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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和当厨师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爱
热度 3 Rein 2011-6-16 09:54
周末参观了斯坦福第120届毕业典礼,很震撼。毕业典礼是以祷告开始的,感谢神的赐予,是以祝福结束的,祝福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是私立学校,所以可以体现出很浓厚的基督教传统。学位授予中,非常强调走上社会后,对人类的责任。和国内的毕业典礼感觉很不一样。我大概都快忘了本科毕业典礼干了啥事了,大概是汇报了一下复旦的近况,复旦的发展,希望同学们有好的前程,还有宣读各种获奖名单= = 随着毕业典礼的结束,我的第一个学年也结束了。接下来是期望快乐而又意义的暑假。说是暑假,也就只有一周休息时间。下周一开始我要去Facebook开始实习。这一周,对我来说,是快乐的一周。对很多人来说,是充满折磨的一周。因为,这一周校车停开,食堂关门,很多人吃饭没了着落。 我想当老师,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是对学生的爱。虽然我计划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再开始修教育学的PhD minor,但是我觉得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很多功课得从实践开始,而不是从课堂开始。所以,给自己订了个小小的计划,把爱先倾注在食物上。 周末买了大概20多斤的各种肉类和蔬菜。周一开始,我的“小食堂”正式开张,目标为了缓解周围因为食堂关门不方便买菜或者会做饭或者还要去实验室太忙的同学的伙食问题。因为我住的宿舍没有厅,只有厨房,根本没地方可以坐着吃饭,所以采取打包制度,来的同学想带多少就带多少走,可以减轻空间上的负担。因为锅具或者容器都很欠缺,所以到现在一次最多来两个人,半周累计五人。本来今天晚上会有个10人军团的,后来发现实在没办法做那么多东西,放弃了-_-bb 现在可以平均每天3-5个小时在厨房忙活,感觉很开心,尤其是所有东西都被人打包走的时候:) 我想,以后当老师,看到学生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带着自己倾注的满满的爱离开,是不是也会很开心呢?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当然,无论干什么事,我都会听到很多很多反对声音的,无论是当老师,或者当厨师。我觉得,反对的声音,可以让我更多的去思考。 反对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人做食物不如教人做饭。你纯粹是在培养懒人。 其实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属于自己的分工的。有的人,也许就不适合做饭,就像有的学生无论怎么学成绩都不好。我觉得老师或者厨师关键都是得用心,对学生/食客有爱。你从一个方面给予,也许别人可以从其他方面帮助别人。一个好厨师,我觉得不是能把所有人都教会做饭。一个好老师,不是一定要把所有同学都培养成考试成绩优秀的人。 另外,我尽量还是去把饭和菜做得好吃一些。如果有人愿意学我也很乐意教。老师也许也是类似的,学术水平还是得到位吧,教给那些愿意学的人。 反对二:你只能给几个人做饭,解决不了全斯坦福没食堂吃的困境。 我的哲学,做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定概率,能够帮助几个人,那么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即使一个人都不来吃,至少我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这个概率。 就像很多人对我说,你去当老师,改变不了中国的教育。不过我从来没说过我想改变中国的教育。我只是希望也许有一两个人二十年后觉得能够从我身上受益,那当老师的价值意义就完成了。 反对三:现在中国学生,高考前都忙高考,高考后就打游戏,谁去思考什么人生,谁听你这个老师什么瞎扯。 其实,我大学头两年有大半年都是游戏打到半夜两三点的。我觉得,人总还是会有一个时候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的。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有一位好老师,刚好在他们身边。 反对四:没事去当什么“叫兽”? 我和很多小朋友聊天以前,我还真没想到国内提到教授,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叫兽”。我感到我很幸运,我一路上遇到的老师大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很感谢我的高中,我的大学,给我提供了这么多好老师。希望,有更多的人很“幸运”。 ————————————————华丽的分割线再次出现———————————————————— 总结两句:无论老师和厨师,我觉得最重要的都是爱。爱需要在平常生活中进行操练。
个人分类: 生活见证|6965 次阅读|6 个评论
教师.师范.师德.师魂
panfq 2011-5-12 22:51
教师节快到了,作为教《教育学》课程的老师,自然想到先把《教师》这一章放到前面讲一讲,让师范生对教师这一职业有所了解,及早树立起从教意识,也好重视教育学这门课的学习。 然说到这一点不免惭愧,因为在教育学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我不由得向学生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师范班的,愿意当老师的请举手”,全班近 60 名同学只有 2 名举手。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奇怪,八、九年前我曾调查过两个职教师资班,有多半不愿意当教师。 如果八九年前我对学生的这一回答有点辛酸的话,那么现在我也处之坦然了。学生 不想当教师的因素有很多,但目前也存在大学生的就业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小学教师的饱和有些想当教师也当不了),许多学校的师范专业也日渐萎缩,有的学校则干脆撤销了教育学院,在一些非师范院校,教育学在外没有市场,在内则被边缘化,视之如鸡肋。 作为教育学教师,要尽量帮助学生了解教师这一职业及其要求,但要指望学生通过教育学课程的学习就发生职业观的转变,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学生的志愿更多受他所接触的社会的影响,受不同行业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对比的影响,受到前辈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的影响。学生的意愿并不因教育学课的教师对教育事业崇高的讲解就能发生变化。即使因老师的说教起变化了,真正到了工作岗位说不准他们还会怨恨老师呢。当然,如果有学生因我在教师岗位上的拙劣表演而对当教师失去信心,那就是我的失职了。 尽管如此,我还要想办法在《教师》这部分内容中讲一讲教师职业的重要性,教师这一职业群体的无私奉献精神,多讲教师模范,少讲网络上一些教师的抱怨,少提及“范跑跑”之类,因为我相信,尽管学生的未来职业期望如何,毕竟对教师还存在着一些美好的印象,不愿让教师在实际职业中的辛苦辛酸而冲淡了美好的期望。 如果按照现在《教育学》课程的编写顺序去讲,又有点枯燥。于是思考、寻找了一个上午,想补充以下的材料: • 先放几个教师工作的幻灯片。并说明教师的社会贡献。 人类文明是递进延续的。教师作为一份崇高的职业,她 实际上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传播者。 教师通过知识积累、研究社会,通过教书育人,把社会“接力棒”传递给学生,使之继续探索,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从蒙昧通向文明, 使人类从无知步向有知,进而使人类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人类也因此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  然而当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0 级特大地震时,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感人故事,感动得你热泪盈眶,感动之后,一种无限的敬重和敬仰在心头升起,并 促使人性和人的精神不断升华,也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教师这个角色,更加理解教师角色的深刻内涵 。 5 月 12 日 ,当地震到来时,绵竹市德阳东方汽车轮机厂中学任政教主任谭千秋毅然张开双臂,为四位学生挡住了死神的脚步,自己却被无情的地震夺走了生命。……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 张关蓉在丈夫谭千秋的遗体旁痛哭。 谭千秋 —— 大爱无声铸师魂 2008 年 5 月 16 日 上午 11 时 11 分,一位名叫 “ 方英年 ” 的网友在天涯茶社发帖,深切悼念自己的同学、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教师袁文婷,为拯救学生,将青春定格在了 26 岁 …… 永不凋谢的花 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 36 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女教师李佳萍被救出的时候,已停止了呼吸。 李佳萍 满是血迹的玉镯 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 不仅在地震这样的大灾面前,其他情况下: 江苏十万群众泪别为救学生牺牲教师殷雪梅 殷雪梅 1954 年出生, 1976 年走上教师岗位,生前在金坛市城南小学任教。 2005 年 3 月 31 日,殷雪梅老师在护送学生过马路时,为救学生被高速行使的汽车撞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于 4 月 5 日 1 时离开人世。参加工作近 30 年来,她深受学生、家长爱戴,先后多次获得金坛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一桩桩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活着的每一个人。 …… 他们的所作所为,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精神和品德,苍天可鉴,日月可鉴。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在灾难来临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人的安危,而不是自己? 毫无疑问,是一种无私无畏的高贵精神在驱使着他们,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人性光辉在激励着他们,是一种对他人生命的无限敬畏、恃重、关怀与爱护在告诫他们 —— 先人后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也决定教师必须拥有崇高的职业道德。 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就是师德。常言道:“学高为师,德 ( 行 ) 高为范”,于是教师就必须要为其拥有高尚的人格而努力,切实提高自己的素质,加强各方面修养,使自己真正具有“师”“范”之风! • 教师节快到了,请回想一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想想对你印象深的原因,概括一下他们的特征。 • 欣赏歌曲,谈谈感受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 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 .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 , 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才知道那间教室 , 放飞的是希望 , 守巢的总是你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才知道那块黑板 , 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 , 让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 .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 , 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才知道那支粉笔 , 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才知道那个讲台 举起的是别人 , 奉献的是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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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振东:怎样写教育学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tangminqian 2011-4-26 13:15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首页 教育学在线 狗山杂谈 http://epc.swu.edu.cn/article.php?aid=3121rid=4 怎样写教育学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来源: 本站搜集整理 作者: 孙振东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 2005 年在《中国西南论坛》陆续撰写的关于写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几个零碎小文组合而成,本来用于师生之间内部交流,后来被部分网络博客或者论坛转载,传播比较广泛。读者反映该文对写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比较有帮助。现在正值新一届同学写作开题报告之际,转载该文,期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一、开题报告的结构(开题报告的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顺序) 开题报告又名研究方案,是实施研究前写成的关于整个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以及对研究内容和整个过程的构思、策划和安排。一般课题研究的开题报告应该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的主要方式方法、主要参考文献、时间进度安排、预计的成果形式、经费预算、研究的组织管理等组成部分。 学位论文的写作,实际就是一项课题研究,但是由于学位论文研究的课题成果形式就是一篇论文、一般也没有研究经费、时间短并且是个人完成,因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就没有或者没必要写时间进度安排、预计的成果形式、经费预算、研究的组织管理等部分。 具体说,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结构和每部分的要求如下: 首先就是题目了,把拟写的论文题目写上,题目后用括号写明 “ 开题报告 ” ,或者在题目的左上角用小字写上 “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 。题目下要写上专业(二级学科)、研究方向、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研究生(姓名及学号)。 然后写开题报告的正文部分。开题报告不需要开篇语,直接按照下列顺序写各部分(每部分内可根据需要再加小标题): (一)问题的提出 这个部分主要说明自己要研究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必要时顺便把题目中有关概念解释一下;然后阐述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或者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上是如何重要;再后 在文献综述基础上 , 阐述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研究如何如何不够 , 由此找到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再简略谈谈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意义,特别注意与前面关于问题重要性的阐述要照应起来,不要重复,两者不同在于,前面谈重要性是比较宽泛地谈,而后面的意义或价值是具体到自己的研究达到预期目的后的意义或价值。最后,根据需要,可简单谈谈谈研究的可行性,即研究的主、客观条件。 这个部分是开题报告的一个重点,注意论证的严密性、说服力,让人看了觉得你的问题确实重要、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你也有条件研究这个问题,就算是达到目的了。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这个部分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基本思路,不要颠倒了,因为没内容,还不知道要研究那些方面是无法谈思路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你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包括的主要方面,简略地介绍一下;基本思路,就是对研究中涉及到的主要关系、联系、层次、顺序的考虑,先简略地把写出来,然后再通过论文提纲写出来,提纲最好附在整个开题报告最后,此处写个 “ 附提纲:见后 ” 。提纲最好稍微详细点,写到 3 级标题比较合适。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计的创新点 这部分注意要谨慎地写创新,字数不多,但要谨慎下笔,注意结合前面文献综述中了解的已有研究情况,照应起来,但是不要再重复文献综述,只谈自己的可能创新之处。 (四)研究的主要方式、方法 这个部分又是一个重点,不可轻易地随便写上几个方法完事。要弄清自己的研究类型,然后根据你的研究类型,把研究设计搞明白,把那些可能影响研究效度、信度的因素以及你如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的措施简略交代清楚。比如说实验研究,就要把采用的基本实验设计说明白,然后说明可能的干扰因素及其消除办法等;再如调查研究,要重点说明对象的设计(如如何获得样本等)和工具的设计(如问卷)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弥补措施等。顺便也就交代了研究的具体方法。特别注意不要随便写 “ 文献法 ” 、 “ 观察法 ” 、 “ 比较法 ” ,任何研究都要查阅文献、都要观察、都要用比较,一定要弄清这几个方法的独特含义。 (五)主要参考文献 这个部分罗列的参考文献,不是你写开题报告的参考文献,而是你要写的论文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体现出你是不是具备了研究该问题的基础条件,是不是全面深刻把握了该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不可随便罗列一些了事。要体现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国家的已有研究情况。文献要尽量是重要的、经典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另外还要注意文献的排列顺序。现在有的人主张按照字母或者姓氏笔画排列顺序,其实这是欠考虑的一种主张,因为这种排序对于毕业论文来说毫无意义,空填读者查阅的麻烦。我们主张,先按照中外文文献分(不需要标明,别人一看就晓得中文还是外文;还要注意,是中外文,不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就是是中文的)、再按学科分大类排序(也不需要标明,因为有些文献很难说属于哪个学科,只是相对区分),最后在各学科内再按照时间排序。所有文献可一个序号排下来。参考文献可以用所谓 “ 国家统一标准格式 ” ,也可以用传统的格式(传统格式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征稿启示的要求)。 总之,开题报告也是一篇完整的论文,有自己的逻辑结构,不是可以随意编排的。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科研缺少规范,很多人对开题报告的结构各有说辞,不少人凭经验办事或者模仿上届同学的。别人的、上届同学的,可以参考,不同人的不同说法也可以参考,但是要看看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乎逻辑。 以上所述,期望对朋友们写开题报告有所帮助,不当处可一起讨论、完善。 二、关于 “ 理论支撑 ” 问题 问题研究要以已有思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有个具体的 “ 某人某理论 ” 为支撑。有些学者,甚至是一些科研成果颇丰、教学颇有经验的研究生导师,经常要求学生在开题报告里要有个专门部分明确写出 “ 理论支撑 ” 。我觉得这种做法和主张是十分值得商榷的。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某种理论或者方法的运用;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固守一个理论视角、找出个对问题的 “ 视角形象 ” 。研究要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理论中心、学科中心、方法中心。因此,凡是有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我们的 “ 理论支撑 ” 或者 “ 方法支撑 ” 。要不要在开题报告或者论文里专门交代 “ 理论支撑 ” ,这要看研究的类型、问题的性质。对于那些 “ 应用型 ” 课题,它的研究本身就是要运用某个或者某几个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然要交代这个理论。这种情况的前提是,研究者认为这些具体理论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有效、甚至是无此理论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课题并不是这样的,对它们的研究当然也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理论基础不是解决问题的 “ 模板 ” ,而是以指导、渗透、规范等多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整个研究。并且这些理论基础很广泛,可能是博采了已有相关研究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可能只采用了其中的基本理念。这样,就不好具体说研究的具体 “ 理论支撑 ” 。对于大部分研究来说,局限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具体 “ 理论支撑 ” 反倒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是一种违反研究方法论的做法。 需要再次强调,不是任何课题研究都有个明确具体的 “ 理论支撑 ” ,但是任何课题研究都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些同学误解了导师的意思。或许导师要求你弄清自己研究的 “ 理论支撑 ” ,本意是要你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要建立在已有研究和有关理论基础上。这并不是要求你一定写出具体哪个理论是你这个课题研究的 “ 理论支撑 ” 或 “ 理论模型 ” 。这种要求是针对我们一些同学的研究过于 “ 就事论事 ” ,没有理论知识积累为基础,没有理论思考。那么,对于大部分有理论基础却无具体 “ 理论支撑 ” 的研究,我们如何体现自己的理论指导或理论基础呢?很简单,这些理论基础体现在你对问题的阐述和分析中。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文章或者开题报告,在有些段落这样写道: “ 本研究以教育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原理为基础 ……” 、 “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批判吸收了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合理主张 ……” 、 “ 本研究以知识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为依据, ……” 、 “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的经济效益 ……” 等等,这就是在体现自己的理论指导或者 “ 理论支撑 ” 。这些仍然还是显性地体现自己的理论基础。还有的,看上去没有文字专门体现理论基础,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你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辩证法观点、用科学哲学观点、用人力资本理论、用统计学原理、用人类学理论等等,这就是有理论基础或 “ 理论支撑 ” 了。完全不必要机械地、死板地、不分课题类型和课题需要地去专门阐述 “ 理论支撑 ” 。学位论文属于 “ 互文式 ” 的文章,对于那些众所周知(至少行内人知道)的理论,是完全不需要你再去费笔墨偏离主题烦琐赘述的。至于那些专门应用某个或某几个理论(尤其那些鲜为人知的理论)解决某个问题的研究,则另当别论。 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或者 “ 理论支撑 ” 应该在开题报告的哪里体现或者必要时专门交代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看过一些开题报告,既有硕士生的,也有博士生的,对理论基础或者必要的 “ 理论支撑 ” 的体现搞得很不顺,典型的就是专门列出一个部分写 “ 理论支撑 ” ,给人感觉是使开题报告 “ 胀肚子 ” ,甚至离题发挥。难听点说,显得很拙。其实,即使那种专门需要写具体某几个 “ 理论支撑 ” 的研究课题,也不必要独立专门列出个标题,去大写特写那些 “ 理论支撑 ” 的具体内容。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撑是有机地结合在两个地方来体现的:一是 “ 问题提出 ” 中文献综述时,你在评论别人研究的时候就能够体现出来。你评论别人的,自然就有个自己的观点立场,不用专门声明,别人就可以看出你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自己理论倾向,有运用自己坚持的理论的清楚意识。另一个就是在 “ 研究的基本思路 ” 部分,道理也是很简单,只有用自己坚持的理论基础,才可以有对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这个部分体现自己的理论基础或者 “ 理论支撑 ” 最明显、最集中,但是也不见得要去大声声明、大写特写,很自然地就可以 “ 顺便 ” 交代出来。如 “ 本研究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为指导,批判分析了当代西方几种主要哲学思潮对新课程改革的影响 …… ;然后,在教学认识论基础上,探讨了学校教育中 …… :同时, …… ;最后,根据 “XXX 理论 ” 提出了 …… 。别人一看,就很清楚你的理论基础或 “ 理论支撑 ” 了。至于个别专门应用某个具体理论、尤其学界还不是很熟悉的某某理论来解决问题的研究,可以在这个部分专门列标题或用其他形式阐述理论支撑,但是也要与自己的研究思路有机结合起来,不要弄成 “ 理论的堆砌 ” ,搞得与自己的研究 “ 两张皮 ” ,给人云遮雾罩、淡化主题的感觉。 总之,还是那句话,一篇开题报告本身就是一篇逻辑严密、说理清楚的完整文章,它有自己的基本结构,不要机械地去凑、去模式化,应该针对自己的问题去写,建立在自己比较成熟的思考基础上去写。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我们的问题研究制定出一个完整研究方案,让同行专家听了、看了以后,感觉问题重要、已有研究情况把握全面、有研究的必要、问题清楚、思路清晰、方向明确、设计周密、方法得当。 顺便说一下, “ 开题 ” 是什么意思。本来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是问过部分同学,竟然有不少人不很清楚这点。甚至有人认为 “ 开题 ” 就是为 “ 论文开头 ” 。我似乎明白了,这可能就是很多毕业论文把开题报告囫囵地作为论文第一部分的原因吧。 “ 开题 ” 一般是为研究课题制定研究方案。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兼有 “ 申报课题 ” 和 “ 制定研究方案 ” 两种功能。 “ 开题 ” 与 “ 写论文 ” (实际是实施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如演戏之前导演与演员 “ 说戏 ” 与演员实际上台 “ 演戏 ” 之间的关系,又如教师上课之前与教研室同志 “ 说课 ” 与上讲台 “ 讲课 ” 的关系。演戏或上课时,没必要、也不应该加一些旁白说 “ 我下面要如何如何唱了 ” 、 “ 我下面要配合理论讲解进行实验直观了 ” ,同样,写论文的时候没必要、也不应该站到研究之外去,费那些笔墨唠叨自己要如何如何了。学位论文就是一篇比较长点的论文,与我们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本质不同,一样地要简洁明了,针对问题去研究就是,不应该有那么多的 “ 包装 ” 。在一次答辩会上,张诗亚先生曾经对这个现象打比方说: “ 就如一个小萝卜,包上一层层绸布,揭开以后,没东西了 ” 。我觉得更像火车上卖的包子:咬一口不见馅,再咬一口,还不见馅,第三口,咬过了。说上这段似乎多余的话,是想提醒同志们,写开题报告的时候,要明白 “ 开题 ”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明白开题报告与论文的关系,这样才能知道开题报告该写什么。 三、关于 “ 概念界定 ” 问题 研究中概念清晰是必要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理性地把握研究对象,概念不清必然导致思维混乱。有的人说,研究一个事物或者过程,也少不了体验性的非理性把握方式。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讨论过,只依靠理性把握,这是科学认识,科学认识不一定能够认识事物或者过程的全部,非理性把握方式是我们全面认识事物或过程不可缺少的。但是,无论理性认识还是非理性认识,最终要通过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那就不能不要清晰的概念。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却是事实。既然开题报告是为要开展的研究设计方案,要为研究后写作论文做出纲领,就不能不对把涉及到的概念弄清楚。这就是导师和专家组强调开题报告中概念界定的原因。 但是,强调概念界定,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要去概念界定,也不是一定要在开题报告里专门列一个部分进行概念界定。这样未免太机械、太教条。要不要概念界定,要看是否需要。如果你的研究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是学术界流行的、行内人周知的,那就不必概念界定了;如果你用的主要概念比较新鲜,或者有自己独特的内涵,那就要进行界定。概念界定也不一定要专门设置个条目,就在行文中顺便予以界定就可以了。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一些尴尬和别扭。如有的开题报告,还没有开始正文,上来就突然一个概念界定,有的则写了一阵子了,那概念用了多次了,又突然来个概念界定,这都是没有处理好概念界定问题而出现的尴尬。完全可以在行文中第一次涉及到需要界定的概念时,接下来顺便用 “ 本研究中所谓的 XXXX 是指 ……” 这样的方式进行界定,或者很不方便的时候,可以用注释予以说明、界定。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貌似需要界定的概念,其实不用界定,而有些貌似不用界定的概念,却要予以界定。这里是说的是概念,不是说的词汇。词汇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有时候同样的词汇,指代的概念不一定相同,反之,有时候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词汇表达。这是个简单道理,但有时候我们一些同学却忽视了。例如,经常有开题的同学说 “ 经过在 XXX 搜索某某关键词,发现该方面研究很少 ……” 。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被老师们批评说文献查阅不够、资料把握不全、对已有研究评价不对。原因很可能在于开题人混淆了概念与词汇。比方说,你要研究有关 “ 人的全面发展 ” 的课题,你只查 “ 全面发展 ” 或者 “ 人的全面发展 ” 就不够,还要查 “ 自由发展 ” 、 “ 充分发展 ” 、 “ 和谐发展 ” 等才可以比较全面。又比方说你要研究 “ 科研问题意识 ” ,只去查 “ 科研问题意识 ” 或 “ 问题意识 ” 可能就查不到多少,换个 “ 问题的发现 ” 就可能又查到很多有关研究。 还需要注意的是,一项研究的主要概念或者叫关键词,应该是能够表证你的研究的那些概念和关键词,要与一些机关文件常用的 “ 主题词 ” 区分开。并不是题目上的那些单词就是关键词。在历年毕业论文中,很多同学不注意这一点,是十分遗憾的。如《小学教师专业化培训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这个题目,就不能把 “ 小学 ” 、 “ 培训 ” 、 “ 问题 ” 、 “ 对策 ” 作为关键词。开题报告中需要界定的概念,一定是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主要概念,并且是不界定会被误会的那些关键概念和主要概念。那些研究中虽然涉及到,但是并不是自己研究中的表征性的概念,就不要去界定了,如本届毕业生的论文中,有的同学写的是 “ 教师城乡交流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文中专门去界定 “ 交流 ” ,还用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理论去界定这个概念,就十分没有必要。这就是张维平教授说的那种情况: “ 要讲红烧肉的做法,没必要从养猪开始说起。 ” 总之,开题报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概念清晰是必要的,但是,要不要概念界定,要看自己课题的具体情况,不要教条化、模式化。需要概念界定时,也要顺理成章,不要搞得报告结构上疙疙瘩瘩、失去逻辑。专门列条目进行概念界定,一般会造成写作上的尴尬,显得机械、笨拙。 四、关于 “ 文献综述 ” 的写法以及参考文献排序问题 文献综述实际就是对已有研究情况的介绍和评论,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问题,寻找研究的切入点,避免重复研究,少走弯路。显然,文献综述要建立在全面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参考文献的著录是另一个问题,由于与文献综述相关,顺便谈谈。 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文献综述部分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不清楚文献综述的目的;第二,只对文献介绍,没有给以评论;第三,对已有研究情况没有全面把握,评述的文献没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第四,对前人和别人的研究成果妄加评论;等等。其中,不明确文献综述的目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本来 “ 文献综述 ” 这样几个字是不应该出现在开题报告中的,而是应该用 “ 已有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 。对已有研究情况的介绍和评论,是在问题提出部分写的。文献综述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明自己问题的重要性或必要性。在问题提出部分不对已有研究情况予以介绍,怎么说明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可是,很多同学写的开题报告,都是在问题提出或者 “ 选题缘由 ” 部分,胡乱地说几个理由,有的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在后面再另列部分进行文献综述。在今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中,有的同学的开题报告结构竟然这样:一、问题提出;二、文献综述;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这显然是不会写开题报告。没有对已有研究情况的评述,没有对自己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介绍,怎么会有 “ 问题的提出 ” ?把文献综述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抽走,问题提出或 “ 选题缘由 ” 部分写什么?从开题报告逻辑严密和简单明了的要求出发,应该在问题提出部分综述已有研究情况,通过介绍别人已经研究了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用了什么研究方法等等情况导出自己研究的必要性。 对已有研究情况的综述,一定要注意尽量简明,突出 “ 综 ” 字。综述要紧扣自己研究的问题,指向自己研究的问题;综述要体现已有研究的全面情况,但是又要突出重点。有不少人在写文献综述时,写得零碎杂乱,过于详细具体,不得要领。已有研究很多,但是综述不一定很长。概括地介绍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同时以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为例子,这样才叫综述。 既然文献综述的目的在于导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说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性,那么就就不能 “ 为综述而综述 ” ,不能只述不评,更不能忘记了自己的选题方向,去对已有研究做一般的评述去。不少开题报告只是大篇幅描述别人的研究,却不能恰当地、具体地予以评论,往往是只在最后来一段几行字的概括。不会有机地把述和评结合起来,找不到已有研究的不足,是缺乏深入思考导致的。有不少同学找不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只好说人家 “ 只是理论阐述,没有用实证方法 ” ,或者笼统地说 “ 已有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 ” ,或者笼统地、武断地说 “ 对 XXXX 研究很少 ” 。文献综述的写作是要费时间、费脑子的,不是随便扯拉点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已有研究情况的把握建立在全面、深入查阅、挖掘文献的基础上。全面,就是要把与问题有关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派的有关研究反映出来;深入,就是不要只从文献标题字面意思去查找文献,而是要看文献体现的研究实质上是不是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现在我们很多人查阅文献,局限于用计算机在 CNKI 或者一些网站搜索引擎查几个字面看上相关的关键词。这样查阅的文献太有限了,远远不能体现已有的研究情况。这些问题我们都说了多次了,可是很多人照旧要去这样做。 在开题报告里面,参考文献属于正文的组成部分,不能像我们一般写论文那样,把参考文献当成个 “ 尾巴 ” 。开题报告中的参考文献部分是体现你对已有研究情况把握全面程度的,是拿来让参加开题的人们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开题报告中要 “ 主要参考文献 ” 与其他部分一个序号排下来。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问题,虽然没有固定形式,但是要遵循便于读者查看的原则,要明显地体现出你的研究占有资料的情况。因此,最好能够体现出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几个方面。一般就把中外文先分开,各部分再按照出版或者发表的时间由早到晚排列。必要时,还可以相对分几个学科,一个序号下来,但是每个学科中再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现在,有的人提倡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或者按照作者姓氏笔画排序,实际上这种排序主张是缺乏考虑的。把人名索引的排列方式用于主要参考文献排序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懂学术规范的表现。 还是那句话,开题报告的写作格式不是哪个人规定的,而是由开题报告自身的逻辑决定的。开题报告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先写哪些后写那些,都是有个道理在里面。我们强调开题报告的规范,因为学习写开题报告本来就是研究生学习做科研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以后我们做课题、搞科研必须要做的工作。 以上关于写教育学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几点意见,或许也可以供其他专业参考。但是,无论是教育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以上意见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只能做参考。我谈这些意见,不是企图为撰写开题报告制定原则,而是想谈出来与大家商议,以便促进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
