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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拉萨 2009-07-20 17:40
taodeng 2014-2-10 20:41
西藏 拉萨 布达拉宫 又来到阳光明媚的拉萨城,在这个最灿烂的季节。绿树中升起煨桑的袅袅白烟,屋顶上传来风马的猎猎声响。当然,拉萨千百年来的中心依然是高高红山上壮丽的布达拉宫,俯瞰着日新月异的市区。回到高原,开始的几天里还是有显著的反应,没有再去攀登布达拉宫在此时令人畏惧的阶梯。开车绕着转了几圈,表达出心中由衷的敬仰之情。
个人分类: 鸿爪留影|14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夏河梵音 2007-09-04 15:16
taodeng 2014-2-5 23:44
甘肃 夏河 拉卜楞 穿过群山深谷的包围,来到整日法乐飘扬的夏河,藏传佛教的圣地拉卜楞寺就座落在大夏河北岸,西北山似大象横卧,东南山显松林苍翠。拉卜楞寺建筑属藏式布局,建筑形式多为藏式、汉地宫殿式和藏汉混式。整个建筑群有石木和土木两种墙体结构,所有经堂和佛殿用青色石英岩砌成厚墙,殿顶的四周都有边麻草扎砌而成的棕红色矮墙。经堂的陈设和装饰富丽豪华,四壁绘各类佛画并嵌以佛龛书架,柱上悬挂着精美唐卡和幢幡宝盖,顶幕缀以蟒龙缎。初秋时节,寺外的高山牧场芳草离离、鲜花纷纷,蓝天白云下牛羊成群,一派自然田园风光。
个人分类: 鸿爪留影|2153 次阅读|0 个评论
锅庄
热度 2 ywang69 2013-9-23 10:32
在校园、公园、居民小区到处可以见到跳锅庄的藏族群众,这和内地的坝坝舞似乎大不相同。 锅庄——藏族的民间舞蹈。在节日或农闲时跳,男女围成圆圈,自右而左,边歌边舞。“果桌”——锅庄舞,早期与西藏奴隶社会和盟誓活动有关,后来逐步演变成为歌舞结合,载歌载舞的圆圈歌舞形式了。 在节日或农闲时跳,男女围成圆圈,自右而左,边歌边舞。锅庄之所以深受广大群众所喜爱,代 代相传,长盛不衰,在于其不受地点、时间、人数限制。即喜庆节日、 平时均可跳;农牧区、城镇、宅内和宅外也可跳;少则几个人,多则上千也可跳,这种表演形式,可以充分表达藏族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情豪迈的民族特性。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6805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
热度 1 Wuyishan 2013-4-23 14:15
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 《开放时代》 作者: 强舸 http://www.y-nong.com/xcfx/nyzt-51/32421.shtml   【内容提要】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什么因素制约着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决定了技术变迁的方向?本文以西藏的青稞新品种推广作为研究技术变迁的案例,使用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田野调查资料和部分档案资料,探讨发展与传统在西藏农业技术变迁中的关系。研究认为,技术变迁受本地传统生计模式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制约,不符合本地实际的新技术会被抵制,以保护生计传统和生态平衡,这种抵制表现为文化观念的不认同。但传统的生计模式和农业新技术并不必然发生冲突,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有其内在合理性,但同时存在严重的内在危机。恰当的新技术不仅不会被生计传统及相应的文化观念抵制,反而能迅速地嵌入进本地生计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其内在危机,达到了将传统纳入发展,用发展繁荣传统的效果。   一、提出问题   “原始落后”、“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形容西藏传统农业的常用词汇,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真实写照。1951年,西藏粮食平均亩产按习惯亩计仅七十余公斤,按标准亩计更是不到五十公斤①,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135公斤②,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国家启动了农业现代化,希望通过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改变西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在其具体进程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却是,非常需要粮食的藏族农民却常常会抵制能生产更多粮食的农业新技术。这是为什么?   对此,“文化贫困论”是一个流行的解释,它的提出者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③。”国内许多关于贫困地区,特别是关于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顺此思路认为:落后地区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当地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化,农民落后、愚昧的观念导致了他们无法理解并接受新事物,当地人学会了接受贫困,而不是努力革新。④   如果这一解释是成立的,即本地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化是对立的,因而一切新的、会对生活带来改变的现代技术都应当遭到本地农民的抵制。然而,我在西藏的观察中却发现一个它无法解释的现象:同一类别的新技术,有的被农民坚决抵制了,但另一些却被迅速接受了。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农民会有选择性地接受现代技术?本地传统文化观念真的是和现代化对立的吗?进一步而言,“文化贫困论”的范式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文化从何而来?文化背后是什么?而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真正理解了文化,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制约农民在面临现代化时进行行为选择的机制。   何为文化?费孝通指出,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⑤文化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对本地环境的认识和对人们生活的指导意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文化内核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内核就是指文化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经过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态耦合体,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的生计。⑥反映在农业经营上的文化观念实际是当地生计模式的外显,而这种生计传统则又受制于本地的自然环境,来源于人与自然数千年的互动实践过程之中。同时,它也能够反作用于生计和环境,并利用由它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维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⑦。   由此而言,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某些技术被抵制表面上是因为文化观念的抵制,实则是因为它与本地生计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的冲突。毋庸置疑,农业技术进步一般都能带来作物产量和经济数据的增长,然而对本地人来说,新技术对传统生计模式的改造很可能使本地人长期赖以生存的资源消失(因为这些资源对增加产量和数据是不起作用的)甚至生态失衡。技术进步给本地人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生活改善,而是生计破产。⑧麻国庆在对内蒙古的研究中指出,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间环境知识是数千年来维系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关键因素⑨,而当前内蒙古严重的沙漠化等问题则是由于游牧向定居的经营方式变革过程中民间环境知识的废弃造成的⑩。陈祥军对新疆哈萨克族地区的研究11,马晓琴、杨德亮对青海藏族牧区的研究12也揭示了类似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从本地实际出发去看待新技术和发展,理解本地传统的合理性,而不能盲目崇拜“技术至上”和“发展霸权”。   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发展与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赋予传统合法性地位的同时,将发展定义为破坏,认为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必然不相容,新技术带来的改变必然对当地的生计和生态造成损害。实际上,如果盲目的将发展与传统对立,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文化决定论”,即与“发展霸权”相对的极端环保主义。在前后两种模式中,人本身都丧失了其主体地位,成为了“发展”或者“传统”的工具。而与它们不同,迈克尔·塞尼(Micheal Cernea)的态度值得借鉴,他通过自己在世行发展部门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指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要从人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和传统,无论促进发展还是维护传统,它们的目的都必须是让人更幸福地生活。13而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大多数现有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一般是过度现代化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对传统的积极意义。因而本文从研究对象的类别上对现有研究也是很好的补充。   就本研究而言,藏族的生计传统有其内在合理性,但并非是田园牧歌般的美好和富足。在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同时,西藏持续数百年的人口减少确凿无疑地展示了其严重的内在危机。而传统的生计模式则对此束手无策,反而是某些恰当的新技术能在不破坏生计传统的前提下,为解决其严重的内在危机带来可能。这也就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的根本原因。即:藏族农民独特的农业文化观念来源于以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环境为基础的藏族生计传统,这种文化以是否符合本地生计传统为标准,抵制或接受不同的农业新技术。而当被选择过的新技术嵌入进原有的生计模式之后,它又将使生计模式和相应的文化观念发生新的变迁。   二、研究对象和材料   本文要考察的新技术指的是通过科学育种培育的青稞新品种。青稞是藏族的生活必需品,其播种面积占西藏耕地总面积的70%以上。种植品种是农业经营中的核心要素,近代以来,育种科学一直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优势基因的筛选和定向培育,人类获得了在各个方面都远优于传统品种的新品种。根据测算,自和平解放以来,良种选育对西藏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是所有因素中最高的。14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农业发展经验中,推广良种是最容易被农民接受、成本最低的农业发展措施。15因而,选育好的新品种是西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品种的更替也将对传统的生计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本文以此为考察西藏农业技术变迁的切入点,从民族志的整体图景来考察青藏高原自然环境、藏族传统生计模式如何制约了藏族农民对不同青稞新品种的选择。简言之,本文将介绍并对比两类青稞新品种,它们同为育种科学和国家农业现代化战略的产物,但是命运却截然相反,一类迅速被农民接受,遍布西藏大地;另一类则被农民坚决抵制,至今只能在科学家的试验田中生长。并且,更令人困惑的是,农民选择的新品种在粮食产量及其他许多指标上都远远逊于他们抵制的新品种。为什么农民会做出看似非常不符合理性的选择呢?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西藏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以下统称“西藏农区”)16,不涉及西藏的牧区。实证材料来自我在2007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共5次约六个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阿里等地的田野调查17,包括入户访谈和观察,对自治区、地区、县、乡四级行政干部和科技专家的访谈18以及对农业科技档案的阅读。此外,笔者还在2010年和2012年在青海省的格尔木市和海北藏族蒙古族自治州进行了对比性的调研。   三、被抵制的新品种和被接受的新品种   (一)两类品种的收益比较   众所周知,好的品种对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样的品种是好的品种呢?从世界的普适经验看,植株高度较矮的品种是最符合农业现代化需求的新品种,它的产量远高于植株较高的传统品种,并且具有众多其他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农业革命中,矮秆基因的发现与选育是世界粮食增产的根本性动力。短短几十年,小麦、大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植株高度不约而同地从一百厘米左右下降到了五六十厘米19,而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粮食产量则从1950年的6.3亿吨增长到了2010年的22.8亿吨,可以说,是矮秆基因将人类从“马尔萨斯循环”中解救了出来。现在,矮秆品种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不仅是业界的共识,也早已成为公众的常识,在我国,这已经被写入了中学生物教科书。   对作为大麦分支的青稞来说,同样如此。首先,青稞矮秆品种具有更高的籽秆比20,这意味着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更多的被转化为籽粒(也就是粮食)而非秸秆。其次,矮秆品种植株粗矮,能适应更大密度的种植,更耐肥水(吸收更多的化肥和水分),增产潜力大;更抗倒伏,减产风险小。特别是在年平均大风日多达100天~150天的青藏高原(这一指标是内地的5倍),作物的抗倒伏性能尤为重要。第三,矮秆品种由于其形状整齐,更适宜机械收割。联合收割机一天就可以完成数千亩矮秆作物包括收割、脱粒、装袋在内的全部作业。而高杆品种一般只能使用小型收割机或者人工收割,再单独将收获物脱粒、装袋,费时费力。   例如,国内矮秆青稞的代表品种柴青1号,它是当前产量最高的青稞品种,主要种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其植株不高于七十厘米,2011年和2012年,格尔木市青稞平均亩产分别为454.1公斤和468.74公斤21,农户种植青稞每亩的收益在1200元以上22。然而,增产优势如此出众的矮秆品种,却在西藏不见踪影。   矮秆的在西藏种是没问题的,试验田里的你也看见了,但是在西藏,它们也就只能在我们的试验田里种种,当参照系,根本推广不出去。老百姓思想上不认可,不接受这类品种。从80年代起,像当时的昆仑1号到现在的柴青1号,我们在不同地区推广了好几次,没一次成功的。老百姓很顽固,只要是秆子矮的,给种子给补贴给化肥,追着屁股后面求,就差没替他把地种了,他们还是不种。(科技专家LL,2012年4月29日)   但是,西藏的农民并不是对所有的新技术都无差别地抵制,现在西藏普遍种植的青稞品种同样是现代化的产物,但这类品种的各方面指标都远逊于矮秆品种。导致这一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这类品种的培育没有依靠筛选矮秆基因,通过降低植株高度来提高粮食产量和其他性能;反而,逆世界潮流而动,进一步选育高秆基因,以西藏(也是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青稞品种藏青320为例,其植株高度达到110厘米~130厘米,比传统品种的植株高度90厘米~110厘米,还要高20厘米23。而它的平均亩产也只有300公斤24,其产量还远不如上世纪70年代初青海省选育成功的矮秆品种昆仑1号,每亩收益仅七百余元25。   有一年,我去开一个全国的会,有人介绍他们那边今年丰收,(亩产)差不多能有五六百斤。我听了觉得很有趣,五六百斤怎么能是丰收呢?我们这最差最差也得有七百多斤。话说回来,他们那的青稞长得胸这么高,产量能高吗?(格尔木市农业科技干部LCZ,2012年9月4日)   这还没有计算两者之间在人工投入上的巨大差异,格尔木的矮秆品种全部都是机械化种植,每个壮劳力能轻松经营上百亩的农场,而西藏的高秆品种则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每个壮劳力仅能种植10亩~20亩,农忙时节更是需要大量帮工。   而在自然条件上,虽然格尔木的海拔更低(2800米),但由于纬度和地形等原因,在对作物生长最重要的生长期平均积温和无霜期长度上,格尔木相较于西藏的主要农业区一江两河流域并无优势。并且,格尔木的土壤条件还要逊于西藏大部分农区,其土地盐碱化严重(格尔木是全国最大的矿物盐产地),2012年就有3721亩耕地(其中3000亩种植青稞)因为地下水位上升带来的盐碱化而不得不弃耕,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26。80年代初,格尔木青稞的平均亩产不过150公斤,比西藏主要农区同期还低。   显然,现在格尔木青稞产量上的巨大优势主要是由于矮秆品种的优势造成的。27那么,为什么西藏的农民不接受如此出色的新品种呢?   (二)两类品种的经营成本比较   对上一问题,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理论是可能的答案,他批判了“文化贫困论”,从经济学视角指出,农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农业要素的可得性和价格,农民是理性的,并非无法理解或是不愿意使用新技术,而是由于他们受制于投入和风险,所以要改造传统农业,就需要国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生产性要素。28   但是,从事实上看,首先,两类品种的种子价格差不多,农民还可以自己留种。而且对于新品种,国家不但会免费提供种子,还会额外给予良种补贴。此外,由于国家多年的建设,西藏可灌溉耕地面积接近总耕地面积的70%,能满足矮秆品种对水源的要求。矮秆品种的抗倒伏性能还远强于高秆品种,因而,矮秆品种的种植风险反而要小于高秆品种。   第二,矮秆品种所需要支出的更多成本主要就是更多的化肥消耗。但是,由于实际上国家已经做了舒尔茨要求的“提供廉价的生产性要素”,因而高秆品种和矮秆品种在化肥上的成本差异非常小。尿素和磷酸二铵是青藏高原土壤类型下青稞种植所需的主要化肥,一袋尿素(40公斤)国家补贴价是45元(市场价105元左右);一袋磷酸二铵(50公斤)国家补贴价是75元(市场价180元左右)。西藏农民目前种植高秆品种,亩均的化肥投入大约是30元~40元。而按照格尔木种植矮秆品种的施肥标准和西藏的化肥价格,每亩地40公斤尿素和25公斤磷酸二胺,化肥亩均支出不过80元。考虑到格尔木的耕地是近年来新开垦的沙地,地力较差,需要多施肥的因素,实际上,西藏的亩均化肥投入应该在70元以下,实际亩均成本增加不过30元。这显然不是“农民无法承受的经营成本”。   同时,国家补贴的廉价化肥供应非常充足。事实上,西藏主要的化肥经销商西农集团(自治区农牧厅下辖的政策性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不能为西藏农业提供足够的廉价化肥,而是廉价化肥常年滞销,很大一部分化肥都被加价(略高于补贴价,远低于市场价)转卖到青海、四川等地销售。   “我们种地化肥用得多,都到西农(格尔木办事处)去买,西藏化肥有补贴,特别便宜,西藏人脑筋怪得很,不爱用化肥,我们也就沾点光,嘿嘿。”(格尔木市农民ZJY,2012年9月4日)   第三,使用农用机械并不会增加农民的成本,反而是不使用农用机械的成本更高。格尔木种植矮秆品种一般都是使用联合收割机操作,收割、脱粒、装袋的流水线作业。而西藏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坚持人工收割(播种和犁地,两地都是机械化操作)。然而,这并非是因为西藏没有足够的农用机械,也不是因为机械化的成本更高,事实上,高秆品种的人工收割成本要远高于矮秆品种的机械化收割。例如,格尔木机械收割的成本每亩仅50元。而由于有国家补贴,西藏农民如果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平均成本仅40元(如果是乡政府或村委会的收割机,只需要30元 / 亩的成本;而如果是私人收割机,也只需要50元 / 亩),政府还会另外发放15元 / 亩的油料补贴。   