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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裴毅然：读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 fqng1008 2017-3-26 17:24; 一、再演敦煌故事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二、学术贡献《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日本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三、分析深刻《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 390 ～ 391 ）。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页412）。 ——老三届从童年开始就被灌输战争神圣伟大的思想。各类宣传不断向他们显示战争是通往光荣的道路……知青们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一打，起码可以变一变。要死，死在战场上，谁知道呀，当个英雄，总比憋死在这个破地方强。”一位海南知青：“我幻想着哪一天世界革命爆发，我们知青便可以告别农村，杀向欧美。”（页364） ——下乡运动遗祸久远，它迫使政府当局从1978年起采取了与现代化高效率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下下策，就是顶替制度（工人退休之时，其职位由其一子女自动顶上）和归口包干制度（年轻人的招聘由他们的父母所在单位负责）。必须指出，由此引致的职位世袭现象，不仅对保证劳动力质量及经济生产效益是有损无益的，而且也是违背毛派们决意抑制社会不平等的代代相传的愿意的（页392）。对大陆知青研究者来说，提炼撮抓这些“亲身感受”似应更方便更容易，他们当然更理解自己当年由皮肉得来的真理。如今，绝大多数国人也已认识到：任何整体利益不过是个体利益的集合，只有尊重每一个体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是“人民政府”，才可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就这些已在口边的认识，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四、所得思考依靠《失》所提供的全局资讯与宏观数据，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1800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页155）。当今青年很难想象：“回家”这样一个最原始最初级的欲望，我们当年竟难如登天！ 1977 ～79届，只有43．9万知青进入大学，加上其他渠道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估计总数不会超过百万。1/18的成才率，既是1700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页184）。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绕了一个大弯竟走到这儿，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从走向民主自由的起点，最后竟拐入比满清还暴虐的专制，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职么？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就知青运动而言，不仅仅整整一代人被耽搁，整个国家人力智力资源大浪费，而且做了比无用功更可怕的反作用功，留下一地赤左瓦砾，还是不易觉察的意识形态瓦砾。直至1978年，中央还在致力于“在全社会树立以务农为荣的新思想”（页404）。再如恢复高考后，天津市长发现大学新生中工农子弟比重降低，立即打报告揭发“新的招生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若非邓小平即刻回复“救国要紧”，还不知会折腾出什么“革命行动”来（页412）。更使我心头作痛是知青集体跪求的图片。1979年2月，云南勐腊农场千余知青跪地向农垦总局局长哭求：“我们要回家！”（页141）这样一代依靠下跪维权的青年，能为他们身后更为孱弱的农民争取站立的人权么？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价值与意义，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页424）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当然，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根据皮肉纠正了思想，被迫学会接受此前绝对不能接受的“道理”，视原来认为的“极不正常”为“实属正常”。他们通过认识农民而真正认识“与工农相结合”，通过尝到“再教育”而意识到“再教育”的实质内涵——听毛主席话，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思想。事实上，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从宏观上，知青下乡完全与现代化背道而驰，愚蠢地停留于原始劳动。通过简单的农业劳作怎么可能进至科技化？挥镐运锹怎么比得上电脑操控？下乡运动走在历史大倒退的错误路线上，我们的青春热血完全给错了地方，知青成傻青。对于国家来说，除了愚蠢地“浪费”一代人的智力，还支付了巨大的道德成本，动摇了“真实”这一社会之本。当人人戴着面具才敢出门，当人人心里运作着两套价值逻辑，街上还能看见“真实”么？五、商榷与探讨潘先生认为“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他在2009年5月28日《社会科学报》（上海）再次重申这一结论。对此观点，笔者认为需要商榷。因为，从表面上，确实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主导了这场大运动，但从根子上则离不开经济因素，即扔甩失业包袱。当然，之所以会产生失业包袱，最终原因还是政治问题，即中共从1950年代中期就发现无法按自己的设计对社会进行各项安排，“美好设计”无法贯彻于实践，尤其公有制并未分泌出“巨大生产力”，经济无可避免地滑向疲软，这才不得不借政治高调裹经济失败的肉身。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各地工厂紧着向中央讨要青年员工，而且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员工，相信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都不会也不敢发动这场城乡劳力大对流的知青运动——1800万城镇知青下乡，800万农村青年进城（页37）。更不用说还要冒巨大政治风险：植恨于千万城镇知青家庭。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政治经济及时势等诸因之合，单因释源难免顾此失彼。尽管政治原因在所有共产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具体到知青下乡运动，乃是意识形态造成经济疲软萎缩，从而合成这一红色怪胎。