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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转发如何看毛泽东时代: huangwd99 2008-9-9 17:38; 如何看毛泽东时代黎阳 2007．12．21．一．准战争年代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六．历史性分水岭抗美援朝七．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苏分裂八．最伟大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九．高手过招十．阳谋的副产品猴与猪十一．今天来自昨天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十三．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十四．毛泽东的旗帜永远飘扬附录一．数学：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附录二．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附录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准战争年代所谓毛泽东时代，是指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这27年。这27年是个准战争年代从头至尾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主要包括：（一）．不流血的大战 1．冷战（19451990）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2．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的超限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二）．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 1．反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破坏（1949），其高峰时段为19491955，比较著名的有：舟山群岛之战（1949．81950．5）：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万山群岛之战（1950．51950．8）：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珠江口、广州、广东沿海的基地上海保卫战（1950）：制止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上? 海南岛之战（1950）：制止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奠定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基础。东山岛之战（1953）：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山岛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大陆沿海地区制空权争夺战（1949）炮击金门（1958）挫败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图谋（1962）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19621963）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国内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 6．中缅边界堪界作战（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苏边界冲突（1969） 9．西沙之战（1974） 10．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在这样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气氛、准战争环境中过来的。评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这个历史实际。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实际呢？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州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而蒋介石的帐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帐，不知算大帐。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摆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前苏联将军、19451946年奉天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1946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呆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乘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各方马上全乱了套，各种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势顿时改观：蒋介石认定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不顾一切请美军直接出动。美军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于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后不到两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岛登陆，紧接着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美军同时大规模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亲自出马打通、抢修通往东北的交通线。美国大兵步步紧逼，美苏间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的默契随之破灭。苏联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带来的威胁，迫不及待急于反击。但远水不解近渴，于是苏联不得不放弃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蒋、在东北就地取材培植亲苏势力、把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对不请自来的中共从排斥转为默认苏联最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在美军登陆前后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毛泽东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利用美苏矛盾，逼苏联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不动声色堵死了苏联在东北培植第二个外蒙古力量的机会。毛泽东就这样未雨绸缪，连打带消，不知不觉间便一举消除了严重威胁中华民族民族利益的这一大隐患。苏联对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美军突然登陆。美军之所以突然登陆，是因为蒋介石为争夺东北迫不及待。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抢先进了东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能抢先进入东北，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与东北近在咫尺，而蒋介石的部队全远在西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与东北近在咫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山东、内蒙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建立并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中共的作战目标是长期抗战，是消耗敌人，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外援也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全远在西南，一是蒋介石的部队在敌后呆不下去，二是因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打通对外交通线第一。打通对外交通线，是为了取得美援说到底作战目标是捞钱第一。结果：进入东北时中共军队近水楼台，蒋介石军队望尘莫及，不得不求美国直接插手，引起美苏间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让毛泽东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毛泽东之所以能抓住这历史机遇，除了手急眼快、当机立断之外更多的是靠了无数先前做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建党、建军、人民战争、持久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时此地都得到了回报。许多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却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严密的统一体。毛泽东能抓住这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际包含着必然。没有基础，抓不住机遇。要抓机遇，先打好基础。今天为台湾而焦虑的中国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国差一点就丢掉东北和新疆吗？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还要失去东北、新疆、国土被美苏两强分别驻军占领、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吗？对没有发生的事虽然难有切肤之痛，但只要知道这种情况差一点就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令人震惊的了。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全亏了毛泽东在刻不容缓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巧妙利用了美蒋苏的矛盾扭转了乾坤，又历经三年的血战才使中国避免了这一命运。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中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纯粹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苏联瞒着毛泽东跟蒋介石做了交易，一点风声都不漏，明摆着要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又是让毛泽东交出武装，说苏联支持蒋介石还差不多。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最理想的结果不是中共统一中国，而是国共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如果中共真是靠苏联支持才能打赢，那苏联只要在中共打到长江边时切断对中共的供应就行了。实际呢？苏联只能劝说，听不听全在中共。这足以证明苏联控制不了中共，毛泽东保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把解放战争说成国共内战不正确。这实际是一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抵抗把中国当冷战牺牲品的第一仗。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泽东时代先声夺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消除了一场不亚于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共产党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解放到１９５０年２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２６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三时而不是后来惯例的上午十时？防空。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就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一边倒。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不偏不倚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从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也一样：讲意识形态，但更讲民族利益，否则不会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在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中捣了不少乱，尽管苏联与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但毛泽东坚持了一个原则：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恩怨，决不感情用事。毛泽东的一边倒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切都赖在苏联身上，使中国离不开苏联，而是坚持独立自主靠自己。不象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就让美军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让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中国长江内河。面对美蒋的海空封锁，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现建空军，现建海军，现学现用，现用现打，非不得已不求于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卫战：1950年2月，蒋军飞机炸毁上海发电厂，上海市电力供应下降97%，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请苏联暂时出兵相助，但为期仅仅几个月1950年2月6日蒋军大轰炸。３月２０日苏联巴基斯基空军中将率防空集团驱逐机团到达上海担任守卫。６月１９日中国空军第四混成旅到达上海。８月１日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９月３日，陆军出身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向陈毅报告，他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学会了全部空战指挥课程，开始接手苏军指挥防务，苏军开始撤退回国。１０月１７日，中国空军接收了苏军飞机装备。１０月１９日，空４旅正式担负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全过程一共7个月。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空战指挥并投入实战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1950年的速度。中国的海防空防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争分夺秒建立起来的。美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就是被这样的军队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与此同时，面对金门的福建省的战备从基础开始有条不紊全面展开鹰厦铁路1953年开始勘探设计，1954年全线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车，1958年夏解放军大举入闽，7月与台湾国民党军队激烈空战争夺制空权，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封锁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指挥的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就是这样被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别人、经过数年的血腥战斗一寸一寸地扫除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一切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拒绝对外开放的人全是恬不知耻的大骗子。）毛泽东领导中国边打仗边建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如火如荼就已经开始裁军。1952年中国财政预算中军费比例从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经济建设开支超过军费开支的局面。（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军费开支一直占国家预算的80%，但基本用于剿共而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对外则绝对不抵抗。）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顺利完成。两年之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从此结束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共10年（19491959）。在这10年中，中国真正用于和平建设时间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19531959）。也就是说，毛泽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五年计划加两年的建设，便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面对超级大国的摆布肢解毫无反抗能力的悲惨处境，改变了中国1949年不得不夹在两大超级大国当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地位，硬是在一个农业古国中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起码实力，使中国从此能够不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上摆脱冷战主宰的坦途。（这样的成果，这样的效率，靠市场经济加民营企业家能做到否？）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不是削弱了中国的独立性，而是加强了中国的独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六．历史性分水岭抗美援朝中国人里关于抗美援朝争论最多的大致有三：1．该不该。2．赢没赢。3．值不值。对这些争论只有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冷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抗美援朝的结果是什么？赶走一个，送走一个：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苏军于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赶走了美军，苏军也就没有了继续留驻中国的理由：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中国被雅尔塔协议剥夺掉的这项主权从此被中国又拿了回来。这是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是中国抗美援朝的一个间接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根本的标志：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隐患从此彻底消除。这样的结果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有人说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所以美军才干预台湾。中国是帮了朝鲜，丢了台湾。这样说的人是瞪着眼说瞎话。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于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于4个月后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干预台湾在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这一切不是什么机密。这样说的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赖。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余，因为美军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不知道这样说的人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什么样的铁哥们，对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对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答复是萨苏先生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评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话：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知道它的软弱，几百年前丰臣秀吉在大明的炮声中忧病而死留下的恐惧，依然使日本迈不开侵略的步伐。是谁让日本军队杀进了中国？日本人的记载有些荒唐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朝鲜战争之前，这种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而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准备征服中国。即便对于中国的那个政府不满，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种种制衡的办法来，从政治上，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想办法。要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不是比这些复杂而麻烦的方法简单得多？正因为无法征服，我们才有了和这些曾被称作列强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平等说话的机会。而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这种尊严得到的，就是几十年来不再有战争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1950年统帅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就是个坚信胜利者不受责难、谁也不尿的主：不准越过三．八线？老子偏过。不准使用美军占领中朝边境地区？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鲜战争跟蒋介石扯上？老子偏访问台湾。怕引起中国干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不过一群厨子裁缝，只会洗衣做饭，哪敢打仗？如果他们敢跟美国军队较量，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这样的将领而言，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有什么关系？随时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国还象李中堂时代那样当缩头乌龟、一哄而散，谁能担保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不会重演？如果麦克阿瑟把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威胁付诸实施，当真过江入侵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军有权出兵。最坏的结果：又一次日俄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论谁胜谁负，战争的破坏都落在中国人头上。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与中国军队沿江对峙，那又如何？中国必须随时随地防备美军打过来，必须在中朝边境处处设防，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厂必须内迁，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要被打乱。更关键的是：苏联便有理由长期保持在旅大的驻军。这就使中国被牢牢绑死在美苏冷战的棋盘上愈陷愈深，离摆脱冷战这个根本目标越来越远。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贝。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七十多年内签定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联》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还不止于此呢。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象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这条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为傍苏联过河拆桥跟中国翻了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帐。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利益吗？七．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苏分裂中苏分裂表面上是因为意识形态，实际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冷战需要基本不冲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两国关系很热火。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变美国的战略从遏制为大规模报复，一切跟核战争挂钩：放弃过去认为在有限战争中不应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决定只要军方认为军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让潜在的敌人由于确信美国将以它愿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还击侵略而受到威慑，因而不敢轻举妄动。面对美国以核优势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决定缓和冷战。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两年之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总路线。这实际是要求已经当政的共产党不要得罪美国，没当政的共产党别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潜台词：既然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战，那象抗美援朝那样的麻烦今后不能沾，免得惹火烧身，为了你的国家统一把我苏联拖进核战争。这样一来，中国收复台湾、维护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苏联的冷战需要矛盾了：要统一台湾就必须反掉美国的干涉。经过麦卡锡主义肆虐、顽固坚持冷战理论、敌视中国的美国坚决拒绝跟中国做任何妥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只承认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全中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敌视到这个份上，怎么缓和？即使中国放弃统一台湾美国都不会答应，更不用说中国坚持收复台湾了。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是为苏联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还是为中国的民族利抵制苏联的冷战需要？毛泽东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中国的民族利益绝不松口。这才是中苏决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反应那么激烈？因为这两个建议将严重危害中国的民族利益。成立联合舰队、平分指挥权不仅意味着中国军权旁落，破坏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而且等于要封锁中国海岸线：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很小。要成立联合舰队，中国的军舰都得填进去。苏联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随便扫扫库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舰队。联合舰队表面是指挥权一家一半，实际上是让苏联拥有了对中国海军的否决权只要不符合苏联的冷战需要，那联合舰队就甭想动。中国不管是收复台湾、护航护渔还是收复西沙南沙之类，都得事先经过苏联批准。这样一来，没有苏联的同意，中国的海军等于说没就没了没了海军，中国的海岸线岂不等于被封锁了？理论上中国对联合舰队同样有否决权，实际那个否决权对中国没什么意思：当时中国没什么远洋权益，当务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国近海的事跟苏联的冷战没多大关系，苏联却要管；远洋的事跟中国没多大关系，中国怎么否决？根据什么理由否决？实际的结果是苏联说了算，让中国当冤大头。而且即便中国行使了否决权苏联也不在乎：苏联除了联合舰队还有得是军舰可用，你联合舰队出不出动对苏联无关紧要。建立长波电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长波电台是为潜艇作战服务的。而在中国成立长波电台只能是为远洋作战服务苏联本土的长波电台已经足够苏联潜艇近海作战用的。当时中国有多少远洋权益？这长波电台实际是为苏联海军远洋活动服务。而苏联海军到远洋活动只可能是跟美国较量，百分之百属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没什么好处。当时中苏是同盟国。理论上，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参战。但如果一方主动攻击别人呢？另一方就没有参战义务。在陆地上谁遭受攻击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远洋，军舰与军舰之间谁攻击了谁哪那么容易查清楚？这样一来，如果苏联与美国发生了海上冲突，不管是谁攻击谁，只要苏联宣称自己是遭到攻击的一方，那中国就得站在苏联一方参战，自己一点作不了主。当时美国坚持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把中国苏联看成铁板一块，有了抗美援朝结的梁子，恨中国胜过恨苏联。而当时中国的防卫力量又远不如苏联，万一美国跟苏联冲突，十之八九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首先冲着中国来。如果苏联想暗中使坏借刀杀人，通过制造个海上冲突借美国的力量重创中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面上是个长波电台，实际是一张卖身契，要中国把和、战的选择权拱手交给苏联。苏联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国牢牢绑在苏联的冷战战车上，休想摆脱苏联阵营。这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对立，毛泽东为此大动肝火一点没有错。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标致着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已经不能再兼容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竭力挽救两国关系，试图劝说苏联不要因美国的战略讹诈而改变总路线。赫鲁晓夫说美国现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战，为小冲突把自己全赔上不值得。毛泽东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是吓唬人的，实用性很有限。它只立足于正面冲突、全面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闹，特别是不牵涉到美国人的局部冲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为南越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了亲美的政府军就往那里扔原子弹吗？不跟美国正面冲突不等于碰都不敢碰，顶多不正面突破就是了，侧面迂回仍然行得通。毛泽东如此主张并非头脑发热。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毛泽东专门针对其搞了两次火力侦察：一江山岛之战和炮击金门。回顾一下这两次战役的大概经过，不难看出毛泽东胆识惊人，独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有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48天后，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迅速攻占该岛。艾森豪威尔马上于1月24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宣称：如果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不友好者的手里，那就会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锁链中造成一个缺口，中共对大陈群岛的炮击是共产党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迅速于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别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军随即先后出动6个航空母舰群、400余架飞机全面封锁浙东海域，掌握了大陈岛──台湾──冲绳三角地带的制空权，控制了台湾对大陈岛屿的运输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毛泽东针锋相对，于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两天后（1月30日）解放军空军猛烈轰炸大陈岛。当天（1月30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准备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撤退，并通过苏联向中国转达这一信息，希望在美军帮助国民党军撤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接到苏联转达的这一信息后指示解放军对从大陈撤退的的美、蒋军不要攻击。2月5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25日，解放军占领大陈列岛中最后一个岛屿。浙东沿海全部岛屿均被解放，大陈岛至金门数百公里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所控制的岛屿仅剩下了金门和马祖。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对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毛泽东冒着核威胁的风险发动一江山岛之战，就是为了打破对大陆的封锁。说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的人要脸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数日后宣布暂停炮击，允许国民党军舰向金门运送补给，条件是美国军舰不得护航，否则立即开炮。美国无视这一禁令，公然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毛泽东立即下令开炮，命令只打国民党军舰，不打美国军舰。但如果美舰开火，则允许还击。炮声一响，美舰立即抛下被护航的国民党军舰而去，一炮未放。这两次战役说明了什么？ 1．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不适用于大陆沿海岛屿。美国只对台湾本岛感兴趣。2．美国的原则是让蒋介石替美国卖命，不是让美国替蒋介石卖命，更谈不上舍己救人。3．美国人的决心并没有表面上讲得那么吓人，并不是稍微一碰就当真要大规模报复打核大战。美国的战略实际是消极防守的战略，不是主动寻衅找岔子找机会跟中国打核战争的积极作战的攻势战略。美国虽然嘴上很硬，但并不打算主动发起对华战争。4．美国的那个大规模报复战略太绝对，碰上小规模局部冲突这样的擦边球的复杂情况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为难。这样的战略完全对付不了毛泽东最拿手的游击战。5．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中国没有力量硬打台湾，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战美国利益，让美国没好日子过，最后逼美国有求于中国。6．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既不准大陆进攻台湾，也不准台湾反攻大陆。其客观效果是让台湾与大陆彻底隔离，最后势必导致台独。美国压蒋介石放弃金门，把所有兵力全收缩到台湾，让大陆台湾老死不相往来。这证明美国在图谋制造台湾独立。而蒋介石坚持保留金门这最后的反攻大陆的基地，证明美蒋之间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7．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就意味着坚持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就意味着反台独。如果大陆收复金门，蒋介石就更难以在美国人面前坚持反攻大陆的主张。当短期内没有力量收复台湾时，可以利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来遏制台独，办法就是炮击金门，保持适当的紧张局势，给蒋介石以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顶住美国人要他从金门撤退的压力。金门炮战最后演变成双日不打单日打，实际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制止台独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共同放弃了党派私利，联手上演的一出对付美国人制造台独阴谋的悲喜剧，从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高于个人恩怨、高于个人好恶、高于个人私利的共同原则。8．美国虽然口口声声美国利益，但对美国利益的要害所在并不清楚。美军登陆黎巴嫩后，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的战略虽然是守势战略，但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无数，所以全球到处伸手。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毛泽东通过这两次战略侦察基本摸清了美国的老底和真实意图，心中有了底，跟赫鲁晓夫争论起来底气十足。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知道按自己的冷战需要来衡量一切：我这里正跟美国人讲缓和，你那里炮击金制造紧张空气；我正要访问美国谈和平，你那里跟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全世界都把中苏看成是一气的，你这一打等于让我在美国人面前显成了个一边谈和平一边动手打仗的骗子，美国人对我的缓和呼吁不买帐全是你给闹的。你再坚持就要搅黄我的和平共处的总路线。所以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打，台湾丢了就丢了，印度要边界领土你让给他就是。总之我的冷战需要高于你的民族利益。要坚持中国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对苏联的冷战需要说不。既说了不，那就意味着从一边倒走向谁也不向。当毛泽东坚决拒绝为苏联的冷战需要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赫鲁晓夫明白了：中国不再一边倒了。一直以为中国除了把自己绑在苏联冷战战车上别无出路的赫鲁晓夫之惊讶恼怒可想而知，立刻开始惩戒中国，再也顾不上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了。这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如前所述，处于美苏冷战夹缝的大格局下，中国向这边一边倒，那边要收拾你；向那边一边倒，这边要收拾你；谁也不向，则两边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国自己足够强。1949年的中国极端虚弱，根本经受不起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面。然而过了十年，仅仅十年，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建立起了足以抵御两大超级大国两面夹攻的必要实力，可以向谁也不向、挣脱冷战夹击的总目标进军了。八．最伟大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中国在中苏分裂之后遭到美苏两面夹攻一点也不奇怪：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需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疑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的手中。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共产党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别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绕人处且绕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定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六．美国采取联合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如果仅仅把中国看成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大国，何须如此大费周折？）所有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上海公报》和而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这一切都是战胜国才能得到的东西这才是毛泽东进行中苏论战和援越抗美要达到的真正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使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两面夹击中突出重围，彻底摆脱美苏冷战的支配，变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为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巴结你，使中国的战略处境从前后夹攻转为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根本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捍卫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今天要问越南战争的失败者是谁，几乎众口一词会说是美国美国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如果要问越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谁，那答案就各式各样了。有说是北越的，有说是苏联的，就是少有说是中国的如今中国的官方精英对越南战争胜利者这顶桂冠似乎毫无兴趣，那当然怪不得别人要贪天之功为己有。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毛泽东又从头奉陪到尾。美国失败了，越南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舍毛泽东其谁耶？这个胜利是毛泽东误打误撞凭侥幸得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无败仗的历史记录，轻而易举就把有史以来头一个战胜美国的胜利桂冠拱手送给了毛泽东。世界上哪有这种美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巧妙运筹的结果，是毛泽东跟美国斗智斗勇斗力、反复较量的结果。如前所述，冷战期间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摆脱冷战，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要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关键在于美国中苏是为了美国而闹翻的：对美国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泽东主张坚持斗争，苏联主张中国做牺牲以适应苏联的冷战需要中苏分裂使毛泽东可以不必再顾忌苏联，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美国：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就必须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要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记住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然而要让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谈何容易？当年的德国办不到。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办不到。处于美苏两强的前后夹攻、处于三年经济困难中的中国哪有这个力量办到？怪不得国内外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毛泽东是发疯。（中国今天的精英们不还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鹦鹉学舌吗？）所有这些精英都是智叟级人物，有知识，懂逻辑，会算计，但算来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泽东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然这也不算多丢脸：从井岗山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有给毛泽东算命的精英智叟们哪次没得出过同样结论？所以他们这一次算不出毛泽东能以弱胜强、扭转乾坤也不算太低能。他们算不到的是：以弱胜强恰恰是游击战出身的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面较量，而是设法把你引到你的强项发挥不出来的地方，使你整体虽强，但局部为弱；我整体虽弱，但局部为强。只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强弱逆转之势，那胜败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就必将改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看透强弱的辩证关系，调动敌人为我所乘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毛泽东经过五十年代与美国的三次大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炮击金门），对美国已经摸了底：美国虽强，但不是没有致命弱点：第一，骄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上帝的宠儿，经济力量第一，军事力量第一，科学技术第一，文化优势、心理优势，世界上没有美国办不到的事。难怪肯尼迪就职演说会如此牛气冲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任何、任何、任何，没有任何限定词。古人云：骄兵必败。美国国力再强也不是无限的。认识不到这一点而盲目妄自尊大，这正是当时美国的致命伤，为日后的失败奠定了基础。第二，意识形态挂帅，以冷战为纲美国当年把全世界简单分成非黑即白的两大类，不反共就是共产党，不承认民族主义，不承认民族独立，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阴谋。中国内战是共产主义扩张，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扩张，古巴革命是共产党主义扩张，越南战争也是共产主义扩张主义。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美国这样简单粗暴地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只能走到与人民战争为敌的地步。意识形态挂帅的另一个后果是麦卡锡主义阴魂不散：当年为谁丢掉了中国不知整了多少人。从此谁不主张强硬、建议妥协谁就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麦克纳马拉在国会流露出对扩大轰炸效果的怀疑，马上就挨了当头一棒：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结果：美国政府官员明知越南战争打错了、打不赢也没人敢反对，惟恐被戴上谁丢掉了越南的大帽子。第三，唯武器论只要武器先进、训练有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战争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关键的，持久战才是最无法招架的。因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犹豫大包大揽往越南战争泥潭里跳。第四，包袱沉重，输不起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这一历史记录谁也不敢破。白种人优越、不能输给东南亚蚂蚁之国的乡巴佬的自负谁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领袖，那就必须有威信：有威别人才怕，有信别人才跟。打了败仗就没了威，半途溜号就没了信。约翰逊说：如果我撒手不管这场战争，听任共产党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夫，我的国家就会被看成是一个绥靖者，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将发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将不可能再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65年3月下旬，麦克瑙在为麦克纳马拉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分析说，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20%是使南越及其邻近地区不落于中国人之手，10%是让南越人民享有较好、较自由的生活方式。麦克纳马拉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如同黑社会老大，无威无信今后在道上可还怎么混？所以面子比天大，一旦卷入就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失败，代价再大也得硬着头皮顶住撑下去。第五，战略重点意识薄弱在美国眼里，全世界到处都是美国利益。结果：美国在全世界到处设防，哪里有动静就手忙脚乱调兵去救火。面面俱到必然顾此失彼到处都是重点结果就是没了重点。毛泽东通过1958年炮击金门已经发现了这点：美军登陆黎巴嫩，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并无成算。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越南的沼泽地当成美国的核心利益？毛泽东不但善于知彼，更善于知己：对付美国，最有效的办法是人民战争，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丛林作为游击战的大行家，毛泽东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地方最不利于现代化武器威力的发挥（苏联就不管这一套，跑到中东的沙漠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比试现代化武器，结果人所共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统一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地地道道的人民战争。只要得到中国的大力援助就能够战胜最强大的敌人。中国援越抗美，选择在越南跟美国较量是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决不会失败。不怕美国不来，只怕美国不肯上钩。结果是美国非常合作地上了钩，乖乖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1965年中国国庆时一位西方记者如此评价当时的中国：政府廉洁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带着满意的心情地看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美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阳谋。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中苏论战是虚招，援越抗美是实招。毛泽东一虚一实双管齐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出神入画，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谋略大战，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的战略思维拿翻在地，使其自己闯进越南战争的泥潭里动弹不得，最后不得不向毛泽东认栽求和。网络小说《新警察故事》里有几段关于阳谋极为精彩的描述，不引用在此实在可惜了：所谓阴谋就是设陷阱，就是无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设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所以说是阴谋就有破绽。而阳谋就不同了，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洪水决堤，谁都知道会死人，可是挡在它前面的还是非死不可，走都走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毛主席当年和蒋介石争江山，明知道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是争取民心的阳谋，可蒋介石却干看着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照做的话只有死得更快。结果一败涂地，直接逃到台湾去了。真正最无懈可击的计谋总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的计谋。阳谋最可怕之处并不是它本身有多么复杂的策划，而是它不可猜测的方向。甚至由于它把握了世事的脉搏，所以它的去势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明知道是计，即使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阳谋就是随势而动。没势他都会去造势，来达到他的目的。阳谋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计谋。阳谋，策划的滴水不漏。你根本摸不清他的底细，可以说不到事情的结局，你不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唉，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中间有什么遮遮掩掩、改头换面的勾当，一个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最不怕的就是别人跟我耍阴谋。因为只要有和客观存在相违背的行为，就会有漏洞，可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光明正大。这就是阳谋的可怕之处了。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里头钻。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正因为不知道，才会越害怕。对照这些来回顾回顾毛泽东当年的种种举措，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阳谋的高明和厉害。在外行人看来，毛泽东搞中苏论战纯粹是浪费口舌，徒劳无益：能说服谁呢？说服美国还是说服苏联？凭你一面之词能让人家改变对华政策吗？（又是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即便能说服若干在野的共产党人，那对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又能有多大作用？毛泽东早在《反对党八股》里就批评过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宣传，提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既然中苏论战的长篇大论既不准备说服美国又不准备说服苏联，那又是写给谁看的呢？所以也难怪中国精英们现在还一口咬定毛泽东的中苏论战是头脑发热、左倾冒险、思想僵化、晚年错误等等等等。实际呢？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搞游击战的人多的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在意。