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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代，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生存现状: 热度 17 woshixuxudemama 2020-9-18 14:00; 疫情时代，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生存现状李晓姣，2020年9月18日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村里封了路口，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西北音乐人张尕怂 1| 当“博士之后”遭遇“疫情之后” 博士之后，我现在是名博士后。现在是我在站第二年。本来，今年3月应该进行中期考核，一切顺利的话，年末出站，从而开启新的人生挑战。在站第一年，我走了些弯路，科研进展有些缓慢。但今年年初一篇文章的顺利发表，让我仍觉得2020年有着美好的开端。对“美好”的这种期许在1月末戛然而止，更在8个月后的今天，变得遥不可及。我被抛在一个路口，可看不清前后左右。我只知道我可能不能按时完成论文考核，我可能不能顺利出站，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职位，我可能要离开学术行业。我内心充满恐慌，以前这些恐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漂浮的状态存在于散见的新闻中——我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太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当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时，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已然是个失败者这一现实。离开的失败者几乎不会书写自己的失败，可我偏不。我不仅想写how I die，更想搞清楚why I die。 2| 早知道在家待了那么久从1月末突发疫情，到9月初孩子开学，这8个月里我时常魔怔一般突然念叨“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这多半年是这样，早知道在家待了那么久——我应该更早准备申请书，我应该更从容制定研究计划，我应该更规律地生活，我应该更好地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可是，这半年多来我一事无成。然而，如果真能回到其中某个节点，我会做得更好吗？ 1月 10日寒假开启。短暂的家庭出游后，15日回校继续手头的论文，20日离校准备过春节。23日武汉封城。从此，生活拐了个大弯，朝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发疯般狂奔。 2月末，除了武汉等疫情中心，我所在的城市防控形势已逐渐平稳。 3月初，我爱人单位复工。我开始居家工作兼带孩子。期间，博士后基金申请推迟，国自然基金申请推迟。 5月初，学校允许教职工返校。幼儿园仍无法开学，不得已我开始带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去学校上班。 9月，学校开学，最终没等来幼儿园开学，孩子直接升入小学一年级。这8个月，我得以体验了育儿vs.科研的高度耦合。8个月后，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一年级班主任批评家长没做好小孩的幼小衔接，而我则面临着完不成博士后论文考核的一连串后果。 3| 疫情下更为凸显的育儿vs.科研矛盾科研与育儿是否可兼顾，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当今社会，能兼顾事业与家庭毫无疑问是成功女性的标志——以至于你在任何一方面示弱，承认自己在其中一方面是失败的，都多少是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在“前疫情”时期，得益于幼儿园的朝八晚四、家中长辈的援手、经济允许下的保姆、托班和兴趣班，做到“兼顾”似乎还不是很难。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幼儿园关闭，父母远在家乡，社会机构停摆。剔除了这些变量后，我“终于”可以在单控制变量下考察究竟科研vs.育儿如何互相影响。作为一名博士后，科研行业的临时工，我的科研任务最低是完成出站论文考核，高则要冲刺基金，争取稳定职位。作为一名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妈妈，我的育儿任务最低是照料日常生活，高则要亲子互动，完成幼小衔接。本来我想详细描述居家办公的典型一天，我是如何从蓬头垢面赶紧喝杯咖啡开始，到准备孩子饮食，应对孩子无时不刻的陪伴和互动需求，然后抽空坐在电脑前敲几行字……但当我看到这两张照片时，无须细说，尽在不言中。左图是环境科学家Gretchen Goldman，右图是某经济学家（图源自微博），即使这样，也有摆拍（已经收拾过了）嫌疑，真实的带孩子场景如何？