕。 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饱和，很快由于人口老化而不足。真正过剩的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 就业 工资已经下降了50%。现在是因为产业不升级，他们才没有就业机会。原来的竞争优势小时了，新的比较优势已经创造出来了。中国大学生的国际竞争优势比 农民工 更大。关键是中国的产业必须加速升级。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降低进口资源的价格，全面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乃是再清楚不过。国人不能再迷信于所谓国际舆论，他们什么也不懂。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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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产教育-转
sunapple 2009-5-15 08:58
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写下的文字: 中国的生产教育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 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 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 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 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 能力 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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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太阳能，未成型已畸形-转
sunapple 2009-5-5 11:05
光伏太阳能，未成型已畸形 　　 （ 陈竹友企业战略管理思考之 41 ） 　　 陈竹友 　　 　 　 　 　 一、引言 　　 由无锡尚德等 13 家国内光伏企业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的 2012 年实现中国光伏一元电价的提案尚在网上热议，却又爆出 敦煌 10MW 并网型光伏发电项目招标 0.69 元人民币 / 千瓦时的超低价格 ！从理论上的 4 元 / 千瓦时电价到业内可以接受的 1.09 元 / 千瓦时的最终竞标；从 1 元 / 千瓦时的 4 年目标，到 0.69 元 / 千瓦时的现实报价。是谁是游戏光伏电价？是谁是混淆中国光伏行业的成本现实？ 　　 国家发改委对光伏行业 20 元 / 千瓦时的补贴政策尚未来得及出台细则，又传出光伏发电有可能在国家要求下被强制并网的网络传闻；当国内部分光伏企业对外宣称中国光伏技术领先世界，并可在实验室时达到 20% 和光热转换率时，又爆出以色列可将入射日光转换率提高至 75% 的技术突破。以色列的技术突破标志着光伏太阳能的新技术可以把传统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提升 5 倍！这也意味着以色列的光伏太阳能发电不仅不需要政府补贴， 20 年后以色列还有可能免费为居民提供电力。 　　 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板，到薄膜太阳能电池板技术的变革；从美国刚刚研制的太阳能硅材料印刷技术再到以色列 75% 的高转换率。这一切全部集中在近几个月发生了！是什么在引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方向 ? 谁会成为中国光伏行业的救世主 ?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需要向西方国家一样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还是加大对光伏电价的财政支持？中国光伏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强制的并网销售、启动内需，还是需要加紧研发、突破技术、降低电价？ 　　 中国各地已经或正在投入巨资兴建的光伏产业园，将会面临怎样的前途？ 　　 中国已经饱和的光伏太阳能生产产能，以及还在加速投入的各种资本，将会面临怎样的危机？ 　　 中国光伏行业内刚刚建起的、并不复杂的产业链雏形，将要面临怎样的冲击？ 　　 谁来拯救这个尚处于婴儿期的朝阳产业？ 　　 谁会成为中国光伏产业链的链主和未来新能源行业的统治者？ 　　 　 　 二、 现在的光伏太阳能，过去的 BB 机 　　 索尼发明的随身听流行了几十年， MP3 只流行了几年； 　　 在 BB 机流行的短短 4 年内，几乎所有的中国大中城市都建起了寻呼台，然而随着手机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寻呼台和 BB 机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没有人在意这些被时代淘汰了的技术和企业，因为没有人可以阻挡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 　　 发展。就象当今的光伏行业一样，在技术不成熟的年代里，一切试尝都是有价值的，一切投入和损失也许都可以原谅，但没有谁愿意成为失败者！ 　　 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能源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性时，更多的资本同样意识到未来的商机。光伏太阳能、风能、地能、生物能源。。。。。。一切皆有可能。 　　 中国资本之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利益的敏感性，恰恰是在于对利益过于敏感所造成的！中国光伏行业内近几年成倍数增长的投资，可以从中国光伏企业增加的数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从最初的一两家到去年 500 多家规模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国只用了 3 、 4 年的时间。然而分析中国光伏企业的产品结构时却会发现，几乎绝大多数光伏企业都集中在这个产业的一个环节 --- 太阳能电池板组装产品的制造和生产上！因为这个环节是整个太阳能产业链中需要的技术含量最低、工艺最简单、基本上属于劳力密集型的加工类企业！ 　　 当大量的资金集中的产业链上的某一点时，这个产业链就彻底变成了怪胎！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太阳能组装企业产能过剩、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同行业恶性竞争加剧，并最终将刚刚起步的中国光伏产业轻而易举地划入血汗工厂行列的结局。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光伏产业内的生产产能过剩达 50% ，中国光伏产业设备闲置率高达 40% 、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库存越来越高，从 2008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光伏行业仍能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不到总数量的 20% ！ 　　 有两种原因可以成为光伏企业聊以自安慰并能够让投资者接受的理由： 　　 1、 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市场严重萎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光伏电阳能电池板 90% 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企业当初的投资理由正是建立在西方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光伏行业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问题； 　　 2、 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战略认识不够，没有启动内需市场和相应的补贴： 如果中国政府能象西方国家一样，把光伏电阳能列入国家能源战略范筹并给予相应的政府支持和财政补贴，启动全世界最大的光伏内需市场，中国的光伏行业也不可能出现现在的窘况。 　　 是的，以上两种原因客观存在，也是客观的现实。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更本质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本质。对于一个不成熟的技术来说， 　　 政府也许更应该将资金的重点投放在技术研究和产业规划上，而不是成为企业的同盟向市场和老百姓兜售与产品同时存的风险，更不是花钱购卖可能的淘汰品，为企业的研发承担费用。这不但不符合市场行业，也不符合政府的行为和立场；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光伏太阳能的扶持正是建立在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市场引导等多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和战略规划。中国不能够单方面和企业做简单的联姻，孤立地从操作层面为企业帮忙。也许应该更多地从国家能源战略、光伏技术攻关、产业链规划、市场引导、政策扶持、资金支撑等多角度、宏观、系统、长远地考虑问题。 　　 　 　 三、 中国光伏产业链，未成型已畸形 　　 由于中国光伏行业属新型的、草根的、松散的产业，在这个行业里滋生的企业大都集中 　　 在产业链的中间环节，除少数几家拥有核心技术和专业能力以外，其余的企业几乎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它们拥有的除了资金之外，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资源转换过程的付出。 　　 从光伏产业链的系统来看，中国光伏行业存在以下几种劣势： 　　 1、 原材料劣势： 不具有原材料（和多晶硅生产技术）优势，目前中国光伏行业的原材料 90% 来源于西方国家，当市场向好时中国光伏企业受制于原材料控制，就像传统制造业受制于石油、钢铁等限制一样，去年硅材料价格从 40 元 /KG 上涨到数百元 /KG 就是最好的诠释。而中国光伏企业又是过度集中在后期组装的中间环节，当上游抬高价格时，中国的光伏企业只能束手待毙、任人宰割； 　　 2、 生产劣势： 一窝蜂式的投资，如同前几年煤炭行业出现的煤变油专利项目一样，各地煤炭行业累计准备投入的资金高达 5000 亿元，如果不是发改委紧急叫停，这一项目不知道要给中国带来多大损失。当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光伏产业链的组装低端环节时，生产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无法避免，前端受制于原材料限制、生产企业相互比拼、恶性降阶争夺市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再次鱼翁得利； 　　 3、 技术劣势： 中国光伏企业的产品性能仍处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阶段，刚刚突破的薄膜技术还未走向量产，美国的多晶硅印刷技术却已经成熟，以色列又突破了 75% 的高转换革命性技术，中国曾经领先的光伏太阳能技术被拉开了差距； 　　 4、 市场劣势： 国家相关部门曾经主导过的送电下乡、屋顶计划、路灯工程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效果。电力系统对失去垄断利益的担心、传统发电企业的生存危机和数千万失业人员的社会压力，都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最大的阻力却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最大的阻力在于中国光伏行业无法解决高电价的根本性问题； 　　 5、 战略劣势： 我们习惯于等待结果，至少习惯于等待经验。中国的新能源行业是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行业，中国新能源战略是个没有基础数据可供分析的战略假设。无论是战略的规划、关键成功因素、战略预期还是核心技术等都无法从历史的资料中寻求验证。这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光伏行业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决策者无法从战略的高度审势未来，中国光伏行业的现况所涉及的太多利益集团让主导部门无法平衡。这就是中国光伏业在系统战略层面先失一着的根本原因。 　　 6、 畸形的产业链：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光伏行业的产业链雏形刚显却已成为怪胎。它的外观型状为两头小、中间大，或日两头受制与人、中间内耗火拼。而中间正是整个产业链中技术程度最低、最不具有竞争优势、最没有高科技含量的制造加工环节。如果中国光伏产业仍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仍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思维，中国光伏业必将胎死腹中！ 　　 　 　 四、 谁掌握核心，谁就是链主 　　 笔者曾与中国光伏行业的数位领军人物沟通，希望他们能站在光伏行业产业链的高度整合中国光伏产业，进行控制光伏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控制力，然而事与愿违。笔者非常理解中国光伏产业内的领军人物们的难处，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这不是企业领导者个人能力问题，也不是个人热情和战略高度问题，而是中国光伏行业所面临的集体生存问题和难以突破的层层困局。 　　 长期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和对内需市场的失望，是消磨中国光伏行业企业家信心和斗志的主要原因；内耗和行业内竞争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无法联合、一致对外的利益冲突；国家宏观战略滞后和光伏技术国家层战略研发的缺失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家力不从心的外因；内需市场启动的阻力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无法改变的事实。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造就中国首富，却造就不出行业领导者；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出现超大型企业，甚至世界 500 强，却难以出现行业霸主；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光伏产品，却无法掌握行业话语权和行业控制力。 　　 在光伏行业的产业链条中，谁最有可能成为链主？谁最先意识到这个机会？ 　　 我们都在等待，中国人善于等待。 　　 就目前光伏产业链来说，成为链主的机会真实存在，它们分别是： 　　 1、 控制原材料，控制产业链： 中国拥有提炼多晶硅必须的原材料石英砂丰富的储量，但缺乏提炼技术，因此也缺乏相应的资本投入。在这个环节上，光伏行业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特别是高纯度多晶硅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和突破。也许未来，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石油，但却不能没有石英砂！假如我们的眼光更远一些，如果控制了石英砂、储备了石英砂，是否就意味着储存了未来的战略资源？如果控制了这一战略资源，是否意味着控制了未来的产业链？掌握了光伏行业的核心？拥有了产业链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当然，在原材料的环节里，光行企业还应该考虑硅片的生产和切割技术，包括所谓的印刷技术和其他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等。 　　 2、 控制核心技术，控制产业链：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不一定要是企业家；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西门子也不一定要是企业家。在中国目前的光伏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大部门是业内专家， 这一专家型的企业家开拓了中国光伏业的空白，但却有可能阻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战略突破！ 要改变这个现实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更需要系统的支持和中国光伏产业生存环境的改进。包括政府对光伏技术的研发、集中高科技专业人员的专项攻关、建立中国新能源研究机构、开拓中国光伏行业未来后续者计划等等。就象以色列的技术突破一样，如果这一技术被快速引进，或者有所突破的话，中国也许不需要耗费一分钱的光伏补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产业链的控制权和国际竞争地位； 　　 3、 控制关键部件，控制产业链： 我们都知道联想没有英特尔大，戴尔没有微软强。英特尔和微软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生产规模，也不在于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而在于他们掌握了 IT 行业的关键部件。无论是联想还是戴尔，不管是苹果还是 IBM ，只要您是生产电脑的企业，就离不工微软的软件和英特尔的内核！电脑的市场越大，英特尔和微软的收入就越多。 　　 光伏产品同样有这样的关键部件、光伏产业链中同样有这样的商机和空间。光伏发电需要并入电网才能大规模地让市场使用，由于太阳的光热受天气的影响，光阳能电池所发出的电压也高高低低，如果直接并入电网有可能导致整个电网被毁。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光伏逆变技术和产品如同电脑中使用的存储器一样成为核心部件；如果中国光伏行业控制了这一核心部件（包括小型光伏产品的蓄电池和相关技术），同样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 　　 4、 规划产业链，控制产业链：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品内需市场，中国有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储量，中国有过多的资金可以投入，中国有世界前沿的光伏技术和科技人才。。。。。。 　　 但是， 　　 中国没有光伏战略，中国没有光伏产业规划； 　　 中国光伏行业的产业链没有整合，中国光伏行业还没有领袖。 　　 国家能源不能没有战略，市场调节也不代表没有计划，。 　　 中国光伏产业，谁能拯救？ 　　 　 　 作者： 　　 陈竹友 ，管理书《企业成长密码》作者。中国 企业发展 能力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讲课程：《企业密码 - 构建企业 发展能力 的 基因战略 》、《企业基因战略 - 构建企业未来的 竞争优势 》、《企业 领导者 必备的八大能力》、《 战略绩效 与 目标管理 》、《团队 执行力 》、《执行 领导力 》、《管理艺术与管理文化》以及 中国 咨询师资格认证战略管理 系列课程 等。 　　 联系方式： 　　 e-mail:hmchen007@163.com 　　 http://www.51gl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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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振兴产业—物流业的困惑
moxj 2009-3-30 22:25
昨天，一个跑运输的兄弟和我通了电话。我问起最近的生意好不好跑时，哥们接连的叹气：今年的业务比去年难做多了，金融危机真的来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刚出台的十大振兴行业里就有物流业。哥们的回答却只有无奈：大政策他不知道，刚降了没多久的油价又升了，早就说要拆的收费站还卡在那里。没办法，人家也要吃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车能跑一天算一天 记得大学的时候 赵晶 教授讲电子商务，里面也有物流。我反应迟钝，没领悟到什么。后来去广州体会了半年，有了一点感想，去年写过一篇日记：《 从中大看学校外面 》。深感有些行业存在的必要性及对它们的保护不力和社会歧视。今天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浏览网页的时候眼睛里闪过物流业已经复苏的话题。我没注意里面是怎么论述的。但，仅如下几个已经熟悉的问题就让我没有耐性继续看下去。 我在日志开始就放了一张照片。是今年新年第二天出去照的。其实大年初一也是一个样子。这个小小的农村村口停满了排队等待装货的卡车。就举汽车这个例子吧：八十年代国产卡车才起步，大家在公路上看到的许多是依法这样只有 5 吨载重的车。进入九十年代，长春一汽和东风生产的同等吨位汽车大量上市，大家在公路上见到一辆接一辆的解放 14 1 、 142 、 143 等及东风系列的卡车。但相比国外的大卡：现代、日野这样的车，不但载重少，性能也差。而进入两千年后，国产车有进入了下一拨换代。山东崛起，青岛重汽、陕西重汽等相继生产运输性能和国外大卡不相上下的汽车。卡车工业在追赶国外的同时完成了升级，十大振兴产业里第二就列了汽车业，即使在当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个人用小汽车无疑还是这个行业里最有拓展潜力的部分。而同时和重卡相关的物流业更面临需求萎缩。虽然在汽车运输行业，今年通过管理的规范，比喻对超载的治理，给重卡生产和交通可持续发展释放了一点空间，但也同步消耗掉了主要部分。 可见，只在政策上喊了这样的话。但产业间的矛盾又该怎样协调解决，还将是非常棘手的。 当然，振兴计划里的船舶制造和汽车显然不在同一个阶段。情况虽然有好的地方。但由于和外部的联系更紧，需求上也有更多的困难。与其相关的物流业就更不用聊了。或许有人会在这方面想到通过军事手段化解这种困境。那是要其它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可以讨论的。 话题拉远了，哥们的车明天去哪里拉货还是没有着落。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给朋友帮不上什么忙。聊得别人更没有希望了。当前的物流被划在振兴行业里了。 但面对垄断，面对相关行业的管理不会及时到位，面对政策平衡在产业间的 矛盾 你的路在哪里？那些大年初一还在车里窝着排队等待的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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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安全面临外资并购狂潮-（转）
sunapple 2009-3-23 09:06
中国产业安全面临外资并购狂潮 蒋志敏 李孟刚 中国面临井喷式外资并购浪潮，市场换技术的预期未能实现，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经济安全面临外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蚕食和侵吞后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据中国产业安全中心发布的 2006/2007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中指出，最近几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该报告说，自 1993 年以来，外资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 2006 年已超过 31% ，占有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2% 。不但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态势，并且进入我国钢铁、金融、水泥、等支柱企业进行并购，重点转向并购大中型企业或整体并购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浪潮已经来临。 随着这种并购的迅猛增长，我们所期望的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未如预期，而我国产业对外依存度迅速攀升，相当一部分市场和原创品牌被外资掌控或取代，国内企业对产业的控制力受到削弱，面临外资对于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蚕食和侵吞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新趋势 最近一个时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直指产业控制权，呈现出新的趋势。 第一，外资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一些行业的国有龙头企业陆续被并购。外资企业利用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争相并购我国一些重要行业中的国有龙头企业，抢占制高点，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例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化工机械行业的锦西化机，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电机行业的大连电机集团，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重组。 第二，外资并购的要求条件越来越高，一是必须控股，二是并购对象是行业龙头企业，三是未来收益必须超过 15% 。这三条几乎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的普遍要求。 第三，外资在华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 1995 年开始，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已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美国这家公司的这一布局得以实现，就可能通吃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第四，外资在华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的配合。例如在卡特彼勒公司并购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于去年 10 月收购了徐工集团的股权。凯雷作为风险投资机构，很有可能将其股份转卖给卡特彼勒。 表 4-4-2 ， 2006 年外资在部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行业 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亿元） 外资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外资市场占有率（ % ） 纺织服装 / 鞋 / 帽制造业 5910.22 2681.2 45.37 皮革 / 毛皮 / 羽毛 ( 绒 ) 及其制品业 4014.38 2128.55 53.02 家具制造业 1829.16 935.43 51.1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703.7 1050.06 61.63 塑料制品业 6226.06 2570.21 41.2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0137.34 9442.13 46.8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33054.43 27126.14 82.0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497.17 2298.36 65.72 根据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外资并购带来的一个突出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很容易形成外资垄断，削弱我国产业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近年来，外国跨国公司在我国形成的垄断现象已相当突出。 在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并购布局。 2005 年 7 月，米塔尔以 26 亿元收购华菱钢管 37% 以上的股份； 2006 年 2 月，阿塞洛以 20.86 亿元收购莱钢 38.41% 的股份。阿塞洛虽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经与莱钢的另一大股东莱钢集团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尔、阿塞洛等已广泛接触国内地方钢厂等二线企业，如包钢、昆钢等，大有将并购进行到底的势头。 在机械行业， 2005 年 10 月，国际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美国凯雷集团，宣布以 3.7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这是国际投资基金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股权的第一例。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徐工机械则是其最核心的企业。而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已收购了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 40% 的股份，并正与广西柳工、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厦工等一大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展开收购谈判。 在水泥行业，并购风潮也不断涌起。 2006 年 1 月 6 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称，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 10.51% 和 3.82% 股权； 3 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业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 1.25 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 1.6 亿股，如若审批通过，豪西蒙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 26.1% 增加到 50.3% ，从而实现对华新的绝对控股； 4 月 18 日，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本土 3 家大型水泥厂，此外拉法基公司还控制四川双马 89.72% 股权。外资在我国水泥行业的并购及参股已到了全面开花的地步，我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 4 家企业均被外资并购。 在流通行业， 2005 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行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 24 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 61 个店铺；英国 TESCO 公司在境外收购了我国内乐购 25 个大型超市 50% 的股份。 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会长王巍认为，在未来两三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资本市场将形成一个由外资并购主导的格局。如果外资通过收购获得主导地位或垄断地位的市场份额，或者收购与之竞争的市场领先企业，将导致外国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并形成垄断，包括制定垄断价格，操纵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现象都可能发生。对于外资的纷纷并购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不能低估。 外资力图通过并购控制我国市场，将会对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产业的安全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对产业的控制程度。在一个产业中，当外资企业的控制力大于本国企业的控制力时，该产业就是不安全的。首先，外资可利用其优势产品和垄断地位操纵市场，左右价格，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将大量财富转移至国外。其次，外资市场控制率的提高意味着民族经济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发生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势必对我们民族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形成遏制，影响我国经济的自立能力，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第三，由于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的挤压，将会妨碍我们民族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使之在重要产品和关键技术上有可能长期受制于它们。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如轴承、齿轮的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2006 年在中国 39 个行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已在多数企业中拥有了股权控制权。而且随着独资企业在三资企业中比重的逐年提高，外资股权控制率将越来越高。（详细见表 4-4-5 ） 外资并购容易导致我国技术的空心化 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先进技术。但在实践中很难实现，首先对外资而言，技术是其在东道国的立身之本，自然会对技术产生强烈的控制意识，并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东道国通过示范和模仿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也正在增加。以并购换技术的目的，不是一厢情愿所能实现的。如果盲目地对外资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将会贻误本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表 4-4-5 ： 2006 年各行业外资股权控制率（资料来源：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行业 企业数 ( 户 ) 投资总额 ( 亿美元 ) 注册资本 ( 亿美元 ) 外资股权 外方控制率（ %) 总计 274863 17075.65 9465 7406 78.25 农、林、牧、渔业 5821 257.1 127 106 83.46 采矿业 970 81 52 35 67.31 制造业 187458 10412 5924 4681 79.02 电力、燃气及水生产 1980 866 332 195 58.73 建筑业 3876 308 171 118 69.01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4743 572 306 184 60.13 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 7045 349 207 191 92.27 批发和零售业 15786 378 223 181 81.17 住宿和餐饮业 6194 282 153 112 73.2 金融业 182 59 50 30 60 房地产业 14438 2271 1134 920 81.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070 396 265 225 84.91 科研技术地质勘查 6954 322 188 158 84.04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786 102 60 41 68.3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311 100 65 49 75.38 教育 196 5 3 2 66.67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210 22 12 8 66.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308 138 78 63 80.77 其他 535 154 114 105 92.11 现实情况说明，外国跨国公司投入或转让给我们的大多是所谓适用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国际上往往是属于二三流甚至是已经过时的技术，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是很少在我国转让或投入的。另一方面，国内受资方企业由于过于依赖外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开发的现成技术，自主开发动力不足，因而对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并未能发挥太大的作用。我国汽车工业中的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与外资合资已 20 年，至今一款自主车还未开发出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不仅如此，我国有些企业尽管花费大量时间、资金，已开发出属于自己的创新技术，但由于被外资并购，很快就被人家的技术所代替，随之而来的自主技术创新的力量也受到削弱甚至消失了。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我国的技术空心化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外资并购容易对我国的产业品牌形成控制 西方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时，大都会采取各种手段推广自己的品牌，通过强大的营销能力，排挤和打压东道国本土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国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还有尚未成熟的民族品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以及先进的营销手段，凭借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平台，通过遍及全球的生产与销售网络，牢牢控制了世界品牌市场的格局，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自己拥有的品牌的生存环境正在空前恶化。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低等问题，很难从根本上挑战西方跨国公司业已构成的全球市场品牌格局，在与这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很容易受到它们品牌的打压。 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跨国公司的所谓全球化分工安排，放弃自主品牌，长期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贴牌加工，或者长期作为地域性的小品牌存在，艰难地寻找和填补市场缝隙。而那些具备成长潜力或可能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威胁的企业或品牌，又往往容易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兼并或收购的目标。我国曾经活跃一时的国内知名洗涤用品品牌活力 28 、白猫、熊猫、天津加酶等，如今大多已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国际上规制外资并购的经验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外资并购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它们以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国家意志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 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其并购法规体系包括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和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 2005 年，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致使这一收购计划被搁浅； 2006 年，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出资 68 亿美元收购管理美国 6 个港口码头业务的英国铁行轮船公司，虽然该交易获得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批准，但是最终也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 2007 年 3 月，为进一步加强审查和控制外国公司投资美国敏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以 423 票对 0 票的结果通过了《 2007 年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改革和增加透明度法案》。该法案扩大了政府对计划投资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的审查和管理权限，也加重了对违规的外国企业的惩罚措施。新法案还加强了国会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控制。法案要求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要把对外资的审查结果上报国会。此外，如外国公司欲收购属于国家所有的美国产业，审查期将由原来的 30 天延长至 75 天。据悉，参议院不久也将提出相关法案，预计参议院的法案将更加严厉。由此可见，作为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把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德国，法规规定外国跨国收购达到 25% 或 50% 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超过 2 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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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之下，中国太阳能产业行将缩水
slowlight 2009-3-8 11:08
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使支出缩减和产能过剩拉低价格，中国无序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将出现合并重合的态势。只有少数类似无锡尚德的大公司有机会挨过此次危机，成为幸存者。 光伏模块制造者正在面临需求下降的困境，信用危机抽干了投资基金，降低了经营收入，造成了企业减产。 下面是最近业界的一些重点新闻： 尚德，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在（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 $65.9M，并称第三季度以来价格下降了20% LDK，一家多晶硅太阳能晶圆生产商， （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 $135-145M，并推迟实施产能扩张计划。 Trina，称由于太阳能模块价格下降造成 （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2009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量也将可能下滑。 Canadian，2009年销售量将比预期减少45%，在第四季度其毛利将出现负数。 Sunery认为受平均价格下滑的影响，2008（2009？）年毛利率将会是一个负的很大的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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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转帖）
sunapple 2009-2-3 14:49
