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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在高校的主流队伍中
热度 12 lin602 2018-1-6 16:55
商鞅,如雷贯耳的名字,秦国最终扫平六国统一中国,商鞅的变法功不可没。 商鞅这样的人是大才,对应现在的学术人才就是‘大师’! 钱学森之问,其内涵就是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商鞅这样级别(或亚级别)的‘学术大师’。 但是,商鞅这样的人有个性,有想法,特别是不唯上,在目前的高校,这样有个性的学者往往不担任官职,难以得到资源,在许多重要的学术场所及学会领导人的位置上,不见他们的踪影。往往都是带‘长’的学校官员。 这些大师的苗子在‘大树’的遮盖下,难以享受到充足的阳光与雨露,经常发育不良,所以难成大师。 君不见,大学中有一些非常有思想、有能力、有学术潜力、有远见的老师,因为有个性,说话太率直,有点才气还有点傲气,平视领导,说话不注意领导的喜好,经常处在‘非主流’的队伍中。 看看电视、报纸及网络,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学术上成功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学中的‘领导’。我们都知道,在大学要做到领导,有个性的学者是难以提拔的。 一手做科研,一手做教学,再用大部分时间做管理,这样的人真能够成为‘学术大师’?但现实是,中国的许多院士、学术‘牛人’都是现官或曾经的官!在非主流的队伍中,要想成功太难了。 我们经常看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而夹在浩浩荡荡大军中的一些天才有谁能够注意到呢? 而‘商鞅’类的学术人才,一般都昂着头夹在这些非主流的队伍中随着大部队滚滚向前。 想当年,商鞅在魏国,就不被魏惠王看中,属于非主流人物,施展不开才华,默默无闻。假如一直延续下去,历史上将永远发挥不了作用,也成不了千古奇才。假如当年的秦孝公也想将商鞅的成就归在自己头上,不采用商鞅的变法思想,自己‘双肩挑’,那后果会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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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但需要‘千人’,更需要‘商鞅’
热度 13 lin602 2016-6-22 21:26
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招人才,特别是‘千人’、‘院士’、‘杰青’及‘长江学者’。 现在各个学校都在发招聘广告,包括在科学网上都有不少,甚至有的‘价格’高了离谱。 这些人才对学校及学科的发展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大学更需要‘商鞅’类型的人,要能够分析国内外教育的形势,分析国内外科技与教育的走向,提出有建设性的特别是‘颠覆性’的具有战略意义且可操作性的建议,在学校的管理、学科建设、人才引进、评价方法、权力与义务、资源分配与整合、对外联系与竞争、经费与捐助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使其更能发挥大家的作用与效率,鼓舞士气,凝聚人心。 ‘商鞅’‘韩信’这样的人极少极少,可遇不可求! 但是看看历史,这样的人也经常不得志,甚至得不到许多领导的赏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出来了。 中国的大学,其实‘卧虎藏龙’,不过,有时候不缺千里马(尽管他们达不到商鞅的水平),缺的是‘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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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法礼—缅怀新中国的商鞅君:魏文伯长辈
热度 17 kiwaho 2016-4-5 04:12
魏文伯(1905--1987 )湖北新洲双柳人,是咱魏淌村走出去的革命前辈,早年参加南昌起义,与同时代的先驱们一起南征北战,于上世纪中叶,成功地在神州大地集体铸就了共和的新“炉灶”。 民国旧秩序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改良的法礼体系,共和建国后的新炉灶亟待补上这一短砖。酝酿2 年多后,魏文伯于1952 年参与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礼学专门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并兼任第一任校长。 之后,他历任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华东分署检察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司法部部长,直至仙逝前的中顾委委员。 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堪称政法治国的祖师爷,秦国正是因商鞅变法而使国家日益强大,最终实现统一中国的基业。 新中国刚诞生后,由于来不及拿出一整套成熟的法典治国,民国也没留下啥干货,临时完全照搬商鞅的那套做法也不失为好的权宜之计。 于是,商鞅经典的“户口制”、“迁徙投宿介绍信制”、 “徭役制”等很快借用到位,其中,商鞅低级的“徭役制”,被改良为主人翁式的“徭役制”— 大生产、大跃进运动。 如此这般下来,国家治理得还凑合,生产力发展后劲足的势头也显现。