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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改三步走：限制官员权力，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党的权力: 热度 3 hj58 2011-6-16 21:14; 中国政改三步走：限制官员权力，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党的权力黄佶　　中国政改不必也不应该一步到位地实行西方式民主，而可以分三步走：限制官员个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执政党的权力。前面一步改革可以为后面的改革创造基础，后面一步的改革可以巩固前面的改革成果。一，政改第一步：限制官员个人的权力　　官员个人，尤其是各地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无限膨胀，独断专行，是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在战争时期和经济建设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确能提高决策效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远远大于带来的好处。　　限制官员个人权力，不应该靠官员的自觉，而应该靠制度；不应该只重事后惩罚，而应该更重事前预防。应该实施官员“连锁问责制”。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犯错，党委其他成员也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或降职降级处分。这可以迫使党委成员平时就相互监督，相互批评，相互制约；在对方屡教不改的情况下，还可以及时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社会舆论检举揭发。　　为了防止党委一班人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或合谋对抗上级指示，可以明确规定：第一个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公众举报或揭露阴谋团伙者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可以获得奖赏（提拔等）。　　这将使任何阴谋团伙都变得极不稳定。从此也无人敢向别人提出共同犯错或犯罪的建议，因为对方随时可能去举报，以换取自己的晋升。实际上一旦实行了这种制度，从此任何人都不再敢相信提议共同犯错犯罪者的诚意了，因为后者很可能是在“钓鱼”。　　党委内部的监督和制约，可以在坏事发生之前就生效，没有损失或损失很小，效率也高。现在通常的“流程”是：在坏事发生后，受害者终年上访、四处发帖，终于有新闻媒体报道，其它媒体陆续跟进，导致全国舆论哗然，最后引起中央高层震怒，派工作组调查解决、赔偿受害人。这不仅不能完全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且给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冤情石沉大海，无数受害者及其后代和他们能够影响的人，构成了对党的执政基础最大的威胁。他们虽然沉默，但他们是干柴。　　应该坚决落实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重要决策必须经党委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上级应该派员监督表决过程，保证表决结果充分反映党委全体成员的意志。也可以由基层党员、退休官员、社会贤达或新闻记者监督表决过程。监督者不介入表决内容本身，可以用代号代表具体事项，监督者只知代号，不知对应的内容；可以一次表决多项事务，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对表决过程进行录像或直播，以加强监督。　　党委书记的投票权可以稍大，这既能体现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又能使之受到党委绝大多数成员的制约。假设党委成员共有九人（包括党委书记），如果党委书记在投票时拥有三票，其他党委成员每人一票，那么，在投票表决时，即使只有三人支持党委书记的决定，另五人反对（票数为 3:5），党委书记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三票使自己的决定得以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 6:5）。这体现了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　　但在绝大多数党委成员反对党委书记的决定时，例如只有两人支持党委书记，另六人反对（票数为 2:6），那么党委书记的决定就无法在党委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 5:6）。这体现了党委集体对党委书记的制约。上级可以通过微调党委成员（例如增加或减少与党委书记持相同立场的党委成员），来轻松有效地控制下级党委。这对下级党委工作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党委书记被双规、空降新的继任者所造成的震动。　　中国的其它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改革。二，政改第二步：限制政府的权力　　中国现在“党”“政”两强一体，做好事时，雷厉风行，效率很高，皆大欢喜，但如果决策错误，祸害百姓利益，却无人能够制约。面对强大的党政混合体，作为受害者的民众根本无力抵制，除非组织大规模抗议行动。如果受害者是少数个人，无法动员大量人员举行抗议，则往往选择实施暴力抵抗，他们或自残自杀，或袭击政府官员。这是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暴力事件急剧增多的根本原因。上级和中央忙于自己分管的事务，不可能接到民间举报就立即派人下去调查和纠正，因此不能依赖上级来进行日常的制约，更不可能奢望上级进行超前的预防性制约。　　因此，最好的制约办法就是党政两强拆开，即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不是党组织放弃对政府的领导，而是用党组织去监督和制约政府，利用其对政府官员的人事控制权力，实施对政府的控制。对党组织，只要求其保一方平安，不考核当地经济指标（GDP 等）。　　党政分开，首先是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委成员（现在的通行做法是政府第一把手（市长、县长等）兼任党委副书记，部分党委委员也在政府里任职），其次是在财政来源上相互独立，党组织的财政直接由上级党组织拨付。　　党政两强分开之后，民众面对的不再是党政一体的超强势力量，而是两个相互牵制的强者（虽然不用 GDP 等经济指标考核党组织，但合理地、适当地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就业率和民众收入水平，也有利于保一方平安，符合党组织官员的政绩需求，因此政府对党组织也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这样，民众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在这个新的政治框架稳定之后，党组织对政府的制约手段，可以逐步从直接任免政府官员，稳妥地过渡到通过在人大中控制的人大代表，以人大为手段，间接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现在更换政府官员，虽然也会走人大程序，但实质权力掌握在党委手里。通过党组织控制的人大代表去制约政府，才真正理顺了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党政分开后，党的机构可以逐步和人大机构融合，例如党委书记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委政法委书记担任人大政法委主任，等等（当然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党政分开，党‘人’合一”。三，政改第三步：限制执政党的权力　　至此，第三步政改已经水到渠成。党组织在稳定地控制住人大之后，可以逐步放开人大代表竞选。党组织不应该把人大代表选举看做是很可怕的事情。党组织完全可以也应该派出自己的优秀党员干部，在平时就深入选民，为民众服务，积累民意，在人大选举时赢得当选。　　执政党应该在民间尚未出现大量党外人士自发参与人大代表竞选时，抢占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机，学习和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一大批擅长选战的党员干部。党组织不能再依赖现在常用的暗箱操作手法来排斥非党组织提名者，来保证党组织属意的候选人当选人大代表。这种办法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必须改变一个旧观念：“人大必然是站在党的对立面上的”。这一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大不应该站在党的对立面上，而应该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党组织应该上承“天意”，即领会掌握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指示，下接“地气”，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民众要求，然后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地人民的利益诉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控制的人大代表，利用中国宪法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以人大为手段，去督促同级政府实现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人大才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主战场”。党的干部不应该成天和政府官员搅在一起，不应该参与政府日常工作的决策，而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人大。　　对人大功能的认识，必须进行理论上的突破和扩展。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大不仅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渠道”。人民是无法直接行使权力的，人民必须委托政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一个政党在人大中占据和控制多数席位，就是执政党。显然，只有在完成了这一理论拓展之后，我们才能完全理顺党－人大－宪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名正言顺。如果始终把人大放在党的对立面上，始终把人大作为党组织必须提防的对象，那么党将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上，永远名不正、言不顺。党对人大最好的领导方式，就是党控制着人大的多数席位。　　我们不应该把“轮流执政”当做洪水猛兽。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执政权是可以分解的”。执政权既有全国层面的执政权，也有地方层面的执政权。一地党组织没有把工作做好，人民群众在人大换届选举时把票投给党外人士，使当地党组织失去对人大的控制权，失去在当地的执政权，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像鲶鱼效应那样，使其它地区的党组织警醒，检讨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工作，重视人民利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而使自己的执政权更加稳固。失去执政权的地方党组织，也会同样如此，从而在下次人大改选时，重新赢得多数席位，拿回执政权。　　人民群众如果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不满，人大换届时除了选举党外人士，也会选举非党组织推荐的中共党员。只要人大里的中共党员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党外人士仍然占多数席位，那么中共仍然掌握着当地的执政权，不过是掌握在一群受到老百姓认可的中共党员和党外亲共拥共人士手里。这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整党，上级党委可以在这些党员中挑选党员，组成新一届的地方党委；还可以把既拥护共产党领导、又受到选民支持的党外人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我们应该认识到：制约执政党和政府，只是民主政治的功能之一。它更重要的功能是发现和集聚最优秀、最智慧的政治人才，参与执政和管理，使地方和国家能够更好地发展。　　中国共产党能在解放战争中以弱胜强、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包括“首都”延安。