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使中共自封万能救世主，决不能容忍存在失业，一旦出现失业不是面对而是习惯性掩盖。三年文革，全国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政府财力日蹙，应付“吃饭财政”尚不及，不可能通过投资扩大内需提供职岗。同时，大学停办，高中缩招，而三届积压的大中专毕业生嗷嗷待岗，必须安置，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情急之下，毛泽东只能利用“领袖魅力”先送他们下乡“就业”，既顾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续意识形态神话，也顾了经济上的里子——遮掩无法安置就业之实。潘先生说：“我们得到的有关70年代城镇招聘及人口的正式数据都清楚地表明，以城镇就业和人口压力问题为理由是不可能说明为什么要发起下乡运动的。”（页394）从结果来看，当然如此。不过，这可是事后总结，后见之明，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当时可没有想到“毋须如此”，更不可能想到下乡运动会招致中国共运彻底失去“后来人”。更要紧的是：一贯的“伟光正”使他们不必想得这么深远，他们只须不断出新招表示“不断革命”就足够了。至于这些新招的后果与责任，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是革命的主旋律，毋须论证，永远正确。同时，专制暴虐之下，更无人敢于向毛敲边提醒，连个海瑞都没有了。不过，有始必有终，凡是历史必有结果。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顾头不顾脚的饮鸠止渴，全国知青及他们的家长由此真正认清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方向”，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六、结语从规模上，中国知青下乡运动乃是国际共运的孤本，也是当代世界史一道独异的“人文风景”，凝聚着种种不可复制的“历史特色”，加上千万知青与他们的同龄人还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们还会不断出新闻。中共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退休后的“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此外，知青下乡运动所必然附带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对后代的文化输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对无知的下意识崇拜、对暴力的下意识认同……与之相伴，“知青学”可望在今后二三十年间持续走热。尤其对国内知青一代学人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总不能再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时间抢救性搜集这场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研究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无谓支付的青春。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转引自顾洪章、刘梦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页15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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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封改变8000万知青命运的“福音信”: Fangjinqin 2015-9-26 08:11; 萧芸.pdf; 个人分类: 人物素描|99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郎伦友：小人物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 fqng1008 2015-9-24 20:48; 1982 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 插队时期的萧芸她嫁给了大队支书的弟弟 1949 年9月4日，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后在湘潭教书。 1957 年，萧芸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劳教。1965年7月，萧芸报名上山下乡，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 1968 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萧芸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比萧芸大两岁，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320厂。支书家里想为他找个对象，他们相中了萧芸。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可是谈了三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有一次，公社开批斗会，凡是五类分子、右派子女等等都被通知参会。支书母亲闻知，悄悄地对萧芸说：“你今天在家种菜，我去开会。”老婆婆果然到会，并坐在五类分子中的第一排。公社书记见是支书母亲，吃惊地问：“你怎么坐在这里?”婆婆说：“我来替媳妇挨斗。”书记说：“你媳妇是谁?”婆婆说：“是萧芸。她犯了什么罪?我替她挨斗，要打要杀，随便来。”书记连忙上前，将她扶起，并连声道歉。公社干部几乎人人都认识她。她是“红色堡垒户”，干部下乡，常在她家搭伙吃饭，公社书记批评发通知的干部，说他黑白不分，怎么抓到书记家里去了?遂叫他将支书母亲送回村里。萧芸真的由此躲过一劫。萧芸去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第三次见面时，她与李开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没有人再来骚扰她。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将这一平静打破了。回城，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1979 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象。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像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是最差的工种，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这些大龄知青因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青春的浪漫，现在连工龄还得从零计算。