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岳健勇 22009年1月1日 两年多以前，西方有学者预言，下轮金融危机将发生在发达国家，并很快会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理由是，金融自由化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引起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必将大大超出政府的监管能力，从而可能因某个时点金融产品投资的失败而引发大范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证实了这一判断。 的确，金融自由化使得在英美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财富积累要远远高于实体经济，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朝着赌博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方向演化。迄今，美国金融危机已波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信心崩溃，西方国家政府推出种种金融拯救方案，暂时稳定了金融局势；但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开始陆续大规模裁员，从而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日本和德国率先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进口需求明显下降。1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使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与美日不同的是，中国发生的是实体经济危机 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冲击有限。因为国内金融衍生业务刚刚起步，衍生品种类少、业务复杂程度低；国内银行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认识有限，海外投资规模很小，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没有造成国内银行业重大危机和信贷能力下降。国内信贷收缩是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与国际金融危机并无关联。信贷紧缩使国内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艰难，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发生极大困难。与此同时，从2007年年初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屡遭国际抵制，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却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美国此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因金融业损失惨重受到一定影响，但实力犹在。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重组，主要是因为管理不当和经营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然而，就实体经济整体而言，美国仍然保持了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依然居世界前列。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危机产生的国际后果上，与1929年的大萧条均不可同日而语。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而后蔓延到实体产业，最终酿成全面经济大萧条，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范围有限，而且，有关国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不会再采取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经济方针，而是通过现有的国际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克服经济困难，如不久前在华盛顿结束的G20首脑会议，就重申了共同捍卫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原则。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危机，即制造业危机。其实在几年前，中国已开始发生经济危机，累积至今，通过制造业的萧条、地产股市泡沫的破灭、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造成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利润极低、几乎无利可图的低技术制造业无法承受人民币升值和通胀造成的刚性成本压力。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危机的起源与1980年代末的日本存在相似之处，即都是因本币升值而引起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所致。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有足够的手段化解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日本产业能够大举对外投资的基础是拥有一流的制造业技术，因而，日本并没有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情况，而是借助日元升值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其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廉价。从事低技术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制造业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实现产业升级，以平衡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而根本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中西部地区。 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地产的泡沫，制造业丝毫未受影响。日本能够在泡沫破灭后承受10余年经济衰退的基础，就在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即现代化的制造业。而中国经济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业的危机有关，郎咸平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中国发生的实体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不仅超过当年的日本，也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 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致中国制造堕入无技术工业化陷阱 中国之所以出现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情况，而具有虚拟经济泡沫和制造业危机并存的全面经济危机的特征，其根源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发展模式的错位。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最核心的发展问题工业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尚存巨大差距的时候，为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在发达国家的压力和诱导下，中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外资全面的竞争优势，导致本国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因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实现产业升级，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 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当时的许多非洲国家还要贫穷，但韩国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迄今工业化仍进展缓慢，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更多是由外资产业而非本国产业来体现。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中国本国产业的高技术进出口却持续逆差。 因此，加入全球化、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导致中国堕入了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的陷阱。无技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这必然加剧中国经济的弱质化和结构扭曲。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国的生态和资源过度透支，就业危机愈演愈烈，追求自由贸易的热情屡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嘲弄。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式实现工业化的逻辑后果，反映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经济自由化的国际制度框架，阻碍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无技术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一目了然被全球化的国际制度框架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最底层的中国，无论维持多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制造业装配大国，却绝成不了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只是与中国经济增长临界点的出现在时间上巧合而已。 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部门的应对思路，其实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内打转，无论是为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巧言掩饰，还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云云。这些说辞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隔靴搔痒因为当前的实体经济危机是源于中国经济结构自身的脆弱、以及全球化对中国脆弱经济结构的制度性强化。 当然，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自身，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体制上的固有弊端。如果不努力改革国家体制，建立真正有利于本国产业自主创新的机制和氛围，如果不正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制度性遏制，而继续不计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只会愈演愈烈。 克服当前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发展模式 事实上，当前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从本质上讲纯属治标性应急措施，而非根本性的战略调整。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社会就业和消费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方针尽管对症下药，但真正导致美国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战时需求。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持续的通货紧缩，虽然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强制动员勉强实现了8%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低，因而世人普遍感觉到的不是经济的繁荣而是萧条。中国政府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在3年多时间里投下数万亿元用于公共工程建设以拉动内需，却并无显著成效。 真正扭转经济颓势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时伴随着以放松银根为标志的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这是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也是不少人不假思索拥抱全球化的原因所在。但此前的中国经济不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的不够开放，否则，既不能解释日/韩或更早时期的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无全球化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globalization）的成功，更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一度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困境，却造成今日中国经济更大的困难。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现今出台的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其实并不触及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其长期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笔者以为，如今的中国经济既然已到拐点，则亟需战略性方案以适应变局。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适合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实施，如果不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投资公共工程对于解决社会就业作用则十分有限。而通货膨胀恰恰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在此情况下，放松银根、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从而使下游制造业面临更大生存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有趋向滞胀的危险。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应付愈益呈现爆炸性局面的社会就业危机，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也恰恰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的严重程度，为此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确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但西方国家为之欢欣鼓舞的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将为这些国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带来机会，从而拉动西方经济的复兴。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落后。而此前，中国表示愿与美国共渡难关，其动机实际上还是为了最终推动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向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些措施，实际上仍然是在沿袭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中国无论在地理、人口规模，还是在既有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都是大国，这在国际政治经济上与小国存在本质的差别。这差别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大有可为利用自身大国规模的先天优势，争取最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均从不同方面显露出经济全球化神话的破产。 人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对其长期利益的损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是最高的，彼此间贸易和投资几乎完全开放，其前提在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技术实力相当，但各自在关键的高技术领域仍对本国产业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如欧盟对空中客车的倾力支持，就屡屡被美国指控为不公平竞争，但欧盟置之不理。又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所遵循的并不是自由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的逻辑，而是依靠政府对市场的有效指引和驾驭这与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放弃政府干预，由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美国尽管不喜欢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反自由主义的做法，却出于冷战的现实予以默认。因此，把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说成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胜利，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 对中国而言，没有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各省，在此次空前严峻的经济危机中，深受产业落后之累，实现产业升级的愿望也最为强烈。但问题是，如果不通过政府外交改变阻碍中国产业现代化，亦即无技术工业化的全球化国际制度环境，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本国制造业统一实施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而仅凭地方政府一地之力，无论其付出何等努力都将注定是徒劳的。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假如把产业升级仅仅理解为继续在传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引入所谓高技术的外资企业，而不是倾力于培养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则是对产业升级和工业化的极大误解，也将导致中国工业化方针的战略性调整丧失宝贵时机。因此，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摆脱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制约。这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中国可以利用当前西方市场信心极度脆弱，寄希望于中国为其脆弱的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中国大笔订单挽救其不景气的高技术产业（如尖端机械设备）之际，要求就中国入世条款重新谈判，争取彻底废除不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全部规定，特别是作为中国入世主要附加议定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暂停实施《政府采购协议》（GPA），迫使西方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取消特别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措施，等等。同时，中国应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主动设置日程，提出恢复原关贸总协定（GATT）因照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特别设立的特别差别待遇（SDT）。 中国这样的主张，不但不会破坏全球市场，反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这样的做法既出自中国自身利益，也顺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必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外交的成功也将为国内体制改革创造条件，由此构建真正有利于中国文明进步和经济现代化的新型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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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木马在中国-转
sunapple 2008-12-30 09:12
最近西方国家对我国处决间谍提出抗议，但这些间谍对我国造成多大的损失，人们必须清楚。譬如连我国的核潜艇机密都已被泻露海外，象这样的叛国卖国分子必须遭到严惩。 国际间谍战中的中国经历 孤特 2008-09-28 一、航空工业发展战略失误和农产品的重创 在重大经济项目建设决策、重大财经政策决策上，外因（战略间谍）可能会精心的编织陷阱，通过诱导和影响，使决策者出现严重失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直观明显的巨大经济损失。这里特以中国运十飞机的厄运为重点举2个例子：最典型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前已经试飞成功却悲壮下马的民航大飞机项目。虽然国内官方媒体基本不提及，但实际这正是国际战略间谍成功战果的范例。 中国的民用大飞机项目，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决策上马的，他的独创性和自力更生也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个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倡导的重大项目，以上海为中心研发地，在中国第一支民机设计队伍殚精竭虑的兢兢业业中以神速运转，八年后1980年9月26日，运十在上海试飞成功！(如今国外研制一架干线飞机也要花7-10年时间，总研制费用达到20-50亿美元)，运10飞机的研制共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采购配套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10首飞并成功地进行了各项飞行试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当时的波音公司总裁称赞说：你们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几年。 但十分悲壮的是，中国运十项目遭受了内、外因重创最终下马。内因主要是当时的高层关键领导的眼界和水准有限，如某身居军队要职、文革中被四人帮整过的军队领导，在还没有试飞成功的1977年夏，就强行把运十挂上了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波音项目的标签，在多种场合，对运十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而这成为中国民机工业迭遭厄运的开端。在运十试飞成功飞抵北京时，某长期主管国防科工工作、也受过四人帮之害的领导人因为受所谓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项目的传言定性影响，竟然拒绝出席运十首飞北京的庆祝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禁止国内外对运十成功的报道和庆祝。 运十厄运的关键因素还是外因的联手精心策划的重创！也就是为应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突破美国飞机制造商精心策划的杰作：一是物色和策反中共内部主管民航工作的高官；二是游说中共决策高层与美方合作。可以说是境外战略间谍成功在中国内部又发展了战略间谍做接应，即现代版特洛伊木马谋略！促使中国将本国战马废弃，引美国木马进城，结局就是中国大飞机市场拱手向美国称臣。美国《财富》后来披露，1979年在运十即将成功之际，美国麦道公司在某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美籍华人张镇中（现GC3国际创投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任香港卫视集团前任董事会主席、和麦道公司副总裁）的建议操纵之下，通过中共高层，进而游说最高决策者，同时游说主管民机工业的三机部和民航，希望与中国合作生产麦道的MD82飞机。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就是张镇中的重点突破对象。事后查明，经过金元外交，沈收受了麦道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力主运十下马。 我们再来看看那痛心的时刻吧：1980年12月，5703厂写信给中央高层，提出运十03架机已完成65%的工作量，现已停产，希望能把运十飞机继续搞下去，需要中央再补充经费3千万元。随即，1981年1月，国家民航总局很快以正式文件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把运十完全描述成波音707的仿制品，极力贬低运十的能力，并称我局有波音707客机十架，因利用率不高，还可用20年、我局制定的《十年规划设想》中没有再添购此类飞机的打算。1981年6月后，运十的研究处于停顿。民航总局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国家重要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要运十飞机。1983年后，国家财政部对运十研制不再投入资金，运十飞机研制实际不得不下马。民航总局主要领导曾经令人匪夷所思的说：运10一上天，真叫人头疼。 运十下马意味着已经投入的5.3亿人民币研究经费白仍了，同时从那时开始，以民航总局牵头花了约400亿（请注意是美元！）来买外国飞机！其中从1972年至2006年，中国民航累计购买和租赁经营了470架波音飞机，共花费了约220亿美元。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是198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到2006年末，中国的各家航空公司一共购买或租赁经营了152架空客飞机，付出的美元达到了90亿。 现在看，我国的决策高层和有关部门当初对民族工业生产高技术产品抱有偏见，对外开放合作心切，实在过于轻信和草率了，都没有思考过一向奉行对中国技术封锁的美国，在中国研制成功运十后怎么会突然180度的拐弯，竟然允许麦道公司同中国的合资经营项目，这显然意味着美国大飞机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样的天上馅饼不值得高度警惕吗。 1985年中美合资项目上马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项目组也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国正式投入巨资金与美国生产合作，中美合资的飞机工业陆续组装出少量麦道飞机后，1997年波音公司突然收购了麦道公司，同时宣布中美合资项目的中止。波音在全公司范围内关闭麦道90生产线，麦道90生产线只生产了2架就草草收场，麦道90项目血本无归。而且项目尚未完结，波音就通知中方销毁所有的技术资料与图纸。至此曾经满怀希望的中国朝中美合资项目注入的资金，已远远超过了自主研发的费用！中美合资项目的破产，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大飞机计划，中美合资实质是打垮中国大飞机工业战略的特洛伊木马计谋。 1985年张镇中曾公开承认，因为上海搞过运10，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但是实际，运十的意义远远不仅只国内民航飞机市场份额，运10实际是继两弹一星之后中国科技工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又一创举。重要的是，如果运十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和改进，它的技术将不仅使中国民航飞机占据国内市场重要领地，也将使中国军用飞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加油机和预警机等对中国空军至关重要、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至关重要的航空工业技术得到长足和决定性进展。 第二例：中国大豆 这里引述几段良知学者的控诉：作为最古老的大豆原产地国家之一，1995年前，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到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2007年中国净进口更是超过3000万吨。 本来是优质大豆代表的中国大豆，在我国开放大豆市场后，突然遭到诸多贬抑。含油量低，水分高，杂质含量高，甚至有人夸张说，中国大豆一半都是沙子。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急着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同时，以转基因品种为主的进口大豆，则洪水般涌进中国市场。许多业内人士还对2004年中国大豆企业赴美采购大豆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当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知中国大豆采购团来了，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达到每吨4300元人民币。而当中国企业满载而归，不到一个月，豆价大跌50％！ 从这时开始，大多数中国本土大豆压榨企业陷入巨额亏损，被暗算了。随后，跨国粮商雪中送炭，展开大规模并购，本土榨油企业全面溃败。数据显示，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 对外经贸大教授夏友富表示：这都快成国际笑话了，没有定价权，人家在期货市场上只用一两个回合，就让你的企业全完蛋！中国老百姓正在为跨国垄断资本利益埋单。夏友富研究发现，事实上穷人多付出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跨国粮食企业和国际投机资本口袋里的利润。 虽然至今没有更多内幕的揭露，但我一直认为，在19951999年期间那些在国内发表或者向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上呈的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中，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积极唱衰中国大豆的文章作者以及游说中国改变大豆生产政策者当中，有着对手方农业产业发展的战略间谍。 二、重大政治、军事计划和行动损失 这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只谈点外界共知的事实。例子：台湾高级间谍原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竟然同时在台海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项目，被国安局局长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的重量级战略间谍，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处死，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被认为是大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89年大陆民运后，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活动，刘连昆即在这种背景下被发展为台湾关键情报人员。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大陆军事演习。 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大陆解放军演习的底线原先为：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艇、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编列了40亿人民币。大陆演习前，台湾及时展开了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北京随即调整演习部署，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消息，透过刘连昆实时提供，让台湾官方掌握了北京的底线，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前年台湾军方内部评论是：十年前的台海，拚搏最巨、處處兇險的戰場，不在金馬外島，而是聲息全無的情報戰；兩岸過招，台灣略勝一籌，卻也付出慘烈代價，折損許多敵後情報菁英。其中，又以軍情局高級內線，前中共解放軍少將劉連昆遭中共槍決，最令軍情單位扼腕。 刘连昆最终被毙命，但他七年运作的间谍活动，还有前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间谍案，都令中国战略利益蒙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三、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对抗和斗争 由西方常说的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以战略高度为出发点，在思想意识、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文化领域各层面来实施。要贯彻这样的戒令方针，不是依靠几个普通间谍可以达到的，而是耐心地依靠一批对抗中国的各领域的战略特工，并由他们再培植更广泛的战术、战略间谍，长期不懈地侵蚀，才能企图在一代或几代人后实现。类似近期中国教育部授权地方政府教育机构自行删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导致不少宣传中国革命战争英雄、民族英雄精神事迹的篇章被时尚和武侠小说内容取代。以革命英雄主义概念老化过时、渲染战争不和谐为理由和借口、诱导青少年在思想上自我麻醉、贪图安逸，不是等于一个民族自废武功的慢性自杀吗？ 例子：美国针对中国的《十条戒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到21世纪的今天形成了十条，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以下引述部分主要内容：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的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坏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四、中国曾因战略特工而获巨大收益 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在敌方的白色恐怖威胁里诞生、成长和壮大，因此在血火的洗礼中锻造了十分过硬的敌后工作本领和优秀的特工队伍，也就是坚苦卓绝的地下党组织及其优秀骨干。 这里，我要说两个优秀的中共战略特工。中西功，他公开身份是日本社会活动家，真实的秘密身份是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日本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加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边；他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祖国，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他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这是侵华日军的心脏部门，也是一切战略情报的中心。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抓捕上海爱国人士的黑名单等等这些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党的地下组织，通向陕北中央。这项工作只有他和西里龙夫才能做到，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避免了许多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曾经赞之为国宝。中西功还曾经受中共之命调查分析日本将要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冒险通过大量的活动、观察和分析，准确地预判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左右。这宝贵的情报，中共曾及时告知了国民党当局。但有无传递到美方至今不得而知。果然，这年12月7日，日军海军猛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 他身在虎穴，随时有杀身之祸。他明知处境的极度危险，仍旧义无反顾地进行着这神圣的斗争。直到1941年，因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被破坏，由此而牵连出所谓中共谍报案。中西功在上海被捕，随即被遣回引渡到东京警事厅，经过严刑拷打，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幸运的是，就在他被判刑不久，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了，他亲眼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失败。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 金无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高级特工。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在以后长达三十年中，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研究报告，还先后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情报（如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美国越战政策的变化和行动等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金无怠行事谨慎和专业，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次失手。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俞强生（即原湖北省省委书记，现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之弟）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怠的被捕。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身亡。 五、当今的经济主权危机和忧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运十大飞机项目的折戟、本世纪初中国大豆产业在全面开放的幌子下，在境外战略间谍的致力攻击下，最终全面溃败，教训可谓惨痛。好在中国还有部分智囊重臣，使得国防核心技术的航天（火箭技术）、造船等领域一直坚持坚定走自力更生地艰难研发之路，没有受或者很少受到私利变质蜕变者以及境外战略间谍的侵害，所以今天还有我们引以为豪的航天成就（卫星与反卫星、神舟飞船技术）、造舰和核潜艇成就。 再看两个最近的中国商务部官员的腐败案件背后的蹊跷。2008年8月份多家媒体报道了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厅级）郭京毅腐败案。郭于8月被双规是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香港《东方日报》形容到：如果案情属实，那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存在沦陷忧患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担忧，内地不少学者和舆论指摘主管外资并购的国家商务部监管不力，但商务部官员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外资并购是大势所趋，而且有利中国。在外界压力下，虽然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推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但由于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也不强，似乎是故意留后门让外资钻空子，所以并没有改进政府对外资恶意并购的监管，令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而郭京毅正是这两部法规的主要操刀者。 而就在昨天，2008年9月26日经济观察网报道，前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已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商务部于今日正式下达通知免去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一职。此案与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受贿一案有关。商务部的这两个案件都不同寻常，是罕见地暴光了国家要害部门的高级官员在出卖国家经济主权！我认为不该仅仅由检查院查办，应该让国安部门介入调查有无更深的幕后背景。 有港媒评论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法律法规缺失，能量巨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跑马圈地，大肆进行行业斩首式并购。这些垄断集团瞄准各行业市场占有率的前五名企业，使出各种手段全力游说当地政府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同意和支持进行合资并掌握控股权，然后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况，最终迫使合资的中方撤出，最终，外资达到控制垄断企业的目的，并在此之后神奇地使独资公司恢复盈利。真是恐怖而令人愤慨！ 有学者就曾揭露，跨国垄断集团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効力，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当时，外界还以为这只是耸人听闻，但如今郭京毅案件的揭发，已是有力的证明。有媒体尖锐指出：这也说明，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站在前台制订法律的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傀儡，但幕后操控的却是白皮肤的洋人。 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中国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例如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据有的学者估算，仅仅10多家中资银行股向境外投资者的贱卖，一年就使国家流失8000亿人民币财富。正如最近网友们的评论：本世纪近8年来，外资却在国内的确是太风光了，他们赚的是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这与我们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美国黑石集团30亿美元才一年就亏损12亿，反差太大。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通过购买中国廉价的原始股权获利是最被公众所质疑的。 2008年中国又暴光了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事情，国家财政金融管理部门的官员，把持着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权利，疯狂购买美国债券，使得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甚至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2007年前夜，还继续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达到2007年6月的9220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68%。中国成为深重的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最大的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也是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两房公司最大的国际债权人。即便就是美国披露的截至2007年6月中国持有的ABS的2062亿美元资产抵押证券和其他类的1700债券，其中包括我们银监局官方最近披露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几家国有控股银行购买了57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也是天文数字。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吗？！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博士专家和官员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国家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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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转）
sunapple 2008-12-4 20:22
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乔梁 2008年07月10日 新财经编者按： 2008年2月，世贸组织裁定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违反贸易规则，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汽车产业安全问题的再度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外资引进和产业安全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在我国发生一次。1980年争论焦点：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有必要？1988年讨论反思：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了？1995年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有人惊呼民族工业危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全力抢滩中国。2005年底，汽车产业五年缓冲期结束前，龙永图与原机械部部长何光远之间，爆发了是否要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何龙之辩。 全面引进外资对我国产业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真的到了威胁或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程度？《新财经》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乔梁博士，通过剖析中国汽车产业全面合资后的现状，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系列报道。经过20多年合资，跨国公司在上、中、下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而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那么，遭受打击的将不仅是整个汽车产业，还会涉及到多个与汽车相关的不同产业。 三招控制中国汽车产业链 从跨国汽车巨头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跨国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控制方法和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招： 第一招：股权控制与非股权控制并用。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施加影响，但具体选择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在加工制造环节，以直接控制为主；在加工制造的上下游环节，进行间接控制，渐进至全面控制。汽车制造环节位于汽车产业链中端，其上游联结汽车的设计、研发、设备制造；下游联结营销与售后服务、消费金融等相关市场活动。控制了汽车产业的中间环节，就能间接控制上下游其他环节。因此，在汽车制造加工环节，跨国汽车巨头大大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以迅速实现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主导权控制。 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仅靠股权投资，就对产业链实现了直接控制，并以此获得行业支配权的地位。比如丰田，其在制造领域实行以华制华策略，以市场有号召力的车型为诱饵，迫使厂家就范。而且，它还一手牵两家，与一汽和广汽同步合资。在汽车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跨国汽车巨头主要借助其优势地位及潜规则来影响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发展，以间接控制方式确保自己在汽车产业链中盈利能力的稳固和持久。特别是对下游产业，这一间接控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日益显性化。奥迪、奔驰、雷克萨斯在中国实行的渠道控制及相应的金融服务，均是间接控制的表现。 尤其是丰田，其在分销领域的表现更是如此。丰田在各地疯狂建店，加大代理商投资和经营渗透，然后等待时机收购，从而兵不血刃占领渠道。在这个扩张运作过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故事一箩筐。奔驰在中国的战略同样如此。其与北汽合资，只是将北京定位于生产基地，其销售公司放在马来西亚，与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后经中国政府干预，其销售公司才有北汽一些股份，但话语权相当有限。 第二招：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跨国公司仅在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具有优势，能够获取的利润毕竟有限，而且也不易获取持久利润。如果实现对整条产业链的控制，那么，将获得更多稳定的垄断性收益。在实施对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中，他们把投资重点放在居于产业链中间位置的制造环节，并以此为中心，向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控制性扩张。在产业链上游，重点控制技术输出与产品分配；在产业链下游，则主控市场销售，进而获得调控产业链的能力。 跨国汽车巨头以对我国汽车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为核心和突破口，并通过这一环节实现了对国内制造企业的基本掌控。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他们为了更好推行共同控制策略，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例如，知识产权纠纷的骚扰，高端进口车价格的离谱，不断调高的产品技术标准，等等。如果把跨国汽车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多个环节共同控制的问题放到更大的空间环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往往通过创新改良并申请专利，从而达到从产业链的源头上进行控制，之后利用现代物流与市场授权控制销售，进而全盘掌控资源配置与生产运营。第三招：逐步加强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控制价值链高端环节，是跨国汽车巨头全球经营的原则和目标。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中，这一原则同样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目前，跨国汽车巨头已经建立起全球产业链，控制了其中最具价值的高端增值环节，并将这种跨国经营模式移植到中国，从高端环节入手控制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在已经被撕开口子的中国汽车产业链中，高端进口车利润最为丰厚，跨国汽车巨头牢牢抓住这一环节的超额利润，由此影响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收益分配结构。 贸易自由化导致被控制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环境。日益完善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协定及相关组织的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合理保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强硬的约束性指标，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国汽车巨头在我国以高超的公关策略，不仅充分游说政府，而且持续进行慈善公关，不显山不露水地一步步获取市场话语权。中方则受控被动，窘境频现。 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从而使自己的产业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许多公司甚至被跨国公司彻底排挤出市场。若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发展方向被跨国公司支配，其危害性就很大。从跨国汽车巨头目前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影响来看，他们已经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形成了控制能力，如果任由跨国汽车巨头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安全及产业链中的多个产业也将同时受到制约和危害。 谋求对引资国或引资地区的控制性发展，是跨国公司的一贯追求，不只是在中国这一个特例。同样，他们对巴西汽车产业，也进行了掠夺性的投资和控制。目前，世贸组织与EU（欧盟）各种苛刻的规则与标准，还在加剧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损害。 　 对话乔梁：中国汽车市场被贱卖 新财经 张程 2008年07月10日 乔梁简介： 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中国首位研究汽车产业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到访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多种职业磨炼，致力于汽车产业研究与实践20年。