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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虚幻的“面子”囚禁了: 热度 25 何裕民 2015-7-17 16:36; 19世纪中后叶来中国的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Smith，中文名：明恩溥）在1894年写下了分析中国人性格的第一书：《中国人的素质》。其中第一章就是《面子要紧》。因此，中国人特别讲面子，便不胫而走，成为公认的了。中国人最讲面子问题，丢面子是大忌讳。所谓面子，只是虚幻外表的“我”，并非真实具体的“我”。但就是这个虚幻外表的“我”，却害人不浅。在知识女性中，这更是明显。笔者从医经历中，因为太要面子，以致最后罹患癌者，绝非少数，尤其集中于女性。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熟识的女性中有多位属于此类“倒霉”者，有些我早先曾有过善意的提醒，可惜未能起效。特记录几例，以为警示：某兄弟医学院校一位同龄的学术人才，专业上不错，但绝非顶尖，政治上亦努力争取上进，因此，总体上比较风顺。就是特别要面子。每年评比总希望自己是第一。由于结婚较早，婚姻状况很一般（其实夫妇关系不和，只是因为要面子，从不承认而已），子女也多，丈夫又收入有限，家庭开支捉襟见肘。但她仍然在各方面都刻意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假象，平素，她各方面都善于自我压抑。其实，熟识的同仁都知道她爱要面子的特点，有时候，有意让着她。有一次，有个海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表面上她无所谓，内心却觉得非她去不可。自然是一场尔虞我诈的暗中恶斗，最后，她如愿以偿。出行前，一番慷慨激昂的表态，让很多人大发感慨。我得知后，颇有点深秋里的雾中看花，看出了雾后的寒霜，托人转告她，身体第一，别过于折腾自己。别后，一直没有如期回国。初起几年间还断断续续有消息，后来，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得到些传闻而已。三五年后，传闻她在国内的家搬了。又过几年，传闻她离异了。再一两年后，又听到了她罹患胃癌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有猜测说她因病重已回国姑息了。只是因为太要面子，不想让熟识者获悉她不太理想的现状而已。施教授是“好女人”要面子的另外一种类型。她原先在上海某普通高校任一门通识课的副教授，颇有才华，且十分努力，在全国学术圈内有点小影响。升了正教授后，嫌原先学校平台太小，全国影响力不够，花九牛二虎之力，调进了某著名211大学。本想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可惜天不遂其意，刚刚拼命干了两三年，稍有起色，一纸卵巢癌晚期的诊断报告，让她彻底晕了，痛哭了一场。手术、化疗后，她非常虚弱，找我诊疗，当时信誓旦旦：一定以命为本，调整生活方式，不再在乎他人议论，好好活着要紧！当时，陪同她来的另一位教授也劝告她：“你女儿还小（她是单亲家庭），学术是无底洞，悠着点吧！” 没想到，几个月后，她体能有所恢复，便把我们的劝告一股脑儿丢在身后，故态复萌，中医药治疗也忽略了。心存侥幸地想：再好好干几年吧，别让新学校的同仁们耻笑！故又天天挂念着科研、论文、教学等。不久，卵巢癌复发了！这次，尽管她又信誓旦旦，并努力治疗，但命运没有再给她机会，刚过50岁就撒手人寰……。在最后时刻，她痛哭流涕，承认是太要面子害了自己。其实，弄清楚哪些是自我真实的需求，哪些只是表面而虚幻的，至关重要。就像施教授，我等多次劝她：“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放慢点，稳定身体再说。其他可以一步步来，做学问也像煲粥，长时间煲出来的粥，更是味香而稠，急火不行，熬段时间再努力没关系。但她面子上过不去，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最讲面子，也最容易被虚幻的面子所囚禁，以至于戕害健康而不觉。如何从这个困境中走出，考验着每一位的生存智慧！; 个人分类: 何裕民谈肿瘤|2819 次阅读|25 个评论

越南见闻(7)----汉字在越南: xuxfyuwp 2014-4-16 09:43; 历史上，在汉唐时期，中国曾统治越南达千年之久，汉语也曾是越南的官方语言。唐朝末年中国处于混乱时期，公元939年越南脱离了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独立后，越南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思想仍对越南产程着重要影响。这种藩属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入侵越南后才结束。提及这段历史，可以多少对在越南看到的中国文化遗迹有所理解。在大街上，除了中国餐馆外，基本上看不到汉字了，全都是目前已融入拉丁语系的字母。但若有机会参观一些历史古迹或传统的公园、寺庙，则看到的全是汉字，如著名的文庙国子监，展示的全是儒家文化，不知一点汉字也不懂的越南人在这些地方如何能理解其文化内涵，确实给人一种文化断代的感觉。汉字在越南没有沿用下来，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听到的大概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汉字确实比较复杂，历史上在官方虽然很有地位，但与老百姓用的民间语言有一定距离。即使在使用汉字时，民间也发展出了一种文字，称作“字字喃”，与汉语关系密切，但并未最终取代汉字。二是欧洲传教士16世纪进入越南后，为便于与当地越南人沟通，利用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字来替越南语设计了一套新的文字系统，经过多年的演化，最终由法国传教士通过编撰字典的方式完成了最终版本，形成了当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官方文字和语言。最终越南彻底告别汉字，应是在越共领导下宣布独立后的事，这可能牵涉到更多的政治因素了。在听越南人讲话时，有些用词与汉语还是很近的，据说从发音上看，60-70%的词来自汉语。特别是更接近广东一带的发音。完整句子很难听懂，但一些词可以猜出，如勇敢、交流、政治、劳动、经验等。（原文写于2009-06-27 20:38:44 新浪博客）; 个人分类: 杂记|2990 次阅读|0 个评论

方志敏之死与传教士师达能夫妇之死: 热度 2 xcfcn 2014-4-8 10:06; 昨天顺路去瞻仰了一下方志敏先生，方于1935年被判死刑死于梅岭附近的下沙窝，也就是现在方志敏纪念馆的地方。方早年搞农协，把自己的叔父枪杀了。最后北上抗日时，据说是没钱了，想搞点钱，于是把在那里传教的师达能夫妇枪杀了，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此事直接导致方被逮捕被判死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干活。我很久以前看北大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发现上下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上册刀光剑影，血海深仇，下册运筹帷幄，至多骂骂娘而已。我就想，我们生于和平年代的人已经很难理解革命年代的先人行为了。但其中有一点让我惊讶，那就是当年的传教是如此的深入，就连边远山区也有传教士的足迹。这是一段淹没的历史。至少像我这样还算懂点历史的人已经对此知之甚少了。 PS：写完之后才发现嵇少丞老师已经写过了：谁在开历史的玩笑？，而且姚小鸥老师还来了篇商榷文章：关于方志敏烈士的一点看法。我这篇算是和稀泥吧。不知道有没有和好。本来想删除的，但想想还是留着吧。一位基督徒对此事件的看法六、方志敏与师达能 2009年“殉道者之歌”播出后，网络上开始传播这个视频，师达能夫妇的殉道被更多的人知晓。但很多人曲解或夸大了方志敏与师达能夫妇殉道事件的关系，在此我们做一些澄清。最早报导师达能殉道并提及方志敏的，是发表在生命季刊总第2期（1997年6月）的文章“殉道士之歌”。在那篇文章里，作者第一部分描写了师达能牧师夫妇的殉道；第二部分就写到了方志敏。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在写这篇文章前，做了一些研究，找到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资料，考证出当年杀害师达能牧师夫妇的是“红军第十军团下属的十九师于 1934 年12月初一举攻克旌德城，时间、地点均无误，中、英资料是吻合的。中文资料分别为方志敏和粟裕自述，应具相当可靠性。” “红军第十军团领导人为方志敏，十九师领导人为寻淮洲。”（《生命季刊》总第二期）之后，作者并没有说杀害师达能牧师夫妇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是谁的责任，因为写作该文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追究人的责任。作者肯定了方志敏的为人“不能不说方志敏是一个有信仰、有气节、爱祖国、爱人民的人”，但分析了他的思想，指出他与基督救恩失之交臂，对他的命运颇有同情、遗憾之意。该文的最后的一句话：“愿这支愤怒之歌不再回响，愿这部杀戮的历史结束吧”，就是作者在文章提到方志敏的主导思想。遗憾的是，很多读者在网上很草率地把方志敏列为杀害宣教士的罪魁祸首，我想这也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对历史人物，当存慎重态度。尤其是基督徒，更当出言谨慎，“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个人分类: 杂论|1081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自发进化》节选(14): 罗非 2013-1-1 11:11; 多神论：精神的第一次划分随着人们开始强调我与非我之间的不同，伊甸园式单一的统一体就让位于“精神划分”。解脱了物理世界的束缚之后，精神界就获得了它自身的某种力量。在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多神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社会引入了大量灵性神祇，进而从本真论的一体性中脱离出来。在精神从物质中分离的过程中，多神论将精神界合并成一系列偶像式的神，代表着自然的各种元素。而且你或许不知道，这些神祇当中，每一个都要求人们按照特殊的仪式和典礼对他们表示尊重，以确保人类的健康与幸福得以延续。在寻求有关人生在精神界中的奥秘的同时，多神论开始与自然脱节了。图 3-4. 随着多神论的出现，占优势的范式开始向精神界移动。在多神论时期的高峰阶段，希腊诸神和诸女神，那些同时展现出人与超人品质的神祇，决定移居到奥林匹斯山顶的水晶宫殿中，从那里来往于人间，而且经常是以乔装假扮的形象出现。其结果是，真正的人从来也不知道某个人或者生物在现实里究竟是不是某位神。此举的意义重大：和喜怒无常的诸神们鬼混很可能导致灾难。因此，此处的信息很简单：和谐地活着，就好像周围的万事万物都是神一样；因为你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站到了某个存在的对立面，结果这位存在的乐趣就是让你每天都推着一块巨石上山，直到永远。多神论对那些永恒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 1. 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从混沌中来。 2. 我们为什么存在？为了取悦淘气的诸神的突发奇想。 3. 我们既已如此，怎样充分利用它？不要惹怒诸神。为了对那些原始人类视为当然的现象寻求解释，生活在多神论时期的人们当中产生了最初的哲学家。希腊思想进化为两种截然不同而且相互排斥的观点。第一种思想由德谟克利特 ( 公元前 460-370 年 ) 传播于世，它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德谟克利特创造了原子 (atom) 一词，其意义是“不可切分”。他猜测，这种不可见、不可简约的原子，物质界中最小的分量，就是一切物理结构的核心；整个宇宙都是由飘浮在虚空中的原子组成。对德谟克利特及其追随者而言，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物质。换句话说，你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一切。相反地，苏格拉底 ( 公元前 470-399 年 ) 提出了一种持有极为不同观点的哲学。他所知觉的宇宙本质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存在一个非物质界，在那里思想是有形体的。对于这个形体的描述，苏格拉底更常用的词是灵魂。他还说，在非物理世界中的形体是完美的，而有形的物质界代表的是完美形体的某种近似或者“粗糙的影子”。例如，一个人可以想象一张完美的椅子，但制造出来的椅子，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近似于原本思想中的那种完美。