个人分类: 研究方法与规范|25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做教师的基本条件
热度 3 hdmutong 2011-4-20 14:24
做教师,要求具备以下几点素质: 对学生有爱、希望、信心、关心和幽默。
个人分类: 凡人琐事|3372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叶澜,底特利希•本纳等:中德学者关于教育学问题的一次对话
tangminqian 2011-4-18 13:51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首页 教育学在线 理论研究 http://epc.swu.edu.cn/article.php?aid=3530rid=4 中德学者关于教育学问题的一次对话——“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与本纳教授的座谈会 来源: 《基础教育》2011年第1期 作者: 叶澜,底特利希•本纳等 摘 要: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本纳相会上海,就教育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本纳对普通教育学、教育过程中“教”与“学”的转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同时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成员提出的关于复杂理论与教育的关系、德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回应。双方一致认为,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就不会终结。 关键词: 教育学;教育;转化;对话 叶澜(以下简称“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本纳教授与我们进行座谈,使我们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他的教育学思想。很感谢本纳教授答应邀请。尽管我们与本纳教授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早就了解了本纳教授,因为本纳教授的著作已经通过彭正梅老师翻译成中文,我们也拜读过了。 上次我们(我、黄志成教授、徐斌艳教授、李政涛教授,还有两位没有参加本次对话的老师)组成了代表团,慕名前往德国访问洪堡大学。尽管当时本纳教授有事不在学校,但是他委托了汉斯先生做了非常热情周到的安排,并与我们进行了学术交流。 接下来,我们就昨天听报告之后,根据对本纳教授尽管有限、但却是思考过的了解进行提问,可以请教本纳教授,也可以谈我们自己的看法,做些交流,所以今天是一个对话。希望今天的对话能比较热烈和敞开。接下来,是我们开始提问题,还是请本纳教授先说一说我昨天预交的一些问题? 本纳(以下简称“本”):首先,感谢叶老师邀请我在这里与大家有一个大聚会。我十三年前首次认识了中国的一位教育家。这样一来,我与中国教育界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裂过,而且越来越密切。不仅我有机会来中国访问,还很荣幸能在柏林偶尔地接待中国的教育访问者。我觉得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徐斌艳和彭正梅两位先后申请到了洪堡基金,也都到我们那儿完成了任务。 在这样的合作背景下,柏林开过多国的教育论坛,在教育论坛上我们也联络了来自瑞士、意大利等各国的教育研究者。这样的背景让我想起了昨天叶老师提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着一门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学?如果存在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把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科学?教育学是不是能独立成为学科?关于这个问题,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感觉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更重要一些,因为波兰、加拿大等与德国的文化比较接近。但是中国不一样,几千年历史和文化是很吸引人的。如果说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学者谈有关教育科学的话题的话,我相信应该存在着叫做“教育学”这样的学科。十五年前,我们开始比较严肃地探讨这个问题——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这也是我们十五年来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在我们十五年的奋斗中,偶尔通过彭正梅等把我的想法翻译出来,使中国的研究者能够对我的想法有所了解。在我看来,普通教育学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但是,如果普通教育学作为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认识的话,它是存在的。因为这段时间我有个重要的学术活动的准备——研究蔡元培。在研究蔡元培的过程中,我很惊讶他能够把美国和欧洲的思想很好地连接起来,这也是一种转换。这种转换不是简单地把陌生的东西移植过来,如果是简单移植的话,就有文化殖民的倾向。转换意味着将陌生的东西与我们熟悉的东西建立联系。在这样的思考下,我提出了“转换”这一概念。 在我眼中,中国也正朝着现代化发展,而且允许大家言论自由,有这样的讨论空间。这样一种勇于讨论的场面,我也不断经历到。我深深感受到昨天①涉及的那些概念——有关“非等级化”、“教育转化”的概念,在中国的研究领域里也在热烈的讨论之中。由此也感到非常荣幸,《普通教育学》能够译成中文版供大家了解。《普通教育学》已经翻译成多国语言,像俄语、意大利语,部分章节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波兰语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似乎感觉到教育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是七十年代末,那个时候人们开始有口号说普通教育学要终结了。七十年代末,大家在探讨要终结普通教育学,要终结普通的成人教育学,要终结普通的学科教育学。就是在这样的激烈背景下,我这本书出版了,确实也引起了轰动。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这本书目前得到了认可。但是,这不是完整的体系(教条性的东西)。借助这本书,主要是鼓励人们来对话、讨论,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从这一角度说,《普通教育学》不是适合所有领域的,因为主要目的是用来鼓励人们对话、反思。它的适用性、有效性必须在讨论中接受检验。 我在 2004 年出版了称作《教育学史》的手册(专业的、很厚、像辞典一样的教育学史百科全书)。目前(这样的百科全书)只有哲学史、历史基本概念、教育学史这三个方面(可能指德国,叶注)。在这个手册里面,涉及到两千五百多年以来,有关“学校”,还有昨天说的“主动性”、“转化”等概念。从内容上看,它是一部欧洲的教育学史。在这里(我)非常期待,在近十年内能出版中国回顾两千五百年来的教育学史手册,这样中国关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一个系列。希望能见到这样的成果。像这样著作的重要意义不是实验研究能比拟的。现在很多的研究取之于实验研究成果,一般也就十年、二十年的历史。从实验研究的角度看,研究本身的历史不是很长。这是学术上的短时记忆,我希望学术上的长时记忆也能被挖掘出来。期待着中国研究,从孔子到共和国、文革、改革开放时期等,把这些时代的教育研究都串起来,看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关联性。接下来,期待与大家的对话。 叶:本纳先生把他对普通教育学的看法作了一个回答,我们下面可以围绕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也可以提出别的问题。我就这一个问题作一个回应。本纳教授刚才讲的教育学,主要是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对教育的共同的、一般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普通教育学的一个维度。现在为什么会提出普通教育学的终结?在中国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除涉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过了教育学的范围,任何一门学科儿乎都能介入到教育领域中做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在教育研究中,教育只是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进入,它们都构成教育学的内容,所以就不需要普通教育学了。这是一个观点。如果再追溯到杜威,在他关于教育学资源问题的文章中,他说过教育学不可能成为一学科,它只能运用其他学科来说明它,教育学本身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有,就会变成教条。讨论教育学,不是具有普通教育,这个问题的提出还与一个景有关:交叉学科都进入教育学研究中。对于这点,我提出我的基本看法。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科进去对教育的研究,都不能够代替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教育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教育的“内立场”和“外立场”的区别。其他学科是从他们学科的立场对教育做研究,而教育学是进入到教育内部来研究教育。在我看来,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被世界公认为是科学教学的开端,就是因为赫尔巴特研究的是教育内部、与学校的一系列活动整体有关的问题。从这一点讲,我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的立场至今没有过时。而且,面对众多学科都来研究教育的现状,教育学的立场又面临新的挑。不知道本纳教授对于多学进入教育领域的研究这一个事实是怎么看的?不知道在德语中“ pedagogy ”与“ education ”是否有别。后来对教育问题的讨论就是从用“ education ”代替“ pedagogy ”开始的。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思潮了,认为只要研究教育,什么都可以,可以不用“ pedagogy ”了。 本:现在我对您的理解更深了。我觉得,教育问题确实需要其他领域的研究,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领域等。从外围来研究教育问题是应该的,但是也应该通过我们的学科来研究一些教育的问题。教育学从其他学科学到了很多,但是其他的学科也应该向教育学学习。我这里想举一些例子。当下人们在津津有味地讨论有关脑科学研究的问题。大脑中的联结是学习的结果。但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教育学历史上两千多年一直在讨论。我昨天提到“可塑性”,这个概念强调的就是个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形成。我觉得很惊讶,在脑科学领域出现了这样一个词:“实践学”。实践教育学的本质也是强调一种行动。赫尔巴特已经提到,行动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行为特征。 叶:行动是性格的基本原则,性格要通过行动来呈现。这样的理解是否合适? 本:性格是通过行动来产生的。实践学的东西是赫尔巴特就已经涉及到的。下面是第二个例子。 能很好地区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一个例子就是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说”,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这三个阶段。科尔伯格感兴趣的只是判断这样一种形式,并没有去强调判断的内容或者判断的行为。那么我们教育学其实很强调判断的内容,也就是去判断什么;另外也强调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去判断,即判断行为。科尔伯格认为要达到他所说的上位水平的话,一个人已经是成人,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科尔伯格认为,只有在经过了教育之后才能达到那个水平,因为他说二十五岁的时候才能达到最高水平。一些对比的实验室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六岁的小孩也是有可能达到科尔伯格所说的最高水平的。在一个对儿童的实验研究中,给六岁的小孩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小孩在用沙盘玩沙子,另一个小孩想把他的沙盘拿走,你怎么判断这个场景?六岁的小孩不可能简单地说:“你不可以拿走这个沙盘”;他会这样来判断,他说:“不可以拿走我这个沙盘,因为你拿走了这个沙盘,我是要伤心的”。他已经有这个判断能力了。从科尔伯格的研究中,我们当然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如可以学习他的道德两难问题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不仅可对成人提出这样一种道德两难方式的问题,其实对于四岁、六岁的儿童,也可以想办法去研究同类问题。 彭正梅:心理学家认为要那么长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教育学则可以通过影响学习过程,让孩子更早就可能达到。 李政涛:本纳教授您好,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教育科学的,我们已有的对教育科学的判断,科学的标准往往是从自然科学来的,那么我想问的是教育科学有没有可能确立自己的关于科学的标准? 本:我在四十年前就尝试着去寻找教育科学是不是有自己的科学方法,是其他科学没有的。到今天,我认为教育科学其实不存在自己的独立方法,而且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方法。因为在整个科学领域,已经有五、六个非常基本的方法。比如说中国的中医治疗以后,自己内部可以有一个康复的循环过程。还有就是来自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研究法。第三种方法就是历史法,历史的考证。第四种是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分析,这样一种方法论注重体悟。比如我们眼睛看到太阳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这是一种现象上的感知;但是从物理的角度,其实是地球在转。第五种方法是意识形态论。这五大方法论其实适用于所有的科学。 我们教育科学需要的不是自己的方法,需要的是自己的理论。我想把我自己的理论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的观点是:学习其实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过程,学习是由于困惑,然后产生了一种消极 ② 的经验。教育其实是一种艺术,要让学生产生困惑,产生消极的经验,甚至是激怒他。 叶:实际上,德国的科学是一个大科学概念,所有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科学。它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所以他(本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可行的,而且德国认为智慧的源头都在古希腊。 李政涛:这两年,我们中国教育研究界很关注“复杂理论”、“复杂科学”,尤其是莫兰的思想,那么在此想请教本纳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尤其是怎么看待“复杂理论”在教育学中的作用,以及它和教育学的关系? 本:我不太清楚,莫兰的理论是不是很新的? 彭正梅:复杂理论和卢曼的理论比较像,卢曼认为社会很复杂,但通过设计制度加以改善。 叶:也不一样,莫兰的理论涉及到新生成体的自组织发展,不是一个制度设计,是自我生成,是说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友展上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外部环境的大量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新的组织,有生命的组织,它会自我复制,会生长。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会对“复杂理论”有比较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事物怎么在环境和主体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地生成、发展。我们认为这对于揭示教育中人发生变化的过程有帮助。本纳先生所强调的“转化”是把社会的东西转化成教育的东西,我们还强调教师外在的“教”怎么促进、怎么转化成学生内在的“学”,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本:这里强调一种心理机制,内在的自我建构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要影响人的内在的自我建构的过程,要强调的是一种交互和互动。自我发展的系统,可以自主学习,这个没错。但是教育对自主学习要有一种影响。 在当前学习理论的研究中,有两种研究思潮,之间要有个妥协:一种强调学习就是一种模仿,还有一种强调学习是一种激进的建构。对我来说,学习过程就是如何从模仿的学习到激进建构的学习,然后反过来,激进建构学习又怎么过渡到模仿学习,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交互。 叶:我们认为,教育学应该研究“教”是怎么转化为学生的成长,这是教育学研究的主题。研究“教”与“学”之间的转化是怎么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 本:确实需要考虑怎么把“教”转化成一种“学”。“教”是一种自组织,“学”也是一种自组织,怎么把“教”这种组织转化为另一种“学”的组织呢?举个例子,我学打网球时,我的教练非常好,总是学我自己打网球的错误的姿势,那么等于把学员的错误姿势模仿出来(把学员的错误通过行动模仿出来),然后再告诉我网球王子贝克是怎么打的。教练先把我的错误表现出来,然后又演网球王子怎么打。教练跟我说:“想像贝克那样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你可以打的像应该要打的那样。”其实教练就是激发我怎么把我打球中的“错”转化成某种东西。 叶:到最后可能还要有种“本纳式”的打球姿势。(众笑) 本:打得像我自己的,但不正确。因为教练已经模仿了我的“错”了,有对照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把我的“错”,通过打球转化成正确的打法。这里说到的模仿,是教练模仿我的错误打球方式。 还有一种建构,是让我看了教练模仿的错,又看到了贝克是怎么打的,然后让我自己建构怎么正确地打。我打了以后,教练又观察我,观察之后可能又发现我新的错误打法——就是打球当中出的小错误动作。教练又用这样一种方法,不是说我哪里打错了,而是模仿我打错的地方并打给我看,让我知道我是这样子错的。这样就是错误分析了。我觉得,我怎么学打网球的例子,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模仿、建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说的就是一种类似错误分析的方法,通过模仿和建构。但是对学生错误的分析,有时候不需要教育去干预。比如说,小孩的错:在走路的时候摔跤了,拿东西拿不到。类似于这种小错,其实学生自己可以纠正,不用通过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教育过程。但是,小孩在学习语言,或者说分析有关道德问题时有错的话,从教育学角度去分析就非常重要,因为他不能通过自我的错误分析来纠正。刚才的这个例子涉及到我之前提到到的五大类最基本的方法论。从史的角度就贝克的打法,还朽从时间爱的角度,错误分析的角度等等。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意识形态分析。在数学中学习有关百分数概念时,如果存钱到银行,利息是 10 %;然后,一百块就变成了一百一十块。但我觉得这个钱是银行是银行增加了 10 %,未必是我增加了 10 %。这样一种情景可以用意识形态来分析。从数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没错,一百变成了一百一十;但是从经济角度就不太准确,在银行的钱根本没有增加。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也是关于错误分析法的。有一个研究者说人际交往是分阶段进行的。一个英国士兵要认识德国女士的时候,可能要产生矛盾了。英国女性跟人接吻是很晚开始的,先是握握手、轻轻抚摸之类,然后才慢慢接近身体。但德国女性在交往过程中马上就可以接吻。当英国的士兵与德国的女性交往时,德国女性按照她交往的节奏,一上来就去吻英国的士兵,英国的士兵会非常幸福,觉得自己达到目的了,因为在与英国女性的交往中,接吻是最后阶段的。这样就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困惑。(众笑) 叶:可见意识形态在此不是纯粹指政治的,也是思想观念体系的。 本:孤立的研究自组织是不合适的,必须放在教育与教育学的过程中。 叶:为什么会提自组织?因为过去的教育学研究忽视学生成长,需要由外到内、然后自我再生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教育看得比较简单,只要教师讲——传递式的即可;教师认为我这样讲了,学生就明白了,就应该会。没有研究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是怎么产生转化的,以及学生自我的变化在教育中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关注到复杂理论中提到的自组织的原因之一。这是从过去的教育学的局限的角度来强调的,过去强调灌输和简单的操练。 彭正梅: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把学生当作容器、模型。这里其实是要认可他的可塑性? 叶:不仅是可塑性,也包括了学生由外到内必须有一个转化。这个转化是外和内都在变化,孩子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内在的自主的提升。教育不只是要强调操练,而且要强调内在的自我的提升。要指向这个转变。 本:我很赞成有两种自组织不能忽视,而且它的转化也不能忽视。但是教师“教”的过程也有一个自组织的过程。用我自己的理论,就是说教师在这样的一个自组织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用“负面经验”这样一个概念。 叶:本纳在这里强调问题在教育中的价值。 徐斌艳:而且他直接用了一个负面的问题。 叶:所谓负面就是消极的,就是说他有困惑了。(对徐说)能不能请他讲一下什么叫做消极的问题,什么叫积极的问题?把这个再做一个展开,举两个例子。哪一类的问题是积极的问题,哪一类是消极的问题? 本:这种消极性、消极经验本身的价值并不消极,并不是错的,并不是不正确的。其实消极的经验就是强调对问题的一种经验、一种经历。从这个角度说,消极经验其实就是积极经验,消极经验产生了积极经验的作用。这种例子也不是很复杂,一个小孩在用计算器的时候如果出错了,这个错误恰恰正好是他进一步学习的出发点和起始点。比如小孩在一开始数数“ 1 、 3 、 2 、 4 ”这种情况,但大人不能简单地说小孩错了。因为这个小孩已经认识到“ 1 ”、“ 2 ”、“ 3 ”、“ 4 ”是不一样的,只是排序还不正确。接下来应该鼓励他怎么学习排序。 当序列学习完以后,应该继续让孩子认识到他刚才说的“ 1 、 3 、 2 、 4 ”,好像排序是错误的,但是“ l ”、“ 3 ”、“ 2 ”、“ 4 ”写在一起本身是一个数“ 1324 ”。那么这样一来可能学生又产生困惑了:我好好的排序排对了,你又说“没关系的,这个也正确的”,为什么呢?如果从千位数上来说也正确。那么这个时候学生又产生困惑了,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然后就发现他这个数错的序,又能构成一个正确的数——一个千位数。 叶:刚才这个说法蛮有启发。学生的数序列错了,但是从中可看出,他已经有数的概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纳)很善于从错误中发现学生已经会的东西。刚才说的打网球也是这样,本纳式错误的前提是他已经喜欢打网球了,只要把他的姿势再纠正一下,他就会打网球了。从教育的角度,我的理解是,教师要有很积极的心态,就是在学生的错误中也能发现他已经具有的认识或发生的变化。 本:这样的过程本身是蛮痛苦的,所以要让学生经历这样一个错误的、消极经验的痛苦的过程,然后可能产生解决问题的一种欲望。 叶: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从另一种角度,是教育的角度。要善于从学生的错误中发现积极的,这是教育的视角。那个消极经验没有消极到不要教育。那么关键是作为教师,从教学的意义上,比如我要教孩子数学,结果孩子是这样数数,这时候教师的心态是怎样呢?一方面要看到孩子确实是数数错了,另外一个你要看到他已经知道数是有区别的了。我觉得这就是怎么去解读学生的消极经验或者错误的状态的问题。从教育学的积极的角度看,然后又看到问题去帮助孩子,帮助他以后又要向他提出更复杂的问题,形成新的挑战。 徐斌艳:是这样的,因为他打网球也是这样的。教练不是说你错了必须这样,教练是模仿他的错误,再看正确的,然后让他自己在比较过程中学习。 彭正梅:本纳认为消极的经验是学习的根本,不是补充。 叶:从学习的意义来解释,还有从教育的意义怎么理解这个错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视野。从学习的角度来看,消极的经验是进步的开始。但是从教育的角度讲,就是教师如何看学生的错误的意识。现在的教师缺乏这种意识,我看到的是这方面的价值。如果说消极的经验是学习的开始,这个大概谁也没有意见。但是要说教育要关注学生错误经验中的教育价值,我觉得这个教育学视角就不太普遍。重要的是开发这样一个视角。 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再提两个问题,然后还可以“送”很多的问题作为礼物让本纳先生带回去,下次有机会再交流。(几位与会者同时举手)先提一个问题,请黄志成老师吧。 黄志成:我是研究比较教育的。在研究比较教育的过程中,我也对我们的根基——教育学,产生了兴趣。国内有一些看法,比如“教育学的终结”等。带着这些问题,我以前去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教师交流了一下,看看到底国外教育学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通过调查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思考了一些问题。我发现在西班牙发生的一些情况和在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况有一点相似。比如说,“教育学”这个词汇的用法,我知道教育学“ pedagogy ”在英语上主要是借鉴德语、西班牙语,但在西班牙语中比较少用“ pedagogy ”,而是用“ education ”多一点。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他们“教育学院”的名称就是用“ education ”,学会的组织也是(用) education ,而以前却都是(用)“ pedagogy ”,但近年来又反过来要求用“ pedagogy ”了,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原因。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德国现在在相关词的使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洪堡大学教育学院用的是什么?到底它是怎么用的?还有就是“教育科学”和“教育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困惑,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教育学不会终结,我想本纳先生肯定和我们(持)一个观点。 本:从最前面的问题开始,大概涉及到两、三个问题。关于“教育学不会终结”,我认为教育学不可能终结,也不会终结。因为只有可塑性是可以遗传的,但是人们应该学什么、怎么学是不可以遗传的。每一代人必须学新的东西,因此教育是不可能终结的。但是在我们教育内部,必须要对教育有所变革,教师不能先简单跟孩子说你要学什么,而是要先观察孩子,这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个体的交互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最简单的问题,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就是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科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用的是教育学、心理学、数学。我们在心理学领域用的是心理学;在大的物理领域用的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在大的教育学下,我们有教育学和教育科学(上面有作为领域的大的教育学,下面有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和教育科学);在政治领域里有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宗教领域有神学和宗教科学。这样一种现象不光在我们教育领域中有,其他领域都有。所以谈教育学的话,要谈教育学也要谈教育科学。对我来说,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所以谈教育学或教育科学不是很重要。 徐斌艳:不是简单翻译成“ education science ”,因为德语里面没有这种说法。我翻译时一直有困难,难就难在这里。 彭正梅:可以界定两个词,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教化”。 叶:本纳的“教化”和我们的“教化”是两个词,我们的教化恰恰是政治性的,如“化民成俗”。 本:在古希腊语里,就解释为“ pedagogy ”(柏拉图就用过),在古希腊语里其实含有教育加教养的意思。 徐斌艳:德国能区分这两个词,我们中国没有。 本: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波兰,有一家二战纪念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德国人是怎么摧毁波兰的,因为有视频,有图片。参观者一看,马上产生一种感觉,一种被侵略的感觉。作为德国人,如果进入纪念馆,就会感觉很惭愧,为战争感到很忏悔。博物馆其实表现的是波兰的发展,整个过程中波兰与德国的相互理解。这样一个过程,从感受到认识,我把它称作是教育和教养。然后从博物馆出来,到教育中心去(假设的),做一个测试,比如说,问你德国人杀了多少人,类似于这样有关二战认识性的问题。然后问你二战时扔了多少炸弹等选择题,比如说相当于核能的多少倍等等,都是这些带数量的选择题。我觉得这类教育中心就与教养没什么关系了。教育中心搞这种测试,我觉得挺遗憾的。所以我就觉得“ pedagogy ”比“ education ”的内涵要多得多、丰富得多。这个也可以从赫尔巴特的思想中看出来。比如赫尔巴特在关于“教学行动”的三大介绍中,包括三个:教学、管理与训育。对儿童的强制和暴力,通过这些让孩子感觉如何保护自我。这个强制是这样的,通过强制去保护孩子。比如说,你抱着小孩过马路,抱着小孩就是强制性的。你抱着他过马路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有这么多危险、你要注意什么,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教学。同时告诉他红绿灯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和教学有关的,这就是教学。然后,我们要跟他去解释过马路时如何避免交通事故,给他一些咨询、一些建议,和他做一些交流。 彭正梅:赫尔巴特用的这个训育这个词有点不好,有点像训动物似的。 叶:因为训育带有一点强制性,当初批赫尔巴特时,就是说他残暴、很凶。 徐斌艳:但是这是三个步骤,就是先要强制,然后教学和咨询。 本:然后再放手,把孩子放掉,看孩子在马路上怎么行动。 徐斌艳:教育其实包括四个方面,即强制、教学、咨询、放手。所以这个要比“ education ”的含义深。 叶:赫尔巴特理论的几个关键词体现一些关联性。有一个前提性的假设,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就是因为孩子不是一出生就对社会的事情都明白,如果没有这些强制会对孩子直接造成一种伤害。比如说过马路,他根本不知道交通秩序,你让他乱穿不行。所以这个强制是保护性的,是教育中强制的合法性,不是说教育中不可以有任何强制。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伍红林:德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者是以什么方式介入到实践中去?介入的效果怎么样?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的效果怎么样? 本:首先是关于学校的实验。 叶:实验和实践是不同的。 徐斌艳.您问的是实践还足实验? 伍红林:实践,就是到中小学里面去。 本:首先,实验有两类。一类是带着已经完成的问卷去调查,问教师学校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学测试。另外一种对学校的研究就是让教师自己去开发测试的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思考:到底我的哪一块教学工作对学生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他要)思考教学的有效性等等。我觉得后面的属于教育学研究这样一个系列。因为在讲的过程中,教师将学习、教学、评价三者结合起来。这种评价不仅仅是对教师本身进行评价,对学生本身也是一种评价,这样就是一种教学的研究。 伍红林:那么他们介入的频度怎样? 本:在我们那里,有一些教育工作者从来没有去过学校,从他毕业以后或参加工作以后,尤其是那些教育学的研究者和历史学研究者。 三十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小学里做实验,现在这个学校被国家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当然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但是我认为肯定是优秀的。