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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需要有现在的竞争力吗?
jiangming800403 2018-3-19 18:13
三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可能有现在的竞争力吗?或者说有必要保持现在的竞争力吗? 而且,似乎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西欧国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似乎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当然似乎可能是结构性失业。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32114.html 上一篇: 让我们迎接更加猛烈的婴儿潮吧 下一篇: 自己不生孩子就是替别人养孩子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19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谈谈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文章中的逻辑表述问题
maqingping 2018-2-1 11: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最近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有一篇题为 《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的文章,对 中国 经济发展 奇迹的产生发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不过文章中的逻辑表述却存在着常识性的错误,主要是对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含义的错误理解。在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概念被误用之前,先看一下该文的相关段落。 “中国 40 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 40 年实际 GDP 总量增长 29 倍,人均 GDP 增长 20 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16 倍,同时这个 16 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 16.7 倍来支撑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 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 在逻辑上, A 是 B 的充分条件指的是如果 A 存在,就有 B 。用符号表示, A→B 。 A 是 B 的必要条件指的是只有 A 存在,才会有 B ;但是有 A 不一定有 B 。用符号表示, B→A 。 还有一种关系是充分必要条件,即 A 是 B 的充分必要条件则意味着如果 A 存在,就有 B ;并且 如果 B 存在,就有 A 。 用符号表示, A ↔ B 。如果 A 是 B 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 B 也是 A 的充分必要条件 .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例子,按我们一般的理解,改革开放本身并不包括人口红利。因此,如果改革开放是中国奇迹的充分条件,人口红利必然不是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可以保证中国奇迹的出现(充分条件),所以人口红利不能成为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如果人口红利真正是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则(不包含人口红利的)改革开放必然不是中国奇迹的充分条件。 蔡昉副院长的文章似乎认为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都是需要的。如果这种理解符合蔡昉副院长的本意,那么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就都是必要条件。这又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两者足以保证中国奇迹的出现,即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两者是中国奇迹的充分必要条件;二是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两者还不足以保证中国奇迹的出现,即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两者只是保证中国奇迹出现的若干条件中的两个必要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改革开放本身就包括人口红利,因此,人口红利是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充分条件。如果改革开放本身就包括人口红利并且是充分条件,再特意区分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的不同作用,则无异于画蛇添足。甚至于连画蛇添足也不如。 蔡昉副院长在经济学领域成就卓然,著述颇丰,也不慎出了这样的逻辑常识错误。这说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扎实的逻辑常识。
个人分类: 经济学|2693 次阅读|0 个评论
低生育率是人口红利的重要原因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7-7-18 20:46
人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是生产者,而且二十几岁前可能一直都是消费者。 中国一个有很高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参与率,这主要是因为低生育率解放了大量的年轻女性,这也是所谓人口红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正金字塔的人口模型中,老年人抚养比低了,担有很高的儿童抚养比。高生育率的非洲国家,妇女一生中要生产并且养大5-6个孩子,从20岁到40岁的大多数时间,基本都在生孩子了。所以非洲国家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只有30%-40%,人口优势并没有转化成为人力资源优势。 躺在人口红利上,我们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瓶颈。2012开始中国的劳动力开始持续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也是用工荒和要求放弃计生政策呼声高涨的时代背景。 只有越过刘易斯拐点,才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城市的劳动力并未减少,但是相对于资方,劳方的议价能力相应的增强。农村自耕农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而且,三十年后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三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可能有现在的竞争力吗?或者说有必要保持现在的竞争力吗? 似乎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西欧国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似乎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当然这似乎可能是结构性失业。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32114.html 上一篇: 让我们迎接更加猛烈的婴儿潮吧 下一篇: 自己不生孩子就是替别人养孩子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321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人口学家对“人口红利”的新观点
wya 2016-11-22 16:47
一、社会舆论中常见的观点 1、总和生育率究竟多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22/doc-ifxxwrwk1642615.shtml 有媒体根据10月份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数据报道称,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仅为1.047,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   上述报道称,2015年,约567万名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接受了调查,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55%。这些育龄女性去年共生育了175309个孩子,其中9.3万个一孩,6.97万个二孩,三孩以上为1.25万人。按照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最终计算出2015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   该新闻甚至令不少人口学者表示意外。有人口学者称,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直言中国生育水平已经是全球最低的结论未免太危言耸听。他说,过去十几年来,无论是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还是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直接汇总调查数据得到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偏低,这是人口学界共知的常识。   翟振武说,1.047的生育率水平正是根据201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直接汇总得到的数据,未经过任何调整和修正,显然也是偏低的。   翟振武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人数,可以推算出2012年至2014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54和1.59,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1655万出生人数推算,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1.54。这几年总和生育率基本波动在1.5~1.6之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如果提高总和生育率,是否可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人口红利影响多大?    翟振武: 新生儿多了后,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自然下降。所以,提高生育率对缓解老龄化的确有作用。   劳动力人口(15岁到59岁)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60%后,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这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劳动力条件。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至少需要15年才能成为劳动力人口, 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只会让人口红利消失得更快。 http://business.sohu.com/20151031/n424780712.shtml 社科院 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 。 2、出生人口越多,人口红利越高吗? 其实,早在实施“单独一孩”之时就有人做过估算,如果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0万-600万人左右,那么至少将拉动1千亿左右的消费市场。 除此之外,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民间和政府的投资都会成倍放大;同时,相关产业的企业和员工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当收入增加后,他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会增加,进一步拉动其他消费,带动更多的产业,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促内需”的良性循环。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4/15004948_0.shtml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快速下降,随后出现了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 获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现在随着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中国逐渐失去了原本的人口红利,并有可能对 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全面放开二孩,会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更加平衡和协调,并最终达到在2030年后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的目的。” 蔡昉称。