由于多神论的成熟，希腊人允许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观点同时共存。一神论：神不复居此地在旁观诸神的肆意玩乐和宣泄破坏几千年之后，又到了再次推进故事走上进化之路并更加深入精神界的时候。如同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感到需要秩序和纪律，对精神理解的寻求把人们引向一神论，引向对某位全知、全能、遍在，并为一切制定规则的唯一的神的信仰。这位神不仅完全不在这个世界中，而且他还许诺我们也能到某个轻松的世外桃源去，只要我们按照他的规则生活——至少要像他在这个地球上的神圣的传教士所显示的那样。就在中东的少数希伯来人崇拜一位神明长达 2000 年之后，基督教推进了一神论，并将其对某位单一的、包含一切的神的信仰变成西方世界的主导神学范式。图 3-5. 一神论把主流范式深深地带进精神界之中。在基督之后的第一个千年中，罗马教会的兴起为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可以怎样地收纳和重建前面一个社会形态的残余内容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前代罗马异教文明中的许多偶像和宗教节日都经历了极大的改扮，变成了基督教的偶像和节日。在艾伯塔斯·马格努斯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奈的支持下，教会翻新了从希腊黄金时代传承下来的 1500 岁高龄的旧版科学与哲学。他们扬弃了其中那些令人讨厌的多神论言辞，并修改了其内容，使之与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内容相一致。通过他所编纂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阿奎奈创建了自然神学，这种信仰系统力求通过研究自然来理解神。犹太 - 基督教会特别被苏格拉底的二元论宇宙观和他关于完美形体或灵魂的概念所吸引。教会教导人们说，在这个物质界的粗糙影子，即地球上的不完美人生，所代表的是现代富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卡罗林·凯西所称的某种“精神苦难之位”。这颗行星仅仅是一个表演道德戏剧的舞台，是通往那不可见的完美天国之旅的途中小站。这种先赔后赚、先苦后甜的卖点，把不然的话不可忍受的今生 ——为富贵阶层服务——变成了灵魂通往极乐来世的踏脚石。简单地说，一神论代表着某种对精神界的全面强调，与此同时物质世界与地狱罪罚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生活在一神论范式当中，文明变成了仅仅投资于精神界，飘飞到了离开时间轴这条中线最偏远的地方。人类变得如此专注于此世界之外的那个许诺的人生，以至于此世界内的生活变得完全失去了平衡。多神论和新的一神论范式有一个哲学上的差别，那就是神圣力量的居所和可及性。希腊诸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而新的基督教神明的住址从未公开，只知道是在高高的天堂上的某处。既然高居一切之巅，这位唯一的神自然需要某种从顶层一直通达到底层的指令体系。既然我们人类完全与这位“创造者”分开了，这些单纯的凡夫就需要神父作为中间人。传教士们通过全球旅行增强了教会的力量以及他们个人的威力，这些旅行的目的是转化那些本真的原始人；可是，人家本来就与其创造者息息相关，沟通得好极了，谢谢你们了！一神论是这样回答那三个永恒问题的： 1. 我们是怎么来的？神力干预所致。 2. 我们为什么存在？表演道德戏剧。 3. 我们既已如此，怎样充分利用它？遵守圣经教诲——否则。在声称人生短暂而无情的同时，教会做了一个非常难以抗拒的提议：照我们说的去做，那么你也将能进入那扇珠宝镶嵌的大门，到达一个与那唯一的神同在的后世。他们的营销计划做得直接而且非常高效：买我们的产品；你就上天堂。不买我们的产品；直接下地狱！然而，与宗教等级制度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条条框框，更不用说以父神之名实施的刑讯和镇压了。伴随着自我宣布的无过失性而来的是绝对的知识。由于知识就是权力，绝对的知识就是绝对的权力。因此，质疑教会所声称的无过失性就被认为是可处以死刑的异端邪说，这就给了教会那不可挑战的权威以难以置信的权力。教会变得如此专注于它的绝对知识，如此腐败于它的绝对权力，以至于它开始了自我破坏之举。最终，教会从它那作为整个文明的首席真相仲裁者的高傲位置上跌落了下来。教会统治权跌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 1517 年，在那一年，德国僧侣、教师马丁·路德抗议教会贩卖豁免权，也就是让有钱的罪人可以自由逃脱地狱的通行证。路德的挑战促成了新教改革运动，而且作为其余波，教会的无过失性的适用范围开始退缩了。在笛卡尔、培根和牛顿等人所做贡献的支持下，随着科学开始揭示物质宇宙的种种神秘，人类的进化之路开始从它那过于专注于精神界的状况移开。图 3-6. 新教改革标志着第一次方向性转变，主流范式开始向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平衡点漂移回来。; 个人分类: 科普|443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大故事之三十六：回迁西安三日后过世的传教士教授贾韫玉: kexuechuanbo 2012-11-25 10:02; 回迁西安三日后过世的传教士教授贾韫玉在汉中城固时，西北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教授，他的名字叫贾韫玉（ 1871 — 1946 ）。可惜的是，回迁西安（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三日后，竟不幸去世。贾韫玉原名 Charies Carwarine 。 1871 年生于英国西部 Bath 。清光绪中叶（ 1875 — 1908 ）来华，在陕南城固一带传教。 1931 年收贾梅瑞为养女，甚珍爱之。 1934 年曾返国。 1936 年秋复返陕南城固，已与内地会脱离关系，遂创设小礼拜堂和英语补习学校为生。 1938 年起，聘为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在校 8 年。其平日热心教学，服务认真。随校自陕南回迁西安仅三天的 1946 年 9 月 28 日，突患心脏衰弱症， 20 余分钟后即不治而逝。安葬于西安南门外英国教会协同义园墓地。学校于 10 月 2 日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会，刘季洪校长等百余人到会悼念。学校为此专门责成外国语文学系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将其遗产 20 多万元过继到其养女贾梅瑞名下，代为保管，并送其在西安上中学。（姚远）图 1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贾韫玉去世的报道文献照;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2773 次阅读|0 个评论

方言采风--郎瑟: 热度 3 liuxuxia126 2012-4-30 22:57; 郎瑟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据说是曾经在襄阳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在襄阳一带传教时为当地民众办了不少好事，是一个好人。慢慢地，郎瑟由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说一个人是好人，会说这个人很郎瑟。说某事办得好，会说这件事办得真郎瑟。襄阳人说郎瑟，就是很好的意思。; 个人分类: 走走看看|5228 次阅读|3 个评论

李提摩太：一位被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 热度 2 武际可 2012-2-28 10:05; 李提摩太：一位被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1884年）从明末到民国初年，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著名的西洋传教士，像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傅兰雅等等。他们除了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而外，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理念、社会风俗、新闻报纸等一系列生活方式介绍进来，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名为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 1845-1919 ），曾经被中国人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李提摩太从 1870 年抵达上海，不久就到山东、山西、天津等地传教。在华四十五年。在传教之余，他进行过的活动有：科学和医疗普及、赈灾和开办孤儿院、办报、办学、著书立说，翻译中西书籍。此外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粱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风云人物关系密切。并极力向他们建议开办铁路和矿业、鼓吹变法，乘晋谒光绪皇帝之机力主改革，光绪皇帝还决定聘请他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他还是第一个撰文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作者。李提摩太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里，除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国情外，适逢 1876-1878 年的华北五省的大旱灾。这就是在山西人们常说的光绪三年大旱。李提摩太先后在山东和山西目睹这次大灾的惨状。他在日记里记载道：“ 1978 年 2 月 2 日，太原城南 530 里。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在那场灾难中，他问过洪洞县的知县，听说该县原来有 25 万人，饿死了 15 万之多。于是他通过教会向上海、伦敦各界呼吁进行赈灾活动，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他先后在山东发放赈灾救济三万两白银，在山西发放十二万两白银，并先后收容了大约 400 名孤儿。也就是在这期间李提摩太得到了一个“鬼子大人”的雅号。说“鬼子”是当时清末皇权培育的一种排外心理对外国人的统称，一律把外国人称为“洋鬼子”。又说是“大人”是因为李提摩太给人们带来了救济金。是一种尊称。后来 1902 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是有身份的政府官员，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大人”了。通过赈灾，李提摩太思考灾荒和贫困的原因。于是他认为“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的需要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这就是后来他所做的科学技术普及的活动。他在数年里坚持每月一次向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人们进行的科普讲演。这些讲演的内容据他后来回忆大致有： “ (1) 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2) 化学的奇迹。 (3) 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 (4) 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5) 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 (6) 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7) 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 88 1 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做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隶做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有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 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活动中，深感山西黄土高原为径流切割的沟豁纵横，交通十分不便。