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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麦当劳、肯德基的地方，经济不至于多差: 热度 4 jiangming800403 2016-7-19 11:15; 赵建民 2016-7-1823:18 乐亭什么时候也有肯德基了（说明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县城了）。早年有一家山寨的肯德炸鸡店（我觉得应该叫啃得动）不知还在吗？唐山不仅仅有钢材，唐山的钢材产量占河北省的1/2，全国的1/10，世界的1/20，比美国的总产量还多，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炉子很大一部分都在渤海湾了。除了市区以外，唐山十县（区、市）基本上都有1000万吨的钢铁产能（玉田可能少一些）。当然唐山不仅有钢材。乐亭的刘美烧鸡、赵三烧鸡不错，还有吊桥缸炉烧饼但是什么时候唐山的烧鸡店（还有万里香烧鸡、林西的韩氏烧鸡）可以开到美国呢，还有德州扒鸡、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还有驴肉火烧、肉夹馍、羊肉泡馍、羊肉串。 life110 2016-7-1900:04 愤青现象，是一种经济现象。“在民营企事业发展强劲的地区，愤青就势单力薄；而在民营企事业艰难窘困的地区、或者是国富民穷的地区，极端狂热的民族情绪则颇具‘市场份额’。这里有个悖论，似乎越穷越爱国。” 这道理放在个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人参与和见证的经济活动越少，他的工作越是单调、封闭，就越容易是愤青，喊打喊杀。博主回复(2016-7-1911:10) ：有麦当劳、肯德基的地方，经济不至于多差。只要没有阻碍交通，没有打、砸、抢，打打横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民主国家是允许公众有表达的自由的，至于是否违法应该由公安和城管部门判定。我们就歇歇吧，洗洗睡。; 个人分类: 读史方舆|2737 次阅读|7 个评论

成为这类人，需要这些条件: 热度 2 cgh 2016-4-14 03:47; 成为这类人，需要这些条件一、先说感想，真难！根据外交学院袁南生书记的定义，愤青： 1、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 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 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2、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3、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 。 “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结论，愤青可能是有文化、没思想、有影响力、没实力。二、不是愤青的群体 1、中年、老年、幼年，年龄不达标； 2、键盘侠，影响力不足，更关注现实生存问题； 3、农村青年，文化和影响力不足； 4、无业游民，文化和影响力不足； 5、普京和金正恩，他们强硬但不鲁莽； 6、台湾和香港占街学生，有组织有预谋有思想；三、可能的愤青群体（请再次核对上述标准） 1、军人（藐视敌人、敢战、能胜、请补充理由） 2、青年公务员（请排出有政治抱负的部分） 3、学生（部分）四、古今中外愤青和上榜理由鉴于袁南生书记的历史例子没有具体指出当时到底谁是愤青典型代表，试举一例： 1919年的五四青年，直指当时的外交，严重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五、换个角度看历史例子袁南生书记的历史例在说明他的观点时的唯一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并不是历史例子中日渐衰弱的强势的一方（袁南生书记有政治错误的嫌疑，后半段有些表达实在不敢想象）。这些例子换个角度看，恰好证明： 1、弱势一方不一定需要妥协，弱势的一方在合理的外交策略下可以获利的； 2、当政者要谋略，不是妥协和战争二选一。外交专家要学习的是，发展的蒙古是如何避免被宋金扼杀的，崛起的清金如何一步步摆脱明的打压，几十年没有军队的日本是如何发展经济、控制琉球、占领钓鱼岛的。误国只能是无能当政者的责任，将黑锅甩给别人是绝无可能，历史不总是糊涂账。 -----------------------------------------------------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3/48447703_0.shtml 2016年04月13日 18:52 来源：同舟共进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作者：袁南生袁南生是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曾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什么是“愤青”，中国千年外交史上有“愤青”现象吗？古代“愤青”与现代“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异之处？怎样看待现代“愤青”现象？分析和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金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上登一般的上谕与奏章——笔者注），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们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本是个苦力出身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清流现象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愤青”现象是清流现象在当代的“变种”。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宋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唐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汉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国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华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因此前人往往认为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愤青”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明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读“zhé”，是古代一种把肢体分裂的酷刑），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顾维钧亦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又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于《文史资料选辑》）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陈寅恪，万绳。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明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分不开。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晚明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 个人分类: 杂谈|1292 次阅读|2 个评论

