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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或创造机会薅社会羊毛
热度 5 Taylorwang 2018-10-22 08:0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水污染控制领域,全国各地对黑臭水体的治理,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最近,我作为专家参加了一个地级市的污水处理厂的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工作,从这些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看,工厂运行状况良好,出水水质都能达到国家的一级 B 排放标准,且出水的绝大部分指标也能达到国家一级 A 的排放标准。 由于国家提标改造的要求,原来这些污水处理厂,都是多年前按一级 B 标准建设的,现在全部要求提高到一级 A 的标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在现有的污水处理厂做适当地改造,应能达到新的排放标准,且投资省,将来运行成本的增加也较低。当天看的三座污水处理厂,都建设在城镇的郊区,厂区面积较大,完全可以增加一些用于提标改造新的处理设施。但听他们介绍,这从一级 B 提高到一级 A ,政府相关的水务部门,要全部承包下来,由当地国有公司总包这一级 B 提高到一级 A 的工程,要在现有的污水处理厂旁边,重新征一块地,专门建设一座为一级 B 提标到一级 A 的污水处理厂。 专门新建一座提标改造的污水处理厂,污水需要重新泵送提升一次,且要安装相应的输送管道,新工厂又要新招一批员工,这多一级提升,多一帮人马操作的废水处理,每吨水处理成本至少增加 0.6 - 0.7 元,若在原来的污水处理厂作适当的改造,也许处理成本只要增加 0.1 - 0.2 元即可达到提标的要求。采用新建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吨水处理成本就会增加大约 0.5 元。整个地级市的污水处理量每天约 300 万吨,每天多支付的费用高达 150 万,一年多支付的提标改造运行费用将高达 5 亿元,且以后必须年年支付! 在地表水丰富的地区,对中水回用的需求不高。若建设一座废水深度处理工厂,并将处理后的废水作为资源,且回收水资源的成本,远远超过新增的处理费用,这是一个好方法。但作为中水回用最广泛的绿化用水,在地表水丰富的地区完全可以直接抽取河水来满足绿化要求,故中水回用的用途有限,而这多增加的深度处理成本,必然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部分。 在全世界横向比较,我国的行政支出的比例算比较高的。一些工矿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我国的标准也算比较严。以前在标准比较严的条件下,仍产生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主要原因是执法不严,甚至有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为了 GDP 而放任一些行业的污染。随着国家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中央环保监查,“回头看”等强化环境执法的措施,许多地方的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已得到扭转。当然,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也大幅增加,反映在一些化工产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有人统计,我国的汽油与柴油售价,超过 50% 是税收,企业的税务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现在政府一直宣传要减轻企业的负担,以增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过高的行政支出,各种各样的额外费用,最终仍要企业来承担。直到达到某个临界点,企业做不下去而倒闭,或企业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留下来的企业就减少,减少的企业又要分担更多的税收与费用份额,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现在,已有不少企业将工厂搬到东南亚一带,留下来的工厂,也要面对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员工的工资不断要求上涨的压力。而国内的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或一些国字头的企业,总想寻找机会,或创造机会薅社会的 “羊毛”,给自己的单位创造一份更大收益,从而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这增加的社会运行成本,必然会落在各个企业的头上,使中央要求降低企业的负担成为一纸空文。 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使党的事业得以发展和壮大。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政府提出了减轻企业负担的口号,并强调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经济在国计民生中的主导地位是要保证的,但为了一些地方利益国字头的企业,大幅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则是不可取的。若以国企名义薅社会羊毛,受害的仍将是更多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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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与管理道德——从硕士学位认证说起
热度 8 fdc1947 2018-7-4 08:14
社会成本与管理道德——从硕士学位认证说起 据6月28日《武汉晚报》报道: 31 岁的林先生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为了增添职场砝码,林先生打算读个在职博士,而且还想跟着念硕士时的导师读。准备报考时,有工作人员告知:报考要证明自己的硕士学位是真的才行。……武汉理工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证书真假不好判定,因此需要认证。再者,学校工作人员事务繁重,不可能为每一位申请者查询信息。”记者调查了解到,其他高校也有类似要求。 又据《科学网·新闻》转载: 武汉理工大学30日表示将对研究生报考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彻底清理烦扰考生的证明材料和办事手续,优化工作流程。 武汉理工大学对此类事情正在清理,这当然很好。但这类事不是某一个学校的问题,正如记者所说,“其他高校也有类似要求。” 报考博士生需要提供硕士学位证书,这是国家的规定。当然,考生所提供的硕士学位证书必须是真实的,如果提供虚假的证书,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不但必须取消其考生资格,而且应当担负必要的法律责任。 众所周知,现在有人违法制造各种虚假证件,在大街上还常常会见到这样的“小广告”。所以,在提供硕士学位证书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提供虚假的证书。这样,进行学位证书的认证似乎是必要的。正如上面所说学校的“ 相关部门负责人”所说:“证书真假不好判定,因此需要认证。” 那么这种认证工作应当由谁来完成?是考生提供还是由学校来完成? 从考生的角度看,当然不应当由考生去认证:我提供给你的证书,当然是真的,校方要怀疑,就要提供证据,所以应当校方去认证。这在道理上说得通。 但是,在招生的问题上,校方似乎认为“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你爱认证不认证,反正你不认证我不收你。校方也提出来他们的困难:“学校工作人员事务繁重,不可能为每一位申请者查询信息”。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合适、更好一些?合适不合适怎么判定? 这里有一个判据,那就是要使得整个社会所花费的成本更少 。 从节约整个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当然是由校方来认证更好。学校做此事,显然要比考生个人做高效和可靠得多。所谓高效,那是因为校方由专人去做这件事,比一个个不熟悉情况的考生来回奔波,效率要高不知多少倍。所谓可靠,就是由考生自行去认证的过程,也还不能完全排除作假的可能性。