古巴的卡斯特罗在美国的鼻子底下靠游击战打得了天下，成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虽然也对古巴又是封锁禁运又是雇佣军入侵，但力度和决心比打越南战争差远了。为什么美国单单对越南的游击战那么耿耿于怀呢？中苏论战。不是中苏论战，美国不至于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利益的高度来对待。对美国而言，中国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最刺激的是什么？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持久战。为什么？因为这两条直接刺疼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一旦被当成了纸老虎，谁也不买帐，这个霸主还当得下去吗？美军只学过如何打现代化战争，对苏联那样的堂堂之阵胸有成竹：大规模报复战略。但美军还真没学过如何对付人民战争，从军事理论起就是一片空白，把人民战争视为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美国驻越军队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毛泽东的英文小册子《论游击战》。）中国又出毛选又援越，顿时使美国感到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打中了要害：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付不了人民战争，普通正规军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战。这一下子就使美国感到自己原以为固若金汤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大系统原来居然漏洞百出，对苏联信心十足的东西在毛泽东面前竟然一点底也没有。理论上讲，毛泽东可以通过人民战争一块一块蚕食美国的地盘而美国却无能为力。这还不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胁？这还了得？结果：肯尼迪带头学毛选，苦心研究如何对付人民战争；立即调整战略，把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特地增加特种战争这一项以专门对付游击战；公开接受毛泽东的挑战，把位于中国前沿、深受中国游击战影响的南越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针对毛泽东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的论述，在南越实施战略村计划以切断军民的鱼水关系；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在南越采用直升飞机战术以对付丛林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宣布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后短短几个月的1961年，可见毛泽东这两招当真戳到了美国的痛处，确实把美国弄毛了毛泽东的一本书、一个宣言就闹得美国鸡飞狗跳，又是调整战略、又是增添特种战争、又是把整个南越变成特种战争试验场、又是战略村计划、又是直升飞机战术这么多、这么大的动静，换了别人能有此殊荣否？（俗话说，说话有劲不在上粪多少，文章有劲不在牛皮多少。如今中国的那个嘲讽毛泽东只游过江、没留过洋的作家将军、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充满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前瞻性、具有地缘战略的眼光和独特的战争视角的新锐军事理论家搞出的现代化军事战略及种种特色理论可曾让美国正眼看一下？可曾让美国也如此大动干戈？）现在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了：我一点也没有撒谎，一切都放在明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援越抗美。这一切都光明正大，一点阴谋也没有，的的确确实心实意地支持越南统一，确实没打算在越南取得任何见不得人的好处。如果你美国不管，那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必然取胜，自然就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那中国就赢得了中苏论战，顺便打掉了世界对美国的迷信和美国的霸主地位。如果你美国管，那正中下怀：正怕你不肯往越南战争的泥潭里跳呢。如果没有中苏论战，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没有中国公开的援越抗美，美国未必把越南战争看成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头等大事，未必会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卷入越南战争。有了中苏论战加援越抗美，一切都改观了所以说中苏论战加援越抗美是一个虚实结合的阳谋。这就是所谓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阳谋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计谋。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里头钻。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如果美国没有前边所述的那些致命弱点，毛泽东的阳谋未必奏效。（但那样的美国还会那样轻率地干预中国台湾、使自己处于与中国的敌对状态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面对毛泽东的阳谋，美国的一切致命弱点的致命效果充分发挥得淋漓尽致： 1．骄傲狂妄，自我迷信美国天下第一，所向无敌，岂能怕你搞什么阳谋？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你毛泽东敢在越南跟我公开叫板，我立马公开就地接招，索性就把越南当成特种战争的试验场，跟你当众较量痛痛快快一下就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2．意识形态挂帅，以冷战为纲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 3．唯武器论你靠百姓，我靠精英，用直升飞机战术对付你的游击战，用特种部队对付你的游击队，我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不可能赢不了你的土枪土炮乡巴佬于是眼都不眨就跳进了泥潭。 4．包袱沉重，输不起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 5．战略重点意识薄弱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所有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美国非常自觉地配合了毛泽东的阳谋，积极主动闯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从此在里边越陷越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美国精英为顺利实现毛泽东的阳谋、使美国在越南失败而做出的特殊贡献。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荟萃了一大批名牌大学毕业、学术学历资格优异的学者型官员、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甚至被称为哈佛俱乐部。这些人用中国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而这些当年的美国战争精英跟今天的中国改革精英还真颇为相似，值得不惜篇幅对照描述一番。 1．都是凭聪明绝顶当精英。中国的精英张维迎号称神童，美国的精英麦克纳马拉也号称神童。夸耀中国精英绝顶聪明的故事满天飞，如津津有味地描述张维迎获得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还特别注明：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又特别注明：仅一名）；夸耀美国精英绝顶聪明的故事也满天飞。如《出类拔萃之辈》里津津有味地描述某精英中学时代的得意之笔：被老师课堂点名朗读自己的作文，于是毫不迟疑拿起本子就念，结构严谨，文笔流畅。老师正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其他同学挤眉弄眼，表情古怪，赶忙追问。同学答曰：他作文本上什么也没写，是对着一张白纸现编呢出口成章，何等聪明。总之都靠绝顶聪明捞世界：你们个人聪明的脑袋与无数颗同样聪明、充满好奇的脑袋相连接，形成了一个智慧之网。 2．都是只管理论不管实践，只管逻辑推理、想当然而不管实际后果。中国精英：我是一个由逻辑驱动的人，好证理论道。如果没有了逻辑，这还是社会吗？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美国精英：整个越南战争都是这种逻辑驱动、证理论道、如果那么之类事物的因果关系等想当然的逻辑推断推导出来的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美国不坚决有力地在东南亚同共产主义战斗，并且取得成功，菲律宾、冲绳和台湾等海岛基地就没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将成为红色海洋，美国就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如果、如果、如果）战略上如此，战术上亦如此：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根据合理的推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获胜。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骄傲自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陆军士兵或海军陆战队，我们能赢。但事实证明那是错误观念（一厢情愿的思维、合理的推测、想当然）具体的过程更充满了这种逻辑推理想当然既然毛泽东说游击战的成败关键是军民鱼水关系，那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反叛乱的关键是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开，断掉这鱼水关系。要把鱼与水分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建立战略村，把全体南越农民都迁入战略村，这不就断了鱼水关系了？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结果：对全体南越农民搞强迫搬迁：毁了你的家园，抄了你的家产，销了你的农村户口，统统进城，搬到战略村去。这是改革代价不，建设自由民主新越南的代价。胆敢反抗格杀勿论：合乎逻辑的罪名是反对改革不，反对自由民主新世界。这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激起了越南人民更激烈的反抗，特种战争彻底破产。 3．都是顽固不化，死硬到底中国精英：改革出问题是因为改革措施不彻底，必须深化改革。美国精英：战争没取胜是因为战争升级不到位，必须加速升级。中国精英：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美国精英：谁说撤军只配坐着撒尿！（即娘们）中国精英：倒退没有出路。美国精英：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中国精英：不争论。美国精英：没分歧。（记得1965年面对国内一片抗议，约翰逊告诉记者：美国社会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没有分歧，只对具体作法有不同见解。《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方成的一幅漫画，还配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几句是：下有天，上有地，月亮落东日出西。示威抗议遍全国，美国国内没分歧。任何国家任何人，谁都不准有怀疑！君不见腊斯克发脾气，向舆论表示感激。白宫官员忙着向指责道谢，高兴得有点歇斯底里） 4．最后都顶风臭十里讽刺美国精英的书《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直译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用中国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精英）在美国大受欢迎，几十年畅销不衰。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一开头也承认：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称谓具有讽刺和贬低之意）。可见精英、学者型官员、聪明绝顶、哈佛俱乐部这些东西在美国早臭了。精英这个词在中国现在同样臭不可闻，也算国际接轨见识了中国精英的德行，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出类拔萃之辈》在美国如此受欢迎了。看来精英不是好东西还真是个规律，不分国家文化背景，放之四海而皆准，英雄所见略同不，人民所见略同。有人说毛泽东一边中苏论战一边援越抗美是同时向两强开战，是冒险、孤注一掷、冒核战争风险，实际呢？恰恰相反。正是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才使中国不但有惊无险，而且稳操胜卷。毛泽东通过五十年代跟美国的屡次较量已经发现，美国对中苏的战略不管是遏制也好，大规模报复也好，灵活反应也好，连同整个冷战在内，基本思路就是个守势战略：既要打仗又怕死，能不直接上阵就决不上阵。只要自身不受到攻击就不主动进攻。中苏论战开始时，美国认为这是两个共产党巨人在争论用哪种方法搞共产主义，对中苏的分裂高兴还来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使这两家和好的举动。当时赫鲁晓夫虽然跟中国闹翻了，但还不敢公开走得太远。美国惟恐如果直接攻击中国会反而逼得中苏和好，再加上抗美援朝的教训记忆犹新，美国不想冒这个险，只敢在南越舞刀弄枪搞特种战争。而中苏论战的核心是中国指责苏联背叛马克思主义，对美国搞投降。这种指责本身就使苏联清楚中国没打算和美国联手对付自己。如果放着越南不管却跟美国伙在一起收拾中国，就没法证明自己是正统马列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所以既下不了决心也没有借口立即进攻中国。中苏论战+援越抗美其实是一箭双雕，一下子同时戳到了美苏两家的痛处：美国苏联都是在自己阵营里当老大的主，最怕的是镇不住台。美国惟恐被看成纸老虎而众叛亲离，决心不让南越垮掉，马上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从此越陷越深。特种战争一输美国登时急眼了，不顾一切扩大战争轰炸北越。这下苏联也坐不住了：袖手旁观、任凭美国肆意欺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北越，那龙头老大的面子何在？威信何在？那还不众叛亲离？还保得住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援助越南对抗美国。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牌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不但援越，而且专给中国当时给不了的先进武器如导弹、飞机等等。抗美援朝时中国的先进武器都得自己花钱向苏联买，买回来自己学着使用，然后再自己费尽心血送上前线去拼命。现在倒好，毛泽东一个中苏论战就让苏联一个子不要还卯着劲地白给，给的还净是当时中国给不了的好玩艺，还不劳中国人冒险，由老毛子亲自出马送货上门把着手教越南人使用，或者直接派人操作这等于无偿帮着中国实现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的战略总目标。这下中国可省大发了：有人心甘情愿倒贴着白帮忙还不用领情我不谢你，你也不觉得是在帮我，连聒噪两字都省了，代价不过是中苏论战的一通笔墨官司世界上还有比毛泽东的这招阳谋更巧妙更合算的买卖吗？苏联这一上劲，美国更不敢无限制扩大战争了：要扩大，是扩大到中国还是扩大到苏联？结果：战争一直老老实实局限在越南，使越南战争变成了一场符合毛泽东理想的时间、理想的地点、理想的方式的理想的人民战争，没有扩大到中国。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矛盾，限制了战争扩大，争取了时间，使中国得以加速备战、加快两弹一星、开展三线建设，使自己的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对美国来说如同斗牛士的红幡，就那么三幌两幌便引得美国如同红了眼的蛮牛，一头撞进了毛泽东为它选好的战场；对苏联来说则如同赶牛鞭子，就那么轻轻一扬便鞭策得苏联格外卖力，为毛泽东实现根本的战略目标使中国摆脱美苏冷战支配而使劲拉犁。中国抗美援朝是被动出战，一切不由己，时间、地点、作战方式全是被动的。援越抗美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一切自己作主，完全按中国的胃口选择时间、地点、作战方式。抗美援朝时中国被逼上了第一线，直接承担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援越抗美时中国除了高炮部队、工程部队外基本处于二线，伤亡比抗美援朝小得多，而战果却大得多：在越南给美国办了个思想改造学习班，专门改造美国社会的冷战思维、狂妄自大和反华意识：只要你坚持以冷战为纲，坚持目空一切不认输、死要面子活受罪，坚持敌视中国，坚持中国威胁论，那你就必然心甘情愿乖乖呆在越南尽情用脑袋撞墙，直到你思想改造成功、放弃那些立场为止。而苏联也非常配合，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从反面教训美国：到底谁才是美国利益的真正威胁。美国硬着头皮死死撑了几年，最后实实在在撑不住了，终于大彻大悟，彻底认栽，决心改弦更张，从越南战争脱身。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苏联领导人试图联和美国一同袭击中国。这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打掉了美国对根本改变对华战略的最后一点顾虑，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改变对华战略。美国尼克松政府此时已经明白对美国根本利益的真正挑战来自苏联，已经决心从越南战争脱身，已经明白美国在越南真正的对手是中国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后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和不准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的警告，贫穷落后的北越根本撑不下去，十个武元甲也抵挡不了美国的五十多万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的进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美国要从越南体面地撤退，就不能不求助于毛泽东，就不得不改善对华关系，就不能不走联华制苏的路子。但美国又担心中苏会重归于好，让美国竹篮打水一场空。中苏在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试探与美国联合袭击中国，这等于向美国证实：中苏同盟关系不会再恢复，中国不会再向苏联一边倒。美中苏的关系不再是两极而是三极。三角政治的规律立刻开始发挥作用：美中苏三家中，中国最弱。正因为如此，美苏两家最关心的都不是中国目前会威胁自己，而是不要把中国推向对方，或被对方一口吃掉，尤其不能陷入跟中国的长期冲突消耗自己的实力，让对方坐收渔翁之利的情况。所以苏联一定要拉上美国一起对中国下手而不肯自己单干。美国则立即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马上通知苏联：美国认为中国的安全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下手，并开始认真设法改善对华关系这意味着毛泽东的阳谋成功了：中国被美苏两强任意支配的战略处境已经改变，三角政治的规律已经起作用，毛泽东追求的打破美苏两面夹攻的战略目标已经成功在望。尼克松访华意味着毛泽东的阳谋大获全胜：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从敌视走向缓和。这也意味着整个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都被毛泽东彻底改造了：在毛泽东的越南战争思想改造学习班学习及格，准予毕业。郑必坚跑到美国苦苦哀求美国人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其实哪用得着他脱裤子放屁？毛泽东几十年前早就做到了尼克松访华本身就证明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根本区别一清二楚，否则何必那么积极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相互敌对几十年的中国来？正因为毛泽东把整个美国社会的对华认识都彻底改造了，所以尼克松访华消息一宣布，美国社会一片叫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专门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要求规定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为支持尼克松访华的纪念日。美国新闻处的电报称，尼克松访华受到美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两党所有的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同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如果美国社会对华的主流意识没扭转过来，象郑必坚那样只知道围着少数几个美国精英打转，即使能改变个把官员的对华态度又有什么用？当年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人如谢伟思等向美国国务院如实反映了中共实情，结果还不是都被清洗了？同样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和苏联的区别，毛泽东用的是越南战争思想改造学习班。结果：美国总统亲自访华到一个没有外交关系、敌对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来谈和平，并同意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有史以来破天慌头一次，在中国领空上美国总统不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乘坐中国飞机。不仅如此，尼克松访华是单方面访问，没有回访也就是说，不对等。（按中国的老习惯，对此是什么个说法？来朝求和。）而郑必坚呢？七老八十了还梳妆打扮送上门去发公嗲、卖老骚、吊洋膀子、撒媚娇：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结果呢？热脸贴上个冷屁股人家答曰：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相比之下，谁伟大？谁令人作呕？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绝伦的谋略杰作。美国号称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偏偏两次在亚洲跟毛泽东交手，两次都栽了大跟头，而且一次比一次惨：朝鲜战争开了个先例：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但美国好歹保住了南朝鲜半壁江山，还可以勉强用没有失败来自慰。而越南战争则连这样聊以自慰的借口都没捞到，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朝鲜战争还可以推说中国有苏联为后盾，越南战争则连这样的借口也找不到，完全是毛泽东的杰作。越南战争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败的滋味：经济衰退、沮丧迷茫、信心危机、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一切战败国的特征几乎都占全了。美国建国两百年，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尤其令美国精英们憋气的是：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干的，偏偏还没法报复。鲁迅说：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如果承认美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惨败是因为上了毛泽东的大当，那就属于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必定群情激愤，坚决要求追究责任。那样一来谁也承担不起这战败侮国之责。况且毛泽东的阳谋的特点就是毫无隐瞒，一切都放在明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往陷阱里跳，能怪得了谁？所以美国只好说是历届政府的错误导致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你错我错大家都错，一推六二五，老虎吃天没处下嘴，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美国连败于毛泽东都不敢承认，那还有什么理由报复中国？如果中国跟美国打堂堂之阵，打不过不说，牺牲无算不说，即便打赢了，也得防备美国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不就是个例子？二次大战后德国被分割占领，目的不就是防备复仇主义东山再起？这条中国能学吗？而毛泽东的阳谋却让美国吃了亏还有苦说不出，根本不存在报复的问题。整惨了你，还用不着担心你报复，不但一点后遗症没有，还让你从此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跟我套近乎世界上还有比这干得更漂亮的活吗？还不止于此呢。毛泽东的阳谋让美国史无前例地吃了个大败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打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几乎没怎么流血。美国压倒一切、举世无双的优势居然毫无用武之地，战死五万，伤残无数，耗费无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一败涂地，而且输得莫名其妙：打赢了每一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呢？援越200个亿，算上战略徉动援助阿尔巴尼亚200个亿，总共耗费400个亿。援越部队有伤亡，但比抗美援朝伤亡小得多。就中国的国力而言，这一切代价的确不小。但用400个亿加这些伤亡打败了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彻底改善中国的战略地位，打破了美苏的围堵，使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大国，成为三角政治的世界一极，扫清了阻挠中国大崛起的最后的外在障碍。这样一算帐，中国赢了还是亏了？跟这个大帐相比，后来越南跟中国闹翻对中国虽然不是好事，但二者哪个更值？（为什么有人一提援越抗美就只看得见中越闹翻这个战争后果而看不见中美接近、中国变成世界一极这个战争后果呢？）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两千万、物质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才当上世界一极。德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牺牲无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当成世界一极。日本更是偷鸡不着赊了米，没捞着世界一极还吃了两颗原子弹。中国以弱胜强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成了世界一极，伤亡代价不但少于上述任何一个国家，而且还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以至于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隐形世界大战中这水平世界上还有第二家吗？尽管德国日本经济实力比中国强得多，但仍算不上世界一极，因为它们属于美国阵营。而中国当时虽然实力弱得多，却硬成了世界一极，凭的就是政治上跟美苏谁也不尿，自成一家。想想1945年的中国是什么个地位，想想194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地位，再看看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又是个什么地位，谁能否认毛泽东彻底改善了中国战略地位？看看建国后毛泽东经手的几场对外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中苏边界冲突、西沙海战每打一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稳步上升一级，一次都不例外。中国就这么从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为世界一极。而其他一些国家呢？两伊打了那么多年，中东打了那么多年，不知付出多少代价，打出了什么名堂没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一比就能看出毛泽东的阳谋有多了不起，毛泽东有多了不起。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不仅仅是有形的，并不仅仅是根本改善了中国战略地位，更深远的意义是让西方精英对中华文明从此刮目相看，由轻蔑转为敬畏；使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倍增，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文明的软实力和凝聚力。这种改变在尼克松访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尼克松来华途中路过关岛时，透过媒体表示，他期望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尼克松不是学哲学的。身为美国总统，越南战争就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加上欧洲、中东全世界不知有多少麻烦让他手忙脚乱，每日每时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他急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却要花整整一周，不远万里跑到没有外交关系、互相隔绝、相互敌对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来，特意提到毛泽东的诗词，而且还专门想跟毛泽东谈哲学怎么那么闲情逸志？难道尼克松真那么悠闲？开玩笑。谁不知道美国人最讲究实际，哪肯为不着边际的事浪费这么多时间？何况还是美国总统？真正的含义是：第一，美国明白在越南战争的真正对手是中国如果对手是北越，美国与北越正在巴黎会谈。如果对手是苏联，那尼克松直接访问苏联就是了。无论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尼克松都没必要绕个大圈子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来。第二，尼克松和基辛格真正明白了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美国跟中国主要不是在较量实力，而是在较量谋略。而与谋略关系最密切的不是兵力兵器导弹飞机，而是哲学、文化、文明体系等精神因素。基辛格也许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能不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的人。比如，1970年毛泽东发表了《5．20》声明，谴责美国入侵柬甫寨。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同样的东西在肯尼迪政府的出类拔萃之辈们眼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基辛格却能看出这许多别人看不出的东西，坚持改善中美关系的既定方针，可见他确实领悟了毛泽东的阳谋。明白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的这一段谈话了：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像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都在打倒之列吗？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表面上看，这是在开玩笑。而我理解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双方都清楚，阳谋是虚实结合。虚的部分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的。你不跟中国作对，那虚的就始终是虚的，就成了放空炮。但你如果跟中国作对，那虚的随时可以变成实的，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援越抗美。毛泽东实际当面告诉尼克松、基辛格：既然你们改变对华关系了，那我那虚的部分就是放空炮了。这正是尼克松、基辛格最想知道的底，也正是他们对毛泽东最感到神秘的地方：如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化莫测、出神入画的谋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西方的哲学体系里找不到答案，古老的东方哲学体系如孔孟之道里似乎也没见识过。在这样的谋略面前，美国最自傲的、对付苏联行之有效的种种战略理论体系似乎简直不堪一击，轻而易举便被毛泽东玩得团团乱转找不到北，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象美军在南越，打赢了每一仗，却输掉了战争。这些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找不到先例，在欧洲战场从来没见识过，在军事科学理论上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东西，碰到毛泽东却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才是令美国人最迷茫的地方。要论物质实力，美国对中国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也并不太放在心上，以至于跟毛泽东周恩来谈不谈都无所谓。正因如此，尼克松才对跟毛泽东谈哲学有那么大兴趣这样的谋略课世界上没第二家，没第二次机会，也永远不会有不走样的教科书和学习辅导材料无论从回忆录上看还是从记录片上看，尼克松、基辛格在毛泽东面前简直带了点学生般的表情。难怪基辛格会感慨：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如果仅仅为了取悦于人以利谈判，有必要事后这样说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最高级谋略家对毛泽东的谋略五体投地，钦佩之至。这背后的含义呢？现代史上第一次，代表西方文明的最高级精英在代表东方文明的最高级精英面前服软认输：我服了你。对你的谋略我甘拜下风。对能产生这种谋略的古老的中华文明我不由自主肃然起敬。美国军人说：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过去一般人总是从战略战术、战斗意志等纯军事方面来理解。实际这句话的含义已经超越了纯军事范围：越南战争之后，毛泽东的阳谋才是令美国军队最敬畏的，这是任何最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来的，永远不知道如何应付的。毛泽东的阳谋使中国人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地宣告：中华文明不仅不比西方文明差，而且有自己独到的优势，能令最傲慢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俯首称臣。不信？看看毛泽东的阳谋。看看越南战争。重复一遍一开始的话：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毛泽东终于实现了1949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使中国摆脱美苏冷战的两面夹击的战略目标。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不要以为民族英雄是只会吃苦牺牲、视死如归的拼命三郎。不要以为中国只有失败的民族英雄。中国不仅不乏成功的民族英雄，而且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智勇双全的高级成功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的阳谋不动声色便将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的超级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中国人不知不觉间便打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在战略上彻底翻身、一举去除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最大的威胁、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彩，空前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自尊心。毛泽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九．高手过招只有理解了毛泽东的阳谋，才能够理解并欣赏尼克松访华时中美两国顶级谋略高手直接交锋过招的精彩之处。片段一：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评论：这一段实在精彩。表面看，美国人真是一片好心：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代价呢？条件不高，一个子不要，只希望来点面子工程：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给尼克松一点世界领袖形象就能解除中国的后顾之忧，不用再为生存能力、为苏联的大兵压境犯愁。这买卖太合算了。换上认实惠、拎得清、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主早喜出望外一口答应了。然而实际呢？这等于承认美国是世界领袖，宣布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等于中国改换门庭，从苏联阵营跳槽到美国阵营了从向苏联一边倒改为向美国一边倒。这样一来，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的规律立刻就会起作用：苏联将马上感到最敏感的柔软腹部遭到了来自中美的直接军事威胁，必定采取激烈的反措施。那时中国能指望美国什么？起码眼前亏吃定了。更进一步说，中国建国以来费了那么大心血，为的是什么？是从美苏冷战夹攻中突围出来，两方谁也不依附，自成一家。只要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一松口，立刻前功尽弃，平等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保护国关系，三角政治的格局就算吹了，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整个战略目标就算吹了，胜利者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者一言之差，天壤之别。美方实际想摸一下毛泽东的底：你争的究竟是世界一极还是眼前利益？同意跟我和解是因为要自成一家还是因为惧怕苏联？如果是因为受不了苏联的威胁而不顾一切，那给你点甜头就行了，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就可以强硬一些了。而这么重大的话题尼克松不出面，基辛格不出面，却让一介武夫黑格出面，显然为了留有余地便于下台阶，一旦被拒绝可以往底下推：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如果是尼克松基辛格出面，那被中国一口拒绝就太难堪，搞不好会危及整个访华计划。可见这是美方一个精心准备的圈套。结果被毛泽东一眼识破，马上做出最强硬反应：宁可你尼克松访华取消，我也绝不答应。什么叫高手，这就是高手：要害问题心中有数，明察秋毫，绝不含糊，寸步不让，根本不为眼前小便宜所动。美方的圈套水平高，毛泽东的眼力决心更高。尼克松人没到就先亲自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不但再也不提这个话题，而且小心翼翼多了。这次过招的结果：尼克松摸到了毛泽东的底，也向毛泽东漏了自己的底：出了这个插曲之后尼克松仍坚持按计划访华，可见决心之大，可见美国有求于中国之迫切。这等于反过来告诉中国：不用担心美国死不让步。这就为后来的联合公报奠定了基础。片段二：起草《联合公报》基辛格：按国际惯例，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着分歧。毛泽东：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基辛格：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周恩来：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基辛格：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周恩来：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结果：基辛格：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洛德：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评论：如果按照美方的方案搞出个强调含糊其辞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分歧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公报来，那对于中国来说尼克松算是白来了：就算中国浑身是嘴，也没法让全世界相信中美之间是平等关系、中国与美国没有结盟、美国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中国没有与美国搞秘密交易、没有出卖别人的利益。美国可以对中美关系做随心所欲的解释放风，在中苏之间来回拨弄。毛泽东的使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战略总目标仍然实现不了。而按中国的办法搞联合公报，则用最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中美之间关系改善但不是同盟关系。防止了美国利用措辞模糊的公报在中苏之间搬嘴弄舌，防止了苏联误判中美结成军事同盟而挺而走险，防止了第三世界国家误解中国。总之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猜测怀疑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让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确保中国安全的三角政治战略目标受到任何可能的干扰。这才是最高明的做法。片段三：正面交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毛泽东：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评论：前面已经说过，阳谋是虚实结合，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干。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敌视变为和解，那原来实的就成了虚的，变成了放空炮。让毛泽东转实为虚的代价：美国人认同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阳谋厉害不厉害？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基辛格的理解：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评论：尼克松费了那么大劲访华、改变对华战略，为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你美国可以体面地撤出越南了。中国不会出兵横扫东南亚。不会站在苏联一边跟你美国交战。也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耗费几千亿、几十万大军、无数人力物力在越南拼死拼活了好几年都得不到的东西，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决了。代价：中国成为世界一极。台湾问题。撤消封锁禁运。联合制苏毛泽东得到了中国需要的一切。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呢？严格讲，O没有牺牲中国的主权。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妥协。没有出卖越南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答应美国人的都是中国本来也要干的，比如不向苏联一边倒、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称霸、不出兵侵略别人、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输出革命（但并不是说不保留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利）。美国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实际只是一种保证阳谋中化实着为虚着的保证。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出这种比毛泽东的阳谋更厉害更精明的买卖？回顾这最精彩的一幕，回顾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令人不禁感慨：毛泽东不是神，只是比神还神。十．阳谋的副产品猴与猪毛泽东的阳谋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猴一猪。美国在越南战争吃了大亏之后得了越南战争恐怖症，听到人民战争、游击战这几个字就心惊肉跳，避之不及。1975年北越大举进攻，南越土崩瓦解，拼命向美国呼救求援。美国答曰：越南战争对美国来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再也不会管越南的事了。越南遂统一。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国王巴列维向美国求救。美国吭都不吭一声，听任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国轰然垮台。美国驻伊朗的外交官被绑了票，美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处于守势。苏联却从越南战争尝到了甜头壮了胆，全球到处插手：中东、阿富汗、安格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格林纳达、葡萄牙、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支持越南占领柬甫寨、挑衅泰国、苏联海军进驻越南金兰湾（说来也好笑，中苏闹翻本来是因为苏联要和，中国要斗，现在却来了个大颠倒：苏联跟美国斗上了瘾，逼美国与中国加速缓和）苏联的咄咄逼人把美国逼急了，顾不上再拖延观望，终于兑现了向毛泽东的承诺，对台湾撤军、废约、断交，与中国正式建交正式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宣告毛泽东的阳谋终于大功告成。（如果当时毛泽东健在，与台湾关系法能出笼吗？毛泽东的阳谋把两个超级大国耍得象猴，与台湾关系法则把某些中国人耍得象猴：你抗议美国向台湾卖武器，人家说这是国会通过的法律，行政部门管不了，你找国会去。你当真去找国会，人家说这是民意，我没办法。你游说民意，人家马上大做文章，又是干涉内政又是政治献金团团转了半天只能干瞪眼，比被耍的猴还狼狈。中美关系如同一桌盛宴，毛泽东又备料又下橱忙活了半天，正要端上桌不幸去世了。有幸坐享其成的只需把这桌现成的饭菜往嘴里一送就成就连这点能耐都蹩脚，又是掉筷子又是流哈拉子的，楞是把毛泽东辛辛苦苦做成的极品佳肴弄变了味没办法，伟人就是伟人，小人就是小人。）苏联垮台关键原因之一是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是因为错误地总结了越南战争，以为自己才是越南战争的胜利者：什么毛泽东的阳谋、人民战争、游击战，全是瞎吹。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的先进武器和社会主义旗号。只要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出兵，不论到哪里都无往而不胜。前苏联领导人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脑筋如猪一点不开窍。结果：大举入侵阿富汗，闯进了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泥潭。（越南领导人脑子同样进了水，自以为越南战争胜利是自己的本事，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同样如猪，所以大举入侵柬甫寨、跟中国闹翻。）列宁说：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美国输了越南战争，却知道了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知道了向毛泽东学阳谋。难怪美国的谋略水平从此大有长进，一反越南战争以前呆板僵硬的守势防御那种消极战略，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搞战略了。美国也学着象毛泽东的阳谋那样搞虚实结合，放弃了过去非黑即白的以反共为唯一标准的敌我划分法，代之以虚虚实实的人权民主战略：你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好说好商量；你不听我的，我对你人权、民主的要求就是实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边挑骨头，发动颜色革命。俄国熊不知死活地闯进阿富汗，美国大概连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老天有眼，可轮到你来尝尝人民战争的滋味了。于是照葫芦画瓢模仿毛泽东的援越抗美，来了个援阿抗苏，把当年自己在越南吃足了的苦头照样送给了苏联。虽然这其实只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盗版，苏联也照样吃不消，在阿富汗抗了十年之后终于也象当年的美国一样撑不下去，不顾一切夺路而逃。然而为时已晚，经济实力不如美国的苏联已经承受不起，从此一蹶不振了。美国很善于举一反三：既然越南战争中本国决策层的精英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祸害，那为什么不把这变成一种克敌制胜的武器，想方设法让敌对国家的决策层也来上一堆这样的精英？于是：基金会学者、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结果：最现代化的导弹核武器、成千上万亿美元、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军备竞赛等等倾举国之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不到的东西，花几个小钱雇几个精英鼓噪一通民主自由就办到了：苏联解体。冷战告终。中国从此彻底摆脱了冷战的威胁。美国学毛泽东的阳谋开了窍，搞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乍一看似乎是青出于兰，实际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阳谋变成了阴谋。如前所述：所谓阴谋就是设陷阱，就是无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设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所以说是阴谋就有破绽。而阳谋就不同了，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搞垮苏联用的净是阴着、损着：收买、误导、欺骗这一切越不过这一条：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幸亏当时苏联有一帮基金会学者与美国里应外合，楞是没让猪脑子的苏联领导人看穿，使美国计谋得逞。但是阴谋毕竟是阴谋。俄国人并非都是猪脑子。虽然当时上了当，事后仍然明白过来是被耍了。俄国人尽管嘴上不讲，但心里有数，这股子仇恨就别提了。美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冷战都结束了，苏联都解体了，俄罗斯已经算民主国家了，美国为什么仍然不依不饶接二连三下狠手，又是颜色革命又是车臣独立地不放过俄罗斯？就是怕俄国人有机会东山再起来报这一箭之仇。万一有那么一天，谁知道俄国熊的报复会有多狠？这就是阳谋和阴谋的根本区别：搞阳谋成功了没有后遗症，不存在对方报复的问题。搞阴谋即便成功了也得时时提心吊胆，堤防对方报仇雪恨。（中国的改革精英虽然骗出一个制度来，但从此不得不时时担心受害者的报复。所以他们也同样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不把中国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就如同美国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垮就不能安心一样。）美国学阳谋学来学去只学了个皮毛，所以说美国在毛泽东的阳谋面前如猴会模仿，但掌握不了精髓。冷战怎么结束的？苏联崩溃了。苏联怎么崩溃的？中了美国的计谋。美国哪来的计谋？模仿毛泽东的阳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阳谋呢？继续如同越南战争之前那样，靠遏制、大规模报复战略之类蛮牛功夫硬顶。结论：结束冷战，毛泽东的阳谋功不可没。中国彻底摆脱冷战，多亏了毛泽东的阳谋。十一．今天来自昨天 1．不温故则不知新毛泽东已经逝世了。冷战已经结束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遥远了。现在还提毛泽东时代干吗？因为今天来自昨天。中国今天的一切都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不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错，就要出大乱子。比如：改革开放谁的功劳最大？毛泽东。道理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就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开门楫盗或开城投降的问题列宁格勒被德军团团围困时能开放吗？你一开放，德军马上冲进来按希特勒的命令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只要战争没结束，你开放个试试？同样，当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公开宣布要颠覆这个国家时，你能开放吗？就算你开放，人家还封锁禁运呢。记得1962年《人民日报》登了条新闻：美国禁止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酱油对虾过境。《人民日报》为此还配了首打油诗：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若问对虾罪状，实在清楚得很：头脑一煮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至于酱油其人，更是红得发紫。出场便能闹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铁幕高悬白宫，将军草木皆兵。如此封锁禁运，世界史上笑柄。封锁禁运得如此严厉，还想开放？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二十多载，使美国认识到对中国封锁禁运只能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毛泽东用阳谋、出奇计逼美国有求于毛泽东而不得不解除禁运，如果不是毛泽东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冷战、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困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动弹不得的中国怎么开放？开放个屁！历史的回声中，只有克劳塞维茨的声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的准战争时代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环境。这个和平环境批准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今天的一切积极成就实际都不过是毛泽东挣来的和平红利，是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果实。不承认这个，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就叫杀良冒功。制止台独，得谢谢毛泽东用阳谋破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迫使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同意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与台湾断交，那么今天的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陈水扁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中国的反分裂法？招商引资，得谢谢毛泽东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果中国还是遍地土匪横行，谁肯来投资？出口创汇、国际接轨、全球化，得谢谢毛泽东的普及教育：中国如果还象1949年以前那样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国际标准迅速地、大规模地、保质保量地生产出口产品吗？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得谢谢毛泽东的非洲政策：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今天中国人能说五星红旗就是我的保镖吗？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从来高瞻远瞩，没有走过废棋，更没有走过臭棋。 2．驳谬论种种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泽东时代是准战争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战争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卑鄙。没有毛泽东的战争胜利，那有今天的一切？何况今天中国许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泽东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强到哪里去。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毛泽东时代买什么都凭票。如今什么都不凭票了。第一，战争年代凭票供应再正常不过。第二，正因为有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才会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这是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换来的胜利果实。举例：中国目前每年粮食总产量约4．69亿吨，总消费4．9亿吨，缺口2100万吨靠进口。如果中国仍处于被封锁禁运的状态，那这2100万吨就进口不成。那现在也照样得凭票供应。今天的不凭票是因为能进口。能进口是因为毛泽东的阳谋胜利迫使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毛泽东的阳谋能取胜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跟随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默默承受了凭票供应之类的苦难。