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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看星星”与“仰头过水坑”
zhumengjin 2010-12-9 12:07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科教政策和舆论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错误导向问题,其中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 科技研究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研究(上游)、应用基础研究(中游)与应用研究(下游),这三个层次大致分别对应着牛顿、钱学森与普通工程师(这种对应或许不严谨)。 真正在上游从事源头创新研究的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抬头能够让人看到满天的繁星、皎洁的明月,可以领略大自然的雄伟、宇宙的博大。抬头可以使你胸襟更宽阔、视野更远大。只有习惯于抬头用更高视角看问题的人才能解决真正原创的基础科学问题,习惯低头看脚下的人成不了牛顿第二。经典力学理论的创建者牛顿,他一生都在关注星空,即使是晚年对上帝存在性的探索那也是头顶天空的事儿。如果牛顿习惯于低头看问题,那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伟大的牛顿。 在国家层面,产、学、研无疑都是需要的,而且都很重要 。 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是变三元化结构为产学研一元化的组织结构。什么是一元化结构?就是要求您在科研活动中要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统筹和对接起来,不同性质的科研都要统一向产业化看齐。产学研一体化是要在政策和舆论上让每个研究按上游、中游、下游无缝对接起来,要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最好到应用为止。 事实上,这可能么?对 于某个具体的单位(比如以实际应用为主的农科院),提产学研一体化或许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国家层面这样提则大为不妥。 产学研一体化这样的政策舆论导向可以解读为让人做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式的全才。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细分的大势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精通的全才么?即使是一个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皆能,但能做到样样精通么?实际上,对于一项尚处于进行状态、尚无定论的基础研究,也根本不可能按预期与中游、下游对接。 那些处于源头的基础研究是无法预期的,能与中游、下游对接的基础研究也绝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 其实,科学研究没必要那么势利,一个民族需要那些长期抬头仰望星空的人,我们应鼓励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去做那些尚无具体应用前景的纯研究,中国迫切需要牛顿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也许有人对鼓励没有应用前景的纯基础研究不同意,会拿小日本说事。小日本是很功利,是很注重科技的实际应用。但是,我们同时又选择性地忽视了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事实上,小日本国家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和美国在同一个数量级,小日本不仅重视应用研究,同样也重视基础研究。 从近年来拿到的诺贝尔奖数目足以说明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能拿应用来衡量其是否重大的研究决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像973这种由重大实际问题驱动的应用基础研究,本不该叫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称为国家重大应用基础研究计划才名符其实。 真正从 源头开展创新研究工作的人不应被脚下的水沟所羁绊。对于真正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应拿应用前景或应用预期来衡量它、评价它、限制它。 牛顿们不应盯着钱学森们、普通工程师们该盯的脚下水坑。 我们要引导牛顿去做牛顿该做的事,要引导钱学森去做钱学森该做的事,也要引导普通工程师们去做工程师该做的事 。 产、学、研本该是三元兼局部二元结构的 , 但产学研一体化则大谬,其本质是逼着本该仰望星空的牛顿们去干普通工程师们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逼正在跨水坑的人不得不仰头去看头顶的星星。 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儿。一个合理的科技政策,不应逼着人去低头看星星,也不应逼着人去仰头过水坑。该搞基础研究的,您就按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搞您的基础研究,该搞应用(基础)研究的,您就按生产实践需求搞您的应用(基础)研究,别什么都去搞,结果什么都搞不好。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史上就没出现过真正的通才!专家只是某一方面专才能成为专家,什么都会的只能成为社会上人人唾骂的砖家。 可是,什么时候不再低头看星星与仰头过水坑呢? 【图片源自公开网络】
个人分类: 科研时评|9975 次阅读|10 个评论
论文数量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杨学祥 2010-9-20 05:34
论文数量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杨学祥 9 月 17 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美国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和英国阿伯泰大学( Abertay University )两位科学家的来信,就目前学术界论文的过度增长现象进行了讨论。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他们认为,靠学术出版来对科研进行把关的日子也许并不长久了。 在任何情况下,论文发表数量都不能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学术评价的标准 ;大学不能只是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人员理所应当的职责,而是更要将其看做是评价研究人员学术贡献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并对此进行奖励。 我在 9 月 16 日 指出,中国学者为什么发表论文?大部分是为了达到岗位考核标准、为了评定职称、为了获取奖金、为了毕业文凭。本科生毕业需要论文,硕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后毕业需要论文,各种职称评定需要论文,各种基金申请需要论文,各种科研和教学奖励需要论文,算一算人数,算一算论文数量, 5000 份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未必够用。这样的官样文章根本就没有人看,即使是抄袭的论文也很少被发现。 如果相关的考核不是看论文数量,而是其学术水平和独立观点,制造这么多垃圾论文又有什么用? 如此看来,论文水平低不独是中国期刊的问题,中外敌对势力大可不必口诛笔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学术期刊不过是跟风,真正的源头在国外。 正如诚实的两位美国科学家所说: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 在不可告人目的驱使下,英文版被看成是拯救中国期刊的灵丹妙药,英语化被看成是拯救中国科学技术的万能法宝,其用心何其毒也。炮舰政策失败了,该用黄油了。 时隔一日,中美学者同时指出学术论文质量降低的原因,这不是时间巧合,而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中国学者用的是中文,《科学网》又很年轻,影响面不如世界名刊,传播不远,听到者少;美国学者用的是英文,《科学》杂志誉满全球,影响面大,传播久远,无刊能敌。相信《科学》期刊的公正评论能阻止《自然》杂志错误社论的误导。 学术跟风者:中国人的话可以不听,外国人的话也可以不听吗? 先不要惩罚中国学术期刊,先改变学术水平评价标准吧! 附件: 美英学者致信《科学》探讨学术论文过度增长 过度重视数量为通病;同行评审有新用途 9 月 17 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美国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和英国阿伯泰大学( Abertay University )两位科学家的来信,就目前学术界论文的过度增长现象进行了讨论。以下为信件主要内容: 学术界一直都觉得,目前这种正式的学术出版流程能够很好地区分哪些研究确实做得好,而哪些研究是蒙混过关的、劣质的。可不幸的是,靠学术出版来对科研进行把关的日子也许并不长久了。 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 学术出版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研究人员开始将一篇完整的论文切割成几个在可发表范围内的部分,将其独立成文,分别发表以积攒论文数量,或者未等到更合适的研究结果出来,就急匆匆地发表文章;越来越多的论文有好几个作者,即使其中有些人对研究没有任何贡献;博士生开始将学位论文当成发表的文章来写,甚至在答辩前就把论文提交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90 年代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比 80 年代增长了 200 300% 。 中国与印度的情形和西方大致一样,只是有时候他们甚至把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和金钱奖励挂钩,使得很多人的目光只盯着顶级期刊。到 2008 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论文数量产出国了(欧洲位居第一)。 面对论文数量的无节制增长,文献计量学指数相继产生,比如 h 因子, g 因子等等,通过被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的影响力。这也许比单纯通过论文数量来评价更具科学性,但却容易造成研究人员故意自我引用,或与他人相互引用。 研究人员需要对当前论文数量的过激增长进行控制:在任何情况下,论文发表数量都不能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学术评价的标准;大学不能只是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人员理所应当的职责,而是更要将其看做是评价研究人员学术贡献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并对此进行奖励;同行评审的效果也要作为一项基本能力纳入到博士生的考核当中;每提交一篇文章,作者必须提供自己针对他人文章做过的三份评议。如此一来,论文数量可得到很好的控制,而质量也将有所提高。(科学网 张笑 / 编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7730.shtm 学者杨学祥 发表于 2010-9-16 16:14:38 中国学术期刊的使命 杨学祥 9 月 16 日 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社论《出版或灭亡》( Publish or perish ),阐述中国学术期刊目前的颓势,并建议制定详细计划来挽救衰退的中国学术期刊。 事实上,《自然》杂志尽管提出了问题,但并不了解问题发生的原因,所以其开出的药方就未必有效。 问题一: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达到 5000 份还多,然而,其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未被关注,无人引用。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研究还有没有意义? 中国学者为什么发表论文?大部分是为了达到岗位考核标准、为了评定职称、为了获取奖金、为了毕业文凭。本科生毕业需要论文,硕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后毕业需要论文,各种职称评定需要论文,各种基金申请需要论文,各种科研和教学奖励需要论文,算一算人数,算一算论文数量, 5000 份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未必够用。这样的官样文章根本就没有人看,即使是抄袭的论文也很少被发现。 如果相关的考核不是看论文数量,而是其学术水平和独立观点,制造这么多垃圾论文又有什么用? 问题二:比较在英文国际期刊中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中国科学家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为什么自己的期刊发表的高质量文章那么少。 这还是考核标准问题。由于考核标准重外轻内,正如学者王德华所言,中国国内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的质量(包括主流期刊),也是让人担忧。主要原因大家都清楚,就是几乎所有的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文章,无论学生还是导师都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国际英文期刊 (SCI 期刊 ) ,不少被退回来的稿件或不是很好的稿件(希望出版快的稿件)再投向了国内的那些 SCI 期刊,这都是为了课题交差,为了学位,为了经费,为了职称,为了荣誉。所以,说中国的科技期刊质量不错,那是说胡话。这个现实是必须承认的,但是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才是根治的第一步。 我认为,中国的学术期刊要办好必须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出路。 首先是语言障碍,英文不过关,中文不通用。其实,其它非英语国家也有相应的问题。为此,为了引进和交流,需要中国学术期刊做好为著者和读者语言服务的工作。 对于国外投来的论文,在发表其母语论文的同时,也转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服务,还可录入英文版,做国际交流,扩大论文交流范围,吸引更多有国际语言交流障碍的著者和读者。 对于国内投来的论文,在发表中文版的同时,代转译为英文,录入英文版,扩大交流,吸引英文较差的著者。 其次,如《自然》杂志社论所说,政府部门应该起强势主导作用。必须制定相应政策保障国内最好论文首先投向中国学术期刊,包括考核标准。对于国外论文,除了通过多种语言交流扩大其影响外,也可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63667
个人分类: 科技点评|4913 次阅读|3 个评论
办成 “最牛大学”和实现“全盘西化”的捷径
周可真 2010-9-12 17:44
林中祥 先生在《中国期刊应该全停办,大学全关门》一文提出了中国期刊应该全停办,大学全关门的建议,他陈述该建议的理由是在于:如果中国期刊全停办,大学全关门,可以 省国人一些税收,用这些钱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进口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副教授、教授。林先生的建议不失为吃透了中国现行的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精神的好建议,只是需要略加补充的是:不是要中国期刊全停办、大学全关门,而是在中国期刊只办科普的、大学只办本专科的。另外,我再提两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我早就提过,这里再重申一下:按中国银行体制,把中国大学整合成一所大学,叫中国大学,下设中国大学江苏分校、中国大学江苏分校苏州支校、中国大学江苏分校苏州支校常熟分理处.....按:在中国主流教育观念里,大学、大学就是规模大的成人学校,最牛大学就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成人学校。中国人数世界第一,大学生源也是世界第一,故建设中国大学就是要建成最牛大学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成人学校。 第二条建议我也早就提过,这里略加修订为:按每位诺奖获得者一亿美元的价格,争取把所有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全部引进中国;按每位世界排名进入前百位的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学科带头人)五千万美元的价格,争取把所有在世的世界一流教授全部引进中国。按:中国与其去购买别国的国债,不如如此花钱,购买别国一流人才,真正做到观念上崇洋媚外、手段上拿来主义、实践上洋为中用,最终实现中国全盘西化。
个人分类: 教育|3662 次阅读|3 个评论
国家科学基金:共同富裕还是一部分人先富?
赫英 2010-8-25 05:24
提一个问题供讨论。就我个人来讲,认为政策应该是向前者转化的时候了,即让最优秀人才吃饱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不漏掉有培养前途的新生力量,提高命中率!适当降低初次申请者的评审标准,不必强调研究基础,不拘一格降人才......