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更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党中央不应该为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员买单，不应该为了勉强保住在该地的执政地位，而姑息犯错官员，失去人民的信任。人民的支持才是执政地位最根本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只有两千万人的小岛。地方执政权的转换，不仅不会影响最高执政权，反而会因为其推动了各地各级党组织改善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从而使党的全国执政权更加巩固。其中的辩证关系不难理解。　　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枢纽、人民可以自由选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人大代表，这体现了人民对执政党的制约。做到这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民主理想就基本实现了。四，中国政改的动力来源　　中国的政改有没有可能进行？我们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不要把执政党看做是铁板一块。党内存在着多种对立的力量，例如：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多数普通党员和干部；有权力有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但无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有机会又敢于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也有机会但不敢或不愿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等等。制约官员个人的权力，既能得到后一种党员干部的支持，也能得到上级和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至少不会强烈反对。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为了政权的稳固，他们也希望下面的官员比较收敛。　　前面的改革，如果能够显著缓和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其成效将给予执政党以鼓舞和信心，愿意和同意在条件合适的地方和时间，逐步推动后继的改革。　　当然，中国政改的根本力量来自人民。我们应该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应该肯定执政党的每一点一滴进步，同时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的压力，不断推动党向前进。我们应该使用持久的、韧性的“挤”的方式，而不是突发的、暴烈的“撞”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2065 次阅读|8 个评论

关于“一党主政”: 热度 7 jianlytnj 2011-5-22 15:59; 前一篇博文中《一党主政很不错》中提到“一党主政”的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以为我说的是让当放权，其实不是的。我说的“一党主政”是让我们的党以另外一种方式掌握行使对国家的主导权。现在简单的阐述一下我的观点。一党主政，显而易见依旧是实行一党制，党控制国家大权，党控制政府，但不干涉政府行使职权。党中央来任命政府总理组织政府，政府总理对党负责，各部长官有政府总理任命组建政府。但一旦政府组织完成，党中央不应干预政府的运行，国家的运行有政府来操作。如果党中央感觉政府不能让其满意，可以随时无条件地解散政府，组建新一届政府。各级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当控制政府但不干预政府运行。另外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不受政府控制，直接对党中央负责。这样就避免了在行政压力下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发生。军队受党中央控制，政府不管军队，国防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二为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不受政府约束，直接对党中央负责。教育系统也不受政府控制，以免行政干预学术，使得高校退化成学阀衙门。这样的话，党中央就好比董事会，政府总理就好比总经理，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其实一个道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只有给予充分的自由度，才能更灵巧的运转。举个例子，穆里尼奥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当主教练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买卖球员，使用球员他说了算，球队老板不能干预。只要用我，就要给我足够的自主权，否则我不接主教练的位置。政府也要这样，要有足够的自主权，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因为干不好会被炒鱿鱼的。本人初来乍到，才疏学浅，写的杂论无章，实在抱歉。;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223 次阅读|11 个评论

“党委内民主”：最易启动和见效的政改第一步: 热度 2 hj58 2011-4-18 21:46; “党委内民主”：最易启动和见效的政改第一步　　摘要：“党委内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连坐”制度，迫使党委成员制约党委书记；党委重要决策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并由上级派人或由下级或党外人士监督表决过程；党委书记票数略多，以体现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但如果绝大多数党委成员投反对票，仍可以否决党委书记的决定；上级可通过微调下级党委成员组成，对下级党委进行控制。由基层党员选举产生党委成员和党委书记的自下而上式“党内民主”应该慎行，以免党员成为新的特殊利益群体。 …………………… 　　中国的实际权力由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各企业的党委（党支部、党组）掌握着，党委的权力又掌握在党委书记手里。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滥用权力，对上级或中央的指示偷梁换柱、阳奉阴违，这是中国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舆论普遍认为：“县委书记岗位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如果能够制约住党委书记的权力，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其它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基础。　　 “党委内民主”的基本内容　　一，建立“连坐”制度，迫使党委成员制约党委书记　　明确规定党委一班人有相互汇报工作和相互监督的义务和责任，并明确规定：任何党委成员犯错误，除了犯错者本人要受到处罚，其他党委成员（常委）也都要因为监督和制约不力，而受到一定的实质性的处罚，例如扣发工资或奖金、推迟晋升、降级、降职等。　　这一制度可以使党委成员认识到：对党委其他成员采取鸵鸟政策，并不能使自己独善其身，消极的明哲保身是保不住自己的。这一制度给了每个党委成员一个动力，也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其他人，一旦发现其他人有犯错误或违反上级指示的倾向或苗头，就可以主动及时地批评或举报，而不必因抹不开面子而视而不见。　　在实行连坐制度之前，党委会议上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刘副书记说：“张书记，要不要我们派人去把上访告你的那伙农民抓起来？”其他常委也同声附和。　　张书记感动地说：“太感谢大家了！事情搞定后，我叫李老板请各位好好地玩玩！” 　　实行连坐制度之后，党委会议上的对话可能变成这样：　　刘副书记说：“张书记啊，你这么积极地为李老板强征农民土地，他给了你多少钱？” 　　钱副书记说：“老张啊，你再这么搞下去不行了。一旦你出事，我们哥几个也要官降一级的！我们几个县委常委下去做乡级干部，这老脸往哪搁！老刘和老马年纪大了，可能连乡级都做不上，只能直接退了。兄弟你帮帮忙好吗！哥几个求您了！” 　　…… 　　如果张书记不听劝告，不接受其它常委的苦苦哀求，斗争就开始了。尽管老张是党委书记，但其他常委或委员并不给他面子，因为一旦他东窗事发，他们也会受到连累，被降职或受到其它处分。　　马常委此时会说：“老张，我们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给你三天时间，把钱退给李老板，把这事给了了，否则我们立即向上级纪委举报你的问题！你不想过太平日子，我们还要过呢！” 　　刘副书记说：“你上次分管的项目，账目不清，你不要怪我们到时候新帐老账一起算啊！” 　　…… 　　我们不能指望党员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主动地与贪污腐败或瞎指挥的党内同志进行斗争。因为这首先会损害斗争者自己的利益（得罪领导或同事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只有在这种斗争也有助于增进斗争者自己的私人利益时，或能够减少斗争者私人利益的损失时，他们才会主动积极地进行斗争。　　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完全可以把私利与公益结合。我们应该追求制度的有效性，而不必苛求动机的纯洁性。虽然党委成员不是为了纯洁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去监督别人，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或为了晋升去监督同事，但如果最终能够实现遏制腐败、保证政令畅通的目标，何乐而不为呢？　　连坐制度可以使党内批评正当化、常态化。这种平级的、来自党委内部的监督，效率要远远高于来自上级或下级的、党外的监督。因为党委成员对其他成员情况和举动了解得最清楚、最及时。　　二，第一个举报者可以从轻或免于处罚　　为了防止党委一班人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或合谋对抗上级指示，可以规定：第一个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公众举报或揭露阴谋者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可以获得奖赏（提拔等）。　　这将使任何阴谋团伙都变得极不稳定。从此也无人敢向别人提出共同犯错或犯罪的建议，因为对方随时可能去举报，以换取自己的晋升。实际上一旦实行了这种制度，从此任何人都不再敢相信提议共同犯错犯罪者的诚意了，因为后者很可能是在“钓鱼”。　　三，党委实行集体决策，必须无记名投票　　明确规定一些事项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例如人事安排、一定金额以上的重大财政项目等。同时规定，对于党委或党委书记的其它任何决策，只要有任何一位党委成员提出要求，就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中国很多贪腐案件与卖官鬻爵有关。安徽省五河县县委书记徐社新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法制日报，2010年7月22日）。如果强制规定人事安排必须经过党委集体无记名投票表决，这种事情就难以发生了。　　可以规定，党委成员只能投赞成票或反对票，不能投弃权票。废票一律按反对票计算。　　四，上级和下级或党外人士监督表决过程　　虽然党章等规定了在重要问题上进行决策时“要进行表决”或“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不进行表决，由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或者不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而是“举手表决”。如果有人提出应该按照规定进行无记名投票，就暴露出他可能会投反对票，从而使自己站到了党委书记的对立面上，得罪了党委书记，因此即使党委内有人希望进行无记名投票，他们也不敢作此提议。结果这些规定名存实亡。　　这时就需要依靠党委之外的力量使这一制度得到强制实行。可以规定，在党委进行表决时，上级党委和下级党委（或基层党员）可以派出代表，监督投票表决过程。　　监督者对表决的事项本身不发表意见，只监督表决程序（秘密写票、公开唱票和计票等），见证表决结果的产生，并由上级代表取走有关原始资料，由上级有关部门负责保存。必要时还可以对表决过程进行全程录像存档，或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况直播，以提高监督力度。　　由于上级代表无权表态，因此下级官员不必讨好贿赂上级代表，上级代表也不会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瞎指挥。