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谁也休想用封锁禁运来左右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人根本用不着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中国想发展什么武器，想搞什么工程，想上什么项目，想惩罚哪些内奸，不管哪个国家都无可奈何，最后的结论是封锁禁运得不偿失。结论：不能再对中国搞全面的封锁禁运。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换来了今天的不凭票供应，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后人享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么资格用凭票供应之类来嘲笑他们当年的奉献呢？毛泽东时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规模外援。那时虽凭票供应，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份。现在呢？靠外债，靠内债，靠投资，靠卖资源，靠卖环境，靠卖苦力，靠卖血汗用这一切跟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计划平衡相比，谁有资格嘲笑谁？第三，今天的不凭票供应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发生战乱，一旦被封锁，一旦国外供货短缺，马上就会供不应求，马上就会凭票供应。那时还有资格以汽车之类奢侈品为例来炫耀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强吗？（这种假设可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国内部矛盾危机激化而又无法解决，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战争来转移视线了。台湾的陈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来，以便解脱困境。你有情我有意，说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举收复台湾，一切内部矛盾都能得到缓解：没说的，统一了国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办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那就得点有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了。总不能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国家统一大计吧？那时还能嘲笑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吗？）用毛泽东时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泽东时代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如今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之类指责毛泽东，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没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这是什么逻辑？又好比修青藏铁路，前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切都就绪了，偏偏只剩下最后几公里铺轨的时候去世了。最后的铺轨、剪彩、通车等荣誉全由别人完成。你能说这条铁路跟前人没关系，全是最后剪彩的人的功劳吗？毛泽东时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这是无耻的诈骗。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富裕含有收入能够满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需要相比满足程度如何，与奢侈和攀比无关，是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度量。一个人是否算富裕与其他人是否算富裕无关，因此能够做到整个社会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会或富裕社会。富人不仅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奢侈和攀比：不穷奢极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让别人望尘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标准是个无底洞，永无止境。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个社会能当上富人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说穷人都能变成富人是弥天大谎。靠工资吃饭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的特殊老总不算）要让打工族凭工资收入变成富人、达到奢侈和别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这工资该给多少？怎么核算？如果对人人都这么发工资，恐怕早破产了。可见富人决不能单靠工资吃饭。单靠工资吃饭的决当不了富人。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富人都是自己给人开工资（包括给自己开工资），而不是由人给自己开工资。所以富人手下无富人：让你们都达到奢侈，钱给光了恐怕都不够。那我呢？也就是说，富人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个富人必然对应着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决当不了富人。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带后富没门。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５００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家们决不肯引用，更不会放进大国崛起。他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赞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们是专门用这看不见的手捞世界的三只手。所谓学术道德、学者的良知不过如此。公有制都是靠工资吃饭。既然靠工资吃饭可以实现富裕，那就是说，靠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便能够做到人人富裕。这就是说，富裕之富与公有制不矛盾。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主、节制资本可以做到整个社会人人富裕。这种富裕之富是没有穷人、没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会（或曰小康）。既然靠工资吃饭当不成富人，那么要走富人之富就只能靠私有制，而且是大规模、无限制的私有制规模小了不行，受到制约了不行，个体户、小业主、小老板那样小打小闹的顶多达到富裕，当不成富人。只有达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穷奢极欲的水平才有资格当富人。富人之富只能允许少数人当富人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统一：没穷人何谓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穷人。每造就一个富人就必然剥夺一群穷人富裕的机会。假如现在农民收入一万元就算富裕，那么每多一个亿万富翁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万个农民富裕的机会。也就是说，富人之富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阶级分化、社会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观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这一切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语都掩饰不了的。富裕之富与富人之富，一个容得公有制，一个容不得公有制，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富裕之富。中国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实现全民富裕是缘木求鱼。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是弥天大谎，是极其阴险卑鄙的理论诈骗。茅于轼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富人，这个国家就没有富人了，就变成穷人国了！、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真正同情穷人是使天下无穷人，即：认同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只要认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认同制造穷人。茅于轼故意把人们引导到该如何对待富人与该如何对待穷人这一话题上。只要争论起该如何对待富人和穷人，那就已经中招了：因为这个话题的逻辑前提是认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觉把既无穷人又无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这条规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能既有富人又能大体上实现富裕社会呢？因为一直有象中国这样的SB在舍己为人地给补贴乖乖迎合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去全球化、国际接轨：中国每创造100元财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够人家补贴出个富裕社会了）。中国剩下的这一元，九毛九归富人，留给打工族一分钱养家糊口。口口声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专打这最后的一分钱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几厘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告诉打工族：只有把你们的一分钱掰两半，贡献给富人一半，你们将来才能当上富人，这叫先富带后富。为什么人家能从中国拿走那99元？因为这是人家的规矩比方说，你造裤子质量再好也只能卖10元。同样的东西人家贴上自己的商标牌号就能卖200元。人家什么也不花费，就凭这牌号赚死你。因为这是人家说了算的全球化，只认人家的牌子。挣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甚至不花钱也得按人家的规矩办：辛辛苦苦挣了点钱，然后呢？还得听人家的：买美国国债？存美国银行？买美国股票？人民币升值？房地产投机？一大堆规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没钱头疼，攒了点钱照样头疼。虽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却左右为难，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动不动就赔上千亿挣钱、花钱、存钱、玩钱的规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动权全在人家手里，不管你怎么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着规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没票子还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时候你吃亏，他欠你的时候还是你吃亏。他可以打白条、印票子、金融风暴、贬值赖帐随心所欲，哪种情况都吃不着亏，而你哪种情况都占不着便宜明白西方国家是怎么实现又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的了吧？中国有人给这种全球化的补贴吗？就凭那可怜的半文钱，能实现富裕社会吗？让一个社会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坐做得到。让一个社会人人富人则行不通也做不到：逻辑混乱不说，社会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国家有全球化的补贴，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会。中国在全球化中只有补贴别人的份，没人来补贴中国，所以中国没办法实现既有富人之富又有富裕社会。有富人之富就没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没有富人之富。只有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裕之富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会分化、矛盾对抗。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则必然摧毁公有制，必然实现无制约的私有制，必然造就大批穷人，必然造就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分裂社会，必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必然形成对抗性矛盾。只要不是贪官，从理论上讲不管官多大也只能靠工资吃饭。一个社会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只靠死工资吃饭的就会被视为次等，当官的也不例外。作为离不开威信二字的官员，手里有权而又低人一头，这能让人心理平衡吗？在这种大环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无动于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会的主流，你能指望他们当真尊重只靠工资吃饭的人吗？不管是部长省长还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里都不过是挣工资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类。富人尽管为了需要可以花高价向官员行贿购买权力，但心里明白：这跟花钱买娼妓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一个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里，单纯靠工资吃饭的官员是被瞧不起的：社会主流富人从心里瞧不起他们，只是利用他们。他们要保持心理平衡就只有三种选择：1．坚持操守，无动于衷。2．也当富人既当官又当富人。既然只靠工资吃饭就当不成富人，那就只有利用权力贪赃枉法。3．我当不成富人也不会给你好气受，有机会就利用手里的权力给你点颜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么制约权力，你也没办法制约这心病。心病还须心药医。这种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就不存在：大家志同道合，地位相当，平等相处，没什么想不开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会想让权力机构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与其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杜绝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把致富之富解释成富人之富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富人，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夺找根据。一个说：以私有化为纲。一个说：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一个说，要学会科学地压榨，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锤子买卖，而要细水长流、可持续剥削、世世代代不断线。三结合到一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绝对排斥毛泽东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论体系。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于准战争年代，在没有取得隐形世界大战的胜利、冲破冷战的包围、为中国创造出和平环境之前，无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对而言确实较苦。但那是战争年代的那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须的苦，是战争的代价，也是战争胜利的需要如果战争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富人，那才岂有此理呢但毛泽东时代坚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只要在冷战结束和平来临后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没有富人，但也没有穷人，更不是穷人国。茅于轼说打倒了富人就只剩下穷人，这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故意骗人。只有富人之富才会有穷富对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穷。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穷。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分两部分：已经经历了的和尚未来得及经历的。前一部分是准战争年代，后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必要准备。所谓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指已经发生了的那部分，即准战争年代。平白无故让和平年代的人过战争年代的生活，当然谁也不会愿意。但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被迫处于战争状态，那就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愿意也是那样，不愿意也是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是愿意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人人平等、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还是愿意象国民党时代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污横行、物价飞涨、多数人饥寒交迫、流血拼命而少数人作威作福大发战争财、国难财、人命财？让你吃苦流血拼命以便让别人躲在一边享福敛财，你愿意不愿意？那时还会说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之类的讽刺话吗？既然口口声声你们想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就是说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说，不愿意中国处于战争年代或准战争年代了。但坚持富人之富已经使中国社会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正走向全面对抗。各种利益集团无视国家利益，肆无忌惮内外勾结祸国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诸侯自行其是，对中央阳奉阴违。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如果一意孤行，沿这这条路一直走到黑，那社会撕裂、国家分裂、爆发内战是免不了的。那时就只能靠毛泽东的一套来收拾残局了。这不反而实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了？主观上拼命想避免的东西客观效果上却是在为其变成现实而创造条件这就叫适得其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只有按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认同富裕之富而不认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国社会的崩溃，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是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前进走向毛泽东时代走向当年的毛泽东时代尚未来得及实现的那部分：共同富裕。十二．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1．反右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右派的核心主张：党派轮流执政。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你的妻子呢？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2．饿死三千万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即便书记处是一线，具体部属了一切，那也是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是一时的纠正不力而不是罪责。拿破仑说：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他是不能推脱责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统帅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任何一位统帅，明明知道将要遭到失败而仍然按照上级命令进行作战，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时应该拒绝遵从命令。只有在上级发令人于发令当时亲身处于战场的情况下，军令才要求绝对服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令人可以即时聆听反对意见，并且可向执行命令的将领作出必要的解释。当一位统帅接到来自君主的绝对命令，并预料将让敌人获胜而使自己失败时，他对此一命令是否应该服从呢？答案应是一个不字。如果统帅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当然是应该遵照执行的，否则，就应拒绝。由此可见即便浮夸风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那中央书记处也必须负责。因为书记处书记没有拒绝遵从明知将要遭到失败的命令，反而部署实施了错误的东西。不追究书记处书记的责任而责怪毛泽东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你打的，告诉司机向左拐。司机却向左冲上了逆行线。你赶紧告诉司机快回右，司机却向右撞上了马路牙子、冲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来抓司机，司机却说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是你让他这么干的，该抓你去坐牢这种逻辑站得住脚吗？倒底谁有罪？一线手把方向盘的司机，还是坐在后排二线指方向的人？对于处于二线后排指路的人来说，如果有责任，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个混帐司机？茅于轼说：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茅于轼在瞪着眼说瞎话。事实是当时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想方设法进口粮食救灾，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而且积极谈判从美国进口。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但美国政府坚持封锁禁运，不但不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甚至于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表示愿意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有个前提：必须官方对官方，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而不准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直接谈判。这实际就是拒绝：美国根本拒绝承认中国政府，怎么个官方对官方？这是逼中国政府先投降，承认台湾独立，然后再说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头来即便最后能从美国进口粮食，那也缓不济急，早错过时机、失去救灾的价值了。茅于轼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说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说到救灾，不妨看一看斯诺在《西行漫记》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 1939年的水灾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从前，如果庄稼遭灾，还有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到来年播种的时候。当雨水充足时，河渠饱满，健壮的水牛在地里推动着古老的水车，滋润着可爱的田地。农民挑着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里忙来忙去、喊着那奇妙的、勤劳的劳动号子。生活似乎是亲切的。但是，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个旧矿共有近50000名矿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隶。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几个月，他们的皮肤差不多变成青色，因为砷毒迅速的进入了体内。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年约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抚恤金给予他的父母，数目也只有二、三美元。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上述腐败阴暗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的救灾过程中发生过吗？而有些情景如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40%的矿工干活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呢？网文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让我知道了一个事实：高梁为什么会逐渐消失。高梁不高产，缺营养，不好吃。但中国北方过去种得多，现在却越种越少。为什么？因为高梁极耐水涝、极耐盐碱。过去中国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实际净是坑坑洼洼，动不动不是旱就是涝。洼地易积水。积水就易泛盐碱。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种，只好种高梁。为什么现在高梁种得少了呢？因为中国自1958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改造洼地、改造盐碱地、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种高产作物，不必再种高梁了。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再无大灾碰上同样的气候不理想，过去为灾，后来就不为灾了，因为中国农业的抗灾害能力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靠个体户、小农经济做得到吗？没门动不动就涉及几个县几条河的工程，没有成千上万的人谁干得了？靠机械化？当时哪来的钱？现在即使有钱，一算经济效益也受不了。那么是谁的功劳？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个组织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凭人的肩挑手拉、一锹一筐、一步一个脚印，靠一个工分几角钱几分钱的报酬硬是改造了华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钱靠设备，到现在也未必干得成。这才是真正的救灾，最彻底的救灾，一劳永逸的救灾，毛泽东式的救灾。有人争辩说浮夸风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罢免彭德怀说明毛泽东拒绝正确意见，结果造成了饥荒。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已经正式下文纠偏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就是继续纠偏。彭德怀的万言书上说的东西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问题不在万言书本身，而在万言书之外。既然的问题已经被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接二连三又开会又讲话又发表文件大力纠正问题，那还提问题就不是为了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追究责任如同一个人走错了路，已经发现了，已经回头了，你却一再逼问：你为什么走错了路？这就跟走错路本身无关了。彭德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算旧帐说过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就超出了万言书自身的内容，不但涉及了历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纠纷，要追究责任。仅仅一年前彭德怀刚刚以反教条主义为名逼刘帅检讨退位，现在会不会又要逼谁退呢？没资料，不知道。但庐山会议上未必没有人这么认为，尤其是以大跃进为政绩的。当年在当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激烈争论的人都有谁、都说了哪些等等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可靠的资料，不能妄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罢免彭德怀并非没有道理：中苏已经分裂，毛泽东必须对党内军内可能的亲苏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怀在苏联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公开说过彭德怀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怀刚刚率领军事代表团访苏归来，马上就上庐山递万言书，而且扯到了人事纠纷，再加上跟一批高级将领伙在一起。这一切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并不奇怪。如果毛泽东因为这些而决心罢免彭德怀，那不能说没有道理。精英们用万言书大做文章攻击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证明茅于轼的论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就必须证明没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难，就必须制造个饿死三千万的吓人罪名强加给毛泽东，就必须利用彭德怀的万言书来证明一切都是毛泽东之过。这是在杀鸡吓猴，借妖魔化毛泽东警告中国今后的一切领导人：谁敢得罪精英谁就没有好下场，不世之功会变成滔天大罪，苍蝇会变成大象，白的会变成黑的。而如果赞同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则即便有饿死三千万的大罪也会被精英们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文过饰非、化腐朽为神奇地嫁祸于人。所以才会出现毛泽东三个月的纠正不力被揪斗了几十年，而毛泽东几十年的不朽功勋被一笔抹杀等冤案。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实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一政治目标的需要。那么彭德怀是否冤枉呢？在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是有些冤枉。但当事后诸葛亮容易，当事先诸葛亮难。在没有条件从容查清一切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大局，有时采取断然措施防患于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如同战场上的误伤：如果能够慢条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会误伤。但既然没有条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资料当机立断，宁可承受误伤的损失也不能因怕误伤而给敌人可乘之机美军装备那么现代化，也照样不能避免误伤。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会自有其规律，战争自有其法则，很多情况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特殊情况下就容不得。比如婴儿啼哭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权制止。但抗日战争反扫荡时多次发生过母亲为了避免婴儿啼哭暴露目标被日本鬼子发觉，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平时最正常的啼哭权在特定条件下就容不得。这对于婴儿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当时当地的情况就是：是一个婴儿的委屈重要，还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又比如现在人们关于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几乎是众口一词一边倒地全盘否定，简直骂得一塌糊涂。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体分析。首先得看具体的历史环境。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整个社会一片恐怖，背叛、出卖行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内奸特务钻了空子就会一死一大片。而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从容周密地到全国调查每一个可疑对象。那就免不了经常面对这种选择：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这是严酷的环境强加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1927年才开始搞武装斗争，一切都刚开始学习。谁能要求一个人一跟头就从外行变成内行，从门外汉立马变成肃反专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主流经济学家改革了近三十年还没学会改革呢，还承认认识有局限呢。）再加上国民党大屠杀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这就导致一些冤案难免。但很多当时条件下受过冤枉的人都理解：这是客观环境所迫。如果换了自己也会同样处理。所以这些人虽然受了委屈，但多数并不因此而投敌，以至于国民党都奇怪：这些人国民党要杀，共产党也要杀，为什么还要跟着共产党？再比如说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对付现代化，打仗全凭一股气。一旦士气受损，那就没办法打仗了。而在当时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条件有时间慢慢调查，弄清楚那些当过俘虏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来败坏士气的？这同样面临着一个是个人的清白重要，还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队的士气重要、战斗的胜利重要的抉择问题。过去对当过俘虏的自己人那么严厉，同样是环境所迫。等环境不那么严酷了，要求也就不那么严厉了对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当过俘虏的中国军人的处理就与以往不同。这同样是环境的产物。在今天的和平时期看来蛮不讲理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极端严酷的战争条件下有时简直是必须的。所有这些无非是关于如何看待彭德怀的遭遇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就应该制造冤案，就应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正是毛泽东历来是最反对的。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连对待敌人和叛徒都有明确规定：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不虐待俘虏、对叛徒，如其悔改，还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一贯主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朱德、陈毅、周恩来等都曾经反对过毛泽东，但最后都团结到了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处理干部历来是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被喻为热加工，冷处理。要说与人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现在最时髦最红火的理论书，可有如此详尽完整的主张？可能用来指导处理各种关系？《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号称王疯子。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伏击日寇皇军战地观摩团就是他的杰作。战功累累却不幸英雄难过美人关，闹着离婚娶小姨子，被一状告到刘少奇处。结果：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下放农场劳动。喜新厌旧闹婚变是不对，不听党组织劝阻是有错，但错不至此。就凭这就把个有功之臣整成那样，如此冷酷无情，为什么？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泽东经手，会如此心狠手辣吗？至于那个人民的儿子，只要看下述时间和随之而来的事实就行；1956年升迁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反瞒产、调粮导致饿死、提前还债。1975年第一次复出下令武力围剿云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复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复出大兵进京。四次掌大权，四次立刻杀人。几何上两点确定一线，三点确定一面，四点确定一体。而这里的历史上的四个点能确定出个什么样的立体形象？俗话说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两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规律。什么规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权，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饿死三千万。什么人民的儿子？龟儿子！阎王鬼子！这样的凶神恶煞跟大仁大义的毛泽东能相比吗？把饿死三千万的罪名强加给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彻底否定了，肃清三种人了，文革时期的一切推倒重来了这难道还不算失败吗？为什么失败？因为这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革命。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就跟着干了。更关键的是谁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法判断：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官员个个都是清官，没一个够资格算坏蛋。所有的官员都一样地说拥护毛泽东。要从这里边挑出坏人来，靠X光都分不清。这就好象两军交战，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号，一样的目标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当兵的说不清，当官的也说不清，结果净是自相残杀，净是好人打好人，打来打去打得好人都学坏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于是集体抵制了。遭到群众普遍抵制的革命当然进行不下去，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在当时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腾了，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不是挺好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人们忽然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再是那么荒唐无稽、那么不可理喻了。相反，当初死活弄不清的东西现在竟然渐渐清晰开朗起来了。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过去觉得是无法无天，现在呢？只问一句：会不会上网？天天上网不上网？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厉以宁说要顶住互联网，这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也许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又比如，如果现在要弄清楚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犹豫。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则错了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超越时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只能失败。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年的耶苏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饿死三千万是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政绩工程的结果，天大的罪名却被巧妙地强加给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风的毛泽东，以至于人们普遍一提到大跃进就联想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提到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联想到饿死三千万，一提到饿死三千万就联想到是毛泽东的责任，而对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绩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刘少奇的责任一无所知。毛泽东这才发现自己一直相信依重的助手原来竟是如此阴险狠辣，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敌人在党内、在身边难怪毛泽东从此以后把注意力从党外转向了党内。但此时刘少奇已经非同小可：党务专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员必读；刘的一举一动代表党全党都必须服从：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饿死三千万的罪责已经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泽东头上，而刘少奇却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替毛泽东收拾了拦摊子、把中国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解救出来的务实专家。毛泽东的一切指示主张刘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开党代会在党内较量，刘少奇几乎稳操胜券。刘少奇自己也清楚，难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开宣布，要保护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此时毛泽东的大战略使中国冲破美苏冷战的包围、通过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打战略翻身仗的阳谋才刚刚有点眉目。这时刘少奇却准备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与苏联和好共同援越。这等于要永远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永远对苏一边倒。这势必彻底破坏毛泽东的战略大计，断绝了中国称为世界一极、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这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心与刘少奇斗到底。如果按正常党内民主程序，刘少奇几乎赢定了。所以毛泽东采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的阳谋打破美苏两霸冷战夹击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毛泽东的代价：牺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长期被人误解，直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还有意义吗？记得小时候有一首儿歌：理发师，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个大秃瓢。如今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只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政令。凡对利益集团有利而对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涨价等，那绝对一帆风顺，执行得飞快，决无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如果各路诸侯公然造反倒好办，武力讨伐就是了。难就难在是和平对抗只跟你软磨。你拨一拨，我动一动，动也只动在表面。比如矿难，出来了就抓，不出来不管，只跟你瞎胡弄。反正你没办法自己来抓。贪污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贪污腐化、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已经遍地开花。靠专案一个一个地处理，那就等于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长出一把；薅完一个，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亲自来一根一根往下薅。这一切实际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结果：各地缓慢地走向分离分裂，社会走向对抗崩溃。如果中央政府决心决不允许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就只能面临一种选择：如何根本扭转。结论只有一个：要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级机构推倒重来，来个自下而上的彻底解决；要么等死。也就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就象当年的毛泽东：在重上井岗山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做一选择。（当然，按照精英的药方，还可以民主制约，增量民主解决一切。但那样只能瓦解得更快：在一个满地骗子的社会搞自由竞选，不分崩离析才怪。）十三．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忙得不可开交。目前似乎不存在来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足以威胁到中国生存的大患。那么中国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不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至。外部威胁减退是好事，但也有另一面。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外患减退之日，便是需要警惕内乱分裂之时。大敌当前能促进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外来的压力反而加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消退，那这种凝聚力的助力也随之而去。中国能否继续存在而不分裂瓦解，全靠中国自身的凝聚力。物质上的凝聚取决于经济利益的一致。精神上的凝聚力取决于民族认同。目前中国的凝聚力，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与破坏。 1．物质方面：中国现在当买办最吃香既然以追逐富人之富来致富，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网络文章918事变的教训里关于买办有几段话非常精辟：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介石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介石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说明一句：这里说的买办，指的是官僚买办不错，买办的性质就是为外国谋利益，不是为中国谋利益。但外资外商的正当雇员通过正常商业活动在中国为外国谋利益是一回事，中国的官员与外资外商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损害中国利益为外国谋利益是另一回事。一个合法，一个非法；一个两相情愿，一个动用权力强迫中国做牺牲。普通买办不一定是中国的敌人；官僚买办必定是中国的敌人。是不是官僚买办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整个买办过程中有没有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只要有，那就构成了官僚买办。不管是家族分工老子当官、儿子买办、是互助组、合作社你给我办事，我安排你家属出国、就业，是友情协作互相帮忙还是一次性交易，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是官僚买办。现在中国老子当官、儿子买办的情况还少吗？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买办左右中国决策强迫中国牺牲中国利益的事还少吗？中国社会以当买办为荣难道不是事实吗？面对如此强势，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中国的物质凝聚力何在？ 2．精神方面：中国的主流精英正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地全面围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以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妖魔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英雄，全面美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败类。使中国避免了1945年被美苏两霸瓜分肢解的命运、最终将中国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变为世界一极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却遭到中国主流精英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无耻的诬陷诽谤妖魔化。主流精英无孔不入地把1949年以来的历史描绘得如同一个荒诞神话：毛泽东夺得政权后就没干好事：杀人放火、镇反、反右、闭关锁国、一边倒、替苏联跟美国打仗、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化大革命、勒紧裤带输出革命、不顾人民死活造原子弹总之是个到处搞破坏的头脑发昏的疯子，直闹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等毛泽东去世，地下拱出个土地怪，口中一通念念有词，大叫一声：改革开放！顿时中国春暖花开好事全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满地馅饼，国际接轨、全球化、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从此人人向善、个个虔诚、处处一片歌舞升平，中国一跟头就成了世界大国、责任大国（主流精英们如同一群耗子，把一个完整严密、充满因果关系的历史啃成一地碎片，每只耗子各叼一片到处卖弄：我这一片就是历史！按照他们的碎片去了解历史，只能看到一个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变了形的丑八怪。）不仅毛泽东，中国史上一切民族英雄也无不遭到丑化淡化、重新评价：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邱少云、岳飞、文天祥而一切民族败类无不遭到翻案美化、重新评价：汪精卫、袁世凯、李鸿章、吴三桂、洪承畴、秦桧完全再现了鲁迅当年的辛辣嘲讽玉中求瑕，屎里觅道。更严重的是最近的《色．戒》风波：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一个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被个汉奸婆娘张爱铃歪曲成了个为性爱背叛抗日的叛徒娼妇，被个性变态导演李安拍成了个汉奸色情教学片核心意思：人权高于主权性爱是人权问题，抗日是主权问题。影片激情了半天，要说的就一条：为了性爱背叛抗日可以理解，应该歌颂，值得效仿。这还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切本不足为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历来盛产汉奸文人，有这俩不多，没这俩不少。怪就怪在这部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的汉奸色情教学片居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居然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的前夕公开发行，居然受到主流媒体狂热叫好，为居然并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而欢欣鼓舞，北大学子看到《色戒》中喊出中国不能亡口号时居然哄堂大笑，官方居然对中国老百姓洪水般的指责抗议置之不理，居然禁止争论朝着要不要国家民族认同的方向蔓延，有关方面居然要求媒体在讨论中不能出现汉奸二字；居然立刻示威性地在国家大剧院安排公演汉奸婆娘张爱铃的另一作品《红玫瑰白玫瑰》如果有关部门不是吃了台湾人的贿，那这一切就是正式的官方表态：《色．戒》与十七大要建立的核心价值观不但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否则何必如此力挺？这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援引此例，类似的汉奸片都可以理直气壮纷纷出笼。肯定了《色．戒》，就认同了人权高于主权。那下一步呢？绝对不抵抗？《色．戒》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什么？且看如下评论：爱情的珍贵表达其贞操和性，却要献给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个体与国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牺牲一个女子的感情和身体吗？王佳芝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已，一个肌肤相亲那么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这本身也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对于国家这个男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王佳芝来说，他仅是个疼爱怜惜过她的人，那一丝不知是否出于真心的温情，让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为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东西。那些口口声声国家民族的人，可曾对她有过一丝的关心么？那些批评《色．戒》的，诚如君言，是一群可怜的失去了灵魂为虎作伥的鬼而已，不值一哂。作为一个女人的王佳芝，她的身与魂，其个体在中国道德谱系中可见丝毫的存在空间？与易先生比，王的父亲和爱人甚至连一点、一丝虚假的关心与怜悯都没有。对于易的真假，判别权利在王佳芝。而她最终是用生命的代价作出了抉择的。但看中国，不光彼时，亦在今日，又有几多须眉男人智慧达知自由真谛，并了悟、珍惜选择权利，敢用生命证实之的？（注：珍惜选择背叛、出卖的权利？）真正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凡是参加者（签名抗议公开信）都是无可救药的极左分子！没有对民族英雄的认同就没有对民族的认同。没有对民族的认同就没有民族凝聚力。借口人性而否认民族英雄，这还不是公然破坏民族凝聚力？《色．戒》受到那么多精英的吹捧，肯定为人性而背叛国家的行为的观点如此泛滥，这样的情况在以色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可能吗？胜利者不受责难，民族英雄不受诬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如此丑化自己的民族英雄？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有爱国贼、愤青这样如此有独创性的发明？中国史书历来如何评价诬陷民族英雄、迫害爱国志士？奸佞当道，残害忠良。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中有奸臣，往往后果是什么？国破家亡。这是不是民族危机？ 2）．用文明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凡真正爱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中国好起来。