个人分类: 心得体会|3424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技政策象限论初探--以16字科技方针为例
liuli66 2010-2-7 00:21
本人 正在 逐步 树立 象限论 形象。决心 把 象限论 进行 到底。这个 方法论 是 endless frontier (无止境的前沿)。 象限论可以作为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人物和社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超越了一维线性的“对立统一论”或“矛盾论”,进入了二维平面的“对立统一论“或“矛盾论”,是“双对立统一论”或“双矛盾论”。 CC和WDH 都建议我把 象限论 用于 我的 一个 专业方向:科技政策研究。其实,我的 象限论 思路 正是来自 科技政策研究,那就是 Stokes的 巴斯德象限,它指的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 其实,我曾经 应用 象限论 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 科技政策的 演进,提出: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中国科技政策,出现了四个里程碑,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追赶战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战略转型。(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 还应用象限论 分析 中国科技的一个“口号”:顶天立地。提出:中国科技,不仅要顶天立地,而且要开天辟地(科学时报,2009-3-17要闻) 既然CC和WDH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再试一把。这次 拿 现行科技方针 “开刀”。 大家都知道,我国现行科技方针是16字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对这个方针最权威的阐述,见: 温家宝: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7/4023731.html 我把这16字方针,称为“阳性”科技政策。对应的“阴性”科技政策是什么呢?如下表(初步的;可改进)所示。 要对它们做全面的象限论分析,难度太高了。我先挑出两个大家可能最关心的维度来进行象限论分析,如下图: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科技,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当前科技政策优先资助的是什么?是“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16个重大科技专项,973项目基本上属于此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什么科研活动?是: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当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很重视“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 863项目,长期以来主要资助“支撑发展的跟踪追赶”,现在开始转向“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 “兴趣驱动的跟踪追赶”科研呢?据我观察和听到的,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很多属于此类。有官员说:NSFC真正资助的创新课题,不到5%。 这四类科技活动,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可以朝着“好”的方向演化的。比如,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将来可能转变为支撑发展;“跟踪追赶”类科研,将来能导致“自主创新”。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看国情。我们的国情,有这样几个特点:我们人口众多,地大物薄,发展(严重)不平衡;是一个举世瞩目的 快速追赶的 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但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要坚持“阳性”的16字科技方针,但也不能忽视“阴性”的备选科技政策。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要重点支持“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科技项目,但也不能忽视“支撑发展的跟踪追赶”,“兴趣驱动的跟踪追赶”尤其是“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 概言之,阳要“奉”,阴也要“为”。 —————————————————————— 补20100207 12:08 俺心里就盼着上“头版头条”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可以说是2010年头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可以说是中国牛年最后一次(这是可以肯定的)。感谢CC和WDH的提议,感谢推荐者的推荐,感谢科学网编辑部的“英明决策”。大家 过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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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与民众参与科技决策
gl6866 2010-1-27 17:13
农业部最近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过程,加重了关于转基因粮食安全问题的不安。《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发放安全证书涉及到暗箱操作。也就是说,在涉及到危险的科技产品的过程中,普通民众根本就不知情,这就关系到民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民主技术的关系一向是含混不清的,且不说那些引发争论的关系。民主与技术之间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拒斥的一面。现代技术史学家早已清楚地记录下这种共生而又互动的关系,民主的激情一方面推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又被技术进步所推动。向广大民众提供现成的书写文本的迫切需要促进了印刷机的研制与发展,而印刷机则促进了民众对宗教和政治诸事务的参与。工业化已与扩大选举权相适应。电力与先进的通信媒体日益涌现,通过扩大政治的社会基础成为民主文化的手段。 对比之下,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对技术作过分析,从根本上讲,技术本身含有反民主的可能和倾向。这种倾向的通称就是所谓的专家治国(technocracy),即由技术精英或技术信息而不是民众以及技术含量不太复杂的选择信息来治国。技术精英和信息的力量反映在技术法规的官僚组织的滥饬,如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成立于192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立于1934年),环保署(EPA,成立于1970年),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成立于1971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立于1972年),核能管制委员会(NRC,成立于1975年),等等。与此同时,政治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拓展,民众的权力常常受到不易察觉的剥夺。在先进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tific)社会中,对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行动的需求,向任何企图涉足这个社会专门领域的基础设施──技术决策──的民众提出了一项基本的挑战。 21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已经从先前的小规模而转向了大规模。由于这场挑战所涉及的面太广,使人们易于放弃或抛弃历史的潮流及其所做出的各种妥协。实际上,在有为的(activist)工程师或科学家当中──他们在社会上通常被认为是技术科学社团中非常尽职尽责的成员──他们有所作为的首要目标常常是某种实质性的但却是有限的好处(如废除核武器条约),而不是一种过程的目标(如在技术和科学中增加民主决策的成分)。在先进的技术科学社会中,民主进程或许是由历史所提供的一种承诺,但同时也是向社会技术组织提出对抗的一种观念。对这些克服阻力的基础和理由的理解程度,是我们唯一使其保持下去的原因所在。 另外,民主参与的观念并非某个人的事或者是件简单的事。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程度各异。例如,对于财大气粗的资本家(turbo-capitalist)而言,市场经济的试错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形式。对于出版和媒体新闻记者来说,媒体暴光与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是一样的。将各种民主参与和专家治国(不论其合理恰当与否)相左的形式理清的头一步,就是更祥尽地调查此类冲突之所以出现的原因。这种融入先进技术社会的民主参与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参与的诸多理由的影响。 而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否也涉及到类似的境地呢?我们真要当国际科技大佬们的小白鼠吗?
个人分类: 评论述评|1950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能被自然杂志等牵着鼻子走
XiaoCG 2010-1-15 11:47
【6年前自然杂志曾重点关爱了中国一把。当时曾有感而发。现在回头再看,对比今昔,很有意思。6年前我是蒙面发言,毫无顾忌;现在实名发表,也无顾忌,未作修改。】 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能被自然杂志等牵着鼻子走---评自然中国特辑 昏教授 于 May 16,2004 15:19:00: 最近,自然杂志破例出了一中国专辑。而且全用中文,初听此事,着实让人高 兴了一阵:中国发展了,关心的也多了,富在深山有远亲咧。但收到寄来的杂 志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尽管拉了许多优秀的甚至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撰文做为 陪衬。这专辑的主旨是要推销某小集团的观点和利益,并影响/误导中国科技 的战略及发展。自然主编称这增刊 是专为中国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其实 不然,该专辑的8篇,对谈纳米和农业的2篇我不敢置喙:不懂。其余几篇,自 然主编说:这些文章有两个共同的主题∶一是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保持更为积极的接触;二是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在西方工作的最好的中国科 学家回到自己的祖国。 其实不然,这些文章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是以蒲 幕明先生为代表,包括二钱,黄之厚,吴仲义,施苏华,张亚平等,认为制约 中国科研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等儒家传统,提出 要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局部和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 键。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另一主题则主要由吴瑞先 生提出:中国科研的产出率(既高水平科研论文)太低,要提高中国科研水平, 需要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 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 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简而言之,中 国要花大钱请国外的中国生物学家回国才能提高中国科研水平。这显然得到了 自然主编的共鸣而成为该专辑的主旨: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在西方工作的 最好的中国科学家回到自己的祖国。显然,这专辑主要为中国高层决策者们 写的。 作为一个80年中期出国的中国学者,我一直和国内紧密合作,90年代中, 我便每年一半时间在国内工作,我对国内生命科学界的情况既有非常直接的, 也有比较宏观的了解。我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专辑明显误导、非常有害的主旨提 出批评。同时,简要提出我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意见。 首先,简评下中国生命科学届现状:由于是蒙面发言,直言得罪人之处,不乞 原谅,但求理解:为国分忧,nothing personal。 人员素质:国内生命学界挑大梁的中青年学者主要为海归的土/洋博士后/访问 学者,(Research associate or assistant or technician,or visiting scholar)。 查查杰出青年基金也可旁证。他们大部份在国外老板的手下干活,没有自己的 基金/实验室/独立课题。回国后的工作也基本是沿袭/重复其国外老板的思路, 鲜有/难有自己的东西。以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从中国最困难的岁月 至今为中国科技的薪火相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然规律,已难以 再创辉煌。 科研水平:大部分是在不同水平重复。查查多年来基金委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 基础项目就可见高水平重复之一斑。而博士论文水平的科研则绝大多数是在低 水平重复。其实,我对低水平重负的结论都有保留:博士生3年1000美元的课 题经费能作什么?应付毕业而已。乘以不断扩大的生源,时间/金钱浪费巨大。 科技政策:急功近利,以SCI为导向,非学术因素干扰科研基金的流向,科研 经费的倒金字塔分配等等,一直是大问题。近两年国家已有认识和纠正,如去 年出台的科技部的评价标准,并取消了973的建议人制度(实际上往往成为圈内 大老的利益协调)而改为自由竞争(类似NIH的RFA),但真正纠正这些根深蒂固 的错误倾向和体制还需时日。 科研条件:应该说很不错了。尤其是一些大单位,如军事医学科学院,设备条 件比国外还好。但从主要设备到基本试剂,基本受制于人,依赖国外。绝大部 分科研经费花在了这些方面。且由于不懂行情,或重复购置,或购而不用,大 型设备的使用效率极低。看着中国老百姓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外汇,成百万的 花掉却大多成为摆设,或换一两篇毫无价值的垃圾文章,实在让人痛惜。 虽然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个例,中国生命科学整体状况基本如上述。可是,完全 不必悲观,更不需象自然杂志主编那样危言耸听:这种现象还导致中国失去 了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其国民生活质量的机会。 因为目前的生命科学状况 与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一致的。要是中国现在就有了几个诺贝尔生理和医学 奖得主那才是奇怪了。1978年邓小平打开国门时,中国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可 以说是从零开始。真懂外文的都没几个。到现在能有如此体系和人才结构,已 是来之不易,群注了全国人民,几代科技界领导和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的确, 中国目前的生命科学科研人员和整体水平的确不高,但就是靠这些价廉物美的 埋头苦干者撑着,中国的生命科学技术在进步,在发展。 吴瑞教授的投入(经费)产出(文章)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中国从百废待兴起步, 目前仍处创业阶段。国家的投入产出要从整体和战略的角度衡量,至少我认为 国家到目前为止的重点在面,在打基础,不在点,更不能用几片文章来作为产 出的代表。至于加大基础投入,我认为国家一直在不断增加,这本不是个问题, 吴教授将其隆重推出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考虑 实际上很多 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 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看看中国中西部的落后状况, 想想广大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想想基本的中小学教育等等,用中国的GDP 数字来硬套强求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实在是给人以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吴教授回国应该多到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农村,走走,看看。再退一 万步,假设吴瑞教授的要求是对的,假设中国按美国的GDP/基础研究经费比例 加大投入,有两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了: 1,如何投? 生命科学只是基础科学的一部份,工业/农业/能源/国防,孰先孰 后谁轻谁重? 我本人是搞生命科学的,当然希望生命科学科研经费越多越好, 但从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良心深处,我认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不应该是中国目 前最重要的支持对象。2,投后就能达到吴教授的投入产出效果? 在生物领域, 花重金肯定可吸引到很多在国外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回国效力。以提高 产出率即高水平论文。但能吸引到其他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吗? 核物理的先 不谈,就说NASA的,波音公司的空气动力学和材料科学家,英特尔的芯片专家, 你能吸引来吗? 那么,当国家付重金给生物领域的归国的杰出科学家时, 如何面对那些在西昌基地和沙漠里的邓稼先们? 是他们让神舟上天,让导弹卫 国。他们肯定没有IF因子10的文章。 