而在西藏,高杆品种一般只能使用小型收割机,小型收割机的市场价是每亩50元,国家补贴后的价格是每亩30元。但是为了多获取作物秸秆,大部分农户仍然选择雇人手工收割。每个雇工每天工资是50元,由于高海拔原因,平均每天只能收割0.8亩29,此外雇主还需要管吃管住,根据藏族风俗,主人提供的饮食“肉、酒、烟要管够,酥油茶随便喝”。因而,1亩地的实际收割成本接近100元。而且另外的脱粒和装袋(小型收割机收割后,也需要另外脱粒和装袋),也还要花费约20元,总计约120元。相比之下,每亩种植高杆品种的收割成本要比矮秆品种高80元,是它们化肥投入差的两倍以上。   即使不以雇工的形式收割青稞,而按照藏族传统的互助组换工方式收割,其成本依然比机械收割高。因为,虽然不用支付货币工资(工资实际上是以劳动力交换形式支付),但是饮食依然要“肉、酒、烟、酥油茶充足供应”30,并且要更好,不计算换工要付出的劳动力,一亩的收割成本也要50元,加上额外的脱粒和装袋支出的成本,收割成本差还是超过了化肥投入差,并且还没有计算农户自己大半个月(给整个换工圈内收割所需的时间)劳作的人工投入。   以上事实表明,实际上国家已经按照舒尔茨的药方去“改造传统农业了”,成本和风险等制约“理性小农”技术更新的瓶颈已经不存在了。但为什么依然没能左右到农民的行为选择呢?   (三)来自田野的回答   当舒尔茨的解释无效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来看一看田野的回答:   问:你们为什么不种矮秆品种呢?它的产量那么高。   答:矮的没有草(秸秆),不能种,我们西藏只能种高的,不能打草的(品种)就不是好的(品种)。31   也就是说,在藏族农民的观念中,“草的多少”是评价青稞品种好坏的主要标准。与之相比,“粮食产量”这一普适标准则不那么重要。而且,前文已经介绍了,为了获得秸秆,农民还付出了高额的成本。   不仅种植作物要选择“打草多的”,“爱护草”本身也是当地的一种文化禁忌。   怎么能烧秸秆呢?我们这谁家要是烧秸秆,全村人都得骂死他。(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农民WHB,2012年9月2日)   从另一组现象,我们还能进一步看出在藏族农民观念中秸秆的重要性。   我们这里秋收,老是因为草(青稞秸秆)闹矛盾,你收了我的草,我拿了你的草,甚至还打架。大家对粮食还没这么在意。(日喀则市农民ZQ,2012年8月16日)   我刚来西藏的时候(80年代)还奇怪,老百姓怎么把秸秆这种没用的东西看得这么重?现在几十年看多了,也就习惯了。(科技专家ZZY,2012年8月15日)   四、秸秆有多重要?——高原环境与藏族生计的整体性   乍一看,藏族农民关于草(秸秆)的观念非常奇怪,种植农作物的目的显然应该是收获粮食,怎么变成了收获秸秆?秸秆不是废物么?在我国的一般经验中,秸秆不仅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会引发许多治理问题。国内处理秸秆的主要方式是焚烧,并导致了多地每年春秋两季严重的灰霾天气。32为了治理这一问题,政府煞费苦心,例如上海为了不让农民焚烧秸秆,在世博会期间投入上亿元,亩均投入超过120元,才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到了世博会结束之后,问题又再度反弹33。看似不起眼的秸秆却是我国基层治理、农业经济与环境保护三个领域的大难题34。   那么,为什么秸秆这一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是负价值的物品到了西藏却成了炙手可热的资源?是什么原因秸秆成为了藏族农民观念中的宝贝了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去看制约藏族农民选择品种的整个生计传统和自然环境,理解秸秆对于藏族生计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这种观念的实质内核以及制约农业技术变迁的决定因素。   不同生计模式的实质是人类适应多样化自然环境的结果。秸秆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在藏族生计模式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农牧结合”是藏族农民特有的生计模式,它的意义并不能简单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即所谓的既种粮食又养猪的多种经营。它实质上是藏族农民几千年来基于高原环境的实践形成的一套农与牧之间复杂精密的生计模式。青稞种植和牛羊养殖是它的两大基石,两者之间互相支撑,形成了“以牧补农,以农养牧”的生计模式。这种生计模式是对自然界的适应,包含着对生态资源的高效整合和综合利用,并能够巧妙避开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以确保其持续利用。正是因为这一套生计模式的需要,“草很重要”成为了藏族农民的种植观念,制约着技术变迁的方向。   (一)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农区牧业   青藏高原的地形地貌特点是山地与河谷交错纵横,由于光热和灌溉条件的限制,一般只有海拔较低、能够灌溉的河谷可以开垦耕地,目前西藏的总耕地面积为34.93万公顷(卫星测量数据,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的数据是22.95万公顷)35,仅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0.31%,这不过相当于内地一个农业大县的耕地面积。按习惯亩36计,地广人稀的西藏人均耕地仅1.14亩,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很多。并且,由于自然条件、复耕指数等限制,平均亩产更是远低于内地。37显然,仅依靠耕地,藏族农民难以维系自身生计。   但另一方面,西藏分布着广阔的草原,总面积达0.84亿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71.15%,是耕地的232倍。38约百分之四十的草场分布在西藏的农区,西藏的农田和村舍周围都分布着广阔的草原。从数据上看,在西藏自治区2010年开始的农区草场承包过程中,各地平均每人能分到百亩左右的天然草场39。对农民来说,由于海拔太高和缺乏灌溉水源等原因,这些草场无法开垦,但是却可以放牧牛羊,因而养殖牲畜成了西藏农区家家户户固有的生计习惯。西藏的牲畜从地理分布情况看,牧区仅占47.2%,农区占24.2%,半农半牧区占28.6%,农区牧业产值占整个农业产值的三成左右,半农半牧区的牧业产值则达到整个农业产值的六成左右。40   (二)牛羊与藏族农民的传统生计   根据笔者在西藏不同地区的入户调查,比对《西藏统计年鉴 2011》,目前,藏族农户41的普遍经营模式是耕种5亩~30亩地,饲养4头以上的牛,包括用于耕作的犏牛42和用于产奶的奶牛,以及数量不等的绵羊和山羊,少部分农户也饲养鸡、猪、驴等牲畜。对藏族农民来说,牛羊的价值主要并不在数据统计上,而是气候恶劣并且农业收获有限的条件下,维系生计的基石。具体来说,牛羊的生计作用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提炼来自牛羊奶43的酥油是藏族抵御严寒的关键。西藏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高寒缺氧,气候条件恶劣,在这种环境下,仅依靠摄入淀粉类食物(粮食)是难以长期生存的,必须摄取高脂肪类食物,而酥油的脂肪含量高达90%,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抵御严寒。随着时间的积累,藏族还形成了独特的酥油茶文化,他们认为,酥油(茶)有治疗“高原反应”、头疼、感冒等多种作用。酥油(涂抹在皮肤表层)也是藏族农民抵抗干燥、严寒和大风,保护皮肤的重要工具。可以说,酥油是藏族人民能够长期在青藏高原生存的支柱。此外,酥油还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用品。   第二,牛羊的皮毛是传统衣物、被褥和坐垫的原料。虽然现在购买成衣已经成为藏族农民衣物的重要来源,但是传统服装由于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论大人小孩,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养羊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羊毛以制作氆氇(藏装的一种)和卡垫(可以作为坐垫、被褥)等。一般都是自家手工制作,养羊较少的农民也是从其他地区购买或交换未加工的羊毛,自己加工制作衣物和被褥。   第三,长期以来,牛羊粪都是藏族农民的燃料和肥料的唯一来源。由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限制,除海拔较低的林芝地区外,高大的乔木在西藏极其罕见,因而藏族农民也就无法像内地农民那样使用树木枝叶作为燃料,他们做饭、取暖长期依赖于牛粪。捡牛粪、晒牛粪是家庭主妇和小孩每天必做的工作,满满的牛粪墙是西藏农区独特的风景。即使现在煤气在许多农村也普及了,但一般仅被用于烹饪那些需要旺火的食品,而藏粑、酥油茶制作和烹饪,以及非常重要的冬季取暖,依然主要依赖于牛粪。就连城市居民的冬季取暖也喜欢从农村购买牛粪。羊粪则一直是主要的农家肥料,能较好地维系和保养地力。   第四,宰杀自家牛羊是藏族农民的主要肉食来源。藏族农民一般会在秋季宰杀,因为牛羊这个季节最肥。牛羊多的农户44一般每年杀一头牛。“我家有10头牛,一年杀一头,还杀几只羊,能吃大半年,还给城里的孩子送”(GD,2007年7月24日)。牛羊少的农户,会隔年宰杀,需要肉的时候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从邻居处获得。目前,西藏农民的人均肉奶消费量在全国各省区中是最高的。   吃穿用住、防寒取暖,牛羊通过这样的方式构成了藏族农民生计模式的基石,是他们能够在气候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长期生存并繁衍的根本。对藏族农民来说,如果不饲养牛羊,那么他们在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就无法生存。换句话说,虽然藏族农民的主要经营内容是农业,但是对维系生计而言,作为副业的牧业却更加重要。这是藏族生计与众不同的地方。   (三)农牧结合:藏族农民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性智慧   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下,饲养牛羊对藏族农民异常重要。然而,同样是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何不让牛羊在冬春季节饿死却是个大难题。西藏的草原虽然幅员辽阔,但由于高寒低温和缺水的制约,生长缓慢、产草量极低。根据中科院综考队不同年代考察的多组数据,西藏草原的平均产草量仅三十余公斤 / 亩。仅有的这些草也集中在夏秋季节生长,生长期一般只有四五个月左右,而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则是漫长的枯草期,产草量不足夏秋季节的三分之一。45并且,由于草场稀疏,草高仅10厘米~20厘米,也难以在夏秋季节打草储存以供冬春季节使用。也就是说,在长达七八个月的枯草期,牛羊几乎无草可食。   西藏农区的草原无法支撑西藏农区的养殖业。但没有养殖业,农民的生计也就难以维系。面对这一困境,藏族农民在漫长的实践中找出了较为可行的应对措施,即利用青稞秸秆等种植业的副产品喂养牛羊。西藏农区的养殖业基本呈现出“夏秋吃草,冬春吃秸秆”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养殖业也是“游牧”,存在不同季节的“转场”。这包括三个部分,夏秋季节在山地草场放牧;深秋和初冬农民会先把牛羊赶进田里吃麦茬,牛羊吃掉了麦茬,还降低了冬春时节犁地的难度,它们的粪便又是给土地施的第一遍肥;耕地翻耕灌水之后的深冬和春季,则喂食秸秆。牲畜有了麦茬和秸秆作为冬春季节的饲料,也能够有效地保养草原。   由于青藏高原内部有差异极大的自然环境,西藏农区的牧业经营可以分为四种模式:   1. 模式一(案例选取地:阿里地区扎达县,半农半牧区)   当地的地貌特点是海拔2500米~4000米的象泉河及其支流河谷和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由于气候干燥,降雨稀少,蒸发强烈,这里只有在河谷有灌溉水源的地方才可以生长植物。当海拔上升到4800米以上(部分阴坡可在4500米左右),由于蒸发的减少,也可以形成高山草地。而在这之间的地带,由于降水和蒸发的巨大差距,几乎寸草不生,不具有农牧业价值(这里有我国最大的土林地貌)。当地农民拥有河谷耕地和高山草原两种性质的土地,每户一般拥有数以百计的牛羊,农民在河谷耕地附近拥有永久性居所,同时拥有居所80公里~100公里以外的高山牧场,这一距离,牛羊转场至少需要三天。因而,当地农民的习惯是,5月播种青稞及少量其他作物。5月底、6月初就以户为单位赶着牛羊迁徙到高山牧场放牧,9月底、10月初再赶着牛羊回到河谷地带,收割青稞,由于没有田间管理,青稞的产量极少,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尚不足自己食用,但口粮可以通过与其他地区物物交换获取或从政府粮站购得。这一季青稞最重要的收获物是青稞秸秆,再加上地里的麦茬和河滩长势良好的草地,构成了牛羊在枯草期的主要饲料。   阿里的噶尔县、日土县、日喀则的吉隆县也与之类似。   2. 模式二(案例选取地:阿里地区普兰县,半农半牧区)   孔雀河从这里穿流而过,地貌特点与模式一类似,农户也同时拥有河谷耕地和高山牧场。但不同的是农户的耕地较多,并且当地河谷地带气候条件(不下雨,日照足,气温高)和灌溉条件好,粮食产量高,牛羊数量则较少,在百只左右。耕地经营的好坏对他们很重要,夏秋季节不能全部外出放牧而不顾耕地。因此,夏秋季节的高山远牧不是以户为单位,而是以牧业组为单位。各家各户出青壮年男性组成牧业组,5月底、6月初带上全村的大部分牛羊去数十到上百公里外、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场流动放牧,9月底、10月初返回,其他人仍然在家经营耕地。少数出不了青壮年男性的农户也可以将自家的牛羊委托给牧业组放牧,提供酥油、糌粑、牛羊肉或是现金作为酬劳。枯草期,牛羊主要以耕地中的麦茬、收割的秸秆和河滩草地为食。   大部分半农半牧区都是这一模式。   3. 模式三(案例选取地:拉萨市林周县,农区)   这里的地貌特点是海拔3600米~3800米的拉萨河河谷和谷地周围海拔3800米~4500米的山地草场,拉萨河河谷要远比模式一和二的河谷宽阔,并且这里的降水量较多,蒸发量较少,而在河谷之外,由于没有灌溉水源,就形成了山地草场。这里农田的产量较高,蔬菜瓜果种植业较多,农户生计主要依靠经营耕地,一般每户拥有4头~10头左右的牛和数量不等的羊。夏秋季节,每户由家中的女人、老人或小孩在居所附近的山地放牧,早出晚归即可。因为不需要转场以及草场海拔低、离家近(不用担心牲畜因为大雪被冻死或饿死在高山上)等原因,该地的放牧可以从4月底、5月初持续到10月底、甚至11月初。麦茬、秸秆和河滩草场是牲畜在枯草期的主要饲草,此外山地草场也还有一些草,在冬季也可放牧。   大部分农区都是这一模式。   4. 模式四(案例选取地: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   这里的地貌特点与模式三类似,所不同的是,年楚河的河谷远比拉萨河河谷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宽阔,南北最宽可达一百公里,窄的地方也有几十公里,农业开发程度高,上百公里的连片耕地。因而,位于年楚河河谷最核心区域的村庄附近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当地农户一般拥有4头~10头左右的牛,但因为草场的限制,养羊较少。当地饲养牛羊全部依靠作物秸秆,牛羊不外出放牧。其中,耕地较少,牛羊较多的农户,秸秆不够,还需要从有山地草场的村庄购买秸秆。   这种模式是近三十年伴随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开发才形成的,占比也很小,仅在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等年楚河流域的少部分乡镇存在。   四种模式归纳如表1。   需要指出,虽然本文对西藏农区“农牧结合”的经营模式进行了以上四种模式的分类,但实际上,西藏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差异远比上述分类要复杂,每个县、每个乡甚至每个村的差异都非常大,因而实际上的经营模式绝不止以上四类,并且不同模式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地域分隔,反而是互相交织的,这四种农牧结合的经营模式以及纯牧业经营模式实际上在一个县乃至一个乡都可能同时存在46。因而,带有抽象性质的分类方式很难真正区分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真实世界。另外,虽然本研究不涉及西藏的牧区,但在此处也需要指出,青稞及其秸秆不仅是农区牧业的基石,它也是西藏牧区的基石。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指出,牧民一般都会在秋季用肉类、酥油等物资以农牧交换的形式(多数为物物交换,现金交易少)向农民换取糌粑和青稞秸秆47。现在依然如此。   (四)农牧结合的生态意义   藏族农民以秸秆利用为基础的农牧结合生计模式不仅是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一种合理适应,它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有重要意义。利用秸秆作为牛羊的冬春饲草能够有效地促进牧草的生长,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此外,这种生计模式也有效地将秸秆变废为宝,既解决了牛羊饲草的问题,又防止了秸秆焚烧对环境的破坏,西藏的蓝天白云并不仅仅是先天赋予的,它与藏族的生计模式也密切相关。此外,秸秆通过牲畜的加工,又能为农户提供燃料和肥料。   直接烧草(秸秆)不行,烧得太快,一下就没了,而且烧起来太热,烟也大。牛粪烧得慢,后劲足,烟也小。(ZQ,2012年8月16日)   在访谈中,当我和受访农户讲起内地政府又是补贴又是罚款,农民还是要焚烧秸秆时,受访者觉得不可思议:   啊?草怎么能烧呢?国家给钱都还烧?他们怎么想的?草在我们这里是宝贝,没有草,牛羊就没得吃,牛羊没得吃,就打不上油(酥油),吃不上肉。(ZQ,2012年8月16日)   青稞、青稞秸秆和牛羊就这样在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构成了藏族农民生计的整体性。叙述到这里,也就能理解藏族农民观念中为什么将秸秆视为收获的目标,也就能理解他们抵制矮秆品种的行为了。因为矮秆品种虽然粮食产量更高,但是秸秆产量太少。能多产粮食、多收入现金自然更好。但是,如果秸秆减少,就意味着无法饲养或只能饲养更少的牛羊。这样一来,许多生活必需品就没有了,生计就难以维系了。   当然,市场理论认为,通过分工能提高效率,通过交换,每个人又都能从市场上满足自身需要。按此假设,西藏农民完全可以种植矮秆作物出售多余的粮食以获取现金购买饲草喂养牛羊,或者直接购买酥油、羊毛、牛粪等等。但市场理论的问题在于,真实世界中一般不存在“万能的市场”,因而农民也就无法按照经济理性来进行行为选择。农业的实质是从自然获取资源,因此必然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先天禀赋。例如,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限制了整个地区都不可能有多余的牧草或秸秆,最近也只能从陕西、四川或云南获得,那么,即使不考虑交通运力的限制,一斤秸秆运到西藏得花多少钱?运费将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其他也是如此,唯有羊毛可能稍好一些。显然,即使不考虑这些物资国内市场本来就没有多余供应(秸秆、牛羊粪等根本就没有供应),其成本也不是农民多卖粮食获得的现金所能抵消的。关于印度、非洲、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的研究都揭示“粮食产量更高了,农民却更贫困了”的事实。48   因而,藏族农民选择看似低产、低效、高投入的高秆青稞,并非是文化观念落后造成的无法理解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而是基于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这种抵制保护了他们的生计不被现代化所破坏进而陷入贫困。此外,格尔木能成功推广矮秆品种是因为格尔木是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新兴移民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移民),不存在传统生计,农业一开始就采用了机械化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农业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交通便利,可以从内地获取其他生活所需物资,而西藏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都不具备这一条件。   五、被接受的新技术与藏族生计变迁   (一)藏族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内在危机   “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充分体现了藏族农民的生存性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相反,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迫于环境压力和自身技术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其本身存在严重的内在危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藏的牧业(包括农区养殖业和牧区的畜牧业)仍长期处于“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中,牧业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以对藏族生计最为重要的酥油为例:   以前(80年代前)酥油很少,有一点只能给老人和客人吃,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吃一点,那时候也不打酥油茶,就是茶水里放上一小块酥油,让上面能有点油花。