批评和建设，思想家和“行动家”: 热度 5 qyu111 2014-8-23 09:34; 英语和欧美国家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 be constructive 。意思就是不要老是抱怨和批评，要多提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大多数的人也都喜欢听建设性的意见而不喜欢听批评和抱怨，认为批评和抱怨只能打击人的情绪而无济于事，对于行动没有指导意义，没有实际的用处。并且常常把喜欢批评的人和“愤青”划等号。和朋友讨论起这个问题，朋友就举出一个以批评和“抱怨”出名的中国思想家鲁迅，说不喜欢鲁迅这种只有抱怨而没有行动的人。说到批评和鲁迅就使我想起了思想史上的另一个以批评著名的重要人物：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近代中国的思想家鲁迅是到处写文章鞭笞人的自私、麻木、愚昧、冷酷和无情；古代希腊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是到处辩论演说指出人的无知、谬误和自以为是。两个人似乎都只有语言而没有行动，都只有批评而没有建设。但两个人都对人类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个人的思想和语言都影响了世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思想家不是没有行动，思想家的思想、语言和文字就是行动。思想家智慧的批评其实是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有益的建设；而没有思想的“行动家”愚昧无知的“建设”则反而是对人类的毁灭。; 个人分类: 随笔|4086 次阅读|10 个评论

再说说访学吧---还是取消吧: 热度 3 stevenshi021 2014-6-1 12:01; 不晓得国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给了一些青年教师的出国访学的机会，而对于访学本事缺乏监督与管理。所谓的管理可能就是所谓的津贴发放这一件事情使馆做的比较好。访问学者尤其是一些打着立志报国的老师在国外校园里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以访为主，学为辅。一年访学的，年轻的老师也许是平时在国内压力太大，得到一次放纵自己的机会。多数老师在一年的访学中游遍美国的山水，但忘记了当初的初衷。但这种放纵是建立在浪费纳税人钱的基础上。有点声望的博友应该向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反映，这种浪费的现象。而且这样现象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一些希望在外做点东西同事的声誉。对在外访学的老师加强监管，尤其是在学方面。再想想我们的学生就是在这么一帮老师的所谓的教育下，又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教学效果，最终社会的生产力又怎么会得到进步呢。一群游离在体质内的蛀虫，和当前的贪官一样可耻。直接建议取消访学，将这些资金用于西部义务教育可能比这更有作用，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个人分类: 瞎说说|2027 次阅读|3 个评论

失望愤青：骂官员，骂教授！: 热度 1 lbjman 2014-5-18 16:57; 失望愤青：骂官员，骂教授！某失望愤青，骂官员，说你们能不能不那么腐败；官员说，官不聊生，世界很精彩，腐败纯属无奈。某失望愤青，骂教授，说你们能不能不那么禽兽；教授说，逼良为娼，世界很无奈，禽兽为了精彩。于是失望愤青《登高》呼吁，理想主义涅槃重生。 ————————————————————————————————————————————————————— 《登高》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462 次阅读|1 个评论

