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 Mizumachi , Kentraro Matsuda , Kei Kano , Masahiro Kawakami , Kazuto Kato 摘要 : 当前,科学的发展速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要比任何时候都迅速、都重大。这也是科学家更加地需要和普通公众进行互动的原因。为了设计出有效的科学传播活动,我们必须理解科学家的动机以及他们开展科学传播的障碍。在本文中,我们采访了刚刚进入科学领域的 19 位科学家,他们都参加过日本举办的科学咖啡馆。通过这些采访,我们可以发现以下 5 个因素致使他们不太情愿参加科学咖啡馆活动: 1 )麻烦或者耗费时间; 2 )成为一个合适的科学代言人的压力; 3 )不是他们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4 )不会有任何收益;以及 5 )对与公众进行对话的忧虑。在这些因素中,对与公众进行对话的忧虑也许是最能反映科学家对这种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的感觉,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们参与科学咖啡馆活动的一些内在障碍。 概述 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长使得研究人员认识到科学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同时他们也应积极地和公众交流。 1 科学家和公众不仅只是需要探讨科学本身的话题,还需要探讨科学如何对社会发生影响。这种趋势在几个科学学科中都在增加,比如干细胞移植, 2 纳米技术, 3 ,4 神经科学, 5 基因科学 6 和生态学。 7 为了实现公共对话有效性的目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需要参与到各种科学传播活动中去。 有一些调查研究过科学家对待科学传播活动的态度问题。 1,8–14 虽然被调查的科学家中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他们有义务向公众传播他们的研究及其意义, 9,14 但是科学家也对他们参见科学传播活动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抱怨,比如由此带来的时间限制,同行没有给予支持,不能获得任何回报。 1 然而,几乎没有调查聚焦于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中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提升科学传播活动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有必要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障碍和动机进行研究。 在日本,《 1993 年度科技白皮书》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科学和技术不感兴趣,因而该白皮书建议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以便形成一个公众对科学和技术有更多认识的社会体系。 15 为了回应白皮书的建议, 1996 年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为提升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设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16,17 比如, 1996 年设立了一个促进研究人员和正规教育进行互动交流的全国性项目(科学伙伴关系计划)。 2001 年《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不仅提出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方法,还提出了促进研究人员理解社会的方式。 18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作者之一的 Kato 从 2002 年开始就举办了一个名为基因广场( Genome Square )的活动,该活动让日本民众和基因研究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2005 年,日本政府开始对科学传播活动进行支持,主要是通过在三所大学(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设立对科学传播人员进行培训的项目以及对公共拓展活动给予经费支持。同年,两所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启动了科学传播项目,大阪大学还成立了科学传播活动设计研究中心。同样在 2005 年,东京的日本科学未来馆开始了对科学传播人员进行培训的项目,东京的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也开始筹备科学传播人员培训项目。因而, 2005 年可以说是日本科学传播元年。 19 从那时候开始,科学传播开始融入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政策之中,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尤其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20 2011 年四月开始,日本的科学家获得了超过 3000 万日元的公共经费资助,以促使他们向公众进行科学及其益处的传播,所以科学传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1 本文的研究开始于 2009 年,而此时也是日本科学传播进展的一个发展时期。 科学咖啡馆首先在 1997 年左右出现在英国和法国,它是当代科学传播运动的一个结果。它与公众理解科学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明的环境中来探讨科学研究的后果以及科学是如何进展的 22 。在过去的十年里,科学咖啡馆相继出现在其他国家里。 23,24 日本的科学咖啡馆活动开始于 2005 年,这是由于《 2005 年度科技白皮书》中的一个栏目对国外的科学咖啡馆进行了介绍。 20 , 26 , 27 现在,超过 100 位科学咖啡馆的组织者在日本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科学咖啡馆活动,这些组织者来自大学、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当地政府、书店、干劲十足的个人以及志愿者团体。