主要著作有：《当代日本的汽车产业》、《规模经济论》、《WTO与中国汽车产业》、《乔梁汽车文集》、《中国汽车投资：理论与案例》、《大道相通》、《桥梁汽车文集二》 《新财经》：关于利用外资，国内已进行了多次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种争论？ 乔梁：中国市场被贱卖了，现在的争论是有意义的。在利用外资上，政府的引进战略出了问题。初期忽视了外资过度进入的危害，天真地认为能以此换来技术和资金。跨国公司的天性迫使中国政府廉价地出让了中国汽车市场。 《新财经》：政策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乔梁：比如在汽车市场的开放上，我们的步子走得急了点，有些天真，没有总体战略与配套政策，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至今为止，意大利也没有开放自己的汽车流通产业。而且，我们的政府部门常常被跨国公司所左右，环保要求、质检要求，调门很高。将一些在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标准与做法强制推行，为我们的产业升级不断提高门槛，迎合了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开放带来进步与繁荣，但需要核定一下成本，绝对不应该透支未来。 中国汽车产业正被边缘化 《新财经》：您怎么看待中国汽车产业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存在的问题？ 乔梁：汽车产业是我国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之一，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汽车生产商建立了400多家合资企业。国家规划的三大三小两微汽车产业格局，现在已全部与跨国公司进行了合资。在汽车产业全面合资浪潮下，我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自主汽车工业体系。三大汽车集团都没有能在市场上叫座的自主品牌。目前，国内的汽车研发和生产工艺，基本上都从国外复制来的。2006年，我国的汽车销售和服务领域全面对外开放，这更是一大败笔。控制了渠道，就等于控制了这个产业。从全球市场看，售后服务市场已成为汽车产业价值链中最重要、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此外，国内企业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无力抱团发展、协同作战，没有把国家目标与企业愿景有机结合，得过且过。 《新财经》：有人说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被边缘化，您是怎么看的？ 乔梁：是的，我们的汽车产业已经被边缘化。中国轿车市场90%的销售份额由跨国公司主导，我们自己的汽车品牌在市场上举步维艰，影响力更是有限。其次，是人才的边缘化。在一些合资企业中，中方人员根本就无法接近核心技术，尤其在总成和零部件上。发展汽车产业就像打高尔夫球，跨国汽车巨头不会也不愿给你同场竞技的机会，只能让你做个球童。我们为所谓的知识产权交的学费，更是没完没了，如对大众和丰田。 要有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 《新财经》：有一种陈词滥调，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要进行全球分工，我们不必自己发展大飞机和汽车，汽车产业并不一定关乎国家的安全，您怎么看？ 乔梁：作为大国而言，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一定要有对自己的经济、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作为大规模产业的汽车产业，目前在中国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的汽车产业不仅需要产值、税收和就业的增长，更需要产业资本实力的增强，需要生产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跨国公司口口声声的全球一体化，实则是个陷阱。你用他的品牌生产汽车，他就主宰你的公司和市场；他说让你供应零部件，实际上是由他决定订单发给谁。中国汽车市场今年可能达到1000万辆规模，202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2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利益也巨大。我们现在每年进口40多万辆豪华汽车，1000多个亿的高端车消费，被跨国公司生吞活剥掉。 《新财经》：今年初，世贸组织裁定中国汽车零部件关税规定违反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您怎么看？ 乔梁：在全球汽车市场，只有中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其他市场都在萎缩。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在全球的表现。引发这次争端的表面原因，是我国对等于或超过整车价值60%的零部件征收与整车相同的关税，而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规定的10%～14%的税率，所以，很多国家提起诉讼。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具备成熟零部件配套体系的整车企业，希望使用更多本土生产的零部件，到不成熟市场去快速组装，以降低成本及合理避税。其实，我们是世贸组织中最乖的学生。 《新财经》：您觉得中国汽车产业应该怎么做，才能消化世界，而不被世界消化？ 乔梁：要不被世界消化，我认为应该注意落实好新的三自经。第一，自主市场。我们现在失去了市场，但若流通渠道也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将失去和外商谈判的最后筹码。第二，自主发展。只有当自主品牌的汽车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变成了真正的汽车强国。第三，自主创新。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完全有机会赶超，但这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配套和支持。 我看好新能源汽车 《新财经》：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发展前景乐观吗？ 乔梁：中国汽车产业完全可以自主发展。当然，我们要抓住现在这个历史机遇，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疯长，甚至有期货公司预计会涨到220美元/桶。在油价的逼宫下，节能环保这顶绿帽子是早戴早红、早戴早美。在传统技术路线下，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很难突围和突破。自主创新，一定是在不可能处创新突破。 　此外，中国的市场消费规模，是全球最大的稀缺资源。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经济体系，以中国的市场规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产业闭环。庞大的市场是我们和平崛起的底气，我们再也不能以透支方式，让别人来主导我们的产业了。 《新财经》：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吗？目前各国都在努力掌握新能源技术。 乔梁：我认为中国有优势，在汽车新能源应用上，大家起步时间相当。中国有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推广成本、应用环境成本等方面，都有优势。从产业战略角度看，国家应该补贴新技术汽车的研究和开发，给予研发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更多税费优惠。从长远看，这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源和金钱。 《新财经》：您如何看待那些自主品牌汽车的成长前景？比如奇瑞、比亚迪等。 乔梁：我比较看好比亚迪。他们的环保电池汽车是可以引领未来发展的。还有山东烟台的中上电车，已经达到了零排放，有很好的产业发展前景。我是技术经济决定论者。我只看好有新技术，并能在市场上推广的产品看好搞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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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8（转）
sunapple 2008-11-21 12:11
第七章 打破历史的宿命 第一节 前 言 　　 　　由于工学出身，已经习惯于对所有问题都保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即便在这本书中，观察和描述的对象是我的祖国，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依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习惯。在写作时，力图减少个人感情和好恶对文章的影响，因为并不想在这里抒情，也不想抱怨，更不会简单的把责任归结给任何人或社会团体，要做的是从历史中寻找导致中国现状的关键原因，以及探讨让中国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特别是相对近邻日本的落后，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问题，而是在工业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相对不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结果。进一步追寻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由来，我们会发现，身处旧大陆却与其他文明中心相对隔绝，是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稳定的原因。中国社会将农业 手工业社会的制度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在社会规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无所适从，无法追赶取得先发优势的西方。反观日本，由于相对旧大陆其他文明更加隔绝，农业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和精密程度都要差许多，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际却能迅速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尾巴，参照西方工业化历程，建立了更适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体制，取得迅速发展。一涨一落之间，中日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但这绝不能说明民族之间的优劣，更不能决定未来，这只是数千年历史发展大潮中一次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小波动而已。当然，对于我们当代的人而言，意义重大。 　　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进程不为个人努力所左右，有两个关键原因：人类社会分散化和社会内部成员原子化。从整个世界而言，无数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发挥它们的作用，某种文化的影响和某个领导人的意愿都不能独立压倒历史运行的大趋势。另外，在社会内部，鉴于古代社会的通讯和教育条件，他不可能用一己之力劝说整个社会改变运行方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永远要以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为前提。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得不把简单的趋利避害作为人生的准则。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在对历史本身进行巨大冲击的同时带来了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对历史的主动影响。一方面复杂庞大的经济组织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普遍教育使大多数人具备了观察社会的能力，甚至组织起来改变社会。与不断发展的重工业体系和各种人类组织相比，一度广阔无边的世界也变的狭小起来。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便是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理智思考和积极努力，扭转传统社会结构的惯性运行方向，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走向富裕和强大。事实上，在 20 世纪，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几乎创造了这种奇迹。虽然功败垂成，但至少看到了用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宿命，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第二节 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 1000 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 ...... 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 CPU 为例，从 8086 、 80286 、 80386 、 80486 直到今天的 Pentium-IV ，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 Moore's Law 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 Intel 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 --- 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 Stalin 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 Stalin 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 Stalin 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 Stalin 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 Stalin 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 Stalin 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 Stalin 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 Hitler 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 Stalin 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 30 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 1914-1918 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 1941-1945 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和 2004 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 1950 年不到 100 万吨。 1958 年是 1070 万吨， 1980 年是 3700 万吨， 1996 年则是 1 亿吨， 2003 年则是 2.1 亿吨， 2004 年则是 2.7 亿吨 , 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 1980 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 10% 。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 2 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 - 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 - 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 ...... 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书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重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存在上限，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 工业革命的道路 　　 工业革命使地球变得狭小，竞争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能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即便在西方已经建立了稳固霸权的 20 世纪，至少还有三个国家作出了突破历史规律的尝试。虽然最终只有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俄罗斯都被重新推回提供劳动力和资源的位置，但这毕竟证明了另一种历史选择是可能的。重工业体系的特性和自由资本主义规律相结合阻止了落后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的阻断其他重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还是可能的。同时，由于有西方崛起的历史可借鉴，后发国家还有机会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以更快的步伐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当然，所有读者都会想到，在一个地球上同时建立多个重工业体系而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重工业体系是对人类智力和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但世界远没有大同，国界没有消失，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落后民族无奈的选择。 　　虽然重工业体系是无限财富的来源。一个不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做到用技术来生产技术，用设备来生产设备，用教育和实际操作来培养人才。这种无法自行升级的工业体系对效率的改善甚为有限。那么，从开始工业化到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这期间需要对重工业体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而只能取得相对较少的回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根据取得和利用工业化资源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条工业化道路： 　　第一条道路当然是西欧 - 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的开始，宗教冲突带来的人均裕资源富、私人资本的商业经营、海军的野蛮扩张、新大陆的开辟共同触发了工业革命。然后，商人们充分开动起原始的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向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新开辟的殖民地倾销商品。在 19 世纪，新兴工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富庶面前不值一提，即使是长期的单向自由贸易也不会引起购买力的衰减，商人们很快就赚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构成了重工业体系扩张和升级的物质基础。不过，大部分利润并没有被投入重工业体系的升级，因为人们还没有把生产能力的指数化扩张和对工业技术有意识的投资联系起来，在大部分商人看来，重工业体系和其他传统部门一样，持续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迅速衰减，与其把利润投入技术开发和基础利润研究，不如把利润投向商业和军事部门，扩大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购买力。在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采用的采煤技术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出现其他大工业的竞争，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才由政府或主要财团出面对重工业体系的升级进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重工业体系之所以还能不断的升级，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利润基数和相对而言无限的市场空间。其实，对于欧美老牌列强而言，说他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颇有些牵强，因为这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过设计或规划，身处其中的人们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即便他们认识到了，在这个时代，个人和思想也无法改变历史的大势。 　　由于建立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外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走起来最轻松，但对于 21 世纪的落后国家而言，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借鉴作用。在 21 世纪，试图工业化的国家既无法在工业化以前掌握全球海权，也无法在工业化的初期就向外倾销的产品。另外，既然人们已经可以认识到重工业体系的作用，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把宝贵的资源用于重工业体系的构筑和升级，不会走西方早期放任主义的老路。 　　另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联不大，除了没有什么技术秘密的农业以外，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成熟稳定的传统社会都自然的趋向于分散内部经济权力（对外依然要统一规划资源的使用，如战争外交），由市场来决定内部资源分配。但正如第一节指出的，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资源采集业和金属（确切说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来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业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加工精度和个人生产效率，将其他部门卷入自升级的循环，最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受地球资源种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关键技术和资源构成了重工业体系的核心，发展经济的根本建立、维护和发展重工业体系的手段与方式被基本确定，且没有复杂到超出个人或组织的认识能力，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往往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后面两条道路存在的基础。 　　第二条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比较接近，同样要依赖外部市场，通过向落后地区销售工业品换取利润，再用利润换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进一步扩大生产。只是工业利润的使用完全由政府（财团操纵的政府或政府操纵的财团）所主导，投资方向明确指向重工业体系，从历史上看，只有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成功。这条道路与西方工业化过程相似，都是利用外部购买力解决本国工业化资金问题，同时又有西方历史可借鉴，走起来自然要简单一些，发展也更迅速。但是，由于取得市场，排斥其他重工业体系的行动本身与西方利益相冲突，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可能走这条道路。在日本工业化的年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称霸全球，但还有一些角落没有完全占领，彼此间的矛盾也没有妥善解决，日本趁机冒险发动两次赌博式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获得了东亚霸权，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但日本企图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独占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进一步的扩张终于惹的西方国家出手干涉，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二战的结果是日本战败；但幸运的日本在战败以前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人才和社会体制转型已经完毕，战后稍有机会（美苏冷战）就能弥补在战争中损失的硬件，重新走上富裕的道路。德国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德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 20 世纪初，政府主导性也没有日本这么强，所以还是倾向与把德国归为第一类工业化方式。 　　最后一种选择是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建国时二战已经平息数年，这时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可做市场的空白富庶地域，西方强国之间的矛盾也不如 20 世纪初激烈，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的重工业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已经基本上结合成一体（包括日本），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分歧。两国不可能再走靠出口获取利润求发展的路线。只能严厉的控制本国农村（这两个国家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社会的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在开始建设的最初的岁月，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物资从重工业的循环里面漏出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继续保持在前工业时代。经过大概一代人的时间，苏、中两国分别在 30 年代和 70 年代完成了重工业体系的建设（当然在水平上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 　　至于其他国家，要么一直安于做西方经济殖民地的地位，要么在工业化道路上误入歧途，试图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落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 第四节 艰难的历程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 - 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 A( 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 10 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 A 索要 9.9 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 10 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 1 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 5 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 A, 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 5 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 10 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 9.9 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 - 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 0 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 ........ 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 1000 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 1000 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 - 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 - 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 1848 年大革命和 30 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第五节 中国经济的奋飞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注入，自我重工业体系会呈现出生物般的指数增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如图 1 。 图 1 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指数增长 如何获得资源， 1 大力发展铁路运输， 2 是尽力提高装备国产化， 3 建立共荣圈。前两项是节流，铁路从长远看，达到一定的运输能力，比公路对资源的消耗要少得多。日本就是一个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国家，虽然家家有汽车，其实是样子货，利用率很低。装备国产化，能够节约更多资源，造一架飞机花不了多少资源，但生产一亿双鞋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即使暂时不能出口，也防止了自己的资源流失。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但非常节俭，市政府经常定期不定期搞旧货市场，各家庭相互间调剂余缺。现在中国人豪华消费，买 1 亿日元的车，付出的不是自己的纸币，而是民族的资源。看看日本天皇，日本产什么车，他就坐什么车。 然后看如何开源。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遗留下的财富主要不是技术根底，而是政治和文化。看看当年， 70 年代初，中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虽然比美苏弱。怎么获得资源呢，就是要输出革命和文化，当时中国做得非常好。比如，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那可是世界的时装，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欧美日本也流行，日本也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很重要，是大买卖，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可以换很多资源。结果 80 年代后，搞什么呐叭裤牛仔裤，呐叭裤牛仔裤的出身不高贵，不过是水手服工人服，为什么花高价去买它们，因为中国人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接受了别人的文化。当年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全世界传播，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和日本都传播到了，是震撼世界的。文化的认同很重要，所谓的市场营销，实际是文化争夺。不信你做个实验，你也去做汉堡包，可乐，虽然它们的味道不怎么样，用料和配方也不怎么样，但你照着做，按照一样的经营管理销售办法，你肯定败得很惨。为什么，是因为顾客认同了美国文化，而不是你的文化。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招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可以创造一流的营销，把稻草卖成黄金，比如卖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漫画、汉语，需要什么技术吗？挣的钱和资源不比卖鞋子裤子多吗？结果给否定了，这个巨大的资源没有了。 第三世界的人均 3000 美元赶不上中国的 1000 美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钢铁，贫富分化严重，大量的资源被出口到西方换奢侈消费品，比如买西方的汽车。当然，中国也没有能力同西方争夺汽车。怎么办，输出革命，让那些国家均贫富，杜绝奢侈消费，不买西方的汽车，买中国的自行车，在那些国家实现自行车普及。自行车是中国的绝活，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竞争，中国的工业品虽然品质不高，但能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能极大改善生活，它们怎么会不干呢。即使暂时没钱消费，可以贷款，甚至赠款，要他们消费中国的简单实用的工业品，没钱可以印，让第三世界国家都去挣 RMB ，而不是去挣美元。这样会是什么结果，以美国为中心的架构就被掀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自我重工业指数增殖除了资源外，还需要熟练的劳动力注入。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不等于劳动力，需要培训，那么最好的体制就是铁饭碗，大锅饭，两参一改三结合，人浮于事。当然，日本的说法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现场主义。因为技术攻关是跨行业的群体协作，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所以大锅饭好。两参一改三结合突出团队精神。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为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中国的情况很典型，比如中国钢铁的摇篮是鞍钢，很多钢铁厂是从鞍钢分裂出去的，甚至 2 次 3 次分裂，整是个链式反应。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政治挂帅，半心半意搞生产，但工业化的速度比日本快得多，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在自我重工业增殖过程中，消费领域获得的资源很少，人民还比较贫困。但生产出的有限最终消费品，通过合理的配分，比较平均地分配到广大国民中间，使国民能尽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培育工业品市场。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是很多人围看一台小黑白电视。 中国进入 70 年代，随着自我重工业逐步成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呈现了指数的暴增，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的快车道。不仅数量上暴增，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中国的技术突破主要集中在 70 年代。当我们打开国门，感叹中国落后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克雷超级计算机，日本的新干线、彩电 。我们被告知文革是场浩劫，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倒退，那么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应该实现这一切。中国是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多，美国有航天飞机，中国的载人航天已经列入计划，宇航员也开始训练了；克雷超级计算机出现的几年后，中国的银河亿次计算机也诞生了；日本有新干线，中国的韶山电力机车也飞驰在大地上； 1969 年 PAL 制彩电才制定标准，几年后中国自己的 PAL 彩电也诞生了 文革后的中国，如果没有发生大的波折，按照自我技术力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在中国的技术力应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美国有 P4 ，中国可能只达到 P2 、 P3 的水平，但家家有电脑，天天在网上打游戏创造 GDP ，而不是现在在血汗工厂每天干十余小时，每天只拿不到 20RMB 的工资。中国自己的新干线可能也没有日本新干线那么快速舒适，中国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也可能没有波音空客那么豪华，但它们能够满足大多数国民游山玩水创造 GDP 的需要。中国自产的手机可能没有 NOKIA 的小巧玲珑，功能全面，但国民人手一个，天天煲电话粥创造 GDP 。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挫折 依靠引 进 外国重工业技 术 的来提高自己的技 术 水平大致可以用 图 2 的曲 线 来表示，刚开始提高很快，然后逐步接近增长的界限。 图 2 依靠外国重工业体系的增长曲线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的装备，外国装备的质量性能当然比国产装备优越，于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急剧增长。外国装备这么容易引进，那么自我重工业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于是几乎所有的资源向消费领域倾斜，于是生活水平急剧增长。这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生活大改善的根本原因。 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 80 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 89 年的动乱。进入 90 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 2004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 70% ，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 70% ，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 90% 。 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 GDP 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 90 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简单的说就是要第三次开国，由一国繁荣型的 Full set 主义，向国际间垂直工程分工方向发展，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筑东亚自由贸易圈，多国共荣，以一个整体参加全球化竞争。简单的说，就是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当然，上次是靠武力，中国很不服，现在靠技术资本，中国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所谓优势互补，深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日本不来。 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七节 我们是如何自觉自愿的偏安的 我很能理解当时是如何做出这种放弃自我重工业，只发展轻工业改善生活的偏安决定的。因为我也从那个逆反而又缺乏见识的青少年时代走过。 国门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滚爬几百年的新面孔。他们几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市场。哪怕赔钱１０年２０年也要占领。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就是占领后就没那么容易被挤走了。而我们呢？３０年代洋货一统上海市场的记忆已经成了书本上的说教。而我们现实的 震撼却是那么强烈：人家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得不知道多少倍，而且还那么便宜，太多的东西几乎是白给。英特尔，微软免费赠送了我们多少东西啊（那时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倾销，更不知道ＴＲＹ－ＡＮＤ －ＢＵＹ的市场战略）。我们对自己的落后是那么的震惊与羞愧，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其实以前我们比这还要落后得多，更不能理解配套综合的优势。 一边是拼命赔钱，一边是保你赚钱；一边是自己的东西比别人差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赶上，一边是好的东西马上可以拿到手。组装，包装赚的钱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你还愿意去做那寂寞的，吃力不讨好的，穷光蛋的研发吗？我甚至可以想象，一个老总对我说，不用去绞尽脑汁了，在生产线上做些轻松的监管，你年底可以分套房子了。作为研发人员的我，我会拒绝吗？作为工人的我， 我会拒绝吗？ 想象一下在南宋那晴朗的天空下，伟大的秦宰相，对我们说，战乱可以结束了，和平来临了。金国已经答应永不入侵了，我们只要在贸易上让个步，每年给他们几个钱，我们就可以享受这片蓝天了。如果不愿，可以打，但你们看到我们军力的落后了吗？看到金国海陆空的优势了吗？看到金国爱国者牌铁浮屠的厉害了吗？ 这时候我们会选择战还是和？ 我的鼠目寸光又哪里能看到２０年后当时被飞机轱辘的利润兴奋死的我会下了岗呢？啊，下岗的人，谁叫他们不努力，不读书。可现在大学生毕业工作也开始难找了啊。这条线， 鼠目寸光者能看到吗？ 我的鼠目寸光又哪能看得到没过几十年，我们的工业体系被蹂躏在铁蹄下？ 这是人性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嘛，就是我们的榜样是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四小龙。学也只能学出个小样儿来。何况其中的香港本身就是殖民地文化加寄生虫文化的结合。靠大陆做那最低端发起来的。大陆白领的今天就是香港自以为有文化的爆发户的昨天。 我想不是没有聪明人。他们在想：我们引进，我们靠技术转让，最终会把师傅的招儿全偷过来，那时再踢开你。我们先靠市场换技术，等技术学到了，再回抢市场。 呵呵，真是学生自以为比老师聪明啊。从以我为主的原则丧失起，合资也好，引进也好，这人生的路就是师傅来影响了。与汽车业的内行人士谈，他们告诉我，中国汽车业十几年基本完了。现在在重拾核心技术研发，困难重重。微电子业当年英特尔做３８６，４８６。我们可以做２８６。现在已经是找不着北了。研发这种活儿，停个１０年２０年再想东山再起，呵呵，不是没有成功的，太小概率 事件了。记得２０年前，我们文人同志们唾沫星子乱溅地痛骂文革使科研中断了１０年。可嘴里骂着，却乐哈哈的自觉自愿的中断了战略产业集团研发２０多年。 市场也一样。先占领的就有压倒的优势继续占领。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满嘴市场经济跑火车的人应该好好研读一下西方国家的历史。 再回到我们那偏安的南宋。嘿，秦宰相赢得和平后完全可以发奋图强，苦练精兵。灭金灭蒙嘛。呵呵，可能这么做吗？选择了偏安的道路就意味着将沿这条道路惯性下滑。选择了轻松数钞票的道路，他还会回头吃苦自力更生？（能理解当年路线斗争为什么那么残酷了吗？）。 要么说软刀子最可怕。金兵打到头上来围住了打，南宋再后庭花的文人，也知道只好打了。咱老祖宗智慧中那围三缺一，那一才可怕。可蓝天白云美女一泡，大多数人会如何，历史上找答案吧。嘴里喊着，脑里想着自力更生，没有措施限制外力，好东西在身边流着，谁都会得过且过。 观我战略产业。成果最大者，航天导弹这些别人绝对不让你进口的，只好自己干的。其他能进口的，几乎全被冲得稀里花啦。 第八节 怎么办 首先要有长远眼光 。过去发生的事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当然有大小之分）。有其历史和人性背景，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没有责任。南宋时的我选择秦桧有无穷多的人性理由，但我知道其后果后，人性的反应应该是后悔得脑袋砸地板－－真是短视，怎么听了那个混蛋的。并应该从自己摔的跤里爬起来，争取眼光长远些。明知道当时是个愚蠢决定还拒不后悔，百般狡辩，或为了自己的脸面，将错就错，还要沿这条道儿往下走一杆子捅到黑。这群人就是该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既不要百般辩解也不要过分后悔，经历本身也是财富，有了苦的经历才更有动力学更知道学什么。 这方面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但我向普通日本人询问，为什么战后倾斜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时，回答说那是国家的基盘；当问到造船买船的经济关系时，回答说要用 長い目 。 第二是树立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不是刷盘子的角色。只经历短暂的 20 余年的工业革命，其间还有大跃进文革的浩劫。但是，就是这么场浩劫后的中国，凭着工农兵大学生，能够自主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的产品，能够发射卫星，制造大型喷气客机、核潜艇，就是现在的日本都做不到或做不好。能够提供国民经济几乎所有的装备。就说明毛泽东构造的体制是非常理想的追赶体制，比日本型社会主义更有赶超效率，或者中国人非常聪明，中国工农兵大学生都比日本久经沙场的专业技术人员强。 第三是掌握科学精神 。民族精神加科学精神，是一个民族奋飞的开始 参考文献 1 ．桥本寿郎 . 《 20 世纪资本主义 I 》 . 東京大学 出版会， 1995 年 9 月 2 ．工藤 章 . 《 20 世纪资本主义 II 》 . 東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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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7（转）
sunapple 2008-11-21 12:09
