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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523任务及其历史贡献 ---《迟到的报告》
twsliu 2010-5-24 23:01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印度支那抗美战争不断升级,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青蒿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军队和地方的医药卫生科研、生产、医疗、教学等单位共同组成的一支大协作科研队伍,在分工合作大力协同的组织模式下,在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的任务中诞生的。 为什么一项防治疟疾药物的研究任务,受到如此重视并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其中详情鲜为人知。 1 、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 疟疾是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疟疾对军事行动的危害是历来军事家所关切的重要问题。随着战争中军队的频繁调动和人员大量的流动,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疾流行区,或疟疾病人进入非疟疾流行区,都可引发疟疾在军队和战区居民中暴发流行,从而给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后果。自古以来,中外战争史中,因疟疾流行造成军队严重减员,导致军事行动挫败的惨痛教训屡见不鲜 。 我国古籍称南方的恶性疟疾为瘴气。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有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和瘴气密布,触之即死,使军事行动受阻的描述。《资治通鉴》记述:唐代天宝 13 年(公元 754 年),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领兵七万,征伐南诏到太和城(现在的云南省大理),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和饥饿,全军覆没,李宓被俘。后有白居易的惊世 诗句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为证。 在近代、现代战争中,由于疟疾在军队中流行,造成严重减员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18 ),欧洲战场交战的各国军队,由于疟疾而造成大量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2~1945 年),双方军队都为疟疾所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日两国军队在热带地区作战,都因疟疾流行造成大量减员。其中著名的是 1944 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在因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时, 10 万军队就有 6 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 。 我军在解放大西南和驻守边防的部队也有类似实例。驻云南边境部队 1951 年疟疾年发病率 253.55 ,后来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的抗疟措施,才迅速控制了疟疾流行,巩固了国防。 1960 年,驻云南部队在参加某次作战行动中,发生疟疾暴发流行,不少连队失去战斗力,对执行任务造成极大影响。 1964 年,美国出兵越南。越南人民开展了抗美救国战争。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很大减员。 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 4~5 倍。 1965 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 50% 。在越南波来古到柬埔寨边境地区的一次作战行动中,疟疾发病率为 20% ,在不到两个月里,有的部队疟疾的感染率达到 100% 。据报道, 1967~1970 年 4 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 80 万人,但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美陆军司令部预防医学部主任就说过,在驻越美军中,疟疾的发病远远超过官方发表的数字。因此,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痛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 。 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严重影响。据当时的信息,在美军轰炸与严密封锁下,有的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战场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其余指战员因感染疟疾送被送往后方治疗 。 由于印度支那半岛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布,雨水丰沛,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滋生 ,野栖媒介复杂,恶性疟疾终年流行,而且抗药性十分严重。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氯胍、阿的平等效果很差;以脑型疟疾为主的凶险型疟疾死亡率很高,从而加重了疟疾的防治难度。此时,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高效、速效的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双方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军为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增加了疟疾研究经费,组织了几十个单位参加抗疟研究任务,派华尔特里德研究院(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海军预防医学研究院等单位及军内外有关专家,到越南战场进行医学、流行病学调查,开展防治药物试验,担任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医学顾问。美军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为中心,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的一些大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开展了抗疟疾新化学药的研究,进行广泛寻找新抗疟药的大量筛选工作,要求每年提供 30 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 。据有关资料报道, 1972 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己初筛了 21.4 万种化合物 。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据后来发表的资料表明,他们研究找到的是甲氟喹( Mefloquine ),但该药副作用大,而且疗效远不及我国在同期研制的防治新药,更无法与我国发明的青蒿素相比。 越南方面,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解决军队受疟疾困扰的问题,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一项援越抗美、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组织全国性的医药科技力量,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2 、 应急防治方案先行启动 研究提供疟疾防治药物,在当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军队系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立即开展了研究工作。 本着紧急需要的要求, 1966 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的专家,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提出了一个应急的预防药处方。该处方由乙胺嘧定和氨苯砜组成, 7 天服 1 次,后称为防疟 1 号片。经实验室的抗疟效果和毒性试验后,由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派出科研人员任德利和田辛等同志,随部队实地进行预防效果的考查,收到满意的预防效果。为了改进延长预防的时间,随后又用周效磺胺代替氨苯砜,预防时间从 1 周延长到 10 天 ~2 周,被称之为防疟 2 号片。 1969 年,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协作研制出预防时间更长的含有磷酸哌喹(前称为磷酸喹哌)的防疟 3 号片(每月服药一次),也通过鉴定投入了使用。这三个应急预防复方药品,初步解决了越南部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近期抗药性恶性疟的预防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抗药性恶性疟疾的防治还需继续研制新结构类型防治药物。 3 、 523 任务全国大协作 何为 523 任务? 1967 年,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鉴于提供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药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只靠部队的科研力量,在短期内完成这项科研任务难度很大。只有组织国内更多的科研力量,军民大协作,才可能尽快更好地完成这一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因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医药工业总公司,组织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在统一计划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 针对热区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起草了 3 年研究规划草案,经过酝酿讨论和领导部门审定,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队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区,军区领导及所属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 。会议情况向分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由于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遂以 5 月 23 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 523 任务。 按照紧急援外、战备的要求,针对热区恶性疟抗药性严重的特点,三年规划从热带地区部队行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远近结合、中西医结合,以药为主,重在创新,统一计划,分工合作为指针,组成了一支多部门、多地区、多学科、多专业、军民合作,科技骨干相对固定,有 60 多个单位五百余人参加的抗疟药研究科技队伍。研究规划要求药物研究要突出重点,解决恶性疟抗药性的问题;要中西医结合,重视从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发掘新药的方向;防治药物要安全(毒副作用小)、三效(治疗药要高效、速效,预防药要长效);剂型包装要五防(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一轻(体积小、重量轻)、达到二便(携带、使用方便)的要求 。 由于这是一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关心的紧急援外战备的特殊任务,虽然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 523 会议的精神和各项研究任务,仍很快传达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当即抽调技术骨干组成各个专业研究队伍。临床研究协作组,随即分赴疟区现场,进行扩大预防药复方的效果观察;中医药协作组从查阅资料和民间调查入手,分赴广东海南岛、云南边疆和江浙等疟疾流行地区,深入民间访问,调查搜集治疗疟疾的秘方、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的就地进行试用观察;化学合成药协作组也立即组织科技力量与药厂结合,开展合成、筛选新药的研究。 4 、科学的组织管理模式 为了落实 523 任务规划,加强领导,组成了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组(即全国 523 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 6 个部门组成。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为正副组长单位。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即全国 523 办公室)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彭方复少将和祁开仁少将主管领导,由白冰秋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张剑方同志任副主任。全国 523 办公室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计划的落实和地区间、单位间、专业之间分工合作的组织协调工作。 全国 523 领导小组(各部委)对 523 任务都高度重视,由主要领导分管。卫生部军管会谢华副主任、钱信忠部长、黄树则副部长、陈海峰局长,化工部的陶涛副部长、陈自新局长,国家科委武衡副主任、田野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张令彬、张汝光副部长等领导都先后分管 523 任务。各领导部门指定工作人员负责与 523 办公室联系,负责本部门所属单位任务的落实,及时解决部门间协作的问题。各领导部门先后指派的代表主要有姚树椿、董从引(卫生部),刘润、佘德一、杨淑愚(化工部),诸淑琴、王梦之、张冰如、丛众、翁延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张逢春(国家医药工业总公司),刘寅生、刘计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勤部)等同志都给予办公室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各部委所属,各省、市、区属,军队所属单位,以驻地的北京、上海、广州(含海南)、南京、昆明和四川、广西等地区成立了地区 523 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各地区 523 领导小组由省、市、区和军区的有关领导分别任正副组长;由省、市、区和军队抽调人员组成地区 523 办公室,负责地区研究任务计划的落实、各承担任务单位间的组织协调和上下间日常工作的联系。 根据专业划分、按专业任务成立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 4 个专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开展中医针灸、凶险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的专业协作组。各专业协作组负责落实专业协作计划、进行学术技术交流,协同办公室成为 523 领导组的业务参谋和助手。 当时正在文革动乱的形势下,由于 523 任务有强有力的领导,严密协作的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单位和专业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大家团结一心,密切合作,不分彼此,设备互通有无,技术不搞封锁,一方有困难,各方来相助,保证了 523 任务的顺利完成。 5 、 大协作大丰收的成果 据统计,从 1967~1980 年,承担 523 任务的各单位,研究完成了以青蒿素为突出代表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89 项 。其中,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5 项,获国家部委、省市科学成果奖 12 项。在完成药物临床研究中,为农村治疗、抢救疟疾病人和其他病人数十万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防疟 1 号片、防疟 2 号片和防疟 3 号片大量援外。上海第二、第十一、第十四制药厂在研制加工试验样品和生产援外疟疾防治药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力保证援外任务的完成,生产援外抗疟药达百余吨;云南省药物所、昆明制药厂、广西芳香厂、海南制药厂、四川省中药所和重庆制药八厂等单位,为部队战备生产提供了数百公斤青蒿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 523 任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各单位申报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有 20 多项。 523 任务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在援外的同时,也为我国疟疾的防治工作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实施 523 任务 10 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化学合成药在预防药、治疗药、根治药、急救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研究单位共设计合成了 1 万多个化合物,广筛了 4 万多个化学样品,初筛有效的近 1000 个,其中有 38 个经过了临床前药理毒理的研究,有 29 个经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有 14 个药物通过了专业鉴定并推广使用。它们是:防疟片 1 号片、防疟片 2 号片、防疟片 3 号片、哌喹(原称喹哌)片、磷酸咯萘啶、磷酸咯啶、注射用磷酸咯啶、治疟宁、羟基哌喹、常咯啉、脑疟佳、硝喹、磷酸羟基哌喹,以及包衣材料二乙胺基醋酸纤维素 。其中由 523 任务主要研究单位之一的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合成研制的新抗疟药磷酸咯萘啶与青蒿琥酯组成复方,近期由韩国 Shin Pong 制药企业将其进行开发,获得了由比尔 ﹒ 盖茨资助的全球疟疾风险基金( MMV )的开发资助。 由 523 任务研究基础延续下来,后来又陆续完成的创新技术成果获得的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事例不是个别的,如本芴醇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磷酸萘酚喹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蒿甲醚、青蒿琥酯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青蒿素的推广应用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它获得部级和各省市区的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的,更不是少数。 为解决疟疾传染媒介的防制问题,驱蚊、灭蚊专业协作组完成的驱蚊和灭蚊药、械,经鉴定的有:从植物柠檬桉和植物广西黄皮提取的对-孟烷二醇类和化学防蚊药癸酸、乙酰氧基别二氢葛缕酮,二聚合剂防蚊网等各种杀灭蚊虫的药物、器材,以及各种类型超低容量喷雾器。这些成果解决了我国南、北方部队在野外防蚊问题。有些成为后来市场生产销售的防蚊药水、灭蚊药械等商品。车载超低容量喷雾器安置于飞机,用于唐山大地震震后消毒、灭害,预防疫病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 523 任务研制的灭蚊药械产品,尤其是超低容量喷雾装置(器具)和杀虫药,现已广泛应用于农、林业和卫生防疫和灭除虫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23 项目中,凶险型疟疾救治的研究,对脑型等凶险疟疾的临床救治,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至 1980 年共收治 275 例,治愈率达到 93% 。而同期国外的脑型疟病死率高达 20~30% 。对恶性疟原虫的发育规律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以及在诊断脑型疟中以皮内血片法代替骨髓涂片的诊断方法,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被收编入 WHO 专家编著的《疟疾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教科书。 疟疾免疫、传染媒介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为开展疟疾防治药物的研究,在当时我国被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建立了与实验研究相配套的实验动物模型和一系列的技术方法。 在开展中医中药防治疟疾的研究中,采集普筛了大量的中药方剂和中草药样品,发现一批有较好抗疟效果的苗头,有几种己分离了单体,测定了化学结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研究成功了举世公认的新药 --- 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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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与消防
fpe 2010-4-21 01:06
富兰克林与消防 看到武夷山老师的 《 了不起的富兰克林》 ,不禁想起富兰克林的消防贡献。作为学徒出身的富兰克林,其科学素养是很有限的,虽然他涉足很多领域,但没有突出的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不过从实用和社会的角度,富兰克林的贡献很大。 第一, 富兰克林重新设计了取暖的炉子,后人取名为富兰克林炉,在节能和安全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某些北部乡村,仍然使用富兰克林的设计; 图1. 富兰克林取暖炉 第二, 富兰克林在法国担任大使期间(比 John Adams 时间长),与上流社会打成一片。他注意到石膏( Plaster of Paris )的贡献,把石膏引入美国,主要用于建筑防火材料,效果显著。美国建筑面积大,建设周期短,全靠干墙的贡献。而所谓干墙,不过是玻璃纤维增强的,内部发泡的,外部牛皮纸包裹的石膏板(见博文 《干墙风波之我见》 。美国建筑业的高效,快速和低成本,完全是干墙工业支撑起来的。经过专家研究,世贸大厦之所以倒塌,就是因为世贸大厦的核心部位使用了大量的干墙来防火。这些干墙缺乏强度,在飞机撞击下脱离原来的位置,导致核心部位的钢材强度在火焰的烧烤下降低,导致悲剧的不可扭转。为什么要用干墙呢?质轻体薄,隔热阻燃,防火降噪,加工方便。富兰克林是把石膏引入美国的第一人,其功劳是明显的。 第三, 富兰克林组织了全美第一支志愿消防队伍( Union Fire Company ),成立于 1736 年。今天,全美大约有 3 万多消防队伍, 90% 以上是志愿消防队伍,保护全美 39% 的人口,其组织的原则,大体与富兰克林的 Union Fire Company 差不多。不过该消防队后来也职业化了,以应付都市消防的专业化需要。都市的工业税和地产税高,可以保证消防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乡村的消防只能是志愿的,可以节省成本。 图2.消防队员富兰克林 第四, 富兰克林组织了火灾保险互助组织( the Philadelphia Contributionship ),在 1751 年成立。所有投保单位共同捐献基金,帮助那些遭受火灾的单位避免损失。如果没有火灾呢,盈利则为所有投保单位所分享。著名保险公司 FM Global 仍然实用这一原则。 图3. 富兰克林创办的火灾互助保险公司标志 为什么富兰克林会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富兰克林学徒出身,投身于当时社会最先进的知识加工领域:印刷业(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通过开办自己的报纸,他能够自由宣传自己的理念,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学习欧洲最时髦的科学游戏,成立费城哲学学会。同时,他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接触了欧洲最新的思想潮流,因此可以有很多对美国人来说很新鲜的贡献。富兰克林之所以可以取得无人比肩的成就,无他,有钱,有闲,顺从自己的好奇心而已。 图4.富兰克林组织的读书会,即后来的费城哲学学会前身。 有道是,科学顽童本杰明,知识经济累财富;学习欧洲多实验,格物致知多风流。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下列网页: http://www.pbs.org/benfranklin/l3_citizen_network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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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热度 1 twsliu 2010-2-21 14:34