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了吗?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吗? 湖南省湘潭县的部分知青在萧芸家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封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各位领导：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此致崇高的敬意湖南省部分老知青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1982.10.7 信的落款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但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有人却露出了迟疑之态。萧芸看着绕了一圈一个名字也没签上的信，一下子傻了眼。当时“文革”遗风尚存，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但信既已写好，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如果有人去报告，她照样推脱不了“罪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萧芸干脆就由自己冒一回险，她把信的落款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命运，就这样一再地被改变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辞，加盖了鲜红的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 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点头。“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这封改变了全国8000万知青命运的“福音书”，给萧芸带来的直接“福音”是她因此被调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公室任新闻干事。这封信也改变了萧芸的命运，她因此被调入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任新闻干事。1996年初，萧芸提出给年轻人让出岗位，主动下海的请求。她很快与人合伙成立了湖南儒师科贸开发公司。1999年因为在经营策略上与董事会产生矛盾，她毅然辞去了职务，这时候磕磕绊绊20多年的婚姻也出现了断裂。这年3月，已近50岁的萧芸舍弃全部所有，凭着自己已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文章，只身流浪到安徽，在《合肥晚报》当了一名编辑。在编辑工作之余，萧芸开始关于女性命运问题的写作。3年中，她采访了上千个个案，写出了长达30万字的书《“更新期”，还你生命尊严》。萧芸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信人中有一个叫叶小平的中年警官，因在女儿很小时离婚，造成女儿叶枝性格封闭，一度患上了“抑郁失忆症”。萧芸从心底里同情这一对父女。他们逐渐由关心到相爱。2002年6月，萧芸和叶小平结婚。2003年1月，以她和叶小平20万字的网上通信及叶枝的10多万字日记为素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疯狂铁汉流浪妻》和《沼泽天使》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设想: 肖芸不是处于胡耀邦那个民主、开明时代，她的信如果不是转到胡耀邦的手中，结局很可能就悲惨了！来源：《三月风》;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1313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的高考追忆: 热度 1 周浙昆 2015-7-25 15:20; 今年是回复高考的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不由自主地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生于 1956 年，是属于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遇到文化大革命，就业升学遇到上山下乡，人到中年遇到下岗改制的一代。我 1963 年，我上了小学，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不正常了，学校也不能幸免于难。 1973 年高中毕业，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的我们确成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两年后，回到了城里，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也有大学，但是要进大学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推荐。我自觉没有任何可以被推荐的资本，到了工厂以后，就准备努力学术技术，安安心心做个工人。在工厂我是钳工，是工厂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那时，我能用一把锯子和锉刀，用一块铁皮配出一把钥匙来。就这样在工厂一呆就快三年，时间来到 1977 年。 1977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小平重新出山，做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和科技。在他的主导下恢复了高考。有一天，一位工友和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将信将疑心中却泛起了涟漪。很快传说变成了现实，高考真的来了。全国人民群情激奋，我和众多有志青年一起投身到了复习备考中。真正开始复习，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之一代人的影响之大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小学四年级及初中，上课就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兼顾学工学农和围湖造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埔仁，决定把滇池的草海抽干用于粮食生产）。在初中勉勉强强补完了小学的课程就来到了高中。如果说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我还有所收获的话，还要得宜于 1971-1972 一段短暂的 “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那个时候也是邓小平负责国务院的工作，学校的老师开始教学生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后来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回潮，对于我后来能够考上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高考备考后我才发现说起来是复习，不如叫自学更恰当一些。