由此开启的是另一个人口红利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 这一研究结果广为传播, 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与 夏威夷 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 发现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没有这么高,只有15%左右。 3、我国“ 人口红利 ”的起止时间究竟是什么?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特点,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压低了生育率, 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使得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大大变窄。 王丰认为,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据王丰的研究,2013年,两者增长率水平相同,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 蔡昉的结论是,2013年到2015年前后为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此外, 人口学者陈卫、彭希哲、陈友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结束。 但是由于类似观点主要是依据总抚养比(0~14岁少儿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与15~64岁人口之比)来确定人口红利期,还存在较多质疑。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02-24/77026.html 长江商报:目前一个共识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就您的观察,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罗天昊:从经济上说,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中国劳动力锐减,经济未来将遭受重创。 从社会活力上说,青年人的减少,民族暮气加重,中国将成为缺乏生机的老人国,创新能力将有可能 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军事上,青年的缺乏,将使兵源减少,士气受到影响。从民族生存来说,本族青年减少,未来缺少竞争力,他国移民涌入,会被部分“占领”。    易富贤:我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丰沛的劳动力数量才是人口红利。 中国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22岁提高到2015年的38岁,2021年将达到40岁,2039年左右达到50岁;而印度的中位年龄在 2015年、2040年只有27岁、34岁。 二、对社会流行观点总结 1、总和生育率的“ 测不准 ”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翟老师称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54,社科院称1.4,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为1.18,2015年小普查数据显示为1.047,究竟哪个对?为什么对?好像都在各说各话,没有相互讨论过彼此使用的方法和出现差异的原因,即使讨论过也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好像TFR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2、出生人口降低,劳动力数量减少,低于更替水平就是人口负利吗? 大多数学者认为2013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进入人口负利时代。 蔡昉认为,中国实施 “独生子女”政策后, 获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全面放开二孩在2030年后开启另一个人口红利时代。 7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及总和生育率呈下降态势,难道那时开始就阻碍经济发展、破坏人口红利了?? 3、人口红利对经济贡献也出现“ 测不准 ”特征 蔡昉认为是27%,王丰认为是15%,相差近一半,谁对谁错? 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根本没有对错之分?因为各家都是基于各种假设,而这些假设区间又变动很大,难以把握? 三、真正的学者应该提供前瞻性、确定性的研究结论,而不是一味用“可能”掩饰研究能力的缺陷 学术研究需要榜样,仅以下文展示一下真正严谨务实的学者是如何分析、论证重大社会科学问题的: 年龄结构的度量分析指标——年龄构成比, 如果是无条件的通用 ,结论就是实施计划生育是弊远大于利 ,中国老龄化是坏事!劳动力人口日趋缺乏,稳定低生育率是大错、甚至把低生育率与年龄结构日趋失衡,也误为是经济下滑的成因,所以深入正确认识中国人口结构合理转化问题,已成关键问题,翟的答中国新闻周刊问,就是是非颠倒, 足见事关年龄结构认识与度量分析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研究工作没有前瞻性就要出问题,现在连事后诸葛亮都不见,足见,研究经费,科技成果鉴定都是非常规、内在腐败也必隐于其中! 从记者的提问与回答,所反映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有其自身问题,对其结果修正调整要有根据,从出生人口反推没道理,从生育率指标推断生育水平极不适宜近期的我国人口 。 辨析人口问题务必要厘清人口相对过剩国家.人口不足国家与人口相对适宜国家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都是美国总人口断三倍多, 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过程、才是释放人口红利,因此人口红利为与日俱增! 所谓抚养比增大是因度量分析人口结构的构成比指标,国内外都误以为通用, 实际是有前提条件的 , 否则,反映指标内涵的值,在一定时期后就弊端显现,是与非颠倒,因此要新建年龄结构的基础理论与相应度量模式与模型!这里很难如此简单讲清楚,所需确立的新概念,适宜条件与不适宜条件,以及为什么!都要一一到来,只能稍讲基本思路与原则而已。 总和生育率其实不是率,可称总和生育率值为宜, 用它表明生育水平对极为非稳定中国人口来说很不准确, 中国现在是低生育水平应该肯定,抽样分布合理与否,以及样本选取是否合理,都对代表性有重要决定意义,此外这种抽样调查都是点估计,我们不能把点估计认定是实际, 抽样调查都要计量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值都有一定可能性! 中国低生育率过低的可能性,当然没有点估计的值这么低,这种低是不育能力大幅提高而未引起高度重视,导致原因有农药,除草剂,转基因粮食及其食品等因素!要说的具体解析太多,只说到此,有机会以论文公开发表,或在另一版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中增补。 习主席在G20的讲话开头谈到的人口问题,是近年来报送与书刊杂志的谬论误导,形成的大氛围紧密相关,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尽管历经曲折,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始终正确。 近年来,不少人提出平均一对夫妻生育水平为1.8为合理,这1.8绝不是总和生育率值为1.8。 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绝不是提倡、更不是鼓励生育两个孩子! 国际上讲的人口红利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悖论! 发达国家从不发达转为发达过程,何时提过人口红利? 按照它们的定义,与中国相比,所有发达国家早就一直是人口负利 ! 按照他们的定义,中国就要像未实施计划生育前那样的盲目生育,因为现称之人口红利期,就是无计划生育盲目出生人口存活的时期! 若干年前、中央提出的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完全正确的! 后来,因对人口结构的误解与人口红利的悖论认识,又提出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调整不合理人口结构,这种提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自相矛盾论 。 低生育水平就产生低生育水平相应结构!这种中国人口结构就是愈来愈合理,根本就没有不合理! 低生育水平为什么1.8合理,1.2或1.5就不合 理? 如果这样理解中国生育水平与人口的关系,那么,实施计划生育后的生育水平急剧下降,不也应成了问题? 也不对了? 正是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速度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同一度量指标的利与弊则截然不同, 翟振武同志与易富贤同志,是从不同侧面道出的同一个悖论,都是皇帝的新衣寓言讲述的问题! 只不过一个是皇帝角色,一个是裁缝角色而已! 问题都出在对人口结构的错误认识上,尤其是还有用刘易斯拐点,来张冠李戴的错误定量分析误导的悖论。 足见,这种错误认识的普遍性与广泛性!因此,研究与创建年龄结构基础理论,对正确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与发展战略,正确认识计划生育伟大成就,正确认识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十分必要。 研究工作应有超前性,这样才能对决策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是连事后诸葛亮都做不到,实在是可悲呀! 如何正确认识人口结构?涉及到研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涉及到怎么认识老龄化?涉及到怎么认识中国低生育水平?涉及到人口红利定义,涉及到什么叫人口结构?如何度量人口结构?度量方法是通用还是不能通用?年龄结构与人口的关系如何?劳动年人口能否按退休年龄来规定?怎样才能搞好抽烟调查?抽取的根据是什么?怎么认识总和生育率?什么叫人口结构合理?什么叫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均衡发展是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什么叫均衡发展?允许生育二孩政策是生育水平回升还是加速下降?计划生育与老龄化?等等,都涉及相关基础理论问题!连基本统计常识,人口学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怎么可能有正确认识! 只有稳态人口与近似稳态人口的前提下,当年的总和生育率才等于或近似育龄妇女的终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在非稳定人口尤其是极为不稳定人口中,提前或推迟或集中生育。都可使总和生育率大肆扭曲,况且出生性别比也影响总和生育率表征的生育水平!1980搞一胎化,如果实际生育水平达到了1.0,有什么不好?为什么现在略大于1就是严重问题?关键是普遍误认为我们的年龄结构失衡了,要调整,误认为未来劳动力短缺了,人口红利消失后负利太长太重,因此,不少人大肆否定计划生育,生育率过低问题就更加重!这些悖论的普遍性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等领域、因此,希望把问题整理一下,自己是怎么认识的,多讨论,多争论,这样才能提高学术水平! 另外,务必不要把人口预测搞成数字游戏,否则就是笑料!不仅骗自己也要骗别人!之所以说是游戏,就是人口统计基本常识都没搞懂,当然内涵意义就是胡扯了! 马瀛通 博主注: 马老师以上对人口红利和生育率的论述已经非常清楚了,社会上的误解源于对人口理论的无知,如果人口专业学者也看不清楚这些问题,则是能力或者屁股决定脑袋都问题 。如果备受经费支持的人口学界被几个几无人口学背景的业外人士搞得鸡犬不宁、痛苦不堪,甚至无言以对,说明学术水平和思辨能力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当计划生育被社会人士普遍指责为导致老龄化和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罪魁祸首时,国家支持的人口学家为何不发声批驳?是不懂、不会还是不屑?国家大量研究经费被这些人口学者所使用,而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关键时刻却无法为其所用,是否也反映了课题投入产出比问题? 面对社会人士甚嚣尘上的对计划生育的批判,数十年如一日以人口学专业理论和方法来支持、解释计划生育事业的却是被官方冷落甚至曾数度面临办公室危机的耄耋老人,的确是中国学术界很具有讽刺性的一个事件! 80年代群众都想生二胎却不让生,目前群众养不起不想生却偏偏又鼓励生二胎,这是以客观经济社会条件和以人为本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念吗? 中学课本一致教育我们说发展就是要“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想买车不给牌照,想买房追不上房价,这究竟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政绩? http://www.yicai.com/news/5164965.html 人口圆桌:总和生育率之辩 如果一个专家对专业问题不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和是否对错判断,和外行没什么两样 各说各话,互不搭腔那叫聊天!科研论文第一部分就是综述,告诉读者前人的研究有哪些缺陷,然后再陈述自己观点和改进之处。当然,新闻媒体可以只是列举事实,不做结论判断,因此对科研基本没什么用。 不过起码白纸黑字留下证据,让我们2018年后拭目以待,鹿死谁手!其实,都是瞎猜,对了也是蒙的,预测设置的总和生育率与现实差距如此之大,预测结果却与现实一致,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以上观点仅限于学术讨论,以此与各位学者互勉,借以增强学术力量和信心,避免为似是而非的社会舆论所干扰。 具体学术文献请搜索《中国人口科学》及社科院《 经济学家 》英文版的马老师文章,以上研究成果未来将以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报告形式详细发布,敬请期待。 (致歉:由于以上内容都是人口学老生常谈的问题,故不想浪费时间整理,排版及文字错误比较多,如果以后有时间慢慢改正、完善!)