吴瑞教授在中国开放初期为中国生物学子出国留学搭桥铺路,费尽心血,功不 可没,多年为中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有目共睹。当但是我感觉吴教授近来的 作为主要是所谓吴瑞学会利益的代言人。爱徒心切人之常情,但当权衡国 家与小集团利益时,还盼先生大局为重。借用先生的投入产出理论问一下: CUSBEA成员现有几个人回国服务? 中国对CUSBEA学子们投入不可谓不高,尤其 在那段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但产出是多少 ? 这投入产出率应该是零吧? 为支持先生自己的投入产出理论,您能否呼吁一下吴瑞学会成员: Don't ask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如果他们仍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我对蒲幕明先生衷心敬佩。身体力行,不辞辛苦,毫无私心,完全是为中国科 学发展尽力。他在自然的文章的确是切中要害,可能是考虑到维护中国的整体 形象,蒲先生有些问题说的比较委婉,用心良苦。蒲指出的问题比他带领神经 所发的论文要重要的多:前者关乎整个体制,后者只是一小小局部的改进,而 且主要是来自蒲教授的个人影响和作用。实际上,我对上海神经所和目前热炒 的北京生命科学院的体制并不认同:开小灶是不可能提升国家的整体科学水平 的。且不谈并不是有钱就能出科学成果,启动经费用完了怎么办? 国家继续包 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科学竞争的基本原则的。那么就得竞争经费, 神经所和北京生命科学院能竞争到足够的,国外水平的经费吗? 不可能的。粥 少僧多,豪华和尚饿肚皮。这就是26人告状信的根本原因。顺便说一下:26人 告状信是中国科研现状的产物,不全有理,可以理解。当基金委和科技部已采 取相应措施后,又通过个人关系捅到自然杂志非常不当。对国家和国内科研人 员包括告状者们自己的负面影响很大,挟洋贩私,不顾大局,莫甚于此。 我是中国培养并送出国学习的。当年出国时北外出发前一位老师的话多年难忘: 你们每人出国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己于72个农民3年的总收入。我一直觉得欠祖 国欠国内父老乡亲和老师同事们太多,一直在努力回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包括科技界的问题都是正 常的,也都会在发展中解决。我相信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全局的了解和决策 能力,所以多年来只干不说,也从不和媒体打交道。现在,借借自然杂志的 西风,除了完全同意蒲先生等提出的鼓励自由探索,鼓励创新,提倡 splendid isolation ,和打破等级森严外,我也想就中国生命科学发展 简要建议几条,一孔之见,但决无私心。: 1,取消国家3大奖的报评制度,而采用提名制。如国外的诺贝尔奖和国内的何 梁何利奖形式。我个人认为目前的3大奖每年劳民伤财事小,促进了急功近利 和不正之风事大。科学院取消3大奖实在是非常英明正确; 2,国家生命科学科研战略目前应侧重应用领域,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医/药 领域的基础/应用研究。我国目前可说没有一家有竞争力的药厂/试剂厂或医疗 设备/科研设备制造商。 3,进一步改善基金评审机制,除CDC以及国防生物科技之类必须由国家计划支 持外,全部放开竞争; 国家可RFA。在基金终审阶段,可以请国外中国科学家 包括吴瑞学会成员参与把关。 4,加强基本科研设备和试剂的国产化比重,提高现有设备的使用效率,这将 显著降低科研成本,降低科研的入门门槛,有利青年一代探索创新。 5,立法鼓励民营企业RD和社会资源支持科研,用市场经济吸引人才。 6: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让大家明白现在科学家和科学都是有国界的。要提 倡发展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和科学家的职业精神。 5。1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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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5)―― 给总理的信
热度 2 陈良尧 2010-1-12 08:37
愤怒的葡萄! 来自科技界底层的心声 诚挚感 谢饶毅 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笔者的系列对话博文以及 王鸿飞 教授的博文发出了来自内心的的深沉呼应,(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628 ),这触及到了影响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即科技资源合理分配和使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也真实反映在约 5 年前笔者给总理的信中,也是在好望角与部长先生发生对话的原因。 5 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未见有任何被解决的迹象和改善的趋势。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下给出写给总理而他并未能看到的这封信的内容,供参考。信的题目引自 Steinbeck 的书名: The Grapes of Wrath 。 ---------------------------------------------------- 愤怒的葡萄! 来自科技界底层的心声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在犹豫了很久以后还是觉得有必要给您写这封信,来向您反映发生在科技界底层的那些越演越烈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正吞噬着我国宝贵的科技资源,腐蚀着科技机体,败坏了学术道德和风气。如国家投入巨资的 863 和 973 等重大科技发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已对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伤害,严重挫伤了众多优秀科技人员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热情和信心。 十五年前本人完成学业后即举家回国,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振兴国家科技事业的潮流中。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所付出的努力也时有收获,更多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许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无法在国家的许多重大科技活动中获得支持,如对于重大科技项目 ( 863 、 973 以及重大科技攻关等项目 ) 的申请,是年年申请,年年落空。 今年已是本人与同事们第 6 次申请 973 项目,与国内许多优秀项目的命运一样,未被批准。每年要化三、四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积六、七年来 20 多个月时间对于科技项目思考的精华和努力就这样被无情地扔进了纸屑堆。过去 20 多个月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努力都被浪费了,没有人会为这种损失感到痛心和惋惜。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所倡导的科技兴国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却并不珍惜我国宝贵的科技资源,包括科技思想等软资源。那么是什么机制造成了这种现象呢?是研究水平良莠不齐的单位和部门为获取国家科技资源所进行的恶性竞争。那些围绕在政府管理人员以及特殊专家圈周围,以及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科技资源源头的单位和课题组无疑有更多的机会。 在平等竞争的表象下,经常产生出离奇和难以被人理解的结果,这多半是以十分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显示出一些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智慧,却不惜以扼杀优秀项目和伤害国家的最高科技利益为代价。 比如, 2004 年 973 项目申请指南中给出了信息领域中纳米信息技术的研究方向,却将与纳米尺寸无多大关联的传感器和系统列为重点,结果去年该方向上所有的申请项目都遭失败。不禁要问,难道偌大个中国科技界在对于国家科技进步至关重要的纳米信息技术方向上就产生不出一项优秀课题,进而导致在影响国家信息技术发展最关键的硬科技 ( 设备、材料、器件和系统 ) 领域的申请项目无一不遭到淘汰的厄运?据说这些重大研究方向都是经过科技部专家顾问组认真讨论后定下来,代表了我国某一时期最前沿研究方向,凝聚在这一方向下应该有许多课题需被深入研究和解决。然而仅到了 2005 年,还未被实施的纳米信息技术方向就突然蒸发消失了,被十分草率地转到了其它更有利于某些局部课题的方向上。是什么原因促使本应该相对稳定和急需被进一步实施的重大研究方面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发生了转移?其中的奥秘当不说自明。 人类科技发展史是一面镜子。本人不相信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在项目名称上故弄玄虚、用尽心思和玩足花样的人会有诚实的心情对待科学研究,他们将不会对科学事业有真正的建树和贡献。其实,在许多场合,不是国家的需求,而是一些部长和司长们背后相关的单位和课题组以及一些特殊利益圈的需求决定了国家的科研方向,实在是令勤奋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们无从适从,悲从心来。 本人组织的项目申请书有幸于去年通过第一轮书面评审,进入第二轮答辩,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答辩专家组结构。尽管同在信息领域,也是隔行如隔山。要让来自生物、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等领域的专家们济济一堂聚在一起,在短短半小时内犹如科普般听懂某一领域高度专业化的研究课题,实非易事,这既不现实也有违科学规律和常识。许多专家显然缺少某一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也无充裕时间能在现场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仔细核实和审议,至多从答辩人员的表达方式和气氛中,再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或许再加上专家们之间的串联议论及其它非学术因素,就对上千万元的项目作出取舍,不能不包含判断上极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于 863 、 973 等项目,一方面强调严谨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极不科学和缺少学术诚信的遴选方式,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和悲哀。君不见,一些课题组和单位为获取项目,无不早早攻关,从科技部一直攻到专家组成员,所导致对学术风气的侵蚀和国家科技资源的浪费是极其令人痛心的。 尊敬的总理,我们国家许多宝贵的科技资源经常就是这样被随意分配和使用的,不能说是全部,却有相当部分被流失到了不合适的地方和人手里。虽然有关部门会拿出许多数据争说多年来实施 863 、 973 以及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合理性及其成绩,且不说那些无助于解决核心科技问题的花拳绣腿般的成果,仅只要仔细检验我国高科技领域的进出口产品和市场现状,尤其是我国学术界强烈依赖国际科技装备和技术的巨额进口单,就不难明白,我国若干重大科技计划实施所产生的积累性效果,不仅严重偏离了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甚至连我国科技界自身的研究基础都难以支持,即一旦脱离了来自工业化国家的高科技设备、材料和器件的无止境输血,我国许多重要的实验室和课题组将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当看到这么些年来本人和许多优秀科技界同事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努力所遭受连续失败的现实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更痛苦和遭受损失的将是您领导的政府,以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失去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分科学家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要承担的高品质服务和贡献的机会。 在我国最高科技管理部门工作,尤其是身处部长、司长和处长等领导岗位的公务员应该具有这样的先进性品质,应该明白,通过制定和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国家科技政策和体制,使得国家的科技资源获得最充分和合理的使用,进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实质性地增进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这将远比关心自己的课题组和项目更为重要,当属于国家的最高科技利益。 尊敬的总理,我把发生在学术界和科技界底层的这些故事告诉您,是极有风险地希望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解剖和分析,能让您有机会来亲身体会和观察到我国科技界底层的微观科技细胞的奇特活动方式。这些故事以及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问题,已逐步演变成为阻碍我国科技进步的桎酷,成为耸立在我国众多优秀科学家面前一堵堵远比解决实际科技问题更为困难的高高的墙。政府可能有责任,而我国学术界更应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非几篇文章和几句批评意见就能触动这些又高又厚的墙。可以预期,如果没有合适的途径和措施来有步骤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以及无数科技人员辛苦奋斗的努力都将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不仅会严重延缓甚至阻止在您领导下的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将对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建设、科技道德以及民族精神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 上述意见仅供您在百忙中阅读和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本人当承担责任,并敬请谅解。 陈良尧 , 2005 年5 月5 日 复旦大学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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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4)
热度 2 陈良尧 2010-1-5 08:35
黑匣子 --- 来自咨询组专家的困惑要求 发生在一所大学内的许多逸闻轶事,是构成这所大学文化历史和口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也适用于我国科技界,即通过对许多典型事例的细致观察和剖析,可深切认识和了解何以在某一时期我国科技界会产生如此众多问题的根源。 在与海归部长的 对话中,虽以事实为依据,坦率指出了 863 和 973 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毛病和问题, 但部长先生并不以为然,听不进去,而按他的三人原理和方法,只愿意听某领域三个人的意见,便能确定其指南和方向。因此,这三个人的作用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不去影响和不与这三个人发生关系,一般来说,要获得科技部资助的胜算机会将十分渺茫。 在 973 体制中,最有可能和有机会对这三个人施加影响和作用的是咨询组成员,在每年项目启动的早期和整个过程中,都能接触和猜摩到这三人的心思和意图,并获得各种不为外人所知的敏感信息,从而直接和间接对项目的申请和评审过程施加各种影响,是一连串黑匣子中的重要一环。 我与遥远 C 地的 K 君仅在他进入咨询组之前的某次会议上有过一面之交,由于研究背景和课题兴趣的不同,再加上地理因素,彼此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研究合作关系。在那一年的 973 项目申请过程中,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本人正在组织某一课题的申请,已成为咨询组成员的他很意外写来一信: ―――――――――――― 陈 先生,您好! 久未问候,望谅。 现在正在申报 973 课题,您有什么打算。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您如年慨允,不胜感激! 本人因进入咨询组,不能承担或参与 973 课题,故而愿意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谢谢! 敬礼! xxxx, 自 xxxx (单位) ―――――――――――― 他很客气,说是久未问候,其实从未问候过本人,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是借问候要给他课题组安排一个子课题,一起参与 973 项目的研究,其出发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生了困难。因不宜透露 K 君的身份和意图,便很难向参与本项目的其它课题组成员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将并无研究相关性的 C 地课题组加入本项目。这触到了笔者的软肋,其实,双方心里都明白,就其担任咨询组专家的功能和信中的暗示,如不采纳 K 君的意见,那是一点成功的希望也不会有的。 于是,费了很大劲和很多时间,经多次修改,终于将他课题组的老师揉进了不同的子课题,却始终未能反馈得知 K 君对如此辛苦安排的满意度为多少。 送上去的项目通过了小同行初评,进入中评答辩阶段,却很惊讶发现 K 君竟也坐在那里,还是这次答辩专家组成员,彼此都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他也不痛不痒问了几个问题,自以为有出线的希望,却是煮得半熟的鸭子飞了,依然未能出线 ,自然还包括了更高一层部长的课题组也夹在某项目内要被照顾的优先需求,把其它项目都给挤走了。 下一年,未被实施的这一方向的指南莫名消失了,只能被迫尝试在其它领域的某方向(再次上当)组织课题。谁知在刻意消去指南的原方向上(可避开一大堆竞争对手),另一单位的课题组却能活动到这三人头上,伺机立项并一次就能高效率申请成功。一般的情况是,当前次申请失利后,如无事前联系, K 君将很难确知他的课题组是否会被再次包含在下次本项目的申请书中,这极具撞车风险。