第六章 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 第一节 前 言 19 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发起了又一次有力的扩张。 在以往的文明冲突中，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建立全球军事霸权。亚历山大东征一度占领半个旧大陆，马其顿帝国却在他死后立刻解体，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霸权也不过维系了数十年， 17-18 世纪的欧洲凭借航海技术优势已经建立了全球商业网络，当面对旧大陆的发达农业文明时也只能满足于建立小小的贸易站，进行公平贸易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革命将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欧洲文明，第一次使军事 - 经济力量的扩张能够超出各个文明的地理界限，深入影响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次扩张不同以往。扩张者不仅能够获得短暂军事胜利，还能够彻底征服最强大的帝国，并在经济上彻底控制对手。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曾经被地理障碍和众多的人口所保护的中国和日本远东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 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 21 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当然，读者多是中国人，肯定对中国历史更熟悉一些，本文侧重分析日本的近代历史。 第二节 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 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 1192 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 1584 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 1/4 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它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参勤交替、武家诸法度等制度对其它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 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象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大名的领地细分为封建村落，由农民中选拔的村役人和领主派出人员共同管理。城市里也和乡村一样，划分为小单位管理。具体到基层，村落和都市均设立了五人组制度，组之间相互检查扶助，负连带责任。大名通过检地，详细掌握了各部分领地的面积、出产量等数据，并为每一块土地指定了耕作者。然后以检地帐作为征收租贡的基准，全部占有农民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剩余。领主依靠庞大的武士军队，通过武力收夺农业剩余。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军事贵族建立了严格的领主武士农民身份制度，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生产者中，农民的地位最高，依次是工、商等。阶级身份与职业完全对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职业。除此之外，被统治阶级还受到许多其他管制。如农民拥有武器、离开土地、买卖土地都是被禁止的，具体如何耕种、种什么农作物都必须服从规划，衣食住行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礼制，不可逾越。工商业者同样受严格管制，如不得住在农村，在农村的商业活动方式必须符合规定等。至于对外贸易则实行一贯的锁国政策，只有幕府有权利进行小规模的垄断经营。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量自然是受严格管制的范畴，只允许神道教和佛教存在，基督教徒遭到逮捕和屠杀。不过，必须指出，虽然幕府把儒教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虚设的天皇朝廷也是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但儒教朱子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武士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并非儒教国家。 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但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 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使用权限制。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的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 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利，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 - 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大量增加，商业开始繁荣，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协作，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和商人逐渐脱离封建制度控制，日本封建制度开始解体。 第三节 封建社会的解体 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村的剩余基本被领主占有，不存在商品经济。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水利灌溉技术，肥料，及各种作物的改良和移植，产量日趋上升，但租贡却常年维持在固定的水平，于是除租贡外的农业剩余逐步增加。随着剩余增加，商人在农村也开始活跃，农民卷入了市场经济。此外，领主为了增加租贡收入，鼓励开垦新田，对新田施行租贡减免。这样，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 农民以独立的个体进入市场，自然不敌大商人和经商的贵族，在脱离封建制度的同时，逐步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所统治。虽然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可以出让实际控制权，江户幕府末期，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地主，很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小作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地租，同时向原来领主的交纳租贡，形成了寄生地主制。到了幕府末年，农民已经分化，自营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占 36.3% ，自小作农（拥有一部分自己土地，另一部分租种） 19.5% ，小作农（完全租种土地） 44.2% 。小作农的总收获量中，租贡占 37% ，地主的地租占 28% ，自己仅得 35% 。随着农民的分化和市场的发达，缺乏共同利益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瓦解，商人的势力和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不过由于封建领主的强大，大商人多与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者相结合，产生了寄生于领主的巨商，三井、住友等，它们在明治后发展成大财阀。 寄生地主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多数的农民贫困化，还间接使幕府和诸侯的财政收入减少。在繁荣的市场面前，高级贵族追逐奢侈消费，也使开支不断增加。为了摆脱财政困难，领主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增加租贡，由常年不变制的租贡改为按年征收，使农民更加贫困。为了填补赤字，领主还向商人借入高利贷，被迫给商人更多特权。为了独占利润，幕府和诸藩还设立了特权工厂，后期还设立洋式工厂，如造船、兵器、纺织等，推进物品的国（藩）产化，减少对外藩及三都的依赖，（国）藩产物专卖强化，实现经济自立。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领主克扣武士的俸禄，使武士的生活水平下降，原本不被允许务农经商的武士被迫需要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副业维持生活，武士也开始卷入市场经济，与商人结合，如联姻，参加商业机构等。 农村的贫困迫使大量的农民抛弃土地，流入三都和其他的都市。都市的人口增长，使都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增大，物价上扬，贵族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灾年时，米价高涨，都市的下层居民骚乱，成为比农民动乱更可怕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存储大量救济米钱，进一步加重了幕藩的财政负担。同时，农村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但以村为单位的租贡没有减少（并纳），使更多的人口向都市转移，形成恶性循环。幕藩采用各种措施使都市下层住民减少，发出归农令，回乡务农，都没有显著效果。如 1790 年，幕府给愿意归农者提供约 3 两的奖励金，只有 4 人愿意归乡。 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和农民贫困化，幕府和藩财政日渐困难，逐步腐败。幕府和诸侯随意发行货币，减少货币中的含金量，幕藩政府中贿赂和无尽（老鼠会）盛行。到了幕府末年，逐渐演变成逐层转嫁经济压力的结构，幕府把财政负担转嫁给藩，藩又转嫁给武士，最后全部压到农民身上。生产力提高了，但利益为少数商人和贵族所得，高级贵族消费了更多的奢侈品，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农民暴动急剧增加，农民暴动不仅指向藩当局，也袭击身边的村役人、商人、高利贷者。作为领主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演变成对抗领主的组织。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外来压力和工业革命，日本会演变成与中国古代类似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无用、腐败的贵族阶级在动荡中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不直接干涉经济运行的小型统一政府，社会阶层不断流动变换，农民工商业者自主经营，通过市场交换物资。 第四节 中日近代历史比较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但如果仔细观察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此后的历史缺乏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人身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然，封建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如果用西欧、日本、西亚等地的贵族割据封建制来定义封建制的基本特征，再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同期中国社会显然不太合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后的社会为一种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 15 世纪以前无法突破自然上限，导致社会结构固化，无法持续扩张。 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解体。秦汉两代还保留了一些封建制遗迹，以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会有士族这种封建阶层的出现，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的遗迹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制度被打破，虽然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取向，但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除了作为统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贵族也被消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经济 - 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维系，所以军队地位低下，数量少，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整个统治机构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举人共有一万八千名左右，进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 5 万，即使计算上 20 倍也就是 100 万的胥吏和 100 万左右的乡绅秀才，总数不过 200 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 4 亿，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另外，乡绅阶层事实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层，只拥有豁免了劳役等小小的特权，实际上并未侧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作为对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 3310 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就有 189 万之众，这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主要是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的，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 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武士的数量是不同的。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 乡士 村役人。武士一般指居住在都市的，不事农业生产的城下士。乡士则介于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层，虽承担兵役，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有时也把乡士算作武士。村役人虽然属于农民，苗字（姓）带刀的也不少见，虽然农民被禁止带刀。武士的等级分为一门、家老、中老、番头、物头、徒士头、马廻、平士、徒士、足轻、中间、小者。秩禄处分的时候，从一门到平士算作武士，称士族，共有 150 余万。以下到足轻被称为卒，后来卒被取消，基本原则是世袭的并入士族，一代的归入平民，这样的士族又有 30 余万。合起来享受秩禄处分的士族 189 万。由于武士的俸禄是以家为单位发放的，人数包含家属。幕藩的统治机构中还有大量非世袭临时聘用的奉公人，他们不在秩禄处分的对象之列。豪农商人也可以用钱购买中间、小者等轻辈的地位。 幕藩时代的日本，人格是不平等的。 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武士对农民、町人有 切捨て御免（ 斩免责 ） 的特权，即下级对上级有无礼行为，上级可以斩杀而不承担责任。 什么是无礼行为，由武士各自把握，鞠躬不到位都可能被认为无礼。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斩杀，武士也只承担形式上的处罚。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更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由于贸易发达、社会稳定，小农户既不需要封建军队保护，也不需要大型组织提供物资和管理，长期的稳定使各层组织提供的服务功能基本转由市场提供，于是中层组织逐渐消亡，中国成为高效率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结构中地主就是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是自由契约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自由民，人格平等，土地买卖租借自由。而不是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是靠身份等级和军队暴力维持经济来往，禁止土地自由买卖。之所以地主不像资本家，对雇工采取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定期支付工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对于传统农业，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并不能有效提高效率，还要付出管理成本和承担风险，收取地租的方法是效率最高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其实还保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中，如出租车行业。 传统中国的货币权、土地权和政权相辅相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对立。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榨取集团，官僚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早在唐代，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世袭制和门阀制已经解体，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概括的说，主要有四个流动路径：商人高利贷地主，文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 - 文人 - 官僚。这种社会流动，可以往复循环，没有限制。即使最贫困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劳动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通过科举和献纳制度可以成为官僚，官僚也可以转化为地主并兼营商业。除了科举合格成为官僚的正途外，还有献纳的异途，通过献纳金钱、米等制度成为官僚，如乾隆时代的献纳额：道员 16400 两，知府 13200 两，知县 4620 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献纳制度打开了地主、商人从政的近道。由于四个流动路径存在，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的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 20 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１６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 19 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 第五节 开国与维新 1840 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 1853 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 1858 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 1859 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 1865-1868 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8 、 9 成，进口占 7 、 8 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 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 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 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 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 1863 年的萨英战争和 1864 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１０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 1868 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重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 1877 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 1878 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 1891 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西乡隆盛是日本武士的象征。 1871 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 20 卷，最为详细，德国 10 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 1850 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 1870 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 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 1872 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 1892 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 2746 家，总投资 6901.6 万元，水陆交通业 319 家，总投资 9474.5 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 1 亿 6376.1 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0 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 1894 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 15 个，总投资额 1545.7 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 7 个，总投资额 1250.9 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 2796.6 万元。 1880 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 1894 年，设立了 160 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 461.5 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 20 个，总投资额约 261 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 722.5 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 3519.1 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 1/3 （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 85% 。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 第六节 甲午战争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遇到原料和市场问题。 1892 年，日本对清朝输出 1965 万元，占日本总输出额的 21.5% ，比 1884 年增长了 3 倍。但是，对中国贸易由清朝的贸易商人支配。从中国的棉花输入，从 1887 年 82 万元增长到 600 万元，急剧增长了 7.5 倍。为了节约棉花的输入费， 1887 年，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计划在上海设立加工厂，但被清朝官员拒绝。后来三井物产只能与英美系商会合资在上海设厂，没有支配权。与英美随意立约设厂相比，日本深刻认识到没有军事胜利做后盾的资本是无本之木。从 1887 年开始的 5 年间日本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增长 5 倍，生产量提高 9 倍，成本大幅下降，比印度棉丝有价格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固定关税等，日本棉丝在上海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 12-16 小时，大多采用寄宿制，通常第一年没有工资，有些工厂甚至头 5 年没有工资，低廉的工资仅够购买粗粮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低工资，保持竞争力，需要低价粮食供应，从国外获得低价米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廉价的米，同时通过殖民的方式释放被大工业淘汰的过剩人口，还需要占领弱国殖民地。最近的弱国显然就是朝鲜，但朝鲜是清的属国，侵略朝鲜必需击败中国。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与清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开战依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虽然当时的运输、通信等手段不发达，西方列强暂时不能够对远东进行有效的干涉，但英国、俄国、美国都在拼命向远东发展。如果等准备好了再开战，西方列强也在远东有了一定实力，日本必然无法独占征服中国朝鲜的利益，这促使日本确定了铤而走险，冒死与中国开战、争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国策。 1876 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条约缔结，占有在朝鲜的一系列特权，能够在朝鲜销售工业品和获得原料，使得朝鲜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性影响。 1882 年，朝鲜的民众和士兵发起反日暴动，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商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军乱。日本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立刻派军队干涉。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清国急派三艘军舰和 3000 陆军入朝。在清国的介入下，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赢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在军事上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而一贯作为政府反对派核心的自由党，比政府更加激进。自由党反对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和废止领事裁判权，却支持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现在日本 1 万元纸币上的人物）赞扬日本外交官的机敏不低于世界文明诸国。这次事件也使中国稍有警觉，强化了清朝朝鲜的宗属关系，派出比日本更多的军队常驻朝鲜，并为朝鲜军队提供武器。 壬午军乱使日本认识到要支配朝鲜，必须击败清朝。军乱直后的 8 月 15 日，陆军长老山县有朋提出意见书，以清朝作为军事计划的假想敌，把作战目标从陆军保卫本土安全改变为赢得大陆上的运动战。（注：山县有朋是甲午战争准备和战斗期间的关键人物，曾经 1889 和 1898 年两次组阁，此人喜欢拉帮结派，构筑了山县阀，长期霸占日本政坛。此人还贪污成性，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 1/10 ，是日本政坛权钱勾结的鼻祖，伊藤博文死后，作为长老的第一人握有选择首相的决定权。）右大臣岩仓具视痛感日本海军舰艇不足，要求海军当局将 3 艘 / 年的造舰计划翻一番，所需要费用由增税解决。岩仓认为非常的增税虽然使人民抱怨，但一时的抱怨不足虑，占领大陆才是长远之计。在军备完成前相对弱小的日本采取了对清朝妥协的外交政策，主政的伊藤博文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反对派自由党则批判政府软弱，比政府更加露骨的主张侵略主义。 此时的清朝刚刚在新疆平叛、中法战争中表现了传统农业大国的实力，依然号称亚洲第一大国， 1885 年，清国北洋舰队增加了定远、镇远两艘战舰，济远巡洋舰。到 1890 年，清朝有战列舰 2 艘，装甲巡洋舰 6 艘，巡洋舰 2 艘。陆军号称百万，但近代陆军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 3 万。俨然对日本有压倒性优势。 日本财政相对清朝要紧张的多，海军无法自造大型军舰，购买又无力支付船款，重炮火力与中国相差甚远，被迫针对中国主力战舰采取临时措施。为了拥有能击沉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等目标的重型火炮，日本发行海军公债 1700 万元，建造了排水量 4200 吨的松岛级军舰三艘（松岛、桥立、严岛，以日本三处著名的景点命名，又称三景舰，其中桥立为自建），各搭载一门 32cm 的巨炮。但由于三景舰是小舰体载巨炮，大炮的回旋必须靠转动船体，瞄准困难，实际海战的效果未知。于是日本又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搭载 15m 和 12cm 的中口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来火炮的 8 倍，企图利用快速和火力快的优势压倒中国炮重甲厚的优势。期待已久的巡洋舰吉野号 1893 年在英国竣工，自建的 3000 余吨的秋津洲号 1894 年 3 月完成。 随着日本战争准备进行，日本海军已经凌驾于北洋舰队之上， 1893 年，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作战条例，然后又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体制，在制度上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一个怪胎，因为所有制度和军械都是为了攻击中国而定，不具有通用性，针对中国军队能发挥的威力远胜对他国的战斗力。为了侵略中国，日本不惜冒险一战。作为后着，军部还秘密制定了 10 年后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决定一旦朝鲜内乱就发动对清战争，还派出间谍刺探中国的情报，绘制中国地图。 1894 年，朝鲜爆发农民战争，清朝日本先后介入，日本有备而来，清朝仓促应战，甲午战争爆发。 7 月 25 日，日本舰队吉野、秋津洲、速浪号在丰岛冲海域与北洋舰队的巡洋舰济远、炮舰广乙遭遇。日本舰队的总吨位 1 万 1 千吨， 15cm 速射炮 8 门， 12cm 速射炮 14 门，格鲁伯 26cm 炮 2 门，格鲁伯 15cm 炮 6 门，速度 18 节以上。北洋舰队合计 3300 吨，格鲁伯 21 cm 炮 2 门，格鲁伯 15 cm 炮 1 门，格鲁伯 12cm 炮 3 门，速度 15-17 节。日本舰队占压倒优势，海战结果是济远受伤逃走，广乙弹药库爆炸成为废舰。海战中，由木造炮舰操江号护卫的满载清军的英国高升号运输船接近，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清军将兵拒绝，高升号被击沉。浪速号只救援欧洲人高级船员，射杀中国水兵。到第二天，除被法国军舰救助的 200 人外， 1000 名兵将死亡。 1894 年 9 月 16 日，中国军队因军官团腐败厌战，在占上风的情况下抛弃良好的防御阵地北逃。平壤陷落， 17 日世界史上首次现代海战黄海海战爆发。日本舰队有旗舰松岛以下 12 艘，北洋舰队有旗舰定远以下 14 艘参战，总排水量是 4 万吨对 3 万 5 千吨，平均速度 16 节对 14 节，总功率 7 万 3 千马力对 4 万 6 千马力，日本优势。重炮日本 11 门，清国 21 门，但速射炮日本 67 门，清国 6 门，总战力清国处于劣势。此外，清国舰队是在护送运兵船的途中遭遇日本舰队的，展开队列处离海岸不远，限制了舰队的机动。经过 6 小时战斗，中方超勇、致远、经远沉没，扬威、广甲座礁。日本舰队获得压倒优势，一艘也没有损失。但旗舰松岛被定远的巨弹击中， 113 人死伤，比睿、赤城也受到了巨大损坏。但日本舰队船小炮轻对定远和镇远两艘战列舰的主装甲带也无可奈何，退出了战斗。 黄海海战清国海军损失了 30% 的军舰，剩余的舰只也多处受创伤，炮弹基本耗尽，但达成了陆军登陆的战术目标，同时重创日本海军。只是将帅锐气已失，无意出战，日本获得了黄海的制海权。使日本从容修复军舰，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多次登陆作战，围歼中国现代陆军主力，并最终消灭清朝舰队。因此，此战为甲午战争的转折点。 战后，日本海军总结海战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清国的舰队用法有误，没有用来争夺制海权，而是担任运兵船的护送任务。致使舰队的活动区域在海岸不远，限制了机动，丁汝昌也没有采取足够的侦察搜敌活动，导致黄海海战必须在不利的沿岸侧布阵。第二原因是，清国虽然建设了强大的舰队，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改装。养护不良导致部分军舰达不到设计速度，与主力脱节被歼灭，弹药储备也不充足。日本事实上以新式装备战胜了劣势装备的清国舰队。 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赔银 2 亿两，约合 3 亿日本元，相当于清国政府三年的岁入。赔偿金成为战后日本军备扩展，产业革命的本钱。这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转折点，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七节 战后经营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 3 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是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当时 1 万 2000 吨以上的军舰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只能绕道南非的好望角，沿途的加煤站大多由英国控制，如果英国中立，那么其他欧洲国家派大型军舰增援远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日本与英国结盟，正好英国为了遏止俄罗斯的扩张，正需要在远东寻找盟友。中国既然衰败不堪，日本是唯一的选择，英日双方一拍既合。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海军计划建造攻击力、防御力具有压倒优势的 1 万 5 千吨的战列舰舰 4 艘，加上已经开工的富士级战列舰，勉强能够掌握远东的制海权。此外，海军还计划建造 1 万吨的装甲巡洋舰 6 艘进行机动打击。合起来是六六舰队。 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 3 亿元。在支出的高峰 1897 年，军扩经费达 8200 万元，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 1 亿 5 千万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庞大的岁出虽然有清国的赔偿金支持，但还远远不够。不足部分通过募集公债，增税，烟酒专卖等筹集，每年平均增收 3500 万元。增税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民间舆论比政府更加激进。一日三餐节约成两餐也要海军扩张，文明世界的立国通常在战争中觉醒等等，政府的战备基本没有遇到阻力。 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 1904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 1905 年 9 月 5 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 第八节 没有变革对象的中国 中日都有士农工商的序列，但含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封建制度，士农工商是终身制，出生就决定了身份和职业，阶层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武士。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出身的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释放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 85% 。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碌，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碌，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 8000 万元，而比日本大得多的清国，税入只有约 1 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国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 4 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 2 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随着对外战争不断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定，割地赔款，出让各种利权，中央政府可供支配的财源越来越少。而各种近代事业都委托外资建设，出让更多利权，形成恶性循环。到 1913 年，外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所的比例如下，制造业 42% ，矿业 50% ，铁道 95% ，航运 74% 。再考虑到进口的重工业产品，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独立的近代产业。特别是作为近代产业灵魂的金融业，完全由外国控制。到了后来，中央政府的收入连维持自身运转都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需要出让利权从外国借款维持中央政府，最后袁世凯胜出，获得善后大借款。 1927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需要列强的资助。地方实力派也接受列强资助。列强分赃不均，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军阀言听计从，因此内战不断。政府没有社会剩余可供中国工业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依附化，政治买办化。无论怎么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无法实现中国国防自立，经济自主，只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武士作为特权阶层被消灭了，但他们有知识和组织，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虽然曾经有政治和军事特权，但经济地位并不高，大部分演变成产业工人或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员，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部分武士地位上升，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由于幕藩时代的激烈对抗，武士养成了国（藩）益优先的思维习惯，清楚只有组织才产生力量，讲究国家自立自强，推进国产化，即使在野的反对派，虽然强调自由民权，但在对外政策上比政府更加激进野蛮。另外一部分武士成为资本家管理者，由于武士具有身先士卒的武士精神，和相对灵活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的高中级干部能够深入生产第一线，查找和解决问题，现场主义使日本的技术力突飞猛进。武士需要真刀真枪争论，养成了认真踏实的学风，容易接受新事物，顺利接受了西方的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思想，能够仔细考察西方的做法，直接学习西方的实质优点，不重形式。 文士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虽有知识但没有组织。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经济富裕，不大可能成为产业工人或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中国工业化缺乏人力基础。文士读的是圣贤书，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国家依附化买办化。文士远离生产，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不与生产相结合，轻视体力劳动。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迫害，导致中国的技术力停滞不前。文士的知识、文化、哲学思想都是在漫长稳定的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当时很适用，但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都不适用了。 日本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而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却人数众多。幕末开港，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导致资源大量外流，物价飞涨，武士生活困苦。断绝了下层武士们在世界大循环中帮助外国资本剥削本国劳动力，获取富裕生活的梦想。武士们认识到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够自力更生，去拼搏去奋斗，自己逃生是不可能的。中国则不同，地大物博，而作为统治者的文士却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也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虽然资源大量外流，但换来的西方高档消费品极大改善和丰富了文士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富裕。于是文士们心甘情愿地参加世界大循环，国际分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自己的先富，至于是否能带动后富，就不是这些肉食者关心的事情了。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实现先富。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九节 中国的新生和迟暮 1945 年日本战败，殖民地独立，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虽然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但要把人力和知识体系重新恢复成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农产品由政府强制收购，农村为日本再次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同时解散财阀，用财产税和猛烈的通货膨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收夺社会剩余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靠美军枪杆子强力镇压才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 20 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爆发朝鲜战争，出国作战的农民军队用的是 20 多种万国牌枪支，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 13 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志愿军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 17 国联军。朝鲜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点，被新生力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侵犯，也同样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巨大的武器差距，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和基干产业，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基干产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财富的源泉。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向苏联引进 156 个基干项目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平坦的，时常有挫折和动荡，但能很快恢复，向前飞奔。中国就像初生的婴儿，在蹒跚学步时步履艰难，但充满了活力。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农业国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工业产品。在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里普及了义务教育。这个效率和速度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的战后复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时有挫折甚至倒退，但都能很快恢复到增长的快车道，经济充满活力。社会剩余的收夺也引发不满，农民的抗议、米骚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比较而言，中国要比日本平稳得多，毛泽东尽量减少工业化的痛苦，虽然要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资本，但同时要求社会上层能够和工农相结合，同甘共苦，共同分担工业化过程中生活的艰辛。全民族节衣缩食，艰苦奋斗，默默构建中华民族奋飞的翅膀，经过百余年的失败、痛苦、屈辱，到了 70 年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再次挺起了脊梁，屹立在世界东方。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第十节 悲剧和闹剧历史轮回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必然令后人惊奇的现象台上的腐败官僚和台下自命清流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几乎对经济问题有完全一致的认识。官僚们循序渐进，逐步把国有资产分光卖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知识分子高喊明晰产权，力图证明私有制的效率是财富的根源。对于最终把中国经济导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这个长远目标，双方没有任何分歧，双方激烈争论的只是市场化的具体手段应该是稳扎稳打还是雷厉风行，剩余国有财富的分配是侧重公平还是效率，或者是分配者自身的利益。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明确指出了中国的近期走向。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历史阶段相比，中国朝野内外对变革目标的高度认同，变革方向的稳定是不同寻常的，但起码在中国历史上，这并非是第一次。 回顾 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只是在具体如何宪政，宪政速度多快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始终不能深入认识到大工业时代的立国之本，因此，最后无论是哪一派胜利，终究脱离不了向外国借款求援，建立依附于外国大资本的经济体系的道路。相隔一个世纪，历史的轨迹竟如此相似，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集团利益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尽管今天的精英们（官僚和文士）想方设法论证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敌人，然后用西方历史的模型来论证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源于缺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精神，但所有这些论证都不愿意用数字和调查来证明自己的圆满。事实上，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地区相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平等，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产生工业革命和繁荣富强。 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以前，相对简单的农业 - 手工业生产方式使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艰难的交通会限制交换的产生。中国文明独处旧大陆东端，既不至于因无法与其他文明接触而落后，也不至于因为太多的文明冲突而无法稳定，长期滞留在封建军事阶段，因此最早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许农户和手工业者自由经营。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产生了惰性和固化的制度。而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也使政府对扩张和冒险失去兴趣。儒家士子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宗旨，远离具体生产，把人伦的道作为唯一而又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对于他们和那个农业时代而言，中国的社会是最完美的制度。 在 19 世纪初，旧大陆的技术积累冲破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西欧这个相对落后的世界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中亚东欧本来也可能产生工业经济的竞争者，但由于与西欧距离太近，工业革命之火被及时扑灭。只有日本，在与西欧相似的落后体制下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又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受到遥远距离的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最终成为落后国家中唯一的幸运儿。而中国虽然富饶强大，却因为自己的惯性而拒绝了工业化的机遇。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应该由任何个人负责，这是历史的悲剧。 马克思曾经用调侃的语气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不得不折服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幽默感。百年风雨，万事轮回，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又形成了官僚文士资本家商人的紧密同盟，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为什么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讲逻辑？文化上对旧制度的潜在认同自然是最重要原因，但西方大资本在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居心叵测的鼓吹开放，其效果也不可忽视，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下生长的。正如韩德强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所说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 由于这种被大资本操纵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一步步心甘情愿的走向经济殖民地，这比起当年清朝在历史传统下渐渐落后更加不堪，闹剧之说不虚。不过，马克思说历史的重演往往是闹剧，那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说的，对于用身家性命来承担自由市场后果的 13 亿人民而言，这场由买办资本、高级官僚与知识分子合力导演的闹剧将是一场最大的悲剧。 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天堂，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天堂，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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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5（转）
sunapple 2008-11-18 17:24