——再乱上一百倍吧。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处境比之已成名成家的她们只会更加窘迫、更加无力。一整天的鸡飞狗跳之后，我早已筋疲力尽。科研与育儿，一个是需要大段时间和高度集中力的“无中生有”的创造性脑力劳动，一个是极度碎片化需要随时回应幼崽需求的高密度互动——二者均需要付出大量精力，但却完全无法兼容。不仅无法兼容，还相互牵扯，难以顺畅在两种状态中无缝切换。偶尔灵光乍现，凌晨两三点下笔如有神，也是有的。但第二天想多睡一会儿则是不可能的——你起床的时间不会晚于你孩子起床的时间。所以，偶尔一两次还行，在孩子睡觉后熬夜之举也非长久之计。最终，在双线任务均告失败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对于一名科研临时工来说，因为科研岗位的不稳定和考核任务的繁重，选择生育一个小孩（十来岁之前）也许会增加你生命的维度，但对于精进业务则不可兼得。疫情突发不仅仅是激化了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种矛盾实则关乎这一群体的生存（经济收入和事业发展）——而这一事实在疫情下才得以凸显出来。孩子爸爸去哪儿了？工作。 4| 不称职的妈妈和难以精进的科研：女性科研临时工的霍布森选择其实，对于“双职工+幼儿”的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矛盾一直都在。设想以下场景：孩子突然感冒，并不严重，只是上不了幼儿园，需要有人在家陪着。那么该谁留下来陪孩子？类似的，孩子打疫苗，谁带孩子去？幼儿园亲子活动，谁去参加？工作日给孩子体检、办证件，谁去办？疫情这一特殊时期，问题不过是从谁请半天假去打疫苗，变成了谁居家陪孩子，谁带孩子上班。也就是，一个家庭里，谁应该负担更多的育儿任务？在我们家，这个人是我。理由也很简单，孩子爸爸年假有限，请事假需要OA申请，并扣工资。而且经常因为孩子的事情请假，会让领导对你“有意见”，进而影响可能的职业发展。而我没有严格的打卡制度和扣工资之说（再说工资也少的可怜），所以孩子的事情一般都是由我去做。这种出于经济（是否扣工资）、持续发展（家庭成员晋升）等因素考量后的策略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关注点。那么，即使我们知道育儿vs.科研的矛盾不可调和，知道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育儿任务确实极大影响自身发展，但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牺牲工作时间较为 “自由”、收入较低或职位不那么重要的一方——比如我——仍是出于一个家庭的最优解。既然家庭利益为上，那就与每个家庭个体的情况相关，看起来与我本文说的“女性科研临时工”并无直接关系。男性科研人员也有高校“时间自由”这种隐形福利，女性也可能职位重要收入高，这只是一个家庭的个体现象，并不是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独特困境。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第一，为什么要强调科研工作中的女性？很简单，因为女性科研人员的工作机会更少。即使是在申请博士后这样一个临时岗位，女性也处于弱势。原因多种，生育是其中之一。我入职时就曾被问过生育问题，我的回答是“已生育，孩子四岁，并无二胎打算”。下图是某高校博士后招聘启事中，博士后申请表对女性应聘者的额外填写要求。现在直接询问“三期”已不多见，但只要数数自己所在单位博士后人群的男女比例，大致仍能发现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第二，为什么要强调科研工作中的临时工？因为教职稀缺，博士毕业后想从事科研工作，或者说取得教职，几乎都要经过一站以上博士后。博士后即是科研行业的临时工——连非升即走的资格都没有，可其面临的科研考核一点也不轻松。以我为例，要求两年内发表四篇SCI（或两篇中科院JCR2区，或一篇中科院JCR1区）。至于出站后能不能拿到职位，往往还会追加是否得到青年基金等。博士后的基本修养是应该且应主动将自己定位为论文机器，以通过博士后出站考核为纲，毕竟即使马不停蹄发表文章也不一定能满足所谓的标准。所以，女性科研人员的生育期（妊娠+育儿）与科研职业起步期（博士后临时岗位）的高度重合，才是导致女性科研临时工生存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两个阶段都有强烈的时效性：如果想生育，最好赶早，错过最合适的年龄则会增大风险；如果想满足水涨船高的考核标准，最好早入场，否则也是一步晚步步晚。此外，造成女性科研临时工生存难题之现状背后，还有两点不易察觉之处。第一是女性在生育方面的天性和育儿方面的巨大惯性。首先毫无疑问，“三期”（怀孕、妊娠、哺乳）女性只能亲自上场吧，这对于保持科研事业的连续性有极大影响。那么“三期”之后能马上重新入场吗？生育后四个月，我每天带泵奶器和冰盒去学校，在教研室和图书馆的厕所，在马桶上或蹲坑前，一天泵两次奶。影不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这不仅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尊严与硬件支持，可能还会受到“何必呢”、“就你们小孩精贵”这样的指责。