不过这次他测算得很准,已很有把握不必再来问候本人,而是在无指南方向上策划问候到了另一课题组,并从中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按 973 原理,在某一方向被安排课题后,一般在相当时期内,如至少在三五年内,将不会在该方向考虑安排类似的课题和项目。因此,这三人、 K 君、以及那课题组采用如此手法窃走该课题项目后(窃书不算偷,在中国科技界,窃项目也不算偷?),便意味着其它单位的课题组过去的一切努力,即便是更富有创新意义和价值,都已付诸东流,今后不会在这一方向有任何立项资助的机会,仅指望那些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课题组, 包括 K 君,能珍惜这种机会,做出一些好成绩来。几年过去了,可追踪那些科学家的前沿研究成果究竟在哪里?一切的一切,最终可看到这个项目被彻底废了,是半点解决科学问题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的作用都没有。这是很糟糕的一群人,能够破坏自己建立并承诺遵守的所有规则而不受任何约束和惩罚,其源头的毛病就出在科技部的 973 体制和那三个人身上,已无任何科技工作者的良知、诚意和信誉可言。 在其后的某次会议上,又碰见 K 君,都心照不宣,难为情呵!也算是有个交代,他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我禁不住 木讷地 在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么!却也理解他的无奈和解释,处于他的位置和环境,是看到了还有其他大鳄所布设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阴暗面。 这就是部长先生在谈话中所说不想听五十人,而是只愿意听那三人意见的必然后果。显然,与受五十人的制约相比,控制三个人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则更容易让这三人通过各种迷宫般的隐蔽方式将自己单位或相关课题组的利益活动到各类项目中去。在这里,与这三人及其复杂人际网所真正追求的各种特殊利益相比,所谓国家利益、关键科学问题和目标等等,都是遮人耳目,已丢于脑后,被降至更为从属的地位,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在 973 项目的二、三审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外行专家,根本听不懂或看不懂某一项目建议书的内容,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作为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遴选过程,其投票表决的科学依据究竟体现在哪里?结果,不能不说许多项目和宝贵科技资源都投错了地方,投错了人,却是一茬又一茬都落到了与这三人密切相关的课题组口袋里。 王鸿飞 教授敏锐地察觉到 863 、 973 项目中的三柱香问题,碍于我国学术界的不良生态环境,只能以讲历史故事的隐晦曲折方式警示学界同仁,而在与部长先生的对话中,可获得最清晰的印证。 毋庸讳言,部长先生的三人原理及其源头腐蚀作用对我国科技界的影响是极为 深远的。 阅读连接: 1.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232 2.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27 3.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23 4.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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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3)
陈良尧 2009-12-29 09:15
约一小时的约谈结束后,部长先生径直去了机场,我则去医院探望在等开刀的老母亲 ( 已于去年去世,终未能看到这份努力的结果 ) ,在路上便接到复旦打来的电话,有领导要找我谈信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如部长所说仅科技部两人知道此事,而是有更多人知道,并如此迅速地有意无意让消息和压力传递到上海的朋友和一些单位,要我考虑后果。什么后果,无非是如约谈中的话,复旦拿不到或少拿科技部的项目,或是本人早点退休,以及后续一系列其它方面的报复。我也坦率对这位领导说,你不应该来谈这些问题,科技部这样做是严重违规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行科技体制。对于此类事情,学校领导很少能给予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息事宁人,腰板硬不起来,因为复旦科技资源的命门被捏在科技部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手里。 ―――――――――――――――――――― 笔者在科学网读到 2007 年 9 月 13 日 王鸿飞 教授写的 《洪门三柱香》与申请 863 、 973 项目之秘诀一文,感慨中留下了如下的评语 : 《 洪门三柱香,确有其事,就是那领域的三个人,控制了一大帮人,决定了 973 的指南和方向,这三柱香不烧到,确实机会很小,过去就听说有这三个人,还有拜老大的故事,经鸿飞点拨,想不到竟是出自洪门堂的祖传家法,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告诉大家我与优秀同事们八年抗战申请 863 、 973 都落难的经历,以及与掌门人的世纪对话,折射出中国学术界很不光彩的一面。 参考连接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232 这当然是在说科技界的笑话,却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还真有那么点背景和味道。》 ―――――――――――――――――――― 这不过是我国科技事业磨难发展中光明与黑暗共存的一段插曲,还有更多的故事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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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2)
陈良尧 2009-12-29 09:04
时间: 2005 年 6 月 16 日 , 16:00 - 17:00 地点:上海好望角宾馆 2102 室 ――――――――――――――――――― 程:我是程津培, 陈:陈良尧, 你好, 丁秘书:有点晚到了, 陈: 还好,但我过来,现在这个路,这个交通呵,复旦在修路,差点走错掉, (丁秘书退出) 程: 国家重大项目评审的问题,国家信访局找到了科技部,请我来听听你到意见,你的 973 、 863 项目评审中间的一些看法,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我正好在楼下开会,顺便就让你来辛苦跑一趟, 陈:这个问题, 程: 我就管这个基础研究, 973 归我这里管, 侧重于 973 可以的,你的情况反映中你主要谈到信息领域,申报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成功,可能专家里面还是公务人员在里面可能发挥了一些不正常的作用,想听听你的意见, 陈: 这个事情大家都有很多议论么, 973 是国家的愿望,也是比较好,包括 863 ,重大攻关,我都是申请过的,但是我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这个是有很多原因,这个原因讲起来也比较复杂,都可以找很多原因,总的来说,像我们这样一群人,要得到国家的重大支持很困难,面上有些重点项目可以申请到,但是在这样一个方式里面,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要让总理知道,最起码, 程: 总理怎么会看到你这个东西,到他那个办公室就转到国务院的其他部门去了, 陈: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想我们的努力都没有什么用,化了这么多时间,精力都消耗掉,这么多时间,精力都消耗掉,这个大家都有愿望,都希望为国家作贡献,或者希望会得到国家的资源,都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然后会做很多好的研究,最后,我想国家的愿望没有最后能够做得很好,原因很复杂,每年都申请,我今年第六次了,是吗,这个申请,我当然有可能以后不一定是不是还要化这么多精力,是不是值得,但是我们是回来是真心诚意为国家,能够,希望能够做一点贡献,而且知道怎么会做事情, (被秘书进来打断了一会) 陈: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这个太复杂了,如果拿一些数据出来看,我想很多会说明问题的,你那么多钱,分布在什么地方,在全国的分布怎么样,这个在人群里面的分布怎么样,这个在队伍里面的分布怎么样,你的那个统计数据我想相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对个别人怎么样,有些人很好的,也是可以拿到和得到资助,还有一些人不应该得到资助,或者是不一定做得很好,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拿到资助, 程: 从你六次申报 973 的经历看来,这个 973 里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从信中反映出来这里面有黑箱操作,甚至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证据,完全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你信里面写了这个冒很大风险,也不一定,不一定是很大风险,没有关系的,你最多是会拿不上经费支持么, 陈: 因为具体的部门是有很多原因的,我拿不到基金,那我就少做点事情,或者是早点退休,能够, 程:你还年轻么, 陈:不年轻了,我不年轻了,不是太年轻, 50 年么, 50 年生的,今年已 55 岁了么, 54 岁 55 岁了,到年底 55 岁了,不到 50 岁就申请项目,很多年过去了,就是说我个人的事情,但学校里还没有往那里说了,学校,譬如学校,对于复旦大学写这种信,为什么要这样写,是不是打打招呼,这个所有的资源都是在国家手里面,反映国家的这些年的问题,复旦大学肯定受影响, 程: 会有影响么? 陈: 当然有影响,我去年没有申请到就想过这样的事情了,学校的领导跟我讲过的,讲过这事情的,当时我就很悲观,我说这个事情要反映反映,那学校领导也跟我讲,你说的这些事情你讲没有用的,但你也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这种话都有的,虽然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我来反映这件事情,这还是小事情,还有很多事情,国家体制里面,我想这个问题是基金反映出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如果我们从国家科技部的层面和宏观的政策方面不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国家很困难, 程: 这个咱们要这么说,我想我要是从打官腔的角度,就是说我首先要感谢你给科技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性的建议,但我不想打这个官腔,我也觉得咱俩的经历估计差不多,我会比你长两岁,我们都是老三届,我也在美国念书,回来以后在学校里当老师,前五年,嗷,五年前我到科技部,所以说我们大体走的是相同的路,我本人现在也是学者,你那信中也反映学者做官这里面有些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咱们慢慢再说这个事情,总归呢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我在那里主持的时候也不是特殊身份,大的项目我也从来没有拿过,再讲我们现在是找问题,我也非常理解,你做得非常出色,应该说这个你走得比我要顺,你别看我现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但你前面那些该得到的东西,我从你的履历上看,你基本都得到了,全国老模啦,全国的优秀教师呵,你并且在做院长啦,杰出青年基金啦,中青年优秀人才啦,还有许多奖励啦,还有其它的应有,应有,能拿到的差不多都拿到了,这将理解在这种位置上呵,你也非常希望能够拿到国家的重大的项目,这个有这种责任去承担国家重大的课题,攻关项目,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呵,我现在正在学着,跟学者与学者之间,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机制里面呵,存在着好多的问题,好多好多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了五年,我也看到好多好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想找的你刚才讲,你假设,你这里这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做学者呢,就是要说一种合理的推理,跟它那个事实之间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联系,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呵,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部里做公务员,特别是坐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人哪,特别是想拿到那些证据,便于你去改进管理,但我回国后的这二十多年,我也感觉到这个制度呢在慢慢地变化,慢慢朝,应该说还是朝好的方向去变化,这个化钱的人更加理性地化钱,管钱的人更加理性地去管钱,我觉得慢慢是出现这种趋势,要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到那里去做什么,我们这些人难道眼睛瞎掉了,怎么选这帮人去干这样的活,越整治越烂,越整越黑,这就不行,你索性干脆早早地回去,我也提前退休,也好,现在就是想找这些问题,你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实质性的,假如说我这里有公务员,我有处长,司长,甚至到部长,存在着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说把钱拿到自己家里,但是你处理事情上不公,这非常想知道,所以你这个事情,我们,但还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没有让你点名的人知道任何信息,你可能,因为你会担心你那多少在那个领域占点边,这个信息没有,没有让直接点到的人有任何了解,但是那有一个公务员是,除了我之外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保护得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我们这里存在问题的话,诚心诚意地想改,但这大的机制存在问题,跟它整个的大环境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科技部也在做这工作,但不可能一天就变化,慢慢地慢慢地在朝合理的方向去推动,否则科技部要 那么多 博士干什么,要那么多对科学自己有一定了解的人干什么,另外你要了解这些人工作的精神,要了解他工作的规律,整个科学的规律你要知道,不然,如果说,我们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情况,你这个纯碎是有管理类的人在这里面,他就不会有任何私利,这至少是对他自己的课题组不会有偏爱,他从管理出发,但那方面恐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完全由管理,这些管理的人没有,缺乏了监督,也是会出现问题,如果不内行的话,恐怕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如果说有人做公务员,他自己还要从事业务工作的话,最多那个,他自己那个组肥了,谁都有个能够肥多少钱,何况还有应该说非常透明的监督,我们的公务员不允许拿这科技部的项目,即便我们走歪题,恐怕如果他还是能够基本出于公心的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管理,那他工作还能继续下去,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就是要保护这种你自己有工作,这个人,谁随他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想呢,大概想说明一个意思呢,希望能找出这些问题来,特别是在你理性的推测底下的那些具体的东西来,存在不存在,特别是 973 ,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 973 呵,这些年来得到的赞语较多,跟 863 呵有所不同,得到赞语较多,听到批评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想,想拿到东西,今天实际上是听意见,想改进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是,是应该目标相同的,我们在这里做工作呢应该跟你在这里做工作一样,都是为了把我们国家这个事业做好,我想你还是应该相信这个公务员的群体,还在那里做事情,不是仅仅总理一个人愿把国家做好,我想公务员的大多数原意把工作做好,将原意把国家的事业做好,国务院也在那里照管自己的权力,已很管事,我再听听你的意见,这个,但有一个情况呢跟你沟通一下,这个 973 的申报量非常大,但在最后中标的 10 %左右,是低于任何一个科技计划的中标,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因为国家的资源非常有限, 973 是从三个亿开始的,每年增加一个亿,弄到现在呢,增加到了每年有 10 个亿了,这一个相当不小了,但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限的钱你想把它化好,主要在六大领域,你知道那六大领域,后来还有前沿交叉,你是不是在前沿交叉里面申请,今年, 陈: 我是在信息领域, 程: 信息领域,那属于六大领域之一,为了能把这些钱呢尽量化得好一些,就组成了一个专家顾问组,你也知道,我估计你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去答辩,你是讲去年的事还是今年的事? 陈: 去年我答辩过的, 程: 今年也答辩了? 