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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鹏飞：中医研究要善于取象比类
fqng1008 2020-8-30 21:18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人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它是以“象”的相似关联性研究为基础，发掘物质本质属性的实践方法。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便一直成为中医学广泛运用的推理方法，在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合理评价和恰当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究其客观性的理论依据，是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一种方式，在“象思维”受到空前关注和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取象比类是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论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代人们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假物象形”等。在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论述中，存在大量关于“取象比类”的现象。《素问·示从容论》指出：“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圣。”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也提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等等。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便一直成为中医学广泛运用的逻辑思维方法，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取象比类是一种思维方式，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合理评价和恰当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求其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在“象思维”受到空前关注和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取象比类”的逻辑依据。外观的雷同与内存的素质存在相关联的地方。也就是说，象的同一性和质的同一性存在一定范围的吻合。 近来，有人将中医学定义为：“媒体性属性抽象医学。”比如，他们认为，中医说的“火”是借助于自然界的火这个媒体去比喻人体发生的具有热性属性的疾病，这不是一个直接的表达，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类比和转嫁的过程。贾春华认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逻辑是一种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隐喻于中医药语言中可谓无处不在，病因学上“六淫”“七情”；发病学上讲“正邪胜负”；病机上所言之“上热下寒”、“表寒里热”；脏象学说中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中药学药物的“四气五味”；方剂学制方原则讲求的“君、臣、佐、使”；治疗原则中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类比”，而“类比”是为中医学所强调的。 笔者考虑到，取象比类思想能够反复被成功实践，其本质在于自然界与存在于其中的事物在其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在阴阳消长平衡、五行制化胜复、气机升降出入等运动规律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协调一致性，而不同事物外在表象的相似和雷同则是这种本质运动的协调一致性的宏观反映。比如，自然界每天的阴阳消长运动的宏观表现为昼夜的交替，人类则表象为起居劳作，“日出日入、起居作息”则是相同本质（阴阳消长运动）作用于不同事物而产生的外在相似表象。综上所述，取象比类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论。 二、取象比类用于现代中医研究 已故名老中医、国医大师任继学先生曾明确指出：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还要做“中医研究”。“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取象比类是中医研究的一种方法，合理的运用必将为中医学的发展继续服务。近年来，惠于党和国家的中医政策，中医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医科研形势大好，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更要尽可能保留中医学特色，注重原创思维，避免邯郸学步、削足适履，按照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医，必将对提高临床疗效、科研创新大有裨益。 所以，搞中医研究要善于运用中医思维，包括“取象比类”的思想，要大胆想象，小心取证。“取象比类”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予思路，但不能胶柱鼓瑟。要能够通过特殊现象发现一般规律，善于通过偶然性发现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方法，必须经过不断实践才能熟练掌握，学习前人成功运用“取类比象”的经验，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1.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思想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运用最为广泛，几乎成为中医学理论的一大特征。无论是从其哲学母体中转嫁而植入的阴阳、五行理论，还是作为中医学原创理论的藏象经络学说，乃至病因、病机，无不存在着“象”的身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讲的是阴阳的象，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讲的是关于其应用，也就是要根据“象”进行类比。“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是通过取象比类对人体生理的描述。五行理论的象比就更为明显，不再赘述。 《素问·灵兰秘典论》将人体五脏六腑的“功用关系象”类比于“十二官职能关系象”，形象而清晰地阐述了脏腑之间的化生性整体关系，为后世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藏象理论提供了范例。 《素问·离合真邪论篇》：“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也就是中医学在萌芽之时，中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医学家取天地之象类比人体的过程，所以“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而下文则对人体的病理通过象做了提示。 正是如此，《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作为对中医大夫的终极要求，这是因为无论是天文、地理、人事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能成为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点。 2. 取象比类用于现代中医研究 （1）中医病理中的取象比类 中医学许多疾病的病名及病理解释，往往来自对外界自然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取象，比如狐惑病、奔豚气等。在病理上的应用亦不少，举例如下。 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第三风痰停饮痰癖咳嗽曰：予生平有二疾，一则脏腑下血，二则膈中停饮，下血有时而止，停饮则无时。始因年少时夜坐为文，左向伏几案，是以饮食多坠向左边，中夜以后稍困乏，必饮两三杯，既卧就枕，又向左边侧睡，气壮盛时，殊不觉。三五年后，觉酒止从左边下，辘辘有声，胁痛，饮食殊减，十数日必呕数升酸苦水，暑月只是右边身有汗，常润，左边病处绝燥，遍访名医及海上方服之，少有验。间或中病，只得月余复作，其补则如天雄附子矾石，其利则如牵牛甘遂大戟，备尝之矣。预后揣度之，已成癖囊，如潦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水盈科而行也，清者可行，浊者依然停，盖下无路以决之也，是以积之五七日必呕而去，稍宽数日复作。脾，土也，恶湿，而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胜湿，崇土以填科臼，则疾当去矣。于是悉屏诸药，一味服苍术，三月而疾除。自此一向服数年，不吐不呕，胸膈宽，饮啖如故，暑月汗周身而身凉，饮亦当中下，前此饮渍其肝，目亦多昏眩，其后灯下能书细字，皆苍术之力也。其法苍术一斤，去皮切末之，用生油麻半两，水二盏，研滤取汁，大枣十五枚，烂煮去皮核研，以麻汁匀研成稀膏，搜和入臼熟杵，丸梧子大，干之。每日空腹用盐汤吞下五十丸，增至一百丸，二百丸，忌桃李雀鸽。初服时必膈微燥，且以茅术制之，觉燥甚，进山栀散一服，久之不燥矣。予服半年以后，只用燥烈味极辛者，削去皮不浸极有力，亦自然不燥也。山栀散用山栀子一味，干之为末，沸汤点服。故知久坐不可伏向一边，时或运动，亦消息之法。 许叔微因为自身胃中有停饮反复治疗不愈，于是乃反思疾病的病理过程。经过一番“揣度”，联想到“潦水盈科而后行”的现象，创造性地提出胃“癖囊”的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认识、治疗胃溃疡的开端，而这巧妙地一比，在数百年后才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得以验证，其关于癖囊的猜想与今日胃溃疡的龛影十分相似，这种取象比类的方法提高了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值得借鉴。 （2）中医治法中的取象比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明确强调中医的治法确立需要进行同自然界事物运动取象比类的过程。在《内经》时代，就有朴素的基于取象比类的治法，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等。经后世医家不断发展，又创立“增水行舟”、“提壶揭盖”、“围师必阙”、“釜底抽薪”、“扬汤止沸”等治法。通过取象比类而不断完善着中医的治法内容。 提壶揭盖法本为元代朱丹溪首创，是取象比类的一个成功案例。《丹溪心法》曰：“一男子病小便不通，医治以利药，益甚。翁诊之，右寸颇弦滑，曰：'此积痰病也，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已故温病大家赵绍琴进一步继承发展了“提壶揭盖”的理论，以“开宣肺气”的方法治疗水液代谢的疾病，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治疗各种水液代谢障碍疾病，尤其是肾系疾病。 受其启发，笔者领会到济川煎治疗便秘而用升麻一味，意图也是在“提壶揭盖”，手足阳明之气皆以降为顺，足阳明胃气郁闭，故浊阴不降，传导失司，故用升麻走胃，在于辛凉而散，提壶揭盖，以宣阳明气滞，胃气遂下，粪随气降。同时，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第三卷·大便不通》提到:“吾尝治老人虚闭，数至圊而不能便者，用四物汤及滋润药加升麻，屡试屡验，此亦救急之良法也。”中药药性的取象比类，为开发中药的功用提供了思路。结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升麻能够增强消化道的腺体分泌，有类似于中医的“生津润燥”作用，则通过“研究中医”证实了升麻的通便之效。 （3）中药学中的取象比类 前人用取象比类思想指导临床用药，帮助认识药物的功效，主要从药物形态与色泽、生存环境、生理特性方面出发进行研究，分述于下。 形态： 药物的固有形态与其功效存在相关性。如藤本植物青风藤、络石藤、鸡血藤、忍冬藤等，通过“象”我们就会类比到人身的经络，进而联想到疏通经络的作用，验之于临床，着实有效。其他如橘核仁、荔枝核形似男性睾丸且具有温阳理气的功效而用于疝气肿痛；马兜铃、浮海石等体轻中空似肺叶而清肺止咳，芦根、蒲公英管茎中空而有通利孔窍的功能。桑枝、藕节、松节形似关节，因“枝者通达四肢”，而有治疗痹症的功效；核桃似脑而能补肾益脑；地龙形似血管而软治疗血管硬化之属与风证。 一些虫类药，由于它们钻爬穿透的习性，联系到通经活络的药用功效，经过实践，屡试不爽，也因此中医学还专门将这一类药物称为“虫蚁搜剔之品”。 色泽也属于药物的固有特性，历代不少医家以色泽而论述药物功效。如干姜本为生姜之干品，干姜色偏白，偏于入肺，温肺化饮；生姜色偏黄，偏于入胃，暖胃有功。檀香也因色泽分为两种，李时珍在《纲目》亦云：白檀辛温，气分之药也，故能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紫檀咸寒，血分之药也，故能和营气而消肿毒，治金疮。 生存环境： 药物的生长环境时常决定了药物的性味，药物在生长过程当中需要克服环境中的某种偏性，进而具有某种特殊功效。比如生长在水湿沼泽之地的药物，如莲（荷叶、荷梗、莲房、莲子、莲藕、藕节）、菖蒲、泽泻等，具有利湿化湿的功效，水生动物泥鳅、鲫鱼亦是去湿上品，再如龟板、熟地黄都能滋阴补血，但龟板较熟地黄善潜而又不生湿。雪莲种子在0℃发芽，3~5℃生长，所以性温。 药物的不同生长季节会影响药物功效，如《神农本草经》记载菊花要“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意对应四气之升降浮沉，如桑叶、泡桐叶常要经霜打之后采收，即取其秋寒肃杀之气。 生理特性： 动植物的生理特性，往往是人们最初试探其药用功效的出发点。比如鸡内金，人们最初通过观察，发现鸡赖啄食沙石瓦砾以助消化，故认为鸡内金有消食及化石等功能。经方大黄虫丸中使用了四种虫类药物，这四味虫药之习性各不相同，其中虫（即土鳖虫）身体断开后尚可自连一体，故有续筋接骨之功；虻虫善飞，狠咬猛吸，苦泄辛开；水蛭善潜，迟缓善入，咸软苦破；蛴螬善钻，虽具为虫蚁搜剔之品，却因习性而功效各有偏胜。中药天麻，其苗又称定风草，为独苗，不随风动摇，由此也是其作为息风药的宏观依据。 时至今日，上海中医医院王翘楚名老中医通过观察发现花生叶具有“昼开夜合”现象，进而提出花生叶与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同步,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物质基础的设想，从而研制花生叶制剂治疗失眠症，疗效显著。可见，“取象比类”对现在中药学研究仍有重要价值。 3. 切忌盲目取象比类 古今之中医药学家利用取象比类的思想，开拓思路，仔细钻研，取得不少成就，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但是，必须意识到，在“取”和“比”的过程当中，其实践主体是从事该活动的人。在整个活动当中，是以人的尺度来研究问题，因此，在没有标准和原则的情况下，怎样取类、如何比象则显现出主观性，因而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如某位大夫分析济川煎（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的配伍关系，关于方中升麻的用意就以“火炉”做个了形象比喻，说炉子里的炉渣要想掏下来，就必须先往上捅，并称之为“欲降先升”法。于是，其在治疗一例女性习惯性便秘时，便刻意加入10g羌活，以求“欲降先升”。结果，由于羌活之燥，该女病人服药后10天未行大便。所以，其想法不失为一种思路，但是，关于升麻在该方中的意义以及在升麻治疗便秘的意义没有客观依据的条件下，不能盲目扩大化应用，更不能盲目扩大到所有升散药的范围。因此，类比的前提是认真地观察，格物致知，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共性。相信我们如果能够按照中医学规律，运用中医思维进行研究，取长补短，古今合参，就一定能取得理论创新与临床突破。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44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取象比类与中医
fqng1008 2020-8-30 21:04
所谓“取象比类”，即“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理论和方法学构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指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思维方法。盖源于《周易 · 系辞下》：“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意思是说：远古时伏羲治理天下，仰望天上日月星辰，俯视大地山川形势，观察鸟兽的皮毛文采和山岭泽壑的轮廓走向，近的就取象于己身，远的就取象于百物，于是画出了八卦。并用它来再次领悟自然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更为深刻的德行，也就是所谓客观规律，用以描拟天地之间一切万事万物的情状。 “ 取象比类”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所见到的“象”为“中介”，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说白了就是，甲与乙在某些方面相同或者相似，从而推论出在这个方面以外的其他属性或者特征也相似或者相同。举个容易理解但不是很准确的例子。就人的貌相往往儿子“象”老子是人的一种感性认识。因此，看到两个貌相相似的人就推断二人为父子。当然，得出的结论就带有或然性，也就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对于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去验证，就这个例子来说验证并不难，去问问两人或者采用更科学的方法“亲子基因鉴定”。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用该取象比类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容易得到验证。尤其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去验证。 从古代“意象”到“容貌”的解释，“象”与“相”二字似有借代、通假之处，古之山、医、卜、星、相五术都可归为一类。所以，天有天象，地有地貌，气有气象，星有星相，阳宅三要，阴宅风水。人有面相、手相、眼相、耳相、鼻相、舌象、脉象、五脏六腑之藏象等等。天地人合，三材七政，取象比类。医学在中国古代说白了就是一门“看相”的学问，故望而知之谓之神，然后才是圣、工、巧，于是据象、据数、据辞作出判断和诊断来。 中医理论正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构建而成。比如，《灵枢 · 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素问阴阳 · 应象大论》也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或许，你还有疑问，人干嘛要跟天生的一样呢？ 《春秋繁露 · 为人者天》给出了答案：“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 · 人副天数》说：“天有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黄帝内经》又云：“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有五行，御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人与天地相应”。并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所罹患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 《黄帝内经》还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所谓“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和“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及“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等等所说的就是这一道理。所谓“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是也！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对药物的选择，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尤为普遍，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吃啥补啥，象什么就补什么。吃了动物的脏器就会补人体的相应脏器；吃了形如人脑的核桃就会补人的脑子；吃了形如肾脏、命门的豆类就能补肾。花类多生于植物的顶端，所以它的药用功能是多治头部疾病，故有“诸花皆升”之说；藤类植物，因其枝干运送水分营养的功能强大，故能治疗肢体、关节疾病；那杜仲的树皮里有像“筋”一样的条状白丝“筋骨”，所以有人想到吃了这 “筋骨”，就会像树一样筋骨强健。树叶轻飘，易飞扬，故树叶类药，花类药多发散，如桑叶、薄荷叶、菊花、银花、连翘之类为发散类药清热解毒；石头沉重，易下沉，所以矿物类药多用于重镇潜阳，谓之安神，如滋石、龙骨、牡蛎等。而骨、肉、脏器之类则被视为所谓的“血肉有情之品”能治疗人身体中与之相同或相近部位虚损类疾病；龟版、鳖甲之类则谓之滋补肾阴。 《本草纲目》中那李时珍还说，人的身上都是宝：头发、头垢、耳屎、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人尿、乳汁、经水、人血、**、唾液、齿垢、胡须、阴毛、人骨、天灵盖、胞衣、脐带、人胆等都是良药，都有着种种神奇药效。再比如，你喉咙痛去看中医，医生一般都用到蝉蜕，因为医书记载蝉的嗓子好，声音大，蝉蜕可以治疗嗓子。又例如穿山甲很能穿山，所以，女人不下奶，就吃穿山甲的壳，让穿山甲来穿透下奶的通路。 张锡纯（近代所谓中西医汇通大师）认为，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其性尤善搜风，内治肝风萌动，癫痫眩晕，抽掣瘛疭，小儿脐风，外治经络中风，口眼歪斜，手足麻木”。因为蜈蚣走窜很快，中医的神医就认为蜈蚣可以治疗这些由于经络不通导致的疾病。 朱砂可以安神，为什么呢？中医记载：朱砂之重，可以安神。因为朱砂很重，所以可以把你的神给镇压住。高山雪莲，中医认为这个东西大热。为什么呢？既然能在高山的高寒之地生存，而没有被冻死，看来这个植物一定很热了，然后用来治疗所谓的寒病。蝙蝠的屎（又叫做夜明砂）可以治眼疾，因为中医认为，蝙蝠晚上出来，所以眼睛好，所以，吃了蝙蝠的屎，就是治疗眼疾！……　 这种取象比类的联想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充斥在所有的中医的书籍中。蝙蝠眼睛好可以治眼疾，但为什么非要吃它的屎呢？为什么不干脆把整个蝙蝠都吃了？按照这个逻辑，牛力气大，吃牛屎身体会更强壮；人是灵长动物最聪明，吃人屎可以变得更聪明！上千年的“实践”，就是用这种逻辑去指导的，你能期待这样“实践”出来的药物真的有奇效？中医不讲逻辑，只靠联想，其理论依据根本就是弱智！ 可见，“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所谓“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去推测描述人体各种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现象以及指导药物方剂治疗、养生保健等。现在看来就显得十分笼统而又荒谬，缺少科学验证和实验证据。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的“意象”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去医治人的疾病。 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产生，有助于从事物同一性的角度，从宏观认识上把握人体所谓阴阳变化规律，寻究生命奥秘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对自身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后，仍然坚持固守，一成不变。只能说明这种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诚然，这种“取象比类”，如果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许对启迪人类灵感，获取新的认知有一定作用，当然对所得出结论必须经过严格验证。但是象中医这样几乎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之下，加之对于所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进行任何验证。可想而知，这种理论体系必然是充满错误，甚至是荒谬的。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02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医理论之魂
fqng1008 2020-8-26 10:13