(拉萨市林周县农民GD,2012年8月27日)   由本文第一段的数据可知,和平解放时的粮食产量显然不能保证西藏人民的温饱。并且,由于人口增加,直到80年代,西藏仍然不能粮食自给。   1978年以来,平均每年调运粮食1.2亿斤,仅运费就达3140万元,每年亏损两千多万元。如果加上价差和经营费用补贴,即达7000万元……这种状况使我们对内地的依赖性日益增加,随之也就越来越被动。49   (二)被接受的新技术   因此,如果我们不从另外一种霸权的角度(极端的环保主义话语否定一切发展举措,要求维持原生态50,特别是对于西藏这一全世界最着名的“原生态”圣地),而是从藏族农民生计的角度去思考,那么就会看到他们对发展的强烈需求。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够解决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内在危机?   现代技术是唯一答案,农民对待矮秆品种的态度是“追在屁股后面给钱给种子给化肥都不种”,但他们对待同为育种科学产物的高秆品种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老百姓有意思得很,我们推矮秆品种,怎么都不肯种。推藏青320,喜马拉雅19这些(高秆)品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不敢搞大,试着推一点。结果老百姓看见有人种,追在我们屁股后面要种子。(行政干部CZBD,2012年8月24日)   以种植最广的高秆品种藏青320为例,我们来看它被农民接受的惊人速度:   日喀则所1981年的时候做实验种了不到1亩藏青320,收了几百斤,旁边有群众看试验田里的青稞长得比自己地里的好,就找他们要种子自己种。幸亏这些老百姓,才保留下了种子。他们所里没接着种,我们所(自治区农科所,藏青320培育方)的种子第二年因为事故全给毁了。(LL,2012年8月21日)   而自从这几位老百姓要了种子之后,藏青320在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县就如燎原之火一般普及了起来:   1983年,日喀则县达则区加庆则乡某位藏族群众(根据笔者考证,这位群众就是上段的群众之一)凑巧得到了一些藏青320的种子,于是播种了4.5亩。当年,在大旱的情况下,获亩产213公斤,被该品种的选育者——时任自治区农科所所长徐兆润重新发现后,经过详细考察,制定了推广计划。此后,藏青320的种植面积在该县以10倍以上的速度扩大,1984年45亩,1985年800多亩,1986年7630亩,1987年11650亩,1988年2.3万多亩;平均亩产250公斤~300公斤。51   而由日喀则县开始,藏青320迅速遍布全自治区。   1987年推广面积达三万多亩,1988年藏青320在日喀则、拉萨、山南等地的推广面积达五万余亩,1989年全区计划落实面积十五万亩左右。   目前,藏青320已在四川甘孜、青海玉树等地试种推广。1988年玻利维亚政府代表团引入该国试种5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藏青320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20万亩,超过全区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和青稞播种面积的二分之一。并且,藏青320其实是在1985年才通过审定的,根据相关法规,一个新品种必须经过三年自治区组织的试验种植(不包括之前品种培育方自己的试验)并审定后,才可以推广种植。某种程度上,1986年以前种植的藏青320都是“非法的”,并且它后来的审定也没有做够规定的三年试验,这种快速通过主要是被农民的种植热情倒逼出来的。   为什么在面对同样作为现代技术的高秆品种时,农民或者说传统农业文化没有对它有任何抵制,相反特别积极呢?   在这里,要从两个层次理解这一问题。第一,高秆品种是现代育种科学的产物,因而,在粮食产量上具有传统品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藏青320具有穗大粒多、千粒重高、品质好、粮草兼顾等许多特点。在农业生产中藏青320比年楚河三县多年主推的喜马拉雅4号增产20%~30%,在拉孜县比当地品种(传统品种)增产30%~50%53。   上面档案中的参照品种实际上已经是产量较高的品种了,80年代初期,全区青稞亩产仅150公斤,而藏青320、喜马拉雅19等品种的产量在三百公斤以上,是传统品种的两倍以上。与和平解放时期相比,则是四倍以上。   但仅此还不能回答以上问题,因为矮秆品种的产量是高秆品种的1.5倍。仅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高秆品种其实是不合格的。更关键的原因是,它同时结合了发展和传统的双重需要,在增产粮食的同时,不仅没有像矮秆品种那样以降低秸秆产量为代价,反而大幅提高了秸秆产量。   具体数据上,20世纪50年代,青稞的亩产量是七十余公斤,当时种植的传统品种的植株高度是90厘米~110厘米,穗头小籽粒少产量低,理论籽秆比大概为0.35:0.65,每亩秸秆总产量(包括根系、麦茬和可收割秸秆)是140公斤,可收割秸秆产量约为80公斤。20世纪80年代,品种有了一定科学改良(但主要属性还是传统品种),加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化肥的作用,青稞的亩产量是150公斤,理论籽秆比没有大的变化,每亩秸秆总产量280公斤,可收割秸秆产量约为160公斤。而现在的高秆品种藏青320和喜马拉雅19(两者占到总播种面积的90%以上),其植株高度反而上升到了110厘米~130厘米,由于穗大粒多,理论籽秆比约为0.4:0.6,其粮食亩产是300公斤,因而,每亩秸秆总产量450公斤,根据籽秆比1:1的农民经验,可收割秸秆产量300公斤。54因而,作为现代育种科技和本地生计需要相结合的高秆品种,又怎么会不受欢迎呢?   那个时候(80年代),老百姓特别想要新品种、好品种,田都分到户了,谁不想多收粮食?谁不想多喝(酥油)茶,做新衣服?政策允许大家养牛羊了,但草还得从地里来。(LL,2012年11月17日)   (三)新技术嵌入后对传统生计模式的作用   青稞新品种的直接作用是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秸秆产量,它的间接作用就是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传统生计模式的内在危机,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对藏族农民“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而言,新的高秆品种不仅增加了粮食,而且能够有效地满足农区养殖业的需求,进而满足农民对酥油、羊毛、牛羊粪和肉食的需求,保证农民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下的生存。   “夏肥、秋壮、冬瘦、春死”是藏族农民对自身长期经验的总结,牲畜经常性地在冬春季节大批量死亡。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是草原冬春季节极低的产草量。在历史上,虽然有了作物秸秆作补充,但是还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但随着青稞新品种的推广,冬春季节的饲草问题已经基本被解决。   而与这一增长同时发生的是牲畜数量的增长(见表3)。   牲畜存栏数量的增长还不能完全反映牛羊养殖业的发展,畜产品的产量能进一步体现这一发展(见表4)。   和平解放时,牛羊幼畜成活率只有30%~50%,成年牲畜非正常死亡率高达30%以上55。而现在,现代育种科学培育的高秆品种推广的二十年后,牲畜的非正常死亡率只有2%~3%。56即使在严重的灾年,非正常死亡率也只有7%~9%57。并且主要集中在牧区,因为雪灾被冻死的而不是饿死的。因而,农民已经快不记得“冬瘦春死”的传统经验了,他们现在已经习惯的经验是“四季产奶”。   好的奶牛,一年四季都能产奶,冬天少一些,一年能产4000斤左右,能打200斤酥油。差的牛冬天有两三个月就不产奶了。但是和以前不能比,以前好牛也就千把斤奶。(ZQ,2012年8月16日)   82年公社解散的时候,每户都分到一两头牛,但现在每户至少也有五六头牛,还不算羊,人口多的大户,有十几头牛都很常见。(ZQ,2012年8月16日)   85年农场撤销的时候,我们家分到了一头牛和两只羊。现在已经有12头牛,一百多只羊了,都是我老爸从最开始的那点牛羊养出来的。(GG,2012年8月27日)   除了牲畜品种改良的作用外,这主要归功于现代青稞品种带来的粮食和秸秆增长。除了秸秆之外,由于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的需求增长速度,越来越多的粮食被投入到了牧业,根据田野调查的统计,藏族农民平均每年还会给一头牛喂400斤~800斤的粮食(青稞、小麦或豌豆)。   现在牛吃得好,你看我每天肯定吃不了2斤粮食。我家牛一天至少喂2斤粮食,还吃几十斤草。(山南地区乃东县农民CQD,2012年8月30日)   并且,尤为可贵的是,与牲畜增长同时发生的是,西藏农区的生态环境也在转好。这与许多地区呈现出的“超载放牧,草原沙化”是不同的:   我刚来的时候(80年代),出去下乡,公路上经常都是沙子。路边经常看见老百姓在挖树根,路边的沙生槐58都被挖光了,老百姓没燃料呀。树根挖没了,就挖草皮,其实草皮全是土,烧火根本不行,牛羊吃草根吃得也厉害。这些没了,风一来,沙子就把公路埋了。(LL,2012年11月14日)   87年的时候,我们去江孜,副县长叫我们去家里吃饭,要给我们下面条,从办公室拿了一大包报纸烧,才把面下了。县长都这样了,老百姓还用说?(LL,2012年8月24日)   现在禁止挖(树根),但是老百姓要是没烧的,禁肯定禁不住。关键还是生活好了,现在错那县的沙生槐都能长得十几米高,像乔木一样。(行政干部JC,2012年11月14日)   之所以不挖树根了,原因一是饲养的牛羊多了之后,藏族的主要燃料牛粪也就多了;二是煤气罐和沼气池的普及。   现在牛多,又吃得多,粪也就多,还有沼气(池)和煤气罐。冬天都敞开用,以前不一样,一年到头天天得计算烧了多少粪,没火,馒头、米饭都不敢做,冬天也过得不暖和。(日喀则市农民ZL,2012年8月20日)   (四)文化禁忌变迁的两个例子   不同民族长期以来流传的多种多样的饮食和文化禁忌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塑造的,人们利用文化或宗教的形式来维持生态平衡的理性策略。59文化是对自然环境和生计模式的反映,那么它也就会随其变化而变化。以青稞良种选育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措施不仅是在生产和消费上引起了西藏传统生计的繁荣,还推动着相关传统文化和禁忌的变迁。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两个小例子:   1. 青苗禁忌的变迁   传统生计模式形塑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禁忌。在传统农耕社会,粮食是财富的象征,而由于品种特性、技术能力,灌溉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粮食的产量一直徘徊在人们的温饱线附近,任何一点粮食都是非常珍贵的。自古以来,民间流传着无数爱惜粮食的故事。藏族农民中也形成了“粮食是人吃的,草是牛吃的”的禁忌,牲畜是绝对不可以吃粮食。而比粮食更珍贵的就是青苗,因为青苗是收获粮食的根本保障。为了保护青苗,农耕社会就产生了严厉的青苗禁忌,并且往往会上升为国家法律,我国历代关于“严禁毁坏青苗”的立法很多,并且惩罚相当严厉,最严重的甚至是处死60。   但是随着青稞良种的推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粮食的丰裕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口粮的需要。藏族农民开始追求更多的酥油和肉食,那么,使用充足的余粮去喂养牛羊就是必然的选择。不过在最开始,传统禁忌依然起着作用,藏族农民依然秉承“粮食是人吃的,草是牛吃的”的观念,然而结果却是“牛快饿死了,粮食还剩着”。但在如此明显的事实下,不合适的传统观念显然坚持不了多久,藏族农民很快养成了用粮食喂牛的习惯。   牛要喂粮食,不吃粮食,犏牛干不好活,奶牛产不下奶。(拉萨市达孜县农民QED,2012年9月2日)   并且,牲口现在不仅吃粮食,更是连青苗都吃上了。现在许多藏族农民的习惯是给牛羊喂青饲料(青饲青稞、青饲小麦等),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资助。   我家自己有25亩地(包括退耕还林3亩),还代耕12亩,其中有15亩是青稞、小麦和豌豆混种,还有4亩地种冬小麦。这些不是打粮食的,是用来给喂牲口的。不等它成熟,从春天起就开始割来喂牲口吃。夏天前山上的草还不行,(牛)吃了没奶。这也能让山上(草场)养养。(GD,2012年8月27日)   2. 酥油茶禁忌的变迁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酥油对藏族生计非常重要。“酥油茶”也早已成了藏族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象。然而在90年代前,吃酥油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奢望。   解放前根本吃不到酥油,那时候大家都特别想到庙里去干活,因为在庙里能吃到剩的酥油茶。(GD,2012年8月27日)   公社的时候,我们没有牛,酥油很少,有的一点只能给老人和客人吃,过年的时候自己能吃一点,也不打酥油茶,就是清茶里面放上一小块酥油,有点油花。冬天的时候没有酥油,只能用清油(菜籽油)抹脸,脸老冻烂。现在是想吃多少吃多少,经堂61的(酥油)灯从来没灭过。(GD,2012年8月27日)   不过,酥油虽然很少,老人总还是定期能吃到,大人在过年时和陪客人时也能吃一点;但是,对小孩子来说,吃酥油茶则基本是不可能的,这种在民间禁忌中也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小的时候(六七十年代),我们小孩子根本没有酥油茶吃,过年的时候偶尔看见老人吃口茶,都馋得要命。我们盼着能过年、能有客人来,我们好尝一点根根。但是大人都不让我们吃,说:“小孩子不能吃酥油茶的,小孩子吃了酥油茶,耳朵会烂掉。”我们要是偷吃了酥油或者酥油茶,还会挨打,打得很凶,但是我们还是想吃。(GG,2012年8月27日)   那个时候(70年代),婴儿给吃一点,不吃不好养。但是其他小孩在旁边看,也想吃,那就不能给他们吃了,总共就那么一点。那时候就要大人吓唬我们,说吃了要掉耳朵的。(山南地区乃东县BMCR,2012年11月15日)   我在拉萨、山南和日喀则多个县市的调查中,都谈起了“小孩子吃酥油茶掉(烂)耳朵”话题,四十岁以上的受访者都哈哈大笑,纷纷表示自己小时候就是被这么教育的,这是个流传了很多年的禁忌。不过自己大了却从没给自己的孩子讲过,而是鼓励他们多喝酥油茶,告诉他们“咱们藏族就要多吃酥油茶”。   之所以这样,因为之前酥油产量很小,只能勉强满足偶尔给老人或者客人吃以及部分宗教用途。但是,小孩子嘴馋自控能力差,因此必须形成某种民间说法并结合暴力形成双重威慑,让小孩子相信酥油茶是不好的,让他们能抵抗住美食的诱惑。而现在酥油的产量大大增加,酥油已经是和白开水一样的日常饮品了(多数藏族家庭的暖水瓶中装的都是酥油茶,而不会装白开水,有一次我想喝白开水,主人表示只能现烧)。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我还未满12岁),去西藏曾去多个藏族家庭做客,他们都会用酥油茶来招待我,但是出于饮食习惯的不同,当时我很难接受酥油茶的味道,不愿意喝,他们就会对我说:   小孩子要多吃酥油茶,酥油茶是好东西。你看小牛犊吃奶,长得那么壮。酥油茶比牛奶还要好,你多吃酥油茶,就长得比小牛犊都要壮啦。(1997年7月)   六、结论   本文从民族志的整体图景回答了“什么因素制约了农民对新技术的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技术变迁的方向”的问题。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限制,藏族农民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以牧补农,以农养牧”的生计模式,这一模式保证了藏族农民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繁衍生息,并且维系着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因而,当新技术到来时,表面上看起来是藏族传统文化或固有观念在起作用,实际上,是藏族农民根据他们的生计模式来选择抵制或是接受技术。也就是说,藏族传统生计模式决定农业现代化的方向。现代育种科学的产物高秆品种正是因为能够符合藏族传统生计模式的需要,而取代了一般意义上远比它优秀的矮秆品种,成功地嵌入进了当地的生计模式之中,解决了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危机。   西藏经验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发展并不必然与传统对立。关键取决于发展是以怎样的形式进入本地的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中的,换言之,发展的举措是怎样看待传统的?是以打破一切传统为目的,还是将传统纳入发展的规划?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以人的生活为最核心的价值,极端发展主义对“技术霸权”和极端环保主义对“原生态”的强调都是应该被摒弃的,因为它们都没有给人本身留下位置。   但是,本文结尾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藏族传统的生计模式决定了西藏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传统生计模式决定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选择。但是,当我们将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西藏时,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都揭示另一种景象,即技术变革完全破坏了本地的生计模式,在数据增加的同时,带来了生计和生态上的严重灾难。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本地的生计模式对技术变迁没有制约作用?反而被技术变迁毁灭?   这已经不是自然环境或生计模式能回答的问题了,而是权力的作用。传统生计模式的制约作用依赖于农民拥有的生产权力,表现为相应的文化观念。但这一机制能否运转受到当地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制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新技术到来的是国家或市场,国家和市场的到来使本地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变。当国家或市场推行激进的现代化策略,并将所有反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都定义为“愚昧落后的贫困文化”时,只要它们掌握的权力足够强大,那么生计模式对技术变迁的制约作用就很难不失效。   因而,在对西藏农业技术变迁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和农民是如何进行权力互动的?这种权力互动如何影响着技术变迁?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回到历史,探索共和国六十年来对西藏农业的治理史。我将在另外三篇文章中分层次讨论这一问题。   【注释】   ①标准亩,即666.7平方米;而西藏的平均亩产是按照西藏传统的习惯亩(克)计算。根据藏族传统,1克(面积单位)土地指1克(重量单位,即类似于内地的斗的一种特定容器所能容纳的粮食数量,平均约十四公斤,各地不一)种子的播种面积,并且根据海拔、气候、地域、灌溉条件、土壤肥力等不同,各地区均有差异。1克约等于1.6标准亩~1.7标准亩,在一江两河流域等农业发达地区约接近标准亩,在日喀则以西地区,1克(即目前统计上使用的1习惯亩)最大可达到15标准亩。因而,如果换算成标准亩,粮食产量更低。   ②《西藏统计年鉴 2011》,该年鉴包含从1952年至2010年的间隔性数据。   ③Lewis, Oscar,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5, No. 4 (1966), pp. 19-25.   ④参见辛秋水:《走文化扶贫之路——论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周毅:《从文化角度探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刘志、张兴平、董杰:《对打破西部农村贫困文化恶性循环的思考》,载《攀登》2007年第5期;高长江:《反贫困文化:中国乡村跨世纪发展战略》,载《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3期。   ⑤费孝通:《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载《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⑥[美]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载《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⑦Marvin Harris, Good to Eat: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1985.   ⑧[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⑨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⑩麻国庆、张亮:《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11陈祥军:《生计变迁下的环境与文化——以乌伦古河富蕴段牧民定居为例》,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12马晓琴、杨德亮:《地方性知识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以青海藏区习惯法为例》,载《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3Micheal Cernea, Putting People First: Sociological Variables in Rural   Developmen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强小林:《搞好青稞生产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关键》,载《西藏农业科技》2011年第1期。其他增产因素包括:土壤改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农药化肥和农机使用、生产者种植水平提升等。   15这是西藏自治区农牧厅长坚参在我的采访中指出的(2012年11月14日)。其他接受访问的科技干部和行政干部也基本持这一观点。   16西藏总共有73个县(市、区),其中农业县35个,半农半牧县24个,牧业县14个。西藏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59个农业县和半农半牧县。   17下文中,未做特别说明的实证材料均来自笔者的田野记录。调查地点包括: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林周县、达孜县、尼木县;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拉孜县、江孜县;山南地区:乃东县、桑日县、贡嘎县;阿里地区:噶尔县、日土县、普兰县、扎达县;林芝地区:林芝县、工布江达县。   18部分对行政干部和科技专家的访谈是在上海、北京、陕西、重庆等地进行的。   19参见庄巧生(主编):《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其系谱分析》,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   20即作物籽粒(也就是粮食)与作物秸秆的比例。   21格尔木市农牧局:《2011年农作物产量统计表(定产)》;格尔木市农业技术推广站:《2012年青稞测产数据》,2012年8月28日;除了柴青1号外,格尔木还种植另一个矮秆青稞品种,肚里黄。肚里黄与柴青1号有亲缘关系,性状类似。   22格尔木种植青稞的成本(每亩)包括:种子40斤,计70元;机械播种,计30元;机械耕地,计30元;机械收割,计40元;尿素一袋,计70元;磷酸二胺半袋,计50元;农药,10元;人工,浇水5次,锄草1到2次,计100余元;水费,30元;总计是400多元。总收入(每亩):亩产900多斤,每斤可售1.7元到1.8元,总计1700元。因而每亩收益为1200元,当地是大农场经营,青稞种植户每户平均耕地在100亩左右,因而每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另,格尔木的主要耕地都属于格尔木农垦集团,农民严格意义上是集团的工人,除少量份地外,不拥有他所耕种的大多数土地的使用权,因此需要支付承包费200元 / 亩,但为了与西藏地区比较,未将其计入成本。   23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提供的数据。   24另外,还需注意,西藏平均亩产计算是基于习惯亩,而非标准亩,因而,柴青1号这类矮秆品种的实际产量应在藏青320这类高秆品种的一倍以上。   25西藏种植青稞的成本(每亩)包括:种子30斤,计50元;机械播种,计30元;机械耕地,计30元;人工收割,计100元;化肥(尿素和磷酸二胺),计40元;农药,计10元;浇水、锄草,部分自己人工,计40元;水费,计30元;总计是360元。总收入(每亩),亩产600斤,每斤可售1.8元~2元,总计1100元。因而,每亩收益700多元。另外,还需注意,西藏的亩产统计使用的是习惯亩,而非标准亩。   26格尔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012年全市春播面积统计表》,2012年5月17日。   27本部分的论据和结论都是西藏、青海等地专家在访谈中介绍的,并非笔者本人的推论。   28[美]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5~134页。   29日均收割0.8亩还是日喀则和拉萨最核心的农业区的数据,当地的习惯亩基本等于或略大于标准亩。如果是偏远地区,习惯亩远大于标准亩,加上海拔高体力下降的原因,可能3天~5天都割不完一亩。   30关于收割期间,互助组的饮食,可参见刘志扬:《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他对拉萨市娘热乡农民在收割期间用来招待来帮忙的村民的饮食有详细描写。我在林周县BJL乡的田野调查中,一位大姐为了招待第二天来帮忙挖土豆的邻居,专门到老父亲家要了5斤牛肉。这个时节,牛肉都需要去集市上购买,这是我同她弟弟一起刚刚从四十多公里外的拉萨市场上买来的,每斤三十多元。   31这一问题我在2007年到2012年间,在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阿里等地都问过,回答基本一致。很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不断追问是我整个研究的起点和主线。   32王海平、王尔德、刘晓杰、陈红霞:《鄂宁黄霾天:“祸首”秸秆何去何从》,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6月12日;新华社:《武汉烟雾系秸秆焚烧引起》,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6/12/15230220_0.shtml,2012年10月20日访问。   33蔡新华:《上海建立四级秸秆禁烧责任体系》,载《中国环境报》2010年10月22日;《秸秆禁烧出路何在?》,载《中国环境报》2010年6月25日;上海市政府:《秸秆利用“世博做法”制度化 机械化还田每亩可获补贴45元》,“中国上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21ai505241.html,2012年10月20日访问。   34参见黄武、黄宏伟、朱文家:《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载《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Gao Xuesong, Zeng Min, Deng Liangji Zhong Changbiao, “Present Situation   and Benefit Analysis of the Straw Recycling in Southwest of China,”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Vol. 2, No. 2 (2010);马骥:《我国农户秸秆就地焚烧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较与约束条件分析——以河南省开封县杜良乡为例》,载《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钱忠好、崔红梅:《农民秸秆利用行为: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苏省南通市的调查数据》,载《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9期;朱启荣:《城郊农户处理农作物秸秆方式的意愿研究——基于济南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5期。   35西藏的耕地统计一直存在两个数据系统,一个是统计部门和农业部门通过行政体系加总统计的耕地面积,2010年的数据为总耕地229.53千公顷(《西藏统计年鉴 2011》),即344万亩;另一个数据是国土资源部门的卫星数据,34.93万公顷,即523 .43万亩。真实数据为后者,这一点西藏农业和统计部门都知道,在西藏的政府部门属于常识。之所以会出现两种数据的不同,是因为藏族的习惯亩(克)与标准亩的差异造成的(详见注释①)。习惯亩这一单位至今仍在国家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在西藏的农业治理中,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吸收。   36平均亩产等数据都是以习惯亩为标准统计的,因此这里也使用习惯亩。   37数据源自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编):《西藏统计年鉴 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38呼天明等:《施行草地农业推进西藏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载《家畜生态学报》2005年第1期;胡颂杰:《西藏农业概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39由于人口密集程度和自然地理差别,各地具体的草场承包面积不一。少的,例如西藏最悠久的农业区山南地区,人均承包草场大约10亩~20亩,这不包括高山上未分的草场(这些草场是农民一直利用的)。而多的,在日喀则西部和阿里的半农半牧区,根据“人畜平衡”的原则,每户能分到上万亩草场。   40金涛、尼玛扎西:《西藏农区饲草生产技术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41每户人口一般在6人以上,其中日喀则地区由于一妻多夫制的盛行,每户一般都在10人以上。   42犏牛一般是母黄牛和公牦牛的杂交后代,第二代不育。除奶牛外,西藏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主要饲养的是犏牛而非牦牛,因为牦牛难以忍受海拔4000米以下河谷地带夏季的气温,犏牛兼具了黄牛的耐热和牦牛的力大的特点。   43历史上,羊奶酥油也比较多见,根据我对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共6册)中各地农户数据的粗略统计,羊奶酥油约占总酥油量的三成。但现在羊奶酥油已经很少见了,因为物质大大丰裕,牛奶酥油已经足够多,不需要质量不如牛奶酥油的羊奶酥油了。   44牛羊多少主要是由户均人口决定,因为打草、喂养、挤奶、做酥油、捡牛粪无一不需要大量人工劳动。   45同注38。相比之下,海拔更高的牧区冬季枯草的情况反而要比农区好,因为对草生长来说,水比温度更重要。西藏4100米以下的地区,整个冬春季节几乎没有降水。而4100米以上的牧区则由于海拔上升,温度降低,降水增加,并且蒸发也减少。因而草场长势反而要好一些。   46例如,模式三的案例调查地的TG村,该村还有7户牧民以纯牧业经营为生。   47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48参见潘天舒:《发展人类学概论》,第9章,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9王依连:《我区粮食工作现状与对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载西藏自治区作物学会(编):《西藏农业生产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1987年,第13页。   50Kay Milton (ed.), 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orm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3.   51根据《春青稞新品种藏青320的示范与推广》整理而成,见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技档案,拉萨:西藏自治区农科所资料室藏,A1012,1991年2月。   52《藏青320优良品种选育》,见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技档案,拉萨:西藏自治区农科所资料室藏,A849,1989年。   53同上。   54数据根据西藏农科院提供的资料、专家访谈和农民访谈对比整理而成。   55同注49。   56王宝海、庄银正、赵好信等:《西藏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的调整》,载洛桑旦达(主编):《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成立十周年论文选集》,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57陈裕祥:《依靠科技进步振兴畜牧经济》,载洛桑旦达(主编):《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成立十周年论文选集》,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58西藏本地的一种灌木,一般生长在河滩和山脚下。   59同注⑦。   60例如《三国演义》中讲到,曹操颁布了“毁青苗杀头”的法令,一不小心自己却马踏青苗,不得不做出姿态装作要自杀,让部下拼死劝阻后,才割了一段头发代替。   61按照传统习惯,藏族一般每家每户都设有经堂。不过这一习惯实际上是民族改革后才真正有的,因为现在每家都盖起了自己的大房子,才有空间设经堂。   强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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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行——藏族居民
热度 6 dawnshower 2012-10-5 13:49
秋水行——藏族居民
林师姐爱好一切华美事物,她的一大癖好就是收集少数民族服饰。在西双版纳野外做实验时,看到田间劳作的傣族女子裹裙上的纹饰很美,便会追到人家家中,把所有绣品都淘一遍;我们坐在都汶高速长途车上,途中停车时,她看上了街边卖水果妇人身上所系围裙上的绣花,于是跟人家软磨硬泡,全车人等着她,直到她最终买回那围裙。我们此行所到之处,多是藏民与羌民聚居之地,民族服饰非常丰富,她自然如鱼得水。 在川主寺那晚,我们晚饭后在街上闲逛,路过一家小店,林见老板娘的藏族裙子不错,于是问他们家有没有别的藏族服饰,那家男主人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参观。他吃完面条后,就开车带我们回到寨子里的家中。大概是因为天黑,怕我们不放心,他还带上了他儿子。山路很黑,越往前走越荒无人烟,我有点发怵,但是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她而言,去少数民族家里比回自己家还轻松惬意。 到了那家院子。屋内的大炉子、大铜锅以及大金大红的颜色让人炫目。问这些家具陈设的价格,男主人答曰:“这个嘛,十年前就花了一万。这个嘛,九千。”男主人的妈妈却说:“这个只用了五千。”……我们并没有打算买这些东西,他为什么也要喊这么高的价?大概已是深谙商业社会常识,让客户对你的整体形象加分,从而提高对目标产品的心理底价?他们拿出一些绣品,林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于是他把我们带到二楼,拿出些藏袍、坎肩之类,要价普遍上千元。有些是羊皮所做,所以有浓浓的牲畜身上的气味。大大的藏袍裹在林瘦小的身躯上,显得趣怪。林最后买了一件围裙和一袋菌子。她说本来什么都不想买,因为服饰并不精致,有些似乎不是皮子,要价虚高,但是那家老妈妈实在很好,所以还是买了些东西。 在九寨沟里,我们也探访了一家藏民。那家有一项婚纱摄影业务,因此院子里无比华丽,充满了浓郁的藏族风情。傍晚时分,他们一家人去打核桃,我们也跟着跑去了…… 常常听人抱怨说“少数民族的人们现在也太商业化了,不淳朴了”,我觉得这种抱怨本身就是很不厚道。我们所期待的“淳朴”是什么呢?大抵只是让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你很珍贵的东西,是让人家以一种羊羔般的姿态来为你奉献她的全部。可是,既然你与他们本质上只是一种商人与客户的关系,又凭什么奢求对方“不商业化”?事实上,所谓的“不淳朴”,不过是如镜子一般反射出我们自身的所作所为。 如果剥离了商业关系,如果愿意付出相当的代价,我们仍然寻得到如高原天空一般纯净的感情。《冬牧场》里,李娟住在羊粪砌成的冬窝子里,早上醒来,头发上都有羊粪和冰渣;走很远很远的路背雪,背回来煮化了才能用上水,而水如此珍贵,几个月才能洗一次头,而且水量不一定能洗掉头发上的泡沫;所有护肤品都冻成冰坨子;赶骆驼、放羊、放牛,能够逐渐了解不同牲畜的脾性与习惯……而她笔下的居麻一家人,则是比我所能想象到“原生态”更纯净,更有趣的人。 房前屋后,柴门木门,随时会出现花儿 那家的“老汉儿”与婚纱摄影师一起上树打核桃 那家的大姐夫也上树打核桃 新打下来的核桃很嫩,两个一捏就开了,几乎像桂圆一样好剥
个人分类: 寻常事|3478 次阅读|16 个评论
活着的荷马:藏族民间讲唱艺人嘎藏智化
热度 8 Wuyishan 2012-8-7 06:43
活着的荷马:藏族民间讲唱艺人嘎藏智化 武夷山 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中心的叶舒宪研究员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 2011 年第 4 期发文,《“世界文学”与“人类文化学”》,文章提到: 2005 年夏,他和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采访了安多藏族民间讲唱艺人嘎藏智化。嘎藏智化小学都没毕业,但他口头传承的史诗作品《格萨尔王传》在当地广播电台常年播出,录音总长度达 2800 小时,折合诗行超过 100 万行,而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只有 1 万多行。口头传承文学的记忆和叙事能量、想象力与语言传播问题,都足以让当今的文学理论家瞠目结舌。另外,这位民间艺人的演唱背景带有宗教信仰背景和萨满治疗的作用,由此引出文艺功能的新认识,要求人们重新理解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提示的诗歌灵感起源于迷狂状态的古老难题。 面对这位“活着的荷马”,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处在集体失语状态。 2010 年,云贵高原上还传来新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消息。这些事实让研究者不得不反思“什么是中国文学”之类根本性的发问。 1986 年在四川三星堆出土了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汗牛充栋的汉语史书中竟然对这个失落文明只字未提。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自然让人联想到这是地中海文明的标志性圣物。以四重证据法为独特方法论的文学人类学,正在尝试解读此类“在中国发现谁的历史”之难题。 博主:我为什么要介绍叶舒宪先生的这些话?我觉得,无论什么学科,做学问,就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文学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搜寻事实的一种手段。 某些唯科学主义者的思维逻辑则是理念第一,事实是不屑一顾的。这样的思维逻辑也不限于科学界。文学界的人若抱持这样的思维逻辑,就一定会说: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嘎藏智化讲唱的那些玩意儿是“伪文学”,我们文学家一定要维护文学的严肃性,与伪文学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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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香格里拉行(5)-中甸古城印象
热度 2 saraca 2012-4-19 00:40
图1:夜晚,金碧辉煌的转经筒。 前两次到中甸,对古城不在意,只顾跑到碧塔海、天池、纳帕海等地爬山涉水,过草甸,看五花草甸。这是第三次到中甸,春寒料峭,万物亟待苏醒。白天在野外没有植物可采,晚上自然也不用压制标本了。于是,开始想象夜里的古城是啥模样。 是夜,几个同事相约而去,古城入口处,一片霓虹灯影,聚集着许多出租车和私家车,有一点热闹。一同事开玩笑地说:“大家都以为古城好,其实原来的古城不过是买马卖牛的集市而已。”经他这么一说,竟也有几分道理。 不过,认真地说,中甸古城原名“独克宗古城”,具有1300多年历史,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独克宗在藏语里,既有“建在石头上的城堡”的意思,又有“月光城”之意。据说,古城是按佛经中的香巴拉理想国建成的。 图2:初春夜晚的古城入口。 如今的古城,保留了中国藏区民居的建筑风格,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与味道,充满了中国式的现代旅游气息。几条石板路铺成的小巷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地构成了一片建筑群,中间是一片方形的空地,周围都是整齐的木楼,俗称“四方街”。这应该是古时候的集贸中心建筑式样了吧!小街小巷两边挤满了零次栉比的木楼,一楼皆为商铺,整齐划一地摆满了旅游商品和本地特产。其实,有些奇怪,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游客商业街都统一兜售着相同相似的旅游纪念品,如绿松石、银器、铜器、小木偶等?具有中甸特色的则为牦牛干巴、手织披肩、藏刀、藏药等。 初春不是旅游旺季,晚上10点,游客稀疏,许多店铺开始打烊,仅有几间铺子还敞开。我被一家藏族手织品店吸引住了,一老一少的母女俩各埋头在织布机上,专心地工作。身后是各种织好的围巾、披肩、桌布和毯子,颜色鲜艳,搭配合适。我立在一旁,静静地看她们熟练地穿梭引线,娴熟地将各色彩线,密密细织。同事杨则去逛临近商铺各式的绿松石,挑了一串细细的长链子。明亮的蓝色让我心动,不过,我想:去哪里找这么多颜色一致的天然绿松石呢? 图3:小巷深处,埋头织布的女孩,坐姿端正。 紧挨着古城旁,新建了月光广场,新铺了青石板,宽阔整洁。广场西面依山建了一座寺庙,须拾阶而上。正殿旁矗立着一座堪称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大转经筒,灯光下,金碧辉煌。 此时的月光广场,借着庙宇里的灯光,安静空旷。清冷的夜空,繁星点点,深邃悠远。有一女人带着两只藏獒,在广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慢跑。天知道在海拔3300米的高原跑步是一种什么概念啊?我们在一棵杨树下歇脚,谈天论地,其中一同事竟悠悠然地躺在树下的长木椅上,仰望星空。 古城的清净,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翌日晨,一定要早起闲逛古城。