实际上上级不必派一个重要官员来监督表决过程，派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足矣。　　也可以邀请党外人士（普通百姓，社会贤达，民主党派代表，新闻记者等）监督表决过程，保证表决结果反映了党委大多数成员的意愿。　　这些措施虽然比较繁琐，但能够约束党委书记的权力，避免发生严重问题，因此还是值得的。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严谨的、相互牵制的制度安排。既然要建设民主政治，就不能怕麻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提高效率。例如可以一次对多项事宜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可以在一张选票上列出多个需要表决的项目和人事安排）。上级对表决过程的监督，可以是随机选择的突击抽查，也可以使用联网摄像机进行远程监控，等等。　　五，党委书记票数略多　　上述制度大大增强了党委其他成员的权力，为了避免党委内部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可以规定：党委书记一人可以拥有较多票数（具体多少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既能保证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又能在党委大多数成员持反对意见时，党委集体能够通过投票来否决党委书记的决定，使之处于党委集体的控制之下，避免其犯错误。　　假设党委成员共有九人（包括党委书记），如果党委书记在投票时拥有三票，其他党委成员每人一票，那么，在投票表决时，即使只有三人支持党委书记的决定，另五人反对（票数为3:5），党委书记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三票使自己的决定得以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6:5）。这体现了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　　但在绝大多数党委成员都反对党委书记的决定时，例如只有两人支持党委书记的决定，另六人反对（票数为2:6），那么党委书记的决定就无法在党委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5:6）。这体现了党委集体对党委书记的制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中有相似的安排：总统可以否决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但如果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即可推翻总统的否决，该法案仍可成为法律。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总统的主导作用，也使国会可以制约总统。　　六，上级可通过微调下级党委的人员组成来控制下级党委　　如果党委一班人因为工作思路分歧或个人恩怨而产生矛盾，部分党委成员总是牵制和阻扰党委书记的正常工作，否决党委书记的正确决定，上级可以通过调换部分党委成员，微调党委班子，来消除矛盾，使党委书记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如果党委书记拉帮结派，势力过大，尾大不掉，上级可以调走该党委中对党委书记过于言听计从的成员（异地平级或升级调动，以减少微调时的阻力），调入部分新成员，以恢复党委集体对党委书记的制约。　　显然，上级通过微调党委个别成员来保持对下级党委书记的制约，避免其犯错误，其难度和对当地工作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党委书记不受约束、独断专行、贪污腐败，最终被“双规”、上级委派新的党委书记等一系列事情所带来的麻烦和震荡，也不会使国家利益和党的威信受到重大损失。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要达到这种轻松自如的境界，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就应该让下属内部形成相互牵制的格局，只要通过微调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得心应手地控制住下级。如同使用天平一样，不论两个秤盘里的物体有多重，只要在任何一个秤盘里轻轻地加上一个小砝码，就能使天平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倾斜。 “党委内民主”是最理想的第一步政改措施　　“党委内民主”可以制约各地各单位的党委一把手（民间常称其为“一霸手”），减少或消除贪污腐败与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减少或消除不和谐因素，同时又能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上级党委和党中央的政令畅通，不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因此是最理想的第一步政改措施。　　现在一些县委书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过大，容易犯错误，毁了自己，因此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江苏睢宁县政改纪事：限权从县委书记入手”，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4日）。但是这种办法需要依赖县委书记本人的“自觉”，不是长久之计，存在“人走政息”的隐患，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　　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要按照党内有关法规文件，……，编制职权目录，尤其要加强对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新华网，2010年11月19日）。但如果一个县委书记打算越权干涉一件事情时，下面的人敢拿出这本“职权目录”，对他说：“这不属于您的职权范围，您无权过问”吗？因此，这一《意见》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取决于县委书记本人的自觉。　　“党委内民主”制度把监督党委书记与党委成员个人的仕途联系在一起，迫使党委成员拉下面子去制约党委书记，又强制规定上下级可以监督无记名投票表决过程。因此，这一制度不需要依赖党委书记本人的自觉。　　显然“党委内民主”制度会受到真心自觉限制自己权力的党委书记的欢迎。其他党委书记即使心里反对，也不敢公开反对。因为他的反对恰好暴露出他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不受制约、独断专行，进而为自己谋取私利。　　党委书记受到“贴身”制约，他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就小了，民众闹事会减少，给党和政府抹黑的事情也会减少，上级可以减少很多麻烦。通过微调党委班子的成员，能够轻松地控制下级党委，上级的工作将会容易很多。因此，上级党组织也不会反对在下级党组织中试行“党委内民主”。　　“党委内民主”和现有的政治理念、党纪国法没有抵触之处，因此，任何地方的党委都可以不经上级下命令，就开始主动行动，在自己所在的党委内或在下级党委内逐步试点推广，完全不会有小岗村农民私下包产到户、迈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时所面临的风险。　　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应该慎行　　目前逐步展开的“党内民主”，其核心内容是由基层党员选举产生党委成员和党委书记。但是党员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心，他们选举出来的党委书记，也许的确不会贪污腐败，但未必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中石油的党员肯定不会选出一个主张降低中石油职工工资、缩减中石油职工福利，降低油产品价格、让利给全社会的党组书记。　　另一方面，中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权力来源就是自上而下的，这保证了党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的危险性。如果把权力来源改变为自下而上，会产生巨大的隐患。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共是把庞大的中国维系在一起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一力量被削弱，必然后患无穷。　　实际上，应该继续保持党内权力自上而下的模式，同时在党外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这样，既能使整个中国有一根主心骨，也使人民能够监督和制约执政党。　　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地方官员不受约束，如果靠基层党员自下而上的选举来约束他们，即使旧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也可能同时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党员成为新的特殊利益群体，党委书记为了赢得选举胜利，继续连任，可能会用公款为每个党员购买一台iPad（美国苹果公司最新出品的平板电脑），借口是“便于党员同志上网学习中央文件，关注网上舆情”。因此，以基层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应该慎行。　　 “党委内民主”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点　　建立对党委书记的约束机制，仅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小步。后继应该逐步进行的改革是：　　把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作为对党委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迫使党委成员领导党员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入人民群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自下而上，党组织逐步退出同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实现党政分开（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委成员，党政机构的财务相互独立），党组织利用对政府官员人事安排的权力，制约和控制本级政府，间接地引导政府的工作。　　对党组织和政府两条线采取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前者主要考核人民的满意度，对后者主要考核经济建设指标，使党政两条线上的官员为了个人的考核成绩和仕途，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从而使人民利益最大化。　　党组织逐步和当地人大机构融合，把党组织直接掌握当地政府官员的人事安排，转变为党组织通过自己控制的人大，间接地控制政府。　　逐步放开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党组织平时就派出好的党员，深入基层，为人民服务，赢得群众信任和好评，积累民意支持，建立口碑。在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党组织提名深受群众支持的优秀党员作为候选人，并进行介绍和宣传，争取赢得选举，使党组织能够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当选人大代表的党员干部，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和党外人大代表一起，依法对政府进行监督。对于那些深受民众支持的党外人大代表，党组织可以设法把他们发展为党员。　　至此，党的执政基础从“历史继承”逐步平稳转变为“人民选举”，使“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一致起来，形成“人民用选票牵制党组织，党组织通过人大监督和制约当地政府，政府依法管理人民”的“三角结构”。（请见“中国政改路线草图：两条线，三只角，四个点”一文。）　　再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革中央部委和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等等。;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1165 次阅读|2 个评论