中医理论有四条魂，贯穿于中医理论终始。四条灵魂分别是：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三阴三阳。 天人相应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体现在《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而五运六气理论是对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表达，其地位和作用被当代所弱化。阴阳、五行贯穿于中医学理论，当代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其内涵和意义也没有完全发挥经意。三阴三阳在当代中医理论中只保留了概念性的认识。 一、天人相应 天人相应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是中医理论之魂，五运六气理论是天人相应理论的具体应用和表达，是魂中之魂，人法天地而生，人是天地整体的一个有机成分。陈无择曰：“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之常道也。” (1) 天体运行影响自然界万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国自有文字记载，就有对天象的观测记录。《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㧾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说明了天地自然地生化规律。《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说明万物资始，天地化人，人的生存依赖天地以供养。 自然之道在于天、地、人的和谐，人和万物的生长壮老已在于天地之气的运动变化。《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2）自然因素影响人体健康与发病 人体的生理、病理与天地相应：日月、星辰（五大行星、北斗）、潮汐、不同的年份、四季、五季、二十四节气、日夜等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都有内在的联系和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灵枢·经别》云：“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日月：日月的运动变化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明显的影响，人体之气与天地相通，顺应四时变化，人身之阳气靠阳光滋养以温煦，人体气血随月亮的运动而表现盈虚变化。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又：“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因此，如果日月的运动变化出现异常，则邪气侵害人体，治疗上要充分考虑日月运动对人体的影响，辨证论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素问·八正神明论》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 星辰八正：五大行星、二十八宿的运行，对人体经脉、气血阴阳也产生影响。人身气血运行上应二十八宿，五行之气贯通天地五脏。 《素问·八正神明论》云：“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圣济经》云：“五行之气，上应五星，内彻五脏。”《灵枢·五十营》云：“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 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五星运动亦有密切的联系，岁候太过与不及影响人体生理病理。如岁木太过，上应岁星的变化，风气流行，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木克土，影响脾的生理功能，脾土容易感受邪气，产生疾病，临证应顺天而治。《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夫子之言岁候，其不及太过，而上应五星……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又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上应岁星……化气不正……上应太白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太阳司天之政……水土合德，上应辰星、镇星。” 岁运：岁运的变化对人体疾病也有明显的影响。不同的年份，有太过不及之殊；同一年之中，主运、客运会相互作用，对气候和人体产生影响；主气、客气会化生不同的气象变化，影响人体健康与发病。所以治病必须要了解每一年的岁运、客运和客气，以及司天、在泉，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 《素问·六节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灵枢·五变》云：“先立其年，以知其时。时高则起，时下则殆，虽不陷下，当年有冲通，其病必起，是谓因形而生病，五变之纪也。” 四季：生命要顺应天地阴阳，法则天地，四季变化，阴阳交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体的气血与之相顺应，四时气候变化，对应人体相应脏腑，人体的脉象也随四时而变化。 《灵枢·逆顺》云：“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灵枢·顺气一曰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 疾病的发生与自然界四时的异常气候有关联，如春天生东风，如果太过异常，影响人体肝脏；夏天生南风，异常则影响人体心脏；秋天生西风，异常则影响人体肺脏；冬天生北风，异常则影响人体肾脏。 《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又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3）养生治未病：人要顺应四时养生，和于阴阳，以防病治病。春天到来，万物以荣，要早睡早起，散步旅游，顺应春气之生发；夏天万物生长，要保持情绪稳定，享受阳光，适当运动，顺应阳气的发散；秋天凉燥，要早睡早起，保持平和的心态，收敛神气，勿使外泄，多食水果，清肺气，以应秋气；冬天要养精气，早睡晚起，减少运动，以应冬气闭藏。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又云：“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十二月：十二月之中，人气顺应每月的气候变化而自我调节，适应自然规律。如正月二月，人气在肝；三月四月，人气在脾；五月六月，人气在头；七月八月，人气在肺；九月十月，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肾。这是人气与天地相应，每月的运行规律。所以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认识每月的发病特点，以指导治疗。 《灵枢·五乱》云：“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素问·脉解》云：“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椎痛也。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 昼夜：我们知道，日夜的变化在于地球随太阳运动的自转，形成了昼夜，以分为阴阳。面向太阳则为白天，阳气生发；背向太阳，则为夜晚，阳气潜藏。人体的阳气呈现阳光规律，因此我们在养生、防病、治病过程中，要顺应阳气的特点，适阴阳而安居处。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灵枢·营卫生会》云：“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人体发生的疾病，有旦慧、午安、夕加、夜甚的特点，提示我们要预判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提前采取措施，以治未病。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二、阴阳 远古对自然界的认识应该是基于阴阳，阴阳源于古人对日月昼夜的认识，阴阳本原为地球的自转。这在《内经》中可以有所体现。《灵枢·阴阳系日月》云：“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灵枢》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古人对阴阳认识的肇源。 阴阳观念的萌生可远溯至伏羲、尧舜时代，人们对阴阳的认识逐步扩大，把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山之南阳光多为阳，山之北阳光少为阴；把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传说伏羲发现河图，大禹发现洛书。二者皆是以符号标注阴阳。大约4000多年前，古人发明了圭表，并以圭表测影，观察一天、四季、一年阴阳变化，于是产生了太极图，并由此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在阴阳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为四象、八卦，以先天八卦对应河图，说明天道；以后天八卦对应洛书，说理地道。 在夏商之际出现了三易：连山、归藏、周易。连山、归藏已失传，留给我们的《周易》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肇源。《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筮人》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帝王世纪》云：“庖犠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创制“阴阳”一词，明确阴阳概念，则是殷周时代才有的文化特征，殷代龟甲卜辞里就已有大量关于“阴阳”、“晦日”的记载。由于古人对二十八宿的认识久远，此时古人以阴阳描述二十八宿的运行是可能的。《灵枢·卫气行》云：“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 后经春秋到战国中、后期，阴阳观念始发展、演变成一种概念形态。《诗经·公刘》云：“既景遒岗，相其阴阳。”阴阳成为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农家等诸子百家普遍的理论基础，成为古人的思想观和方法论，并把阴阳赋以象数的内涵。此时《易经》理论诞生，《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各有卦辞和爻辞，可能写定于周初至春秋。《传》是解释《经》的，相传孔子所作，今人研究，大抵系战国及秦汉之际的作品，是以阴阳说理，以卦、爻、象、数作为基本要素。 《黄帝内经》应用了阴阳的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了传统阴阳的认识，阴阳应天地之象为主，用阴阳以说医理，《内经》中的阴阳具有象、数、物质以及古代哲学指导下的说理方法，阴阳理论贯穿于《内经》全篇，成为中医理论的灵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说明阴阳是天地自然规律，万事万物的纲领，运动变化的源泉，生克亢害的肇始，是天地之大道。其后《素问·天元纪大论》在五运六气理论中进一步阐发了五运阴阳：“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 三、五行 五行概念的提出和形成，目前通常认为，先有殷商五方概念，后春秋有五材说，多以《尚书·洪范》提出“五行”的概念为五行源头。《尚书·洪范》云：“木火土金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曰嫁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是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形态象来说理五行。 五行概念源于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吗？非也。《五行大义》云：“五行因何生？曰：因天地而生。”董仲舒也明确指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医圣张仲景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可见，五行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 《事物记源》引史记历书曰：“黄帝建立五行，起五部”。应劭注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轩辕……治五气。”《集解》引王肃言注解“五气”为“五行之气”。《素问·五运行大论》云：“览《太始天元册》文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已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昂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已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白虎通·五行》云：“五行者，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为天行之义也。”王冰曰：“五运，谓五行之气，应天之运而主化者也。”《素问·气交变大论》曰：“五运更始，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 五行关键在行、动（传）、运。《素问·藏气法时论》云：“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1）行的含义有二：一是运行之义。《汉书》：“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二是具有行列的意义。《尚书·洪范》曰：“汩陈其五行。”我们目前的教材取其行列之意，即以五行类比自然界万事万物及人体发病与脏腑、经络等，更多地忽视了五行之运行。 （2）动（传）：五行之气在动，在人体表现为五脏之气相传,《内经》以生克乘侮表现。《素问·玉机真脏论》云：“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黄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难经·五十四难》：云：“脏病所以难治者，传其所胜也。府病易治者，传其子也。”《难经·七十七难》云：“所谓治未病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脾气。” （3）运：即五运，是五行之气运，其客观基础是地球的公转。运气理论以生克乘侮、亢害承制来表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在音为角；南方生热，热生火，在音为徵；中央生湿，湿生土，在音为宫；西方生燥，燥生金，在音为商；北方生寒，寒生水，在音为羽。”《素问·六节脏象论》“何谓所胜？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用以说明五运的相生、相胜运化。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六微旨大论》云：“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用以说明五运的相乘、相侮、相承之机。 五行理论贯穿《内经》，贯穿中医理论，是以五行理论也是中医理论之魂。 四、三阴三阳 三阴三阳即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中医古籍里有多种序次不同的三阴三阳，大抵可以归纳为经脉生理特性及其层次类、经脉长短浅深和血气盛衰类、病理反应类、脉诊部位类、时间周期类等。 最早的对三阴三阳记载的文献可能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脉死候》：“凡三阳，天气也……凡三阴，地气也。”《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有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命名的经脉名称，是目前中医医籍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阴三阳术语。 在中医理论中，三阴三阳也是贯透《内经》，张仲景更是以三阴三阳为基础，发展了《内经》临床应用。 三阴三阳在《内经》理论中大体可分为三种内涵： （1）天之三阴三阳：以风寒暑湿燥火六元为本，三阴三阳为标，中气与之相承说理六气天运。《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 （2）地的三阴三阳：以木火土金水阴精与天之三阴三阳相承，以说理地道。《素问·六微旨大论》云：“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3）人的的三阴三阳：《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三阴三阳之气存在于脏腑、经脉、经筋、皮部之中，各部也以三阴三阳命之。其离合出入，升降沉浮，数之可得，合于阴阳变化规律。《素问·阴阳离合论》云：“三经者，不得相失也……阴阳冲冲，积传为一周，气里行表而为相成也”。《素问·热论》云：“伤寒一日，太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三阴三阳在人体中除了归纳经脉生理特性及其层次类、经脉长短浅深和血气盛衰类、病理反应类、脉诊部位类、时间周期类等内涵之外，更多地是探讨天、地、人与自然、疾病的关系，说明人体结构和气化，贯穿中医理论，是中医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是以三阴三阳是中医理论之魂。 《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伤寒论》是对《内经》三阴三阳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伤寒论》三阴三阳源于《内经》三阴三阳，历代医家对《伤寒论》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几无异议，且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有明确交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阐明了《伤寒论》与《内经》的学术渊源关系。 （1）六病：把《伤寒论》中的论述归于六病，历代有之。《伤寒论》是讲六病吗？非也。首先《伤寒论》不只六个病，也不是六组病，大家可以找一找《伤寒论》里究竟有多少病。其次，《伤寒论》讲的不是六病，是伤于寒的各种病。第三，看《伤寒论》的论述，如太阳之为病，少阳之为病等等，讲的都不是太阳病、少阳病。 （2）六经：《伤寒论》讲六经是正确的，在伤寒例中已有明确交待。《伤寒论·伤寒例第三》三阳经“此三经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三阴经“此三经受病，已入于腑，可下而已。”因此六经是存在的。后世刘河间在《伤寒直折》所言亦是。那么是六经病吗？也不是。《伤寒论·伤寒例第三》：“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讲的是六经受病，六经是病位，严格来讲不是六经病。 （3）六气：《伤寒论》讲六气吗？仲景非常重视运气学说，在其原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载有《六气主客第三》一篇，五运六气的基本规律讲得非常清楚。《伤寒论》的六气是天之六气吗？六气是什么？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在《伤寒论》各篇题目中交待很清楚，乃人身之六气，与天之六气相应。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说：“六经传变，三阴三阳之气皆和，大邪之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因此，三阴三阳之气存在于《伤寒论》始终，存在于《伤寒论》灵魂之中。且在各卷之首业已明确交待清楚。六气就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这是人之六气，非天之六气，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六气而进行。六气存在于六经之中，是六经的物质基础，升降出入，构成人的基本生命。如《素问·六徵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六气在六经中传化，如发病则表现出各经症状特点，这也是后世把六气为病理解为六经病的根本原因。 三阴三阳理论贯穿《内经》《伤寒杂病论》始终，故为中医理论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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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与“虚”探讨引发的网聊（2）
fqng1008 2019-12-4 16:20
聂广 (深圳三院)：赵老师，您终于露脸了。一直没发言，我担心是否身体不适？ 赵洪钧：谢谢您的关怀和支持，我的身体还可以。只是跟不上您的脚步了。 聂广 (深圳三院)：一直在等待您的批评。 赵洪钧：李教授的追求和理想很大，但也很难。我觉得，最好是先吃透中医和西医，否则会无的放矢。何况，连物理、化学的基本理论也要推翻 ? 聂广 (深圳三院)：对我的批评。您这一关，是升华之关。 李明远教授：多谢赵先生的指教！对中医的探索是兴趣使然，也多少感到是社会的需要。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医与其它行业都有了快速的发展，更多的引起国内、国际的关注，更大规模的跨出了国门。但客观地讲，由于中医历史、文化、传承和临床的特点，对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包括中医的现代化。在此方面，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有越来越多的中医在采用西医治病救人的理论、技术、手段、方法等，已经打下了较好的技术、社会基础。在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或其它学科理论的 “融合”方面，也有众多专家做了探索、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表明，这方面的探索确实很难，需要中医、西医和其它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没有团队的合作，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个中医的爱好者，我仅仅是抛砖引玉，试图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医的探索、研究。这还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指教，或共同探索。若能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对中医的发展取得锦上添花之效，或可聊以自慰。 聂广 (深圳三院)：李教授，每个人都可以为中医药做出自己的贡献。关键是课题选择，可行性非常重要，即如何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经历做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课题包括全局战略性课题和局部技术性课题，我认为您的积极性、坚韧不拔的精神都是成功最重要的基础，目前仍然徘徊在从事战略性课题还是技术性课题，我觉得您以后者为宜。但一定要在全局战略性指导下选择的技术性课题，然后深入进去，到达别人无法企及的深度。至于做哪一个点，大家可以讨论，但需要您提供自己的想法。不知是否合适，请您考虑。 李明远教授：聂教授，感谢您的理解和建议！根据我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经历，希望对中医的气、气血与物质、能量的关系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气化、经络与人体内物质转化、能量转换和物质、能量输送的关系。再进一步探索物质转化、能量转换及其输送过程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由于初步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探索、框架构思阶段。到目前为止，仍处在遇到或想到什么问题就探讨什么问题状态。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探索是否可行，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能否在理论上，通过基础科学将中医与西医和其它学科 “融合”。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有在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才能在技术上获得突破。毫无疑问，如果不能跨过理论这道坎，其它的探索或许没有什么意义。恳请各位专家指教！ 聂广 (深圳三院)：知道您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您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理论意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意见。让我再进一步思考思考。 李明远教授： 谢谢！ 聂广 (深圳三院)：李教授，我思前想后，觉得您的价值取向恰是过去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没有走出困境的老路子。即以中医理论为研究对象，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原则的战略构想。问题出在哪里？即我的那本书打算表达的想法，现代医学已经在古代医学基础上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前者已经分道扬镳进化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而后者依旧在自然哲学+经验医学的老模式下艰难前行，始终无法建立完整的基础医学体系，形成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互动激活的加速度发展机制。正如人类的起源，许许多多的的人科动物都停留在古人类阶段而最终消亡，只有“现代人”（晚期智人）一枝独秀地坚韧不拔地走向了今天。当然，并非古人类（包括各种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等等）与现代人完全出现“生殖隔离”，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现代人与古人类发生过多次的基因交流，并遗传在现代人的基因组中。青蒿素成功的例子，实际上就是中西医基因交流的典范，即“西体中用”：让传统医学的经验嵌镶在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如同现代人与古人类混合杂交过程中，必然占据绝对的基因优势一样，而不是并重关系。“中体西用”的观点为什么难以奏效？因为中体已经失去了进化过程中的基因优势地位，我们的研究也必须顺应进化的方向和趋势。 聂广 (深圳三院)：李教授，昨晚的话题还没有完。其实，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情绪化风暴。中西医结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验层面，已经硕果累累，但仍然不够（从临床上讲，现在的所有的中医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结合了），但还有新的开拓路径；从理论上讲，目前基本上处于“生殖隔离”阶段，那些基因交流所获得的“骡子”“狮虎兽”等等，无法适应进化潮流而生存或遗传下去。至于内在机制，等我进一步学习遗传学理论后再做解释。 为什么是不切实际的情绪化风暴？因为无论规范化、客观化，都是该范式之内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屡屡碰壁的现实。但另起炉灶（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也无可能，因为已经存在进化过来的具有适应能力的 “现代人”。我们的使命只能是通过进一步的基因交流，促使那个“现代人”进步的再快一点，而别无他途。 鉴于以上，结合您的研究方向：对中医的气、气血与物质、能量的关系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气化、经络与人体内物质转化、能量转换和物质、能量输送的关系。再进一步探索物质转化、能量转换及其输送过程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给出以下感受： （ 1）气、气血与物质、能量的关系，仍然是哲学层面的理解，不是医学研究的对象。