陈:今年没有,今年是答辩的机会也没有了, 程: 有一个机制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想从全国选出项目的时候,你是给每一个领域分配固定的名额,还是在不同领域之间,有好的我挑选上来,不是绝对的平均化,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从开始有 973 到现在,一直是放开了,你这个领域有几个好项目,我可能就多出,那个领域相对弱一点,可能就少出,但有一个大的平衡,不会让它太悬殊,六大领域都是我们 973 最重要的领域,但有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最终呢有一个专家顾问组,周光召为组长,这个专家顾问组是对于每一个答辩来说是最内行,最外行的一个组,而相对内行一点就是第一层次,作为专门评选,第一轮呢是这个叫做小同行,但所谓小同行在信息领域的这么大的框架底下,小同行,我是搞,干化学的,我这个小同行在国内没几个,但你要组成一个那么二三十个人的评审组的话,必然有跟我不同行的,但仍然叫小同行,我把我的有机化学叫做小同行,然后化学叫做大同行,你那个领域恐怕,我觉得恐怕比我们这个还要宽,那我们要在评有机化学这个项目里面,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同行,这是第一轮评审,叫小同行评审,好,你在小同行评审里面脱颖而出,但到了大同行的时候,这就是你有答辩机会那个,那个里面,那可能就是面对着许多的非同行,但对外面来讲还算是同行,那叫大同行,我们有第二层次,第二层次叫 973 的咨询组,这个层次再出来,那就到了最后的综合评审,那基本上全是外行,这个,你是干信息的,信息那里面我有三个专家,每个大领域我都有三个专家,这三个专家未必扣住你那个领域,所以对于你那个领域他们仍然可能是相对外行,这就那么个机制,如果我分配到你那个小领域去,那可以相当来说是同行评审,你如要从大的范围里边摘项目的话,最后呢,避免不了是外行评审,现在就是那么个机制在这里,除非我再细化到小的领域,现在我这个钱有限,有没有办法准确地选择哪个小的领域,应该给多少项目,这确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这跟我们在美国做研究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钱多,中标率可能会高一点,另外,几乎所有的重点领域,它都会有投入,我们的重点领域有很多会落空,这是这么个情况,假定今年设定了这个领域是需要支持的重点方向,明年就未必会设立,这,这个是由谁来设定,是由专家顾问组来决定,政府几乎没有权,照说,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部门,他对宏观的事情应该有,如果你在那里做工作,你想把工作做好的话,你对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状况,国际上的趋势,和你们国家的特定的需求,应该有所了解,可以在科技项目部署上,政府这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象自由探索那边,主要是听专家的,这边比如说我想突出农业,我想突出信息,我还想突出健康,健康又在哪个地方更为重要,一般的来说各个国家如此,它是应该政府有一定的主导权,但是我们 973 的项目,其实是不允许政府有主导权,按我们现在的机制,那好,每年的指南基本上是由这个综合评审的顾问组,叫 973 顾问组,那个领域的三个专家来定,定下来以后,今年我要支持哪几,哪几个方向,这个,大组汇报一下,把这三个,各个六大领域出来,综合交叉那个也出来,综合交叉一般不设某一个方向,就是设定一个综合交叉这个,这个科学发展的前沿,一大块全都进去了,譬如说,你要想报,报这个综合交叉这一块,几乎就没有指南,你什么都可以报,大家硬碰硬地上,但在领域,六大领域里面,它就有今年要支持什么,明年要支持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就是他根据历年来国家的部署和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队伍的状况,他总归是工作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大的方面应该是有所了解,一般的层次呢算比较高的一些专家,他选定了以后,跟大组汇报一下,把这个单子综合上来,我的工作的确很简单,然后交给我们,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都推给专家,好,由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专家提得过多呢,有的是不是提得太细了,有,有专家自己的背景在里面,我们要对他筛选过去,然而可能譬如今年,这个,我们感觉那几方面部署还不大理想,可能政府就提出来,譬如纳米材料你就部署比较多了,连年占,你们现在还是要考虑纳米材料作为重点资助方向,那从这个基础研究司,它对全国的了解来看,恐怕纳米电子学,或者是纳米生物学方面的工作更应该引起关注,这样与顾问组考虑增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返回给顾问组,顾问组的领域呢当然专家要认可,认可以后,我上部务会发布指南,照这么一个过程,政府在这里面能起的作用,当专家把那单子拿过来以后,我要进行一定的筛选,他专家,有的领域专家设定的方向较少,那基本上符合要求,有的领域呵较多,那就要跟其他领域尽量平衡一些,有些重复性的东西呢,我要跟专家商量,你这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还要列里面去,然后有的过于专了,我们怀疑专家可能有背景,一般的专家应该没有背景,应该没有背景,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环境底下,我不能保证,我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但应该说这些人较为公正,经过考验,要不然我们国家再也找不出公正的人来,这些人相对来说在社会上被大家较多的认可的,是这么一帮人在那里面,如果你看看他,这名字我们公开,你看看他们,如果他们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都接受社会各界的这种提出来某某人有什么什么问题,等到换届的时候恐怕就要考虑,如果有突出的问题的话,那么,那么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措施,一般来说呢,这些人是经过长期的考察的,比较出于公心的,这么一个组,他可能判断上未必都那么准确,他毕竟他的专业领域有限,这,你让光召去判断那个农业,是不是能够判断得那么准,你信息领域他根本不能判断,他当然信息跟,跟物理结合得比较紧,他干了那么多年的宏观的科技管理,他可能对你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敢做深入,这是,他是一个大战略的,战略性的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水平少许比他差一点,但仍然属高水平的人,都有他的极限,但总的来讲,他们的资质,他们的为人,基本是能够被认可的,认为是符合这些的,基础研究几乎是最高的层次,我们不会怎样问,所以我们叫,跟他们来考虑,如果他们还提出他们背景很强的东西,我不排除里面有人是这样,特别是基金委啦,有人就是,唉,我干这一行的,我就把这一行弄上去,如果说你得对,国家特别的需求,也可以,但如果你是排他,这个我们就要修改他原来那个建议,让他把它放宽,让更多的人能够,能够竞争,这正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这些年我就在,就在盯这个,不希望专家把他自己的背景过强地带到我这个项目指南里面来,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么多项目指南的所谓黑点的那个举例,我们是尽量的宽,别人是能够进得来的,很难套到某一个课题里面去,我不知道你在底下看这些指南是不是这种感觉,如果你觉得,它特别是倾向于冲某一课题组去的,那就是,那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不细致,或者我们外行,我们也看不出来有那什么问题,但我们在努力做这件事情,这是政府做的,政府刚才我说的一个是条内,一个是我觉得比如说,那年就是呵,北京沙层暴特多,沙层暴这样的一个基础研究,常年的问题,无任如何进不到指南里面去,那政府,我们这个层面,我们也有,有强大的压力,这时,这国务院几位领导一再地讲,你科技要作支持,所以我们就跟顾问组建议,把风沙列入到,风沙具体列入到指南里面去,象这一类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带有点政治任务型的,那我跟专家组商量,商量被认可之后,我们也列入指南,大概就是那么一个程序,就是政府能做得事情有限,但是呢,不排除政府有可能,特别是个别的官员有可能在组成专家组的时候有倾向性,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但我们的咨询组基本固定的这第二轮,第一轮尽量地选取,就根据申报的状况来选取你比较贴近的小同行,我说小同行实际上也是外行,绝大部分也是外行,但是我们让他呢基本上平均,基本上贴于你那个领域内,每一个申报的项目都应该有小同行在这里边,这,这是理想化,但可能里面会有漂,可能这里边呢有些人,这我们需要你来提供线索,如果确有人在里面操作,那,那就跟我们举报,这个现在我觉得政府在处理这种事情上不会护短,这科技部门,科技部门大部分出身是学者,这点应该说比其他部门要做的稍微好一些,是理解学者,但愿是这样,但如果说,你要说国务院各部门都要有些问题,但科技部门来说,相对地好一些,这个,这种说法是不是过一点,我不太清楚呵,因为我来看呢,我又不是你,你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许你讲呵,你在搪塞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在真诚地跟你讲,表明一个情况,这我就是, 973 就这么过来的,里面还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需要管它,但你把问题给我指清楚了,怎么去弄,我来想办法,感觉是这么一种,但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呵你有,因为几次来申报,不能中标,这个,应该说这种情况不是不普遍,有非常好的项目,上不来太多太多了,因为每一个组合基本上都是化了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没有随随便便的,像基金面上这个申请有的时侯会有随便的现象,但是 973 的,随随便便地搞个 973 的组合,人不多,非常非常少,他也知道是白痴,折腾干什么,所以大家都在那里认真地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十分之一,那总体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我刚刚参加一些 973 的就是最终那一轮的第三论的评审,我听了一部分项目,感觉到各个项目还是相当厉害的,但筛选下就是真正没有进入答辩,第二轮答辩那里面有非常好的项目,我也知道,有非常非常好的项目,它没有办法上,包括你们学校,包括上海那几个我都熟悉的人,项目就是没有上来,这真是没有办法,但再瞧就是怎么能让这个第一轮的专家就选得特别的准确,这是需要我们特别下功夫的地方,但也听听你的建议。 陈: 我是这样说,我们呢,就是在基层,大多数呢是在观察政府的这种做法,我想从政府角度,特别是像程部长这样,我想,反省下来,因为我们实际上如果不是把我们都作成政府的发言的话,是学者的话,这是一种心情,希望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搞得更加好,出一些很好的主意,想一些很好的办法,建议么非常好,解决一些问题,是么,这个科技,这个研究呵,愿望都是很好的,但有的做得成,有的做得的不好,做得好做得不好,我觉得很关键是谁来做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实现这目标,譬如你当家的话,你家里面有这么多钱,要实现你家里程序的话,你也有想法的,怎么用好这些钱,怎么产生最好的效果,在美国也是这样,你这个国家,管好国家,它怎么能够解决它的问题,怎么样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去,你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不同做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做法都有它合理的地方,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看效果怎么样,效果不一定,我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信息领域里面,还可以知道其他领域里面,这些产生的项目可能是说都很严格的,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信息里面核心问题,怎么会产生出来的,如何到最后会批准的,最明显的是没有解决国家的急迫的核心问题么,去年几个项目不知哪个人写的么,而信息领域里面呢,纳米技术是非常关键的,怎么产生这个方向,怎么会这个方向里面没有,那个项目会遴选出来,最近发现消失了,是什么原因,我是觉得如果细致地问这些问题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哪里。 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陈:唉, 程:你讲一讲吧。 陈: 我就说,这信息领域为什么举例会举到这个上面去,纳米技术,用生物传感器件作纳米技术的举例很勉强的,传感器不需要这种纳米技术,你就说你能做传感器,你讲我们也是认可的,是吗,你问问纳米的领域,许多人的意思说生物传感器,你去问问看生物传感器,哪个生物传感器现在要用到纳米技术的,是微米技术,量小了信息量不够的,而且那个生物传感器还有很多前期研究,生物的那个机理,怎么个传感方式,怎么把生物的信号变成电信号,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只要你答起来了,那么我们也认可了,告诉你,去年专家的评审,最后一个都没有成功,冶金所是封松林去参加的,他是做传感器的,和我们复旦大学联合的,我们是做纳米的光子,那个光学,有很好的手段可以产生纳米光谱,刻层,材料研究,这里面国家是很需要的,还有其他的,我看都是做传感器,做生物传感器, 程:你觉得他做工作吗? 陈:我来跟你讲个现象, 程:唔, 陈: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像这样一些,像国家封松林做的项目会比其他的小组比较强, 程: 他上去了吗? 陈: 没有呵,第二轮答辩,第三轮就没有了,第三论谁上去了,第三轮有人答辩的,怎么样的结构答辩的,哪些专家参加,怎么样的组织形式参加答辩。 程: 在我呀,跟你呀,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审,但这些问题主要出在评审阶段, 陈: 不是的,评审的第一轮已假定都过了,能够去答辩么,小同行都同意了么,是不是呵,小同行对于项目都认为是好的,都遴选出来的,都上会去答辩么,答辩这些同行我只讲我反映情况,这种形式不是很好的,这么多专家在这里就听你答半小时,里面的小同行可能只有一两个,只有一个,我的同行里我知道只有一个,他还算不上同行,不是小同行。 程: 这你也是做管理,你要去贬这个事,你不是这样评审,你怎么评审? 陈: 那我是,我是跟你探讨啦,我今天不是同行不算数的,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训练过,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国家好的项目, 程: 对对对, 陈: 对不对? 程: 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大家不是说要把事情做坏,而是想把事情做好, 陈: 怎么样能够,能够知道你这些项目,这群人能解决这里面的问题, 程: 他怎么能够理解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陈: 对对对, 程: 你要是想要让你这个小项目的人多,就给你这个小同行多,对别的申报项目就会有不公平, 他要相对有一个平衡,你要说现在一个同行不够,我们一般至少保证有一个小同行,一个方案不够,那好,增加到三个,那别的申报项目也要有差不多的这个量, 陈: 这个就是说我们体制里面的困难,用这种方式就会产生你刚才讲的困难, 程: 嘿,对, 陈: 说出来其实这个方式试下来是没办法解决的 程: 那用什么方式更合适, 陈: 我等会儿讲一个事情,如果是探讨的话,我们是可以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你体制里面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得很好的,这不是矛盾的么,是不是呵,你要半小时里面这么多人明白,只能够讲一些科普的,让那些, 程: 是这样, 陈: 所以说,这个形式是很难达到效果的,不达到效果,要象我们做研究一样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我做研究不能解决,我研究做不下去的,我研究不能做下去的,因为我要解决问题,我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那么卡住,我是走不到头的,我们产生什么效果,我一定要,这个问题都解决的,这个科技工作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找不到好方法,那你只能选择这方法,这方法产生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 程: 对,是这样子, 陈: 是不是呵, 程: 因为现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来, 陈: 这个方式,这个管理里面也是要有许多创新,也有很多新的想法,论研究,我切身体会里面,不是还是我做研究,我说我的多少经费,我来一个小组里面分配资源,我怎么样来实现我的目标,我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不是这样的, 程: 你做宏观管理的话,你希望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可以, 陈: 我跟你讲,程部长,我是觉得,这么大的项目,几千万钱,管理上有成本的,管理上面如果不花成本,这个项目是管不好,没有效果出来的,发动大家跑到北京去参加,这么多年下来,弊病太多了,也不是当然你的经验,最后你可能也很苦恼,出发点很好,但是你发现实施,怎么会老会是这样,是不是呵,好多问题,可能刚才讲的是这么个问题,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加好呢,是不是呵,这么大的项目,我可以讲,就专家层面上面来讲,如果叫我来,来认识这个项目的话,不需要这样答辩的,譬如我们组织一个小组,是委托科技部,委托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定,定的由这个方向上产生的几个项目,我们花时间来这么跑一跑,把这些人召集来开开会,听听你们在讲什么事情呵,看看你们环境怎么样,看看你人怎么样,很难躲得过去的,有些问题不明白我可直接问你的,你到底什么问题,你解决什么问题,你哪些问题解决,哪些问题没解决,你要在我层面上面,你要离开我的判断那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对政府负责,我不对你负责,我回去写一个报告,我可以你根本不知道的,我可以非常负责地,我可以把我的感觉告诉你,我可以把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得到的反馈意见告诉你,至于这个领域里面这个题目谁能申请,那个情况怎么样的,他们的状态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效果怎么样,从我的背景搜索,对人员的搜索,对这个项目的估计,包括对它们的认识,我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报告,来打上去,如果,一般我选出来的这个人,被批准的话,这些人要负责跟踪,要对你负责,要对科技部负责,发现问题立即干预,但这是要成本的,两千万,两千万的钱,或者是三千万的项目,你化百分之一的成本,还是化百分之二的成本,还是化百分之五的成本,如果不化成本,如果浪费的钱,可是比你化钱管理的钱还要多,但是我是这样随便说啦,不一定有用的, 程: 这个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呵,也还是比较困难的,比较不容易实现的, 陈: 那是,那我是这样说,我们要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平时在上海的范围里面,我们上海的圈子里面, 程: 我跟你讲呵,因为我在这里做几年管理呵,我跟你讲这种形式我们采取过,但不是在 973 , 973 那个量太大,重点实验室是这样的,到地方上去看,我们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共才评几个实验室呵,不是现在这个量呵,搞得几个专家筋疲力尽,但是表示这个成本是要付的,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大家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要淘汰的,这个方式呵,在某些情况可以用,但这个对于 973 适不适合用,那恐怕是要从管理上就是要考虑了,实际上有没有人原意去这样去做,譬如,找 陈 老师你来,你也是个知名的专家,你整天去弄这些事情,你恐怕第一年我原意去干,第二年就拜拜了,你去找别人,我老是替人家换专家,老是一天到晚换专家,他也不了解整个的这个发展链,这里有问题,评奖的时候,我们到一定的轮次呵,你前半段,因为那量太大,等到后面,筛选到一定的程度了,需要派几个人去,去看,这个我们也采取过,听听大家的反映,看看他到底做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呢,这几个专家回来,给大家报告,那么你也不能排除他们几个专家的倾向性,而且呢,这三位专家,或五位专家,所有的报告回来,都是支持性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底下,你很难有一个专家说,我不赞成这个项目上,他没有到达获奖的水平,这个你怎么能保证没有人把你的话传给被评方,但尽管我们有严格的说法,你一旦有走漏了秘密的话会怎么样,会怎么怎么样,取消你的资格,将使你申报项目的资格都没有,但实际上没有人会跟你讲,是谁谁谁说的,所以,实际上你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回到大的组来,每一个小的考察组都会讲同样的支持性的话,但我仍然要从里边删掉三分之一,怎么办?