个人分类: 出差在外|5249 次阅读|4 个评论
我是男高音 祝贺藏歌会美女 永远的爱恋
热度 2 xupeiyang 2011-10-9 15:27
红红火火合唱团歌友唱《永远的爱恋》视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183400100z18w.html 重要通知: 1、国庆节放假通知: 由于10月1日(周六),“红红火火合唱团”为歌友能与家人团聚放假一次;10月8日(周六),由于部分歌友10月8日开始正式上班,暂停一次;下次活动时间是10月15日(周六),我们期待您的到来,不见不散。 2、唱歌时间变动通知: 由于已到秋季,从9月24日起,唱歌时间每周六,早8:30改为早9:00。 请看到博客通知的歌友互相转告。 中国藏歌会在上周比赛中诞生了今年的20强,女选手均为藏族姑娘。
个人分类: 我爱唱歌|252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湖北老乡杨恒均听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
热度 3 Helmholtz 2011-9-17 22:25
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 杨恒均 http://yanghengjun.blogchina.com/1183820.html (明明是偏执,即佛学中的“我执”,障住了众人的眼睛,而这些人却还都在笑话别人。其实人人都活在某种信仰之中,只是有人活得明白,有人活得很不明白。在我的坛子里最多发言的李铭老弟最近认为我故弄玄虚,已经恨到咬牙切齿,恨不得拿起棒子打我的地步了。有谁能帮我说说,如果我相信玄学和特异功能,而他又是信仰什么的? 希望我的老乡杨恒均的这篇文章可能让他清醒一些。 -----科学禅 博主 科学禅博主回复(2011-9-17 09:02):我讲得太明白不过了,无一句假话:特异功能是真的,但无人能拿兰迪100万美元。天道如此,天机如此,天心如此。我(揭破骗局)只是不给骗子站台而已。 李铭:别人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只有你的是真的,不奇怪吗? 俗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却不能。 这能叫“真”? 你这“真”只可以跟老和尚谈。 ) ———————————————————————————————————————————— “走遍中国”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原本以为体壮如(西藏牦)牛的我,征服一个雪域高原不在话下,没想到,让人呼吸困难的高原反应差一点把我给征服了,当然,让我喘不过气的(breathtaking) 还有那里美如仙境的白皑皑的雪山和碧绿的高山镜湖,以及和谐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善良、淳朴、充满信仰的藏民…… 刚从美国与希腊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西藏,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种反差会不会比高原反应还让人不知所措?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西方文明最古老历史的希腊,以及西方国家成员中历史最短的美国,他们刻意追求的理念,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西藏寻得蛛丝马迹。我说的是人类的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有信仰的民族给世界留下了最伟大的建筑物 到世界各国观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神殿、教堂、清真寺、佛庙等等信仰场所,世界各地能最宏大的建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供人们朝圣、祭拜的场所,尤其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类建筑物更多。原因倒也简单,只有这种地方,才值得人们花费时间与金钱精雕细琢。欧洲很多教堂都是穷尽几代人的智慧与财力打造的,有些建筑物从奠基到完工竟然跨越几百年。不管你信仰什么,这种承载你信仰的建筑物一旦落成,不但是人类建筑史,也会是人类宗教与文化史上的经典。信仰有了承载场所而得也传播,建筑物因为信仰而几近永存。 在希腊与罗马这种古文明的土地上,供人们信仰的场所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华文明拥有更多的是华丽的皇宫、供皇帝避暑的“圣地”、名人故居与大运河、长城之类的。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凡是建立起富丽堂皇宫殿的王朝,几乎一个都不存在了;反而是各种朝圣与表达信仰的建筑物,依然烟火撩人、人声鼎沸。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足迹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神殿、寺庙的我,总会觉得有些郁闷,有点无聊,有些自卑,很多时候,在那些巍峨的殿堂庙宇外,举步不前。 这次行走到中国的青海、西藏,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里有值得世人骄傲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宫殿(还有道观与清真寺),虽然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少数还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加上改革开放后也恢复了一些。这些宫殿与寺庙成为前往青海、西藏旅游的必到之地。 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行走雪域高原,固然有见所未见的雪域美景、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原生态,还有中国其它省市并不多见的群集寺庙,可最吸引我眼球,给我带来心灵震撼的,还是与这些景色和谐相处的善良、朴实的藏民,尤其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神圣感情,以及对信仰的执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我也能够感觉到,这是我与同行的汉人朋友,以及我这次接触的绝大部分已经移居西藏生活的汉人同胞们不太一样的感受。 藏族同胞对信仰的执着震撼了我 …… 在青海西宁的塔尔寺、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寺庙,我把目光从观音菩萨、释迦牟尼、达赖、班禅的佛身上移开,刻意观察随导游到处游走的汉人旅行团。我发现这些汉人中绝大多数对藏人的信仰不以为然。就在我们参观西宁塔尔寺时,一位汉人游客被寺僧当场揪出来,移送到派出所,要求惩处,原来这位汉人在藏人朝拜的塔尔寺里大声侮辱、嘲笑供奉在上的菩萨们,说现在的佛教徒都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也许这个汉人游客只是无意间冒犯了他人的宗教信仰,也许他所在地区的和尚们确实如此,但藏传佛教徒中鲜少(甚至没有听说过)出现这种违背信仰的事,而且,我最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民们,无论是生活在西藏、青海,还是生活在海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贪污腐败现象的。极少数个别出事的,据说也是那些被彻底汉化了的藏人,包括一些领导人。 无论是在塔尔寺,还是大昭寺,汉人对藏人信仰的的态度与评价,都被藏传佛教中一个磕长头的仪式引领到高潮。磕长头是一种全身伏地的朝拜方式。导游说,虔诚的藏民,磕长头的总数可以达到10万个,如果每天不停地做,需要半年时间。很多住在拉萨以外的藏民,以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为单位,倾家荡产,供奉几位代表去朝拜,被选上的教徒,就是以这种三步一个全身伏地的磕头,从家乡一路磕到拉萨(大昭寺),有时历时几年甚至十年,其中一些就在严酷的高原气候中,在漫漫长路中,在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越高海拔的唐古拉山时离开人世…… 从西藏乘车到林芝地区,需要整整一天时间,路况不好,颠簸得很厉害,但全车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两边的景象实在太美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地球还没有被人类开发与破坏的时代,大家甚至舍不得合上眼睛休息一会,担心错过了绿树雪峰、如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巍峨山峰上的白云和蓝天,大家还不时停车下来照相……可说实话,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间美境,反而是路上不时出现的磕长头的藏民同胞。 我虽然无法理解这种磕长头行为的具体宗教涵义,但他们那种虔诚,那种对信仰的执着,深深的震撼了我,有好几次,我想下车同他们一起磕一次长头,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想体会他们的感受,想表达我对他们信仰的仰慕,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也许,只有这样的民族,才配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我默念道, 要像藏民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要像热爱这片土地一样热爱藏民…… 我们对“信仰”的执着远远超过藏族同胞! 与我的想法迥异,通过在几个寺庙里的观察,我发现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几乎都对藏人对信仰的执着不能完全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几位上海过来的游客,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另外一群从广东过来的游客围着一位西藏青年导游,问他有没有信仰,是否磕长头,当这位青年说他有信仰,也会磕长头,但不会达到十万个的时候,那群广东游客又进一步问道,那些(指那些正在磕长头)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长头?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影响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 这后面几个问题显然让那位藏族导游很不自在,反复说,那是信仰,那是信仰,你们应该懂的,那是信仰……可那几位汉人显然没有搞懂,还在追问,而且,口气中越来越多的不以为然与嘲讽。这时,那位藏族青年有些不耐烦了,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藏族青年说这几句话时,脸上鲜有地出现了一种这些天我从没在藏人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嘲讽。我想,这也许是他在汉人学校里学到的一种态度与表情,或者他接触了太多嘲讽他信仰的汉人而被感染了。就我的观察,原本的藏人实在太淳朴太老实,或者“天真与愚昧”得连玩世不恭与嘲讽这些现代人用来躲避俗世的态度都不会。 不过,青年藏人脸上的嘲讽一闪而过,也许是回归了本性,也许是不愿意与顾客争吵。而那些顾客显然误会了这位导游的意思,其中一位说,是啊,我们汉人中有信仰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奉真善美的,但没看到这么执着的…… 这段争论由于下一个需要介绍的景点的到来而结束,但我却知道,那位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藏族青年导游的话没有被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找了一个机会与他聊天,我说,你刚才说,汉人都有信仰,并不是说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他一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在我说了一番让他立即信任我的话后)才告诉我,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都有信仰,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只是当有些信仰成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时,那个人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而已,就像院子里那些磕长头的藏人,在你们汉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固执,很傻很天真,甚至很愚昧,但在我们这些拥有同一种信仰的人看来,那不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们是有福的。这就是信仰。 我打断他说,你刚才既然不是在说汉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认为汉人还有什么“信仰”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但在你们看来,却是那么执着,甚至比你们藏人更加执着? 他笑了笑,简单的回答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 * * * 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 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将功成万骨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请问,藏民们“愚昧的”宗教信仰比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更加难以理解吗? 在我们这个神奇的时代与神奇的国度里,权力已经渗透到你我生活与工作的各个角落,你要就是信仰权力,终身为奴,要就是被它无情地摧毁,失去包括言论在内的诸多自由。刚刚传出一个地方一个县长级别的官员,收集部下大小官员奉献给自己的女人们的阴毛,多达三百份。据说,有些部下就是为了分享一点点权力的甜头而把自己的老婆都贡献出来,供掌权者淫乐,请问,这种对权力的信仰,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邪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还有对金钱的信仰,也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宗教!有哪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会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蝇头小利而在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里下毒?把孩子们的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又有几个“愚昧的宗教”会让那些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前赴后继,死而不已?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确实有人因为高原恶劣的天气而死于磕长头前往拉萨的途中,在现代人看来,这确实有些过分,甚至近似“愚昧”,但想一想我们那些贪污民脂民膏而被枪毙的官员们(例如最近的苏州与杭州的副市长,以及还有更多没有被枪毙,依然在统治我们的公仆),他们又是被什么信仰驱使着不但“牺牲”自己的小命,也因为他们的贪得无厌而害死了不知道多少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 金钱,只有金钱,才是我们那些既没有宗教信仰,又丧失了道德底线的汉民族唯一的信仰——比一切宗教信仰更加“宗教”的信仰。汉人游客也许不理解“愚昧”的藏人为啥要倾其家产,前后花费半年甚至几年时间磕长头,但你们就真的理解那些毕其一生,到死的时候还在算计银行里有多少钱、房子有几栋的左邻右舍?还有你自己,你的信仰又是是什么? 信仰,这次西藏之旅,带给我的最大冲击与震撼! 杨恒均 2011-8-21 摘选自“走遍中国”之“西藏日记”
个人分类: 社会热点|2448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藏族地区“惜杀惜售”问题的研究
zhoumeng 2011-8-27 01:03
藏学中心罗荣占堆老师的一篇文章,结合援藏实际我以为这篇文章选题准、分析的透。 【摘要】广泛存在于藏族传统社会的“惜杀惜卖”是影响牲畜出栏率低,从而导致畜牧业商品率低,草原过载和影响草原生态环境。基于此,有学者更多地将此现象归结为宗教和意识形态。本文在对上述观点进行简单评析的基础上,结合笔者与西藏农牧民群众长期接触和共同生活的积累为依据,从牧民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环境变迁等多个侧面,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藏族 农牧民 惜杀惜卖 但凡研究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发展的学者,大多要提及农(牧)户的“惜杀惜卖”现象,并且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现象是影响藏族地区牲畜出栏率低,导致商品经济落后和草原超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多数人将这一现象的症结归为宗教和其他传统因素影响下的观念陈旧与落后,很少有人将自身置于藏族农(牧)户的地位,设身处地的从经济和生态等更深层次和新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笔者拟重点从经济和生态等视角并结合自己多年在西藏农牧区实地调查感受,对藏族农牧民的“惜杀惜卖”现象做一个诠释。希望笔者的诠释有利于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和分析这个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传统观念:诠释惜杀惜卖的一个缘由 1、 牲畜与家户共同生存与发展,是家庭一份子 在传统藏族社会里,没有不染指牧业,即没有所谓纯粹意义上的农民。现阶段,在大多数藏族居民居住的农耕地区仍人畜同院。每每太阳东升,村子里的各种牲畜便在牧人的引领下,结伴前往村寨附近的山地吃草;黄昏来临,牧人将大群的牲畜引领回村头后,便撒手回家休息,牲畜会自寻家门,如家门未开,牲畜会用肢体撞击,告知家人开门。 在牧区,夏季时分,牲畜随牧人在高山逐水觅食;夜晚时分,牧人居于帐篷,牲畜居于棚外。冬季时分,随牧人到海拔较低处生息,牧人居于简陋的冬窝子,牲畜居于室外,而那些出生不久的幼畜会与主人同居于室内,取暖避寒,寒气逼人之时,主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胸膛温暖幼畜,使其健康成长。 笔者有一亲属,与他朝夕相处多年的马死后,时分伤感,为续与马之深情,在其马亡24小时后,自己动手,去其内脏并用甘草填充,精心缝上后置于家中一角。用他的话讲:“马虽亡,但每日他还想再看看。”人畜之情意可见一斑。 因此,在绝大多数藏族农牧民眼中,牲畜就是家庭一份子,最起码是人类的朋友,别说杀之,就是售之也难以割舍。藏族农牧民还特别珍爱畜役,笔者曾问过许多藏族老人,为何藏族文化十分忌讳食用马肉,回答不尽相同。但有人告知,藏族农牧民所养牲畜可分为两类,一类需要主人伺候,可食之,比如猪、羊和犏牛等;一类乃侍候主人,最典型的就是马和驴,不可食用之。也许,这样的说道无法诠释笔者之问题,但也道出了许多深层次的寓意。 2、宗教文化忌杀生灵,潜意识助长了“惜杀惜卖” 藏族农牧民大多笃信藏传佛教,认为各种生命体均有其灵魂,而且灵魂将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即所谓的灵魂转世,而佛教之首条戒律就是忌杀生。因此,在传统藏族社会里,放生之习俗非常普遍。家中一旦有人生老病死,就会放生 【1】 。寺院的高僧大德如患大病,更要放生。对自养牲畜的放生一般不外乎两个方法。一是赠与寺院,寺院会找专人看养;二是自己放养,直至自然死亡。 需要说明的是,自养放牲畜多为那些生产和繁殖能力强,对家庭经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的牲畜,人民将其作为放生牲畜,除了宗教因素外,感恩也是一个重要缘由。此外,随着藏族农牧民收入渠道逐渐增加 【2】 ,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部分家户开始减少对牲畜的依赖,其做法是增加出栏的同时,也增加了放生牲畜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多数家户放生牲畜的增幅大于出栏数的增幅 【3】 。西藏那曲地区一个靠虫草收入发家的牧户告诉笔者,他是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将牲畜规模缩小了一半。 【4】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藏族农牧民食用猪和牛羊肉,但一般不会食用刚宰杀的牲畜肉,因为藏族农牧民普遍相信牲畜也有灵魂,而且需要24小时方才完成灵魂的脱体。