个人分类: 人口学大师思辨|3141 次阅读|0 个评论
互联网+农村、农民的命运正在悄然改变(外二则)
热度 2 gaojianguo 2016-2-22 21:42
今年2016年的春节回家过年,发现家乡相比于之前有很大的改变,方方面面还是给我不小的触动。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震撼,几乎每家都开起来了轿车,有的还不只一辆。家乡遍地开起了大型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适中,有的不逊色于大城市了,但商品质量有待提高,如我看了一下有的食品的保质期已经接近它的 deadline 。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步伐也很快,要知道在一个普通的皖西北太和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有 Wi-Fi 。同时给我触动的是精神层面的“无动于衷”,相比于鼓起来的钱包和硬起来的腰板,人们的精神生活那是相当干瘪的,依然不是打麻将就是打扑克,几乎没有第三个娱乐活动了。 令我高兴的是还是Wi-Fi的普及,上网什么的真是好方便了。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小孩蜷缩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玩手机,有人认为这是不好的现象,如伤害视力、阻碍思考等。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好的现象,互联网的普及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也会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啊!有人还认为孩子只顾玩手机,会影响学习能力,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互联网的普及只会加速孩子们的学习。举个例子,我的5周岁的侄女和7周岁的侄子,他们玩游戏那是一个溜啊,我问他们可知道按键英文单词和汉字的意思,他们说不知道。但他们能够根据图形判断各个按键的功能,这种快速学习的能力给我很大的震惊,或许,以后互联网的发展将彻底革新我们之前认识的学习方式。谁规定好好学习必须要“头悬梁锥刺股”了?传统的学习是学习信息A和B的全过程和逻辑,然后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得到C(A+B);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需得到A和B信息的结果,而直接融合成C和D(A+C; B+C),这个过程要高效的多,虽然没有太多的记忆和推理,但效果可能更好些。 下面再讲同样震撼又好玩的两个事情: (1) 农村抑郁症患者的基数据推测是巨大的,但没有得到任何专业上的治疗。在农村,如果一个人没有器质上的明显伤害而要死要活的话,他/她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而不会被理睬,同时被大家歧视、排挤,造成第二次伤害。在我们村,听母亲讲十多年前,有一个妇女家庭和睦(老公爱她疼她)、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但最终由于晚上睡不着、不开心而喝农药自杀。我三婶至少十年来晚上睡不着而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救治。村里面还有一个高材生,整日闷闷不乐,由于性情古怪而被众人笑话,但谁知他是否患病?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2) 阜阳没有共产党。有一句顺口溜,“淮南偷、蚌埠强,阜阳没有共产党”,说的是安徽的三个地方最难管理,而阜阳尤其突出。有一个退休的负责计生工作的老干部讲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话说安徽省南方想和北方(阜阳)县市的负责计生工作的人互调检查工作。从阜阳去的干部到南方某一县市在检查工作时吃的是工作餐,酒水也是自己增添,无人做伴;而南方来的干部则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热情款待”,先是到洗浴中心洗澡,再到豪华酒店吃超级大餐,临走的时候每人给充上数百元话费,每个人的车厢还塞满了名贵烟酒和土特产。工作作风差别之大真是天壤之别。 本人也亲身经历阜阳火车站“餐饮业”的“贴心服务”。记得在2006年在火车站餐馆要了一份羊肉板面(太和的特色),端上来的面几乎难以下咽,我就抱怨怎么可以这样子做面啊,老板一句“火车站不都这样吗”。在前几天,又去了一家面馆,他们家的面也几乎无法下咽,当问是否有开水喝的时候,老板娘一句“给你喝开水我的稀饭卖给谁?”10年来,阜阳火车站的管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玩手机,还时不时交流学习经验 小美女-chen 小美女-yue 小美女-ru 小美女-xue 在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之前,农村挨家挨户就两孩、三孩了,由此积累的人口红利将在20年后凸显,基于互联网+预测(即本文的观点),那时的中国真心会强大到不要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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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将加速中国“人口红利”消失
热度 7 jiangming800403 2015-10-30 12:07
发达地区需要的是外来的劳动力。但婴儿不是劳动力,可能在20岁以前都不是,如果打工妹都回去生孩子了,外来劳动力会更加减少,这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二胎政策将加速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甚至是在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工业(产业)服务业,因为很多女性在30多岁就会遇到职场的天花板,回家生孩子也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特别是老一辈人要孙子的意愿还很大的情况下。 2012开始中国的劳动力开始持续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也是用工荒和要求放弃计生政策呼声高涨的时代背景。 只有越过刘易斯拐点,才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城市的劳动力并未减少,但是相对于资方,劳方的议价能力相应的增强。农村自耕农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开放生育短期并不能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甚至会减少;但是不现在生的话未来劳动力不就更少么?”这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一个悖论,经济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之间的矛盾。 “现在不开放,以后等劳动力最紧张的时候再开放不就更来不及了么?”问题是未来中国劳动力有多么紧张?而且三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可能有现在的竞争力吗?或者说有必要保持现在的竞争力吗? 而且,似乎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西欧国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似乎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当然似乎可能是结构性失业。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3808 次阅读|48 个评论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5-10-29 11:21
博主回复(2015-10-29 10:12):一些学者说“人口红利”,人口少,对应的红利也就没有了。 --------------------------------------------------------------------------------------- 只有计划生育才有人口红利,所以人口红利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博主回复(2015-10-29 10:59):就我所知,“人口红利”好像是指年轻人占的比例高,于是劳动力便宜,并且生产量大,结果是全国人民受益。说得难听点,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民工的巨大贡献,牺牲而取得的。 如果我国进入老年人多劳动力少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没有力量了。这正是目前所担心的事。 -------------------------------------------------------------------------------------------------- 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比如现在的非洲,显然是少年儿童占的比例多,而不是年轻的劳动力占的比例多,特别是妇女每二到三年生一个孩子,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就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出去工作了,不可能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主要指得是低抚养比,尤其是低少儿抚养比,这显然之会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时期才可能存在。 同时,如果一直存在“人口红利”,我们也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瓶颈。 而且任何人都会老的。用婴儿潮冲淡老龄潮只会是抱薪救火。
个人分类: 人口与城市化|3032 次阅读|3 个评论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
热度 6 jiangming800403 2015-7-27 18:55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中等收入瓶颈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工业的自动化水平。 (一) 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 影响社会人均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劳动的边际效益。农业生产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在一块土地的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的产量增长极其有限。或者说人类的农业产值存在极限,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加农民,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多少贡献。 机械大工业的产值与劳动力投入大概成正比。但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工业产值也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存在极限。 但是金融、信息、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其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可能> 1 ,也就是随着效用(产值)增加,投入劳力增加也在增加,但幅度较低。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峡大坝的设计工作量虽然与一座 30 米以下的小水坝不可能同日而语,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实体工程量的差距小得多。同样的,设计、建造一座 100 万千瓦发电机组投入的劳力也要小于 10 座 10 万千瓦的机组。因此,随着机器设备规模的加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 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关键取决于国民经济的自动化水平。但是随着部分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效率部门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慢部门的价格指数就会增加,因此,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由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大都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 美国甚至只保留了新材料、基础电子原件、航空发动机、生物制药等少数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极高的领域。但是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以顾客为对象的服务业,难以转移到第三国,所以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一般很高。但是服务业外包,如电话咨询,越来越普遍,前往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旅行也越来越多。 (二)高生育率并不能带来人口红利 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迅速跃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工业、技术、人力基础上,高储蓄率、人口红利和国际市场带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规模化、自动化水平也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超出了工资增长水平,这是中国制造在国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仍保持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 人口红利的根源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只有当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甚至降低到世代交替水平以下,才可能出现少年儿童和老龄化人口比重都比较低、劳动力比较多,低抚养比的橄榄型人口结构,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即使老年人比重较低,但少年儿童占据到总人口的 40% 以上,其总抚养比也是比较高的。在高出生率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个妇女要养育 5-6 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其 20 岁 -45 岁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孕和哺乳的期间,而不能参加社会生产。这样的社会,即使有人口的数量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且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支撑,再多的劳动力也未必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红利”变现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可以从边际效率较低的部门(比如农业)转移到边际效益较高的部门。 我国还有超过 2 亿的个体农户,户均耕地规模在 10 亩左右,在我国超过 9 亿的劳动人口中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和农村兼业劳动力,但农业增加值只占总 GDP 的不足 10% 。农业中的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依然存在,农民收入只有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 1/3 。也就是说,由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有限,我国农村仍然将长期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度的阶段。或者说“中等收入瓶颈”将长期存在。 (三) 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必需摆脱“人口红利” 但跨越“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人口红利”也逐渐由扩张变为收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人口红利”将主要表现为人口素质上的红利,而不单纯是数量上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每年毕业学生(包括大专生) 700 万以上,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超过 50% ,其中工程师和技士占一般以上,工商管理、财务、营销、金融等经济管理人才超过 100 万,行政系统和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等社会部门的从业人员也超过 100 万。 东北地区是我国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少,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为发达,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汽车、船舶、航工、工业自动化都是东北的主导产业,工业结构也 符合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增长潜力大 。 “辽宁”号航母就是在大连修复的。长春是我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之一,沈阳、哈尔滨等地的汽车工业比较发达。沈飞、哈飞是我国重要的固定翼飞机和旋翼机研发、生产基地;沈阳黎明、哈尔滨东安几乎占据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半壁江山。此外,东北还有沈阳和齐齐哈尔的机床和工业自动化设备制造业,哈尔滨的汽轮机和电力设备制造……工农业生产自动化程度高,沈阳东软、大连华信等也是我国重要的软件外包企业。从目前东北人口出生情况看,东北未来人口大概有 6000 万 ~7000 万,其中农村居民大约 1000 多万。因此,东北地区率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肯定会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但是突破“中等收入瓶颈”,不可能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制造业。只有富士康式的大型工厂群迁出,“长三角”、“珠三角”才能突破“中等收入瓶颈”。 实际上,我国每年大约 1500 万的新参加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 500 万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充裕、生产要素价格低、环境容量较大的黄渤海沿岸,黄淮平原、长江上中游平原和盆地,一直到西南地区,都将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基地。东南沿海的粤东、闽北、浙南地区仍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国外,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会形成新的雁阵型发展序列。海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发达,需求的生产资料就越多,这也是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发电水平大体还处于 20 年前中国 90 年代水平,中国可以向他们出口发电站,顺便提供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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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卫计委一脚将球传给人社部和教育部
wya 2013-9-4 10:52