基础医学是哲学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才能发挥其临床应用效应，这个在营养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里面已经很详细了，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不是把他们扔到一边另起炉灶，而是进一步增砖添瓦的事情。“四体液说”也曾经统治西方医学1000多年，因为进化需要被彻底抛弃（当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仍然没有消亡，随时可以借鉴），中医理论也必然存在如此可能性，只是它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因为指导临床应用的基于现代医学的科学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天，我说到过“血”是不是“血液”的问题，前者是古代医学认识，后者是现代医学认识，但显然它们就是一码事，不同的是认识阶段差异。也许我们能够从这种差异里面获得“血液”的新认识，但那也是对“血液”认识的发展，而不是重新创造一个新体系。 （ 2）同理，气化与人体内物质转化、能量转换，以及物质、能量输送的关系，也是相同对象在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差异。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即为物质转化、能量转换，以及物质、能量输送增砖添瓦的话，而是企图创建一个新体系，同样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此，我鼓励您开拓人体“能量系统”的新领域，而“气”的学说仅仅是个引子，不要太耗费精力去研究。至于物质转化、输送等细节，生物化学已经说得比较清楚，如果从“气化”里获得了某些灵感，仍然是充实生物化学领域的成果，千万不要企图创建一个新体系，我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事情。 以上想法，不一定准确，供李教授参考！ 李明远教授：聂教授，感谢您的提醒！我对近代 “中西医结合”的历史过程及其纷争并不了解，对“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词语的特定含义也不了解。若是稀里糊涂的“站错了队”，请谅解。关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我想已是历史的尘埃了。当今世界，在众多的领域已是“互为所用”了。至于中医情况如何，我不想评价。 作为我的基本想法，中医在部分理论、临床上一定是科学的，只是需要去科学的认识、理解和解释。这如同人吃了上万年的饭，直到最近 1、2百年，才知道摄取的是纤维素、维生素、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物质。 我想做的只是： 1.如何用我所学知识，科学的认识、理解和翻译中医，希望能在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传播有点儿用。 2.如果能向国土之外的传播也有点儿用，就更好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对欧美这些发达地区，用科学的语言传播、交流中医，一定比传统的做法会好一些。 3.如果在理论上能促进中医与西医的“融合”，有助于中医的发展，当然就再好不过了。如您所说“从临床上讲，现在的所有的中医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结合了”。但毫无疑问，在此基础上，需要更高层次的结合！ 4.如果能在基础科学层面，建立中医、西医共同的理论基础，或寻找到中医、西医共同的理论基础，这种结合才会是稳固的。并且不再是“中医被西医结合”（中医被西医吃掉），而是“互相结合”，共同发展。正如大家所感到的，这很难！对于我的局限性，不可能搞临床研究。若是扬长避短，尽管这个“长”也很有限，做一点儿理论上的探索或许还可行。但能走多远，尚不得而知。如前所说，这需要团队合作，需要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共同努力。 关于气、气血与物质、功能的关系，赵洪钧先生已在 “气血与气血辨证的研究”中，对哲学、医学层面说的很清楚了。根据赵洪钧先生的论述，在中医学，血指肉体，气指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和心理。如前所说，基于物理学，物质具有能量，能量可以做功，因此，物质具有功能。基于化学，“结构决定功能”，如分子、原子、离子等。这些原理都为医学的物质与功能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肉体为物质，因此，肉体具有生理功能。对此，应该没有疑义。 关于 “物质转化、输送等细节，生物化学已经说得比较清楚”。生物化学只是研究了一部分。物质在人体内不仅有生物化学、化学的变化，还有分子微观形态、分子聚集、分子分散、分子在血管内壁、组织间隙表面的吸附、沉积和离子对这些变化的影响等。而这些现象对“高血压”会产生直接、明显的影响。这些应是“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的范畴。根据我所看到的书籍和文章，此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会逐渐探讨、交流这方面的情况。 您说的对， “气化与人体内物质转化、能量转换，以及物质、能量输送的关系，也是相同对象在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差异”。问题是，中医的“气化”太笼统了，没有确切的定义或表述。更不能说清楚水谷是如何“气化”成为气、血、津、液、脏腑、四肢百骸、皮毛等。目前，我们只能借助于西医和现代科学解释这个过程、机理、原理。否则，我们向大众说什么。在太多的电视节目中，一些专家“气化来、气化去”。作为一个“教书匠”，我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创建一个新体系”！现在需要的是在理论上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为临床提供理论依据，给大众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解释。 仅供参考，欢迎质疑、讨论！ 聂广 (深圳三院)：（1）作为中西医基因交流的双方而言，后者处于强势。为什么处于强势，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只能顺应进化从潮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 2）作为中医药传播（国际国内）而言，用世界语翻译地方语言是需要的，有用的。 李明远教授：强与弱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互为转换的。事物是在发展的，要有信心。 聂广 (深圳三院)：（3）在中医学，血指肉体，气指生理功能，只是赵老师对几段经文的翻译，不代表整个中医学理论。 （ 4）这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盼望竭尽全力，争取取得成果：物质在人体内不仅有生物化学、化学的变化，还有分子微观形态、分子聚集、分子分散、分子在血管内壁、组织间隙表面的吸附、沉积和离子对这些变化的影响等。而这些现象对“高血压”会产生直接、明显的影响。这些应是“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的范畴。根据我所看到的书籍和文章，此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会逐渐探讨、交流这方面的情况。 您的信心让我莫名感动：强与弱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互为转换的。事物是在发展的，要有信心。 李明远教授：聂教授，在今天上午的讨论中，由于学科的差异和思路的不同，有些话可能有些偏激，请您原谅。由西方近现代构建的科学大厦，几乎没有给国人留下什么创建的余地。但我觉得老祖宗在中医的气、气血、气化、经络方面的理论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说 “内经”是一部医学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科学巨著！在此基础上，中医学从古代哲学、古代医学延续至今，所形成的诸家理论、技术，应用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脉络之清楚，实属罕见！今天，只要我们能够在科学层面将这些理论讲清楚，不仅会促进中医的发展，也一定会促进东西方的交流、沟通，为医学这座“大厦”构建一块基石或一面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人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在追赶西方。近十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领域或某些点，实现了超越。尽管这还不多，或刚刚开始，但已经开始！过去的三十多年，在一些领域，与老外做过正面交锋，我们还是有胜算的。经过几年的探索、与诸多专家的讨论，在中医方面，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实际上，前人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我们只要跟进、充实、拓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是会实现这个目标的。 聂广 (深圳三院)：李教授，都是探讨，各抒己见非常好。我的观点表达出来，对您的愧疚之情就有所舒缓。您的观点，我也基本上理解了，大家再带着问题沉下心来求学求解，都是很好的事情。 李明远教授：聂教授，难得有这样的讨论！一年多来，通过与您和其他专家的交流、讨论，使我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医、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更多的了解了有关中医的情况。实际上，应该感到愧疚的是我。对于我这个门外汉，大家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谈自己的想法，已足够大量、宽容。尤其是您，为了这个群的活跃、积极、有效的运转，邀请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我会慢慢消化您的建议和提示，争取少走一些弯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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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廖育群：医者意也——中国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
fqng1008 2019-6-26 16:06
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时常可以见到 “医者意也”的说法。好像医学理论的神秘性、治疗方法的灵活性、医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个“意”字来体现。换言之，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就蕴涵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味道当中。然而，医学毕竟是一门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医家究竟如何以“意”来构建这门学问，似乎并无人深究。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 “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 。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 “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 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 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一、出典与含义 “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 。其记述如下：郭玉，和帝 (89～105在位) 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 “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 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 ——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 “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 “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二、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 “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 “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 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 “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 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 。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 (1789) 云：“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 1882）云：“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 1814）云：“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 “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 “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格物穷理之一端”。 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 “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 “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 “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 “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 。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 ；“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 ；“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 尽管这种改造 “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故极易被接受。经验，无疑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应该知道，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 ）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又如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赘疣，在古人头脑中并不认为是源出体内的皮肤疾病，而被看成是外物所附，因而食用皮肤光滑的鱃鱼（泥鳅）可以达到“食者不疣”的效果。 在今本《黄帝内经》为数不多的几个方剂中，有一个治疗失眠的药方叫作 “半夏汤”，其制做方法是：“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 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 “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 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 “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 “意”。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又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 “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 ·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 。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 “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 ，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 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 “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 “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 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 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 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 “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 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 “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 “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 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 。 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 “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 简单地讲， “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 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 “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 “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 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 “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 “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 。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 。 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 “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 “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 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 “意” 明代江瓘（ 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 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 ：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 ”即病历（case 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 “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 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 。 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 300种 。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 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 民国时期，不仅 “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 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 ，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 “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 。 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 “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 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 “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较之于 “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 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 “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 “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 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 “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 “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 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 ，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 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 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 “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 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 “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 “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 “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 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 “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 ；“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 近代自然科学的确比巫术具有更清晰的洞察力，能够揭示许多自然现象与技术手段背后隐藏的 “所以然”问题。例如在传统医学领域中，上述思维方式带来的最“伟大”成就，应该说是众所周知的“人痘接种法”。由于古时认为天花的病因在于人体内存在有先天的“胎毒”，欲要引出胎毒，就必需使用某种能与体内之胎毒产生“感应”的东西，于是便令小儿穿上病愈患儿之衣，或取病愈者的疮痂移植到未患过天花者身上，以实现“引胎毒外出”的目的。 这种错误的认识虽然一直存在于中国医生的头脑中，但却丝毫不影响 “人痘接种法”作为当时预防天花最有效之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便是在牛痘法传入中国后，人们也还是以此作为其原理解释 ；而且对于牛痘的安全、优越性，同样给予了类比式的解释：牛属土性、性情温顺，故用之万全。实际上，直到近代免疫学形成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种痘”何以能预防天花。 同样，人们通常所说 “吃什么，补什么”无疑也是来源于原始的类比思维方式，并成为食疗，以及许多“自然之物”被广泛用作药物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开始对此嗤之以鼻，且常常与前引苏东坡难欧阳修之例一样地加以驳斥：中医言“色赤入心、色赤补血”，那么吃只红色的袜子能治什么病呢？中医言“白糖补气、红糖补血”，然白糖与红糖乃是一物，只不过纯度不同、红糖含有些杂质而已。然而当科学家，或者说是医学家弄清了相同器官的化学构成极为相近时，市场上出售的“猪肚子”（胃）则往往被刮去了内膜——用于生产某种胃药；同样，当人们不再仅仅是从制糖工艺的角度去看待红糖与白糖的区别时，“杂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名分”——许许多多黑色食品的特殊营养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当我们了解到花中多含芳香烃、挥发油，具有扩张毛细血管（发散）的作用时，对于中医据比类之观而言 “诸花皆升”，亦可理解；但对于那些至今还不能对其“所以然”做出解释的理论、技艺，又该如何对待呢？尽管从理论上讲，人类具有不断认识自然，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能力，但又永远不可能穷尽因果之间的全部链接细节。 这不正是 “科学的难点”之所在吗？在此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荣誉”的认知方法——紧紧抓住因果两端，而将期间的细节问题留给未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是也永远会具有存在价值与生命力吗？中医之所以在当代还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恰在于此。 又如脉诊的问题，如果从血液循环的有关知识出发，将永远无法解释与承认：以手腕处的一截动脉作为人体的缩影；按上下顺序划分成 “寸、关、尺”三部，并与五脏相配的理论有何道理。