此书仅有一个勘误表和说明是不够的了,这里贴出两页内容(p45和p56),可以看看是如何引用或者全文收录别人文章的。 1. 用附的方式说明为尊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青蒿素结构协作组同志们的努力和贡献,特收此文于本书。 2.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文章出处何处?作者是谁?是否全文收录?编著者却没有任何交待。p45是收录文章的起始页,p56是收录文章的最后页,全书也未见这篇文章作为参考文献。 3. 为这篇收录于此的文章加上一个标题:三、首次在国内利用氧原子的反常散射测定青蒿素的绝对构型,还特别强调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曾用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等手段对其结构进行了研究,表明青蒿素是一种带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请判断:中药所知道青蒿素是倍半萜内酯就表明他们知道了其化学结构中各个原子排布的位置了吗? 4. 本书在参考文献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该书第一篇题为青蒿,供包含八章内容,唯独第三章中药青蒿的抗疟研究,即p34-56页,没有引用任何一篇参考文献,完全空白! 编著者就是这样尊重别人,尊重科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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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热度 2 twsliu 2010-2-21 10:23
本书的作者简介中,获奖名目一段里以 个人获 三个字开头,把以单位名义获得的国家发明奖,泰国玛希顿医学贡献奖都包含在其中! 书中的开篇文章题目是 青蒿素的发现 ,其后注明为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供稿 ,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是把记录青蒿素真相的责任推给了单位,不知道这一单位供稿是否得到这个单位的党组集体决定后同意屠呦呦发表在此,记录于历史的纸上。 这里把本书的勘误表及作者补充说明登出,请读者使用。注意其中对参考文献内容的修改,但这个勘误表并不包括本书第 190 页上以个人名义替代中国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协作组的参考文献 3 ,特别是这是英文文献,实际这样的文献引用出现在很多地方,是作者有意给外国学者提供虚假内容,国际上会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呢? 该文献正确的引用如下: 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Group on Qinghaosu and its Derivatives as Antimalarials, Chemical Studies on Qinghaosu (Artemisinin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2, 2(1):3-8. 该书中参考文献的p69的【5】, p140的【5】,p190的【3】都引用了这篇文献,居然名字还有屠呦呦和Tu Y Y两种。英文文献中怎么会有中文人名?其实这篇文章被这样引用可能会出现在很多评奖、学术刊物上,在各种有利于个人的事务上被利用,甚至可以说用来欺骗其他学者和科技管理者,必须正视! 还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勘误表和补充说明为什么用作者,而不是编著者呢?难道这些错误是这个补充说明中参与编写的作者们补充说明的,而不是编著者屠呦呦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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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热度 1 twsliu 2010-2-20 07:35
屠呦呦编著的一书中开篇即说了一句话评价 523 项目工作的话: 第 1 页: 1967 年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523 办公室),组织全国七大省市、几十个单位共同攻关,筛选化合物、中草药 4 万多种未取得满意结果。 值此困境,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 在原 523 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编的《迟到的报告 --- 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中说法如下: 第 115 页: 523 大协作 (注: 1967-1980 年) 一开始,在发掘中草药方面就投入较多的力量,从大量查阅历代医药资料,深入疟区民间调查,收集验方、秘方入手,在收集的 7 万个药方中,普筛约有 5000 多个,精选出 20 多个进行深入实验和临床研究,选出有希望的方药,便集中力量(包括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力量)一抓到底。除青蒿和青蒿素外,有多个中草药如鹰爪、仙鹤草等也分离了单体,都显示了较高的抗疟效果,且具有新化学结构特点。由于有的抗疟作用不及青蒿素强,或毒副反应较大,有的药源稀少,不能大量提取或合成生产等原因,未再作为重点深入开发应用。 第 116 页: 化学合成药的研究,设计合成了上万个化合物,广筛了 4 万多个化学物质,有 29 个(含复方)经过临床试验, 14 个通过鉴定。 应该注意到的是,青蒿的发掘及青蒿素的发现是在众多的科学工作基础上实现的,毕竟这样的科学成果不是凭空想象或者是仅凭诗经寓意而得到的。 523项目的历程是从1967年到1980年,其所有在化学合成药和中草药上的工作并不是在屠呦呦1969年参加523项目后就停止了!而屠呦呦在书中说法却是把读者引入歧想,甚至可以说是想否定 523 项目的成果!两本书的写法科学性和严谨性,应该是有明显差异的! 屠呦呦特别在书中的序言(三)中强调自己编著的书是一部真正迟来的报告,其出书的目的明显,是不是因为张剑方主编的一书是纪实,出书在先,请科学工作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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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twsliu 2010-2-15 16:21
三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2009 年 1 月化工出版社出版)(三) ( 1 ) 为何有意识地略去其他作者的名字,而代之以自己的名字 举例 1 。 1979 年发表在《化学学报》的青蒿素( Arteannuin )的结构和反应,作者是刘静明、倪慕云、樊菊芬、屠呦呦(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吴照华、吴毓林、周维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该书第 144 页参考文献( 4 )将作者改写成刘静明、倪慕云、屠呦呦等, 中间删去樊菊芬,同时删去全文的执笔人周维善和主要研究人员吴照华和吴毓林的名字。 要知道,当时,中药所的人员是在有机所的培训下进行研究的,屠呦呦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在有机所进行的任何工作,原来作者中并没有她,因为中药所要求下才加进去的。 举例 2 。 1982 年发表在《中医杂志》英文版的青蒿素化学研究。作者应该是中国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协作组(主要研究单位 1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该书第 190 页的参考文献( 3 )竟 将所有研究单位删去,而代之以屠呦呦自己一人的名字: Tu Y.Y, Chemical Studies on Qinghaosu (Artemisinine) ,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2,2(1):3-8. ( 2 )为何屠呦呦这样有意识地修改已发表的论文作者 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研究共有 4 篇重要的论文,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篇之外,还有两篇都是以协作组的名义发表的, 一是 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 , 《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 , 科学通报 , 1977, 22(3)142 ;一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抗疟药青蒿素协作组,《青蒿素晶体结构及其绝对构型》,中国科学(英文版), 1979,(11) : 1114-1128 。屠呦呦曾经为生物物理所提供特殊需要的青蒿素结晶。 过去数年中屠呦呦曾经一次申请中科院院士,三次申请工程院院士,均未获批准,原因不清楚,但是事实上。在以上重要论文中确实很难看出屠呦呦的贡献,是否因为如此,屠呦呦不惜改写已发表的论文的作者名字,这只有她本人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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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热度 8 twsliu 2010-2-15 16:18
评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2009年1月化工出版社出版) 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中的贡献是什麽? 屠呦呦在该书中处处标榜自己是青蒿素第一发明人。应该说,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就是,一开始,她同组的一位成员,用青蒿(植物黄花蒿)粗提物作出了对鼠疟有效的结果,但是结果不稳定,屠呦呦当时是做胡椒酮的抗疟作用,效果不好,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青蒿乙醚提取方法,并证明其抗鼠疟的稳定结果,而且在 30 例临床结果上也得到了肯定,古人说 万事开头难 ,可以说,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前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1972 年 3 月,屠呦呦在 523 项目交流会上介绍了这个结果,引起了重视。接着,屠呦呦小组开始探索有效成分的分离。其中一位成员建立了色谱柱前处理的方法,另一位成员用这个前处理方法从硅胶柱上分离到了一种方晶和一种针晶(青蒿素 II ),当时如何分离和证明这种针晶的抗疟有效,这个分离流程被引用于该书的第 40 页,是应该有该两成员的实验记录为据的,屠呦呦并未参与指导和工作,据说当时屠呦呦并不在北京,时间是在 1972 年 11 - 12 月左右。因此, 在中药所第一个分离到青蒿素的并不是屠呦呦本人, 中药所打算经过安全试验,尽快上临床抢救病人(当时,我国还没有一套临床前的详细规范)。据当事人提供的情况,当时分离到的结晶不纯,是针晶中混有方晶,上临床试用 5 例恶性疟只有 1 例有效,其它 2 例现出心脏毒性而停药, 2 例无效,当时怀疑是片剂的崩解度问题,改用胶囊剂,用于 3 例间日疟均有效。该书对临床所用原料不纯未作交代,而将 5 例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片剂的崩解度。而在中药所经验介绍的启发下,云南药物研究所的 罗泽渊 和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 魏振兴 (已故)自行独立研究,分别于 1973 年 4 月和 1973 年 12 月分离到有抗疟作用的针晶,测定了熔点,定名为黄(花)蒿素,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将云南所的黄蒿素用于治疗 14 例恶性疟和 4 例间日疟,更证明了它具有高效、速效的特点,并能用于治疗恶性疟(包括凶险型疟疾)。由于当时还未进行化学结构测定,只是根据临床抗疟疗效和针晶来认为三家得到的都是同一个抗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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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洋博士,别比了!
pony911 2010-1-24 10:55
很久没上博客了,今天一看,土洋博士的问题,成了个大问题。现在学校也出台了,所谓1:1:1,不过不是金龙鱼那个,是教师留校的选择比例。看似非常科学严谨。但是,自然出现大家现在热议的土博士与狗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土洋之实的问题。正像王鸿飞老师指出的那样:越是看起来规范,就越可能规范不了。可是在中国有一个更难的问题就是:不规范就更不规范。 所以,现在要想争个明白,恐是难上加难,想要行政化的高校体系中的大大小小行政领导改变思路,则是难上加难。领导们的反问必定是:你说怎么管理?真是,中国的事情很多都复杂在你说怎么办这个问题上了。 大环境中非左即右,难于平衡的局面,已反反复复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单单争论,怕是没有任何用处。我想,不论土洋,低着头,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事实说话,或许更好些。当然,这个过程中,势必要牺牲一批人,可是我们的历史似乎一直要通过不断地牺牲来唤醒世人。这可能也是中华民族颇多悲壮色彩的因由。牺牲了的,和让别人牺牲了的,可能都会被历史遗忘,但历史确实是前进了。 不过时下,让人真正担心的倒是:在这纷纷扰扰中,是否有一批栋梁之才被伤了心、被压抑,或被逼无奈,远走异国他乡。纵然,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土生土长的青年才俊对祖国满怀深情,对父老乡亲恋恋不舍,但是否也带着几分愤懑呢?此种情形下,还能设想离家出走的每个人都义无反顾,热情高涨地在若干年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么?我想很可能,他们或无奈或愉悦地进入到自己那时的现实角色中,而渐行渐远。那么,我们现在这种用人模式,或者说新思路,则成为人才战略规划中的一种无知而无情的短视。当然,就像现在的海外才俊一样,有人出钱,经常回来省省亲倒是绝对可以保证的。 争论之下,除了痛快一下、发泄一下之外,实质收获几何呢?说不说,其实都是人人明白。 无论土、洋博士,无论力挺土或洋,大家不如都想想不如人处,看看应该怎么做,似乎更务实,更妥帖些。 各位老师,情急之中,不都是为了大学的本质和中国的发展么?既然目标一致,一起想想合力之举,是否更有意义呢? 土、洋博士如何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成长? 把弄土、洋博士于鼓掌之间的土、洋博士领导们(有些可能还不是博士),想想如何融合中西,和谐(这真是个好境界,可是在众人口中进进出出,很少看到真正的落实)发展,是不是更有价值呢? 自己也是刚刚在一次活动中,认识到了自己与洋背景的大大小小人才们的差距。这种差距有些是可以心平气和接受并认真反思的,有些确实是一味崇洋而让人难以接受的(只挂名,不到职,也可以被计入本校教师,分享有限的国内资源。脚踩两只船一直是国人所不齿的行为。但似乎到了引进、兼职....,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了,一种分享的无私了)。好在学校领导(恍如包青天一般,依靠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解决了问题。 但是,寄希望于任何人,都不如寄希望于自己,自己不努力,纵有千般理由亦是苍白! 老问题:出发点是好的,可是落脚点偏了! 奥运会结束了,洋人朋友们走了,突然发现北京大街小巷在奥运前夕突然增加的垃圾箱也随之消失了。更为夸张的是,增加时密密麻麻,撤销时毫毛不见!!我们一直要这样崇洋么?崇点本质的好吗? 参考文献: 王宝山:国内博士到底哪点不合格了?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583 刘进平:国内到底有多少博士不合格?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395 吕喆:本文引用地址:也谈国产博士是否合格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662 叶剑:别把土鳖不当脊椎动物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594 丛远新:被歧视的并非土博士,而是(补充)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730 陈继春:空中飞舞的不是博士,是无奈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393 王鸿飞:文凭买卖和论文作假泛滥的根源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689 金拓:就事论事评说中外博士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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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老总荣获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感
pkustm 2010-1-11 14:47
欣闻孙家栋老总荣获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胜感慨。 见: http://www.most.gov.cn/yw/201001/t20100111_75359.htm 2004 年年中,孙家栋来学校考察有关研制工作情况 之后才确定将有关技术转移到航天五院,为我国有关系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技术的应用在国家各部门高层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中层以下有时反而了解很少。 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2009年,孙老总还曾多次关心学校有关科研组的工作。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所有的一切都表明: 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当然,获得承认的方式和获得承认的时间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有人获得即时的荣誉,有人赢得身后之名。 有些人则成为永远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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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清潔工對社會貢獻遠大於銀行家【轉】
jiangjinsong 2009-12-14 20:17
新研究:清潔工對社會貢獻遠大於銀行家 【中央社╱台北14日電】 2009.12.14 07:57 pm 「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今天報導,一項新研究顯示,一名醫院清潔工對社會的貢獻遠遠大於一位銀行家。 智庫「新經濟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所進行的這項研究同時顯示,醫院清潔工每工作收入1英鎊,就創造10英鎊的價值。而相對的,由於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傷害,銀行家是英國財富流失的原因所在。 研究結果並認為,他們每賺1英鎊,就摧毀7英鎊的價值。至於廣告主管,研究則認為他們只會「創造壓力」,所投入的工作帶來的只是不滿與痛苦,並鼓勵過度消費。 研究也指出,稅務會計師專門為人想方設法削減應繳給政府的稅款。 而相對的,兒童照顧者及資源回收者在工作的同時,還能為國家創造財富。 新經濟基金以新方法評估各種不同工作對社會的整體貢獻,並首次納入對社區與環境的影響評估。 該基金女發言人蘿樂(Ellis Lawlor)說,「待遇水準通常無法匹配真正創造的價值。作為一個社會,我們需要一種能獎勵為整體創造福利,而非自私自利卻以社會及環境為壑的待遇結構。」 她表示,這項研究的目的在主張建立工作所得與為社會創造價值的關連性,並已發現計算這種關連的辦法。 【轉帖者按:這種研究才是漂亮的、有價值的經濟學工作。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反思一下,自己在社會上究竟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毀滅價值。現在人發瘋似地追求成功,但究竟什麽是成功?我認為對人類、社會作出貢獻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博取名利。這種觀念現在的聰明人看來也許太過落伍了,但是我想這種質樸的觀念是有力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點點滴滴方面都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所謂的成功究竟給社會帶來什麽。就拿這個小小的科學網博客來說吧,有人惡意炒作,互相攻擊,,難道不是虛擬世界的銀行家嗎?】 var gaJsHost = (("https:" == document.location.protocol) ? "https://ssl." : "http://www."); document.write(unescape("%3Cscript src='" + gaJsHost + "google-analytics.com/ga.js' type='text/javascript'%3E%3C/script%3E")); try { var pageTracker = _gat._getTracker("UA-102965-1"); pageTracker._setDomainName(".udn.com"); pageTracker._trackPageview(); } catch(err) {} var _rsCI="tw-udn"; var _rsCG="0"; var _rsDN="//secure-sg.imrworldwide.com/"; var _rsCC=0; var _rsSE=1; var _rs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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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民: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和三大贡献
eduman 2009-12-8 13:56
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的学者和媒体评介说,威廉姆森是半路杀出来的黑马;也有的认为威廉姆森著作多,论文少,没有个人创建,只不过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正视听,本文将威廉姆森的主要成就分三个阶段加以介绍,相信读者会自己得出结论。 1.威廉姆森研究的早期阶段(1963-1970)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与市场管制,前者跟他在卡内基的学术训练有关,后者受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的影响。   1963年,威廉姆森分别在《经济学季刊》和《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及《管理抉择和企业行为》,从而得以通过伯克利经济系组织的考评,与产业组织创始人贝恩(Joe Bain)等成为同事。1964年,其博士论文《抉择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管理目标》由霍尔(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出版。1965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分别发表《创新和市场结构》及《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挖去做副教授,讲授研究生的产业组织课。   1966年春天,威廉姆森被推荐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期间(11个月)认识了不少司法界人士,特别是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律师,并接触了大量案例,对法律和市场管制有了进一步认识。196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层级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次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工资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反托拉斯保护的经济:福利替换》,并顺利晋升为教授。196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配置效率和反托拉斯的局限》。1970年,霍尔出版了其第二本专著《公司控制和商业行为:组织形式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尚未成熟,和大多数年轻学者一样,不得不为职称和生活而奋斗。其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刊物和出版社档次也很知名,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多数情况下是用现有理论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期,威廉姆森完成了生育5个孩子的任务。巧合的是,威廉姆森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于1967年。   2.威廉姆森学术创作的巅峰时期(1970-1988)   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威廉姆森受邀承担博士生组织理论课的讲授任务。威廉姆森把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等。从此,威廉姆森的思想渐趋成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框架初步形成。   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197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市场和层级组织:一些初步思考》,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的雏形。后者于1975年由美国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成为跨时代的杰作。作者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   此后,威廉姆森于197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有关市场和层级组织的退出和呼声》;197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1981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思路》等。   1983年,威廉姆森受聘为耶鲁大学高登.B.提迪(Gordon B. 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1984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治理经济学:框架和意义》,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进一步的结果》。   