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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存疑:与汤用彤同获1942最高学术奖的另一人是谁?
tangminqian 2012-9-24 11:20
光明网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8/22/nw.D110000zhdsb_20120822_6-03.htm 从汤用彤先生不高兴说起 董驹翔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第03版:家园 ) 汤用彤(锡予)先生于1938年6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是汤先生在北京大学等校多次授课基础上写成,其间数次重印,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对中国佛教史作了开创性的梳理工作,并做了极深入细微研究的创新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已成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当年此书出版后,贺麟教授即指出此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汤一介:《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载《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至实归,正是这样一部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194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最高学术奖 。“最高奖”仅两部,另一部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 。由此也可见此奖规格之高,获得之不易。但是,出人意料,汤用彤先生得知此事后,反而不高兴了。对朋友说:“ 多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 ”用彤先生之公子、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在《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一文中曾说及此事。 汤用彤先生的“不高兴”使我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些把生命献给学术的前辈知识分子身上,那种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更值得珍视和学习的精神。汤先生不看重别人对自己著作的评价,哪怕是“最高奖”,这无疑是基于自信和自持,他明白一部著作之价值并不一定由是否获奖来表明。自己的呕心之作,其价值和意义,心中必自明,对其评价不为外界左右,心自不受束缚。这也是中国优秀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然吧。 坚守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汤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坚守,一种对君子人格的坚守,也是如林语堂说的,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上,唯有一个“直”字可做标准。用彤先生对评奖的淡漠也正表现出他坚守的标准也正是这个“直”字。对“最高奖”不高兴,并不是说他对自己的力作不看重,相反,这正表达出他的自信、自爱,因为这样的学术著作首先是自己的。 汤用彤先生对待评奖的态度使我又想到伟大的女性、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她一生献身于科学,特别是对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发现放射性元素钋。为了科学,当美国总统决定送给她珍贵的一克镭时,她欣然接受了,但是,此后法国公共教育部要授予她“荣誉军团勋章”时,她却坚决辞谢了。那一克镭可为科学研究服务,珍贵、难得,为了科学,可收;而那勋章,尽管也甚高贵,也是巨大的难得的荣誉,大概因为也不过是一种虚荣吧,玛丽·居里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评奖并非不需要,更并非一律伪劣。对真正的贡献、学术创新应予肯定,更可表彰颁奖,以尽量使之有社会积极影响,成为楷模、榜样,这可发扬学术的科学精神,并促进社会进步。翻译家林少华先生的话也使我们深思:“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难得再有经得起学生再三阅读、品味、传诵的尚未老态龙钟的教授及其故事。”(《大学、大学教授:等等灵魂!》,《社会科学报》)说得极是!今日之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们,太需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学人精神了。 相关阅读: 汤用彤-学术成就 汤用彤天堂纪念馆 首页 追忆文库 汤用彤-学术成就 http://www.waheaven.com/memorial/review/1102i814.html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中国佛教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 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印度哲学   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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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求学走10年错路,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热度 2 Wuyishan 2012-9-2 10:04
(博主按:下面这篇文章的前一半,讲了文科师生传承的故事,很有意思!) 求学走10年错路,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22日   !--图片搜索--   黄进兴: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有一次,李欧梵到台湾见到黄进兴,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谈到这些趣事时,黄进兴一脸的笑意。黄进兴以太太吴咏慧的名字出版的《哈佛琐记》一度是台湾的畅销书(大陆也出了简体版)。实际上,《哈佛琐记》只是他哈佛求学6年师从史华慈、杨联陞等名师的副产品。目前,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研究领域最为人所知的是孔庙研究。   黄进兴是地道的台湾人,父母均受过初等日式教育,大人在家里平时交流都是日语,直到1945年以后才开始学说汉语。小时候的黄进兴受母亲影响,喜欢文学和写作,希望长大以后当文学家。黄进兴就读的建国中学是台湾最好的学校,他的数学和英文成绩都非常好。中学毕业时,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台大历史系。多年后双亲过世,从亲戚的口中,黄进兴才知道,出于改善家境的考虑,当年他们希望成绩出色的儿子读医,以便将来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父母从来没有让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失望。”回忆旧时,黄进兴满心感激父母对他的包容。   虽然如愿念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但黄进兴说他那时并没有找到学问的方向,年轻人的好高骛远和雄心壮志,让他在心里暗暗决定要在学术上成为一个万人敌,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希望找到终南捷径,很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黄进兴很快对“史学方法论”这门课程产生了强烈兴趣。一次,哈佛毕业的蒙元史老师萧启庆刚好返台客座,问起他的专业兴趣,黄进兴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被老师当头棒喝。萧启庆认为,史学方法论是成为名家之后再回顾历史,没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志业。话中的含义黄进兴当时不能很好地理解,却也让他感到震惊。“萧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说不能把史学方法论当作一个专业?”但黄进兴还是“执迷不悟”,依然沿着史学方法论的路往前走。“那时候很天真,以为把握了史学方法论就可以无往不利。我年轻的时候很轻狂,看不起那些做唐朝史、宋朝史、明清史的人,认为自己站在一个制高点,一定会做得比别人好。这种观点一直误导我。”   因为这样的原因,黄进兴在台大读本科和硕士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版的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书。史学方法论也成为他硕士论文的内容。黄进兴的硕士导师是做辽金元史的陶晋生。陶在边疆民族史领域很有成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对黄进兴,陶晋生基本是放手不管,这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期间,黄进兴还做过陶晋生父亲陶希圣任主编的《食货》月刊的助理编辑。   到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的时候,黄进兴念了将近两百本的英文书,其中50多本是谈史学方法论的。刚开始读得很辛苦,经常要停下来查字典,熬过这个过程,黄进兴的阅读速度开始变快。这无疑是件好事,但黄进兴认为自己“完全把重心放错了地方,即使西方的学生,史学方法论的书一般读一本,至多两本。再念事实上是在重复,耽误了自己”。   黄进兴对史学方法论的执念一直要到在美国念博士时,和余英时一番长谈,才真正打消。为此,黄进兴写文章《论方法与方法论》,否定以前的想法和做法。据说这篇文章在台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史学方法论是台湾各大高校的必修课。文章发表后,台大有位老师跑到教学部要求撤销这门课。几年后,史学方法论真就改成了选修课。   “我的求学过程中,走了10年的错路。希望年轻人把我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不要像我这样走冤枉路。”   在余英时的影响下   1976年,黄进兴赴美留学。第一站其实是匹兹堡大学,追随他的老师许倬云。由于一次意外的机缘,黄进兴给余英时打电话,没想到余先生非常热情,当即约他面谈。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对黄进兴而言,余英时的一番话犹如暮鼓晨钟,将他此前对于史学方法论的迷梦打破了。“我对学问的看法,甚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改变了。”   台大读书期间,黄进兴曾和老师杜维运合编过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看了很多史学方面的文章,加上读过一点《左传》、《史记》和《资治通鉴》,年轻的黄进兴有时说话难免轻狂。那次和余英时谈话,他“放言高论”, 批评陈寅恪学术论文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余英时则不时点头。黄进兴讲完以后,他说:“明年就到哈佛大学来吧。”“他跟我讲做中国史应该怎么做,离开史料,你不可能立说。放言高论都是空中楼阁。”   在黄进兴转向中国学问的过程中,哈佛的导师史华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博士考试通过那天,对西方理论仍然抱很大兴趣和信心的黄进兴打算告诉史华慈自己想要研究英国20世纪初年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的社群。“我还没谈呢,他就先对我说,你的西学底子很好,回过去做中国的学问,你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来。”听了这番话,黄进兴的心情很复杂——自己的西洋史题目还没讲出来,他就先浇一盆冷水;似乎是说,我即使做西方的东西,也是个二流货色。心情苦闷的黄进兴当晚给在耶鲁的余英时打电话,余英时说,史华慈是为你好,他是对的,以你现在这个底子,在旧学加紧下功夫,比较有希望。   此后的一段时间,黄进兴依然没有下定决心做中国学问,但这期间,他经常去找余英时,在他家吃住,师生二人经常一聊就聊到凌晨四五点钟。“那个时期是余先生创造力的高峰,他常常把写完的东西给我念,我从各种角度来攻击他,指出还有哪些可以商榷的地方。那几年,我是他最初的读者。”   一心要培养黄进兴做中国学问的史华慈,给余英时打电话,请他帮忙加强黄进兴中国学问的功底。黄进兴后来博士论文做清代学者李绂,即出于余英时的建议。李绂其人及思想少为人知,梁启超在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系列讲座中曾简略提及此人,称其为“清代陆王学派的殿军”。再就是太老师钱穆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一章专谈李绂。“除此之外,我无所傍依。余先生就这样逼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李绂所有的著作读完。这样的做法帮我打下中国学问的基础,对我是最好的训练。”   在黄进兴看来,与朱熹、王阳明这些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李绂只能算是个二流的学者和思想家。“你很难从朱熹、王阳明看出他那个时代的面貌,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但李绂不属于原创型思想家,他的著作非常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气候和思想。”因为选题的独特和解读的深度,黄进兴这篇论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毕业以后,黄进兴回台湾,到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工作。但一些朋友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认为进史语所就要做历史,而黄进兴的长处不在此,这样会把他自己耽误了。“有些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朋友,骂我是反动分子。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理论急先锋,后来越老越反动,一天到晚批评西方的理论。其实我就是一个牺牲品,早年对西方的理论五体投地,现在的‘反动’实际上是自我批评。”   访 谈   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读书报:您涉猎的研究领域很多,为什么这次在北大和社科院历史所谈的题目都是关于孔庙和儒教的话题?   黄进兴:我每到一个地方,对方都提出要我谈这方面的内容,大概是认为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吧。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孔庙,希望厘清两千年来的祭祀制度,的确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开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受到过很大的挫折。我的前辈,包括历史系、中文系的前辈,第一是不鼓励,第二是觉得很奇怪。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被一种神秘力量吸引住了,就是想了解孔庙是怎么回事。20多年来我慢慢清楚了:孔庙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最佳途径之一。   读书报:研究孔庙对于理解儒教有什么意义?   黄进兴:近一百多年大家都在争论儒家(或儒教)是不是宗教,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人们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基于文本,从经典出发,比如以《论语》等为依据。而我换个角度,从神圣空间——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神圣空间,教堂——的角度讲。孔庙就是一个神圣空间。先不讲儒家(教)是不是宗教,我们从儒家神圣空间的性质来看。   读书报:神圣空间和经典文本相比,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黄进兴:我认为宗教的很多维度不一定能从经典中找到,这就是世俗宗教信众的生活。比如一个人没有读过《华严经》、《心经》等佛教经典,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佛教徒,灵隐寺里那些虔诚地前来祈福消灾的人,许多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比较人类学式的做法,我认定宗教就要有拜石头公之类的现象。石头在哪里成了精,没有文本告诉我们,也没有经典记载。但是台湾乡下许多人求财、求福,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投射到了石头公身上。假如我们这样来看,儒教在传统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宗教,而且是一个公共宗教。   读书报:为什么说它是公共宗教?它与其他类型的宗教区别在哪里?   黄进兴:所谓公共宗教,指它不牵涉信众私自的祈求,只回应国家的国泰民安集体的需要。所以,它跟近代从外面进来的私人宗教不一样。这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西方的学者都很难搞清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念是以基督教为模式的。基督教事实上在中古也兼有国家宗教的性质,但启蒙运动以后,已经演化成一种私人宗教。私人宗教跟个人的祸福则息息相关。   读书报:您在社科院历史所谈到今天在台湾和大陆孔庙都面临困境,请您谈谈这一困境的现状,其在大陆和台湾有何不同?   黄进兴:孔庙作为一种公共宗教,在传统中国两千年的发展中,是跟帝国的制度相结合的。清末以来,随着帝制的瓦解,它也就成了文化游魂。孔庙的窘境在台湾和大陆都一样。比如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教育部、文化部,还是内政部,都没办法跟它真正挂钩。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帝制中国,它不像私人宗教那样,老百姓可以随意去庙里参拜,今天去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祈求什么。毋怪今天的中国人,大半不知道要去孔庙拜什么。所以在台湾,大家对儒家也非常冷漠,在大陆我想更严重。现在孔庙前面真的是门可罗雀。   读书报:大陆学者也有不少人主张儒教是宗教,可否谈谈您与他们之间的区别?   黄进兴:大陆的文献我接触的并不全面,只是偶尔看到一些讨论文章。据我不全面的了解,大陆学者是传统式的做法,对经典文本进行一些爬梳和辩论,与我不同。我考虑的是信仰者自己的意愿和他的宗教行为,比较不重视教义(如《尚书》、《易经》等)。大陆学者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他们的反对者也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但是中国的经典浩如烟海,你举出这几部,我可以举出另外几部,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并且与历史的实情有不小的落差。所以我认为,对传统的阐释或训诂的手法,没有办法解决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两千年来,宗教这个词汇也是一个衍生性的词汇,无时无刻不在改变。   读书报:您从人类学的角度,比较忠实于历史的实情。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儒教近代以来为何一再遭到污名化?   黄进兴:这与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反传统运动等时代氛围有关,也许我的观察并不十分准确。当代的华人都对儒教很疏离,虽然他们也都重视传统文化,但如果拿他们的心理与300年前的清朝中叶的人和现代的西洋人相比较,究竟跟哪个离得更近呢?我认为是后者。这是一百多年来文化心理积淀的变化所致。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教育的结果,至今五四精神在华人的思维世界里还是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好的一面如自由、民主,也有不好的一面如反传统。   读书报:您认为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何问题与不足?是否需要方法的突破,比如了解西方?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相比有何异同?   黄进兴:近一百年来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翻了六七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往好里说是比较稳定,往坏里说是少了创新。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哲学方面,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是很传统的。当然,也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未必是对的。其实只要做得好,用哪种方法都不要紧。钱穆不懂外语,不懂后现代,学问照样做得很了不起。台湾相对大陆较为开放一些,这几十年和西方交流融通无碍,但实质上也很有限,真要了解西方文化,要费一番功夫,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很多口号,但都是风吹草动、浅尝辄止。   (本采访录音由实习生刘志庆整理)   本报记者 陈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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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甘阳:只有接触原典,才会开始独立思考