现在我在初中里做项目设计的教学,就是看看在一门课中针对宗教标准的实验,看学生判断力的培养,目标其实是要教会教师怎么相互观察,培养教师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能力。 彭正梅:前面那个学校他真的做得非常好,现在是两周要去一去,要跟他们一起备课。 叶:早知道本纳先生有过这么一段经验,上次去德国时应该让他带我们去那里看一下。 徐斌艳:我问他,你们这个大概持续到什么时候?他说这个是跟着项目走的,有新的项目就会有新的实验。他举个例子,怎么在学校里做项目。比如说他和学生谈论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星期天”是怎样设计的?让学生到马路上去调查路人对星期天的认识,学生调查后跟教师一起对星期天的认识进行分类。 本:调查后发现,原来人们对星期天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提炼出了很多有关“星期天”的认识:在孩子眼里,“星期天”是很单调的、无聊的,因为一到星期天,就必须和家长一起去散步;年轻人觉得星期天是枯燥的,因为星期天商店都关掉了;妇女觉得星期天很可怕,因为婆婆要来了。当然也有正面的,(有人觉得)星期天很有意思,大家庭可以在一起吃饭;有的学生作品说,星期天是我看电视的时候。 最后,孩子们把收集(起来的)对“星期天”的认识,采用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有录像、图片、海报。家长(也被)邀请来看学生调查的结果。家长来了以后,学生说:“现在我们来告诉你们,我们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我要来采访你们。”研究者就问家长:“你们是不是感觉到你们的孩子前段时间在做这个项目?”家长说:“是的,我们感觉到了,孩子给我们提要求了,要求我们跟你们一起来策划‘星期天’,我们现在星期天的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丰富了。” 这里就涉及到“星期天”这个概念的教学。有关“星期天”的调查活动,还有通过对“星期天”的认识转化成行动。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判断和参与的能力,这点我在昨天报告中也提到的。 很有意思的是,在项目结束以后,我们国家的基本法里面有一个条款,就是关于“星期天”的。当然,这不是说,在讨论中这个法就出来了。宪法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星期天是否允许商店开门,或者星期天是不是一种宗教的节日?法院认为,星期天不仅仅是宗教的节日,同时也是一种休闲的时节。这样一种休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走亲访友的自由时间。因此,星期天必须这样,也就是商店不开门。 彭正梅:正好他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宪法也在进行这个讨论。在这样一个教学活动中,涉及到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他们的这样一个小的项目,其实也为宪法探讨“星期天”提供了小小的参考。当然这不是一个常规的星期天,它其实更强调让学生参与到对“星期天”概念的讨论过程,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在这一过程中做了很多的记录和照片。 叶:请问是几年级? 本:七年级(初一)。 叶:我们还以为小学就可以做了。 彭正梅: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深度。 叶:这个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实践活动,从学科的角度看。 彭正梅:(他们这个)是项目教学。 叶:有点像我们的实践课。 因为时间的关系,尽管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问题,接下来只要大家提一些问题给本纳先生,让他了解我们还在思考什么,今天不一定请本纳先生再回答,相信以后还有机会。 孙元涛:《普通教育学》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类的行为分为六种实践,教育是这六种实践之一。 这六种实践是非等级化的,任何一种实践都不能总体化其他实践,任何一种实践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实践之上。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分成这六种实践?为什么其他实践不进入,例如管理、司法等实践?即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教育可以列到这六种实践中,而其他的实践类型不进入? 第二个问题针对“可塑性”的核心概念,包括在赫尔巴特那边,我估计这个可能是中德翻译的问题。这个“可塑性”概念被很多中国学者解读为一种单向的,“塑”在中国的文化里有这样一种内涵。后来我看到有很多学者专门来批判赫尔巴特“可塑性”这个概念,而我在本纳先生的解读里面看到他特别强调:“可塑性”和“可学习性”能力不同的是,“可学习性”是单向的,是我的学习;而“可塑性”是个关系概念,意味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对“可塑性”做一个深度的阐发,或者可能在翻译中更接近德文的意思,不至于引发我们文化的误解。 在中国的文化里,一谈到可塑性就是塑造,包括训育这个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而实际上,在赫尔巴赫和本纳教授的书中,对学生主动性都非常尊重。 徐斌艳:这个我可以问问他,实际上“可塑性”在翻译上还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其实他后面有个主动性要求,就说明他对“可塑性”和“主动性”有区分。 本:“可塑性”有被教育的概念的,也有内部的教育,但确实强调关系。 这六种实践其实并不完整,但是对教育来说可能是比较基本的、基础的。我要强调的是,这六种实践对个体来说是最基本的。要工作最后还要死亡,这是非等级性的。你看在有关“星期天”的项目中,不同的视角都出现了,有宗教的、经济的、个人生活的、政治的。 卜玉华:《普通教育学》中讲人的行动具有肉体性、自由性、历史性和语言性 ,我一直很困惑它对教育实践的理解有什么价值。教育的主动性、可塑性是未来完成性,我觉得是人存在的一种特征或特质。为什么强调这四种性?对教育实践的理解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问题,在《普通教育学》第一章说,现在各个领域都在分化,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刚才谈到的核心问题之一,教育中如何使学习转化和发生变化。个学科教学中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普通教育学探讨和其它学科探讨,区分点在哪里? 本:就说这四个领域,不是说要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跟赫尔巴特的结合起来,一个是强制,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咨询。 保护身体、自由,强制不是出于暴力,其实是出于对身体的保护,然后让他远离威胁。教学其实要做的,是把身体的理解转化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比如从身体的角度感受水,是感受水是热的、还是冷的,接下来是让学生理解它的物理意义。刚才提到了从身体的感受角度,太阳是从东到西的,但是现象背后的道理可能还是要教学来支撑。这里跟咨询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关系的。涉及到的是咨询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可以用自传的方式,通过历史的方式。有一个研究就是布鲁纳的《教育的语言》,比如说我们从教育的角度跟孩子谈世界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关于世界的教学中,孩子能说的是他能看得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作为教育要指出学生不曾看到的关于世界的东两,那么让孩子亲身感受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种可以自主地去解释世界的空间。因此强调要放手、要自由。 叶:非常感谢大家,看来刚才我的决定是错误的,在对话中不能只问不回答。但因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了。其实对话的价值就是不断对话,然后我们的认识就会不断地丰富,对话在教育(大学的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最后我再说几句。 我们非常高兴与本纳教授进行这么亲切、深刻的面对面交流。我们之所以对本纳教授有如此大的敬重和兴趣,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学的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 第一,我们坚持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只要人类存在,这个学科就不会消失。第二,我们认为,教育学研究的重心,如果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应该放在转化上面。这种转化不仅是社会目标经过合理化过程转化成教育目标,更重要的是教育研究还要研究教育过程中“教”与“学”的转化。第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教育学研究上是重要的。通过读本纳教授的著作,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他对实践力量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很一致。 更高兴的是,今天我们知道,本纳教授自己也是到实践中从事教育研究,而不是光在书斋中研究教育的专家。我们在座的一些教育学老师,也在关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转化,而且直接到中小学中去开展了长达 15 年的教育研究。今天中国面临的教育改革的尖锐程度,可能和现在德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实践中丛生大量的教育问题,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教育学的理论问题。出于变革的需要和重新认识的需要,我们做了这样一种研究。 在结束前,我想给本纳先生两个小小的礼物。第一个礼物是我们这个研究进行十五年后的一个纪念品。我们这个研究群体中的研究者以及实验学校的校长都留有这个纪念品。 在这个纪念品上面,有两句中文。这两句话表达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一句是“教天地人事”,另一句是“育生命自觉”。在中国,“教育”两个字是可以分开说的。“教”是指认识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即是“天、地、人、事”。“天”、“地”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自然科学,“人”、“事”则对应于社会科学。“育”是向内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即一个精神上独立成熟的人会有一种“生命自觉”,也就是会去努力认识自己、策划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对未来教育的一种追求和一种中国式的表达。这两句话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的,从孔夫子开始,就有这种思想。 和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校长的办公桌上也有这个礼物。现在希望本纳先生带着我们对教育、教育学的心意和我们的追求回到他的故乡。将来,当我看到这个时,我就会想到本纳先生,本纳先生看到这个时也会想起我们。 第二份礼物是一本英文杂志,里面写有我和“新基础教育”十多年研究的过程。如果本纳先生有兴趣,可以看下。 两个礼物,一个是文字的、抽象的;一个是实物的,可以实际感受的。希望本纳先生能喜欢。 本:非常感谢这么珍贵的礼物。我也有礼物给你,只是忘在宾馆里了,(众笑)等会回宾馆送给您。徐和彭可以见证,礼物确实是有的。 这两个礼物之间可以看到一种关系。你去洪堡大学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一匹马和战士。我的礼物也与马有关。可惜拿来的雕像上只有一个马头,而不是全部。这礼物代表了启蒙精神。人们一直可以往前看,但要遵守规则。康德把《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献给过普鲁士大帝。马前蹄下是两位将军,后马蹄下是康德和黑格尔。康德在马尾巴的正下面。寓意是教师需要谦虚。 谢谢各位! 叶: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本纳先生,也感谢徐斌艳副院长、比较所的黄志成所长以及彭正梅教授来参与我们的座谈,也感谢各位提供的问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注释: ① 指本纳教授此前一天于华东师大举办的一场题为“论现代教育学的若干成就”的学术讲座中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编者,注) ② 消极,意指“不知所解”。(叶澜,注) 参考文献: 底特利希•本纳 . 普通教育学 . 彭正梅 , 等泽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3 — 19,19 — 28,28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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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学在官府
panfq 2011-4-2 07:07
从事了十多年的教育学教学,惭愧的是教育学科还是没能在基层发展起来。如今老师们要完成工作量还须在学科外找点出路。多年来相关的教育学科的平台、课题、教授职称都聚集在行政楼上。所以正指望着官员发达之后,来提携一下基层的教学,帮我们上个硕士点什么的。 这样的传统,老师们能提起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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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炳照: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tangminqian 2011-4-1 13:08
来源: 《教育学报》2010年第6期 作者: 王炳照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首页 教育学在线 理论研究 http://epc.swu.edu.cn/article.php?aid=3456rid=4 早在几年前,陆续有出版社找我,说要出版我的论文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虽写过一些文章,编过一些书,主持过一些课题,但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去年( 2008 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教育学专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将我的论文自选集列入选题计划,不久就确定了论文集目录初稿。我觉得这本论文集是对我自己几十年来求学、治学的一个小结。趁此机会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 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 1934 年 12 月 15 日出生在河北景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普通农民,七岁时,和村里大部分同龄孩子一起,被父亲送到了小学读书。实际上,这所小学是个半私塾性质的,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老师就是原来的私塾先生,对新式教学法一知半解,糊里糊涂,后来从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师范生代替了老秀才,体育、音乐课程也像模像样地开设起来。家长对他们的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得很。 此时尚处于抗日战争当中,我老家的地区属于那种叫做拉锯战的地区,白天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天下,晚上就是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天下。我上的小学就是“两面小学”。日本人、伪军来扫荡了,我们就拿出那种日本人发的书应付一下;他们走了,我们仍旧念的是八路军、游击队发的书。 小学毕业后,因为县城没有初中,我投考了冀县和南宫两所县级初级中学。我的运气不错,两所学校都上榜了。但当两张录取通知书真正送到家里的时候,大伯却坚决反对,说读的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大伯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 正当我准备做木匠学徒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每个月有 60 斤小米供应的初级中学待遇,就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家里人一合计,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 60 斤小米去吧”。我选择了冀县初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离家相对较近。冀县中学不是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 60 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就这样,从初中开始,我便开始在国家资助的情况下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样“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讲,我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 初中毕业时,我们这种配给制的学校被要求只允许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此时父亲才去世,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我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我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称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以下简称财会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制两年半。 1955 年 1 月,我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在财务室做出纳工作。工作刚几个月,厂里要精简行政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备考大学”, 8 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京俄语专修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1955 年 9 月,我背上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俄院当时设有一部和二部。一部是培养国内紧缺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专门人才;二部即为留苏预备部,专为准备留苏和留东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准备,在校进行一年的俄语和政治学习。我进入的是一部,四年制师范翻译系,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担任我们的教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校任教,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课。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1957 年,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不仅留苏预备部的辉煌不再,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我们一部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培养大量俄语人才已不再成为国内急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一部进行紧急“瘦身”。当时我们那一届有六百人左右,学校动员我们转学,到更广阔的天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当时,我可以选择北大、人大、师大等在京高校文科专业,经过比较,我选择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9 月份,我进入师大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习, 1961 年我在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学校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我“服从分配”进入研究生班继续学习。 就全国范围内讲,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开办不是首次,在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分别在孟宪承先生、王逢贤先生等主持下,先后开办了两个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但规模都较小,只有一个导师,如华东师大招收了 5 名学生,全部师从孟宪承先生,即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培养出的“五虎上将”,毕业后全部留校工作,极大充实了华东师大的教育史学科的力量。这次北京师范大学开办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算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办这样的班了,但与前两次相比,具有招生规模大( 20 人)、名师集中、培养人才多的显著特点,在当时具有不小的影响。 就我本人来讲,我是不情愿进入研究生班再继续学习的,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因为我是工作一年多考的大学,且是读了六年大学,应该工作了。但是,从学校到系里,都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生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了研究生班继续学习,担任班长。 研究生班采取导师制。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以年岁较大拒绝带学生之外,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名下各分了 4 — 5 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上课方式是大课 , 按照教育史历史的传统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系统地讲,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课的课堂教学模式。 就当时学习来讲,没有什么教材,不是不指定,是根本就没有,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61 年 4 月,在周扬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随之,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文科教材建设会议,教育学科中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教材建设的重点教材,还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小组。会后,教材建设小组按照学科优势,将“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任务做了一下大概分工: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由四所学校编写两套教材,发行全国。北师大独立承担一套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要编三本教材。为了编选好这套教材, 6 月 21 日,陈垣校长邀请范文澜、翦伯赞、林励儒、邱汉生等著名专家,就教育系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拟定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大纲举行过座谈会,集中讨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先生给我们班上课时又增加了一个目标,将编写教育史的教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会议后,研究生班的培养目标慢慢发生了转移,不再单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而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近现代教育史都要学习,这样,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名字被逐渐淡化,后来就直接称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 为了完成教材编写的任务,老先生们的主攻方向进行了一次调整: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三位先生,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相应地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也重点由他们三位来上;陈景磐先生则重点承担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和课程;由于这些老先生中没人专门搞过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一度搁浅。后来专门从中央教科所聘请了陈元晖先生(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由他来承担教材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时为研究生班讲授该部分的课程。按照学生研究专长和兴趣,重新调整了导师,拨出两个学生分给了陈元晖先生,我和何晓夏跟从陈先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 在研究生班期间,感触最深、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老先生指导下读了不少书,在图书馆抄了不少书,先后手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近 400 余万字。通过抄写保存了文献资料,加深了记忆,锻炼了意志,还感悟出不少治学修身的道理。这些资料的积累,为我的治学探索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研究生班读书期间,我们赶上了“四清”运动,我们由三年毕业也就变成了四年。先后两次“四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已经离 1965 年暑假、离这一届毕业生毕业时间有三个月的时间。学校觉得也不好再推迟我们毕业,就要求每人都交一篇论文,没有履行答辩程序。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研究生班生活,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毕业了。 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上有太多的巧合,是一个又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巧合凑在了一起,构成了我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高小到研究生,自然环境可以成为继续读书的理由,小到风吹日晒,大到天灾(发洪水);国家教育政策、工厂内部调整可以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也曾改变过我的求学方向;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和我的学生生涯扯上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高小,还是冀县中学,还有我的六年大学生活,四年的研究生班学习等等,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面对这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能改变的,然后将事情尽可能做好。 二、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1976 年 10 月底,我从教育系调到北京师大文科学报做编辑。 1993 年 10 月,我又被调回到教育系做教师,在学报工作了十七年,事实上,十七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只是在教育系不记工作量,不拿任何报酬,被认为是“吃学报的饭,给教育系干活”,几个获奖成果都是在学报做编辑时完成的。 1993 年调回教育系之后六七年,在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一直兼做学报编辑工作,变成“吃教育系的饭,为学报干活”。我深感,在高校学报做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1978 年 6 月,我在学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命题作文,还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色彩,还算不上什么学术论文。实际上,除去本职工作,我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上。 1980 年 4 月,在学报发表了《论“学而优则仕”》,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我提出“学而优则仕”思想本身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对待“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遵循这条原则,就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违背或破坏了这条原则 , 就必然阻碍甚至毁灭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就当时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讲,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常常把“学而优则仕”作为批判的重点,说它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人也常常批判“学而优则仕”,它说成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学而优则仕”被视为没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是一种定论。我提出这种观点,被不少人称之为“胆子够大”。其后,我就“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孔子的德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简明中国教育史》编写中,我也承担的是前两章的撰写任务。在《中国教育通史》中我还就“《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作了挖掘等。 1980 年 5 月下旬,陈元晖先生找到我,将一份古代书院的撰写提纲和几十页发黄的讲义交给我,希望能整理、扩充成为十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个暑假的挥汗如雨,终于形成了十二万多字的书稿,从书院的起源、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的管理特点以及对今天教育的借鉴等来论述古代书院,陈先生看过很满意。该书稿次年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为书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署名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奠定了书院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时期书院研究的先声”,我认为有点过誉。大概是由于此时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者还比较少,特别是像我这个“中青年人”,在不少人眼里,我便成了研究书院的专家。其后,和李国钧、李才栋教授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书院》,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我和郭齐家教授任分卷主编)中宋代书院部分也自然落在我的头上。近几年来,我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述书院的文章,我一直认为书院留给后人最珍贵的是书院精神,而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是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优秀历史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加了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书院研究的最基本动力所在。 “十年浩劫”结束后,伴随着中教育史研究的重新探讨和对中国教育史地位的正确估价,中国教育史课程在高师教育系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并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史教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毛礼锐先生多次对我讲,“能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编撰卷帙浩大的通史提到了日程。毛礼锐先生提出组织力量编撰《中国教育通史》的建议,但老先生们大多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急需年富力强而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科研梯队的加入。从 1983 年开始,我作为毛先生的助教 , 协助毛先生组织力量投入研究,先后参与人员五十余人,分散在全国不同的院校、研究所,从 1985 年《中国教育通史》的第一卷问世,直到 1989 年六卷本付梓,其中所耗费的气力决非笔墨所能描述。因审稿工作大多由我和国钧教授捉刀,老先生们或重病在身,或精力有所不及,大量的组织及拿给老先生们看后,然后“子以令诸侯”。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也得以完成。 《中国教育通史》先后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1992 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995 年)等荣誉,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也常有人讲我为《中国教育通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总是报以一笑了之。我常对学生讲,我很自豪我一直担任毛先生的助教,直至 1992 年毛先生去世。此时,我自己已是博士生导师,但在老先生的面前,我依然是助教。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跟从老先生学做学问的绝好机会,有机会在老一辈先生的指导下,做成一些事,收获很大。我愿意始终抱着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的态度,在科研的道路上延续老先生们的遗志,并尽可能将其发扬光大。正是有了这个机会,我结识全国教育史研究界的众多朋友,逐渐积累了与人合作的经验,为 90 年代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学术性著作,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全书由我和河北大学的阎国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基本上是在《中国教育通史》的队伍基础上加上青年一些骨干组成,担任本书各分卷主编和撰稿人中的大部分成员已有近十年合作研究的基础。