还有,即便今日,畜之主人基本不会亲自宰杀牲畜,定要宰杀,也要请屠夫。然而,不是每个村寨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屠夫,许多时候,需要从其他村落或部落迎请,除了要在吃、住等方面给予热情款待外,还要用牲畜之头颅和内脏加以酬谢。 二、 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惜杀惜卖是防风险求生存的自然选择 1、饲养周期长,单体生产能力下降的时候,选择数量优势是不得以的选择 由于过度放牧和超载,加之长期缺少科学管理和保护措施,藏族地区大多数草地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沙化。比如,西藏自治区已有近3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约占一半左右,还有约十分之一的草地已明显沙化。在西藏主要牧区那曲,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两大类草地的平均产草量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2760kg/ha与1175kg/ha,分别减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1107kg/ha与511kg/ha,减少了50-60%。上个世纪90年代,青海省的退化草地已经达533.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7%。 【5】 草地退化致使牲畜饲草量不足,草畜矛盾加剧。加之自然经济条件下,牲畜的长期近亲繁殖等缘由,直接影响了牲畜的生产能力。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西藏牲畜单体生产能力明显下降,牦牛酮体平均减少近50%,酥油产量平均减少近10斤,绵羊产毛精品减少近0.5斤 【6】 。还有,在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的青海省藏族牧区,上世纪60年代,羊的平均酮体重在20-30公斤。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羊的平均酮体重仅为15-20公斤 。 【7】 与此同时,藏族地区、特别是游牧地区的人口仍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比如,以牧业为主的西藏那曲和阿里地区,近几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 【8】 ,远高于西藏其它几个地(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关于此,近年来笔者在那曲等牧区实地调查也得以进一步证实,一般牧户家庭养育孩子数量为4-6个;然而,在西藏其它农区,一般农户家庭养育孩子数量仅为2-3个。随着西藏牧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对其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牲畜的需求数量也不断增加。 2000-2007年西藏那曲、阿里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此外,藏地牲畜的生长周期普遍长于低海拔地区的牲畜。牦牛一般需要5—7年时间,绵羊需要3—5年时间方能出栏。因此,在牲畜饲养周期长、单体生产能力逐步下降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现实面前,发挥群体优势,惜杀惜卖,追求牲畜的规模效益是西藏家户一种不得以的选择和本能的反应,这种选择与反应在纯牧业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2、 面对多发的自然灾害,以数量保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的选择。 藏族农牧民生活在世界最艰苦的环境中,沿袭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逐水草而牧”的生产方式。虽然大自然赋予了牧民广袤的草原,但自然也有其琢磨不透的喜怒哀乐。尤其在近几十年里,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显著增加。过去每10年左右才有一次较大的雪灾,而近几十年,每两三年就有一次中等规模的雪灾,每五六年就有一次较大的雪灾。尤其是1989年-1990年的那场大雪令人记忆犹新且教训深刻 【9】 。面对高原频繁的自然灾害,一个最有力的事实是,牲畜的存栏越多,灾害过去后存活的数目就相对越多 【10】 。 然而,一些牲畜数量较少的牧户在灾害后即刻陷入贫困,且多年里难以翻身。反之,牲畜数量较多的牧户虽然也遭受巨大损失,但很快就会畜丁兴旺。曾有牧人亲口告诉笔者:“人多,牲畜就得多,雪灾后活下来的牲畜就越多,活的也更好 【11】 ”。 因此,藏族牧民面对多发的自然灾害,惜杀惜卖,以数量保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的选择。 三、 惜杀惜卖:具有重要的经济内涵 1、牲畜是家户最耀眼的财富,最直接的储蓄方式 当今社会处于剧烈的发展变迁之中,即便如此,许多藏族农牧民居住和生活的地区人仍处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时期。试想,产品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富象征应该是什么,最盈利的储蓄产品又应该是什么。许多藏族农牧民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劳动之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最值钱的财富,能够让财富再生财富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储蓄。就藏族农牧民而言,最重要的劳动成果是牲畜和粮食。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族传统社会里,不仅针对牲畜的“惜杀惜卖”广泛存在,针对粮食的“惜卖”现象也存在,家中囤积有数万斤粮食的农户大有人在。 【12】 然而,能够让财富再生财富的产品并非耕地,非牲畜莫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在藏族生活的多数地区,耕地被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农牧民没有自己的耕地和牲畜。如今,虽然耕地的使用权归农户占有,但农户不具有所有权,也就不具有交易权,耕地之规模难以变化,充其量是固定的财富。但牲畜就不一样,农牧户得到了完整的支配权,既可屠宰,也可交易,牲畜可以再生牲畜。可见,在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传统藏族社会里,牲畜不仅是最耀眼的财富,同时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储蓄和最理想的保值、升值产品。藏族农牧民对如此重要的财富和产品给予更多的珍惜和珍藏,我们不仅应该加以理解,还应该看到其合理的一面。 2、牲畜是家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牧互补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在藏族农牧民生活的社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大多拥有较多牲畜。有人就问过笔者,为什么主要从事农耕产业的藏族农牧民要养如此多的牲畜?为什么在畜产品较容易转换成现金的今天,藏族农牧民宁愿选择储存牲畜而不选择储存货币? 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藏族农牧民生活的社区或不远的周边,现金几乎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各种畜产品,但有一样东西不易买到,即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有机肥。藏族农牧民生活在温度较低、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地区,虽有大量耕地星罗棋布于河谷,但其质量无法与平原地区肥沃土地相提并论。欲求丰产,就需大量的有机肥,较低的气温,稀少的氧气和稀疏的植被等环境条件使得有机肥不易寻积。长期以来,藏族农牧民解决有机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将畜粪积存于院落或附近,二是将畜粪制成的燃料烧毕后存于吊厕。可见,在藏族社区,牲畜不仅是畜产品的主要来源和主人的劳动帮手,牲畜还直接生产藏族社区较为稀缺的燃料和有机肥。换而言之,在传统藏族社会里,牲畜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特性。为什么有的家户连老畜、病畜和残畜也不愿出售和杀之,农户的解释是,它们还能够产出肥料和燃料。 如今,为增加产出,化肥已被西藏农户广泛使用,并且使用数量也逐年增加。 【13】 据笔者对西藏农牧区近200名农户十多年的跟踪调查,化肥的增产效率非常显著,最高多达150%,最低也在20%以上。 【14】 然而,农户普遍反映,使用化肥以后,就需要更多的有机肥,否则,耕地容易板结,更多的畜粪需求自然会拉动牲畜规模的扩大,而更多的粮食产出使得牲畜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牲畜具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等多重性,牲畜的规模直接影响着耕地的产出,牧旺促进农旺、农旺反哺牧旺的所谓农牧互补的现象不仅普遍, 【15】 而且是藏族生存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基本特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大规模地开展了旨在消除农村贫困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6】 ,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农村,政府正是遵循农牧互补的特征,针对藏族农户具有的“惜杀惜卖”特点,不是给予农户现金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帮助,而是通过赠送牲畜的扶持方法,使得许多农户摆脱了贫困。 【17】 四、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观念应该变,也在变 1、 生态和市场环境在变,观念也在变 当前,在草畜矛盾日渐突出,牲畜品质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藏族农牧民自身也在考虑惜杀惜卖的后果,并力所能及做出一些调整,其中的几个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藏族农牧民对马的饲养态度有了较大改变。众所周知,马在游牧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藏族文化中更是如此。然而,在牧草资源稀缺性愈发突出和道路交通的改善非常明显的今天,鉴于马对牧草需求数量大,以及在农牧民生产生活中的用途越来越少的实际情况,藏族农牧民已开始逐步调整畜群结构。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举措就是减少马的饲养。在牧区,越来越多的牧民用摩托车替代马匹。 【18】 在农耕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用拖拉机替代马匹 。比如几年前,纵贯于江孜和白朗县大道小路的两轮马车是当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然短短几年就时过境迁。如今,马车已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拖拉机和汽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养马再不经济,但藏族农牧民也绝不会将其杀之,如具备市场条件,将其出售是可以接受的。随着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不断开放,迎来了许多专门从事牲畜交易的穆斯林商贩,他们对于替代环节产生了重要作用。因此,观念的改变除了利益驱使、环境因素外,一定的外部条件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穆斯林商贩的走村串户,这样的替代也不易实现。然而,笔者在那曲等牧区实地调查发现,目前,牧民们普遍感觉缺乏市场交换环境,牧民们出售牲畜还比较困难,这或许是西藏牧区牲畜出栏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藏族农牧民为自我消费而宰杀自有牲畜的量越来越多。现阶段,西藏农牧区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交易主要以货币为媒介。鉴于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以及货币稀缺性的越来越突出,但相对以前而言,藏族农牧民用货币换取牲畜以满足其消费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市场化道路带来的价格信号、交易方式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藏族农牧民的观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藏自治区主要牲畜的出栏率变化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见下表 【19】 )。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家庭,对于畜群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也有较大影响。 【20】 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农户的饲养偏好也在开始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在购买牲畜时更追求强壮或生产能力强的牲畜,比如产奶能力强的杂交奶牛 【21】 和体格强健的种牛就很受农户青睐。笔者调研点的一个房东就在前几年出售了三头藏系奶牛,再添上一些现金购买了一头体格硕大的杂交花奶牛。 2、欲求观念的进一步变化,需要更大的动力和外部条件的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藏族农牧民惜杀惜卖背后除去非经济因素外,也有其保生存、求发展的重要经济背景。因此,从理论上讲,欲求这种观念的变化,一个最佳途径就是减少农牧民对牲畜的严重依赖。然而,在传统藏族社会里,农牧民沿袭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其中,游牧民除了拥有游牧知识及相关技能外,缺乏从事其它产业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连揉皮和搭建过冬窝棚这样简单的工作,也求助于附近的农民。 【22】 一般说来,藏族农耕地区的农民就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与技能而言,要高于游牧民,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他们同样是弱者。虽然,从统计学意义上讲,目前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出现了许多革命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23】 但不可否认地是,西藏农牧民人口仍占全区总人口80%以上,农牧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西藏农牧区仍处于传统农牧业社会阶段。众所周知,西藏农牧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较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间的矛盾异常突出。由此看来,实现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任务仍相当艰巨。 为了使西藏农牧民迅速从传统农牧业社会阶段进入到现代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减少对牲畜的过渡依赖,有效解决藏族人民对牲畜的“惜杀惜卖”现象。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还得不遗余力地为藏族农牧民提供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十五”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农牧区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引导游牧民定居,即实施了“西藏牧区草原建设与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项目。到2005年底,西藏自治区政府已使三万多名游牧民群众实现了定居,并得到了牧民们的高度赞赏。2006年初,西藏自治区政府全面实施了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内容是,不惜重金打造游牧民定居点,以及配套提供通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由此,藏族牧民不仅实现了“定居”这一基本目标,而且还实现了“安居”,这给藏族牧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当前利益。 然而,藏族牧民搬迁到定居点后,在基本实现“安居”的同时,更要解决他们的“乐业”问题,即基本实现“搬得出、留得住、富得起”的长远目标。基于此,政府还必须努力在定居点为藏族牧民寻找新的产业替代,并为其提供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农村公共服务,努力提高搬迁群众的劳动技能与人力资本,这样才可能最终为藏族牧民提供长期可兑现的经济收益。 (罗绒战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东方研究院“游牧社会的变迁与重构“项目(项目编号SFB 586A4)高级专家,本文系该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1】 所谓放生,一种是前往活禽、活畜市场,买下禽畜,或是放归自然,或是养老送终。另一种是对自养牲畜做上专门的记号,绝不杀之。 【2】 其中,就牧民而言,随着虫草价格的飙升,一个重要的收入渠道来自虫草的采集。 【3】 笔者在地处西藏半农半牧地区的墨竹工卡县伦布岗村的一个简单统计显示,该村较富裕5户的放牲畜的增幅大于出栏数增幅约为20%左右。 【4】 如果出栏2个头子的牲畜,那么赠送寺院1个头子的放牲畜。 【5】 见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编《青海资源环境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P112,气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6】 该组数据来源于作者1992年在藏北那曲地区错那乡牧区的第一手调查笔录 【7】 见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编《青海资源环境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P112,气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8】 见《2008年西藏统计年鉴》人口部分。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北京。 【9】 这场雪灾使西藏畜牧业损失惨重,仅那曲地区就有200多万头(只)牲畜死亡,占该地区牲畜总头数的四分之一还多,相关内容见俞允贵等著《西藏产业论》P218,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出版。 【10】 一般认为,随着大雪降临,气温骤然下降,冷冻天气导致牲畜死亡数量明显增加,因此,灾后牲畜存活数量相对减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果农户饲养的牲畜较多,大量牲畜挤在一起可以相互取暖,从而大大降低雪灾等冷冻天气给牲畜生命带来的危害程度,故灾后牲畜存活数量相对较多。 【11】 关于此点,一是经过雪灾后的牲畜,其身体抗病能力有所增强;二是雪灾后,草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同时随着冰雪融化,牧草得到了充足水份,长势良好,牲畜能够吃到更加优质的饲草,故雪灾后的牲畜往往能够活得更好。 【12】 近年来,随着国家“粮食直补”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大大提高了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国家对西藏农牧民全面实施了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如对农牧民购买农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财政补贴,这也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与农业产出,因此,目前西藏农牧民家庭储存的粮食数量越发增多。 【13】 据西藏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西藏全区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仅为108公斤。