如今社会，女性早已可以承担多种工作，科研工作当然也不是稀罕事，但女性却还远远没有从全职育儿的巨大社会惯性中脱离。女性在家庭中多付出精力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付出少则有“不贤不慧不称职”的评价（包括极为苛刻的自我评价）。而与此同时，男性在同等家庭事务参与度下，得到的评价则会温和得多。第二是科研临时工在巨大的考核压力下只有极低甚至为零的容错率。科研临时工往往有合作导师或项目组：可能需要寻求合作切入点，这就面临着新研究方向的磨合，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顺利出成果；也有可能允许展开自主研究，但为了保证论文产出，最保险的策略是遵循更成熟的范式，追随更熟悉的套路，套用更标准的模板，虽难免有拆分、灌水之嫌，仍是保证产出的有效方式。但只要其中任何一环出错，即使有意识有能力快速纠偏，也可能再无法满足要求。我自己深有体会。第一年的前半年，我陷入一篇试图综合已有理论的论文中，等到投稿两次被拒后，半年已过。赶忙放下这一研究，将研究重心放在另一个更为集中的问题之上，写作、投稿、接收，四个月一气呵成，十分顺利。但进度仍然远远滞后，再加上疫情，目前已无力追赶。虽然以上只是基于极小样本（我自己）的一些猜测，但是仍然得以窥见女性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事业初期和育儿期重叠的青年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现状。在以上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因素积累下，“家庭利益最优化”必然导致女性科研临时工的霍布森选择：不称职的妈妈还是难以精进的科研。无法兼顾育儿与科研，必须“两害取其轻”，恐怕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并且，女性科研临时工的工资收入和职位较低，再一次基于家庭最优解原则，她们又会承担更多育儿任务，从而影响科研进度，长远来看必将影响个人发展，然后又进一步加重差异。 “家庭利益最优化”绝不是最好的解。问题是，还有其他解吗？科研这个行业，套用一个流行词，本来就内卷严重。女性科研临时工在这内卷战争中毫无优势，甚至都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战场就黯然退下。那些看起来有益的建议，先疯狂写论文拿到稳定教职再生育，或者先等孩子稍大，无须时刻照料后再精进科研都是无用的建议。我们可以纸上谈兵地讨论这些建议，我当然知道取得稳定教职后，照料孩子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你看食堂里带孩子吃饭的教授可不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孩子大一些不需要时时照料时，就不会太影响科研工作了。可问题就是女性科研临时工的生育期和职业初期高度重合，对此更真实的结局可能是生完孩子，找不到岗位了；拿到岗位了，没法生了。 5| 同一条河流指责个体总是容易的，你之所以没有顺利完成考核，是因为你没有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敏锐地纠正科研方向的偏离，没有及时调整发表文章的策略，没有更好地应对突发的疫情，没有处理好一团糟的家庭事务——总之，之所以没有成功肯定是你做错了。但指责体系却困难得多。一方面，适应并融入体系的个体往往没有指责体系的必要，而且可能还会由衷支持和维护体系的稳固甚至升级。另一方面，未能满足体系要求而退出（被迫或自愿）的人，会被认为是“失败者”。此时，自己也多少会觉得这是件丢脸的事，悄悄退出也就罢了。即使试图指责体系某些不合理之处，也常常会被认为是“失败者”的抱怨而无功而返。至于“考核要求是否不符合科研规律”，“课题组是否提供足够指导”，“疫情期间单位是否应给予适当支持和宽容”等，仅仅成为“成功者”纸面上的一道道议题——而局中人早已离去。伍尔夫有句话说“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如今，可以将其扩展一下。一个想要或已经生育的年轻女性想要从事科研工作，必须有“钱”——无需为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牺牲，和“她自己的房间”——无需被分割为碎片的大段时间和空间。固然提高科研临时工的待遇是一方面，但大幅度提高社会对女性育儿的支持程度可能是如今更为重要的一环。社会应该容忍（暂且不说鼓励）爸爸们有更多时间参与育儿，即使只是请假带孩子打疫苗、体检；单位也应该提高女性育儿的便利，比如提供哺乳场所，比如提供幼儿和低年级小学生放学后的托管场所。可现实远非如此。面前似乎是一条大河，河的对岸并不是终点，但仍是通往前方的必经之路。对于女性科研临时工来说，两条线汇集此处。一条是女性的生与育，一条是科研的起步期。生育吧，生育吧！工作吧，工作吧！可在鼓励女性生育和支持女性工作之间，却成为空白地带。