因而科学咖啡馆已经成为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一个合适渠道。 在这项活动中,日本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政府也在促进科学传播活动;大多数科学咖啡馆活动都不是科学共同体发起的。在这种情境下,有必要研究一下科学家在科学传播活动中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 Shineha 等人开展了一个基于网络的针对日本生命科学家的调查问卷,他们认为在促进科学传播活动中,基础设施、新的传播工具以及活动的设计是重要的。 12 因而更需要一个定性的调查研究来深入分析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 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出科学家在参加科学咖啡馆这种科学传播活动中的态度,动机和障碍。 方法 iCeMS 科学咖啡馆 京都大学合成细胞与材料科学研究所( iCeMS )举办的科学咖啡馆被称为 iCeMS 科学咖啡馆。这个科学咖啡馆是由 iCeMS 的科学传播团体组织的,该组织共有三名成员( ( Kano , Mizumachi ,和 Kato ),他们都是本文的作者之一。该活动从 2008 年三月到 2009 年 2 月共举办了 5 次。表 1 列出了每次活动的主题,应邀发言者的研究领域以及参与该活动的科学家人数。在这个活动中, iCeMS 的首席调查员和来自该调查员所在实验室的年轻的科学家同公众在一个放松、友好的氛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首席调查员从他的实验室里选择年轻的科学家参与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共有 27 位年轻的科学家参与了这 5 次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 年度 日期 主题 研究领域 年轻的科学家人数 1 2008 3 月 1 日 “分子的 房间 ,天生有序” 配位化学 5 2 2008 5 月 10 日 “见所未见——分子如何在你体内运行?” 单分子生理学 4 3 2008 8 月 2 日 “传播——区别所需与不需” 细胞生物化学 7 4 2008 12 月 23 日 “生物学探测的化学工具” 分子生物学 6 5 2009 2 月 21 日 “大脑中的形状” 发育生物学 5 表 1 :2008 年到 2009 年举办的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 每次活动都有大概 20 到 30 位公众参加;这些公众是从申请者中随机选取的,但是这些申请者都是从网络上、报纸上或者邮件提醒中对科学咖啡馆活动有所了解的人。在咖啡馆活动中,组织者会准备 5 到 6 张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有 1 个科学家和 4 到 7 位公众进行对话交流。在这 5 次活动中,共有 135 位公众参与,其中男性 76 位,女性 59 位(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56.3% 和 43.7% ),并且他们的年龄和职业也各不相同(比如,高中教师,画家,办公室人员,学生,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等)。 每场活动由 2 个部分组成。首先,首席调查员用 15 到 20 分钟的时间对他的研究进行主题性发言。我们要求这些调查员简要地向参与者介绍可能引起公众兴趣的研究结果。然后,每张桌子旁边的科学家和参与者用大概半小时的时间进行一次对话活动。为了展示他们的研究领域,科学家会引导参与者进行简单的游戏或者实验,比如拼图游戏、简单的模拟实验以及建立概念模型。 采访 在参与该活动的 27 个年轻的科学家(其中一个是外国科学家)中,我们共在日本采访到了 19 个。我们并没有选择这个不能用日语进行交流的外国科学家。同时在参加完这些活动后, 7 个科学家离开了我们的研究所,所以我们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并进行采访。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是化学科学家以及生物科学家。在参加这些活动之前,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作为应邀发言者参与过科学咖啡馆活动,虽然有三个人曾经是以前的科学咖啡馆活动的观众。这些人在参加我们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时的职位如下:一个讲师,两个助理教授,七个博士后,六个博士研究生以及三个硕士研究生。 我们采用了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每次采访的时间大概有 60 分钟。所有的采访都是由 Matsuda 完成的,他既不是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的组织者,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活动。采访中的问题是按照下面的主线进行的: 1 )在参加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之前,科学家认为存在着什么障碍? 2 )在参加了该活动之后,科学家会持什么样的观点? 在征得被采访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所有的采访都进行了录音和整理。我们利用 KJ 法(来源于日本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对定性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 28 )对整理的录音材料进行了分析。按照这个程序,我们共采用了 5 步非线性 - 非逻辑的方式对此进行分析,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让被采访者可以摆脱以前的假设以及事先形成的想法; 1 )我们对这些采访的材料进行编码,并把这些编码复制到万用卡中; 2 )我们把这些编码(而不是卡片)打乱顺序,并把它们进行分组; 3 )我们给每个编码组都赋予标题; 4 )我们把这些组放到更大的“科”中,并把这些组的标题放到这些新形成的“科”中;以及 5 )我们给这些“科”设计了一个空间模型以使其形成一个连续的统一图表,该图表的箭头可以反映出因果关系。 