1985年,威廉姆森的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由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的姊妹篇。此书综合了威廉姆森及其他学者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接连有科斯(1991)和诺斯(1993)两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从而奠定了威廉姆森成为国际大师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臻于成熟,新的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毕,不仅提出并界定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等概念及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建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法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威廉姆森提出和使用的许多概念,如信息栓塞(information impactedness)、关系合约(relational contract)、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r)、套牢(holdup)等,既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又影响到其他学科。他的学说还是实践的产物。笔者在90年代中期初次接触威廉姆森的东西时,即为其折服,其许多理论与笔者在企业的观察完全吻合,解除了许多困惑。   3.威廉姆森研究的余热阶段(1988以后)   1988年春天,55周岁的威廉姆森回到伯克利,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F.凯瑟(Edgar F. 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从此,威廉姆森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战:一边享受各种接踵而至的荣耀,一边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最初几年,威廉姆森忙于编书,先后出版了产业组织教材和组织理论经典文献选编,虽然也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如1990年发表于《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经济组织可替代方法的比较》,但基本上是对以前成果进行整理和反思,并不时回答来自学术界的挑战。   1991年后,威廉姆森重新焕发创作激情。1991年,他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节约与经济组织》,在他亲自创办的《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经济制度:自发的和有意的治理》;1992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市场、层级组织与现代公司:一个展开的视角》;1993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组织的演化科学》,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计算、信任与经济组织》,在哈斯的杂志《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理论》;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治理》;1995年,在《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经济中的层级组织、市场与权力》。同年,威廉姆森当选为伯克利学术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通常由德高望重、廉洁奉公的学术权威出任。   已过耳顺之年的威廉姆森继续笔耕不止,除了对过去的学说进行诠释和辩护外,还不断发表富有创意的新作。199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治理制度》;199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公私官僚: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研究:治理和能力视角》;200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合约视角:私有秩序》,在《经济展望杂志》发表《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从选择到合约》。后两篇成为转载和引用较高的经典文献。   2005年,威廉姆森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做了《治理经济学》的学术报告,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同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管理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企业管理》;2008年,在《供应链管理杂志》发表了《外包: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供应链管理》,在《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理论与实践中的公司董事会》。2009年4月30日,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制度分析研讨班上,威廉姆森又宣读了自己的新作:《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概述》。   这一时期,威廉姆森的研究明显转向,即越来越多地与商务和管理联系起来。更准确地说,是用交易成本思路来分析和解决管理和治理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可能与他身在哈斯商学院有关。传统的管理学院是排除和鄙视经济学家的,认为他们不懂管理。威廉姆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技术派们的挑战,大大提高了哈斯商学院的知名度。   总起来说,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贡献:早期的交易成本学说为研究企业战略(如业务外包)、各级政府的私有化决策和管制者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巅峰期的企业边界学说证明了,有些产品在企业内生产比外包给其他企业更有效率,从而为企业合并和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了依据;晚年的治理和管理学说使学者们认识到,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的效率,必须分析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治理和激励,推动了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1.威廉姆森研究的早期阶段(1963-1970)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与市场管制,前者跟他在卡内基的学术训练有关,后者受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的影响。   1963年,威廉姆森分别在《经济学季刊》和《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及《管理抉择和企业行为》,从而得以通过伯克利经济系组织的考评,与产业组织创始人贝恩(Joe Bain)等成为同事。1964年,其博士论文《抉择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管理目标》由霍尔(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出版。1965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分别发表《创新和市场结构》及《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挖去做副教授,讲授研究生的产业组织课。   1966年春天,威廉姆森被推荐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期间(11个月)认识了不少司法界人士,特别是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律师,并接触了大量案例,对法律和市场管制有了进一步认识。196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层级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次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工资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反托拉斯保护的经济:福利替换》,并顺利晋升为教授。196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配置效率和反托拉斯的局限》。1970年,霍尔出版了其第二本专著《公司控制和商业行为:组织形式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尚未成熟,和大多数年轻学者一样,不得不为职称和生活而奋斗。其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刊物和出版社档次也很知名,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多数情况下是用现有理论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期,威廉姆森完成了生育5个孩子的任务。巧合的是,威廉姆森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于1967年。   2.威廉姆森学术创作的巅峰时期(1970-1988)   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威廉姆森受邀承担博士生组织理论课的讲授任务。威廉姆森把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等。从此,威廉姆森的思想渐趋成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框架初步形成。   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197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市场和层级组织:一些初步思考》,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的雏形。后者于1975年由美国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成为跨时代的杰作。作者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   此后,威廉姆森于197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有关市场和层级组织的退出和呼声》;197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1981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思路》等。   1983年,威廉姆森受聘为耶鲁大学高登.B.提迪(Gordon B. 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1984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治理经济学:框架和意义》,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进一步的结果》。   1985年,威廉姆森的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由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的姊妹篇。此书综合了威廉姆森及其他学者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接连有科斯(1991)和诺斯(1993)两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从而奠定了威廉姆森成为国际大师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臻于成熟,新的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毕,不仅提出并界定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等概念及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建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法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威廉姆森提出和使用的许多概念,如信息栓塞(information impactedness)、关系合约(relational contract)、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r)、套牢(holdup)等,既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又影响到其他学科。他的学说还是实践的产物。笔者在90年代中期初次接触威廉姆森的东西时,即为其折服,其许多理论与笔者在企业的观察完全吻合,解除了许多困惑。   3.威廉姆森研究的余热阶段(1988以后)   1988年春天,55周岁的威廉姆森回到伯克利,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F.凯瑟(Edgar F. 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从此,威廉姆森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战:一边享受各种接踵而至的荣耀,一边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最初几年,威廉姆森忙于编书,先后出版了产业组织教材和组织理论经典文献选编,虽然也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如1990年发表于《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经济组织可替代方法的比较》,但基本上是对以前成果进行整理和反思,并不时回答来自学术界的挑战。   1991年后,威廉姆森重新焕发创作激情。1991年,他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节约与经济组织》,在他亲自创办的《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经济制度:自发的和有意的治理》;1992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市场、层级组织与现代公司:一个展开的视角》;1993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组织的演化科学》,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计算、信任与经济组织》,在哈斯的杂志《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理论》;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治理》;1995年,在《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经济中的层级组织、市场与权力》。同年,威廉姆森当选为伯克利学术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通常由德高望重、廉洁奉公的学术权威出任。   已过耳顺之年的威廉姆森继续笔耕不止,除了对过去的学说进行诠释和辩护外,还不断发表富有创意的新作。199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治理制度》;199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公私官僚: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研究:治理和能力视角》;200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合约视角:私有秩序》,在《经济展望杂志》发表《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从选择到合约》。后两篇成为转载和引用较高的经典文献。   2005年,威廉姆森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做了《治理经济学》的学术报告,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同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管理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企业管理》;2008年,在《供应链管理杂志》发表了《外包: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供应链管理》,在《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理论与实践中的公司董事会》。2009年4月30日,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制度分析研讨班上,威廉姆森又宣读了自己的新作:《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概述》。   这一时期,威廉姆森的研究明显转向,即越来越多地与商务和管理联系起来。更准确地说,是用交易成本思路来分析和解决管理和治理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可能与他身在哈斯商学院有关。传统的管理学院是排除和鄙视经济学家的,认为他们不懂管理。威廉姆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技术派们的挑战,大大提高了哈斯商学院的知名度。   总起来说,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贡献:早期的交易成本学说为研究企业战略(如业务外包)、各级政府的私有化决策和管制者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巅峰期的企业边界学说证明了,有些产品在企业内生产比外包给其他企业更有效率,从而为企业合并和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了依据;晚年的治理和管理学说使学者们认识到,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的效率,必须分析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治理和激励,推动了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来源:价值中国 http://www.chinavalue.net/chinese/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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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伟大贡献者:追悼矿难死亡者
大毛忽洞 2009-11-22 15:57
GDP :追悼矿难死亡者 鹤岗矿难已致87 人遇难 21 人被困 时间 地点 遇难人数 事故原因 2009.09.08 河南省平顶山 54 人死亡 违法违规组织生产导致的特大事故 2009.05.30 重庆市綦江县 30 人死亡、 77 人受伤 违规违章行为引发的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2009.02.22 山西屯兰 78 人死亡 瓦斯浓度过高,煤矿爆炸。 2008.12.05 山西山阴 至少 30 人死亡 矿井透水。矿方及部分官员瞒报。 2008.11.08 陕西澄城 29 人死亡 瓦斯爆炸。 2008.09.21 河南登封 37 人死亡 煤与瓦斯突出。 2008.09.08 山西襄汾 276 人死亡 ( 截止当年 10 月 27 日 ) 尾矿库垮坝。矿方瞒报。 2008.08.01 山西娄烦 至少 43 人死 铁矿滑坡。 2008.07.21 广西那读 36 人死亡 矿井透水。 2008.07.14 河北蔚县 35 人死亡 炸药燃烧。 官方串通矿方瞒报。 2007.12.06 山西洪洞 105 人死亡 煤尘爆炸。矿方瞒报。 2007.08.17 山东新汶 181 人死亡 暴雨引发洪水,两家煤矿被淹。 2006.11.12 山西灵石 34 人死亡 井下私制炸药起火,并产生大量毒气。 2005.11.27 黑龙江七台河 171 人死亡 ( 截止当年 12 月 6 日 ) 煤尘爆炸。 2005.08.07 广东梅州大兴煤矿 121 人死亡 煤矿透水。非法经营,当地安监官员受贿不作为。 2005.02.14 辽宁孙家湾煤矿 214 人死亡 瓦斯爆炸。 2004.12.02 陕西铜川 166 人死亡 瓦斯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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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们敬爱的学长——钱学森教授
wuhongcai 2009-11-2 12:03
怀着最为沉重的心情和难以抑制的悲痛心情怀念科学家的楷模,中国人民最杰出的儿子我们的学长钱学森教授。 作为交通大学的学子,有您这样的学长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对您的敬仰不仅仅是您对祖国母亲作出的巨大贡献,还在于您的伟大的爱国情怀,您的伟大人格。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祖国母亲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的时候,您不为外边的舒适生活,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厚的待遇所动,历尽千辛万苦,冲破重重阻拦,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您为祖国做出的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使得我们站直腰杆,面对全世界深感自豪和骄傲。您的人格的伟大还在于您为祖国和人民只有付出,不图回报,在您离开之际,您还住在不足九十平方米的老房子。天下人们,看一看吧,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家是何等的伟大!回想起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生廉洁,身后竟无丝毫存款。正是您们这些老一代的革命家,科学家,人民的公仆一生的心血使祖国变得繁荣富强和伟大!您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 您的离去是我们国家的巨大损失! 敬爱的钱学森学长永垂不朽! 您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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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谈谈爱国
lin602 2009-8-26 22:39
近期关于爱国的话题很多,有许多说法,可能各人的理解不一样,处境不一样。 我的观点,爱国不是完全凭空口说的话如何来进行区分是否爱国。对于加入外国国籍的人更是如此。 大家记得孙中山吧,他完全可以在国外过上舒服的生活,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清朝进行斗争。你说他是不是爱国。 钱学森也是经过重重阻碍,回到国内,为中国的核事业及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再看看汪精卫,为日本人做了走狗,成为卖国贼。看看张学良,为了动员老蒋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自己被蒋软禁了几乎一辈子。而杨虎城则献出生命。 当然这是历史名人。对于普通人,如何体现? 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外华人有没有回来参加抗战,(要知道许多美国人及外国人死在中国战场上),有没有捐钱捐物,有没有进行奔走宣传抗日。有没有帮助日本人收集中国情报,(胡士泰也是一个典型),有没有为日本人做后勤,有没有为日本人做宣传,这些都是爱国多少,卖国如何的标志。 有这样的人,国内情况不太好时,人到国外了,特别我国被人欺侮时。国内情况好点有机会时,又回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了,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外国公司及政府服务,严重损害祖国及国内公司的利益。我国国内目前混有不少胡士泰这样的人,绝不是胡这几个人。 我的几位朋友与同学,老婆孩子在国外,他自己原来在国外也有正式工作,但自己辞去国外工作只身回国高校工作(有的带上全家人),拿的工资比国外少得多。我不是要求所有的国外的人也这样做,但我至少心里是非常敬佩他们。他们的行动不用解释,是爱国行动。(当然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二弹元勋邓稼先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谁对国家贡献更大,大家更从内心尊重谁?(当然他们都是受尊重的人,都是爱国的,我只是进行程度上的比较而已)。我想知道他们的人会有准确评价的。 爱国吗,看行动吧,无论你是什么国籍,无论你在那里,行动是最好的诠释。而且所有的人心里也有一杆称,会评说一个人的爱国与不爱国,卖国不卖国的程度。 我最看不起嘴上说得非常好听,但只知道往有好处的事情上做,不愿意贡献,更谈不上流血牺牲了的人(有点象候鸟,呵呵)。而损害祖国的人,那就不提他们了。 光讲得好听是没有用的,更是令人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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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友的肺腑之言!