从 1989 年动议,到 1994 年 6 月八卷本复梓,期间先后在重庆、呼和浩特、兰州等地召开过全体编写组的会议,邀请专家参与讨论,大家集思广益,框定编写原则,分卷主编各负其责,大概在 1993 年三四月份,稿子大体完成,我便开始找寻时间,“周游各省”,在各分卷主编处看稿;最后一站是到保定,和阎国华教授汇合,交换意见,确定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全书定稿时 290 余万字,被称为“迄今卷帙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因其巨大的篇幅空间,在内容安排上做到了广收博采,展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特点”。 1994 年 6 月出版后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不少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开始崭露头角,锻炼了队伍。 当我们完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曾想着手开展“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课题研究,并且邀集了几位年轻学者进行了多次商讨,还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和大纲。后因忙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写,更由于深感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信心不足,未敢贸然出手,只好暂且搁置了。然而研究的愿望和冲动却时时萦绕脑际,总想寻找机会尝试一下,后来,学生米靖的博士论文曾在“两汉”这个时段作了有益探索。就整体来言,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始终,还有很宽广的空间需要研究。 在此期间,我还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邀,主编了《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研究》一书,该书由我的两个学生吴霓和胡艳的博士论文组成,我只是撰写了序言,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 1996 年增加力量,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中国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研究”,历时 8 年完成, 2004 年结题。我一直认为,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客观社会基础,统治阶级的政策导向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完成不久,山东教育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编写一套制度史,我起初有点犹豫,原先做思想史的主编们大多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一支新队伍谈何容易;出版社同时也在力邀李国钧教授出山,他也有和我相同的顾虑。出版社很执著 , 我向来不善于说“不”,国钧也已经被说动,我们便“老夫聊发少年狂”,组织队伍,再担重任,开始给中青年学者压担子。这是一支较年轻化的队伍,青年人思路开阔、敏捷,勇于创新,不大容易被条条框框束缚,但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积累,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历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被列入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选题, 1998 年年底基本完稿,全书 331 万余字, 2000 年 7 月出版,先后获得了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等。该书的撰著出版,是大家历时多年通力合作的结晶。 早在 90 年代初,国家教委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大课题,何东昌同志为牵头人。总课题组下设了若干子课题,我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子课题,还担任总课题组的学术顾问之一,参与“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着一些惨痛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经验。 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制度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高考制度反思的深入,科举制度被作为高考的远祖,被纳入或为批判或为之翻案的“风口浪尖”。我也经常被各种杂志、媒体盛情相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做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从 2004 年开始,以厦门大学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等为发起人,每年召开一次“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年会,迄今已有六届,他们邀请了不少历史、文学等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海外研究科举的知名学者,强调从多维角度来研究科举制度,我认为很有意义,值得我们教育史的学术年会借鉴,不能是自家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请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有分歧、有争论不是坏事,去年( 2008 年)在保定的学术年会有所改进,首先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强努力。 就教育史研究来讲,无论思想史还是制度史,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尽管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各卷中对社会教育(传统社会称之为社会教化)作了一些努力,但明显还不够。我国历朝历代重视“化民成俗”的传统以及形成的一整套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整理。 2004 年,我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中国社会教育通史》的编纂基本集中了北师大的教育史教师力量 , 是“ 211 ”重点项目的课题。目前,各卷正处于紧张推进之中,计划于 2010 年适当时候交出初稿。 从 80 年代开始,我对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问题就比较感兴趣,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尝试着做一点研究。 2006 年 6 月,以“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创新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 2006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我是总主持人。该课题基本上以所里的力量为主,加上我已经毕业的几个学生,共分为七个子课题,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书院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和“承与创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两篇文章,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点进展,也算是“身先士卒”吧。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组织大型课题困难,这种合作的大项目非一朝一夕之功,很难短时期出效益,每年的计量考核逼迫研究者不得不“单打独斗”,做一些“短、平、快”来满足年终考核,分散了很多精力,难以拿出有分量的东西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从 2005 年 3 月开始,我被学校委任为《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主编,由王明泽、孙邦华、李敏辞、徐勇任副主编,周慧梅担任我的助手,开始编撰师大的百年校史。 2007 年 12 月,近一百万字的初稿初步完成,先后召开了两次不同范围的意见征求会,校史撰写原则虽是“专家撰稿”,但就本身性质来讲,却是“官方修史”,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组先后三次集中通稿,就各自负责的章节逐章修改。目前,我正在看第四稿,已经统了四分之三,准备暑假再集中一次,就可上交给编委会了。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认为,最本职的工作还是教书。我喜欢上课,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马上就 75 岁了,多年来,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我一直坚持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我认为,对于大学来讲,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更值得关注。我担任过两年学校的本科生督导团组长的工作,每周深入到本科生课堂去听课三节,和其他督导团交流,大家都感觉本科生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一些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值得重视,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当然这也和高校目前的考评制度有关。我一直认为,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要围绕教学进行、要和教学能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为科研而科研,和教学是“两张皮”。多年来,我坚持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延展学术研究,感觉效果不错。如从 2004 年开始,我在北师大教育学院开始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公选课,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学生反响很好,而且数年积累的教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模样,正在作进一步整理。 2006 年 12 月,以我为申报人“中外教育史专题”被列为硕士研究生基础课程建设项目,实际上,该课程是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一直开设的课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作为“ 21 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中“教育学专业系列教材”由北师大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 21 个专题,是大家科研和教学结合的一个典范。 6 月份,我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十佳共产党员”,学校组织部录制记录片时,我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声,我深深热爱我的教书岗位、育人事业,“愿意再为党工作十年!” 三、我的一点感悟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每天都很忙碌,很充实,主持过一些课题,担任过一些社会兼职,作过两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教育组)成员,主编了几个大部头的通史和资料汇编、几本学术刊物,就一些教育问题发表过一点自己的看法。选入本文集的多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书籍中自己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还有一些序言和发言稿。将文集定名为《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实际上是我的老师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我之所以借来作文集的名字,主要是想说明我所做的事只是将老先生的事业继承、继续下来,同时,也希望能薪火相承,青年学者能将教育史学科发扬光大。 这些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教育史的各种声音,其中有无奈和沮丧的,也有欢欣鼓舞的。我总在反复想着一个问题,我从事了五十余年的教育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借此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教育史面临的问题不是近年才发生的。如大家常讲的教育史研究生就业困难问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毕业时,就已经出现了。按理说,北师大培养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当时不论就业形势如何严峻,也不至于有人找不到工作吧。就业难的背后,一是由于教育史的专业性质问题,一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教育史属于基础学科,由于学科性质,难以和实践结合得多么紧密, 1965 年全国都在大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由于大家老觉得研究历史是搞老古董,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凡是牵涉到历史这个学科的,都是被一再一再地压缩,本科生教育史课程的学时越来越少,原来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能做教育史的老师,那就足够了,不会补充新的教师。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 90 年代至今,我一直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组长,对教育史的学科定位、发展、队伍建设、学位点的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应该说,这三十多年来,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超出了它的正常发展,在学科积累的资源方面,这三十年来发挥了很充分的作用。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我们这个学科在 20 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差不多也就是四五十年,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差不多有三十年,合在一起,教育史出的成果连我们现在研究著作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四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史研究机构多了,培养的人也多了,每年都有那么多硕博士生毕业,就这个学科本身承担的任务来说,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状态了。 面对中国教育史面临的各种问题 , 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鹦鹉救山火”来形容这种心情。记得 2006 年在古城西安召开的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大会闭幕式上,面对会议期间大多青年教师、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困惑、迷茫和无奈情绪,如课时遭到压缩、在学科中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申报课题不易、学生分配困难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给大家讲个故事,“森林着火了 , 里面居住的动物一边向外逃,一边抱怨,怎么这么倒霉。一只鹦鹉却匆忙往返于溪流和森林间,将自己的翅膀沾上水,飞到着火的森林上空,将翅膀上的水抖落,一次又一次,尽管尽可能小心振翅,但每次能运回来的却是寥寥,甚至只有几粒水珠。面对动物们的疑问,鹦鹉这样说,‘我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但求心安。’ 我这么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大家讲到的体会很深。我现在能做的,就像那只鹦鹉,停止抱怨,能做多少做多少。”我的话音刚落,掌声雷动。我知道,掌声的背后有的是客气,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所见略同”,或是引起了青年学者、学生的共鸣。事后,有好多青年人跟我讲起,当时是如何受到触动,我感觉很是欣慰。 我常常在想,教育史学科依然面临着尴尬状态是与其学科性质、定位有很大关系的。大家说教育史怎么重要,但实际上却没有重视,因为上面没人说还是没有用,我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听上面的。其实呢,谁心里都知道教育史挺重要的,搞教育学科的,哪一个学科都离不了教育史;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他要是学过一点教育史、注意一点教育史、愿看一点教育史,这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些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人,做研究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的短处,他对教育史太不了解了,尽管如此,教育史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我们看待、评价一个学科,很容易受功利性影响,要求这个学科面向教育现实,如果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就认为这个学科有价值,有地位,如果没有发挥作用,就没有价值,这样看待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导向。在现实中,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强调学科能够影响和参加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还有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研究的是教育史,脑子里想的却是现实中的问题,常常出现用历史上的东西来附会现实问题,这是违背了教育史研究最基本的宗旨。教育史不可能和现实性联系得这样紧密,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最多起的是辅助性的作用,我们要立足一个基础学科,为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一个基础,这是教育史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个是教育史学科是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素养,而不是帮助他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教育史学科就会很主动也很轻松,也不用担心被人怎么看不起,就不会再妄自菲薄,说教育史学科萎缩了啊什么的。其实搞教育工作的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管理工作、实际工作,都是需要教育史基础的,这样就够了。总要求它发挥多么大的影响,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那就偏离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定位。 所以,与其说教育史专业困惑问题,倒不如说是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的认识问题。我自己认为很简单,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学科里面的一个基础学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直接追求的目标,而是人们从中得到的某种启发、借鉴,帮助他去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样就闹出好多笑话,比如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又如孔子的和谐教育思想,弄得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启发,弄得不好呢,会觉得简直是荒唐。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服务的一个领域,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科都归到一个方面去,这也影响到我们学科的发展。我们感觉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史学科现在成果很多,力量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很现实,我们自己要心里非常明白,教育史学科它再冷也冷不到哪儿去,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心里也平和一点,我们应该把能做到的事情做好。也许,像陈元晖先生多年执著探索哲学、心理学那样,是为了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而我们研究教育史,同样也是找寻那朵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仅此而已。 在教育史界,由于长期没有明显的学科分化,大家一直以为或致力于教育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而实际上教育史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部分是教育活动本身发展演变,大部分却是历代教育家对教育认识的发展演变。因为研究教育活动本身的历史所能够依据的事实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大量前人遗存的文献,而这些文献除直接记录着教育本身的事实之外,更多的是前人对教育的认识。但是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教育活动的真实,是需要检验的,而检验的客观依据又往往是不足的。而一旦将文献研究误以为就是研究了教育本身的历史,常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对此,我常常困惑。 近些年来,我一直暗自为《中国教育学史》的撰写收集、准备着一点资料。在指导学生们的论文过程中,我对古代教育家的论著进行重新研读,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心得; 2008 年第二学期,应劳凯声教授之邀,为教育学博士生开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历史意识”专题讲座。我认为就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讲,前期在教育思想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教育学史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换句话讲,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发展历程,从而形成思想发展史,其本质是对教育认识历程的记录。从思想史上升到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形成了教育学史。我以前主编过《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有了这个积累,我对撰写《中国教育学史》还是有了一点底气。 感谢顾明远先生及北师大教育学部其他同事对我的这本集子的选编出版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领导魏运华、吕达编审等决定将拙著纳入《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出版表示深深的谢意。 是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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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提要
黄安年 2010-10-24 16:06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提要 黄安年辑王炳照著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24 日发布 书名 :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著者: 王炳照 类型 :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之一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编 )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 冯卫斌 封面设计 : 李宏庆 印刷 : 北京人卫印刷厂 经销 : 新华书店 版次 :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90X 1240 毫米 印张: 24.875 字数 : 610000 字 页数 : 751 页 定价: 43.80 元 印数 : 2000 册 ISBN 978-7-107-22944-2 作者介绍 :  王炳照河北省景县人, 1934 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5 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 1957 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 1961 年被保送北师大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师承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盘、陈元晖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 , 毕业留校任教。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暨中国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编委会主任 , 《教育学报》主编,《教师教育研究》副主编,《教育史研究》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委等。协助陈元晖、毛礼锐等先生完成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等著作 ; 协助毛礼锐先生指导研究生,后担任北师大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对恢复和发展我国新时期教育史学科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主编或合作编著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等,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 211 二期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等。著作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吴玉章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荣获第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及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党员荣誉称号。 2009 年 10 月 5 日病逝于北京。(引自该书) 序 (顾明远) 炳照走了,好似不辞而别地走了。因为他走得如此突然,那么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没有来得及再叙叙旧。炳照常常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哪里是他的老师,而是同学,是同事,是朋友。只不过我比他年长几岁,早几年毕业而已。我认识炳照是在 1962 年我从师大附中调回师大,他正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因为在师大只上了两年学就到苏联去了,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所以我说与炳照是同学,一点不假。炳照毕业后就留在教育系,我们又是教育系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间我们又曾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每次开评议会他都帮助我做许多工作。他还帮助我编纂《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我们两人的情谊岂能用同学、同事、朋友几个词说得清楚! 炳照是我国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师承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邵鹤亭、瞿菊农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革以后,他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大力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还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和教育论争史的研究。他对教育史学理论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他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他认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就是要探寻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作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他在教育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倡导实事求是和推陈出新。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他认为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清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炳照虽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他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他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撰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论文。直到他去世前夕,他还对当时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炳照不仅组织开展了中国教育史多领域的研究,而且培养了二十届博士研究生,有近五十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善于启发诱导。他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学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编辑出版炳照的教育文集《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不仅是对炳照的最好纪念,也是丰富中国教育理论宝库的善举。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论文中学习到他的道德文章。正是: 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永在; 同学、同事、同讲坛四十余载,情谊常存。 2010 年 5 月 8 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自序 早在几年前,陆续有出版社找我,说要出版我的论文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虽写过一些文章,编过一些书,主持过一些课题,但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各行各业都兴起了反思改革开放 30 年、回眸新中国 60 年的热潮。我也先后承担了《中国教育改革 30 年基础教育卷》和《共和国教育 60 年》的主编工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觉这种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吕达和刘立德同我谈起过,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联合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教育学专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我认为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6 月中下旬,立德告诉我已将我的论文自选集列入出版选题计划,而且已和施克灿、周慧梅进行接洽,准备协助我将我的有关文章汇编成书。不久,看到了他们整理出来的论文集目录初稿,我进行了调整改定。我觉得这本论文集是对我自己几十年来求学、治学的一个小结。趁此机会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 1934 年 12 月 15 日出生在河北景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不识字,是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巧合促成了我的求学之路。如果从六岁进入半私塾启蒙开始,到 1964 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断断续续,我的学生生涯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排行第二,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什么手艺。大伯膝下无子,按照农村风俗,我便被过继给大伯,成为长房长子。我六岁时,和村里大部分同龄孩子一起,被父亲送到了村东头的小学读书。实际上,这所小学是个半私塾性质的,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老师就是原来的私塾先生,他到县简易师范学校学习了两个月,混了个出身,便成了这所小学唯一的教师。老师对新式教学法、体育一知半解,糊里糊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基本采用的还是原本私塾的教学方法。所以,我头两年的读书生活便是在这样的之乎者也、摇头晃脑中读书、描红中度过的,对于自然、科学,是一窍不通。家长们却没有什么意见。 第三年,从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生代替了老秀才,废除了描红,开始学习小猫叫,小狗跳,体育、音乐课程也像模像样地开设起来。体育课由教国文的男教师兼任。家长对他们的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得很。 当时采取的是六三三学制,小学阶段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两年。初小毕业后,我开始面临第一次人生选择。当时,村里初小的二十多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考上了高小,我是其中之一。