http://news.163.com/13/0904/01/97T2SV0A0001124J.html 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观点,该负责人表示,“ 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绝非主要原因 ,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2035年之前,我国劳动力人口将保持在8亿以上,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各个国家人口的总和。所以 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数量问题不会出现,但是劳动力素质需要提高。 从中似乎可以看出: 1、卫计委承认:计划生育政策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关,但其贡献率不超过50%。 卫计委对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关系的认识犹如怀抱琵琶半遮面,看不出其承认 计划生育政策部分导致 老龄化问题究竟是好还是坏?在这点上不如明确表态:数十年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践缓解了我国人口过剩问题,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并非坏事,但不否认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分城乡差异的一胎化、强制手段以及社会抚养费使用等问题。 部委大员要学会正确区分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与执行问题二者之间的法理差异,科学看待计划生育政策的得与失。 要认识到这一点,则需要放下身段,不断向真正的人口学专家学习、求教。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3-2-26/959238.aspx (1)经验篇 1973年政府根据实施效果颇佳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才将之提升为全国计划生育政策。 可见, 这项来自群众的政策制定基本符合了公共政策制定基本原则 。所以,在不足短短的10年,全国人口的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反映1979年实施效果的1980年的11.87‰ 。 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 从影响因素分析看,完全可以归咎是计划生育的成效。 1970-1979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尚未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下实施的,从此间的国情可知,那时是既无行 政措施更无行政命令 ,足见社会和家庭都已深感人口压力,广大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所以,一旦提倡及提供相应的避孕与节育服务,人口的过快增长很快就得以有效的抑制。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的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本身, 一方面说明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的识大体、顾大局客观事实。 (2)教训篇 受“文革”中“左”的惯性影响,受静态理论计量的 “人口容量”而不考虑可行性的学者, 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误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搬硬套到计划生育中来, 在1980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刚成立后,就把“晚、稀、少”不分城乡差异的,重点转移到“只能生一孩”。这种违背公共政策制定原则,也没经过调查与试点,就将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一夜之间就使计划生育工作变成了“天下第一难”。 其难就难在广大农村群众普遍不接受,以种种不正常方式抵制,因而失去了计划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实施基础。 我认为 欲速不达,是表征1980年“紧缩”群众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的逼真形象写照。 事实也表明: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率从1980年的 11.87 ‰大幅回升到14.5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16.01‰,甚至较1975年的15.77‰还高; 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24大幅回升到2.6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2.86;1981年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到2.93,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3.20,这就是说1982年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一生的预计生育水平是,普遍都生了三个孩子,生四个孩子的也高达20%; 除此之外,还 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时至今日,最令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与及时实施,误作教训来汲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根据数据,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根本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 (3)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辩证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稳定相当一个时期的低生育水平,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客观需要,而稳定低生育水平也需将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在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因为这既是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合情合理的需要,也是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的正效应经验与负效应教训,客观要求将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的需要。 人口规模变动与各分年龄变动,是同步变动的一个有机、不可分割整体。因此,绝不能将人口规模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割裂开来,误认为现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甚至误认为解决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发生了严重矛盾。 中国的人口规模变动与年龄结构,都是处在合理的变动与转化过程。而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当然也是大好事,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度量年龄结构变动的年龄构成比指标及其表征的意义,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通用,其表征的统计意义,在人口相对过剩与不足前提下,有时则恰其相反 (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012,N0.1和 “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ge Structure”,《China Economist》Vol.7,N0.4,2012) 。 足见,大多数发达国家与人口相对不足国家的老龄化及其老化程度,完全与中国老龄化及其老化程度的意义不同。 因此,以所谓年龄结构不合理或人口老龄化相关问题,来疾呼 实施两孩生育政策并非是适宜的理由。 (4)解决城镇人口分布问题是未来人口工作重心 须知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主导因素,故降至为低生育水平,使生育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主导地位的低生育水平,一是不会反弹,二是将相对稳定,事实也在持续验证着这一判断。 近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人们普遍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实施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就是在今天的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也仍毫无实施的可行性。 今后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务重心,应转移到解决城镇化中不合理的城镇人口分布问题上,而不是在其他别的重点问题上。 2、卫计委认为: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数量问题不会出现。 但应该看到劳动力数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数量过多和数量过少。我想卫计委的意思是在说: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处于相对过剩状态,不会劳动力不足。 这明显是吸收了 马瀛通 研究员的观点,同时否定了那些以抚养比升高、人口红利消失为借口(他们认为廉价劳动力不断减少,所以要放开二胎增加人口数量)要求放开二胎的专家意见(如 蔡昉 等)。 http://www.zgrkkx.com/Magazine/Show/?ID=6209 文章在构建年龄结构转化理论的基础上, 严格区分了相对过剩人口与相对适宜人口 ,指出未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与相对基本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达国家人口状况的区别, 从而论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日趋合理性。 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Blog/2013-6-4/974639.aspx 一个人口相对过剩 ,规模超十三亿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关不同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内涵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不同发展时期面临的相应人口问题重心、任务、目标所决定。因此,厘清人口问题重心,才能辨析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任务、目标,分清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本质与非本质,才能防止混淆与认识不同时期人口问题,才能避免以认识及解决前期人口问题的任务、目标,来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 http://www.21cbh.com/2013/8-20/0NNjUxXzc0NTg0NA.html 中国人口红利面临拐点 专家呼吁调整生育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下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蔡昉指出,中国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不过,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 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 。 ( 博主注:看来蔡昉先生很希望通过放开二胎促使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人社部就业压力山大啊!)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821/111816517011.shtml 专家激辩人口红利拐点:与是否放开二胎无关 这一脚球不仅回应了要求卫计委放开二胎的呼声,同时将球踢给了人社部:既然中国劳动力数量不是问题,那么出生人口减少导致抚养比升高和人口红利消失论是否科学合理?推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冲击劳动力市场,加剧就业困难? 3、卫计委提出:劳动力素质需要提高。 众所周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部负责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以及人社部负责的人力资源开发,而卫计委主要负责的身体素质则似乎不是主要方面。对别人的主业指手画脚意欲何为? 人口学再简单也是一个学科,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规律,容不得信口开河; 政府的本质是提供公共服务,各部门在职责范围内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及时、细致、周到、务实地提供服务便是实践了群众路线。 学界与政界需要各司其职,各干其事。 学术依靠时间来检验,政绩依靠群众来评价。 http://news.163.com/13/0904/02/97T62PEJ00014AEE.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992-716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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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看过的关于人口红利写的最好的一篇博文
热度 1 qianxun2011 2012-11-12 19:21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问题,最近因一家北京智库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讨论再起,该报告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提出中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建议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报告特别提出,目前整个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意味着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而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从社会角度投资健康和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口资源强国转变至关重要。 这个观点后半部分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只是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各有不同而已,西方发达国家走了数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但说中国目前人口红利已经结束却是草率的,经不起检验。 国内人口红利消失问题的首次提出,是2004年春节后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此后年年不断,且愈演愈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拐点出现造成的。最近,劳动密集型跨国制造企业撤离中国,继续引发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争论。 对比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净增劳动人口达7767.8万人,年平均增加1553.6万人。而此前5年(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6395.98万人、1279.19万人,并未显示2004年后有劳动人口供给减少的迹象。因此,也就不能把“用工荒”和劳动力人数直接建立联系,更不能得出人口红利消失的结论。 以2008年划界的原因是,2008年下半年西方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宏观政策的大调整,需要降低这个突变性因素。实际上,2009年至2011年,中国仍然净增了757.49万劳动人口。 为什么在劳动人口净增加的情况下会出现“用工荒”?有多个原因:一是2004年后,随着全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通胀抬头,城市生活成本急剧上涨,而农民工此前十多年的工资变化不大,户籍制度铁板一块,最终使他们放弃了沿海城市回迁内地。二是,城镇化的扩张,使不少农民获得经济补偿,他们减少了外出打工,在家乡就业。三是1998年以来,教育部实行大学生扩招政策,培养了6600多万大学生,占到同龄人口的20%,大大压缩了体力劳动者的比例。 加上很多制造业、建筑业的招工局限于35以下,这批人对应的是80后,他们的就业观念与父辈大不相同,导致这类行业用工难以为继。用工矛盾反映的是整个经济结构与劳动者技能和需求的错配。 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的多少不是线性关系,劳动力只是其中的变量之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农村家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而且压缩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沿海地区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主要用工来源。参与上述报告的成员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也承认,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既然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只占1/4多的比重,那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等措施补充劳动力的减少,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简单地说,在一家以往需要1000名员工的公司,如果通过提高技术,改进生产流程,800名员工就可解决问题,那么,即使在劳动力总供给人数减少100名的情况下,仍有100名劳动力的冗余。社会仍可享受人口红利。富士康一年增加30万台机器人就类似于此。 另一种办法是,彻底换一种产业,创造同样多的财富增加值,根本不需要1000人,600人足矣,这样,在劳动力供给人数减少300名的情况下,仍有100名劳动力的冗余,似乎又可以产生经济学家们认为的“人口红利”。这牵涉到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以及各种教育。 继续以“人口红利”思维发展经济,是极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它看到的人是经济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中国是继续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来维持竞争力吗?显然不是。 用工紧张问题,与其说是人口红利消失,不如说是制度红利消失,因为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涉及到体制的改革、行业准入、资金支持。而最近20多年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并不大。在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下,改革止步不前耗干了红利。 大约在2016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总人数将出现下降,如果配套改革能够推出,仍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的所谓人口红利。只有到了目前50岁左右的人——也就是大饥荒过后,1962年开始的人口爆炸时代的那批人开始退休,大约2020年前后,中国的劳动人口急剧减少,每年锐减至少600万人,那对中国社会才是真正的挑战。所以,十八大将是中国民族复兴进入下半场的转折,能否度过难关,这十年非常关键。 只要政府愿意改革,推出接地气的政策,给予民间宽松的经营环境,60岁的退休人员也是一笔财富,在人均寿命75岁以上的社会,60岁还大有可为。日本社会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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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调整没什么大不了!顶尖人口学者不要只打口水仗!