身为司法部负责人的魏文伯意识到,中国法礼的完善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着手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 如今公民平权的呼声日高,户口制的影响力逐步式微,大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徭役制”已被工程招投标制取代,另保留仅限犯人专用的劳改徭役;而迁徙投宿介绍信制则早已于1985 年被更先进的身份证制取代。这也可算是魏文伯的法礼门徒们几十年努力的结果吧。 历朝历代礼部尚书,虽然不乏重视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之人,但只有魏文伯做到了:深入研究商鞅的法治精神,重建修补中国的司法制度,尽其所能实践依法治国,创立政法大学,推行法制教育,大批培养律师、政法管理人才群体。 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曾风趣赠予华东政法大学领导班子一幅对联:“宇超超北海;文伯伯南宫。” 。注:李宇超时任副校长。这里还有个典故: 宋朝士大夫称礼部为南宫,而礼部专司教育、礼乐、传承和外交等。 魏文伯先辈一生廉洁奉公,对5 子女更是严格要求。其中一子在上山下乡期间,回我村当知青,经受了现代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各种磨练,颇得乡亲们的好感。 很早很早以前,咱们村里人都没见过电视长啥样。多亏魏文伯从上海托人给村里捎回一台大电视机,从那时起,天一黑大伙儿都挤到大队部门口看电视,直到电视逐渐普及,大伙儿才各自回家看电视。如今那已成为一段难忘的美好往事。 家乡的山水总是会在外出闯天下的长辈们心中萦绕,魏文伯也不例外。有一次,他乘军舰从上海直驶家门口的叶家洲码头省亲,走家串户问寒问暖,乡亲们甚是感动。恳亲聚会时,他不麻烦警卫员跟随,甚至乡亲们中有人直呼他的乳名,他也不怪罪。 礼乐崩坏的10 年浩劫,他也被迫害。我对 那些年的某次露天电影至今 印象很深: 好不容易盼村里放场电影,当年我还是穿开裆裤的小孩子,天真地搬个板凳去看电影,说好的《智取威虎山》,不知何故临时被换成了血吸虫防治科教片,并在片头第一幕就是大标题“打倒魏文伯”,以及他接受造反派批斗的镜头。乡亲们都愕然? 那阵子,他好像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组长。村里也有一些该病患者,我大哥就是患者之一。没多久,魏文伯派来的外地医务专家,和本地的赤脚医生一起协作,经免费诊治后,绝大部分患者病愈了。 为了人民的安康,他亲笔挥毫以遒劲的大楷书法,编写了厚厚的血吸虫防治科普读物:《送瘟神三字经》。该书 拓印本 在疫区人手一册广为发行,起到了巨大的防疫效果。意外收获是,很多读者不知不觉迷上书法,不懈临摹终有小成。 没想到他好不容易从零搭建起来的司法雏形,在文革中毁于一旦,他这个管辖着比当年楚国还大的中央华东局书记,一下子成了被打倒批斗的对象,他的战友陈丕显等等,一个个也不能幸免。无序政治生态就是这样残酷! 四人帮垮台后,国家又惦记起这个宛若商鞅再世的老革命,在魏老74 岁高龄之际,让其再次掌鞭司法部,重整朝纲。没法子啊,公检法都砸烂了,司法人才青黄不接,只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魏文伯1987年谢世前两天写下了诗篇《党政分开》,也是他的政治遗嘱: “党政分开是正常,领导方针不可忘;改革要求奠基稳,民风就靠党风强。” 这绝不是魏老临终前的醒悟,而是自从新政权开张大吉的第一年,他就秉持实践党政分家这一思想。第一任司法部长史良女士乃民盟知名人士,共产党一方的魏文伯当时为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按党指挥枪的老套路,似乎民盟代理人是个花架子。这样理解就错了,魏文伯当时就有党政分家的想法,自然是认真协助史良部长推行政务,党委放权让民主党派的部长施政,他则潜心研究未来司法体系的建设以及人才教育培养。 解放初镇压2百万反革命以及民国原政府人员,是在对民国政府苦大仇深的史良部长主导下的,也是民盟替共产党分忧解难的表现。为了毛主席说好的各民主党派协商共和的新政权站稳脚跟,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魏文伯一辈子为人刚直不阿,生来无媚骨,惟有岁寒心。他的民望度与其用百分比表达,不如用科技界术语“信噪比”分贝更好,那肯定位于 寥寥可数的 高分贝区,足可见其德高望重! 理想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但窃以为只要人心思齐励精图治,完全可以看得到这样江山社稷: 法礼清明,阳光社会,从善如流,国泰民安! 本文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图1 、华东政法大学 图2 、年富力强的后生领导与行动不便的老先生合影,右2 为魏文伯老人 图3 、魏文伯的书法一瞥。他与毛泽东是书法“票友”,时有切磋交流。 图4、魏文伯编写的科普读物以大楷书法挥毫而就,不用铅字排版而直接拓印出版。 图5 、申城青浦区的魏文伯和夫人李静一墓碑 参考文献: 魏文伯子女的文章: 《山上有红叶 --纪念父亲魏文伯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新闻网: 魏文伯藏毛泽东手稿《满江红和郭沫若》被发现 百度 百科: 史良( 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华东政法大学官网: 创始人魏文伯简介 中国近代史学家陈冠任的博客: “邓小平派来俩老头在自家办公重建司法部” 博主其它文章: 为何社会性大工程总是很难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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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谈法治:商鞅到底死于谁之手?