第四章 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 第一节 前 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物质财富是文明的基础，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极端一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质是身外之物，精神上的安宁和快乐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话当然不错，但他们起码要先穿衣吃饭，享用了物质产品之后才有机会做这种思考。而谈到现代工业社会时，会有更多的人习惯性的从环境保护、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抵制。但无论如何，现代工业（包括已经工业化的农牧业、服务业）创造的财富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与我们的文明密不可分。譬如，崇尚绝对绿色食品的人应当知道，只有在化肥、农药、现代水利工程的支持下，目前的粮食单产才能超过前工业化时代数倍，即使有农民愿意放弃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使用制种企业提供的优选种子，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很难有多少粮食可供他人食用。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癌症与爱滋病的人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前工业时代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不喜欢现代工业品的单调，偏爱手工制品的质朴的朋友，恐怕在批判工业化摧残传统文化之余，已经忘记了正是工业化带来的闲暇才第一次允许多数平民有意识的用艺术来装饰生活，而现代的手工艺品也多半使用了钢制工具、油漆等工业产品来保证工艺品的质量和制造速度。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工业，大部分人类必须从事农牧业，才能保证食物的充足供应，若是没有了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只有靠高达 30% 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才能抵御遗传病的威力，而手工业固然质朴无污染，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匮乏与单调（超出任何工业产品的单调） ....... 这里不需要再继续列举前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光是上面这几桩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特征，想必就足以让大多数工业化的批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了。事实上，由于人类已经习惯了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把现代工业的许多成就当成了自然的恩赐，因此，工业化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工业化的力量和必要性，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工业化的弊端上，得出工业化弊大于利的错误结论。而他们的批判的错误之处又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化与人类文明结合的紧密程度。 无论如何，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工业化改造过的世界里。即便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如果它不能从外界输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工业产品，也将会陷入饥荒与战乱之中。那么，什么是工业社会，它与前工业社会有什么区别？ 第二节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 生产农产品，比如苹果。需要种植苹果树，灌溉施肥 N 年后，开花结果。如果这个时候，市场的需求变成了梨子，不能指望苹果树上能结出梨子，只有重新种梨树，如果没有其它土地，还需要把苹果树砍了留出空地。这样，苹果和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使市场上农产品品种繁多。 如何生产工业产品？比如造汽车。方法很多，最有效益效率最高的一种是种小麦，运到日本，然后用空船把日本的汽车运回来。时间几个月就够，然后调动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多种多得。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不仅能换回汽车，还能换回新干线，万吨巨轮 ...... 现在介绍一种效益最低， 效率 最低的一种方法。首先要设计，要掌握很多知识。比如设计发动机，要有燃烧理论，如何进气排气，如何涡轮增压，还要流体力学的知识。悬挂系统操纵系统的设计需要自动控制理论。外观设计还要有美学、空气动力、材料等方面的知识 ...... 。当然这些知识可以从国外的教科书上抄来，但问题是教科书的内容其实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知识，深入提高，需要培训人才，建立各种实验室，不断摸索提高。这阶段基本是纸上谈兵，可以吃，可以用的产品根本见不着，效益是极低的，浪费是极大的。做实验的过程就是浪费的过程。 设计后，还要如何实现。需要各种钢材，为了达到预期的性能，钢材的合金成分如何，如何冶炼，如何热处理，又需要大量的材料知识和建立材料实验室。还需要各种树脂及非金属材料，又需要对化学进行研究，建立各种化学实验室。有了这些基本素材还不够，还要想办法加工成各种形状，于是各种成型工艺的研究，模具如何设计，工艺流程如何安排，这又需要建立大量的实验室。汽车的电子和控制系统，需要半导体，于是需要建立半导体的各种研究机构。建立这些实验室又是低效益的过程。 这些基础素材整备后，要加工成具体的部件，如生产车身、底盘、支架等。加工这些部件，不能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需要使用机床。需要建立机床工业。零件的初成型需要大型锻压机械，几千吨的平常事。精加工则需要各种金切机床。这些机床的设计制造，需要大量的知识、实验和时间。有了通用机床后，还需要根据行业特点设计制造组合机床和专业生产线。为了保证质量的一致性，生产的自动化，还要数字控制，电子工业 ...... 有了这些上面这些上游产业后，建立车身、底盘、支架等下游产业就很容易。把设计、机床、材料、工艺一组合，产品就出来了，然后最终拼装成整车。 图 1 则是上述生产汽车的图解说明，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 1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 现代工业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如汽车（日文为自动车）、电器电子用品等，需要用各种基本配件（日文为部品）进行组装。生产各种基本配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则依赖以材料科学、化学为中心的现代冶金工业和现代化学工业，还要有物理学知识做整个产业的基础。进一步，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基本配件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产业机械、工作机械和模具（日文为金型）。在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最终产品是由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提供的，各个部门、工序缺一不可。 可以把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 30 年代日本可以造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中国却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说明了两国当时巨大的工业差距，解释了中国的一溃千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还是 70 年代的技术，中国 70 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 繁荣 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现代化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项技术的指标竞赛。比如 40 年前日本的新干线开通，被命名为 光 ，一般的理解是因速度快而得名。其实不是，而是新干线的诞生地，国立铁道研究所的所在地 光町。到日本光町国立铁道研究所去见学，参观初代新干线，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单项技术竟是如此粗糙，但钢铁、机械、电子、化学、空气动力等各门类专业人才合力攻关，互相协调，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并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苏联的米格 -25 曾是划时代的战斗机，一度被西方看做苏联工业的奇迹，但直到苏联飞行员叛逃日本，整个世界才发现米格 25 并没有应用任何最前沿的技术，只是通过精密的配合，把已经成熟的的各项技术都发挥到了极限。结果在保证米格 25 的速度，操控性等指标超出同时代西方战斗机的同时，还做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日本和苏联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正是靠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与之对比，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放权，逼迫科研机构自负盈亏，对于同属国有的企业还要求产权清晰，分家分个明白彻底。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 10000 条舢板并不等与航空母舰，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准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见学，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 20 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随着 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从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演变成落后国家。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譬如现在使用的 P4 源于最初的 4004 芯片，而 4004 又源于最初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 707 ，而 707 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日本理光公司是半导体产业关键设备步进曝光机的领导企业，它的技术蓄积源于其前身， 1917 年设立的为海军制造光学瞄准镜的日本光学。理光的竞争者佳能公司，它的前身是 1933 年设立的从日本光学转移技术的精机光学研究所。这两家公司战败后从事民用照相机生产，也是照相机的领导厂家。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 , 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记载了日本迈入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曾经在 20 余年时间内，从手工敲打机器零件，肩拉人扛修建大坝发展到能独立开发数控机床、自主建造大型水利枢纽，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记得吗？当然，必须承认，我们那时的工业技术依然很落后，但我们拥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研发体系，能够不断攀爬技术的高峰，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1952 年中国制造第一台完全国产的蒸汽机车，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致在同一时间废弃了所有的燃煤机车，我们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这种 落后 的技术成果，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比引进 10 条高速铁路更有价值。因为开发这种 落后 技术的过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给了第一代自主培养的大学生锻炼能力的机会，造就了工业的脊梁。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我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在中国不断用外国的机车、外国的钢材、外国的芯片装备自己的工业系统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前途何在？ 农业经济时代 个人是生 产 的主体，使用 简单 生 产 工具 进 行重 复 性 劳动 。而 现 代工 业经济 以普遍使用先 进 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 发 展 变 化的大生 产为 特征。在工 业 社会中，生 产 是由人和机器 组 合而成的工 业 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 远远 超 过 人的体力 和精力，能 够 达到人力 远远 不及的生 产 效率。人在生 产 中只是 设计 和操作机器。整个 现 代工 业 社会其 实 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 组织 化社会 结 构的，需要各部 门协调 配合方能运 转。 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重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制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下表是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 年分 总投入 劳动力 机械 肥料 农药 燃料 灌溉 其它 产出 收支 1950 9,150 1,120 1,370 2,400 60 80 1,550 2,570 11,600 2,450 1974 47,070 440 15,950 9,820 1,950 1,870 2,720 14,320 17,700 -29,370 表 1 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 1950 、 74 年） （此表由宇田川武俊推计，根据槌田敦的《石油文明の次は何か》 P29 。 统计每公顷的能源投入产出，单位是千卡）。 1974 年的米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投入产出赤字，劳动力的投入则微不足道。 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谷物生产， 1950 年每吨谷物生产消费的能源，用石油折算是 0.44 桶， 1985 年增加到 1.14 桶（《データ世界经济》 P56 ）。 中国的农业问题，实质是源于世界工厂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出。 上表说明，即使在最古老的行业农业中，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产业，统一的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格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械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否则就只能被工业时代无情的甩掉，与哀鸿遍野的非洲、硝烟弥漫的中东、遍布游击队的拉丁美洲相比，我们确实有自豪之处，因为我们用廉价的，曾经在完整的工业 - 义务教育体系中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为本钱，挤上了全球工业体系（其实是西方的工业体系）的最后一节车厢，而他们已经被碾到了车轮下面，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他国家的人口受到简单训练，这个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被甩到车轮下面的民族大多转向简单农业养活人口，或是向西方乞求援助，并用宗教麻醉自己，维系生存。 在农业社会，人是生产的主体，于是依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体现。而现代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生产的主体。货币脱离了贵金属成为符号，只是物资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巨大社会工业机器的润滑剂，与价值规律并不相干。工业时代的经济，归根到底是有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有没有能力把资源加工成各种产品，这种能力就是技术力。热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坦克，直接掠夺资源。冷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汽车， 等价 交换大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西方世界财阀横行的本质，逐步的走向歧途。为了更好的分析现实，我们先看看历史。 现代工业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 第三节 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 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 18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 19 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 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 。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 自由劳动者 。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由劳动者 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 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 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 殖产兴业 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 19 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 殖产兴业 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 殖产兴业 ，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 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 等价交换 。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 2 表示。 图 2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 19 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 20 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 经济协力 。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 1/8 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第四节 水际制造业的兴起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 NIES 诸国，然后是 ASEAN 诸国，进入 90 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 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 80 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 工业化 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 水际制造业 ，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 8 、 90 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 水际制造业 （日本名词），或曰 新型工业化 的发展模式。 水际制造业 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 水际制造业 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 水际制造业 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 去工业化 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 水际制造业 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 水际制造业 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 3 表示。 图 3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五节 水际制造业 的虚弱体质 亚洲诸国采用的是 水际制造业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 1 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 2 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 3 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 工业化 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 96 年平均约 36% ，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 95 年）为 21-23% 。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 20% ，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 20% 上下。进入 90 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 40% 以上。印尼 96 年达到了 38% ，韩国 95 年是 37% ，中国 93 年后达到 40% 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 60 年代平均 32% ， 70 年代平均 33% 。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 庞大的投资需要； 2) 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 3) 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 90-96 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 636 亿美元，资本流入为 944 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 488 亿美元，资本流入为 716 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 实力 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水际制造业 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 财富 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 工业化 ，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 96 年时的数据是：韩国 11% ，泰国 18% ，马来西亚 23% ，印尼 16% ，菲律宾 50% ，中国 14% 。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 90 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第六节 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 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 水际制造业 。 94 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 33% ，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 1997 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 东亚模式 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 IMF 往往在这时伸出 援助 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 / 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 / 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 工业化 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 NIES 、 ASEAN 、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 水际制造业 ，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 80 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 80 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 IMF 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 94 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 2001 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 第七节 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 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 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 1945 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 1000 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 , 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 2 、 30 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9 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 1956 年引进苏联 156 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 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 70 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 根据 1971 年秋第 30 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 机械馆 ，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 NC （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 CNC 工作机械）。 NC 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 电机动力馆 ，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 电子机器馆 ，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 化学工业馆 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 ...... 特别是， NC 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 NC 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 ...... 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 ....... 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 北京电子管厂 ， 1956 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 1962 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 1970 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 320 个，生产量是 66 年的 7 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 65 年增加了 15 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 ....... 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 1959 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 1967 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 IC ，与苏联同年， 1968 年开始生产。最迟到 1971 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 LSI 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 70 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由于中国觉醒较晚， 1949 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 70 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 第八节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 物作り 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 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 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 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 1 人 1 天火柴 4 只，肥皂 1 人 1 年 1 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70 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 30 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 1996 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 经济企画厅 50 年史，这么写到：经过 50 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 社 姓 资 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 6800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 5000 亿美元。 表 2 ，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 2 ： 90 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 企业比重 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 B 本国正规 制造业比重 C 非正规 制造业比重 D 工业化程度 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 1998 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上的 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表， 1998 年以后取自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 A 、 B 、 C 、 D 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 100 ％。 E 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而得。 从表 2 可以看出， 90 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 42.1 ％跌落到 26.5 ％，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 1992 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 9 比 1 ；而到了 2000 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 6 比 4 。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47.6 ％下降到 2000 年的 41.9 ％，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 弱质替代强质 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 90 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 68 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 50% ，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 繁荣 。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 2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 水际制造业 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水际制造业 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 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第九节 行将到来的危机 大清曾富甲天下，通过自由贸易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但雪花银最终没有抵挡住坚船利炮，贸易的收益还是被抢了回去。民国采取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 水际制造业 发展模式，创造了黄金十年的辉煌，却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和东亚诸国，虽然没有战争，却遭遇金融风暴，国家混乱不堪。百年轮回，重新回到 水际制造业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曲线，与东亚诸国非常接近。外贸以外资系企业为主导，约占进出口总额的 60% 。出口增加，伴随着进口急剧增加，贸易顺差急剧减少，向赤字方向转换。图 4 是近 20 年来中国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曲线。 图 4 中国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 94 年后，贸易出现大幅顺差， 97 年到达最高点，然后顺差逐年减少。 2004 年 1-6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 5229.7 亿美元，其中：出口 2580.8 亿美元，进口 2649.0 亿美元，进出口逆差 68.2 亿美元，实现了贸易赤字。由于外资利润汇出，经常收支顺差在贸易收支顺差的下方， 1991 年－ 2002 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 2863 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 1248 亿美元，货物顺差的 43.59 ％用于弥补收益逆差。经常收支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由于受世界市场容量限制，中国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增长已经逐渐减速，如果现有曲线继续延伸，到 2009 年左右，利润汇出会超过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趋向停滞还不代表危机立刻开始，由于 RMB 与美元挂钩，实际上固定汇率， RMB 的利率又高于美元，风险小，收益高，于是吸引大量游资涌入， RMB 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长。 2004 年 6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 4706 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 673 亿美元，而公布的 1-2 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 83.19 亿美元，也就是说， 1-6 月有约 500 亿美元的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央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 30 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 4 亿的美元。 RMB 升值的压力，掩盖了经常收支的顺差收窄，甚至赤字的实态。这些新增货币并不满足于在银行里吃利息，又大量流向易于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各种基建项目、形象工程，及 2008 年奥运特需。房地产异常火暴，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向房地产流动，包括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积极向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风险和收益远比发展高科技优越。房地产又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又使汽车等高级消费猛升，中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切与危机爆发前的东亚诸国非常相似。 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人的购买力，空前的繁荣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截至 2004 年 4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约 8800 亿，其中银行贷款占了 7200 亿，投资规模上升势头凶猛，不良贷款率日益上升，在广东、上海等省市，住宅空置率达 45% 到 60% ，广东省住宅空置面积达 4000 万平方米，积压资金 1000 亿以上，前几年通过四大金融管理公司把不良资产、呆坏帐剥离后，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债率又恢复至 30% 以上。金融不安显现，宏观调控，收紧信贷。但是，却调控不了外资银行，外资乘机填补真空。外资银行不需要担心金融风险，即使泡沫破裂，可以靠 IMF 出面追回债权。中国有异常高的储蓄率，达 40% 以上，即使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很高，存款仍然快速增长，使银行能够承受超常的不良债权。这是政府信用和普通民众缺乏社会保险的结果。但现在银行股份制改造，私有化，推向市场，政府滥用信用，在教育产业化、下岗等运动中贪小利，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信用 ，表面上繁荣昌盛的社会，基础已经被侵蚀的差不多了 中国经济积蓄了大量的泡沫，只欠导致泡沫破裂的直接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中国加入 水际制造业 的竞争和日元贬值。中国的人肉机器虽然没有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印度虽是候补的竞争者，但劳动力素质低，约一半是文盲。看起来情况不错，但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应却趋向枯竭了，见图 5 。 图 5 2010 年中国人口构造 由于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比例失调。而且新生的独生子女一度被称为 小皇帝 ，娇生惯养，没有上代人勤勉。到 2010 年前后，第一批独生子女步入 30 岁，成为劳动力的主体时，由于廉价而又勤劳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中国的国力可能急速衰竭。现在民工荒已经显现，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政府被迫酝酿延长退休年龄。 水际制造业 虽然使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轨道，大部分人口被排除于工业化进程之外，没有消费能力，但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却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中国有 13 亿人口，就是这百分之几的人口，绝对数字非常庞大，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世界工业人口的比例，资源紧张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日本加紧压迫 RMB 自由浮动，资本项目下自由流动。中国的上层社会也需要把资产向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地方转移，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外向型经济，各种保障消失，自我消费力疲弱，使货币环流出现了严重阻碍。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央行每年新增货币达到惊人水平，新增如此巨大的货币，而实际流通中依然缺乏货币，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这些巨量的新增货币犹如地上悬河，孕育着巨大金融风险。 1997 年，中国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避免了危机。但现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削弱，信用远不如昔。各地方已逐渐与国外资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圈，与中央博弈，地域之间是相互竞争而非合作关系。没有基干产业，犹如无根草木的中国经济在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下，前途会怎样？ 第十节 历史轮回，建立新型共荣圈 日本提供大型高级技术和资本，韩国提供中型技术和资本，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提供资源 ，建立垂直分业优势互补的环日本海经济圈，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日本工业标准，最终东亚共荣。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符合 先富论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战略，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无尽藏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世界大循环。 图 6 2002 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 图 6 是 2002 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构造。日本对中国出口 5 万亿日元，进口 7.7 万亿日元，贸易赤字 2.7 万亿日元。如果包含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大体平衡。日本输出的品目，电气机器（ 26.8% ）、一般机械（ 20.9% ）、化学制品（ 12.5% ）、金属及制品（ 10.5% ），合计占全体的 7 成。电气机器的约 4 成是半导体，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等占了很大比重，是中国不能或很难生产的基本配件和材料。机械类的输出比重高，是由于直接投资上升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的输入产品：机械机器（ 33.5% ）、纤维制品（ 25.6% ）、其它（ 17.6% ）、食品（ 9.5% ），合计 86.5% 。机械机器的内容是办公机械、音响、电视等，大多是基本配件输出，运到中国组装后重新输入日本的。其它类是家具、旅行用品、手提包等，与纤维制品一样，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资源密集型产品。 中日贸易关系，除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品继续增大输入外，机器设备、基本配件和材料等出口，在中国加工成制品，再逆输入。中日贸易是 双赢 的互补关系。即使是食品输入，也是日本提供技术的开发型逆输入。由于这种逆输入，使中日贸易实际上是日本企业间的 日 - 日 贸易，占全体贸易的约 60% 。 日 - 日 贸易也引发了贸易摩擦， 2001 年中国输入农产品争端，及随后的纺织品争端。都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与留在日本的本土企业间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协商，自主规制解决，民族主义者不断拿这些贸易纠纷大作文章，却不知道这些争端根本和中国没有关系。 日本提供资金技术，中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工业层次上垂直分工，相互间互利互惠，讲求双赢的贸易关系。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 30 年代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以电气、化学等为中心的重要发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大幅扩张。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工产业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从科学技术，举国经济总体战等角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被称为最初的现代战争。坦克和飞机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参战各国则努力对它们进行技术改良和性能提升。这些技术，战后被应用于汽车产业和车辆产业等一般产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美国、日本的生产力显著增强。战后工业国家的原有工业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复兴，表面上看当然是大好事，但由于国界的分割和消费能力受限于私有制，从全球来看，生产力扩张酿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1929 年，纽约的股票市场暴落，大恐慌及 30 年代的持续的不景气，它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是从来未有的。以前的经济危机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很快自动的达到供需平衡，自动恢复景气。但这次却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的一干二净，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为了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欧洲诸国与各自的殖民地结成区域经济体。自国商品优先销售，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和劳动力由宗主国垄断利用，名义上却是共存共容，互利互惠。美国与自己的殖民地和拉美加拿大等结成事实上的区域经济体。德国、意大利等没有殖民地或很少的国家，不能结成有效的区域经济体，而日本虽然拥有朝鲜半岛、台湾、撒哈林南部及南洋诸岛等殖民地，但天然资源不多。于是德意日要结成轴心国重新划分殖民地，德国是 生存空间 ，日本是 大东亚共荣圈 ，在日本海的对岸，建设事实上的殖民地满州国。 当时日本由于劳动保护立法，劳动时间缩短和工资上升，纺织业向工资低廉的中国转移，在中华纺织急速发展， 1918 年 24 万锭， 1919 年 33 万， 1920 年达到 87 万。在中国现地进行棉丝生产的三井物产，一战前就开始了。在华纺大量向美国出口，换取外汇发展重工业，再进一步强化军事机器。英美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些外资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相结合，划分势力范围，获取垄断利润。 2 、 30 年代的中国是英美日三国同盟的共同殖民地，为它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经济非常繁荣，是黄金十年。随着日本的势力增强，想夺取更多的份额，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三个新兴工业国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血流漂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第三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究竟是旧殖民老爷取胜还是新兴的军阀得志，都不能改变被剥削的事实，只是在剥削方式和程度上有微小的调整。要想打破这个规则，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 中国独立、工业化、去工业化，几十年的历史画了个圈，又回到了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的被支配地位。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是被武力胁迫，这次却是心甘情愿。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正像机器一样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后送往日本及国外。换回来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叫做外资，换回来的奢侈消费品供少数人享用。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可消费的资源事实上减少了，所以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也住不起房子，没有养老和各种保障。国民的普遍教育没有了，岗位培训没有了，生产知识体系瓦解了，剩下的只是积极性高涨的人肉机器，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憧憬着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十一节 问世间钱是何物 ?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 ...... 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 增长 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 ...... 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 4700 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年均增长 8% ，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 。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 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 GDP 占到世界总 GDP 的 30% ，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 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 RMB 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 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 GDP 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 GDP 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 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 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 20 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 20 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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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4（转）