热度 3 wya 2012-11-2 13:23
博主注: 1、放开二胎,是对各省市计生条例具体款项的修改,而不是基本国策的变动。 2、放开二胎,体现的是国家对家庭自主生育决策权的下放。其原因绝不应该是为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化的学术术语。如果要让以“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持续,就要维持一个纺锤形的人口结构,理论如此,现实如何办到?可见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抚养比指标,“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来自百度)”。 3、放开二胎 不是为了给剥削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放开二胎更是可耻的提法!劳动者有权力追求更高的福利待遇,不能把底层劳动者刚刚出现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和追求看做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例如,劳动者创造了10元价值,由于剩余劳动力过多以及垄断剥削,市场只给2元报酬,现今劳动者提出想要5元就觉得劳动力成本上升,承受不了。非要通过多生增加剩余劳动力来维持劳动力低工资,是多么卑鄙的想法! 4、今天的小孩就是未来的老年人,今天多生一个小孩,60年后就会多养一个老人,这是简单的算术题。以老年人口比例这一相对指标度量的“老龄化”加速问题,存在理论的缺陷。多生能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吗?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的是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巨额投入,即财政蛋糕要多分一点给国民做福利、作保障,而不是一味做储备或买美国国债! http://news.sina.com.cn/c/2012-11-02/021325491772.shtml “ 调整人口政策需要未雨绸缪,仅仅靠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诸如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户籍制度、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都需要跟得上 ” 5、放开二胎影响面究竟有多大,需要启动第三方独立的科学调研。不妨将我国人口分为三类:富人、官员等权贵阶层;普通公职人员;底层群众。第一类人有钱有权有办法规避超生罚款,几乎没有成本;第三类人或者逃避或者交纳几万元的罚款了事,这对他们正常生活损害有限。只有第二类人,可能会面临失去稳定职业的风险,影响最大。而这类人中不乏北京杨支柱这样的人才和单位,不仅没有丢失饭碗反而换岗增薪。所以,放开二胎这一政策调整究竟影响多少人需要第三方独立科学评估。 6、放开二胎有多少人会生,也需要进一步评估。 从个案看,希望生二胎的家庭可能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1)经济条件允许。有房,不能太小;有钱,不能太少。 (2)孩子有配偶、老人、保姆等照顾。育龄群众多为劳动年龄人口,夫妇能够全职照顾小孩的应该为数不多。 相反,那些在大城市收入不高(如北京家庭年收入8.8万以下),只有小房(60平米及以下),夫妇二人全职工作且老人无力照顾小孩的家庭即使有政策也不见得立即就生二胎。 可见,人口再生产不是物质生产,不是一放开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就会按既定设想进行。回想80年代初政策紧缩时的生育率不降反升,也不难猜测即使放开二胎也许并不可怕,不会一下子迸出无数婴儿。 科学研究不是照搬西方教科书,不是硬套指标、概念和公式,要真正理解人口学基本原理,更要了解中国国情实际。独立、科学、严谨的调查评估比所谓的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拍脑袋、吐口水、背洋书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民众普遍认识提高和经济压力双重驱动下,也许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并不那么难以抉择。 但无论放开与否,请不要与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术语挂钩,此事应只关乎群众自由生育权利。 媒体还真会忽悠: http://news.sohu.com/20121101/n356327906.shtml 中青在线讯(记者刘世昕)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 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怯怯问一句:那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都是谁啊?人口学是个很小的学科,全国知名的纯人口学者加起来有20位没有(可不要把所谓的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社会学、性学...的专家们都塞进来哦!)?人家蔡昉好像自己承认不是人口学家的哦...?非人口学家领导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写了一个国家级报告?数了一下名单,除去政府和项目官员,与泛人口学沾边的不过十个左右,纯人口学的没几个。) 课题组名单 顾问: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陈 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项目总协调人: 卢 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研究员 主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背景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谭 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何宇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 英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王萍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主任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 丰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 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 帆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刘 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官员,副研究员 项目办公室主任: 方 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项目协调: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人口太多仍是中国最大问题之一 http://www.rmlt.com.cn/News/201211/201211020952406001.html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建议到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生二胎的政策。报告集纳了 20多名著名人口学家 的观点,是迄今为止要求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呼声。   中国人口政策会调整,这已是上下共识。分歧是怎样调整以及调整的速度。必须指出,这场争论的 政治色彩很小,改不改涉及的都是全社会利益,而非“集团利益”, 因此中国人应能够以很冷静、理性的态度做好这件事,走一步往前多看几步,切不可再给未来制造麻烦。   新人口政策在未来产生负面影响是可能的,因为今天的人没有能力看那么远。当初中国鼓励生育批评马寅初人口学时,没想到后来的人口爆炸。搞计划生育,又没认真评估几十年后的老龄化会这么严重。我们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地球上的资源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今天的预测不会太准。   我们坚决主张逐渐放开二胎,在政策方向上与上述报告发起者有很大认同,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社会再做如下提醒:    今天中国的低生育率是社会付出了代价后换来的,可谓得之不易。 它有负面因素,但对降低中国人口总量功不可没。中国面临重重发展难题,老龄化逐渐突出,但中国人口太多仍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切不可把终于得到控制的人口总数问题重新激活。任何调整都必须以有这个把握为前提。    老龄化是一两代人的问题,它是降低人口总数必须经历的阶段。用增加新生儿冲淡老龄化,也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当代人利益优先,这在政治上最稳妥,也更容易受到公众欢迎。   然而当年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当时的利益,还融进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很多考虑。比如当时曾有过设想,中国人口应逐渐回落到7亿左右,为此几代人都应分担一部分代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为几代以后子孙的利益操心吗?想想看,如果中国人口出现缓慢的回落并得以持续,和它不停地增长下去,一个世纪以后,子孙们看到的中国会是多么不同。   如果我们使人口形势的箭头重新拐向上扬,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些后人会指责21世纪1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这次反转呢?   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感不应少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决策者们。我们今天的权利也要,对后代的责任也不能丢,我们应十分谨慎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人口红利是描述短期利益的经济学术语,但计算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既要拨算盘珠子,也需要我们有胸怀和眼界。   千万别理解为我们反对开放二胎,我们只是想多提供一些视角,鼓励更缜密的思考。少一些激动,宁静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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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承认中国人口相对过剩是正确认识人口红利、老龄化等问题的关键
热度 3 wya 2012-11-1 14:22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2-9-1/927407.aspx 中国实施人口控制是历史的共识 马瀛通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除“一五”期间外,一直都没有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尤其是“文革”的大破坏,使长时间面临的短缺经济状况又濒临崩溃边缘,从而使吃饭、穿衣、就业等一系列的温饱等民生问题,与相对人口过剩的矛盾尤为突出, 国民也切身感到中国人口确实已到了必须控制的地步, 所以,1970年,在政府的号召下,由广大群众认同的自己创造的“晚、稀、少”式生育,很快就上升为国家指导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 这种充分体现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在不足10年的短短时间内,就创造了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奇迹。然而,长期历史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及整体人口素质不高的问题,也须历经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回顾近40年来的人口学术发展历程,历经实践检验,在相关人口控制方面的学术成就,确实能站稳而又能立住的,为数确实有限, 作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与普及先驱者之一的查瑞传教授,绝对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一书中,所 著写的第九章 《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 以重点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国际述评》中的一段论述,来充分表达了他对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取向的准确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 谈到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去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之事。即‘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 过剩人口’ (着重号是查瑞传教授所加), 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这一述评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19世纪中叶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认识, 尤其还指出,中国人口过多问题,还在不断地增加,就是在那时,也早已使之社会条件成为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 尽管人口规模在一定条件下并非决定因素,但发展后劲的大小,既取决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人口,是否向适宜规模趋近,也取决于人口素质、人才优势、社会结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但相对过剩人口无疑是制约加速素质提高,经济社会较长期高速发展,以及制约大多数人平均物质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极其重要因素。 因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改革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全面解决人口问题促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稳定发展,以开放促多元和谐发展,将是中国特色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道路给人口相对过剩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 世界不同发展模式告诉我们,国家不分大小,人口也不分多少,都各有其自己发展模式与成功经验,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间,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适应关系。然而,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时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 中国人口过多确实需要控制的客观实际,连国际社会也罕见听到不同声音,相对过剩人口的客观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20世纪前,就有人认为失业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尽管这种认识似是而非,但却极其自然,之所以说是似是而非,因为这是经不住实践检验来加以验证的结论。1925年,英国学者卡桑德斯(Carr-Saunders)就在其著写的《人口》中指出,英国在1874~1900年间,失业率就为2%~11%,如果查一下近一两个世纪各国关于失业的记录,就会发现无论是其人口过多还是过少,都没有不记载失业的年代, 显然,失业问题不能成为人口过剩的证据。1923年,贝弗里季(Beveridge,W.H.)