然而局部可以作为全局之缩影，且可给出整体像的所谓“生物全息现象”，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总之，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是否只有实验科学这一条路可走？或者说，以实验为特征之近代科学的局限性，是否可通过沿着自身轨迹的运动发展而被彻底克服，不能说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见《饮冰室合集》第14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华书局，1941。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p.76）指出：“医者意也”是“中医受到怀疑最多、责难最重的一个观点”。 直接之例如：“净苦法师认为：‘医者意也，意者医也’，全凭心意——佛慧佛德用功夫，不可执著，囿于成法”（见李良松、刘建忠《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1993）；间接之例，详见后述。 前引费振钟《悬壶外谈》之封面，印着如下题记，展示着文人的特有视角：“医者，意也。”这句代表古典中医的话，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责难与否定。但若是少了这句话，不仅历代名医失去他们医学上自由创意的愉悦，所有那些精妙的医术都会变得黯然无色，便连今天对于中医的叙说，亦复没有多少趣味了。 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p.2735. 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测量左右手之长度，得出结论：古代左利多于现代。 引自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八，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496。 《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p.5091。 《千金要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 《千金翼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 《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0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9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44.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8. 见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2—193.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507.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45. 《局方发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p.1. 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0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册，p.37。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09 引自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p.20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10.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26. 关于此故事的来源，亦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言此之意在于解释食物鉴别知识的起源，而非指医药，即神农之所以称“农”的原因。其后才逐渐被解释成“识药”。 孔健民：《中国医学史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p.10。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p.6.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p.2. 详见J.G.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对巫术思维规律的具体分析。 《灵枢·邪客》 《东坡志林》卷三。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p.276.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76。 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见氏著《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p.126. 同上，p.125. 《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p.116.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唇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58. 前引《后汉书·郭玉传》载：帝奇郭玉诊脉之神技，乃“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因男女授受不亲，医家诊脉亦在忌避之列，故诊妇人时乃系一絲于患者手腕，引出室外，而仅令医者诊其絲。故事云：一医行悬絲诊脉后，断为有孕。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主人乃引其入室，见絲系桌脚，问曰：“更复何言？”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 《难经·十六难》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另版。 《素问》与《灵枢》间的种种区别，是研究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究竟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还是互不相干之两本独立著作的重要线索。在脉诊方面，“三部九候”法仅见于《素问》，且云：‘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灵枢》亦名《九针》）不必存。”可窥两书间的对立。 、45《灵枢·禁服》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 扁鹊脉学的内容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中有所保存，可参。 《难经》提出一种新的学说：两肾左为肾，右为命门，后世遂有命门之说。左肾为“水”、属阴；右肾（命门）为“火”、属阳，仍不离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 清代王九峰语，见《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木刻本，。引自《中华医史杂志》，1984,（2）：65.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详见《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2813.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之出版者“前言”，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高春媛：“中医医案发展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7,（4）：207. 引自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同注54. 黄煌：“晚清名医柳宝诒及其学术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87,（1）：23. 同注54. 浙江省中医学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叶熙春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省嘉兴地区卫生局编：《金子久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临证偶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吴佩衡医案》，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引自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p.1—3、211. 中医研究院主编：《蒲辅周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 《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0.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此即所谓“经方派”人物，始于清末民初。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经”；视其医方为“经典之方”；并以能守原方、原量，甚至原服法而自誉。详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p.7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391.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p.276. 吴克让：“评‘我国药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中华医史杂志》，1984,（4）：254.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p.79. J.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二卷，p.36. W.C.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p.479。 最早介绍牛痘的著作名曰《引痘略》，显然是为了表述“引痘外出”之意。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8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短史记》“‘阴阳五行’用于治病，是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热度 1 fqng1008 2019-1-26 23:40
林兄，转来之文有让人阅读和思考的兴趣。我仔细看了文章和后面的留言，并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作者的详细介绍，只有一个简单的名头：谌旭彬，男，湘西才子，历史研究者。现任职于腾讯网历史频道，为频道主编。 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感觉大多都是标新立异特意制造噱头那种，论证不太严谨，论据不太准确。读其他文章的时候，有人指出： “他是什么背景？百度上竟然没有他的词条？他是类似柏杨那种人么？还是说是个历史发明家？......腾讯制造这种噱头有没有什么风险？背后有没有谁授意？” 从专业角度看，我提几点看法供大家批评： （ 1）从医学史看，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但是，医学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医学，随后是自然哲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可以说，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将医学本能和原始宗教相结合，创造了巫术医学。随后“巫医分家”，医学经验与自然哲学相结合，产生了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的五花八门的传统医学。 （ 2）从发生学看，如果没有天人相应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就没有中医学。这些是华夏地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然哲学，也是“巫医分家”的坚实基础。它们既是阐述医疗经验的说理工具，又是构建中医学的骨干理论；从知识体系讲，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与医学经验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谌旭彬最大的“无知”是：这不是一场荒唐的玩笑，而是那个时代最精明、最智慧的选择。想想看，为了承担构建医学理论的任务，华夏地区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可以利用？ （ 3）从动力学看，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医学不可能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严谨的学科体系。因此与所有传统医学一样，经验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融合状态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拉郎配”关系。因为这些学说的特征是援物比类和思辨猜测，而不是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所获得的可以检验的内在机制。虽然可以解释医学现象和 经验事实，但不能产生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交融的互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加速度效应。现代医学的诞生，是医学的又一次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革命。它的基础与现代科学一样，以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作为前提，因此逐渐形成系列的基础医学体系。这些学科的形成，塑造了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传统医学为什么步履艰辛，发展缓慢？关键在于经验与哲学的“拉郎配”关系，无法产生加速度效应。 （ 4）从医学传承看，这些学说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钥匙，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但从医学创新看，这些学说必须与经验事实进行剥离，或者回归于经验事实，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例如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等，辨病与辨证（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等。因为传统医学要升华为现代医学，只有剥离其中的解释系统，才能有效完成这一过程。 附谌旭彬：“‘阴阳五行’用于治病，是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是邹衍。孔、孟不谈阴阳五行。是邹衍首次把阴阳五行糅合上升至“哲学高度”。 不过， 邹衍自己并不相信这套学说。他只是拿着 “阴阳五行”作幌子，来忽悠君王，变相推销自己“仁义节俭”的政治理念。 这一点，《史记》当中讲得很清楚。 《孟子荀卿列传》里说：邹衍认同儒家所提倡的 “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所以呢，目睹君王们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邹衍改变了推销的方式，造出一套“怪迂之变”，也就是阴阳五行。 按邹衍的说法，每个政权的建立，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德对应，得到了该德的支持。等到该德衰弱，就会被 “相生”的另一德取代，政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土生木，木生火，黄帝的政权属于土德；大禹的政权则是木德；…… 《史记》里还说，邹衍将这套东西拼凑出了 “十余万言”，体量很能唬人。他希望拿它来节制君王们的私心私意。最开始，君王们觉得邹衍懂得推演“天运”，很喜欢他；不久发现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节制王权，就对他没兴趣了。 基于上述史料，学术界对邹衍及其 “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多倾向于对其动机报以“理解之同情”。李山说它， “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徐复观也说， “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 。 不相信 “阴阳五行学说”的邹衍，实在没有办法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体察到了他的这番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之与孟字、荀子归为一类。 邹衍的 “阴阳五行”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邹衍之后的“阴阳五行”，也同样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 秦统一六国，为论证自身统治的 “历史必然性”，曾直接将“阴阳五行”拿了来做宣传。秦政权宣布：按照“阴阳五行五德”的轮转，周是火德，秦是水德，理该取代周的天下；为强化宣传效果，黄河被命名为“德水”。 到了汉武帝时代，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故技。 董先是用 “阴阳五行”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将之推上“宇宙终极真理”的高度。然后再鼓吹“天人合一”，声称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正对应天每一年有366日；人有五脏，正对应天有五行；……由此“论证”出一个结论：“人身即是一小天地”。 由上述两项结论，董再进一步，推论得出：人道运作，必然也与天道运作遵循着完全相同的规律。天道有阴阳，好比人道有刑德；天道阳气繁盛阴气肃杀，故人君治国，应采儒家之 “德”而非法家之“刑”；天道按“水火金木土”五行运作，相生相克；故人君治国，一举一动也都在天意的注视之下，有不合天道之处，就会降下相应的五行灾异来警告。 图：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 显然，董仲舒存有一种幻想。他希望以提升皇权的合法性（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饵，来诱使皇权接受 “天意”的制约，而“天意”的解释权则握于儒生之手。 这当然只会是一场春梦。汉武帝爽快地拿走了 “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同时轻松夺走了“天意”的解释权。试图垄断“天意”解释权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了死牢，赦出之后“不敢复言灾异”。 但事情也并非全然在武帝的掌控之中。他的数十年暴政，搞得 “天下户口减半”、“人相食”，反刺激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在民间的传播。不少人拿这套理论来攻击汉帝国，说它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按照“五行生克”，汉朝的“火德”天命已走到终点，为免天谴，应主动禅让给“土德”。 为应付这种舆论，汉哀帝曾举行仪式，宣布自己不再是 “火德”支持下的“汉朝皇帝”，而是承受了“土德”天命的“陈圣刘太平皇帝”。再后来王莽代汉，也用“阴阳五行”之说来粉饰合法性，说自己的天命是“土德”。 进入东汉，光武帝充分吸取 “历史教训”，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说，阉割成用儒家经典来算命卜卦的“谶纬之学”。 公元 56年，光武帝下诏，由官方颁布图谶，严禁民间私造谶纬。这意味着，所有谶言只能出自官方图谶；所有谶言的解释权也全部收归官方。 如果说， “阴阳五行”还有那么一点点政治理想的话，谶纬学就完全只是怪力乱神了，在思想上对皇权不再具有任何的批判性。终东汉一朝，政府长期致力诱导知识分子学习谶纬之学。只有搞谶纬，才能得到朝廷青睐，才能有学生门客追捧。 当然，谶纬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变成权臣们的工具，被他们拿来宣扬自己也有天命做皇帝（权臣们才不会在乎自己所玩的谶纬是否 “超纲”，是否突破了官修谶纬的范畴）。所以，从曹魏到隋，朝廷又转而严禁谶纬。 简言之， “阴阳五行”是出于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它被皇权利用、排斥乃至阉割，是必然之事。 但它最后存身于 “中国传统医学”，并被发扬光大，则实属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最早把邹衍、董仲舒等人的 “阴阳五行”理论照搬过去的中国传统医学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很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史记》外传之后，“黄帝”二字不过是托古，这是当时的一种潮流，《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有十三家十九种挂靠在“黄帝”名下。 图：《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之后 这种照搬，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场灾难。 本来，董仲舒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医学家。但是，他为了证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惮于用 “阴阳五行”大讲特讲“天人合一”。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这些东西，稍通逻辑者，即可知其纯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单就关节而言，董仲舒就没有把数目数对；某些不死心的当代“国学家”，把关节替换成骨头，也还是凑不足366块。 《黄帝内经》大量照抄了这些说法，一如章启群所言， “《黄帝内经》是董仲舒思想的细化和深化”。 因其 “医学理论”袭自政治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 书中一再不厌其烦地称赞 “圣人之治病”，要如何如何懂得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 比如，被春天的东风吹伤了，那一定是 “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肾”……今天，稍有逻辑常识、医学常识者，都可以看出，这些话完全是在扯淡。 可惜的是，《黄帝内经》所开启的 “圣人治病”的医学传统，究竟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迄今并未得到任何学术检讨。各种医疗保健广告中，《黄帝内经》仍在以权威典籍的身份，频频出镜。 参考资料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汉书·五行志》；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收录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三联书店，2001；章启群，《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华书局，2008；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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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心知肚明：中医在理论上是跛脚鸭，迫切需要用现代科学补课
热度 14 yindazhong 2017-1-9 18:56
谁都心知肚明： 中医在理论上是跛脚鸭 ，迫切需要用现代科学补课更新，尤其是那撑起中医理论与实践半壁江山的经络理论。 几年前，中医黑箱里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被我用现代科学开拓解读了一番（参阅“ 中医黑箱里的大科学 ”），所谓“中医拯救西医的四大锦囊”，给中医理论的发展指明了阳光大道。 可惜相关老夫子抱残守旧，不知道珍惜我的无私相助及其重大价值，竞又回过头去，捡起“金木水火土”的千年裹脚布，继续把那老祖宗的“三寸金莲 ” 原型捧出，涂脂抹粉，草草包装，突兀传销，怪力乱神。 唉，算我瞎操心，自作多情，费了五年科研的黄金时段。不过操心并非完全白费，让我捡了几颗“皇冠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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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是玄学吗？
热度 23 zhognyijiang 2016-4-27 16:14