热度 4 Wuyishan 2012-8-6 16:37
甘阳:只有接触原典,才会开始独立思考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01日 09 版) 编者按 7月29日,第六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在北京大学开幕。与此同时,2007年以来各届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也经过整理,辑为“经典通识讲稿”丛书,由三联书店推出首批6种。作为讲习班和这套丛书的主持人,著名学者甘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识教育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并投入大量精力推动通识教育从理念变为实践。讲习班进行期间的甘阳非常忙碌,但还是抽空接受了读书报的采访。在课堂外面的小花园里,甘阳教授满头大汗,不时拿毛巾擦拭额头的汗水,我想,他对通识教育的热情,一如这一天暑热的天气。 本版同时刊登了来自美国的纪语同学 (博主注:科学网博主) 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他介绍了自己在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而闻名的圣约翰大学求学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美国通识教育的一些详细情形,相信是很多读者都会感兴趣的。 读书报:什么是通识教育?您认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推动的通识教育堪称典范,为什么? 甘阳: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起源于19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他大学(包括芝加哥、哈佛)的通识教育都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演变而来的。19世纪,美国的很多大学(当时大多还是学院),学生都要学习希腊文、拉丁文,以人文教育为主,强调接续传统。19世纪后半叶起,美国高校逐渐废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古典学的比重大大下降。可以说,在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和社会经历了与传统断裂的一个过程(这与中国在晚清民初所经历的很相似)。所以,现代通识教育在美国的兴起,是在传统断裂、现代性拼命发展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弥补现代高等教育的弊病而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强调个性,追求差异,而通识教育则强调那些共同的东西,追问的是,哪些是公民都应该了解的,所以通识教育包含了共同教育的理念。 1920年代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有教师开设了类似“文学经典”这样的选修课,大概是一个礼拜读一本书,这门课非常受欢迎,有别的教师起而仿效,开了类似的课。十几年之后,“文学经典”这样的课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官方要求学生必修的课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校长、并极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哈钦斯就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所以,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与哥大有很深的渊源。 哈钦斯于1929年入主芝加哥大学后,即开始对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起了全面批判,他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状况。哈钦斯1936年出版《高等教育在美国》,如果把书名中的“在美国”改成“在中国”,也完全可以。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国,人心混乱,社会极端不平等,腐败非常严重,人们对未来很悲观,这和1990年代中国市场转型以后的情形非常相似。二战以后冷战开启,这使他们更加强调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独特性,通识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播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共识。这就是美国推动通识教育基本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的。 读书报:我们常说的另一个概念是“通才教育”,请问它与“通识教育”是一回事吗?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贻琦领导清华大学时,就以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为其治校理念的三大支柱,您怎么理解“通才教育”的说法? 甘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当然很成功。不过,对于我们今天常说的通才教育,还需要深入分析。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背景有相似之处。刚才说到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的转型,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科学比重的加大。自然科学的特点是求新,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则需要不断回到源头,回到古典。所以,通才教育比较强调文理会通。但这个概念比较虚,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文要达到什么程度?理要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操作性?提倡通才教育,是希望人们接受的教育不要太片面,用意很好,但我觉得真正做到文理兼通很难。 读书报:您推动的“通识教育”强调阅读原典,而我们一般的教育,可能更多是从概论和通史进入,比如学习中国哲学就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学习西方哲学就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大学里,可能中文系的学生学了几个学期的中国文学史,却没有读过《文选》,历史系学了很多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却没有通读过《史记》,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甘阳:这种教学方式是我最为反对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最爱编教科书,一个课程,可能会出几十上百本教材,但内容陈陈相因,质量低下,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几本原典,学习的都是一些概论、简史之类。但要知道,现代人写的东西,即使像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简史》非常优秀,都还是有太多时代的局限性,而原典是超越时代的。可喜的是,这几年以来,大学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像北大、复旦、清华、中大以及其他一些学校,课程体系也许还是原来的,但具体教学中,原典研读的比重已大为增加。我想,随着这种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教科书的教授方式只是为了给你一套正确答案,那还是应试教育。而原典里有真正原创的想法,只有接触原典,进入那些伟大的作品,你才能开始独立思考。 读书报:您在中山大学主持博雅学院,将您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予以实践,能否介绍一下? 甘阳:这里很难详细地谈,简单来说,学院主要的教学方式就是原典阅读。所谓原典,包括了中西文明的经典。比如第一学期的《诗经》,6个学分,每周3次课,但也只能讲授40多首诗;《左传》也是6个学分,每周6个学时;《荷马史诗》、柏拉图,也都是从原著进入。学生大学四年都是以原典阅读的方式进行,只是大三以后,有专业的分化,必修课的比例降低,而选修课的比例增加。 读书报:现在国内很多大学在推进以原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就您个人的了解,国内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进的状况如何?其前景如何?另外,我们看西方的通识教育课程,是以西方经典为主,那我们是否应该以中国经典为主? 甘阳:全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据我的接触,像复旦大学、青岛大学做得都很不错。在青岛大学推动这一工作的,是第一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一个学员。像今天在第六届讲习班上发言的西藏大学的老师介绍的情况,也给我惊喜之感。各个学校情况不同,有的学校师资缺乏,也没有很好的氛围,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在践行通识教育的理念,采取适合自己的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推动通识教育要因地制宜,不一定是同一种模式,同一套课程。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要在现有条件下,先操作起来。 你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中学西学并举。如果给大学生推荐书目的话,那中学可以有15本左右,西学也是15本左右,文本数量不宜太多,但要兼顾中西。 读书报:您认为从个体(不一定是学生)的角度而言,阅读《诗经》、《理想国》这样的经典,意义何在? 甘阳:我理解,在这样一个烦躁、浮躁、浮华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借由阅读,安静下来,找到生命的意义。所谓“古之学者为己”,通过阅读经典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求得心灵的安顿,这是人们内在的一种精神需求。 本报记者 王洪波 (本文未经受访人审阅)
个人分类: 鼓与呼|3428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国会图书馆发布88部“塑造美国的图书”
热度 1 Wuyishan 2012-6-28 15:04
(博主按:我粗看了一下,88部书中,与科普、科技相关的图书有14种,其编号为1、7、8、19、23、37、58、62、73、79、80、82、84、85,占16%!我很好奇,若是在中国评选影响中国的百种图书,能有几种科普、科技书入围?很悲观。) 国会图书馆发布88部“塑造美国的图书” 《 中华读书报 》 ( 2012年06月27日 04 版) 左惠特曼,右吐温。 / 图片:王胡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暑假将至,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塑造美国的图书”(Books That Shaped America)为题,发布了一份包含88部作品的书目,并开辟展区,自本周一起,以三个月时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楼的二层,展出原版图书。 书目由国图专家挑选,但公众亦有机会做出评议,或可再添新作。 既然由国图制单,自当体现美国的主旋律,但此书目仍然别具一格,如国图馆长詹姆斯·毕灵顿所言,入选作品并非坊间常见的“最佳”,相反,其中许多书都曾极富争议,却对美国国民产生过巨大影响。 入选图书所涉广泛,既有小说、诗歌、政论、历史、哲学和传记,亦有识字课本、童话、科普、节育、戒酒、揭黑,乃至性学报告。 无人能出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右,他分别以科学家、散文家和传记家的身份,一人独占三席。 美国固然地肥水美,但历史短暂,幸亏有这些大书要著,或启迪鞭策,或警示批判,使民心得以聚拢,公理得以推行,如此方有美利坚崛起于西方,傲立于世界,成为今日头号富强之国。否则该国可能徒然为一广阔废地,民无民权,或因肤色、出身,而终生为奴,或因黑心车商横死,或因有毒食品致残,国家手握强权,杀戮于外而生灵涂炭,压迫于内而民不聊生。总之,这份书单如一份概要的观念史,可借此多少窥知美国如何成为今天的美国。 以出版年代为序,我们译出“塑造美国的图书”清单如下,并附简介,以利广大读书郎暑期据以索骥。原文书目见于国会图书馆网站(loc.gov)。 ◆1,本杰明·富兰克林:《对电的实验和观察》(1751) 富兰克林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工作者。不过,他真曾不经当地气象部门准许,而擅自放风筝取电吗? ◆2,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年鉴:致富之路》 (1758) “亚伯拉罕老爹,你对这世道怎么看?这些重税会不会毁了这个国家?我们如何能付得起呢?你能给我们出些什么主意?”富兰克林假托理查·桑德斯所写的这本年历书,一句话就抓住了民心。 ◆3,托马斯·潘恩:《常识》 (1776) 以简洁的论理,说明了为什么美洲殖民地不应继续忍受英王的统治。这本小册子出版头一年,便发行25版,销出50万册。 ◆4,诺亚·韦伯斯特:《英语语法原理》(1783) 独立的美国配得上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语言。韦伯斯特以文法书和字典,推动了美国英语的形成。今天来看,独立远远谈不上,有特色而已。 ◆5,《联邦党人文集》(1787) 美国人对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 ◆6,《妙趣象形字圣经》 (1788) 好看的初级读物。其印刷商以赛亚·托马斯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开明童书出版商,与大名鼎鼎的英商约翰·纽伯瑞一样,奉行“寓教于乐”的现代信条。 ◆7,克里斯托弗·科利斯:《美利坚合众国道路勘测》 (1789) 美国第一本交通图册。 ◆8,本杰明·富兰克林:《已故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之个人生活》,即《富兰克林自传》(1793) 1791年首次出版于巴黎,两年后英译本才在伦敦问世,乃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回忆录之一。 ◆9,阿梅丽娅·西蒙斯:《美国烹饪》 (1796) 第一部由美国人所写、在美国出版并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烹饪书。 ◆10,《新英格兰识字课本》(1803) 深受加尔文派影响,如同美国版的《三字经》,“人之坠,吾之罪”(in Adam’s fall, we sinned all)等句段朗朗上口,既教美国小朋友识字,又宣扬新教伦理, 自1681年至1830年,共印行450版之多,影响极巨。 ◆11,梅里韦瑟·刘易斯:《在刘易斯和克拉克上尉指挥下探险纪行》 (1814) 两上尉的西行漫记,对美国西拓疆土有莫大之功。 ◆12,华盛顿·欧文:《睡谷传奇》(1820) 美国作家所著在美国以外取得成功的最早的美国小说之一,也许也是中国最早的汉译美国小说之一,1907年已有林纾译《拊掌录》,今译《见闻录》。 ◆13,威廉·霍尔姆斯·麦格菲:《新订麦格菲美德读本》(1836) 分级语文课本,剥离了宗教教诲,鼓励小朋友诚实守信,勤劳致富,同时告诫他们恶有恶报。 ◆14,萨缪尔·戈德里奇:《彼得·帕利万国通史》(1837) 戈德里奇深信童话有害于儿童成长,遂假托彼得·帕利之名编写儿童版世界史。 ◆15,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述》 (1845) 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自传,也是历来最佳和影响最大的黑奴自传之一。 ◆16,纳撒尼尔·霍桑:《红字》 (1850) 霍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描写清教主义之新英格兰的罪与罚。 ◆17,赫尔曼·梅尔维尔:《莫比·迪克》,或称《白鲸》 (1851) 大白鲸和疯船长的故事已成美国神话,未读原著者也能从其他文艺作品中知其一二,如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之可汗之怒》。 ◆18,哈丽叶特·比彻·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 (1852) 最早在报纸上连载,成书后第一年便销出30余万册,在内战爆发的前十年间,对废奴思想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19,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或称《林中生活》(1854) 梭罗对自然的爱,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对唯物主义的排斥,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环境保护运动。 ◆20,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1855) 纤薄的《草叶集》首版于1855年问世,改变美国文学史进程的超级巨著初次登场。 ◆21,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或称《梅格、蜀雯、佩丝和艾美》 (1868) 刚一上市,《小妇人》便大获成功,立刻旺销2000余册,虽然写的是特殊年代,但读者对这本内战期间的家庭温情故事至今喜爱有加。 ◆22,霍拉修·阿尔杰:《卖火柴的小男孩马克》 (1869) 老一套的穷小子通过勤劳苦干变成大富哥的故事,可贵的是,阿尔杰欣赏劳动人民,鄙视不劳而获的富人。事实上,他小说里的大坏蛋总是富有的银行家、律师和粗俗的地主。 ◆23,凯瑟琳·比彻、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美国妇女家务手册》 (1869) 比彻两姐妹指导妇女如何洗衣缝补,生火做饭,通风换气,扫地取暖,种花养鸡,育儿会客等万般家事,乃风行多时的标准家政指南。 ◆24,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1884) 海明威指出:“美国现代文学的一切,都出自马克·吐温那本叫作《哈克贝利·芬》的书……” ◆25,埃米莉·狄金森:《诗集》 (1890) 狄金森所写的1800首诗仅有极少数在生前发表,且按当时的诗歌规范受到严重删改。直到1955年,完整的原作才以原貌出版,其特殊的结构和韵律,令后辈诗人受益匪浅。 ◆26,雅各布·里斯:《另一半怎样生活》 (1890) 记者里斯的摄影报道集,描绘了纽约下东区贫民窟的生活,促使公共服务进入贫困街区,系摄影报道促成社会变革的典范。 ◆27,斯蒂芬·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 (1895) 描写美国内战的最伟大小说。 ◆28,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1900) 美国奇幻文学的开山之作。 ◆29,萨拉·布拉德福:《哈丽叶特,人民的摩西》(1901) 逃奴哈丽叶特·塔布曼成长为杰出的废奴分子,以巨大的勇气和出色的技巧,帮助黑奴逃奔自由,人称“摩西奶奶”、“黑摩西”。 ◆30,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 (1903)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狗故事未尝不是人社会。 ◆31,WEB·杜波伊斯:《黑人的灵魂》(1903) 民权运动的开创性作品。 ◆32,艾达·塔贝尔:《标准石油公司史》 (1904) 揭露大石油公司的垄断经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之所以在1934年被一分为三十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书。 ◆33,厄普顿·辛克莱:《屠场》 (1906) 调查报道的早期实践,生动地揭露了芝加哥肮脏的肉食业和当地贪官的黑幕,直接引发了全国性的立法。 ◆34,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07) 亚当斯经历过美国内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见证了技术、社会和政治的大变革,深信自己所受的传统教育不足以应对这些变化,而实际的生活经验才是更好的教育。 ◆35,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1907) 美国学者在哲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36,赞恩·格雷:《紫艾草骑士》 (1912) 复仇的枪手拯救逃婚美女的故事,将成为流行西部文学的一个主要套路。 ◆37,埃德加·赖斯·伯勒斯:《人猿泰山》(1914) 凭借所反映的普世主题, 此书已被无数次搬上大银幕。 ◆38,玛格丽特·桑杰:《有限生育》 (1914) 好的、善良的、温和的、尊重个人意愿之计划生育运动的开山之作,力图为妇女减少痛苦而不是增加她们的痛苦,出版后曾屡遭美国当局扫黄,多次查禁。 ◆39,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春天及一切》 (1923) 从医40余年后,威廉斯变成了美国诗歌的实验者、创新者和革命者,和朋友埃兹拉·庞德等人一道,发起了意象派运动。 ◆40,罗伯特·弗罗斯特:《新罕布什尔》 (1923) 弗罗斯特因此书获得了他四个普利策诗歌奖中的第一个,书中包括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如《雪夜林中驻足》和《火与冰》。 ◆41,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一幅爵士时代(1920年代)的画像。许多人认为这是菲茨杰拉德最好和最知名的作品。 ◆42,朗斯顿·休斯:《疲倦的布鲁斯》(1925) 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伟大旗手的伟大诗作。 ◆43,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1929) 1950年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最著名的作品。在他笔下,美国南方成了衰落文明的隐喻。 ◆44,达谢尔·哈米特:《红色收获》 (1929) 哈米特还写有《马耳他之鹰》和《瘦人》等名作,写“大陆侦探所”的《红色收获》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安德烈·纪德称之为“非凡的成就,关于暴行、玩世不恭和恐惧的最新力作。” ◆45,厄玛·罗鲍尔:《烹饪之乐》 (1931) 以前所未见的详细原料清单和明确无误的技术指导,一举改变了美国烹饪书不清不白的旧貌。 ◆46,玛格丽特·米切尔:《乱世佳人》(1936) 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由此制作出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言情电影。 ◆47,戴尔·卡内基:《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 销量高达1500万册、有30余种语言译本的自助工具书。 ◆48,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帝》 (1937) 直到1975年,艾丽丝·沃克刊文《寻找佐拉》于《女士》杂志,方使评论界认识到,《他们眼望上帝》是一部非凡的杰作,它也为艾丽丝·沃克和托妮·莫里森这样的年轻黑人作家铺就了成功之路。 ◆49,联邦作家计划:《爱达荷:图文导览》 (1937) 该计划乃公共事业振兴署众多项目中的一个,以期解决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问题。联邦作家计划共雇请6000余位作家,为48个州和阿拉斯加地区、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特区创作旅行指南,分述各地历史和风土人情。《爱达荷》是其中的第一部。 ◆50,桑顿·怀尔德:《我们的镇子》(1938)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20世纪美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剧作之一。 ◆51,《匿名戒酒》 (1939) 十二步匿名指南,销量逾3000万册,俗称“大书”。 ◆52,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1939) 书中所述大萧条时期俄克拉荷马移民的艰辛,促成了国会通过了施惠农民的法律。1962年斯坦贝克获诺贝尔奖时,授奖辞中特地提到此书是主要原因。 ◆53,欧内斯特·海明威:《钟为谁鸣》 (1940) 又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作品,根据作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亲身经历写成。 ◆54,理查德·赖特:《土生子》(1940) 20世界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作品。欧文·豪1963年指出:“《土生子》一出现,美国文化便永远改变。不管日后得到怎样的评价,过去那些谎言终究是不可能再重复了。” ◆55,贝蒂·史密斯:《布鲁克林有棵树》 (1943) 爱尔兰城市贫民的奋斗史,战时及战后极为流行。 ◆56,本杰明·博特金:《美国民歌金库》 (1944) 博特金曾主掌国会图书馆的美国民歌资料库,亦为联邦作家计划担任全国性的民歌主编,他是新政时代的民俗学者,坚信老歌在今天仍然意义重大,而不是只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57,格温多琳·布鲁克斯:《铜镇街头》(1945) 布鲁克斯的首部诗集,记录了芝加哥黑人暗无天日的生活。1950年,布女士成为首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非裔美国人,1985年获授美国桂冠诗人。 ◆58,本杰明·斯波克:《育儿常识》 (1946) 斯波克把新知识告诉给年轻的父母们,比如,宝宝不是狗,用不着拿严格的时间表规范和控制吃喝拉撒。 ◆59,尤金·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 (1946) 一出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白日梦的剧作,长近五小时,极受推崇但甚少排演。 ◆60,玛格丽特·怀斯·布朗:《晚安月球》 (1947) 童谣故事书,几代美国小朋友的枕边伴侣。 ◆61,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 (1947) 划时代的剧作,1948年普利策戏剧奖获奖作品,关于文化冲突、虚荣少妇和强壮民工的惊人之作。马龙·白兰度在舞台和银幕上对男主人公做出了有力而令人难忘的演绎。 ◆62,阿尔弗雷德·金赛:《男性性行为》 (1948) 在金博士的性报告问世之前,从未有人以科研数据,如此详尽地考察如此禁忌的主题。女性性行为报告五年后出版。两部报告成为1960年代性解放的先驱。 ◆63,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 少年主人公霍尔登是美国文学中的第一代反英雄,对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1960年代的嬉皮士有重大影响,总销量约6500万册。 ◆64,拉尔夫·埃利森:《看不见的人》(1952) 主人公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惨的底层黑人,在充满敌意和歧视的社会上挣扎,无人关注,形同隐身。此书预示着民权运动的烈火即将雄雄燃起。 ◆65,EB·怀特:《夏洛的网》 (1952) 通过一头死里逃生的猪,感悟怎样面对死亡和自然。《出版商周刊》称之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平装本童书。 ◆66,雷·布拉德伯里:《华氏451》(1953) 美国版的焚书坑儒,反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经典。 ◆67,艾伦·金斯堡:《嚎叫》(1956) 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当时沸沸扬扬,事后声誉日隆,对后辈诗人和1960年代的青年文化大有哺育之功。 ◆68,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主流冷淡,大众欢迎。书中道出了集体主义完胜、个人主义灭亡后的可怕图景,成为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派经典。 ◆69,苏斯博士:《帽中猫》 (1957) 苏斯博士的成名作,也是他日后作为童话大王之辉煌事业的起点。他的书已在全世界卖出了2亿余册。 ◆70,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1957) 半自传性的波希米亚浪游历险,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以无穷的能量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欲,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对鲍勃·迪兰、汤姆·威茨和亨特·汤普森等人有重大影响, ◆71,哈珀·李:《杀死一只反舌鸟》(1960) 1960年普利策奖得主,既叫好又叫座,迄今销量超过3000万册。李女士通过白人爸爸不顾社会偏见、卫护黑人冤汉的义举,创造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坚忍的英雄人物——小镇维权律师阿提克斯·芬奇。 ◆72,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1961) 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有力讽刺了官僚体制。无所不能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已成专有名词,代表领导总是对的,或如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的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 ◆73,罗伯特·海因莱:《异乡异客》 (1961) 第一部现代畅销科幻小说。 ◆74,埃兹拉·杰克·基茨:《下雪天》 (1962) 第一部以黑人为主人公的全彩绘本,永久改变了美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并为基茨赢得了1963年的卡德冠特奖章 ◆75,莫里斯·森达克:《野兽家园》(1963) 男童马克斯离家出走,成为百兽之王。 ◆76,詹姆斯·鲍德温:《烈火将燃》 (1963) 描写种族关系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探讨美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以及宗教与种族的关系。 ◆77,贝蒂·弗里丹:《女性迷思》(1963) 此书揭穿了中产阶级妇女陶醉于为人妻母的谎言,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掀起了1960代和19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到2000年时,此书已售出300万册。 ◆78,马尔科姆·X、亚历克斯·黑利:《马尔科姆·X自传》 (1965) 一部经典的美国自传,由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与名作家、《根》的作者亚历克斯·黑利合作写成,表达了许多主流民权分子未说出的黑人心声:对不公不义的愤怒和失望。 ◆79,拉尔夫·纳德:《任何速度都不安全》(1965) 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子纳德以此书挑战重利轻安全的大汽车商,最终导致政府介入,制定汽车安全的标准规范。 ◆80,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1962) 当代环保运动的奠基之作。 ◆81,杜鲁门·卡波特:《冷血》(1966)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数百字简讯,使卡波特携同老友哈珀·李前往堪萨斯,调查一桩灭门惨案。《冷血》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罪案报告之一,或如卡波特本人所言:一部“非虚构小说”。 ◆82,詹姆斯·沃森:《双螺旋》 (1968) 讲述生物学史伟大发现的科学自传,个人色彩丰富,亦述及争议与冲突,改变了公众对科普作品乃至科学本身的理解:跟别的行当差不多,科学圈有时也够乱的。 ◆83,迪·布朗:《魂归伤膝谷》 (1970) 关于美国人屠杀印第安土著历史的第一部重要的严肃著作,自问世以来,从未断版,销量已逾400万册。 ◆84,波士顿妇女健康图书协会:《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1971) 初由波士顿一小撮女权分子编写,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提供更年期、节育、生产、性健康、性向、性别认同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信息,影响深远,现已出至第九版。 ◆85,卡尔·萨根:《宇宙》 (1980) 萨根的经典之作,亦有同名电视科普系列节目配套播映,融会了对自然、历史、文明以及人类自身命运的多种探讨。 ◆86,托妮·莫里森:《宠儿》 (1987) 借内战后逃奴的真实故事,深入刻画黑奴梦魇般的精神重负。此书为莫女士赢得了1988年的普利策奖和1993年的诺贝尔奖,亦在2007年被《纽约时报》评为“过去25年的最佳美国小说”。 ◆87,兰迪·希尔茨:《乐队继续演奏》(1987) 叙述艾滋病如何蔓延,政府最初又是如何漠不关心而任由疫情扩散。希尔茨紧急呼呼调动政府资源,抗艾防疫。《乐队继续演奏》可与美国历史上促进公共安全的其他要著比肩,如辛克莱的《屠场》。 ◆88,塞萨尔·查韦斯:《塞萨尔·查韦斯语录》 (2002) 此查韦斯非彼查韦斯——不断激烈抨击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而是美国林业工会的创始人。他不屈不挠,为工友谋福利,更是天生的演说家和鼓动者。在他的努力下,林工薪酬和工作条件已有许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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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学在中国太贱”
热度 1 Wuyishan 2012-6-28 14:12
(博主按:本文虽说是谈文学的,但毕飞宇不时闪现的真知灼见超越了文学范畴。例如他说: “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什么是“拿”?“拿”就是挑选和比较。这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挑选和比较面前,你是否承受得住。老实说,在“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有些急,有中国行政思维的弊端。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要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 还有哪些真知灼见?您自己体会吧。) “文学在中国太贱” 《 中华读书报 》 ( 2012年06月27日 05 版) 读书报:请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谢谢高方。去年刚刚拜读了你翻译的《奥尼恰》,非常喜欢。你是译介方面的后起之秀,潜力无限,我是个外行,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你一定要多多包涵。 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较下来,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我不如他们,这不是我谦虚,事实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发,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的版本都是这样。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到现在为止,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雨天的棉花糖》、《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推拿》,是最多的,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 读书报:你曾说过,一个小说家最在意的还是语言的气质问题,最不能接受的是翻译作品改变了自己原本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风格,改变后“那也许是很好的小说,但它不再是我的”。我想知道,你的语言的气质或者风姿,或者说风格,以你自己看,有哪些特点?你是不是很担心这些特点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呈现?你对你的作品在另一个世界的命运是不是不太在乎呢? 毕:只要是翻译,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比较下来,以思想和故事见长的作家流失比较小,语言越是讲究,流失就越大,这个靠常识就可以判断。 让我来谈我的语言风格有点难。一般来说,作家都偏爱自己的风格,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写。这一来谈自己就成了自夸,这有点难。我说说我的追求吧,我追求的风格是典雅和纯正,有书面语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自然的,但同时又是“被处理”的。举一个例子,《玉米》和《平原》,写的是乡村与农民,还有口语的元素,但我依旧希望《玉米》和《平原》的语言不要太“原生态”。这么说吧,我不希望《玉米》和《平原》的风格是“乡下人在说话”,而是“作家在写作”、在追求。这并不容易。这里头还有一个语言风格的统一性问题,统一的语言风格可以让作品的内部酝酿出强大的气场,饱满,充满弹性和动感。在我看来,作家所谓的“才气”就在这里。风格一旦不统一,彼此就消解了,作品的气韵一定上不去。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反正我是不相信天才的,天份要有,主要还是肯吃苦,肯花大力气。力量有了,再让自己保持在风吹草动般的灵敏之中,语言就会听话,按照你的美学感受自行其是。 我并不担心我的语言风格能否在我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相反,我反而担心这种风格过于强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面对更加复杂的题材选择——如果我的新作不适合我现有的风格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旗袍好不好?好,风格显著。可是,你让玛丽莲·梦露试试看,她过于饱满的臀部未必合适的。所以,我要面对的不只是风格,还有一个多样化的问题。这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训练,不断地提高。一个小说家什么时候开始满足了,他就死了。 小说家的一生是得不到常人所说的幸福的,“艺无止境”,这句话是真理,也是一条上吊绳,你迟早要被这句话吊死。 我对我的作品在其他语种的命运一点也不担心。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在大的地方,我相信命运。你知道吗,告诉你一个隐私,很不光彩。我在中国从来不打麻将,可是,我喜欢赌场,尤其喜欢轮盘。轮盘吸引我的是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盘子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只有命运才能确定。这个比喻很糟糕,却也能说明问题——作品翻译出去了,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也做不了主。随它去吧。所以我说,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写,这个我可以掌控,翻,我永远也掌控不了。在命运面前,我就想做一个坏孩子:把事情挑起来,然后,自己再也做不了主。我不可能知道命运的咽喉在哪里,知道了我也扼不住它。 读书报:2011年4月20日,你和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的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在南京大学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最早接触并翻译你的作品的法国汉学家。你的《雨天的棉花糖》就是她翻译的。她对翻译有自己的追求,对作品的文学性特别看重,在和你的对谈中,她谈到“最难的是翻译的节奏和音乐感”。中国作家刘庆邦讲过一段比较绝对的话:“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讲味道的,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代表作者个人的气质,这个味道我觉得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翻译家他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所以他翻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者的味道。”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以你的《青衣》为例,你觉得在另一种语言中有哪些难以传达的东西呢?换句话说吧,你觉得有哪些东西需要译者特别注意的呢? 毕:节奏和音乐感是最难的,这是何碧玉在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作为一个“外盲”,我很同意。我的同意并不盲目。