凡真正卖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外国搞垮中国，还说这是在为中国好。坚持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是爱国。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是卖国，甚至是种族灭绝：汪精卫也可以说他当汉奸是认同外国先进文明。欧洲人灭绝印地安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也可以说是在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为先进文明扫除障碍，消灭落后劣等种族。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先进文明，王明只认同西方先进文明而不要民族认同，所以一切听苏联的，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则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认同先进西方文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是为分裂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台独就是这个理由：留在中国妨碍了我的人权、民主、自由。藏独、疆独也都是这个理由。你把认同西方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那自然就承认了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部分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为借口闹独立：既然认同西方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我只要随便编个理由，声称脱离中国有利于我的认同世界先进文明，那就万事大吉。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如同人吃饭：吃进自己肚子，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如同把自己让别人吃，或把器官移殖给别人：自己的命不要了，认同到别人肚子里了，由此也算变成了先进文明的一部分。主流精英们大肆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须从革命高于一切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也是在为搞垮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第一，自由、民主、人权等等都是虚玩艺，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客观标准。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全凭精英嘴上说了算，谁有话语权谁说了算，谁财大气粗谁说了算。俄罗斯为了当上民主国家，又是裁军又是休克疗法，价值成千上万亿的导弹、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说炸就炸，说拆就拆，说毁就毁。国外基地不要了，军队削减了，战略要地放弃了。忙活了半天，不知费了多少劲，美国仍然拒绝承认它是民主国家，又是北约东扩又是支持车臣叛乱俄罗斯那么多倾家荡产的损失仍然换不来一个虚无缥缈的民主，最后终于死了心，再也不迷恋那个民主虚名，重新往回拣那些白白放弃了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重新武装、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巡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为了那么个虚张声势的民主自由，白白丢掉了多少国家利益！这买卖亏得太大了。这种用虚的换实的把戏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美国用它把俄罗斯耍得一楞一楞的。中国的精英们也不甘落后，同样狮子大开口：把政权交给我就叫民主，不让我当政就是独裁。别看中国的主流精英们言必称民主，其实什么是民主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做不到。譬如北大，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大本营吗？实际呢？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用自己都实现不了的东西当国策，开什么玩笑？！但是人家就楞有本事把这种谎话说得一本正经。这就是用虚的换实的把戏的奥妙：你置之不理就是不民主，你信以为真就非解体不可。几句空话就能毁灭一个国家以前没人相信，现在有俄罗斯前车之鉴，中国人能不相信吗？第二．主流精英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假的。他们的人权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有欺人权。他们的民主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主民。他们的自由的实际含义是我自由奴役你。且看这条报道：工人为争取权益拒绝超时加班被指煽动罢工遭解雇。中国法律禁止罢工（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才会有煽动罢工这种罪名。无权罢工，就是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现在全国的打工族，不管是白领还是民工，动不动超时加班的有多少？无加班费或加班费微不足道的有多少？敢拒绝这种超时加班的有多少？）什么人属于不干也得干？奴隶。奴隶有人权吗？按精英们说法，现在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的工人没有罢工权，究竟是工人的人权不算数呢，还是工人不算人？为什么精英这么多年闹修改宪法从来不关心什么罢工权，只关心物权？精英就是如此保护人权？精英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伤痕文学满天飞。而现在工伤事故矿难伤亡人数比伤痕文学里的精英多了多少倍？精英们吭过一声吗？创作过伤残文学、伤心文学、伤亡文学吗？这一切难道不证明精英的人权只包括他们自己，实际是他们的欺人权吗？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张维迎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这足以说明精英们的民主是什么玩艺了：他们说了算叫民主，他们说了不算叫独裁。民主是个好东西，大民主是个坏东西。只有精英参加才叫民主，老百姓参加就叫民粹，叫大民主，叫无政府主义。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一切都必须由精英说了算，那还民主个什么？那不就是任凭精英们主民吗？精英一方面口口声声言论自由，一方面近三十年不争论。（还要不争论到何时？难道要以世纪为度量？）有话语权的，言论自由得随心所欲。没有话语权的，近三十年不得出声。如此言论自由，中国特色，世界一绝。把持话语权，坚决不争论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结果：社会成了骗子社会，中国成了骗子国不是说中国人人都是骗子，而是说中国人人都不知道谁不是骗子，甚至不知道谁大概不是骗子：现在不管是谁说话，不管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什么话题，不管是虎照还是嫦娥照，老百姓敢随便相信吗？碰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得象破案：搜集证据，研究分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都被骗怕了。骗子太多了。上当太多了。为什么？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在言论自由的借口下滥用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变成了诈骗犯罪工具而不受任何惩罚。经济诈骗多少还有法可管（虽然经济诈骗犯落网的概率并不高，惩罚也不严厉）。思想诈骗、政治诈骗、学术诈骗则根本不受任何惩罚，一切都有言论自由罩着。结果：吹牛不上税。撒谎不犯罪。诈骗最实惠骗出一个体制来。精英整天说阶级斗争无孔不入的日子多么恐怖，而如今说谎诈骗无孔不入的日子就不恐怖吗？亲戚朋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所有这些关系有多少没有被诈骗弄变了味？谁知道这些过去普遍认为最可靠的关系现在会不会被用来诈骗？过去的阶级斗争无孔不入至少还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还可以说是为国为公。而现在无孔不入的诈骗呢？骗子社会的结果是谁说话也没人信。谁说话也没人信意味着谁说话都白说。说话白说等效于不说。不说等效于取消发言权。发言权都被取消了，还有什么言论自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等效于剥夺了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这就如同在大城市取消交通警察、红绿灯，说是为了车辆的行驶自由，结果是交通阻塞，谁也动弹不得，取消所有人的自由。绝对自由的结果是绝对不自由这就是精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大家都失去了言论自由，有话语权的精英就有了绝对自由：你爱信不信。反正你整天只能听到我的大喇叭在哇啦哇啦。时间长了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最后只能听我的。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如果在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则是软弱的表现。德国诗人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中国的精英们离得开吹牛撒谎吗？鲁迅说：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认真这一条，可以算做外国先进文明了吧？别的且不论，撒谎成性而口口声声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的主流精英们认同这一条吗？第三，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必将导致国家解体。只认同先进文明认不出一个国家来。欧美可以说是同一个文明体系，但仍然必须有各自的民族认同才能确保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美国是美国。认同外国先进文明可以跟中国毫无关系。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何以见得就一定认同个中国出来？如果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认同到其他国家去，或自立山头闹独立闹分裂。要确保中国是中国，就必须确保民族认同第一。而中国靠什么确保民族认同？过去靠中华文明、靠孔孟之道。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旧的中华文明已经敌不过西方文明的挑战，已经不能指导中国人自立，已经不能再保护中国人的自尊自信。环顾中华大地，对旧中华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对外国先进文明兼收并蓄、拥有强大完整的哲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经得起实践检验、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信服、能指导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西方文明面前能够顶天立地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今天能指导、能激励、能凝聚中国人的还有什么？蒋介石日记？曾文正公家书？黑猫白猫？临时抱佛脚现编现造？中国现在贫富之差惊人，富人之富难以想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靠正当商业运作也绝对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巨额的财富。如此非正常的暴富只能是犯罪。有些人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样劫收国有资产暴发如此巨额的犯罪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非正常现象，都不能容忍。而在中国不但容忍，不但积极保护：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而且还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对这种犯罪习惯、同情、羡慕、尊敬、自觉服从，把罪变成了功。毛泽东挽救了中国，保卫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这是丰功伟绩。但毛泽东的功全被说成了罪把罪说成功，把功说成罪，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以如此是非颠倒为基础的新理论能有什么生命力？何况如此理论充满了粗制滥造、信口开河，没有深邃的哲学内涵，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自相矛盾，谬误百出。这样的理论体系是不折不扣的骗子理论体系。不管堆了多少华词丽藻、马屁牛皮，仍然是沐猴而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想靠这样的冒牌货凝聚中国人，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不管是增量民主还是休克民主，反正中国精英的最终目的是自由选举。自由选举拼的是话语权谁有话语权谁赢。谁的话语权大谁赢。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就是政权。精英们别的本事没有，卖嘴的功夫天下第一，最不怕的就是拼话语权。可见自由选举是精英夺权的代名词。精英们总是言必称民主精英民主。讲精英民主必讲自由选举，而自由选举就是选自己不，是拔自己，或曰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精英们对精英民主这么着迷，因为这也是用虚的捞实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单凭三寸不烂之舌通吃天下。（这如同生活中的恋爱专业户，开口闭口就是表现你的诚意（民主精神）。怎么个表现法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存款、时装、高级化妆品、国际旅游、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一切的一切，舌头一卷：诚意，就通通笑纳了。不把对方老底挖光决不罢休。如果傻乎乎用自己的一切实实在在的财产换这个虚无缥缈的诚意，把老本赔光人家又飞了，永远不算有诚意。主流精英的精英民主也是这样：一句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民主就把整个政权接管了，全部国有资产都盘过来了，这买卖多合算？这也算模仿了阳谋中虚的换实的只不过阳谋是为国家争利益，光明磊落。而这精英民主则是为自己谋私利，见不得人。）自由选举有个前提：必须得到相对集中。如果每个人都投票选自己，那选跟不选没什么两样。精英们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个骗子国，老百姓谁都信不过。也就是说，谁也没凝聚。没凝聚就没集中。没集中则必分散，分散的极端就是分裂，国家解体。不管精英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中国的历史经验有一条：只要中央集权削弱，必定天下大乱。一旦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势不可免。台湾闹自由选举都快闹成两半了。为什么？只有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而没有民族认同：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这么块豆腐干大的地方都能闹成这样，何况中国大陆这么大地方？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还要闹削权，不是想搞分裂又是什么？如果靠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吃饭的人势力越来越强大、能凝聚中国人的毛泽东思想被否定被丑化被淡化、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人权高于主权之类观念越来越盛行，那维持中国人的凝聚力何在？中国如何避免分裂？这难道还不是空前的民族危机？ 3）．瓦解中国是精英们私利的需要。不要以为只有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时才会有人当汉奸。不要以为只有外敌才想搞垮中国。不要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希望中国强盛。不要以为是中国人就自然而然地不希望中国瓦解。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人们脑子也不能那么简单。观察分析一下：现在那些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无孔不入百般辱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有多少是打过仗的？有多少是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以弱胜强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一贯以弱胜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胜仗的？有多少是搞出了实实在在的显著成果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之类的？有多少是造福一方百姓、得到老百姓长期的交口称赞的？有多少是拿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指导人们取得实践的成功的理论的？几乎一个没有。最恨毛泽东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几乎全是精神贵族，自以为高人一等、以精英自居的。几乎全是没有经过长期实践锻炼检验的。几乎全是学文的，包括学理工学不出来、一事无成、不得不改行学文混饭的，如茅于轼、刘吉之类。几乎全是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功，只懂得卖嘴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的。几乎全是只有个人的成功、没有集体的成功、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主观的夸张、不取决于客观的实践的。几乎全是靠个人单打独斗加后台混饭吃，不需要集体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几乎全是只知道替自己打算，不知道也不会替别人打算、不懂调度协调、不懂全国一盘棋的道理的。几乎全是只会解释世界，不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几乎全是拉屎不揩腚、从不为自己的言论主张的后果负责的。几乎全是撒谎赖帐不眨眼，根本不知诚信道德为何物的。（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几乎全是将个人利益、个人恩怨、个人好恶、意识形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几乎全是认同西方文明超越民族认同的。不认同毛泽东，所以不认同新中国，所以人权高于主权。这些人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精神贵族，以精英自居，总想高人一等，骑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没有真才实学，全靠三寸不烂之舌招摇撞骗、滥竽充数、不劳而获。这就决定了这种人的个人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水火不相容。中华民族要真正富强，第一意味着不受别人欺负。要不受外人欺负就不能容许国内存在人欺负人。这就使精英们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意味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容不得弄虚作假弄虚作假能使个人发财，但不能使国家强盛。这就使精英们无法滥竽充数，无法不劳而获。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真正富强了，精英们就不好混了，当不成精英骗不了人，更当不了富人发不了财了。只有把中国搞垮，让中国分崩离析，精英们才能如鱼得水，既能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当精英又能不劳而获靠耍嘴皮子发财。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中国人凡是希望中国富强的，凡是靠实实在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都认同毛泽东，因为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他们毛泽东的那一套正确。而靠中华民族衰败才能混日子的精英则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妨碍了他们巧取豪夺。有人很不理解：精英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搞垮中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覆巢之下无完卵。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精英们难道能例外吗？这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且看这一段报道：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到南京财经大学，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厉以宁讲了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于是两个人都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蹲在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这样跑得快啊。第二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到了，树上的人它吃不着。老虎不会爬树，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厉以宁说，这个笑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国际竞争中，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光会躲避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有绝招、有过硬的本领。这正是主流精英们的心态：老虎吃人不要紧，吃不到自己就行了。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自己不受欺负就行了。自己受欺负不要紧，有其他人可欺负就行了。精英们人人有运动鞋，个个善爬树，无论是上窜下跳还是拔脚飞逃都非常人可比，根本不在乎老虎伤人。中国垮了，精英们可以当工头，当奴隶总管，当刽子手，当收尸队，当翻译官，当皇协军，当汪精卫，当二狗子如果中国分裂了呢？那更好，能立刻创造出一大堆总统元首国家领导人的位子来。精英们过把瘾的机会岂不比现在大多了？现在中国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大学校长就敢搞阅兵，可见觊觎国家元首之位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多少，独立王国到了何等程度。总之出路大大的，金票大大的。这比中国富强了没人可欺负、没法滥竽充数招摇撞骗舒服得多这种帐，只知道靠国家富强生存的人算得出来吗？苏联不就是这样跨的吗？虽然是超级大国，虽然国家强盛，但这一切对精英们个人有多大好处？不把苏联闹垮，他们能当上亿万富翁吗？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一个无情的事实：精英们的私利不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而是国家瓦解民族灾难前苏联就是个例子：精英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连超级大国都不惜干翻，何况中国？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精英那么仇恨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毛泽东了，为什么那么起劲地、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了，为什么那么积极鼓吹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了。为私利而决心要把中国搞垮的主流精英当了道，中国能不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吗？十四．毛泽东的旗帜永远飘扬如今认同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个人恩怨，高于个人好恶，高于个人私利。意味着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着想。意味着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明，认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意味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意味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意味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尊自重、靠自己的双手改造世界。意味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总之意味着一切积极向上的东西。认同毛泽东的人决不会认同撒谎诈骗、贪污腐化、卖国求荣、欺压百姓。看一个人的人品良知，看看他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就知道了。精英、贪官们对老百姓的嚣张程度与民间的毛泽东热恰成反比。 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天安门广场只有一朵孤零零的小白花。那时是毛泽东热低潮的时候，也正是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谬论最猖獗的时候。民间的毛泽东热一加温，精英们的嚣张气焰就有所收敛。民间的毛泽东热越热，精英们就越泄气：非毛化变成了去毛化，不敢再与毛泽东公然叫板，只能搞些偷偷摸摸的小把戏，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忘了毛泽东。改革代价论也不那么嚣张了，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和谐为可持续剥削。现在则更进一步，把毛泽东供进了十三陵：逢年过节请出来上上香，隆重拜祭一番以示基业来路正当。当然碰上具体事情还是要把毛泽东扔到一边，只按自己的主意办。这比以前那些杀气腾腾的反毛叫嚣算是进步多了。为什么？毛泽东热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民心，一种情绪，就令精英想到最不愿想到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毛泽东热如同一个巨大的幽灵，在精英的乐土上徘徊不去，使他们不得不担心肆无忌惮穷凶极恶的结果将会如何。毛泽东的旗帜是今天唯一能够凝聚中国人的旗帜。当精英们肆无忌惮用认同外国先进文明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之时，能够凝聚中国人、振奋中国人、激励中国人、保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爱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其他一切都不能给中国人带来信心和自豪，更不能对中国人有指导作用。如果中国人要能够粉碎精英们分化瓦解中国的阴谋，战胜新的民族危机，就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战胜新的民族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尤其让青年一代真正了解毛泽东。在精英们把持话语权的情况下，必要时就只能不怕麻烦、不怕劳苦，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用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加大炮。如果中国被精英们搞垮、分裂，也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才能重新统一中国。中国人终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毛泽东的旗帜永远飘扬。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4周年。 *************************************************** 附录一．数学：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附录二．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附录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附录一．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于2007-12-10 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天父上了一个贴子，名字叫《【毛泽东】在亩产万斤时在干啥？》。当然，天父的观点倾向于亩产万斤，共产风等错误，主要是刘少奇的错误。而思闻来了一个反击，他也上了一个贴子《【毛泽东】在亩产万斤那年干了啥？》当然，思闻是认为毛泽东应当为亩产万斤，共产风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我看了天父的贴子，也看了思闻的贴子。本贴子站在中间立场，分析一下两个人的贴子的内容。而且，尽量假定两个人的贴子是对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人民日报报道亩产万斤失实的过程的日期序列是：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1958年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那么，这个错误是谁有责任呢？如果以我这么个中间人的态度，我就会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有责任。因为这两个人都说过一些过头话，比如思闻摘的：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而天父摘的：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既然摘的是人民日报，看来也不会假，说明刘少奇当时也相信亩产可收120万斤。因此我认为，给刘少奇或者毛泽东作无错辩护，都是不通的。毛泽东也是人不是神，无可能不犯错误，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刚刚建立才两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充分的了解，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刘少奇也一样。但是，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一旦发现错误，就要纠正。那么，从上面的日期知道亩产万斤的谎言大约从六月开始，持续到了9月25日。那么什么时候纠正的呢？什么时候开始不提亩产万斤了呢？是谁率先发表了言论纠正这个错误的呢？这才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上，正式纠正了亩产万斤的错误，共产风的错误。请注意这个会议开了有十二天，如果是一个专制的会议，怎能开如此长的时间？我当然能够想到有许多的争论。这个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可以说是专门针对共产风的，摘引其中的两段：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在否定共产风，但是这里面批评的有些人究竟是谁？我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讲，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是毛泽东吗？如果这样，能不能认为八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呢？这个决议还决定要对人民公社进行整社，整社的办法呢？这个决议中写道：在进行整社的时候，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思想坏作风，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但是还是来谈个人责任吧。我注意到了天父的贴子中有毛泽东在1958年纠正共产风的一系列动作和讲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思闻也应当寻找一些有关刘少奇在1958年纠正共产风的一系列讲话，最早的时间是什么？如果刘少奇纠偏的讲话要早于毛泽东的纠偏讲话，倒也可以认为是刘少奇率先发现了共产风的毛病。甚至也可以同时找一下彭德怀最早纠编的讲话。因为上面已经提到了八届六中全会，还在1958年就纠正了共产风，那么彭德怀为什么在1959年的夏天还那么大的火气？而在历史的宣传上怎么就讲成了是彭德怀在1959年才开始的纠偏呢？这些我都感兴趣，但是事先不预设立场，再看二位提出新的证据吧。再说一遍，就是我认为拥刘方缺少刘少奇在1958年末纠偏的讲话。只是知道约在1959年还是六零年以后，有过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理论上的说法，刘少奇有没有辅以一系列理论上的研究和纠偏？比如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共产风为什么不对的研究？这一点还需要思闻提供进一步的材料。 *************************************************** 附录二．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作者：黄岭峻整理文章来源：文革研究网点击数：4415 更新时间：2007-11-21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资料来源主要为网上《毛泽东力纠五风》一书，该书引用的是当年的报纸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吴冷西等人的回忆。部分资料来源为薄一波的书。资料来自不同的段落，以A、B、C、D等分开。黄岭峻一、跃进前及跃进初（1958年8月以前）甲、刘少奇的有关言行及相应报道 A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B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F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H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乙、毛泽东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吴冷西：《忆毛主席》）：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D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确实在钢铁产量上，用十五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初超过了英国。见薄一波的书）（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E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F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二、在大跃进中、后期（1958年9月以后）的言论比较甲、刘少奇的言行和当时的报道 A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乙、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B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C 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主意－－－笔者注）〈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D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意见非但不听，就连写上中央《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实权在毛之上－－－笔者注）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108－113 页） E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第一节　郑州会议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① 　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② 　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沟通，然而他们在意么？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第二节　武昌会议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8年12月人民日报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左右，仍没有足够的能量抵抗刘的热情并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E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三、遇到困难后（1960年以后）的言论比较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四、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br 械Ａ嗽鹑巍? 附录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二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注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本篇节选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其一选自十一月九日的讲话；其二选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纲要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指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纣王，又称帝辛，商朝最后的国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见《书经周书武成》。见《孟子尽心下》。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七届二中全会，见本卷第98页注。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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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激情庆“九大”：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21（完）: 热度 1 王铮 2008-9-7 00:39; 满怀激情庆九大九大闭幕式，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前排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张照片有意避开了穿军装的。因为苏共中央批评九大的政治局是由军人和官僚组成的，照片也作出不突出林和周的支持者的姿态。这样的照片很可能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为了团结。如果没有周恩来，这个国家一定分裂了。 1968 年底，八二三派，应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胜利了，开始恢复经济了，首先是红卫兵怎么办？毛泽东一挥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世哥哥被送到了农村。接着上山下乡扩展到了一般城市居民，宣传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有的镇属企业职工都下放了。其实这些职工，全部都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的两只手，一直奉养着政府的官员，他们何尝吃过一天闲饭。妈妈随着这个下放的人流下放到了一个叫发峨哨的村子。我们县名字带哨的村子有好几个，都是当年朱元璋军队在云南屯兵的地方。这个村子的人姓马，可能是当年色目人的后裔，村里的人长得白。重要的是，这个村子当年土改就是四姨蹲的点，所以当地人对妈妈都挺好。 1968 年底，忠字舞和请，都被禁止了。当时的说法是江青同志讲，这是封建迷信。虽然没有这种封建迷信，但是这时候兴起了另一种迷信，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人们在会上讲学习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特别是怎样立竿见影的故事，讲学了毛主席著作奋不顾身的故事，不过没有神迹故事。我认识的一个人，后来的知识青年，他开拖拉机帮生产队拉木头，车子翻了，他摔晕了过去。当医护人员从地上扶起他，他睁开了眼睛，第一句话说：不要管我，人民公社的木头还好吗？在医院要动手术，他坚持与医生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才上手术台。他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份子。当然，也有讲实际的，当时下放到我们县的一个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生，他改进了化肥厂的工艺，也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份子，娶了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孩子，好像有些早婚。这是 1970 年的事，我有些记不清楚了。经济在恢复，知识分子被重新重视。讲用会有多种级别厂的、局的、县的、地区的、省的。除了阶级敌人，厂的谁都可以讲，谁都要求讲，上面级别的，就要推选了，实际上是选拔先进人物，讲学用报告的人常用的话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如何讲如何抛弃个人利益为集体牺牲。现在看来，林彪的讲用会与斯大林的整风，有本质不同，前者是正面引导，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劝导与模仿；后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与忏悔。前者是佛教的，后者是基督教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与神秀的诗身是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一致的。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主忏悔。我对一个牧师说过，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推广，要学佛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可是他吃的是洋面包，听不见土博士的话。讲用会的出现，意味着毛和他的思想，已经被宗教化了。一种人民的宗教，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讲过自己的马列主义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宗教都是骗人的。这是一个宗教领袖叛逆者指控他强迫这个宗教领袖接受无神论的话。不过林彪的讲演会模式，往往成为了吹牛拍马、弄虚作假的平台。基于人类的宗教情结和站队划线，中国再次有序了。 1969 年春天，抓革命，促生产成为了那时最响亮的口号。自上而下都浸染在一种喜悦的气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虽然 1969 年 3 月 2 日 -3 月 17 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盼望九大，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在民众中流动着。我爸爸厂里的工人张叔叔一个星期天约我到山上散步，他那时没有儿子，所以喜欢男孩。我们发生了下面的对话：张：九大开了，文化大革命能结束吗？我：能，现在红卫兵下乡了，炮兵团被清除了，当权派该结合的结合了，剩下的到五七干校了。没有斗争目标了。张：就怕搞继续搞好斗、批、改，再揪一小撮人。文化大革命是你揪我，我揪你，揪着揪着，把人都揪遍了。我：珍宝岛打了，得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就是告诉别打内战要打外战了。按毛主席的《矛盾论》，现在与苏修的矛盾现在是主要矛盾的。张：还真谢谢苏修，我看再不结束，只有不吃饭，喝西北风。张叔叔说得对，狭义的文化大革命再不结束，只有喝西北风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了迎接九大，手工业局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就是文艺演出团体。过去的当权派，手工业局长穆嬢重新出山，负责宣传队。那天，在解放干部的全手工业局会议上，她哭着说：感谢毛主席， 1949 年毛主席解放了我一次，现在毛主席又解放了我。许多干部就这样哭着、喊着感谢毛主席，陆陆续续的解放了出来，只要不是炮兵团的都有希望，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政治标准完全废除了。为了搞好演出，穆嬢选拔了些聪明伶俐的孩子参加局宣传队，我是进去的最小的男孩，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周莉莉，选中她的理由据说是她是全手工业局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过我还是觉得丁叔叔的女儿小敏好看些。小敏是丹凤眼，鹅蛋脸，莉莉是大眼睛，苹果脸，赵薇的那种，小时候看她的眼睛大，我有点怕，不愿跟她一起玩。不过这时候不怕了，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经风雨，见世面了，见过北京大学那个大眼睛女同学了。小敏也进宣传队了，由于小敏的美丽与活泼，而且比莉莉大些，她很快地成为了宣传队的台柱子。小敏后来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可以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她生第一个孩子时，我是她第一个贺客。那时他的先生赶着给我煮了糖鸡蛋，可我因为自己肺结核住院，怕传染孩子就急着走了，说起来还真对不起他们。托尔斯泰说，男女之间只可能有爱情不可能有友谊，他的说法至少不包括在未成年时期形成的男女情感。在清队中，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冲击，后来进中学，我们都受到了歧视，虽然我们两个的成绩我是男生第一，她是女生第一。但是我不敢砍竹子，她不敢摘梅子。用小敏的后来的话说，我们两个很好，就是一种好朋友的好。我想我们是同病相怜中发展的友好。这已经是1972年的照片，不流行带毛泽东胸章了。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我，第四人是小敏。后排右起第一人是当时的政治辅导员。后排左起第一人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是詹天佑奖获得者。前排左起第三人是一个副县长，无知少女，小敏后面的那位是某大学党委书记，小敏她现在已经是副厅级干部。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两次被提名院士的那个家伙正在给我们摄影。我现在是什么？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呢？穆嬢说我聪明伶俐，实际上只说对一半。我很笨，教我跳舞的动作我就是学不会，我成为了有名的王 biang ， biang ，就是特笨拙的意思。这可能与我害过脑震荡有关。在六年级的时候，一次我调皮地想从教室的桌子上跳到教室外，用劲一跳，按抛物线轨迹，我的头顶撞到了门框上，这个动作使我大约昏迷 20 多分钟。不过脑震荡没有导致太多的智力问题，我在宣传队可以写剧本，那时候演出太缺乏剧本了，我写了快板书《苏修美帝命不长》，把苏修放在前面是毛主席说了，美帝、苏修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现在苏修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有，朗诵诗《啊，光辉的里程碑》，花灯剧小组唱《学毛选，迎九大》。我还试着写了个相声，没有被审查通过，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艺术形式是被否定的，不过估计我写的也笑不起来，因为我不懂相声的结构。再说宣传队的艺术负责人也不喜欢，找我的叉，因为我写得多，比他的还多，他是初中毕业生。我这个人这辈子作的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太多，可是我爱这个创作，不断地写。这是性格缺陷。我想产生强烈的爱的人，一定是基因有缺陷。我认识一个男孩X，对人很好，特有事业心，作课题总是主动积极。我当然喜欢他。可怜的是他每爱上一个女生就一心一意为她考虑，代替她为她吃苦，有好处都留个她，为她完成了论文最艰难部分，我已经见到他第四次为人这样作了。可是女孩子就是不理解他，反而喜欢有点暴力倾向的，办事无能，善于言辞的。每当她们出麻烦，连我都想骂这些女孩贱。认真一想，可能异性的基因选择发现，这种奉献基因不利于自己的后代繁衍。就像这个艺术负责人发现我的热情挑战了他的地位一样，这时的中央也正在上演着我的故事。陈伯达这个知识分子，不停给毛泽东起草九大报告，毛对他产生强烈的反感了，看也不看，连档案袋都没有打开。他不得不卑躬屈膝地求玉凤同志，我想到这里就觉得这是七亿人的奇耻大辱。毛可能担心陈打什么主意。其实陈与毛的冲突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功利主义的政治家的冲突。已经进入晚年意识不清的毛为他准备了两顶帽子，一顶叫阶级斗争熄灭论，一顶叫唯生产力论。在任何非民主制度下，完全奉献的爱就会被当权的个人主义者所误解。对于家庭，仅仅是他或她个人品尝苦果，对一个团体就是全体成员了。事实上，我被排挤后，他们就没有剧本了。宣传队最主要的节目就是一个歌舞，《满怀激情迎九大》。歌词是这样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紧张地排练着，穆嬢的意思是在九大召开的头一天为全手工业局演出。可是穆嬢失算了。 1969 年 4 月 1 日，在没有通知什么时候开九大情况下，突然北京的代表毛主席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在晚 8 点的《新闻联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那个时候由于生产的破坏，缺电，我们县的街灯一律停了。我记得喇叭里宣布这个消息时，已经是暮色苍茫。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上街，忙着去叫人。当我叫周莉莉时，她已经睡了。十分钟后她揉着眼睛出来：正在好睡，你这个小军犯把我吵起来。军犯是我们那里善意骂人的话，不过带有承认对方有些彪悍的意思。她毕竟是个孩子，那年，她不满十三岁，睡不够。我们集中到了手工业局，宋队长已经准备好了汽灯，大家草草画了妆，来到了大街上。小敏是报幕员，她突然发现：不对，我们的节目是《迎九大》，现在九大已经召开了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说：唱满怀激情庆九大。小敏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她领舞的演出了《满怀激情庆九大》。在我们节目演出一半时，发电厂恢复了供电，原来机器是良好的，就是煤不足，一直准备着九大一开就发电。 4 月 24 日，九大闭幕了，会议的公报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这个公报发明了一个模式叫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一个人的名字放在还有：以后，就是打入另册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同学开玩笑，都会说：还有：俞八斤、还有：丁莉莉，这就是俞八斤、丁莉莉是落后份子。对了，有人问我怎么会记得当时的会议公报，呵呵，山人只有妙计，通过 google 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网站呗！我找到的网站，这些公报都有，不过，可是，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没有林彪的《政治报告》。林彪的那个报告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 1971 年传达：这个报告是康生同志起草的，林彪合同陈伯达搞的报告是宣扬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林彪就在会上唸了一下，由于他不懂，唸得结结巴巴。现在的说法是陈伯达起草了个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报告，毛看都不看，让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写了《政治报告》，陈伯达哭了。林彪站在陈伯达一边，所以在会上故意唸得结结巴巴的。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的报告，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也没有发下来批判过。不过林彪的《 571 工程纪要》放下来过，那时候我已经是知识青年了，人手一本。剔除林彪搞政变的宣传性文字，关于他们的经济政策可以从《 571 工程纪要》看出一些：要与苏联秘密谈判，整合苏联，要举行中美谈判，和平共处。要搞民富国强，承诺解决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问题，承诺解决冻结工人个人工资问题；批评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大约也是陈伯达的经济政策。当然他们未必能够实现，可能是欺骗性的，但是这些内容，应该比康生、张春桥起草的政治报告更贴近中国的发展问题。在经济思想上，林彪还提出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是比罗默、卢卡斯更早认识到人力资本作用的。据钱伯城 2008 年 8 月 29 在《作家文摘》的文章，陈伯达还在 1965 提出在中国重点应该抓电子工业而不是以钢为纲，这是后来的后发优势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5 年陈伯达、林彪撰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就是毛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如果毛泽东当时头脑清楚，采用这些经济政策，还有刘少奇的一些政策，他就可能再次振兴中国。可是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就被不断的吹捧了，从人民大救星，到第三个里程碑；而这个第三个里程碑正好是林彪吹起来，林彪不信奉 X 管理理论，但是他信奉 Y 理论。他不是请君入瓮，而是落入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陷阱。毛泽东自己越来越以为自己光光光光光昭日月了，所以他越来越犯错误，这次毛泽东犯了他一生中的毁灭自己的错误，这是独裁制度的宿命。顺便说一句，后来有本书叫《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我认为是本伪书，因为书中所有政治事件，基本上是按文革后的官方说法的，其余就是中国明代中后期千篇一律的艳情故事了，死无对证的。现在不清楚的是，周恩来当时对这个政治报告的意见，周恩来有什么经济观点。这个医生对这一类关键性的被政府回避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也许周恩来根本就不认为政治报告是个了不起的东西。会后，谁理睬？闲话少说， 1969 年围绕文化大革命的走向，爆发了继续革命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争论。孰是孰非，现在就不用争论了；不过在当时，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说法的确得到了我们县老百姓的拥护，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带着它的血与火：手工业局的各个厂，开始定生产计划了；各个人民公社，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春耕；县拖拉机修理厂，造了辆汽车；县化肥厂，生产出了碳酸氢铵；县水泥厂，生产出了高档水泥。主要的是，我们县的中学，开始录取我们这些 1966 到 1969 年小学毕业生进入中学的工作，虽然当时盛传我们 66 级小学毕业生，也就是 69 级初中生，进入中学就要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九大从 4 月 1 日开始以后，我们就这样重复地演着那些简单的节目，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欢乐的气氛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前些日子站队划线、清理阶级队伍的痛苦。我看到爸爸笑了，虽然妈妈这时已经下放到了农村。一天，我看到了张 XG 先生，他的妻子扶着他出来散步，身体很虚弱，显得又高又瘦，一副充满沉思的样子。我没有见到过李 HC ，马 XG ，他们不久前他们到了五七干校。至于周县长，连他的消息都没有。不过尚登高我知道，他的女儿当了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对了，杨康朋落实政策放回来了，在公安局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从 4 月 7 日开始，我们的宣传队就开始了走乡串寨，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我们县的地貌基本上是喀斯特地貌，二叠纪的石灰岩，层厚，戴维斯地貌第二期，中山地貌，所以山势比较陡峻，在这种地貌条件下，宣传队要走乡串寨，我们就得背着行李翻山越岭。我是孩子，被安排在前面带队，后面跟着莉莉和小敏。这样我们走得慢，也不会掉队。每天站队，我们三人都是住在队伍的左端，因为流行的是稍息！立正，向左 ~ 看齐！出发后，大人们总要背些道具，我们不用。不过作为男孩，我挎着个毛主席头像，用铁皮做的毛泽东头像，毛的头像被嵌入在一个鲜红色的太阳模型中，直径约 45cm ，比我身体宽的多。我用红布带把毛主席像挎在脖子上，下面有两个把手，扶着。两个小美女跟在我后头，现在想想，好风光啊，像了领导同志了。可惜当时太小，并不懂得欣赏她们的美丽。不然我也可以学屠格涅夫写小说：我没有初恋，我一开始恋爱就是第二次。我们宣传队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华侨农场。在华侨农场，省里办了五七干校，都是昆明的干部，牵儿带女的，来了不少人。省里的干部，见过大世面，演出那晚我们很紧张。在演出《满怀激情庆九大》时，唱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您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要做花儿开放的样子，一个女演员向后倾过渡，在舞蹈中栽倒了，她是领舞的，糟了。小敏很快地冲出对列，放声高唱：毛主席亲手来掌舵，亲手来掌舵，马列主义来武装，来武装。合唱变成了童声领唱，而这个女演员翻身带领大家做了个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的样子，顿时赢得了一篇掌声。那晚，我与莉莉演出的《老两口学报告》，也赢得了掌声，不过我感到别人更多的是冲着孩子演老两口的幽默来的：老头子，嘿，老婆子，咱学的是那，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继续革命朝前走。两个童声唱着。人们其实并不关心演出的内容，而是毕竟欣赏了段文艺。不过说起来丢人，我在后来的一次演出中，一次摸一摸自己的胡子，胡子就掉下来了，招来了宋队长好一阵批评。初战告捷，我们到农村宣传了。在农村，我们去到的生产队一般只有一个生产队的公房，叫队房，这样整个宣传队男男女女只能住在一个长条房子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队的穆嬢总是让我的铺和莉莉的铺，铺在中间，莉莉的那边一般是小敏，因为我们小。我们的外侧分别是男队员与女队员。那时候容易入睡，晚上演出结束，我倒头就睡，一睡就着。有一次，几个男队员开玩笑说：小伙子，你不要半夜起来起夜，回来钻在莉莉和小敏中间。我说：我不会起夜。他们全笑了。又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富裕的生产大队，好像叫他官坟大队，这个大队很有名， 1958 年大炼钢铁时，曾经有 5 个小高炉，还修了水库，所以饿死不少人。不过现在好了，大跃进时修的水库发挥了作用，给我们吃的粮都是大米，没有包谷面，还有几片腊肉，所以大家修正一下了。由于人们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就是只图过舒适日子，所以人们已经习惯把休息或者改善生活叫修正一下。修正那天，大家在水塘边洗衣服，莉莉见我笨，帮我洗了衬衫领，因为我洗不干净。一个队员说：昨晚钻错帐子弄脏了吗？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有个队员冲我笑着说：哦，钻错了，没有弄脏。我说没有钻错。没想到他接着说：还说没有，昨晚我听见你说，挤，挪挪，挪挪。莉莉一下就哭了，我气极了，朝那个队员冲过去，一头把他撞在水塘里。穆嬢知道了，批评了他们。不过他们也得到结论，我们太小，不适合在宣传队，至少那个艺术负责人宣传这个观点。这是我这辈子遭到的的第一次清洗。大约 6 月份，从乡下回来，我和莉莉都离开了宣传队，小敏没有走，因为她是台柱子。离开宣传队后我与莉莉再也没有说过话。 1981 年我从上海回家，在一个长途汽车站见到莉莉，她已经出挑为一个秀丽清纯的女青年，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一对大眼睛象两湾清水，丰满的胸脯洋溢着青春，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跟着她。我们都互相认出对方来了，我们四目相张，但是我们仍然沉默着，直到汽车达到我们的县城也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回上海，买不着票，回校晚了。同学戈说，总不见侬回来，阿拉还以为侬找到女朋友好白相了。我脸红了。我没有初恋，我一开始恋爱就是失恋。 1969 年 9 月 1 日我们按照带一部《毛选》，挑一副锄头、畚箕的要求，我在小学毕业后三年进了中学。进了中学，小敏与我一个班，莉莉在另外的班。不久，一些军工厂来招工，莉莉去了工厂。我因为妈妈的问题，小敏因为她爸爸问题，没有资格到军工厂，就留下了读书。当时是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都认识到读书不仅无用，而且会招招来横祸。那时候大家也是想着能就业尽快就业，读什么中学。就象今天的大学生，能就业尽快就业，读什么研究生。按照这个逻辑，我的表哥小坤，没有读书，报名下放当了知识青年，一个没有进过中学大门的 69 级初中毕业生。我一直认为他比我有科学天分。一个本来很有科学才华的人，被岁月毁了。妈妈去世那年我回家，听说莉莉下岗了，小敏大学毕业后到了昆明工作，现在是个处长。小坤哥哥自己开了个小印刷厂，他来祭奠妈妈，说了些他打算发明的新想法。听了小坤哥哥的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毕竟不是爱迪生时代了，重要的发明要靠集体的力量，要靠知识的积累。他的孩子进了警官大学，因为就业好。我想进工学院多好啊！科学网总有一些人批判民科，民科惹谁了？你知道民科的苦吗？我的三个侄子，都是加州大学毕业的，有个还是医学博士，我的一个侄女今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最出名的那个学院，可是我们整个家族都知道，在我们所有表兄妹中，小坤哥哥的聪明是无以伦比。还是想一想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民科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32 年了。中学生了，我的孩子时代结束了。我的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等待我的是一个中学生的艰难岁月。（全文完）庆祝九大的游行。由于疏散了城市人口，参加庆祝的队伍显得稀稀拉拉。尤其是大中学校学生已经送到农村去了。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9446 次阅读|7 个评论