此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同年龄相同家境的孩子已开始随大人下地干活了。当时大伯的意思是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庄户人家的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于是我便开始下地干活,但一天下来的风吹日晒,我的皮肤上长满了水泡,我咬牙坚持,第二天、第三天一周后,浑身上下长满了水泡,一层层地蜕皮,痛苦不堪。干农活,哪里有遮风避日的地方?无奈之下,父亲和大伯商量:这孩子不是种田干活的材料,让他再上几年学,多认几斗字,将来也好混口饭吃。就这样,我得以到邻村读完高小。 高小毕业后,因为县城没有初中,我投考了冀县和南宫的两所县级初级中学。我的运气不错,两所学校都上榜了。但当两张录取通知书真正送到家里的时候,大伯却坚决反对。到外县去上学,且不说要预备单独铺盖的困难,单说离家越来越远,考上学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假设考不上学,那白读几年岂不是瞎耽误工夫?即便回来也毁了,读的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大伯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正当我准备做木匠学徒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每个月有 60 斤小米供应的初中生待遇,就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家里人一合计,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 60 斤小米去吧。 我选择了冀县初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离家相对较近。冀县中学不是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 60 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 就这样,从初中开始,我便在国家资助的情况下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样的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讲,我的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 初中毕业时,我们这种配给制的学校被要求只允许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此时父亲才去世,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我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我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称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以下简称财会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制两年半。 1955 年 2 月,我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在财务室做出纳工作。工作刚几个月,厂里要精简行政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备考大学。 8 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1955 年 9 月,我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上从二弟身上脱下的半旧的中山装式灰色棉衣,还有母亲熬夜赶制的两双布鞋,到学校报到。俄院当时设有一部和二部。一部是培养国内紧缺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专门人才;二部即为留苏预备部,专为准备留苏和留东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设,在校进行一年的俄语和政治学习。我进入的是一部,四年制师范翻译系。实际上,该系是当年 7 月份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师生约 400 人全体并入,成立了师范翻译系,赵辉任系主任。该系理所当然延续了原有传统,所以我们班是俄院招的第一批学生,但上面却有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担任我们的教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校任教,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课。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核心是俄语和政治学习。俄语学习,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俄文基础的社会青年是个很大的挑战。对于外语学习,我只有在初中三年的英语经历,这种经历却成为俄语学习的障碍。由于习惯了英语的发音和拼音,学了好几个月俄语总是别不过来,两种语音总在脑袋里打架,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说出口却是另一回事,好几次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就暗下决心,要下更大的工夫去赶上班上同学。这种努力犹如一场长跑比赛,差不多半年后才有了明显的效果。 除去专业课程,我们还有礼仪实践课,每周一次,学习如何打领带、穿西服,品红酒、吃西餐,还有外交礼仪。领带和西服都是学校公用的,上课前按照自己尺寸向教务处服装室借出西服和领带,下课后马上归还。红酒和西餐平常上课全是虚拟的,只有在最后一次课才进行具体实践,然后就是考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如品红酒,平时上课就是举个空杯子,想象着里面装有浓香醇厚的高档红酒,跟着老师在那儿瞎比划,如何轻轻转动酒杯、如何加冰块、如何敬酒、如何干杯等等。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任凭老师怎样讲,也很难进入状态。后来,我灵机一动,凉水我们不缺乏啊,就快点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给同学们,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等下一次上课,老师看到我们都举着半杯子凉水,先是一愣,说我们胡闹,凉水如何能模拟出浓醇红酒的挂杯情形,但限于资源,聊胜于无,老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在凉水的帮助下,到期末真正用上红酒时,我们居然是不慌不忙,动作完成得有模有样。 1957 年,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不仅留苏预备部的辉煌不再,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我们一部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培养大量俄语人才已不再成为国内急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一部进行紧急瘦身。当时我们那一届有 600 人左右,学校动员我们转学,到更广阔的天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当时,我可以选择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在京高校文科专业。经过比较,我发现北师大的教育系是个好去处,因为院系调整后,教育系大师云集;更吸引我的是,好像很多课可以自学,当时我肺结核病尚未痊愈,没有那么大精力选那么多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办好了转学手续。 9 月份,我和北师大 1957 年新入学的学生一起,成为教育系一年级新生,学校教育专业。进入师大学习,有一年半时光(即 1957 1958 年底)基本上是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进行的:除了上教育系的课程,余下的时间再分为两块,蹭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到了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后,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就难以保证了。且不说上课是为了批判,上完一门批完一门,我们还大搞生产劳动:开辟了试验田,种植蔬菜;砌起了土高炉,大炼钢铁;还办了一个玻璃丝工厂。至于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到生产队帮忙抢收,日夜连轴赶写大字报等日常工作更是不计其数,就谈不上什么学习了。 1961 年我在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学校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我服从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 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是陆续澄清学科的成果。从 1960 年开始,在总结 1958 年教育大跃进的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教育部提出要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学校开始将原来批判过的学科陆续地澄清。当时在北师大聚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搞中国教育史的老先生(大多在 60~70 岁,当时感觉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如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等等。下边呢,虽然有几个年轻的教师,但他们都是从教育系本科毕业的,不是专门学教育史的,有点青黄不接,按照现在说法是学术梯队不合理。当时好像是中宣部提出来,要培养一批年轻的搞教育史的专门人才,目的就是逐步从老先生的手里,把知识接过来,传承老先生他们掌握的教育史知识。这些老先生尽管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但毕竟是解放前培养的人才,从政治思想条件来说,还难以适应新中国对这个学科的要求。另外,他们的年龄也偏高,需要培养年轻人来接班。因为教育史这个学科当时还比较特殊,这门学科需要很多专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老先生们掌握得最多,于是组织他们办一个研究班,来培养一批人。记得当时有系领导对我们直接讲,你们的任务就是从那些旧专家那里学本领,要逐步取代他们,培养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教育史学科的专门人才。就这样,北师大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得以创办。 就我本人来讲,我是不情愿进入研究班再继续学习的,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因为我是工作一年多考的大学,且是读了六年大学,应该工作了。但是,从学校到系里,都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担任班长。 研究班采取导师制。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因年岁较大原因不愿带学生之外,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先生名下各分了 4~5 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上课方式是大课,按照教育史的传统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系统地讲,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班最先定位是以古代为主,所以最初被命名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 就当时学习来讲,没有什么教材,不是不指定,而是根本就没有,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61 年 4 月,在周扬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随之,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文科教材建设会议,教育学科中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教材建设的重点教材,还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小组。会后,教材建设小组按照学科优势,将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任务作了一下大概分工: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由四所学校编写两套教材,发行全国。北师大独力承担一套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共三本。为了编好这套教材,老先生们成立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 6 月中下旬,陈垣校长还专门邀请了首都高校中部分历史学界、教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翦伯赞、范文澜、林砺儒等先生,向各位专家提交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初稿(在《中国古代教育史讲义》基础上编写的),以此为基础,集中讨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问题。我负责一部分专家意见的记录和整理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先生给我们班上课时又增加了一个目标,就是将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会议后,研究班的培养目标慢慢发生了转移,不再单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而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近现代教育史都要学习。这样,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的名字逐渐淡化,后来就直接称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为了完成教材编写的任务,老先生们的主攻方向进行了一次调整: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三位先生,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相应地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也主要由他们三位来上;陈景磐先生则重点承担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和课程。由于这些老先生中没人专门搞过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一度搁浅。后来专门从中央教科所聘请了陈元晖先生(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由他来承担教材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时为研究班讲授该部分的课程。按照学生研究专长和兴趣,重新调整了导师,拨出两个学生分给了陈元晖先生,我和何晓夏由此跟从陈先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 我们这个班,当时学习的时候,尽管还有很强烈的政治气氛,但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因为政治运动来了,班上出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同学之间谁整谁一下等等事情。大家都很怀念和留恋那几年的研究生生活。另外,学生们和老师的关系,很是温情融洽,毕业后大多长期保持联系。就当时政治要求上来说,那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我们这些学生却是党培养的新一代专业人才,好像应该和这些老师划清界限,保持一个距离,有一个界限似的。但在研究班上确实看不到这个界限,老师和学生谈问题、交往当中也没有戒心,学生也没有什么对老先生警惕之类的。所以后来说我们班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之类,好像也没有冤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真心诚意向老先生学习。因为我们在本科时,看过的东西太少,知道的东西太少,和这些老先生一谈,他随时随地说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没看过啊,就想赶紧找来看看,无形中增长了我们的见识,老先生们起到了一个引路人的作用。 在研究班期间,感触最深、收获最大就是在老先生指导下读了不少书,在图书馆抄了不少书,先后手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约四百余万字。通过抄写,保存了文献资料,加深了记忆,锻炼了意志,还感悟出不少治学修身的道理。这些资料的积累,为我的治学探索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研究班读书期间,我们又赶上了四清运动,我们由三年毕业也就变成了四年。先后两次四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已经离 1965 年暑假、离这一届毕业生毕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学校觉得也不好再延长我们毕业,就要求每人都交一篇论文,没有履行答辩程序。完成比较早的,先提交给导师,导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赶得比较急的,就直接交上去了。论文没有答辩,也没有说论文是否通过,没有考试,也没有什么结业仪式,而且毕业也没有证书(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又不想仿效苏联授予副博士学位)。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研究班生活,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毕业了。 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上有太多的巧合,是一个又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巧合凑在了一起,构成了我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高小到研究生,自然环境可以成为继续读书的理由,小到风吹日晒,大到天灾发洪水;国家教育政策、工厂内部调整可以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也曾改变过我的求学方向;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和我的学生生涯扯上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高小还是冀县中学,还有我六年的大学生活,四年的研究班学习,等等,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面对这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然后将事情尽可能做好。 二、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1965 年毕业留校后,我被派往北师大临汾分校搞基建,很快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我的出身根正苗红,没受到大的政治冲击,但在全国一片混乱之中,高校里也没有什么正常教学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探索。 1976 年 10 月底,粉碎四人帮才半个月,我由教育系被调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当时我带着学生还在外地实习、参观,等回来后,会计直接告诉我,到学报领工资去。我这才知道,我已被组织分配到学报编辑部了。当时说,学报工作需要,好像系里也不好安排我的工作。我自己也想换换地方。有人说,我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是三满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1993 年 10 月底,我又被调回到教育系做教师。当时说,是因为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需要,我更多的感觉是叶落归根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在超期服役,用他们的话来讲,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算是老骥伏枥,我的学术探索之路延展其中。 我做学报编辑十七年,是指十七年中以做编辑为主业,我的人事编制在学报编辑部。事实上,十七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只是在教育系不记工作量,不拿任何报酬,被认为是吃学报的饭,给教育系干活。几个获奖成果都是在学报做编辑时完成的。 1993 年调回教育系之后六七年,在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一直兼做学报编辑工作,变成吃教育系的饭,为学报干活。我深感,在高校学报做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1978 年 6 月,我在北师大学报第 3 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命题作文,还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色彩,算不上什么学术论文。除去本职工作,我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上。 1980 年 4 月,在学报第 2 期上发表了《论学而优则仕》,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我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 1 )学而优则仕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 2 )封建社会不能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 3 )从批判学而优则仕中应吸取经验教训。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作为世卿世禄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在同不学而仕和学优而不能仕的现象反复斗争中发展的。然而,在以往的时代,这种对立和斗争主要是在剥削阶级范围内存在和展开的,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或同一个剥削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而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任何一种治国治民的良策,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剥削阶级的私利和偏见。因此,学而优则仕思想本身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对待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遵循这条原则,就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违背或破坏了这条原则,就必然阻碍甚至毁灭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就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讲,我提出这种观点,被不少人称为胆子够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常常把学而优则仕作为批判的重点,说它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人也常常批判学而优则仕,把它说成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学而优则仕被视为没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是一种定论。其后,我就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孔子的德育思想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简明中国教育史》编写中,我承担的也是前两章的撰写任务;在《中国教育通史》中我还就《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作了挖掘等。逐渐地,不少人便视我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了,实际上我读研究生时是现代教育史方向。 1980 年 5 月下旬,陈元晖先生找到我,将一份古代书院的撰写提纲和几十页发黄的讲义交给我,希望能整理、扩充成为十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个暑假的挥汗如雨,终于形成了 12 万余字的书稿,从书院的起源、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的管理特点以及对今天教育的借鉴等来论述古代书院。陈先生看过后很满意,说:能不能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找个地方发表,听听大家的看法?我随即将其缩写为约 1.6 万字的篇幅,投到了北师大学报。主编认为很好,随即于 10 月份在第 5 期发表,我署名第二作者,反响很不错。该书稿次年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为书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署名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奠定了书院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时期书院研究的先声,把我称做研究书院的先锋,我认为有点过誉。大概是由于此时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者还比较少,特别是像我这个中青年人。其后,和李国钧、李才栋教授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书院》,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我和郭齐家教授任分卷主编)中宋代书院部分的撰写任务也自然落在我的头上。在不少人眼里,我便成了研究书院的专家。近几年来,我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述书院的文章。我一直强调要注重书院精神,它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历史优秀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所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强了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书院研究最基本的动力所在。 十年浩劫结束后,伴随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新探讨和对中国教育史地位的正确估价,中国教育史课程在高师教育系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并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教育史教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毛礼锐先生多次对我讲:希望能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毛礼锐先生提出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教育通史》的建议,编撰卷帙浩大的通史提上了日程。但老先生们大多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急需年富力强又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科研梯队的加入。从 1983 年开始,我作为毛先生的助教,协助毛先生组织力量投入研究,先后参与人员五十余人,分散在全国不同的院校、研究所。从 1985 年《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问世,直到 1989 年第六卷付梓,其中所耗费的气力决非笔墨所能描述。因老先生们或重病在身,或精力有所不及,大量的组织及审稿工作大多由我和国钧教授(他是沈灌群先生的助手)完成,拿给老先生们看后,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也得以完成。 《中国教育通史》先后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1992 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995 年)等荣誉,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也常有人讲我为《中国教育通史》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我总是报以一笑了之。我常对学生讲,我很自豪我一直担任毛先生的助教,直至 1992 年毛先生去世,此时,我自己已是博士生导师。但在老先生的面前,我依然是助教。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跟从老先生学做学问的绝好机会,有机会在老一辈的指导下做成一些事,收获很大。我愿意始终抱着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的态度,在科研的道路上承续老先生们的遗志,并尽可能将其发扬光大。正是有了这个机会,我结识全国教育史研究界的众多朋友,逐渐积累了与人合作的经验,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学术性著作,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全书由我和河北大学的阎国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基本上是在《中国教育通史》的队伍基础上加上一些青年骨干组成,第一卷徐仲林、谭佛佑、梅汝莉,第二卷赵家骥、俞启定、张如珍,第三卷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第四卷李国钧、金林祥,第五卷阎国华、刘虹,第六卷田正平,第七卷董宝良、陈桂生、熊贤君,第八卷苏渭昌。担任本书各分卷主编和撰稿人的大部分成员已有近十年合作研究的基础。从 1989 年动议,到 1994 年 6 月八卷本付梓,其间先后在重庆、呼和浩特、兰州等地召开过全体编写组的会议,邀请专家参与讨论。大家集思广益,商定了四条编写原则:(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充分体现中国教育思想史的专史特点;( 2 )努力突出以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为主的特点,力求改变过去那种把教育思想史变成人物排队或传记汇编的写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以及他们之间对抗、论争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等上面;( 3 )在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时,兼顾宏观教育问题和微观教育问题的思想成果;( 4 )力求展现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总的发展轨迹和走向,揭示其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确定编写原则后,分卷主编各负其责,大概在 1993 年 3 、 4 月份,稿子大体完成,我便开始找寻时间,周游各省,在各分卷主编处看稿。最后一站是到保定,和阎国华教授汇合、交换意见,确定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全书定稿时 290 余万字,被称为迄今卷帙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因其巨大的篇幅空间,在内容安排上做到了广收博采,展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特点。 1994 年 6 月出版后,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不少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开始崭露头角,锻炼了队伍。 从全书的情况来看,各卷主编下了很大工夫,基本上完成了既定任务。关于体现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之间的对抗、论争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的要求,有的分卷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总体来看,深感不足。如有机会,很想再作些努力。我感到,有关学术思想论争的研究在其他学科中是普遍受到重视的,如哲学史、史学史,特别是文学史,专门有文学批评史,似乎是属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论争史的性质。所以,我们不妨也试试。 2005 年 11 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在浙江金华以教育论争史为主题召开了学术年会;学生李建美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论争史研究》作了初步探索。这些,我把它看做大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仍需努力开拓。 当我们完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曾想着手开展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课题研究,并且邀集了几位年轻学者进行了多次商讨,还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和大纲。后因忙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写,更由于深感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信心不足,未敢贸然出手,只好暂且搁置了。然而研究的愿望和冲动却时时萦绕脑际,总想寻找机会尝试一下。后来,学生米靖的博士论文曾在两汉这个时段作了有益探索。就整体而言,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始终,还有很宽广的空间需要研究。 在此期间,我还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邀,主编了《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研究》一书。该书由我的两个学生吴霓和胡艳的博士论文组成,我只是撰写了序言。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 1996 年增加力量,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中国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研究,历时八年完成, 2004 年结题。我一直认为,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客观的社会基础,统治阶级的政策导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确立和稳定时期,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给予鼓励和支持,就得到更好的发展;相反,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加以限制或禁毁,就难以发展,甚至无法存在。一般说来是倡则兴,抑则衰。当然也有禁而不止、毁而未废的情况。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的政策,是鼓励、支持,还是限制、禁毁,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很少考虑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以其狭隘的阶级利益和短浅的认识水平为基准的,因而无视或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对待私学和私立学校,就成为统治者能否正确认识和认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私学和私立学校能否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之一。