要知道,我毕竟和语言打交道的日子也不短了。 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或者说是词,然后是词组,然后是句子,然后是句群。在字、词、词组阶段,我认为翻译是容易的,一本双解字典就可以解决。严格地说,句子也不难,我指的是独立的、脱离于篇章的句子。到了句群,翻译就不那么容易了。 格式塔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鲁迅有一个著名的句群,大意是,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颗还是枣树。这个句群是由三个句子组成的,三个句子极其简单,近乎无聊。但是,把这三个句子叠加在一起,“整体”比“局部之和”就要大多了,多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情绪,或者说,心境——寂寥,枯死,绝望;也许还多出了一样东西,语言风格——瘦,硬,寒气逼人。 从格式塔理论我们不难判断,所谓的“言外之意”,所谓的“味道”,其实就是“句群”的派生物——那些多出来的东西。它属于语言,又不属于语言,在语言的外面。这些多出来的东西使语言的信息量增加了。 节奏感和音乐感也是多出来的部分,对语言的信息量而言,它有催化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可以使语言的信息量疯狂地增长,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来语言就具备了感染力,可以推动读者的内在,“共鸣”就是这么回事。这正是语言的魅力,也正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翻译的难就在这里,它要求“局部之和”,它更要求“整体”。所以我一直说,文学翻译和“文件翻译”是不一样的,“文件翻译”是翻译,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似乎要对我的兄长庆邦兄说抱歉了。“翻”得出来“翻”不出来,和语种无关,和译者有关。一切都取决于译者的语言修养、美学趣味和写作能力。 读书报:你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方在看待中国文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过分强调中国作家和中国政治的关系,而过分削弱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品质和文学魅力。你对你的作品的外译过程是怎么看的? 毕:我对所有出版我图书的出版社都心存感激。你也知道,即使在中国,我也不是一个畅销作家,出版社和书商在我这里是挣不到大钱的。西方出版社有一点非常好,这是中国的出版社比不上的,他们挣钱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更注重文学的品质。2003年,我在法国刚刚现身,法国出版社Actes Sud和 Picquier都在争取我的版权,后者是小出版社,可我和它签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喜欢我的作品。他们的老板承诺,哪怕亏,他们也会“一本一本地”出版我的书。他们兑现了他们的诺言。谢天谢地,我没有让他们亏。 但是我对“转译”很不认同。就在2011年的秋天,挪威购买了我的版权,但是,由于挪威汉语人才太少了,为了尽快出书,他们的希望就是“转译”,要不然,就得等,排队。我拒绝了。后来我的代理人出面了,最终的结果是我妥协。人就是这样的,年纪越大,越容易妥协,因为你的朋友越来越多。事实上,因为朋友,一个人往往会妥协的。 我和绝大部分出版社没有联系。我很幸运,很早就有了西方的代理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出面,我的工作就是写作。我的外译途径很简单,最早是通过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法国的陈丰博士介绍到法国的,在译介方面,他们两人是我的第一个推手,我永远感谢他们,是他们帮助我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我有了英国的代理人,一切就走上正轨了。2009年,我更换了代理,还在伦敦,是英国的另一家公司。 读书报: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情况?有误会吗?有冲突吗?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吗? 毕:十多年前,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在我看来,关于翻译,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钧教授的话。当然也惹过麻烦。有一个记者悄悄问我:“毕老师,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 你看看,不要说外语,就是汉语的内部,我们在“翻译”“艳遇”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地巨大。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生活可爱得很呢。 一般说来,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当然了,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此处不表。但是,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这是翻译的责任与义务,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误会不可避免。就说《青衣》,在汉语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和“青衣”相对应的概念。在汉语里,青衣起码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女性,已婚(一般说来),端庄,优雅,悲情,痛感。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可是,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不可能是。离开了中国和京戏,青衣是没法谈的。青衣是人物,同时也不是人物,它还包含了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 但是,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青衣》,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她的气质,她的人际,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回过头来再谈青衣,一切将会变得感性。在文学面前,感性是重要的,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想象就有了翅膀,起码知道往哪里飞。所以,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误会和冲突将诱发想象,最终能促成理解。我始终认为,只有艺术、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彼和此都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读西方小说,到了性命攸关的要紧关头,小说人物会骂人:“你会下地狱的!”如果你对基督文明没有起码的了解,你会觉得好笑,这有什么呢?人总是要死的,下就下呗。但是,一旦你了解了,你就会知道,这句话太重了,比汉语里“操你祖宗八代”还要重。所以,无论是阅读外来小说还是翻译外来小说,不要轻易怀疑那些好作家,如果你发现他们的作品当中出现了疑问,最好不要从自身的文明出发去想当然,相反,要捉摸对方的思路,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与文明的对话。 读书报:你对西方的读者怎么看?请你谈谈这方面有趣的人和事。 毕:我要感谢你使用“读者”这个词。“读者”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边缘化了,人们更爱用“粉丝”。我自己就是一个读者,我也喜欢读者,我更喜欢“读者”这个词。读者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辨析的和冷静的,读者有尊严,读者的对象是图书,是作品,而“粉丝”是什么呢?借用一句网络语言:“你懂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读者所受的文学教育比中国要系统得多,所以呢,从总体上说,西方读者的文学眼光要挑剔一些,一般不会因为文学以外的原因喜欢你。那是实打实的。 西方的读者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他们会为他们所喜爱的作家建立读书会。这是很普遍的。我在法国的尼斯就有一个读书会,他们定期活动,朗读我的作品,还给我提问题。有一次他们通过南京大学的曹卫红老师给我提了一大串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了,曹卫红老师再转译过去,然后让人在读书会上朗读,像模像样的。我看过他们发过来的图片,很喜感。他们把我的相片挂在墙上,一位法国女士站在相片的旁边,低着头,在念——如果再配上几朵菊花,简直就是一个规格不低的追悼会了。你看看,我已经活在法国读者的心中了。 我想说的是,西方读者更尊重作家,他们不在乎你的名气、身材、长相,只在乎你的作品。我希望中国也能这样。一个作家最看重的还是读者对他作品的态度,而不是对作家本人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了,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有一次在德国,我总共走了三站,有一对母女一直跟着。最后一站是慕尼黑,那天晚上做母亲的提出来和我“一起吃晚饭”,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结果是这样的:她们并没有替我买单,只是为了和我“一起吃晚饭”。后来我还得到了一份礼物,回到酒店,打开来,是一只糖果,就一只。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中国人帮助很大,它让我了解了另一种交际的方式,仔细地品味一下,你能感受“非物质”的交往自有它迷人的地方。你没有负担,你没必要去想着“还人情”。古人说,无功不受禄,对吧。这是很人道的。这里头反而有一种真挚。 读书报:中国文学的译介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能否请你结合你自己的经历,谈谈中国文学译介中存在什么问题?遇到了何种障碍? 毕:鲁迅有一个说法,叫“拿来主义”。鲁迅的意思很明确,对外国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拿”,不能等着人家“送”,拿来的东西是安全的,有价值的,“送”来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灾难。 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什么是“拿”?“拿”就是挑选和比较。这一来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挑选和比较面前,你是否承受得住。老实说,在“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有些急,有中国行政思维的弊端。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要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 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在中国,文学代理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是一个纯商业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文学代理呢?因为文学在中国太贱,它太不值钱,它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一个没有利润空间的事情怎么会有商人去做呢?这么说吧,一个中国的代理人手上有五个中国作家,按百分之十五算,这五个作家的代理费能养活代理人的一家子么?不可能。 中国没有这个行业,很自然,中国就没有所谓的行规。我每年都要签一些合同,有一个词是很扎眼的——“依照国际惯例”。这个词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你中国没有“惯例”,即使有,那也是“不启动”的。所以我要说,对不起,我要发明一个词——在“国际文学贸易”中,中国作家是很吃亏的。中国文学价格太低,不只是伤害作家的利益,也伤害翻译的利益。我在中国有许多汉学家朋友,他们一直在抱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合算”,价格太低了,再换算成欧元或英镑,你说说,他回国之后能干什么? 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文学经济”却几乎原地不动,这是极不正常的。所有的物质都在大幅度地涨价,唯独“非物质”的文学羞答答的。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我不会说“文学死了”,但是,即使从经济这个角度去考量,中国文学也是一脸的“贱相”,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读书报:在世界文学里,中国文学是不是有独特的魅力呢? 毕:中国文学的魅力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我还是很谨慎的。去年得了亚洲文学奖之后,许多西方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走向世界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你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喜爱做谦虚姿态的人,但是,我认为我也没有丧失最基本的冷静。写作的人最终都要面对世界、面对事实的。 中国的不少作家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可是,从整体上说,放到世界文学的范畴里,我们面对现实的精神力量还是不够。这个是可以比较出来的,勒克莱齐奥、奥兹、菲利普罗斯、奈保尔、波拉尼奥,这些作家和我们同代,他们的文本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做具体的文本分析。我承认我看到差距,波拉尼奥的《2666》我写不出。这里头有多方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小说的,学养的,我们通过努力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是非小说的,在短时期内我们难以逾越。这么说我真的很抱歉。反正我自己是感到差距的。 还有一点我也不得不说,十年前,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这个动人的景象。我们都要努力。 读书报:非常感谢你。今天你谈的许多方面,无论对做翻译的,还是对做翻译研究的,都很有启迪意义。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关乎文学译介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心态、策略和方法,值得进一步思考。最后想请你对中国的翻译工作者说几句话。 毕:我愿意在此向所有的文学翻译者致敬。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青春阶段几乎没有好好涉及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文学上,我们许多人的第一口奶都来自于翻译文学。没有翻译文学,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对翻译文学和翻译工作者充满了感恩的心。 但是,话也要分两头说。中国进入网络化时代已经有十来年了,网络时代是一个机灵的时代,骨子里也是一个反智的时代。——还是谈翻译吧,这些年我对翻译小说的兴趣越来越弱了。你看看那些翻译成汉语的语言,好作品有,坏作品更多,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翻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也不想得罪人,例子我就不举了。我是可以举出例子来的。我还是那句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用。得罪了,请多包涵。 ■本报特约记者 高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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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 零:我的老师和我的老师梦
tangminqian 2012-5-14 14:06
光明网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5/09/nw.D110000zhdsb_20120509_3-07.htm?div=-1 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 ——我的老师和我的老师梦 李 零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07 版“人物”) 张政烺先生学问大,不用我来评价。我只是张先生晚年的一个学生,很多前辈师长比我更了解先生,不用我来多嘴。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讲点当学生的体会。 首先,我想说的是,小学和中学时代,我是个坏学生。正是因为坏,所以咬牙跺脚发毒誓,将来一定要当个好老师。我原来的梦想是当个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但插队期间,我真的当了老师,感觉很失败。我没想到后来会当大学老师,更没想到会拜在名师的门下,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 其次,老实交待,我根本没上过大学。小学、中学都教不好,怎么教大学?今天,我之所以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在张先生执教过的大学教书,实在非常幸运。我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引领我走进学术之门的老师。比如俞伟超、李学勤、裘锡圭三位老师,他们都帮我改过文章。当时,俞老师给我鼓励最多,我叫“第一推动力”。我是在他的鼓励下,才报考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刘仰峤先生推荐和夏鼐先生安排,我也无缘于此。我当研究生是在1979年。最初,考古所是请唐兰先生当我的导师,但他突然去世,才请张先生当我的导师。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大家都看到了,他可不是那种手把手、站不直了就拿脚踹的老师。那是戏班子的班主,不是我理想的老师。我的老师,天高任鸟飞,后面没有风筝线。古之所谓师,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是不问不教,但有问必答。他自己惜墨如金,但鼓励我多读勤写早出成果。比如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就是由张先生推荐并题写书名,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古人说,孔子学无常师。学无常师才能成其大。张先生是很多老师的老师,但他并不想当唯一的老师。我的老师不止一人。比如王世民老师、张长寿老师就是我在考古所的老师。我对张先生最最佩服的一点,说实话,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不拉队伍。学问越大,人越谦虚。人越谦虚,越能容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大家都愿意当他的学生。 第三,现在执教北大,我一直在想,老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学生并不是老师的私属。张先生在北大任教的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松散,凡是在校听课的人都是张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是大家的老师,不只是某几个人的老师,学术更有天下公器的味道。不像现在,老师拿学生当子弟兵或打工仔。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拉拉扯扯,彼此都用得着。张先生绝不是这样的老师。我记得,2007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个教中文的老师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你可别忘了呀,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这个学生毫无反应。因为美国没有什么“终生父母”。父母管小孩,顶多十几年,孩子一大,就自谋生路。人家没有啃老族,也没有啃小族。我理解,老师不是爸爸,他的职责不是给学生找工作,甚至找媳妇。明清小说不是有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理解,老师就是帮助学生做梦的人,“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梦是学生的梦,不是老师的梦。学生传老师的道,受老师的业,那是精神的继承,不是名位的继承。名分并不重要。凡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是学生;凡不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不是学生。甭管本事多大,地位多高,就是登记在册,甚至登堂入室,也照样算不得学生。 第四,张先生为人木讷,不善言辞,很多听过张先生讲课的前辈都说,讲课效果不一定太好。他自己说,我这个人,吃饭很慢,走路很慢,说话也很慢。这以今天的标准看,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张先生不是如今那种口若悬河,讲课类似电视表演的老师。但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在我看来,他是个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舞雩台下和学生散步、阙里宅中和学生聊天的夫子,授受是在不经意之间。他的宽厚诚笃和寝馈于学是个浑然一体的人格。他是用他的为人教育我们。 古之从学,都是从人学起。书,只是老师的遗教。 一个好老师,口才当然重要,但基础的基础是肚里有货。培养学者,尤其如此。他得首先是个合格的学者。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不学无术,何以为师? 学者本色在于学: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一辈子,永远在学,永远在问,永远在做学问。当学生是学,当老师还是学。 张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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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权利挑战既有的财产观念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2-4-22 14:46