为此他设想能不能有一种能够飞行的机器，飞行往返。于是他， “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扇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一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一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李提摩太作这种飞行的遐想的时代是在 1903 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的二十多年。可见他对近代科学技术是如何的热心和痴迷。 1882 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省巡抚。在与张之洞接触中以及李提摩太的这些科普活动，不能不深深影响张之洞后来成为洋务实业派的一生。就在他调到武汉以后，还和李提摩太有联系，并且曾希望李提摩太作他的顾问。 1886 年他从英国休假回津。二次见到李鸿章，曾建议李鸿章改革教育。 1890 年 7 月，李鸿章邀请他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到，“我立即接收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他把《时报》当做向中国读者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的阵地。在任一年期间，他共写了 200 多篇政论性文章。后结集《时事新论》， 1895 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该书 12 卷，分“国政篇”、“外国篇”、“新学篇”、“教务篇”四部分，风靡一时。仅陳忠倚辑录的《皇朝經世文三編》中收集的李提摩太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其中大多是这一时期发表的。转年，李提摩太到沪任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会）任总干事。大量出版书刊，传播西学。就中国近代翻译外国文学的建树而言，李提摩太当属魁首。 1891 年他将美国小说家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记略》 (Looking Backward) 译为中文，连载于《万国公报》。 1894 年，这一译作易名为《百年一觉》，出版单行本。该书传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他转而青睐传记体作品， 1894 年编译出版了《欧洲八帝记》， 1898 年又编译出版了《地球一百名人传》，宣扬个人及其发展与成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９５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则被梁启超誉为西史第一书。李提摩太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于 1895 年结识。康梁曾模仿李提摩太接办的《万国公报》创立《中外公报》鼓吹变法。李提摩太认为，他的种种建议都概括和凝聚在《公车上书》中去了，所以与康梁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他企图对强学会施加影响，将维新运动置于其轨道之中，曾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所谓保护之下。后李提摩太需要一名中文文案，滞留北京的梁启超欣然应命，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书记。他与其他传教士常与维新人士一起聚餐讨论改革的计划和办法。 1898 年，光绪帝推行变法，是为百日维新。李提摩太被批准为皇帝顾问。后来变法遭到西太后的镇压，梁启超去日本使馆躲避。他则赴津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吁请各国出面援救光绪帝。但被斥为多管闲事。因形势紧迫，李提摩太从天津赴沪躲避。李提摩太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筹办山西大学。李提摩太早先来山西传教，是因为他认为山西的文明程度比较高。不过由于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使他改变了原来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行动，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毓贤为此被停职后很快出任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其时有健康思维并能真正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山西邻省陕西甚至派兵护送洋人前往汉口避难。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 “ 真福品 ”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当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入教，千总李富因此被杀。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据事后统计， “ 山西教案 ” 席卷全省 79 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 191 人，被杀教徒 6060 人，被毁教堂、医院 225 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后来为了答复八国联军的抗议，慈禧不得不处死毓贤。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李提摩太，他认识到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1901年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李提摩太主持山西大学的西学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这就是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学院、临汾师范学院等山西省高等学校的开始。 1916 年李提摩太辞去了广学会的头衔，回归英国， 1919 年在英国去世。李提摩太是一位值得中国人怀念的传教士。参考文献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晚清大变局中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华读书报》 , 2005 年 8 月 3 日; 个人分类: 科技史|9564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寂静的房子: 热度 1 Wuyishan 2011-7-8 21:11; 　　张鸿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95746PostID=26212328 　　　　这所寂静的房子，不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用笔建造出来的。它真实地坐落于广东高明的一个小村子，西梁村。　　八月酷暑，行走在高明的村落之中。龙岗山下，绿树成阴，我偶遇梁发的故居。典型的岭南民居风格的这房子，坐东向西，水磨青砖墙体。挤在一群民居中间，逼逼仄仄，其貌不扬。一间堂屋、一间书房、一间卧房、一间厨房，面积不大，小巧精当，妥妥贴贴。　　它的主人是梁发，中国第一位传教士、中国报业之父。他在这所房子里出生、成长、结婚、生子，他67年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此度过。这所房子，经历了喧嚣和隐藏的历史，也曾为混乱的声音所淹没，可贵的是它曾经充盈着暖暖的爱。　　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一座老宅子，无法保持它的安祥。　　这所原建于清代，毁于民国年间，现照原样复建的房子里似乎还回荡着母性的声音，“月光光，照地堂，年三十晚，尽欢堂……”袅袅绕梁。　　　　多年前，我记住了《中国新闻通史》中的梁发；此外，我还记住了他，是因为在广州，我居住地的附近有一个叫凤凰岗的地方，不知是否当年有凤与凰栖息，但历史上在那儿有一个墓，是梁发的。后来墓被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的一个学院）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迁至怀士园内，钟荣光生前曾有遗愿，要求死后葬于梁发坟墓之旁，与之结伴为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岭大双坟”，根据《梁发传》记载，“岭大双坟”位于草坪中央，四周有石栏，南面是怀士堂，北面是珠江。如今，怀士堂成了一个小礼堂，小礼堂的北面确实是一片宽阔的草坪，但是已经没有丝毫坟墓的痕迹。　　此时，我在高明，这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这梁发的故乡，再一次记住了梁发。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专门有一词条“《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9世纪西方传教士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刊物，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985年创刊于马六甲。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梁发作为传教士米怜的重要助手在马六甲参与创办并身兼刻版和撰稿人二职。”于是，梁发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报人。　　梁发由于当年传播基督教而受到清廷追捕和驱逐，儿子又为鸦片战争的英方担任翻译，所以他一直背负着“洋奴”的指责。历史上，惟一对他著书立传的英国传教士麦沾恩。他借助曾在广州传教之便，搜集梁发材料，写了一本《梁发传》，并于1930年在广州出版。他写此书是因为这位在国外有着赫赫名声的中国第一位传教士的身世鲜为人知。　　历史，常常在伸手覆手之间将一个人的命运玩弄于指间。历史，亦如一张硕大无边的棋局，将无数人的生命任意摆放在某一个角落。一不留神，便被岁月蒙上灰尘，湮没于历史的荒冢古道。在历史落幕的一百多年间，在高明，有谁会记得有一位堪称历史功臣的生命曾遗落其间？没有人会记得，当林则徐在虎门升起猎猎硝烟风旗的时候，在这之前，早有人将鸦片丢弃在中国人性解放的黄榜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后人声情并茂地吟咏林则徐的经典格言时，他们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关键的人物被他们从意识里除名了。这个人就是——梁发。　　白云苍狗，时代风云际会。在这酷暑之时，游走于昔人的故所，一种幽然的历史凄楚感却扑面而来，令人在这炎炎之日沉湎于历史的种种纠结和感人之处。所幸，今日，梁发，一个在中国被埋藏了200余年的名人，已被列为“岭南109位先贤”之一了。于此非常之时，遥想当年长者遗风、缅怀历史往事，也就显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梁发，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咸丰五年（1855），原名梁公发，世称梁阿发，简称梁发。清嘉庆五年(1800),梁发11岁，进村私塾读书，15岁辍学，只受过4年的私塾教育。1810年，梁发在高明同乡于广州开办的雕版印刷厂工作，四年时间，他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印刷工，还练就了一手好字和通畅的文笔。这些都为他以后传教和成为一位报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广州十三行“东印度公司”华人蔡卢兴推荐，认识马礼逊，这成为他人生的大转折。梁发为马礼逊雕印《四福音合参》、《使徒外传》及保罗书信手稿，接触的是耳目一新的基督教思想，开始受到熏染。然而，促成梁发对这一宗教思想形成一种信仰的应该是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他使梁发戒除一切陋习如聚朋豪饮及赌搏等，得到了一种向上的引领。　　