革故鼎新（3）：面对上海火灾的公共安全问题思考: pww1380 2010-11-19 10:13; 革故鼎新（3）：面对上海火灾的公共安全问题思考作者杨文祥这几年，地震、泥石流、台风等各种自然灾难接踵而来，醉酒驾车、肇事逃逸等交通安全，问题奶粉、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火灾、水灾（城市供水管道爆裂）、恐怖爆炸等一系列天灾人祸所引发的灾难性事件时有发生。显然，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此类公共安全问题必然日趋严重。为此，对于公共安全问题国家和政府务必进一步重视起来。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包括公共安全在内的公共管理是城市管理和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近年来，事关我国公共安全的大案不但时有发生，而且案发后又往往是反应迟缓，组织不力，最后导致小灾演变为大灾大难的严重局面。这一现象充分说明，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及其管理效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按照政府部门的称谓，公共安全问题显然应该是公安部门，即“公共安全部门”负责。但实际上，目前国家的公安和安全部门其职能主要还在于刑侦、治安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对上述公共安全问题，除了恐怖爆炸涉及到治安问题之外，对其他问题并无直接和具体的职责，这类问题恐怕就是国务院减灾防灾办公室及其下属机关的职责了。这样看来，目前我国的公共安全问题实际是一个多头管理各负其责的状态。显然，这种缺乏统筹规划、统一协调和整体把握功能的分散管理体制，是形成事前不能防灾，事后反应迟缓，组织不力，最后导致小灾演变为大灾大难的根本原因。正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每逢大灾大难，除了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帅“御驾亲征“，几乎就别无排忧解难的有效手段。为扭转我国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被动局面，我认为应该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根据我国社会管理所面临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公共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对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划分做一统筹规划和全面调整，在此基础上，考虑设置主管公共事务管理的统管部门，对我国社会的公共管理，首先是公共安全管理作出统筹管理。; 个人分类: 各抒己见(Airing Our views)|485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茅于轼：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 wliming 2010-11-13 10:23; 茅于轼：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 2010年11月12日 09:35 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 29 条进入茅于轼专栏主页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个人分类: 社会|1219 次阅读|2 个评论

政治自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四个坚持: xupeiyang 2010-10-27 07:48;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目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3013 次阅读|0 个评论

温家宝总理畅言政治体制改革: kexuepifu 2010-8-22 20:49; 据官方新闻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之际，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深圳考察工作时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温总理还说：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句话久违了，在 80 年代， 90 年代，当执政党还充满自信时，我们可以经常从 HU 、 ZHAO 、 DENG 的嘴里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言辞。而后，在国家领导人嘴里几乎听不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悄然换成行政体制改革。二、三十年后又听到这样的声音，不由令人心生酸楚。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衷心希望：温总理的声音不是独唱而是合唱，不仅是唱，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步骤！！！; 个人分类: 未分类|3044 次阅读|7 个评论

政治体制改革方法论辑录，人民的相对性: yue 2010-7-30 17:22; 1 历史没有捷径可走俞飞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 要突破，不要突变盘点三十年中国民主发展俞可平:要突破不要突变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12/03/content_16892178.htm 3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出处：这是包括了全部人类智慧的广告词。 4 片面等于反面。阐释：人民是最可靠的，又是最不可靠的。人民是英雄，人民又不是英雄。现在的哲学教科书开始阐述人民的创造历史的条件性。是很聪明的。其实可以这样概括：人民的相对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具有普适性。经济学的出路更是广狭义相对论。; 个人分类: 上下求索--------教学资料|1792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0年高考舞弊——又一次刺痛国人心灵的权力腐败: kexuepifu 2010-6-16 14:23; 2010年的高考结束了，随即传来的是一系列作弊和舞弊的消息。如果依靠的是现代化手段和高技术设备，人们或许还可能循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思路，在防作弊技术方面来一番创新，给极端缺少自有技术的中国填补一项空白，而遗憾的是许多高考弊案所依靠的，恰恰是最原始的顾用枪手冒名顶替，而且已经形成了猖狂到公开叫卖的生意链条。什么人顾得起？有权有钱者。什么人能替考？学习拔尖会考试的穷小子。什么人干得成？相关环节上的掌权者。官方不是早就制定了反腐败法吗？不是据说通过大规模的X讲、X个代表等教育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吗？为什么斯大林所称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进份子们，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一见了钱就由正1突变为负100了呢？他们为何敢于那么猖狂无忌呢？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他们的权力是上级赏赐的，而不是人民给予的，因而在中国官方用语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定语人民屁都不值。这件又一次刺痛国人心灵的权力腐败记录让我们有理由呼吁：经济长、政治短的改革也应该改革了！附：高考枪手调查 :超清华北大分数线最高可拿7万元 http://www.sina.com.cn 2010 年 06 月 16 日 07:12 大众网 - 齐鲁晚报这是一个关于高考舞弊的新警告，这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记者暗访，这是一个似乎能够打通各个环节、组织严密的舞弊犯罪集团。考上北大、清华，枪手可以得七万，多年操作从未失手。北京，一个涉嫌跨省组织的替考团伙浮出水面。要当枪手，先得测试达标和屡屡以身试法手段不断翻新的考场内作弊不同，面对今年的高考，有媒体记者在北京做了一个长达七个月的暗访，给全社会发出了另外一个高考舞弊的警告。一个枪手的高考分数如果超过他所替考省份的重点录取线，可以得到 2.5万元的报酬，如果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分数线，他最高可以拿到七万元。和以往枪手冒险替考不同，对于那些有意向的枪手，舞弊集团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摸底测试，整个摸底测试要进行三次，只有测试达标，枪手才有资格替考。事实上，舞弊集团为枪手的安排非常严密，去外地替考，必要时可以安排飞机，如果需要请假，还可以安排医院为替考枪手开具急诊病历，而最重要的，也是和以往枪手需要冒险替考不同的是，舞弊集团可以为他们办理所有必需的考试证件，枪手所要做的只是考试。只服务高端，低端的根本不接在北京，舞弊集团从重点高校中寻找大一、大二学生充当枪手，经过多次测试，达到枪手标准后，再由专人带队，到外省进行高考替考。舞弊集团主要服务领导的孩子，有钱人的孩子，并且他们明确表示，就是做高端的，低端的根本就不接。在记者的此番暗访中，有替考学生问，主考官手上拿着的单子，上面的相片是谁？枪手组织者回答，那个相片是你的。一场高考要涉及教育、招生、公安、学校等多个部门，一场高考也要涉及很多年轻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高考也设计了很多监控的环节，体检、报名、准考证、身份证、学生档案、电子档案等等。一个替考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够突破这些严密的环节，最终完成替考。这个舞弊集团手里拥有的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设备，而是能够打通各个环节的能力与手段。谁在付大价钱雇用枪手，谁在帮助这些枪手获得进入考场的证件，一切还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没有一系列的人运作，不可能办到从组织枪手到培训测试，再到完成替考，记者七个月暗访调查，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评论就指出，根据一般的认知和常识，如果没有既能一掷千金又能手眼通天的家长配合，如果没有教育、公安等部门内部人的一路绿灯，要想进行这样规模、程度的高考替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记者暗访过程中，舞弊集团组织替考的徐老师，他给替考的枪手说，到了考场上，有任何人问什么问题的话，你只要说，徐老师让我来的，就不会有人再问你问题了，也不敢有人再问你问题了。这种直接的替考形式，在手段和形式上是非常低级的、原始的，但这种低级的、原始的在今天各级政府越来越强调高考纪律、打击高考舞弊的情况下，它还有市场，而且可以形成一个以一个地方为中心，辐射到很多点的市场，如果没有一系列的人在这里面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梓称，其实监考老师如果能够真正地去核对一下的话，都可以发现，所以作弊背后一定是有一种监管的权力参与到其中，这种情形其实本质上是高考中的某种腐败。因为本质它就是金钱、权力和考试规则之间的较量。 (据中央电视台); 个人分类: 未分类|3615 次阅读|4 个评论

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迫在眉睫: xscjack 2010-6-8 06:54; 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迫在眉睫官员腐败不单纯是个人原因。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学校公民教育非常重要，关乎社会转型的真正成功！被查出的腐败只是冰山一角！附：安徽三厅级官员落马受审任县委书记时卖官十年来源：检察日报 2010年06月08日02:30 我来说两句 ( 0 )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　　4月13日，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松坚涉嫌受贿案在淮南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此之前的3月22日和1月27日，巢湖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友伦和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徐社新也因涉嫌受贿罪，分别在淮北市中级法院和宿州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是2009年安徽省检察机关查处的8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厅级领导干部中的三个。张松坚在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担任过该市南谯区区委书记、明光市(县级市)市委书记。徐社新担任蚌埠市政协副主席之前，曾任五河县县委书记。柳友伦任巢湖市政协副主席之前，曾任巢湖市(县级市)市委书记，巢湖市升为地级市后，原巢湖市改为巢湖市居巢区，柳友伦继续任居巢区区委书记至2000年1月。　　研究这三名落马官员的腐败历程可以发现，他们在担任厅级领导职务之前，都是统管一方的县(市、区)委书记，而且所涉嫌的受贿犯罪均主要发生在其任县(市、区)委书记一职期间;他们贪腐的手段主要集中在利用组织人事权和重要事项决策权为他人谋利、为己敛财方面。　　