在中学缺下了不少课程，有些课程更是系统性缺失，整个力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片空白，以至于我后来远离和物理有关的所有学科。那个时候全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高涨，而教材、复习资料和课堂空缺缺乏。我记得为有消息说新华书店卖一套文革前的高中教材，许多人连续几天在新华书店门口守候，终于有一天真的卖书了。排队买书的队伍从南屏街的新华书店排到了百货大楼的副食品商店。我也加入了排队的大军，在新华书店排了大半天的队，仅买到了《高中化学》和《高中物理》。这个情节和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表现得一模一样。有的人没有买到书，甚至手抄教材，我就借到过手抄的教材。经过 2 个月备考（自学）， 1977 年 10 月我踏进了考场，在失望、懊恼和绝望中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高考。大约 2 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我居然进入了体检线。那时候，报自愿是在考试之前。由于对高考没有任何认识和概念，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一堆，自己所认为的好学校。第一次的高考尽管进入了体检线，但是最终没有被录取。当时我们的工厂有三位工友铁了心要考大学，我们三位都进入了体检线也都没有被录取。其中的一位工友就是后来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王益，不管他后来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当年的王益真真切切地是一位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他当年仅仅是初中毕业，但是已经自学完成了《许国樟英语》（后来王益考上了北大）。第一次高考虽然没有被录取，进入体检线还是给了我们不小的鼓励，下定决心再考，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复习。尽管那个时候工厂的上班并不正常，但是我们仍然不敢不去车间。那个时候高考的相关表格中还有政治表现一栏，我们都担心不上班，“政治表现”通过不过。那个时候车间的师傅都很照顾我，活干完后就让去复习，考试前我才向厂长请了一星期的假，做最后的冲刺。第二次的复习的时间要长一些，许多的课程通过自学也逐步的补了上来，自信心也逐步的回来了， 1978 年夏天又进入了考场。这一次除了英语以外，其他的学科感觉都比较好。我至今记得当年物理的最后一道试题是一根铁棒自由落地切割磁力线，要计算产生的阻力。这道题在我排队买来的《高中物理》有，只不过在课本中是从斜面下降，先要通过勾股定理计算斜面的长度，而高考试题中更简单一些，直接省去了这个步骤。那个的中学也教英语，但是先教喊口号。那个时候，我说得最溜的英语是“ Long lif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 。我在选择题中，统一选了 A ，结果得了 21 分。好在那时英语仅仅是参考 , 不进入总分。我们三位工友都在昆明铁三中的考场，在考试前，我们约定不对答案，不相互打听结果。考场前相互对答案问结果的考友极多，这个对后面的考试影响极大。我们同一考场的考友和别人对了几道题的答案后，就嚎啕大哭，后面的几场考试就没有见到了她的身影。在焦急的等待中，迎来了放榜的日子。我所云南省粮油机械产隶属于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区教育局用大红色将进入录取线考生的名字抄录在一张大红纸上，然后贴到教育局的外墙上，很有几分金榜题名的味道。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短信，更没有微信，就连打电话都很困难。这种大榜题名方式加上口口相传，大概是最有效地传播方式了。我放榜那天我挤进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盯着大红榜看了又看，终于找到了我的名字，仍不敢相信，揉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没有错是我的名字。以后每天下班我都会特意绕路到那个大红榜跟前去看看，生怕我的名字会从那个大红榜上不羽而飞。那一年我考了 320 分，超过了当年重点录取线 40 多分。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我比较务实地报了云南大学。我们一起备考的三位工友，王益考上了北大，另外一位工友考上了云南中医学院经过焦急的等待，我终于拿到了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我所在的工厂。我拿到录取录取通知书就傻眼了。我的名字是“周浙昆”，录取通知书名字是“周哲坤”，三个字中只有一个是对的。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了云大，因为怕另生事端，只敢改一个字，告诉云南招生办的老师说“坤”字错了是“昆 ” ，当时招生办的老师也就把我录取通知书的名字改成了周哲昆。拿着这个名字错了录取通知书，我居然也办通了所有的手续（包括转户口）。我在云大的档案和记录应该还是周哲昆。直到我考上研究生后，才又将名字改回为“周浙昆”，至今大学的同学许多还把我叫做周哲昆。之后，我又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考试，考硕士、考博士、考出国留学生，考副研究员，研究员等等。但是没有一次有四十年前高考那么的刻骨铭心。那是一场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轨距的考试。人生很多时候并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的。在那个时候，只要有稍微的松懈，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距。我所在工厂 90 年代就破产，绝大部分工友成了下岗工人。这大概也是在我今后的人生中一直不敢懈怠的主要原因吧。; 4820 次阅读|1 个评论