然而,2007年,西藏全区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高达200公斤。七年时间内,西藏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14】 笔者从1996年开始,每年前往拉萨市林周县春堆村、墨竹工卡县伦布岗村和山南地区扎囊县进行入户调查,本文的许多材料来自这些地区。 【15】 最早提出农牧互补概念的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前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笔者有多篇文章从论理与实证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诠释。 【16】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1994年,中国政府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大规模扶贫攻坚,力争用7年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7】 关于此问题,可参阅笔者拙著《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8】 就此问题的讨论和相关案例分析,可参阅笔者拙著《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北京。 【19】 此表据《2008年西藏统计年鉴》相关部分整理。 【20】 近年来,西藏农牧民家庭收入逐渐多元化,除了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农牧业收入外,政府还逐渐提高了对西藏农牧民的各项补助,即补助性收入。与此同时,政府还在农牧区配套实施了大量农发建设项目,给西藏农牧民提供了更多地务工机会,由此也增加了西藏农牧民的劳务收入。 【21】 藏族农牧民养奶牛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获取酥油。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有一些从畜牧业发达国家引入的奶牛,但饲养者普遍反映,国外奶牛虽然体格大,产奶能力强,但奶中所含的酥油却无法与藏系奶牛相提并论。杂交奶牛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2】 比如,藏族农牧民居住的最大牧区---那曲和阿里的牧民每年都得雇佣大批日喀则北部地区的农耕和半农半牧地区的人们前往畜牧点,帮助他们揉皮、缝制衣被、搭建过冬窝棚等。农民提供劳务得到的收入基本为牲畜,牧民得到的是赖以生存的生活用品。然而,即便今日,被经济学家普遍称之为较为落后的交换方式的物物交换、劳劳交换、劳物交换等仍广泛存在于藏族传统社会。 【23】 比如,2007年,西藏自治区一产、二产和三产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16.00%、28.80%、55.2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5%以上,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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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信仰
热度 1 fqng1008 2011-8-25 09:59
常常听人说,当代中国人缺乏信仰,我一直信然。昨天看 杨恒均 的博文“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我先是诧异,接着也是认同。虽然金钱和权力算不得信仰,但是我们对它的膜拜简直超过了信仰,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特色? 故事是这样的。 杨恒均 正在实施他的“走遍中国”计划,西藏之旅让他强烈震撼到的不是那美如仙境的皑皑雪山、碧绿的高山镜湖,而是和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善良、淳朴、充满信仰的藏民。一位年轻的导游介绍了三步一个全身伏地的磕头的虔诚藏民的礼仪,磕长头的总数往往可以达到 10 万个(如果每天不停地做,需要半年时间)。很多住在拉萨以外的藏民,以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为单位,倾家荡产,供奉几位代表去朝拜,被选上的教徒,从家乡一路磕到拉萨的大昭寺,有时候历时几年甚至上十年,因此其中一些就在严酷的高原气候中,在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在翻越高海拔的唐古拉山时离开人世。 这时候,我们这些来自上海、广东的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完全不能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的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有的问导游是否磕长头?那些磕长头的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和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后来, 那位藏族青年实在不耐烦而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杨恒均 在事后问导游,获得的 回答竟然是:汉人比藏人更加执着的信仰是权力和金钱。 难道权力和金钱也能成为信仰?现实中的一切就是如此:那些德高望重的现代公仆,那些争权夺利的权贵学者,那些顶礼膜拜的芸芸众生,我们虽然没有经过形式上的“洗礼”,却一个个被现实耳濡目染变成了忠实信徒。一个年轻的藏族导游,他的那种“旁观者清”的跨文化视觉竟然如此深刻无比,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理解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人生观、另外的核心价值体系? 附 杨恒均 : 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 “走遍中国”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原本以为体壮如(西藏牦)牛的我,征服一个雪域高原不在话下,没想到,让人呼吸困难的高原反应差一点把我给征服了,当然,让我喘不过气的 还有那里美如仙境的白皑皑的雪山和碧绿的高山镜湖,以及和谐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善良、淳朴、充满信仰的藏民…… 刚从美国与希腊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西藏,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种反差会不会比高原反应还让人不知所措?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西方文明最古老历史的希腊,以及西方国家成员中历史最短的美国,他们刻意追求的理念,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西藏寻得蛛丝马迹。我说的是人类的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有信仰的民族给世界留下了最伟大的建筑物 到世界各国观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神殿、教堂、清真寺、佛庙等等信仰场所,世界各地能最宏大的建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供人们朝圣、祭拜的场所,尤其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类建筑物更多。原因倒也简单,只有这种地方,才值得人们花费时间与金钱精雕细琢。欧洲很多教堂都是穷尽几代人的智慧与财力打造的,有些建筑物从奠基到完工竟然跨越几百年。不管你信仰什么,这种承载你信仰的建筑物一旦落成,不但是人类建筑史,也会是人类宗教与文化史上的经典。信仰有了承载场所而得也传播,建筑物因为信仰而几近永存。 在希腊与罗马这种古文明的土地上,供人们信仰的场所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华文明拥有更多的是华丽的皇宫、供皇帝避暑的“圣地”、名人故居与大运河、长城之类的。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凡是建立起富丽堂皇宫殿的王朝,几乎一个都不存在了;反而是各种朝圣与表达信仰的建筑物,依然烟火撩人、人声鼎沸。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足迹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神殿、寺庙的我,总会觉得有些郁闷,有点无聊,有些自卑,很多时候,在那些巍峨的殿堂庙宇外,举步不前。 这次行走到中国的青海、西藏,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里有值得世人骄傲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宫殿(还有道观与清真寺),虽然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少数还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加上改革开放后也恢复了一些。这些宫殿与寺庙成为前往青海、西藏旅游的必到之地。 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行走雪域高原,固然有见所未见的雪域美景、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原生态,还有中国其它省市并不多见的群集寺庙,可最吸引我眼球,给我带来心灵震撼的,还是与这些景色和谐相处的善良、朴实的藏民,尤其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神圣感情,以及对信仰的执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我也能够感觉到,这是我与同行的汉人朋友,以及我这次接触的绝大部分已经移居西藏生活的汉人同胞们不太一样的感受。 藏族同胞对信仰的执着震撼了我 …… 在青海西宁的塔尔寺、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寺庙,我把目光从观音菩萨、释迦牟尼、达赖、班禅的佛身上移开,刻意观察随导游到处游走的汉人旅行团。我发现这些汉人中绝大多数对藏人的信仰不以为然。就在我们参观西宁塔尔寺时,一位汉人游客被寺僧当场揪出来,移送到派出所,要求惩处,原来这位汉人在藏人朝拜的塔尔寺里大声侮辱、嘲笑供奉在上的菩萨们,说现在的佛教徒都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也许这个汉人游客只是无意间冒犯了他人的宗教信仰,也许他所在地区的和尚们确实如此,但藏传佛教徒中鲜少(甚至没有听说过)出现这种违背信仰的事,而且,我最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民们,无论是生活在西藏、青海,还是生活在海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贪污腐败现象的。极少数个别出事的,据说也是那些被彻底汉化了的藏人,包括一些领导人。 无论是在塔尔寺,还是大昭寺,汉人对藏人信仰的的态度与评价,都被藏传佛教中一个磕长头的仪式引领到高潮。磕长头是一种全身伏地的朝拜方式。导游说,虔诚的藏民,磕长头的总数可以达到 10 万个,如果每天不停地做,需要半年时间。很多住在拉萨以外的藏民,以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为单位,倾家荡产,供奉几位代表去朝拜,被选上的教徒,就是以这种三步一个全身伏地的磕头,从家乡一路磕到拉萨(大昭寺),有时历时几年甚至十年,其中一些就在严酷的高原气候中,在漫漫长路中,在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越高海拔的唐古拉山时离开人世…… 从西藏乘车到林芝地区,需要整整一天时间,路况不好,颠簸得很厉害,但全车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两边的景象实在太美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地球还没有被人类开发与破坏的时代,大家甚至舍不得合上眼睛休息一会,担心错过了绿树雪峰、如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巍峨山峰上的白云和蓝天,大家还不时停车下来照相……可说实话,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间美境,反而是路上不时出现的磕长头的藏民同胞。 我虽然无法理解这种磕长头行为的具体宗教涵义,但他们那种虔诚,那种对信仰的执着,深深的震撼了我,有好几次,我想下车同他们一起磕一次长头,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想体会他们的感受,想表达我对他们信仰的仰慕,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也许,只有这样的民族,才配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我默念道, 要像藏民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要像热爱这片土地一样热爱藏民…… 我们对“信仰”的执着远远超过藏族同胞! 与我的想法迥异,通过在几个寺庙里的观察,我发现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几乎都对藏人对信仰的执着不能完全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几位上海过来的游客,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另外一群从广东过来的游客围着一位西藏青年导游,问他有没有信仰,是否磕长头,当这位青年说他有信仰,也会磕长头,但不会达到十万个的时候,那群广东游客又进一步问道,那些(指那些正在磕长头)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长头?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影响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 这后面几个问题显然让那位藏族导游很不自在,反复说,那是信仰,那是信仰,你们应该懂的,那是信仰……可那几位汉人显然没有搞懂,还在追问,而且,口气中越来越多的不以为然与嘲讽。这时,那位藏族青年有些不耐烦了,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藏族青年说这几句话时,脸上鲜有地出现了一种这些天我从没在藏人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嘲讽。我想,这也许是他在汉人学校里学到的一种态度与表情,或者他接触了太多嘲讽他信仰的汉人而被感染了。就我的观察,原本的藏人实在太淳朴太老实,或者“天真与愚昧”得连玩世不恭与嘲讽这些现代人用来躲避俗世的态度都不会。 不过,青年藏人脸上的嘲讽一闪而过,也许是回归了本性,也许是不愿意与顾客争吵。而那些顾客显然误会了这位导游的意思,其中一位说,是啊,我们汉人中有信仰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奉真善美的,但没看到这么执着的…… 这段争论由于下一个需要介绍的景点的到来而结束,但我却知道,那位看上去只有 20 岁左右的藏族青年导游的话没有被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找了一个机会与他聊天,我说,你刚才说,汉人都有信仰,并不是说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他一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在我说了一番让他立即信任我的话后)才告诉我,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都有信仰,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只是当有些信仰成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时,那个人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而已,就像院子里那些磕长头的藏人,在你们汉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固执,很傻很天真,甚至很愚昧,但在我们这些拥有同一种信仰的人看来,那不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们是有福的。这就是信仰。 我打断他说,你刚才既然不是在说汉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认为汉人还有什么“信仰”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但在你们看来,却是那么执着,甚至比你们藏人更加执着? 他笑了笑,简单的回答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 * * * 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 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将功成万骨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请问,藏民们“愚昧的”宗教信仰比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更加难以理解吗 ? 在我们这个神奇的时代与神奇的国度里,权力已经渗透到你我生活与工作的各个角落,你要就是信仰权力,终身为奴,要就是被它无情地摧毁,失去包括言论在内的诸多自由。刚刚传出一个地方一个县长级别的官员,收集部下大小官员奉献给自己的女人们的阴毛,多达三百份。据说,有些部下就是为了分享一点点权力的甜头而把自己的老婆都贡献出来,供掌权者淫乐,请问,这种对权力的信仰,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邪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还有对金钱的信仰,也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宗教!有哪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会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蝇头小利而在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里下毒?把孩子们的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又有几个“愚昧的宗教”会让那些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前赴后继,死而不已?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确实有人因为高原恶劣的天气而死于磕长头前往拉萨的途中,在现代人看来,这确实有些过分,甚至近似“愚昧”,但想一想我们那些贪污民脂民膏而被枪毙的官员们(例如最近的苏州与杭州的副市长,以及还有更多没有被枪毙,依然在统治我们的公仆),他们又是被什么信仰驱使着不但“牺牲”自己的小命,也因为他们的贪得无厌而害死了不知道多少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 金钱,只有金钱,才是我们那些既没有宗教信仰,又丧失了道德底线的汉民族唯一的信仰——比一切宗教信仰更加“宗教”的信仰。汉人游客也许不理解“愚昧”的藏人为啥要倾其家产,前后花费半年甚至几年时间磕长头,但你们就真的理解那些毕其一生,到死的时候还在算计银行里有多少钱、房子有几栋的左邻右舍?还有你自己,你的信仰又是是什么? 信仰,这次西藏之旅,带给我的最大冲击与震撼! 杨恒均 2011 - 8 - 21 摘选自“走遍中国”之“西藏日记” 参考阅读: 《我的信仰是民主 》 、 《一位民主小贩眼中的世界》 公路旁边秀色可餐,但吸引并震撼我的却是不时出现在马路上边走边磕长头的藏民 我在大昭寺脱离团友,在外面长久观察磕长头的藏民以及围观他们的汉人游客 在布达拉宫前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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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经钟只为今天的一切巧合
热度 1 yanhuasanman 2011-7-10 22:31
今天陪着宿舍的老大去了步行街,偶然遇到一家藏族的饰品店,看了很多的饰品,感觉很好,伴着喇嘛的藏语听着挺舒心。回来以后想着写下经钟来纪念这天,正在构思时间,焦点访谈播出60年西藏,挺巧合的,也许这个世界有些事情是无比的巧合,无比的完美!今天晚上去吃饭,一个在西藏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这么巧合的事情真的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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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此刻——玉树加油!