sunapple 2009-8-26 14:51
一位网友的肺腑之言! 发表评论人: gw ip:58.100.178.*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已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莱布尼茨、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和海森堡格等科学和文化大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照相机、计算机、手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几乎毫无贡献。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如果教授中有人耐不住寂寞,热衷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与官场,或滥竽充数,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重复申请科研经费;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如果连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这种氛围中有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自身不争气,就怪不得民众不尊重和不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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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师---杰出的学术贡献+不屈的头颅
lin602 2009-8-15 21:46
我心目中学术大师的形象为:做出在学术界及社会公认的学术贡献,加上他的人格尊严。第一条比较好理解,这种学术贡献,在学术界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公认,并得到科学的验证,或见到很大的社会贡献。 对于人格的尊严,我觉得作为学术大师让大家从心底对其尊重与承认的基本素质。 有的学者,遇到政治运动时,或在一些关键时候,放弃自己的一贯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写文章,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变了,有时候让人觉得他是在投机。 有的学者,为了得到一些利益,对有权有势的领导或社会力量,直不起腰来,愿意为其出力与服务。其形象脱离了不卑不亢的范畴。让人觉得不象个学者。 有的学者,非常热衷于所谓的公益活动(与真正的公益活动是有本质差别的)。为的是为自己的利益团体或自己得到好处。如果是热衷于真正的公益活动,是得到所有人尊重的。 我看过一些书与文章,我觉得陈寅恪、王选、陈景润等,是真正的学术大师(当然还有许多人)。 季羡林让媒体及管理层称为国学大师,一是这个名称本身就得到他本人的不同意,(因为他不是研究国学的),第二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寻找学术大师,说明这个时代大师少了,二是有些符合大师条件的学者,不在主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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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求伯君投一票
fanxiaoyingz 2009-6-18 18:10
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说是要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对英雄模范人物我知之甚少,但是多少年使用电脑,对中国的一位软件英雄我却知道甚多,我准备给他投一票,他就是求伯君。 求伯君比我大几岁,但是他的软件我早就使用了。1998年我买了一台二手486电脑,里面预装了UCDOS的WPS办公软件。当时我对电脑很外行,需要往电脑上输入我的一些文章却无能为力。开始还用过CCDOS,但是许多软件上面都写着版权所有,盗版必究,而且需要购买密码才能使用,象我这种人本来没有钱去买软件,就是有钱想买,许多情况下也找不到卖的地方。所以我就干脆不用有些软件。但是求伯君的这款WPS免费软件我却使用了好几年,它那可视的、友好的、方便的界面至今记忆犹新。用这款软件我把我当时以为很重要的长篇文章输入电脑保存了起来。 后来,直到2003年我才买了第二台电脑,这时候的电脑已经是多媒体的,赛扬1700CPU,17英寸纯平显示器,所以能够使用的软件一下子就非常多。当然,当时还没有上网,就到市场上买来光碟安装软件。当然除过Microsoft的软件外,使用最多最好最实用的还是求伯君的金山公司出产的软件。开始使用WPS2000,那款软件很好用,象我需要的许多数理化公式就在工具栏里面,而MicrosoftWord的公式编辑器却隐藏很深,操作很不方便,就是现在来评价这款软件,我还是认为他是一款很适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很方便操作的软件,当然那款软件因为和MicrosoftWord不兼容,所以就慢慢不用了。后来出产的WPS和MicrosoftWord2000操作界面几乎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在乎具体使用哪个了,当然最后使用MicrosoftWord2003的时候多,但是总是感觉有不方便的地方,MicrosoftWord2003的好处就是基本不出现错误,不存在兼容问题。到了2007年,金山的WPS就完全可以和Microsoftoffice系列比美了,今年出产的2009版更加出色。 那时候用的最多的一款软件还有金山影霸,这款软件功能强大,能看VCD、DVD等多种格式的影视节目,我十分喜爱。当然由于后来出现Realplayer、Gomplayer等软件,我就淡忘了金山影霸。 我这里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些,求伯君的许多软件都是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的有力工具。比如,金山打字通对于初学电脑的人是一件利器。而知识分子最感激他的是金山单词通2002、金山单词通2003和金山词霸金山快译这四款软件。这四款软件都想到了知识分子的心里去了。我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使用金山单词通2002背诵英语单词,现在熟悉的单词已经有大约一万个了,而这些都是求伯君的功劳,在使用金山单词通2002之前,我掌握的英语单词最多不过两千个。相比较而言,我更加喜欢金山单词通2002,而对于金山单词通2003的感觉一般,原因就是金山单词通2002是按照艾宾浩斯(HermannEbbinghaus)记忆规律曲线自动安排单词出现时间的,对于英语语感很差的人十分合适。当然,金山单词通2003的听写功能也的确让人赞叹,它恰恰修复了金山单词通2002不能练习听写的缺点。我相信现在许多学者的电脑上都装有金山词霸,它对于学习英语、使用英语的人来说是一件利器,它屏幕取词功能使你随时随地都能学习英语、翻译英语,功能十分强大,我曾经使用过2005版和2006版,都很好,没有它不知道的单词,他就是桌面上的英语老师。金山快译也是很好的软件,能够把十分复杂的英语基本正确的翻译成汉语,对于汉语翻译英语,只要一句句地翻译,也能够基本正确,我曾经使用过金山快译2006版,感觉不错,当然由于翻译本身十分复杂,翻译不正确的时候也是有的。 对于求伯君和他的团队出产的其它产品我也接触很多,比如金山毒霸、金山网镖、金山爱词霸等等。 可以说金山的每一款软件都是贴近网民的实际生活的,是解网民之所困,解知识分子之所难的,所以,我十分感激求伯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求伯君的软件都是免费使用的,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是收费的,但是他对普通网民也从来没有收过费,就是收费的项目,也是很好破解的。这与他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曾经用过的CCDOS、Microsoftoffice系列、瑞星杀毒、AutoCAD等等,都需要输入一个复杂的密匙系列号,才能使用,包括前一响才买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恼人的事情是我把电脑后面的25位密匙输入MicrosoftofficeWord2007中还是不能通过,他认为是假的,我哪里有时间和盖兹去淘神,所以就卸载了。而金山公司的软件都能直接使用。所以我很感激求伯君,他为我们这些穷知识分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为我们民族软件产业的振兴做出了杰出贡献,它为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 所以,我投求伯君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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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与贡献
lifevic 2009-6-8 22:22
建站近一年了,一直没有系统的跟读科学网的信息,也没有在此空间里留下只言片语,身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有些惭愧。 最近偶尔读了几篇高人大作,汲取了一些能产生共鸣的观点,并指导我的科学实践,受益匪浅,这使我对科学网油然而生敬意,科学网博客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彼此相互交流的平台,为那些关注科学教育和中国科教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个表达、讨论和争辩的地方。您把学者与各界人士凝聚在这里,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相信这于国于民都会有不小的贡献,让我们每个人都思维活跃起来,行动果断起来,边汲取,边贡献,共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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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师
lanjs 2009-5-26 20:47
论大师 兼论大作 蓝劲松 这是一篇读书札记,最早收入中国高教学会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05 学术年会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教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集(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 2005 年 11 月 3 5 日)第 260 269 页,后来在不同报刊发表过。正式采用请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拙著《致知穷理大学发展的多维探索》第 14 章。 题记 中文提要 大师是大学的标识。对于人类社会乃至国家大学建设而言,法制建设是最为基本的,但大师的地位与作用并非其他人能够取代。虽说大师是一个常见概念,但是其内涵与外延并不见得十分清楚。本文把有关大师的见解总结为四种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师的超越说,认为大师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大师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理论贡献、方法贡献与实践贡献三个方面;大师的外在条件包括自由、时空、宁静与信息;大师的精神支柱主要包括献身精神及其延伸自我实现与社会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讨论了大作的本质特征及其误区,指出大作乃指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并能够经受时空考验的作品,其特点有三,即 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上取得重大突破;突破空间限制;经受时代的考验。与此相反,轰动、精密、合作、雅俗共赏、宏编巨制等均非大作的根本特性。中国要为世人奉献自己的大师与大作,那么就有必要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如此才能真正为世界作出贡献。 这些认识为如何造就、培养与引进大师提供了一个多元的参照系 。 大师,或称学术领域的导师,或为艺术领域的灵魂,也或为管理的标杆。 1931 年 12 月 4 日 ,梅贻琦在担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追求卓越的各级学校与研究机构,尤其在致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与政府管理部门看来,引进与造就大师甚至是成就一流大学目标的不二法门。在第二届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总结讲话中, 教育部长周济指出:人才问题始终是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头等大事,是学校一切问题的核心,而衡量一流与高水平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涌现新的大师 。大学与社会对大师可谓期望甚殷,但是学界对于大师内涵与外延并无定见,以至一时 无法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大师。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 。 鉴于大师及其成就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及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学术领域的大师为重点,在归纳以往有关大师的若干见解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大师论,既探讨大师之为大师的贡献之所在及其冒险的精神支柱问题,也分析 大作的本质特征及其误区问题,以为中国 21 世纪的学术复兴提供多样化参照及启示。 第一节 大师:本质与类型 以下几种有关大师的说辞并非来自已有的定见,而是出自本文的概括。就笔者所见,有关大师的概念界定及其本质特征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四种,在此也补充我们对大师的看法 一、双馨说 双馨说通常见于一般辞书对大师的界说。《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大师的界说有三:( 1 )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艺术大师。( 2 )某些棋类运动的等级称号: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3 )对和尚的尊称。 后两个均为特指,故一般不纳入讨论。 在第一个界定中,既强调大师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又强调为大家所尊敬。若借用德艺双馨一词,此说可谓双馨说。 双馨说看似考虑全面,但其内涵却大有讨论的必要。首先,大师不一定局限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任何人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领域都有大师的足迹,所以除了学术大师、艺术大师之外,还有管理大师、工程大师等等,而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其次,为大家所尊敬也是有时空限制的。其原因在于: 真理开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从而突破传统的科层结构与利益格局。虽说高处不胜寒,但真正达到学术高峰并不容易。天才是独立于环境的。 没有一个天才是在原有的领域完成任务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 既然是独立的新领域,其同行理解尚不容易,更惶论普通大众。例如尼采其思想偏激与真知交融是十九世纪可以同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匹敌的少数几个大思想家之一。尼采指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就越渺小。 约翰 杜威是远比尼采幸运得多的哲学家,在学术发展的早期即受到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等人的赏识,成为美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甚至被誉为美国人民的顾问、导师和良心、美国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杜威却说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我的研究和思想有所进展时,由于一些人在学术上对我恶意诽谤,使我变得越来越忧虑。 社会规则不易辨识尚易理解,自然科学的探索也非一帆风顺:赫姆霍兹提出能量守恒定律时,被内行指责为疯子。巴士德提出细菌理论时遭到医学界同行们的围攻。沃特斯顿提出气体分子理论时,皇家学会的审稿人,竟然说他的论文除了胡扯八道之外,什么也没有。 由于大师的创造性突破,不可避免地威胁传统的权威,这时后者有意无意地排挤与打击前者就有可能出现。正如 W.I.B. 贝弗里奇( W.I.B.Beveridge )所说:伟大的发现家之所以遭到迫害,部分是由于这种对新设想的抗拒心理,部分是由于冒犯了权威,侵犯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既得利益。有时,发现者不谙人情世故也使事情恶化。 所以现代社会总是通过国内外同行的集体评审来避免对先知先觉者的打压。 是否为大家所尊敬还取决于大师的气质与性格。性格即命运。费希特说: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 不幸的是,由于前沿探索的特点,大师们常常不得不独自探索,这在普通人看来往往有些不正常 。伊沃 弗伦策尔( Ivo Frenzel )指出:尼采的生活几乎没有意义:几十年的学者生活,这种生活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怪癖的东西,具有孤独和不被人理解的特色。 但尼采之为尼采自有其合理性,他说:哲学家不是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爱戴的,鹰从不结伴飞行,山鹑和椋鸟才这样。在高空翱翔、张牙舞爪,这才是伟大天才的一生。 尽管孤独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对这一命运他们有时会嘘唏不已,但是他们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地选择了孤独。 至于詹姆士,人们一般认为他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用烙上民族印记的声音向世界发言的世界性美国人,心理学的分析却表明:为了形成个性和寻找合适的职业,詹姆士的奋争是激烈的;他成为伟人的过程是飘忽不定的、痛苦的、心力交瘁的、沮丧的和苦恼的。 由于竞争剧烈,加之大师追求的目标聚集,不可避免地忽视各种琐事。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 罗索夫斯基 ( Henry Rosousky ) 指出,在我们选区内居住着非常有才干的学者,其中包括某些赫赫有名的天才。他们大部分具有固执和傻气的个性(请记住,任职时这种气质往往被忽略)。根据我的体会,伟大的学术成就,甚至伟大的学说,常常与怪癖的性格有联系。 由此不难理解,相当一批大师虽然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生活的时代甚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难为大家所尊敬。为了减少学术研究的孤寂性,现代学术社会总是通过各种交流与休假等制度加以化解。只是山头主义、学术霸权等陋俗在学术领域的延伸使得相关措施存在或多或少的折扣。 当然,大师是否 为大家所尊敬也可能导源于其独特的追求。一般地,杰出人物是高智力的、教养很好且知识渊博、刻苦工作的,为了独立和判断甘愿冒险犯错误和(或)表现优异。 在不同学科的发展史上,既有像冯特( Wilhelm Wundt )一样宁愿平凡而不犯错误的大师,也有像霍尔( G.S.Hall )一样宁愿犯显著的错误,而不愿庸碌无为的学者。总的说来,大师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学生都有超出一般学者的高要求。因此,很难用一般人的观点去要求他们。大学校长等各级行政人员若不理解学者及其探索的特点,就不可能把其大学导向一流。最好的做法或许正如香港科大所做的延聘第一流的人才并使他们愉快(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make them happy ),或如剑桥大学桑格斯所说的把最好的人请来,随他们做什么事情。 