动物权利挑战既有的财产观念
#老蒋动保每日谈#20120423:动物权利挑战既有的财产观念 从法学的角度看动物权利的主张——读弗兰西恩《动物权利导论》 辛普里 从法学的角度看动物权利的主张——读弗兰西恩《动物权利导论》 ■辛普里 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对于动物权利,国人大多缺乏了解。原因很简单,人权为中国社会所普遍接受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因此在动物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因此,莽萍老师主编的护生文丛的出版真算得上及时雨。   在为动物权利辩护的各家之中,国人最熟悉的不外乎彼得·辛格与汤姆·睿根。辛格的《动物解放》影响极大,有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之称。该书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既然动物也有感觉,就不该受到折磨。而睿根则从传统的自由权利的观点出发,认为动物是有自觉意识的生命主体,具有不被奴役的自由权利。   相比之下,执教于美国拉特格斯法学院的G.L.弗兰西恩则从法学的角度,对于动物权利提出了一个简明而新颖的辩护思路。他在《动物权利导论》一书中指出,在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着一个关于动物权利的共识,即向动物施以不必要的痛苦是错误的,而且这一共识在欧美等国已经体现于动物福利法等各种法律的形式中。然而,人类对待动物的实际情形,却与人们的道德共识相去甚远。   动物权利之所以得不到实质保障,就是因为动物被当作人类的财产,这样财产权利就构成了动物保护的障碍。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在人类的财产权利与动物权利之间谋求达到某种平衡。而在这种所谓的平衡中,人类的一切做法,只要是通行的、常规的习惯,只要有经济上的意义,只要符合人类的需求,无论是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还是仅仅体现了个别人的怪僻,都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支配其财产的权利而得到纵容。这样一来动物的权利就丧失了理论上所拥有的效力。   弗兰西恩指出只有动物在法律上不再是人的财产时,平等考虑原则才能生效,动物的权利保护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他在对动物权利进行讨论时,强调讨论权利的前提是,不被他人作为财产对待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权利,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弗兰西恩对于呼吁保障动物福利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否定掉动物作为人类财产这一理念,动物保护就不会有任何根本的进步。正如要拯救被压迫的奴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否定奴隶作为财产的观念,彻底消灭奴隶制,而非倡导人道地对待奴隶,也不是规定奴隶基本的生活底线。   弗兰西恩对于动物权利讨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作为法学家和动物权利公益诉讼的实践者,他将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实际的法学实践结合起来,抓住财产权的关键,指出只有突破财产权的限制,才能使得大家已经达成的道德共识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他强调无论从伦理思考的哪种角度入手,都必须首先以平等考虑原则为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动物权利的思考提高到元伦理学的层次上,为各种角度的伦理学思考提供了基础平台,有力地推进了动物权利的研究,贡献颇大。   弗兰西恩所着力批评的,不是某些特殊情形下对动物的残忍迫害,而是为现代文明社会所普遍接受,大家天天熟视无睹的各种制度化的动物迫害,它们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食用动物、狩猎、动物表演、穿着皮草等等。在压迫动物的制度化行为中,以活体实验最值得研究,因为规模巨大,每天都会有许多动物惨遭折磨,而且似乎是最理直气壮地进行的:通过研究来拯救人类于病困之中,难道还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吗?事实上,动物实验是以一个自相矛盾的假定来支撑的,即一方面假定动物与人体高度相似,所以动物实验的结果可以有意义地推广到人体上,另一方面又假定,人与动物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对待动物可以任意胡为,不加怜惜。   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支持动物实验的许多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医疗程序与疗法的开发究竟未必像想象的那样依赖于动物实验。即使从动物实验中可以获取一些有利于人类医疗的信息,也不等于说动物实验是唯一的渠道,甚至也未必是效率更高的方法。例如,利用动物实验研究艾滋病花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些结果对于艾滋病的研究帮助很小,因为人体感染艾滋病的情形,与动物感染的情形完全不同。而同样的金钱如果用在相关教育以及保险套的发放上则会更加有效。   更有甚者,动物实验常常阻碍了人类的健康事业。例如,流行病学的统计研究早就证明了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可是相关的动物实验研究却很难拿出与之相一致的数据来,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烟草工业可以许多年不在广告中提出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从而使得很多人生病死亡。类似的,虽然早已有石棉可以使人体致癌的证据,但是由于动物实验没有证明石棉的危害,也使得美国政府对石棉的相关管制推迟了好几十年。   弗兰西恩指出,实际上进行的绝大多数动物实验是完全不必要的。而近几十年来替代动物实验的方法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它们同样有效而且更省力、省钱,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实验动物产业为维护产业利益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方法并未得到普及。   类似以上这样一些颠覆我们传统常识的知识和观念,书中比比皆是。以国人目前的认识水准来读弗兰西恩的这本书,可能会不容易接受其如此彻底激进的观点。但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弗兰西恩的观点太过激进,而是我们被长期以来的错误习惯遮蔽了道德良知。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就更值得我们认真阅读、思考和讨论(这种讨论当然也包括来自反对动物权利论的人们的诘难)。   (《动物权利导论——孩子与狗之间》,(美)G.L.弗兰西恩著,张守东、刘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版,30.00元)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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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批王学典歪曲史实, 中华读书报全文刊登驳王文的“揭密”
黄安年 2012-4-12 20:43
李希凡批王学典歪曲史实, 中华读书报全文刊登驳王文的“揭密”
李希凡批王学典歪曲史实, 中华读书报全文刊登驳王文的“揭密”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4 月 12 日 发布 去年 9 月下旬,我在美国从网上看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现任主编王学典 2011 年 9 月 21 日 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一文 , 质疑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一说法令我感到十分费解,不知 李希凡先生本人有何看法。 今天 我看到了 2012 年 11 月 4 月 11 日 《中华读书报》,其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 :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详见第 5 版全版和第 6 版的一半版面)。为了网友了解史实真相 , 请见该报。 照片 13 张是依据中华读书报 2012 年 4 月 11 日 翻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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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国留学生比今天的留学生更优秀吗?
xie44025 2011-11-4 21:27
民国留学生比今天的留学生更优秀吗? 本文摘要转载2011年11月2日一《中华读书报》第l0版 书评周利.社科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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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文曾发表在2009年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热度 1 xie44025 2011-10-8 15:08
   生物还原论还要走多远 谢蜀生 笛卡尔认为,如果一件事物过于复杂,以致于一下子难以解决,那么就可以将它分解成一些足够小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对复杂事物的完整、 准确的认识。这就是哲学上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的通俗达 不能低估还原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西方现代科学就是沿着这道路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权威,桑塔菲研究所所长考温说过:“通向诺贝奖的堂皇之路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方法开辟的。”但科学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还原论的局限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现实世界是完整的,组成系统整体的各个“部分”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中,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整体的性质和特点,并“涌现”出新的特性。系统的任何一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后,它就不再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它所显示的功能与在系统中的实际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种情况在还原论生物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并常使科学家陷入理解的困境。例如IL-2是一种免疫细胞活化后产生的细胞因子,纯化的IL-2在体外可以刺激T细胞生长,所以又称为T细胞生长因子。科学家利用基因敲除技术去除小鼠基因组中的IL-2基因后,小鼠就丧失了产生IL-2的能力。预期的结果应当是,这种小鼠T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将大大下降。但结果却完全相反,IL-2基因敲除小鼠表现为T淋巴细胞大量增殖,淋巴结肿大,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免疫病症状。这说明IL-2一旦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后,它所显示的功能与在体内细胞因子网络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现在知道IL-2在体内具有促进T细胞凋亡的功能,而这在体外是表现不出来的。因此,一般来说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基本粒子是物质世界的“基本组份”,但对它们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更完整而清晰的认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说:“事实上,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越多地告诉我们的基本法则的实质,这些法则对于其它科学的真正解决就越不相干,离社会现实更为遥远。”这说明还原论正陷入困境,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20世记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及对基因功能的研究发现:“氢键的构成和断裂似乎是了解遗传物质工作的全部关键所在。”这使科学家们相信,一切生命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般的物理-化学运动。DNA→RNA→蛋白质→生物性状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基本特点。这在研究简单系统时是有效的,而在应用于研究像生命这类复杂系统时,其作用就非常有限。半个多世纪以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我们对组成生命细胞的各种分子,包括各种受体、信号转导分子以及各种基因等的结构与功能的知识己经空前地丰富起来。但是我们对“什么是生命”的理解更深入了吗?关于生命的起源、个体发育(遗传信息从受精卵精确地展开,并最终发育成一个生物个体的机制)以及意识的产生等这些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在诸如癌症、心脑血管病、免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自身免疫病)和神经系统疾病(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病)等慢性病,至今尚无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问题也许是生物还原论永远也解决不了的。   上世纪80年代复杂性科学兴起,人们认识到,生物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从整体的角度,综合分析并充分理解组成生命体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方式,才是破解生命之谜的真正途径。2000年《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杂志发表一篇编辑部文章,题为“正在转向中的生物医学研究”,文章说:“现在生物医学家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还原论生物学研究除了最简单的问题以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在生物学中,几乎没有简单问题。现在普遍认为,只有从整体上对生命复杂系统的审视,才能使人们完全理解这个系统。大多数生物医学家都认为,对这个复杂系统了解得越多,才可能更好地操纵它。”   在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还原论的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人类基因组计划曾使人们认为,只要完成了对整个基因组的测序,就能揭开生命的全部奥秘。然而这个历时十多年的巨大工程,最终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碱基的排列顺序。通俗地说,结构基因组学给出的只是组成生命天书的单词,“天书”的内容仍大多不清楚。人类基因组图的完成既没有揭开生命的奥秘,也没有对临床医学实践有什么明显的促进。解读天书的工作将是21世纪生命科学家的主要任务。目前科学家们提出的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各种“组学”的概念,企图进一步研究基因与基因、基因与蛋白质、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开始了向整体系统论发展的态势。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开始,揭开生命奥秘之路还很漫长。   在目前的情况下,进一步揭示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促进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以达到在科学方法论上对还原论的超越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种超越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还原论。Bunge曾给出一句妙言,他说,在科学中“完全拒斥还原将使我们丧失理解事物过程的乐趣,并丧失(还原论)知识赋于我们的能力”。完全排斥还原论就意味着保持对整体各组成部分的无知。这样,整体就会由于缺乏对细节了解而成为打不开的黑箱。   在目前的出版物中,对还原论的批判大多出现在对系统论的宣扬与阐述中。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近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Lessons from the living cell:The limits of reductionism)一书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本书作者斯蒂芬·罗思曼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细胞生物学教授,40多年来在蛋白质分子膜转运的细胞分子机理(此领域研究被授1999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奖人为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分子学家布洛贝尔)方面作出许多重要发现,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生物还原论在解释生命(活细胞)现象方面的局限。作者是一位具有哲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对生物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一直采取批判的态度。该书对还原论的多种含义和实验纲领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可供对生物还原论有兴趣的读者学习使用,同时对进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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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禹锡事件”是冤案吗?