两个分析组参与到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过程中,每个分析组由本文的两位作者组成。首先,每个组独立地开展上述五步工作。然后,每个组给对方的分组、科和图表进行复核。最后两个组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对分组、科和图表进行修订。 图 1. 五个主要因素影响了科学家不愿意参与科学咖啡馆活动。中间的“科学家不愿意参与科学咖啡馆活动”和其他五个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利用 KF 法从对采访的分析中提取出来的。注意第五个因素和其他因素没有直接的关系。 结果 我们推导出了导致科学家不愿意参加科学咖啡馆活动的五个主要因素(图 1 ) . 1. 麻烦且耗费时间 很多科学家( 19 人中有 9 人)表示他们认为准备参加科学咖啡馆的活动耗费了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发现准备报告十分麻烦且耗费时间,特别是给普通公众准备报告(副研究员,男性,在采访的时候是 30 岁)。” 有些科学家( 4 人)觉得参与科学咖啡馆和他们付出的时间相比是不平衡的: “参与科学咖啡馆意味着我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从新调整我的研究安排(实习研究员,男性, 30 出头)。” 还有一些科学家把参与科学咖啡馆这些科学传播活动看作是优先级很低的活动。实际上,一些科学家( 7 人)强调他们把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当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应该把写科研论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我感觉我在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参与该活动和发表论文没有关系(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 另外,大多数科学家( 16 人)认为他们需要科学传播人员来协助他们组织科学咖啡馆活动: “我觉得没有那些能合理地安排科学咖啡馆人员的帮助,我们机会不可能组织起科学咖啡馆活动(副研究员,男性,将近 40 岁)。” “当我在应该和参与者谈些哪些方面不知所措时,科学传播人员帮助了我(助理教授,男性, 30 出头)。” 2. 成为科学代言人的压力 一些科学家( 6 人)感觉作为科学专家在给公众创造一个有效对话的环境方面有压力: “如果我们用复杂的科学细节来回答参与者的问题就会引起他们的疑惑。因而我们通常用简单的术语。但是,我担心这些简单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引起参与者的误解(博士研究生,男性,将近 30 岁)。” 科学家觉得他们应该保持他们掌握的知识的精确性,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公众希望从科学家那里获得的知识。另外,有些科学家提到他们在作为本研究机构代表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会小心翼翼。因而,为了避免尴尬,他们通常选择对那些他们认为难以提供精确答案的问题不予以直接回答。然而,这样的压力会和他们希望传播精确科学知识的愿望相冲突,也导致了他们对科学咖啡馆这种模式的消极印象。 3. 超过他们的工作范围 很多科学家( 8 人)认为像科学咖啡馆这样的科学传播活动超过了他们工作的职业范围。然而,有些也承认科学传播活动是重要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活动应该只限于那些本身职业就是科学传播或者具有很强传播技巧的科学家。 “我认为向公众传播科学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要参与到科学传播活动中。让特定的人来参与这类活动是必要的(讲师,男性,将近 40 岁)。” 其他人认为他们在公众最感兴趣的道德,法律和社会议题方面没有个人责任和义务。 “道德和社会议题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因为我们的研究和这些议题没有直接关系(副研究员,男性,将近 30 岁)。” 我们发现科学家把科学传播活动看作是和他们工作无关的想法来源于上述的作为科学代言人的压力(图 1 和图 2 )。作为道德、法律和社会议题的专家,他们在和公众进行积极沟通交流方面没有任何信心,所以他们希望这些工作应该由那个更具资质的人来完成。另外,我们发现在他们观念中也有一些传播障碍,即与其他形式的科学相关工作比较而言,他们把科学研究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不论科学传播活动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潜在的回报,他们还是会觉得这些活动的价值要远低于直接的科学研究工作。 图 2. 科学家为什么对和公众进行对话交流而担心的五个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利用 KJ 法从采访材料中总结出来的。 4. 不能获得任何回报 很多科学家( 12 人)提到他们从自己努力与公众进行交流的科学传播活动中不能获得任何回报。 “科学咖啡馆上的对话类型和我与同事进行讨论的模式是不同的。在科学咖啡馆上的交流并不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任何回报(讲师,男性,将近 40 岁)。” 科学家认为在科学的情境下和公众进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并不能从公众那里获得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帮助的想法。我们注意到如果科学家不能获得任何回报,那么公众也难以理解科学家的研究。进而,期望回报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咖啡厅是烦人且耗费时间的这种形象。结果,一些科学家表示应该提前向他们解释科学咖啡厅活动的目标: “我不能理解科学咖啡厅的目标。应该把科学咖啡馆的概念和目标向那些首次参加该活动的科学家进行清晰地阐释(讲师,男性,将近 40 岁)。” 这进一步表明他们努力激发自己参加科学咖啡馆的动机。 在其他人的回答中,我们发现两个观点。首先,一个科学家提到科学咖啡馆的风格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参与的受众数目很少。 “我想和更多的人分享我的研究(博士研究生,男性,将近 30 岁)。” 这个博士研究生好像还把科学咖啡馆看作是一个单向而非互动传播的地方,更像是和大众传媒进行交流。 