这一点至少在文理基础研究领域应该如此。 总之,由于真理发现的超前性,加之大师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追求与风格(包括缺点),所以大师一时为时代所误判有时是难免的。但从长远来说科学社会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如果确有很深的造诣,那么真正的大师迟早总会成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虽然埋没或沉默的时间或长或短。由此说来,双馨说不大适宜于大师的现实操作,但基本符合理想的大师设计。 二、超人说 除了上帝,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尼采是超人学说的代表,他对大师的界定也具超人色彩。他认为:我们什么时候行动起来既不出错,也不迟疑,我们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师。 由于此说非常人可及,故不妨称其为超人说。这一论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大师的范围方面。与对大师之习见不同,尼采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动领域而非思想领域的大师。尼采说: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放手行动、行动、再行动,有关的信仰很快就会尾随而至对此你可以确信无疑! 前已述及,大师并非局限于学问与艺术领域,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其他各个领域均存在大师。学术与艺术大师尚为难得,管理、设计等实践或说行动领域的大师同样难得。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一个领域的大师而排斥或忘记其他领域的大师。 其二,在大师的标准方面。尼采强调大师行动时要既不出错,也不迟疑。不出错已经很难,还要不迟疑,这就难上加难。这无疑与尼采的超人观念有关。在尼采心目中,超人就是能充分体现生命意义的人,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的强者。超人的真正道德是军人和士兵的道德。其典型不是苦苦思索寻求认识的、孤独、交往不多的敏感的学者,而是既活跃又有节制的坚强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心目中的大师不是学者,而是实践家。 可见,尼采的超人说对大师要求极高,或许大多数行动领域的大师均不容易达到其标准。但既然称作大师,那么要求甚严并不为过。对于各项管理与工程人员来说,超人说更深层的启示或许在于:行动者一定要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既有周密的思虑,又有灵活的计划,这样才能既不出错,也不迟疑。这正是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艺术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目标与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需要指出的是,尼采强调实践领域的大师显然是弥补了双馨说忽视实践领域大师的不足,但若因此而否认偏向理论的大师,则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三、会通说 与双馨说、超人说不同,会通说主要是从大师的知识结构及其创造性突破与转化来界说的。钱穆( 1940 )认为:就学术而论学术,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种专门之上而会通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 这里强调的是学术大师,既没有涉及双馨说中社会伦理意义上的为大家所尊敬,与尼采所论行动大师显然也不相同。其关注的重点在于: 其一,大师要超乎各种专门之上。学术是分门别类的,单一学术的发展似乎只要深耕即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世界是统一的,学术的分野固然有利于分析的深入,但也在各专门领域之间留下大量的知识空白。视野单一的专业人才只能就事论事,缺乏触类旁通的本领,更谈不上实现学术突破。可见,求学者固然需要专精一门,但又决不能局限于此,还要经常浏览周围各专门领域的进展。维纳( Norbert Wiener )与罗森勃吕特( Rosenblueth )所倡导的思想即体现了这一点:在科学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 到科学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的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大家都习于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的思想习惯,并且能在同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新想法的时候就理解这种新想法的意义 。 赫伯特 A 西蒙也认为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超越国界的和跨学科的旅行者将新知识从一个飞地带到另一个飞地。 所有这些都说明学问之道,既在于进入专门,又在于超乎专门。用一句清华大学热能系研究生的说法就是: 大师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和超凡的见解,这是大师区别于凡夫俗子的根本区别。 对于知识的融会贯通,对于学术前沿的非凡遇见和敏锐觉察才是大师的根本特征。 其二,大师需会通全部之大义。大师不仅要超越单一学术门类的限制,还要统揽全局,触类旁通,进而做到融会贯通。随着知识的爆炸性增长,要精通一门尚不容易,还要会通全部之大义似乎不可能,但这却是似是而非。因为知识在增长,研究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并不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加速。即便就知识增长而言,科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固然在不断延伸,但其硬核变化通常并不大,只要理解这一点,那么跟踪把握各保护带的进展并不太难。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能够统揽全局,进而实现学术的重大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大师不是万金油。会通说强调大师对于学术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专家存在的必要性。大师首先必须是专家,因而有其学术重心,但他与专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包括自身学术重心之外其他各专门领域也能融会贯通并实现突破。若在一个专门领域内都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则遑论大师。 四、领头说 在教育部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活动中,有论者(徐显明, 2004 )从学术管理的角度提出:在一级学科领域里开出一片天地,并产生跨学科影响的,便是大师。 具体说来,大师的标准在于:他们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由于此说着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界定,故可称其为领头说。领头说限于学术领域的大师,其明显的优点是具有可操作性,方便识别大师、引进大师、激励大师乃至培养大师。但是此说对于大师开出一片天地没有进行直接的界说,人们无法判断这片天地究竟多宽与多深。大师固然学有专攻,却又往往在多方面著书立说,以致人们甚至难以对其进行明确归类,判断其主攻领域,例如杜威在教育学领域与哲学领域同样有名。此说具体的操作标准则有可以讨论之处: 首先,大师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因为这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形式与内涵。学科带头人如果来自学界的公认自然令人心服口服,但若来自行政安排,那么此带头人只是行政主管而非学术领导。换言之,若学术带头人缺乏足够的学术造诣,那么即便有学术带头人的头衔,其公信力仍然属于存疑之列。退而言之,即便是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也要看公认的范围大小。公认的范围越小,大师的范围也越有限。严格说来,一国之内的大师只能说是准大师。科学家有祖国,学术则无国界。所以,即便在一国之内得到学术相当承认,但若得不到国际认可,其大师的可信度也相对有限。 其次,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对大学系统内部的大师较有意义,但却不利于出自研究院所、政府或企业部门,尤其是独自探索的大师。大师出自大学的比例固然不小,但是来自研究院所、政府或企业研发部门的大师也不少。他们不招研究生,即便招生通常也没有学校招得多。当然,培养的队伍不一定是学生,其下属人员也属于培养的队伍。但即便如此,一些大师仍然不能纳入该范围,因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主要不在于直接培养人才,而在于其学术影响力与公信度。类似尼采、牛顿、爱因斯坦等学术大师固然有许多学术追随者,但这些大师的独立性往往很强,在培养薪火相传的队伍不说空白,至少也是相当有限的。叔本华指出: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大众,那他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 由于大多数伟大的先驱者都必须独立构思自己的设想, 故不为时代所了解的大师并非鲜见。若要求他们培养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就不免强人所难。当然,不说也知,一些著名大学及实验室的大师确实在做出重大创新的同时也以人才辈出著称。 五、超越说 毫无疑问,无论双馨说、超人说,还是会通说、领头说,这些对大师内涵的探索均促进了人们对大师的多角度理解。大师就像一座大山,人们就不同角度观察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印象。最好的做法或许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师的人生及其创造作一全景式扫描,从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大师面目。这里不妨也提出本文对大师的理解。由于下说强调大师的超越性,为了与上述其他数说相对照,故不妨把本说称作大师的超越说。 大师的超越说认为,大师之义,不仅在于师,更在于大,且来自两者的有机结合。大师之师,主要不在于直接培养的人才情况,而在于通过大师的创造性成就,导致世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革,进而激发了系列的追随者和探索者,所以大师之师,是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导师。大师之大,不在于知识驳杂,也不在于著述众多,而在于是否在科学、艺术、管理或其他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重大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其唯一评价标准就是经过科学、艺术、管理等领域长期考验之后能否得到世界公认。从狭义上讲,大师是指在学问或艺术上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从广义上讲,大师还包括除此之外各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概言之,所谓大师,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 此说对大师界定的特色在于强调超越性。这种超越,首先是大师外延的突破,即包括但又不限于学问或艺术领域(这些领域的大师可以视为狭义的大师),也不限于尼采强调的行动领域,而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各个领域均纳入大师的考察范围(可以视为广义的大师),从而突破了有关大师的传统看法。显然,这是在吸收前面数种大师见解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大师的超越说强调的是大师取得了科学、艺术或管理等领域的重大成就。既然是重大的成就,就意味着它不是一般的改进或改良,而是革命或创新性的变革。显然,这是建立在人类已有探索基础之上的质的跃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开辟了一个以大师为代表的时代。其次,大师的超越具有时空超越性。换言之,大师的成就必须具有普适性,既不能随着岁月流逝而减弱其智慧的光芒,也不应随着地域的转换而改变其意义。大师的成就可能带来即时的轰动,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其重大突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不同时代与地域的追随者。所以即便大师早已远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仍然不得不回望大师的身影,在追随其足迹的同时超越大师。大师的超越说没有突出大家所尊敬并不是要否定这一方面,而是因为大师并非道德完人,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刻意强调此点反为不美。 需要指出的是,大师之路虽说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决非只有痛苦。我们不能断言最伟大的工作肯定会使一个人快乐,我们只能断定它肯定会减少一个人的不快乐。 在一个开明而公正的社会里,真正的大师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退而言之,既然选择了创造与探险的人生,那么没有得到承认的宁静淡泊的生活实际上也是一种快乐的人生而这却是伟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大师之贡献 前已述及,大师通常存在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但也不尽然。管理大师就是行动领域大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金斯基( 1997 )指出:自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管理大师们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要解释他们的影响,必须了解管理工作的性质以及它对占据管理职位者的要求,那些满足他们需要的观点通常是最受喜爱的。而且,管理自身的性质使这一职业的人极容易以管理大师们为指导,因为这些大师们建立并代表了其观点,同时他们还是自己的观点应用于组织中的渠道。就此,马尔科姆 沃纳( Malcolm Warner )在其主编的《管理大师手册》中提出管理大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概念化、术语、方法论和实践四个方面。 笔者深以为然,只是认为概念与术语难以分界,两者皆为理论基石,故不作区分。而阿 迈纳( Albert Menne )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形成规则、构造标记、模型等。不同领域大师贡献的史实与方法思考有利于阐明这一点。以下三点,窃以为就是大师贡献之所在。 一、理论贡献 理论是命题之有机组合,而命题又是概念之有机组合。从概念到命题再到理论,构成了了研究深化的逻辑进程。相应地,大师的理论贡献就包括建构概念、确立命题或创立理论等几个方面。其中,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化。社会的改变往往从理论观念的改变开始,只有接受了一定的思想观念,人们才会按照这种思想观念调整自己的行动。思想观念的系统表现就构成各种理论或主义。 大师往往是概念、命题或理论的化身。先说概念。观诸哲学史,说到证伪,波普尔不能不了解;采用范式,库恩不能不涉及;探讨交往行为,必然想到哈贝马斯;辩论语言游戏,自然念及维特根斯坦。道理很简单,新概念是大师们提出、阐发并以之影响社会的。提出一个概念并不太难,难的是得到世人认可。再以管理学为例,冯 贝塔朗菲在系统思维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概念性突破;赫伯特 西蒙使我们加深了对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认识;马奇( J . G . March )和西尔特( R . M . Cyert )则在公司行为理论概念化方面的深刻见解对于管理思想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次说命题。命题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假说、公式、模型(模式)、定律、预言、规则等等,但常见的命题表现为一个判断或一组陈述。大师的理论精华有时就表达为几个有限命题。泰勒斯说:水是最好的,此命题表达出他试图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求一个统一的物质基础;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该命题对于人们探求知识,开拓世界至今仍然具有激励作用;黑格尔提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蕴涵着新事物必然产生,旧事物必然灭亡的辨证思想;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中心思想在于宣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旧哲学的根本差异。诸如此类的命题在不同学科中都有所表现。 再说理论与主义。若说概念是学科之细胞,命题是学科之组织,那么理论就是学科之系统,主义更是多种理论思潮的共同倾向。作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主义对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又多存敬畏之心,故极难见到国人姓名出现于各种主义的定语当中。一部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主义史。大师往往与主义相连。部分大师难以纳入某一主义,但多数大师仍然是主义的代表,如叔本华、尼采与唯意志主义,孔德、斯宾塞与实证主义,詹姆士、杜威与实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与存在主义,乔姆斯基、莱维 - 施特劳斯、皮亚杰与结构主义等等。一些主义甚至直接以其代表人物命名,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当然,大师的理论贡献并不一定用主义来命名,使用思潮、思想、理论、学等也是极为常见的,但其内涵并无严格区别。 总之,无论那门学科,大凡大师,在概念、命题与理论(或主义)的建构上必有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及概念、命题、理论或主义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它们可以依赖个人强力为之。因为只有在一定环境下通过准大师们对人生与世界的不懈探索,才有可能成就各种主义。即便一个概念要得到确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国学术的累积,正是从各门学科基本概念的创新开始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得到承认,概念的拓展是绕不过去的工作。就此,为学者不能不加以明察。 二、方法贡献 任何一个概念(尤其是一个重要却遭到忽视的概念或现象)如果用放大镜加以放大或用显微镜加以显微,常常能见人之未见,从而言人所未言这是研究成功的秘诀之一。所谓的放大镜或显微镜自然包括引入新方法与新思路。 学习并分析各种先进理论或主义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把握他们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若视方法与思路于不顾,则为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但后者偏偏易为国人所忽略。师资、生源、期刊乃至官员的水准之所以有所不足,解决之道与其说在扩充其知识容积,不如提高其思路方法。一般地,方法包括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两方面。前者之提升主要来自哲学探索,此略而不论,且看看不同学科的大师在具体方法方面是如何作出贡献的。 方法贡献往往是理论贡献之先导。在管理学科中,设计调查的新方法(即如何考察某个管理问题)就很重要,如霍桑实验与梅奥的论著就带来了群体行为上的进步;一些管理思想家(如阿斯顿集团( Aston Group )在其组织结构研究中)发展出新型的研究途径;劳勒( Lawler , Edward Ⅲ )在其专长的领域中发明了报酬系统研究的新型工具;菲德勒( Fiedler , Fred E. )则在领导领域中做出了相似的贡献。 一门学科能够产生甚至主要取决于是否在方法上具有独立性。