因为清朝政府对米怜的禁止居住，梁发跟随米怜到了南洋马六甲。两人惺惺相惜，梁发协助米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8年又在马六甲创立第一间中英文学校——英华书院，因为梁发熟读四书五经，成为学校的中文教师。在马六甲期间，梁发还为米怜雕印了中文版耶稣传《救世者言行真史记》。1818年11月3日米怜以基督教的仪式给梁发施洗，从此梁发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徒。之后，梁发回到家乡，与黎氏结婚，次年为妻子施洗，黎氏成为第一个受洗的中国妇女。因为散发福音小册子，梁发被捕入狱，后因为马礼逊的出面干预才得以释放。随后他又回到了马六甲。　　　起初，梁发协助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是《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文版，后来增加英文版、马来文版，梁发在排版过程中，接触并掌握了西方标点符号的运用。梁发又把这些标点符号运用到中文期刊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和创造。《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刊后，他还参与出版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十多年后，梁发因派书传教受挫而漂泊到马六甲后，他又为在这里传教的牧师麦都恩创办的中文期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供稿，并与之一同编排。也正是因为梁发在开拓中国报业的重要贡献，他以“中国报业之父”的身份被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1822年米怜去世后，梁发又回到中国，带着他在马六甲写成的布道书《救世录撮要略记》去广州十三行拜见马礼逊，马礼逊非常欣赏他的认知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决定印刷出版200本。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人所作所印的第一本布道书。此后，他在马礼逊身边从事传教工作。1823年，回到马六甲的他帮助出版了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首部完整版中文圣经（《新旧约全书》）。同年，马礼逊为梁发3岁的长子梁建德施洗，且在澳门，马礼逊回英国探亲前，亲手按立梁发为宣教士，梁发从此成为一位华人神职人员，领差会工薪达30余年。　　与此同时，梁发也开始撰写书籍和小册子，向人介绍基督教信仰。最为著名的当属1832年出版的《劝世良言》，此书共九本，内容有信仰教理、圣经注释、宣道讲章、护教辨道等章节，洋洋洒洒10万字。这书是专门写给那些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们看的，这秀才之中，就有洪秀全。　　1836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应试名落孙山时，邂逅了一位传教士在传布福音，得到几本一套的小书，题为《劝世良言》。这部著作对洪秀全的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洪秀全更是按照《劝世良言》，自行“以水灌顶”，作为洗礼的决志，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此后，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在今广州花都乡间聚集信徒，1851年建立太平天国。《劝世良言》也许在无意识之间就成为一本影响近代中国的著作，梁发富有中国色彩的神学思想也由此传播开来。　　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中外学术界人士都非常重视梁发当年的《劝世良言》对洪秀全萌生创建拜上帝会的思想，以及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的唤醒作用。　　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但这一笔中没有出现梁发这个名字。　　在19世纪的中国，外来传教士本质上的错综复杂，使得人们对与之常交往的梁发众说纷纭，历史评价难以定夺。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后人们是否应该以历史唯物观来对其的历史价值予以考证？中国从封建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趋势迎合了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兴医办学办报纸，引进先进文化技术。但是侵略者的立场意在建立殖民地统治，压榨中国民众，纯粹唯利是图，变本加厉，所进行的强盗性的蹂躏与掠夺。这一切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背景下，后人研究梁发，不应局限于他从事的宗教神学方面，而应看到他给中国带来的是基督教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兴医办学办报纸，促进了文明进程。中国的近代史能够不写上梁发的名字，但不能不写上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在发展溶化于大世界的今天，更不会忘记梁发所开拓的放眼看世界的思维模式。　　那个年代，做基督徒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时清廷禁教，皇帝颁诏禁止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并且严禁印刷和分发基督教书籍。1834年，在清政府的严格监控下，梁发的信教传教，印刷基督教书册等都要冒极大危险的。而当时中国人又“人心傲倨”不愿信教使得梁发的布道极为艰难。　　为了躲避追捕，梁发曾数次逃亡，最后他带着儿子梁建德逃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段流亡南洋的生活中，梁发看到不少华人吸食鸦片的惨状无法忍受，写成《鸦片速改文》，印成单张派送，宣传戒吸鸦片，指出鸦片的危害，还呼吁在华的外国朋友写信回国，劝说国人勿再参与鸦片贸易，杜绝毒品根源。面对自己经历和看到的一切，梁发沉静地在书信中写道：“我知道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必然要经受逼迫，尽管我不能与保罗和约伯相比，但我却愿意效法先圣，让我的内心常存平安”。　　1839年，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因身体不适岭南气候，到梁发工作的博济医院看病。梁发在做翻译的同时，与林则徐聊到了禁烟，并把自己两年前写的《鸦片速改文》呈给林则徐。林则徐喜出望外，并采纳了文中禁烟的建议。后来，梁发把曾给英国人当翻译的长子梁进德推荐给林则徐当翻译。梁进德此时的工作非常重要，不仅每天要为林则徐翻译澳门、印尼、马来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和商务信函，还翻译一些世界地理、科技文化资料，让林则徐对国外的国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四洲志》、《海国图志》就是梁进德受林则徐之命翻译国外书籍、资料编著而成的。梁发多次被林则徐召见而成为幕僚，他们父子利用一切能想到的社会关系，为林的禁烟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希望偌大中国不要为鸦片所戕害。　　我们清晰地知道，梁发理应是中国禁烟倡议第一人。　　　　在英国人大兵压境，准备发动鸦片战争前，笃信基督教的梁发依然恪守“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的古训，不忍见双方干戈相向。于是到十三行找到马礼逊的儿子——时任英吉利国驻广州领事的马儒翰。当时，梁发还是清廷缉拿的在逃“要犯”，冒着生命危险，他和儿子梁进德向马儒翰苦苦谏言，希望他能尽一切努力说服英军统帅义律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他曾对马儒翰说，如果英政府派遣军队到中国来，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人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英国传教士了。但他们面对的是帝国的强大的利益，最终是未能阻止这场战争爆发。　　林则徐禁烟，世人皆知，可其中，仍然没有梁发和他的儿子梁建德的名字。　　梁建德对世事失望了，他失望的还有心中的上帝。　　鸦片战争后，1843年英华书院随伦敦会宣教中心迁移新殖民地香港。梁发父子也迁居香港。时梁进德任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助手。他在鸦片战争中尤其目睹外国某些传教士直接参与战争蹂躏中国人的罪恶。这个第一位受洗礼的中国婴孩从此开始怀疑基督教，进而，梁进德开始彻底脱离基督教。以后梁进德协助总税司设立中国海关，受任潮洲分卡秘书长及代理卡长直至1863年去世。　　梁发，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影响了如此多的人，洪秀全、林则徐、魏源、容闳等。此外，这个名单是可以加上孙中山、詹天佑等人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为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书写。　　我也因此沉郁，梁发，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着如此影响的人物，一个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文明进程的人士，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何会落得一个鲜有人知的场面？即使在故乡，也是知者甚少。据西梁村的一个86岁的梁姓老人说，因为怕受到牵连，当年，村里都不希望梁家人回乡，甚至，只要他一回来，就有人报官，他们一家人只好漂泊在外。十几年中，他辗转马六甲和港澳，在这些地方坚持办期刊，影响民众。　　斯人已殁，风范犹存。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峨”。当我们还在为某个人的际遇唏嘘不已之时，历史已经湮没于滚滚的尘埃之中。对于历史的沉疴，凭谁也无法改观，江河东流亦是历史必然。只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站在过去与未来之中的今天，扶手往昔之时，是否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生命脉络？　　还是在高明。此时，我眼前看到的一坐教堂的废墟，这是1828年梁发和赵天青开设的第一所基督教的私塾，既是小孩子读书的学校，也是早期的新式教堂。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梁发是否是英雄，这有待历史的公论。时间能证明一切，但人们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行。　　好在，好的时代能让一座宅子焕发生机。　　如今，高明，这思想解放的“高明”之地，准备兴建梁发纪念馆，让他的后人、传人们可以到西梁村“寻根”。让名声行走在欧美大地上的梁发魂归故里。　　时逢盛世，“要光就有了光。” 　　正如，基督教布道书有句名言：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寂静的房子。种子发芽，开出馥郁的玫瑰。　　; 个人分类: 东鳞西爪|35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傅兰雅—一位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大师: 热度 13 武际可 2011-7-4 08:52; 傅兰雅—一位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大师在近代中国史书上，似乎西方传教士中好人不多。他们不是做特务为帝国主义收集中国的情报，就是宣传西方的价值观，或者名之为文化侵略。其实这种笼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看问题的方法是有害无益的。义和团见洋人就杀，就是这种是非观的必然结果。他们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可不一定正确。其实在传教士中，也有不少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或者说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着想的。