近10年来，安徽省有多名曾担任县(市、区)委书记的官员受到查处，而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的重蹈覆辙表明，如何规范县(市、区)委书记用权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任两地书记卖官十年　　说到一个单位一把手的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其手中的人事权。而县(市、区)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的核心，其手中的用人权不仅涵盖面广泛，而且大多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如果这样的一地之帅自身出了问题，其难以限制的用人权往往就沦为官帽批发的乐园。在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三个人中，张松坚的行为更为明目张胆和触目惊心。　　今年56岁的张松坚曾经在滁州市南谯区和滁州市所属的明光市当过党委书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是其卖官最为疯狂的10年。据检察机关指控，张松坚在任明光市市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132名党政干部的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207万元，其中绝大多数请托都是为了个人的职务升迁和岗位调整。在来者不拒式地收受好处后，张松坚基本上都能满足请托者的意愿乡镇、市直单位甚至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成员岗位，基本上被其网罗俱尽。　　丁某原是明光市泊岗乡乡长，2004年至2008年间，其先后分6次送给张松坚现金13万元后，从乡长升为乡党委书记，后又升至明光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副处级)。而原任泊岗乡党委书记的刘某为得到职务上的升迁及感谢张松坚的关照，先后分5次送给张松坚现金5.5万元。2004年2月，在张松坚的关照下，刘某担任明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如果说在明光市任职期间，张松坚批发官帽是明目张胆的话，那么在他担任滁州市南谯区区委书记时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牛刀小试，但也有18名党政干部为了个人职务晋升一次次地投张松坚所好。从检察机关指控的情况看，1997年2月至2003年3月，张松坚在南谯区区委书记任上先后收受这些党政干部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近15万元。　　与张松坚无所顾忌地批发官帽不同，柳友伦在任巢湖市(县级市)市长及书记期间为人谋官则显得含蓄得多，虽然这与当地的官场环境有一定关系，但其性质并无二致。在柳友伦案中，关于柳友伦直接为人谋官的指控共有9起，前后跨度也有近10年的时间，其因此所收受的贿赂逾10万元。　　书记碰头会成了一言堂　　选拔任用干部一般要经过动议、初始提名、民主推荐或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等诸多环节。其中酝酿阶段俗称书记碰头会，也就是由县委书记召集分管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有关负责人酝酿某个职位的人选，一旦达成共识，即将该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在徐社新任职五河县县委书记期间，其主持的书记碰头会渐渐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我们不妨看看2006年12月30日徐社新召集的一次书记碰头会的实况: 　　关于荣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时任五河县财政局副局长的荣某为了能够升任县财政局局长，从2003年初至2007年春节，多次找到徐社新，向徐社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徐社新均答应考虑。在此期间，荣某先后6次共送给徐社新人民币2.5万元、美金5000元。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议把荣某调整到县发改委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准备以后有机会再安排其任县发改委主任，与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表示同意。2007年3月，荣某被任命为五河县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为感谢徐社新的帮助并希望在徐的关照下顺利升任县发改委主任，荣某之后又分两次送给徐社新1.3万元。　　关于薛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200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时任五河县发改委主任的薛某为了请徐社新在其职务安排上给予关照，来到徐社新家中，送给徐妻3000元，徐妻收下后告诉了徐社新。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薛某请徐社新对其职务予以关照，并送给徐社新4000元。2006年9月，薛某再次来到徐社新的办公室，表达了在换届时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的想法。200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请徐社新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薛某第三次送给徐社新3万元。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出把薛某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2007年2月，在县人代会召开时，徐社新安排县委组织部部长组织10名人大代表联名，推选薛某为五河县副县长候选人，后薛某当选。　　关于张某的职务调整问题　　【铺垫】2004年中秋节和2005年春节，时任五河县小圩镇党委书记的张某为了能进县领导班子，先后两次分别送给徐社新2000元购物卡和2000元人民币。2005年9月，经徐社新安排，张某调任五河县财政局党组书记。由于对这个职务不满意，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张某请徐社新帮其调整职位，并送给徐社新2000元人民币。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议将张某调任县民政局局长，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2007年4月，张某被任命为五河县民政局局长。为表示感谢，张某又送给徐社新2000元人民币。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2年4月至2008年3月，徐社新在担任五河县一把手期间，仅在为他人的提拔晋升、工作安排、职务调整方面就收受贿赂人民币近110万元、美金5000元和欧元500元，占其受贿总额的40%强。　　接受请托后企业事务从头管到尾　　记者研究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三人当县(市、区)党政一把手时弄权的行为发现，他们大多热衷于将县(市、区)委关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权有形化，主要体现在将县(市、区)委的决策权扭曲化，将集体的权力个人化，把本应属于政府的议决权拿到县委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权独揽，追求绝对的权威大到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小到企业改制、矛盾纠纷解决、有关费用减免等等。其结果是权力行使没有了边界，个人对法纪没有了敬畏，贪心没有了底线。　　先来看看徐社新的热心　　2002年初，五河县安徽天井啤酒厂(以下简称天井厂)改制为五河县皖啤酒业有限公司，同年9月更名为安徽皖啤酿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啤公司)。皖啤公司由天井厂原厂长杨某等股东募股成立，杨某任董事长、总经理。为使皖啤公司摆脱债务连带责任，理顺产权关系，2003年3月，天井厂向五河县法院提出了破产申请。杨某为了尽快结束破产程序，以便通过拍卖尽早获得抵押给金融机构资产的所有权，多次找到时任五河县县长的徐社新帮忙协调。徐社新多次给五河县法院有关负责人打招呼，要求他们加快办案进度。杨某为了感谢徐社新，在2003年7月至2004年中秋节期间，先后5次共送给徐社新4.1万元和索尼牌数码相机一部。　　2004年下半年，杨某准备在该县头铺镇征地60亩以扩大皖啤公司规模，多次找头铺镇政府等单位协调均未有结果。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杨某请徐社新帮忙，并送给他10万元。随后，徐社新安排相关人员落实征地事宜。2005年5月，皖啤公司顺利征得土地60亩。　　2005年11月，皖啤公司以2030万元的拍卖价，获得了天井厂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资产。由于该资产低于2002年原天井厂改制时的评估价，徐社新打算以2002年改制时的价格与皖啤公司结算。为了使徐社新同意以较低的拍卖价及时与皖啤公司结算，2006年6月的一天，杨某安排皖啤公司顾问送给徐社新10万元。同年8月的一天，杨某又送给徐社新40万元，请求徐社新尽快安排以拍卖价结算。徐社新在安排五河县经委主任具体核算时发现，该资产2002年的评估价要比2005年的拍卖价高出800余万元，考虑到以拍卖价结算会引起较大反响，最终没有同意杨某的请托。但是，对于杨某提出的将价值46万余元的天井啤酒商标权的无形资产奖励给皖啤公司，以及将皖啤公司在破产清算期间付给五河县政府的80万元租赁费返还的要求，徐社新表示同意，并于不久后落实到位。　　据检察机关指控，徐社新仅插手皖啤公司改制、征地及资产结算一项，就收受该公司贿赂65.1万元和索尼牌数码相机一部。　　与徐社新的热心相比，柳友伦一点儿也不逊色。为了巢湖市北大街旧城改造开发建设项目，他应有关企业之请，几乎从头管到尾。仅此一事，他就有了现金及购物卡近百万元进账。　　1996年1月，上海环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立公司)与原县级巢湖市政府签订了北大街旧城改造开发建设项目协议，并在巢湖设立了分公司，余某任项目管理部负责人。同年三四月，为请柳友伦在改造工程拆迁中给予关照，余某送给柳友伦10万元及文房四宝一套，后柳友伦安排出台了关于北大街商贸市场建设改造工程拆迁安置办法，帮助解决了北大街改造拆迁安置中的有关问题。这年6月，柳友伦又收受余某5万元后，帮助解决了工程拆迁建筑垃圾外运车辆被市环卫处查扣问题。　　此后，在北大街工程垃圾中转站、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部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补办等问题上，柳友伦事无巨细，只要环立公司有关人员一边提着钱袋子，一边提出请托，他都有求必应，而且在其过问和干预下，请托事项大都得到有效处理。　　在用人上大搞批发的张松坚，在管经济上也不愧是大手笔。他在明光市任职期间，仅在企业土地征用、变更、开发，购买酒厂及企业税收等方面帮助协调，就收受8名企业人员贿赂现金及购物卡共计210万元。　　对县委书记需要重点管理　　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腐败案的发生，再次为规范县委书记用权敲响了警钟。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政权在我国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作为一县之首、一地之帅的县(市、区)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决策者、指挥者，是更高层次领导干部的重要来源。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县(市、区)委书记这一层级至关重要。其素质高低，不仅关系到县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一个县(市、区)的党风、政风、民风，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去年召开的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大、影响大，要实行重点管理。　　那么怎样做到对县委书记重点管理?去年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对此作了明确表述。从大的方面来说，一是选好用好，二是加强培训，三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四是强化监督。具体来说，就需要从其最容易把持不住的权力入手，明确县委书记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进而限制不当用权，强化正当用权，制度规范用权。　　县委书记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查不绝，原因就在于其用权不规范。