热度 1 xie44025 2011-9-9 13:43
从黄禹锡事件后续谈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 方益昉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24日 05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当年的“造假”典型 对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家黄禹锡而言,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面对一边倒的舆论狂轰滥炸,曾经的国民英雄黄禹锡阵营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他的团队背负学术造假丑闻,黯然告退。 最早对黄禹锡提出指控的是他的合作者夏腾(G.Schatten)。2005年11月12日,夏腾指控黄禹锡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学问题。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首尔大学于2005年12月18日开始调查黄禹锡,仅24天后,2006年1月12日,美国《科学》杂志即宣布撤销黄禹锡的论文。时任《科学》主编的肯尼迪(D.Kennedy)发表声明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至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在中国国内,大众媒体上关于黄禹锡“造假”的报导、评论和“反思”铺天盖地,黄禹锡这个名字从此成为大众心目中学术造假的典型。 判决中并无“造假”指控 2009年10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案一审判决,仅以“侵吞政府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这个判决中并无对他“造假”的指控。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他是彻头彻尾的“韩国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也许这一点使得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的黄禹锡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韩国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洗刷了黄禹锡“造假”的罪名,但是他已经失去很多。当年他即将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被诬告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西方同行将成果收入囊中 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阶段。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的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2007年11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G.Daley)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一夜功成名就。 达利教授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中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夏腾是在2004年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加入黄禹锡团队的,他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但在2005年他出面指控黄禹锡之后,立即远离了黄禹锡,并从各路媒体中隐身。现在他也再次露面了。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一缕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曙光。此后直到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黄禹锡当年的实验在这些进展的脉络中清晰可见。 大众媒体的前热后冷 在黄禹锡事件中,中国国内大众媒体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当初跟随西方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甚至在韩国法院做出的裁决中并无对黄禹锡的造假指控时,媒体与公众对这一重要事实仍然毫无兴趣。 2011年4月,署名方益昉、江晓原的长篇论文《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卷2期上。以学术文本的形式研究黄禹锡事件及其背后的东西方学术、经济、政治争夺。然而几个月来这篇论文很少有人注意。论文被贴上新浪博客后,一个多月总共只有两百多人访问,7个跟帖,人们甚至怀疑是否有人读完了这篇论文。 媒体和大众在黄禹锡事件上如此前热后冷,其间颇有值得的我们反思之处。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但是,现代大众媒体的社会义务到底是什么呢?只是娱乐大众吗? 科学竞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和伦理冲突 在黄禹锡事件中,作为西方权威科学期刊,《科学》杂志所采取的做法,与该杂志的传统惯例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著名的例子,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将学术争论视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必需途径,不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影响,曾是《科学》等西方权威科学期刊坚守的做派,对待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一贯相当慎重。 然而,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与巴尔的摩事件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在这个事件中,经济利益的竞争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今天的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巨额商业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场有关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商业专利之争,也已经拉开帷幕。 在黄禹锡事件中,首先被用来发难的是东西方伦理冲突。例如,以西方伦理的眼光看,黄禹锡用女下属的卵子做实验似乎是大逆不道的;而对东方人来说,却没有那么严重,一个有需要,一个自愿提供,属于双方情愿。又如,黄禹锡在韩国被奉为英雄,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理念的忌讳。 韩国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面临两难处境。例如,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西方的“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指控黄禹锡时,韩国政府迅速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政府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事实上,韩国国内支持黄禹锡的呼声也至今不绝。 当今世界的科学政治学 所谓“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一个科学家被奉为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其间显然有政治在起作用。而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东西方进行科学和经济竞争的过程中,话语权成为至关重要的竞争手段。现代科学体系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建立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是,东方应该有自信,不可能长期容忍西方独霸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中,在西方话语权的强势进攻之下,韩国多少显得有些“失语”。 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的优秀科学家也可能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一听谁被指控就立刻将他抛弃,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反之,当西方极力鼓励我们做某些情——比如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一味跟进,也必须三思而行。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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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文曾发表在2003年8月13日《中华读书报》
xie44025 2011-9-7 14:03
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 北京大学医学部 谢蜀生 1981 年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先后报告了一些年轻同性恋者因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卡波济氏肉瘤而死亡,患者免疫功能都极度低下,尤其是 CD4 + T 辅助细胞严重缺损。当时大多数人们都没有想到,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艾滋病已经拉开了序幕。此后,此类患者不断增加,引起了医学的严重关注。根据高危人群在流行病学上具有群集性的特点,即主要集中在同性恋、静脉毒品使用者和接受输血的患者中。人们确认,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任何一种致死性的新传染病出现,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确定病原。根据疫病的临床特点和流行病学的规律,人们认识到这个新传染病的病原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这种对人免疫系统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新病毒究竟是什么呢?为探寻这个答案,一场激烈的“病原”大战开始了。这场确定病原的竞争主要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肿瘤研究所( NCI )的盖洛( Gallo )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格尼( Montagnier )二个研究小组之间展开的。 盖洛,美国肿瘤研究所肿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七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人的逆转录病毒与肿瘤的关系。逆转录病毒是 60 年代蒂明( Teming )和巴尔蒂摩( Baltimore )在研究动物肿瘤时发现的,它是一种 RNA 病毒,具有依赖于 RNA 的 DNA 的聚合酶,也即逆转录酶( RT ),因此可以以病毒 RNA 为模板合成 DNA (前病毒),再整合到感染细胞基因组中去,再以此为模板复制新病毒。由于逆转录病毒的发现,首次证明了 RNA 也可以是遗传信息的载体,遗传信息流可以按 RNA DNA 的方向传递,从而打破了 60 年由克里克提出的,遗传信息只能由 DNA RNA 蛋白质的“中心法则”。因此是分子生物学研究中一项突破理论框架( Paradigm )的重大进展,二人于 1975 年获得诺贝尔奖。逆转录病毒的发现及其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激起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生物学家投身这个领域的研究。盖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这个领域的。他感兴趣的是白血病与人逆转录病毒的关系。到 1981 年艾滋病爆发前,他已是人类逆转录病毒研究领域里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此时他已经完成了: 1 ,发现并获得了 T 细胞生长因子(现称白细胞介素— 2 , IL-2 ),用 IL-2 建立了人 T 细胞体外长期培养体系。这对研究 T 细胞逆转录病毒(包括后来的艾滋病毒 HIV )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 , 1979 年第一次从人 T 细胞白血病细胞中分离出第一株人逆转录病毒 HTLA-1 ; 3 , 1982 年又从一个 T 细胞型的毛细胞白血病的癌细胞中分离出了第二株人逆转录病毒 HTLA-2 。根据盖洛回忆,他是在 1981 年从报纸上得知艾滋病的,后来哈佛大学的肿瘤生物学教授爱赛克斯( Essex )提醒他说,一种猫的逆转录病毒不但可以引起猫的白血病,而且可以导致免疫系统的严重破坏。这使盖洛开始意识到,具有严重免疫缺损的艾滋病的病原可能是逆转录病毒,考虑到 HTLV 的靶细胞是 CD4 + T 细胞,因此艾滋病毒很可能是 HTLV 的一个新成员。 1982 年 5 月,他们用分离 HTLV 相同的方法试图从一些艾滋病人的血细胞中分离新的病毒,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1983 年 2 月,一个来自巴黎的临床医生访问了盖洛的实验室,并带来了一批艾滋病人的血细胞标本。盖洛成功地从一个代号为 CC 的艾滋病患者的血细胞中,建立了 CD4 + T 细胞系,并在此株细胞的培养液中,发现有高滴度的逆转录酶活性,这意味着存在逆转录病毒。电镜检查发现,培养液中有二种形态不同的病毒,一种与以前的 HTLV 相同,另一种与此不同,但被他们认为是 HTLV 的变异体,后来证明所谓的“变异体”,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病毒,即后来命名的 HIV 。但当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同一个细胞株会同时感染 HTLV 和 HIV 。因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发现的这个“变异体”是一种新病毒。 与此同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以蒙塔格尼( Montagnier )为首的研究小组对艾滋病病原的研究正取得关键的进展。蒙塔格尼也是在 70 年代初进入逆转录病毒研究领域的。他相信,人类的肿瘤一定与人类逆转录病毒有关,因此他一直执着地试图从人肿瘤培养中分离出人逆转录病毒。由于干扰素能抑制病毒的复制,所以他认为,用抗干扰素抗体加入人肿瘤细胞培养中,也许可以诱导肿瘤细胞中逆转录病毒的复制。在艾滋病爆发前,他曾用盖洛建立的白血病细胞体外短期培养的方法,加上抗干扰素抗体,试图分离人逆转录病毒,但一直没有成功。正是在这个研究工作进入进退两难的状况时,他得知艾滋病出现了。但法国当时这种病人很少。据蒙塔格尼后来回忆说, 1982 年,盖洛关于“艾滋病是由逆转录病毒引起的思想已经跨过大西洋,并在一些临床医生和免疫学家中广为流传”。于是在 1982 年底,他们决定研究逆转录病毒是否就是艾滋病的病因。非常幸运的是, 1983 年 1 月,他们从一个代号为 BRU 的早期艾滋病患者颈部取得了一个淋巴结的病理标本,将它做成单个淋巴细胞悬液,用含 IL-2 和抗干扰素抗体的培养液进行体外培养 15 天后,在培养液中检出了逆转录酶活性,这意味着存在逆转录病毒。当时已发现的人逆转录病毒只有盖洛的 HTLV-1 和 HTLV-2 ,于是他们用抗 HTLV 的抗体检查他们的病毒,结果发现都没有交叉反应;但这些病毒却可以与病人自己的血清起反应(沉淀),这说明从 BRU 病人颈部淋巴结中分离出了一株全新的人逆转录病毒。随后电镜的形态学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令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把这个结果通知了美国的盖洛,告诉他,他们分离出了一种与 HTLV 不同的,新的人逆转录病毒。美国的盖洛立即认识到法国同事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把他们从 CC 细胞株分离到 HTLV 及其“变异体”的结果通告了蒙塔格尼,并建议将他们的论文同时投送《 Science 》杂志。 1983 年 5 月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二个研究小组的论文同时在《 Science 》上发表了。显然法国小组从艾滋病患者淋巴细胞中分离出了新逆转录病毒,后来证明,这正是艾滋病的病原。而盖洛小组的论文并没有认为他们从艾滋病人的淋巴细胞分离出了“新病毒”,(只是原有的 HTLV 及其“变异体”)。这样,他们就与发现艾滋病病原之权擦肩而过,发现艾滋病病原的“皇冠”实际上就由法国科学家夺得了。但在当时,法国小组没有将这株病毒与艾滋病联系起来,据说甚至没有给此病毒命名(后来才命名为 LAV ,本文下称 LAV/BRU )。 据蒙塔格尼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之所以没有对分离到的 BRU 作进一步的鉴定,以明确其是艾滋病的真正病原,以及用这个病毒开发艾滋病的诊断试剂,都是因为“没有经费资助”。但在 1983 年的后半年,巴斯德研究的科学家在艾滋病原研究中有二件事,值得特别指出: 1 ,他们将 BRU 病毒株寄送到世界多个实验室,其中包括盖洛实验室,以供别人进一步的分析和鉴定。 2 ,在进一步从别的艾滋病人的血细胞中又分离出了一些新的逆转录病毒,其中十分关键的一株是从一个代号为 LAI 的患有晚期卡波济氏瘤的年轻男性艾滋病患者的血细胞中分离到的。这个 LAI 病毒株与 LAV/BRU 不同,它在体外培养的 T 细胞中生长非常迅速,并能杀死感染的 T 细胞。故事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株 LAI 病毒在后来艾滋病病原之争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从研究实力和工作基础来讲,盖洛小组要远超过巴黎的蒙塔格尼小组。但在分离艾滋病毒(现称人免疫缺损病毒, HIV )方面却输给了巴黎小组,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遗憾的。但在此后的半年里,他们的研究迅速推进。到 1983 年底和 1994 年初,他们从一些不同的艾滋病患者血细胞中分离出了一系列艾滋病毒株,其中一些,如代号为 RF 、 3B ,以及 MN 的病毒株都能在体外长期培养的 T 细胞中快速生长、迅速复制,产生大量的病毒颗粒。同时,他也完成了对这些病毒的一系列研究。 1984 年 3 月,他们向《 Science 》杂志投送了 4 篇论文,以后不久又向《 Lancet 》杂志投送了另一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系统地介绍了病毒的分离,及大量制备的方法,以及对这些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系统地证实了这些病毒正是艾滋病病原。与此同时,他们选择在体外培养的 T 细胞中生长迅速的 HTLV-3B 病毒株,开发出了检查艾滋病的试剂盒,用于诊断可疑的艾滋病患者,或对血制品进行筛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盖洛访问了巴黎,并将自己能持续产生 HTLV-3B 病毒的细胞株带给了蒙塔格尼实验室。以使他们可以用来与早先鉴定的 LAV/BRU 病毒进行比较,如证明 HTLV-3B 与 LAV/BRU 一样,都是一种致病性逆转录病毒的话,双方就举办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逆转录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事情至此,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一个重大的新传染病的病原在二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被鉴定出来了,这在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应该说,在发现艾滋病原的过程中,虽然有竞争,但无论美国 NIH 的盖洛小组,还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格尼小组都表现出了充分的协作精神。病毒的发明权属于以蒙塔格尼为首的法国科学家,而以盖洛为首的美国科学家则证明了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事情本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科学恶斗”的序幕而已。 此后不久,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 DHSS )抢先召开了一个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科学家已证明,人类逆转录病毒是新出现的艾滋病的病原,并详细介绍了盖洛实验室的工作,顺带也介绍了法国科学家的工作。盖洛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但法国人却被排除在外。这显然使远在巴黎的法国科学家非常不快。第二件是关于血检艾滋病毒抗体技术的专利问题。据盖洛后来回忆,本来 NIH 一向对专利的事兴趣不大的,但这次为了使艾滋病检查方法可以尽快在世界范围内使用, DHSS 指示盖洛将 HTLV-3B 病毒申请专利,以便药物公司可以尽快将其产品化。显然这项专利的核心是病毒。事情到了这一步,法国小组显然已经不能保持沉默了。如果讲,美国排除法国人抢先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还只是个面子问题的话,这次又抢先注册的血液检测技术的专利则是一个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的事情。虽然第一个艾滋病毒 LAV/BRU 是法国科学家首先分离并证实的,但盖洛注册的 HTLV-3B 确实是美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法国人对此感到很难办。但此时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蒙塔格尼小组在鉴定盖洛送来的 HTLV-3B 病毒时发现,这个病毒竟然与他们原先分离的 LAV/BRU 是一样的。而早在 1983 年他们曾经将 LAV/BRU 分送给盖洛实验室。