热度 2 Zhanglincn 2014-10-20 18:33
秦国,开始是一个处于西北边陲的小国,以替周王国放牧为生。后来,竟然一步一步成了统一华夏并建立大秦帝国的强国,为何?这一定不是历史的偶然,一定饱含了秦国民众奋发图强的精神因素。 在秦国强国的历史上,商鞅一定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说他是人物,就是因为他的改革和变法! 然而商鞅变法的结果是:商鞅遭车裂而死,大秦帝国在瞬间灭亡! 可见变法似乎总没有好下场!然而依然会有很多人问:商鞅他到底为什么而死,商鞅到底是死于谁之手?商鞅和大秦帝国的灭亡到底来源于什么力量?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很多人”不愿看到这个答案,而正是这些不愿看到答案的很多人最后才把商鞅送上了断头台! 那么这些人是谁?很简单,就是特权阶层! 中国历来的历史斗争,都发生在特权和非特权阶层之间(有人称之为阶级),不信你翻翻历史就能看到,历朝历代的朝廷更替都发生在特权和非特权阶层之间,虽然次次残酷斗争的结果开始都适当削弱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但还是改变不了特权和非特权阶层的政治格局,因为旧的阶层被推翻但新的特权和非特权阶层还会形成!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温和的改革建立“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可是却遇到了封建社会特有的特权阶层。无论秦国皇帝多么开明、多么具有雄才大略,但他始终无法脱离自己是特权阶层这一事实。商鞅为维护法律的平等秩序,在消灭 “刑不上大夫 ” 的制度下 制裁了很多权贵,其中就有和大秦皇帝直接相关的兄弟和儿子(太子)。法律在特权阶层面前,必然遇到很大的阻力,而商鞅的死,就是那些特权阶层给予其推行法律公平的回报! 所以商鞅死于特权阶层之手,这毫无疑问。 如果从这个视角去审视很多惨死的有才之士,如果他曾经刚正不阿,那他最后的下场都不好,除非他变得圆滑世故! 所以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是从特权阶层和人民大众利益的较量中体现的,而今天我们建立法治社会最大的阻力,毫无悬念,依然来源于今天的特权阶层! 然而大秦帝国的灭亡,同样也来源于特权阶层对自己利益的维护之中,而并非源于秦国得以强大的法律体系。那个在皇帝身边混的赵高如何,那个靠自己走上领导岗位的李斯又怎样,他们的一切决定都源于特权阶层在法律之外维护自己利益的私欲,或者更为确切的讲就是他们都来源于人治之中的人的私欲,所以从治国来讲,人治是最为不靠谱的政治,因为人会因为私欲产生所谓的情 感 ,而这情 感必然 会让人产生非理性的决定,比如中国最神明的皇帝也经常被蒙蔽而怒杀忠良,比如苏联领袖们极度受用的个人崇拜导致的政治混乱,无论是谁,无论你如何明智,如何雄才大略,你都无法脱离人的私欲和情感,所以人治的弊端就在于人有私欲和情 感 ! 而法治维护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制度是条款,没有感情,不会变通,任何人一律平等,公事公办。所以对于特权阶层来说,他们必然是“平等”的敌人,因为有了平等就将没有特权利益,所以他们反对严格的法律体系,他们回击法律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中已经充分展现。从战国时期的“法家无情”到现在的“不懂人情世故”,从宣扬以德治国到诽谤法律并非万能,从以人为本到讲中国特色、谦逊圆滑,无论怎样诽谤、诋毁、迂回或推迟平等公正法律秩序的建立,都不外乎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 如今中国的改革是同样的道理,其阻力必然来源于特权阶层,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这种特权的利益阻力总是存在,在这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秩序未建立之前,一切的特权利益者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反对改革的立场上去决定自己的行动,你越铁面无私,你越受到更强的阻击! 一个赵高和一个李斯可以葬送秦国百年建立的法律秩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由特权阶层建立起来的人治国家,法律的力量再强大也不能替代皇权本身。虽然有人会对秦帝国的灭亡给予其他有目的的解释,但都不愿抓住事情的本质,在一个非法治而其实是人治的封建社会,一个商鞅的性命算什么,一个赵高和一个李斯就 可以 完全 摧毁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不是什么神话, 这其实 就是人治的“力量”! 建立法治社会的道路充满了怎样的陷阱和危险,面对一个个诡异善变而自私的人,谁会知道?商鞅的死和大秦帝国的崩塌见证的其实是特权阶层的胜利,但却似乎是否定了法制的意义,在一个经历如此漫长的特权统治的国度,通过 法制去建立 人性平等的信念究竟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个人分类: 社会视角|2309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大秦帝国》看社会变革之艰!