发表了题为《人口与失业》的讲演,批判了凯恩斯(Keynes,J.M.)对人口的认识,虽然明确指出了,“失业和人口过剩是不同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却没有指明相对过剩人口的真相。1888年,坎南(Kannan,E.)提出适度人口理论,规定了适度人口标准,超过标准就为过剩人口。 然而,作为概念上的规定是可以的,但这种从静态收益递减规律推出的适度概念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特别是在动态考察经济时,静态适度人口概念就显得苍白无力。坎南自己对此静态概念也不满意,因而后来将这一概念"发展"为动态概念,但是作为动态概念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内容,因为收益规律是静态概念的基本原理,人为把它提到动态概念 只不过是著者认识到存在问题后的无奈表述而已。 卡桑德斯倾注在人口问题上的主要精力是对过剩人口的解释,他指出不论哪个国家,在设定的某些条件下,假定对生产方式不进行任何改善,人口的最佳密度就要原样不动。 在这些条件下,如果人口增加就一定会处在过剩状态之中,但这种过剩人口不是反映在失业上,而是反映在人均收入的降低上。 研究发现的失业各种原因,诸如产业结构内部的某种失调,金融问题等等。人口的过分增加,虽不是人均生活水平提不高或提高慢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部分重要原因。 这就是说,人口相对过剩主要反映在人均收入下降或提高人均收入速度受到制约的一种慢性病。 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和市场经济下的印度,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就看不到大量的失业,也就是说,不是以失业的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以人均收入下降或快速提高受到束缚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相对过剩人口虽说不受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但在失业的不景气期间,人均收入也是下降的。经济的不景气则意味着劳动者虽在从事劳动生产,但人均收入或是下降,或是加速提高受到严重制约。 今天人们已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失业。所谓潜在失业,是指在劳动力增加并未带来生产成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压力不得不积存在一个产业里。此时,把依附在这个产业中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大部分视为是潜在失业呢?这主要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小,而人口压力四个字则有重要意义。 人口相对过剩无疑是一个制约加速改善民生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十分重要因素,因此,全面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无疑是一条遵循人口的社会属性,以科学发展观探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而 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逐步减轻相对过剩人口制约因素中受益的过程,因此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也是促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日俱增的过程,即“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是与日俱增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与不区分一个人口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永久性可持续发展,是在相对过剩或不足,还是在相对适宜前提下,势必将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那种仅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而计量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则根本站不住脚。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人口红利”还是对后者“人口红利”在概念与结论上的理性否定。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就是在公正、公平的分配制度贯穿始终的条件下,因人的能力有大小,所以,在按劳分配原则下(著者注:迄今为止,尚未有成功实例证实而诠释这这一分配原则,然而,按各种“资”方式的分配原则却日趋一致。),分配差异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然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存在,却是制约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一大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把中国那时还在不断加码的相对过剩人口,认定是早已使中国的社会条件成为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也就是说, 中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不仅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不断反复叠加,而且还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形成问题,可谓是一种“慢性病”,对其解决虽可加速,但绝不是在短期间就能解决的问题。 步入21世纪的中国人口,即使充分考虑到未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缩减惯性,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转化过程,仍不过是处在初始阶段。人口规模的递减与相应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完成,仍远未到来,人口控制与提高人口素质的重任远未完成,尤其是适宜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的转化过程所需时间还要长。 中国在伴随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首位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时,也在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逐步确立与巩固小家庭观念,从而增加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筹码,使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始终运行在与人口缩减相应的低生育水平轨道上,加速人口向现代型转变。在抖掉相对过剩人口沉重枷锁过程中,以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来增强发展后劲,促使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必将是一种加速而又可持续的发展。 《大国空巢》的著者易富贤作为一名人口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门外汉”而勇于直陈己见,对头冠“院士”、“学部委员”与挂着“长”字“教授”的极端妄说,对部分历经实践检验为非科学的东西,都点名提出批评与评论,这的确难能可贵,笔者仅此而表赞同。 然而,对其根本出发点,即把正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称之为“空巢”,并以此对实行计划生育而持异议,著者则与之认识截然相反。 “空巢”论之所以和者极寡,一是与中国的客观实际不符;二是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及学者在历经多年反复认识之后的共识不符;三是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下,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趋势不符,就是在国外也很难寻觅到更多的知音。 这是因为“空巢”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776年亚当斯密(A.Smith)《国富论》的认识水平,即在那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下,所主张的“与一个国家繁荣有关的最起决定作用的指标是其居民人数的增长”。近期,即使某一发达国家为确保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自然资源,为保护其经济、商业利益,而实行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性“计划”援助,那也只能认为是双赢的事。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在长期争论之后,相对过剩人口社会存在而决定意识所形成的共识。 其分歧主要反映在怎么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全面解决人口问题,即:是坚持以人为本,在国家指导下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地位,自主而负责任地实行计划生育呢?还是以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公共政策属性,来包办代替地强实行人口计划调控呢?那种把头脑里幻想出来的“一胎化”需要误认为是群众的需要,把群众主体地位以行政方式来取代,以主观强迫客观主体就范的做法,来推行本质上属指导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的人口计划,显然,从根本上已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合理人口计划前提下,须有导向作用与必要的约束及问责制。 中国人口必须控制,也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提倡就是提倡,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允许就是允许。只有这样合情合理的适应才能加强,第三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才能禁而能止 (少数民族自治区除外)。 20世纪70年代,全国城乡正因为是这样地实行计划生育,才创出了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效果,对此,连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承认与盛赞这一人类史上的壮举。之所以令世人折服,是因为这一成效是在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的条件下取得,粗略表征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孩子数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在1980年就降至2.24(根据当时死亡水平,此值已为更替生育水平),同期,农村降至2.49,城镇降至1.13(基本实现了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间的计划生育工作从总体来说,基本是一无强迫命令,二无虚假瞒报数字,更无超生“游击队”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之类问题。 1980年初期因“紧缩”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天下第一难”,1981~1982年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则分别回升为2.63和2.86。从分城乡看,农村分别回升为2.93和3.20,城镇分别回升为1.40和1.58。显然,“一胎化”价值观的行为与效果,贡献与影响,都为不折不扣的负效应,所付出的代价可计量的就是以数倍来论,无法计量的就更为可观。 1984年,在为数极少的农村开始以“有计划地生育两孩”进行“试点”,其实这就是 “晚、稀、少”政策的恢复性实施。26年后的实践再次证实:其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佳效,一直好于执行低于两孩政策的所在省及周边地区的效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城镇普遍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久性高度失调,其全国异常程度超过120,成为世界之最,但却在这些地方没出现任何异常问题。若把这种“试点”用来做比较,的确很有意义,也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其意义决不是推广而是恢复“两孩政策”,因为“试点”的目的是为“推广”,而全国都早已普遍实施过10年,其效果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怎么能又反倒称“试点”来了?若称“试点”, 这既不可思议,也逻辑不通。 1944年,毛泽东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1980年,邓小平指出:“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6页)。用之与1980年紧缩生育政策酿成的后果相比,是何等的相似! 历史的经验与实践证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生育政策,理应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倡的生育一个孩子,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和普遍禁止生育多孩上。20世纪末期,生育水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以下,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这之前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但在世纪交替之际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政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制定两孩计划生育政策,只能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口与稳定低生育水平,而决不是其反面。只要这样做了,生育政策就能长期稳定且更有利于国泰民安,那么,低生育水平在受经济社会发展居主导地位的影响下,又在生育政策的有效规范下,必将得以持续、稳定。 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控制人口增长显然是必须的,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控制”不等于“解决”,不同的控制,有不同“解决”过程与不同结果。解决早与解决晚,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就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也不同。因此,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就存在着一个最佳控制效果的问题,也就是存在着一个在一定经济社会前提下,实施哪一种统筹兼顾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适宜广大群众而其效果又颇佳的问题。 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不是谁承认与谁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现实社会条件。百年来人口问题争论的结果与未来取向,正如查瑞传教授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做出的断言: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 选自著者未出版《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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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统计偏低导致其他领域辩论失利;中国总和生育率到底多少?