那么,难道人们还需要对认证的过程去进行认证或公证吗?当然不能。而由学校做这种工作,这种虚假认证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另外,这样做也可以清理出敢于弄虚作假的人,并给予必要的处理(例如计入个人诚信记录、禁止以后的考试等等)。 总之, 从谁主张谁举证的法理和节约整个社会成本的角度两个方面看,都应当由校方来作学位认证的工作 。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学校并没有这样做,而把这样的事情推给本没有义务这样做的考生呢? 那就是我们的学校制定规定的时候,既没有考虑谁主张谁举证的法理,更没有节约整个社会成本的问题。他们只贪图自己工作的方便,考生来回奔波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把“社会”放在心上。 实际上, 一个国家建设的好坏、快慢,都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有关 。 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办下去,要看能不能挣钱,一个总是赔钱的企业迟早要垮台。而企业要想挣钱,生产和运行的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人们都做与企业的生产、销售无关的事情,企业人力的浪费严重,成本很高,这个企业必定很糟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如果大家都在做与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相抵触的“无用功”,社会成本浪费严重,这个国家也绝对难以建设好。 所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制定规章时,一定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能光考虑本单位的成本。 为什么要强调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呢?这是因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是社会供养的。 这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与企业特别是民企和个人完全不同的地方。如果说,个人或企业要为社会考虑是一种优秀品德的话,那么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要为社会负责、要为节约社会成本考虑则是一种责任。 我们从事任何职业的从业者,都应当有各自的职业道德。有些职业道德是共同的,例如,要敬业、要诚实、要守规矩等等。雇员受了雇主的雇佣,就应当积极为雇主工作。过去家长送孩子出去“学生意”,总是要叮嘱,吃谁的饭就要给谁好好的干活。唱戏的不论个人心情好不好都要认真唱戏,他们牢记观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同样,运动员不管对对手或裁判的看法如何都要积极地比赛,教师要认真备课、认真教育学生,律师要为雇主争取到法律允许的最大利益等等,这些都是职业道德。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也有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是受雇于国家的,他们考虑问题、制定他们单位的管理制度时,不能光考虑他们小单位的利益得失,而更应当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也应当是一种职业道德,这是这些单位的管理道德 。像上面所说高等学校让考生自己去认证自己的学位证书,那就是没有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没有考虑怎样做才是节约而不是浪费社会的成本。这是一种缺乏管理道德的表现。 虽然我一辈子实际上也都在做“管理工作”——管理和教育学生(不管是多是少),我没有学习过“管理学”,我不知道管理学里面是否有“管理道德”这样的内容。我认为 ,无论管理道德是不是管理学中的内容之一,它都应当是每一个管理者应当受到的最重要的基础教育 。但是,如今似乎还很少看到有“应当进行管理道德的教育”的说法,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
个人分类: 科教与社会|8248 次阅读|16 个评论
不讲诚信、无谓争辩都会让社会交际成本无限增加
flysky97 2013-12-4 22:40
很多时候,我们容忍小的谎言;我们赞许善意的谎言,慢慢地,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也开始闪烁其辞…… 也许,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如果某些人的不诚信,会逐渐像核爆炸一样最后扩散开来,造成整个人类社会交际成本的极度增长,我们可能看不到这种问题有多严重,但是却可以体会到这种成本已经无处不在…… 读别人博文,看别人发言争辩,有时候很佩服某些人的逻辑,他们时候保持像斗鸡一样的状态,不想让自己陷入任何被动的状态,不愿意留下任何把柄,不想别人表达中对的成分,而只在乎别人是否全肯定他们自己的全部观点…… 一直考虑,如何能使交际的收益最大化,降低交际中的成本,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 也许,很多时候低调一些,才会成就真正的大师,退一步反而更让自己收获更多的思想…… “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候不仅是一种劝慰,更有可能给我们自己前进的回旋余地…… 近来,感觉科网争辩的氛围很浓很浓,稍不留心自己就卷了进去义愤填膺起来…… 或者总是禁不住想借博客让自己出点小名…… 细想想,真是不值得。不如好好用心读些深刻的东西! 如果写,一定要言之有物了…… 保持立场! 共勉!
个人分类: 人文|325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中国“GDP至上”付出社会成本
fuyuncas 2010-1-7 12:17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29日文章】题: 中国 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了。 社会关系的货币化   那么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毫无建树。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党政官员包二奶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本身。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了(尽管是非法的)。 社会领域的货币化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西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强有力的来自民主力量的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等在内的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领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后来新兴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都是要求政府大力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则成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暴富的来源。换句话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所有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   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在当代 中国人 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可不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就表明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但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036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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