当年的知青: 热度 5 heitiedan2012 2013-5-23 11:05; 知识青年是一个很悠久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五六十年代。当时一些从农村上学的青年，中学毕业后又回乡务农，那时称为回乡青年，或者回乡知识青年。后来又有城里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当时也有被称为下乡知识青年的。据有些书籍反映，在文革前，有一批家庭出身不是太好的知识青年，城里也不给安排工作，就直接要求他们下乡，实际上也是插队。那批人非常坎坷。后来文革中下乡的知青都返城了，但是由于没有针对他们的政策，他们当中能够回到城里的凤毛麟角。文革前，上海有一大批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也不都是上海的，也有南京的。北京也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到东北国营农场工作的，文革中也有一部分改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和天津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在文革前分配到宁夏十三师，那也是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吧。听说去十三师的人都比较野，但这只是听说，没有什么更具体的证据。直到文革中，自 1968 年底以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知识青年的称呼就遍及全国各地了。北京最早一批下乡知青是去插队，去陕北。后来又有去山西内蒙等地插队的。后来就有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去生产建设兵团的最开始是去东北，后来也有去内蒙和云南的。插队的有去陕西、山西和内蒙的。去其他地方的就没有大规模去的了。有可能是个人投亲靠友，以便得到稍好一点的照顾。 1972 年以后，北京的知青下乡插队多在北京郊区，也多在远郊区县。如顺义、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大兴、平谷、房山、门头沟等。去这些地方的知青一般都待不过三五年就回城了，有的是分配工作，有的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一般说来，那时城里招工，多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但是也有例外。有一年，门头沟招的一批农村青年，多为当地社队干部的子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普遍，但肯定是存在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不得而知了。严格说来，说起知青，除了下乡插队或者去兵团的以外，也应包括没有下乡而分配到企业工作的那一批人。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被照顾而不用下乡，政府给分配了工作；有的是上一届都下乡了，下一届毕业生就分配到城里了。如 1968 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一批被分配到企业或者事业单位。这种分配有时就分在当地，有的就分在外地。如曾经有一批北京的中学生被分配到青海锻造厂。不知道这个厂是什么背景，也不知道后来分配到这个厂的北京知青有多少人后来回到北京。还有一些分配到企业工作的是考上中专技校的学生。他们当中很少有上山下乡的。除个别极坚决的人之外，绝大多数这类学校的毕业生都分配在北京的企业单位。中专技校的学生与普通中学学生在企业的待遇略有不同。普通中学毕业生到企业从学徒做起，每月工资很低，仅十几元钱。而中专技校的学生一到企业就拿中专毕业的实习工资，是 32 元。一年后转正，如果转成干部级别，就拿 37 元钱。如果转成工人级别，就拿二级工的工资 39.80 元。大多数人都愿意转成工人，因为工资每月多两块多钱。但也有个别轴人，一定要转成干部，宁可少拿点钱，也要保留干部身份。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后，这批中专生也都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中大多数人都被抽调到管理部门担任管理工作，他们的级别也就相应转成干部级别了。那时候，要人的地方还不少。随着尼克松访华后，国家一点点对外开放，有些部门也需要年轻人补充进来。例如宗教部门也需要对外交流，但是由于在文革中，宗教领域受到极大冲击，寺庙里也没有年轻的和尚尼姑。于是在恢复高考前，国家就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批男女毕业生，去担任和尚尼姑的工作。据说，这样的人选要求还挺高。除了有高中文化之外，面相也要周正，不能歪瓜裂枣。而做和尚尼姑，头发都要剃掉，所以头型也要圆整饱满。后来不知有多少人进入了这个行当。也不知他们能不能结婚成家，每月工资多少。估计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除了愿意继续做这个行当的之外，多数人也就转业还俗了。后来的寺庙僧尼都是自愿入行的了。; 3642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事关广大知青切身利益的一份文件: huailu49 2011-4-13 08:00; 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发文日期： 1985-06-28 实施日期： 1985-06-28 发文机关：国家劳动部文号：劳人培 23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使绝大多数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但是，他们插队劳动的时间是否计算工龄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经与各方面商量，一致认为“文革”期间下乡的原插队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需要从实际出发，给予妥善解决。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现将具体意见通知如下：　　（一）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工龄。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个别有异议的，可经所在单位调查，报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审批。　　（二）已安排工作的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按此通知精神计算工龄之后，对于他们与工龄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过去的，不再找老帐；今后的，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　　（三）在一九六二年至“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　　（四）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是一项比较复杂、细致的工作。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根据上述原则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后组织实施。要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把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做细做好，切勿草率从事。要按原则办事，反对不正之风。（五）此事内部掌握执行，不公开宣传。; 个人分类: 书斋夜话|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错在哪里: 热度 3 blueyye 2011-3-12 15:03; 在人人需要摘野果狩猎物才能生存的原始社会，成天寻找食物大约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当社会有了富余产品以至商品交换，从原始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才有了时间和精力创造文明；一旦社会分工开始推动文明进步，人类智力创造及其成果才充分展现出生产力价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返原始劳动，违反基本的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原理，导致人才智力的损失，最终几乎耗费一代人力资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了能在文学艺术和部分社会科学领域还能有所作为外，在连贯性和累积性要求较高的科学技术领域只会留下空白。而今我们需要记取这一教训，尊重社会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原理 …; 个人分类: 学术讨论|3036 次阅读|2 个评论