妈妈的劫难：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20: 热度 2 王铮 2008-9-5 23:29; 妈妈的劫难文革中斗争人的场面，能够准许摄影的是相对文明的情景。请注意那个男生的脚是踩在被斗争者背上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自杀的高潮，一个是“50天”斗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时，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跟随党走的知识分子，是这时候自杀的，他们是按照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自杀的。另一个是革委会成立后的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各种各样的人自杀的都有，他们则往往是活不下去了而自杀。也许我妈妈的故事能够给出一个案例。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头上落”，在中国一次次运动中，这句话成为了真理。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加任何派别，可是按照当时的说法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妈妈被揪出来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说，文化大革命用的是筛法，什么东西都得被筛一遍。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政策是“（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 所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毛泽东的政治名言：“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换言之百分之五的干部、群众是坏的和比较坏的。当时云南有 2300 万人口，百分之五正好是 115 万。谭甫仁这个人的数学一定很差，他还以为他的 100 万继承和发展了最高指示呢！不过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如此紧的谭政委，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为什么能够做她的专用厨娘，令人生疑。要完成一百万指标，妈妈这个出身与地主家庭的人是在劫难逃了。妈妈姓邵，邵家在我们县是名门望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什么都指挥。按照县志说的故事，明末的时候，有一年北方来的军队要通过我们县到昆明，他指挥自己的部队抵抗三天，他的部队已经伤亡殆尽，抵抗是没有可能了。这时，对方下令破城后要屠城，除非他出去领死，他选择了后者。我不清楚的是，这件事是李定国的部队抵抗吴三桂的大军，还是吴三桂的部队抵抗清军。估计是前者，不然不会记录入县志，而且都指挥是明朝的官员，最低三品。在南明时只要有军队做个三品官是可能的。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们县的县志。当然某些县志由于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记录并不正确。我曾经被邀请对古北口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我让他们带我到古北口抗战的战场去，因为古北口抗战是有名的。据说那里有抗战纪念碑。结果我到了纪念碑前，它原来不是纪念抗日战争的，我很失望。作为望族的邵家，到了外公一代，已经分了许多支，外公家这支衰落了，但是名声很大。于是我外婆的父亲相中了这个忠良之后，把外婆许配给了外公。外婆姓段，妈妈说看她家的家谱是大理段氏一支，曾经四次封王，我不知道是大理国封的还是明朝搞统一战线封的。反正外婆的嫁妆使得他们家殷实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外公得了痨病，就是肺结核，在那个时代是富贵病，很快就把家资耗费光了，以至于妈妈的四姊妹中，只有妈妈上了小学。后来由妈妈供养，四阿姨上了中学。外婆一个生了六个孩子，可是两个男孩都病死了，外公早死，外婆领着四个女儿过日子。外公死的时候拉着外婆的手说：一定要供一个孩子上到大学。外公说你陪嫁的首饰，任何情况下不能卖，要等着孩子上大学用。外公是长子长孙，本身是单传，没有男丁，家族的要剥夺她们居住主房的权力，外婆宣布，她的女儿全部出嫁后，将把家族中最小的孩子过继作为继承人。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是恒舅舅。可是过继一直没有完成，因为四姨没有上大学，妈妈坚持不出嫁。“放炮仗那年”，为了供养四姨上学，她不与外婆同住了，一个人与两个女伴，我的王大姨妈和万姨妈，三个奉行独身主义的女青年出来租房子自己开缝纫店，为了独身，她们都宣布带发修行，作信佛的居士。妈妈离家了，恒舅舅就开始帮助外婆做些力气活了，外婆是大家闺秀，也辅导恒舅舅学习。对了，什么叫“放炮仗那年”，就是 1945 年，庆祝抗战胜利，老百姓放了许多鞭炮，老百姓就把它叫“放炮仗那年”了。 1948 年四姨放弃考大学，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这件事让望子成龙的外婆完全是失望了，她一气之下卖了首饰。这时人民战争已经节节胜利，有个地主卖地，外婆买了 5 亩地，这样他就成为了达到最低标准的地主。妈妈说，本来只有 19 亩地，达到 20 亩才可以算地主，可是让别人斗了两次，她就多认了 1 亩。土地改革，妈妈与他的姊妹成份定为“手工业户”，也是土改积极份子。恒舅舅的成份跟了他的父亲成为了“城市贫民”。后来参加了志愿军，到了朝鲜，似乎还立过三等功，参加了共产党。揪斗妈妈的背景原因是恒舅舅。恒舅舅由于是一个退伍军人，到过朝鲜战场，立过功，思想活跃。 1966 年开始，他被工作组揪了出来，后来就造了反，参加了“一指”，就是“炮派”。做了镇革命委员会的炮派代表。由于后来不积极，也没有参加武斗，历史上又有战功，但是所以揪斗他有些困难，但是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要求，又必须找理由把被定为保守派的炮兵团成员赶出革命委员会。镇“八二三”的头子，就是那个揪斗我们那个小同学妈妈的李 ZY ，决心揪斗恒舅舅这个阶级敌人，获得立功机会。他咬定恒舅舅是过继给外婆的，可是没有证据。于是李 ZY 想了条计谋，揪斗了妈妈。妈妈那天在上班，突然李 ZY 带来了几个人，说：“邵小秋，你这个地主份子，现在让你去交待问题。” 小秋是我妈妈的名字，因为她是中秋节生的。如果不是 1949 年的革命，妈妈将像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总是匿名生活着，随便有个符号就行了，革命给了中国妇女独立的地位。请问在你们家，现在谁的地位最高，革命是不是到了要解放家庭妇男的时候了？可恨最近几年，妇女的名字似乎又成了多余。叫柳琴的，喜欢说“叫我小琴吧”，酸溜溜的。妈妈平静地解释说：“李同志，我不是地主，我成份是手工业。”李 ZY 说：“你妈是地主，你不是地主，谁是地主？你妈家没有人了，你们不继承这个成份，难道让我们镇的阶级斗争熄灭吗？你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绑起来！”就这样，妈妈被绑走了。有些文化大革命过来人，不理解为什么刘少奇现在有很高的威望，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刘少奇说，他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无论真假。阶级斗争熄灭理论，一度是多少中国人的希望啊。毛泽东成就了刘的历史英名。对妈妈的第一次斗争是在一个小屋子的，妈妈被蒙上了眼睛，吊了起来，打她用的是竹子。打完以后，妈妈被解开了眼睛，妈妈没有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是她的好姐妹万，一个已经被揪斗的炮派成员，我的万姨妈。万姨妈说：“二姐，李同志说了，只要你揭发小恒是过继给你妈的，你就没有事了。”妈妈说：“叫我坑人害人，我不会！”万姨妈又劝导了会，妈妈说：“万妹子呀，我们过去都是信佛祖的，共产党来了，我们破了戒，嫁了人。可是我们不能害人啊，观音菩萨看着呢！”没有等到万姨妈作声，李 ZY 就带着几个助手冲了出来，“邵小秋，你还宣传封建迷信！”妈妈骄傲的说：“叫我邵琼珍，从参加革命起，我就叫邵琼珍了。” “你他妈还摆功，你参加的‘边纵’，不是真解放军，是国民党云南特务计划。打耳光，万 ** ，你也打”。几个人上去打了妈妈的耳光，万姨妈没有动，李 ZY 说：“万 ** ，你的阶级立场呢？打她。”万姨妈在威逼下，上去打了妈妈几耳光。后来我知道，当年四姨参加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疆纵队后，妈妈到游击区找到了四姨，劝她回去读书，没有想到，他被四姨说服了，当了共产党的交通员。为了避开国民政府的注意力，游击队就称他琼珍二姐，解放后妈妈就用这个名字了。若干年后我问妈妈，你为什么会让四姨说服了，妈妈说：“旧社会压迫妇女，裹脚、不让读书，没有婚姻自由。当官的还草菅人命。” 妈妈被绑走后，职工们给我家报了信。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去找了他的朋友“八二三”的邹司令，请他帮忙。邹司令说：“我问问。” 余参加革命，凡四十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我问问”乃昔日好友今日领导者之友好托词，此后则石沉大海矣。第二天晚上，妈妈被叫去开会，我跟着到了会场，进了镇政府大院，妈妈就被吊起来了。这次吊人是用铁线把手指捆住吊的，同时被吊的有还有万姨妈、恒舅舅以及其他七八个人，镇政府的大院房梁上，吊满了人。我看着李 ZY 让人把妈妈吊起来，忍不住地说：“不要吊我妈。”李 ZY 说：“你要当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抓起来！”我忙说：“我是真‘八二三’！”的确，我在最后参加的战斗队是“八二三”。靠我是真“八二三”，李 ZY 是后来参加“八二三”的，他们没有动。妈妈赶快叫我“滚回去”，隔壁的小樱姐姐赶快拖着我走，看着那些人凶神恶煞的，我心里有些怕，就被“拖”回去了。那天晚上，他们的确没有打妈妈，不过给她穿了件麻布衣服写着：“地主翻案份子”。回到家全家都埋怨我，小叔叔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你找死。我都不敢作声，你还八二三呢？你算哪个八二三？早就不参加了。”小叔叔也是属于“八二三”派的。妈妈当天回来了告诉爸爸：“他们就叫我咬小恒，让他继承妈的成份。”爸爸说，你咬了吗？妈妈说：“妈当年奈不住打，就多认了一亩地，害了多少人。我要咬了小恒，他家一大家子人，怎么办？说我是地主，反正查无实据。再说孩子的成份是跟着你们王家的。”爸爸叹了气，没有说话。那天晚上我一夜难眠，除了后怕，想了很多。群众专政就是考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自动达到了一种状态” 吗？这不是恩格斯的学生的话吧？为什么妈妈或者舅舅不继承地主成份，阶级斗争就熄灭了，熄灭了有什么不好，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阶级吗？消灭了还斗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这我，直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才豁然开朗。我的答案给出在我写的小册子《区域的管理与发展》中。简言之，我认为那时为了社会稳定，确定了有四个社会阶层，干部、工人、农民和一个贱民阶层——地富反坏右。政府要用这个贱民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来警告其他阶层。 1958 年的大跃进失败后，经济困难，这个结构越来越暴露出众多的问题，社会的有序运行出了问题，各个阶层生活艰难，可是又得积累资本工业化。怎么办呢？刘的“形左实右”是想进一步细化各阶层，并且扩大贱民阶层，从而挤出利益来保证干部阶层利益从而保障社会精英的创造力，他领导的“四清”运动和主持制定的 1966 年 7 月 14 日发出的取消大学考试，大学入学采用推荐制就是一些措施。毛的“反修防修”想法是通过制止干部阶层扩张，利益均匀化来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同时加大对贱民的打击来威胁挑战者解决社会矛盾，这样通过“艰苦奋斗”也就是林彪批评的“国富民穷”来实现工业化。但是，毛的办法形不成精英创造层，他的经济活力不大。林彪想补充两个领袖的，他不断地推出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这些英雄人物想引导社会。在一个物资贫乏又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试图建立工业化的国家，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呢？在 19 世纪形成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知识框架内，他们的确没有找不到更多的方法，在斯大林主义模式下，他们也不能相互取长补短。林彪在 1966 年前还没有地位。在 1966 年前，所谓“刘少奇比毛泽东还左”，实际上是刘更急于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了精英阶层的重要性，不过他想“保护一小撮”干部及其子女利益，导致了“打击”包括旧精英——知识分子在内“一大片”。毛和刘都需要阶级斗争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暴力。不过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暴力专政时期相对比较短。妈妈就这样被经常吊打，后来万姨妈揭发说：“老邵告诉我，共产党不让我们信佛陀，赶快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万姨妈被“解放”了，妈妈的罪名变成“企图复辟封建迷信地主翻案份子”。在那些日子里，小樱姐姐成了我们家的通信员，她每次都去参加斗争会，不久她说妈妈被用荨麻枝打，荨麻打人后，它的毒刺会长期使人痒痛。过了几天，小樱姐姐有告诉我们，妈妈被倒吊着，用铁线扎在由于过去裹脚变得畸形的脚趾，上衣服下落，露出了乳房，他们用烟头去烙妈妈的乳头。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使我认为，在人性的野蛮被唤起后，会激起某种性残忍。晁夫人被农民抽打乳房、十一姨被要求交代性交次数，都是用冠冕堂皇的阶级斗争思想，激活了人的兽性的结果。妈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批斗”着。毛有一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是乐的是他个人，苦的是全国人民。在这种困惑和恐怖中，我读了一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企图寻求一种答案。这时我想起杜勒斯的话，所有列宁的话必须经过斯大林重述才是真理。一种好奇心和对恐怖的潜在反抗使得我想看看没有被重述的话。然而当时读马列的书，实际上是恐怖已经深入了我的细胞的反映。我的精神实际上也出了问题，自我发明了些仪式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出门，就会向对面的毛主席像敬礼，起床，就要向毛泽东像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1968 年，当时很多人就在恐怖下变得“忠心”，在忠心下认可恐怖，甚至参与制造恐怖。应该说李 ZY 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的家庭历史、他的保皇派历史，是悬在他头上的剑，参与制造恐怖可以带来他的安全感。人类通向奴役的路，是每一个个体都企图找到对自己最优的状态导致的。每个个体无合作地追求最优，往往达不到最优，达到的平衡态，可能是总体最劣的，因为纳什均衡存在多个平衡态。 1969 年初的有一天，妈妈问我：“我知道你读了许多书。你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革命委员会会把我们怎么办？”我想到了电影《列宁在 1918 》的列宁支持农民杀死地主的一段台词，想到《列宁主义问题》，斩钉截铁地说：“把你们全杀掉。”没想到妈妈突然起来撞墙，她说：“你也盼我死，你也盼我死！”我吓坏了，幸好小婶回家，拉住了她。我想妈妈可能希望我给点安慰，因为她相信我读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有她的希望，她还相信马克思是他的救星就像1948年她第一次知道马克思一样，可是我没有找到，我让她失望了。“清理阶级队伍”时很多人的自杀，可能就像我妈妈一样，对社会的绝望。为了回答妈妈的问题，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研究”第三次大战了。可能潜意识我希望研究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胜利，妈妈得到解救。仅仅在一年前我还是个希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全人类的少年英雄，革命改变了我。所以后来我的“研究报告”被老师发现后，我最害怕的我的研究结果被发现，因为研究的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武器落后又不能打人民战争。我推测像“炮兵团”这样的群众，不会参加人民战争，不会给解放军运军粮、送情报。而且“八二三”还要分配一部分人来监视“炮兵团”，打仗的人手不够。不过我想我还是会去打美帝国主义，因为外婆把我从小就教育为爱国者，只是我不想解放全人类了，就想死，逃脱爱国与现实的矛盾。死的确是容易的，那是快过年的一个晚上，妈妈又被揪斗了，小樱姐姐来说，妈妈被打死了。“他们第一次打死大妈，喷了水，大妈活过来。他们就接着打，要叫大妈认恒舅舅是过继的，说认了就没事。有人拿了张纸拉着大妈手盖个指印。大妈缓了神，要他们松开捆绑绳索，说要看看那张纸，添点揭发材料，大妈把纸接过来，突然撕下按了手印的半截，一下就吞到肚子里。李杂种火了，喊着：‘反动透顶！反动透顶’，拿起个棒棒打在大妈头上，大妈吐了白沫，倒在地上。他们喷了两次水，后来到了一桶水在大妈身上，也没有醒过来”。小樱姐姐把李 ZY 骂成李杂种了。爸爸不在，爷爷、奶奶带着我们全家去了，妈妈他在地上，浑身湿透，一些人说，没有气了。奶奶跪在地上，喊：“小秋，小秋，醒醒，你醒醒，我们都来了，你睁开眼睛，睁开吧。”可是妈妈始终没有动静。这时候李 ZY 已经跑了。爷爷骂了：“李 ZY ，你这个杂种。你爹当年就是游手好闲的，老子当年在农会，还救过他，你是忘恩负义的狗。”看着这种情况，同时挨斗的原副镇长老王来劝：“三大爹，救人吧。”爷爷说：“怎么救？从满清到新社会，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打人的。国民党的罗镇长，也不敢这样打人。人交给你们了，我们走。”说完拖着我们就走，奶奶没有走，仍然在那里呼唤着：“小秋，你醒醒！小秋，你醒醒！”我看见旁边的人在悄悄擦眼泪。我不知道这是那个人是否正在与什么孟夫子“其乐无穷”。这时正好爸爸来了。爸爸二话没说，他背着妈妈就往医院跑，半路上小叔叔出来了，原来他怕说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敢进镇政府，半路上换下了爸爸。来到医院，正好值班的是我四叔，他一边安排抢救，一边说：“哥，好了。住了院，他们就不好来斗了。” 妈妈打了强心针，住了院。在抢救中，爸爸守了她三天，不停地叫他名字，三天后妈妈苏醒了。我没有这个爱情经历，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有没有“感觉”，也许他们来不及感觉。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爸爸受了冲击，妈妈为爸爸去顶罪，救了爸爸。他们是夫妻，更是患难与共知己，尽管他们不时地发生争执。后来我进了中学，我有一个老师，参加抗日远征军的，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斗啊，打啊，传说他妻子也打他耳光。这个“反革命”老师现在不能上课了，他在看门，住在门房，每个假期都和我们劳动改造，我跟他在劳动友好起来，渐渐我对他妻子，也是我的老师陈老师形成了不满。他有好几个孩子，病了，我只见他小女儿去送饭，我就觉得这家人怎么只有这个小姑娘有人性。后来因故我与母亲谈到这件事，妈妈说，陈老师才了不起，她把痛苦埋下去，不离婚，扛其一家人的生活担子，这才是真正的共患难。我想，我妈妈真正理解这个老师的，可是这个革命，把人都革了忍辱偷生了；“反革命”是不是……，唉，不敢想，想不得。准确地讲，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我不时地见到妈妈莫名其妙地发爸爸的火，爸爸总是忍受着。爸爸说：“你妈文化大革命脑子受了伤，我得让这她。她不向我发火，向谁发？”爸爸从来没有一句恶言，而是为他的发火寻找理由，帮助她化解火气。 2001 年后，妈妈骨折而瘫痪了，爸爸每天用推车推着她上街，上野外，无微不至地服侍她。妻子有时候对我说：“你们老王家的秉性，怕老婆。”怕老婆，这里包含了多少爱多少宽容啊。有人说一个能做蓝颜知己的男人是男人中的精品。我说能够忍受妻子莫名其妙的火气而爱她做她的知己的男人是男人的绝品。四叔说得对，镇革命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揪斗妈妈了。妈妈在医院里过了春节。 1969 年的春节，对许多人来说，是抱住求平安的心情放了鞭炮。那时有幅大标语，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我特别喜欢这个标语，因为再不胜利，不知道还要消灭多少敌人。不过最后的胜利来得太迟了。胜利后，还有三件事我想交代一下：从此以后，妈妈就成为没有成份的人， 1972 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 1975 年我被推荐上大学，都因为妈妈成份不清楚，搁置了。 1977 年，真正胜利了，为了考大学，我改了名，为的是避开妈妈这个成份不清的问题。那年，我考上了大学，高分，不过某个省委书记S的女儿看上了我读的专业，我被替换了出来，第一轮录取已经过了，……。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许多下层的民众怀念毛泽东的问题。 1977 年万姨妈来向妈妈赔礼道歉，万姨妈说：“都怪‘四人帮’。”爸爸说，别理她。妈妈说：“都怪‘四人帮’。”奶奶说：“偏偏正宫娘娘死得早，西宫娘娘心眼坏。命啊！不要怪谁了。” 1987 年，妹妹是医院的超声波大夫。有一天李 ZY 来医院做 B 超检查，值班的是妹妹。妹妹认出了他，找个理由离开了。当她得意洋洋地把这种事告诉妈妈，妈妈当场发了火：“一个医生，哪能不给病人看病？！你要约他重新做。”妹妹后来约了，不过李 ZY 一直没有来。1990年代时，听说他害癌症死了。妈妈是 2006 元旦去世的，为她送葬的人，整整排了一条街道。恒舅舅的女儿们用鲜花为她做了个花圈，写上：姑妈是我们的骄傲。左起我，母亲，女儿，父亲，2001年，春节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8502 次阅读|11 个评论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9: 热度 1 王铮 2008-9-5 00:16;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没有能够脱离中国文化，请看那个“囍”字。让历史的车轮转开一些吧，岁月在武斗中流失了，人们已经厌倦了这场革命，就像经过明末起义、清军入关，人们已经疲倦了，吴三桂的叛乱即使真有正义性也没有人响应。只要能生存，大家就不想反抗了。那时候父亲厂里来了许多象我这样的小学毕业生，都是手工业局人员的子女，女同学一般来做女红工，我帮助父亲打理门市部。我本来是在药材公司切药的，因为我笨，在药材公司切药，两次伤了手指，我自己解雇了自己，不然就伪科学了。 1968 年 3 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据说有位将军评价杨成武上将，当总参谋长，天天跟着毛主席，却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还能不倒？这时大字报说，对于总参谋长人选。毛主席问林副主席，让谁来来。林副主席说：“让广州军区的黄永胜来代。”毛说：“为什么要代呢？就做正式的。这个人是武汉军校的，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上的井冈山。”我看了大字报，悄悄对世哥哥说：“毛主席不信任林副主席。”世哥哥说：“你有什么根据。”我说：“当年韩信让人来找刘邦，请封他做假齐王。刘邦露出了不高兴，张良踢了他一脚，刘邦改口说：‘怎么要做假齐王，要做就做真齐王。’”世哥哥说：“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历史故事的。林副主席就是韩信。周总理就是张良。”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走来，他说：“就怕是比干。” 周总理是比干，这大概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失望、对江青的气愤，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对周恩来担心。 8 月 13 日，云南省及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其他主要负责人还有周兴、陈康、段思英、徐学慧等，黄兆琪、方向东都成为了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庆祝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电文中数次提到我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的名字，名字后面还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字样。特务这个字样很重要，炮兵团支持的赵健民不仅没有加入革命委员会，而且被指控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我们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武装部长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尚登亮成为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邹司令、钱司令都是副主任。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流行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开始还配合跳“忠字舞”。所谓“忠字舞”就是在毛泽东像前挥动“小红书”，作一些蹲马步的动作，有点全民健身运动的特点。父亲的老厂长又自发地发挥了领导作用，每天领着大家“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汇报时总是要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老三段和最新指示，问题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越来越多，汇报一次就要十多分钟，不仅如此，成年人一般都背不下越来越多的最新指示，厂长就想了个办法让象我这样的小学生一起来。这时还流行动不动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风气，虽然没有后来的相声那么夸张，不过有点那个气氛，这是我买过春节时，我买毛泽东的图画做年画的情景回忆：我：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嬢嬢，我请五张毛主席的画。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请哪几张？我： 5 号， 8 号， 13 号，还有毛林周那张，娄山关那张。请注意，买毛主席象叫“请”，整个过程就开始使用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歌颂语录，不是始终使用的。这段故事听起了很幽默，实际上幽默里透着恐怖。 1971 年后的一度说法是谭甫仁是林彪的人，现在好像不这么说了，说他是唱着《国际歌》找到红军的，甚至说他是受“四人帮”迫害，被反革命份子枪杀的。我想就不要糟蹋《国际歌》，抬高四人帮了。有一点已经清楚，谭是被昆明军区保卫部门保卫科长枪杀的，那是一个夜晚，这个人先跑到谭的小院，来到谭的卧室，发现谭不在，枪杀了谭的妻子，接着杀人者又找到谭未婚的小姨妹的房间，谭逃了出来，去叫警卫员。而这时候警卫员正与谭家的女厨师睡觉，这个厨师是前国民党军官的美丽的姨太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能够留在新政权中将的家里作厨师，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她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而且一定是谭本人同意的。我们将看到谭的阶级斗争意识是很强的。警卫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不敢开门。谭被凶手枪杀了。在一个孩子指证凶手后，谭的小姨妹也指证了凶手。暗杀的原因据说是这个保卫科长担心自己的家庭历史被发现。这种说法你信吗？我宁愿相信是情杀。不管真相如何。在这个故事暴露的当时的男女关系，说明毛的革命派的生活可能比刘的走资派的生活更为糜烂。谭在云南主政三年，还作了三个贡献，第一是围垦滇池，加速滇池的富营养化；第二是强令“小麦下水田”，结果由于生长季不够，导致水稻没法下种。第三是强令“水稻密植”，由于通风不足，导致水稻减产。当年，我们县有个生产队长由于知道“小麦下水田”不行，种下了蚕豆，谭在我们县开了现场会。那年我已经进中学了，我们中学的同学都被拉去开了现场会，他宣布，那个生产队长是现行反革命。蚕豆的种子，从这个生产队长家扣除。生产队长被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留下来饿肚皮。对了，还有个事情， 1970 年 1 月 5 日 1 时 00 分 37 秒，玉溪市的通海发生 7.7 级地震。震中烈度 10 度。受灾区有建水、峨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倒塌房屋 338456 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 32.1% ；死亡 15621 人，占灾区总人口的 1.3% ，其中 90% 为农民，重伤 5648 人，轻伤 21135 人，死亡大牲畜 16638 头，经济损失达 38.4 亿元，就是这个谭甫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提出不对外公开地震消息，不要全国救援，坚持自力更生抗灾，地震发生后，给灾区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 http://cn.bytravel.cn/art/ctt/ctthddz/ ）。仅仅因为周恩来的坚持，才派出了医疗队。当地震通过民间渠道传来消息传来，我们县有人要给通海的亲人打电话，被告诉地震把邮电局震了掉到地下，打不通。 1970 年，我的一个同学李抗美在寺庙里写下一句话：“谭甫仁是云南人民的罪人。”他自己当了现行反革命不算，他父亲也被拘留了。还好不久谭甫仁就出事了。这是后话。我所以把谭甫仁的故事在这里叙述，不是为了声讨他，而是说明一个事实，谭甫仁与云南省前负责人相比，无论是毛的早期干部阎红彦，还是类似刘的走资派赵健民，在人品和能力方面的差距是惊人的。作为一个军人，他完全不适合主持政务。谭甫仁的故事表明，经过一次次运动，中国权力阶层已经人才凋落。流行的毛泽东胸章。你能想象这是7.7级地震的救灾品吗？谭一上台，就开始找炮兵团派的岔，方向东忍无可忍在会上说：谭政委，要一碗水端平。谭说：怎么端平，一碗水从来就是端不平的。谭甫仁说得对，在没有民主决策程序的基础上，两派在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只有一边倒。而为了一边倒，必须“拉一派，打一派。”孟夫子两千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在现代需要搞个“修正主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投其入宗派。没有宗派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谭甫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按照康生认定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开始在云南大革命“清队”了，或者说“清理阶级队伍”。过去说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印证了个疾风暴雨，炮兵团派的所有人员都成为了清查对象，这场清查完全是“八二三”派对“炮兵团”的“清剿”。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站队划线”，“炮派”的人，队站错了。从哪里说起呢？先从我们家说起吧。在下面的叙述中，请原谅我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写一写当时的东西。大叔叔是“一指”的，就是“炮派”的，他因此是被清查的对象。小叔叔是“八派”的，准确讲他先是“一指”，但是后来由于拥护尚登高，转向的八派。云南有一个炮派“起义部队”，叫炮兵团第三司令部，简称“炮三司”，他就属于“炮三司”系列的。我们县上的“炮三司”司令好像就是高中生“小邓拓”。由于是起义人员，他们实际上只能自保。世哥哥是“八二三”的，所以他下放当知识青年的地方，相对好一些。我们家族的大哥，是昆明医学院的，由于是炮兵团的，他被下放到福贡县。福贡县你不知道，怒江州知道吧，福贡县是怒江州的，坡陡、水急、日照少，土地没有平整的。大叔叔，就是那个被工作组揪出的“黑帮”、“牛鬼蛇神”，现在他又开始当“阶级敌人”了。过去的牛鬼蛇神现在变成阶级敌人的有税务局的丁叔叔、百货公司的寸阿姨。平时我总觉得他们是笑咪咪的好人。大叔叔们的战斗队所有成员全部被揪斗了。他们战斗队的成员，被押着一个一个村地批斗。所谓批斗，实际就是吊打。吊打他们的绳子是自己买好的。他们把它系在腰上。常见的绳子有三种：皮绳，昂贵，牢靠，一般不长，在干燥时容易扯断；棕绳，较廉价，牢靠，长，韧性好；草绳，廉价，脆性。对了，你猜对了，捆人是采用棕绳的。捆人的捆法，一定不像电影里捆的样子。捆人时先把两个胳膊间穿过，收紧，把两个手肘扯到一起，这当然要两个人按住被捆绑者，另外一个用力扯绳子。接着打好结，然后把剩余的绳子套到脖子里。我真佩服我们中国人这方面的发明，这样被扭曲的手动一下，绳子就勒紧脖子让你喘不过气来。你想自由呼吸伸一伸脖子，就把手臂和胳膊扭曲得更厉害。我不知道这种绑法叫什么名称，就叫“对肘绑”吧，当然还有一种捆绑叫五花大绑，就是常见那种。后来还出现一种绑法，是把两个大拇指从身后捆在一起，叫“拇指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才发现，“四清运动”发明的“喷气式”是一种文明了。我又想起那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话：“刘比毛左”。不过毛的斗法比刘的残忍。金庸说中国的政治家谁残忍谁胜利，这就是证明。被捆绑的人一般都要被吊打。大叔叔挨打时，忍不住会“哎呀哎呀”地叫，他的一个同事，叫周发明，就是当年大叔叔出“地下杂志”的主编，他被吊打时，从来不哼一声。吊打他的人，改用棘条抽，火链烫，他也不吭一声。老百姓背后都说他是一条硬汉。斗人的大会，一般有农村的支部书记主持，所以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农村的支部书记，我一直不愿意与他成为朋友。除了吊打，另外还要游街。我就叙述一场游街的场面吧：那是 1968 年国庆节，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每一个人的节日，按老百姓的说法，“八二三”押着“炮兵团”游街了。走在前面的是周县长，李 HC 和马 XG ，他们由于参加了“一指”成为了伸进群众队伍的黑手，排在前面。他们的头上带了乌纱帽，剧团的人说，这个纱帽系紧了，压迫血管，人会昏迷。可能是对干部优待，他们是五花大绑的，不过腰后绑一根木棒，手被竖起绑在上面，手上涂了黑油漆，说明他们是黑手。在他们的脖子里，用细铁丝挂了一个大磅秤的大约 5 公斤重秤砣，秤砣上面写个字：印。意味着他们夺了无产阶级的印。他们几个都是代表炮兵团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对了还有“一指”战报的主编，中学老师夏，他脖子里被跨了一个大喇叭，足有 10 多公斤。跟在几个“黑手”后面的是一般的“一指”干部，他们被用“对肘式”捆着。身上的黑牌写着相应的罪名。黑牌不是木牌，而是磅秤的秤盘，是我抬不动那种，估计有 20 千克重，这是粮食局在斗争人时发明的。 20 千克的铁牌被直径 3mm 铁丝穿好挂在脖子里，说明当时的铁丝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人的脖子有很好的承载力，不知道 731 部队有没有实验过。挂着黑牌的人，一般来说，走一步用膝盖顶一下黑牌，这样会松弛一些，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连续四五小时的游街，我不知道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忍耐力。这些游街的人，由一个拿锣的人带队，每走几步，带队的敲锣，喊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好！”后面游街的一起跪倒，自己呼道：“我们牛鬼蛇神跑不了！”不过,跪倒也好，这样他们可以歇一歇，就是挎着 20 千克钢板再站立起了很困难。这就是辩证法。那时候我作大夫的大爷爷、二爷爷都去世了。有一天晚上，李 HC 妻子跑到我们家对我爷爷说：“三大爹，有没有什么中医方子吃下去能够让紫血散得快些？”爷爷给了她个方子，说：“土改的时候有人用过，不过那时候没有磅秤、铁丝。”然后反复交代，被打了千万不要喝生水，不然就会血脉出问题。一定要在家里凉好开水，让他回来喝。这种中医方法，不知道算不算伪科学。李 HC 决不是被斗得最重的一个，虽然他被送进医院抢救两次。我见到的最严重的是张 XG 先生，就是我们县那个大学生局长。我是在医院见到他的，那时候我妈妈也被打伤了在医院住院。张希纲局长站在了“一指”，“炮派”，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快就被揪斗了。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躺在医院的，医生手忙脚乱你在走道里抢救他。一个护士说：“身上都用熨斗烫坏了，就找不到一块好皮，从哪里输液？”大夫最后在头上找到了输液的地方。这时的张 XG 先生是昏迷的，他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头上和脚上在输液。他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旁边哭，怀里抱着个孩子。张 XG 先生最后被救活了， 1978 年后，他当了县长，我们县成了全国闻名的水利先进县和教育先进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象邓小平，也思考过这场革命。寸阿姨的揪斗波及到我们家。一天爸爸急匆匆地回家，带着怒气，冲爷爷问：“爹，你帮百货公司小寸藏了东西？她都交待了，交出来，不然要抄我们家。”爷爷说：“她放这里的。”他从我们家的破柜，据说是爷爷妈妈的嫁妆里取出了两个包袱，递了出去。跟着来的一个年轻人吼了一声：“跟我们走一趟。”爸爸慌了，说：“我爹太老了，你们饶了吧。”没想到爷爷找了个拐杖，慢慢说：“我去！我反正半截在土里了，阎王也等不得了。”他走了出们，风吹着他的白胡子，脸上带着一种轻蔑的笑。百货公司来的几个人看看是一个白胡子老人，互相看看，走了。爷爷生于 1897 年，那年 71 岁。从革命的意义看，爷爷是个落后份子。读了不到两年书，由于他父亲的去世而失学。 11 岁起，就帮着他舅舅挑担子。 1950 年后，由于爷爷是个贫困的小贩，小时候有读过二年书，识字，参加了农会，是会计。它是第一个送儿子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可是在农会不久他就退出了，他讲他的故事说：“开始还好，商量分田、烧地契。后来，农会干部整天就商量着拉人来打，要“挖浮财”，或者拉地主家的女人来斗着摸摸，不作正事。申大公司，什么都捐给抗美援朝了，就留了一个金拖拉，是他当年定情用的。结果发现了，就把他拉来打，上老虎凳，当天夜里就上吊了。我看不下去，就不去农会了。”申大公司是我们县的一个实业家，他在 1949 年前就资助地下党，土改化的成份是开明地主兼资本家。当革委会的要带着爷爷时，我想，我爷爷已经对一度给他带来解放的大救星彻底地失望，他是不是想起他的邻居申大公司。 1968 年，失望已经弥漫在 1949 年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心头。我前面提到的一个人物还需要提及，县剧团的祖道哥哥，他被揪斗了，可能文化局的人相对文明，他没有达到殴打住院，不过被下放到农村了。县剧团被解散了，因为无产阶级不需要演“封资修”的人。该死，一个大人物没有被回忆，就是赵忠富伯伯，赵司令。一天他们家门口被贴了一幅大标语：坚决毁掉狗司令的坟！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原来工农一司的“受蒙蔽的群众”，来到了赵伯伯的满地，用炸药炸了他的坟，把他的尸体浇上汽油烧了。赵伯伯的儿子，他好像有五个儿子，躲在一边，等到“受蒙蔽的群众”离开，把骨灰和坟土堆在一起，坐了个新坟。后来兴起了高级领导人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赵伯伯可是领先他们的。象赵伯伯这样的工人， 1949 年前他们受资本家欺负， 1949 年后成为了模范工人。如果没有一次次运动，他们决不会成为造反者，而是在那里生儿育女，生产劳动力，奉养着他们的领导。按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中国就是要大量生产廉价劳动力，他们现在已经批评邓小平计划生育政策，埋怨不能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润。赵伯伯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英雄啊。可怜赵伯伯这种中国的勤劳的、廉价的劳动力，被人愚弄，死后也不得安宁。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理念不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有人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管理上，恐怖的斗争，公开侮辱的“杀鸡给猴看”，对于完成一个目标，的确一抓就灵，可是他却会造成长期的组织伤害和创新力的枯竭。德国人熊彼特认为他的同胞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对了一半。他的同胞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动力而不是自发发展的，不过这个动力是创新。熊彼特的理论后来被发展为进化经济学。不过我认为他的同胞阶级斗争是动力在更大时间尺度上是正确的，不过不能在管理程度上来个“千万不要忘记”，“一抓就灵。”真是天才地创造性的全面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后来看到的一些材料中，有人报道被揪斗的人送进医院医生不抢救。在我们县，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是被医疗的人，好了一些，就可能被第二次揪斗，例如李 HC 先生。我看到一个哲人说，战争是荒谬的东西，它一边把人损伤，一边把人救活。岂止是战争呀。特别要说一句，据说周发明叔叔在被斗争中的坚强，感动了他的恋人，后来他们结婚了。真是患难见真情啊。世界上的友谊一种是同欢乐的，一种是共患难的。许多人同欢乐的对象与共患难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因为共患难者一般不会陪你玩、逗你笑，两个人“找不着感觉”。所以不能把共患难说成是利用，在患难中的人没有那么市侩，没有这么多利益考虑，反而是同欢乐的，倒可能有利用的成分。不过人们容易记住同欢乐，因为他们分享了幸福，那怕是虚假的幸福，反正跟着感觉走。谁愿意去回忆自己的患难的痛苦呢？人类的这个情结，导致了人类总是找不到诚挚的爱情。我见到过有些男青年，总是埋怨自己的恋人跟着老板跟着权贵走了。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同欢乐的感觉呀，其实难道青年人自己没有人性的弱点吗？所以，周夫人、周叔叔，你们是人中龙凤，我向你们致敬！其实我认识的一对院士夫妻，据说也是在“斗争中”发展了爱情的。本文开始提到的杨成武将军，夫妻志同道合，白头偕老，数十年患难与共，幸福的走完了金婚的道路，成为了人间佳话。不过我不希望人间发生那么多共患难，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同欢乐吧。不知道是不是假仁假义。千真万确，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太脆弱了，它还是需要共患难的，比如全球气候保护问题，还是全世界国家共患难吧，不要说“我没有感觉”。走过了金婚之路的杨成武将军夫人赵志珍，向自己的亲爱的将军丈夫告别。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8356 次阅读|3 个评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8: 王铮 2008-9-4 11:2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著名的江青讲话。发表这个讲话时，陈伯达在场，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江青的讲话，没有经过毛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武汉事件后，毛可能一度想通过民兵组织挑战军队，他有些信不过军队的那些老家伙。实际上，江青后来一直这样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要调整自己，就任由社会去大辩论了。武汉事件，向社会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有了枪杆子，你就有发言权。所以各个支左的进一步支持自己认定的左派。这时各地进一步分化形成的两大派分别成立了自己的“武卫队。”“武卫”这个名字来自江青的讲话，大字报上与“小将”心连心江青是这样说的：小将们，听说你们被打了，我都流泪了。……，小将们呀，你们要文攻武卫。 7 月 20 日，江青发表了他关于文攻武卫的著名讲话。后来江青的话成为她挑起武斗的罪证，应该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江青挑起武斗的动机，而且很难想象没有经过毛的同意江青会发表这样的讲话，然而如果没有两个的派对政权的渴望，武斗是挑动不起来的。 1967 年 9 月 3 日，我们县的造反派开始抢枪了。抢枪的是“一指”和曲靖的“八二七”合谋的。实际上与武装部关系好的“八总”先行已经在一个区武装部抢了抢。 9 月 3 日那天，“一指”与武装部、机场部队举行了“拥军爱民”大会，武装部的人几乎都出来了。事后听到故事是这样的：在大会开会高潮时，钱司令给武装部杜政委和机场部队的首长送上锦旗，上面写着毛泽东的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时慌慌张张地跑来了武装部的干事，他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跑上台：“报告杜政委。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曲靖来的。”钱司令喇叭里一喊，保护武装部去，“一指”的人马就跑向武装部。杜政委象一根木头式地站着。那天我在家里看小说，大概是《东周列国志》之类。突然见到许多人从我们家门口从过，我们几个小孩为了看热闹跟着“一指”的大人跑到了武装部的门口，他们都冲进了武装部，我也跟着进去在站在仓库外面，这里聚集了许多人，绝大部分是我这样的孩子，没人管。在武装部里，“一指”的人搬运着各种武器，轻机枪、半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他们跑着，唱着，来回搬运着。由于我在仓库边，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一个我认识的叔叔，制鞋厂的工人，是现场的指挥，搬运是有序的。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个同学，绰号“小头”的，也加入了搬运的行列。我在外面站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武装部上了“一指”的当。抢枪的第二天，“小头”见到我，突然拿出一个左轮手枪来炫耀，昨天抢的。我说借我玩玩，他说不行，租成。我问多少钱一天，他说两毛。我只有两毛钱，只愿意出价一毛一天。他同意了但是只能从第二天开始，因为他还没有玩够。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付出了两毛钱，现在我可以拥有一支真手枪两天了。我拿着租来的手枪，高兴极了。想象这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我怎样地成为英雄。那时候的孩子都知道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盼望这做成为解放全人类的英雄。后来我还写了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进中学后，让地理老师发现了。他有一次讲课说有个同学，一点地理也不懂，还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羞得无地自容。左轮手枪有个特点，一动搬机，上面的子弹轮就会转，特别适合做玩具。不过我们没有子弹，不能真打。我差不多玩了一个整天，在爸爸妈妈下班前，把手枪藏到了鸡窝里。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小头”就找上门来了。原来他有手枪的事，让他的舅舅，就是那个指挥抢枪的叔叔知道了，责令他马上交出来。我无可奈何地把枪从鸡窝里拿出，没想到鸡哥哥不帮忙，已经在上面拉了许多屎，弄得我一手的。没有办法，只好从井里打了桶水冲了冲。我陪着“小头”把枪还了他舅舅。“小头”的舅舅命令他还我钱，“小头”说昨天已经把二毛钱买四只冰棒吃了，没法还我钱。他舅舅挺爽朗，给了我一毛钱，说：“你们两个找死的，真枪你们也敢玩。”离开了这个叔叔，我对“小头”说：“我请你吃冰棒。”他说：“真的？你不怪我？”我说：“你舅舅说得对。再说你还请我啃过你的梨。”他说：“好，要牛奶的。”那时候冰棒全国统一牌价，水果味的 4 分钱一支，牛奶味的 5 分钱一支。虽然便宜，但是牛奶一定是没有变味的，水一定是烧开过的。不像现在， 5 元钱一支雪糕，不知道是不是自来水“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还是回到武斗问题吧。对于武斗，手工业局的岳叔叔和晁叔叔一次在我们家有段对话：岳：江青同志叫你们文攻武卫，你们倒好，去进攻别人。晁：毛主席说，只有有效地消灭敌人才能成功地保卫自己。岳：他们是敌人吗？晁：你忘了那些当权派在整我们黑材料是哪个不是当我们敌我矛盾？ 1968 年“清队”时，晁叔叔被他们攻克的那个据点的 M 村来的两个农民打了，半年躺在床上不能动。打人的事发生在手工业局的机关大院内， M 村农民来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把他叫来，农民把晁叔叔用皮条捆了就打。威胁着要把他拖在马车后带走。打他时，他的妻子跑过去抱住他，那两个农民的马鞭抽打在晁夫人的衣服上，一下就把衣服扯开，她的胸脯、后背露出雪白的肉，肉里沁出了血。她仿佛不会疼痛，死死地抱住自己的丈夫。由于这个女人的勇敢，她的丈夫最终没有被两个农民带着。那两个农民的凶相，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的最凶的，他们毫无人性的打着这柔弱的女人，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兽性的笑。在阶级斗争的框架里，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们，被逐步极化为敌人了。武斗双方，都看见对方是阶级敌人。 “九三”抢枪后，“八总”就退出了县城，但是差不多到 1968 年年初的时候，“八总”的队伍突然进驻了县城的县委招待所和县政府大院。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枪，在县委招待所楼上和县政府大楼楼上都架起了机关枪。“一指”也集中了他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农机厂和一中。不过县城基本上为“一指”控制的，我们手工业局就进驻了“一指”的武卫队。在手工业的大门口，修了一个碉堡。进驻城里的“八总”，总是派一个老太太出来贴大字报，她是副食品厂的工人，做“太和豆豉”的师傅，手艺好，所以没有人惹她。我这个人喜欢吃“太和豆豉”，写到这里，口里就“生津”了。一天晚上，我想我们的县志应该记下这一天，不然就是历史的残缺。半夜里，突然两派的大喇叭都开了。“一指”的放着炮兵团战歌，“八总”放着“八二三”战歌。它们分别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 “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麦贤德光荣入伍保卫海防。”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一指”战士在拖拉机修理厂制造的土坦克掩护下，向县委招待所发起了冲锋，招待所房顶的轻机枪哒哒哒响起来，象光荣入伍保卫“海防”。我家在进攻的路线边，我禁不住好奇心打开了家里的窗子，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家里的楼上，可能露出了灯光，啪啪啪，一梭子冲锋枪扫来，幸好破“四旧”时，我们家用土基挡了木结构的墙，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救了我”。我家的窗子是木格的，通过木格我看见土坦克笨重地前进着，由于拖拉机的前面焊上了钢板，视野不足，一个人在前面指挥着。后来听人说，他在朝鲜战场炸过美国坦克。县委招待所方向枪声响起后，县政府方向也响了枪，远远看着有火红的火舌，不过是朝天的。大约一个小时后，枪声稀了，《王杰的歌》唱得更响了，我知道县委招待所被攻克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一些小孩就冲到了县委招待所，好奇的转着。招待所的墙被土坦克撞开了，“一指”战士就是从这里冲进去的，不过土坦克也“阵亡”了，它在退出战场时撞在一根水泥电杆上，被电杆砸坏了。我进了招待所院子，抬头一看，正面挂的毛泽东象鼻子上被一个子弹穿过，这是那张毛泽东带着红袖套向红卫兵招手的像。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见“一指”战士押着一个人来，他哆嗦着说，他说自己是个农民，被蒙蔽了。他被押走了。几天后听说这个人被处决了，因为他是一个当权派，当了个小小的权，是某个供销社主任。而且他是掩护招待所的“八二三”撤退的，冲锋的炮兵团战士就是他开枪打死的，不知道真伪。关于这个人，我爸爸厂里的人认识，据说是个人志愿军老战士，不过当了官，硬叫一个小姑娘嫁给他。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说他被“一指”的剥了皮； 1978 年“斗争三种人”，说剥皮的事是造反派污蔑老干部。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国的历史总是被改来改去，结果最终伤害了中国民族。李翰祥在《火烧圆明园》中把 2000 多年前吕雉的残忍搬到慈禧身上，结果外国人问中国人怎么在 19 世纪还这么残忍？我敢断言剥皮的事是肯定没有，因为 1968 年也没有找到证据。不过他的确被折磨死了。招待所被攻克了，现在就只剩下县政府了。县政府房顶驾着马克辛重机枪，而且修成三个碉堡。“一指”的土坦克没了，一时也不敢进攻。这天，“一指”从军工厂请来了一个老志愿军爆破能手，他指挥着两个“八二炮”把县政府房顶的三个碉堡都打了。可惜我不在场，听“小头”说的，他说：“真神，一炮一个，一炮就打进碉堡口，就见冒烟。”我问：“人呢？”“炸死了。”不过没有听说哪边死了人，不知道死了人没有。对这个过程，“小头”吹牛了。实际的情况是“一指”也就开了三炮，炸了一个碉堡，因为没有炮弹。那天夜里，枪声又响了，鉴于上次挨了一梭子的教训，父亲已经禁止我观看。第二天才知道，“八总”昨天撤退了。自然我们这些孩子又涌到了县政府。我们去时，到了县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现在已经是一片狼籍了。这个房子窗外是一条小路通到县政府后门，有一条条床单打了结从两个窗口伸到小街上，据说“八总”的阻击团队就是从这里撤退的。我从楼上看见一队农民从走过来，他们扛着毛主席像。他们三人一行，手中没有任何武器。突然一声枪响，前排左边的一个青年倒下来，他的血从腰间涌出来。他试图站住，用手中的毛主席像撑着地，可是很快他倒下了，他的血流在毛泽东的头像上，毛的嘴上、左眼睛上，染满了鲜血，我看着有些恶心。后来队伍乱了。我至今不知道这支队伍是哪个派别的，他们赤手空拳的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开的枪。后来听说他肾脏打穿了，牺牲者的小名叫保小狗，不知道大名叫什么，或者他没有来得及取个大名就牺牲了。保小狗的姑妈被找到，是我妈妈厂里的工人，我叫她保大姨妈。保大姨妈后来在“一指”胜利大会上拿着小狗哥哥血染的裤子控诉了“八总”的狙击手，小狗哥哥那年刚定了亲。没想到 1968 年，“八二三”被定为革命派，保大姨妈被“八总”的人斗得死去活来，被开除工作。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活到 1978 年。就在保小狗牺牲的那一天，“一指”的人也在县政府抓到一个人，是昆明“八二三”派驻我们县的代表。不过他没有被处决，相反他与看管他的“一指”女战士好上了，上床了，现在想想他一定是大帅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女战士被揪了出来，要她交代腐蚀八二三战士的过程。她在斗争会上被要求交代第一夜作了几次爱。她说一次，立即有人呼口号：“不老实交代！”，于是作爱被承认二次，仍然是口号：“ *** 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女战士突然昂起了了头，趾高气扬的说：“我们那一夜做了四次爱，后来他不行了，不然我们有第五次。我爱他！他爱我！要不要交代怎么做？你们不就是想知道吗？请把捆我的皮条松开，我慢慢讲，比划着讲”。她这么说，弄得斗争她的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们单位的头李是爸爸的朋友，第二天，李对爸爸说：“你们那个老十一，太不要脸，我们没有办法了。”爸爸乘机对李叔叔说：“这样斗她，她乱讲一气，你们公司太丢人了，别斗了吧”。李叔叔听进去了，结果她戴了个女流氓的帽子，不再斗了。这个女性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我叫她十一姨，远近闻名的美女，真的很美，像个波斯人。因为他爸爸是地主兼资本家，妈妈可能是小老婆，远地方嫁来的。十一姨高中成绩不错，可是他们家是地主，她没有能够上大学，而且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她中学的恋人上大学后抛弃了她。同样，因为家庭出身，她的弟弟也没有能够上大学，她的小妹妹，小时候曾经组织我们自己编排节目的，后来嫁了一个山区的农民，听说被丈夫打残了，服毒自杀。实际上，十一姨一直期望着一个王子来救她。可是她的王子没有出现，“我爱他！”是她对生命的呐喊。可是她实际上没有爱的权力，那个“他”只是因为她的美色走进了她，没有敢爱她，充其量是游龙戏凤，她只能永远做“灰姑娘”，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王子如果选择灰姑娘自己就会变成贱民，祖祖辈辈的贱民。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一样，这就是那个“阶级斗争”的逻辑。十一姨后来远嫁了，找的一个矿山工人。看电影《手机》我就想到她。现在我一想起他，就觉得她是女英雄，就在那个时代，我也觉得她是个女英雄，因为她不怕挨斗，挨打了不叫，穿着牛鬼蛇神的麻布衣服，她照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这样，十一姨用自己的追求，重申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力。是的，她选择了性来表达自己，可是除了性，她有别的表达权力吗？因为别的表达她没有权力。所以我一直痛恨那个“八二三”，痛恨不负责任的男人，痛恨玩弄别人感情的人，不管它是男人还是女人。我想十一姨是另一个性质的遇罗克。我的印象中，“八总”撤退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县城，直到革命委员会要成立前。 1968 年初“一指”对“八总”的一个农村据点 M 村发动了进攻，“一指”占领了这个据点。不过“一指”的农村巡逻队被“八总”伏击过几次，好像还打死了两人。这样，“一指”就收缩在城里了。 1968 年仍然冲突不断，不过，我估计我们县上的武斗死亡人数不会超过十个人，不像后来一些夸大的材料。不知道后来有人统计没有。对于武斗，有两件事我始终难忘：第一件是赵伯伯的长子（也许是次子），不知道是那派的，在一个大电站工作，他们的一派被另一派打垮了，后者得到了解放军的支持。他们为了逃命，翻越了雪山。他们讲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逃命时，孩子冻死在山上， 1969 年后，还有几个妈妈到山上找孩子的尸体。另一件事是关于我们一个邻居的。这位老人的儿子是个煤矿职工，一天突然逃回家里，老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公安局，因为他儿子是“滇西挺进队”的。“滇西挺进队”是当时对是炮兵团的一个组织指控，他们主要山东来的工役部队组成，当时的说法他们从昆明出发，沿途以武力支持滇西地区的炮兵团派。在禄丰，就是那个出恐龙的地方，被中央下令围剿了，被称为是“反革命匪帮”，不知道人们寻找侏罗纪恐龙时，是不是还会想起这些冤魂。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煤矿工人，他逃回了家，可是中央已经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爸爸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了革命委员会。这些事件表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派实际上已经被他们信仰的人抛弃了。围剿“滇西挺进队”的是野战军，指挥围剿的是一位少将。杀鸡用了牛刀，不然吓不住猴子。 1968 年，政治家为了全国大局有了新的衡量，在军队内，武汉事件的挑战，在党内，举行党大会思想的威胁，在社会上“杨开慧侄子”的思潮，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天平。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有五个层次，如果考虑政治家的情况，就需要大大的修改了，至少要添加组织责任感。当然不同政治家有不同的考虑，它是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的产物。 1955 年前后毛泽东曾经提出自己想辞去中央领导职务，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赞扬他是华盛顿，黄炎培还写信劝他不要退。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成为华盛顿，我想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和阶级斗争的组织文化，马克思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专政。我当知识青年时，农民说， 1967-1969 ，农业收成很好，因为没有人来指挥他们怎样生产了。实际上，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包产到组，大家积极性高。 1970 年，农业一学大寨就完了。谁会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被农民否定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农民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武斗中的俘虏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8380 次阅读|1 个评论