一般来说，县委有三个主要权力，即决策权、用人权和监督权。从检察机关指控的情况看，在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那里，决策权和用人权已经被严重扭曲，变成了个人的既得权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谈到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等县(市、区)委书记腐败案时，安徽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决策权和用人权只有公开透明，再加上有效的监督，使不当用权受到限制，干正事的权力得到强化，权力运行规范有序，才能实现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 media_span_url('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0-06/08/content_46722.htm') (责任编辑：徐永刚) 新闻表情高兴难过感动; 个人分类: 按类别|68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达万里同志1986年重要讲话: meixianghao 2009-1-4 11:17; 按：在写作文的时候搜索到这篇文章，对比当下种种，觉得还不过时，转在博客里，供博友们参考。背景： 1986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会后，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原载《人民日报》万里同志们：　　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宋健同志、钱学森同志还有许多专家，都在会上发表了精辟的讲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新意。这是我国科技界以及整个知识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对软科学本身的学科建设，我说不出多少意见。据我的理解，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近，邓小平同志几次建议研究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正因为软科学研究同领导决策关系密切，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密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讲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加强软科学研究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软科学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是一种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是指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指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的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这后一点，正是软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尽管软科学这个名词在我国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但决策的研究工作过去早就存在了。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情况确实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前更加宽广和复杂了，决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大大发展了、丰富了、深化了。调查民情即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这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考察分析，并从它们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中作综合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原理，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计算工具和测试手段，把静态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同动态的系统分析和测算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决策的民主化同科学化结合起来。过去凭个别事例，不作定量分析，就对重大问题作出判断，这是吃过很多苦头的。因此，应当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充分实现决策的理性化。　　软科学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近几年，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已经开始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决策，开始进行定量分析和测算，选择优化方案；现代化建设中一些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也经过了较周密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论证，具有较大的科学性。例如，国家科委、计委、经委共同组织了十几项重大技术政策的研究，已经经国务院审议、正式发布。还有我国二○○○年发展前景的研究，新技术革命及我国对策的研究，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价与研究，以及关于一些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等等，都是明显的事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软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软科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我们党和政府决策工作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适应新时期开放与改革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的产物，又是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期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全党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决策中那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让位给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恢复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对比，我们党进一步认识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坚持双百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为我国软科学研究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求人们作出尽快的答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任务之繁重，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大大增加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人不仅要依靠本人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仅要依靠领导成员集体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依靠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依靠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实践反馈信息的综合体，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集体的研究，才能提出正确的对策。这是软科学得以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互相渗透和交叉，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使得跨部门、多学科的大系统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并反映了各科学部门的共同要求。这种情况大大加强和丰富了决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决策研究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这是软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科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结合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结合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冲破各种障碍，推动各学科的结合，以便更好地开展决策研究。　　正因为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才有了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随着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各部门各地区在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采取的各种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决策越来越多，对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可以断言，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软科学研究工作者将大有用武之地。　　（二）改变旧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决策方法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近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过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三）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　　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决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我们有大批老革命干部，是从战争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有丰富的阅历和领导经验，有很高的智慧和才干，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不少人，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比较缺乏，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大批出身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干部，他们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长，懂得许多精深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宏观决策，也缺乏组织工作经验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就这两部分人而论，他们都生活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环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方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对科学技术进入决策领域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价值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对软科学研究的认识，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一般喜欢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认为这才是实在的东西；而轻视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认为那是虚无飘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在今天，特别是在未来，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发展。