之前，这些空白都由个体填补：女博士生可以生育但没有生育保险和补贴，可以让配偶负责；女性申请博士后岗位时被问询婚育状况，可以信誓旦旦说已生育肯定不要二胎；女性一样要加班加点假日无休追赶科研考核任务，无暇顾及孩子的早晚接送午休餐饮日常生活，可以依靠家里长辈或花钱找午托、晚托来解决……于是，本该国家提供的公民福利，本该更为公平的职业竞聘，本该更为合理的科研评价和考核政策，都高度自觉地被转移给了家庭，从而在“家庭利益最优化”的外衣下，压榨着小家庭的钱包、工资职位较低的一方、退休本该安享晚年的老年人。我承认我的失败。但是否有一个又一个的像我这样的女性科研临时工，被阻于同一条河流？想要顺利渡过这条大河，那么默认的更好对策是“不该生孩子”——以保持没有牵绊的自由身，“不该顾家庭”——以保持随叫随到的工作时间，“应该用熟悉的套路”——以保证论文更顺利发表，“追求可预见的结果”——以保证不走弯路不出错。你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无法享受科研，还要承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诛心指责。有的人有桥，有的人有船，有的人可以精进游泳技术，但顺利过了河的人们啊，我们只是赤手空拳、怀抱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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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女性: panfq 2020-3-7 22:11; 三八妇女节是国际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纪念日，从1909年美国芝加哥女工的斗争至今已有111年。值此写篇有关女性的短文。在这个纪念日，人们自然想到女性权利，想到女权主义。然性别平等，道阻且长。几千年来，对女性的态度和思想，一直在影响到女性的教育和发展。让我们把目光延伸到遥远的古希腊时期，说说苏格拉底如何看待女性。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苏格拉底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到目前为止，关于苏格拉底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柏拉图。柏拉图的对话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他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矛盾的人物。苏格拉底是一个否认自己有门徒的老师，是一个讲理性的人，他服从自己头脑中的神圣声音。他蔑视感官的愉悦享受，却为青春的美丽而兴奋；他致力于雅典男孩的教育，却对自己的儿子漠不关心……很少有人物像苏格拉底一样使西方世界着迷！说到苏格拉底与女性，首先想到的恐怕是苏格拉底与其妻子的故事。传说中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泼妇。一次苏格拉底正在和朋友谈论，他的妻子进来后，对他先是一顿大吵大闹，然后又在他头上浇了一桶污水。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只能采取幽默的方式加以应对，“我知道，打雷之后，必有降雨”。在《美涅克塞努》 (Menexenus) 和《会饮篇》（ Symposium ）这两个对话中，苏格拉底声称他受到一名女性的指导。在《美涅克塞努》中，苏格拉底说，他是阿斯帕齐亚（ Aspasia ）的学生。阿斯帕齐亚教他修辞艺术，教他认识大地是人类的“真正母亲” ，死去的士兵们舒适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而生育的妇女只是在效仿大地。有人认为《美涅克塞努》是在嘲笑雅典人为阵亡士兵举行葬礼演说的习俗。阿斯帕齐亚的演讲自认为，雅典的国土赋予其公民、士兵和儿女以生命，与其说他们属于父母，不如说他们属于这片土地。柏拉图的对话式作品《会饮篇》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它是一段通过演讲和对话的形式谈论爱的本质，既有讽刺式的，也有认真的。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从巫师迪奥蒂玛（ Diotima ）那里学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爱的一切。迪奥蒂玛教导他，思想是男人和男孩间智力交流的产物，思想的探讨要优于女人对后代身体方面的养育。苏格拉底说，他由此认识到，对女人有性吸引力的男人被误导了，这样的男人试图通过生孩子来寻找永生。而迪奥蒂玛告诉他，思想更有可能使一个男人出名。在《申辩》（ Apology ）篇中，当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他不会在陪审团面前哭泣、哀求和求饶，因为采用这种伎俩求得无罪的男人“不过是女人而已”（跟女人相比好不到哪里去），苏格拉底说出这样的话意味着他似乎赞同标准的性别歧视的成见。但在《理想国》（Republic）中，苏格拉底来了一个大转弯，他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而且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他认为性别与职业能力无关，并宣称妇女应与男子一起接受教育，特别是应接受战斗训练。