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完成不久,山东教育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编写一套制度史,我起初有点犹豫:原先做思想史的主编们大多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一支新队伍谈何容易。出版社同时也在力邀李国钧教授出山,他也有和我相同的顾虑。出版社很执著,我向来不善于说不,国钧也已经被说动,我们便老夫聊发少年狂,组织队伍,再担重任,开始给中青年学者压担子。各卷的承担者依序为:第一卷,俞启定、施克灿著;第二卷,宋大川、王建军著;第三卷,乔卫平著;第四卷,吴宣德著;第五卷,马镛著;第六卷,金林祥主编;第七卷,于述胜著;第八卷,苏渭昌、雷克啸、章炳良主编。这是一支较年轻化的队伍,青年人思路开阔、敏捷,勇于创新,不大容易被条条框框束缚,但他们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历练。 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研究教育发展史通常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角度入手,或进行专题研究,或进行综合研究,都曾经有骄人的成果问世。比较而言,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于和好于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事实上,教育制度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说,某种教育思想往往通过制度化的形态才能更实际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影响教育发展的进程,决定教育的成败得失。因此,在继续重视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史的研究,十分必要。这一点,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也因为如此,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教育制度史到底该研究哪些问题?以什么形式呈现?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后者,我们讨论了多次,最后达成了共识,作为深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作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贯彻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为当代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选题, 1998 年年底基本完稿,全书 331 万余字, 2000 年 7 月出版,先后获得了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等。本书的撰著出版,是大家历时多年通力合作的结果。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撰工作研讨会纪要》的要求,国家教委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作为其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课题,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大课题,何东昌同志为牵头人。总课题组下设了 16 个子课题,我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子课题,还担任总课题组的学术顾问之一,参与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着一些惨痛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 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制度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高考制度反思的深入,科举制度被作为高考的远祖,被拉入或为批判或为之翻案的风口浪尖。我也经常被各种杂志、媒体盛情相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到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作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从 2004 年开始,以厦门大学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等为发起人,每年召开一次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年会,迄今已有六届。他们邀请了不少历史、文学等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海外研究科举的知名学者,强调从多维角度来研究科举制度,我认为很有意义,值得我们教育史的学术年会借鉴。有分歧、有争论不是坏事,我们不应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要请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强努力,去年在保定的教育史学术年会有所改进。 就教育史研究来讲,无论思想史还是制度史,我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尽管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各卷中对社会教育(习惯上称之为社会教化)作了一些努力,但明显还不够。我国历朝历代重视化民成俗的传统以及形成的一整套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整理。 2004 年,我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计划做八卷本,由我担任总主编,暂定各卷的承担者依序为:第一卷,俞启定;第二卷,施克灿;第三卷,乔卫平;第四卷,徐勇;第五卷,孙邦华;第六、七卷,于述胜。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教育发展史的写作一直没有落实作者,后来,沈阳师大的王雷自告奋勇来承担,遂列为第八卷。《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基本是北师大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的教师力量,是 211 重点项目的横向课题。所里先后有卜然然(《先秦的社会教化》)、汪光华(《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研究》)、周慧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郭三娟(《山西社会教化研究》)、石焕霞(《科举制度与社会教化以清代状元为中心的考察》)等博士生围绕该主题做了博士学位论文。目前,各卷处于紧张推进之中,计划于 2010 年适当时候交出初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对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问题就比较感兴趣,尝试着做一点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2006 年 6 月,以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创新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 2006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我是总主持人。该课题基本上也是以北师大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的力量为主,加上我已经毕业的几个学生,共分为七个子课题,负责人如下:第一子课题,于述胜;第二子课题,徐勇;第三子课题,乔卫平、叶赋桂;第四子课题,孙邦华;第五子课题,施克灿、李永贤;第六子课题,刘立德、周慧梅。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和《传承与创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两篇文章,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点进展,也算是身先士卒吧。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组织大型课题的困难,这种合作的大项目非一朝一夕之功,很难短时期出效益,而高校每年的计量考核逼迫研究者不得不单打独斗,搞一些短、平、快来满足年终考核,分散了很多精力,难以拿出有分量的东西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从 2005 年 3 月开始,我被学校委任为《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主编,由王明泽、孙邦华、李敏辞、徐勇任副主编,周慧梅担任我的助手,开始编撰北师大的百年校史。 2007 年 12 月,近 100 万字的初稿初步完成,先后召开了两次不同范围的意见征求会。校史撰写原则虽是专家撰稿,但就本身性质来讲,却是官方修史,不得不考虑一些学术之外的问题,如一些校友的情结问题。比如伪师大这一段,我认为孙邦华写得相当不错,对旨在奴化青年学子的课程、教学、管理条分缕析,说清了伪师大的性质,对伪师大和北师大的关系也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看来,伪师大原本是一个历史存在,理应在百万字的校史中有所体现。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些跟随师大西迁的老校友情绪激烈,认为我们应不提或一笔带过伪师大,如若不然,便是给师大自寻晦气、自取其辱。原本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却因为某种情结的纠葛,便成了征求意见中的最大难题。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组先后三次集中统稿,就各自负责的章节逐章修改。目前,我正在看第四稿,已经统了四分之三,准备暑假再集中一次,就可上交给编委会了。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认为,最本职的工作还是教书。我喜欢上课,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马上就 75 岁了,多年来,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我一直坚持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我认为,对于大学来讲,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更值得关注。我担任过两年学校的本科生督导团组长的工作,每周深入到本科生课堂去听课三节。和其他督导团成员交流,大家都感觉本科生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一些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值得重视,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当然这也和高校目前的考评制度有关。我一直认为,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要围绕教学进行、和教学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为科研而科研,和教学是两张皮。多年来,我坚持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延展学术研究,感觉效果不错。如从 2004 年开始,我在北师大教育学院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公选课,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学生反响很好,而且数年积累的教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模样,正在作进一步整理。 2006 年 12 月,以我为申报人,中外教育史专题被列为硕士研究生基础课程建设项目。实际上,该课程是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一直开设的课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作为 21 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中教育学专业系列教材,由北师大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二十一个专题,是大家科研和教学结合的一个典范。今年 6 月份,我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十佳共产党员。学校组织部录制纪录片时,我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声:我深深热爱我的教书岗位、育人事业,愿意再为党工作十年! 三、我的一点感悟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每天都很忙碌、很充实,主持过一些课题,担任过一些社会兼职,做过两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组)成员,主编了几个大部头的教育通史和资料汇编、几本学术刊物,就一些教育问题发表过一点自己的看法。选入本文集的多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书籍中自己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还有一些序言和发言稿。将文集定名为《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实际上是我的老师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我之所以借来作书名,主要是想说明我所做的事只是将老先生的事业继承下来,同时,也希望能薪火相传,青年学者能将教育史学科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这些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教育史的各种声音,其中有无奈和沮丧的,也有欢欣鼓舞的。我总在反复想着一个问题,我从事了五十余年的教育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借此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教育史面临的问题不是近年才发生的。如大家常讲的教育史研究生就业困难问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毕业时,就已经出现了。 1961 年我们研究生班入学时是 20 人,到 1965 年毕业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班实际上只剩下 15 人,但分配结果可以说极为凄惨。拖了很长时间,陆陆续续地分配出去 10 个人,还有 5 个人没有单位。他们从 1965 年的暑假一直到 1968 年,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学校等分配,继续在师大参加文化大革命,和 1968 年毕业的本科生一起分配,实际上等于按本科生分配了。而且,分配出去的人,当时有机会去专门搞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乎没有。原本历史系的重新去搞历史去了,原来教育系的,因为各个师范院系除了本系的课外,大量的课是公共教育学,所以就去教公共教育学了。 按理说,北师大培养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当时不论就业形势如何严峻,也不至于有人找不到工作吧。就业难的背后,一是由于教育史的专业性质问题,一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教育史属于基础学科,由于学科性质,难以和实践结合得多么紧密。 1965 年全国都在大力强调与实践的联系,由于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牵扯到历史,老觉得是搞老古董,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凡是牵涉到历史这个学科的,都是被一再地压缩,本科生教育史课程的学时越来越少,原来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能做教育史的老师,那就足够了,不会补充新的教师。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没有解决。 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研究班被认定是有问题的,被列为四清的重点批判对象。北师大是北京地区高校四清试点学校。在自我检查过程中,有校领导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办班方向有问题,说研究班把一些年轻人引导到、拜倒在资产阶级名下去搞脱离实际的老古董。这种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班的方向问题被作为四清批判时的重点,研究班被看做是一个不重视政治学习,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埋头搞研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单位。理由很充分:首先,研究班政治方向是错误的。当时也举了好多例子,比如说老先生在教学中被认为有错误的观点,不是研究班上的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外面的人听见了以后揭发出来的,这足以证明研究生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其次,这些研究生对于老先生布置的任务认认真真地完成,是围绕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指挥棒转,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很羡慕资产阶级教授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有人揭发说研究班有学生很喜欢陈景磐先生穿西服的照片,据说还偷偷试穿了他在多伦多大学时的博士学位服,等等,认为研究班出来的人在政治上都不是很可靠。 就这样,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特点,加上学校对研究班基本的看法,分配不可避免就受到影响。所以这个研究班费了那么大力气,却没有实现最初的目的,真正专业搞教育史的没有几个人,全做别的去了。后来又有人慢慢转过来搞教育史。比如苗春德、何晓夏,都是费了很大周折,到了五十来岁,才有机会转来做专业。我毕业时留在了师大,最初也不是做专业,而是被派去山西临汾建设分校。文革开始回到了教育系,根本谈不上搞专业。文革结束,我被调到学报当编辑,直到 1993 年我才回到教育系,开始有名有分地搞教育史专业。这一年,我 59 岁。客观地讲,研究班的学习还是给我们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形成的大变化,它又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挥原来的作用,培养的这些人也失掉了好多发展的机会,挺可惜的。今天的教育史研究生培养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90 年代至今,我一直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组长,对教育史的学科定位、发展、队伍建设、学位点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应该说,这三十年来,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超出了它的正常发展,在学科积累的资源方面,这三十年来发挥了很充分的作用。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我们这个学科在 20 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差不多也就是四五十年,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差不多有三十年,但是合在一起,教育史出的成果连我们现在研究著作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四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史研究机构多了,培养的人也多了,每年都有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就这个学科本身承担的任务来说,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状态了。 面对中国教育史面临的各种问题,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鹦鹉救山火来形容这种心情。记得 2006 年在古城西安召开的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大会闭幕式上,面对会议期间大多青年教师、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困惑、迷茫和无奈情绪,如课时遭到压缩,在学科中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申报课题不易,学生分配困难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给大家讲个故事:森林着火了,里面居住的动物一边向外逃,一边抱怨,怎么这么倒霉。一只鹦鹉却匆忙往返于溪流和森林间,将自己的翅膀沾上水,飞到着火的森林上空,将翅膀上的水抖落。一次又一次,尽管尽可能小心振翅,但每次能运回来的却是寥寥,甚至只有几粒水珠。面对动物们的疑问,鹦鹉这样说:我但求心安。我这么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大家讲到的体会感受很深。我现在能做的,就像那只鹦鹉,停止抱怨,能做多少做多少。我的话音刚落,掌声雷动。我知道,掌声的背后有的是客气,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所见略同,或是引起了青年学者、学生的共鸣。事后,有好多青年人跟我讲起,当时是如何受到触动,我感觉很是欣慰。 我常常在想,教育史学科依然面临着尴尬状态,是与其学科性质、定位有很大关系的。大家说教育史怎么重要,但实际上却没有受重视,因为上面没人说还是没有用,我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听上面的。其实呢,谁心里都知道教育史挺重要的,搞教育学科的,哪一个学科都离不了教育史。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他要是学过一点教育史,注意一点教育史,愿看一点教育史,这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些搞其他教育学科的,做研究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短处,他对教育史太不了解了。尽管如此,教育史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我们看待、评价一个学科,很容易受功利性影响,要求这个学科面向教育现实。如果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就认为这个学科有价值、有地位;如果没有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就没有价值,这样看待一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导向。在现实中,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强调学科能够影响和参加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有的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研究的是教育史,脑子里比附的却是现实中的问题,常常出现用历史上的东西来附会现实问题。这违背了教育史研究最基本的宗旨。教育史不可能和现实联系得这样紧密,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最多起的是辅助性作用。我们要立足于一个基础学科,为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一个基础,这是教育史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个是,教育史学科是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素养,而不是帮助他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教育史学科就会很主动,也很自如,也不用担心被人怎么看不起,就不会再妄自菲薄,说教育史学科萎缩了啊什么的。其实搞教育工作的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实际工作,都是需要教育史基础的,这样就够了。总要求它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那就偏离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定位。 所以,与其说教育史专业困惑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的认识问题。我自己认为很简单,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学科里面的一个基础学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直接追求的目标,而是人们从中得到的某种启发、借鉴,帮助他去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有些人不明白或不愿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闹出好多笑话。比如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又如孔子的和谐教育思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弄得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启发;弄得不好呢,会觉得简直是荒唐。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服务的一个领域,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科都归到一个方面去,这也影响到我们学科的发展。我们感觉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史学科现在成果很多,力量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很现实。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明白,教育史学科它再冷也冷不到哪里去,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心里也平和一点,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就把它做好。也许,像陈元晖先生多年执著探索哲学、心理学那样,是为了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而我们研究教育史,同样也是找寻一朵朵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仅此而已。 感谢顾明远老师及北师大教育学部其他同事对我的这本集子的选编出版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领导魏运华、吕达等决定将拙著纳入《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出版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文字是在我的口述史稿(周慧梅记录整理)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权作自序吧。 2009 年 7 月 本书收录王炳照文章 73 篇 , 分中国教育史研究总论( 1-6 )、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家及教育流派研究 (7-20) 、中国教育制度史、书院、科举与蒙学研究 (21-35) 、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研究 (36-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 (49-56) 、教育改革、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 (57-70) 、附录( 71-73 )等部分。 感谢周慧梅博士提供顾明远所撰的序和王炳昭自序。照片和由笔者依据该书翻拍的,总共 16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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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逻辑思维教育有待重视:逻辑学家刘培育谈人才培养
brbaba 2010-7-8 22:31
编者按: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专家。作为金岳霖先生的弟子,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逻辑学的介绍、研究和传承工作。近年来,他对人才培养的问题比较关注。他认为,在当下的教育学科体系中,逻辑学教育有待被重视。逻辑思维教育、逻辑的普及对提高民族素质、培育人才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问:刘先生,您这些年一直在关注逻辑思维教育和逻辑普及工作,您是怎么想的?   答:这要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我和我的一些同事深深地感觉到,当今我国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严重性。不论是法律条文、经济合同、广告说明,还是官员讲话、决策论证、传媒报道,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到不合逻辑、语言不规范的现象。这些问题妨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有时甚至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二是,我国的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对逻辑思维教育不够重视。近30年来,有关方面曾两度在中学课本中编入逻辑基本知识,最后都没有得到落实,成了纸上谈兵;在高等学校,逻辑教育也是几起几落,有的学校取消了逻辑课,致使逻辑老师改行。这些问题引起我对逻辑思维教育和国民素质的关系、逻辑思维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的思考。   问:不久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把推进素质教育规定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您认为,逻辑思维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答: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让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在人的各项素质中,逻辑思维素质是最基本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重要的。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规律和有效推理、论证的学问。逻辑素质高的人,他应该是思维清晰、推理正确、有高超论证水平的人。一个人的逻辑思维素质高,将有助于他学习各种知识,特别是有助于把各种知识转化为智慧,转化为做事的能力。相反,如果一个人的逻辑思维素质很低,常常思维混乱,那么他的其它素质也就无从谈起,他哪里还会有办事的能力。国内外很多著名的教育家都明确指出要重视逻辑思维教育。   问:请您举几个例子说说。   答: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钱学森之问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为什么中国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钱老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认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模式举办的。那么,什么是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模式呢?他说,这种模式就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并重实施的教育。钱老的这个想法是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切身体会,也是他晚年研究思维科学、总结历史上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的结果。再一位是钱伟长。他晚年一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经常就高等教育问题发表意见。他曾说:我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只有刻苦学习,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绩。但是,更关键的是逻辑思维,有了这个习惯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它会带你走向无数个成功。前不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也表示过,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缺乏跨学科的广度和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我再举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谈在学校读书时接受逻辑思维训练的感受: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在1929年考入清华,第一年念国文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他在晚年回忆中详细讲述了当年听金岳霖逻辑课的具体情形。他说,是金先生教他学会怎样去思考。半个世纪过去了,仍然认为对他的帮助很大。谈到以上的例子,逻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问:现在到处呼吁创新人才,请您谈谈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是什么关系?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人类历史跨进21世纪,有人预言到2030年世界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经济资源角度说,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为配置第一要素的经济。而人的智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于是,不同领域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创新思维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创新思维的本质,对它的理论体系仍在探索之中。我以为,创新思维是一个过程,是人们为解决某个问题,突破旧的思维定势,灵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产生新的思想,并在成功实施中获得社会效益和价值的过程。创新思维的特点是独创性和新颖性,是对常规思维的突破。因此有人把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并列起来,甚至也有人把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对立起来。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逻辑思维是基础,是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律,创新思维也必须遵循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创新思维要综合地、灵活地运用各种思维方法,包括逻辑思维方法和非逻辑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成果的验证,也必须运用逻辑推理和论证。因此,一个人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对于他成为拔尖的创新人才是有帮助的。顺便说一句,逻辑思维强调理性、规则、程序、讲理,这种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石,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石。   问:您认为,应如何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搞好逻辑思维教育呢?   答:我觉得,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各级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者要深刻地认识逻辑思维教育的重要性,要自觉地、有效地搭建实施逻辑思维教育的平台,切实地开展逻辑思维训练。逻辑思维教育和训练,可以在不同的课程和活动中进行,但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是搞好大学和中学的逻辑思维教学。逻辑思维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不同专业讲授不同的逻辑知识,真正为提高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服务。要梳理学校各门课程、各个教育环节与逻辑思维训练的联系,有意识地在各门课程教学中、在教育的不同环节上,实施逻辑思维教育和训练。为此,可以开展逻辑思维教育研讨会,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可行方案。可以对相关教师、特别是中学教师进行逻辑思维培训,提高逻辑教学水平。逻辑思维能力的高低,事关全民族的素质,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象毛泽东当年要求广大干部要学点逻辑那样,向全社会普及逻辑基础知识。 信息来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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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中学老师派出来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liuxiaod 2010-5-30 08:28