傅兰雅（ J.Fryer ， 1839 — 1928 ）就是一位。让我们来介绍傅兰雅的情况。傅兰雅，是来自英国的一位传教士。 1861 年 7 月从英国到达香港，在英国一所教会学校任校长。 1863 年，为了进一步学习汉语，他辞去了香港的工作，到北京担任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后来又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师。工作之余他还担任《上海新报》的编辑，介绍一些西学。从 1868 年，傅兰雅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译员，这位传教士便以在华推行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事业，他 1896 年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其间 28 年他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呕心沥血。他的主要贡献是：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一生共译书 129 种之多，遍及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军事、社会科学各方面，其中也包括力学，当时称为重学。 1876 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普及杂志《格致汇编》。 1877 年，傅兰雅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益智书会。 1879 年，傅兰雅担任益智书会的总编辑。至 1890 年，该书会编印和审定了 98 种适合作为教科书的书籍，傅兰雅编写的有《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普及科学技术的教科书 42 种，其中包括《重学须知》和《力学须知》，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早期颁行的新学制的学校中影响很大，有许多被新学校采用为教科书。益智书会在中国约近 40 座城市有代销点，出版和销售的书籍达千余种，数十万册。傅兰雅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普及学校：格致书院。 1896 年，由于妻、子到美国定居，傅兰雅到美国在伯克利大学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 1902 年任系主任。 1913 年退休， 1928 年逝世。即使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傅兰雅仍心系中国，多次重访中国，介绍和帮助中国的留美学生。 1911 年他捐银 6 万两，建立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学校。 1915 年，他在美国家中与前来参加博览会的黄炎培带有深情地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他办的盲童学校，并且安排儿子在美国学习盲童教育，然后派来中国教学。傅兰雅，这是一位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的西洋人。他就是一位真诚把现代科学技术送上门来的西洋人。傅兰雅尽管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进步太慢。所以也有他的苦恼。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 傅兰雅的话是他在华 30 多年的深切体会。其实从明末起到 20 世纪初的 200 多年的发展，也体现了这种情况。; 个人分类: 科技史|8665 次阅读|12 个评论

徐光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的组织者: 热度 8 武际可 2011-5-16 11:36; 徐光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的组织者从 1582 年利玛窦来华到 1661 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西方科学在这一段随同传教活动顺利传播。其中以翻译介绍西方的天文学和编制新历法为中心，先后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几何学，水力学和力学以及机械类技术。其中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是这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实际组织者。中国与西方在学术方面，进而在力学方面进行交流，当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于明朝万历 10 年（ 1582 年）来华传教开始。利玛窦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家克拉维斯（ Clavius ， 1538-1612 ）学习天文学，他最初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关、江西、南京等地传教 16 年，同时认真学习汉语。初期他打扮为僧人，结果不为华人所动。经过不断失败和广泛接触中国的知识界，并进行广泛交流后，他改着儒服，并宣传他所擅长的西方科学。如借传教之机讲解全球地图、天文知识以引起中国人的好奇，这就是所谓的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 1601 年他与后来的传教士庞迪我一同来到北京，以贡献方物之名，向万历皇帝敬献自鸣钟、望远镜、三棱镜等物，得到皇帝的嘉许，在宣武门外建教堂。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1571 － 1618 ），西班牙人， 1599 年来华。 1601 年与利马窦同时抵达北京晋见皇帝。并与利马窦合作领导在华的传教， 1610 年利马窦病逝，庞迪我继任为耶稣会的代理监督。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立即注意到中国天文学和历法的落后，他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1605 年，利玛窦向罗马教廷写信报告：“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作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增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而庞迪我在致罗马主教的信中，和利马窦一样，是这样来评价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的，他说：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他们学问的内容和他们作为‘学者’的身份根本不相符合。” 利玛窦和庞迪我的主要贡献是：利马窦带来《万国全图》，于万历 12 年（ 1583 年）在肇庆出示，后来不断翻印描绘，至万历 36 年（ 1608 年）竞有 12 次之多，流传很广；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章；为了吸引外国传教士来华并带来西方科学做了不少组织工作。庞迪我后来参加过徐光启组织的修改历法的工作，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起过重要作用。根据利玛窦建议的科技传教的方针，后来罗马教廷陆续派懂自然科学的传教士来华。其中熟悉当时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的著名传教士先后有：熊三拔（ P.Sabbathinus de Ursis,1575 － 1620 ），意大利人， 1606 年来华。在天文、数学、水利等方面都有贡献。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1576 － 1630 ），瑞士人，其出生地当时属于德国， 1621 年与其他 22 名教士，并携带 7000 多部书籍来华。他曾是伽利略的挚友，熟悉当时西方科学，来华后在力学、天文、机械、医学等方面多有贡献。汤若望（ 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日耳曼人， 1622 年来华。他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在华期间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修订工作，并在天文仪器、仿制西式火炮等方面多有建树。罗雅谷（ Jacques Rho 1593 ～ 1638 ）意大利人， 1624 年来华。南怀仁（ P.Ferdinandus Verbiest,1623 － 1688 ），比利时人， 1659 年来华。在数学、天文、兵器等方面都有贡献。著有《灵台仪象志》 14 卷，是一本关于天文观测仪器的著作。在其卷二论“新仪坚固之理”中说：“今先论纵径之力，以定横径所承之力。西士嘉理勒（即伽利略）之法曰：观于金、银、铜、铁等垂线，系起若干斤重，至本线不能当而断。”这里指的是金属的拉伸强度，而且提到了伽利略的名字，可见南怀仁是知道伽利略和他所著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这本力学巨著的。伽利略的这本书出版于 1634 年。蒋友仁（ Benoist Michael ，公元 1715 － 1774 ），法国耶稣会士。 1744 年来华，曾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如大水法十二生肖喷水等的设计。他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实测地图的编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明末传教士制定了科技传教的方针，并且有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来华。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内，需要有识之士对西方的科技感兴趣，。组织吸收和推行。徐光启便应运承担了这项重任。徐光启（ 1562 － 1633 ），江苏上海徐家汇人， 20 岁考中秀才而后开始教书，在他 31 岁时有人聘他南下到广东的韶关教书，得以接触传教士并初步了解一些西方学术。 1600 年（万历 28 年）徐光启因事到南京，并会见了久仰大名的利玛窦神父，同时受洗礼入教。 1604 年（万历 32 年）徐光启 43 岁考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作官。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恰好此时利玛窦已到北京，并在宣武门外盖了教堂，在那里传教。徐光启从此在与利玛窦交往中不断学习西方的力学天文学和数学。在吸收西学方面，徐光启主要作了以下几件大事：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于 1607 年春译完了《几何原本》前六章，并于次年刊行。由熊三拔口授，徐光启笔录，编写成《泰西水法》一书，并于 1612 年刊行。书中介绍了西方的水利工程与有关的器具，还有一些简单的流体力学知识。如介绍了阿基米德的螺旋提水机。熊三拔所介绍的西方的抽水机械中，有龙尾车、玉衡车和恒升车。恒升车是利用空气压力的原理，用唧筒和活门把水抽上来的一种机械。玉衡车则是一种双唧筒、一人可当数人的抽水设备。而龙尾车则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效率高，且既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畜力驱动。为了把这些优秀的西方提水设备很快做出来，他根据熊三拔所给的图形和尺寸，自费购买了材料让工匠去打造。很快便制造成功了。徐光启并且认真地进行推广。主持编写大型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全书共 60 卷，参考援引的书籍达 250 多种，是从古到今最全面的农学专著。其中在水利部分包括了《泰西水法》。主持修改历法，并编写《崇祯历书》。大胆起用西方传教士参加这项工作，有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邓玉函（ Joannes Terrenz,1576 － 1630 ）、罗雅谷（ Jacques Rho 15 93 ～ 1638 ）、、汤若望（ Joham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 ， 1571-1618 ）、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 1575-1620 ）、阳玛诺（ Manuel Dias ， 1574-1659 ）、龙华民（ Niccolo Longobard o ， 1565-1655 ）等等。