热度 3 wya 2012-6-26 17:18
博主注:某些地方为隐瞒超生问题,故意低报死亡,以出生人口抵死亡人口,导致人口死亡统计数据偏低,加上死亡漏报,进而导致预期寿命计算偏高。表面看,似乎调高预期寿命的人类发展指数成绩斐然,但从下文的退休年龄分析,却显示出劣势。这就是人口问题的特点:系统性。 一个阶段或环节出现人为数据干扰,在其他地方必然出现矛盾。对中国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的错误认识也接因此而起。 人口学再简单也是门科学,有它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掺杂使假在真正专家面前必然暴露无遗。 各国真实退休年龄及养老制度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6/23/content_1422444.htm 我们提出推迟退休年龄,不能只看到少数国家退休年龄比我们高,还要分析人家的退休年龄与寿命和工作年限的关系。    我们先看寿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3.3岁,世界排名第80位。   与国外对比,中国的退休年龄虽然不高,但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不高,退休后只能领取13年的养老金,而外国退休后可领15-23年的养老金。   中国60岁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13年。2010年日本人口的预期寿命为83.2岁,60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为23年,几乎是我们的两倍。   此外,工作年限不仅取决于退休年龄,还取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由于中国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发达国家大多读完大学或职业学校才进入劳动力市场。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10年以上。挪威12.6年,新西兰12.5年,美国12.4年,德国12.2年,澳大利亚12年,以色列11.9年,韩国11.6年,加拿大为11.5年,日本11.5年,法国10.4年。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38.4%,而欧美不少国家达到了80%以上,捷克为99.8%,德国97.2%,美国89.7%,挪威为87.3%。   我们按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18岁计算,到60岁退休要连续工作42年,工作年限占预期寿命的66.1%。日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比我们长4年,同样是60岁退休,日本人只工作38年,工作年限占寿命的45.7%。   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让劳动者享受更多的休闲时光。在中国人工作年限占寿命比重过高、 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的情况下, 提出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计划,一定要设计得周全缜密。 博主注:首先为事主的家庭不幸默哀! 旁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包括大月份流产、落水等,涉及家庭的子女多为2个及以上。据此推断,六普公布的中国TFR为1.18可信吗???或许1.5左右才差不多吧?可见统计数据的水分有多大。 中国迫切需要独立运行的第三方专业数据调查和咨询评估机构(靠政府资金养活、犬儒充斥的大学可不算第三方哦!)! 无奈的是,由于统计数据不准,又没钱做不受干扰的入户调查,只能把这些零散的悲惨事故的家庭信息用作统计样本了! 再次向不幸者致哀! http://news.163.com/12/0626/14/84UC6VUL00011229.html 根据多位小区居民反映, 开车的肇事者姓张,年龄在三十七八岁左右,也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 ,住在7号楼,受害人王女士母女住在与7号楼并排的6号楼。记者观察到,7号楼在6号楼的西侧,两座楼中间仅隔一条四五米宽的道路。据小区居民介绍,作为住得不远的邻居,受害者与肇事者双方平时在小区里见面都打招呼。 综合多位小区居民的讲述,事故发生的经过是:17日上午10点半左右 ,王女士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 外出买菜回来,儿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走在外侧,她骑着一辆电动车带着4岁的女儿走在里侧。 据报道,肇事的车主张女士在山东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药教研办公室工作,任中医讲师,曾教过多年的人体解剖学和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 (她应该很清楚怎么装成精神病,逃避法律责任。看她拼命阻止救人的举动,又想起了电影终结者中的一幕,莫不是来除掉未来起义军领袖的?) http://news.163.com/12/0704/19/85JF49H400014JB6.html 刘有芳今年38岁,丈夫在外面搞小包工挣钱,大儿子大学毕业已工作,小儿子上小学,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20do=blogid=588305 刚听说时大家都说:糟了,这独生子女家庭如何能承受得起?后来一问才知道那个三十二岁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弟弟(他父母想办法要的指标),二十二岁的大三女孩儿还有一个四岁的妹妹,大家总算松了口气:他们的父母还是有个指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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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目前人口学界需要商榷的几个大问题
热度 3 wya 2011-4-29 10:45
http://news.163.com/11/0429/01/72P7G0R100014AED.html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家陆杰华表示,对零增长预测的时间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大致都差不多,2032年、2033年左右,十年前预测时大约是2040年以后才能进入零增长,现在提前了,这和生孩子少密切相关。 零增长实现前,人口的数量还是会增长, 但更需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化 ,比如少儿比重、劳动力比重和老年人比重,将来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持投资、消费和劳动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除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之外,还有什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学中“结构”和“构成”是否等同?结构一般翻译为Structure,一般用在Age and Sex Structure of A Population。不知其他人口指标中是否也可以用“结构”一词?如职业、学历等。因为中文普遍用的比较乱,很多国人区分不开,所以请举英文文献的例子。) 对于怎么看待零增长,陆杰华认为不能简单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过去认为零增长是好事,那个时候是考虑到人口是人‘口’,要占有资源像粮食,但是后来也发现人口也是人‘手’,是劳动力和家庭供养,到了零增长不完全是个好事, 要看结构的变化 。”(是否仅指人口年龄性别结构?) 与此同时,老龄化伴随着子女减少和高龄老人增速越来越快是一种普遍的趋势。陆杰华说,“这个问题与我们目前讨论的 人口红利有关,出生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对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我们还是劳动密集型。还有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政府在加大养老的投入,但中国目前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少了意味着养老资源减少,今后怎么支撑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键词2 计划生育 少生不是说“只生一个”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陆杰华认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任务,但 过去理解计划生育就是独生子女政策,这个观点在不断改变 ,少生不是说“只生一个”,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合理的范围内要逐步调整,比如由现在的“双独”可生两个孩子,变成“单独”可生两个,这几年慢慢的都会改变。其实也都提到了日程,有些省份已经在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 。(既然是国策,怎么会出现理解的偏差?从而导致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可以不同。国策如同法律,还能怎么理解怎么执行吗?既然是国策,几个省就能修改调整吗?) 他认为, 将来肯定不会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但二胎三胎都是计划生育 ,( 照此逻辑,十胎八胎都是计划生育,有无计划生育都是计划生育!概念不定,如何讨论?) 根据研究者的设想,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国民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普遍生二胎。但是在过渡的时候,总是渐进的,比如由“双独”过渡到“单独”,要考察政策长期累积的效果,如果一下普遍放开二胎的话, 零增长就不是2032年了,可能就要推迟 了。( 零增长保持在2032年很重要吗?推迟到2040年不可以吗?有何严重后果 ?) 至于各地的政策取向,陆杰华分析,计划生育条例都是各省制定,各省都对生育有长期监测,包括生育水平等各种变化,决定是不是要采取政策调整或完善,但不会全国一刀切的放开,肯定是一部分一部分的逐步开始。 他认为,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以及一些城市化比较快的地区,生育率比较低,就要考虑开始调整。生 育率保持在1.8左右是一个临界值 ,这些地区都是相对很低的,需要完善调整 。(如何确定的1.8是临界值?1.7、1.9、2.0不可以是临界值?谁论证过的?) 关键词3 流动人口 地区经济受制于人口流动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03%。 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因有大量流动人口,因此并不觉得缺劳动力,不需要做人口政策调整。陆杰华认为, 这些地区享受的人口红利都是靠外来人口,而这些劳动力不是长期的、固定的,将来这些人的流动就会对地区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为何不从全国角度看?只从地方利益出发,人口流动问题永远无解。) 他以北京为例,认为 北京的人口红利也是暂时的、短期的 ,不解决二元体制问题,这些人很难在城市稳定,现在1000多万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劳动力 。(之前的很多研究中,人口红利都是从年龄结构角度衡量的,为何还有一个所谓的北京人口红利?谁将人口红利引入了区域的概念?照此说法,全国每个省的人口红利期都不一样,而且跟流动人口有关,所以是个无法说清的问题?) 陆杰华认为,现在13.39亿人口,两个超过亿的群体需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和“老龄人口”。最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2亿多流动人口,只有“进口”,却没有融合的制度安排,将来会是很大一个问题 。(这两个群体有交集,有转换,所以研究对象难确定!融合也是政治和哲学问题,需要先定义什么叫“融合”,是求同还是存异?形式上也许取消户籍等身份限制就可以了。) 此外,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虽然在五年或者十年完全做到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趋同很难,但是要有时间表,消除本地人和外来人在待遇上和服务上的差异。要让外地人成为社会稳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社会才会比较稳定针对1370万人没有户籍,陆杰华认为,虽然这部分人从总量上不是特别大,但是和过去统计时瞒报、漏报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愿意报,比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这部分,生了孩子以后不申报。 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把人口的各种信息收集到,这1000多万中超生的比重应该比较大。由于目前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根据人头来算,比如教育、卫生等,这将是很大的一个利益群体,将来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都是行政管理问题吧?) 可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主观能动的部分,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哲学等一切问题均有联系,不一定是人口学家能够搞清和解释的。但陆老师还是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1、研究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人口红利、老龄化等问题的解读 2、人口红利到底是什么?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劳动力是否过剩?如果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下降,也是好事,是红利不是负利! 3、流动人口问题从空间讲,是经济布局不均衡的问题,从制度上讲,是福利不均等的问题。解决了经济布局和福利均等问题,人口流动自然没有问题。 可见,人口年龄结构基础理论和人口空间合理布局才是人口学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家每年投入那么多研究经费,这两个方面出了什么成果?应该好好综述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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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人口红利仅剩三年
zhao1198 2011-1-27 08:24