美国和加拿大有很多大学有教育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在中国希望引进国外教育观念,可以把中学老师派出来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就可以毕业,如果每个学校都有两三位海龟教师,那么中国的教育理念会很容易改变。以前曾让中学校长出国参观,效果不会好,因为大部分校长都无法用英语交流,只能听翻译的解说,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不能保持与国外教育系统的长期交流,攻读学位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也可以包括小学教师,花些钱,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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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教育学家朱小蔓教授深度解读鲁洁教育学术思想(节选)
JYH64J98Y99H 2010-3-23 12:4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小蔓 ) Studies of Mo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Lu Jie ZHU Xiao-man Abstract: Professor Lu Jie, who has devoted herself to the studies on mo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a discipline with it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ignificance widely acknowledged, has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ories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Centering on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educatio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studies established by Professor Lu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viewing and considering education through a moral perspective. The moral education she constructed, firmly based on peoples daily life, is of human beings and for human beings. Having been reflecting upon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disillusioned with its orientation to over-materialization and desire for seizure and occupation, s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humanism and is well aware of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early modern western humanism. Seeing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concepts, she attempts to rise above normative moral hermeneutics, epistemological moral hermeneutics, instrumental moral hermeneutics, and existential moral hermeneutics. She has not only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edifice of mo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but also addressed the problems with the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that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eat intellectuals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Professor Lu has never put life in any contradiction with knowledge and reason, far from ignoring and disdaining life. The best way to celebrate her birthday i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view her works, enter her academic life, and deepened their studies on her thoughts. Key words: Lu Jie; ethics; mo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education theory; Lus school of education studies 道德教育哲学是她治教育学的核心和灵魂,以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是鲁洁教育学术思想的明显标识。她问道,人 - 人心 - 人的善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信念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她是一个超越了自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正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正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凡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她鲜明的个性特征:她从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判断和选择,坚持独立思考与写作,这既是她极为令人羡慕的优秀秉赋和能力,也是她坚定明朗的价值观和信念。自从选定从道德的角度研究教育,她就一天也没有放弃过。道德教育哲学是她治教育学的核心和灵魂,以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是鲁氏教育学派的明显标识。 先生专注与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对当今人类陷入的道德危机,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人的道德失范和精神迷失问题,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她认为,正是唯经济主义导致的消费道德观、快乐道德观使教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放逐了人文精神,使道德教育无以依附。她担心人们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是巨大的,这种道德的失序必将殃及几代人, 她一再提醒人们,现代化并不是一路高歌,现代化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各种悖论、思想倾向和现实问题特别要警惕。人不能只做经济的动物、消费的奴隶、学习的机器。正是工具理性主义、盲目的科技至上主义将知识学习工具化、客体化,它导致教育,包括德育的知识化倾向。她清醒地看到,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教育在事业的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现代化思维对教育的宰制又是深重的。人们在成就中往往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教育追求的大方向。 对于当代中国现行的德育,先生一直是不满意的,她说:反观我们的道德教育我有强烈的紧迫感,怎样使我们的德育获得其应该有的魅力,以无愧于我们飞速发展的时代,德育的前路在哪里?这是我们时代的课题,不会轻易就得到正确的答案,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注定要苦苦追寻、探索。 1 她深信德育本该有魅力,因为德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即使是物,我们也要显示它背后的人,显示它和人的关系;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它面对的是人的向善之心,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的追求。她问道:人 - 人心 - 人的善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 1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信念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 由于她学术带头的优势,也由于学校在教育学科方面的整体实力,南京师范大学于19 80 年代中期获得教育学博士点,德育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 也是在我国教育学科第一个建立该方向的博士学位点, 20 余年里,从这里走出当代中国最大的、专攻德育的博士群体。1990年代末,在她的指导下,在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德教育研究所;之后,又有机会在教育科学学院自主设立德育学博士授权点。一批中青年德育学者成长起来,有更多的德育学子从这里走出来,南京师范大学被誉为德育专门人才培育的摇篮。作为她的学生和一段时间里的助手,我其实十分清楚,她一直是上述发展道路最重要的规划者、设计者和引路人。直到如今,她依然是我们这群人的主心骨,也是中国德育专业团队的思想灵魂、精神领袖。 进入晚年以后,她越发关注中国现实的德育及其改变,也越发有了更超脱的心境思索那些基础理论问题了。她一边耗费心智地周密论证,一边不间断地亲自去考察学校道德教育的实际。每次去她家聊天,她都感慨地说,我们并不能指望学术一定会改变什么,但总是做一点好一点,改变一点是一点。 地处南、北两地,我俩更多地是用电话交流学术,讨论究竟怎么理解德育的本质、理解德育过程的特征。我们共同地认为,德育主要是一种心灵的艺术。对这种更多表现为内在的、隐性的、精神性的现象,怎么能够期待以简单化的、外在性的工作做处理呢?又怎能逼迫它在短时间内外显化呢?无论对一所学校还是对一个个体,如果我们急于要求德育有显性功效,也许,真正的德育也就荡然无存了。她鼓励我说,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想得再透彻些、说得再清楚些,就是理论贡献,对实际的德育实践一定会有帮助。是啊, 20 多年来,她一直秉持研究人员对学术使命不变的情怀和信念。她那求索的专注和执着,随着岁月流逝早已变成她的学术爱好和信仰,变成她精神享用的人生过程。她是一个超越了自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正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正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她完全不满足于传统的道德概念,她试图冲破规范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知识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工具论的道德解释论以及现存论的道德解释论。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 先生的德育研究独树一帜。她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她的批判集中指向两个方向:一是批判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和教条主义影响的德育体系,二是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唯经济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病症对德育的冲击和侵蚀,因为这两者都造成无人的德育。而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人的理论是先生的教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 也是其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 , 是其全部思想贯通性的主线。然而,究竟怎么看待人的本质?当今时代应该持怎样的人学观?我们需要进入先生的读书、思考和研究中去分析、把握。据我入学之后与她的接触交流,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比如,她认同马斯洛把人的尊严、爱心、创造、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看成不可或缺的类似本能需要的一种根本性需求。比如,她重视哈贝马斯的语用学理论、交往理论,承认通过语言可以深入地研究人们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止是个人的认知能力,人的理性其实是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她也必然地认同迦达默尔的解释学从历史文化交往的崭新视角研究人。那一阶段,我正在构思情感教育研究,我们一起在她的书房谈论这些人物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视角的出新,她的评点总能一语中的,令我佩服之至。当然,她也时时警惕西方人本主义的负价值,警惕其中的绝对化倾向。世纪之交,她正式提出将共生性的人作为人的教育,也是德育的起点。她认为,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因而人学观一定要改变。今天的每个人可以跟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发生即时联系,形成某种关系,人际关系已不为在场所限定,而呈现出在场和缺场的交叉。它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生存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58 正因此,她所论证的道德的正当性、道德教育的正当性、共同价值观建构的现实必要性都有了新的、更为开阔的角度,有了更为丰富新颖的思想资源。她坚信,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由于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本质更新的、更丰富的认识基础上,她更加深信人的道德需求、人类社会的道德需求、道德教育的需求是人类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她的结论不仅有严密的逻辑推理,有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而且是历史辩证法自然、必然的结果。从人类文明史,从人类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看,人终究不会放弃把道德作为自身的内在尺度。 道德究竟是什么?怎样理解道德的本质? 通观 先生这些年思考的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完全不满足于传统的道德概念,她试图冲破规范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知识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工具论的道德解释论以及现存论的道德解释论。我以为,她极力要突破的是外在的、现存的、主要从客体方面理解道德、理解人的道德学习,理解道德的价值与功能;至少,她要扬弃并超出它们,侧重从内在的方面、从人的主体方面、从选择的可能性上去解释道德,求证道德、道德教育的本真含义。 道德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以及通过怎样的道路去培养?我们期望道德教育体现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 ,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归根结底都有赖于对道德的理解,对人的图景的认识和展望。她的人学观鲜明地反对做奴化的人:在中国语境下不能做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奴隶,在现代性文化中不能做金钱、商品拜物教的奴隶。她也反对做西方传统的单子式的人,虽然她承认西方单子式的人观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历史进步意义,但认同它必然会过度夸大自我价值,最终必将走向消亡。她说,道德教育就是培养有德性的人。什么是有德性的人呢?在她的系列论文中有不同的描述,却透射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企盼:有理想的人,选择过可能生活、有意义生活的人,具备共在性取向的价值主体,超越的人,走进世界历史的人,等等。 分析上述价值取向,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坐标定位值得注意: 第一,现存与可能:在人的面前存在着两种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它是由现存的一切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另一个是可能世界,它是以事物可能存在的状态呈现于人的精神、思想之中。正因为在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存在着这个可能世界,人才能够成为惟一的、得以超越现实存在的动物。道德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把握。道德所反映的不是实有,而是应有,它不是人们现实行为的写照,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用应是、理想的标准来对它作出善或恶的评价,并以此来引导人的行为。因此,道德教育的要旨不在于使受教育者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是怎样的,而在于使它们掌握:人们的行为可能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道德的理想是什么?人何以接近这种理想?道德教育如果离开了这种要旨,它就不能成其为道德教育,而只可能成为诸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知识的教学与传授。 第二,主客体、单个体与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由于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她一方面告诫人们,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对于有悖这种大目标的,或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招牌下所推行的各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同时,她特别敏锐地提醒, 20 年来,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其实已开始成为当代各国教育的主题,因而,我们要以一种世界性、世纪性的眼光,着力培养一代能够走进世界历史,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并通过他们的主体性实践去获取人的完全解放。 最近 10 多年,她极力倡导生活形态的、整体性的道德教育,它既包含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关注着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心灵,它既涵盖了道德的知识,又统摄了道德行为、情感信仰等。她认为,在这个整体中不排除道德知识的存在,但道德不能还原为道德的知识;它虽包含有道德的规范,但不能将道德归结为道德的规范。 285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坚持着重对外在性的、知识性的道德教育予以批判。坚持德育是引发、激励人内在的向善性的过程,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过程。 关于人的德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该调整到怎样的道德教育模式?这在当代中国,特别在学校教育中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先生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国的道德教育从主流方面看至今还处于一种传统的模式之中。这种德育模式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既定规范,养成与之相符的行为习惯,方法则是灌输、管理、训练。她大声疾呼,正因为如此,本来应当是充满了人性魅力的德育,变成毫无主体能动、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和说教。道德教育必须从这种模式中走出来。 她坚信,一切道德规范都是出自于人性的追求和需要,它所规定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乎道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把握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基础上。 至于何谓理解、人怎样理解、通过理解把握什么、理解的双向性质和功能,尤其是为什么理解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基础和根据,她大量收集已有心理学、哲学文献,收集国内研究者和幼儿教师的研究,收集国内外德育模式和教育家的实验,耗费心血、旁征博引,做出一个重要结论和预测:理解人是当代道德教育实践的走向。我相信,这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价值重大,因为它将衍生出道德教育操作的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如,创造有利于人与人理解的制度、群体结构、风尚等文化环境,培养人的理解能力、建立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重视教师、领导的理解能力,等等。 最后,我们该期待什么样的道德教育的功能效果呢?长期以来,对道德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论及;谈及个人,也主要是强调把一个自然人变为一个社会人。先生并不反对德育有经济、政治、文化功能,但她更多地从人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这一思路上去认识。在中国德育界,大家都知道,德育的享用功 能是 先生率先提出的理论命题。这是她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提出的,之后她回应国内不同人的质疑、商榷后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自信地指出:德育的享用功能不是任何人任意赋予的,而是德育过程之逻辑必然,它植根于德育的本质。 91 试想,既然德育具有个体享用功能,它与每个个体的生命意义、生活幸福感息息相关,这就使长期以来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肯定德育价值、发挥德育功能有了一个极大的思路调整。她说,个人如果以助人为乐,以为善最乐,我们的德育怎么能拒绝这种快乐感的产生,反对学生们从自己的德性外化、创造中享受人生的幸福呢? 93-95 她坚持从内在的、个体的角度期待和评价德育的功能效果,是一种符合德育本性的、符合人的德性生长规律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它必然地与急功近利的、形式化的评量德育效绩相对峙。今天德育的改革虽然不少,但真正要改变德育面临的困境,使之真正成为心灵的艺术,特别需要倡导用这样的眼光、尺度、方式看待德育工作的成效、看待人的德性之变化和生成。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她谈及德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时总爱说:反正要想通。一个通字,可以形象地表明她理性思考的习惯,即思想的深邃、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精神主旨的一以贯之。事实也已雄辩地证明,先生的思想理论无论是运用于指导学校德育实践,还是贡献于国家课程政策,都是起了大作用的。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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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学者朱小蔓深度解读鲁洁教育学术思想(摘编)
JYH64J98Y99H 2010-3-23 12:32
道德教育哲学是她治教育学的核心和灵魂,以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是鲁洁教育学术思想的明显标识。她问道,人 - 人心 - 人的善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信念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她是一个超越了自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正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正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凡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她鲜明的个性特征:她从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判断和选择,坚持独立思考与写作,这既是她极为令人羡慕的优秀秉赋和能力,也是她坚定明朗的价值观和信念。自从选定从道德的角度研究教育,她就一天也没有放弃过。道德教育哲学是她治教育学的核心和灵魂,以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是鲁氏教育学派的明显标识。 先生专注与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对当今人类陷入的道德危机,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人的道德失范和精神迷失问题,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她认为,正是唯经济主义导致的消费道德观、快乐道德观使教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放逐了人文精神,使道德教育无以依附。她担心人们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是巨大的,这种道德的失序必将殃及几代人, 她一再提醒人们,现代化并不是一路高歌,现代化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各种悖论、思想倾向和现实问题特别要警惕。人不能只做经济的动物、消费的奴隶、学习的机器。正是工具理性主义、盲目的科技至上主义将知识学习工具化、客体化,它导致教育,包括德育的知识化倾向。她清醒地看到,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教育在事业的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现代化思维对教育的宰制又是深重的。人们在成就中往往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教育追求的大方向。 对于当代中国现行的德育,先生一直是不满意的,她说:反观我们的道德教育我有强烈的紧迫感,怎样使我们的德育获得其应该有的魅力,以无愧于我们飞速发展的时代,德育的前路在哪里?这是我们时代的课题,不会轻易就得到正确的答案,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注定要苦苦追寻、探索。 1 她深信德育本该有魅力,因为德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即使是物,我们也要显示它背后的人,显示它和人的关系;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它面对的是人的向善之心,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的追求。她问道:人 - 人心 - 人的善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 1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信念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 由于她学术带头的优势,也由于学校在教育学科方面的整体实力,南京师范大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获得教育学博士点,德育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 也是在我国教育学科第一个建立该方向的博士学位点, 20 余年里,从这里走出当代中国最大的、专攻德育的博士群体。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她的指导下,在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德教育研究所;之后,又有机会在教育科学学院自主设立德育学博士授权点。一批中青年德育学者成长起来,有更多的德育学子从这里走出来,南京师范大学被誉为德育专门人才培育的摇篮。作为她的学生和一段时间里的助手,我其实十分清楚,她一直是上述发展道路最重要的规划者、设计者和引路人。直到如今,她依然是我们这群人的主心骨,也是中国德育专业团队的思想灵魂、精神领袖。 进入晚年以后,她越发关注中国现实的德育及其改变,也越发有了更超脱的心境思索那些基础理论问题了。她一边耗费心智地周密论证,一边不间断地亲自去考察学校道德教育的实际。每次去她家聊天,她都感慨地说,我们并不能指望学术一定会改变什么,但总是做一点好一点,改变一点是一点。 地处南、北两地,我俩更多地是用电话交流学术,讨论究竟怎么理解德育的本质、理解德育过程的特征。我们共同地认为,德育主要是一种心灵的艺术。对这种更多表现为内在的、隐性的、精神性的现象,怎么能够期待以简单化的、外在性的工作做处理呢?又怎能逼迫它在短时间内外显化呢?无论对一所学校还是对一个个体,如果我们急于要求德育有显性功效,也许,真正的德育也就荡然无存了。她鼓励我说,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想得再透彻些、说得再清楚些,就是理论贡献,对实际的德育实践一定会有帮助。是啊, 20 多年来,她一直秉持研究人员对学术使命不变的情怀和信念。她那求索的专注和执着,随着岁月流逝早已变成她的学术爱好和信仰,变成她精神享用的人生过程。她是一个超越了自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正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正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她完全不满足于传统的道德概念,她试图冲破规范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知识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工具论的道德解释论以及现存论的道德解释论。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 先生的德育研究独树一帜。她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她的批判集中指向两个方向:一是批判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和教条主义影响的德育体系,二是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唯经济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病症对德育的冲击和侵蚀,因为这两者都造成无人的德育。而她建构的是有人的和为人的德育,是以人的生活为坚实基础的德育。 人的理论是先生的教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 也是其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 , 是其全部思想贯通性的主线。然而,究竟怎么看待人的本质?当今时代应该持怎样的人学观?我们需要进入先生的读书、思考和研究中去分析、把握。据我入学之后与她的接触交流,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她不迷信过度物质化、占有式的西方现代化,同时却高度重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敏感于它们区别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新特征。比如,她认同马斯洛把人的尊严、爱心、创造、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看成不可或缺的类似本能需要的一种根本性需求。比如,她重视哈贝马斯的语用学理论、交往理论,承认通过语言可以深入地研究人们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止是个人的认知能力,人的理性其实是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她也必然地认同迦达默尔的解释学从历史文化交往的崭新视角研究人。那一阶段,我正在构思情感教育研究,我们一起在她的书房谈论这些人物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视角的出新,她的评点总能一语中的,令我佩服之至。当然,她也时时警惕西方人本主义的负价值,警惕其中的绝对化倾向。世纪之交,她正式提出将共生性的人作为人的教育,也是德育的起点。她认为,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因而人学观一定要改变。今天的每个人可以跟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发生即时联系,形成某种关系,人际关系已不为在场所限定,而呈现出在场和缺场的交叉。