软件是硬件的先导，软件指导着硬件的发展。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它通过知识和信息的综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和再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过程，使我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代价，预测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不认真利用这种可能性，谁就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然，这件事不能责怪那些干部，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鼓励他们勤奋地学习，刻苦地钻研，努力克服可能存在的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和思想意识，自觉地培养起尊重科学、尊重民主的良好作风。我们的党校和有关的大专院校的教育，不仅要设政治理论课程，更要设现代的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新的决策理论方面的课程。今后对任何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的建设出现了空前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肇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软科学研究是为各级决策者、领导人服务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这种服务。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前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既要尊重专家，又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应当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有些部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这是很好的，可惜不少是有名无实，只是一个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应当吸收一些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要充实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并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人才，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使他们能够真正发挥智囊、参谋、研究、咨询的作用。　　决策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带有很大风险性，有时出现某些差错是在所难免的。领导者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作出正确的鉴别和取舍。如果决策出了问题，这首先是领导者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研究人员身上。一个高明的领导人，甚至能从错误的决策建议中受到启发，得出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有时候，某项软科学的成果，虽然没有被采用，也没有什么眼前利益，但它作为警告、预防或考虑问题的因素，往往有极大的价值。　　（四）发展软科学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的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的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正是使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没有别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民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我们强调执行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决不是说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客观的普遍真理。软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对研究工作的指导越有效，研究工作的成效也越好，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硬套在软科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圣经，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决不能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借口下，把当代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当糖衣炮弹、异端邪说而拒之门外，而要通过实践检验，把一切真正科学的东西吸收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软科学本身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必然会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现成公式。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软科学研究，应该而且一定能够进一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软科学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的支持。软科学研究至今没有固定的经费渠道，只好向各方面讨斋化缘。其实，软科学队伍是一支轻骑兵，投资少，效益高。它不需要大型实验室和贵重设备，只需要少量资料费、机时费、调研费等。每年确定一个适当的稳定的经费额度，就可以满足当前需要了。只要各主管部门和各地区领导真正认识到软科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他们就会理解花点小钱以换取巨大效益是值得的。还有资料、数据问题。这几年统计部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应当看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现在整个统计工作还是相当落后，对许多社会经济现象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缺乏科学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现有的一些很不齐全的数据材料，往往控制在一些部门或地方手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人的重视，积极设法解决。必须认识，没有资料数据，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研究。当年马克思如果不是查阅大英博物馆的大量数据资料，是写不出《资本论》来的。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技、经济、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建立各种信息和数据的服务系统，健全各种保密和解密的制度，尽可能把各种信息和数据，包括可能得到的世界各国的信息，送到需要者手上，成为全民的财产。　（五）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我国的软科学研究工作者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务必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尖兵。软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地、自觉地为我国的开放和改革服务，为现代化建设各项重大决策服务。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深入全面地向前发展，各项改革和开拓性工作方兴未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崭新的道路。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对外开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民主、纪律、法律、道德，在改革中如何同步建设；社会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经济效益如何得以提高；不同部门和地区应有何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各种行业应有何种技术政策；价格政策如何制定；劳动制度如何改善；人口如何控制；环境如何保护；山区如何发展；工程项目如何评价；人的积极性如何调动；人才如何造就和选拔；还有社会情况的变化和如何指导社会文化、道德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需要决策的问题，都是软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从解决各种实际存在的问题着手。我们要准备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进一步树立起软科学研究的权威，把软科学研究在全国普及化、社会化，使之逐步成为一种产业。到了那时，我国各项决策工作的水平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软科学研究也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探讨，这是不能忽视的。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丰富、深化和创新。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来说，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应用研究的课题上，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最紧迫的课题上来。　　为了不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重任，软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研究人员除了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献身精神以外，更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经验。自然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社会科学出身的人，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大家都要面向实践，面向现代化，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这样才能有较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如此，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需要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抽象能力以及文字能力等等。这种通才、杂家型的人才往往比专家型的人才更难培养。他们是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随便招之即来就可以凑数的。