发现(7)：是他们在祸害这个国家: wangxh 2010-12-1 18:36; 没事瞎想，突然对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些微认识或部分答案，赶紧写下来怕时间一长忘记了。这个国家现阶段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其实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到底那部分人该负主要责任呢？俺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昨天突然想到了改革开放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抽调回城工作、读工农兵大学的人员后来参加正常高考并升入大学的一部分不在此列！俺给这帮人扣的大帽子是：年青时上山下乡祸害农村，回城后祸害城市，现在当领导了祸害国家！虽然整个国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却留下了那时的习气；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与科学发展观，他们却不学无术；无知者无惧呀！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他们无所畏惧，如MXD、MSX、WQ等...等...等...等...... 也许俺说得有些以偏概全，但从俺看到的实例来看，的确如此！; 个人分类: 未分类|3100 次阅读|1 个评论

“知识青年”与大学生“村官”: wangxh 2010-7-25 23:30; 昨天晚上偶尔看了一下电视，听见了大学生当村官的事儿不但前/钱程似锦，还顺带收获爱情。想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因素。回忆那段往事，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在骂！看今朝，大学生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到西部农村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既有中心城市就业的压力，又有政治上的某种考虑我敢说，绝对没有当年知识青年战天斗地斗严寒的豪情与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壮志。不是他们天生没有，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教给他们树立这样的志向。可是政府在大肆褒奖，媒体在吹捧，参与者在窃喜，旁观者是什么心态呢？反正俺是小人之心呐！人们常说：世上的事本来没有对错，只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错位而已；让俺说，只是旁观者的心理错乱而已！; 个人分类: 未分类|3289 次阅读|5 个评论

“知青下乡”VS“农民工进城”: boxcar 2010-7-17 07:40; 前些日子看吕秀齐老师的博文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1】，只看了一半儿，我脑海里就忽然浮现出两个场景。一个是我小的时候（4~5岁）时看到过的唯一一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恍惚记得，当时是有几个住同一个居民委的大哥哥大姐姐扛着行李、戴着红花在锣鼓声中（我就是被锣鼓声从胡同深处吸引过去的）走上一辆大解放卡车。另一个是现在每年春节后几个月在都能在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看到的场景，各个年龄段的农民，扛着行李卷、带着生活用品从价位最低的破旧的火车硬座车中连贯地涌出，成群结队地走向在城市边缘棚户区，去租住一个廉价房屋。这两组强烈对比的画面，让我立刻在该文的下面写下了我的评论与知青相反的是进城的农民工，并马上决定动笔写一篇对比知青下乡与农民工进城的博文。在40年前，中国的教育并不发达，更加没有提到产业化的高度的年代里，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就已算不少了，所以当时的十七、十八岁的青少年就可以被叫做知识青年。在最近20多年，中国的城镇建设进度极快，城镇的经济也迅猛发展，急需大量工人，当地户口的人已经不够用了，好在有大量农民抛家舍业地从农村进城来务工，这些浑身力气、拿着农村户口、干着工人的活计的劳动者就获得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农民工。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是有计划的，上面有明确的政策，到哪里去都有安排，诸多繁杂事物，也都有专门的部门或人去管理，算是有一定秩序的。这时候，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农民工进城，国家已经没有了计划，完全市场调节，因为现在已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农民们进那个城、上哪儿去找工作，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全凭自己的感觉；当然如果想避免扑空并且有个相互照应不至于落单被欺负，就要靠周围亲朋邻居的介绍，扎堆儿组团出去，这算是靠自组织了。所以，就有了某个工种的工人多半来自某个地方，例如，若干年前装修房子，就注意到了当时我们这里铺地板的多半是来自山东省梁山县。