edwina 2010-4-22 20:15
414玉树7.1级地震,全国人民的心跳急速跳动在北纬33.1度,东经96.7度的玉树州。 玉树藏族自治州(简称王树州)位于青海省的西南部,东西长738公里,南北宽406公里,土地总面积为 26.7万平方公里(包括海西州代管的唐古拉山乡的6.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7.2%(不含唐古拉山乡面积19.8万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7.5%)。 玉树是藏族自治州,是藏族同胞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总人口为25.27万人(1999年),其中藏族占97%。农牧业人口21.7万人。自治州首府驻玉树县结古镇。简称玉树州。 藏族,有人口600万人(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 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及青海海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藏族有自已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方、安多三种方言。现行藏文是7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 玉树平均海拨4000米以上,最低点3510米,最高点6621米。玉树藏族居民生活在3500米左右的高原,受低压缺氧环境的影响,在饮食上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环境和地域的影响,一年四季基本上没有蔬菜和水果,饮食主要以肉、奶、粘粑和茯茶为主,能量高,但缺少大量的维生素类,由于高原沸点低,肉不熟的情况下就开始食用,称开锅肉肉中大量的细菌没有完全消灭,造成易发肝包虫等疾病。同时缺少大量维生素类,造成身体养份的不平衡、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较多 。 很多人让我感动,有200余司机鸣笛悼念同胞,有只要不累倒就坚持救人的医疗队长,有失去亲人坚强生活的玉树受灾同胞,有军警部队医务工作者在一线抢救生命,有75岁高龄还去玉树帮忙的河北医生吴殿华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吴殿华就连夜组成医疗队赶往灾区,医疗队奋战19天,共救治伤员184名。当年10月8日,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吴殿华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4月14日,得知玉树发生地震后,吴殿华组成了4人医疗队,携带灾区急需的医疗器械和价值1万余元的药品于4月15日上午驱车赶赴玉树。经过30多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在16日下午赶到灾区。 刚到玉树时,队员们都有强烈的高原反应,但时间就是生命,他们不顾疲劳,马上投入到救治工作中。4月18日下午,笔者拨通了吴殿华的电话,他告诉笔者: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只能住帐篷、睡地上、吃方便面,但队员们都没有丝毫懈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救治了80多名受伤群众。 吴殿华和老伴儿都已经是高龄了,浑身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但是面对地震他们从没有犹豫过,汶川地震的时候老两口很快到灾区帮助救灾。这次玉树地震,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才没有跟过来。每天两人只有一通电话,话不多,但是这么多年的夫妻已经让两人心灵相通,只要确定对方安全就会全力支持对方的工作。虽然没有安排吴老的具体工作,但是吴老一刻不得闲,每天都在帐篷中间走过来走过去看望灾区人民的身体状况。一句朴实的话语我身体有病,能够帮到谁就帮谁,争取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让我的心里久久感动。 前段时间说过现在变得冷漠,其实真的不是冷漠,而是不敢正视。正视灾难会让自己变得软弱无力,对天灾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牧羊人,在羊丢失后拼命的弥补当初的失误。同时我也总在犹豫,在想:献出我的爱心可以,但是我的爱心到底能不能到达灾区?汶川地震的赈灾款好像已经被一些人染过指了吧。如果有这么些人,总是见钱眼开,不顾场合、不管用处肆意挥霍。这些人真的已经失去了作为人很重要的道德约束,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是正的,希望下梁要学习上梁,不要各走各的路,不要让人们失去信任的动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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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青海----藏族人家
lixuekuan 2009-12-17 22:11
天未亮到青海湖边拍日出。没有想到太阳出来就是光芒四射,没有办法拍,就对着湖边一个藏族人家拍了起来。 这个藏族人家共四人,一对年轻夫妇带两个孩子,孩子也是一男一女。 这个家庭两顶帐篷,一个放摩托车和其它杂物,一个住人。还有一辆手扶拖拉机,一群羊(大约50只),一群牦牛(10只)。 喂牦牛是喝奶和做奶酪,羊是为了卖钱。牛群和羊群晚上也不用管,就在湖边自由游荡。 起来后男主人到帐篷后面一个木棍祈祷,嘴里念念有词,听不懂说什么,然后围绕着木棍转圈,撒些青稞子。 祈祷完毕,开始生火做饭。他们烧的是干牛粪。 那么冷的天,藏族同胞穿着单衣从帐篷出来看不出来他们感到冷,要是我们内地人早冻坏了。 帐篷也很薄,不知道晚上是不是很冷。拍完与男主人聊了一会,汉语说的不是很流利,他能听懂我说话,我懂他们说话很困难。临走给了他们20元钱,算扶贫了,总比买了砸不开的铁核桃强吧。 真是一方水土样一方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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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纳帕海之汉藏歌曲PK
chaliez 2009-6-27 09:31
以前我在藏区活动的一些事情,应该是当时出差时写的日记,现转于此。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到纳帕海出差了,幸好这一次人手充足,我不用一个人独自到这里了,因为三个师妹要在这里开展工作,我就带领她们来熟悉环境了。 这一次我们住在了当地藏民家里,藏民的房子一般都很大,人住在第二层,地板是木质的。 我们向来是吃百家饭的,到哪家就和他们一起吃住,这也是我们这些搞民族植物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真正的深入群众。我们的工作也应该归属于野外工作吧,以前还经常听同行说起这样的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仔细一看是中科院的。那天晚上人是比较多的,他们家连同他家亲戚有6个人,我们有4个人,热热闹闹的吃完饭后,我记不清楚是谁提议唱歌的了。藏族同胞是喜欢唱歌跳舞的,他们拉弦子,他们跳锅庄舞。恰好这家有音响,那家女主人的妹妹据说是当地唱歌很有名的,她就先唱了,起初她用麦克风,可是我的耳朵受不了,音太高了。那就不用麦克了。没想到她的声音圆润清澈,气息甚足。我终于相信了有些人说得在雪山脚下都能听到山上藏女的歌声了。至于什么歌词我是不知道的了,因为我只懂一点日常的藏语。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感觉象蚊子在叫一样,虽然我们也用尽全力。 我来到高原之后才发现象《青藏高原》那样的歌曲只有在高原唱才能有那种震撼的感觉。在高原唱那样的歌曲才能放飞心灵。所有的郁闷的心情都被这清冽的空气,和圣洁的雪山化解的无影无踪了。这也是我一直怀念那里的一个原因。 我们唱了很长时间,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底气已经不足了,那就跳舞好了,我很喜欢藏族舞蹈的步伐。如果跳的有味道那还得穿上他们节日的服装。灯光下好不热闹,我也虚心的学着步伐,这样的舞蹈和热情我想是很少游者能遇到的。我有时情不自禁的想生活原来真的可以这般的。他们牧马放羊,他们想唱就唱,简直就是一个无忧的世界。 在上楼梯的时候男主人问我:她们三个都是你老婆?我说都不是。我们哈哈大笑。睡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站在我们面前不走,我说:你们也睡吧,我们要看看你们是怎样进到睡袋里的!原来是这样呀。我示范了一遍,呀呀,原来是这样的他们满足的去睡了。 我喜欢在民族地区活动,那里的人民大部分都很乐观,都充满了热情。后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曾对汉族农民进行调查,虽然我是汉人,但是,我发现在汉族地区作调查要相对难得多,很多老百姓都用警惕的眼光看着你。经过多个民族的比较,我感性的认识到,汉族的农民很忙碌,但是他们并没有民族地区的农民和牧民富裕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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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崩札记
chaliez 2009-5-2 11:14
雨崩札记 撰文:张传领 供图:李宗杰来源:《生命世界》2008年05月号 经过大概六个小时的翻越到达海拔四千多米的垭口后,下山没多久我们就能看到群山环绕下的雨崩。蓝天下乳白色的雪峰在阳光下奕奕生辉,苍翠群山偶有云带环绕,U字形的山谷里交错镶嵌着青稞和小麦地,黑顶白墙的藏式房屋零星点缀在这自然画布上,这个藏族小村落就是文明世界的雨崩。说它小,总共只有36户人家,人口不到120人,依着地形很自然地分为上雨崩和下雨崩两个部分,一切外来物资都靠马帮驮运。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让人联想到《桃花源记》里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然而,它却连结了世界各个角落的热爱自然的人们。 第一次听到雨崩,是在一个徒步者的口中,他眼中的热切让我不解却也深深感动。后来,我窥见民族植物学的门径,并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一项小课题,样点就在雨崩。我才明白,这个村落的存在早已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桃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驴友梦想的天堂,传统的信仰与外来的文明在这里交错冲突,汇聚成迷。如果说当年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变迁,那么,在三江并流区域的保护与发展上,雨崩,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神山信仰与朴素的生态意识 坐落在藏族八大神山之一的梅里雪山脚下,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这里变得格外虔诚。传统知识对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积极意义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共识,一些学者对傣族和布朗族神山的研究也都显示了它们在我国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在雨崩,村民们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保护同样让我们深深着迷,这里面包括神山信仰、禁忌和乡规民约等。 雨崩村藏民的观念中,生命的永恒源于对生命的珍视,人活在世上就得珍视一切有灵性的东西,而大自然的伟大灵性促使村民热爱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村民的生活离不开这里的自然资源,他们的用水来自雪山上的融雪,现在村里的电力也来自雪水形成的溪流。高山草甸养育着村里的牦牛,森林提供生活的燃料、野生蔬菜和各种药材,山谷提供粮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退化,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以至于生存,因此,他们的心中一直存在着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滇西北藏区几乎村村有自己的神山,雨崩村也不例外,神山上可以采集一般的生活用品,但是拒绝大肆破坏。冬虫夏草、贝母、红景天、雪莲花、松茸等珍贵药材在他们的神山上得到有效的保护;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各种杜鹃妖娆绽放,直使人眼花缭乱;其他观赏植物如鹿蹄草、报春、银莲花等,亦是美不胜收如此瑰丽的宝藏因为传统信仰得到持续的保存。 村民是神山的使用者也是神山的保护者,有关神山的举动都受到村民的监督。2004年夏季,我们和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的科学家进入这个村庄采集标本,村里的护林员立刻就得到消息,半夜走了一里路找到我们,言明其他地方的植物可以采集,但是神山上的植物是不能采的,即便有林业局的介绍信也不行,还得遵循乡规民约。一次烘烤标本时,由于不慎导致标本化为灰烬,这次的意外使得他们的信念更为坚定。 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 740米)巍峨雄伟,由于它的气候变化莫测,至今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而这里,也因为1991年中日友好登山队罹难的悲剧为世人所知。雨崩的村民是极力反对攀登神山的,征服自然的勇气和信念在他们眼中是如此微小。尽管上一刻还受到奉上酥油茶的热情款待,登山者一旦暴露出意图之后,就很有可能遭受整个村庄的横眉冷对。这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曾经的一个登山爱好者要悄悄地从村里攀登卡瓦格博,村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村出动,终于在中途将其拦截,驱逐出村。当他们向我讲述时,神情是那么认真,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对神山信仰的坚贞。在雨崩人的理念里,生活简单而富余,他们庆祝所有的纪念日,包括播种和丰收,而每年5月,村里的草地上都会举行赛马和射箭比赛,以这种娱乐竞技的方式来祭祀神山。 我以生态保护的立场向村里的喇嘛请教神山信仰,得知他们关注的是自然的生命本质,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其中不仅仅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岩石、水、山脉、星辰,以及整个宇宙,而神山,正是连结这所有元素的地方。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哲学,但是我想,我们在制定生物保护政策时,仅仅依靠西方科学知识是不够的,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完美的绿色循环经济 很多科学家为使有限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绿色革命以来,人们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作物品种改良和增加化肥用量等方法增加粮食产量。现在看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已经不大可能,化肥和化学农药的施用在短期内提高粮食产量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它们的负面效果也越来越显现出来土壤板结、地下水污染、粮食品质下降、粮食农药残留当都市里人们呼唤真正的绿色食品时,雨崩一直到现在都延续着古老的肥沃土壤的传统自制农家肥料。 每年农忙结束,安珠就要邀上邻居去山上拾取黄背栎、滇高山栎的枝叶和高山松的针叶,码成一人高吃力地背回家。这一场大规模的制肥盛会以女性开幕,男主人此时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牧场的牦牛上,他们负责到家后的工作。废弃的枝叶切碎后放入牛马厩中,等着高山牧场的牲畜到圈中过冬,任其踩踏,不起眼的厩肥却是来年播种时不可或缺的东西,承载着新年收成的希望。这种工作年复一年,经过一年的生长,再一次制肥之前,栎树已经恢复如初,松毛散落,等待着安珠和她的同伴。已有研究表明,牲畜的粪便如果直接施用到地里,会烧伤庄稼,而直接单纯地将其堆砌,又会损失不少养分,森林中栎树和松树的枯枝落叶堆积过多也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庄稼的产出消耗土壤中的肥力,雨崩人的转废为宝的举动,让土壤和森林同时得到了保护,在此同时,他们也产出了真正的绿色食物。 遗憾的是,对栎树的重要意义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是雨崩有一个节日叫shuzhanisu,是为了庆祝栎树枝叶收获后要过的节日。专门为采集一种植物设立节日,尽管惊讶,我却开始有些理解雨崩人和自然资源的融和了。我曾经问起过田地灌溉的问题,遭到了村民善意的嘲笑,他们的耕地从来不浇水,完全靠天降甘霖就满足了土地对水分的需求,当外部世界陶醉在轰轰烈烈的自然改造之时,雨崩,却保持了一份最初的敬畏,并且在这份敬畏中,安详地获取大自然的馈赠。 自然界是不会产生废物的,之所以产生了废物,是因为人们把它们放错了地方。当国家正在为农林废弃物苦苦寻求出路的时候,这里却进行着完美的循环。 悄然变化的世外天堂 全球气候变化也对这个很小的地方产生了影响,雨崩人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神湖和冰湖比以前变小了,为什么冰川上的雪崩次数比以前频繁了,为什么他们守护的神山变得越来越喜欢发怒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吸引全世界旅游者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的科学家前来,他们拿着20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和现在同样角度照的照片做比较,给村民们解释这些疑问。村民不一定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他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也许当将来的某些时候,发现曾经拥有的雪莲、冬虫夏草再也找不到的时候,他们才能体会到。全球气候变化不仅让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感到紧张,也让世外天堂的雨崩有所察觉。 雨崩的美丽让它不能安静地处在尘世之外,当一批批游客纷至沓来的时候,雨崩是否还能继续坚守它的信仰?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守卫这片生态的阵地? 神瀑客栈的主人阿青布一家是最早感受到浪潮的人,他们家紧邻着雨崩神瀑,推开窗户就能看见不远处的雪山景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家成为最受驴友欢迎的下榻地。阿青布索性把两层的木屋都翻修出来做了客栈,他家的阿纳老爹给徒步前往笑农大本营的游客做向导,收取90元的领路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藏医,认识很多种草药。村里像阿青布一家这样生活的人有许多,村委会集中各家的马匹统一编号管理,租给游客代步。他们每天守在垭口和村口,按号抽取,公平地轮流 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带来的收入已经影响了这36户人家,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帮助下,这里建成了生态旅游村,旅游成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在改变村民的观点。不同肤色的人群带来了各种思想和言论,我去的时候,村里讨论最热的是是否要修一条通往外界的路,以前没有钱修路,现在有了钱了,路到底修不修。村里有些人似乎预感到路修好了将会带来什么,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作为旅游者,人们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没有路,作为一个生态研究人员,我自私地希望他们能守护好这块生态阵地。滇西北本来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雨崩这个梅里雪山脚下的村庄,也注定了要受到来自各个群体的关注。各种思想会在这里交锋,变化是永恒的,面对变化,雨崩何去何从? 谁来守护传统知识 我忠实地记录着雨崩的生活,却不敢以我的价值去评判它。过去,雨崩的传统知识体系为森林保护和管理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保护和发展,却一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这样的村落不仅仅只有雨崩,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保罗考克斯那样,用悲悯的眼光提出疑问:在新千年里,这些知识体系还能幸存多久? ■ (责编 李瑄)
个人分类: 民族文化与环境|6043 次阅读|6 个评论
汉藏本是一家人
热度 1 剑走偏锋 2008-4-21 15:25
  西藏人本来就是古代羌人的后裔,古羌人也是汉人的祖先之一.尤其是四川\西南等民族都有它的遗传血液.所以,当今世界语系中,就有汉藏语系.汉语藏语同属一个语系.而蒙古\鲜卑\朝鲜\日本等民族,虽然与汉族文化相近\地理相邻,但还是属于不同的语系.    唐朝时,文成公主与金成公主入藏,都带了几千个工人侍女同去.这些人与当地人通婚,产生了民族大融合.所以,藏族同胞也有着汉人的血脉.        汉藏本来就是一家人.    谁想在汉藏民族中制造分裂,绝没有好下场.    那些流氓海外的藏人,多是以前的农奴制底下的贵族的后代,不值得人们同情.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102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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