今天崇洋媚外的中国人有个特点，只要是中国的东西，无论对的还是错的，他总有办法给你说成是愚昧、落后的。看到一个个对中医没有丝毫认知的“科学家”讨伐中医理论，指着关公骂曹操，无疑是一种黑色幽默。 中医理论为什么是玄学？因为在网络上某些“科学家”的脑子里，汉字和科学就是不搭边的，什么“金、木、水、火、土”他一看就能联想到算命的，如果把这些汉字改成A、B、C、D、E，他可能就觉得高大上，就“科学”了。 假设我们观察人体很久，我们发现诸多现象之间似乎有某种特殊关联，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和关联，某人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是人体各部份可分为个5个 状态: A、B、C、D、及 E，而这五个状态，各有其特别的性质，彼此也有某些特定的关系，而我们可以再细分为A+、A-、B+、B-、C+、C-、D+、D-、E+、E-，“+” 状态 和“-” 状态又有一些不同点，另外这些状态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譬如说温度、压力等等。 假设这一套假说，它可以解释人体内多种现象，我们把套假说再往前推，看它是不是能预测和改变未来的现象，譬如说我们能不能用它来预测疾病的发生，或譬如说我们能不能用它来改变某种病症而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换句话说，用上述的检验方法，来考验这套假说，如果经年累月，经过很多的考验，这套假说还能够成立而不出错，我们的假说就可以像物理学中的假说一样，成为一个真实的、有用的定律和理论，而这个方法是再科学不过了。有人可能会问最初是如何想出A、B、C、D、及 E五个状态和其中的关连，这就像是问爱因斯坦为什么能想出E=MC2那么简单却伟大的式子，可能是经过不断的观察与思考，可能是经过无数次地提出假说与修正，也可能是来自远超过平常人的聪明才智。总之，这个提出假说、不断验证、成为定律的步骤，不仅是科学的，更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回到中医，再把上述的五个状态用木火土金水来代表，告诉你木火土金水这五个状态各有其特性，同时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而阳代表“+”，阴代表“-”，阳阴有其特殊关系，而胆属阳木，肝属阴木，小肠属阳火，心属阴火，胃属阳土，脾属阴土，大肠属阳金，肺属阴金，膀胱属阳水，肾属阴水。并且再告诉你这个木火土金水的假说，经过上千年无数的验证，同时也能基于此假说预测和治好各种病症，那么这个基于事实，从事实中归纳出来的“木火土金水”的假说为什么不是一个科学的定律呢？ 中医药的一些原理来自于观察和经验，是对观察和经验的总结，所谓“阴阳五行”不过只是符号，就和ABCD一样。玄学是什么我不清楚，不能因为古代中医用的符号和算命的人用的一样，就否定中医理论，认为中医理论是玄学。比如说配伍方剂。其最基本的原理是复方，其次是复方需有规则。这两个基本原理是来自于观察和经验。这里面就包括有验证。所以它的基本方法：观察、推理、假说、验证，是科学的方法，是科学。方剂的两个基本原理：“复方”和“复方规则性”是和现代医学或“西医科学” 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某些方剂中的一些内容今天看来不一定合理，只是由于当时知识和手段的局限性。 　　 在今天的中国 确实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神医”在忽悠他们的玄学理论，还打着中医的旗号。这些人和天天在网上反中医的科普混子一样，是把中医的生理病因学说，当作了中医学的主体本质。这些缺乏训练的人并不清楚玄学和中医理论的真正差别。中医学的主体是他的医药科学知识。 不能因为中医学的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特征与西医不同，就否定中医的科学属性；也不能因为中医学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就认定中医是玄学，从而将中医学从自然科学中剥离出去。我希望那些认为中医理论是玄学的人，能够讲出一些道理，而不是似是而非，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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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和新问题
热度 2 zhognyijiang 2013-8-16 19:0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1880do=blogid=717277 看了何老师的博文，不得不说何琪老师对中医理论的质疑是非常尖锐的。 中医学中的辨证概括一下就是：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确立症候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即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向，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症候的过程。 而面对这样的方法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中医运用的那些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体征、环境等，几百年都没多少变化，用这样的东西翻来覆地去解释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会不会是一种误导呢？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怀疑一切的时代，有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没有怀疑也不会有发展和进步。 但我还是要说，医生先考虑的永远都应该是怎么把病治好。因此，它究竟是误导，还是“正确的废话”，还是要通过事实来说明。何老师的质疑我就不回答了，我觉得它需要更资深的中医来回答，前辈们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多年浸淫才有发言权。我本人还是个学生，我暂时只能把这套理论当作“正确的废话”来看。 何老师认为中医理论提不出新问题，这我是不能认同的，中医理论内容上看似没有变化，但每一代医家的新解释都给中医理论的内容赋予了新的内涵，只不过这套方法和思维模式没有改变。《黄帝内经》虽然几千年没有变化，但清代中医比汉代中医对它的看法要丰富的多。人类社会在发展，疾病谱也在不断变化，提不出新问题的医学早就被淘汰了。到了现代社会，在科学的冲击下，站在科学的角度看中医理论，可以说处处都是新问题，只要你想研究它。 至于中医理论属于昨天还是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这不是讨论得出的，如果有更好的理论取代它们，那它们就属于昨天了。我对何老师用新的理论解读针灸产生兴趣的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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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当直面自然科学标准评价 王锡民
wangximin 2012-3-24 19:10
采用哲学标准，可判定中医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再采用现代自然科学标准，则证明中医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确存在着时代差距。这就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使中医理论通过各种方式为现 代自然科学理论所解释和认定，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医当直面自然科学标准评价 □ 王锡民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临床医学院 　 ● 争论“中医是否科学”的根源是因为中医理论没有得到现代自然科学标准的认可。从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上讲，单从哲学层次上进行真理认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自然科学判定标准的实验检验，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科学界的彻底认可。这也是当今时代对中医理论的客观要求。 　　●应用现代多学科理论破解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将其改造成为与现代科学思想相适应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在现代科学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健康发展。 　　 100 多年来，关于中医理论是否科学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并由此引发了历史上 4 次大的反中医高潮。那么，为什么世人对中医的认识会截然相反呢？这其中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只有找到这种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笔者认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是由于双方所持判定标准不同而（所）造成的。其中，认为中医理论科学者采用的是哲学层次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而认为中医理论不科学者所采用的则是自然科学层次的实验标准。由于双方所持判定标准不同，故而争论不止。所以，要想解决双方的争论，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双方在判定标准上达成共识，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令双方口服心服。 　　要使判定标准达成共识，首先要搞清中医学的学科归属，然后，制定统一的判定标准就有了客观依据。 　　 中医学是古代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定义是：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有机自然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各门科学的总称。据此不难看出，中医学理应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而且，据自然辩证法的划分，科学可分为古代自然科学（ 16 世纪以前）、近代自然科学（ 16 世纪～ 19 世纪末）和现代自然科学（ 20 世纪初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 “ 科学水平 ” 上的时代差距。据此，我们可将自然科学的定义描述为：自然科学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于物质的具体形态、属性、结构和运动形式的认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理论是可变的，它具有时代特点，是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科学水平的自然科学理论。 　　中医学产生于 2000 多年前的古代自然科学萌芽阶段，因而应当归属于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在那时，人们只能凭借感官直接观察和体察自然界的变化，从现象上收集经验事实材料，再加上天才的理性思考和大胆的猜测，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此认识客观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这样可以正确地把握自然界整体总画面的一般性质。 　　但其缺陷是，不能具体地说明自然界内部的细节联系，所以不得不借用哲学的思辩方法来填补这些知识上的空白。因而形成了以哲学思辩与自然事物具体知识浑然一体的一种知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古代 “ 自然哲学 ” 。古代自然哲学的特点是，它既包括哲学的探索，也包括自然科学本身的研究。简言之，古代自然科学是以 “ 自然哲学 ” 的形式存在的。 　　自 20 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新阶段，开始以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上一切复杂的事物。在认识自然客体的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各种物质类型及其运动形式，而且要认识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不仅认识物质运动的宏观整体过程，而且深入到物质客体的微观结构；不仅注重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自然现象的演化机制，而且还要注重揭示其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 　　据此可知，古代自然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距。中医学做为古代自然科学，它与现代科学之间当然也存在着时代差距。但必须指出，这种差距只是不同时代 “ 科学水平 ” 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科学本质上的差距；只能说古代自然科学没有达到现代自然科学的 “ 科学水平 ” ，而不能说古代自然科学 “ 不科学 ” 。 　　 争论源于科学判定标准的不同 　　认定中医理论科学者采用的是单一哲学标准 　　首先要指出，中医名家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医治病方法是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的，具有客观真理性。但必须清楚，中医治病疗效之所以能得到保障，是因为接受了中医理论的指导。这一事实又反证了中医理论是客观真理，是科学理论。 　　那么，为什么中医百年来会一再遭到 “ 反对中医派 ” 的反对和排挤，并被斥之为 “ 伪科学 ” 呢？ 　　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医理论没有得到现代自然科学标准的认可。从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上讲，单从哲学层次上进行真理认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自然科学判定标准的实验检验，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科学界的彻底认可。然而遗憾的是，中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和学说，至今也未完全得到现代科学实验的证明。于是，坚持用自然科学标准评价中医理论的人，就形成了否定中医理论的 “ 反对中医派 ” 。笔者由此推出，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认可，是当今时代对中医理论的客观要求。 　　 认定中医理论不科学者采用的是单一自然科学标准 　　现代自然科学对科学理论的判定，主要根据是自然科学本质属性的三条主要标准：一是客观真理性，即科学理论需要经过科学实践的反复检验，这一条源于哲学标准，中医理论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二是可检验性，即科学理论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此条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特征性标准，中医理论不符合这条标准。三是理论的系统性，中医理论也符合这一条标准。 　　很显然，中医理论不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中的第二条 “ 实验 ” 标准，因此被 “ 反对中医派 ” 认定为 “ 伪科学 ” 。但这种认定犯了片面性错误。因为实验检验只是自然科学层次单方面的标准，并不能代表哲学层次的 “ 实践检验标准 ” 。那么，当哲学实践标准与自然科学实验标准发生冲突时，哪个标准更具有权威性呢？回答是，哲学实践标准！因为，哲学规律反映的是所有自然学科中最普遍存在的一般规律，中医学也当然包括在内。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任何标准都不能取代它。 　　对于中医理论来说，所谓的实践就是指导临床治病；治病疗效好，就证明它是客观真理，是科学的理论。因而，对其 “ 科学性 ” 的认定，只有临床实践才是检验它的试金石和金标准，也最具有权威性。这就告诉我们，即使实验方法暂时不能证实其物质基础，也照样可以认定中医理论具有 “ 科学价值 ” ，毋须等待 “ 实验 ” 找到物质基础之后才做定论。 　　虽然 “ 实验 ” 也是实践的一种方式，但与临床实践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因为中医理论是先经过临床实践检验几千年之后才做实验的，所以，找不到物质基础并不妨碍中医理论的临床应用。这就决定了实验结论必须服从临床实践检验结论，而不能违背临床实践结论而错将中医理论定为 “ 伪科学 ” 。 　　况且，中医理论是复杂科学理论，用简单的分析还原实验证实不了它，并不能证明它就真的不科学，因为也可能是实验方法不正确。因而，没有理由因为时代差距或暂时没有参透它，就武断地否定它的科学价值。 　　迄今为止，人体还有大量未知之谜远没有被现代科学所揭示，它需要人类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才能知晓。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掌握了现代医学这点知识就误以为掌握了人体全部奥秘和 “ 绝对真理 ” ，那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 坐井观天 ” 就必然会犯 “ 盲人摸象 ” 的片面性错误。 　　 判定中医应采用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标准 　　从中医生存发展的角度讲，对中医理论进行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标准的认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采用其中任何单一标准所得出的结果都是片面的，而且都会引起对方的反对。 　　因而，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采取哲学层次与自然科学层次的双重判定标准，这样就可使双方在判定标准上达到共识和统一，最终得出令双方均口服心服的结论。况且，中医学作为一门亟待发展的自然学科，也理所应当接受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双重标准的检验。 　　切莫忘记，当今时代是现代科学的时代，现代人是在现代科学思想土壤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只承认现代科学思想，不承认与现代科学思想格格不入的其它理论。所以，中医理论作为古代自然科学理论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当然也在情理之中。我国目前学西医者远远超过学中医者，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学西医者都能学懂中医理论，也不可能让他们每个人都去体验中医治病的疗效；而不了解中医理论的真实内涵，就有可能产生误解。有误解就必然会产生一代又一代的 “ 反对中医派 ” ，而且永远不会终止。这就提醒我们，中医人必须认清形势，勇敢面对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认清中医的生存应当靠自身的强大，而不是永远依靠政府的扶持。只有从根源上找出被否定的原因和差距，然后进行针对性地改进，使其与现代科学理念相适应，最终就能得到 “ 反对中医派 ” 的承认。 　　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从其它学科中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才能发展壮大，缺乏营养的生命毕竟是脆弱的。也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谋求发展、利于创新，而不应当与世隔绝、固步自封。 　　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应用现代多学科理论破解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将其改造成为与现代科学思想相适应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科学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健康发展。一味抱着原来的优势而不求随时代发展而提高，这种优势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取代，其结果是被时代所淘汰。这与生物进化论的 “ 优胜劣汰 ” 原理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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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破解中医本质才能汇通中西 王锡民
热度 2 wangximin 2012-3-24 19:08
迄今为止，中西医结合的统一理论并没有真正形成。目前临床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多是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对症治疗的简单叠加—— 唯有破解中医本质才能汇通中西 王锡民 佳木斯大学临床医学院 　　 ●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医学，有必要将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医学理论。 　　●中西医理论在内涵上是相通的，科学破解中医理论的研究本身，就是实现中西医理论统一的可行途径。 　　●能否成功破解中医理论的本质，关键取决于理论性研究的力度，而实验性研究则在其次，并且需要二者紧密配合。 　　当前，面对严重危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心脑血管病、癌症和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挑战，无论是单纯的中医、西医，都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中西医结合虽可扬长避短、提高疗效，但现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并不是在中西医统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必然会限制中西医结合疗效的提高。据今看来，只有中西医在更高层次的结合（即理论的结合或统一）才能带来希望的曙光。 　　 目前中西医结合层次低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将会是盲目的实践。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病，都必须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同理，中西医结合治病也应当在中西医结合的统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然而迄今为止，中西医结合的统一理论并没有真正形成。目前临床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治病，实际上是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对症治疗两种方法并行，各走各的路；在用药时则是中药与西药的简单相加。尽管这种治疗方式与单纯的中医或西医用药相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疗效，但说到底不是在中西医统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属于低层次结合。 　　这种结合的明显缺陷在于：中药方剂的随证加减与西药的对症治疗在药理上有无重复使用或空白之处，其针对性和有效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等，无法做出准确的判定，这就必然会影响提高疗效。相反，如果在中西医统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就可能避免这种弊病，并可使疗效提高到最佳状态。因为，理论问题一旦解决，临床应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由此说，实现中西医理论的统一，才是中西医高层次的结合。 　　 在理论层次实现中西医结合很重要 　　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是研究侧重点截然不同、却又各具优势的科学理论，中医学理论的优势是“整体系统观”，在“宏观整体上清楚，微观局部上模糊”。西医学理论的优势是“分析还原论”，在“微观局部上清楚，宏观整体上模糊”。 　　既然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医学，那么就有必要将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理论。这样既实现了中医传统理论的现代化，又弥补了中医理论在微观上的不足；同时也使现代医学理论在整体水平上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产生质的飞跃。由此可知，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统一，对于当今整个医学的发展趋势来说，意义重大。 　　 破解中医理论内涵是统一中西医理论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就提倡“中西医并重”，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研究中医理论，试图揭开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但应当看到的是，仅靠这些实验数据，对于揭示体系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中医理论本质来说，其距离依然十分遥远。学术界因此形成了两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理论是在东西方两种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由此得出“中西医理论不可通约”的结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以现代科学破解中医理论工作失望后转而派生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消极地认为传统中医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甚至是“伪科学”。 　　笔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产生这两种片面性的认识，说到底是研究者受自身学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所致，而不是中医理论不科学，中西医理论真的就不相通。其实产生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因为要从现代科学角度认识中医理论的本质，最起码要涉及 60 多个以上学科的理论知识，要让每个研究者的学识都达到如此渊博、全面的程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中西医理论不可通约”的错误之处，在于割裂了人体复杂功能与人体复杂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最终将中医理论推到“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理论”和“玄学理论”的境地，这就从根本上远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滑向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笔者一直认为，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诊断治疗疾病的科学。