热度 5 blog2learn 2012-1-3 10:20
偶然在中国城发现《大秦帝国》电视剧。出于对古代历史的兴趣,就买下了。本没抱太大希望。这一看,竟一发而不可收。苦战7天把51集从头看到尾。虽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但故事的主体基本体现了我所了解的历史原貌。 穷则思变,一变而脱胎换骨,二变而傲视群雄,最终一统天下,这就是大秦帝国。秦国变法成功,主因有三。其一:大部分百姓的坚决拥护;其二,变法者的坚强意志;其三,秦国国君的坚定支持。这三“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一,老百姓的坚决拥护。 没有百姓的支持,变法只能是纸上谈兵。秦国地处西北边陲。秦穆公也曾为春秋五霸之一。但随后几代王宫内乱不止,对外连年征伐,到秦孝公时期,已经国事衰微,不可与江东六强同日而语。百姓民不聊生,官府府库空虚。人心求变。在变法之初,由于急功近利,甚至用暴力手段强行执法,变法遭到很大抵制。但是,由于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农耕,奖励战功,制止私斗等一系列措施让老百姓,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百姓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经过几年的实践,秦国人路不拾遗,家家富裕充足。怯于私斗,乡村、城镇秩序安定。因此,变法很快得到大多数秦国人的坚决拥护。老百姓生活的改善的同时也带来国家财政的增加,加之老百姓积极从军为国效力,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在变法10多年后就超越了其它诸侯国。 其二:变法者的坚强意志。 如果变法者意志不坚强,则可能随时被出现的困难吓倒。而变法者的坚强意志来源于其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自己学说的信心。秦国招贤纳士与它国不同。所有应征者必须深入秦国腹地考察三月,了解民间疾苦,社会风气,然后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这样的变法才是切合实际,有的放矢的(考察三月这点并无历史记载,可能是编剧自由发挥的)。商鞅是法家思想之“法治”派的忠实支持者。为推行变法,他殚精竭虑、尽公不为私。正因为有坚强意志,他排除万难,最终得到国君以及部分掌管军政的开明派的支持;正因为有坚强意志,他才得以在和旧势力的交锋中屹立不倒;正因为有坚强意志,他可以做到赏罚分明,无论亲疏远近,不畏富贵强权。社会底层的贱民可以立功封爵;位高权重如国君兄弟也因触法而受割鼻之刑;他敢于处死阻扰变法的地方老氏族,他也敢于斩杀好勇斗狠的村野莽夫;正因为有坚强意志,他敢于同墨家和儒家等学派进行斗争,并用极端手段禁绝百家之言而独尊法家。为了不要让秦国因王位之争而夭折,他拒绝了国君秦孝公欲传王位于他的建议。 他的的铁面无私和唯法是从,也让变法充满了血腥,让很多本来支持变法的人也充满怨恨。国君秦孝公去世后,他被反对变法的旧势力,以及在变法中遭到酷刑的人(包括秦孝公之兄)的诬陷,逼迫四处躲藏。有一次他逃到一家客栈,因为没有带当地县衙开的身份文书,主人拒绝让他留宿。因为他的新法规定,“如果让没有身份文书的人住宿,客栈主人全家斩首”。他最终被俘而被处以车裂之邢。成语“作法自毙”就是出自于这个典故。 毛泽东对商鞅有极高评价:“他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的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正是这种“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让他的变法得以推行并让秦国由弱变强,并最终统一中国。 其三,秦国国君的坚定支持。 如果国君变法决心不坚定,变法可能走不出宫门,也随时可能因外界阻扰而夭折。秦孝公从小和父亲一同驰骋沙场,深知国力难继,不变法图强,国将不国。这就是他决心变法之根源。正因为有变法之决心,他得以说服王室内部(包括一向骁勇好斗的哥哥)对变法的支持(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由于宫廷内部的阻扰而失败);正因为有变法之决心,他可以力排众议,无论国籍门派,唯才是用,最终法家代表,“外籍专家”商鞅受命变法;正因为有变法之决心,他可以利用手中权势成功化解甘龙等既得利益集团对变法的阻扰;正因为有变法之决心,在其兄被处割鼻之刑后,仍然全力支持变法;正因为有变法之决心,为了让变法得以延续,他临死前就欲将王位让于商鞅。凡此总总,不一而足。有了国君的坚定支持,商鞅的变法才得以顺利展开。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商鞅的很多手段,比如用暴力推行变法,并压制对变法不利的言论等,是违反自由和民主原则的。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却特别值得今人学习。特别是施割鼻之刑于国君之兄长。割鼻之刑固然不人道,但在当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实践的如此彻底可真是石破天惊。要是请商鞅出任司法部长,李刚的儿子也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吧? 以古鉴今,当今之改革(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变法,还是行业领域的革新),百姓的坚决拥护,变法者的坚强意志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同样是成功之关键,三者缺一不可。当然,自下而上的革命又另当别论!
个人分类: 杂谈|2451 次阅读|12 个评论
再顶饶毅和施一公们
热度 14 chrujun 2011-11-28 22:23