第二,两个科学家认为科学传播活动应该把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当作目标: 我应该激发下一代对研究的兴趣而不计个人得失(副研究员,男性,将近 40 岁)。 这表明一些科学家应该能够看到科学咖啡馆的益处,如果他们可以提供一个和那些将来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进行交流的机会的话。 5. 和公众进行对话的担心 很多科学家( 12 人)说在参加 iCeMS 科学咖啡馆之前,他们在是否应该和公众进行有效对话方面感到不安。就像图 1 展示的那样,他们并没有清晰地把在和公众对话方面的不安情绪看作是他们不愿意参加像科学咖啡馆这种科学传播活动的一个原因。我们发现直到他们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才能清晰地阐述他们的这种忧虑。因而,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科学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在障碍。在科学家的评论中,我们注意到这种不安的五种来源(图 2 )。首先,大多数科学家( 16 人)说他们在参加该活动之前对科学咖啡馆情况的不了解是他们感到不安地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活动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 “我想知道我们在科学咖啡馆活动中应该如何表现(博士研究生,男性,将近 30 岁;硕士研究生,女性, 20 出头)。” “我无法想象谁会是目标受众(硕士研究生,女性, 20 出头;副研究员,男性,将近 30 岁;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 第二,很多科学家( 13 人)对于他们是否恰当地向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人群体解释了特定的科学问题而感到焦虑: “科学咖啡馆的参与者差异很大,所以我想知道我应该和他们怎么说(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 第三,很多科学家( 10 人)认为公众难以理解他们的科学工作: “为了理解我们研究的一些细节和重点,人们应该具备一些知识储备。否则即使我努力告诉公众有关我们研究的事情,他们还是不理解(副研究员,男性,将近 30 岁)。” 第四,两个科学家认为在科学家和公众间存在着认识隔阂: “大学或者研究所的科学家无法想象他们在非科学家面前会是什么样子,而非科学家也无法理解科学家是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 另一方面,在参加完科学咖啡馆之后,很多科学家( 12 人)感到他们本应该可以和公众建立起对话关系: “科学咖啡馆的参与者问我的一些问题反映出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所以我很高兴和他们谈论这些(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博士研究生,男性, 20 出头)。” 此外,一些科学家后悔说他们并没有有效地在公众中寻求共同点或者没有能够用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研究: “我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来聆听参与者的声音以及理解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助理教授,男性, 30 出头)。” 第五,一些科学家承认他们在陌生人面前发言会感到尴尬: “我不善于和陌生的面孔进行交流。一个善谈的人应该知道在科学咖啡馆活动中如何表现自己(副研究员,女性, 30 出头)。” 讨论 科学传播的一般障碍 我们发现科学家认为科学咖啡馆的准备工作以及参与该活动是烦人且耗费时间的(图 1.1 )。这个问题在科学传播的研究中通常会有所提及。 1,9,12,13 科学家的科研任务已经十分沉重,因而他们倾向于把非研究性的任务看作是他们职责之外且烦人的事情。 29 为了解决时间的限制,以前的研究认为需要一套支持科学传播的体系。 1,12 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很多科学家认为他们需要科学传播人员的协助。如果科学传播人员能够减轻科学家从事传播的负担并使科学家能够和他们一起工作,那么科学家将会愿意参加科学咖啡馆活动。然而,科学传播人员的帮助是否能够有效地促使科学家更愿意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呢?以前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清晰地阐述。 科学对话的内在障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直到科学家被邀请参加与公众对话活动的时候才意识到图 1.2 和图 2 所展示的他们参加这类对话活动的障碍。我们揭示了科学家如何对他们认为的公共期望产生压力,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回答他们研究范围之外的科学方面广阔的问题(图 1.2 )。进而,在本研究中所有的被访者都是年轻的科学家。这也许是他们作为科学专家在公众面前感到压力巨大且十分不安的原因。也有可能年轻的科学家在和公众就道德、法律和社会议题同公众进行交流时缺乏信心。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思考他们研究的社会影响,因为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他们也许会认为公众所期望的是关于他们研究的精确的、细节的知识。这表明年轻的科学家应该更熟悉那些他们研究的公众感兴趣的研究方面。 很多科学家担心他们是否能够和科学咖啡馆活动中的参加者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关系(图 1.5 )。我们总结出了这种忧虑的 5 个原因(图 2 )。第一,科学家在陌生的情况下会感到焦虑,他们对于是否能够给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介绍复杂的科学议题而感到不安(图 2.a 和 b )。对位置环境和活动参与者不同背景的担心有可能通过科学家参加过其他科学传播活动而得以缓解。第二,科学家认为公众难以理解他们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在科学家和公众间存在认识隔阂(图 2.c 和 d )。 Zorn 等人( 2010 ) 30 认为在和科学家进行对话交流后,公众对科学家的态度会变得更加积极,虽然这不能表明公众是否完全了解了他们所讨论的科学议题。