既然二者研究的对象是同一人体，在同一人体内绝不可能出现两种毫不相关的“结构和功能” , 而对于同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也决不可能出现两种毫不相关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理论在内涵上应当是相通的。既然内涵相通，实现中西医理论的统一就是可行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角度讲，既然承认中医理论是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那么，在人体中就一定有其物质基础。尽管目前还不能准确地对号入座，但并不等于就没有物质基础。可喜的是，现代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把人体的微观结构搞得一清二楚，而且又有如此众多的现代边缘学科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联系，那么，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其物质基础，并最后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 　　但必须明确，要实现中西医理论的统一，其前提是必须先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破解中医理论的本质。一旦中医理论的本质得以破解，那么，中医理论就会变成可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阐述的现代科学理论。这时，中西医理论的统一就自然会水到渠成。所以，科学破解中医理论的研究本身，就是实现中西医理论统一的可行途径。 　　笔者根据近 30 年来对于中西医两套理论体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应用现代多学科理论破解中医基础理论已不再是梦想，而是已经成为现实。中医基础理论的元气学说、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精气神学说、六气学说、辨证施治等核心内容，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能否揭开这一千古之谜，关键决定于研究者是否真正掌握了多学科的知识功底。 　　 破解的关键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齐头并进 　　从研究的理论性和经验性区分，科学研究可分为理论性研究和实践（经验）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通过理性思维，从已有的经验、事实材料中探求和发现普遍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中推导出结论的研究。实践（经验）性研究，主要是通过直接观察现象（特别是科学实验）发现、搜集新的经验、事实材料的研究，因而也叫事实性研究。医学中的实践性研究，主要有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两种方法。 　　实践性研究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性研究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实践性研究的作用，是为理论性研究揭示事物本质提供客观证据。若只有实践性研究而没有理论性研究，即使材料堆积如山，也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而揭示事物的本质恰恰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由此可知，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性研究比实践性研究更为重要。 　　从科学研究的难易程度看，实践性研究要比理论性研究容易得多。我国以往对于中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经验）性研究的层次上，如临床观察和实验室研究。但事实证明，由于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很难揭示出中医理论的本质。这是因为，人体是由多个层次结构组成的、有着极为复杂联系的巨大系统，每个层次之内都自成系统，而且子系统层次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研究者即便是能从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中取得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终归属于现象问题或局部问题，仅据此，很难搞清这些数据与人体这个巨系统的各种复杂功能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正因为缺乏整体上理性思维联系的研究，这就决定了过去那种单纯以实践（经验）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难以在揭示中医理论本质的问题上具有实质性突破，以至于研究了半个多世纪，到今天也不能从现代科学角度破解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科学本质。这显然是由于忽视理论性研究的重要作用所造成的。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能否全面成功破解中医理论的本质，关键决定于理论性研究的力度，而实验性研究则在其次。其理由如下： 　　首先，目前研究生命科学的学科已达近百个，特别是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已达微观细胞和分子层次，这些多学科理论为破解宏观的中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和理论支撑，所以，应用理论性研究方法破解中医理论本质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次，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大批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学者，从实验角度对于中医理论中的活血化瘀、肾本质、经络本质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国甚至连外国学者也纷纷加入了研究的行列。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和实验研究数据，这些资料和数据为现代科学理论破解中医理论实质提供了佐证和帮助。 　　上述两个条件为破解中医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客观事实基础，使科学破解中医理论实质成为可能。当然，能否对号入座和破解成功，完全取决于研究者们是否具备了多学科理论的功底，是否真正掌握了上述资料的精髓实质，是否对人体复杂系统的内在联系有一个战略上的认识，是否具有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成功的决心。 　　在理论研究破解中医理论实质的过程中，必然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的方法来进一步证明其结论是否正确。所以，有目的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仍然是破解工作中不可缺少的。 　　在科学破解中医理论本质的过程中，理论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必须紧密配合，齐头并进，才能加快研究的进度。其中理论研究起统帅作用，决定研究的成败，是重中之重。理论性研究必须走在实践性研究的前面开路，而且还要对实践性研究结论进行善后处理。假如理论研究仍然跟不上来，就会阻碍中医理论总体研究的进度。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设计出一个总体研究方案，创建一个战略性的理论研究框架作为指导，然后再设计出一系列针对性的具体实验和临床观察，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少走弯路，这是加快研究步伐的有效措施和捷径。 　　笔者认为，一旦中医理论被现代科学理论所彻底揭示，那么，中医理论就自然会转化为以现代科学语言阐述的现代科学理论，与此同时，真正的中西医统一学理论就自然形成了。这种统一后的医学理论，就是“融中西医思想为一体的 21 世纪新医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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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饶毅对中医理论的评价：没有意义
热度 1 wliming 2011-8-24 22:28
饶毅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医理论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些文献，可以看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 没有意义 。比如，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于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但当证明三氧化二砷有作用，而其他中药不用也可以的时候，中医分型的意义就没有确定。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 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 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 完全没有谈中医理论 ，而其后多篇论文讲解中医辨证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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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中医基础理论科学内涵的新假说（5）
热度 2 caizw 2011-7-19 06:39
8 方药理论 就中药的药性和方剂理论而言，两者都有生物学和生态化的两种形式。药性是中药的传统药理，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和无毒等，这是生物学药效的生态化理论形式。 神农尝百草是人体试药，以此了解的是生物学药效知识，这是提出药性的基础。为了 与中医学其它生态化理论的统一，这些 生物学药效又有了生态化形式 。 对具体药物，其生物学药效和药性都有注明 。基从 CAS 理论的角度可见，中药都注有生物学和生态化药效的两种“标识”，这为选择性用药提供了可能。 方剂是用单味药治病到多味药合用治病逐渐发展的。多味药合用总结出药性配伍理论和组方理论。药性配伍理论主要反映合用药物之间的影响。组方理论主要考虑药物合用的综合治疗效果，既可单独对症、对证或对病，也可综合考虑。“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是说组方要根据治法，治法要根据辨证。前文指出，证是以特定标识反映的人体的偏态及变化趋势。换句话说，特定标识的偏态及变化趋势可以反映证。据此推之，治法就是为纠正特定标识偏态及变化趋势而形成的组方和用方的原则。中药都注有标识，而且其标识与中医生理病理建立的标识是统一的。因此，组方就是根据治法确立的特定标识偏态来选择适合的标识药物，以组成纠正特定标识偏态的方剂。基于 CAS 理论，笔者推测，适当配伍可以使药物“涌现”出新的治疗效应。 9 治疗理论 中医治疗理论属于“理法方药”中的法。治疗理论属于法，是治则治法，这是指导组方遣药获得疾病治疗最佳疗效的规律的总结。以药疗疾，组方遣药治疗疾病在先，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总结规律，形成治则治法，在这种反复实践过程中，方药理论和治疗理论都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中医治疗理论也形成了生物学和生态化两种理论形态，这使其得以更好地总结完善治疗规律，提高治疗效果。 笔者认为，可以基于 CAS 理论对辨证、治则、组方、用药进行分析。如果用“标识”描述偏态，以“偏态”反映人体的异常，用“偏态”反映药物的作用。那么：诊断，就是通过辨证、辨病，判定出“人体偏态”，并描述为“标识偏态”；确立治则治法，就是提出纠正“标识偏态”的治疗原则方法；组方，就是据此治则治法及病人具体情况，并参考医生的经验来组方遣药，组织纠偏“标识偏态”的“偏态药物”； 用药，就是以“偏态药物”来纠正“人体偏态”。一般而言，药物的偏态与其针对的证的偏态是反向的。 综上所述，中医学建构了人体理论、疾病理论、诊断理论、方药理论以及治疗理论，这些理论组织在一个共同的天人合一范式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医学理论体，其生物学和生态化的两种理论形态也兼容并存。至此，中国古代医家完成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笔者认为， CAS 理论和可拓学理论可以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及其科学内涵进行研究和认识，并就此进行了初步尝试。 本文简要介绍了阐释中医基础理论科学内涵的新假说，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笔者学识疏浅，不适和谬误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教。 【参考文献略】（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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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应该发展而不能扬(抛)弃
热度 6 drYZZ 2011-3-30 12:00
今天偶而看到陈安先生（好象自称陈热闹）的一篇博文：“ 中医，实践与理论之间，先扬弃理论吧”。觉得很好笑。不管扬弃也好，放弃也好，抛弃也摆，看来陈先生的意思是实践还可以暂时保留。为什么要保留，是消灭不了，还是仍然有用？我猜后者的可能性大些。若真的实践还有用，那么指导这一实践几千年的理论怎么能不要呢？ 我觉得从事中医学的人大都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记得一次我看到有个人的博客上转了彭某的一个题目很政治化的讲座录像，不假思索地我就回去了一句“马的后部要拍得响嗷”，本来觉得那个人以前讲得还不错，一看这题目，干脆不去看它了。没想到那人并没有生气，而是给我回了一句“张老师的火气不小嗷”。另外，再看张焱老师在给陈先生这篇文章的两大段留言中，几乎找不到带有明显感**彩的语言。都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这里面本身也反映出中医人员的修养。再比较那些批中医的人的博文，不难发现那些人的言论中常常会有感**彩，过激议论，甚至伤害人的内容。作为不懂中医学的旁观者，我不去评论人们的道德等方面的修养如何，单就养生这一点，我觉得中医学者能做到心平气和这一点就对养生很有好处了。当然，他们还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根据个人理解就是“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界的变化，努力使自身与技术和科学知识 ( 数 ) 相适合”。他们还会：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不妄作劳；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我觉得这些养生之道，没有多少不符合现代科学知识的。当然，对于中医学来说，我只是个门外汉。即使我这样的门外汉，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医学理论对疾病的分析与现代的科学知识不但没有矛盾，我看好象在许多方面仍然还先进于现代科学。比如说（个人觉得）心气虚，可能会指导我们从心肌的收缩能力不足方面寻找病因；心阴虚可能会指导我们从心肌营养不足方面去寻找疾病原因；心阳虚则可能会指导我们从心肌能量供应不足方面去寻找疾病原因。当然，窦房结的自律性病变、心肌坏死、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都会影响心肌的功能。另外，中医的心还与脑神经许多方面的功能有关。有些脑神经方面的疾病也可以引起类似心脏病的症状。如果把中医的“四诊”所获得的初步判断用于指导进一步寻找病因，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器质性疾病，在发病程度不严重、多器官系统出现较轻但又相互影响的疾病，纯用目前（中医以外）的医学诊断还不大容易发现问题，而在外部表象上就已经有所反映，很符合中医的藏象学说。这类情况在中老年人和体质较弱的年青人（包括儿童）中是比较常见的。这也许是亚健康状态的一个大类群。用中医来诊断，用中药来调理，往往很管用。当然，要找到真正的内行中医师才行。而对那些庸医来说，可能多用些仪器来帮助诊断比靠他们的“四诊”要更好一些。这也许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医不如西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提到了亚健康，现在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地走入亚健康状态。包括那些反对中医的人在内，到五、六十岁以后，发现自己的体能衰退比较快、常出些小毛病的时候，恐怕又会想起中医来了吧。死不悔改的人毕竟是少数。我的一位好朋友，二十多年前就特别反对中医，崇尚西医，而我则比较愿意接受中医学的理论。当时我们分歧比较大，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和体能远远不如我了。我们的认识也逐步地统一了，他也很认中医了，比我还认呢。不过，可惜有些晚了。 三纸无驴，说了半天还没进入正题呢：中医学理论一定要发展！现在的中医学理论基本框架都是二千多年前的哲学体系。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如此高深的水平，简直就是太神奇了！也正是因为它太高深了，笼统的哲学理论几乎把所有的生理、病理、药理、治则、治法都涵盖了，让你没法对它进行突破！可是，现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没有那种哲学背景，当他们听起这些充满古代哲学的“中医理论”来，客气的会说“太玄啦”，不客气的会说“简直都是谬论”。而那些真懂中医的人和那些从中医受了实惠的人总想努力地捍卫中医。懂中医的就努力地讲中医的道理，不大懂的就只喊中医好。可惜，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服别人，关键就是现在的中医理论太古老了，与现代科学没有接轨。甚至还有人担心地说要让中医与现代科学接轨就是抛弃中医。请看，汉语中的好多好多词汇不都是从现代科学中吸收进来的吗？现代的汉语不是照样具有它的独立性吗？尽管英语在科技、经济、文艺等很多领域都成了世界语，但是，还没有人担心汉语会被现代科学所消灭吧？中医也是如此，必需把现代的生命科学知识、医学知识都消化吸收进来，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才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若不适应环境、不适应时代，生命力就会减弱，甚至会消亡。出入废则气立孤危，升降息则神机化灭 ( 原文是出入废则神机化灭，但是，出入废了之后还可以气化一阵子，而升降息了，一秒了也不能气化了，所以我把这两句作了一点儿调整 ) 。中医要有生命力，在现代科技、信息、知识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必需加快自身的新陈代谢！ 至于扬弃或抛弃中医理论，我看就不用多说了。人们不可能相信不要理论的盲目实践！只要实践有用，就必然会发展指导这一实践的理论。而且，还需要理论的发展来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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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热闹爹的博客这两天更火了
热度 22 张三火 2011-3-29 23:03
陈安博士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医，实践与理论之间，先扬弃理论吧” 的博文，此文因我之前在饶毅先生“做不做院长”那篇文中的一段评论而引发。今晚，我才看到陈博士的博文，并写了评论，现特录于此，以示友好回应。还有我要说：我喜欢陈热闹，祝孩子快乐成长！也喜欢聪明灵敏的陈安博安，祝他事事顺心！ …………………………………………………………………………………………………… 呵呵，原来这里这么热闹啊！之前我是真的没看到关于干妈的那篇文哦。有点遗憾！ 关于给饶院长的那个评论中所表达的建议（在北大开设中医学专业），那也许是中医的真正希望吧。学医很难，学习中医的人，既学西医又学传统医学就更难，所以需要比较聪慧、记忆力强、会学习的人才能真正学进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都有中医学院的。内地的著名的综合大学中都没有（也可能是因为有许多专门的中医药大学或学院的原因），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中医专业班也行。 关于阴阳五行等哲学内容，任何科学发展不都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也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的总结，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只要走近她，不难理解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也能发现很多自然规律和法则的。 至于中医是什么，中医首先是一种医疗技术。既然是技术，就是要在实践中运用的，要亲自动手的，这就是儒家说“医乃格物致知一事”之意。现在人说技术，只注重技字了，很少深究“术”的意思，而中医又是医术。 技，是技能，需要动手完成的。术，是招术，不一定非得动手去实现，更是智慧的表现，比如对告诉人们怎么避免生病，怎么强身健体，怎样调节情志，怎么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等。指导医技和医术的是医道，也就是那一整套的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也是来自于实践的总结，再提炼升华为理论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又使理论不断提高，中医学也是这样发展完善的。如果没有理论去指导，面对临床复杂多变的疾病问题，就会无从下手。仅凭经验是不行的，因为出现的疾病有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医生不能只治见过的病。 医学的发展是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发展的。不管是哪种医学，能够切实解除病人的疾苦、指导防病养生，就是有实用价值的。不是吗？ 最后还要说一句逗你笑的话：你写这篇，同你的面色一样，可有点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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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热度 3 caizw 2011-1-18 00:18