心理学就是如此。如众所知,心理学独立是以冯特 1879 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艾宾浩斯的名字同样使人想起关于记忆的实验;创立优生学的高尔顿则以其在家谱调查、人类学测量及统计方法的创造而著称。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方法不仅存在软方法,也存在硬手段,后者就是各种研究工具或仪器的改进。从福尔摩斯手拿放大镜细查可疑足迹,到马丁 瑞尔爵士通过射电望远镜研究遥远的星系,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但后者所见事物显然前者难以企及(当然目的也不同)。工具或仪器改进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可以克服观察者的偏见,因此发明更加高级尖端的工具或仪器,同样构成了大师方法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没有选题创新与方法改进的结合,大师的成就将难以谈起。科学史不仅是概念与理论不断突破的历史,也是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造就学术大师,就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努力。 三、实践贡献 大师存在于不同领域,传统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需要造就,实践领域的大师同样不能忽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对国家民族的意义向来为我国所重视,但对创立百年老店的企业家的重视则还远远不够。所谓企业家是指那些寻求机会,通过创新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愿望,而不顾手中现有资源的人。其特征有三,即对成就的高度期望,对把握自己命运的强烈自信,以及对冒险的适度节制。从日本的松下、索尼,美国的福特、微软,到德国的宝马、奔驰,著名企业的背后都有合理机制下的著名企业家集团在长期支持。由于现代中国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只有短暂的 20 多年,显然其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管理大师都还远远不足。 马尔科姆 沃纳等人认为,增添新的实践是管理大师的重要表现之一。有些人从根本上就是实践者,但作为管理大师,其表现还需要他们自身对自己如何改进实践进行反思并将其付诸文字。如美国福特、斯隆,日本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企业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克拉克( 1996 )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家兼理论家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专业人员和咨询人员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那些管理大师往往是大学商学院中的企业管理学者,他们往往成为企业的巫医。 造就教育管理大师是另一值得引起注意的领域。正如识者所云,今日中国大学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科技、大众文化等强烈挑战,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压力与冲击,面临局面如此复杂,谙熟作为专业组织的大学发展规律,又掌握管理规律的杰出人才的教育管理大师杰出的大学校长就呼之欲出了。与造就企业管理大师类似,我们可以说,教育管理领域的大师在致力于管理实务的同时,同样需要他们及时的总结反思并形成文字。 由此看来,虽然管理大师致力于实践领域并取得重大成就,他们必然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并把这些思想方法进行提炼。即便他们分身乏术,那么支撑其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必须由相关人员加以完成。可见实践领域的大师与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在这方面形成了交集。推而广之,政治、军事、外交等其他实践领域的大师均存在同样的使命。固然他们集中于实践或应用,但是作为实践领域的大师,他们自己或相关专业人员必须就此进行必要的总结分析,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如此才能构造文化、传统、制度、故事与神话,而后来者也可以追随他们的足迹,在开拓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第三节 大师之外在条件 国家以大师辈出为幸,大学以拥有大师自豪。如果说探讨大师之贡献有利于引导社会(包括政府、组织、家庭和个人)努力的方向,那么大师之必要条件的分析则有利于引导社会去创造条件。那么,大师诞生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基本的身心素质乃是成才的前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有利于人才的产出。但就大师而言,还需要什么条件呢?观诸大师的人生历程,身体残疾可以补偿、经济困难可以克服、社会偏见可以忍受,甚至极端的政治迫害也可在所不惜。但是,有四个基本的外在条件必不可少,这就是自由、时空 、信息与宁静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但并不能相互取代。鉴于自由的意义学界多有论述,这里不赘述。我们着重谈谈其他个三个基本条件: 一、时空 做任何事都不能没有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反之,要破坏一个人的事业,破坏其时空安排即可。时间的重要性古人多有告诫,问题是如何管理时间。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 博克( 1986 )指出:金钱虽然十分重要,但影响学校的关键要素将是时间。 例如,一个学者一旦有了一定成就,行政工作、咨询工作、题词约稿等就可能排山倒海而来,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妨碍做出新的学术成就。一般人不明就里,于是又转入政治、经济的多重追求,此时其研究时间自然无法保证物质利益或许有提高,学问则难以增进了。任何重大措施的好坏,与其思考所用时间的多少往往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无论大师、大学还是国家,若想大有作为,那么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就是极其关键的了。 空间同样重要。若说人生如戏,那么空间就是舞台。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不仅获奖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往往不惜花费很大气力设法跟随那些被他们认为是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最优秀的人物去工作,而且杰出的科学家似乎涌向有其他杰出科学家在那儿工作的少数几个地方。 赫伯特 A. 西蒙不是经济学出身,但却赢得了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虽然说我从来不相信我必须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赢得学术比赛,但他同时指出,在 1954 年的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名单中,几乎一半人都与我有私交,这些朋友和熟人几乎囊括了我以前的全部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见这里的空间不仅指物理空间,还指社会空间,即无形学院或说学术圈子。当然,大师出自不同的领域,各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体制也存在差异。因此,学术大师与政治、经济或者艺术大师的时空观均有差异,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则。这里提供了学术大师的道路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大师也必须走同样的路子。即便在学术领域,文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大师之道也不一样。但无论任何领域的大师,都必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二、宁静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少思想大家都对宁静欣赏有加。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相同,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 Montaigne )的书房中也写着一副字:自由、安宁、闲暇,体现了其对宁静生活的追求。蒙哥马利( Montgomery )发现的一个有趣事实是:三大宗教创始人基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佛陀)在其生涯的某一个时期都曾销声匿迹或许他们是在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难以决策之时,大师的选择何尝不是我们的效法捷径? 与西方哲人类似,中国先哲同样重视宁静。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推崇宁静对于修身的价值;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强调宁静对于学问的意义。没有外在的宁静就难有内在的宁静,终日俗务缠身就难以周密思考。爱德华 玛彻特指出:工作宁静的固有价值就在于它使得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他必须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有助于解决复杂的问题或扩展创造活动的前沿。 宁静越是真实和广泛,那么收获也就会越大。 现代心理学业已证明:简单的体力操作不怕人多口杂,复杂的脑力探索则应该安静为之。从这个角度看,过多的喧嚣与造就学术大师实在背道而驰。清晨与夜晚往往是思考的最佳时间,因为此刻的宁静有利于进行长时间反复的思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师的重大突破基本不出现于热闹时分,而大多诞生于无人关注的宁静时刻。当然,宁静有时也意味着孤独、寂寞、不为人理解,所以有选择的活动(如学术交流、文体活动等)对于调节身心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如何,大师不能没有宁静的心态,大学也不能缺乏宁静的环境。即便超出大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也离不开宁静沉潜的时刻。曾国藩就此告戒说: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又说: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为静。平常人修养尚如此,要造就大师更须如此。 三、信息 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总称。 有了时间、空间与宁静,还要有思考内容或说思维载体,这就是信息。毛泽东( 1936 )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这里的材料就是信息。外来的信息可以分为自求信息(自己有目的的寻找或请教他人)和非自求信息(非主动寻找,无意中得到)。善于寻求和利用各种外部信息是实现理想目标的重要条件。系川英夫认为,多看看报刊杂志,使自己习惯于从世界各个角度去分析日本,这一点至关重要。并且,它还将有助于产生前所未有的思想。 实际上,读书、谈话,乃至野外沉思都有可能启示未来。良好的决断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洞察国内外信息的基础之上,大师的成就更是如此。因此,大师需要必要的时空与宁静,但直接间接的同行交流也必不可少尤其在今日职业化的背景下。 第四节 大师之精神支柱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固然需要 基本的外在条件 ,更不能缺少内在依据。人们从事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研究动机。爱因斯坦认为研究人员分为三种:一种人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科学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施展他们特殊才能的机会,他们之喜好科学正如运动员喜好表现自己的技艺一样;一种人把科学看成是谋生的工具,如非机遇也可能成为成功的生意人;第三种人是真正的献身者,这种人为数不多,但对科学知识所做的贡献却极大。 亨利 罗索夫斯基则指出,促使教授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热爱学习;其次是专业上进步的要求。提升、任期、薪金以及在大学里受到的尊重,这一切无不与研究和发表著作密切相关。 大师或许生活在象牙塔内,或许游离于象牙塔外。这样他们可能具有一般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动力,但又不局限于此。大师之路是开辟之路、探索之路,一定意义上也是危险之路。那么支撑大师们前赴后继进行冒险的精神支柱主要表现何在? 拙见以为,大师的精神支柱就是献身精神及其延伸自我实现与社会实现。 一、献身精神 众所周知,大英帝国早已相对没落,但在历年累积的诺贝尔奖排行榜上,剑桥大学仍然雄居榜首。究其原因,优美的校园、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学院制与导师制,以及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均是不可忽略的,但若因此而对剑桥文化的精神思想内核视而不见则是本末倒置。须知任何物质与制度的建设均建立在一定的精神思想设计基础上,而大学最需要的是思想。 这一论断建立在神学、哲学与科学三者关系的历史分析上。它们的发展逻辑在于:一方面,哲学是神学的后裔; 另一方面,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西方中世纪大学是由神学来统治的,所有其他学科只能从属于神学之下,神学将这些学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统一起来。 上帝锻造万物,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一再表明早期基督教的言论表现出与探询精神的对立,但科学犹如东升的太阳,总是能够透过层层乌云撒下万道霞光。 有趣的是,赞颂上帝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到了清教徒手里赞颂上帝就成了多出科学成果。 正如新教伦理孕育了近代经济人, 宗教土壤同样不可思议地蕴涵了科学及传播科学的大学的种子。林德 贝弗里奇指出:在剑桥,一个重要的创新来源就是科学研究本身。这要追溯到 18 世纪盛行的清教徒文化。清教徒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人才能够解救自己的灵魂;在这个过程中,人要过着一种节制的、艰苦的、谦卑的生活,同时还要乐于接受同辈人的批评。这是剑桥文化的精髓部分,剑桥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文化。 中国人传统的信仰是非常现实而功利的, 且宗教情绪不强烈 。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中国(汉族)人的宗教信念普遍得分很低。 人们或许以为宗教总是排斥智慧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旧约全书》箴言开篇即明示: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语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正、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誓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撇开《圣经》中的各种空幻虚假,我们几乎感觉到这是一个智慧老人对年轻一代的铮铮教诲。 美丽的花朵繁盛于肥沃的土地上,枝拂天堂的参天大树却生长在岩石缝中。正是服膺这样一种追求智慧与神圣的精神,使得大师们在各种艰难困苦面前毫无惧色。费希特自豪地宣称: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 也说:在与黑暗势力对抗中取得的胜利,是成为荣耀的英雄伙伴的真正洗礼,是人类生活支配美的真正开始。在灵魂与外在世界令人畏惧的冲突中,产生了忍让、智慧和博爱;并且由于它们的诞生,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无论古今中外,真正的大师在捍卫真理方面向来就如马寅初捍卫其新人口论一样,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 政治清明时,从事研究通常很少来自官方的打击,更为寻常的是来自研究本身的阻碍。在优秀科学家的抽屉里中,装满了由于错误而未能发表的论文。这种多次试验是非常重要的,不仅科学如此,也是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动力。所以,对一位大师而言,向未知事物挑战的开放心胸也是其献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同行所指出的,对中国学人而言,清教徒精神与文化传统不大相容。因此,其相通的概念献身精神 为真理、为信念而斗争的精神或许更为贴切。一定意义上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种献身精神的写照。盖洛普( Gallup )测验表明,推动一个人成功的最强大力量是意志,遇到艰巨的任务能够坚持到底是成功的关键。这些也间接表明献身精神对于成就大师的极端重要性。 二、自我实现 献身精神既指向个人,也指向社会。当其指向个体人生时,自我实现就是其颠峰。艾赛亚 伯林( Isaiah Berlin )说:每一个好的哲学家都是传统观念的挑战者。 在我看来,不仅好的哲学家如此,任何其他学科或实践领域的大师也如此。在七十岁生日时的心情一文中,爱因斯坦提及: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固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 科学无止境,这样正好激发大师们不断探索的激情与潜能。这种想要变得越来越象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他就此描述道:一个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个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宁。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 Self - actualization )需要。 鉴于这个术语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缺点,所以马斯洛特别强调自我实现的人是利他的、献身的、超越自我的、社会性的人。 古联云:大本领人,当时不见有奇异处;敏学问者,终身无所谓满足时。自我实现是一种无止境的境界,而大师们正是在这种无穷的探索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与价值。 三、社会实现 献身精神指向社会时,就是社会实现。若说自我实现具备西方文化特色,那么社会实现则更多中国文化精神。虽然马斯洛特别强调自我实现的人是利他的、献身的、超越自我的、社会性的人,但它毕竟侧重自我。为此,社会实现就呼之欲出了。 社会实现有多种形式,深刻认识到所从事事业(如科学)的社会价值就是社会实现之一。就学术大师而言,美国化学家哈罗德 尤里( Harold Urey , 1938 )指出:我相信,我所说的是代表全体科学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和赚钱。这些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仅仅是附带产生的。我们希望消除人们生活中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痛苦和贫困,带给他们欢乐、舒适和美。我们常常受挫,但最后我们会成功。 研制两弹一星的中国科学家之所以抛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即国家层面的社会实现。正是由于大师们深刻认识科学的社会意义,所以即便征程漫漫,仍然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他们笑到最后,并笑得最好。 第五节 大作之是 凡是大师,必有大作。一部中外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大师创作史。