虽然 Zorn 等人的研究并没有阐述科学家对待公众的态度的转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导出参加科学传播活动能够弥合科学家和公众间的传播隔阂。最后,本研究中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陌生人面前讲话会感到尴尬(图 2.e )。这个结果表明科学家的个人特质可能对他们的担心产生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成功地找到了科学传播的内在障碍以及 5 个导致科学家对与公众对话交流方面产生焦虑的原因;然而,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没有发现的原因。即使科学传播者通过组织科学传播活动帮助科学家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这种对话的障碍还会依然存在。这表明科学传播者需要在活动前、活动中以及活动后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家的感觉和精力,以便帮助科学家减少这些障碍。一旦科学家克服了包括焦虑在内的消极情感以及能够在这方面建立起信息,那么科学家也有可能会成为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积极分子。但是还需要对根本性障碍开展深入的研究。 和公众开展对话的动机 不仅减少这些障碍是重要的,而且提升科学家的动机也是重要的。 Shineha 等人( 2009 ) 12 发现最愿意参加科学传播活动的科学家倾向于喜欢与公众进行对话交流。而且 Jensen 等人( 2008 ) 31 认为和积极融入社会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也表现的更加积极。这些研究表明和公众进行对话并应该是单调乏味或者毫无效率的,这些对话实际上刺激和提升了相关的研究。这种对科学家的研究有积极反馈的期望可以提升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动机。 Martín-Sempere 等人( 2008 ) 11 认为科学家参加科学传播的最主要动因是科学家期望公众对科学和科学文化的产生兴趣和激情,以及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贡献的认同。在本文中,我们还发现科学家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动机;比如,有些科学家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以鼓励他们将来从事科学研究事业。因而,可以进一步鼓励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如果这些活动能够和科学家的目标或者个人哲学相关联。 科学传播的回报 我们的研究表明科学家并没从科学传播活动中获得任何回报(图 1.3 ),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是他们不必要的工作(图 1.4 )。其他研究也对这些问题有所提及。 1,9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科学家在为他们从事与公众进行对话的努力寻找各种形式的回报。实际上,当科学家被问及需要什么形式的回报的时候,他们说可能是同行的认同,个人或者职业发展的好处,也可以是金钱。英国皇家学会开展的一个调查中, 20% 的被访科学家认为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人要比他们的同行地位低一些。 1 我们似乎通过采用原创的模式——一个首席调查员与四到七个来自于调查员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共同参与 iCeMS 科学咖啡馆活动——来减少这种影响。和他们的实验室同行一起参加科学传播活动的组织架构在消除上述负面效果方面是一个有效途径。 我们早前注意到日本政府近期要求获得公共经费超过 3000 万日元的科学家都要参加科学传播活动,虽然还没有对他们的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评估的一个体系。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评估的重要性已经在几个报告中有所体现。 1,5,32 建立一个科学共同体内部认可的对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给予奖励的体系也是重要的。 未来视野——设计对科学家进行培训的项目 我们认为为了帮助科学家消除这些意识到的开展对话的障碍,有必要开展恰当的培训项目。有些报告还指出更应该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 1,12 ,所以这些科学家接受培训并且体验与公众的对话交流是明智的做法。实际上,一些机构已经为科学家提供培训项目了,比如美国科促会, 33 ,英国皇家学会, 3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公众科学意识中心, 35 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 Econnect 传播机构。 8,36 这些培训项目涉及到向公众或者媒体清晰地传播关键信息的策略等。科学家有机会学习如何把复杂的科学转变为更能理解的形式。这些项目强调演讲技巧,比如公开演讲和举办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我们建议通过增加培训课程来改善科学家同公众对话的技巧。这些培训可以通过包括指导科学家参加科学传播活动等项目实现。基于本研究中总结出的影响因素,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传播培训项目来帮助科学家准备与公众进行对话,我们认为该项目应该包括在职培训。因为体验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 10 科学家通过在体验中接受指导可以对科学传播活动产生积极的印象。这可以作为科学家和公众直接进行交流的第一步,而且可以减少科学家在更广泛的议题上同公众进行深入交流的障碍,这些议题包括科学和技术的政策和道德问题。 鸣谢 我们希望对京都大学 iCeMS 科学咖啡馆的成员对 iCeMS 科学咖啡馆的活动给予的支持表达谢意。