不愤青最好的办法——也谈读书有没有用: 热度 4 wonsure 2014-2-13 14:25; 现在大家热议读书有用无用问题，感觉有些基本概念需要理清一下。比如“读书”，读书显然不是读闲书，看个武侠小说、娱乐杂志、唐诗宋词什么的，论题中的“读书”就是上学，上大学，读研，考博（包括出国读书）。 “有用”是什么，其实就是能获取利益，就是能够提高个人或家人生活质量，不是指陶冶情操。所以读书有没有用，是指上学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改革初期，没有学历很难有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当时厂矿企业都是公家的，所以上学是改变命运的一种重要甚至唯一手段，中专、中师曾经红极一时。考上大学（包括中专中师）就等于吃了皇粮，60分万岁盛行一时。并轨后，大学收费了，农民供孩子上大学当时困难重重，不久，农民打工机会增多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但大学扩招，人数增多，大学生不吃香了，国家不管就业，个人很难找到合适工作。接着硕士、博士扩招，出现一个导师带几十名硕士的现象，不入流的学校也有硕士点了，学历贬值。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小明和小强的故事不再是个例，条条大路通罗马。某某某大学毕业后多年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对象无奈承受各种压力继续打拼，早早辍学闯荡社会的发小却频频换老婆，还专找高学历白领，这种笑话也不再可笑了。上学变成风险投资了，一个人如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上学，却只得到不用什么学历就能得到的收入，值得吗？鼓励大家上学没错，但重要的是机会，公平上大学的机会，公平就业的机会，就业后公平竞争的机会。现在大家抱怨的是机会。机会对大家是公平的吗？比如你不是海龟，你不能去竞争“千人”，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公平，因为你的确没出过国，这一点你不如海龟。出过国能不能作为剥夺土鳖竞争资格的理由，就如能不能用博士学历直接剥夺硕士、学士竞争资格一样。如果说读书无用，某些海龟变成千人了，直接教授了、处长了、有房子了，前些时期博士可以直接报考副厅，现在好像博士学历还可以直接申请高级职称才能申请的项目和某些待遇，如果说读书有用，你在国内读书或者你不读到博士为什么没这个待遇？其实，不用某些限制，很多土鳖或者低学历者本身就没竞争力。但是直接剥夺竞争资格，还是有些残酷，也给了滥竽充数的机会，这里边，努力是没用的，除非加入这种特权集团，直接剥夺别人的资格。如果你看不惯什么，那么你就变为什么，这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2359 次阅读|10 个评论

【愤青】易做，【实干】难为: 热度 5 outcrop 2013-9-5 09:45; 如果把社会问题也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模块的话，那么【愤青】应该是发现提出问题这个阶段的表现。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和科研的流程差不多；虽然提出问题也很可贵，但更需要智慧和耐心的，也许是分析解决问题阶段。如今的各种问题的提出和发现已经很多，大家也很乐于发现问题；但愿意安心坐下来、沉下去分析解决问题的，却不多。不知道是因为解决问题太慢、太难、太繁杂，还是我们更喜欢清议的低廉成本和廉价掌声？因此我觉得，【愤青】易做，【实干】难为。对哪个方面不满，有条件的话，不妨去努力改善，而不仅仅愤怒的呼喊；没有实力的呼喊，通常也很廉价无力。; 个人分类: 《人天逍遥》读书笔记|2823 次阅读|14 个评论

:) 郑强教授又愤青了: 热度 10 陈龙珠 2013-9-4 06:33; 陈龙珠sh ：【当年求是村的楼下邻居、网上著名的愤青教授，又出惊人语言了。男孩子们，该加油】贵州大学校长郑强：中国男孩都整得很萎缩，让中国女人承担了她们不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中国女人活得很苦。 http://t.cn/z8f35W4;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5134 次阅读|14 个评论

聊到郑强想起了温元凯: 热度 4 lin602 2013-8-11 23:06; 看到一博文‘ 我关注郑强教授动向的四个理由 ’，突然让我想起了温元凯。他们二个给我的感觉多么象。都非常能说，敢说。中国股市六千点左右的时候，温元凯回来演讲，他说：中国股市近期内肯定会达万点。结果呢，还剩不到二千点了。郑强的讲话内容我没有看过，听说非常敢讲，不少大学生们喜欢听他讲的。愤青。但是他的东西始终没有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也说不出来原因。在大学中敢讲吸引一些大学生不难，真的。胆大就行，我的学生中就有这样的人。如果用句话来描述，可能用‘纸上谈兵’更贴近。讲只是一方面，关键要讲到位置，不但让年轻人服气，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份量。还有一点就是他实际行动中的作为。而让人最为佩服的是学者的‘骨气’与‘学识渊博’！; 2750 次阅读|5 个评论