sunapple 2008-11-18 08:39
第三章 工 业 化的 轨 迹 雄 鹰 折翼 第一节 前 言 《刷盘子读书》揭示了这么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普通人来说，知识是立身之本。对于民族国家，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技术力先进是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如果做二奶或狗腿子，则不需要什么知识技术，纯粹取决于主子的需要和可能。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没有做二奶的可能，只能靠自己。 在这个章节中，则是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成为先进国家的模式，详细比较中日两国工业化的轨迹。并试图回答这样的疑惑：日本 1955 年恢复战前水平，经过约 20 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平均成长率近 10% ，成为先进国家，并且人均 GDP 大体赶上了其它先进国家。而中国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也经过了 20 余年的年平均成长率近 10% 的高度成长，但依然是后进国家，人均收入还处于后进国家的末流。连续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中国不知道还需要几个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第二节 工业和农业经济的 GDP 一谈到经济，自然就联想到 GDP 及 GDP 的成长率。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是多少，中国的是多少，以年均多少成长率，经过四则运算，就能得到多少年能翻几翻，多少年能赶上发达国家。 几年前参加一个纪念首批日本移民登陆秘鲁 100 周年座谈会。会上一位秘鲁人介绍秘鲁的经济现状：面积是日本的 3 倍多，人口 2 千余万（日本约 1.3 亿），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有少量的纺织等工业，人均收入 2 千余 US$ 。近几年的 GDP 增长率 5% 左右，但以 US$ 计算，却连年减少。从帐面上看，数据还是不错，但实际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中国人均约 1000$ ，很多家电产品都普及了，在秘鲁却是稀罕物，属于奢侈品，而秘鲁的物价水平并不高。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帐面上人均不低，物价水平不高，但实际人均消费的产品却很少。我产生了探索 GDP 数字背后秘密的念头。 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研究很多，但有关拉美的却很少。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朋友，与我一样，也是政治经济爱好者。他对中国有浓厚兴趣，正在学中文，喜欢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据他的比对， 10 年前，中国经济就超过巴西，现在则远超巴西，而且继续急升。反观巴西，仍然贫困，重要的是还看不到希望。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以前阿根廷好些，现在也不行了。 问题出在何处，巴西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也有民主宪政。政治上没有什么动乱，经济发展也很顺利，至少在 GDP 的成长率上，但 100 年后却是穷国，而日本却是超级发达国家。日本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还不那么纯正。 日本的经济成长， 55-73 年是高度成长期，平均年率不足 10% ， 74 以后是稳定增长期，平均年率不足 5% ，进入 90 年代则平均年率为 1% ，是失去的十年，当然数字的出典不同会有区别，增长率也不太高。如果把数字倒推回去，几十年前的日本应该是富裕国家，其实不是，从中老年日本人嘴里，还能听到食品不足和配给制的经历。再往前溯，战前日本也不是富裕国家，还一直向拉美移民，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 战前日本的人多地少，自然农业也没有什么出产。工业则几乎完全是军事工业，与民生没有太多关系。军事工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自然没有优化配置，成本核算等等。军事工业做出了一些产品，但没有做成而夭折的产品更多，效率是极低的。即使做成了，可能完全落后于时代，如大和战舰，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工，工程方案几经反复修改，做出来的却是无用长物。军事工业像大黑洞，吞噬了日本所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农田没有劳力耕做，农业生产下降，小孩也半工半读的在工厂劳动，做出来的武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实际完全浪费了。战败后，军事工业被彻底清盘，日本战后再出发。 在中国学者通常的认识里，现在日本的经济繁荣源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而日本学者却认为是战前普遍的国民教育，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战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并没有被列入日本的大变革，日本历史上有三次大变革，圣得太子、织田信长和明治维新，战后的改革换汤不换药。 都叫 GDP ，即使有一致的定义，一致的核算方法，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器生产，人只是操作和设计机器，可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生产力上几乎没有上限。工业产品的准备期很长，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所以刚开始产品数量很少，价格昂贵。一旦突破，产品数量会呈指数增长，价格也会成指数下降。算 GDP 时，即使产品数量翻了几倍，算增长率也只增加几个百分点，甚至倒退。农业经济则不同，不需要技术和人材准备，随着技术改进，土地的出产也会稳步提高，但不会爆炸性增长，因为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农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产量提高多少， GDP 也大致提高多少。在同样的 GDP 增长率下，工业和农业对产品数量的供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内统计 GDP 与国际间不同，能够生产工业品的国家很少，而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却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又缺乏弹性，实际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却是稳定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即使有一样的人均，一样的 GDP 增长率，几年下来，人均收入会差很远。战前日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是很低的， GDP 很低，生活必须品也需要配给的。但有个效率是很高的，即把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这个很重要，是日本与拉美的最大区别。 问题还没有完。农业经济由于引入新技术，由于土地有限，总产量不会有显著增长，却把人工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失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但这笔钱却不会投资于工业，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在工业国家，投资办厂就可以出产品，所需投资低。而农业国则不行，因为没有技术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如果培训，则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由于是生手，刚做出来的产品肯定是质次价高，毫无竞争力，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根据市场经济比较优势论，还不如把钱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 GDP 也会上涨。由于有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价格低，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工，财主大量请看家护院的，端茶送水的，洗衣做饭的，等等。这些人的人数不少，工资还不低，比种地强，也创造了巨大的 GDP 。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府，算 GDP 很高，也很光鲜，但只是空壳，人均实物占有率很低，非常贫困。 国家中的工业人口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工业人口不等同城市人口，由上面论述，农业国家也可能多数是城市人口，农业国的三产也可能占 6 、 7 成，与工业国家相似，但他们创造的 GDP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工业人口首先要有文化，即普遍教育。有文化还远不够，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即各种岗位培训，甚至需要真刀真枪操练实际项目，哪怕不成功，成为废品。但在后进的农业国家中，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完全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只会划出工业化天堑，现在则是数字化天堑。 总之，在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讨论 GDP 及 GDP 增长率是毫无意义的。后进国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 GDP 增长而成为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技术力先进。关于技术力的评价标准在《刷盘子读书》中已经给出了。 第三节 工业化的模式 如何从后进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发展的阶段和路径是什么？在世界经济历史中，各个国家由于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可以用图 1 的发展轨迹来描述。 图 1 工业化的路径 这幅图引自《日本型资本主义》（有斐阁 2004 出版）。技术由纵轴先端 成熟表达，越往上越先进，往下则是成熟的低技术。横轴组立 加工则反映了技术的性质，组立对应的中文意思是组装，越往右则越复杂，需要完整的系统能力，往左只是简单的组装。后进国家的位置处于左下角，技术的蓄积薄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组装业。右上角是先进国家，拥有先端技术，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 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的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 A ，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随着工业化进展，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但还是在组立工业范畴内向先端 发展。目前，还没有国家通过此路径实现了向先进国家迈进，能够完成复杂的工程设计与制造，所以用（将来）？表达；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对应的是路径 B ，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这两种路径，在最初阶段，由于技术蓄积不足，需要从海外积极导入技术和部品，而对于路径 A ，则所有阶段都需要从海外导入技术和部品。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路径 B ，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品工业。这种蓄积的发展轨迹与欧美基本类似。 韩国从 1970 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部品，不需要技术技能的蓄积实现高度工业化。与日本相比较，被称为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由于是小国，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不足，工资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工业高度化，需要高度的生产设备，而自国的技术没有充分蓄积，进一步依赖海外技术和部品。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 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 1978 年以前，与日本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道路。从 1949 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 20 余年的技术蓄积，到 70 年代末，有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拥有先端技术和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属于先进国家。 但后来出现了自我定位错误，把自己定位为后进国家，以四小龙为师，重走组立型工业化补课。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状态，没有发生产业升级，导致原来的自我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外资涌入，外贸外资依存。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 GDP 增长，成了后进国家，人均收入处于后列。 1955 年的日本并不富裕，刚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国家，以自我技术发展为主导，经过 20 年的高度成长，成为超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也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 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了大门。日本西体和魂，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体和魂没有本质区别，但却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第四节 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日本被打开国门，非常震惊，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但日本是小国，没有什么资源，需要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时生丝有比较优势，国内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 1/10 ，于是大量的农田变桑田。但很快发觉比较优势此路不通，因为中国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只有另想出路。 1870 年，政府从当时制丝先进国法国导入技术，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厂，转向制丝业。由于官营，连年赤字。但它培训了人员，仿制并改善了制丝机械，使制丝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样的方式，以官营工厂为先导，棉纺业也成长起来。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原料和成品的海运成了问题。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由于自由竞争，运输价格低廉合理，以至于没有日本会社能够挤入海运市场。日本政府又一次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 1875 年免费或低价提供给三菱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三菱开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以三菱为核心，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那么这个日本邮船会社的经营状况如何呢？，如图 2 。 图 2 海运的发展和补助金 日本邮船会社从 1886 年到 1914 年一战爆发前，近 30 年时间，合计的补助金是利润的 1.1 倍，实际长期赤字经营。日清战争是个转折点，战时的军事运输需要，大量船舶购入。战后作为日清战后经营的一环，补助金急剧扩大。根据经济学理论，不符合比较效益，买船还不如租船。 随着买船的进行，造船也开始推进。政府又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官营造船所，现在日本造船业的大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是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过来的。到 1890 年代初，国内的造船所主要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 日清战争后，正式推出造船业的育成政策。 1896 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 1899 航海奖励法改正，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造船奖励法和补助金半减，使造船业蓬勃发展，技术水准也快速提高， 1907 年三菱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天洋丸和地洋丸。但造船奖励法的经济效益如何呢，根据川崎造船所的 1897 到 1913 年的数据，总利润 821 万元，其中奖励金 251 万元。如果只考虑民用船舶，利润 257 万元的中间奖励金有 208 万元。基本没有赢利，从经济效益角度，造船还不如买船。 1911 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 日本还强调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相互联动效果。作为关键的环节钢铁业，也是以官营制铁所开始。并且在日清战争后设立了官营八幡制铁所，现在新日铁的前身，是日本钢铁业的支柱。这个官营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如何呢？如图 3 。 图 3 八幡制铁所的经营成绩 八幡制铁所的利润大多数年份是负值，即使是一战爆发的 1914 年，利润率也只有 4.9% ，而同期国债的利率为 5.3% ，事实上享受国库的补助金。到 1914 年，累计补助金达到 5600 万元，相当于同年一般会计岁出的 8.6% 。 从造船业和钢铁业的业绩可以得出，无论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和民间企业的努力，一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原因有两点，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日本钢铁业的工资只有欧洲的约 1/7 ，而资本的价格，日本的利率大约是英国的 2 倍。这样，日本的低工资，高利率的状态，对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获得国际竞争力不利。 二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八幡制铁所订购的钢材是小批量多品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 1908 年，八幡制铁所的钢材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 71% ，占总供给量（含输入钢材）的 43% 。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八幡制铁所仍没有达到经济规模，说明日本的钢材市场还不足够大。关联产业还没有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还需要对关联产业全体实施育成政策。 1914 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相反还需要向日本订购武器和军需，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国际竞争再开，又陷入不景气。 20 年代，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的贸易构造有三个环节。第一是对美国生丝出口，获得外货；第二是用外货输入欧洲的机械和金属制品。第三是用输入的机械和金属制品强化重化学工业和军事力，对亚洲殖民地的支配强化和扩大，获得原料和市场。 但这种三环节构造在 30 年代崩溃了。由于大恐慌和化纤的发展，对美国生丝出口减少，对美贸易反而发生巨额赤字，贸易的第一环节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民族资本的矛盾，如中国印度等抵制日货，使贸易的第三环节崩溃。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30 年代重化学工业的继续推进需要大量从欧美导入先进机械和材料，导致外货严重不足，国际收支恶化。为了克服贸易三环节的崩溃，日本急剧军国主义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急行，国民经济急剧重化学工业化，而纺织等轻工业则根据不要不急原则，强制转废业，成为军需企业的部品下请、协力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是战后高度成长期的组织形式。 图 4 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化学工业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和成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理，与价值规律、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这是日本的不幸，土地狭小，资源匮乏，同时还人口众多，随时有地震火山台风的威胁，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只好依靠物作り的技。 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是日本的引进原则。 由于重化学工业没有经济效益，需要国家大量补助。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而在同期，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呢？ 第五节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 2 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 1913-1915 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1890 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 2 、 30 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延续和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 1919 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 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1928-1931 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 1931 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 1928-1933 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 1 活用民间资本； 2 抑制政府财政支出； 3 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 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 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 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 Chang 　 (1969) 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 1912-20 年间高达 13.4%, 1921-22 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36 ，为 8.7% ， 1912-42 ，平均增长率为 8.4% ，整个 1912-1949 ，平均增长率为 5.6% 。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 8-9% 　 (Chang 1969, pp20-74) 。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 1915-1918 ）工业增长率为 13.4% ，战前工业增长率仅 3.8% ， 20 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 3.8% 。 1932-1936 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 11.1% 。（《工业化的轨迹》 P109-110 ）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 2 、 30 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 918 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第六节 战后复兴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丧失，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 1945 年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 2/3 ，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 1948 年。人均纤维供給量到 1949 年不足战前的 1/4 ，只有 1kg 程度。由于遭受空袭，大量住宅被摧毁， 1948 年时点， 80% 东京市民没有自己的住宅。 1946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战前的 31% （图 5 ）。粗钢产量由 43 年的 765 万吨到 46 年的万吨。棉丝由 37 年的 72 万吨到 45 年的 2.3 万吨。煤炭由 41 年的 5647 万吨到 46 年的 2038 万吨。除去武器和军舰，和平国富损失了 1/4 。 图 5 工业生产指数 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从废墟中复兴。实际上，工业设备大体残存，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战争破坏。重化学工业基本保持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的水准。纤维等消费品工业损失比较大，主要不是因为战争，而是转向了军需生产。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设备残存率非常高，只是由于外国贸易中止，原料输入事实上停顿，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为了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1946 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现在日本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的前身。同年，日本财界的政府经济团体连合会（经团连）创立，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 经济安定本部 1947 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 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家计都赤字了，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力。 经济安定本部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措施，具体的是： 1 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统制； 2 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 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统制；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统制。 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煤炭和钢铁，这两个产业相互循环扩大，再波及到其它产业。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复兴金融金库，向重要产业重点提供资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却是自由经济论者。 为了经济复兴，采用统制经济体制，资源和资金向煤炭和钢铁行业集中注入。复兴金融金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 47-48 年向煤炭行业的贷款约占同期全国总贷款的 1/4 。由于没有经济效益，由日银印钞票填补亏损，是 47-48 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由于是基干产业先行恢复，消费品生产被押后，国民的生活被压缩到最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取缔自由市场。 1947 年 10 月，东京地方裁判所的 34 岁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48 年的《经济白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 1 人 1 天只有 4 支，肥皂 1 人 1 年 1 个，国民消费的日用品大半来自黑市。 国民节衣缩食，艰难地推动基干产业恢复，日本逐渐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产业界大量订购军需，形成朝鲜特需，日本经济急速回复。 第七节 历史的遗产 中国经历 8 年抗战，然后 3 年内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阀和帝国主义 三井物产和中国》，作者是名古屋经济大学经济学部的坂本雅子教授。此书是平成 14 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资助下出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下面是此书的一些节选。 中国实际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 1930 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918 后，由于三国联盟，国联自然倾向日本，且日本还与美国商社提携共同开发东北的资源。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袁世凯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做抵押，获得多国同盟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孙中山开出的条件不比袁世凯少，但列强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列强还资助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列强的资本运作、武力及投资，使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 苏俄支持的北伐军，高扬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英美日同盟想用武力干涉，扑灭中国的革命。 3 月 24 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侵入日英领事馆和美系大学。英美军舰随后炮击南京市街，约 2000 中国人伤亡。但日本军舰没有参与炮击，当时日本的币原外相认为，如果列强武力干预，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还不如资助蒋介石，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 3 月 28 日，日美英三国代表在北京开会，敦促蒋介石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对关系者进行处分赔偿。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不能不考虑列强的软硬两方面的压力。硬的压力，当时中国领水域有列强 170 余艘军舰，陆战队正逐次上陆。虽然列强没有达成共同派兵协议，但这样的军事压力是蒋介石发起反共政变的重要原因。软的方面以币原外相为代表，如何给蒋介石做工作，如何给钱，如何提携等等，为了维护蒋公和民主国家的光辉形象省去若干字，一系列的转化工作后，反共政变终于开花结果。列强在不污手的情况下，实现了煮豆燃豆萁。 以上是此书有关南京事件及 412 政变的相关描述。在这之前及之后还有许多相似事件描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为了维护民主国家和蒋公形象，也就不介绍了，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是靠列强扶植的，自然继承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他的轻工业资本完全靠列强维持，对外非常软弱。 918 时不敢抵抗， 77 时不敢宣战，因为英美日同盟还有效。 英美日同盟的商会通过资本运作，各种借贷款，如铁路贷款，电话电报贷款，武器贷款等，中国则用各类资源、各种税收做抵押。中国的资源大量流向国外，但却统统算成了 GDP 。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与列强有矛盾，但也依赖列强的设备和技术，轻工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没有用来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奢侈消费，当然也都算成了 GDP 。 GDP 在高速增长，人民极端贫困，民族在流血。没有重化学工业支撑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对民族的犯罪。 1949 年，中国 12 岁以上的人口 90% 是文盲。而 1955 年的日本，新就职的学历构成为，中学毕业 60% ，高中毕业 31% ，大学毕业 9% ，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 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面积约为日本的 26 倍。东南部的面积不足 40% ，却生存了 95% 的人口，人口密度与日本相当。沙漠、高原、荒芜、干燥、寒冷等环境恶劣的西北部，总面积超过 60% ，但只有 5% 的人口。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但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却是中国农民的 2.4 倍，且日本的气候土壤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中国农业实际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中国的矿物资源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率低，且品位低，埋藏分散。探查技术、采掘设备、运输手段严重不足。 中国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作为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重化学工业几乎为空白。中国粗钢生产，包括外资工厂， 1936 年是历史最高水准，才 41.1 万吨，同样作为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同年钢产量为 88 万吨，不足印度的一半，到 1949 年时则只有 15.8 万吨。作为对比，苏联革命前夜的 1913 年，钢产量为 423.1 万吨。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则拥有门类齐全重化学工业和大量的专业人才。民国期高速发展的轻工业，早就在战火中烟消云散。 1945 年的日本保存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设备基本保留，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争破坏，只是原材料输入断绝，即使如此，战后复兴经历了约 10 年时间。而 1949 年的中国，则一无所有，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实际落后日本近百年时间。 第八节 高度经济成长的秘密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 1955 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的 GDP ，从 1955 年到 1973 年 18 年间的实质 GDP 成长率达到了 9.3% ，总量近 5 倍扩大，成为经济大国，且人均收入大体赶上了先进国家。约 20 年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事。近 10% 的高度经济成长，是战前及高度成长期以后的经济成长率 2 倍以上。 战前有坚固基础的钢铁和造船业；战前已经萌芽并登场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财产业；战后初登场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等，推动日本重化学工业急速成长。 1955 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低。 55 年以后仅 5 、 6 年间，在数量上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如图 6 。 图 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 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 50 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 60 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 6 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 4 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 UFJ （三和）银行。 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 20% 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 One set 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 47 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 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有以下三个特征： （1） 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 （2） 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 （3） 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高度成长期的企业国家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 2002 ）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 60 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 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 60 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 70 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第九节 万吨巨轮的诞生 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 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 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 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 50 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 156 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 1960 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 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 1964 年原子弹实验成功， 67 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1970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 71 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 1963-65 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 31 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 1972-1974 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 79 、美国 28 、英国 41 、西德 4 、法国 8 、荷兰瑞士意大利各 1 ，共 170 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 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 MIG21 ，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 J7 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 J8 。学习 B707 ，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 Y10 。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 从 6 、 70 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 7 。 图 7 6 、 70 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 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 67 、 68 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 76 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 66 年到 78 年，实质成长率 6.6% 。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 0-3% 低成长， 3-6% 正常成长， 6-9% 高成长， 9% 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 6.6% ，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 一般很难实现 GNP 中超过 30% 的蓄积率。日本经济 60 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 30% ，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 65 年前虽然有超过 30% 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 70 年到 80 年连续 11 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 80 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 10% 以上的成长。 到 70 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 ，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 1975 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70 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 第十节 雄鹰折翼 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 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 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1979 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 1978 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 100 为基准， 85 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 202 ，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 128 。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 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 8 。 