中国人口红利仅剩三年 2010年11月10日10:02来源:财新网    2013年,中国持续数十年的人口红利将竭尽,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愈发紧迫   由于中国生育率较长时间保持较低水平,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之久,社会上对中国人口变化和政策选择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在这些讨论中,人口红利成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汇。   粗看上去,人口红利不难理解,即由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然而,由于对这一词汇的准确含义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讨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时,有很多误解,也常见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和断言。   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一种极端是根本不认可这一说法,断言人口红利根本不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经济学者)认为,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带 来红利。他们会问: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很多,为什么以前没有带来红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长很快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享受所谓的人 口红利?中国**几十年来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不都是在讲人口越多越落后,而中国近年来历史性经济腾飞不正是因为我们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长吗?同时,人口增 长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吗?贫困地区的家庭不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吗?   对人口红利误解的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人口红利不仅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在未来30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也会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把简单的人口增长 或劳动力年龄(20岁-60岁)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划等号,认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红利就可以源源不断。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学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业、 社保有关政策的高级官员。这种认识的一个极端版本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不可替代”。   以上两种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均出于对人口经济学中讨论的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红利如何计算   人口红利是过去20年间人口经济学界提出并验证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20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这 一历史性变化就是,在20世纪,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人口期望寿命翻了一番,人们平均生育子女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段时 间堪与20世纪相比。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20世纪后半期,世界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长。按公元1750年时的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口每 翻一番所需时间大约是1000年;按1950年时的增长率,则不到120年,而到2000年,仅为40年。也正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胀, 才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高死亡率和出生率决定的人口快速增长,转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决定的人口低增长,被称为人口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除了其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还有一个历史性机会,这就是造成人口红利的机会。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有一大批人陆续走完儿童、劳动年龄、老龄的生命历程。这批人处在劳动年龄时,便创造了人口红利的条件。人口红 利泛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是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时间差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人口红利其 实是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经济后果。以往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不同,人口红利研究的是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谓人口红利。实现人口红利,一个简单条件就是这些新增劳动力必须能够就业、创造财富,否则,无所谓红利可谈。因此,在计算人口红利时,一定要把不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剔除出去。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 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 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 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 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还有几年   使用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计算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数据与方法的不一,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学者使用回归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学者使用类似方法得出,东亚 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抚养比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 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左图是使用抚养比的方法,对中国1982年至2050年人口红利的估算结果。2000年后的结果是通过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假定出生水平维持在 2000年官方认定的每对夫妇平均生1.8个子女),和以2000年时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消费的年龄模式为假设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抚养比在2013年以前均 呈上升趋势,在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上升速度最快。2000年至2013年间(上图深色部分),抚养比仍呈上升趋势,但速度趋缓。2013年是 一个转折点,有效抚养比在此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因此,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竭尽,不久将成为制约人均收入提升的负面因素。如上图所示 ,由于人口老化,中国有效消费者人数将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即将在2013年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红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即所谓的第一个人口红利。计算这一人口红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不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假设条件加以改进,提出了伴随人口老龄化有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论述。   理解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关键,是生命周期财富的概念以及它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相比,第二个人口红利基于年龄结构变化对财富创造过程 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口因素对资本累积的影响是用标准的新古典 模型来衡量,它假定储蓄率为常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然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生命周期财富总量的变化,并不等于第二个人口红利会自然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代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转移支付或贷款。在这三种方式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其他形式的 财富转移则不会。例如,如果退休人员的消费需求是靠家庭或**发起的转移支付来满足,便没有所谓第二个人口红利可谈。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龄段人群间进 行资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创造资本。而且这种再分配通常依靠**税收政策来实现,而对就业者过高的税收反而会削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过储蓄与资本积累带来新的机会,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口老化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这 是因为,建立有效、可靠的资本市场绝非易事。过去两年中,全球金融危机与众多退休基金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与中国转型   讨论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考虑未来经济增速、劳动者收入水平、资源依赖性、环境保护、贸易关系等,更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依靠大批廉价年轻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来料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无法长期继续下去。   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在未来20年内,这个人群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近20%。面对 中国年轻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转向发展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会促使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会使一般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 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只有广大劳动者收入提高,家庭和 个人才能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适应转型后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个转型也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未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 的1.65亿,增加到2020年时的2.4亿、2030年时的3.4亿,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养老受到严重限制的环境中,如果住房、医 疗和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支出很难有持续性增长。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目前,这个人口红利近乎竭尽,关键转折点将发生在2013年。这必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更为紧迫。   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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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考生大降20%看中国未来
chrujun 2010-4-18 16:32
据北京晚报报道, 北京市高考考生从去年的10万人下降到8万人,下降了20% 【1】。同时,国家级贫穷县贵州省思南县计划在五年内将小学从337所合并成68所,这将砍掉80%的学校,绝大部分小学生将变成住校生【2】。 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 中国青少年人口正在急剧减少! 经济发展导致晚婚晚育,并且一个家庭抚养的小孩数量会大幅度降低(这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证实)。更重要的是严格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将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呈金字塔型分布。 金字塔塔底是老年人,塔尖是青少年!如今,这个现象正在出现。 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对人口政策作出新决策和调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再执行20年,中国青少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大幅度下降,其后果就是经济大幅度倒退,通货膨胀加剧。因为从事生产的人口会大幅度减少,消费人口就大大超过生产人口,这必然会导致各种消费产品价格飞涨。现在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到时有可能成为废纸一堆。 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避免中国因人口政策造成灾难。 【1】 高校在京招生打减字牌 清华北大均减少招生计划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4/231018.shtm 【2】 中共思南县委 思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村寄宿制小学建设工作的意见,http://www.sinan.gov.cn/html/zhengwugongkai/zhengfugongbao/xianweixianzhen/2009/0909/4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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