都是从愤青走过来的: 热度 1 heitiedan2012 2013-3-21 06:39; 现在的人们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有的人甚至对现实的一切都愤世嫉俗。的确，现实中有很多事都不能让人满意，对于每个不同的个体，遇到的事也是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不如意的事，更是让人懊恼和心烦。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人们比之过去有了更多的表达自己情绪的渠道。而且网络对于这些情绪还有放大的功能。在这种被放大情绪的包围下，有些人一开口就是这个社会不行了，这个世界完蛋了。有的人因为个人的遭遇，有些问题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也会有这个社会没有希望了这样的感慨。这样的心情和情绪一般都是能够让人理解的。只是如果只是让这样的情绪控制着自己，牵制着自己，那么会让问题解决吗？会让局面好转吗？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必然就需要改变，也就有可能改变。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情绪如果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这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周围环境有所改变。单纯的情绪发泄可能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另外，情绪所引导的行为只有是在建设性的时候，这种改变才有可能是正向的。否则可能会有更大的破坏作用。导致革命发生的情绪最初都不会是建设性的，所以革命的破坏性是很大的。当然，对于一个十分腐朽的社会，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在腐朽被摧毁之后，仍然还要保持破坏性占主导地位，那就要成问题了。革命之后仍然需要建设，没有建设，革命就没有意义。即使是革命，也要仔细分析，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已经到了极端腐朽，不得摧毁的程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革命自不必说。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一味地采取破坏性的行为对于大家可能都是有害的。如果面对一个尚未达到必须革命，而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使其改变的环境，假如人们都是一味地散发负面情绪，而没有多少人愿意做正面的建设，那么，面对我们大家都不能满意的环境，是起不到多少让它发生正面改变的作用的。任其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在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一些人利用设备的引进频频出国，花费国家十分宝贵的外汇，而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过就是要观光观光。后来，在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一些人利用权力，把计划内的产品倒成计划外的商品，价格飞升，从中谋取暴利，这就是所谓“官倒”。面对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问题，社会上肯定会有大量的“愤青”对此表示不满。虽然那时没有互联网，但是这种情绪的传播也是很快的。当年的愤青，也有这个社会没有希望了的此类感觉。但是，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当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腐败几乎成了这三十年来在老百姓那里的永久话题。现象是相似的，但是产生的原因又是在变化中的。其中也包括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样的原因。但是，人们也开始感受到，现在当官也不那么好受了，不能什么事都能为所欲为了。网络的发展让那些官员们有点如坐针毡了。一般说来，年轻人容易被这类相对极端的情绪所影响。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对当前的一切都不满意，不管有关方面出台了什么样的措施，在这些措施当中，尽管多数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民生，但是他们总能挑出其中的毛病来。比如，现在酝酿出台房产税，具体细节都还没出来，他们就认为这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似乎不管对什么，都要永远说“不”。不知道这是不是已经达到某种“偏执”的程度了。当然，对于社会上的所有现象，都应该允许进行批评。但如果是不加分析，只凭情绪，一味说“不”，这就不能看成是理性的批评了。我们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肯定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发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具体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就要改变体制，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就要调整制度，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就要修订政策。如果不做具体地分析，只是一味地对现行的一切全盘否定，然后说只有西方的东西才是最完美的，必须照搬，这恐怕不能算是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后，对于现实却并不打算用自己的行动来加以改变，有的还在逆来顺受。还有的人甚至还要享受这些弊端对个人带来的好处。这种一边骂娘，一边使劲地嘬娘咂儿的做法，应该算什么呢？送一首非常著名的苏联歌曲《斯拉夫女人的送行》，也有人译作《斯拉夫女人送行曲》，很多人误以为是《斯拉夫进行曲》。原曲是1912年在沙皇俄国时创作的，情绪比较悲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被改编。这是改编后的版本，情绪就很雄壮。 прош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mp3; 2019 次阅读|2 个评论