所以,实际上就象这样一些管理上东西,我在几个层次试过,那么什么情况可行,什么地方不可行,那还要看着,你在感觉到它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本来要付大的成本,几千万的项目,是需要有高成本的去考察的,但可能在实际的过程中,在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认真跟你讲,我不是非得咱们较劲呵,我是把实际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机制不是太理想,但是,找到比它更好一点的机制还真是不很容易耶,所以在这里边会有很多的问题,非常好的项目,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非常想上项目,找了我几次,我了解他项目,非常棒, 973 ,上不来,还有你们上海某一个高校,这个书记找我多次,像这样好的人物我们从海外引进来了,他做这样的项目你也看到了,非常棒,也没有弄得上,我没有办法帮他上,他走了,这象你一样的感觉,我这个项目, 陈: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机制里面的困难,我们国家本来身为部长的,好多是专业角度,这样的人非常好帮助国家,但国家却不能支持他,而不应该支持的人却倒怎么把经费活动到他头上去的,而且不应该的项目反而弄到他上面去了, 程: 这当然是,我讲是出现在评审过程中, 陈: 而且这个现象不是一次两次,是频繁地发生, 程: 是比较复杂的, 陈: 频繁地发生,这个有,我们还有, 程: 这样子,我跟你讲呵,是这样的情况,总的来说应该有一个估计,评上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恐怕,你看从你那个角度, 陈: 不是的,最后我们来看,我是觉得,科技部既然有意图,或者某些人有意图,或者某个单位有意图,要上什么项目,就明说,我们就不来申请了,你就明说,譬如我明年要申请,一个薄膜材料,他出了一个指南,薄膜材料,薄膜很广啦,薄膜,这么多膜,很多膜,什么膜,都是要做的,但是实际上当时是有意图的,后来我知道是有意图的,有人叫我去 給 谁谁谁讲,但凭我的做法,我不愿意去讲的,但是你不去跟他讲的话,我是觉得,最后,大家现在知道,不是跟某些人,不是跟处长讲,还不是专家,他说跟关键的人讲,他会有什么办法会给弄上去,结果果然弄上去了,叫什么膜,你就说这个膜,我们就不来申请了么,不相互竞争了么,你讲清楚这个项目很重要的,没什么,我们都理解,我们是觉得,我们这个一般国家需要的,有的项目没上,我们已看得很多,就在那里等么,今年不上明年上,这国家总得支持,不可能说是这个支持,结果还没有支持,结果就没了这个方向,居然,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去年,这个项目虽然换了个题目,还是这个指南,还是这个,就是这个举例,不过换了个方向,纳米,没办法,好更加宽口径,而且去年发生的问题,今年早就作好准备了,早就下面作好准备了么,所以我是觉得, 程: 可能在专家层面上出现了问题了,呵,也可能是, 陈: 早就作好准备了,他们,我们上海的专家是,譬如,有些人跟我碰到都是很恼火,是不是呵,他们知道怎么找规律,都是这样跟我说的么,我们在一起吃饭就这样说,我们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早就这样,早就可合起来么,可是信誉很重要,这个团长如果不进去怎么办,跟你讲,我们是有的等了,只有这个题目已经被支持了,我们才会有机会,我是觉得呵,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做研究工作,实际上心里面都是很清楚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咨询组跟我写信,你讲了说他们知道的,但不愿意讲,他们也看不懂,到处都是黑匣子,碰到一个就死在那边,这种情况我是觉得,现在人做事情都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保护自己,尽量对自己的影响越小越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努力的做法会伤害很多人,特别是伤害国家的这个体制,伤害部长的心情,你的愿望这样,但实际上你抓不住的,现在这个做法是,否则的话我们国家不会出这么多事情,做法越来越曲折,越来越缺德,你赶不上他们,但你会知道这里面有原因的,这原因不愿意讲出来,但是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是请这些当事人讲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譬如第二轮的讨论,看专家们是怎么想的,专家们怎么会想到这种事情,怎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这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的专家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人,我想,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除了研究以外,发生一件事情,偶然事件算了,出现两件事情,有可能是搞错了,连续地发生,就不是偶然的,这当然是可能,都心情是好的,是为了国家发展,但资源太少么,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情,我想你也是这样,但是这机制里面,体制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如果来设想一个好的方法的话,或者是有改进的话,可能是会做得更加好。 程: 唉,因为今天时间呵,你提的问题比较大,也挺复杂的,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更合理地,公正地,透明地评价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好多的问题呵,最近就其中的有增加的趋势,但还是个小数,总是要改进工作么,这就是实践,我刚才讲了,好几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有什么能够替代现在机制的建议,这今天谈不完哪,咱们还可以再谈,待会儿,我让秘书给你个名片,网上有我的 email, 你还可以给我们建议,今天谈的呢我不会跟涉及到的人讲,但你的建议可能就是我会以这个科技界的建议的名义跟底下的公务员呵,会我们一起讲,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涉及到到底怎么去解决,你知道,我设想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个黑箱,你把事情呢看得比较暗,我不能说让你不这样想,因为你, 陈: 这个, 程: 你的感觉, 陈: 不是,不是我的,都是直接参加这些项目的人跟我讲的, 程: 对,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项目呵没有评上,没有评上的人呢,从我们国家大的环境上看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会联想到科技界一定会有非常太多类型的人在那里面,那些潜规则在那里起作用,所以呢,你的感觉不好, 973 呢,总的来讲,你资源越少,拿到的人越少,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就越多,因为科学家呢,总是也要深解,你对社会上一些看法,可能涉及到我这科技上,我就说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也不能排除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你看什么,所以我想呢,感觉不好的人还是比较多,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这需要你更好的机制,这个机制到底在哪里,操作层面上好不好实现,这就需要听听象你这样的这个什么意见。 陈: 譬如,程部长,你有没有这种统计数字呵,这个, 973 那么多项目,有没有一个全国的分布图,有没有,有没有全国的, 程: 应该是有的,但是这全国分布图呵,你可能觉得北京的多一点呵,上海的少一点呵,那里会更少,但这不说明问题,因为你的科技工作者的,你的量在那里摆着,怎么从你的角度考虑,离北京近呢,跑得多一点,因为我专家里面也北京的多一些, 陈: 对,但是如果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话, 程: 但是,你的这还是一种逻辑上的设想,仍然还没有提出来如何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丁秘书进来)小丁,拿一个我的名片给 陈 老师,里头有什么,我待会儿坐飞机走, 陈: 真对不起,对不起, 程: 那还要听你说, 陈: 没有没有 程: 请你来这边,蛮不容易的,路上就要化两个小时,我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很遗憾,我对你那个领域呵不是太了解,干化学的, 陈: 对对对, 程: 我做管理也是做了四五年了, 陈:不容易的,我是觉得不容易的,如果是在某一个位置上面,大家,譬如你是,可以说也是我们的代表么,有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会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做一些贡献, 程: 至少说,我跟你讲呵,有一点呵,你应该,我想你应该可以能放心,至少相信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公务员的队伍呵,是越来越改善,从部里呵,从科技部的领导来说,对不正之风是抓得非常严的,不是拿来说说而已呵,真是在那里抓,就有那么一帮人在那里想管好事,这至少是出发点是对的,多数人是这样,那么比一帮糊涂人在那管,恐怕要好一些,至少你出发点对,然后你对科学的了解,比非科学界人出身的可能要多一点,如果你出于公心的话,如果你的判断能够真正地符合你的那个职务的要求的话,应该总的来讲呢,这个国家的事情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去走,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存在,你的那些设想,我想大部分人,因为我们的大环境有很多的问题,还会讲到我这个政府里面有很多个黑暗面,专家里面也有很多个坑 , 你在美国没有坑 ? 陈: 也有呵,对对对, 程: 就是我们国家总的来讲呢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监督机制不太健全,我们也希望能够逐渐地建,我们推动这件事情,逐渐建了起来,所以这个国家的事情呵,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信心,我不见得比你这成长的过程更加容易,所以我们都是有体会的,我们有共同的心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呢,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凭想象,我算是,我比你大两岁, 陈: 不不不,不是凭想象,你知道的,我从来每一个想法,我都是,每一个实际上不是凭想象,不是凭想象, 程: 对,我说呵,那种说法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在 973 的评审中,如果是那样一种的判断的话,总体上就不公正了,这是一个大判断,你是从你那个,或者是从信息领域,总体上来讲是不公正的,这就问题出来了,什么情况下就可以总体上略微公正一点,你是搞信息的,你要综合地分析这些信息,然后, 陈: 要增加专家的透明度,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这种遴选的科学性的方法研究,你怎么样把国家所需要的研究领域遴选出来,我跟你讲,去年这上的项目是存储,这根本不是,这不是核心问题么,网络存储?存储的核心是硬件设施,一个光盘里面你看,一个平方英寸要存一个太勒比特的存储,结果你怎么会,怎么国家去,怎么存储会选了这种样子的一个方向, 程: 现在好多的问题上出现在你不可能听意见听到所有的人,然后,你的意见呢,是不是能被多数这个领域里面的人接受,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听意见,就按照现在的知识,我听三个人的意见,就 973 顾问组这三个人的意见,三个人的意见绝对不能代表全国,问题就出在这儿,但我听谁的意见,我不听意见,还是听意见,听意见听谁的,我随便听,还是听这三个人的,现在的选择只能是这样,你要说造诣,肯定是聪明人,你要考虑,我在操作上面,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我肯定是听这三个人的,我不能不听意见,不听意见你一定会更盲些,那我听谁的意见,我随便找几个人听,那是我主观的意见,还是我找那几个我亲近的人,那更有这种黑箱操作的背景,我要找三个透明的人来听意见,我听五个人的意见不是更好,听五十个人的意见,就是把所有人的意见听完了,然后由我的综合处告诉我,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现在的机制就是这三个人的意见,那三个人的意见,就会出问题了,每年,举例,那三个人解决,它一定会有问题,不是你那弄呵,可能你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但是,它就是现在这种机制,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陈: 为什么不能改变, 程: 不能改变, 陈: 为什么不能改变,从你这个机制,刚才讲的不能够产生,如果这个机制不能够为国家产生很好的项目的话,不能够产生解决国家的问题的话,这个机制就有问题, 程: 那你要是取代某一个机制呵,要有一个比现有的机制更好的机制, 陈: 你有这么多好的人,为什么我们五十年代,两弹一星上去,什么样的机制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为什么十二年的纲要计划能够完成,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二十多年的努力,高科技还是这么大的差距问题,是不是呵,这些现象不是摆在那边么,要想一想的,我们在下面是无能为力解决上面,但是科技部不要解决具体,但为国家要解决宏观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毛病在什么地方, 程: 对呀,就是说去找毛病,大家一起找,我们整天在那找毛病,你也要找毛病,你找出毛病来,你不光是这种议论,呵,我建议是,我们既然是都是干学术的,我对你要求就是,不仅是在议论问题, 陈: 对, 程: 还要提出解决的问题,你不要把我当敌人,我们互相应该说是朋友呵,或者是, 陈: 没有呵,因为, 程: 大家都是想把国家的事情做好, 陈: 国家是通过一个部门来实施它的那个目标, 程: 你也不希望把我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么,是么,你也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我们也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是不是呵,你是在干活,我说你是在想象就不太合适,因为你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除了提出问题之外,还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呢,我刚才说,假使这个方法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替代,你不同意,好,那你就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替代,好,你说,我们化更多地成本,那我讲了,操作层面上有什么问题,你还能不能再给我更好的解呢,我非常原意听,我要走了, 陈: 好的好的, 程: 堵路堵得很厉害,我在等我的司机,以后还有机会么, 陈: 不容易的,我理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里面有非常复杂的, 程: 就是你那微观的学院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陈: 对, 程: 国家不容易呵, 陈: 但是我想我们如果努力的话,我们的基础会更加好, 程: 谢谢你呵, 陈: 这个事情呵,等我退休以后,我可以把很多故事讲出来, 程: 你不要责备这个事业,就是说不要这个把故事留到退休的那个时候, 陈: 这个社会呵,这个社会在进步当中,但产生这些问题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知道,我们复旦还有 陈家宽 教授,也是争议很多,去年第三轮进去了,我想他也是非常不理解国家的这种做法, 程: 在任何国家的做法是专家的选择呵, 陈: 专家么,把那个责任可以推给专家啦,我想专家也有责任, 程: 我们也要承担点责任, 陈: 哪里哪里,我们这个体系呵,政府是在不断解决问题,还是机制, 程: 你有什么建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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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1)
热度 1 陈良尧 2009-12-29 08:56