国内对饶毅等海外归国学者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饶毅们工资高、项目大,对土鳖不公平。科学网上也有不少博主写了反饶毅们的博文。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饶毅们是否值得国家给高工资、大项目?如果值得,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我们不能否定顶级人才对一个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 历史上,商鞅变法使秦变成强国,最终统一了中国。桥玄鼎力推荐青年曹操,曹操创造了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对林彪厚爱有加,现在看看林彪指挥的军队解放的土地养育多少中国人?这些土地产生的GPD占中国经济多大比重(50%以上!)?美国愿意以几个师交换的钱学森,为中国的核心军力做了多大贡献? 回头再看饶毅们,国家给他们高工资,是对他们个人价值的认可;给他们大项目,是为了让他们承担重任,为中国做更大的贡献。 因此,反对饶毅们拿大项目的人是非常短视的。 看看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给了林彪多大的权力?给了林彪多少精兵强将? 林彪任东北解放区党、政、军一把手,而其它解放区党、政、军一把手是由3人分别担任。林彪在解放后期指挥的军队有100多万人,占中共军队的四分之一强。 因为毛泽东知道,只有把最大的重任放到最能干的人身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收获。 中国给海外归国的著名学者们大项目,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正确做法。我们可以公正地想一想,国内有谁比饶毅们还牛却没有承担重任?得不到大项目支持? 回头看饶毅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值得国家给他们大项目、高工资。 就饶毅来说,他不仅开展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而且为改变中国科研体制不遗余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饶毅们的种种非议,其核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是极端落后的小农思想,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的最大阻力,必须进行揭露和批判。
个人分类: 中国观察|5581 次阅读|18 个评论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gl6866 2010-8-2 19:10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当年在自己的老家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不得志,便跑到西北边落后的秦国为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 在位24年)做了幕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来帮助秦孝公变法图强的。战国时期,秦国民贫国弱,一方面被自东面的强国的耻笑,同时又屡屡遭受西北部匈奴部落的攻击。秦孝公是秦始皇(前246年前222年)的前好几代祖宗。那么,商鞅到了秦国究竟都干了什么呢?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变法! 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两次,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强国与富民在商鞅那里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之一。总之,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也就是说,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向有虎狼之秦之说。到了后来,独尊儒术的缘故秦国的这种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得到了诟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但是,司马迁对商鞅之贬,后世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变法必然受到当时秦国旧贵族的抵制,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可是照理说,他的新法也应同时被废止才是,可是恰恰相反,非但没有被废除,而是坚持实施下去了。新法适应当时的时代发展,是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 在位27年)不废新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形成战时法制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那么,在经济领域,这种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中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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