这个研究部分获得了来自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公民和科学家合作研究项目( DeCoCiS )的 Hideyuki Hirakawa 博士的支持( Kazuto Kato 是该项目的合作研究人员),还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给 Kei Kano 的科研赠款援助项目(编号 .21830054 )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The Royal Society (2006), Survey of factors affect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2. A. Zarzeczny et al. (2009), iPS Cells: Mapping the Policy Issues , Cell 139 : 1032-1037. 3. E. Kats, F. Soloman, W.P. Mee and R. Lovel (2009), Evol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governance in Australia: a case study of engaging interested publics i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 : 531-545. 4. M. Kurath and P. Gisler (2009), Informing, involving or engag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s of atom-, bio- and nanotechnology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 : 559-573. 5. J. Illes et al. (2010), Neurotalk: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neuroscience research ,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 : 61-69. 6. K. Kato, K. Kano and T. Shirai (2010), Science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for genome-based personalized medicine – a view from the Asia-Pacific , Current Pharmacogenomics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8 : 92-96. 7. M.L. Pace et al., (2010),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opportunities and rewards for individual ecologists ,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8 : 292-298. 8. T. Gascoigne and J. Metcalfe (1997), Incentives and impediments to scientists communicating thought the media , Science Communication 18 : 265-282. 9. Wellcome Trust/MORI (2000),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public debate , http://www.wellcome.ac.uk/Aboutus/ Publications/Reports/Public-engagement/wtd003429.htm . 10. E. Poliakoff and T.L. Webb (2007), What Factors Predict Scientist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Activit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9 : 242-263. 11. M. J. Martín-Sempere, B. Garzón-García and J. Rey-Rocha (2008), Scientists' motivation to communic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public: surveying participants at the Madrid Science Fair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7 : 349-367. 12. R. Shineha, M. Kawakami, K. Kato and A. Hibino (2009), The life science researcher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communication–motivation, hurdle, and way of promotion , Japanese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6 : 17-32. 13. BIO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09), Public culture as professional science: final report of the ScoPE project (Scientists on public engagement: from communication to deliberation?) , BIOS, London. 14. K.H. Nielsen, C.R. Kjaer and J. Dahlgaard (2007), Scientists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Danish survey ,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6 : 1-12. 15.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3), White Pape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3 . 16. Cabinet council in Japan (1996), First-Stage Basic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ese),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kagaku/kihonkei/honbun.htm . 