因此他们认为,盖洛把 LAV/BRU 故意讲成是他们自己分离出来的病毒,并冠以 HTLV-3B 的名字,申请了专利。事情至此,性质就变得十分严重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将是一场科学界的天大丑闻,盖洛将面临身败名裂的下场。面对法国人的指控,美国 NIH 的“科学诚实调查办公室”对盖洛实验室的所有工作记录和病毒标本进行一场“翻箱倒柜”的调查,面对法国人的 LAV/BRU 与盖洛的 HTLV-3B 惊人的一致性,科学界几乎都对盖洛的所有辩解都持高度怀疑的态度。面对巨大的压力,盖洛小组仍然坚持 HTLV-3B 是他们独自分离的病毒:实验记录完整地保存着,这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媒体的狂热炒作,使这场横跨大西洋的专利权大战,不但震动了整个科学界,而且涉及二国政界,在双方都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否定对方时, 1987 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出面协调,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法律争执,共享专利使用权,才使这场争论告一段落。但盖洛科学作假的问题仍在继续调查之中。 1990 年秋天,调查小组宣布了调查结论:因为盖洛实验室确实有许多自己分离出来的艾滋病毒株,因此不存在偷用法国人病毒的动机。但 NIH 仍将继续调查盖洛实验室以前发表的论文是否有作假的行为。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又令盖洛充满屈辱的结论。 但是仅在几个月以后,事情就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化: 1991 年 2 月,盖洛实验室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他们发现, 1983 年法国人以 BRU 病毒名义送来的 5 个标本中,有三个病毒的序列与法国人发表的 LAV/BRU 的序列不同,它的基因组中缺乏盖洛的 HTLV-3B 和蒙塔格尼的 LAV/BRU 病毒的一个特征性的基因序列,即编码病毒包膜蛋白中一个叫 V3 环的氨基酸的核苷酸序列。同时文章还证明,原始的 BRU 株与 HTLV-3B 和 LAV/BRU 不同,它不能在体外培养的 T 细胞中生长,而美国人的 HTLV-3B 和法国人 LAV 都可以在体外培养的 T 细胞中迅速生长。这意味着,无论从基因分析,还是生物学特性上,美国人的 HTLV-3B 和法国人的 LAV/BRU 都与原来蒙塔格尼于 1983 年初分发给其他实验室(包括盖洛实验室)的 BRU 无关。这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即法国人的 LAV/BRU 倒可能是来源于盖洛在 1984 年给他们送去的 HTLV-3B 。因为很可能 HTLV-3B 污染了法国实验室中的 BRU 。面对这个结果,法国人惊呆了。这下轮到他们忙了。他们立即找出实验室的原始记录,并从冰箱取出冻存的原始 BRU 标本进行检查。结果令他们吃惊:盖洛的结果确实是正确的。原始的 BRU 病毒基因组中确实缺乏编码 V3 环氨基酸的基因序列。这样,他们自己的 LAV/BRU 确实不是原来的 BRU ,那么 LAV/BRU 是从何而来的呢?蒙塔格尼小组的科学家很快找到了原因:他们从 1983 年晚些时候分离到的 LAI 株病毒的基因组中,有编码 V3 环氨基酸的基因序列。因此,他们断定: 1983 年 6 月后二周的某个时间, BRU 病毒培养瓶在操作过程中,“偶然地”被同时进行传代的 LAI 病毒感染了。由于 LAI 病毒具有非同寻常的复制的能力,所以培养中的 BRU 病毒株,很快就被污染的 LAI 病毒所替代。这样,他们一直认为是 LAV/BRU 的病毒,实际上已经是 LAI 了。这个以 BRU 的名义寄送出去的 LAI ,在盖洛的实验室中也可能在传代过程中 “偶然地”污染了他们的 HTLV-3B ,以致盖洛以为是自己的 HTLV-3B 实际上也是 LAI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科学家发现 HTLV-3B 与 LAV/BRU 如此相同的原因。后来,在收到过蒙塔格尼以 BRU 名义寄送来的病毒标本的其他实验室,也发现 LAI 污染的情况。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这样解释了由于 BRU 被 LAI 污染而导致的误会以后,盖洛的沉冤就完全被洗清了。蒙塔格尼在电话回答《 Science 》杂志采访时轻松地说:“如果同意这个解释,一切都解决了。所有得事情都过去了。”盖洛接受了这个解释,尽管他仍有一些疑问,譬如原来在体外培养的 T 细胞中不能生长的 BRU 突然变得疯长起来,难道法国的科学家们不会感到奇怪吗?他们怎么一直就没有发现 BRU 被 LAI 污染的事实呢?但是通过这几年折腾,盖洛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他已没有兴趣和精力继续这种残酷的互咬游戏,他只是略带嘲讽地对《 Science 》杂志说:“他们发生了一个偶然的污染事件,而我们也有了一个偶然污染的事件”。《 Science 》杂志的评论说,“这整个过程简直就象是一场纠缠不清的肥皂剧。” 10 多年后盖洛回忆说:“在那些年里,来自政治的、媒体的、病人以及法律方面的巨大压力,以一种前所未有方式向我们压来。”“外部世界的这种粗暴的颠覆行为给我们许多严酷而苦涩的教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教训是值得科学家们去玩味的。我可以说,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们已变得更成熟了。”当年此事过后,盖洛就离开了给他带来太多痛苦回忆的 NIH ( NCI ),现在他在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免疫学系”工作,过着他平静的教授生活。 今年( 2003 年) 5 月是 HIV 发现 20 周年。《 Nature · Medicine 》杂志发表了一组回顾艾滋病科学 20 年来的发展及展望未来的文章。在这之前不久,《 Science 》杂志发表了二篇分别由蒙塔格尼和盖洛从各自的角度回忆 HIV 发现的过程。为了表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二人还共同署名,联合发表了一篇展望艾滋病未来的文章。而在《 Nature · Medicine 》杂志上发表的那组 20 周年纪念文章中,当事的二人都没有参加撰稿。发表的稿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都尽量淡化那段“极具杀伤性的科学竞争”(《 Science 》杂志语)。面对滔滔翻滚的历史长河,想起了伟人的诗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月已如水般流逝,当拨开历史的风尘,袒露历史的真相,就象撕开已经愈合的伤口一样疼痛的话,那么是不是还是让它永远尘封下去好呢?蒙塔格尼现在已是“世界艾滋病研究与预防基金会”的主席。 艾滋病病原的发现,是艾滋病研究中最关键的一步。不跨过这一步,艾滋病就是一只黑箱,一切后续的研究都无从谈起。正如费曼讲过的:“规则一旦确立,剩下的就只是下棋。” HIV 的发现,就是确立艾滋病研究的“规则”。 HIV 发现 20 年来,人类对 AIDS/HIV 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 HIV 感染的快速检测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在 HIV 感染的早期就诊断病人,和筛选 HIV 污染的血制品,极大地减少了许多新感染的机会;此外还发明了抑制逆转录酶的药物 ATG ,以及其他药物。发明了鸡尾酒疗法,使 HIV 感染者的发病期大大推迟。同时对 HIV 的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的研究也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些都为我们最终战胜艾滋病带来了希望。当然, HIV 基因组的极端易变性所导致的抗原性的变异和耐药性的产生,都给它的预防和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但科学终将战胜疾病,人类征服 HIV 的那天终会到来。发现 HIV 的故事已经永远记录在医学发展的历史上,它给我们的许多启示,是我们今后对付新的传染病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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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44025 2011-9-7 11:37
科学界的精英——获诺贝尔奖之后 谢蜀生 1962 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士·沃森因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后,蜂拥而来的社会活动使克里克不胜其烦,为了摆脱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他设计了一种通用的谢绝书,上面写道: 克里克博士对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 给您签名 为您的事业出力 赠送相片 阅读您的文稿 为您治病 作一次报告 接受采访 参加会议 发布广播谈话 担任主席 在电视中露面 充当编辑 赴宴后作演讲 写一本书 充当证人 接受名誉学位 克里克是一个天性超脱,内心里有着一种对科学的深深迷恋和狂热追求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使他可以抵挡世俗的虚荣。但“获得诺贝尔奖,便好像打开一扇闸门,使经济上的和荣誉性的种种新的利益和义务如洪水般地一涌而至。”对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要抵抗这种突然变成“明星”所带来的种种诱惑是不容易的。但这种诱惑对获奖者的科学事业的损害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周叶谦,冯世则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一书中对美国的 4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获奖者的创造力在获奖后的 5 年内急骤下降,他们发表的论文数,与获奖前的 5 年相比,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三人获奖后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创造力下降更为明显。他们在获奖前的 5 年中,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10.6 篇,获奖担任行政职务后,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只有 3.9 篇(下降 66% )。从更长一些时间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在获奖后的第二个 5 年(从第 6-10 年),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前 5 年下降的基础上,又平均下降 27%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明显下降。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朱克曼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论,与短期的情况相同,诺贝尔奖及其带来的巨大声望使获奖者难以继续从事那种使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 影响获奖科学家继续从事有创造性工作的因素,除克里克在谢绝书中所列举的那些外,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获奖人已被用来证明各种投机行为,包括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和军事上的合法性。”诺贝尔奖已成为了一种象征。“一个国家拥有诺贝尔奖的人数,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政策成败的标志”,“宣称拥有获奖人的数目,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显示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各种机构都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商业企业则用来提高利润德百分比,和促进销售额的增长。”因此,诺贝尔奖获奖人在获奖后突然而至的种种荣誉和吹捧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玄机,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变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但这种推崇和吹嘘,常常使获奖人进入一种自我认知的虚幻世界,使得某些获奖人“不但声称自己是本行业佼佼者,而且还自以为无所不知,并处处以权威自诩”。正如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希尔所说:“诺贝尔奖使有些人简直发了狂。我知道有一位获奖者,他因竞自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自己名字后面,总要加上缩写得 NL ”( NL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英文 Nobel Laureate 的缩写)。 现代科学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通常是由许多个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但获奖的往往只是这个团队的某一个人(通常是这个实验室的头),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公平的性质,其结果常常是使一个经过多年磨合而形成的高效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小组的解体。据朱克曼的统计,一般在获奖后,获奖人与他原来的主要合作伙伴继续合作,进行研究持续的时间平均只有 3.6 年。一个例外是库南特和理查茨,他们从 1923 年就开始合作进行心肺生理学的研究,并于 1956 年因发明心导管术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此后二人仍继续合作,直至 1973 年理查茨去世为止。但获奖后二人合作的共同兴趣已转向医学史和医学教育。 诺贝尔学科奖的成就还使获奖人获得了在许多公众领域的话语权,这使获奖科学家们的社会角色发生分化。一些人转行为技术官僚或科学管理者(如沃森),一些人则将兴趣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如莫诺,雅各布,梅达沃,埃克尔斯,海森伯等),有的则把他们科学上的权威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似乎就使他们的意见——甚至那些与科学无关的意见也显得格外合理和受人重视。”据朱克曼统计,“在出头露面最多的美国科学家中,前 10 名中就有 5 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鲍林,莱顿伯格,沃尔德,西博格和沃森”。此外,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集团”,介入政治事务。最明显的是 70 年代初美国 4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上书美国总统,要求结束越南战争;以及 70 年代初,前苏联的 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 35 位院士在《真理报》上发表谴责持不同政见科学家萨哈罗夫的信,以及针对苏联的这个行动,来自 18 个国家的 89 位诺贝尔获奖者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的支持萨哈罗夫的信。这些都成了冷战的一部分。 “按照原来得设想,诺贝尔奖既要嘉奖过去对科学作出得贡献,也要鼓励今后继续为科学作贡献”,但实际情况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使许多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价值表示了怀疑”朱克曼认为“诺贝尔奖已成为它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已导致全世界的科学家就作为一种制度的诺贝尔奖展开了辩论。”反对者举出种种事例证明,诺贝尔奖“一是不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二是它最终将降低科学活动的质量。”朱克曼也认为:“总的来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会因诺贝尔奖而有所变化(促进)”。最近国内翻译出版的“权谋”和“诺贝尔的囚徒”二本书,揭示了诺贝尔遴选过程中的种种并不干净的内幕,使人们感到,诺贝尔奖制度似乎有可能成为一种权力腐败的象征。 但是,诺贝尔奖 100 多年的历史证明,除极少数的例外,获奖项目确实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诺贝尔奖获得者确实是处于科学社会分层中顶尖的科学界的精英。在相当程度上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一部 20 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它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语境中,“奖励系统”是科学这一社会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是维持科学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体制的一部分,它并不完美,还需要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 朱克曼是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科学界的精英》为我们分析“科学精英文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社会学的视角。此书正文共分 8 章,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科学界的精英;诺贝尔奖的社会学;获奖人的社会出身;科学上的师与徒;跨进科学界的精英行列;赢得奖金的研究工作;获奖之后;诺贝尔奖与科学优势的积累。另有“采访超级精英”等附录 5 篇。内容非常丰富,本文只是对其中第七章“获奖之后”进行的评述。目前我国科学界对院士制度的讨论,反映了对这种“科学精英文化”的困惑。在这个时候,重读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对理解我国院士制度的一些问题,和完善院士制度的建设是有帮助的。 近年来,一些科学方面的“老书”重印,获得市场的欢迎,其中二本书尤其如此。一本是《双螺旋——发现 DNA 结构的故事》(刘望夷等译,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另一本是《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界的弄虚作假》(朱进宁,方玉珍译,科学出版社, 1988 年)。那个时候,出一本书不容易,出版社选题慎重,译著者也极其认真。上述二本重印后,译文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书,中文版第一版发行于 1979 年。笔者手中的版本是 1993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共 2000 本)。此书除一些人物的译名不够规范(如薛定锷译为施罗丁格;卢瑟福译为拉瑟福德;波尔译为博尔等)外,全书翻译文字很流畅,内容意思准确。本书英文首发于 1977 年,由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 的分部,“自由出版社”( Free Press )出版,该出版社在对此书的简介中说:“本书是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为一个集体来加以仔细研究的唯一著作,也是把诺贝尔奖金本身作为一种标志,目的和制度来予以社会学分析的第一本著作”。据此,笔者认为,《科学界的精英》是一本值得推荐重印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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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色做人,本色作文
热度 5 Wuyishan 2011-6-24 12:48
本色做人,本色作文 周国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2日 03 版) 读邱东的随笔,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头脑闲不住的人。他说他“堵车蹦字儿”,这个“蹦”准确,不但堵车,而且随时随地,他都在蹦字儿,一个又一个思绪自己往外蹦,成就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他时时在思,事事有感,善于以小见大,从寻常之事中悟出不寻常之理。之所以能这样,则因为他的心是闲的,不为名利所累,得以用平静的眼光审读人间百态。 他的文字是相当口语化的,仿佛在用东北普通话和你聊天,亲切而家常。整篇读下来,给人的感觉是文字不事斧凿,文章天然成趣。其实他对文字有一种敏感,往往于常人不经意处停留,质疑沿袭的用法,辨析隐藏的异义,把俗字成语用出了新的味儿。 归纳我的这两点印象,便是:心闲思不闲,字俗文不俗。若问他的心何以能闲,文何以能不俗,就要说一说邱东其人了。 我是两年前认识邱东的,当时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任党委书记,邀我到学校做讲座。我曾在许多大学做讲座,但第一把手亲自出马联系上我和竭诚邀请,惟有邱东。讲座时,我提到邱书记,全场掌声雷动,可知他深受学生们喜爱。此后开始了我们之间淡淡的然而默契的交往,我感觉到了他的朴实、诚恳和正直,同时也知道了他辞去官职回到书斋的心愿。不久后,他真的告别当了十多年大学校长、书记的官场生涯,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学者。 凡是了解学界现状的人想必会对他的选择感到诧异,甚或笑他太迂,可是我知道,对于邱东来说,此乃出于性情之必然。在这个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内,不管有多少人倾心于权力,总还有人爱学问胜过爱权力,邱东就是这样的人。他若仍在官场很可能是前程远大的,虽然爱说真话的脾气容易得罪人,但他的人品和能力有目共睹,博得了广泛的好感,对于他的去职,不但喜爱他的学生,而且器重他的上级,都为之惋惜。然而,我替他设身处地想,这样一个率性之人,不做官也罢,可以少一些无谓的烦恼,过更舒心的日子。他也是这样感觉的,自云不会厚黑,不习惯官场繁文缛节的约束,愿意老老实实地做自己,做了选择后感到轻松。事实上,辞官以后,他收获颇丰,除了统计学专业的成果外,短短一年多里,已出版随笔集《行者心路》、《偏,得以见》,现在这本《拾阶而上》是第三本了。 做官也好,做学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在做人。做人的境界,第一要站得正,第二要看得开,邱东庶几近之。本书也处处见证此种境界,仅举二例。其一,遇到非说话的场合,真话说不得,假话不想说,只剩下大话、空话可选,怎么办?邱东的答案是选空话,因为空话不涉真假,而大话是对未来作假,实质上也是假话。我相信这是他久居官位的守正之策。其二,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人生像一群猴子爬树,往上看全是冷屁股,往下看全是热笑脸。邱东如此点评:人不是猴子,应该有尊严,用笑脸贴冷屁股便永失尊严,将来得多少笑脸也补偿不了;放弃这棵树不行吗,人生不是只有这一棵树,最珍贵的是内心的平和自在,无愧己亦无愧人。我相信这是他急流勇退的见性之悟。 作为一位曾经长期主政大学的学者,邱东对于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思考。例如,他指出,惟有当师资和生源国际化了,才谈得上求世界一流大学,惟有当别国在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时较多收录中国的著作了,才会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文明崛起。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两把尺子既准确又形象,并且是切中时弊的。 最后我要说,邱东是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的,他做得毫不费力,因为他不过是本色做人、本色作文罢了,就这么简单。这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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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小时候读书故事