图 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 21% 。 80 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 80 、 81 年增加到 25% ，二次是 86 、 87 年达到 30% ， 89 年以后增加到 40-48% ，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 50% 。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 35-40% 之间。中国 89 年后远高于日本。 80 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 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 20 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 ，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 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 89 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 9 。 图 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 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 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 10 。 图 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 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 60 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 63 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 74 年约 13 年间， 66 年除外，粗固定投资 8% 至 11.5% 外资依存。大陆 86 年外资 4.4% 以上， 96 年到达 12% 。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 93 年以后不足 25% 。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 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 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 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 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 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 中国现在的 GDP 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 GDP 增长。随着 GDP 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 , 民族在流血。 作为对比，日本从 55 年开始约 20 年间超过 9% 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 GDP 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约 20 年间超过 9% 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 GDP 不足 1000US$ ，翻两翻。日本 1980 年的人均 GDP 不足 1 万 US$ ，经过约 20 年 2-3% 的低速增长， 2000 年时人均 GDP 超过 3 万 US$ ，也翻了两翻。长期的汇率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力的变化。 1997 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 第十一节 民族责任和牛顿三定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的是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人民的生活其实比较贫困。 45 年战败，国民经济崩溃，但日本人节衣缩食支持民族知识和技术的再造。 55 年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当然是低水平的），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国民也受到普遍教育，经过 20 年高速发展，以技术立国，人均收入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则不同，从洋务运动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海非常繁华，但抗战时却是汉阳造对日本的大和零战，底层的民众异常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 49 年以后，走的是民族知识和技术蓄积的发展道路，到 70 年代末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准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整备了支持中国腾飞的三大支柱：技术、市场和劳动力，与 55 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但其后的发展却脱离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建设，雄鹰折翼，经过 20 年的 GDP 高速增长，依然是落后国家。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向殖民地滑落，日本绝不能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可能是日本国土狭小，火山地震频发，无依无靠，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能通过群去拼。 没有比较优势，只有靠自己物作り的技。 中国却是个人主义，可能地大物博，还有一些比较优势。 研读中国经济史，却是另外一副光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什么挣钱做什么。在国难日渐深重的 2 、 30 年代，依然莺歌燕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想到去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捡芝蔴过程中，却丢了西瓜，最后芝蔴也被抢干净。 历史虽然已经走到了 21 世纪，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日本学者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做的学问自然是工业社会的学问。社会就是人群，对人群研究需要有大量的统计图表。工业其实是机器，而对机器进行研究，则需要有现代工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和统计图表，这些门类之间是如何协调配合。从大量的统计图表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制订相应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比对期望与实际的差异，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的数据我在这里出口转内销了。中国人喜欢根据主观好恶修改数字是有名的，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相关数据的比对，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认识。日本学者是冷酷无情的，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却没有沁人心脾的双赢论，有个代替的词叫共荣圈，这可能是日本武士的传统。 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或在农贸市场卖茶叶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坐而论道： 1 个苹果卖 1 元，赚 5 毛，有利可图吸引更多的人种苹果，价格下降，供需平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公正，自动实现资源配给最优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问题是自由市场真的这么神奇，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不知道是会卖苹果还是种苹果。 还有些人附庸风雅，邯郸学步，弄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和逻辑，一通所谓的严密推导之后，证明了 XX 理论。实践中出了问题是实践错了，理论是不会错的，因为有严格的数学推导，不需要实践检验。如果数学逻辑真的很正确，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根据分球理论，资源是无穷的。 中国学者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出身，不知道现代工业社会是何物，民族责任是什么，满口仁义道德，搞双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理论的精髓 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 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理；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就像一辆飞驰的夜行列车，即看不见前方的陷阱 , 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危险，乘客进入了梦乡，憧憬着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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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2（转）
sunapple 2008-11-17 12:51
第一章 经济 学是神学 还 是科学 第一节 前 言 这一章并不是最先发表的。事实上，这一章本来只是短短的一节，是《刷盘子读书》一章的附属品，试图在讨论中解释什么是科学。随着讨论深入，我发现大部分讨论者，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虽然拥有博士硕士等许多吓人的头衔，甚至还自称有很强的背景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这个发现让人异常震惊，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震惊之余，决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论述什么是科学。如果对于什么是科学没有共识，所有的讨论都是空对空双方的逻辑基础完全不一样，如何讨论？鉴于这个原因，在整理成文的时候，把这一章放在了最前面。与其他几篇相比，这篇成文最为仓促，小学程度的习作。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也不过是小学教材。读者如果对本书的其他章节有所质疑，大可反驳批评，但如果对本章的主旨有疑问，就不必再往下读了，因为这是本书逻辑的基础。 第二节 科学精神 我住的地方经常有基督教传教士，谁让基督教现在把持着话语权呢。传教士们经常免费散发宣传品，我爱占小便宜，就全部笑纳了。另外，我的日语不好，总喜欢装着一副虔诚的样子与他们攀谈，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一来二去对基督教也有所了解。我也有信教的朋友，有时也一起到教堂做礼拜，只是朋友虔诚祈祷，我却只想骗免费的面包，捐善款就免了。闲来无事，翻翻拿到的免费资料，发现这些教义非常权威，通篇是主曰或罗马法王或其它什么法王曰。除了权威以外，许多资料的论述逻辑清楚，数据充分，还运用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至少比我高，因为看不懂），颇似科学论文，读的多了，还真有点混淆，我便认真想了一下科学与神学的区别，免的哪一天真被糊住，让神棍骗了善款去。 科学是什么？与神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都说科学实事求是，但神学也实事求是，比如探究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探索宇宙的中心等等，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都说科学讲究事实数据逻辑，神学也讲，至少我曾看到的神学教义都讲，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比如论证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 都说科学是真理，其实也不是，经常出错，比如航天飞机会摔下来，就连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一定经受得住时间考验，而神学也会经常搞对。 神学搞崇拜，其实科学也搞，对著名科学家和理论也是顶礼膜拜。 神学是信仰，信上帝、安拉、佛祖或其它。科学实际也是信仰，它的力量实际也是来源于信仰。 科学神学非常相似，事实上，现代科学本就是从神学中脱胎而来，这就不用奇怪许多人即信科学又信神学，比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科学神学本质上都是信仰，到了信仰的层面都是不讲道理逻辑的，所以科学神学的传播方式也非常相似。神学的信仰通过灌输，不服的用圣战或十字军东征。科学的信仰也是通过灌输和战争，如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有对抗过洋枪洋炮，中国人才第一次想真心接受赛先生。 那么，科学神学到底是如何区分的呢？前面说过科学本质也是一种信仰，是神学的一种，只是拜的神不同。那么，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可重复，可检验。神学则是信上帝或其它的神，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不灵，则是心不诚，或有原罪，或死后上天堂，纯粹是心灵体验。 所谓可重复，可检验就是说一切科学理论必须以实践检验为基础，比如：太阳明天依旧东升西落就可以作为一条科学理论，因为反对者大可明天早上开窗验证，但万一看到太阳从西面出来，这条理论就得当即推翻没有过可重复检验这一关。当年美国犹他大学的彭斯教授宣称自己实现了室温核聚变，立刻就有一打以上的实验室重作他的实验，结果没人能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类似的结果，于是彭斯教授只风光了一时，未能风光一世，这也同样是载在了这条终极标准上。 当然，除了可重复，可检验，科学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前面说神学象科学，其实就是说神学同科学一样讲严密的逻辑推理。不过，在如今的中国，大部分人都能认识到科学需要逻辑推理，却往往丢掉了可重复，可检验这条根本原则，这里也只得再三把这条原则拿出来强调。 行文到此，肯定不少读者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还用你说，小学生就知道。你一个工学博士，虽然水平不高，但毕竟在科学中混了几十年，竟然写出这种科学的 ABC 来，也不觉得羞愧？我就象信仰基督教几十年的教士，刚听到神谕一样，满世界显摆。我在序言里就已经说了，这篇只是小学生的习作，望大家海涵。 第三 节 为 什 么 要信仰可重 复 ，可 检验 前面一节把可重复，可检验的标准捧到了天上，读者恐怕会问，为什么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础？按理说，问问题到了信仰的层面上，作者完全可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不信你去问传教士，为什么上帝存在？传教士必然回答，上帝存在是基督教的基础，上帝本身就是宇宙的原因，他的存在无须理由总之教会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你信就进去，如果你问为什么，说明你还不信。科学不比宗教，宗教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财大气粗，人多势众，科学只是在最近的 2 个世纪才抬头做人。因此，作为科学虔诚的信徒，我在这里还是要解释这个问题。 在近代以前，科学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当然，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要种地，养牲畜，必须管理政府，兴修水利。这些简单的劳动虽然利用了自然界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完全可以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或是口头传播的一些零碎经验，或是祭司和贵族的圣书，或者是行会的条约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相对简单，而且在数千年中没有什么实质变化，与其向现实寻求世界的规律，不如直接把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和习惯直接拿来用，相对的成本要小的多。举个典型例子，南部非洲许多黑人国家非常重视铁器生产，铁匠在这些国家拥有祭司和地方领袖的地位。这种最古老的工程师治国并不意味着科学精神的发扬，恰恰相反，这说明了在古代社会，生产技术与神学和传统文化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既没有产生科学的必要性，更没有人把科学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当然，在少数地区，譬如古希腊，不排除某些阶层把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游戏和消遣的可能，但限于古代社会的社会条件，无法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科学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古代社会未能提供科学生长的土壤，但就当时的社会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在农业 -- 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下，神权社会未必不能给成员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军事保护，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开启了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从此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规律瞬息万变，科学才开始有了它的用武之地。科学的信仰是可重复，可检验，在这个基础上，才是逻辑推导与归纳猜想，无论多么精妙的理论，多么精彩的逻辑，在实践检验面前，一律要俯首称臣。在工业时代，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不是开垦更多的稻田，猎取更多的野兽，而是通过制造越来越精密的机器，越来越快的计算机，对自然资源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加工，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所有超出简单再生产的部分都需要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这样，无论是神学还是儒学或是其他适应于稳定农业社会的传统学说，统统一筹莫展，只有科学家能通过实验，观察，归纳，掌握新领域的规律，为工业家提供新技术，为军官提供新式武器、新的作战理论，为政府官员提供新的管理手段。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阔空间中，唯有信仰科学的社会才能富裕、强大，并最终淘汰拒绝接受科学的社会。革命后的伊朗曾提供了非常生动的例子。因为宗教官员相信安拉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禁止数学教师向学生传授概率论，甚至逮捕了一个拿骰子当教具的数学教师。然而，这个神权政府很快发现了概率论对于维系现代工业体系和军事机器的重要性，为了保证飞机能够上天，油船能够出港口，对概率论的禁令很快就撤消了。同样，因为没有办法为剧烈变化中的社会提供有效的社会规则，教会一直对现代工业经济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只是没人听罢了。 罗罗嗦嗦了这么多话，其实想指出的就是一件事科学与宗教之争归根结底还是财富和力量的争夺。并没有哪条规则规定你必须信仰科学而不是宗教，但中国若想重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若想富强，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贯彻科学精神。 第四节 科学的判据 虽然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信仰。但若想把信仰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却存在问题。科学强调可重复，但实际上没有 100% 的重复过程，不可能 100% 复现原始条件；科学强调可检验，但自然界并没有天生的检测规范，还是测不准的。为了克服可重复，可检验不易操作的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退而求其次，用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作为科学精神的近似。 也就是说，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统称为检验标准，可以由理论提出人自由定义。是否具备检验标准，是判断是否属于科学理论的充要条件。没有检验标准的学说则不属于科学理论。当然，科学理论并不保证其正确性。 能否贯彻标准则是用此自定义的检验标准对理论进行检验。任何人，无论是愚蠢的还是不称职的，都可以用这自定义的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去探查事物，得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一致的结论是基于这个自定义的重复条件、检测手段和评价方法下的一致。虽然很多客观事物本身是不能重复的，如大型工程、历史事件等，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检验，也是一种可重复。如果要求聪明称职的人才能检验，那是皇帝的新衣。 在检验过程中，科学理论完全可能被证伪。证伪了以后怎么办？修改该理论的公理、逻辑和边界条件，或者修改自定义的检验标准。使该理论的理论体系再次回到自恰状态，并且符合实验结果数据。经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无穷反复循环，最终使科学理论逼近客观真理。 经过理论实践不断反复后，科学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历史，历史是已经存在着的自己或他人的实践，一个科学实验结束后就走入历史了。科学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事物演变的规律，预测新颖的事实和指导未来的实践。 科学理论经过反复实践修改后，就是客观真理吗？依旧不是，因为检验标准是主观定义的，并不能客观反应事物的本质和全貌。就比如瞎子摸象，虽然瞎子们用各自角度探查的结果是可重复，可检验的，但却不是客观事物大象的正确描述。为了克服瞎子摸象，科学非常鼓励提出新的检验标准，用新的角度去探查事物，让大量的检验标准去相互斗争、相互借鉴 提高 去逼近客观的检验标准。这也就是标准争夺问题。能对同一事物进行可重复，可检验描述的科学理论不少，最终哪种科学理论能胜出，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理论呢，最终取决于哪种理论的检验标准能更好反映客观事物。 标准争夺是做工程的大事，如果自己的标准被广泛接受，则无论怎么说都对。如果自己的标准被打败了，无论怎么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和正确的逻辑都毫无意义，统统是支持别人理论的嫁衣。 我们不仅可以判断某个观点是否科学，还能够判断某个学科和理论体系是否符合科学，既然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神，就象基督教的神是上帝一样。如果遵循了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家，与对错无关，与道德更没有关系 比如说心理学理论，现在尚且不能在实验中给予很好的证实和复现（对人类本身的实验是有严格的道德限制的），但主要流派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著作，都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布出来，给出重复条件、检测方法和评价标准，主动让这些学说接受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这说明心理学是信仰科学精神的，科学当然接受心理学为其分支。再比如考古学和天文学，实际研究的都是历史人文历史和天体历史。历史可能相似，但绝不会重复，更无法做实验。但考古学和天文学都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实验室，把历史的相似条件定义为重复条件，努力使自己的研究结果可以在现实观测中得到近似重复，能够近似检验。所以考古学和天文学也是科学的分支。 反过来，即使是数理化之类传统的科学门类，如果研究者或著述，背叛科学精神，也不再是科学分支，无论水平有多高，逻辑有多严谨，也只能当巫医术士。本来数理化就是巫医术士的学问，只是后来他们信仰了科学精神，数理化才演变成了科学，一旦科学精神丢了，再神奇的也没有用。譬如研究永动机的诸多大师，之所以被看作骗子和巫师，并不是因为永动机违反热力学的定律，事实上，科学精神是鼓励破坏规则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论述不巧妙，论文不精彩，关键在于，没有任何大师敢于拿出一个真正的永动机受别人检验，对于这种无法重复，更无法检验的理论，只能斥为骗术。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想起一个相声，说是找算命先生询问兄弟几人，算命先生回答：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到底兄弟几人，只能去领悟，什么结果都对。这是不具有检验性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论断了。如果回答兄弟 3 人，就是科学论断。因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掰手指头数出来，是 3 人就是对的，不是就是错的。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可检验和可证伪性，符合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实际上算命先生对个人，其实也没有太大危害，但对国家民族呢？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难道是算命先生？ 科学精神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性，许多曾经是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最终被证伪，或没有经受住时间考验，但它依然是科学理论，它的创立者依然是科学家，或多或少对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按科学精神行事。比如牛顿的力学理论，最终被证明只是相对论的一种近似描述，但这并不妨碍把牛顿的理论作为科学理论，牛顿本人也被作为伟大的科学家被载入史册。 绕了一大圈，该回到经济学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 第五节 从工学看经济学 我对经济学是外行，工学出身。虽然工学门类繁多，但在江湖混得久了，觉得工学的各门类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如何运用科学精神改造客观世界。工学是科学的分支，提到科学，许多人马上会联想到纯洁高尚无暇（略去各种赞美词汇若干），本人是科学的信徒，所以暂不打算立刻打击这种美好的幻想，但无论如何，这种想法在工学中绝对不成立。因为工学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黑暗无比，骗子、强盗和恶棍满目皆是。我身处其中，骗海泛舟，历经无数风雨，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至于我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不免也是骗子、强盗和恶棍。所以我在强国论坛登场时，也是以数字游戏门邪派面目出现的。 从事工学的人虽然是骗子、强盗和恶棍，但也有可爱的地方，即行恶之前会预先声明。不管怎么说，比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要可爱多了。鉴于工学的定位，工学与经济学有天然联系。都是人类获取利益的工具，如何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我看来，经济学不过是工学的一个分支，既然属于工学，自然也是科学了。读者可能会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其实工学也研究人，否则既无法让顾客接受自己的产品，更无法一面装成天使一面残酷宰杀客户或竞争对手。当然，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非常巨大（人类社会），很难重复研究和做实验，其实工学也有类似情况，比方说三峡工程，气象工程，也很难重复和实验。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科学。 我把经济学当科学，但用科学精神却完全读不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著述。所以，在《刷盘子读书》一章中，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论断。这个论断只是假说，但大家大可读下去，自行评价这个论断的正确程度。另外，在我参与一场海龟 vs 土鳖的论战后，发现自己的论断有问题，即他们不是小学文化程度。是什么呢？ 论坛是论战的地方。论战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纯粹是信仰的争吵，信仰是不讲道理的，罗卜白菜各有所好，争不出结果，这类论战我根本不看。另一类是基于事实数字逻辑的，比如说两个人争论一辆汽车的好坏，甲可以拿出一堆事实数字逻辑说好，乙可以拿出另一堆事实数字逻辑说坏，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最后谁也说不服谁，不了了之。这类论战我喜欢观看，但不出手，因为可以获得一些资料，对自己也有帮助，兼听则明嘛。如果出手就一剑封喉或打断脊梁，论战就停了，我也获得不了资料了。 我把工学戏称为数字游戏门。在数字游戏门看来，原始的事实数据逻辑，不管怎么准确，都是垃圾。往往是自己找到的事实数据逻辑，越权威越准确，对自己的伤害越大，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不是有那句台词吗：律师不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有人说，论战不是讲事实摆道理吗？那只是讲良心良知的人干的事。数字游戏门是不讲良心良知的，所以不讲事实和道理。最好自己什么事实数据逻辑都不出，全由对手提供。实在不行，必须提供时，要做技术处理，做好防守和抵赖准备。那么，数字游戏门依仗的是什么呢？是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当然是它的可操作版本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即数字游戏门玩弄的实际不是事实数据逻辑，而是检验标准 论战的目的是说服观众，而不是对手，观众接收了自己的检验标准，则不战而胜，对手提供的精准的事实数据逻辑全是呈堂证供。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推销汽车，你的对手不断吹嘘自己的产品速度如何快，突然间客户接受了你的检验标准，认为速度越快越危险，优点立刻变成缺点，自然就卖不出去了。所以，数字游戏门收拾非同道中人，一骗一准，来两个杀一双。数字游戏门同道的决战，是争夺标准的战斗，而不是辩论事实数据逻辑。建立标准的一方是胜利者，另一方也不完全是失败者，因为自己提供的事实数据逻辑是被处理过的，不会做为呈堂证供。 数字游戏门出手，首先审查对手有没有检验标准，也就是整个论述的脊梁，如果没有，就说明是菜鸟一只，他提供的所有事实数据逻辑都是自己的大菜。如果有脊梁，则审查对手提供的事实数据逻辑能不能贯彻这个检验标准，如果不能贯彻标准，也是菜鸟，一出手就可以打断脊梁。如果既有检验标准，又能够贯彻检验标准，那就是数字游戏门同道，则需要靠真正的功力去较量。 第六节 科学神学的论战 又离题万里一通，读者不知绕糊涂没有。总算要谈到经济学了。自从《刷盘子读书》系列在强国论坛首发以来，被好事者四处转贴，好评如潮，恶语相向的也不少，影响力是我从未想到的。其中，有位好事者，与我一样也在日本，不过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算准海龟，我只是外行，将《刷盘子读书》转贴到太傻论坛 http://bbs.taisha.org 的心灵书吧。据说这个论坛是与留学有关的，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准留学生参与，影响力很大。在那个论坛，这位准海龟与另一位好事者就《刷盘子读书》展开了激烈撕杀。那位好事者也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据称有博士学位，当然是在国内读的，俗称土鳖。演义了一场海龟土鳖大战。海龟与土鳖的鏖战正凶，我应邀去助拳。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外行一个，小虾米一只，既没有经过系统经济学训练，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查资料，上去不是找死？踌躇一阵，决定披挂上阵。 我是外行，缺资料缺训练缺自信，不能去讲事实数据逻辑。自然要把战斗引向信仰层面，要用我的神去压倒对手的神。我对自己的神有自信，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口口声声相信科学。一上来首先打神主牌，不过是个小鬼，即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大鬼，即可重复，可检验先暂时扣下不发。 构思很清楚，如果对手认识小鬼，下面就引导对手进入自己的标准，不战而胜。如果不认识，则想办法激出对手的神主牌，然后用我的大鬼镇压。这是数字游戏门出手的不二法门。结果很令人意外，对手竟然不认识小鬼，一阵窃喜之后，却是深深的悲哀，一个在中国获得经济学博士的人，竟然不知道科学精神！ 我加紧催动小鬼去逼宫，力图把他的神主牌逼下来。终于神主牌下来了，虽然是个小鬼，不堪一击，但我却觉得很悲哀。原文太长，大意是说 XXX 之流的主流经济学家如何权威，如何公认，还是中国的国师。发表论文的经济学杂志如何权威，那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泰斗，非我等业余爱好者所能动摇。还说就象物理学的牛顿爱因斯坦不能动摇一样。且说我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讨论层次。中国的经济学界培养的博士竟然搞偶像崇拜，几乎让我晕倒。我在国内教授工学时，首先给学生灌输的就是科学没有权威，只有一个神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别的可以不学，这个是必须灌输的，鼓励学生在信仰科学精神的前提下离经叛道，挑战和蔑视权威。 游戏应该结束了，我干脆说出：如果是我的学生，早就不讲道理了，拍桌子打板凳打将出去。这是气话，也是实话，竟然胆敢藐视科学精神。终于他的大鬼下来了。说他的思维方式是：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唯一相信的标准。结果出来了，但我还没有死心，继续循循善诱地解释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道理说得直白浅显，就差直接说出可重复、可检验科学精神，但得到的答复是不理解，不懂，还说有语法错误。连带着一些看客起哄，说如果自己的老师象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会笑死了，幸好教授的是日本学生。 论战该结束了，不同的信仰之间的争执是没有结果的，谁胜利了呢，不知道。信仰之间其实是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信科学的也可以信上帝，信科学的不比信上帝的更高贵，反之也一样。只是在工业时代，唯有科学这个信仰可以带来现实的财富与力量。但讨论结果却沉重打击了我对中国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学是神学，进行的教育是神学教育，他们却是中国的指导者！历史翻过了一百多年，又回到了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去拼钢铁，用巫术对抗科学的时代！。读者可以看看被这位经济学博士崇拜的偶像 XXX 是个什么角色。我原来在国内时没有仔细读他的论述，现在一下子看清楚了他和他所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下面的一段是我在论战中评述 XXX 的一段。 谈到 XXX 。他说中国应该发扬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如纺织业做裤子。我当然认可他的标准和逻辑。他还说，装备业耗资大，技术密集，需要人少，不宜发展。我当然也认可这套的标准和逻辑。但是，把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却有问题。我是做装备的，知道中国自己产的装备需要更多的人手，往往还是有意为之，外国产的需要的人手很少。当然，不可能要求 XXX 象我一样做装备，但统计局的各种统计反映了这个问题，但他却没有看见，统计局纯粹是摆设。这两个标准明显存在悖论，但还是有解决办法，即重新定义劳动密集产业，怎么定义是 XXX 自己的自由，但很遗憾我没有看见。比较优势是 XXX 理论的核心，我承认他的比较优势逻辑，但问题是他自己却没有贯彻这个标准，也没有用高等数学去修补和完善它。 XXX 是没有科学精神的人，他不是小学生，而是神学士，中国的国师！这场论战落幕了，我保存了原始记录备考，在太傻论坛打出了自己最后的神主牌可重复，可检验这个科学精神后，任由众人评说，绝尘而去。 GAME OVER ！！！其后，我又参加了几次论战，发现作经济研究的没有科学精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位据说有极强背景的网友斩钉截铁地说：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更有许多人附和：经济学为什么需要检验。 每个把自己的事业当科学的人，虔诚地归依科学教的人，应该时刻在科学精神面前忏悔和反省自己，扪心问问，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学说，自己的实践是不是遵从并符合了主的召唤和教诲。中国的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每个人，无论信仰，都可以扪心问问，是不是遵从了主的召唤和教诲。是，或不是！！！ 第七节 中日教育体系中科学精神的差别 地缘政治学决定了中国日本是一对生死冤家，除非一方彻底丧失大国的地位，否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宿命。百余年的中日关系史实际是一部斗争史，虽然现在号称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但经济上的明争暗斗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是一大显学，各种著述层出不穷，虽然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主线依然是斗争，合作也是为了斗争。中国学界对日本的研究就少的多，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通过海龟土鳖的论战，我发现中国的学界在甲午战争百余年后，依然原地踏步，与日本相差一个世纪之遥。 1870 年普军元帅毛奇声称：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同样，从长期来看中日两国的斗争，实质是学界的斗争。 东渡日本以后，除了经济，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日本的教育。按原来的看法，日本的教育可以说一蹋糊涂。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以一个字形容足以，就是玩，基础知识极差，绝不配与中国学生相提并论。但是，在硕士以上的层次，中国学界的学术水平反而远不如日本。在企业里的表现也一样，实践几年之后的成就更远非中国学生可比。是因为硬件设施差吗？也不对，至少在高等学校之间没有可感受出来的差异。是体制问题吗？也不对，日本的铁饭碗大锅饭比中国要严重的多。在论坛上与国内精英或精英的代言人辩论几番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中日教育体系的根本差异，那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有了科学精神，无限的科学知识可以通过研究得来，如果科学精神不在了，再多的科学知识也只是别人的财富。人在求学的最初阶段，科学精神的灌输比科学知识的灌输更重要。 日本的小学课程极少，每天早早放学，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也是查资料调查之类的轻松事情。上课也不正规，经常请山野匹夫，三教九流来做报告。经常组织学生去旅游参观，如去未来科学馆、船的科学馆、江户博物馆等等，许多大企业也在参观之列。 未来科学馆展示了日本的最新技术成就， H2 火箭发动机、磁浮列车、太空舱、机器人、燃料电池，或实物，或模型，或原理演示。很多展品还可以实际操作和实验，工作人员在旁耐心地解说、指导和答疑。在这里，孩子们被种下了科学精神的种子，培养了科学的兴趣。 船的科学馆展示了日本航海的历史，其实也记录了日本成为一流工业国家的历史。当时最大的水上飞机，最大的舰炮，面对这些巨大的展品，你可以深切体会到现代工业的力量和人的渺小。 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面对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体会到科学第一的重要，每个科学第一的诞生，都标志着民族的一次跃进，迈入一个新时代。日本的国家电视台 NHK ，每周二有固定栏目《 project X 挑战者们》，周日重播，则讲述的是这些第一背后的动人的故事。那些无名的挑战者们在简陋的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失败，去拼搏，去奋斗，去构筑民族的基础和柱石。节目的末尾会邀请挑战者们或亲朋故旧到演播室做客，连同那粗糙幼稚的日本第一甚至世界第一的作品。栏目的主题歌《地上之星》，催人奋进，催人泪下。挑战者们是地上翠灿的明星，民族的脊梁。 到这些展馆见学，我总是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青少年宫、航模队、无线电小组。而今它们安在？ 中国的教育历史也非常令人不解。在 20 多年前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教授被关牛棚，学校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但在我这个工程师看来，却是工业技术大跃进，各种工业从无到有，民族第一诞生的火红年代。反观今天，高考恢复了，大学扩招了，硕士满街走，学士不如狗了，博士教授满手抓了，重视知识了，重视人才了，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但工业的独立性没有了，国产技术突破没有了，民族第一消失了。为什么？！那个疯狂的年代大喊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虽然极左，虽然偏激，却蕴涵着科学精神，是科学精神张扬的年代，自然也是民族第一诞生的火红年代。而现在，说是学术腐败，坑蒙拐骗，其实日本也一样，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科学本就不是圣洁的殿堂，也是追逐名利的战场。最真实的原因是科学精神被抽走了，被偷换了。 在我的祖国，有人建国家大戏院，有人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有人拍摄格格和皇阿玛，听说有人还要去拿奥斯卡奖。但可曾有人提议修建中国的未来科学馆，中国的江户博物馆，拍摄中国的《 project X 挑战者们》？ 在我的家乡有人会修漂亮的中心广场给领导巡视，有人会修连片的开发区等外商投资，有人会把教育专款奖给高考状元的班主任。可是，当年中小学的无线电小组，少年宫科技活动，还有工业基础课的现场实习，还有人组织吗？当年覆盖所有县城的公立图书馆，所有乡镇都有的文化站，如今还有多少在运行？ 东渡日本，让我理解了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与日本对比，现在的中国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但支撑宫殿的基础和柱石却动摇、瓦解了 第八节 中日经济改革方向决策依据的差别和结果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公平、公正、合理 ( 此处略去赞美的词汇若干 ) 。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就是人为、扭曲、畸形 ( 这里也略去谩骂的词汇若干 ) 。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的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人们们现在虽然下岗和不能受教育，但以后会好的，通过改革赎罪，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它的神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它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经济经历了十年停滞，也在大嚷构造改革，但只是嚷而已。改革步伐步履维艰，一步三回头，时而民营化，时而又实质国有化。日本式的大锅饭讲究终身雇佣，论资排辈，刚刚要打破，现在又重新捡起来。在外人眼中，日本的改革完全找不到方向感，市场？计划？放松管制？加强政府主导？一时间缤缤纷纷，如同蜻蜓点水，进一步可能退两步。学界的著述也是非常乱的，找不到头绪。但在反复观察后，我突然读懂了日本构造改革的指导神是谁科学精神。就象做一个前所未有大型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也会经常找不到方向感，这个时候宁可等，不断对各种方法进行测试和评估，在不断尝试中找到方向，因为唯一可信的是实践。如果简单的相信市场经济或是其他的神灵，按神的意思开工赶时间，大厦可能会自然崩溃，或被迫自己用炸药炸掉危楼。 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波的最大因素是政治，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要受到美国限制，于是日本官僚就缓慢但坚实地推进这个计划。近期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海外驻军。开发间谍卫星，卫星返回技术，大型运输机，准航母都是这个国策的结果。 强化科技立国（加强科技基础），加强产官学提携（大企业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大学与企业互相配合），政府加强对新技术、新领域的投入和补助。这是日本一直在作的几项不显眼的改革计划。现在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经济复苏是不是确实，还有待观察，但这次经济复苏与 90 年代的短命的经济复苏有个显著不同，这次复苏的基础是技术水平的突破，如数字家电，燃料电池、电子标签等，有坚实的技术储备。 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竞争，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组立工业，从事研发和部品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国际间。比如，日本生产先进的材料和关键部件，运到韩国进行初步组装，再运到中国装配成最终产品，最后成品运回日本消费。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在日本最大的电器街秋叶原，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电器是中国制的，但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组装的。日本产的很少，即使有，也会用国产大号招牌标明。当然中国在食物链的底端，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是革命的老黄牛，为全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古老神灵和巫术没有斗过洋枪洋炮。现在，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位洋神。在洋神的指导下，中国会不会走向现代化，洋神能不能打败科学精神，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无论中国今后的前途，也不计较个人恩怨，让我们虔诚地向自由市场经济大神祈祷吧，保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阿门。 第九节 本章小总结 站在超然的角度，科学是神学的一种，也是宗教，科学家本质上也是神学士。科学崇拜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不比其它神更好或更坏。各宗教内部都有自己的事实数字逻辑，考察问题的方法和评价标准，都有自己的理性。一种宗教的逻辑不比另一种宗教的逻辑更正确或更错误，其实对错的标准只在同一宗教内有效，跨宗教就无所谓正误。宗教之间完全不能用事实数字逻辑进行争论，因为它们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争论只在同一宗教内有效。宗教之间的争论，靠的是力量，谁的力量大，就可以扩大信徒的数量。 为了适应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几种宗教，工程师也可能会信上帝，设计机械时不时祈祷上帝赐予灵感，追求心灵安宁的时候也不考虑工资是否合适，牧师也可能信科学，布道的时候信上帝，治病的时候还是不安天命，要相信医生，用药来治疗上帝设计的身躯。 宗教会行善，如赈济灾民，调停战争，宗教也会行恶，如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等。科学会造福人类，如青霉素，如水电站。科学也会行恶，坚船利炮，铁甲战车，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原子弹氢弹干脆能把地球炸飞。事实上，论起行恶，没有哪个宗教能与科学相提并论。 历史上中国人被科学打败了，想信仰科学。但由于中国人善良的天性和上层阶级泛道德倾向，总认为善有善报。于是把科学这两个字赋予了很多善良的词汇，如真理啦，正义啦，公正啦，公平啦，数也数不清。提到科学就马上联想到善良。不管各位读者原来怎么认识科学，看这篇文章时最好还是认为科学是宗教的一种，或干脆认为是邪教。所谓的科学家也就是神学士，或干脆认为是骗子、强盗和恶棍。 这一章与其他章节不同，不是论述文，而是传教布道。即传科学教。不讲事实数据逻辑，力图把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推上神坛。因为充满宗教的信仰和狂热，所以措辞非常激烈。别的宗教门信徒看了多半不痛快，那就把科学当邪教好了。 数字游戏门其实是我对科学的戏谑的称呼。在这个门派，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神，就是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只要信仰了科学精神，就有原罪，是骗子、强盗和恶棍，也确实是骗子、强盗和恶棍，用科学方法抢钱骗钱非别派可比。把自己的事业当科学的人，他的著书立说全是胡说八道，不过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假说，迟早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科学家和科学理论是骗子和胡说，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如果宣称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是圣人和真理，则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 科学是通过研究历史去预测未来，指导未来的实践。所以要强调可重复，在不断的重复中总结出规律性的重复条件和方式方法。然后用这方式方法去指导未来的实践。历史虽然相似，但不会重复。现有的方式方法有问题，甚至通盘错误都有可能。科学的预测只是建立在历史的可重复基础上，完全可能出错，甚至全错，并不一定比神学的预测更高明。所以要强调可检验，在新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比对与旧有实践的差异，找出新的重复条件和规律，不断完善和修补现有的方式方法，甚至提出新理论。 在新的科学实践之前及过程中，需要用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创立茂密的假说之林，让这些假说去相互质疑，相互斗争，激发灵感，逐步去逼近科学真理可重复，可检验。只要满足了是否有标准，能否贯彻标准理论，都是科学理论，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价值，即使它最后被证伪了，也能开拓思路，扩展视野，为新理论提供基础，至少可以告诉新理论哪个方向是错误的。 一般意义上的神学也能指导实践，传统神学行事与科学实践是完全不同的。神学历史是由神定义目标和路径，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成功了，是神显灵。失败了，是心不诚，或有原罪，或忍受痛苦，将来可以上天堂。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许诺自由市场 100% 有效，就是一门传统神学，遵循另外的规律，或许失败，或许会获得辉煌的成功，但那和科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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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1（转）