《崇祯历书》是一部长达 137 卷，包含 44 种西方历法著作的历法丛书。明亡后经汤若望改写，定名为《时宪历》在清朝颁布执行，一直执行到 1911 年清亡。德国耶稣会士、博物学家、物理学家柯恰（ Kircher, Athanasius ， 1602-1680 ）于 1667 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 China monumentis ）书中绘制了徐光启与利马窦的像。就是我们上面所引的徐光启与利马窦像。《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阐述了托勒密（ Ptolemy ）、哥白尼、第谷（ Tycho ）等人的工作；所介绍的工作，其水平大体是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在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列表上，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崇祯历书》中介绍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Tycho Brache ， 1546 － 1601 ）和古代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 Ptolemy ，？－ 120 ，当时译名为多禄某）等的著作，是日心说与地心说间的一种调和的宇宙体系。在介绍测量方法上，引进了不少西方历法中的新技术，如采用了第谷的观测方法、引进了球面三角学计算、把地球不再看为平面而看为球面等，它比中国古代所依据的宇宙体系、即以前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进步。这体系是以西方发展的几何学与三角学为基础的，因此在引进这个宇宙体系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几何学与三角学。它的引进，使天文学一改中国传统历法，向现代天文学迈进的第一步，也使中国的数学耳目一新。《崇祯历法》毕竟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也有一班保守派反对。保守派指责新历法，主要是它的精度不高。然而从 1629 年到 1643 年之间测量日月食的八次相互对照，新历法全部获胜。由此巩固了新法的地位。为了使历法更符合观测，徐光启经常亲自观测。据记载，在崇祯 3 年（ 1630 年）的 11 月 28 日的夜晚，又冷又下雪，他还是前去观象台观测，当时他已是 69 岁高龄的人了，结果不慎失足跌伤了，但是经过一段休养，他又去观测了。在西方众多的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徐光启之外，中国还也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的学者。他们同这些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著作、修改历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李之藻（ 1566 － 1630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 26 年（ 1598 年）进士。与徐光启合作于 1630 年完成丛书《天学初函》的编印工作。此丛书的上编 10 部是关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下编 10 部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泰西水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勾股义》等著作。 1623-1630 之间，在西班牙人傅汎际口授下，翻译了西班牙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译名为《名理探》于 1631 年刊行。这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王徵（ 1571 － 1644 年），字良甫，陕西泾阳人，天启 2 年（ 1622 年）进士。大约在 1615 年，在他进京考士期间，加入了耶酥会，并取圣名菲力普。 1625 年，他邀传教士金尼阁到山西传教，同时向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在（明）邹漪写的《启祯野乘》有对他的介绍，称“王氏潜心实用之学，擅物理学及农器、军器、机械等技术，并以知兵称，公曾荐请召至京，委以教习车营、火器等务。”王徵曾独立发明或制做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器、自行车等， 1626 年写成《诸器图说》一书。 1626 年，他与传教士邓玉函相识，并与邓玉函合作，邓玉函用口授，他笔录翻译而成《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以中文系统叙述力学知识最早的著作。明朝灭亡后，王徵殉明绝食而死。爱新觉罗玄烨（ 1662-1722 ）即康熙皇帝。 1661 年，年仅 8 岁即位， 1667 年亲政。在他当政期间，曾向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安多等学习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和西方医学。康熙皇帝还主持编写介绍西方科学的大型图书《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主要介绍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天文学和乐律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组织中国的大地测量，指派传教士仿照西方制造天文观测仪器。徐光启毕生艰苦奋斗、追求科学、善于用人，在他周围有一批精通自然科学的传教士和像王徵、李之藻这样的热心吸取新科学的学者，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和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组织者。徐光启是 72 岁（ 1633 年）去世的。他死后，留下的是一大堆手稿，他箱子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两银子，连铺的褥子上也发现有一个破洞。他，这位官员，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的确可以说是一位毕生追求科学的伟大的科学家。; 个人分类: 科技史|12781 次阅读|15 个评论

一篇文章引发对教育的思考？: 热度 2 hexingbang20 2011-5-10 23:29; 原文：为什么舍不得“种子钱” 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大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　　对于李提摩大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各种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手。”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可是，办教育见效慢。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总想通过政治谋划，快速地完成社会改造。可他们的每一次政治谋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拔比一拨焦躁。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动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饱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原文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最近看到北大清华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的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是的，当北大清华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时，并且这个事成为国家意志、民族期望时，我们要不要再反思一下自己，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时，我们会不会又显得急躁了。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而是靠一代代人们踏踏实实的耕耘，大学本是一块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净土，如今，中国社会如此急躁，带来的问题也多，北大清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也应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只看着世界一流的排名，好好去经营一个知识、精神的家园。古话说“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想，清华北大还是先不要想着去做世界一流吧，先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大学吧。; 4248 次阅读|2 个评论

《六合丛谈》最早传入巴贝奇和许茨计算机发明: kexuechuanbo 2011-3-2 13:37; 《六合丛谈》 ( Shanghai Serial ) 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主办的文理合一性月刊。刊名中的“六合”取天地四方之意。清咸丰七年正月朔日 (1857 年 1 月 26 日 ) 创刊于上海。由英国教士伟烈亚力 ( 又名卫礼， Alexander Wylie,1815 — 1887) 主编，中国学者王韬 (1828 — 1897) 参与编辑工作。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1822 — 1900) 、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1829 — 1890) 、英国伦敦会教士艾约瑟 (Josep Edkins,1823 — 1905) 等为主要撰稿人。 1 卷 2 号的“杂纪”中记载了法国东北部哥买（ Colmar ）的托马斯（ Charles Xavier Thomas ， 1785 — 1870 ）改进的莱布尼茨计算机。即 2 卷 2 号《新出算器》报道了瑞典的许茨（ Scheutz ）制造的计算机。在论述计算器发明历史进程时，指出“自讷白尔创表至今，造表者日多，而从未见有无差之表。道光时，巴巴齐造一器，能自成表，且能自作板，即以此板印行，则可无误矣。其法之本，用级数累次之较，即名较数器，作而未成。道光十四年，英国月报中有一条，详言此器之理。瑞颠舒德斯读之，思推广其法，造一器，令无不可算，且能自印铅版。先以木及厚纸略试为之，知其可就，欲俟遐，遂成之。十七年，其子义德瓦在瑞京太学中语其父愿得一静室，并造器。诸器当代造之”。然而，舒德斯父子第一次申请国家资助，并未获得批准，遂继续业余研究， 6 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终于成功，包括“算器”、“印器”、“角度器”，提交瑞典“格致大公会”。舒德斯父子携此器和瑞典格致大公会的推荐，“往各国求售，无应者”；咸丰元年，“欲更造一器”，遂再次上书请求国家资助，最终“王阅之称善”并获得国家资助；咸丰三年，“器成，更精于旧”，不仅能像旧器一样进行十进位计算，且兼能六十进位，“用以推一切数，无少差”，“王大悦，赐以金，多于议院所许”。之后，舒德斯又携此器到英国、法国展示，并有美国大商“出重资购送司天台”，并指出：“数学中诸表有益格致匪浅，而造表最难，且不能无误”。这里的报道表明：“舒德斯”自道光时至咸丰三年历时几十年中，精益求精制造算器，直至“四年携其器至英，陈于格致会中，复携至法兰西，陈于大玻璃房，观者甚众。米利坚闻之，有大商出重资，购送司天台”的过程。文章后半部详细解释了该算器的运算原理，并以 4 表表示左轴、转柄、反置轮、计算等机械原理。 1 卷 7 号《造表新法》主要介绍了八线表、对数表的最新造表成就。