摘要 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说体系，其一“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假说 ” ，其二“ 中医理论体系生态化建构假说 ” 。 假说一认为，“古代生态学 - 生态化方法学 - 生态哲学 - 生态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主干，即“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其反映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范式及其本质特征。 假说二认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生态化建构，即以古代生态文化的理论框架来规范有关的生物医药知识。本文认为，中医理论体系是生态化生物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生态化生物医学，这是其本质特征所在。 关键词： 中医学 假说 范式 基础理论 生态学 生态化方法学 生态哲学 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 R223 文献标识码： A 中医学存在三大难题，可简要谓之：讲不清、不科学、难发展。只有讲清中医，即讲清中医基础理论，才能谈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只有讲清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才能谈中医学的科学发展。这三个问题存在递进关系，即后一问题的探讨是以前一个问题为基础的。 讲清中医基础理论就要讲清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原理，而这是以讲清中医学的文化基础为基本前提的。本文提出“中医理论体系生态化建构假说 ” 即对讲清中医这一问题进行的探讨。诚然，这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回答的，以下仅就其基本观点和思路简要讨论。 1 中医学的生态文化研究 1.1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 基于对自然之天的观察和认识，中国古代产生了以阴阳、五行、气、三才等为核心理论的自然哲学体系，由于这些理论均可纳入“天人合一”理论之中，故这一自然哲学体系可谓之天人合一自然哲学体系。所谓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就是指这一哲学体系。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刻，其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诸多的学科和领域，中医学即在其中。可以说，中医学是古代医学知识与古代自然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医学中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已经成为长期困扰人们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医学理论的障碍。因此，要想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医学理论，首先就要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理论，这已经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不可分割的基本内容。 1.2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假说 笔者从“生态”角度对中国古代 自然哲学中 阴阳、五行等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假说”，其基本观点如下。 其一，阴阳、五行等作为生态学范畴的概念要早于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这些生态学范畴概念的产生源于古人对生态环境的观察、研究和认识，而这是基于古人靠天生存的需要。研究认为，从古代中国自然哲学中所反映的古人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生态学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因此，笔者提出了“中国古代生态学假说”。在生态学涵义中，阴阳、五行可称为生态阴阳、生态五行。 其二，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其基本观念、范畴和理论主要源于古代生态学，是古代生态学基本观念、范畴和理论的哲学升华。生态阴阳、生态五行等概念和理论为古代生态哲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形态和框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其哲学的基本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了根于这种生态学范式的哲学。这一观点笔者谓之“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假说”。这种古代哲学可谓之“古代生态哲学”，其阴阳、五行等可谓之哲学阴阳、哲学五行等。 其三，在古代，阴阳、五行等理论还作为方法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这与其作为生态学方法和生态哲学方法是不同的。作为一般方法，其既有古代生态学之本源，又系古代生态哲学之思想，“生态化”是这一方法的显著特征，故可谓之“生态化方法”，而这种生态化方法已经形成体系，这一方法体系可谓之“中国古代生态化方法学”。笔者提出的这种观点可谓之“中国古代生态化方法学假说”。作为生态化方法的阴阳、五行等可谓之方法阴阳、方法五行等。 其四，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以天人合一自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是生态文化，这就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假说”，其基本观点如下。（ 1 ）中国古代生态学、古代生态化方法学、古代生态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构成了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走向和形态；（ 2 ）以古代生态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及其决定的生产方式等则构成了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这是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产生的基础；（ 3 ）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相适应，古代中国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等体系，这构成了古代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可见，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生态化”特征反映了这种文化的本质，即生态文化本质，笔者把这种文化称为中国古代生态文化。 其五，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生态学、古代生态化方法学、古代生态哲学以及古代生态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显示着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形成与发展之一脉络，其主干可表述为“古代生态学 - 生态化方法学 - 生态哲学 - 生态文化”，可谓之“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此即“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假说”。在生态文化轴中：古代生态学处于基础层面，为生态文化提供自然科学基础；古代生态哲学处于最高层面，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古代生态化方法学处于中间层面，为生态文化提供一般方法学基础；古代生态文化就是以前三者为支撑而形成的一种古代文化范式，即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范式。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上述观点和假说为研究和认识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进一步研究和讲清中医基础理论 体系的建构原理 提供文化基础。 2 中医理论体系的生态化建构 2.1 建构的困难、思路与成果 《内经》所建构的医学理论体系已有 2 千多年，其不同于西医的生物医学理论体系。在内经时代，要建构生物医学理论体系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其主要原因是生物学医药知识的匮乏以及获取生物学医药知识手段的原始。因此，要建构医学理论体系就要解决目的与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解决中医理论体系建构之目的与所需知识的匮乏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矛盾。 对此，中国古代医家提出了解决方案：即以“法则天地”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来建构中医理论体系。进一步讲，就是把中国古代有关的自然知识和理论引入医学，用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当是古代中医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思路。如此 , 古代医家建构了以阴阳、五行等非医学理论为框架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医学在此基础上诞生和发展并延用至今。 2.2 阐释的困难、基础与假说 随着时代的远去，人们对中医学理论渐感陌生和费解，特别是近百年来，人们对阴阳、五行等理论的认识难以与近现代科学对话，否定之论流行，阴阳、五行等被视为封建迷信之玄学，这也是认为中医学不科学、不是科学而遭到否定的主要原因。人们曾试图把阴阳、五行等理论从中医学剥离，但尚若如此中医学理论体系也随之解体。可见，阴阳、五行等理论乃关乎中医的存亡。因此，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代表的中医学文化基础研究已经成为阐明中医基础理论最关键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必须面对，这是不可逾越的。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笔者提出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轴假说，从生态文化的视角对阴阳、五行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这为接下来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古人建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原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中医理论体系生态化建构假说 ”，为阐明中医基础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 2.3 中医理论体系生态化建构假说 中医理论体系生态化建构假说旨在阐释 古人建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观点如下。 其一，自然天人合一理论引入的目的是解决矛盾与建立范式。前面已经谈到，以内经时代的生物学医药等有关知识为基础来构建生物医学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主要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之目的与所需知识的匮乏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古代医家基于自然天人观，将自然天人合一理论用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其实质就是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确定了一种范式。具体讲，就是以“天人相类”立论，以“天人相参”和“法则天地”为基本原则，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框架来建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从范式的角度讲，就是以自然天人合一理论的范式为基础来建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如此，古代医家就可以把当时医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拓展到其它学科去解决，把人体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拓展到其它类似系统中去解决，把用生物学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拓展到用其它学科方法去解决。 其二，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建构的实质是生态化建构。通过前文的探讨可知，天人合一理论之范式是生态文化之范式，这一范式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相参系统、理论框架以及生态化方法。接下来就是依据天人合一理论的框架来建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古代医家所要做的就是把生物学医药知识放到其理论框架中相应的位置来建构中医基础理论，这就需要用古代生态化方法把古代生物医药知识进行生态化并同该框架结合。（见表 1 ）笔者将这种以古代生态范式和生态化方法进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谓之生态化建构，这当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建构的实质。 表 1 脏象理论的生态化建构 方法五行理论 生态五行理论 脏象理论 方法五行 生态五行 生态因素 生态化脏腑 生态化外应 五行 地之 五行 天之 六气 在 在 在 在 五 在 位 季 侯 化 谷 蓄 五脏 六腑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体 窍 液 志 华 气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风 暑 湿 燥 寒 火 东 春 风 生 麦 鸡 南 夏 暑 长 黍 羊 中 季 湿 化 稷 牛 西 秋 燥 收 稻 马 北 冬 寒 藏 豆 彘 肝 心 脾 肺 肾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三焦 筋 目 泪 怒 爪 语 脉 舌 汗 喜 面 噫 肉 口 涎 思 唇 吞 皮 鼻 涕 忧 毛 咳 骨 耳 唾 恐 发 欠 其三、中医学的本质是生态化生物医学。古今中外医学理论的产生途径或建立方式不外乎“内生”和“外源”两种，内生是指直接从医学经验中总结、抽象出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而外源则是指将医学之外的学科中某些既成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引入到医学中，与医学经验或某些原有的医学概念相结合而建立起相应的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任何一种医学体系都是由内生型和外源型两方面的理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可见，把非医药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用于医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一种医学的本质决定于其外源和内生理论的学科属性以及两者结合的形式。在中医学：其外源理论主要是古代生态学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自然哲学；而其内生理论则源于中国古代医学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的本质多属生物学的；两者结合的基本形式是生物医学知识的生态化。就是说，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外源型天人合一理论之范式与内生型生物医学理论相结合的生态化医学理论体系。质言之， 中医学是生态化生物医学，这是中医学的本质所在。 图 1 显示了 中医学生态化构建的基本事件及关系。 图 1 中医学生态化构建的基本事件及关系 本文简要介绍了笔者从生态文化角度对中医学的生态文化基础与 中医理论体系的生态化建构进行的初步研究，提出了阐释中医学建构原理的一种方案。限于笔者学识，谬误之处诚望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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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现代化的难点
热度 2 sheep021 2011-1-11 10:16
对话印大中： 2011-1-10 21:26:41 印老师，带点新货啊，别又是那几句。嘿嘿。 博主回复：看来王兄喜新厌旧啊（又不是让你去听报告！）。俺是整个一思想体系，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归纳起来就一句， 哈哈.......又：千古之谜，兆元项目，全民研究，亿人实践，讲一两遍怎能普及？你灵犀之人读一遍就心领神会，可有些人说半天也还是拎不清哪......hahaha... 2011-1-10 21:22:38 对话 姜永进 ： 您老人家真的很不了解中医。建议多补课，少牢骚。 不是俺吹牛，您在俺的博客里就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 博主回复：学习过，您的科普写的很好，但还没看到中医理论的，慢慢看。中医药是可以现代化，但中医理论现代化似乎很困难。 中医理论现代化的难点 抛开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必要性不谈，单说中医理论现代化的难点。其实不在于其他，仅在于人。俗话说事在人为，有多大本事做多少事，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现代人能把中医理论完成传承、理解的有几个？ 更不要说与现代科学融会贯通了。 一个根本看不懂电路图的人，总是抱怨：我家的电视机坏了，但要想把它修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我家的电视机，只可以换换外包装，但要想改造它却很难，似乎难以实现 但是，另一个人却可以通过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电子电器知识，最后不但会修电视机，而且能改进电视机的性能了。 你说，这电视机到底是能修理，能改进完善呢？ 还是不能修理，不能改进完善呢？ 如果能，难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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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与中医理论
smallland 2011-1-7 19:38
这是个被争论得吐沫星子漫天飞的话题了，像婆媳关系一样无法调和，各说各有理。我也看过不少争论，如有雷同，不是误会，不是巧合，也不是抄袭，因为一些简单的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曾认真学过几天针灸，借了书认真看，曾会扎几下，但其中的理论还真让人头晕。 许多人把中医药和中医理论混为一谈，导致争论不得要领。我不反对中医，但反对中医理论。中医药的确能治病，但这和中医理论没多少关系。中医的材料就是动植物和矿物质，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治病的办法，甚至许多动物也有（看看中央台的科教频道吧）。 有人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依我看，连伪科学都谈不上，因为其理论基础就毫无科学性可言。中医理论直接起源于古老的神秘主义，当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一片混沌时，原始的中医理论就产生了。譬如，用药时间对药效的发挥肯定有作用，但不至于和天干地支、八卦太极、阴阳五行、斗转星移、子午流注有什么关系。宫廷御用的阿胶，制作程序的时间要具体到年月日时分，就有严格的理论指导，差一点都不行。如果第二天的这个时间，跟前一天有什么区别呢？ 迷信的人，如果巫术灵验（治疗与心理有关的病偶会灵验，治疗碰巧能自愈的病也会灵验），就加强了他的信仰。如果不灵，就怪自己倒霉，不会怪巫婆，谁让鬼怪附身太顽固。算命的也是这样，偶尔算准一两次，就被十里八乡吹得神乎其神，顾客盈门。 中医也存在这样的逻辑，能治病的医生，就会被吹得鸟鸵再生（华佗要给曹操开颅，算中西医结合吧），如果他懂得一些中医理论，列出类似肝肾不足阴阳失调经络不通之类的病因，就会令患者无限景仰。很可能，他用的着几种草别的民族也在用，譬如蒙医藏医，但他们不懂这些玄妙的理论。对于自己不能治的病，医生可能宣布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就准备后事吧。至于膏肓在哪里，真有兴趣你自己割开肚子找找吧。 中医药不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譬如治疗甲肝，如果拿出100种草试验到茵陈草发现有效，就没必要再混合别的草了。至于是什么成分发生作用，这不是中医关心的。有些草药有毒性，有些能促进代谢，有些能降低代谢，这也不需要什么玄妙的理论，而是体内的生物化学反应。 至于宣称西医是治标不治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小孩吃糖丸就是典型的治本，终生免疫，中医是做不到的。 用小刀片割你的大脚趾，你会觉得头皮发麻，十二经络里查不到这条路线。这是神经传递。但有人却坚信，十二条路线就像公交图一样是肯定存在的，并表示，对于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要随便怀疑。这听起来是温和的道理，却是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表现。如果我宣布地核是由兰州拉面组成的，他可能也会这么说，他不会想想地球形成时有无兰州人。因为目前的科技水平还做不到地核一日游，就不能随便怀疑兰州拉面的可能性。 中国人的疑心一般用在怀疑别人是否可能害我（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不愿怀疑祖宗是否会有错误，是否会欺骗后人。许多人声称相信中医理论，并不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认识和理解，而是基于祖先留下的思维惯性，基于祖先崇拜的宗教心理。谁怀疑中医，就给谁扣上与祖宗与民族与爱国有关的帽子。这样的态度，跟教徒信仰上帝是一个道理。 实在没有别的理由，有人这样推理，中医能传承两千年而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足以说明其功效无可替代。没用的东西能延续几千年吗？答案是很可能，事实证明，时间不能说明问题，封建迷信依然有人笃信，巫术则更久，至今仍不少人相信。 中医能治病，是不可否认的，但整体来说还是不如西医。中西医就像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大刀长矛在胡同旮旯里巷战也能获得优势，但毕竟不占优势。 如果您不幸患病，您是会看中医还是西医？ 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少，纯中医的医院有多少？ 纯中医的医院，有无西医的诊疗措施？ 老中医自己患病，他会不会去看西医？ 谁不给孩子接种疫苗？不用抗生素？ （记得几年前在丑陋的孔雀网站上写过这个题目，此站一直处于被和谐状态，老瓶装旧酒倒出来晾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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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发：大肠呼吸，肚脐喘气，稀奇稀奇
热度 1 GumpForrest 2010-9-15 14:34
大肠呼吸，肚脐喘气，稀奇稀奇 阿甘我写了篇关于胎息的博文，就有位自称是铁杆挺中医的到我博客里和我理论。和他讲道理太费劲，用个文邹邹的词叫夏虫语与冰。今天把这些内容贴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们）的脑子有多直。 核桃先生的质问： 既然博主 20 年前学过解剖和生理学，请回答几个问题： 1 ，肺是如何将吸入的氧气送往各人体组织然后将二氧化碳回收回肺并呼出的？ 2. 腹式呼吸时，人的腰围会扩张，甚至扩张到臀围，你解释为横膈膜下压腹腔其他器官所致，但常识告诉我们：横膈膜下面是肝脏，腹式呼吸时，我们并摸不到肝脏， X 光显示横膈膜以下器官没有发生位移，可见你的解释不成立，问题是：扩张的腰围里是什么？ 3. 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肺泡还没完全打开，啼哭时肚子一鼓一鼓的，鼓动的是什么？是胸式还是腹式？ 4 ，肚脐有没有呼吸功能？如无，请用证据说明。 5 ，中医曰：肺与大肠为表里，意即大肠也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先天呼吸器官，请问你如何理解？如果要推翻中医理论，请用证据说话。 明确指出：一般在运动时候和妇女怀孕晚期用的是胸式呼吸实属错误，有些运动（如舞蹈）是胸式，有些运动则必须腹式，如：歌唱、搬重物及所有要求人体重心偏下的运动，而分娩时必须用腹式。胸腹式呼吸是伪概念，原因是胸式与腹式的重心相反，不可同时存在。另，我不认为博主比我更懂得唱歌，懂得唱歌的是以收小腹控制气息，不是通过肋间内肌，如果通过肋间内肌（收缩是胸腔体积直接缩小）控制呼气动作，只能说这是彻底的歌唱外行。 阿甘的回复与评论： 看来，核桃是把阿甘当本科生考了。第一个问题是医学生应掌握的常识，我就不再这里费键盘了。第二个问题核桃认识有误，你的常识是不可靠的。临床物理诊断有一个基本功就是触诊，摸肝属于其中最常用的，通过确定肝下缘的位置（肋骨作为参照）判断肝是否有增大。常常会让患者吸气，也就是腹式呼吸的一部分，让肝位置下移，肋骨的相对位置改变，这样更容易摸着。你摸不到肝是正常的，一方面说明你的肝很正常，即使吸气使其下移，还是没能超出肋骨下缘；另一方面，摸肝是需要些专业训练的。哪天要是能摸到自己的肝，可要警惕了。 X 光显示横膈膜以下器官没有发生位移这种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3. 婴儿 第一声啼哭，肺泡还没完全打开 完全有可能，需要过程。啼哭时肚子一鼓一鼓的，鼓动的是什么。如果肚子一鼓一鼓说明啼哭已经不是第一声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数数：一鼓、二鼓、三鼓 .. 其实就是第一口呼吸、第二口、第三口 。你以为鼓动的是什么？婴儿 4 ． 肚脐有没有呼吸功能？如无，请用证据说明。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那个。正如在我的博文中所描述，肚脐部位在胎儿是脐带连接胎盘和胎儿体内血液循环的部位，在胎儿离开母体后，婴儿正常的血液循环系统开始运转，而脐带腹腔外被结扎，腹腔内部分血管闭锁；大概一个月之后，脐带完全脱落，腹腔内部分完全闭锁，形成独特的肚脐结构，它是一个功能退化的结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肚脐和呼气过程（或功能）有关。你若声称有呼气功能，那你得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这是原则。你要是说你就会用肚脐呼吸，你也要我用证据证据说明你不能，我只能用常识判断你是大仙儿。 5 ． 中医曰：肺与大肠为表里， 意即大肠也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先天呼吸器官 ，请问你如何理解？如果要推翻中医理论，请用证据说话。 阿甘： 肠道就是消化吸收的器官，大肠主要吸收水分、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如果完全切除，人还是可以生存的。肺如果切除一部分，剩下的还可以代偿，就像两人的或留给一个人干，工作负担加重了，但还能维持。如果全部切掉，那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杀人了。 科学讲究的是实证。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人是其中一部分）是否正确，必须要有办法能够鉴别或验证，就是要上你的观点和实际情形能够有效地对证。请问中医提出 肺与大肠为表里 的证据在哪里？如果古人没有证据尚可原谅，那么现在的中医研究提供了什么证据？我想不是没有找到，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因为这个理论体系中就没有设立这个这个机制。没有经过验证的说法充其量能称之为假设，如果抱定了某假设是对的，还让别人拿出证据证明它是错的，岂不可笑？ 当然，如果硬要认为大肠和呼吸有关，那我能猜到的唯一可能就是矢气（俗称放屁），大概中医把矢气当做一种呼吸形式了 ^_^ ， 对此我无话可说，只能同意 。 6 ． 关于唱歌的呼吸控制，我对核桃的理解能力表示怀疑，当然也可能是刻意断章取义，甚至是歪曲。我的原话是： 但是如果需要，人可以通过肋间内肌（收缩是胸腔体积直接缩小）和腹肌控制呼气动作，例如唱歌，是通过主动精确控制呼气的速度和流量来控制气声音的大小、缓急 。你的引用是：如果 通过肋间内肌（收缩是胸腔体积直接缩小）控制呼气动作 ，这种做法希望你将来不要再用。我不是来和你比谁更懂唱歌，我只是在讲解一些基本原理，说我是彻底的歌唱外行我完全接受，虽然我很喜欢唱歌，但这不是我的本行。 核桃先生继续问 : 第一个问题假如是医学生应掌握的常识，博主则应该费一下键盘了，而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非但不是医学常识，而是现代医学的盲点。如果博主能拆解这个盲点，后面诸问都不是问题，而偏偏这个问题博主以费键盘之由推脱了。 如果博主没理解第一个问题的本意，我不妨再提得形象点：假如我们将人比做一台发动机，发动机的工作都是油与气的混合体爆炸，需要一个化油器来整合油与气的混合，但肺显然不是化油器，而只是化油器前端的空气滤清器和后端的消音器。所以，我第一个问题的换句话提法就是：人体的化油器是什么？即肺吸入空气交给了哪个器官来向全身分配？又由哪个器官将废气交给肺部排出？呼吸系统之所以是一个系统，就不是由一个器官组成，而是一个循环，如消化系统是由小肠吸收营养向全身分配，而呼吸系统呢？ 第二个问题博主更是没有回答，而顾左右言他。记得否？你说过腹式呼吸是膈膜下压下面的器官，如肝、胃等，我告诉你腹式呼吸摸不到肝，意思是告诉你：腹式呼吸虽是膈膜下压，但并没有下压到肝、胃移位的地步。肝胃没有大幅度下移，腹式呼吸的腰围是如何扩张的？第三问与第二问实际可以合一，第三问博主没有回答，反而在三、四、五答中反问于我，我当然知道答案，但现在是我问博主，且在这里我是客人，客人是不会回答主人的任何反问，望谅。如博主要知答案和证据，请博主光临我的博客。 阿甘回复： 你要说什么，就直接陈述你的观点，不需要用这种明知故问、故作高明的方式。要别人相信你的论点，你就得出示证据，正所谓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游戏规则，与主客没有关系。我不会去为我认为没有道理的东西去主动寻找证据。你是否愿意提供是你的选择，我不会有主动的兴趣。我抛的是砖，能否引来什么玉我没有过高的期望。 你的第一个问题实在不值得争论。有点生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液循环系统是负责将氧气运输到全身，又将全身的废气 - 二氧化碳运回肺排出。这不是什么现代医学的盲点，而是已经有十分清楚的定论的。肺部有两套血液循环系统，一套称为体循环，是全身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起营养作用；另外一套是独特的肺循环，主要负责气体的交换。血液经过右心室被泵入肺循环的肺动脉，再进入包绕肺泡的毛细血管，血液在肺泡经过气体交换，血液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重新荷载了新的氧气，这些血液经过肺循环的静脉系统先回到左心房，被心房泵入左心室，左心室的心肌十分厚实有力，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向全身，这些血液我们成为（体循环的）动脉血。动脉血经过一级、一级的血管（大动脉、小动脉血液微小动脉知道毛细血管，实现血液向全身组织运送分配的充分性。血液中负责运输氧气的是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在偏碱性条件下趋向结合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在偏酸性下倾向于释放氧气结合二氧化碳，另外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比例也会影响血红蛋白与这两种气体的结合。由于组织部位的氧气低于血液，而一氧化碳浓度高于血液，体液且是偏酸的，因此血红蛋白会释放氧气，而合二氧化碳结合。在组织部位经过交换的血液经过静脉回到了右心房，然后泵入右心室，又回到下一个循环。 这样的回答我不会有第二次。你所谓的答案和证据我会不感兴趣，你自己留着好了。