一国学术星空有时阴云密布,群星隐逸,大众生活愚昧而不自知,精神颓废而不自觉;有时则春光明媚,群星闪烁,社会思潮为之剧变,民众精神为之簇新。社会缺乏思想之光,易于陷入惰性与颓废;人生没有智慧引导,可能沦于黑暗与无情。思想大师即如闪烁的巨星,其思想的锐利光芒与道德勇气总是透过其作品照耀着大众,恰如耶鲁大学座右铭光明和真理所昭示的为人类引来光明,为社会引向真理。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已经不足以概括人类的创作。世人皆知,大作收悉、大作拜读之类乃是客套用语,那么,何谓大作?其特征何在?下面我们从大作之是与大作之非两个角度来观照这些问题。 所谓大作,乃是伟大之作,即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并能够经受时空考验的作品。具体说来,大作名著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大作必定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里的重大问题,既可以是重大的全球社会问题,也可以是重大的学术问题,且两者有时难分伯仲。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往往需要国际社会及学术界的长期探索。囿于常规学术训练,多数学人往往难以进行创造性突破,其研究多为发展性研究而非开辟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有史以来,人类对于诸如生命是如何进化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 宇宙是如何演化的?、怎样建构理想世界?之类问题充满迷惑与好奇 ,但对其解答却往往真理与谬见同在。对这些人类社会共同问题的真知灼见往往蕴涵大作的种子,一旦取得突破即往往具有惊人的效果。《国富论》、《资本论》如此,《天体运行论》、《物种起源》、《相对论》也如此。 奥斯卡 汉德林( Oscar handlin )指出: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国家和世界的服务。 拙见虽然同意这是一个科研现实,但并不完全赞同其观点,因为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大学系统而言,更好的做法或许是依据象牙塔内外的形势有所侧重并在认识论或政治论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单一或极端的科学政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不适宜的没有一个大国会为另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国轻易买单,即便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兄弟般的和平友好阶段也不例外。 就学者个人而言,也应根据学术动向与自身状况进行必要的选择。真理开始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 爱因斯坦最有创造性的时候不是在环境优美的普林斯顿大学,而是在伯尔尼专利局职员的岗位上。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事业,开头总是为少数有闯劲的人所信奉。 他工作的特点是:深入、广阔、丰富和坚持不懈。他寻找物理学基本原理的目标稳定而持久,研究工作中非常独立和执着。 有识者(翁征宇, 2004 )认为,人世间的事物都是辨证的,它常常使追逐名利者以瞬间的满足,而带来永久的遗憾;使志向远大者蒙受时时的打击,而最终结伴永恒。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他只能在他所倾注心血的领域取得成功,在他所全力以赴的领域是优秀的,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是优秀的。对于每一位从事科研的人员来说,要搞清楚什么是自己最想追求的。丘成桐也指出:中国产生世界级大师,必须探求自己的研究方向,走出自己的道路。 他告诫基础研究者要勇闯新天地,一旦决定重要的方向,便一往无前,不管是否能够发表大量论文。大师之路是冒险之路。一定意义上说,学术具有赌博的特性:要有大的收获,就要有大的投入。只是这里投入的不是赌注,而是一个人的天资、精力、时间等等。 二、大作能够突破空间限制 阿尔特巴赫把大学教授分为两大类:地 方性 教授( Local Professor )和世界性教授( cosmopolitan Professor )。地 方性 教授一般只在一所学校工作、生活,较少流动。世界性教授则不固定在某一学校、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国家工作。他们主要是以科研为主的教授,而世界科学的发展特别有赖于世界性教授。 大师并不一定是教授,但其代表性作品大作必定具有世界意义的。按照默顿的说法,科学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 大作能够突破空间限制就反映 了 这种 普遍性。 如何判断一个研究者是否成为大师?标准之一就是其作品不断翻译成世界各国的社会语言与课堂语言,或者不断为各国学术前沿的同行所参考或引证。《园丁集》英文版出版以前,泰戈尔的名字除了印度之外鲜为人知。泰戈尔的著作多由泰戈尔本人译为英文,《园丁集》一出,凡是说英语的民族,与懂得英语的人们,没有不大大的受了惊骇。自此以后,这个白衣的和平天使的威力立刻弥漫于全人类之间。瑞典的文学会,也立刻把 1913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致之于他的座前。 有识者指出:要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是要中国人自己做介绍的。对于许多西方至上主义的外国学者来说,他们是不屑研究非英语文献的。 相较英语国家来说,目前中国民众确实在英语学习上不得不付出相当的学费与精力,这是弱国崛起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语言的地位是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地位同步的。在可见的未来,中英双语并重对于提高中国民众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必须的。平衡中英文关系的原则是:以市场竞争需要为基础,遵循学术与个性发展通则。 三、大作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 永恒即价值。真正的大作也必能经受时代的洗礼不仅要经受历史的考查,还要面临未来的检验,因为不存在终极的知识泉源。每个泉源、每个提示都是值得欢迎的;每个泉源、每个提示都有待于批判考察。 维特根斯坦认为:假如某人仅仅领先于他的时代,有一天时代会赶上他。 叔本华也说:只有真正的杰作,那是从自然,从生活中直接汲取来的,才能和自然本身一样永垂不朽,而常保有其原始的感动力。因为这些作品并不属于任何时代,而属于 人类。 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上千年前的大作至今仍然为世人传诵,显示大作蕴涵着跨时代的重大意义。诺贝尔奖基本限于物理学等基础研究领域, 部分原因就在于基础领域的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与超越性,而应用研究则必受时空限制,相应地,其重要性也受制于时空虽然应用研究能够给区域发展带来更多的实用价值。 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注意基本原理上的突破。阿隆( Raymont Aron )在分析了自己与萨特的创作道路之后认为,萨特之所以比我更能代表时代,这首先是由于他的著作广泛涉及小说、戏剧、哲学、政治,远比我丰富的多;其次是由于我所做的事情有一部分事过境迁会被人遗忘。有人根据阿隆的天资与勤奋评价说:如果阿隆愿意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的话,他也许会成为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拙见以为,不管是萨特、杜威,还是皮亚杰、弗洛伊德,他们的研究虽广,著述虽多,却均有一个运作中心,即首先建构并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体系,进而向周围各领域加以推广与延伸。文化的精华在于哲学。正如识者所云:中国学人要在国际上真正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就必须在哲学上首先突破。重建具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派,创立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文化,这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精英作文中的必要选择。 由于基础研究上的突破往往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样大学设置不同的科类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其要努力的方向与重点。显然,基础主导型(文理主导型)大学的突破更有可能产生大作,也因此,国内外任何一所名牌大学都在文理学科布下重兵,并招收较大比例的研究生。但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又是困难而高风险的,且离市场效益甚为遥远,这一劣势恰恰是职业主导型型院校的优势。因此,一国或一校的学科布局总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加以合理搭配与适当定位。 1937 年,斯科特 布坎南( Scott Buchanan )提出了名著的五个标准:( 1 )它拥有最多的读者 它历来都要比其他著作拥有更多的读者,并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2 )对于它的各种独立的和持续的解读最多。( 3 )它提出了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 4 )它必须是一件艺术品。( 5 )它必须是一部人文科学的杰作。 对照这五个标准,本文提出的大作的三个特点显然与之有所相同,但更有差别。在第一个方面,本文认为大作不仅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还要能够突破空间限制;本文强调大作要 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上取得重大突破,这虽然并不意味着完全解答了所存在的重大问题,但并不意味着 提出了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大作可能是一件艺术品,但大作又不局限于艺术品当然大作一定蕴涵着美学价值;大作可能是人文领域的杰作,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同样存在大作或名著。 莫蒂默 J 阿德勒( Mortimer J.Adler )也提出了他关于名著的五点看法:( 1 )必须是明显可以讨论的书籍;( 2 )名著不仅值得阅读几次,而且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完全理解;( 3 )除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领域外,所有领域的名著一定是由一个博学者撰写的,且读者并非专业同行而是非专业人士;( 4 )名著来源于各种富于想象力的和叙事性的文献,来源于人类所有的学术领域。( 5 )不能因为作者的影响而将其著作列为名著。显然,这里除了第一点,其他多数观点与本文提出的大作的三点特征并无矛盾。无论如何,不是所有的名著都明显可以讨论。相反地,明显可以讨论的书籍倒不见得是名著。 第六节 大作之非 通观中外学术史,缺乏深刻的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而仅靠炒作一地、轰动一时之大作并不能长久。以下是有关大作的五个认识误区: 一、 大作乃轰动之作 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大作必然能够带来不朽的声誉,这也正是学者看重并追求大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大作必然具有轰动效应吗? 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休谟的《人性论》不是一时轰动之作,弗洛伊德的《释梦》也不是。即便是轰动之作,也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因为大师对于呕心沥血的作品的发表往往十分慎重。达尔文在乘贝格尔号作环球科学航行归来后就深信物种进化思想,但是等了二十二年才向世界发表他的理论。原因既在于他极端谨慎和稳健的态度,同时还在于他具有在科学家中素来知道的个人雄心。 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 )在其生命的最后 12 年里,用尽全部精力完成了 3000 多页手稿,但他生前却没有意思让它出版,而是常常对其妻子玛丽说:应该由你来出版,《战争论》就是该手稿的前三卷。 维特根斯坦告戒说:在哲学中,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的人,哲学家应该这样来相互致意:慢慢来。 经济学家詹姆士 M. 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回忆起厄尔 J. 汉密尔顿给他的关于在学术界取得成功的简单明了的忠告是坐得住冷板椅。 过分匆忙地发表作品对于大师而言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成熟的思想和作品都需要积年累月的涵泳。凡是一挥而就的,若不失之肤浅,最多不过是一时兴会。经验表明,即便作品已经完成,晾一晾也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或许都有一种体会:开始完稿时认为不错的作品,晾一段时间后简直不忍目睹。至于以后正式发表的作品,与初稿相比更是面目全非。粗制烂造的文字除了留下浮躁空虚的证据,实在不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效益,更违背了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学术良心。就此,政府、学校与社会都应该有所警惕。 二、 大作需精密分析 叔本华的如下说法或许有些过头。他说:天才人物不愿把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律的内容上,这首先表现在存在根据方面为对于数学的厌恶 经验也证明了艺术上的伟大天才对于数学并没有什么本领。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两种领域内是同样杰出的。 艺术家对数学不够专长,神学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莫里斯 戈兰( Morris Ooran )指出:科学家通常不祈求于超自然的、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而神学家对于实验和定量的方法也从来不感兴趣。 人们对于人文学科大多不考虑定量研究,但社会科学则如自然科学一样,非有精密的定量分析不可。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奖中高等数学应用的比例越来越大,数理统计也几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者的饭碗。日本有学者甚至认为高校只要开设两门课程哲学与数学即可,笔者在台访问时见文论及大陆文科研究心中无数,显然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意见。 但若对数学或定量研究没有专长也无兴趣的人文社科工作者也大可不必因此感到心虚,因为任何研究总是问题先于方法,而方法随问题不同而转移。以心理学研究为例,心理学中著名的三大思潮中,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各学派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就很不一样:第二思潮(行为主义)偏向实验研究与统计分析,第一思潮(弗洛伊德主义)与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均偏向临床研究与案例分析,但后两者的影响并不亚于前者。《释梦》、《动机与人格》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窃以为,必要的态度应该是:适宜定量处理的问题就定量解决,否则就不要勉强定量化。虚假的定量化不仅是唬人的把戏,也是一种蒙人的骗术。不可忘记的是,科学研究需要大胆假设,也需要小心求证,合乎常识、事实与逻辑。至于是否定量化,则由所研究的问题来决定。 三、 大作通过合作完成 科学研究大致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大类。对于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的应用研究或开发研究而言,合作研究是必须的,也是必要而适宜的, 但若把这一模式无限推广到文理基础研究领域则必然带来谬误和灾难。如果说应用研究强调规范,那么基础研究重在自由。自由有赖于经济的自立与思想的独立。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一些思想家选择乡居、小木屋与林中路了。 真正的思想构建,不论在哪一科哪一门,都是靠孤独的灵魂锲而不舍地涵泳出来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突破首先建立在个人创造性的基础上。在 21 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数学家陈省身指出:我个人觉得,数学还是一个个人的学问。交流固然重要,真正的创见还是出自一人。在怎样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一文中,他又告戒说:尽管大家鼓吹交流和合作,我相信数学研究主要靠个人。一个人的创见是努力和灵感的结晶,不是同一群人讨论的结论。数学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学问,自然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和观点,但更要紧的要有个人风格。物理学家杨振宁也认为:决定方向和目标,个人应有自主权;最妙最尖端发明,大多出自散兵式。 美国一研究所所长在总结该所 47 年建所经验时指出:凡是杰出的工作都来自科学家个人的创造性,而相当大部分创造性来自年轻人。 此说稍显绝对,协同学创始人哈肯( Hermann Haken )的论述或许更为准确:常常是那些个别的伟大发现者及自然研究者改变着我们的世界面貌。 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同样首先建立在个人创造性基础上。并非每个人都同意罗伯特 唐斯( Robert B.Downs ) 所列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书(共包括 6 本自然科学名著, 10 本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但把臭名昭著的 《我的奋斗》列入其中则有颠倒乾坤之感。 见附录),但这 16 本书的影响确实非同寻常。其共同特点是:无论这些作品的学科偏向如何,几乎没有一本论著是通过合作完成的,在在显示了大师个人独创性对于社会与学界的极端重要性。可见,并非每一门学科、每一个专题都要合作,相反地,若进行过多过杂的合作研究,则有浑水摸鱼的嫌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学术民主、不搞论资排辈,不用名人、权威压人。或许意识到不必要的合作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该校要求新教师不与著名教授合作搞科研、写论文,鼓励年轻教师自己去开拓新领域。 这一做法显然是鼓励竞争,促使学术研究领域充满生机的明智之举。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了基础研究中个人的主动性与独创性,并不是简单排斥交流与合作的意义。正如科学哲学家戴维 赫尔所说,科学上的成功是从科学家中既要合作又要竞争的需要之间普遍存在的紧张中产生出来的。 即便从诺贝尔奖颁发的情况看,荣膺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通过合作获得的。当然,其中很大部分只包括二至三位合作者。 科学上卓越的贡献并不总是单独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作出的。 可见,问题不在于合作或者单干,而在于是否有必要合作以及是否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四、 大作应该雅俗共赏 对不少大作来说,雅俗共赏是读者的理想而不是作品的现实。罗素说:一切伟大的著作,总有枯燥无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的人生,总含有平淡无奇的岁月。 不错,不少大作(尤其是文学名著)是雅俗共赏的,但正如真正的哲人多为旷世奇才,真正的大作也属稀世珍品。但一些学术大作的表达即便在其他大家看来也不敢恭维。威廉 詹姆士形象地描述道:如果黑格尔的中心思想是容易抓住的话,他可怕的语言习惯使得他的思想中心在具体事物上的应用却异常难懂。 所有这一切使得现在读他的著作的人们急得拼命要扯自己的或者黑格尔的头发 。 识者( 李泽厚, 1979 )评价康德时说:他单调的人生和极为刻板的生活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则正好象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那样:重复、冗长和干燥。 