17. K. Kato, K. Matsuda and H. Morita (2007),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Japan: Considering the history and diversity (in Japanese), Protein, Nucleic Acid and Enzyme 52 : 1998-2005. 18. Cabinet council in Japan (2001), Second-Stage Basic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ese), http://www8.cao.go.jp/cstp/kihonkeikaku/honbun.html . 19. T. Kobayashi (2007), The Age of Trans-science: Brid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NTT Publishing. 20. M. Nakamura (2010), STS in Japan in Light of the Science Café Movement ,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 : 145-151. 21.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2010), Implementation 22. D. Dallas (2006), Cafe Scientifique -Déjà Vu , Cell 126 : 227-229. 23. Cafe Scientifique Organisers Conference, Leeds (2007), http://www.muskegoncafescientifique.com/downloads/conferencereport.pdf . 24. J. Mutheu and R. Wanjala (2009), The public, parasites and coffee: the Kenyan Science Café concept , Trends in Parasitology 25 :245. 25.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White Pape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http://www.mext.go.jp/english/whitepaper/1302288.htm . 26. K. Matsuda (2008), Science cafe in Japan: a report of the poster exhibition and the workshop about science cafe in Science Agora 2007 , Japanese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3 : 3-15. 27. M. Nakamura (2008), Science cafe: its scope and challenge ,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5 : 31-43. 28. R. Scupin (1997), The KJ method: A technique for analyzing data derived from Japanese ethnology , Human Organization 56 :233–237. 29.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Survey on RD activity in Japan , (In Japanese) 30. T.E. Zorn, J Roper, C. K. Weaver and C. Rigby (2010), Influence in science dialogue: Individual attitude changes as a results of dialogue between laypersons and scientists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press). 31. P. Jensen, J-B. Rouquier, P Kreimer and Y. Croissant (2008), Scientists who engage with society perform better academically , Science and Policy 35 : 527-541. 32. A.I. Leshner (2007), Outreach Training Needed , Science 315 : 161. 33.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ng Science: tool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http://communicatingscience.aaas.org/pages/workshops.aspx . 34. The Royal Society,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media training courses, http://royalsociety.org/Communication-and-Media-Training/ . 35. Centre for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shops for Research Scientists, http://cpas.anu.edu.au/workshops/science-communication-workshops-research-scientists 36..Econnect Communication Pty Ltd., http://www.econnect.com.au/services.htm#training . 原文载于: E. Mizumachi, K. Matsuda, K. Kano, M. Kawakami and K. Kato, Scientists’ attitudes toward a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a study using “science cafes” , Jcom 10 (04) (2011) A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