个人分类: 憨人的科学|6016 次阅读|3 个评论
用中医理论破案：央视不是在“造神”吧？
热度 2 jiasf 2010-7-10 20:52
7月6号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12频道法制第一线栏目播放的画心人刘锋，说是武汉市公安局心理分析师刘锋先生破案如何神奇。其中一案为系列强奸案，刘大师推断强奸嫌疑人性欲望强、性物质多，根据中医理论，必然是肾火旺，肾对应的是水，跟水冲突的是桥，因此嫌疑人必定住在有水的桥边！警察据此线索搜查果然找到了罪犯！可以看出，主持人不仅是完全相信的，而且是佩服得不行！当时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忙于其他事情也没理会。后来觉得心有不甘，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节目，是不是听岔了？于是又专门从网上察看了中央电视台12频道那几天的节目，发现画心人刘锋不只一集，而是分3集于2010年7月6、7、8日连续播放。 这下真是不相信也不行啊！在21世纪的几天，在堂堂大国的中央电视台，竟然出现这样公然违背科学的节目！君将如之何？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5422 次阅读|6 个评论
中医理论的科学美探讨
fqng1008 2010-5-14 06:11
尽管大自然的运动千姿百态，甚至变化莫测，但其内部却充满了美的和谐，科学美就是这种和谐美在理论中的反映，因为科学理论本身是反映大自然的内在规律的。中医理论同样具有这种科学美。 一、理论结构的合理匀称 中医理论形成于战国末期，经过两千年来的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美和谐、合理匀称的结构体系。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物质运动性 如中医理论中的精神气血津液学说，既反映了生命现象的物质性，又揭示了生命现象的运动性。精、气、血、津液等来源于自然界的水谷、大气，由中焦脾胃在人体内进行一系列的化生转输，而形成各种功能不同的精微物质，发挥不同的生理作用，最后转化为神的外在表现。可以概括为：第一、人体内物质与自然界物质的交换；第二、体内各种物质之间的转化；第三、体内物质与生命活动的联系。这样，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现象的新陈代谢和不可逆的有序性的特点，复制成多维的物质运动的兰图。 2．抽象性 科学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特点，它更集中地表现于理论问题的高度概括，高度抽象之中，这种美的体验，是使人们透过复杂纷乱、变化莫测的现象，一眼看出其本质的特征和规律的表现。例如中医理论把病理变化归结为阴阳失调，把健康状态归结为阴乎阳秘，又如把各种疼痛的机理归结为不通则痛，把六腑病的治疗归结为以通为用，把五脏功能归结为藏精气而不泻等等，都可以给人以这种美的享受，这就归功于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性了。 3．预见性 中医理论的预见性主要表现在对疾病的转归和预后方面，如《伤寒论》中对六经传变规律的认识，《金匮要略》中对脏腑传变规律的认识，《温热论》中关于卫气营血传变规律的认识，《温热经纬》中关于三焦传变规律的认识等等。因此，在治疗上就可以采取诸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法。一方面未病先防，先安未受邪之脏，另一方面中病而止，以免产生不良后果。这种科学理论的予见性，使我们大大地开阔了眼界，避免了就事论事的僵化做法。 4．有序性 如前所述，第一是生命机体新陈代谢的不可逆的有序性；第二是病理传变过程中的可逆有序性；第三是人体、疾病、药物三者之间循环下有序性（见图1）。人体对疾病有抗御能力，对药物有吸收转化作用；药物对疾病有治疗作用，对人体有扶持正气的作用；疾病对人体有损害作用，对药物又有抵抗作用。这样，通过这些极有顺序的相互穿插的理论骨干，无疑增加了中医理论的清晰度和确切性，给人以明快之感。 5．掺和性 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如果水里加上水仍然是水；相同的音调，不能产生乐声。但是水里加上鱼、肉和作料可以做成鲜美的汤；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刚柔、高下、出入、周疏等不同的声音，才能组成动听的乐曲。这说明对立面的掺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医理论的掺合性可以列举如下：（1）中医理论与各种自然科学、哲学思想的渗透；（2）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对立互根、动态平衡，五行互相制约；（3）病理表现中的虚实兼挟寒热错杂；（4）药物治疗中的反佐法等等，从而增添了理论本身的丰富多彩。 6．典型性 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没有一个极美的东西不是在调和中有着某些奇异，这可用来指理论中的典型性。中医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与现代医学有着显然的差别，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而且它的内部又表现出和谐中的奇异，使其更添光辉。这里略举一二：如中医治病，大多是用正治法（或称逆治法），却又有一种特殊的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等的反治法（又称从治法）。又如中医理论中的证，既不同于症状的症，又不同于西医的病，它是病因、病位、病理、症状体征的概括，是有效地指导临床治疗的依据。这是中医理论尤具特色之点，西医的病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观察人体和疾病所得的结果。 二、相互联系的丰富多彩 1．对应性 理论的对应性给予继承者的一个最大的方便就是可以举一反三，便于理解和总结。中医理论的对应美主要指五行学说，它一方面规定了人体与自然界的对应性，另一方面规定了人体内部各脏腑、器官、组织之间的对应性。当然其中某些对应关系的根据有待研究，有的也不一定近情合理。 2．制约性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对事物之间的制约性论述较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又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这种制约性又进一步构成了中医理论的一些重要联系，使之经纬分明。 3．对立互根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对立都有统一的一面，两个事物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它们相互联系的另一种形式。中医理论中关于事物阴阳属性的规定既是对立的，又是互根的，它们在相互消长的关系中，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对于人体结构：上为阳下为阴，内为阴外为阳，脏为阴腑为阳；对于生理现象：阳化气，阴成形，阳主升，阴主降；对于病理现象：静为阴，躁为阳；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对于治疗：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对于证侯归型：里、虚、寒属阴证，表、实、热属阳证，亡阳、亡阴则是病情急剧变化时的一种危险证候。 4．系统性 现代系统论不但对于各种学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清晰明快、互相联系的美的象征。中医理论也是具有这种特点的。我们可以看出，中医理论是以脏腑经络为基础，精神气血津液为内在联系，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具有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这些要素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本骨干又交互作用，互相渗透，形成多维运动的复合体。而且各要素之间又分为无数层次，共同表现为总的机体的生命特征、生理病理现象来。以脏腑学说为例：首先，它处在人体和自然的统一体之中；其次它与经络、精、神、气、血、津液、阴阳五行等形成广泛的多维的联系；第三，它本身是以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组成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多层集合体；第四，它通过与体表的五官、形体、色脉等，把内部的功能状态反映于外。 正如海森堡所说的，科学美是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及与整体的固有的和谐。中医理论完全具备了这种相互联系的丰富多彩的美的特征。 三、最简形式的正确表达 爱因斯坦认为：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科学理论中能把一个问题用其最简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不能不说它是科学美的一种象征。中医理论是如何实现这些的呢？ 张介宾称脏腑理论是脏居于内，象见于外，即古人称之为藏象之意。与现代控制论比较起来，脏腑学说则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精简了内部机制的黑箱理论，是把人体这个复杂黑箱不用打开，只是从外部进行反复多次的观察，然后从反复多次的结果中寻找规律而反推出内部机制。 中医理论的简洁性与其认识的浮浅性有关，也与它以宏观整体角度的认识有关，但使人们易于接受和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另一方面，中医著作文字简洁，概念精练，特别《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热论》等，条文言简而意赅，对症状的描写简略而逼真，如战汗、纳呆、懊憹、里急后重等栩栩如生，真可谓妙笔生花。 临床实践产生了中医理论，而且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经过数千年的考验，中医理论的实践性是不容置否的。辨证施治的理论特点就是临床实践的经验凝结而成的。它把临床中呈规律性出现的一组症状归纳拢来，并在经验中摸索其有效的治疗方法而逐渐确立的。辨证施治有两个特点：一是来源于实践，可有效地指导实践；二是简单准确，我们只研究其输出、输入的信息反应，对内部机制完全可以简略或忽视不计。 发表于《医学与哲学》198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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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西医眼中的中医 答路人甲
chengm2002 2010-1-12 16:30
一个西医眼中的中医 答路人甲 有的网友看了我的博文后评论我也挺中医，其实我不懂中医，求学时有这门课，不靠理性靠悟性才能懂， 因不需要考试，我没有悟性就放弃了。但因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长期接触到中医的存在与活动，感觉中医作为一个民族的古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压力下在逐渐收缩和改良，谋求更新。因历史的原因中医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如不讲统计学，历代名医案没有治愈率一说，病症不能量化，虚实寒热，半表半里等程度要靠人去悟，方剂凭对病症的感悟随意性大，不易掌握。建国以来有不少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中医研究院或医院去，以西医的理论基础从事中医事业；我周围也有中医同事，既有医术，又有医德，因此拥有稳定的病人群，得到患者的欢迎与尊重，是很正常的一项职业和社会实践；有些病症我诊治有难处，也常带去找中医想想办法，我看处方与病症还是相对约定的，并不随意。这必定有其规矩的一面，实在看不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术。 但新语丝上对中医的观点如此一边倒，以一非全，文字中充满着偏激和攻击之词，把中医说得如此不堪，华人世界如此多愚民， 一种救世主的架子，我倒是要换位思考了。中医理论确实笼罩在阴阳五行唯心主义神秘的云雾中，我不懂；但其本质应该含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唯物的核心，医者的任何作为是以患者的反馈为左右的，必有因果，这是中医数千年来持续存在的基础，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实践，医者经验和患者病痛的变化难道都是虚幻的，可以用朦昧、无知和自愈来解释吗？从历史记载看来，古人的智慧并不比今人差，能容忍这样庞大虚无的社会实践长期来愚弄吗？人类文明在发展，医术也在发展，现代医学在西方也是近2-3百年的事，原始落后的措施逐步为先进技术所取代是很自然的事，比比皆是，中医是因为有了更好的现代医学替代而逐步缩小服务范围的，并不是有如巫医因荒谬而被取 缔或萎缩的。中医药中确有今人看来荒诞糟粕的东西，但因此而否定一项庞大的社会实践和数百万人从事的中医药事业难以让人接受。说什么中医对传染病毫无办法，免疫方法就是中医创造的，人痘防天花是有效的，十五世纪传到欧洲，后来改进成牛痘，最终消灭天花，现代医学防止病毒性疾病仍然是靠疫苗，中医是疫苗治疗的鼻祖，只是近代落后了，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割断历史妄自菲薄啊。虽然我为近日中央四台播出的吸血拔罐治疗失眠的画面所惊奇，但并不影响我对从中药中发掘出新药的希望。我想义愤填膺地要取缔中医的人，都是上了庸医 当的受骗者，是不能代表全部的。 我想我对中医的中庸，并不影响我从事现代医学工作的思维逻辑。对于自然界同一种现象因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解释是可能的，甚至同一种现象同一种观察角度因指导思想的不同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并存是一种可贵的学术思想自由，我们太缺乏了。所以有不同的看法因喜而不必悲，不具一格降人才嘛！不应该以救世主来统一认识，多元化地认识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丰满的。 中医不是生来骗人的 在现代医学现代生物技术的相映下中医理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内容中含有封建迷信，甚至荒诞之说。但中医毕竟与巫医有区别，巫医（术）是防天灾人祸、驱鬼镇邪的，生来就是骗人的，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巫医被社会淘汰了；而中医是面对病者的疾病痛苦的，是一项实践性的活动，是需要事实与结果来验证的，面对病与药，中医实践是行之有物的，在运动中不断更新发展。所以我不相信中医生来就是骗人的，这不符合人情常理。中医的延续和发展有它存在的自然与社会基础，历来不是朝廷支持的；中医理论中的错误荒谬是历史的局限，如果说它是骗术，那中医岂不成了巫医，生来就是一伙趁火打劫的坏人了。我虽然不理解中医理论，但也不认为从事中医的是庸医赖医巫医，中医在现代科技压力不断改进，中医院也用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与检验来辅助诊断，摸脉成了中医的一个表面形式，西医也常摸脉感触心率与节律的。我看也没有哪个中医还捧着黄帝内经在指导临床的，信奉黄帝内经的遗老遗少毕竟是少数。至于那些借用中医理论空口胡说的思维狂人就更是少数了。所以对待中医不能偏激，用恶毒的语言一棍子打死。 中医用现代仪器与检验来辅助诊断，中药从饮片向成药和注射剂发展，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不是一直在谋求改进吗？在中药注射剂上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再验证求新生，没有必要幸灾乐祸。现在科技和医学发展了，发现古人对一些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是错误的，需要纠正，但不能说中医就是有意无意的骗术，这对从事这个行业的全体人员（全球有上百万人吧！）和更大数量的患者来说是不公正的，是侮辱性的。新语丝倾向性地发表有思想性歧视的博文，一些过于偏颇的语言已经偏离科学与民主的基线了。 中医理论是唯心的、 基于自然科学成果的现代医学已成为世界各国主流医学，有系统而完整的基础与临床理论，配合以相应的现代化技术，对人体与疾病的理解基于物，因此依赖的是形，绝大部分的疾病表现是有形的，如症状、体症、器官、细胞、分子、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影象学等，还有各种化验数据等，比较客观，人们可对照理解，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适合现代社会大范围地教育，应用于规模化的现代医疗机构与网络。 古人由于对生命的敬畏与技术手段的限制，未能真正进入与理解人体，为解释复杂病症的规律与内在联系，推测出一套五脏六腑卫气营血来，这是虚的。中医理论是从巫师那儿借来的一张皮，来修饰简单粗糙的医术，用精神因素来强化原始治疗的效果，人类中的智者在蒙昧时代就知道营造神秘来感化患者以强化治疗，这在某种的意义上是有效的，现代医学同样包含心理治疗。因此中医理论是唯心的，根据疾病的症象，依赖阴阳五行八卦求解，对疾病的理解基于气，气是无形的，导致中医的五脏六腑经络并没有相应的物，寒热虚实又无以量化，对疾病的理解要靠悟性，个性化诊治，很难与现代社会高度集团化网络化标准化的医疗体系相适应，不适宜大规模的教育；理论中夹杂大量玄学巫术成分，因此备受指责。 新语丝网站上有两位研究医学史的先生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分析是全面的透彻的，很有说服力，所以除了论及人类疾病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我也不信中医理论。但感觉上两位先生并没有深入了解中医临床实践，古代医学与巫学虽文于同源，巫学对鬼神是虚对虚；中医理论对疾病药物是虚对实，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疾征与药性面前，行医行为需要患者反馈调整，因此中医实践本质是唯物的，因此实际上中医理论与中医实践是分离的。理论是唯心的，是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用于实战；学中医半路出家的中文系教授，因为仔细看过几遍《黄帝内经》和《说文解字》，就能成电视明星为群众宣讲如何治病养生，但可能并不因此就成了名医从事临床工作。而民间的中医行家并不一定源于理论世家，学习现代医学要有十几门自然学科的基础，而学中医只要略通文墨即可，几年私塾经历的学徒若干年从师即可出行医家，中医世家也同理，师徒关系传承的主要应该是艺（实践）不是学（理论），那些中医一线人物或行家也不一定需要懂黄帝内经。所以我认为中医理论是一张借来的皮，可以与中医实践分离的。 中医实践是唯物的 中医的病症与药方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实的，本草纲目和方剂学其实是本药物手册，古人因怕遗漏而包罗万象，并不每味都试过或用过，有如论文索引一样，有的被常用，有的不常用，有的从未被用过。不同医家（不是混饭吃的）对同一病症可有不同解释，但方子却大同小异，药性不出左右，这表明中医行医，征象与方剂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飘渺虚无难以琢磨的，对于病症比较典型的西医疾病中医也能得出比较稳定的判断作出稳定的处方，这表明中医的诊治并不是子无虚有、随意操作、专门骗人的职业。一名中医因患者年龄、男女、胖瘦、壮弱等等、甚至季节、气温等环境的不同对药方进行调整，这是现代医学也需遵循的科学方法，同病完全同方对西医来说也不是个好医生。我觉得那些反对中医的人中间有否行医者，因为对现代医学来说，一个医生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复杂的病症也如履薄冰，随时调整药物，一有差错患者付出的是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不好摆脱干系的。随着一批批的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人员进入中医院校，首先学的是现代生物医学基础科，当然也有中医理论，因是虚的，是似而非，实质是用现代医学知识引导中医实践。 中西药其实并无严格的界限，都有自然来源与人为加工过程。基于中医实践的中药学是门实用的课程，内容中虽有谬误，本质是唯物的，是可以发掘改造利用的，因此我是赞成验药的，并在中药中创新的。千万不要以前进中的坎坷而抑制中药业，在现代文明下它是可以现代化的。中西医都是面对患者，控制着药物，都可用现代科学的辅助诊断技术，药与病症是可互相对应的，只是病和药的名称不一样，为什么不能结合呢？糖尿病与消渴病就是同一个病症，头晕目眩面红目赤与高血压是有关联的，气滞血淤心胸闷堵与冠心病也很相似；中英文的语音、语感、语序、甚至对应的词义都有差异，但中英文交流不是很通畅吗！所以中西医实践我认为是可以结合的，现代医学是可以包容的（当然糟粕例外）。但中西医理论一个唯物，一个唯心，两者水火不相，确实是难以结合，那就随它去吧，中医理论中有生命力的部分自会找到它的出彩之处。 医疗腐败不是中医的 当前社会上的医疗腐败现象，是医疗体制不恰当造成的，中医有过度医疗的，西医也有过度医疗的，西医比中医有过至而无不及，不该手术的手术，滥用抗菌素已经成了公开的普遍性的腐败，这很能说明医疗腐败与中医无关。中药占了将近医院药品的一半，而一般大医院中医少得可怜，绝大部分中药是西医用出去的；大量重复的中成药都是药检部门批准的，药价是物价部门定的，已经留有了回扣空间（也许是维持医院和医生的劳动所需的，只是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运行），这一切都与中医无关。在医疗腐败面前受损害的决不是某部分或某阶层的人，而是整个人群。不当治疗对谁都会造成损害，越容易得到医疗资源的人越容易受到损害。前段时间报纸公开报道放心脏支架不当而受伤害的人不少是当地官员，而普通老百姓不易得到这样的医疗惠顾而免受类似损害，过度治疗有时候也是能过度享受医疗资源的人群的专利。 医生是有权力的，这个权力就是处方权，没有监督的权力都易产生腐败。这种权力在有些国家还有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来监督，而国内的医保机构只是个付钱单位。在目前医疗收费与效益挂钩状况下，产生腐败一点也不稀奇，与中西医无关。由于知识不对称，病人接受治疗全凭医生处置，医生如不保护病人，患者受损害是没商量的。医者是个专业性与责任性很强的职业，缺了水准与道德是可怕的；所以在有些国家有稳定的医疗网，医生是从严训练与考核的，通过医疗网对所管人群健康有稳定系统的了解；而患者并不随意找人看病，人生最宝贵的健康怎么能随意托付给一个不熟悉的人呢！看病难，看病贵，其实行医也难，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中首当其冲，在效益与医德之间受煎熬，是一类吃肉又骂娘的人。谁能苦度众生呢，能保护亲朋挚友算不错了。总之当前越演越烈的医疗腐败与中医没什么关系，不要借词漫骂中医。 答路人甲 在药物研究中是不能用疑罪从有或从无概念的，因为药物的毒性与药性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药物用处方来约定是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的，如洋地黄药用够剂量可有效治疗心衰，稍一过量就中毒；砒霜（砷剂）自古以来就知是剧毒药物，但现在的砷制剂剂量与剂型得当能成功地治疗白血病，这是药与毒之间最严峻的辨证事例之一。如一种药物无丝毫毒性副作用，可以天天吃，那与我们日常的饭菜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药用得恰当是效力，用得不恰当就是毒力，所以不存在疑罪从有或从无原则。药物中遵循的是利与害的关系，疾病与药毒，两者相交取其轻，龙胆泻肝方被取缔不仅仅是因为有肾毒性，而且因为它的疗效不重要，如果是救命的药，又无可替代的，那标上长期用有肾毒性即可，因为生命与慢性肾损害之间，还是生命更重要。 也不能用自愈来否定中药的疗效，自愈的病是很常见的，主要是在感染性疾病与创伤性疾病中，这与机体免疫功能和组织自我修复功能有关，但药物的应用有时可减轻疾病的症状与痛苦，缩短病程；然而有更多的病种是不能自愈的，不然就不需要医疗这个行业，求人不如求己了。 我发博文目的是研究疾病的思维中寻找共鸣者、同路人。因此非常感谢路人甲认真读了我的博文，也非常敬佩能真正从我的博文中挑刺人的科学素养，相信我的文字中会有不够严谨的地方，我也有很多认识不及之处。术业有专攻，所以常在网上看别的专业科普以补益，包括新丝语。 新丝语网站我是常看的，学术打假触动了不少造假者，于国于民均有益，一打交道发现hard to talk，只好作罢，感觉得海归派不管朝野都似乎有一种救世主情结，唯我独尊，局外人看客而已。打假需要一批愤世忌俗，有正义感，无畏而立的勇士；而科普却需要一批有科学素质、冷静思维、无欲而为之人。中医与造假（骗术）毕竟是两回事，也不能用田忌赛马法取胜，不看中医不吃中药是个人的自由，但取缔中医可不是个人说了算的，要由整个民族或全球华人来抉择。在现实西医不能包办全民和全部疾病医疗的状况下，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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