它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生存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58 正因此,她所论证的道德的正当性、道德教育的正当性、共同价值观建构的现实必要性都有了新的、更为开阔的角度,有了更为丰富新颖的思想资源。她坚信,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由于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本质更新的、更丰富的认识基础上,她更加深信人的道德需求、人类社会的道德需求、道德教育的需求是人类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她的结论不仅有严密的逻辑推理,有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而且是历史辩证法自然、必然的结果。从人类文明史,从人类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看,人终究不会放弃把道德作为自身的内在尺度。 道德究竟是什么?怎样理解道德的本质? 通观 先生这些年思考的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完全不满足于传统的道德概念,她试图冲破规范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知识论的道德解释论,冲破工具论的道德解释论以及现存论的道德解释论。我以为,她极力要突破的是外在的、现存的、主要从客体方面理解道德、理解人的道德学习,理解道德的价值与功能;至少,她要扬弃并超出它们,侧重从内在的方面、从人的主体方面、从选择的可能性上去解释道德,求证道德、道德教育的本真含义。 道德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以及通过怎样的道路去培养?我们期望道德教育体现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 ,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归根结底都有赖于对道德的理解,对人的图景的认识和展望。她的人学观鲜明地反对做奴化的人:在中国语境下不能做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奴隶,在现代性文化中不能做金钱、商品拜物教的奴隶。她也反对做西方传统的单子式的人,虽然她承认西方单子式的人观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历史进步意义,但认同它必然会过度夸大自我价值,最终必将走向消亡。她说,道德教育就是培养有德性的人。什么是有德性的人呢?在她的系列论文中有不同的描述,却透射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企盼:有理想的人,选择过可能生活、有意义生活的人,具备共在性取向的价值主体,超越的人,走进世界历史的人,等等。 分析上述价值取向,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坐标定位值得注意: 第一,现存与可能:在人的面前存在着两种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它是由现存的一切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另一个是可能世界,它是以事物可能存在的状态呈现于人的精神、思想之中。正因为在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存在着这个可能世界,人才能够成为惟一的、得以超越现实存在的动物。道德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把握。道德所反映的不是实有,而是应有,它不是人们现实行为的写照,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用应是、理想的标准来对它作出善或恶的评价,并以此来引导人的行为。因此,道德教育的要旨不在于使受教育者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是怎样的,而在于使它们掌握:人们的行为可能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道德的理想是什么?人何以接近这种理想?道德教育如果离开了这种要旨,它就不能成其为道德教育,而只可能成为诸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知识的教学与传授。 第二,主客体、单个体与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由于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她一方面告诫人们,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对于有悖这种大目标的,或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招牌下所推行的各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同时,她特别敏锐地提醒, 20 年来,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其实已开始成为当代各国教育的主题,因而,我们要以一种世界性、世纪性的眼光,着力培养一代能够走进世界历史,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并通过他们的主体性实践去获取人的完全解放。 最近 10 多年,她极力倡导生活形态的、整体性的道德教育,它既包含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关注着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心灵,它既涵盖了道德的知识,又统摄了道德行为、情感信仰等。她认为,在这个整体中不排除道德知识的存在,但道德不能还原为道德的知识;它虽包含有道德的规范,但不能将道德归结为道德的规范。 285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坚持着重对外在性的、知识性的道德教育予以批判。坚持德育是引发、激励人内在的向善性的过程,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过程。 关于人的德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该调整到怎样的道德教育模式?这在当代中国,特别在学校教育中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先生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国的道德教育从主流方面看至今还处于一种传统的模式之中。这种德育模式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既定规范,养成与之相符的行为习惯,方法则是灌输、管理、训练。她大声疾呼,正因为如此,本来应当是充满了人性魅力的德育,变成毫无主体能动、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和说教。道德教育必须从这种模式中走出来。 她坚信,一切道德规范都是出自于人性的追求和需要,它所规定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乎道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把握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基础上。 至于何谓理解、人怎样理解、通过理解把握什么、理解的双向性质和功能,尤其是为什么理解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基础和根据,她大量收集已有心理学、哲学文献,收集国内研究者和幼儿教师的研究,收集国内外德育模式和教育家的实验,耗费心血、旁征博引,做出一个重要结论和预测:理解人是当代道德教育实践的走向。我相信,这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价值重大,因为它将衍生出道德教育操作的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如,创造有利于人与人理解的制度、群体结构、风尚等文化环境,培养人的理解能力、建立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重视教师、领导的理解能力,等等。 最后,我们该期待什么样的道德教育的功能效果呢?长期以来,对道德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论及;谈及个人,也主要是强调把一个自然人变为一个社会人。先生并不反对德育有经济、政治、文化功能,但她更多地从人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这一思路上去认识。在中国德育界,大家都知道,德育的享用功 能是 先生率先提出的理论命题。这是她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提出的,之后她回应国内不同人的质疑、商榷后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自信地指出:德育的享用功能不是任何人任意赋予的,而是德育过程之逻辑必然,它植根于德育的本质。 91 试想,既然德育具有个体享用功能,它与每个个体的生命意义、生活幸福感息息相关,这就使长期以来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肯定德育价值、发挥德育功能有了一个极大的思路调整。她说,个人如果以助人为乐,以为善最乐,我们的德育怎么能拒绝这种快乐感的产生,反对学生们从自己的德性外化、创造中享受人生的幸福呢? 93-95 她坚持从内在的、个体的角度期待和评价德育的功能效果,是一种符合德育本性的、符合人的德性生长规律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它必然地与急功近利的、形式化的评量德育效绩相对峙。今天德育的改革虽然不少,但真正要改变德育面临的困境,使之真正成为心灵的艺术,特别需要倡导用这样的眼光、尺度、方式看待德育工作的成效、看待人的德性之变化和生成。 纵观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分析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关联,显然,她已相当完整地构筑起道德教育哲学的理论大厦,也相当深刻地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她谈及德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时总爱说:反正要想通。一个通字,可以形象地表明她理性思考的习惯,即思想的深邃、逻辑论证的严密以及精神主旨的一以贯之。事实也已雄辩地证明,先生的思想理论无论是运用于指导学校德育实践,还是贡献于国家课程政策,都是起了大作用的。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不能设想,在当今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德育学界可以没有先生的思想和声音,可以不运用她潜心研发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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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来世不再做教师”后想到的
xuecw 2010-3-8 17:31
听到“来世不再做教师”,后半辈不搞教育学 甘肃代课教师被辞退,其中苦衷谁理解?后悔之余只能说,“来世不再做教师”,提起这事就伤心。 请看视频: http://news.qq.com/zt/2010/Chinese/teacher.htm 想起一则民歌:在娘家青枝绿叶,到婆家骨瘦饥黄,不提起倒也罢了,一提起眼泪汪汪。 这其实是一则谜语,言撑船之竹篙。竹子根生土长的地方比喻为 在娘家 , 而竹子被砍伐后经加工做成了船篙喻为 到婆家 . 撑船时 , 篙从水里提出时滴落下来的点点水滴恰似眼泪 , 真是惟妙惟肖 . 代课教师,年轻力壮时(青枝绿叶时)奉献于无人愿意去的乡村小学,他(她)本可以外出打工或干实业去赚取更多的钱,可惜抱着一线希望,拿着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工资,诚惶诚恐地工作唯恐被辞退。待到中年老时,无力去干他事,却遭辞退而得不到有效补偿。真是,不提起倒也罢了,一提起眼泪汪汪。 当年边远农村教师缺乏教师,这些代课教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甚至倾其一生。 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近几年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师范生需要就业,基础教育也需要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师资。 想当年,在师资缺乏的年代,各地纷纷成立师范院校,从每一省有一所师范大学,到每一地区都有一所师范学院。近几年各综合大学也成立了教育学院,研究和培育师资。 印象中十几年前,连某些县办中学也很难分配到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如今,硕士生要进较好的中学,也得经过层层考核。 许多年前,不知何种原因,许多学生是不愿意当老师的,一些学生是为情势所迫当老师的。教师的子女多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去当老师。身为师范生,却不愿将来做教师;身为教师,却以转行为荣。如今,你要想当教师,也没那么容易,毕竟不是乡镇书记对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当营业员”的时代了。 师范教育在发展,最初的中师升格为师专,师专升格为师院,可是当师专师 院“被合并”进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师范教育逐渐被销蚀的时候。 师范教育被削减,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师当然日见其多余。代课教师被清退,师范生日见其多,就意味着师范教育显得过剩。 在师范学院被合并进理工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开始让学生自选专业的时候,在教育学科老师被并进工程技术学院的时候,在并进工程技术学院还觉得不适又独立出来的时候,独立出来不适又合并到另一学院的时候,教育学科实际上已是穷途末路。实际上,在教育学已沦落外学科外人员的权力场的时候,它的衰落的命运就注定了。 教育学科兴旺的时候,非教育学科出身的人员,受上级领导的指派,到教育学科相关的岗位谋求相应的权力,什么院长、所长之类要职,与多年从事该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是无缘的。如今教育学科衰落了,看你学科教师愿干啥去干啥,工作量完不成是你自身的事情。真有点感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代课教师被清退,师范教育在非师范大学在衰退,教育学科该退场了,学科教师也该自谋生路了。 教育学科的老师该做什么?上专业课,没有;上公共课,每个教师每学期还轮不上一门。搞研究,学校已取消了研究岗,拿不下国家级省级课题就没工分,就没津贴。所以,多年的博士副教授,津贴还不及行政科员的三分之一。明显的多余,就这样,要走还得留下买路钱。 参见 大学如何对待调离的教师 进一步明白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由此而论,其他方面的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各位博士导师,当你培养的博士越多的时候,博士的价值就会降低。当博士满天飞的时候,当校园博士导师日见其多的时候,博士导师也就风光不在了。到那时候,学校某个处长指着你的鼻子批评你,也是应该的。 物以稀为贵,莫不如此。 为了生存,也要学会向本学科以外的知识靠拢。 当教师被清退的时候,教育学也该退场了。我决计后半辈子不搞教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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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育学博导专招高校行政干部
panfq 2010-1-15 09:32
建议教育学博导专招高校行政干部。 招一般的老师为徒,该徒可能会成为败落户。招行政干部为徒,不仅会在求学期间得到实惠,毕业后该徒借助于他在学校的影响,研究和职位晋升都来得快,导师脸上也光彩。 像我这样的徒孙,博士毕业了真给导师丢脸。每每跟导师联络时,总觉无颜见江东父老。 一些学校合并为成综合大学后,原来归属于师范学院的教育学科就成了后娘养的了,学科发展步履维艰,学科教师不断因领导的意志而归属不同的单位:先职教学院,职教学院撤了后成立教育学院;教育学院两年后又撤销成立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该学院名称不好又改为工程技术学院;后因本科评估觉得不适把教育学科单列出来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刚刚名副其实不到两年,现又撤销,暂时挂靠学生处等待安排,到哪里去还是未知数。虽 历经这么多的机构,处级干部不断轮换还是处级干部,只有教师不断变换方向,今天给这个领导干完了活,明天又要准备适应另一个领导。 1997年我作为所在学校的第一个教育学硕士,却无缘进入该校的职业教育研究所(该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教育学硕士,原来它名为研究所,只不过是行政单位,但它确实是教育研究者的平台)。2005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作为该校的第一名教育学博士,学校居然在成立教育类研究机构时仍然不给学科教师自主权。10几年来在该学科从事教学和研究,相关论文也是写得最多的,但职称难上(该校的职称评审实行的是校内自聘),专业也因单位的不断调整被折腾没了。每次学校成立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都优先安排学科外的行政人员来任职,什么院长、研究所所长,与专业教师无关。现在学校迎合市场需要,又要把教育学机构赶尽杀绝,这样学科教师最终成为败落户。 然而,2005年后毕业的几个行政干部,借助于教育学博士学位节节拔高。 总结以上经验,建议教育学博导专招高校行政干部。一般教师难有出头之日,通过读博士提高了他的学术欲求,但现实会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博士为何要扎堆官场 2009年10月28日 00:00:15  来源:新华网 梅 广 作者文集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近日在杭州开幕。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表示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10月27日《钱江晚报》) 按说,拥有高学位的博士,本应是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创造性人才,大多数应待在高校教职岗位或科研机构,从事专业对口的教育科研工作,这样才更有用武之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高校泛行政化现象日益蔓延,人们更多关心的,不再是学术水平,而是行政职务和级别:有了官位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再获取职称、课题、房子、车子等就不是什么难事。一个即便有一定学术造诣的学者,如果没有行政领导的恩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学术发展资源,就更别遑论一般科研人员了。学术环境欠佳,成为部分博士弃学投官的重要原因。 此外,除了从社会上引进博士,官场本身也具有造博的内在动力。干部知识化是一个趋势,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将知识化简单地理解为学历化,不仅以学历的高低作为对外录用干部的硬性指标,而且在内部的干部升迁中,学历越高胜算也越大。为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或享受到更好的职务待遇,有条件的在职干部自然当仁不让,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弄到一张博士文凭。一些党政干部手里掌握者公共权力,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人脉优势,他们一旦攻读博士,其成功率自然要比寒窗苦读的在校学生高得多。这种官员博士大跃进现象,无疑又进一步壮大了官员博士群体。 一些博士想当官员,而另一些官员又想当博士,如此一来,官场博士多于高校也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博士官员化,还是官员博士化,在现阶段都是不正常的:前者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后者则影响教育公平,容易滋生腐败。要避免官场博士泛滥,就必须对症下药,在高校实行学术本位管理的同时,行政机关更应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择用标准,不能过度看重高学历文凭。简而言之,从体制机制上治理高校行政化和官场学历化这两大积弊,博士扎堆官场的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才能让学术的归学术,官场的归官场,实现各得其所,各有侧重,发挥好各自作用,履行好各自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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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学科的学理部分和功利部分
panfq 2009-11-28 10:52
大学在走向创业的过程中,日益注重经济方面的考虑,注重效益。所以对于那些能带来效益、与市场需求相吻合,或者给学校带来声望的学科就日渐得到重视。有一些学科,起不到上述的作用,既不能为学校的经济生存做出贡献,又不能吸引学生,那它的存在与否就值得考虑。许多大学现在举办的独立学院中所体现的学科,就是创业中的代表学科。 当创业深入到每个学科部门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每个学科的学理部分和功利部分或实用部分。例如经济学管理学,除了搞理论部分,还要考虑能否办 MBA, 面向企业进行培训。工程学科考虑结合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开发,等等。 学理部分是所谓的学科的心脏地带,功利部分是学理的延伸和应用。二者可相互促进,也可能造成相互紧张的关系。功利部分借助于其获得的收益反哺于学理部分,为学理的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学理部分的进展可能为功利部分寻找新的生长点。 有些学科的功利部分可延伸得很长。有些学科则难以施展力量。例如,让学历史的学者去给企业撰写企业发展史 ? 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非重点学科,尤其需要学理和功利两部分的相互促进。如果为了行政安排方面的考虑,把学科的功利部分单独剥离出去,而不能反哺于学理部分,学理部分就缺乏相应的学术和物质资源。虽然剥离出去的单位在创收时、在争取国家省级地方相应的培训项目方面,仍然需要学理部分的老师来讲授相关课程,但总的来说,由于基层研究部门的天生的弱势,不能轻易拿下大的课题,就会造成一种影响,它给学校的名誉、经济效益方面都不能为学校做贡献,同时自己在经济生存方面也日见其穷酸。在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背景下,弱势学科又不能吸引学生。于是,管理人员就会觉得它占着学校的办公设施而不能带来效益,有些浪费,随时面临被撤销的危险。 这里就不免想到教育学科。许多大学都把教育学科的学理和功利部分整合在一个教育学院,学理研究和师资培训相得益彰。可是,学校把负责能够争取国家级和省级、地方培训项目及经费的部分 独立出去,而把作为培训相关学科之一的教育学科教师单设一个部门,前面说的那种学科发展中的反哺作用却不能显示出来,学理部分就会出现上述的危机。像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样的由学科教师组成的机构就日见其无用,先后辗转几个部门,挂靠在哪儿都显得不合适,只好撤消。十几位教育学科教师自谋出路。从此,你在山东理工大学再也找不到教育学实体机构的影子了。 相关链接 当教师被清退的时候,教育学也该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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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被清退的时候,教育学也该退场了
panfq 2009-11-25 07:57
最近,甘肃省兰州市清退最后 1240 名代课教师的事,引起了中央级媒体的关注。 是啊,当年边远农村教师缺乏教师,这些代课教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甚至倾其一生。 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近几年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师范生需要就业,基础教育也需要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师资。 想当年,在师资缺乏的年代,各地纷纷成立师范院校,从每一省有一所师范大学,到每一地区都有一所师范学院。近几年各综合大学也成立了教育学院,研究和培育师资。 国外教育的发展也莫不如是,教育的早期发展都需要工作母机 —— 师范教育!许多大学的前身是培养师资的学校。 我国的发展也是一样,最初的中师升格为师专,师专升格为师院,可是当师专师 院 “ 被合并 ” 进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师范教育逐渐被销蚀的时候。 教育学科是师范教育的基础学科。师范教育被削减,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师当然日见其多余。为了生存,也要学会向本学科以外的知识靠拢。比如从事经济、管理类。 印象中十几年前,连某些县办中学也很难分配到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如今,硕士生要进较好的中学,也得经过层层考核。 许多年前,不知何种原因,许多学生是不愿意当老师的,一些学生是为情势所迫当老师的。教师的子女多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去当老师。身为师范生,却不愿将来做教师;身为教师,却以转行为荣。如今,你要想当教师,也没那么容易,毕竟不是乡镇书记对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当营业员”的时代了。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代课教师被清退,师范生日见其多,就意味着师范教育显得过剩。 在淄博师专被合并进山东理工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开始让学生自选专业的时候,在教育学院撤销后相关老师被并进工程技术学院的时候,在并进工程技术学院还觉得不适又独立出来的时候,教育学科实际上已是穷途末路。实际上,在教育学已沦落为学科外人员的权力场的时候,它的衰落的命运就注定了。 教育学科的老师该做什么?上专业课,没有;上公共课,每个教师每学期还轮不上一门。搞研究,学校已取消了研究岗,拿不下国家级省级课题就没工分,就没津贴。所以,多年的博士副教授,津贴还不及行政科员的三分之一。 教育学科兴旺的时候,非教育学科出身的人员,受上级领导的指派,到教育学科相关的岗位谋求相应的权力,什么院长、所长之类要职,与多年从事该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是无缘的。如今教育学科衰落了,看你学科教师愿干啥去干啥,工作量完不成是你自身的事情。真有点感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代课教师被清退,师范教育在非师范大学在衰退,教育学科该退场了,学科教师也该自谋生路了。 进一步明白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由此而论,其他方面的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各位博士导师,当你培养的博士越多的时候,博士的价值就会降低。当博士满天飞的时候,当校园博士导师日见其多的时候,博士导师也就风光不在了。那时候,学校某个处长指着你的鼻子批评你,也是应该的。 物以稀为贵,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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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geneculture 2009-3-3 17:39
Categories: Career(33) Whatcareer,why,andhowtobegin EnvironmentBehaviorRelationships(846) TheStudyofPsychologicalPhenomena Organizations(144) OrganizationsandInstitutionsofPsychology ParadigmsandTheories(57) WaysofthinkingaboutPsychology PeopleandHistory(91) ThehistoryofPsychology,anditspeople Publications(328) PublicationsandDocuments Resources(341) ResourcesforInformation UnderlyingReductionisticMachinery(43) TheBiologicalFactorsUnderlyingBehavior Thereare1883linksforyoutochoosefrom! Translations OthersiteshostedatPsychology.org TheoryIntoPractice(TIP)database SocietyfortheQuantitativeAnalysesofBehavior Credits Aboutthissite PagesUpdatedOn:2-Mar-2009-20:00:59 LinksEngine2.0By:GossamerThreadsInc. http://www.psychology.org/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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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低能(尤其是创造能力低)的原因究竟何在?
geneculture 2008-12-28 06:54
低分低能、高分低能、低分高能、高分高能是四种基本的教育现象。其中两个极端情形(低分低能或高分高能)几乎没啥争议,可是中间的两种情形(高分低能或低分高能)却时常引起争议。高分低能(尤其是其中创造能力低)现象的普遍存在是一个教育学难题(这在应试教育盛行的社会尤其难以彻底解决!)。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冲突,在教育的理论和制度以及教学模式乃至教与学的具体行为等一系列方面都有所表现。如能普遍做到高分高能(或者说退而求其次作到中分中能或高分中能)也就算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冲突。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基础和高等两个层次的)教育目标都应该是: 瞄准高分高能(理想), 力争普遍做到中分中能或高分中能(实际), 尽量避免低分低能和减少高分低能, 也能接纳低分高能。 相应地,在教育制度以及教学模式乃至教与学的具体行为等一系列方面都应该跟上述教育目标的要求。 具体可从知识和技能(其中包括创造技能)的常人与专家两个层面来安排相应的讲学内容以及具体的教学模式乃至教与学的具体行为等。避免陷入以下的泛泛而谈: 一个(久违了的)热门话题:高分低能(尤其是其中创造能力低) 虽然说高分低能是个有争议的提法,但是,这种(包括教育和就业以及产业等在内的)社会现象的确存在。尤其是在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其中还涉及基础科学能否领先的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 因此,请大家共同探讨高分低能(尤其是其中创造能力低)的原因! 这是科学网的博主们发挥余地相当大的一个话题或领域。 附录: 论高分低能 http://xiaoxinfu.blog.hexun.com/16935116_d.html 大学生高分低能,是学生自身的原因吗? http://gxsd.com.cn/archiver/?tid-62111.html 高分低能到处碰壁 清华一毕业生毕业6年后沦为搬运工 http://www.jinbw.com.cn/jinbw/xwzx/zgxw/20060404784.htm 新闻评析:高考状元落选港大凸显高分低能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9/06/content_977632.htm 高分低能的人居然都被你招了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5/1025/A20051025465356.shtml 高分低能教育可以休矣 http://www.hao86.com/chuguojiuye/lxsd/16356.htm 高分就真的低能吗 http://xzn.2000y.net/mb/1/ReadNews.asp?NewsID=136984 高分低能之说不科学 http://math.cersp.com/Specialty/Xiaoxue/EDU/200509/374.html 高分高能,低分低能,国内国外, 一概如此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04092.shtml 论创造能力 什么是创造力? 创造力主要指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是由多种能力组成的,是人的知识、技能、智力、智慧及个性、品格的统一与综合,是一系列连续的高水平的思维活动,更科学地表达为创造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造的想象力。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111819880.html 强化信息化管理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http://articles.e-works.net.cn/View/Article58011.htm 论创新型国家与民族创新创造能力 http://qkzz.net/magazine/1672-0954C/2006/11/482867.htm 什么是创造教育 http://www.fqez.com.cn/cms/data/html/doc/2007-11/26/2492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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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关隘
余孟孟的博客 2008-5-30 22:21
余孟孟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术,在西方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即使在中国,自1901年王国维从日本引进教育学以来,至今也有百年之久。不管社会历史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怎样重大且基础性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教育学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即是教育学者的学术求索之路。中国古人早有书山有路和学海泛舟之论,今人也大多喜谈学者的学术路线和心路历程。可见,学术作为志业,基本是行路之志业。既是路,便不可能平坦好走,其间必定有着艰难险阻,设有关隘重重。 著名哲学家陈康先生曾在《巴门尼德斯篇》译注中这样讲到:《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洋哲学研究区域里仿佛一座关隘,关后尽可有方向分歧的路径,但人既至关口必先过关;此外并无一条非危机四伏的道路可以引至那将来的路线。 哲学如此,教育学也不例外。抛开学术的东西地域之别,通而论之,教育学研究区域里也是有关隘存在的。关于此题,我们也可做一些初步的思考。 首先,在教育学之路上,关隘不止一座,可能重重叠叠,并且其大小险峻程度也不同。 其次,教育学之路必定危机四伏,学人可能会误入歧途,在偏离的道路上摸索;也可能迷惘不知所措,最终放弃学术研究;更有可能在自己心理和思想上遭受挣扎和痛苦。 再次,在教育学术史上,哪些著作会成为关隘,在不同的教育学者那里可能是不太一致的。因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志趣和学术优势,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关隘的,对于别的学者却未必是关隘,反之亦然。 最后,对于教育学术之路上的必经关隘,教育学人都是不可轻视的。所谓必经关隘,是这样一些关隘,它的地位和风景,你尽可以赞美或批判,宣扬或打击,但你无法无视它的存在,因为你只有通过它,必先过关,才能走上更远的学术探索之路。 鉴于此,我尝试着指出教育学之路上的一些关隘,不敢指点什么,只是作为自己进一步学习的警示。 其一,思孟学派的《学记》。 其二,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 其三,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 其四,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其五,布鲁纳的《教育过程》。 哲学如此,教育学如是。我想,对于其它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必定存在着关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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