无论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劳动力人口的顺势流动，其根本原因都是原来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在文革前后，城市经济发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但建国以来和平、稳定、健康的国家大环境下没有计划就出生的人口之增长速度可要迅速得多，那波孩子长大快成人之时，城市还没有准备好足够多的革命工作让他们去干，上头又没想出来个教育产业化再办它多少个大学把他们装进去念书的好主意（想出来也白搭，没有那么多的钱建大学，更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就只好打发他们去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顺便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空间是广阔天地，师资更加遍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先进农业技术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解放了很多农村劳动力，同时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学习并深刻领会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不想再忍受靠农业生产所取得的微薄的收入和农村经济的落后，很多人都希望尽快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于是他们决定进城去当个农民工。事实上，无论是知青下乡还是农民工进城，悲观的看都有其无奈，乐观的讲倒也都有其价值和收获。下乡的知青显然是受了很多苦的，做梦都想赶紧调回城里安排工作；进城的农民工也不容易，生活很苦、工作很累，收入多半不高，甚至拿不到工钱，不得不上演一出出讨薪闹剧甚至悲剧。知青下乡，开创了一种新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模式，对农村的进步当有其积极作用。农民工进城，从微观来看，改善了他们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从宏观的角度讲，弥补了劳动力缺口，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为中国近30年的城市建设、经济腾飞和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社会开始转型时，这些被流动的人口首先面临退路的问题。就如1980年代，城市必须设法安置大量返城的知青一样，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某些大的转型，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可能就不再需要大量农民工，在土地被流转的情况下如何安置大量返乡的农民工，恐怕会是个不小的问题。 ~~~~~~~~~~~~~~~~~~~~~~~~~~~~~~~~~~~~~~~~~~~~~~~~~~~~ 参考：【1】吕秀齐：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0183; 个人分类: 科学网|5608 次阅读|7 个评论

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 cherrylu1960 2010-6-30 23:36;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本来，既没有当过“知青”，也不是“知青”子女，甚至家里也没有人当过“知青”的俺，在这里谈“知青”的话题，的确有些不靠谱。但今晚看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还是被一张张反映知青“青春迹痕”的历史图片所震撼、所感染。忍不住将抗衰老问题先放在一边，针对这一代人在“广阔天地”逝去的青春岁月说点什么。近年关于知青题材的影视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相信大家对这段历史的存在并不陌生，何况”知青情节“，“知青后遗症”可能就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真正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未的可能并不多，不过还好，相关的权威出版物已经存在，想了解的随时可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没有亲身经历，但对于诸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政治口号，对于刑燕子、侯隽、董加耕这些模范知青却是耳熟能详。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中演变为政治运动的这段历史，少有人关注作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50年代就开始了。缘起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农村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巩固边疆。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文革开始前，应称下乡上山）相信“文革”前那个年代，有理想的百万“知青”，在“广阔天地”，用他们作为知青老前辈的艰苦付出，曾经将“文明”播种在祖国的山乡。从1968年到1980年，不管是作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也好，作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剂良药也好，事实上，有高达1500万的“知青”将他们的青春交给了“广阔天地”，引用原国务院知青办的基本看法：“对于广大知青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给予鼓励和宣传”。前半句俺高度同意，后半句相信许多知青同俺一样感受，所谓志在四方，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即使伴随狂热政治浪潮曾经有过的激情和理想，最终也被无情的现实击垮了。非常理解这一代“知青”所经历的苦难，少数后来的成功者并不能掩盖曾经有的并且今天还在延续的悲剧。无疑，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补尝。 “不堪回首，也要回首”，这倒是俺接触过的知青哥哥姐姐们的真实情节。看到他们怀着这么高的热情，纷纷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聚首，真的还有点羡慕呢。那一代的“知青情节”也是客观存在的。空前的人口大流动，空前的人口大重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翻过的一页历史，然其中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渊源值得深思。复杂的历史问题，首先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客观的评价，“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恰当的”，俺同意这一点。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给出的一道作文道“你的理想是什么”，俺写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是上山下乡，当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可见，这一场运动，在俺幼小的心灵，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惜俺无缘经历这一段苦难，无缘积累到这一份宝贵财富。