军代表来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6: 热度 2 王铮 2008-9-2 00:10; 军代表来了文革宣传画。这幅画表明，军人意气风发地走向各个领域。记得是四月份，军代表来了。不过，早在 2 月份，解放军就接管了公检法机关。我的一个小朋友的爸爸范是武装部副政委，他担任了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公检法的任务主要是执行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 简称《公安十条》 ) 。这个文件规定，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但是没有考虑他们互相反对的情况。后来发生的事情，按这条标准，两个人都是反革命。有些回忆录说当时还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的条款，我不记得了。不过敢反对中央文革的一定以反革命罪论处。因为“二月逆流”已经让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这个文件的执行力度如何？杨康朋就是根据这个文件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的。许多反革命份子被枪毙了。记得我们的邻县，一个 4 岁的小孩去拉屎，他爷爷用报纸给他擦了屁股，这个爷爷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看看报纸，报纸上正好有毛泽东照片，于是这个爷爷和孩子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8年，有一位光学家对我说，千万别让外国人知道这个故事，因为别人只会说我们野蛮，我憋在心里30年了，让我们向他们哀悼。后来党中央评价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军管会就这样带着血腥走来了。这样的一个开始，对于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挣脱出来的民众，是怎样的呢？我没有听人议论过，他们不敢议论。但是恐怖的气氛为后来的武斗奠定了基础。《公安十条》营造了践踏生命的气氛。三月，为了先声夺人，县上的一些组织成立了 1.21 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为了纪念 1 月 21 日的胜利，赵忠富伯伯成了总指挥，一个高中生钱 DF ，成了总政委，后来因为赵伯伯的去世，钱就是司令了，这个组织，简称“一指”。剩下的组织，多数是当年“八八兵团”的，针锋相对，成立了八五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八总”。“八八”到“八五”，三天之差，便是了与刘少奇的势不两立。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不过他是以中学的八二三兵团和医院红医兵为骨干的，都是老造反。“八总”的总政委也是一个高中生，姓邹，我不知道司令是谁，可能也是他，他经常到爸爸的服装厂门市部来，开始是了解工人的思想，后来成为了我父亲的朋友，有可能因为他正在追的女孩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老朋友。“红医兵”的一个头做了“副司令”，她是个美丽的护士，可能因为美丽，后来被揭发她有许多情人，不知道真伪。因为中国总有一些不甘心睡在穷人被窝里的潘金莲，但是中国过去也有个传统，为了把人搞臭，传她个“男女关系”，一招致胜。不过现在不行了，对干部不行，因为他们已经普及了情人，没有人理会，没有几个情人，哥们看不起他，他难啊。在海南岛我听过一支歌，是《济公》改的，叫《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三个老婆不嫌多。北京一个，深圳一个，正宗那个在美国，正宗那个在美国。”这就是现在的“裸体做官”，可怜了北京和深圳的这两个，出了问题，都说情妇把他害了。这就是中国女人的命运。但是，诸位看官，这一招对大学教授还有效，复旦大学就给出了一个证明。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要求作为社会道德楷模的，虽然现在随便一个长就把不当官的教授唬了团团转。幸好高级知识分子找不到美女情人。实际上给他们作情人的美人儿会羞愧。做了平民知识分子情人，别人不是笑话她荡，而是笑话她不划算。你要是当个什么长的，你试试看，一见钟情的。不是人贱了，而是社会彻底商业化了。总有些人埋怨武松，如果他接受潘金莲的爱情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潘金莲逃不脱社会的宿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造反组织在容纳保皇派的同时却开始剔除“右派”、“坏分子”。我知道的梁叔叔、尤伯伯被他们的战斗队剔除了，右派份子的一度解放很快就过去了。爸爸参加的战斗队，也没有敢接纳 1960 年声称彭德怀没有错的工人张叔叔。现在看来，这种剔除，实际上使得各组织缺乏了思考者。在剔除思考者后，为了“三结合”夺权，各个造反组织争先恐后争取干部参加自己的组织，“八总”争取到了尚登亮，也许是为了感谢“八总”前身对他的死保，“一指”急了，赶快争取周县长县长，虽然他们过去是“仇”深似海。不过这个“争取”好像到七八月份才下定决心，因为周实在不怎么受造反者欢迎。我有个印象，我的一个亲戚，农业机械厂的工人，有一次说，周县长被分配了跟他做徒弟，“我让他先学着修打谷机机，因为就要用了。”特别要说一句原来的工作组负责人李 HC 、马 XG ，参加了“一指”，县委委员农业水利局局长，一个可能是我们县科级干部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张 XG 参加“一指”。因为他们会思考，他们后来的命运催人泪下。为了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各个造反组织纷纷争取模范工人参加自己的队伍。就像清代要找朱三太子，夺权的联合需要个头，而这个头应该有社会契约产生，可惜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传统只有对正统的认可，于是争取先进人物进入白热化。我的岳父，是某个大铁路局的模范工人，抗美援朝立过功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搬道岔，他就是被争夺的对象。他怎么模范？他的模范可以从下面的故事看出。 1985 年我与他的大女儿结婚，举行婚礼那天，我与叔叔到他家去接他参加婚礼，可是他就是拖着走不走，因为当天在他在过组织生活， 15 ： 00 时我不得不走了。下午 16 ： 30 ，他显得有些“立场不坚定了”，支部的同志一知道他显得焦躁的原因，一致坚定把他赶走。三个小时后，他乘车赶到我们举行婚礼的礼堂，喝了两瓶二锅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岳父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可是模范工人，“三结合”不可少，两派都要争取。妻子讲了个故事， 10 岁的她是半个李铁梅，每天都要拾煤渣。有一天，晚上回家，突然有人用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说把这信给你爸爸。一个十岁的女孩，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家，把信交给了自己的父亲。信上写道：“如果不参加我们的兵团，就杀了你的娃。”这样，我未来的岳父参加了“八二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作为模范工人进了铁路局的革命委员会。当了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岳父，做的第一件是就是带头把妻子和孩子下放到农村去，因为毛主席这样号召。这件事成为了孩子们批评他的永远理由。我有次劝道家人，这些模范工人不就是上层安排来作示范的吗？你们别以为真的让你这个工人阶级去领导一切的。恋爱时，我问未婚妻：刀架在脖子上的那天晚上有没有吓哭。她说没有。湖南人的性格，沉得住气。妻子的老乡，湖南人毛泽东在 1967 年的冬天和春天也沉住气，让自己唤来的冬风和春风翻来覆去地横扫全中国，这样中国好像出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自由选择。现在夏天来了。夏天伴随着军代表来了。隶属空军的军代表宣布我们县“一指”是“左派”，“八总”没有被定个名分，于是，什么“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八总”没有革命的资格了。这样，“代表大会”开不起来了，左派与右派坐不到一个会议室。所谓革命的大联合，崩溃了。不久“八总”反击了。他们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武装部认为他们是“左派”。“八总”杀回来了，他们要求展开“代表大会”讨论夺权问题。“一指”开始摆出老资格，掌握的权力怎么让人分享？没门！由于两派都有后台，结果两派就互相指责起来了。指责在升级，负责“支左”的军人，被不同的派别指责着，也被调查着。武装部的范副政委，被“一指”炮轰了。不久支持“一指”机场部队指导员赵，也被“八总”炮轰了。赵指导员，虽然官小，就是不承认“八总”也是左派，没想到他的上级表态支持昆明的“八二三”，他的命运是退伍。现在“八总”是双重左派了。“一指”急了，要求武装部承认自己也是左派，可是武装部干部躲着他们。直到那个曾经为陶铸说好话的人发现了武装部的杜政委躲在一个阁楼上。这个政委手里握一颗钉子，可能是插门的，被人咬定准备伤人。不久武装部的上级云南省军区承认“一指”的上级组织炮兵团是左派，杜政委在压力下，代表武装部宣布承认“一指”是左派。现在想来，赵指导员和杜政委的事，反映了当时军代表的尴尬。他们在当地，有自己的利益主张，可是他们的上级有上级的主张。“支左”，把军队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军队介入政治的支左也导致了社会分裂。造反派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了，各地造反组织为了生存，纷纷与省里的组织联系，实行“革命大联合”。“八总”的领导人似乎比“一指”有头脑，他们联系了云南最主要的造反派“八二三”，当然他们本来就是“八二三”兵团为核心的，于是他们改成“八二三造反总部”，仍然叫“八总”。“一指”显然是一个有些混乱的。在昆明他们参加了炮兵团，可是他们又参加了地区的“八二三”分组织——“八二七”，可能他们觉得自己与昆明八二三一样是“老造反”。不管怎么样， 1967 年上半年，我们县的造反组织在军代表分头支持下，他们分裂了，代表大会没有了。现在只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他们的斗争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殊死搏斗的继续。”其中的一派后来被康生指责为执行国民党在云南的特务计划。作为孩子，又没有事，爸爸说他小学毕业就挑担子当小贩，要我出去找些活干。当时，一般工农家庭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我找到的活计是修路，作为打工仔，我的任务是挑土。由于人小，我挑不动较多的，一天我只能挣九毛钱。我的世哥哥、小坤哥哥，他们能够挣一块二，我特别感到丢脸。有一天，在修公路时，我担起了土，让装土的女工再装，她们说不行了，你挑不动。我更感到没有脸面，我说：“不！装！”。畚箕的土被装的尖尖的，我站到扁担下，有些挑不起，我咬咬牙，奋力一挑，“咔嚓”一下，我的腰椎骨错位了。我留下了残疾，从此有点驼背。在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我的背让我失去了许多机会。 1996 年我在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时，有个叫大侠的后裤包里经常装着本武侠小说的人物就坚决反对我，理由之一是我申请的课题关键词叫“区域（经济）动力学”，他认为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他问经济的质量是什么？区域的加速度是什么？理由之二是，我有点驼背，“我们到底要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代表科学家？”他大约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美，比冯小宝还美，比安德海还美。每想到这里，我很感激我的妻子选择我做了丈夫，而不是利用我挣工资。哈哈。当然这也给妻子带来了些失望。 2001 年 4 月，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交了辞去地理系系主任的报告。妻子说：别人去三年当个所长，房子有了，绯闻也有了。你倒好，两年下来，房子没有挣得，路费贴不少，连绯闻也没有弄个，说明长得太丑，给我丢人。你们可能看我博客的照片还达不到“我很温柔”的水平，要知道，照片往往具有欺骗性，而且照片中的我放得很小，叫做回避。那年头就出了许许多多支左解放军爱护老百姓的照片，信不得的。不过那天他们开了我一块二毛五分，比世哥哥和小坤哥哥的高了五分钱。骨头出事后，爸爸不催我干活了，我继续读我的书。对了，到三四月份时，我还看了两本重要的书，一本书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写的，好像叫《认识共产主义世界》，因为封面被扯走了，一本是恩格斯的学生考茨基的，好像叫《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第一本中，杜勒斯提出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模模糊糊地记得他阐述了自己的道理，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一定会被利益腐蚀，最初的革命者死亡后，他们那些享受利益特权的后继者会选择经济上更有效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本中，考茨基论证，马克思只是偶然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状态，是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后由于无产阶级数量的众多通过自由表达形成的一种政治状态。这些书过去是封闭的，是保密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人管了，一般老百姓反而看到了。人生识字危险始呀。当然，我还背下了许多宋词，从唐诗、宋词到毛泽东诗词，可惜我不懂平仄，所以写格律诗，蒙外行行，让行家一看：你那是顺口溜。那时候我爸爸在服装厂门市部，一次我帮爸爸顶班，手工业局的军代表找到我：“听说你看资产阶级的《红楼梦》！”“没有，我是看歌颂土改的”。我把正在看的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递给他看。他说：“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做无产阶级接班人。”我当场给他背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军代表无话可说了。可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崭新的阶段是什么？军代表这个武夫不知道了，林彪这个军事家也说不清楚，陈伯达想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说： NO ！你是伯因斯坦的“唯生产力论”。康生、张春桥说清楚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此，许多革命者最后在继续中被淘汰了。林彪躲着说，继续革命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他只落得“遗臭万年”了，象他的前辈伯因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一样。共运史上的这些名字现在太多了，以至于后来的人没有功夫记得他们了。我有一个聪明的女学生，有次我问她，听说过“叶群”这个名字吗？她说知道，“给我们上过《数学建模》？”弄得我一头雾水。另一个男生告诉我，师妹把大师兄乐群当叶群了。07年，她问为什么要回忆文化大革命，都 41 年了。我想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和发展道路，就难于把握宏观管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发展经济学了。历史在流动，按照温特和纳尔逊的理论，历史在进化，客观地讲，继续革命也是一种进化方式。不过它选择进化总是变异而且锁定在一种“专政”的路径上。事物不能总是变异，总改革，要变异，也要继承，要改革与稳定结合。毛泽东似乎不完全懂这一点。他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其实，没有立，破了还会恢复，因为文化锁定其作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只破不立文化锁定的东西。有没有人想立呢？有。可惜他们充其量这是杨开慧的侄子，不是杨开慧的儿子。不知道怎么立的毛泽东，按照他的爱国主义逻辑，最终锁定了斯大林主义道路。列宁有句话，文化大革命是很流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想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且形成大众决策状态，也是一场革命，有需要理论。考茨基的理论不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看过吗？反正我看过，这辈子我至少看个三遍。不知道算不算洗过脑。在毛泽东后来推荐的几本书中，这本书是最容易读的。在 1967 年，无论我们的中学生司令还是象我叔叔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造反者，我没有见到谁去读关于民主、行政与经济制度的书。我的叔叔，那个小学老师，他只能看到唐诗宋词，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认识的赵伯伯，他本来就是工人，本来就不看书，做了司令，更不看书了。文化被革命了，谁去思考我们这个理想的冲突：人民“当家做主”的民粹主义的理想政治状态与在物质贫乏下维护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利益的实际经济选择，在二者之间能够寻找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吗？存在考茨基说的无产阶级大众意见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吗？当然有人思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姓王的学生就思考了。中国有个现象，物理系的学生总是思考政治问题。据说， 1957 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划出的右派最多。这个物理学家，没有去思考当时热门的李群和统一场，哪怕思考一下“毛粒子”也好？而是思考了似乎不该他思考的，这使得他 1978 年被枪毙的。据说，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妈妈，家里人说他留学去了。导致他被枪毙的是我们现在尊称他为华老的人的指示。“华老，华老，好事作了不少，留着思想家有何不好？”这不仅是华老的教训吧！他死的时候， 77 级已经进校了，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会有 77 级，因为在江西的一条小路上，一个压不垮的矮个子思考了，于是有了 77 级大学生入学，也有了我今天的再思考。一幅沉重的照片：枪毙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7313 次阅读|3 个评论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下）: rqyang 2008-9-1 08:10; 图 / 通讯员文 / 青水洋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上回说到，离我们不远的河边突然传来两次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我们急忙奔向河边。这是离我们营房只有几百米的一条小河，河的一端通向大海，一端流向赣榆农村。虽然靠海的一端有个河闸，但也没有挡住海水倒灌，所以除夏天外，河水都是咸的。我们吃、洗等生活用水，全部都是用水车到 2-3 里外的内河里拉，然后倒在每班门口的井里储存起来。我们赶到河岸往下一看，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两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里，一名妇女舞着双手，嚎啕大叫：你们打错啦！打错拉！河边岗哨上的两位班长惊傻地站在那里，两支半自动步枪从他们手里滑落在地。他们开枪射杀的人，一个是附近的农民，一个是我们团部的军医。这两个班长今天在这河边岗哨站岗。这条河以前经常有装货的船只来往，文革武斗后，河里船只基本上不见了。下午，两位班长突然发现几百米外有一条船往我们营地驶来，船吃水很深，两个中年男子在岸上吃力地拉着纤。河上很久没有见到船了，两位班长顿时紧张了起来。这几天，外面风声有点紧。而师部又传来命令，要确保大学生的安全。据说全国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已经发生了多次伤亡事故，这事已经惊动了周总理。前不久，我们旁边炮团学生连的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因大雨天在稻田里扛着铁锹巡视稻田水位情况，被雷电击中死亡。此事发生后，上面非常重视，已禁止下雨天出去稻田巡水了。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南方人都知道，在宽广的田野里，拿着铁锹，全身湿透，是很容易被雷打的。我和小汤雨天巡水时，经常开玩笑说，他个子小，我肯定倒霉。船一步一步向岗哨靠近，两位班长站起来，大声吆喊：停下！停下！在大风中，两人只顾拉纤，没有任何反应。两位班长看着沉重的船越来越近，神经越发紧张。他们断定，船舱里一定埋伏了很多人，船一旦靠近岗哨，他们一哄而上，他俩是招架不住的。他们举起枪，大声喊着：停下！再不停要开枪了！没有反应，船继续前进。船离岗哨只有 200 多米了，再不停就来不及了。李班长决定开枪警告，砰的一声，枪声划过天空，拉纤的人头也没有抬，船继续前进。两位班长经历过上次的抢枪事件，想起了牺牲的二连一班长，看到越来越近及船只，仿佛看到了船舱里抢枪的造反派一下拥上了岸。他俩在高度紧张中分了工：一人一个。砰，砰两声，不愧是大比武时代的神枪手，拉纤的两人应声倒地，血流满面，从船舱里出来的却只有一位惊慌失措的农村妇女倒地的一位穿着衬衣的是王军医，他是我们团唯一的军区学毛选积极分子。他刚从济南受军区表彰回来，路过河边，见一农民吃力地拉着一船化肥，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走着。他毫不犹豫，脱下军衣，把行李放在船上，挽起袖子就帮着拉起了纤。他俩没有体会到拉纤时荡悠悠的浪漫情调，迎来的却是两颗无情的子弹。这件事军区很快就作了通报，至于部队内部怎样处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进入秋天，黄澄澄的稻穗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快到收获的时候了，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从整地、播种、育苗、插秧、除草、施肥等等，一天天劳动的结果啊！大家都期待着庆祝丰收的一天。但收割还没有开始，师部命令，所有学生连随同部队一起全部撤回临沂的师部营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部队换防。我们和战士一起，从江苏的连云港，背着背包步行到山东的临沂。一路上，除浩浩荡荡的行军大部队外，还有急急奔驰的吉普车，一队队威武的炮车，这些以前我们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特别是不时举行的急行军演练，就像当年大部队抢占孟良崮一样，大家感到既紧张又兴奋。接连几天的行军，我们始终没有脱离过大部队，就连女生排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其中包括几个平时有点娇气的上海姑娘。临沂的部队营房是标准的苏式营房，一切都布置得有条有理，这时我们才开始有正规军的感觉。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除一开始安排的军事训练，如早出操、晚点名，挖猫耳洞等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政治学习，其中也包括以后允许的外语学习，晚上就是打桥牌。我们在部队过了第二个春节， 1970 年 2 月，因我们原分配去的国防科工委第 15 院（总字 825 部队）解散（听说与陈伯达有关），我们又重新分配。我和我爱人被照顾共同分到了中国科学院，不久大家就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束了难忘的部队生活。分别时，团部通讯员用很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留念，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班与连长、排长等的合影。后排左起第 2 人就是鄙人，当时我很瘦， 1.73 米的个儿，体重只有 115 斤。第 3 人是我爱人的大学同学，后来担任了我国一个非常重要城市的市委副书记，在他等人的帮助下，促成了我俩的部队姻缘，我们一直感激在心。我大学的同学，伟民、美昇、延航、小凤等 10 多人分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郊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现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前身），成了后来来的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老师、同事和邻居，他们为我国的航天事业默默贡献了一生。（完）; 个人分类: 岁月掠影|6863 次阅读|7 个评论

我的“二月逆流”：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5: 王铮 2008-9-1 00:06; 我的二月逆流批判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副总理的大会。关于二月逆流已经有许多著作。但是我认为他的真正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因为逆流人物或者是周恩来的助手，或者是周恩来的法国-黄埔同志。谭震林不是黄埔毕业生。二月逆流是个历史名词，它是 1967 年二月中共一些中央委员和国务院领导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发生的一次冲突。这些革命元老有充分的理由挑战中央文革，经济还要不要？国家的安定还要不要？这些逆流人物或者是周恩来的助手，或者是周恩来的法国-黄埔同志，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国家重新有序化，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按照正史的说法，毛泽东起初理解这些革命功臣的发言，后来毛泽东在听张春桥说陈毅否定他的大革命时，动了雷霆之怒，于是有了二月逆流这个说法。这些后来正史把它叫二月抗争。既然是一个历史名词，完全没有必要改。逆流没有什么不好，公元 228 年时，在控制长江流域的西风中，诸葛亮借来了逆流东风，为孙刘联军的胜利打定了基础。我的女儿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你看就在周郎决战的前夜，那些衣衫有些破烂的士兵，他们站在战船上，等待着诸葛亮为他们借来的东风。风来了，在宽阔的江面上吹着，冬天的风是冷的，有几个体弱的打了寒战，但是他们紧紧地守护着身边的芒硝。战船出发了，他们要点燃自己的船去冲击曹营。作为第一批冲锋者，他们肯定要死去，虽然他们一个个水性很好，但是在战船点燃后跳入冰冷的江水中只能是九死一生。也许若干年后，有人会说他们不值得，为什么不让曹操统一中国呢？可是他们这时想的是不让曹操大军杀向徐州时沿途鸡犬不留的事情在江南发生；他们这时想的是不让曹操大军像在突入长板坡后一样抢夺自己的姐妹。也许他们有人仅仅为自己是个军人去尽职。这时他们有个信念、有份责任，冲锋了，陷阵了，牺牲了，于是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留下了周瑜、黄盖、诸葛亮这些名字，他们没有；可是他们却留下了江南的魅力。这就是他们书写了历史，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切开了山谷，塑造了平原。是平凡创造了历史，是有信念的平凡创造了历史。 1967 年的二月逆流，北京城的老干部们的确像孙刘联军的将士，他们认定自己面对一些篡位者需要冲锋陷阵，他们要为自己认定的正统牺牲，他们也要为自己青年时期就抱定的理想中国的经济繁荣而抗争。 1966 年的中国经济降到了一个低点。 1967 年初，反造完了，司令们在争权夺利。后来有人评价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由此否定一月风暴的意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思想或者说杨开慧侄子们被抓起来了，人们找不到一种社会组织的有效形式。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提不出理想社会的模式，毛泽东应该是苦闷的，在某人的回忆录里，毛邀请她们跳舞的频率高了。对于事业型的男人来说，沉迷女色往往是苦闷的标识。知识分子张春桥，这时发明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发明了继续革命的说法。因此，，一贯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张春桥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为全国树立了个坏榜样。这时，中央的陶铸倒了，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他搞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又说他做了一件事，指示新华社把登上天安门的某个元帅的投向换成了邓小平的头像，向全国传达一个信息，邓小平没有倒。因此他被批评保皇派的总头目。他是不是与杨开慧的侄子们有思想共鸣我不知道，将来一些有些专家会弄清楚。反正红桃老四一下子变成了黑桃老三。在公众心里，陶铸是一个关心公众利益的，因为他要求把黑材料统统烧掉。我们县剧团的一个过去被迫害的造反派说，我不相信陶铸同志是坏人。被女朋友揭发了，对不起，群众对他专政了，斗了，打了，红袖套没有了。小时候看戏，他就是演周瑜的。这个造反者，他是同情二月逆流的。我们的学习已经名存实亡了，开始我们同学戏称我们是七年级，后来连七年级也没有了。我也不到学校去，二月底的一天，我到学校去，发现了一张关于我的大字报：开除王铮同学思想上一直受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特别是在全国人民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中，王铮同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参加任何革命活动。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陆良县分团决定开除王铮。我被革命的群众组织开除了，天呀！对我来说，真是个二月逆流。我感到天昏地暗。我立即找我们的司令平申辩，我舅舅结婚，我在帮助他忙。没门！难道结婚比革命重要吗？平司令斥责了我。我不服气，怎么说我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想呢？平司令告诉我：去年十月份，我贴堵老师的大字报写道封建主义已经全军覆没了，封建主义全军覆没了吗？没有，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我的大字报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听到这里，我无话可说了。对于这件事，后来我一直思考。当我用左的思想看待堵老师的辫子时，就为更左奠定了地位，所以我的大字报奠定了我被开除的基础。上大学时，我看到了丁玲、范文澜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又看到了周扬、田汉批判丁玲的文章，也看过文化大革命批判周扬和田汉的文章。我想，文化的发展有种惯性选择，顺着一个惯性选择下去，直到这个文化越来越与社会和谐冲突，发生反噬。那个时代文化的选择是政治挂帅，社会思潮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容不得异己分子，直到了 1976 年。现在我们的文化选择是经济效益，人们越来越成为经纪人，反噬可能不远了。批斗田汉。在《往事并非如烟里》作者对田汉是颇有微词的。被炮兵团开除，一种孤独的感觉袭来，你看看每个同学都带着红袖套。我一气之下参加了与炮兵团对等的八二三，炮兵团和八二三后来成为云南对立的两派，不过当时还没有公开对立。反正革命大联合了，各个造反组织在招兵买马，我这个有过短短的保皇派历史的没有人注意了。实际上，我从中学获得的了许可，与老战士王振鹏一起在我们小学招兵买马，没有几天，我们凑足了六七个人，最小的孩子是小学二年级的，我弄了个小队长当当。没想到好景不长，有一天上午，一个同学来叫我，这个二年级同学家出了事，因为镇上的现在的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李 ZY 认为她妈妈做小生意是投机倒把，把他家抄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什么针线呀、鞋垫呀、衬布呀，他妈妈平时靠做鞋垫过日子。这些革命者还把火坑挖了，怀疑里面藏着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我赶到他家时，它家堂屋的地已经被翻了一个遍，所有的草凳被拆开了以发现里面有没有东西。这个孩子呆呆地站着，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妈妈，一个小脚女人，已经被绑走了，他没有爸爸，爸爸大概在 1959 年饿死了。我把他搂过来，第一次对造反产生了怀疑。以后他们家怎么过日子呢？我想。我们出面问为什么抄群众的家。李 ZY 满脸凶气，朝我们吼起来：小孩子滚开！摆出要打人的样子。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说：你过去不就是一个保皇派吗？怎么表现得比谁都革命。他说：老子受了当权派王宗贤蒙蔽，现在是反戈一击有功。原来他就是为了有功。虽然八二三是老造反，可是现在为了扩大势力，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招了。他这个过去专整别人黑材料的，现在也戴的八二三的袖套。我安慰了孩子后到中学找到我们的司令李，一个高中生，司令淡淡地说要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一副失恋的样子，对我们也没有个重话。也许他真的失恋了，也许他感到了迷茫，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的失恋中，他的革命的成果实际上正在被李 ZY 这样的投机者篡夺了，投机者们以革命的名义，重新复活了搞黑材料那套，却没有刘主席建设有序社会的理想。这些人完全是批破坏狂。也许李 ZY ，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表现出更为革命的姿态。再次见到孩子时，我传达了司令要我们站稳阶级立场的意见，孩子很委屈地站着，眼睛里充满了胆怯。因为他此事的立场是中午的饭到哪里吃。我带他到我家我看着他，吃了饭，告别时，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我想起电影《槐树庄》的这句话。可是这个孩子才 9 岁，我才刚刚进入 13 岁。这孩子穿了一件穿了很久、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老式的，就是现在张艺谋导演常穿那种，我们互相对视着。如果有人问我我们那时的内心世界，那时候没有什么内心世界，因为恐惧与失望掺混着。这件事在我心里立下了阴影，我后来特别同情单亲家庭。有一次，一个女生说她找了个男朋友，缺点就是单亲家庭。我立即表态支持他。单亲家庭的孩子能吃苦，事业心和责任心都很强。我半天才说他们比较敏感和有时候喜欢自以为是。因为不这样他们就经受不住社会的白眼。这是弱点同时也是优点。这个孩子家被抄的事使我们的战斗队员感到很沮丧，大家不知道革命该革谁了，而且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社会没有了规则。这个小男孩不再来了，我们也不想到中学去找战友了，我们的战斗队没有几天就散了。我这时候成了一个逍遥派，一个不再敢相信革命的人了，在 1967 年的春天，可能不仅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大人们也感到不知所措了。我这样的不知道阶级立场的孩子，就在家看了许多书。哪里来的书，中学图书馆偷的，许多同学都去偷。就这样，我看了《红楼梦》、《王子复仇记》、《安娜卡列尼娜》、《开花的荒原》、《海涅诗歌》、《雪莱诗歌》、《欧根奥立金》，我是一个青年，我有这样和那样的优点和弱点，我当时想为什么与优点对立的不是缺点。对了，优点有时候也是弱点。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就是优点，可是就是这个革命要抄家就是弱点。对我影响大的还有《飘》，所以我只知道郝思佳，不知道斯佳丽。那时候还小，对于男英雄白瑞德，我有点看不起他，怎么老是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直到后来我看了白桦的剧本《苦恋》我才知道人有时候爱的是一种信仰，不过白瑞德把这种信仰落实到一个人物上，可惜这个人物没有珍惜，不仅不珍惜，而且蔑视。于是她最终只有等待明天的太阳。一个 12 岁多的孩子，还不懂得爱情，却遭受着革命的煎熬，所以爱情故事到我们这里都成为了对时代的注释。顺便在说几句。在新小说《斯佳丽》中，出现了朝晖、晃动了旭日，可是我没有看见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按自己的理想放出光芒，那个时代的骄子白瑞德，那个毛泽东说希望可以寄托的太阳。如今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老了，本来他们应该反省一下那个时代，可是他们疲倦了，或者是太有地位了，或者被权力腐蚀了，说话不方便，只好由我们这些毛泽东没有寄托希望的早晨六七点钟的太阳来思考了。思考了，供他们参考。 1967 年，也许就因为爱的是信仰，象某些自己思想极端化的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被洗脑子了，全国的劳动者感到了一种当家作主的热情，所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 1967 年我国经济有很高的增长率。可惜当权者没有珍惜全国人民的感情，它还在迷恋不要个人创造力的斯大林主义的帅哥卫希礼，于是她只能等待的是明天的太阳。每天的同样是不一样的。中国这种失去今天的太阳的事件，过去一直没有停止过。《飘》的电影海报。对异性的爱有时候与对事业的爱、对国家的爱有一致性。实际上爱，作为一种情感状态，有共同特点。尽管《斯嘉丽》中，白瑞德被描写了回到斯嘉丽身边，但是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女作家的梦想。白瑞德出走了，因为历史过程不能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可逆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7938 次阅读|1 个评论

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4: 王铮 2008-8-31 09:40; 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公安部长谢富治任主任，原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任副主任，造反派聂元梓也是副主任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是毛泽东的一句诗。那年作为一个小学校长的毛泽东要到广州去找孙中山了，他将由此进入中国历史的主流，要出人头地了。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写下这诗句。 1967 年的 2 月，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通过揪斗当权派，粪土当年万户侯了，社会组织没有权力结构了，到了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的时候。 1967 年的春节，按国务院的通知，不放假。大年初一那天，农村的表哥换了新衣服来到我们家拜年。我问：你没有干活去？他说：他妈的什么鸡巴政策，一年到头都不让歇一歇。我起床后，挑了担粪，往秧田一倒就回来了。其他人呢？谁去，转一圈挣八个工分回来了。没人管？谁管？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谁管？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的确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刚刚夺了权的工农兵不知道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也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自己的面对的行政问题。不过人们还是自律地去往地里送了肥。社会靠自律运行着。自律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有序的基础，在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的国家，自律导致各地成立了各种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时我们县这些的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和教代会，进驻了县委、县政府。这些代表想主沉浮。可是问题来了，这些代表代表谁呢？他们不是公众选举的结果，而是各个造反兵团的司令。代表着个兵团的利益，于是 X 代会成为内部争吵的非正式组织。恩格斯说，革命需要权威。韦伯说，行政需要集中。这些各自想主沉浮的人员违背的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准则。于是毛泽东教导他们说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在全国得到响应，造反派开始了全国性的联系，而不是如毛泽东希望的在本地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真的联合了，中国就会出现 1926-27 年的形势，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导师去世了，内战也开始了。更大的危机出现了，社会上出现这样的思潮，要学巴黎故事，要搞代议制。也许这些提出者仅仅是红卫兵运动的失落者，他们没有进入红代会，希望得到一部分权力，也许个别人的确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不过对大部分失落者来说，他们拥护巴黎公社。关于巴黎公社的讨论出现在各种大字报上，巴黎公社成为了一个民主梦想。这时最流行的毛泽东语录已经不是造反有理了，而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盛传天津、广州和长沙的三个学生提出要搞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换言之，至少有三个学生提出要把革命的大民主贯彻下去，我记得大字报介绍的有广东中山大学的，天津南开大学的，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的。后来我知道湖南这个人其实是湖南师范大学附中的，也许为了增加号召力，转载的大字报把这个叫杨小凯的人说成湖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被说成是杨开慧的侄子。中国人有一个拥护正统的传统，活到现在，我没有听说过杨开慧的一句坏话；杨开慧的亲戚，谁都相信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杨开慧的儿子没了，杨开慧的侄子代表着正统。，当时大众对杨开慧的赞扬，或多或少是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江青。顺便说一句，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关于这位经济学家是否与杨开慧有亲戚关系的权威说法，看来是假的。不过人们把他与杨开慧联系起来，无可非议地是包含了承认他思想合法性的成分，或者说承认他的思想。建立民主社会的思想，在 1967 年的春天开始涌起，为了证明他的合法性，人民给了它两个合法符号：第一是巴黎公社，第二是杨开慧侄子。一月风暴的上海的夺权，最初叫上海人民公社，据说上海的革命群众要学巴黎公社的模式，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共同执政，大家开会议，投票决定事情。造反派或者革命群众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制度，因为没有人教他们。现实的情况正如韦伯说的，行政结构需要权力集中，大量的代表会，各自发文件，例如贫代会说当贫下中农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应该无条件先行收治病人。医代会要求加强医院收费管理，防止国家财产流失。春耕就要开始了，农业生产怎么组织？农民当然会种地，可是农药、化肥和柴油需要调拨，贫代会与工代会想法不一样。各级政府已经无法行政了，社会很快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打倒无政府主义的大字报与巴黎公社精神万岁的标语同时在流行。现在毛泽东在两面作战：夺权是必要的，大联合也是必要的，但是大联合发展为全国性组织怎么办？还有那个巴黎公社，龙来了，毛就像叶公子高。1925年的革命者自己已经被权力宠坏了。毛泽东出招了：周恩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话不是最高指示，因为这是《湘江评论》的话，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话没有阶级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没有阶级这个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代议制没门！中央文革，这个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部门传达了毛泽东新的最高指示：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在上海张春桥很快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下来：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这是大字报说的，不知道是真假。我当时很想不通的是斯大林明明说过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过很快就想通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斯大林的话，最多一句顶九千句。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模式：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应该组成由革命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小组，关于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话，我现在只记得个大意了。毛的话是明确的：不要代表大会，要行政机构；不要选举，要群众、军人和刚刚打倒的政权官员的三结合。毛泽东还说，如果搞巴黎公社式的结构，我国的政体就改变了，有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就可能不承认我们。我当时听了，只能说不懂什么叫政体，但是觉得毛主席好伟大，他考虑得很深远。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我与我的同学们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盲目崇拜。12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诲的。当时有一些英雄故事，说他们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我心里骄傲的是，虽然我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但是会唱的第一支歌的的确确是《东方红》，不过这个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太多的孩子会唱的第一支歌都是《东方红》。在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发布的同时。新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中央已经明确表态，想搞巴黎公社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巴枯宁主义，于是那些坚持巴黎公社路线的人成为了反革命。后来据说抓了三个反革命，广州的、长春的和长沙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天津的，反正是传闻，不准确。其中长沙的那一个人活下来了，后来成了华人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他所以能够被允许活下来，是因为他姓杨，姓杨的很多，他不仅姓杨，而且是杨开慧的亲戚，周恩来保了他。杨开慧的名字救了一个未来的经济学家的命。当然，原因可能他仅仅是个中学生，而那两个是大学生。周恩来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杨小凯（1948-2004），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因创立超边际分析理论而闻名。他反对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因为他担心主要当事人活着，难于建立真实事实的纪念馆。上海、黑龙江、贵州等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叫《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都似乎分别是原来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从地缘政治看，毛泽东基本上是每个地区成立一个省革命委员会。如东北的黑龙江，西南的贵州，华东的上海，全国被分割开，我听我叔辈们议论：毛主席，真厉害。在组织上防止各省串联。爸爸没有议论，他还是上班干活，他要养家活口的。可能他感到，一个普通工人，谁统治他，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别让自己活不下去。他是大多数工人的一个代表。大约二月份，我记不准了，周恩来陪同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这个规定法律上有漏洞，因为全国总工会、中国民盟等等都是全国性的，难道它们是反革命组织吗？正是你周恩来批评了把《光明日报》封了的红卫兵，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不能封。当然你可以说民主党派不是群众组织的而是官方的，可惜那时候没有参政党这个手法。无论怎么说，这个矛盾规定有效阻止了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出现，不然 1925-1927 年的中国局面就可能出现。全国性群众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一宣布我的身边立即出现了变化，我的成同学，那个参加国际红卫兵的成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他的绰号叫记者，因为他的文笔好。同学冉的哥哥，那个盲人司令，因为参加了全国盲人聋哑人造反兵团，也成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我不清楚他后来怎么被处理，我只知道作为盲人的他，喜欢音乐，也喜欢摆弄只有一个二极管的所谓矿石收音机。他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现在毛泽东积极地推进革命委员会了。毛泽东紧接着指示：革命委员会要进行一元化领导，可是这个一元化不存在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毛泽东宣布三支两军：派解放军支持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对一些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对学生开展军训。在形势上最迫切的是支持春耕生产，中国人民谁都知道这是重要的。一个女生独唱流行起来：抗战胜利到如今，山也想人水也想人，山想人，水唤人，唤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经过结果这个折腾，毛泽东实际上又回到了刘少奇的路线上。刘少奇一直致力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毛泽东是思想家，刘是政治家。对于这场革命，毛从青年时期就有一种民粹主义思想，毛要通过大破大立建设一个新世界，要破除刘建立的所谓的条条专政的中央集权社会。可是现在毛的思想行不通了，除非学巴黎公社，再可是毛不喜欢巴黎公社。这时，毛泽东做了一个让后来人指责的事，一般人认为毛泽东不必作这种小事。毛泽东下令枪毙了遇罗克。这个做法与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一贯做法不一致。遇罗克是谁？一个中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遇罗克几次投考大学，由于父母是资本家都被拒绝录取。