苏格拉底说，在他的理想世界里，女人会和男人一起裸露着身体进行军事演练。当苏格拉底的谈话伙伴以“外国人会笑话”来反对他时，苏格拉底说“没关系”，因为女人“穿着美德的外衣” 。苏格拉底在设计一个比雅典更完美的城市时，也废除了核心家庭（小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 ) 。他说，女人会像猎犬一样被共养在一起。最勇敢的战士将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女性。这一制度除了激励战斗的勇气之外，还将及时培养出更优秀的战士。这一建议与亚里士多德芬尼斯的戏剧《大会上的妇女》（ Women at the Assembly ）相类似，在剧中，妇女自己改写了雅典法律并废除了私人家庭。以上从一些对话作品的记载中简略地分析了一下苏格拉底的关于女性的思想。他的思想得益于女性的教导，他对爱的认识、对男女关系、对家庭的认识，也受到古希腊那个时代的局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潘发勤）关于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的部分内容，曾作为学生的课外学习材料粘贴于本网，参见：教学材料：Apology道歉; 个人分类: 哲学|70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肥皂泡先驱”成为首位获得数学界“诺奖”女科学家: snow1007 2019-3-20 18:48; “阿贝尔奖”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获奖者。 3月19日，2019年阿贝尔奖揭晓，获奖者是美国数学家凯伦·乌伦贝克，以表彰她在“几何偏微分方程、规范理论和可积系统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在分析、几何和数学物理领域的工作上的深远影响”。乌伦贝克也是该奖项自2003年设立以来的首位女性获奖者。 1964年，乌伦贝克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布兰迪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今年76岁的乌伦贝克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访问学者，也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客座副教授。乌伦贝克曾获得过多项表彰和荣誉，包括麦克阿瑟奖学金、美国数学会“斯蒂尔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等。 1990年，她成为继1932年艾美·诺瑟之后，第二位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全体演讲的女性数学家。据报道，乌伦贝克于3月17日早上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当天，她收到朋友的信息，得知挪威自然科学与文学院正在试图联系她。对于获奖，乌伦贝克说，“我十分惊讶，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3月19日，挪威自然科学与文学院公布了乌伦贝克为获奖者。她将获得价值600万挪威克朗（约合437万元）的奖金。不过她说，还未决定如何处理这笔奖金。 “肥皂泡先驱” 乌伦贝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数学家, 时常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她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规范理论、拓扑量子场论和可积系统等诸多“跨界”领域，都作出了有深刻影响力的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在分析、几何和物理领域之间搭建了桥梁。乌伦贝克被称为“肥皂泡先驱”。这是因为她最具影响力、也是她最引以为豪的成果之一——发现了一种被称为“泡泡”的现象。阿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Hans Munthe-Kaas 称，“乌伦贝克的贡献显著改变了数学领域。她的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极小曲面（minimal surface）的理解，例如肥皂泡的曲面，以及更为广泛、更高维度的最小化问题。 “肥皂泡”被数学家称之为优化问题的一个例子，这些问题通常非常困难且不知道有多少个解。在早期的工作中，她在高维弯曲空间中找出了肥皂泡的形状。对于此问题，乌伦贝克与合作者乔纳森·萨克斯共同研究了“极小曲面”，这是“肥皂膜如何将自己排列成能量最小化形状”的数学理论。然而，这一理论总是会因为出现能无限集中能量的点而遭到破坏。乌伦贝克认为，将这些点进行“放大”，这是由于一个新的气泡从表面分裂而引起的。