曾经问过几个知青哥哥姐姐，对当年的选择是否后悔，多数人的回答是“无怨无悔”。相信人生曲折的经历的确是一笔财富。在"广阔天地",他们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国情。看到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如此之大，许多年青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宁愿在家里“啃老”，也不愿意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想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能简单用没有理想去评判他们。我们不可能再掀起新的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一代“知青”曾在祖国偏僻的山山水水“播种文明”“创造文明”的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些什么呢。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其中消灭城乡差别也正是中共当下正在考虑的，城乡兼并农村的所谓“城乡一体化”，在今天对大部分地区来讲，只能是个遥远的梦。除了让大量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人到城里充当廉价劳动力，难道“富起来”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新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播种更多的“现代文明”吗？; 个人分类: 时事浅谈|4979 次阅读|18 个评论

今天是知识青年纪念日: 王铮 2009-12-23 08:31; 今天是知青纪念日历史上的今天，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文章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第二年开春，我的表哥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我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后来，我妻子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过当时我不认识她。为什么要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呢，因为还有一种叫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来就是农业户口的。上山下乡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政策照顾，他们没有。有次，我与一个厅长吃饭，他说他是知识青年，我问，你是那年到农村的，他说：我妈生我那年。他是回乡知识青年，经济上，比我们苦。不过他们没有原罪，城里的知识青年是有原罪的，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对你的再教育的。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效吗？真有。下乡的再教育，给我的第一个知识是大跃进的真实模样，那时候三面红旗好，好了不得了，尽管我们家业饿死过人，那时小，没多想。农民告诉我：戈弋生产队，饿死了七家半。我们村还好，只有三个人。那年刘少奇搞一平二调，到我们村拉粮，宝珠他妈带着全村的女人睡在牛车轮子下，没有拉走。夜里，徐社长、老保管还有马轩（社长）带着我们连夜把粮食埋了，第二天，派出所来了，就把马轩、老保管绑了，打死没有说粮食在哪里。徐社长跑了，后来给判了个坏分子。不过我们村就饿死了三个。路生他爹，大个子吃得，还充英雄，大炼钢铁，在高炉上，三天三夜没有下了，下来就倒了，唱着卧（饿）龙岗，走了。民兵队长说， 1958 年明明是大丰收，可是都去大炼钢铁了，田里没有劳动力，谷子熟了掉在地下又发了芽，第二年只有饿肚皮了。戈弋，一个村庄有三个小高炉，狗日的还不饿死你? 戴大红花的社长，也饿死了。我们彭总真冤，毛主席不信忠良。说话的是一个老志愿军。毫无疑问，贫下中农对我做了现代史的再教育，关于土改、关于抗美援朝、关于四清，有个老志愿军说：《碧空雄鹰》吹牛，在朝鲜，见到的飞机都是美国人的，过了汉江，美国飞机炸了你会怕。打什么仗，你的步枪，打不着别人的飞机。《碧空雄鹰》是当时的一部电影。在农村我参加修了水电站，种试验田，那年我肺结核发了，吐血，我硬是坚持着把一种墨西哥品种的小麦，墨波送到村里，得到了表扬。不过路上摔了一跤，至今左腿还留下毛病。第二年，有一种水稻良种，我指挥着实验种了一亩半。秋天，队长马轩，就是原来那社长，对我说：小王，你那个种子不行，熟得早，现在麻雀都到你那个试验田吃，就怕颗粒无收。文书为我辩护：那是今年种的少，明年大面积中，就没有问题了，一起熟。队长说：你的意思是让四乡八寨的都来吃我们村的，过 58 年的日子。队长的话我还记得，文书的话我也记着，可以悟出许多道理。队长还有一件事让我一直铭记。那是 1974 年，我当了附设初中班的教师，队长说：小王啊，你们领着学生读点书吧，搞什么批林批孔，现在读书不能考学，没用。没有孔夫子教人要读书，谁还送娃娃来读书，不如在家里做个劳动力。在农村，民兵队长给我唱了个叙事民歌，叫《郭小大》，云南版的《走西口》，讲过郭小大男朋友是个长工，主人派他赶马帮走缅甸，郭小大对他的思念。他后来到底让瘴气夺走了生命。去年有个学民俗学的研究生，我说我资助她去整理一下郭小大的民歌。她开始答应，三个月后。为了就业，先实习去了。民俗学，能发展吗？这是后话了。 1975 年被我推荐上大学，名字贴在大街上，不久被文教局长的侄子顶了，他还有一个舅舅是计划委员会主任。上大学这事当时很难，本来是很好的同学，为了上调，就互相倾轧了。我有一个同学，姓张，她说：我这辈子，得去一趟上海，死也值了。不知被谁上告了，公社就开会整她：不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批斗她，上调是没有希望了。前几天，我知道她害了乳腺癌在上海住院，我祝福她早日康复。公社里整人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女同学，因为公社干部可以就着揩油，有的则进而糟蹋。我们那个公社，有一个女生自杀了，他的男朋友受不了，有点精神失常。女生的爸爸据说是个国民党少将。最近看到一个材料，那个男生的爷爷，实际上是个余则成。传闻，那个女生就是被糟蹋了。后来这种事情多了，派带队干部，就是城里派个干部，住在集体户，起保护知识青年的作用。我知道有个女生，漂亮，带队干部想沾便宜，她说 NO 。 1977 年高考，她考得不错，上海交大准备录取了，可是发现档案里带队干部写了一句话：此人自由主义严重，贫下中农建议不要录取。结果，第一批录取名单没有她。 1977 年高考，开始是很讲政治条件的。档案，这个东西是苏维埃的发明吧，跟着你一辈子，可是你自己永远看不到它。有次有人出个谜语，说：与你形影不离，可是你永远看不到它。我猜是后脑勺，他说正确答案是个人档案。我和我妻子都是知识青年。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毛主席纪念堂，妻子说，为了纪念我们那些知青朋友。我们尊敬毛泽东，但是我们也想留点抗议。; 个人分类: 在历史中思考|3640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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