事实上,同一评价也适宜于康德的其他两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批判力批判》一样晦涩难懂。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而康德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第一个著名的代表。无独有偶,《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等学术大著也向以难读难译著称。高深学问与晦涩难懂、故弄玄虚并不等同,后者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空虚与文体的衰弱;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迎合读者的品位而损伤著作本身的元气。 五、 大作当属宏编巨制 这一论断同样似是而非。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中文译本长达三卷,无疑属于大作之列;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只有 11 万字,却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中国古典名著太多以言简意赅著称。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老子》一书只有五千言,但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孙子兵法》十三篇,也仅仅只有 5000 多字,其警拔可撷给人们的启示远不止军事理论本身。西方军事家认为《孙子兵法》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富有 Aggressive 特质的西方人或许可以无视老子与孔子,但却不能忽视孙子。时下畅销的西方《战略管理》、《竞争战略》等书几乎不可能避开《孙子》的巨大身影。当然,作为一位著作大家,更好的做法或许应如王力所说的龙虫并雕,既能写宏篇巨著,也能做精品短论。 必须指出,大作甚至不一定大师亲为。《论语》就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记录他与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大师之作也非均为大作。固然大师必有大作,但大作通常只能是大师占少数的代表作,多数作品不可能都是顶尖之论。 以上论述仅仅谈及大师及大作的某些侧面,值得论述的方面仍然不少。展望 21 世纪,人类在学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术的星空仍然一望无际。最后,我们引用恩格斯 赞叹欧洲文艺复兴 的名言结束本章: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的时代。 附录 罗伯特唐斯( Robert B.Downs) :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 作者 书名 作者 书名 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 《君王论》 哈尔福德 麦金德 《地缘政治论》 托马斯 潘恩 《常识》 阿道夫 希特勒 《我的奋斗》 亚当 斯密 《国富论》 尼古拉 哥白尼 《天体运行论》 托马斯 马尔萨斯 《人口论》 维廉 哈维 《血液循环论》 亨利 大卫 索罗 《不服从论》 伊萨克 牛顿 《数学原理》 斯托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 查理 达尔文 《物种起源》 卡尔 马克思 《资本论》 西格蒙斯 弗洛伊德 《释梦》(即《梦的解析》) 阿弗雷德 马汉 《海军战略论》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相对论》 资料来源: 罗伯特 唐斯著:《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86 年 12 月版 梅贻琦:就职演说原载:《校刊》第 341 号, 1931 年 12 月 4 日 。转自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11 页。与梅贻琦类似的说法是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 ( James Bryant Conant,1933 1953 年在位)的名言: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的教师质量。 周济 : 谋划改革的新突破,实现发展的新跨越 , 参见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21 页。 参见金耀基在台湾大学我的学思历程演讲时答学生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36 页。 此处不涉及对佛教徒和尚的讨论,但 和尚与不同领域的大师并非毫无纠葛。从宗教情怀来说,佛教徒与基督教教徒之间的确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苦行僧与清教徒两个称谓之间也有某种神似要达致某种境界都必须付出辛劳,但显然它们之间的宗教理念与具体追求几乎完全相反,即佛教徒是通过出世来摆脱尘世的痛苦,清教徒是通过入世来证明上帝的伟大。换言之,两者都追求某种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但前者强调降低需求与无为,后者强调提升需求与有为 。 亚伯拉罕 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9 页。 尼采著,田立年译:《曙光》,漓江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4 页。 简 杜威著,单中惠译:《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7 页。 赵红州、蒋国华著:《在科学的交叉处探索科学》,红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4 页 W.I.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4 页。 费希特著,梁志学、沈真译:《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6 17 页。 伊沃 弗伦策尔著,张载扬译:《尼采传》,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 页。 尼采著,贺骥译:《权力意志》,漓江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阿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 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157 页。 罗伯特 S 艾伯特主编,方展画、顾建民译:《创造性及非凡成就社会心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3 页。 亨利 罗索夫斯基著 , 谢宗仙等译 : 《美国校园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5 页。 罗伯特 S 艾伯特主编,方展画、顾建民译:《创造性及非凡成就社会心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 页。 孔宪铎著:《东西象牙塔》,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9 页。 尼采著,田立年译:《曙光》,漓江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1 页。 Ibid. 第 17 页。 伊沃 弗伦策尔著,张载扬译:《尼采传》,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84 页。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 1940 年 3 月 1 日 《大公报》星期论文,载钱穆著:《文化与教育》,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 1976 年版,第 65 页 N 维纳著,郝季仁译:《控制论》,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3 页。 赫尔伯特 A 西蒙著,曹南燕、秦裕林译:《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463 页。 王大中主编:《世纪的呼唤清华大学教育思想讨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4 页。 徐显明:我的大学理念,参见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大学校长中的大学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6 页。 阿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 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3 页。 W.I.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1 页。 伯特兰 罗素:快乐哲学,参见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6 页。 马尔科姆 沃纳主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编译:《管理大师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引言第 1 页。 马尔科姆 沃纳主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编译:《管理大师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引言第 5 页。 时间与空间就是时空,本来是两个条件,这里合在一起讨论 。 德里克 博克 : 1986 年在该校 350 周年校庆讲话 , 参见姜文闵编著:《 哈佛大学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第 1 13 页 。 哈里特 朱克曼著,周叶谦、冯世则译:《科学界的精英》, 1979 年版,第 150 158 页。 赫伯特 A. 西蒙著,曹南燕、秦裕林译:《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150 页、 421 422 页 。 伯特兰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45 页。 伯纳德 劳 蒙哥马利著,刘文涛等译:《领导艺术之路》,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 爱德华 玛彻特( 吴永保译 ): 通向天才的思考水平的阶梯 ,《世界发明》, 1987 年第 3 期,第 5 页。 诺伯特 维纳著 ,钟韧译:《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 页。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63 164 页。 系川英夫著,王泰平等译:《 一位开拓者的思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3 页。 W.I.B. 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6 页。 亨利 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 《 美国校园文化 》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 页。 艾伦 布鲁姆著,缪青、宋丽娜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5 页。 伯特兰 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39 页。 伯特兰 罗素著,马家驹、贺霖译:《西方的智慧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许美德:中国学术传统的特点与价值,参见许美德、潘乃容主编:《东西方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5 页。 R.K. 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16 页。 马克斯 韦伯指出,在新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参见 马克斯 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0 页。 Jeff Saperstein Dr.Daniel Rouach 著,金马工作室译:《区域财富世界九大高科技园区的经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2 页。 李亦园著:《文化与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 页。 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论》,岳麓书社 2003 年版,第 68 页。 彭凯平,陈仲庚:北京大学学生价值观倾向的初步定量研究,《心理学报》, 1987 年第 2 期,第 153 页;蓝劲松:中学教师的生活方式对其精神状况的影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年第 6 期,第 248-249 页 费希特著,梁志学、沈真译:《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1 页。 伯特兰 罗素:东西方文明及其比较,参见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 页。 马寅初著:《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4 56 页。 从字面意义上说,这种精神不仅包括献身,还包括献心,即全身心地投入 。 布莱恩 麦基编,周穗民等译:《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4 页。 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485 页。 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 页。 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潘菽( 1988 )集中论述过社会实现问题。他认为,社会实现就是要实现最适合于人类生活及其发展的社会。参见 潘菽:论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的心理学问题兼评自我实现的心理学说。载《中国社会科学》 , 1988 年第 6 期第 61-76 页 。 莫里斯 戈兰著,王德禄、王鲁平等译:《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0 页。 欧内斯特 L 博耶著,涂艳国、方彤译:《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92 页。 亨利 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 《 美国校园文化 》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6 页。 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68 页。 刘恕:走自己的路,不盲从国外丘成桐谈国内外基础研究,《国际人才交流》, 2004 年第 6 期,第 43 页。 P.G. 阿尔特巴赫:学术性职业的比较,《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2 年第 3 期,第 11 17 页。 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飞鸟集》,香港:中流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VIII 页。 李创同、梁燕成:当代科学的新图景关于科学哲学等问题的对话,《文化中国》, 2004 年第 1 期,第 9 10 页。 卡尔 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 页。 维特根斯坦著,许志强译:《文化与价值》,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 页。 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8 页。 诺贝尔奖的颁发有其自己的游戏规则:尽管诺贝尔明确规定授奖范围应包括发明及改进,各委员会仍从最初起便优先注意基础科学。 对基础科学的偏重,还表现在对某些本来完全可以因其技术上的重要性而授奖的发现却强调其在科学上的意义 。参见 哈里特 朱克曼著,周叶谦、冯世则译:《科学界的精英》, 1979 年版,第 241 242 页。 罗伯特 M 赫钦斯著,汪利兵译:《美国高等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1-172 页。 杜 舒尔茨著,杨立能等译:《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8-119 页。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5 页。 维特根斯坦著,许志强译:《文化与价值》,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页、第 138 页。 迈克尔 曾伯格编,侯玲等译:《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4 页。 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8-159 页。 莫里斯 戈兰著,王德禄、王鲁平等译:《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新中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神舟飞船发射成功等都是建立在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集团作战为基础之上的,属于大科学成就。应该说,中国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大科学成就,体现了中国科研体制的某些优越性。但 50 多年来中国本土至今尚无一人获得表明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诺贝尔奖,在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也欠缺具国际影响的成就,表明中国大科学体制同时也存在相当缺失。其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是从来无须规划的。相反地,一旦规划的话,那么由常规科学规范织成的筛子,足以把许多带有创建的基础科学项目淘汰掉 。不要规划,并非科研无须资助,而是通过建立小科学体制加以解决。参见赵红州、蒋国华著:《在科学的交叉处探索科学》,红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5 387 页。 杜维明:以学术为市场的弊病。载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武汉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 页。 张劲夫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 页、第 27 页、第 78-79 页。 赵红州著:《科学能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 页。 H. 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4 页 。 左庆润、孟庆芬、周玲玲编著:《世界名牌大学》,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 页。 迈克尔 曾伯格编,侯玲等译:《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 页。 哈里特 朱克曼著,周叶谦、冯世则译:《科学界的精英》, 1979 年版,第 243 245 页。 伯特兰 罗素:快乐哲学,参见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1 页。 威廉 詹姆士著,吴棠译:《多元的宇宙》,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48 页。 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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