sunapple 2008-11-17 12:49
序　言 笔者是工科出身，平时做的是各种工程项目，与机器打交道，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工匠一类，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无须为国事操心。不过，由于生于政治挂帅的毛泽东时代，童年受到的教育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求学于叛逆的 80 年代，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并不是只关心自己薪水和股票的理性人，对政治经济也有几分爱好。 爱好固然形成已久，但苦于学业的紧张，谋生的不易，政治经济的专业书籍一直看的不多，主要的知识来源还是浅显的社科读本和大众传媒。久而久之，就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强国、私有产权富民等观点（洗脑？）。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日本。日本是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也是除欧美外唯一的发达国家。按照在国内接受的经济学认识，自然认为日本的富强也缘于自由的市场、清晰的产权等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极力推崇的制度。可是，在日本生活数年，发觉原来接受的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等概念与日本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但日本却依然是发达国家，其中的矛盾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和现实的纠葛非常多。所以，在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显学。随便走进大一点的日本书店，都有关于中国的书专柜，书分两边，一边是中国威胁论，另一边是中国崩溃论。左派、右派、中间派百家争鸣。为了解答一系列的疑惑，在工作之余读了许多学者对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富裕的日本也吸引了无数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竞淘金，苏联解体以后来自独联体和东欧的人也不少。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淘金者有国际交流协会，好似小联合国。通过与各国人接触，对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现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生活富裕，日本还有很多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巡回医疗、打水井、建学校等。志愿者们经常回国举办图片展，募集捐款。日本的电视台也经常播放这些志愿者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的专题片，以及介绍各国风土人情的专题片，如 NHK 的每天早上 5 分钟的专题短片《 Asia and World 》。由于心中存在疑惑，平时就经常有意接近这些信息源，获取比书本要生动许多的直观经济素材。 通过大量阅读，结合自己对世界经济现状的直观了解，再对照中国的历史现状，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以前的认识和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截然相反。抱这这些认识，于 2004 年初到了强国论坛注册了愚蠢小猪 ID ，签名档是大愚若智，众人皆醒，笔者独醉。意思是与众不同，颠覆普通人的常识 , 亦有战战兢兢，自谦浅薄之意。 工程关键在于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归纳、比较，总结出规律，打破常规，提出新的方法和解释，指导新的实践。笔者把工程思维戏称为数字游戏思维，强调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在这种数字游戏思维下，英雄不问出处，思想不论出身。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边缘的还是主流的，看起来愚蠢的还是天花乱坠的，聪明还是愚蠢的，称职或不称职的，都一律以实践检验，在逻辑上见个高低，这是愚蠢小猪这个 ID 的另一个含义。 2004 年初，有好事者在强国论坛转贴了 2003 年俄罗斯的经济数据，无非是用来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如何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也应该加速自由市场改革云云。由于这与笔者在日本接触的资料以及与普通俄罗斯人交流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于是就事论事写下了《从西班牙衰落看俄罗斯 2003 年亮丽的经济表现》，然后为了回答质疑，又专门撰写了《刷盘子读书》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是笔者思考的结论，也因自己耳闻目睹了不少出国华人的成功失败，知道其中的辛酸。写的时候，随感而发，写一段发一段，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写着写着，自己的思路豁然开朗：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而现在的自由市场改革，则摧毁了民族的根干。 因此文观点过于另类，一发表就如巨石入水，激起千万反驳声浪，对于比较集中的反对观点则有针对性的写文章论述其荒谬之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网文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本书其余文章便由此而来： 《刷盘子读书》后被转贴于各大网络论坛，笔者参加过一些讨论。令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许多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竟不知科学是何物，不知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不愿结合实际，只知道偶像崇拜。五四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已近百年，虽然科学这个词汇满天飞，不知科学是何物竟然还是普遍现象。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强国只是一个梦。于是，写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 《工业化的轨迹、雄鹰折翼》进一步阐述如何才能够建立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比较了中国日本的发展历史，归结出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的方式。不同的发展方式，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日本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工业基础全面瓦解，其中缘由何在，本文进行了具体解释。 《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则图解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详细分析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和什么样的组织和文化与之相配。初步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日本在几乎相同的起点上，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和面临的风险。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固然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完全复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但在大工业时代，发达工业国家都有着相似的结构。本文以日本为范例，为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 《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在前面各章节对现实和未来趋势进行详细分析后，本章追溯中日两国近代史，进行对比，试图回答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外来压力下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重复、可检验的实验室，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探索历史演进的规律，指导未来的实践。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层文化因素，今天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因此，为了解决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分析历史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历程，力图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中国迈向一流国家的道路。本书在结集出版时对顺序和错漏之处进行了一些修改，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和写作时间，错误甚至荒谬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既然本来就是网上的文字，自然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愚蠢小猪 2004 年 12 月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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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飞机背后的秘密-（转）
sunapple 2008-11-7 09:55
中国大飞机背后的秘密 百草止水 　　中国要上马大飞机，而且要先从支线飞机入手，其中拥有70个座位的ARJ21中型支线客机将于明年正式交付使用，8年之后我们150座以上的大飞机就将正式飞上蓝天。毫无疑问，上马大飞机是国人由来已久的梦想，这不仅是民族的骄傲，更是国家经济和民族产业链的巨大引擎，是迈向强国之路的必经之途。最近，ARJ21中型支线客机已经收到订单208架，其中50架被美国通用公司购买，据说将被直接推向欧美市场进行飞行。这可真是中国大飞机工业的开门红啊，连美国人都这么捧场，并在第一时间抢购中国的支线飞机，这能不令中国人骄傲吗？ 　　然而，认真阅读新闻并进一步分析推解后，百草止水大吃一惊。第一惊：我们ARJ21中型支线客机的发动机居然不是国产的。我们两年前不就研发出太行大推力涡轮扇飞机发动机了吗？为啥这款极其先进的发动机不组装到我们自己生产的支线客机上？原来，我们的太行发动机虽然先进，可至今无法进行量产，大批量的生产工艺居然还不过关，所以我们的支线客机发动机就只能选用外国的。用的是谁的呢？美国通用的，难怪通用会一口气购买50架，原来他能大手笔地赚中国支线飞机发动机的钱啊！ 　　第二惊：美国通用公司购买的50架中国产支线客机，居然不是出口欧美市场，而是全部留在中国境内。留在我们境内干嘛？出租给国内的航空公司，继续从中国的航空市场里赚钱。也就是说，美国通用公司基本上就是在玩空手道，从中国航空公司那里收取租赁费购买ARJ21中型支线客机，剩下的钱作为利润就全部落入通用自己的口袋了。不仅如此，通过向中国支线客机源源不断地供应飞机发动机，通用公司将会大赚特赚中国大飞机的钱。 　　第三惊：中国飞机租赁市场几乎就是美国公司的天下。通用购买中国产支线客机用于中国航空租赁市场可不是第一次，他的飞机租赁业务早就在中国开展，并且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除了美国通用公司在华开展飞机租赁业务外，美国的商用飞机租赁公司航空资本集团和飞机投资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租赁公司也是中国航空租赁市场的巨大主力，目前光这三家国际租赁巨头就稳稳占据了中国航空租赁市场90%的业务。据估算，中国商用飞机中有60％至80％是租赁的，未来20年内中国航空飞机租赁市场的份额将会高达7500亿元人民币，而赚取这笔巨额财富的将主要是美国公司。 　　第四惊：中国大飞机的国产化率居然如此之低，包括飞机发动机在内的主要部件和系统居然都依赖外国，而且主要依赖美国。美国通用电气发动机集团给我们提供发动机，美国洛克韦尔柯林斯公司提供航电系统，美国汉米尔顿标准公司提供电源系统、辅助动力和高升力系统，美国派克汉尼芬公司提供液压系统和燃油系统，美国霍尼威尔公司提供飞机主飞行控制系统，德国利勃海尔空间公司提供空气管理系统，瑞士振动测量仪公司提供发动机振动监测仪和发动机接口控制装置，法国萨吉姆公司驾驶舱控制系统。我们自己生产什么呢？机翼、机头、前机身、中机身、后机身、垂尾和方向舵、挂架、平尾和升降舵、雷达罩，最后在上海飞机公司进行总装。天哪，我们居然只是生产外壳，飞机的内脏基本上都是外国的，而且主要是美国的，这和我们制造的电脑、DVD、彩电有什么区别吗？ 　　以上几点不能不让百草止水之流异常震惊，我们的大飞机工业一起步就让外国掌握了命门，同欧美关系稍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大飞机工业就会全部搁浅。同麦道的合资生产已是前车之鉴，那时我们抛弃了自己的大飞机制造之路，并花了十几倍的大价钱走合资引进之途，结果波音和麦道的闪电合并让我们的巨额投入连同自我制造大飞机之梦一起打了水漂。前段时间，由于美国霍尼威尔公司无法及时按期提供主飞行控制系统，从而导致中国第一架ARJ21中型支线客机的试飞被迫推迟到，而ARJ21支线客机的交货期也被迫推迟了半年。这还是一家美国公司的故障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国际风云变幻导致欧美拿我们的大飞机说事，中国怎么办？飞机无法交货，工厂被迫停产，工人大量失业，相关的巨大工业链条一起放慢运转这将是一个怎样的灾难？ 　　尤其是，大飞机的内脏全由外国提供，这就意味着我们生产大飞机利润的绝大部分将送给外国。这倒挺符合中国坚持世界工厂战略的初衷，上游产业交给外国，我们只在下游低利润的产业末端刨食。当然，如果因此非要找个理由说中国人太无能了，就是无法解决关键技术，百草止水也就无话可说。但是飞机租赁市场不需要关键技术吧？为啥会让90%以上的份额攥到外国人的手里？别说欧美会用大飞机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卡我们的脖子，就是他们不用这招，单单那三大垄断我国航空租赁市场的三大巨头来点什么猫腻，就够中国民用航空业喝一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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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转贴）
sunapple 2008-8-18 10:47
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 川岛 2008-8-15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 　　 一家日本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刊登文章，题为《中国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日本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 不能发挥自主性的理由 　　60年代，当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靠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 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 疏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1、为在竞争中获胜，日本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2、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通过模仿取胜，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大量生产、降低成本，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即便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台湾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因中国需求膨胀，日本、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 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改革、开放政策就是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经济在宏观上取得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民族企业已经碰壁，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 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在过去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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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三少”：中国高校科研之怪现状-（转贴）
sunapple 2008-4-16 08:31
三多三少：中国高校科研之怪现状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8年4月8日 多年前，因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学术泡沫泛滥现象深恶痛绝，我曾撰文揭露批判（《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南方周末》２００５、１１、１０）。当时，便有网友指出，中国高校理工科领域中，泡沫学术现象同样很严重。这让我感到意外。因为理工科，特别是工科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的，这与人文成果大多仍生存于人文范畴，其价值难以检验的情况是大不同的，它们怎么也会泡沫丛生呢？此后，我便注意搜集相关讯息并做了些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高校理工科科研效率低下的状况确实存在，且表现为三多三少，即：假花多、真花少；（开花）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结果）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这不能不令人焦虑，因为高校理工科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尽管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已开始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方向转移，但高校科研三多三少问题依然值得高度重视。本文便企图对这个问题做些探讨，并提出相应的体制、机制改进创新建议。 高校理工科科研成果的三多三少 中国高校理工科科研（以下简称高校科研），包括理科基础性研究和工科应用性研究，皆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具体分析起来，还有三种不同情况： A、假花多、真花少，指在高校科研中造假、抄袭、剽窃、注水现象非常严重。其中，像震惊全国的汉芯造假那样的大案，可能容易被揭穿，但那种把别人论文拆分、拼凑，变相抄袭、重复前人的所谓成果，则很容易蒙混过关。这种大量存在的既无学术创新价值、也无科技进步意义的所谓成果，像假花一样，只能用来欺世盗名谋利。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尖锐地指出，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90%是泡沫，便主要指这种假花盛开的现象。 B、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是指许多高校科研成果虽不是假花，却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没实际意义，没有结果。这里的果不是指一般的科研成果，而是特指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实现其固有价值的有效成果。这之中又分两种情况：B1是科研方法或科研方向错误，研究成果缺少理论创新价值或实践应用价值，这属于开花不结果；B2是某些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因缺少动力、缺少助力，难以继续深化研究，或无法向产品转化，只能停留在论文、课题结项书、科技成果奖上，这属于开花难结果。撇开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说，这两种情况共同造成了高校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率太低的局面。有两组数字可说明这一点：2004年度国家科技奖，高校获奖比例为45％，而同年高校申请专利数只占全国的4.7%；中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约1万项左右，但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C、结小果的多，结大果的少则是指在高校有效的科研成果中，真正领先世界的成果很少。其中，最让国人汗颜的，则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依然是诺贝尔的后排看客。 我没有定量分析做根据，但这个三多三少的模糊结论，却可由以下实事佐证：一方面，中国已是世界上科技人口、科研论文总量排位第一、第二的科技大国，这就是所谓多的根据；另一方面，中国和中国大学的科技竞争力排位却在发达国家之后，甚至不及西欧一些小国，这就是所谓少的根据。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后者。自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来，中国新闻界就年年关注，且几乎年年用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位下降为题，进行报道。根据这些报道，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排位从前30位，降到35位、48位，再降到2006-2007年度的54位。无论我们对这一排位的科学性怎样保留意见，但中国科技竞争力落后，却是不争实事，新近发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新华文摘》2007年12期），也佐证了这一点。国家科技竞争力最终要依托于大学的科技竞争力；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国，必然拥有一流的大学，因此，美、英、日、德等国的众多大学排位在中国大学之前，这不足为奇。令人感叹的是，荷兰也有七所大学位列前200名（且有3所位列前100名），而中国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勉强跻身前200名，列192、196名。要知道，荷兰只有1600万人口，不够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多！如果中国的大学，哪怕少数重点大学争气，其科研成果皆花真果实、花盛果大，它们赶上荷兰的大学该不成问题吧！相应地，中国的国家科技竞争力排位，也会相应提前的。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除了能争大之外，却没多少能给国人争气的。 高校科研为什么会三多三少？ 中国高校科研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当说，早已被舆论所揭露和抨击了，但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既往的认识却有简单化倾向。我之所以用三多三少概括高校科研现状，就因为这之中的情况复杂，其成因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首先，讨论A类假花多、真花少的情况。把这种学术泡沫泛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传统的计划科研体制，并不准确。解放后，我国的重大科研项目一直都是指令性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创造出了两弹一星等一批世人瞩目的科研奇迹。尽管当时国家的经费投入少，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没有用假花骗取经费的情况。再说，由政府出面，以科研经费资助方式推动重大课题研究，也是西方国家惯用方法。他们的委托研究，有失败的案例，却绝不会出现假花绽放的情况。至于有人把问题归结为以论文评教授的规定上，也不完全准确。科研成果，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只能以论文形式表现出来。教授，特别是研究型教授，自然应有论文。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也是学者的学术论文，而不是其它证明材料。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高教大跃进催生的科研大跃进。中国的高教大跃进，在招生规模不断翻番的同时，教师队伍也成倍激增。但由于一直以来，中国高校把论文评价标准泛化、刚性化，无论什么岗位上的教师，其提升职称的第一硬件，都是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而教授、副教授，更是年年有量化的科研指标。这种客观生存压力，必然导致逼良为娼的后果。科学研究，原本是一项很艰苦、很严肃的高智慧劳动，它需要一定天赋，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对那些不具备科研素质的高校教师来说，论文拼凑、抄袭、造假及版面买卖便是惟一出路除非他不想评职称或不想要饭碗。这样一来，伴随着高教大跃进，必然出现高校科研大跃进的局面，促使伪科研成果成倍激增，出现假花盛开的局面。 其二，高校非学术化的管理体制。目前，伴随越来越来官场化的趋势，高校已成为校领导和教育部出政绩的地方了。在提高大学科研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名义下设置的五花八门的学术工程、人才计划、研究基地、重点学科等等，实际上都是变相的政绩工程、政绩计划，而它们的核心要求，都是科研成果。如果没有一定的量化科研成果，就不能跻身这些工程和计划，就不能获得基地或学科的建设经费，高校的日子就要紧巴巴，教师的口袋就要干瘪瘪。而一旦进入这些工程、计划，获得了经费，则更必须加倍完成量化科研指标。在这种共同利益面前，从高校教师到各级领导，再到各级教育部门，自然会心照不宣地彼此结盟。因此，教授所完成的课题是否属重复劳动，无关紧要，只要通过验收，专家证明国内领先就行；教师所撰写论文是否属拼凑抄袭，也无关紧要，只要公开发表，是核心期刊就行；至于他们所获奖项是否掺假，更无关紧要，只要证书是真的，有政府大印就行。特别需指出的是，在许多科研项目、科技奖励中，高校官员往往会亲自领衔挂名、亲历运作争取，他们对其中的猫腻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应担任学术督察或学术规范维护者角色的高校领导，便很自然地成为学术泡沫的催生者、学术造假的同谋者、学术丑闻的遮盖者。正像我在《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南方周末》２００５、１１、１０）一文中指出，泡沫学术可产生多赢的结局：高校教师用它作筹码，换回职称、荣誉和科研经费；高校领导用它作资本，争取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教育主管部门用它显耀政绩，证明中国高校科研成绩巨大。总之，泡沫学术的学术价值虽是假的，它的巨大经济、社会交换价值却是真的。正是这种交换价值，成为泡沫学术泛滥的内驱力。 其三，政府科研基金的多头交叉、封闭运转模式。目前，我国由财政支持的各种科研经费，处于一种多头管理、交叉发放的状态中。譬如，北京一家附属医院，便曾经从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人事部、北京科委等渠道争取到20余种基金项目，包括各种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留学人员项目、创新工程项目等等。管理这众多基金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都是医学专家，因此，即便这些官员非常廉洁，也既难以对科研价值做出准确评估，又无法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这就客观上形成国家科研基金的封闭运转模式：许多课题从立项、招标到最后完成、验收，都与现实需求脱节，经费发放单位，最后拿到一份专家鉴定的国内一流的报告就完事了。由于这整个过程由少数官员联手专家权威或官员学者掌控，便客观上为官员寻租权威谋私提供了条件，一些科研包工头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彼此出题目、拿项目、送红包，排排坐、吃果果，瓜分巨额科研经费，然后层层转包、外包，让弟子或弟子的弟子稿科研，自己不劳而坐收名利。这便是一些国外已发表成果，在国内会被重新立项，骗取数十万经费然后顺利结题的原因：因为这些成果不需要发表，也不必付诸实践，只要让评审组OK就行而花钱请来评委，没有不OK的。这也是各级课题研究中同样假花绽放的缘由。 其四，高校学术道德的集体沉沦。一个社会，一旦形成笑贫不笑倡的价值取向，所谓逼良为娼云云，便难免有作秀味道。眼下的高校便是这样。如果说，泡沫学术的最初生成，确有制度性生存压力原因的话，那么，今天，许多人为追名逐利，早已是自甘堕落了，他们或主动参与学术造假，或庇护支持造假学术，而在其背后，则是严重的学术腐败。据行内人称，这种学术工程腐败，与建设工程腐败也有一拼。尽管这些权威们，也会严辞批判学术失范，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学术泡沫中如鱼得水，滋润地生存着，并不断制造出更大泡沫学术、骗取更多科研资金。现在，对这些教授权威而言，已不是学风败坏、学术失范问题，而是道德沦丧的问题，他们的伪学术行为，已越过了职业道德、社会常德的底线，把严肃神圣的科学殿堂搞得乌烟瘴气。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推波助澜，却足以把学术良知这一最后的精神防线冲垮，使泡沫学术愈加猖獗。 如上所述，在这种外有压力、内有驱力、外无监督、内无自律的情况下，高校泡沫学术日益泛滥，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趋势，便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存在了。 其次，讨论B类未结果的多、结果的少的情况。尽管泡沫学术泛滥，但高校中仍有恪守学术规范的教师在认真搞科研，凭着学术良知完成课题。但他们的成果却同样没能实现预设价值。这之中，B1类开花不结果，应属于科学探索所付出的正常代价，任何国家的科研，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这些不结果的科研探索及原创理论，或使科学家积累了经验，能换来日后的成功；或暂时不能转化，但日后也可结出硕果，这是它们与泡沫学术的本质区别。我们重点讨论的是B2类开花难结果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 其一，缺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与导致泡沫学术的体制机制原因相同，当高校只把学术论文、课题结项书作为对下考核依据、对上述职政绩时，一旦职称、奖励到手或述职结束，这些论文和报告在花的阶段便完成了它的主要工具使命，最终结不结果便无关紧要了。当然，对真正从事科研的教师来说，眼看自己的成果被束之高阁，也是出于无奈实际上，有些科技成果首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是可能泄密的这便与下面的原因相关了。 其二，缺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这里的机制，特指B2类应用型科技成果向商品转化的市场机制。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产学研一体化的转化模式，这种模式对少数国家部委直接投资的重大科研项目仍是适用的。对这些项目来说，有关部委的目标需求是明确的，不存在市场盲区的问题；国家全程支持，不存在后续资金匮乏问题。但对一般的政府科研基金项目而言，由于主管单位本身没有直接应用需求，且没有后续资金，它们与高校教师完成的应用型科研成果一样，都面临一个转化难的问题。要知道，一个应用型科研成果，从报告或论文转化为科技产品或科技生产力，要经过种种复杂环节。高校学、研阶段完成的成果，要实现生产必须依靠企业，企业则必须考虑市场销售问题。由于高校的学、研在市场之外，企业的产、销在市场之内，这之间如缺少信息和资金沟通桥梁或衔接机制，那么，高校的许多科研成果，可能永远走不出院门、进不了市场。 就学研环节而言，虽然也有资金支持问题，但面对的主要障碍是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满足市场需求，既要考虑产品对路、又要考虑商品适销。前者属使用价值，后者属交换价值。在各种政府基金项目中，专家往往只重视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重视产品的市场效益。所以，专家推荐的一些技术先进项目，因成本过于昂贵，一进市场便折戟沉沙；一些技术未必领先、专家不屑的项目，其产品却可能在市场上独领风骚。现实中，这类让专家大跌眼镜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而一般高校教师即便面向市场，自己拿着成果找婆家，由于缺少中介，好比拿着螺栓找螺母，成功概率太低。就产销环节而言，虽然也有需求信息问题，但面对的主要障碍则是缺少风险资本支持。任何科研成果，其后期转化资金往往是科研经费的数十上百倍。而市场是不确定的，如转化成功，可能收益翻番；一旦失败，可能血本无归。由于政府无力担保、风险资金难找，这样，即便企业愿意接受高校科研成果，往往也不得不放弃。正由于市场条件下，学研、产销之间缺少沟通衔接机制，所以，政府主导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难免无效空转，政府出面费力搭桥，找企业拉郎配所促成的转化项目、所撮合的校企联姻，最终大多有始无终、不了了之。而高校教师与企业间直接建立的横向合作，由于缺少互信机制、缺少规范约束，彼此上当受骗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样，一些优秀科研项目难免开花难结果；一些市场前景看好的项目，也难免会因错过最佳转化时机而胎死腹中。 最后，讨论C类结小果多，结大果少的情况。在阐述了A类泡沫学术生成原因之后，人们对C类情况的出现便不会感到奇怪了。要知道，相对小果而言，大果的培育期更长，其成长难度更大。真正的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天赋、兴趣、毅力，更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充裕的研究时间。许多重大创新成果，可能是科学家天马行空的结果，也可能是发明家歪打正着的收获；通常十年一剑说法也未必准确，很可能有人二十年也未能磨成一剑，最终还面临失败结局。今天，如果还有这样执着且有天赋的科学家，可能年轻时就被各种量化考核淘汰了，其探索兴趣和发明冲动也被各种指令性任务扼杀了。 退一步讲，即便有的教授能应付考核、能自由选题，但在极度浮躁的学术环境中，他们恐怕也难抵御种种诱惑，甘愿食无鱼、居无屋，长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了。某著名华裔数学家曾建议北京的几位教授做庞加莱猜想，因为它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当然，以中国之大、大学之多，今天肯定还有甘于清贫的中青年教师，愿为重大基础科研项目献身。但他们或因其学术基础中有泡沫，科研素质欠佳，有心而无力，或因其久困于泡沫学术之中，科学视野短浅，有力而无心，最终难免夭折。这里所谓有心无力，是指中青年学者的原创科研能力下降；所谓有力无心，是指一代学者的学术自信心丧失。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要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科学家要登上诺贝尔奖台，这都是关键性障碍。但形成这些障碍的体制性因素，积重难返，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恐怕只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后排看客。 高校科研扭转三多三少局面的对策 中国高校三多三少科技效率低下情况，由于背后原因复杂，所以，企图用某种单一药方根治，肯定是无效的。因此，该治本时要治本，该治标时要治标；属于高校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属于政府或市场的外部问题，外部解决。这里还需重复指出的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向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转移，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尤其是应用型科技发展规律的。应用型科研研究，靠国家支持、由少数人规划，只能导致低效或无效劳动；而靠市场调节，则可最大化地节约资源，激励创新。因此，这本身，也是对高校科研三多三少现象的有效遏制面向市场的科研成果，既不能拿泡沫蒙人，也不能用高科技唬人。我们后面讨论的对策，其中便包括与这一国家战略对接的内容。同时，三多三少情况在国家科研院所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对策对它们同样适用。 一、高校全面实行学术大裁军 中国的高教大跃进催生了科研大跃进，但这两者却并非一回事。眼下看来，尽管高教大跃进不断受到尖锐批评，其却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尽快遏制高校的科研大跃进，实行学术大裁军，这也是从源头上解决学术泡沫泛滥的治本之策。由于作为泡沫学术，理工科和文科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笔者关于文科学术大裁军的主张，这里同样适用。所谓学术大裁军，就是在全国高校中，研究型大学要严控在10%以内；研究型大学，可设不超过50%的研究型教师岗位。只有这些岗位的教授、副教授、讲师聘任，需以科研成果为硬指标，除此之外的普通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公共课教师岗位，只设授业型讲师、教授（或高级讲师）岗位；对授业型教师的考核标准，主要是教学育才的成绩，而不是论文。他们当然也可搞科研，但不能作为硬指标。附带说一句，对研究型教授而言，不从事科研，的确搞不好教学，但把它作为适用所有高校教师法则，却是真实的谎言，结果只能产生一大批既教不好书、又搞不好科研的泡沫教授。如此学术大裁军之后，使全国大约只有1/201/40高校教师继续承担科研任务（其人数总量也不少），全员搞科研的人海学术局面就会大大改观，泡沫学术产生的动能必然大大削弱，假花盛开的情况也会消失。 二、改变行政主导的科研管理体制 中国高校非学术化管理体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但各种名义上促进本质上却妨碍高校科技进步的行政措施、考核机制却是可以尽快废止的。譬如终止各种选拔培养科技人才的所谓工程、计划，即便对研究型教师，也要停止频繁的成果考评制度，把年度考评制改为三年或四年考评制。对研究型的一级、二级教授或终身教授，不再进行成果考评。人才，包括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大师，不是靠工程册封的，也不是可以按计划培养的，而是在科研探索或学术实践中突显出来的。解放前的西南联大和解放后的国内名校，没有这些花花名头，条件也远不如今，却都能取得骄人成果，涌现一批大师或著名学者，便是最好证明。因此，能让教授们从无休止的考评、填表中解脱出来，摘下各种华而不实的高帽，在自由学术环境中潜心从事研究，不受或少受干扰，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关怀、最好培养。可以相信，如果我们的高校，能摆脱浮躁，恢复宁静的科研环境，让研究型教授踏踏实实地根据各自特长、兴趣搞科研，这不仅可彻底杜绝花而不实的成果，而且，假以时日，肯定能收获丰硕的大果子，包括摘取诺贝尔奖。 三、削减政府出资的科技奖励项目 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奖励拔尖科研人员，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像诺贝尔奖，其巨大激励及导向意义，早已举世公认。但任何奖项的价值，并不在颁奖者的地位，而在获奖者的成就，及其典范激励意义。如果诺奖门坎很低，评的多是三流科学家，甚至加塞着评委的哥们，那么，它早就被国际学术界抛弃了，对推动科学进步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国目前以各级政府名义颁发的名目繁多的科技奖项，由于获奖者众，不仅不能激励科技创新，反而催生出许多泡沫学术。一旦获奖成为高校教师或领导的终极目标时，这些奖项便丧失了推动科技进步的功能。实际上，科技部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从1999年就开始压缩政府奖项，到2006年，省市级的科技奖已从每年三万项压缩到六、七千项。但这依然是个庞大数字。我支持科技部关于逐步由以项目为主向以人才为主评奖方式转变的设想。但我认为，因此事涉及各方既得利益，逐步削减难度甚大，只有下决心一刀切，才能使各地失去拖延理由。具体方案，就是国家只设自然科学大奖和自然科学技术奖，每年分别评2人和10人。主要奖励对象，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凡在面向市场的科技应用研究或产品发明中作出贡献的人员，一般不在评奖范围，因为市场已给予了奖励（他们可评为劳模）。诺贝尔奖不奖励像比尔盖茨一类人物，便是这个道理。各省市政府也可设自然科学技术奖，但要每两、三年一评，每届同样不超过10人。这些评奖，都不能采用个人申报、单位推荐模式，而要同行举荐，专家评选。这样改革的结果，政府评奖便与高校年度考核的政绩、业绩完全脱钩了，科技奖便不会成为无效科研成果的助推器了。至于民间团体的非赢利性评奖，政府应支持并监督，但同样不能与高校考核挂钩。 四、改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放模式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不重视科技投入的；事关全局的重大科技项目或基础性研究，离开国家的支持，是无法实施的。资料显示，美国的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日本为3.1%，欧共体为2%。而中国，预计2020年才能达到2.5％左右。这之间的相对、绝对差距是非常之大的。但是，高投入，还需要高效率。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增加投入，而是提高效率；如三多三少局面不改，高投入高浪费，只能更加劳民伤财误国。首先要改变的，便是政府科研基金这种多头交叉、封闭运转模式。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的科技投入相对高校率，除去健全的法律道德约束机制外，还与美国科研经费专业对口、合同管理模式相关。美国的国家科研经费，分拨到多个政府部门中，其中，国防部约占55%，卫生与公共事业部占15%左右，国家航空航天局占10%左右，能源部占10%，国家科学基金会仅占3%，农业部占2%。这笔钱，除支持各部直属科研机构外，还以研究合同和研究资助形式，拨给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研究单位。大学往往要以投标竞争方式，获得这些研究合同及项目资金。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譬如，同样是支持医学科研经费，那些通过竞争中标，与卫生部签订研究合同、获得经费的大学教授，是不能拿一张科技进步奖证书或几个权威签字的国内一流结题书交差的，它必须接受更严格、更专业的评估和同行的监督，需要能在医疗实践中发挥效用。既往那种糊弄外行部委的滥竽充数的成果就无法出笼了。实际上，中国在重大国防科研专项研究中，采取的也是这种办法。无论经费落到谁手上，其成果中都不允许出现泡沫；否则，一个泡沫，就能导致箭毁星亡！因此，建议我国国家级科研经费也采取这种对口发放办法，大幅增加政府各部的研究经费，由它们支持本专业领域中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或重大应用性基础课题研究。教育部的经费，只能用来支持教育学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支持纯基础理论研究。科技部的任务，是配合审计署对国家科研资金使用情况和发挥效能进行审计考评。地方科研经费，则一律注入风险基金中，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支持科技创新。我相信，如此釜底抽薪之后，高校科研权责对称，国家项目中的泡沫化科研秀将不复存，科技包工头也将下岗。附带说一下，美国认定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就是看其凭实力争取科研经费的多寡，这与我们由财政拨款人为扶持研究型大学的做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国家改变科研经费投放模式，也可鼓励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竞争中成长。 五、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科技种苗基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应用型科研成果必然要走市场化道路。但科技产品市场化，谈何容易。困难不在科技市场本身目前中国已建立了许多虚拟或实体的科技市场而在于如何把科研产品的供求双方都吸引到市场上来。这之中，矛盾的关键方面，不在高校科研力量愿不愿意面向市场提供产品，而在于，企业能否有能力订购或购买科研产品，能否有能力对科研产品进行转化生产。这就涉及风险资本问题了。一般的企业或银行资本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愿为市场前景不明的科技研究或科技产品投资、贷款。而离开风险资本支持，离开市场化运作的支持科技研发、转化的基金，高校科研力量便永远只能望市场兴叹让高校教师也自己下海办企业、闯市场，那不是正常路径，且失败概率甚高。 应当说，这是各国科技市场化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在发达国家，譬如美国，它已不成其为问题。据资料介绍，美国有 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总额超过240亿美元。正如一些海归创业者所说的那样，美国大学教师如有了好的应用型科研创意或成果，会很容易找到风险投资家投资的，硅谷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就是这样诞生的。在中国，眼下让科技市场自动吸引风险投资资本，是不现实的。由于种种法律道德环境的缺陷，既往校企合作中彼此受骗上当、转嫁风险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这，就需要政府补位，用看得见的手，搭建联通高校与企业风险资本桥梁：一面支持高校建立科技研发基金、一面联手企业建立科技转化基金，这即我所谓的科技种、苗基金。地方政府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很简单，一是砍去科技奖节省下来的资金，二是挪用各种科技经费的资金。这两者相加，是笔不小的数目。创建科技种、苗基金的问题，较为复杂，我将专文讨论。这里，我只将一个简单的方案，附于文后，供参考。 六、强化对学术规范的舆论监督与法律制裁 实行上述种种措施，高校科研效率低下问题肯定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当众多浮华、低效的科研激励机制被取消之后，当应用型科研成果被推向市场之后，众多假花丧失其交换价值，便自然会消失。但是，对于纯基础理论研究而言，其成果只能以论文形式发表，其中的学术泡沫便难以完全避免。这时，就需要加大对学术规范的舆论监督。西方国家，这种监督主要来自同行评议，但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失范情况严重，只能借助公众舆论，甚至借助海外学术界的舆论来强化监督。在强化舆论监督的同时，还应强化法律制裁。因为用虚假成果骗取国家经费和个人荣誉，其性质同等贪污，应当司法介入。只要抓住典型，严惩不贷，让学术造假者身败名裂，学术腐败或泡沫学术问题，便可彻底遏制。此事实施，无任何难度，关键是为与不为的问题，因为众多周知，目前泡沫学术的带头人，往往都是高校的官员教授。 附录：科技种、苗基金的设计分案 所谓科技育种基金，即面向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的应用科技研究风险投资基金；所谓科技育苗基金，即面向企业建立的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基金。分别用科技种、苗基金指称，为便于描述两者的区别与关联。其中，育种的种，是指可进行产业化试验的应用科研成果；科技育苗的苗，是指可进入产业化生产的科研转化成果。 现将这两个基金的设计方案内容列表如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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