“八线表自明季译入中国，用以推弧角，无不密合，其造表则有六宗三要二简法”，通过逐一介绍“满洲明氏安圆”、“宛平陈氏际新”、“阳湖董氏方立”、“乌程徐氏有壬”、“海宁李氏善兰”、“钱塘戴氏煦”等六人对于八线表的改进，通过比较得出“钱塘戴氏煦著弧矢捷法，并有余弦余矢余切余割与弧背互求法，则更完备矣”的结论。关于对数表，文章通过分别介绍“李氏”、“戴氏”及“徐氏”的不同造表方法，认为“徐氏集诸家术，以己意，成造表简法”，并详细论述该造表方法，即“凡五术，第一造正弦全表，……第二造正矢全表，第三造正切全表，……第四造对数全表，……第五术造对数全表”，最后认为“诸术之理，与诸家相同，而法较诸家更简，诚造表之捷术焉” 。;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28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六合丛谈》系统传入牛顿力学初阶内容: kexuechuanbo 2011-3-2 13:32; 《六合丛谈》 ( Shanghai Serial ) 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主办的文理合一性月刊。刊名中的“六合”取天地四方之意。清咸丰七年正月朔日 (1857 年 1 月 26 日 ) 创刊于上海。从第 2 卷 1 期开始连载的《重学浅说》（图 6 ）从篇幅上来看，是 2 卷中最重要的部分，共计 13 页，配有木板插画 36 幅。文章均未署名，但王韬在其《韬园著述总目》中说：“《重学浅说》一卷……西士伟烈亚力口译长洲王韬笔受……是书编入六合丛谈中，亦有单行本。……我与伟君皆未署名”。可以确定系由伟烈亚力与王韬合作而成。在涉及“重学”的概念时，该文指出“凡物用力，力与动推其理，名曰‘重学’”，亦即今力学。为区别重学之力与化学之力，还指出“凡重学力，不能变化诸质，与化学力之功效异。重学力之功效，能令体质移动，能变体之形状及方位”， “不能令本质变化”；“化学之力则能变化本质也。如青石或用锤击，或用水冲，可令碎为粉，然本质不变，此重学之力也。若用磺镪水令化为粉，则本质尽变，此化学之力也” 。这里对重学的概念作了精准的表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重学之力与化学之力的区分描述，“这种试图对两者差异给予明确说明的努力，还是首次。该文认为“凡行星之绕日及自转、水与风之动法，皆合重学之理，而人之造作，亦归重学”，故强调：“人当尽心考察重学之理。此理日明，则器日精，日神妙，若不明重学理，则器必不能精，且用之多危险”. 这里对力学所涉领域的表述，已暗含天体力学、流体力学、风动力学等朦胧概念，也突出而清晰地表明其广阔用途。其内容分为“六器”，即“杆”、 “轮轴” 、“滑车”、 “斜面”、 “劈”、 “螺旋”。;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260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康熙皇帝的24个儿子的生平履历: pcabaqus 2011-2-26 14:42; 皇长子胤禔 (1672-1732) 63岁康熙十一年生,生母惠妃纳拉氏。据传教士白晋说：“皇上特别宠爱这个皇子，这个皇子确实很可爱。他是个美男子，才华横溢，并具有其他种种美德。”由于他在皇子中年龄居长，替乃父作事最多。征讨葛尔丹时，康熙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19岁的允禔从征，任副将军，参与指挥战事。还衔命祭华山，管理永定河工程。26岁，被封为直郡王。十年后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12年卒。皇二子胤礽 (1674-1724) 51岁生于康熙十三年,因系孝诚仁皇后所生，为嫡长子。康熙十四年，在他还是个一岁多的婴儿时，就被立为太子。但在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再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追封理亲王，谥号密。皇三子胤祉 (1677-1732) 56岁生于康熙十六年,母荣妃马佳氏。允祉博学多才，成为乃父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康熙征葛尔丹时，允祉领镶红旗大营。21岁，被封为诚郡王；次年，降为贝勒；32岁，晋诚亲王。雍正即皇位，命允祉守护父亲的景陵。雍正八年，被夺爵、囚禁。十年，去世。皇四子胤禛 (1678-1735) 58岁生于康熙十七年,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胤禛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20岁，被封为贝勒，31岁，晋雍亲王。康熙驾崩，胤禛即位，为雍正帝。皇五子胤祺 (1679-1732) 54岁生于康熙十八年,母宜妃郭络罗氏。康熙认为此子心性甚善，为人敦厚。康熙征葛尔丹时，允祺奉命领正黄旗大营。19岁，被封为贝勒，30岁，晋恒亲王。雍正十年死，谥号温。皇六子胤祚 (1680-1685) 6岁康熙十九年生,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二十四年夭折。皇七子胤佑 (1680-1730) 51岁康熙十九年生,母成妃戴佳氏。康熙夸他：“心好，举止和蔼可亲。”康熙亲征葛尔丹时，命允佑领镶黄旗大营。18岁，被封为贝勒；29岁，晋淳郡王。八年，卒。皇八子胤禩 (1681-1726) 46岁康熙二十年生,母良妃卫氏。少时为允禔母惠妃抚养。诸臣奏称其贤，康熙的哥哥裕亲王也在皇帝面前夸他“心性好，不务矜夸”。康熙自然喜爱，17岁，即被封为贝勒。后署内务府总管事。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允礽获释，允禩复为贝勒。雍正即位，为稳定其情绪，命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四年，雍正以其结党妄行等罪削其王爵，圈禁，并削宗籍，更名为阿其那。同年，死。皇九子胤禟 (1683-1726) 44岁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母宜妃郭络罗氏。26岁，被封为贝子。雍正即位后，命其出驻西宁。后以其违法肆行，与允禩等结党营私为由，于雍正三年夺爵，幽禁。四年，削宗籍，令改名塞思黑。同年，卒。皇十子胤礻我(1683-1741) 59岁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26岁,被封为敦郡王,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雍正元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kān）还喀尔喀（今蒙古共和国），命允赍(jī)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开释，乾隆五年卒。皇十一子胤禌 (1685-1696) 12岁康熙二十四年生,母宜妃郭络罗氏,康熙三十五年夭折. 皇十二子胤祹 (1685-1763) 79岁康熙二十四年生,母定妃万琉哈氏。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曾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康熙御极60年，派允祹祭圣京三陵。次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雍正即位，进封履郡王。乾隆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皇十三子胤祥 (1686-1730) 45岁康熙二十五年生,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封为怡亲王，命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总理户部。为人“敬谨廉洁”，雍正照例赐钱粮、官物，均辞而不受；对雍正“克尽臣弟之道”，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为雍正所赏识。三年，从优议叙，复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后总理京畿水利，多有建树。又办理西北两路军机。八年，死。是雍正最知心、得其协助最多的兄弟。皇十四子允禵 (1688-1755) 68岁康熙二十七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与雍正、允祚同母。但党附允禩，与雍正对立。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七年，任抚远大将军，征讨策妄阿拉布坦。六十年，率师驻甘州，进次吐鲁番。雍正元年，晋为郡王。三年，被降为贝子。四年，革爵禁锢。乾隆即位时，命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十二年，晋贝勒。十三年，晋恂郡王。二十年，卒，谥号勤。皇十五子胤禑 (1693-1731) 39岁康熙三十二年生,母顺懿密妃王氏。雍正四年，封贝勒，命守景陵。八年，封愉郡王。九年卒，谥号恪。皇十六子胤禄 (1695-1767) 73岁康熙三十四年生,母顺懿密妃王氏。因庄亲王死后无嗣，雍正命他袭封。乾隆三十二年死，谥号恪。皇十七子胤礼 (1697-1738) 42岁康熙三十六年生,母纯裕勤妃陈氏。雍正元年，封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事。六年，晋亲王。七年，奉命管工部事。八年，总理户部三库。十一年，授宗令，管理户部。十二年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沿途巡阅各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返京，办理苗族事务。乾隆即位，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乾隆三年卒。皇十八子胤衸 (1701-1708) 8岁康熙四十年生,母顺懿密妃王氏。康熙四十七年，夭折。皇十九子胤稷 (1702-1704) 3岁康熙四十一年生,母襄嫔高氏。康熙四十三年，夭折。皇二十子胤袆 (1706-1755) 50岁康熙四十五年生,母襄嫔高氏。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晋贝勒。十二年命祭陵，称病不行，降辅国公。乾隆即位后，复封贝勒，守泰陵，二十年，死。皇二十一子胤禧 (1711-1758) 48岁康熙五十年生,熙嫔陈氏生。立志向上，颇有文才。雍正八年，封贝子，晋贝勒。乾隆即位，晋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死。皇二十二子胤估 (1711-1743) 33岁康熙五十年生,母谨嫔色赫图氏。雍正八年，封贝子；十二年，晋贝勒。乾隆八年死。皇二十三子胤祁 (1713-1785) 73岁康熙五十二年生,静嫔石氏生。雍正八年，封镇国公。十三年，乾隆即位，晋贝勒，后降镇国公。乾隆45年，复封贝子，两年后，晋贝勒。49年加郡王衔。50年死。皇二十四子胤秘 (1716-1773) 58岁康熙五十五年生,母穆嫔陈氏。禀性忠厚平和。有学识。雍正十一年，十七岁，封缄亲王。乾隆38年死。; 个人分类: 杂七杂八|2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姚远：《万国公报》与诺贝尔奖在中国的传播: kexuechuanbo 2010-10-30 08:42; 作者：姚远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2008-8-20 20:54:30 《万国公报》与诺贝尔奖在中国的传播早在宋代，我国即有科技奖励制度，冯继升、唐福、石归宋、郭谘等人均曾因进献火药、火器、海战船式、弩箭、战车等发明而受到朝廷奖赏。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科技奖励意义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据此可奖励给发明者职衔、匾额等。虽说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源远流长，然而近代西方诺贝尔奖(Nobel Prize)的创设形式和颁布经由《万国公报》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904年10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在林乐知、范玮译述的《格致发明类征》栏内，以《奖赠巨款》为题，在诺贝尔奖的创设近3年以后（首届颁奖在1901年12月），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诺贝尔奖的创设，并报道了不到10个月前即1903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事迹。