因此对研究队伍的组建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各主管部门应该有总体设想，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以及从近年来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拔一批有能力从事宏观决策研究的人员，加以培养和指导，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队伍。　　软科学研究是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大系统综合研究。研究工作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可否认，由于目前我国在行政体制上条块割裂，部门所有制严重，各种研究机构大都直属不同部门和地区，他们的观点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影响。我不认为部门和地方不应当重视和讲求本部门、本地方的利害得失。这是他们肩负的一种责任。但是又必须把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全局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软科学工作者应当提高自己的理性化程度，自觉地抵制这种习惯势力，树立严谨的正派的学风。他们应该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避免卷进可能产生的部门偏见和利害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秉公直言，按科学精神办事。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格的科学工作者。　　同志们！　　国家科委召开这次会议，各方面的专家济济一堂，互相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为发展我国的软科学事业献计献策，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这次会议的深远意义，在于提高了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认识，对我国决策观念、决策方法、决策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我相信会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我希望，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们能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统一协调，形成网络，把软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党和国家各级决策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个人分类: 闲谈杂议|4353 次阅读|3 个评论

日益深重的官民矛盾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论充分实施既有宪法的必要性: 可真 2008-6-25 07:21; AlecXu （徐磊）先生就我在《我对时势的基本看法》一文中把范跑跑现象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联系起来相提并论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范跑跑现象 and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can not be 100% comparable 。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论述，以表明我对此问题的看法。诚然，范跑跑现象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个是民间现象，一个是官场现象，两种现象没有绝对的可比性，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相同，但这两种不同现象所表现的本质却是相同的：极端的自私自利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具体言之，它们的相通性在于：以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所表现出来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整个社会，使普通百姓越来越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因为就是在声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是如此作为的，所以根本不应听信官方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虚假宣传，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按着这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去做。范先生作为一个有知识学问的平民显然是凭他自己身处如此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经验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是个别现象，但却极具典型意义，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今主流社会（以执政者为核心）所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当然这种反映是一种比较曲折的反映。之所以说比较曲折，是因为一方面，官方是不会也不可能自我承认他们所实际奉行的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并且必定要批评或批判这种价值观，因为他们深知这种价值观如果在民间也流行开来而成为平民百姓普遍的自觉意识的话，他们自身的利益就朝不保夕了因为官是由民来供养的，若民皆只顾自己，只管自私自利，官就失去供养，其既得利益便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民间其实是希望官方有为民执政的思想的，不愿官方信奉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因为官方信奉这种价值观，是必然要损害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的，所以，民间对于范跑跑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也是抱着类似于官方的复杂心理或矛盾心理若认同这种价值观，则就等于肯定政治腐败的思想基础，从而也等于承认政治腐败的合理性；若不认同这种价值观，面对实际奉行这种价值观而肆行其腐败的官场，又于心不甘因其不愿再听信官方所宣传的那种连其自身都根本不信奉的价值观！因为有这样的复杂性、矛盾性，所以围绕范跑跑的争论便显得相当混乱，几乎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混乱的争论及由此反映的思想矛盾，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日益深重的官民矛盾的真实写照！从围绕范跑跑的争论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日益深重的官民矛盾正朝着官民皆只顾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发展趋势！所谓官民皆只顾自己，就是说，官民之间，官只顾自己而不顾民，民也只顾自己而不顾官。官只顾自己而不顾民，是意味着本应为民执政的官实际上却成了为自我执政，如此本该是民为国主而实际上却成了官为国主了；民只顾自己而不顾官，是意味着身为国主者不再关心执政者，如此国主便是自我放弃国主的地位，而任由民为国主变成官为国主。因此，官民皆只顾自己的发展趋势，其实就是由民为国主向官为国主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着国体上的变化民主国家正在向官主国家演变！这个趋势如何不令人担忧！本人是搞哲学的，而且在哲学观念上信仰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使我确信，观念的变化不过是现实的变化的反映，故我从观念的变化自然而然就敏感到现实的变化。围绕范跑跑的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被我称之为客观只为自己，主观不为别人的价值观念，其受到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的理解、认同乃至于支持，使我敏感到，原本为腐败官员所信奉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已开始从官场扩展到民间，而且其扩展的形式不再是自发性的，而是自觉性的。这种自觉的扩展形式是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正在通过民间渠道，由原本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观念，登堂入室而成为堂而皇之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经登上大雅之堂，更必将由民间反哺官场，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更得以在官场广泛流行，从而促使更多的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注意到在我的一篇博文中有这样一则网评，其中讲到只有全民认识到了人的主观客观都为己这样一个科学真理，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的道德重构和有效的反腐机制。这个观点，显然是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的日益广泛流行是一件好事。当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看，也许它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从实践到理论都真的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那就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本能地自私自利的自然社会了。这样的社会是合理的吗？我相信，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发端之时，它或许是合理的，因为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人性自为的人性假设之上的，但是这种人性假设毕竟是一种理论假说，实际上它从来也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正是要通过由其设计的制度来限制人人自为的人性，使这种人性在其制度的制约之下得到相应的改变。如果人性自为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客观现实，那末，这种现实决不是人们所能容忍得了的现实，而是人们所无法忍受的无序社会！因此，在我看来，由日益深重的官民矛盾所引起的从民主国家向官主国家演变的趋势，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在国体上的变化趋势，而且更是意味着中国在社会秩序上的变化趋势从有序社会向无序社会演变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一旦变成现实，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完了！这绝非是耸人听闻，而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那末，怎样缓解当今中国社会日益深重的官民矛盾呢？我仍坚持认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我说了，这种改革当从充分实施我国既有的宪法开始。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的承诺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末，要么这个宪法其实不是宪法，要么这个宪法是需要修改的应该将其原有的不切实际的空洞承诺取消，只是如果取消了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承诺，其宪法的性质也就变了不再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而是非民主国家的宪法了。附相关博文：中国政治改革当始于现有宪法的充分实施我对时势的基本看法; 个人分类: 政治学|5174 次阅读|1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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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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