【观点】要愤老黄安年还是新思维马立诚: 热度 1 cgh 2013-2-24 13:40; 【观点】要愤老黄安年还是新思维马立诚自 2012 年 9 月以来，日本动向基本每天占据各大网络媒体新闻首页。当然，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经视觉疲劳了。但是科学网的中日较劲、钓鱼岛动向等话题一直没断。这其中之一，就有退休老博主黄安年对时事的评论博文。以至于，很多博主都认为黄老像个血气方刚的愤青。科学网博主希望像黄老这样的专家，应该给出一些确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可是，即使黄老给出具体建议，作为一个退休专家，他的话还有谁听？倒是在科学网对美日时事点评，可以实实在在帮助他的粉丝们了解时事背后的一些东西，可以确确实实帮助大家客观看待一些国际问题。从这一点来看，黄老还是值得敬佩的。同样是退休的，对日关系的专家自然数得上的是马立诚、时殷弘等人。上网简单搜索了一下，这些在 2002 年提出“ 对日关系新思维 ”的专家，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发挥一下他们的余热，同时用现在的事实验证一下，当年的争论是他们的新思维判断依据依然正确，还是当时提出批判的人分析得有远见（这个批评的人居然还有多次对马立诚质疑）。估计，马立诚不会像黄老那样在网络愤老，因为，马立诚刚出了本新书《仇恨没有未来》。当然，黄老的评论肯定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会赞同安倍的任何关于中国的指责。然而，对照关于安倍的新闻和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你会发现，安倍似乎是按马立诚的脚本在表演，不过角色正好相反。这是中国的悲哀还是幸事？？？如果说黄老是典型的上网对体制、社会发牢骚的愤老、愤青，马立诚们当然就是那些闷声发大财的牛科学家了。; 个人分类: 钓鱼岛|2696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愤青与杰青的区别【转发】: seoal 2012-8-26 11:13; 愤青与杰青的区别精选引文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3458-605956.html 已有 5916 次阅读 2012-8-25 21:19 | 个人分类: 悟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 关键词:杰青，愤青推荐到群组 21-22日，在北京的“纳米生物医学光电子学论坛”上，遇见不少大牛（院士、杰青）。其中深圳大学的牛憨笨院士今年拿到的项目总经费超过1200万。上海的一位杰青朋友，现在主持的项目数已是国家基金委限项规定的上限：一个面上、一个重点，加上一个杰青项目。有些人对这些大牛拿很多项目愤愤然，那是“ 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光知道别人项目多多，风光、鲜活，而不知“贼”挨打的情形，不了解别人背后的艰辛与付出。牛院士在会上，每个报告都在认真听，对每个人报告人他都要提问。这让我想起上海光机所的范滇元院士，在以前的多个会议上遇见老先生，也都是认真听讲。而我，惭愧的是，在一个报告中，认为主题与自己关联不大，就顺从了瞌睡虫，打起了瞌睡。会下，牛院士告诉我，他将能搜集到的美国“好奇号”拍到的火星照片统统下载，研究了一遍。而我想起来那两天，我的关注点在被警方击毙的周克华和被日本占领的钓鱼岛。另外，牛院士每天7:30am到办公室，午饭在办公室解决，10:00pm才回家。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上海的这位杰青告诉我，今年他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上课、备课、做实验、写本子、改文章、赴会场、讨论方案...。天哪，我还认为我一周休闲一天就异常辛苦。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不少愤青，每年在科学研究上最用功的是2月、3月，那是在写本子。之后就在扯淡中等待。知道基金没下来后，又在抱怨中虚度，随后又在憧憬中安逸——认为根据函评人的意见，将申请书的改写一下，再等着明年撞大运。杰青认为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愤青认为天下不公，辛苦不如有靠山。杰青多脚踏实地，心无旁骛，潜心妙手写文章；愤青多胸怀世界，爱好广泛，希望铁肩担道义。杰青在学先进，时刻在学习别人的长处，见善则喜；愤青在仇高手，经常在揣测他人的勾当，逐腥而怒。杰青在傍大款，寻找最优的团队和最大的支持；愤青在寻喽啰，寻找最多的听众和同声的反馈。杰青在努力改变身边的小环境，愤青在不断咒诅社会的不公平。多数时候杰青在干活，愤青在休闲；少数时候杰青在讲学，愤青在发帖。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3458-605956.html; 307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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