看到 2005 年我国 973 信息光电子领域各路人马惨遭全军覆没的可悲下场,于郁愤中给部长先生的顶头上司写去一信,不过是表达了一丝来自科技界底层微弱的声音。其实在仰望天空的国家最高管理层与匍匐于泥地的基底百姓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信不可能被总理看到,但科技部程津培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电话,约笔者去好望角与部长面谈。这就是那天发生在我俩之间的对话。 他说来听我的意见或建议,更多时候我是在听他居高临下的训诫。近距离观察,可闻到他身上残存的一丝学者气息,但已浸透出饱经官场的世故。他具有被推荐担任我国最高科技管理要职的一切特征:留美博士、院士、民主党派、年龄、广泛的人脉关系,等等,唯独缺少关键的品质,就是不可能对我国科技体制的改善和进步给予任何实质性促进和帮助。他明白和看到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体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虽有改进的机会,但即使违背自己的良心也不会去研究和尝试任何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约谈之前,部长已对本人的背景作了一番研究,说是彼此都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我俩间的人生轨迹和理念已有很大差别,这可清楚反映在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分歧方面。 本人意识到写信反映这些问题的后果。虽然与部长既不是朋友也不必成为敌人,无非是科技资源攥在部长和司长们手里,最终失去科技部资助的机会,被剥夺为国家科技事业服务的义务和权力。这些含蓄的威胁和警告都已成为事实,在以后 973 和重大科技专项申请中,所有课题都遭到被拒绝的厄运,包括所在实验室被蒙冤摘牌的惩罚。这就是我们的部长,我们的科技部,以及在部长先生领导下我国科技政策的产物。国家和社会理应用于资助我国优秀科技队伍和项目的宝贵资源已蜕化成为科技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不仅是我和我的优秀科学家同事们多年艰辛努力的痛苦遭遇,也是急需获得帮助和发展的我国科技事业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学术不端和腐败是我国科技界的病垢,而通过制定不合理甚至错误的科技政策导致我国一系列重大和战略科技和教育目标的失败,这更将是有损国体基础的致命灾难。从与部长先生的谈话中,可细致体察和感受到我国最高科技管理层精英对这些源头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以及方法和措施。 海归对海归,两眼泪汪汪,是欲哭无泪呵! 这也是本人与许多热血同仁踏入回国后第二十个年头前夜的遥远回声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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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撒胡椒面 人大称中央技改投入偏低
pikeliu 2009-9-20 08:37
200亿撒胡椒面 人大称中央技改投入偏低 2009-09-19 01:50 王毕强 经济观察报 本报获悉,6月到8月全国人大技改和科技创新专题调研组,就四万亿中技改资金投入和落实情况,赴陕西、辽宁、湖北、上海等地调研。   调研中发现,这些项目中央投入偏低,实施过程中存在政府资金短缺、使用分散、企业融资难、税收等优惠政策不落实等问题。   调研组建议,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对民营高科技企业支持它们通过创业板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据悉,目前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的前三批技改和科技创新项目大多已经顺利开工。但全国人大调研组发现,各地技改和科技创新资金短缺、使用分散。   2009年,全国共安排此类投资452亿元,仅占全年中央9080亿元投资的4.98%。相比其他方面,投入比重偏低。技改专项资金200亿元仅占中央投资总额的2.2%,其中120亿元切给地方,每个地区平均不到4亿元。由此导致投资撒胡椒面的现象,相当多的技改项目从中央获得的资金数额为几百万元,难以发挥作用。   据地方反映,短期内组织申报大量中央技改项目,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效力偏低、成本偏高的问题。主要采用贴息方式投入资金,项目审查及资金拨付周期长,程序繁琐,贴息资金到位与贷款使用进度难以一致,影响了中央投资对社会资金的带动作用。   由于本轮中央投资要求尽快落实,短期内安排实施大量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项目的难度很大。地方申报的老项目较多,新项目较少,有一些原来没有批的项目借扩大中央投资之机重新上马。对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产品、核心技术等瓶颈环节,缺乏战略性部署。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仍然存在。由于缺乏引导资金和风险再担保机制,大量资金不愿或不敢支持产业化项目,又由于知识产权评估和流通体制建设滞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新型金融服务难以发展。特别是广大中小型科技企业缺少实物资产抵押,信用记录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困难问题比较突出。   另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确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还未完全落实。例如,企业研发费用认定困难,税前扣除难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不尽合理。以近三年为界限认可知识产权、医药类企业药证不能视为知识产权等,都不利于企业享受应有的优惠政策。又如,一些海外归国人员创办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因身份问题,难以申请中央投资支持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   对于这些问题,调研组建议,要坚定不移地围绕节能减排,推进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地方债券、财政补助和贴息、资本金注入、中期票据等多种形式,加大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力度。此外,不要为了上项目而上项目,防止重复建设和城市盲目扩张。   调研组认为,许多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正处于扩大规模的关键阶段,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持续不断地跟进支持,使企业尽快发展壮大起来。   调研组还建议,放松政府对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   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投标选定项目业主,给予民间资本平等进入的机会。   引导地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基金,进一步放大政府资金带动效应。进一步落实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   调研组提出,对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可以鼓励和支持它们通过创业板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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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 (转贴)
pikeliu 2009-9-7 10:58
   专访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要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2009-09-07 03:38 高育文 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经济发展、经济崛起的根基在于科技领域的前进。日本、韩国在战后实现经济赶超,主因即在于此。在新中国六十年征程中,我国在两弹一星、神舟飞船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突破。进入新世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又被定义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在建国六十年周年纪念之际,本报组织六十年征程如何自主创新系列讨论。   近日,CBN专访了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梅永红曾先后组织或参与了航空、汽车、船舶、中医药等一系列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情况的调研。    与经济规模相比   技术创新能力仍是短板   CBN:对于6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你的概括性理解是什么?   梅永红:中国经济的进步为世界瞩目,在GDP、出口、税收、就业等核心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发展规模上,我们已经在众多产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钢铁、水泥、纺织品、电视机、手机、PC机等的产量已遥遥领先,汽车、船舶等也已位列第一方阵。   在科技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益紧密,这种意义甚至比科技自身的进步更为重要。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还是短板,许多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于进口。   CBN:你谈到中国经济在规模、数量层次上的巨大进步,又谈到了这种进步中并没有同步的技术能力的成长。   梅永红:在许多领域,技术能力的成长确实没有跟产业规模成长保持同步。如果没有外国技术或者核心零部件的支撑,有些产业可能就成了空壳。   比如轿车,我国现在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别人的,拥有自主品牌的轿车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我们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别人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尽管已经达到了年产数百万辆的规模,但这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同样的规模不是一个概念。大与强,似乎已经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我国许多产业领域的发展主要还是停留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产业最深层、最内在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上做文章。   CBN:有人说,先做大,再做强。比如有汽车产业领袖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梅永红:在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找不到这样的发展逻辑。我甚至认为,先做大再做强的思路是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教训。   还是以汽车为例,韩国开始自主开发现代轿车的时候,整个韩国的汽车年产量只有3.4万辆;日本丰田的第一辆轿车就是自己研发的。技术能力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是厚积薄发的过程。不能说现在不做技术,等到将来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再做技术,请问谁能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个规模究竟是多大?中国数百万辆轿车的生产规模难道还不够大吗?强与大本来应该是内在的统一,这就像一个人,身躯已经发育得很大了,骨骼也应当发育完全,一个只有庞大躯体而没有强壮筋骨的人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    获得技术不等于获得技术能力   CBN:很多人士认为,技术是可贸易的,我国只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就可以了。   梅永红: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贸易的确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有很多技术的转移仍然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核心技术仍然是买不来的。特别是当我国发展到跟他人形成竞争关系时,通过技术优势对我国相关产业进行限制和控制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   即使这种技术是可贸易的,但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往往很高。因为外国企业形成了技术垄断,技术垄断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市场垄断和价格垄断。当我们不具备某种技术能力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在价格上的谈判底气和博弈能力。相反,只要我们形成了相关的技术能力,别人对我们的技术贸易价格就会一路下跌。每当这时我们才会明白,那些掌握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中国获取了多少超额垄断利润。   总之,有没有技术能力,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和代价,这是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CBN:你刚用了两个词语,一个是技术的可贸易,一个是如何获得技术能力。技术和技术能力的不同,怎么理解?   梅永红:技术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一种产品,比如一条轿车生产线、一个关键零部件、一件生产工具等,这本身只是一个技术产品,是技术物化了的产品。这个物化产品的背后才是真正的技术能力。我们也许可以获得这种技术或技术产品,但形成这种产品的技术能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移过来。技术贸易和技术能力的学习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过去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如果不掌握真正的技术能力,当市场需求变化之后,我们除了继续进行技术引进之外别无选择。这也正是中国一些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根源。事实上,技术能力必须来自于有组织的学习和消化吸收,来自于自主创新的实践,这是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CBN:我们过去强调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同步,也就是吸引先进的跨国公司来中国设立工厂、研发机构等,这能否实现技术引进?   梅永红:国际上,产业分工已经越来越普遍。别人把产业转移过来,其实是其自身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高消耗等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转而投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这个过程并没有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相应提高,没有获得与产业规模对称的利润。经济发展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市场换不来技术   CBN: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更多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略,后来我们转变为自主创新。如何评价市场换技术呢?   梅永红:我从来就不认同以市场换技术的概念。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能说是成功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不少领域市场让出去了,但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飞机、汽车等领域都是如此。在个别领域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三峡工程,但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叫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让市场对一个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市场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谁占领了市场,谁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比如我们现在也做office,甚至做操作系统,但为什么不能与微软形成竞争态势?就是因为先进入者控制了市场,形成了从用户到服务、到品牌的完整链条。消费是有惯性的,对品牌的认同往往很难更改,个人消费者如此,机构消费者更是如此。   现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包括国际间的竞争,甚至WTO谈判,无论是单边还是多边的,说来说去就是在市场问题上进行博弈。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把自己的市场保护住,同时还要尽量挤占他国的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都让给别人了,自己就只能当配角,只能跑龙套。   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市场的重要性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导向,再去谈技术进步就是空谈。恩格斯一百年前就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如果我们的市场都让他人占领了,我们开发出来的技术如何实现其价值?如何通过市场应用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如何获取利润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CBN:有人说我们出让市场之后就能得到技术。不仅是进口外国产品,还有直接吸引外资公司来我国设厂等形式。   梅永红:据我们了解,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只要准备到中国来投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三到五年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几乎没有例外。实际上,他们来了就要占领市场,靠什么占领市场?就是技术,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技术。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技术能够轻易地为我们所掌握,那么他们还怎么在这个市场上立足?