文化大革命来了，遇罗克编辑出版了一份小报，叫《中学红卫兵》，遇罗克批评了 1949 年来奉行的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的歧视政策，他认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可以背叛家庭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知道最初谁安排逮捕了他。应该说他批判的是刘的路线，挑战的是新贵族阶层。毛在这时下令枪毙他，有两个意义：第一、毛向一部分人表明，他仍然要维护新贵族利益，毛需要他们的支持，毛不允许天翻地覆般的巴黎公社；第二、毛要向小将们表明，自己要开杀戒了，正在犯错误的小将，你们必须接受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已经焦头烂额了，一月里，他向李宗仁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1990 年代我看到一个回忆录，回忆者提到大约 1 月中旬，刘约了毛会谈，在人民大会堂。刘对毛说，这次运动自己犯了错误，各级干部是因为执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才犯错误的，希望尽快就自己的问题做出决议，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不知道刘是真正认识到工作组的错误还是一种策略。就这个请求的时机来说，刘错了。对毛泽东来说，如果接受刘的妥协，广大干部解放出来，等于承认是因为个人权力斗争他废黜了刘少奇，被解放的广大干部会感谢刘，刘的思想会得到保存。而且也只有这些犯错误的干部可能重新组织这个社会，他们一定会拨乱反正，按逻辑毛应该担心起来了。于是他指示戚本禹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是关于一个电影《清宫秘史》的，故事讲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冲突，电影暴露了义和团的无知。我仅仅看到了电影的剧本，人民日报发表的，世哥哥是中学生，他被允许到曲靖看了这个反动电影，他说电影里的义和团都是些青面獠牙的。戚本禹指控刘说过这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尽管刘否认他说过，可是刘没有发言权。文章把刘钉到的是卖国主义的耻辱柱上。下面的一些事情显然是毛安排的，刘夫妻被批斗，虽然对刘的批斗限制在中南海内，王则被骗到清华大学接受了喷气式，请君入瓮了。参加骗刘夫人的还有她自己的女儿，人们只能自保了。接着夫妻都被捕了。现在的说法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最初的计划是以美国战略特务名义枪毙刘夫人，毛说刀下留人，也许毛记起了什么，庐山会议的友情？也许毛知道战略特务本身是说不通的。对刘夫人这个诬陷连我这样的小学生都说服不了。告诉你个秘密，我与帅哥俞私下的辩论话题是王光美可能是美蒋特务吗？我的质疑是：如果她是美蒋特务，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什么机密文件没有，那么美国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一切了，因此她不可能是美蒋特务。小帅哥的意见是：他在山上放牛，捡到过台湾的传单，老蒋知道大跃进饿死人。这么保密的事老蒋都知道，那么是谁泄的密？不过他也不相信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是美蒋特务。当了国家主席夫人，不是娘娘也是王妃，吃穿不愁，顿顿有肉吃，天天吃牛奶冰棒，做特务有什么意思？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肃清刘毒，为了肃清刘毒全国加大了对当权派的批判，各级干部，随时可能被从家里揪出去接受批斗。记得我们县的造反派，把周县长从家里拖出来，让他带着戏剧的乌纱帽，架在汽车上，到各乡镇去游街。造反派，过去那些黑七类成员，就像当年红五类斗争他们的父母一样，把红五类中的官员父母来出去游街了。不过基本上没有打人现象，也许他们感到没有去年的红五类理直气壮。红五类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组织起来，把曾经揪出的黑帮和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揪斗了一遍。黑七类为了政治上的主动，也揪斗了黑帮和地富反坏分子。我记得剧团的袁大伯、罗二伯、我的大公公、二公公都在这时被再次揪斗了。许多红五类揪斗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实践着江青的话老子反动而背叛。造反派形象，从前期的英雄向暴徒转化了。后来有人说刘是国家主席，毛泽东一挥手刘打倒了他。其实刘本身就是毛泽东一挥手就成国家主席的。一人立之，一人废之。提倡巴黎公社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这个时间过程中，红桃老四变成了黑桃老三，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陶铸莫名其妙的倒了，萧华也倒了，不知道与这场思想斗争有没有关系。我的感觉，在1966年底、周恩来、陶铸、萧华的发言，比中央文革的发言，更多地得到公众的认可。记得当时陶铸是反对再次揪斗黑帮和当权派的，而萧华试图控制在北京已经发展的在军队揪斗当权派局面，用吴法宪回忆录的话说，萧想保自己，他这个自己弄得很大。可惜，现在也没有关于换牌的令人信服的说法，这些是我的推测。问苍茫大地，谁住沉浮？，毛泽东、杨开慧当年提出的问题，现在杨开慧的侄子们开始思考了。刘少奇惨遭批斗。他被批斗最厉害时，正好是他的路线被毛重新确认之时。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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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在小城：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3: 王铮 2008-8-30 10:36; 一月风暴在小城文革中常见的万人大会场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一个东西，叫一月风暴。什么叫一月风暴，按正统的说法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串通少数造反派向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我不想争论为什么两个跳梁小丑能够通过几个造反派就多了政府的权力。我只记得到了 1967 年 1 月，所有的权力机构都瘫痪了，各级当权派都在做检讨。检讨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有本小说，好像叫《盛大的节日》写道，张春桥到社会夺权的前夜，毛泽东赐宴于他。毛泽东的确想收场了。 1967 年 1 月 21 日，我们县的各种代表大会联合举行会议，会议叫革命造反派夺权誓师及尚登高代表县委做第二次检讨大会，会议是由许多造反组织联合召开的。尽管开始造反比大城市迟，但是由于 12 月的文件是发动了工人农民造反，造反的波的相位，很快赶上了大城市。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扩散现象。会议是在第一中学的大球场开的，五个篮球场加上一个小足球场，估计约 4~5 万人。工人、农民、各种群众组织来了许多人。我们的炮兵团安排在篮球场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谁叫我们炮兵团是大组织呢？不过会场的正面是来自我们县革命老区的八八贫下中农造反兵团，他们拉得早。八八是纪念《十六条》通过的日子。听说他们早上三点钟就起床，走到城里 10 点钟。后来有人揭发说，他们是县委特别组织的，进城开会，管一顿饱饭，而且算十二个工分。要知道那时候农民的强劳动力干一天才给十个工分。会议开始，尚登高开始做检讨，接着是周县长。尚书记是 1961 年后当书记的， 1959 年大跃进，我们县饿死了三万多人，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一个教训》。指示邓小平、谢富治专门为这件事到我们县视察，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叔叔的一个战友岳二叔，当过谢富治的警卫员，跑去找了谢，谢批个他 25 斤粮票给了 15 元钱，交代要关照一下宋政委的警卫员，这样我叔叔也分了 12 斤粮票，所以我们家再也没有饿死人，除了我的弟弟王志国。那年，在县孤儿院，邓小平抱着一个叫陈锦云的男孩说，这些孩子就像大树上的果子，他们的父母是大树，现在大树到了，我们共产党就是大树，就是他们的父母，我们要抚养他们长大。在场的许多人哭了。我这个故事是我当知识青年时，听陈锦云说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 1966-1967 年的革命大批判时期，我只在我们县见过一次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这些中国老百姓，他们心里记着你的恩德。可惜《邓小平传》没有记载这个故事，他们没有记载老百姓最记得的故事，也许他们认为是小事一桩。哪朝哪代没有饿死过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据说这是某个地方大员说的，他后来或多或少上了四人帮的船。幸好小平不这么看。传说中的故事似乎有点夸张，据说就在孤儿院，邓小平问了老县委书记知道饿死人的滋味吗？知道当孤儿的味道吗？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当场邓小平撤了老县委书记的职务，这个县委书记刚刚因为大跃进的功劳破格当了省委委员，邓小平让这个尚登高代理县委书记。尚书记流着眼泪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定会知道要种粮食。他果然不负众望，停止搞公社食堂之间的粮食免费调拨，上面也不要炼钢了，他发动种了生长期短的荞麦和土豆，到 1960 年开始我们县就没有饿死人了。后来他又安排了修了莲花田水库，灌溉了半山区农田。组织整理了盘江，不仅治理了水灾而且把盘江的一个河湾地区裁直，改造为稻田，增加了粮食产量。解放前一位熊县长就开始作此事但是久久没有完成。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强呀。 1965 年底，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周县长代替他负责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老百姓的记忆中，只有他的好处，只知道他是个焦裕禄。 1971 年这个县委书记死了，棺木每过一个村子，村民们都排队出来送他，我没有发现有人组织。批判大会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大约在明代，有一个姓杜的县令，组织治理了盘江，新开的一段河，被叫杜公河。尚书记治理的河，有好事者叫尚公河。会场上，造反派要尚书记作检讨，为什么把党领导的功劳算在自己头上。本来尚书记检讨一下也就完了，轮到周县长检讨工作组错误了。大约十天前，他已经代表县委检讨过一次，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突然一个小学老师，叫朱立一的突然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尚登高，谁就是反革命。八八兵团的农民，本来就是安排来保卫县委的，也跟着喊起来，因为他们觉得尚登高是个好官。袁 CX 立即在台上指出，这句口号是反革命口号，因为只能把这个谁反对 ** ，谁就是反革命用于毛主席。朱立一一下子傻了，农民们也傻了。会场刚安静下了，有人上去发言，他提出朱立一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因为他把尚登高拉了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在一个级别，要求在场的公安局长杨康朋逮捕朱立一。杨康朋是个刚正的汉子，瘦高个子，坚决拒绝。他说这是个认识问题，不是反革命。他话音刚落，马上有人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会场陷入了混乱。最后造反派与县委达成协议，带着朱立一到昆明找昆明军区评理，这样周县长、杨康朋与选出的造反派代表一起上昆明，昆明不行，再上北京。不知道什么原因，尚书记反而不需要去。这时候突然有人喊：朱立一不见了！朱立一跑了。朱立一跑了就跑了，谁也不是真心关心一个小学老师，现在人们关心的是革命，是夺权。告状团出发了，顶着一月里夜间的北风出发了，要知道那时候他们都是乘的解放牌卡车，没有车棚，在汽车上吹着风冷。我不知道这些造反者怎么克服了隆冬之夜的寒冷，可能一月的夜空，更容易看见北斗星，更容易想念他们的恩人毛泽东，按某人的回忆录，那天毛应该与自己的孟夫子跳了舞。两天后告状团回来了，可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公安局长杨康朋，他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逮捕了。因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他居然敢不打倒。杨康朋的妻子是妈妈的堂妹，她来找她的二姐姐了。妈妈安慰她说，不要紧，相信毛主席。说反革命话的是朱立一，不是妹夫。过些日子，风头过了，再想办法。堂姨哭成个泪人。堂姨走后，父亲说，少理她，那年杨康朋抓你她怎么不管？这时我才知道， 1959 年，我妈妈生志国弟弟时，住院前，作为缝纫工的妈妈把她的缝纫机皮带松了。有人告到公安局说妈妈不仅不参加大跃进而且还破坏生产工具。孩子出生第三天，妈妈回家的路上被捕了。杨康朋是审讯人，在法院妈妈陈述了自己的情况。杨康朋问：生孩子几天了？三天。三天你出来干什么？没有奶，回来拿点糖泡水给孩子吃。你们家其他人呢？跃进去了，老王在乡下，我婆婆在晒谷场赶麻雀，我公公在纺织厂纺线。我大儿子的幼稚园组织了拣谷穗去了。妈妈被放了回去，医院的孩子饿了个半死。经过这么一吓唬，我妈没有了奶，而且不参加跃进，妈妈的粮也减少了，饥饿和疾病袭击了只有三个月的他，志国，我的弟弟，还不知道什么叫国，就在死亡了，没有实现他建设祖国的志向。他要是活下来，妈妈被误捕就是小事，可是他不懂事，死了，人命关天，由于领导不会犯错误，妈妈被以破坏大跃进罪名判了管制两年，也没有宣布，糊里糊涂，我妈妈不知道，他的领导也不知道，直到我 1971 年要加入共青团才从公安局的档案查出来。妈妈反驳说：不得杨康朋，判了关你三年，先例不是没有的？由于大家的努力，半年后杨康朋被放出来了。杨夫人后来与妈妈很好。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件事，因为想到这里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小时候我想，那天我不去拣稻穗，也许弟弟就不会在第三天挨饿，妈妈就不会被捕。我一直感到自己害死了弟弟，有内疚心理，直到后来看电影《爱德华大夫》我才知道自己是心理疾病。《爱德华大夫》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我有个学生，我说她长得有点像奥丽佳赫本，她说我夸奖她。我说不，我心目的可爱的女性是英格丽褒曼，因为她不仅漂亮，而且用诚心和科学态度去对待世界。我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同学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诚心和科学态度去对待世界，就没有杨康朋先生的悲剧，就没有我妈妈的悲剧，就更没有我弟弟的悲剧。这样，可能谁也不是反革命。多么好！经过这个折腾，县委、县政府瘫痪了。造反派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些代表大会怎么运行，恕我当时太小，知道得太少。不过知道一点，他们夺权了。为了夺权，各地按毛泽东指示实行革命大联合。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面临掌权的造反者联合起来太难了。我只是从叔叔们的议论中知道，邮电工人者叔叔领导革命工人造反司令部与赵伯伯领导的工农革命第一造反司令部发生了矛盾，什么矛盾我知道一个，好像是在如何恢复生产的问题上。革造司主张春节多放假，因为革造司包括了许多外地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天天在外跑的邮电工人，希望过年多回几天家。工农一司主张过革命化春节，缩短放假。争论不久，正好中央来了文件， 1967 年春节不放假。工农一司胜利了，革造司一下子蔫了。工农一司的宣传队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在表演他们自己认定的战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我们坚强，我们勇敢。我们坚强，我们勇敢。要把那帝国主义反对派，彻底埋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现在两个司令部的都是工农兵，他们发生矛盾了，可是没有协商机制。要最后胜利的这些工农兵要分裂了。一月风暴的宣传画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我想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5873 次阅读|2 个评论

“七亿批评家”：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2: 王铮 2008-8-29 09:29; 七亿批评家 1967年到处可见的街头革命大批判专栏（据凤凰台）在 1967 年年初，西方媒体评价中国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那时候中国人口的官方数据是七亿。当我 1967 年初回到老家，结果发现真正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在我们县除了中小学生带起了红袖套，全县人民都带起了红袖套。街头到处是新竖立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人批判刘少奇和阎红彦，矛头所向，是本单位的当权派。最先造反的是像我叔叔那样的关进牛棚的人。对他们来说，应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他们成立的战斗队好像叫风雷激战斗队，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词。接着农林水利局，这个县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位，早期被整的人，成立了云水怒。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我在科学网看到，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再接着，手工业局被整的赵忠富伯伯联合制鞋厂的郭叔叔成立了战斗队，不久由于有共同的敌人陆丽华，赵的战斗队与真理大队的造反派成立了工农革命第一造反司令部，简称一司。几乎所有的真理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工农一司的成员，半数手工业局工人成为工农一司的成员。号称 2 万成员。赵伯伯成为了赵司令，郭叔叔成为了副司令。恒舅舅成为他们的手下。邮电局的陆嬢嬢也造反了，参加的有工业局许多工人，我的小叔叔也参加了他们这个组织，陆嬢嬢的男朋友成为了司令，产业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司。寸阿姨也造反了，她的战斗队名称似乎叫做红商兵。医院大夫护士造反了，叫做红医兵。现在连县委机关也造反了，那个歪戴帽子的干部叔叔似乎就是一个新的造反派头子。县上的聋哑人盲人也造反了，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他们来头很大，叫做中国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滇东北独立团。我的同学冉的哥哥，一个盲人成为了司令。为什么不叫团长，因为那时候人们喜欢叫司令，每个派别都知道，自己的成员不叫司令，没法与其他组织相比。那时候司令满天飞，我在河边见到一个放羊的老头，他也带着一个红卫兵袖套，他就是他那群羊的司令。令我吃惊的右派份子梁叔叔也造反了，他参加的是工农一司。右派份子尤伯伯造反了，他们的组织叫星星之火兵团，司令员是文教科的一个干部。在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右派份子由于曾经批判官僚主义，实际上得到了社会的尊敬。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声张的，记得我们县的朱副县长贴了大字报，马上被中学的红卫兵用红笔批上活老虎，死老虎都是老虎。只准共产党造反，不准国民党翻天。朱副县长是国民党员，他倾向于共产党， 1949 年前他是文教科长，保护了中学的中共地下党，而且资助了游击队，因此成为了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他的大字报是讲周县长如何排挤他的。后来我当知识青年时，他在县文化馆当管理员，他与我成了忘年交。他讲了许多我们县的历史和地下党闹革命的事。他特别是讲了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为什么要移民。我们县的大多数人的祖先是朱元璋从南京充军来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没有想法不会造反。住在城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朱元璋自己做了皇帝，怕有想法的人，所以要杀功臣，要把原来住在城里的充军到边疆。我想这可能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后来流行的对毛的解释。在这个革命洪流中，我爸爸也革命了，他们的战斗队叫什么，小角色，我不记得了。我参加了爸爸们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是讨论怎样批判他们的厂长，一个平时总是笑嘻嘻的厂长，现在叫当权派了，那时候老百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当权派，不是走资派，走资派的说法是是 1968 年才兴起的。当权派的说法显然比走资派容易为群众理解，因为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判别，谁当权，一目了然。革命就是挑战权威，依靠挑战权威，革命就发动起来了。记得 1978 年我住院时，同病房病人是一个 1966 年的省委的处级干部。他对我说， 1967 年，他妻子是个自行车配件厂的厂长，科级，是当权派，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接受群众批判。而他自己由于在省委里是一般人员却参加了一个造反组织。不过他的组织是相对保守的那种。我记得那会议争论的焦点是重点批整了群众的黑材料是手工业局领导还是这个厂长。朱阿姨，一个缝纫厂的女红工，就是负责钉纽扣的工人，是战斗队长，她的意见是直接批判局长，她说：说王师傅工资比局长高，不就是局长说的吗？这个局长以王师傅的工资比她高为理由，硬要降低每件衣服的工资报酬，弄得大家每个月少好几块钱，实在可恶。这个局长是个西瓜，批判厂长是丢了西瓜抓芝麻。梁叔叔显然不同意，他说只有解开厂芝麻才能可见局西瓜。整黑材料的厂芝麻很积极。很多黑材料都是厂长汇报上去的。他举例说，张师傅，一个解放时成分化为工人的师傅，所以定为坏分子，就是厂长汇报了张师傅的话。张师傅说，批判彭德怀的人是自己吃饱了，看不见老百姓。爸爸是支持梁叔叔的，爸爸说自己技术大比武中拿了冠军，没想到厂长会在搞黑材料时说自己故意要把党员比下去，成了不尊重党的领导。会议的转变点是一个我叫郑奶奶的老工人发言，她说厂长是个笑面虎。郑奶奶揭发，他的丈夫，老郑师傅病了，厂长到家里来看看，见老郑师傅坐着不是躺着，第二天就在全场大会上说老郑小病大养，吓得老郑师傅撑着起来干活，表情恶化，不久就去世了。郑奶奶说完就哭了。老郑师傅是很多人的师傅，那时候还真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不想现在商业化了，说着蒙人的。郑奶奶的眼泪如同潮水，使得大家一下子冲开了心里的提防，一个个说出了厂长平时的霸道、苛刻。第二天，厂长就被揪斗了，局长也来了，站在一边陪斗。局长被要求交出黑材料。现在我才完全理解了，搞黑材料是每次运动的一种技术方式。先进人物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让人们知道，回忆准备整的人平时的一言一行，从蛛丝马迹中照出反党言论和行动，形成材料，然后排队，谁排在前面几个，谁就被揪出来。现在也不知道没有人考证，黑材料这种技术手段，是不是二十八个半带回来的KGB的创举，还是 1940 年代初某几个人把俄罗斯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980 年代初，彭真同志说，文化革命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造反，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我认为是说在了点子上。爸爸的厂长肯定是个好人，至少他是廉洁奉公的，也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他为什么逼郑爷爷干活，为了满足上级官僚的需要呗。他又为什么担心爸爸技术上超过自己，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被轻视呗。这是什么，用正统的话说，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猖獗，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群众基础。推翻封建皇帝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却没学来民主制度。在 1912~1949 年，中央集权体制崩溃了，所以有枪就是草头王，几乎各级权力都由军事力量维持。草头王们关心权力不关心民生。 1949~1979 年，中央体制加强了，权力是向上级负责。而执政党是一个关心经济发展的关心民生有责任心的党，因此它重视经济发展，重视人才。由于权力为当权派带来优惠和安全，为了保住权力，各级官员也就喜欢让劳动者大跃进同时嫉妒劳动者的创新技能，避免自己被淘汰。没有民主他们只能作这种选择。这样，总体经济活动就不能不陷入一种制止创新强调劳动力投入的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迟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社会分化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这种矛盾的一次爆发。起源于斯大林模式红五类、黑七类的做法，就是获得权力者的子女为得到权力接班做的政治选择。由于没有娇生惯养和存在原罪情结，黑七类们普遍学习努力而变得成绩好，他们正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威胁着红五类的接班。最初的红卫兵实际上保卫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自己。关于谁是红卫兵的发起人，有资料表明，他们中的二人的父亲是 1966~1971 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两个国家领导人。但是另外一些领导人有具有平等的思想。这个制度演化到一个自我毁灭的状态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起因。官僚主义、社会分化和制度的内部冲突，导致七亿人民要成为批评家。邮电局是手工业局的邻居，他们也经常组织批判会。有次批判会是在剧场举行的，主要是批判他们的张局长，张局长定了许多规矩，按照这个规矩，职工们上班早、下班迟，搞一帮一，一对红，实际上是互相监督。动不动就叫职工到办公室训斥，让职工立定站好，一动也不准动，谁抵住就开帮助会，实际上是批判会。张局长否认这事，会场一下子就很激愤，有人喊：张 ** 不投降，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张 ** ，把它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几个小伙子，平时骑着自行车唱着歌送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口号一结束，就变理论联系实际，把张局长按倒，在他头上踏上一只脚，头没有砸烂，不过眼镜砸烂了。这次斗争，是在剧场开的，文化大革命，让所有人都登上了舞台。在 1966-1967 的那个冬季，批判会很多，我那时喜欢参加大学生来组织的批判会，因为他们说话的逻辑性强。北京的大学的串联队又来了，天知道他们怎么没有停止革命大串联。这天在我们所在的镇，一个农业镇，由北京的大学串联队支持了对镇书记的批判会，与他们一起组织的是这个镇的几个下乡知识青年。那个镇书记是当权派，群众对他最多的批判是大跃进时他当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群众饿了站不起来，他用棍子赶走大家下地干活。有一次我与妻子讨论管理学问题，妻子是教生产管理学的，妻子说半夜鸡叫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劳动效率。可是大跃进事情，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而且在群众身上留下了仇恨。这说明大跃进的做法不是为了经济效率，而是为了政治表现。另外一个批判的重点是四清运动，书记组织人天天查谁家变成富裕中农，弄得家家不敢吃白米饭。北京的串联队四个人，两男两女，据说是清华大学的。由于对大学生的崇拜，我挤到他们旁边。一个瘦高个子男生说，有些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了，怎么批判大跃进了。让拉这个支部书记游街示众，不批了。他的命令一下达，这个支书，挂着自己的大木牌，接过了锣，一敲、一边喊：贫雇农游街了！戴眼镜的要斗大老粗了！书记在解放前是作长工的，土改的成分是雇农。在当时的文化下，大老粗最革命。清华的女生慌了，在喇叭里喊，抓住他，抓住他。这时有个老农冲上去说，这个书记，虽然是雇农，却是管几个长工的，而且地主当时还准备招他作女婿。北京来的瘦高男生说，这个书记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他用地主逼长工的办法来逼群众干活，破坏大跃进名声。北京来的女生立即喊： *** 破坏大跃进罪该万死！三面红旗万岁！。群众们盲目地跟着喊口号，忘记了他们刚才实际上批判的大跃进现在变成了万岁的东西。镇书记，喊着，想申辩什么，可是在排山倒海的口号里，他的声音就像蚊子的声音微弱又令人讨厌。农民，那些 1959~1960 年饥饿的农民，那些在四清运动中不敢吃白米饭的农民，嘶喊着，发出他们被压迫的反抗声，虽然这种声音赞扬的东西与他们忿恨的东西正好重合，可是他们不去理会口号的政治意图，他们就想通过呐喊、嘶叫发出自己对官僚主义和社会分化的气愤。在这个社会性的风潮中，我们的战斗队已经不存在，我们那种破四旧的战斗队的确没有先进性了。这时候形成一种联合趋势，我与同学成到中学去找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司令员是云南大学的方向东。不过说实话，我们炮兵团许多人是像我这样当过保皇狗的，云南的正统造反派组织叫八二三，就是那个昆明工学院带头贴省委大字报的研究生黄兆琪当司令的，王振鹏参加的就是八二三。我的朋友成同学不愿意参加这些云南水平的，他选择了大的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云南分队。他骄傲地说，他的组织最大的，云南才是个分队。他的志向是解放全人类。在炮兵团，因为人小，轮不到我批判谁，我就做了一件事，不过是大事，保护毛主席的大事。有一天，云水怒兵团，就是原来的云水怒战斗队扩编的兵团，贴了一张特大喜讯，说，最近北京 301 医院检查，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可以活 150 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可以活 120 岁。一看我就纳闷起来，林副主席活不过毛主席怎么接班。正在我纳闷时，我的司令，一个高一的中学生，让我们去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放屁云水怒的蠢才的大字报是放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什么叫做 150 岁， 120 岁。大字报贴了，我总觉得似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怪怪的，不敢讲。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一定能活一百岁，一百岁，胡子肯定比我爷爷的长。这时我突然想到，中央领导人，除了董老董必武爷爷，原来都是不长胡子的。小坤哥哥是科学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肯定涂了种化学药品，不长胡子。化学这个东西对我好神秘哟。记得大学里学热力学，老师讲到它向物理化学的延伸，我就有点烦，所以后来我选修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是对我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学科。从个体行为统计出群体的涌现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的不可逆演化方向。我理解不可逆演化就是进化，而不一定是进步。 1966年，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红卫兵从最初的官办红卫兵，逐步演化为造反派红卫兵。全国的各级权力机构也随之瘫痪，中央唯一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看不清在这张照片上的陶铸，陶铸倒台后，应该说林彪已经处在了火线上。台湾国民党政府下台后，网络有文章说，这两个黄埔生这时给自己的校长写了信。不知道是不是谣言。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4789 次阅读|3 个评论

“七亿批评家”：一个人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2: 王铮 2008-8-29 09:29; 七亿批评家 1967年到处可见的街头革命大批判专栏（据凤凰台）在 1967 年年初，西方媒体评价中国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那时候中国人口的官方数据是七亿。当我 1967 年初回到老家，结果发现真正是七亿人民七亿批评家。在我们县除了中小学生带起了红袖套，全县人民都带起了红袖套。街头到处是新竖立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人批判刘少奇和阎红彦，矛头所向，是本单位的当权派。最先造反的是像我叔叔那样的关进牛棚的人。对他们来说，应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他们成立的战斗队好像叫风雷激战斗队，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词。接着农林水利局，这个县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位，早期被整的人，成立了云水怒。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我在科学网看到，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再接着，手工业局被整的赵忠富伯伯联合制鞋厂的郭叔叔成立了战斗队，不久由于有共同的敌人陆丽华，赵的战斗队与真理大队的造反派成立了工农革命第一造反司令部，简称一司。几乎所有的真理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工农一司的成员，半数手工业局工人成为工农一司的成员。号称 2 万成员。赵伯伯成为了赵司令，郭叔叔成为了副司令。恒舅舅成为他们的手下。邮电局的陆嬢嬢也造反了，参加的有工业局许多工人，我的小叔叔也参加了他们这个组织，陆嬢嬢的男朋友成为了司令，产业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司。寸阿姨也造反了，她的战斗队名称似乎叫做红商兵。医院大夫护士造反了，叫做红医兵。现在连县委机关也造反了，那个歪戴帽子的干部叔叔似乎就是一个新的造反派头子。县上的聋哑人盲人也造反了，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他们来头很大，叫做中国聋哑人盲人造反兵团滇东北独立团。我的同学冉的哥哥，一个盲人成为了司令。为什么不叫团长，因为那时候人们喜欢叫司令，每个派别都知道，自己的成员不叫司令，没法与其他组织相比。那时候司令满天飞，我在河边见到一个放羊的老头，他也带着一个红卫兵袖套，他就是他那群羊的司令。令我吃惊的右派份子梁叔叔也造反了，他参加的是工农一司。右派份子尤伯伯造反了，他们的组织叫星星之火兵团，司令员是文教科的一个干部。在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右派份子由于曾经批判官僚主义，实际上得到了社会的尊敬。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声张的，记得我们县的朱副县长贴了大字报，马上被中学的红卫兵用红笔批上活老虎，死老虎都是老虎。只准共产党造反，不准国民党翻天。朱副县长是国民党员，他倾向于共产党， 1949 年前他是文教科长，保护了中学的中共地下党，而且资助了游击队，因此成为了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他的大字报是讲周县长如何排挤他的。后来我当知识青年时，他在县文化馆当管理员，他与我成了忘年交。他讲了许多我们县的历史和地下党闹革命的事。他特别是讲了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为什么要移民。我们县的大多数人的祖先是朱元璋从南京充军来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没有想法不会造反。住在城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朱元璋自己做了皇帝，怕有想法的人，所以要杀功臣，要把原来住在城里的充军到边疆。我想这可能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这个革命洪流中，我爸爸也革命了，他们的战斗队叫什么，小角色，我不记得了。我参加了爸爸们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是讨论怎样批判他们的厂长，一个平时总是笑嘻嘻的厂长，现在叫当权派了，那时候老百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当权派，不是走资派，走资派的说法是是 1968 年才兴起的。当权派的说法显然比走资派容易为群众理解，因为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百姓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判别，谁当权，一目了然。革命就是挑战权威，依靠挑战权威，革命就发动起来了。记得 1978 年我住院时，同病房病人是一个 1966 年的省委的处级干部。他对我说， 1967 年，他妻子是个自行车配件厂的厂长，科级，是当权派，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去接受群众批判。我记得那会议争论的焦点是重点批整了群众的黑材料是手工业局领导还是这个厂长。朱阿姨，一个缝纫厂的女红工，就是负责钉纽扣的工人，是战斗队长，她的意见是直接批判局长，她说：说王师傅工资比局长高，不就是局长说的吗？这个局长以王师傅的工资比她高为理由，硬要降低每件衣服的工资报酬，弄得大家每个月少好几块钱，实在可恶。这个局长是个西瓜，批判厂长是丢了西瓜抓芝麻。梁叔叔显然不同意，他说只有解开厂芝麻才能可见局西瓜。整黑材料的厂芝麻很积极。很多黑材料都是厂长汇报上去的。他举例说，张师傅，一个解放时成分化为工人的师傅，所以定为坏分子，就是厂长汇报了张师傅的话。张师傅说，批判彭德怀的人是自己吃饱了，看不见老百姓。爸爸是支持梁叔叔的，爸爸说自己技术大比武中拿了冠军，没想到厂长会在搞黑材料时说自己故意要把党员比下去，成了不尊重党的领导。会议的转变点是一个我叫郑奶奶的老工人发言，她说厂长是个笑面虎。郑奶奶揭发，他的丈夫，老郑师傅病了，厂长到家里来看看，见老郑师傅坐着不是躺着，第二天就在全场大会上说老郑小病大养，吓得老郑师傅撑着起来干活，表情恶化，不久就去世了。郑奶奶说完就哭了。老郑师傅是很多人的师傅，那时候还真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不想现在说着玩的。郑奶奶的眼泪如同潮水，使得大家一下子冲开了心里的提防，一个个说出了厂长平时的霸道、苛刻。第二天，厂长就被揪斗了，局长也来了，站在一边陪斗。局长被要求交出黑材料。现在我才完全理解了，搞黑材料是每次运动的一种技术方式。先进人物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让人们知道，回忆准备整的人平时的一言一行，从蛛丝马迹中照出反党言论和行动，形成材料，然后排队，谁排在前面几个，谁就被揪出来。现在也不知道没有人考证，黑材料这种技术手段，是不是二十八个半带回来的叶若夫的创举，还是 1940 年代初刘克思把俄罗斯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980 年代初，彭真同志说，文化革命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造反，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我认为是说在了点子上。爸爸的厂长肯定是个好人，至少他是廉洁奉公的，也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他为什么逼郑爷爷干活，为了满足上级官僚的需要呗。他又为什么担心爸爸技术上超过自己，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被轻视呗。这是什么，用正统的话说，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猖獗，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群众基础。推翻封建皇帝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却没学来民主制度。在 1912~1949 年，中央集权体制崩溃了，所以有枪就是草头王，几乎各级权力都由军事力量维持。草头王们关心权力不关心民生。 1949~1979 年，中央体制加强了，权力是向上级负责。而执政党是一个关心经济发展的关心民生有责任心的党，因此它重视经济发展，重视人才。由于权力为当权派带来优惠和安全，为了保住权力，各级官员也就喜欢让劳动者大跃进同时嫉妒劳动者的创新技能，避免自己被淘汰。没有民主他们只能作这种选择。这样，总体经济活动就不能不陷入一种制止创新强调劳动力投入的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迟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社会分化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这种矛盾的一次爆发。起源于斯大林模式红五类、黑七类的做法，就是获得权力者的子女为得到权力接班做的政治选择。由于没有娇生惯养和存在原罪情结，黑七类们普遍学习努力而变得成绩好，他们正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威胁着红五类的接班。最初的红卫兵实际上保卫的不是毛主席而是他们自己。关于谁是红卫兵的发起人，有资料表明，他们中的二人的父亲是 1966~1971 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两个国家领导人。但是另外一些领导人有具有平等的思想。这个制度演化到一个自我毁灭的状态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起因。官僚主义、社会分化和制度的内部冲突，导致七亿人民要成为批评家。邮电局是手工业局的邻居，他们也经常组织批判会。有次批判会是在剧场举行的，主要是批判他们的张局长，张局长定了许多规矩，按照这个规矩，职工们上班早、下班迟，搞一帮一，一对红，实际上是互相监督。动不动就叫职工到办公室训斥，让职工立定站好，一动也不准动，谁抵住就开帮助会，实际上是批判会。张局长否认这事，会场一下子就很激愤，有人喊：张 ** 不投降，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张 ** ，把它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几个小伙子，平时骑着自行车唱着歌送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口号一结束，就变理论联系实际，把张局长按倒，在他头上踏上一只脚，头没有砸烂，不过眼镜砸烂了。这次斗争，是在剧场开的，文化大革命，让所有人都登上了舞台。在 1966-1967 的那个冬季，批判会很多，我那时喜欢参加大学生来组织的批判会，因为他们说话的逻辑性强。北京的大学的串联队又来了，天知道他们怎么没有停止革命大串联。这天在我们所在的镇，一个农业镇，由北京的大学串联队支持了对镇书记的批判会，与他们一起组织的是这个镇的几个下乡知识青年。那个镇书记是当权派，群众对他最多的批判是大跃进时他当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群众饿了站不起来，他用棍子赶走大家下地干活。有一次我与妻子讨论管理学问题，妻子是教生产管理学的，妻子说半夜鸡叫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劳动效率。可是大跃进事情，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而且在群众身上留下了仇恨。这说明大跃进的做法不是为了经济效率，而是为了政治表现。另外一个批判的重点是四清运动，书记组织人天天查谁家变成富裕中农，弄得家家不敢吃白米饭。北京的串联队四个人，两男两女，据说是清华大学的。由于对大学生的崇拜，我挤到他们旁边。一个瘦高个子男生说，有些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了，怎么批判大跃进了。让拉这个支部书记游街示众，不批了。他的命令一下达，这个支书，挂着自己的大木牌，接过了锣，一敲、一边喊：贫雇农游街了！戴眼镜的要斗大老粗了！书记在解放前是作长工的，土改的成分是雇农。在当时的文化下，大老粗最革命。清华的女生慌了，在喇叭里喊，抓住他，抓住他。这时有个老农冲上去说，这个书记，虽然是雇农，却是管几个长工的，而且地主当时还准备招他作女婿。北京来的瘦高男生说，这个书记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他用地主逼长工的办法来逼群众干活，破坏大跃进名声。北京来的女生立即喊： *** 破坏大跃进罪该万死！三面红旗万岁！。群众们盲目地跟着喊口号，忘记了他们刚才实际上批判的大跃进现在变成了万岁的东西。镇书记，喊着，想申辩什么，可是在排山倒海的口号里，他的声音就像蚊子的声音微弱又令人讨厌。农民，那些 1959~1960 年饥饿的农民，那些在四清运动中不敢吃白米饭的农民，嘶喊着，发出他们被压迫的反抗声，虽然这种声音赞扬的东西与他们忿恨的东西正好重合，可是他们不去理会口号的政治意图，他们就想通过呐喊、嘶叫发出自己对官僚主义和社会分化的气愤。在这个社会性的风潮中，我们的战斗队已经不存在，我们那种破四旧的战斗队的确没有先进性了。这时候形成一种联合趋势，我与同学成到中学去找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司令员是云南大学的方向东。不过说实话，我们炮兵团许多人是像我这样当过保皇狗的，云南的正统造反派组织叫八二三，就是那个昆明工学院带头贴省委大字报的研究生黄兆琪当司令的，王振鹏参加的就是八二三。我的朋友成同学不愿意参加这些云南水平的，他选择了大的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云南分队。他骄傲地说，他的组织最大的，云南才是个分队。他的志向是解放全人类。在炮兵团，因为人小，轮不到我批判谁，我就做了一件事，不过是大事，保护毛主席的大事。有一天，云水怒兵团，就是原来的云水怒战斗队扩编的兵团，贴了一张特大喜讯，说，最近北京 301 医院检查，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可以活 150 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可以活 120 岁。一看我就纳闷起来，林副主席活不过毛主席怎么接班。正在我纳闷时，我的司令，一个高一的中学生，让我们去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放屁云水怒的蠢才的大字报是放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什么叫做 150 岁， 120 岁。大字报贴了，我总觉得似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怪怪的，不敢讲。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一定能活一百岁，一百岁，胡子肯定比我爷爷的长。这时我突然想到，中央领导人，除了董老董必武爷爷，原来都是不长胡子的。小坤哥哥是科学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肯定涂了种化学药品，不长胡子。化学这个东西对我好神秘哟。记得大学里学热力学，老师讲到它向物理化学的延伸，我就有点烦，所以后来我选修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是对我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学科。从个体行为统计出群体的涌现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的不可逆演化方向。我理解不可逆演化就是进化，而不一定是进步。 1966年，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红卫兵从最初的官办红卫兵，逐步演化为造反派红卫兵。全国的各级权力机构也随之瘫痪，中央唯一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看不清在这张照片上的陶铸，陶铸倒台后，应该说林彪已经处在了火线上。台湾国民党政府下台后，网络有文章说，这两个黄埔生这时给自己的校长写了信。不知道是不是谣言。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4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中）: rqyang 2008-8-29 07:46; 图 / 通讯员文 / 青水洋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上回说到，师政委在电话里向军区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果 5 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既兴奋又紧张。 5 分钟不到，一阵电话声把大家的心全都吊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中央回电，不准自卫！政委平静地放下电话，双手一摊说：让他们拿吧。造反派打开仓库，蜂拥而入，步枪、手榴弹、子弹、军服一抢而光，与从各连队抢到的武器一起都搬上了卡车。总的说来，这次造反派抢到的武器不算多，因为，一是我们师部真正的营地在山东临沂，农场只保留少部分武器；二是在造反派来之前，战士们已经把许多枪、手榴弹、子弹等扔到了旁边的河里了。造反派很不满意，留下一部分人不走，继续搜查。两天以后，师部传来消息说，造反派总部听说学生连狠打了他们的俘虏，准备前来报仇。又听说，那天抢枪撤走时，造反派自己打死了一个中学生同伙，就是误认为他是学生连的。这消息一下子把部队首长和我们都紧张了起来，接着师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学生连马上撤回临沂。我们立刻整理好行李，打好背包待命。但一直待命到晚上，也没有等到出发的命令。只是说，不准打开背包，继续待命。战士们帮我们做好晚饭，天黑了，大家和衣而睡。晚上战士和我们共同值班，还加了流动哨。下半夜轮到我，春天晚上的海风吹在身上还是凉嗖嗖的，不知是冷还是紧张，反正我两条腿一直在打哆嗦。抬头望连云港方向，天空上不断出现曳光弹，多的时候就像放烟火一样。战士说，这是造反派在玩武器。我们一直在待命，大家都心神不定。一位个子大，胆子小的女生跑到我们面前，哭啼啼地说：看在我们老同学份上，路上千万不要把我们丢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一直等到第三天，师部来命令，不走了。原来师部考虑，团部的军用卡车已经被抢走，师部也不方便再派军车来接我们。要走，只能步行，而离开营地的步行军对我们来说更不安全。我们打开背包，打扫卫生，恢复了正常生活。操场上一大堆废纸垃圾、树枝杂草，我们就点火焚烧。熊熊的大火直冲天空，余烟久久不散。我们郁闷的心情也开始释放，跳啊，喊啊地热闹了起来。看着冲天的浓烟大火，不久附近的赣榆农村就传出了一条消息：造反派到部队抢枪，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发火啦，他们在试验原子弹！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中央正式下达了可以自卫的通知，大家一下都真正的兴奋了起来。团部把藏的武器集中了起来，在农场附近几个重要关卡设了固定岗哨，抽调了班长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不准外人进入。这些站岗的部队骨干全是 60 年代罗瑞卿总长大比武出来的尖子，个个都身怀绝技，那都是真正的军人！从河里捞出的大量子弹、手榴弹等已经不能正式作为备战武器，上级指示，就把这些武器作为实弹练兵。这下我们也都跟着开了荤，从来没有扔过这么多的真手榴弹，真过瘾！在实弹射击中，我们学生连的成绩竟然超过了其他各连，团长见一个个戴了眼镜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他的战士，心中不服，硬要搞一次正式的射击比赛。全团选出了 10 个战士。我们要求不准班长以上干部参加，因为他们太厉害了。我们学生连也选了 10 个，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一直很好，经常打 9 环、 10 环。比赛属于对抗赛，不管打到几环就算命中。谁先把对方的靶全部打掉，谁就赢。不过射击距离要扩大到 150 米。比赛开始，我随手拿起边上战士递上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从起跑、压弹、卧倒、上膛、开保险我都不落后，我憋住气，瞄准目标，一口气打出了 10 发子弹，子弹嗖嗖飞出，打得靶杆前后乱摇，但一个敌人也没倒下。我正要求支援子弹，一只大手压住了我的肩膀，说我中弹牺牲了。学生连输了！气得我们连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熊玩意儿，正式上场就拉稀！我非常纳闷，怎么我打出去的子弹左右不偏，都是往下偏呐？排长接过我的枪，一检查，我们比赛的射击距离是 150 米，枪上的定标不到 100 米。战士们赢了，团长很高兴，但也没小看我们，非要我们交流经验。我看到当时的小战士文化水平都不高，对射击知识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我真心地讲了两点体会，这也引起了部队的注意。第一点，根据我训练时的观察，新战士在瞄准训练三点成一线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准星和靶这两点上，而我认为，在注意三点成一线的同时，应该把注意力更集中在眼睛与准星这两点上，因为这两点的距离很短，稍有丝毫的偏差就会在靶上放大很多倍，就很容易脱靶。他们说，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第二点，射击时要尽可能熟悉自己的枪。我认为，打 9 环或 10 环，单从射击技术上已看不出高低，差别在于对使用枪的熟悉程度。因为在部队枪准星的校正是由人工来完成的，神枪手校正出来的枪也不会特别的准，所以使用人一定要对枪做到心中有数。后来有一次射击训练，每人发 5 颗子弹，后 3 发算成绩。我试打了 2 发，发现都偏下，后 3 发我稍微校正一下， 3 发全是 10 环，所以这又加深了我这个体会。本来，我还要讲第三点的，就是射击前要检查枪的定标，不要打 150 米定在 1 00 米上。因为我们连长对此事还一直耿耿于怀，怀疑是他们搞的鬼，所以我就没有谈这个体会。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天。一天，我们正在稻田里拔草，突然离我们不远的河边传来一声枪响，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大概一分钟左右又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我们赶忙奔出稻田 ( 未完，歇一会。 ); 个人分类: 岁月掠影|7383 次阅读|10 个评论