190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在季理斐、范玮译述的《智丛》栏内，又以《巨金奖励》为题报道了4个月前1905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事迹，并对1901年至1905年29名诺贝尔奖个人得主和1名集体得主的国别作了统计与评论。除个别国家的获奖人数和未计入1个和平奖集体得主外，应该说报道是及时而准确的。之后，《科学》在1916年4月以《努培尔奖金与1914年世界伟人之得奖者》为题、《大中华杂志》在1916年7月20日以《世界大发明家罗伯儿传世界上最强炸药之发明者》为题、《时事新报》在1919年1月以《诺贝尔奖金》为题、《东方杂志》在1919年5月以《诺贝尔奖金》为题,相继对历年诺贝尔奖作了较早的报道，《科学》和《东方杂志》成为报道历年诺贝尔奖的主媒体。以科学家个人名义设立的诺贝尔巨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虽无具体史料予以佐证，但的确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奖励科学活动的热潮。除民国政府相继设立《暂行工艺奖励章程》（1912年）以外，也出现了以科学家命名的奖项。如：中华农学会设立的费雨耕奖金、许叔玑奖金、黄聘珍奖金、梁叔五奖金、孙玉书奖金；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立的天佑奖、仪祉土木水利奖；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葛利普奖；中国地理研究所设立的朱骝先生奖金；中国科学社设立的裘氏父子理工著述奖金；中央研究院设立的杨铨、丁文江奖金、新加坡华侨李俊承奖金等。《万国公报》等期刊有关诺贝尔奖知识的传播，无疑为这种尊崇科学、奖励科学气氛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学时报》 (2008-8-21 科学文化);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2|2010 次阅读|0 个评论

卫玲，等：《遐迩贯珍_布告篇》传播的广告营销新理念: kexuechuanbo 2010-9-20 17:18; 《遐迩贯珍_布告篇》传播的广告营销新理念;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26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卫玲，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播的经济学新概念: kexuechuanbo 2010-9-20 17:13;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播的经济学新概念;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26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姚远：《六合丛谈》与其数理化传播: kexuechuanbo 2010-9-7 15:04; 《六合丛谈》与其数理化传播《六合丛谈》与其数理化传播;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2407 次阅读|0 个评论

河大学生读书笔记之二：《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antiscience 2010-1-2 21:35;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读书笔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李秋萍作为一个非历史系研究者但是对历史却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我深刻的了解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多么沉重的时期，那是一段越是深入了解就越让每一个华夏儿女感到窒息，甚至要捶胸顿足的抑郁岁月，而西方传教士在这一段时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为西方对我们的侵略起到了引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讲，他们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是无法给出一个正面或者是负面的结论的，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只能用主观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来衡量，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传播宗教教义和宣传西方侵略者的卑劣行径的合理性，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活动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觉醒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与中国科学》这本书以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科技活动的历史轨迹为主线，收集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介绍他们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气象学、生物学、农业、医学及火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领域科学工作的作用和影响。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清传士的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变革，又将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介绍到了西方；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近代西方对华侵略活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教士与侵华的西方殖民势力联系密切，是体现西方在华殖民文化势力的主要力量。但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为传教工具。首先，作者剖析了科学传教何以会在中国取得成效，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初具规模后， 16 世纪中叶资本本义经营的萌芽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工商皆本的新观念使中国社会开始蕴蓄科技革命的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华民族文化也开始发生弃虚务实的转化，使一些智识精英能以务实致用的眼光积极关注西方地理、数学、兵工、机械等实学。其次，作者归纳了因科学传教策略引发的在一个时期内中西文化交流和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特点。中西文化交流在一个时期内借助了基督教的传播，而基督教能在华发展则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原本对立的神学和科学的这种关联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特点，由此也导引了中国近代社会在与西方政治文化冲撞中发展的一面。再者，作者认为，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作用。传教士影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地位的转变，并以西方注重逻辑推理、数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使学人走向注重实验、祟实弃虚的为学之路。最后，也应该看到，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又受因他们参与而造成的过失和迷雾的干扰。除上边提到的其传播的科学要经过神学包装，造成对中国人认识科学的某种误导，使西学在华传播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深度外，还存在传播上的隐瞒和滞后问题。这使中国方面直迄清末对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认以不足，造成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动力不足。正如作者所讲，西方汉学的研究决不是一般的学术信息的罗列，而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赞美，以及与之相反的种种传闻，和由此引发的欧洲 18 世纪流行的中国热。中国的汉字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曾经影响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而中国的《易经》则引起莱布尼兹的浓厚兴趣。中文语言的研究、中国历史纪年的研究、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和开封犹太人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又都从不同角度间接和侧面地触及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交流的研究。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圣经》权威性的挑战，从而给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的发展以有力推动。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在对中国语言的结构、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的认识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特性的把握上都有所突破，于是中国逐渐被作为与欧洲相对应的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和社会体系得到认可并加以研究。这些成就开启了西方汉学学术性殿堂的大门。也正是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介绍到中国甚至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他们是以传播基督教以为目的，但是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为传教工具。为了尽快打开中国传教局面，传教士们便决定适应中国国情，兴办教育，以引起中国社会的注意，正是这些教育机关在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需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大和最有力的影响。再有，推动传播出版业的发展，近代来华传教士编译出版了许多中外书籍，并创办报刊，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沧海横流，世易时移。历史走过昨天，中国和中国人走过深重的苦难，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更加进步，国家已经更加富强。事实上，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他们的纯宗教性活动如果放在当时具体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属于历史学的问题，而从全社会讲更应该做的是，从这一跨文化传播的典型当中去探究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更有效地传播渠道，让宗教发挥其有利优势，促进科技在全球更广泛的传播。故此我深信回顾反思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人有更深远的意义。;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23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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