蒋高明 2011-6-10 00:15
看书看得入迷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1-06/08/nw.D110000zhdsb_20110608_1-15.htm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08日 15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植物生理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与科普论文300多篇。 我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文革后期,可读的书籍非常贫乏。1971年,我开始念小学,当时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至于课外书,一开始看得比较多的是小人书,连环画(老家叫画本)一类的,非常好记,一边看画,一边识字,学到了很多知识。到三年级以后,开始啃书,读一些关于战争主题的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烈火金刚》(封面都掉光了)、《苦菜花》等。上初中以后,开始看鲁迅的书(当时书店里基本只能买到这方面的书),记得是竖排的,书中的内容也看不大懂。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看的战斗故事,有关于抗日的,抗美援朝的,解放战争的,非洲独立的,苏联卫国战争的,阿尔巴尼亚的,越南战争的,很多很多。 我小时候看书看得入迷,经常一边走路一边看,或是做饭时一边手拉风箱一边看。说到底还是那个时代精神食粮太贫乏,只要得到一本书就如饥似渴地读,特别是向别人借来的,很快就看完还给人家。读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唯恐给人家弄脏了。 和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那个时候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压力很小,现在的孩子有点急功近利,要不是家长逼着,他们就根本不会看书,不像我们那时候读书是主动的。正是因为读了很多课外书,我小时候的语文基础打得比较好。我们那时候课本少,书中的知识和信息根本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所以得到一本书就特别宝贵。现在的孩子,书多到泛滥,可是真正吸收进去的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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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资讯版”介绍《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蒋高明 2011-5-30 17:02
蒋高明 5月18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资讯版”发表记者陈香文章,对笔者拙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进行了简要介绍。文章引用了北师大田松兄的观点,这个观点变成了记者文章的题目: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矛头对准“科学利益共同体”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1-05/18/nw.D110000zhdsb_20110518_4-02.htm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5月18日 02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本报讯(记者陈香)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饮用水短缺,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近日,中科院研究员蒋高明以《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发出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环境”。 蒋高明告诉记者,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曾准备在10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但一再搁浅,不难想象其中各种激烈的博弈。他强调,“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的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更是将矛头指向了“科学利益共同体”:“在工业文明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为利益共同体。”他表示,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收入,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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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貼:动物权利何以成立?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1-5-1 09:37
蔣科學按:其實,許多問題,我早就在博文中貼過了,但是,很多人讀貼不仔細,沒有好好看。這也沒有什麽問題,但是,喜歡對不瞭解的事情評論在我看來不是一個好習慣。要真對動物權利進行批評,建議可以找我文中介紹的兩本書讀一讀。 回首页 载2005年10月12日《中华读书报》 动物权利何以成立? 辛普里   在年初关于“敬畏自然”的讨论中,我在回应著名学者葛剑雄对于非人类自然权利的质疑时,曾经建议他和其他类似的困惑者去阅读何怀宏先生主编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参见辛普里:《需要什么样的常识》,科技日报2005年2月20日),我不知道葛先生在百忙之中是否有机会阅读那本书,但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毕竟还只是第二手的介绍。   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推荐一本介绍动物权利的第一手入门书——著名哲学家汤姆·睿根先生所著的《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身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哲学教授的汤姆·睿根,学术精湛,著作宏富,长期以来是动物权利运动的公认的知识分子领袖。本书是他所撰写的动物权利哲学系列著作中最为简明易懂的一本。   这本著作在2003年出版时,好评如潮。有人称赞道:“在这样一个对其他物种的剥削已经机械化和制度化的世界里,动物们需要代言人。他就是汤姆·睿根。读了这本书,你会重新思考关于吃肉、看马戏、穿皮草或者动物试验等问题。”著名科学家珍妮·古道尔赞赏本书的逻辑力量:“有些书注定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汤姆·睿根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打开牢笼》因为其逻辑性、理性和明快的风格而成为极具说服力的著作。”因此,她号召大家,“请购买此书,阅读它,并介绍给您的朋友。每个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这本书。”而著名环保人士杰里米·里夫金则着力强调本书的批判精神,因为书中揭穿了普遍流行的谎言。他指出:“全世界的主要动物使用产业以及政府都声称他们‘人道’地对待动物。《打开牢笼》拆穿了谎言。富有同情心的人在读到如此令人心惊的虐待行为时必将感到愤怒。”   汤姆·睿根在本书中揭露了广泛流传的对动物权利运动的诽谤,那实际上是动物使用产业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揭露了掩盖在谎称的“人道对待”背后的触目惊心的真相,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对动物的制度化的迫害和剥削。而本书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各种反对动物权利的流行偏见的哲学反驳,其逻辑的高度严谨性,足以使大多数读者改变其传统的偏见,接受本来被认为是荒谬之极的动物权利的主张。   睿根认为,在保护动物权利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像达·芬奇那样从小就具足了对于动物发自天性的淳朴的爱;有些人像扫罗突然转变为保罗那样,因为某一特殊机缘而突然生起了对于动物的感情;而更多的人则需要详细的、严格的哲学论证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这本书正是为他们而写的。而睿根本人也正是在为反战活动辩护时,在读了甘地对于动物权利的论证之后,才并不情愿地在动物权利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面前,一步一步改变了其原有的偏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读者中也一定会有人像当年的睿根一样,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去接受那被偏见所掩盖的真理。   动物权利最早的哲学根据是由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供的,他指出,关于动物权利,“问题不在于‘他们能说话吗?’或者,‘他们能推理吗?’而在于‘他们能感受痛苦吗?’”睿根继承了边沁这一思路,并进一步推进,提出了生命主体的概念,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是生命主体?”   睿根从文明社会共同接受的人权开始出发,追问我们赋予人权的理由是什么?结果发现通常人们会给出的各种答案,如人具有人性,人具有人格,人有自我意识,人生活于道德社会,人有灵魂,上帝赋予了人类以权利等说法,都无法给人权以支持。只有从所有人都是生命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才能为人权提供坚实的基础。   睿根进一步指出,一旦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发现,动物同样也是生命主体,也同样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只接受人权而否认动物权利,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就好像历史上出现过的,只承认男人的权利,否认女性的权利,只承认白人的权利,不承认黑人的权利等现象一样,都只是人类历史中顽固保持的偏见而已,终究要被消除掉。   芝加哥大学的M.C.纳斯巴姆,曾经这样评论本书说:“作者以平静晓畅的文字请读者去面对人类施加在动物身上的惨痛,并为我们提供了三种选择:找到论证中的纰漏;为改变现状而工作;或者忘掉这本书。睿根的强有力论证使得第三种选择非常困难。”这一评论其实也体现了汤姆·睿根的心愿,希望反对者们可以用严谨的理论论证来反驳,而支持者则可以将论证转化为改变现状的实际行动。   已经赞同动物权利的读者同样可以从本书中获益。因为动物权利支持者们总是不断地要接受反对动物权利者的质疑和挑战,仅凭朴素的情感是不足以说服反对者和其他犹豫不决者的。睿根在西方激烈争论的环境中精心打造的哲学论辩,足以应付常见的种种误解和恶意的狡辩。   我在这里多次强调睿根的书逻辑严谨,思想深刻,可能会给人以误导。其实,这本书同时还是一本很通俗易懂的书,并不需要任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任何一位普通读者都会发现这是一本思路清晰,容易理解,启发性强的好书。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理智上持赞同态度者,要真能实现行为上的转变,也绝非易事。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像睿根所说的“犹豫不决者”,面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和传统,面对关于动物权利运动的种种流言、诽谤和误解,我们总是难于下定决心。尽管睿根本人尽其所能地做了澄清,但是最终的行动仍然依赖于我们的良知和道德勇气!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人的权利”尚未得到普遍尊重的国度里,提倡动物权利的理念是多么的困难,显得是那么的“超前”与“不合国情”。可是我们知道,真理在刚开始和我们遭遇的时候,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合时宜”,而所谓“国情”在中国又往往总是成为顽固保守者反对真理的口实。其实,动物权利的理念,不仅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人权的捍卫,反而会更进一步地推动人权理念与实践的传播和发展,这是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次上都得到了充分证明的结论。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向那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保护动物的中国实践者们致敬!他们打开牢笼的举动,不仅是在拯救深受压迫而无告的生灵,而且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褊狭、封闭的心灵,实现灵性的全面解放。   《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汤姆·睿根著,莽萍 马天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0051020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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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
热度 2 Wuyishan 2011-1-27 15:36
胡适与“层累造成”的文学革命史 程 巍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12日 13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著”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 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2 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教育部的老爷们)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了巫师。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3 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4 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5 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关联。 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大清报律》和1910年《钦定报律》均规定白话报“免缴保押费”,而文言报则须缴纳这笔不菲的费用。白话报大兴,连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也编了一份白话报。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乃指满语),并规定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辛亥革命而垮台,而其“国语统一”政策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且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6 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因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大占了大半江山。1912年教育部召开旨在议定“国音”的读音统一会变成“南北之战”,双方代表甚至动了拳脚,南方派获得短暂胜利。为统一全国,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南方派的削弱为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则离京南去,给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带来了力量变化: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核心地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门弟子)遭遇溃败,使南方派建立南方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大多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 既然段政府执意以北方统一南方,在国语统一上就势必采取“北方化”政策,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构成一种内在关联。无论徐树铮如何钟情古文,也不会因个人美学趣味损害北方政治集团的利益。1916年他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是“白话道人”林白水,且该报辟有白话专栏。 1916年8月,以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黎锦熙回忆说,他们“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自6月起就在报上鼓吹,得到各地众多回应,于是有8月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发表《征求会员书》称:“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在清末编过白话报)。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如林纾),要么见斥于它(如严复),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如学衡派)。1916年6月当段祺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7 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倒安福系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命令甫下,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8 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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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东鳞西爪|2526 次阅读|4 个评论
2009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十佳
mapletian 2010-1-8 12:02
年度十佳?貌似很遥远的事情。 没曾想,偶也有本书入选年度十佳,虽然不是什么奖,总归得到了些许承认,就不感谢**TV了,还是感谢一下老师们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努力吧。有人认为《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是本好书,偶就知足了。 另附上《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名单: 《1944:松山战役笔记》 《坏世界研究》 《荒野侦探》 《金融的逻辑》 《金山》 《苦难辉煌》 《浦薛凤回忆录》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 《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 《朱镕基答记者问》 详见: http://www.gmw.cn/01ds/2009-12/23/content_1028369.htm
个人分类: 书人书事|2727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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