省委书记的检讨：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1: 热度 1 王铮 2008-8-28 08:59;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不带政治特色思考，本文是我的一个尝试，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省委书记的检讨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在这张照片里仍然有刘少奇、邓小平，而且穿着军装，刘的憔悴和邓的乐观形成鲜明对比。小平同志后来说，毛主席那些错误，我们也有份，是实事求是。照片中邓小平旁边的非军人我辨认为陶铸。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穿过军装。这似乎表明他从来没有指染军队的姿态，尽管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照片据凤凰台）如果说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只知道玩就错了，在革命的洪流中，我们就是一滴滴水，随着大家涌动着，如果谁离开洪流，谁马上就蒸发了。这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把你搅合进来，使你或者成为水滴或者成为泥沙一起去塑造新的地貌坡面的水沙运动，对于每一个水滴或者每一粒泥沙来，它不知自己涌向何方。这天，大约是 12 月 23 日，我们参加了“阎红彦同志代表云南省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全省人民做第二次检讨大会”。地点在检阅台。检阅台是昆明最大的广场。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云南都督唐继尧开始，在台上的人都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他的臣民，检阅他们。今天这个历史要变换了，那些金口一开足可以置人以死地的，今天要给大家认错了。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闻所未闻。一大早，汽车就来接我们去，很多学校的，女一中起码来了五车人。在车上，有人领导我们唱起了《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会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因为这是一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至于如何“殊死”，我不清楚，反正大大小小的传单都这么说。现在看来，从政治说，斗争的一方现在已经被“殊死”了，毛泽东为什么还鼓励红卫兵让各级地方官员作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呢？只能有一个解释，毛泽东想从思想上贯彻他的路线。“革命群众和不革命的群众想从这种检讨中确认他们被解放的地位。现在有些人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毛刘是权力之争，与这种“检讨”存在事实上的矛盾。我的记忆中阎红彦在刚刚推倒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提升，成为了西南局第二书记，这相当于 50 年前的云贵总督了。在《刘志丹》事件时，阎得到了毛的赏识，所以他的地位是巩固的。这时全国性的各级党委检讨，反映了毛要进行的是思想革命。当然，毛泽东对于干部政治上也可能不够放心。这在著名的《 5. 16 通知》里就写道“ 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有的正睡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正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看来通过那个“通知”的，无论毛还是刘都认为需要“清洗”，所不同的是，刘用的是肥皂，一处一处涂抹，毛用的是洗衣粉，而且使用了洗衣机。在检阅台，我们被安排在距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整个广场人山人海，到处红旗招展。人们唱着《革命造反歌》：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歌曲，如《革命是暴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相对保守的唱：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会议唱《东方红》了，开始开会了。那个时候开会，开始一律唱《东方红》，唱毛泽东“是人们大救星”。会议结束一律唱《国际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后来有人说这两个歌矛盾，我那时候怎么一直没有觉出来，不仅我，全国人民似乎也没有觉出来。反正是歌，唱呗！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这歌与现在“我和你，在一起”没有太多区别。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阎红彦同志上台做检讨了，作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他带着军帽，马上有人呼唤，犯错误的不准带军帽。应该说我是从排山倒海的“阎红彦有罪，不许带军帽”的口号中知道他带了军帽，我们站得很远，什么也看不见。在后来的揭发材料中说阎红彦一共有 17 顶帽子，除了两顶军帽，光毛呢帽子就有 5 顶。这个被作为他腐败的证据。阎红彦摘了军帽，开始做检讨，他们的检讨大意是说自己 6 月到 8 月，派了工作组，整了群众的黑材料，挑动群众都群众。 8 月中旬，又布置了镇压了学生运动。“革命群众”们不同意，说他们轻描淡写，应该从更早的四清运动开始。因为毛主席说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搞成“四清”“挑动群众斗群众”。对“革命群众”提问，阎红彦辩论了几句，见好就收。接下来轮到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检讨，唇枪舌战着，互相读着毛主席语录。原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就是用在辩论中的。后来中央专门有个通知，不准在文艺作品里写两个人辩论，相互用毛泽东语录互相反驳。赵健民是一个有思想的党内知识分子，这条优点，在革命成功前，注定了他被重用，革命成功以后，注定了他的不幸。阎红彦上将，1962年后，他几乎成为陕北红军的唯一代表。阎后来自杀了，他的自杀可能有政治的失望和对爱情生活的失望双重打击。1958~1960年的大饥荒中，西南四省区，除西藏无统计外，云南省是人口减少最小的省份。然而，1962年他做了一件过头的事。省委书记的检讨后，进入了群众的控诉大会。上面的人在控诉，我的口却越来越渴。于是离开会场，同学袁和同学俞也出来了，因为都口渴。找不到水，见一个卖汽水的售货车，我就卖一瓶汽水。很贵，一毛三。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售货的老太太开了瓶给我，因为口渴，我一下倒口中，大概是二氧化碳的释放，一种从来没有的辛辣冲进我的咽喉，看着俞和袁过来，我觉得丢人，忍着，把汽水全都喝了下去。俞和袁问我：“好喝吗？”我想也没想：“真好喝。”两个同学，下了决心，每人花了一毛三，汽水到了他们嘴里，同样的辛辣感觉带给了他们。放下汽水，一起埋怨起我来。说了几句，大家都感到要撒尿，七转八转就是找不到厕所。我们跑到了检阅台的后面，俞同学实在憋不住，走到一棵树前，扒下裤子就撒尿。这时正好有几个女同学走过来。我和袁同学只好忍住了。俞同学说：“划不来了，让昆明小妞把我的小雀雀也看跑了。”其实，那些女同学，看起来是外省的，因为他们说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同学，走过去突然转过脸，朝我们伸了伸舌头，挤挤眼，羞我们。若干年后，我看了电影《阿甘正传》，在警察林肯纪念堂边破坏传输线的画面，使我想起我们的撒尿。俞同学实际上是一个调皮的男孩，喜欢与女孩子斗嘴。在女子一中，他经常与女子一中负责发放纸张的女生斗嘴，互相损对方。等到长后，我才知道，俞同学是一个帅哥，真正的帅哥。有一个女生要为他割腕，一般来说，女性为之割腕的，一定是帅哥，而且更可能是老帅哥。我从来没有听说是女性为那个才子割腕，所以才子不值钱，不对，不值爱，除了有钱有势的。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说，实际上女性比男性好色，不然大公鸡、雄孔雀为什么长那么漂亮。的确，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我见多了女性为帅哥牺牲的；其实他的话也不尽然，还有些不帅的哥，关键要会甜言蜜语，而且逢场作戏舍得花点钱，帅，只是定理中的充分条件。“逢场作戏舍得花点钱”，这是必要条件。这是金庸《侠客行》告诉我们的。这个定理使我一度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千金小姐喜欢赠金落难公子。范喜良、陈世美、王金龙一定是帅哥。当然还有大量没有金榜题名的帅哥。不过现在西方文化来了，更多的是灰姑娘一双雷达眼睛搜索着白马王子的现象。定理的必要条件才显现出来。后来，我看了何其芳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何其芳说，少年男女相互斗嘴，实际上是相互爱慕了。看来俞同学和那个女同学，帅哥靓女那时候已经情窦初开了。我这个经验很重要。很多年后，我的一个女研究生，喜欢在我面前告一个男同学的“状”，然后引起在我面前的斗嘴，我就知道他们相互爱慕了，我顺水推舟，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房间学习。果然，他们后来结婚了。从广场回来，我们发生了争论。首先袁同学说，毛主席是真伟大，是最红最红的太阳。俞同学问，太阳又是什么？我说我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太阳是由一些元素组成的，里面主要是氢元素和氦元素。俞同学问我元素又是什么？我说元素就是有原子量的，有重量的。袁同学说，我不信，如有重量，太阳不就掉下来了吗？俞同学突然指着太阳说：“你看，太阳掉下来了，热死我了。”大家一阵哄笑，袁同学脸色酱红。我突然想到，太阳热了不好，毛主席这个红太阳会不会太热，热死我们。记得检阅台回来，我们又去省委造了一次反。造什么记不得了。我主要是想跟着去看看著名的“五华山”是什么样子。“五华山”是省委、省政府驻地，最早是吴三桂称王的地方。我有个博士同学，姓吴，他一直为吴三桂辩护，他认为李自成就像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开始是无可奈何闹革命，后来被获得的利益腐蚀了，为了扩大利益，胡作非为，敲诈官民，吴三桂做得对，忍辱负重，只不过上了满清鞑子的当。前些日子我看张纪中拍的《鹿鼎记》，吴三桂完全是韦小宝搞阴谋诡计逼反的。什么史学？历史有时候具有复杂性。不过五华山这个地方简单，过去是不允许老百姓靠近的。你别以为如美帝国主义的国会山，“我是纳税人，我要看！”革命时期，把老百姓的地位抬高了，“我是革命人，我要看！”用中国传统文化说，有失体统了。真对不起，革命大串联，我的革命故事只能讲出这一个，后面的故事显然是在拖场子。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业绩可讲，串联一场，没有与任何昆明的战斗队直接接触，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到，还生了一生虱子。一辈子的羞耻。不过在昆明的每天早上，我和俞同学，都去帮助炊事员运煤，就这样，在昆明我们学会了骑三轮车。我们那个小地方，三轮车几乎都不见，我们用的是人力车，人像牛架在两个车把间，拉着跑。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拉的车，那车却叫小推车。中国有些东西真怪，明明是计划不生育，要叫计划生育。明明是斗的是干部、群众，却叫文化大革命。明明是私下定了项目负责人，却说叫公开招标。明明是领导决定的，却说广大群众要求。明明是捞把钱走人，还说：“父老乡亲们，这里有我的家，我爱死你们了。” 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到关于让各级党委 “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检讨”的问题评论，我只能学《聊斋志异》来个异史公曰：这种检讨，的确是使官员向纳税人负责，是中国的一次民主实验。这次检讨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省委、地委、县委。应该说尽管当时的检讨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意义，但是检讨还是真诚的。一个民主浪潮，自上而下的地实现了。纵观历史，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是自上而下推进的，从希腊开始。如果说想从自下而上建设民主，那是胡闹。非民主产生的上层，能够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肯定下层的民主吗？可能个别领导人局部时段需要民主，可是其他领导人不喜欢。非民主的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否定下层与自己利益不一致的民主结果。文化大革命造反时期，下层可谓实现了毛泽东的“大民主”，这种御赐的民主，皇上一挥手就结束了。更早，慈禧太后宣布改革，贯彻一个原则：“坚持满洲人的领导。”十个内阁成员，满族占了六个。让孙文那个害群之马说，还是革命好！于是革命就发生了。中国进入了个分裂时期，日本人乘隙而入，直到毛泽东把它重新统一起来。毛泽东有句名言：“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是统一，第二是统死。”终其一生，毛泽东是想统活的。可惜他不知道统活的关键是有法律平衡的民主。徒步串联的红卫兵。一般来说，徒步串联的多数是穷孩子，另外还包括一些激进的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干部家庭学生。在离开昆明返回县城时，我们是徒步的，在徒步中，曾经捡到块汽车掉下来的木材，由于是国家财产，我们轮流扛着，交给派出所。（照片据凤凰台）;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5198 次阅读|5 个评论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上）: rqyang 2008-8-27 08:46; 图 / 通讯员文 / 青水洋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对人们的借鉴与反思。在江青等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煽动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从大刀长矛发展到真枪实弹，简直就像军阀混战一样。我们 62年入学的大学生，到 68 年 9 月才分配。当时各单位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我们这批人大部分先到部队农场锻炼改造。我分配去的地方是靠近连云港附近的济南军区 9636 部队，军区司令是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将军，军长是张铚秀（后来是昆明军区司令），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是我们的军副参谋长。我们分配走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给我们讲了话。在操场上我们席地而坐，他露着白牙，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服从分配只要在地球上，哪里都是好的，啊我们都哈哈大笑，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们唯一记住的这句话被删掉了。那是以种水稻为主的海边大农场，以连为单位分别管理自己的包管区，我们学生连也有自己的一片自留地。当时虽然九大已经召开，但武斗还是不断，特别是联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连云港成了重灾区。当时的所谓好派、屁派实际上都有后台支持。在连云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支持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武器精良，实力强大。反对派只好撤出市内，在外面打游击，抢武器发展生存。那是 1969 年的 5 月的一天，排以上干部（我们锻炼的大学生享受排级待遇）都到团部听师政委传达九大精神，政委名字忘了，好像叫周铁嘴，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因为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又是铁嘴，所以传达得很精彩。十点多钟，突然一阵枪响，警卫员急忙来报告：二连营地遭造反派抢劫。在田里干活的战士闻讯赤着脚去追赶，跑在最前面的一班长被造反派开枪击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牺牲。会议马上中止，干部急忙赶回连队指挥处理。我们学生连急忙赶到出事的二连。二、三十名抢枪的造反派硬是被发疯似的战士从卡车上拉下。他们都光了膀子跪在连部操场上，战士们正强迫他们向毛主席请罪。一位四川小战士拉指着自己的上衣，嚎啕大哭的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班长的脑浆！大家一看怒火万丈，特别是与一班长熟悉的几位同学按捺不住悲痛心情，冲上去就拳打脚踢，把造反派打得抱头跌倒在地。一位同学大声说：我们打不违反纪律！大家一轰而上，书生急了也很野蛮，要不是连长等人前来拉住，我们学生连可要大发威风了。我们以为这事就完了，回连队吃饭还没有放下饭碗，突然又传来一阵枪声。我们出门一看，看到一位团部的通讯员扛着枪，气吁吁的跑来：造反派的大部队来了，快帮我把枪藏起来！原来上午来的抢枪的几十名造反派只是先遣部队，后面来的十几辆卡车已经到达团部，并正在扩散到各连，其中一部分人正朝我们连奔来。我们一看情况紧急，赶快接过枪往屋里藏，但往哪里藏？大家没有了注意。有人掀开炕席把枪塞在里面，上面压了被子，大家一看，这藏法也太低级了。机灵的小汤接过枪往外跑，外面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小汤一看来不及了，急中生智把枪往门口的水井（储淡水用的）里一扔，一阵水花，马上就没声音了。一群手拿刀枪的造反派冲进各班房间搜查，有人真的揭开了炕席。我们没枪。大家指着自己穿的衣服。造反派看着我们都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就抓住通讯员喝问：你的枪呐？他是通讯员，从来不带枪。我们一起帮着说。当时的情况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感觉一样，真不是滋味。造反派转了两圈刚走，团部来命令，让我们一、二、三排去协助保卫团部。女生排留下看营房。我们跑步到团部，看不到抢枪的激烈场面，只见团长办公室门半掩着，师政委正在与军区通电话，几个战士守在门口。门外十几步外的地方站着一、二十个造反派，其中一个象土匪打扮的人，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一把斧子，大声叫喊：给造反派发枪还要请示什么？我们身穿旧军装的五十多人突然来到，他们不自觉的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形成了对持局面。里面政委正第二次给军区打电话。第一次政委电话请示，军区说要等中央军委指示，但就是迟迟没有回音。政委说：我再说一次，现在我们还有自卫能力，请上级下令。九大以后，中央已有严格禁止武斗的决定，对群众抢枪也有严厉的制止措施，师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他的请示是有根据的。一排的老吴，大家叫他吴大胆，见造反派只有一个头头有枪，就悄悄地说：我们上去把他枪缴了。说罢大家就一步步向前紧逼，有一部分人开始从后面迂回。刚走几步，突然从他们后面人群中走出几个拿冲锋枪的人，不由分说朝着我们就是一梭子，子弹嗖嗖从我们头顶飞过，打得屋顶上的瓦乓乓乱响。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可怕的冲锋枪声，一下子全都吓傻了，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知识分子一下全都露了原形。团长听到枪声一个箭步冲出房门，大喝一声：谁也不准动！我们爬起来，躲在墙角，再也不敢动了。里屋师政委正在焦急等待军区回电，听到外面冲锋枪声知道情况紧急，马上又拿起电话。对方说，中央还没有回电。什么时候能回电？不知道。政委刚要把电话撂下，突然他又向对方补充了一句话：如果 5 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好一个周铁嘴，竟然向中央耍起脾气来了！欲知中央是否回电，怎样回电，且听下回分解。选择题： A、中央回电，同意自卫； B、中央回电，不同意自卫； C、中央回电，根据情况自行处理； D、中央不回电。; 个人分类: 岁月掠影|9901 次阅读|13 个评论

革命大串连：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0: 热度 1 王铮 2008-8-27 01:05;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革命大串联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在演出歌颂毛泽东的节目。串联，迅速地扩张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使学生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 1966 年 12 月 16 日，我们四个 12-14 岁的红卫兵，四个未成年人出发了，我们的目标是名正言顺的：北京，见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话虽然这样说，其实大家更多地想“见世面”，至于怎么“经风雨”，什么叫“经风雨”，我们完全不懂。我们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雨已经来了， 1966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接着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二个文件规定工人、农民可以组织文化大革命战斗队，工人、农民可以造反了。我们那里是小地方，没有火车站，所以先花 2 元多，买汽车票到一个火车站，按当时的规定，红卫兵乘火车免费的。 2 元对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一斤米才 8 分钱， 2 元是 25 斤米，一个月的粮食。我们战斗队所以能够抢在刘的战斗队前出发，就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工人家庭的孩子，比刘的战斗队成员家里宽绰，他的战斗队员，多数来自农村。本来说好 5 个人，可是临上车才知道堵同学不走了，他来告诉我们，他爸爸说如果敢去串联就不让他回家。他爸爸是个干部，县上的干部，至于作什么，我不知道。一上汽车我们就开始背诵“老三篇”，这是三篇毛泽东的代表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你说我们当年傻不傻，用这个记忆力背一背英文，现在我也可以用 100% 的假洋鬼子的身份唬唬人：你的，死了死了的干活。汽车就在我们的童音中，在山路上颠颠簸簸，到达到了火车站。换上火车，我们又经过了大约 3 个小时候到达昆明。在火车上，我们继续我们的背诵，列车员为我们送来了开水。记得在一个大一点的站，停车长，我们在站台上宣传，有一队更小的小学生在老师领导下，给我们送水，其中一个小姑娘送水给我：“红卫兵叔叔，喝水。”那时候我们还小，可能因为红卫兵的形象高大，就叫我们叔叔了。若干年后，我的得知我妻子当年家就住在这个火车站，那年她读 2 年级。我说那个小姑娘就是她，她说：“胡说！”你说，她是不是一个赖子。到了昆明，我们到车站的省委接待站办手续，我说：“我们昆明不熟悉，请安排我们到附近的接待站住。”一个中年干部笑眯眯地说好，他安排的地方是昆明 23 中。“顺着这条大路照直走就行！过金马牌坊，在小西门。”我们出了车站，傻了，街上人山人海的，跑着公共汽车，不知道怎么走，问金马牌坊在哪里，才知道“破四”给拆除了，这是我体验的第一个红卫兵的自作自受。我说乘车吧。柳队长说，不行，不远，自己走。其实这个不远是穿过昆明市区，起码有 10 公里，也不存在照直走。看来省委的接待站当时是尽可能对红卫兵制造小麻烦的。我们走在街上，边问路，边走，街上到处是大字报，一队队红卫兵在漫天散发传单。传单内容五花八门。我们已经经历一天，一路背诵毛主席著作，很累，有些走不动，想歇歇，柳队长不同意，我们争执了起来。这时候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衣服只有上衣口袋的，是个战士，走过来问起我们的情况。他接过了我的被包，带着我们朝前走。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 23 中。解放军战士转身就要离开。我说谢谢，他说：“人民解放军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支持你们是我们的责任。”说完，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走了。当年夜里，我写了个传单，题目就是《人民解放军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第二天我们上街，马上知道红卫兵乘公共汽车不要钱，大家一致埋怨柳队长。今天我们该怎么串联呢？我的意见，立即到火车站换票到北京。柳队长不同意，因为他是第一次到昆明，而且同学岳也是。他提议到云南大学串联，“云大出来就是翠湖公园，可以去玩玩。”原来他早就策划好了。他的意见站了上风，我们就到云南大学了。云南大学是一个老大学， 1949 年的革命前，据说中国只有 15 所大学进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云南大学是一个。云南大学坐落在一个山岗上，到大学门口，抬头一望，一级级台阶向上伸展，一个传统中国的楼阁坐落在台阶的尽头，给人森严的感觉。在云南大学里，我们几乎是无目的地逛着，我们完全被大学吸引了，我们忘记了串联、忘记了造反、也忘记了翠湖。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我们看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在残留的早期大字报中，我知道云南大学有个学术权威叫方国瑜。现在的大字报主要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工作组的。按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叫革命形势是一浪高过一浪。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浪高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一浪。因为广大师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忿恨远远超过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忿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是高工资，不干事，可是 1957 年后他们想干事也没有人信任他们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他首先是要你与他团结，然后通过各自会议弄得你紧张，让你的生活除了严肃就只有严肃，除非他需要你活拨，所以“革命师生”更恨当权派，无论他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团结、紧张、严肃、活拨”，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制定的校训，对于战火中的军官学习这个校训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有实用功效。可是 1949 年后，中国教育界把它作为所以大学的校训，也就用团结窒息了多样性探索的自由、用紧张制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用严肃屏蔽了自由思想空气，对于社会思想最活跃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是桎梏。本来这一切人们忍受了。突然再来一个教授是“氟氯溴碘砹”的“清华经验”，导致了全面的自由的消逝和人格的贬低，也就把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彻底否定了。而这个价值观是人们千百年“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因此知识分子反抗了，在这个反抗中，大学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劫难逃了。否定大学传统的价值观这个错误实际上不是学校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犯下的，我见过一张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被揪斗的照片，这个揪斗是工作组完成的。作为一个校长，他执行的来自中央宣传部的路线。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后来的回忆录有许多对当时思想的忏悔和批判。他作为一个当年追求自由青年革命者为什么会成为官僚主义者呢？我想有两个原因：斯大林作为神学院的毕业生，把神学院的思想控制特别是向上帝反省和向神父忏悔的模式推广到社会，作为社会有序管理的基础，作为一个被资本主义工业国包围的农业国要工业化需要这样一个管理，所以斯大林胜利了。反省和忏悔基础是原罪，为了让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被反省和忏悔代替，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赋予他们原罪感就是必要的。这样原因起源于刘的认识。其次，我们的执政党，一直没有完成从创业向守业的转变，思想还停留在革命时代、战争年代，在战争中需要一个“团结、紧张、严肃”组织形态，这个组织形态的第一个特点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它的第二个特点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战争胜利了，没有敌人了，就只剩下长官意志了。而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为长官带来了好处，所以守业变成了守好处，获得利益的人，需要“团结、紧张、严肃”来维护自己地位，于是教育路线就极端化了。这个原因来意于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利益的人潜意识不让“氟氯溴碘砹”与自己分享，因此他们就需要“清华经验”，因此“清华经验”的制造者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无道理。云南大学具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前身私立东陆大学为当时的云南省都督唐继尧所创办，始建于1922年12月。1923年4月开始招生，1930年学校改组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又改为省立云南大学。1937年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云南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熊庆来在任期间，费孝通、楚图南等大批著名学者应邀到校执教，使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影响甚大的综合性大学。1946年，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到建国前，云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在内、规模较大、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据云南大学网页）云南大学目前已经不能进入中国的前40所大学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衰落呢？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科技教育投资过分集中在北京。第二个原因是门口横着那个红白相间的棒子，大学的精神已经被这根棒子挡住了。不知道当年的大学生怎么想，现在许多老大学生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的热情和理想，开口闭口说自己是逍遥派。其实当年的逍遥派很臭，还不如保皇派。因为在社会急剧的变革中，逍遥意味着放弃社会责任，这与大学生的基本道德准和理想不一样。那时候的大学生如毛泽东所描述自己当年的：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大学生在 1966 年 11 月到 1967 年实际上成为了社会的主人翁，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热爱真理、热爱自由、蔑视权威的性格试图改造世界。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阐述过权威在组织有效社会中的必要性。韦伯也论述过有效的行政与权威不可分。因此，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现实有点讲，当年毛泽东有句话叫：“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是不镇压学生运动的政府也不一定有好下场。中国越来越陷入一种矛盾。毛泽东显然不是因为喜欢与小孟跳舞而厌倦大学生了。 12 月 18 日，柳队长带着我们先游览了翠湖。我又提出去北京的问题。本来大家都想见毛主席，于是达成一致意见，搭乘公共汽车达到昆明站，穿过人流，来到售票窗口，我们就要去北京了，去见我们日日夜夜想念的恩人毛主席了。售票窗口，站了许多人，嚷着、叫着、拥挤着，大部分是红卫兵，吵着要换票，与我们两天前看到的红卫兵井井有条的换票队伍完全不一样。在拥挤和吵闹中，我们才知道，今天，今天早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做出决定：“停止革命大串联”，不对，是“暂停”革命大串联，文件告诉广大红卫兵、革命师生，由于进入春运，又是冬季，为了保障他们的身体，决定暂时停止革命大串联。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有重新开始。我们四个同学一下子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说，昨天，哪怕是今天早上还来得及，你们那个鬼翠湖。柳队长内疚地低下了头。梁副队长说：“明年春暖花开又来，还行。”岳同学说，明年爸爸妈妈不一定愿意给钱出来，他看着就要哭了。这时一个我们县一中的同学李过来：“你们是盘江小学的？”“是呀。”“我也是盘江小学毕业的，大队长我认识。与我们一同到北京。”“去不成呀。”“不要紧，先换到曲靖的票，上了火车不下来。”我一听是个好主意，中学生吧，毕竟比我们有办法。谁知道柳队长突然吼起来：“不行！你们这是欺骗毛主席！”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做声了。那个中学红卫兵李对我说：“大队长，我住在女子一中。如果你想去，晚上或者明天上午来找我。我们明天下午的火车。见毛主席，谁也挡不了！”他很不友好地看了柳队长一眼，转身走了。我们沮丧地回到了 23 中，吃了饭，柳队长和梁副队长去翻印传单，我没有理他们。与岳队员留在宿舍。他们走后，我与岳同学说，现在去找那个中学红卫兵，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女子一中在哪里？决定明早去。我数了数钱，身上还有 12 元多，反正那个时候吃饭住宿不要钱。第二天一早，我就约岳同学走，他动摇了。吃过早餐，我就自己出发找女子一中去了。女子一中是昆明的一个模范中学，在市中心的小巷里，找到女子一中，大约下午一点钟了。我一打听，那个中学红卫兵吃过午饭就走了。我很伤心，转身就要赶到火车站去。这时候突然有人叫我：“王！王！”。我转过身一看，呀，刘同学，他的后面站着同学俞、堵、袁、杨，还有好几个女生。他的战斗队，差不多十个人。我们互相问了好，我才知道，他们刚从省委接待站造了反回来，每人借了 7 元钱。我问什么时候还？“ 2000 年！下个世纪。”同学俞说完，大家都笑了。在 1966 年， 2000 年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日子呀。我说， 2000 年，说不定实现共产主义了。刘同学认真地说，还不会，因为我们还有解放全人类。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解放了世界上 1/4 劳动人民，现在还有 3/4 劳动人们没有解放，按这个算，还要 84 年才能解放完。我一下子感到刘同学的水平很高。俞同学说：他妈的，就怪苏联修正主义，本来世界上只有 2/3 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他们一修正，有多出了 1/12 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我们就这样说着，笑着，吃了午饭。突然，是突然，我想起要去北京，刘同学说，他们去借钱就是为了去北京，他说我们走，火车站。刘同学像个将军，一挥手，大家簇拥这他上了公共汽车。我们赶到火车站，到售票窗口一问，到曲靖的火车票一律不换，不仅曲靖，更远的宣威站也不行。我们的北京梦就只有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春暖花开”一直没有来。就这样，我参加了刘同学的战斗队，与他们在昆明串联，去了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还去了圆通公园、西山公园、筇竹寺公园。我们就这样玩着，逛着，不断有同学组成新的战斗队来昆明，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由于家里穷，新来的同学是徒步走到宜良县火车站的。公路指示牌，我们县城到宜良是83公里，从宜良汽车站到火车站是3公里，他们必须在一个半天内走到，不然就赶不上火车。我就这样随着大家，串联，直到我生了一身的虱子，我开始想家。我的虱子是刘同学传给我的，因为第一天还没有床位，我和他挤着睡。发现他生虱子，俞同学专门买了个放大镜，一看见刘同学不在，就掀开他的被子，用放大镜发虱子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把我们放大镜抢了，还威胁要打我们。刘同学属牛，已经 16 岁了，比我们两个大得多，我们两个是最小的战斗队成员。若干年后，我在美国与一个美国学者讨论起我的串联。我说，从管理学看， 1966 年 9 月 5 日开始的革命大串联，把文化创新物传播到了全国。毛泽东具有胆略不惜损坏自己的经济，损害自己的组织来传播自己的革命，他突破了儒家的中庸，选择了反常、冒风险，反常和冒风险才能突破就约束。这个美国学者却认为毛走的还是儒家模式。孔夫子就周游六国，身体力行。毛叫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身体力行。我认为从文化地理学看， 9 月 5 日开始的革命大串联，传播到边疆已经是 12 月中旬，在边疆刚刚兴起时，北京已经结束了。文化传播存在空间“空心化”。中心已经落后的文化，在边远区可能刚刚兴起。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一些被抛弃的科学思想，在大陆正在变得“如获至宝”。他还专门批评了张艺谋、陈凯歌电影的没落。串联中互相交流经验的红卫兵，照片中他们充满自信而意气风发。地点似乎在天安门广场，或者在清华北大的广场上。;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5375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的造反：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9: 王铮 2008-8-26 09:33;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文章引用了些网上的照片，因下载时没有想再上传，所以没有记下出处，请鉴谅，并致谢意。由于不是商业著作，所以不存在侵权。文章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的造反造反者的游行。当从“工作组”的压迫下“自己解放自己”后，造反者失去了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什么是底？他们不清楚。他们的导师也不清楚。于是一部分造反者把“四旧”又重新破了一遍，造成更大的损害。少数造反者开始梦想“巴黎公社”，还有极少数“害群之马”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不过对1966年12月来说，这些还早，基层还在搏斗。我的记忆中中国破四旧大约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56天”内的“红五类”红卫兵有计划的破坏；第二次：《16条》发表后造反派和保皇派各自表“革命决心”的自发性破坏和群众的自保性破坏；第三次：造反派胜利后的盲目。这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是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这次破坏的是重点文物，如谭厚兰受康生指示对孔庙的象征性破坏。我就这样在灰溜溜的情况下满了 12 岁。学校成立了许多战斗队，新的红卫兵组织，现在的红卫兵谁想当就可以当，不用审查，一毛五就买一个袖套，“红卫兵”三个字还是仿照毛主席题字的呢，还编列上战斗队名号，比我们老红卫兵的漂亮！家庭经济情况好的还可以买顶绿军帽。我已经没有脸带我的老红卫兵袖套了，盖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章的，保皇派的标志。我这时候知道那些被审查掉的同学的滋味了。我一个到书店去看书，看《马恩选集》，马克思有篇文章，叫《法兰西内战》，我知道了有一个巴黎公社。昆明的小学生也下来串连了。他们说我们那个老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总部已经被砸了，是“老保”组织，“老保”是对保皇派的贬称，而保皇派已经是贬称了。一天，老的大队委梁同学，就是没有资格当老红卫兵的那个，找我，说：“我们组织个战斗队吧。”我说：“你们，还要我？”他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也叫了柳同学。”这样我和梁同学、柳同学、堵同学、王同学、还有岳同学等等组织了个战斗队。战斗队得有个名字，我说叫“学雷锋战斗队”，大家都笑了：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学雷锋呢？于是战斗队的名字叫“继鲁迅”。继鲁迅战斗队，多么响亮的名字，它表明我们要继承鲁迅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柳同学是队长，我由于上次教训，坚决不当什么政委，结果没有政委，梁同学是副队长。虽然梁同学是发起人，但是柳同学毕竟根红苗正呀。中国人的传统，反对王莽，要找个姓刘的当头，反对满清，要找个姓朱的。因为他们有号召力，而大家又是要“打着红旗”的。现在想想，梁同学真是策略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成为企业家，弄不好，还有几个美女陪着，整天说着“迟来的爱”。战斗队一成立，很快就与中学红卫兵联系上了。一天晚上，我们战斗队部分同学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到县委去造反，柳队长没去，因为家里反对。刘同学的战斗队也去了。那晚的焦点是要县委拿出经费支持学生造反，造反派的头是中学的一个红卫兵，袁 CX ，他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估计是他哥哥给他的，他出身农民，家里穷，买不起新军装的。袁哥哥很有名，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曾经给我们做过报告，控诉过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县修机场强奸了他表姐的罪行，控诉过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用燃烧弹杀人放火的罪行。所以袁绝对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出身。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把造反派描写得青面獠牙完全是胡说八道。袁 CX 长得很秀气，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很儒雅，声音很有磁性。据说袁 CX 就是我们那个中学的学习尖子，再难的数学题，他都能作出来。他与小邓拓，一文一理，相得益彰。当权派出面的是周县长，一个脸上或多或少有些粗糙的人。我们到迟了，就坐在后面的软皮椅子上，很软，很宽，晃一晃有弹性，舒服极了。双方斗争得很激烈，不断地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来指责对方。突然袁 CX 说县委的人有严重错误，因为一个人读毛主席语录是歪带着帽子。那个人急了，只指着我说，你们红卫兵也是歪带着帽子。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帽子歪了，我一下子很紧张。袁 CX 同学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同学现在帽子歪了，但是他读毛主席语录时是要戴正帽子的，对不对？”我马上说：“对！”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都正了正帽子，走到前台，立正站好，带着童音说：“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老三段”。这是三段著名的语录。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勇敢，我想或多或少受了北大那个女生形象的鼓舞。真没有想到我们的歪打正着取了作用，或许是周县长为了保那个干部，他退让了。周县长当场同意拨款，这样周县长被大家夹拥着到了百货商店，为大家买了纸张、油墨等，我们战斗队也分了油印设备。分好东西，已经清晨了。大家有在一起唱《想念毛主席》：“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候有句话叫“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我看着北斗星，夜风吹来，感到精神倍增。第二天，我到学校，学校老校门被拆了，现在需要修新的校门。我们在章老师带领下，正在砌新校门。那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余老师已经放出来了，穿着他的破毛呢裤子，帮我们搬土砖。休息时，我的朋友汤叫了我，他妈妈是我的老师，对我特好。他悄悄对我说：“你昨天去造反了？走着瞧，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猜，可能是他妈妈提醒我的，他爸爸是县委的干部，昨晚见到了我。这时，刘同学叫住我：“王，我们现在去县政府造反。”我想到汤的话，说：“胜利了还去干甚么？”他说：“去做那个皮椅子，太好坐了。”我一听就说，好！我们提前收了工，几个同学一道去县政府，汤看着我们，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到了昨天的会议室，没有人。我们就坐在皮椅子上，坐着不够过瘾，我们就在上面跳来跳去，玩得很开心。我们离开时，经过县长办公室，我提议去问县长要钱修大门。周县长办公室也有两个软皮椅子，我们挤在一起坐。造反开始，说明来意。接着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周县长提议读他墙上贴在的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就辩论。周县长说，关帝庙是地主阶级的烙印，你们拆除了很好。但是你们要修成什么样的，什么样才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你们要有方案呀？是无产阶级的烙印吗？有吗？我们被问到了。这样就灰溜溜的走了。后来不知道刘同学和章老师怎么要到了钱，大门修好了，门口修了个门卫房，那个有精神病的余老师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见到他，我就想起“无产阶级烙印”。回到家，我与父亲说了那个椅子好玩，父亲告诉我，那叫沙发，是旧中国县参议院留下的。第二天刘同学又约我们去坐皮椅子，我告诉它皮椅子的来历。大家一想，难怪县长会变成修正主义，沙发坐多了；一致决定，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坐的我们绝不再坐，就这样我的第一阶段造反就熄火了。过了几天，柳队长召集我们说，刘的战斗队计划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所以我们决定 12 月 16 日出发，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上火车到北京。我很高兴，日月想念的毛主席啊，我就要见到你了。 2004 年，我看了一个周恩来传记，我才知道 1966 年 12 月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非常厌倦见到红卫兵了。我们那么热爱毛泽东，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厌倦我们了。毛泽东现在说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了，不需要红卫兵了。有一次他对舞伴说：“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一句话就把一个总政治部主任废了。他教导我们说：“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时他自己却是“不爱武装爱红装了”。不爱红卫兵的统帅当然不需要全国的红卫兵来北京了，可是红卫兵还源源不断要去见他们最敬爱的毛主席，用我们当地的话，叫“热脸去凑冷屁股”。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文化学者，她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超然的爱。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最初，他需要你，你爱他，他也爱你，你爱得太多，他感到超出他的需求，就会厌倦你了。特别是他要寻觅新欢时，你越爱，他越厌倦，因为他不愿意支付那个成本了。毛泽东累了，他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达到，现在他有新的目标，新的事情，包括与他的孟夫子跳舞。不知道这是哪个阶级的烙印，反正毛泽东用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这个爱的真理。现在全国的形势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而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顶一万句。不过毛泽东失算了，爱需要维护，而不是完全的市场交易。他的孟夫子，搂着跳跳舞可以，舒服得很，但是成不了大事的。试想，如果毛泽东当时更多地相信他的红卫兵，更多地付出一点爱，爱他的人民，爱那些感到解放了的人民，他的文化大革命不会演变为一场动乱，而会开创一种道路，他的所谓两大事业之一，不会被彻底否定。爱是否完全适合交易经济学，这是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呵呵，这里做了个爱情总结。不知道某个 100% 的学者是不是又看出性没有？这里要补充个情况，袁 CX 的哥哥是个朝鲜战场的狙击手，他给我们做报告说。他在部队时，代表中国与苏联比赛射击，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他们的代表团有规定，不能赢了苏联人。第二次是林彪当国防部长，代表团规定，不能输给苏联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他“演义”了，还是中苏关系的一个缩影，至于谁当国防部长，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先后为一句话顶了“一句顶一万句”的，给废了，做不了什么大主的。原题：中南海的舞会生活使得小孟留下了永远的回忆。小孟的脸型是颇像杨开慧的，这也许反映了毛晚年的寂寞。毛泽东喜欢跳舞。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人来说，可能感到他是伪君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知道全国禁止了舞会，知道到处在破坏文物。以至于他听说美术院校不让用模特了，专门批评了这个做法。毛泽东的社会先进文化，实际上还留在1920年代他的梦想上。;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5288 次阅读|1 个评论

打倒XXX：文化大革命祭: 热度 1 王铮 2008-8-6 21:38; 本来昨天想发这篇文章，因为忙着与陈安博士一起参加的会议给耽误了。为什么要昨天发呢，因为昨天，是 8 月 5 日， 42 年前的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贴”了一张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从“大革文化命”，批判资产阶级权威转到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一律不整”。刘少奇主席领导的前期文化大革命，被称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 50 天”。领导延安整风、领导土地改革、领导反右斗争、领导四清运动、领导了前期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到了灭顶之灾，真有点请君入瓮。接下来以我就读的小学为例，我们开会喊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李阎赵！打倒林薛周，打倒殷袁杜”，刘邓陶不用说，李、阎、赵分别是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省委书记赵健民、林、薛、周，地委书记林山、地区专员薛汉鼎、县长周荣仙，殷袁杜则是文教局长殷波、校长袁和教导主任杜，后面两位实在当的权太小，我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可见我趋炎附势。不过前些日子，袁校长领着我们喊打倒的班主任老师名字我记得，“打倒世民章”。我们的校长也没有想到打倒了世民章，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当时的打倒中为什么没有我们的省长周兴我不清楚，但是没有县委书记张登高的原因我知道，因为他被称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不过当权派是在劫难逃，记得我们喊的是炮轰周兴，火烧张登高。火烧是最轻的。现在想想，一个人用火烧，比一炮轰死难受多。真是好死不如赖活。想想打倒的人，把一个小学教导主任的名字与国家主席名字并列，也是一种平等。 “打倒”这个词，我大约是 1965 年开始记得的，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记得当时报纸上有一幅照片，日本工人阶级在示威，标语牌上写着“佐藤政府打倒！”这是我认识的第一组日文。当时我五年级，也参加了四清，去打倒一个同学的爸爸，说他是漏划富农。什么叫漏划富农？就是土地改革时本来该划为富农的被划为富农以下成分了。本来是富农的，划成了地主那是活该。这个同学的父亲我不记得了，这个同学叫李振武，后来一些同学背后悄悄叫打倒李振武，他受不了这个侮辱，不来读书了。不过我没有喊过，我那时候小，李振武对我好，他不来我哭了。说真的，我这个人从小阶级立场就有问题，不过是遗传的。我爷爷就有问题。土改时他因为穷，是农会干部，可是不久他不去了。他说：“整天就想斗人，往死里打。解放前有的人真受苦，有的却是好吃懒做的，现在起来斗人。看不起！”爷爷是耻于同伍而退出的，是有阶级立场问题的，也是有勇气的。四清运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划分了许多漏划地主、漏划富农，还有划分出富裕中农，都是斗争对象。《青松岭》那个电影，开始的阶级敌人钱广就是富裕中农，后来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成了富农，毛泽东是没有富裕中农这个阶级敌人的。我一直不理解，那些领导反右、领导四清的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家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没有半点对反右和四清的忏悔。用刘少奇主席的话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何必要等人民来写呢？自己不能反省一下。有个女性，后来是一个美丽慈祥的老人，她搞的 xx 工程，我很尊敬她，但是我没有捐钱，因为不见她反悔她的桃园经验和清华工作组。我想少奇同志活着，一定会反省,一个能够写出《论修养》的思想家，一日三省吾身，一定能够写出《回忆与思考》。小平同志后来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包括否定“ 50 天”。彭真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思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那么多群众起来造反。历史上有了卢梭的《忏悔录》，就有后来的思想进步。随着无产阶级文化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展，打倒这个词更多采用了。开始是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杨余傅、王关戚是谁？不告诉你！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 Google ，不可以有老婆的女性怎么办？问爸爸妈妈呀。我一直告诉自己的女学生，你的爸爸妈妈是最爱你的。后来是打倒刘少奇一类骗子，再后来打倒林彪。现代人打完了，把古人拉来打，打倒孔老二，不知道谁考证出孔夫子排行第二。接着打倒刘备诸葛亮，打了几天不打了，中央来指示了，三国时代能够立足的政权都是法家不是儒家，所以曹操伟大，刘备、诸葛亮伟二，孙权跟着伟三了。“养儿当如孙仲谋”，做个沾光的，多好。真实人物打完了，就打小说人物，打倒投降派宋江。我那时候看小说《青年近卫军》，被发现了，我写检讨，就把青年近卫军中的年轻人顺着打了一遍。他妈的，作者法捷耶夫不行好，有个男青年叫邱列宁。工宣队一看，怎么你要打倒列宁？反革命。幸好有人告诉他，邱列宁不是列宁。不过我华东师大的老师就没有我运气好，他们说要打倒恐龙，坏事了，上海的负责人徐景贤说是恐龙影射工宣队，有的老师就进了大牢。徐景贤回忆录怎么也不反悔这一段？当时的情况，叫你打，你就打，千万别乱打。文化大革命有句话，叫：“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忙，比如要跟芦老师读《诗经》，要跟孟夫子跳慢三，有时候还得劝道一下撒娇的章司长，忙，毛主席忙不过来不指怎么办？那就好好在家呆着打扑克。有种扑克打法是拱猪。我的记忆中，拱猪这个扑克牌玩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流行起来的，他的打法与过去的争上游、一百分不同，争上游、一百分鼓励向上，拱猪鼓励坑人，很有文革特色，想着去打倒人。 “打倒”这个词用在打倒四人帮身上后就不怎么用了。打倒四人帮，后来还用过打倒“官倒”，那是 1989 年。什么叫官倒，我也记不得了，好像是伤疤的意思。不知道能不能用百度“度”出来。渐渐地“打倒”成了生僻词。不行你用输入法看看，输入 dd ，第一、第二页一定没有，有的是达到、大跌、爹地、订单、导弹这样的词。不过最近我看到陈安博士喊出一个口号，叫“打倒中医”，虽然是有点调侃，我感到犹如 90 年前有人喊“打倒孔家店”，震耳欲聋，点击率飙升。有人一针见脓地指出过，王铮关心点击率，点击率上不去就嫉妒大师，怀疑别人动机。我有时想，自己怎么就这么笨，写个“打倒西医”，震耳99%聋，会点击率99%。窃自思，孔家店打倒没有？没有，还没有打倒就有个民族企图请孟德尔证明孔夫子是他们民族的人。中医呢？有次在火车站等车，我看过一个什么电视剧，邻座告诉我叫《大肠菌》，大意说中医是为对付大肠杆菌发明还是发明了治理大肠杆菌的。记不得了，老了，一个概念：大肠菌发明了中医。我这里不去辩论中医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给方舟子先生，我说你们批判中医了东西论证不严密。方先生不登，我去催，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了我，方先生大意说《新语丝》是他私人网站，他有根据自己观点选择文章的权利。我觉得方先生说得对。科技网是公共网站，陈安博士可以高呼“打倒中医”，别人也可以在这里高呼“保护中医”。只是打倒也好，保护也罢，得讲道理。有些人在武夷山先生的文章后面骂人，却不属署名，就不那么“西医”文化了。结果形成保护中医的评论都署名，打倒中医的评论都不署名。不够君子不说，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大字报，只会叫打倒，不会落名字。真想打倒中医，得讲道理。所以“打倒文化”要在讲道理条件下才有好处，不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打倒”这个词，我查了《辞源》，没有见到，不知道《说文解字》有没有，哪个朋友有书有热情可以帮着查查。打倒的英文是 down with ，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上中学学的，尼克松要来访华，我们突击学了 down with USA imperialism, down with social imperialism ， down with Jiang Jieshi. 后来又紧急通知不让说了。记得当时我写了篇作文叫《尼克松为什么打着白旗来北京》，老师批示：“很好，可作壁报稿。”可是后来这样的壁报也不让出了。因为 down with 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当时的说法是 USA imperialist 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了。 down with USA imperialism 算学了白学，一辈子没有用上。 down with 这种思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联系的，它的思想根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这个观念是中国本来没有的，是北方吹来的十月有的风送来的。这个歌词作者一定不懂气候学，俄历十月，是中国的 11 月，北方的吹倒中国的风是寒流，是自然灾害，所以这个比喻要不得。因为按照阶级斗争观念，这是反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观念，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在中国的爱情故事中，经常有千金小姐拯救落难书生的故事，为什么西方没有呢？因为他们那里阶级森严。有明确的阶级制度，中国没有，从隋文帝就废除了阶级制度，开科取士。中国有两个伟大皇帝，一个奠立了国土的核心，一个完成官僚制度建设。落难书生书读好了书可以成为贵族，娶得千金小姐，那时候科举考试走后门要斩，如果改成考公务员就不兴这个了，法不责众嘛。有人说这样的故事意淫，不是的。当年刘秀对阴丽华也有差距，刘秀当了皇帝，娶了阴丽华。他老祖刘邦不就是一个亭长，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乡长，以千年后有人揭发他，小时候还是个偷瓜的。刘备是什么，一个编草鞋的，还有朱元璋，放牛娃一个。他们听信一个奴隶的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西方、印度、俄罗斯的贵族制度是“有种也”的。中国没有天生的阶级，这样阶级斗争就不那么被强调了。阶级组成的动态性，打倒也就没有那么必要了。就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中庸文化。这种和为贵的文化由于没有固定的阶级次序得到发展。“打倒文化”成立的则是有阶级次序的固定。也许没有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打倒文化，使得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就中华文明硕果仅存按照咱们中国的教训，“打倒文化”似乎该打倒了。不过话也别说过头，有时候没有打倒是不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打倒，就没有中国的独立自由。有些东西不打倒，就没有创新。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打倒。不讲道理去打，最后只能请君入瓮。末了声明一句，批评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打倒文化，可能有人说反对毛主席、刘主席。错！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政治天才、刘少奇的组织天才、周恩来的外交天才和林彪的军事天才，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胜利，中国会怎样？台湾人研究过，中国就会成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我想充其量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肯定不如印度，因为印度自然条件比我们好。台湾是与大陆在一起，可是新疆、西藏可能都“非全民公决”出去。世界会怎么样？没有力量与日本在亚洲抗衡，为了平衡苏联，美国也可能早扶持日本回到了军国主义道路上了。中国革命打倒了三座大山，可是没有没有为德先生、赛先生开好路。在那四个天才后面，中国领导人没有用张闻天的经济天才，因为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打了个半倒了， 1959 年又彻底打倒了，国家一任“谷撒地、薯叶枯”，作赶英超美的梦。在一些回忆录里，打倒彭张周后，毛主席改了吃鱼，刘主席托人从俄罗斯带巧克力来为孩子提供营养。像我弟弟那样的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的，就只有含着妈妈的乳头饿死。所以我常常想，如果不打倒彭德怀、张闻天，就不会要从天津港运鱼，从列宁格勒运巧克力，至少省运费，也用不着开七千人大会。总之，许多事情不要急着打倒，要先立后破。中医这个东西，等待西医和物理医学把几乎所有的疾病治好了，中医不打自倒了。当然，对于中医 973 项目，不妨请理智的反对者不是愤青参加一些评审会，这样有利于提高。跑题了。其实，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打倒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好东西。有的人，本来是历史的流星，发动全国人民打倒他，让全国人民表态拥护打倒他，他就成了历史的永恒。比如匈牙利的那个纳吉，你不打倒他，他早就被人忘记了。彭德怀，1959年不打倒他，谁记得的他的伟大？不过老百姓因此饿死了两千万，有人因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有点辩证法。打倒彭德怀的斗争;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14716 次阅读|1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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