她运用类似的技术在规范场的数学理论中做了基础性的工作，这是经典电磁场理论的概括，奠定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工作是规范理论，这是受阿贝尔奖获奖者、已故的迈克尔·阿蒂亚爵士的影响。她从四维分析了杨—米尔斯方程，这对于现代数学理解粒子物理、弦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模型至关重要。乌伦贝克开发了用于全局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今天这些方法已成为每个几何学者和分析者的必备工具。她的工作也为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当代几何模型奠定了基础。 “无书可读时，我感到很沮丧” 乌伦贝克于194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成长于新泽西。她生活在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和教师。乌伦贝克在家中4个孩子里排行老大。兄妹四人有3位获得过科学学位。小时候，父亲带回了弗雷德·霍伊尔（天文学家）和乔治·加莫（天体物理学家）的书，乌伦贝克深深被吸引，也从此爱上读书和物理学，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那时，父亲希望她的弟弟而不是她成为科学家。她痴迷于读书，“read everything”。乌伦贝克曾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孩童时期，我读了很多书。过去常常在课桌下‘偷偷’阅读。我会去图书馆通宵读书，并读完了图书馆中所有关于科学的书，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读时，我感到很沮丧。” 在密歇根大学一年级课程中学习了数学课程后，最初对物理学尤为感兴趣的乌伦贝克便爱上了数学，“数学的结构、优雅和美丽立刻打动了我，我沉迷于此而无法自拔。” 乌伦贝克曾在多所大学任职。 1976年，乌伦贝克前往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任教。1983年，她在芝加哥大学成为正式教授。 1986年，乌伦贝克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被任命为理查德森基金会的首位数学领域的主席，2012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士。 “女性参与数学”的坚定倡导者在选择攻读研究生时，乌伦贝克已经很清楚学术界男性占主导地位，并且经常有歧视女性倾向的文化氛围。 1968年，乌伦贝克在布兰代斯大学攻读数学博士时，她是该系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只有数学系的一些学者看到了她的非凡才能并鼓励她学习数学，而有许多人却反对。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被告知不能做数学。”“ 我喜欢做我这件不被支持的事情，这是一种‘合法的反叛’，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社会没有期待, 也因此我们做得好的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成功的。 ” 乌伦贝克的人生受到家庭中坚强独立女性的影响。取得一定成就后，她便一直是数学与科学领域的性别多元化的坚定倡导者，坚定的拥护并倡导女性学习数学，乌伦贝克在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了妇女和数学项目。英国考文垂沃里克大学数学家、伦敦数学学会主席卡罗琳•赛义德称她为“女性的楷模和良师益友”。乌伦贝克曾意识到，自己是年轻女性数学的榜样。但在她看来，成为榜样很难, “因为你真正需要做的是向学生展示，不完美的人们仍然会成功。每个人都知道，聪明、有趣、漂亮的人们会取得成功。但你的不完美，也有可能成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乌伦贝克表示，自己一开始并不想当一个榜样，但在她这一代的女数学家取得了一些成功后，她意识到，通往公平的道路将比预期的要艰难得多。“我们都认为，一旦法律障碍被打破，妇女和少数民族就可以穿过学术界的大门，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修正大学比修正人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更容易。 ” 她希望自己获得的奖项能激励新一代女性进入数学领域，就像女数学家艾米·诺特尔等人激励她一样。附视频链接：https://www.iqiyi.com/w_19s6i7bt6h.html 转自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原创韩扬眉。; 个人分类: 数学家|117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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