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所以,跨国公司都会严格地控制技术溢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专利布局;二是技术保密协议,对所有参与技术研发和管理的人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技术保密规定;三是最大程度地细分技术开发过程,使得单个环节的技术开发变成了简单的技术流程,无法使参与研发的人员形成整体的技术概念。近年来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尽管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尽管已经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上千家研发机构,但技术溢出是非常有限的。   CBN:在几个核心产业,比如IT、汽车、家电等领域的技术溢出都是比较有限的吗?   梅永红:对,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我们所追求的还是简单的投资层面,还是在规模扩张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层面。即使生产规模做得再大,也只是为别人的知识性生产提供更大的应用与市场空间,是进一步强化他人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许多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恰恰是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技术需求动力,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反向互动的局面。    四方面的根源   CBN: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实践的发展和我们获取技术能力目标的背离?什么导致我国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没有发展起来?   梅永红:我们并不缺人,甚至在很多领域的投入也不少。比如汽车领域,我们为兴办一个汽车企业可以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总结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历史,我认为需要从意志力、战略、体制、政策这几个层面去认识。   首先需要从意志力上考虑。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觉得谈这个太虚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发展技术的意志力确实不够坚定和执著。往往别人释放一点技术转移或投资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马上终止自己的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放弃自主开发技术的努力。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太大,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都赶不上别人。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做技术,一味地靠在别人身上过日子。一个大国如果在众多技术领域都寄托于他人,寄托于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技术能力?什么时候才能使得中国产业向高端攀升?所以我认为,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自甘落后。   CBN:战略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在战略层面上,我们很多领域的技术发展战略不是很清晰,缺乏完整统一的规划。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摇摆不定,一会儿做,一会儿又不做,这导致很多产业技术发展不稳定。一旦中断了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过去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   大飞机就是如此。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制了,与欧洲研发空客几乎同时起步。但在80年代中期美国向我国转移麦道生产线后,就开始陷入到走走停停的旋涡之中,对于是否自主研制的争论整整持续了20多年,大好的发展机会就此丧失。汽车领域也是这样,本来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进行组装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零距离地进行技术学习,但我们却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放弃了技术学习,放弃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平台和自主品牌。这都说明我们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CBN:体制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体制问题特别反映在技术的消化吸收上。中国引进国外技术无可厚非,但消化吸收比引进技术更为重要。其实,日、韩在技术发展上就是如此,我们做过一个研究,日、韩每花1元钱引进一项技术,就要花7到8元钱进行技术的消化吸收,形成属于自己的技术能力。但我们更多的只是引进。   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好,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呢?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中国吸收、引进技术的主体,几十年来就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体制,我不敢说是全部,至少主要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目标,国企的考核制度以及领导人的任命制、任期制都决定了他们很难为企业长远的发展谋篇布局,而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恰恰是对未来的投资,是培养未来的竞争力。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人愿意栽树,大家都是想着摘果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发展上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而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CBN:政策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政策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政策缺失;二是有很多政策彼此打架;三是即使有政策,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在政策缺失方面。比如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很强,但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很多要素的长入,尤其是金融资源。由于缺乏与这些重要社会资源的有效衔接,导致许多极具潜力的中小企业成为长不大的小老头儿,不能像硅谷的微软、英特尔、惠普那样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巨人。   在政策目标协调性方面。企业的发展所面临的是综合性政策环境,包括投入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财税政策等,这一切决定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取向。但是,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长期以追求GDP、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等短期收益为核心,这跟我们倡导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政策执行力方面。比如政府采购问题,2002年出台的政府采购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直到今天,我们连国货的定义都还不明确。什么叫国货?国内组装生产的宝马和奔驰算不算国货?微软的视窗系统在中国分装算不算国货?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和敏感,于是就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实际上,政府采购在很多国家都是产业政策,立足于为本国企业提供可预期的发展和利润空间。中国现在每年有几千亿元的政府采购规模,这样庞大的市场能不能成为拉动中国自身企业成长和创新的一个战略性资源,这已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重提重点领域的举国体制   CBN:改革开放前30年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除了自力更生的决心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认真吸取的东西?   梅永红: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很多关键技术受到外部封锁,但外部压力反而促使我们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发展速度非常快,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这种不甘落后的决心和意志力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   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我认为当时在重点领域里实行了举国体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人把这种举国体制理解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甚至是落后的体制,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核能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都是采取的举国体制,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进行攻坚。   最近,日本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研发体制也很耐人寻味。日本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到京都大学,总共有100多人,共同进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这完全是一种举国体制。各参与单位出钱,国家也进行适当补贴,在京都大学共同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电动汽车研发平台。据我所知,日本在这个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如此开展研究,表现出主导未来电动技术产业的强烈意愿。   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比如,在目前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中,举国体制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在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   CBN:最近几年,国家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过去市场换技术的思路相比,是否意味着重大变化?   梅永红:的确如此,自从2006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后,科技发展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已经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与此同时,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比如,我们明确强调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在政策层面上就有了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的相应跟进,调整力度之大、影响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样良好的局面,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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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新药专项资助政策待变 不好意思,转自科学网
pikeliu 2009-9-5 16:10
作者:贾鹤鹏 来源:《科学新闻》 发布时间:2009-8-18 17:11:32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科学新闻》:重大新药专项资助政策待变 十二五期间可能不再有很多新的课题得到资助 已经完成了十一五(2006-2010)课题发布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可能在十二五期间不再布置更多新的课题,而后续资助将主要给予那些已经发布的课题中进展良好和更有前景的项目。 这是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技术副总师、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在8月2日于大连举行的中科院本草物质组学术研讨会上透露的。 此前,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今年5月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实施,十一五期间已确定970项课题,课题经费53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中长期科技规划(20052020)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据科技部官员表示,16个重大专项中的9个民口项目在中长期规划中将总共投入6900亿元,这意味着在十二五(2011-2015)和十三五(2016-2020)期间,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仍然能得到进一步资助。 张伯礼解释,原则上不再布置更多新课题的原因是更加注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确保项目最后有更高的成功率。 对于这么大的项目,我们缺乏经验,人们的理解也不一样,十二五(布置项目)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轰轰烈烈了。张伯礼笑谈。 在随后的交流中,这位重大新药创制副总师对《科学新闻》说,该重大专项十一五的课题中标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有些争议是正常的。而不再布置课题也主要是一项原则。对于那些真正好的项目,也会慎重考虑。 张伯礼还介绍,重大新药创制在十一五期间的53亿元经费,第一批已经下发,第二批也已经到位。十一五期间预计完成30个新药,现在看来完成的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如重大新药创制的项目说明书一样,张伯礼也没有透露这些新药的界定标准。 在十一五期间,该专项还将找到一批有(中国)自主核心专利的候选药物并有一两个新药在国际成功启动临床试验,这方面也进展顺利。 张伯礼说,在重大新药创制的工作中,现有药物大品种的技术改造进展比较快。我们现有的计划对这方面重视不够,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大在这个方面的投入。 另一个进展顺利的项目是新药创制的大平台,按照原定的计划不超过10个,但是现在已经有了15个,原因是各个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省长和书记亲自带队来争取,地方匹配了很多资金。 目前,中央财政的53亿经费中,为大平台建设投入了30多个亿,而地方配套资金已经有200多个亿,其中,湖北有30多个亿,天津有20多个亿,张伯礼说。 但是他也提到,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执行中,新药技术产业化转换平台的进展不太顺利,现在只确定了计划中10-20个这样的平台的一半左右。一方面是此前对此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不够。 在国外都是大公司是新药研发的主体,而我们主要是研究所,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的重大专项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开发新药的模式,张伯礼说。 不过,山西亚宝药业集团总工程师禹玉洪则表示,很多学术界人士对中国医药企业的研发能力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亚宝药业作为中国销售额排名几十位的企业,每年也会在研发中投入2亿元的经费。 在会上,张伯礼还补充说,从战略上,中国新药开发的定位很清楚,化学药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还是以仿制为主,生物药要紧跟国外发展,而中药要做到引领世界。 更多阅读 《科学新闻》:伪随机试验调查 中国启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课题经费达五十多亿元 打印 发E-mail给: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 2009-8-25 15:06:12 zengshi IP: 既然中药要做到引领世界,为什么不开发普适性强的防治心脑血管、血液疾病的中药??? [回复] 2009-8-25 8:36:13 匿名 IP:124.227.11.* 化学药如果继续走仿制为主的战略,自己不去创新发展,我们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其实我国目前的有机合成水平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基础,只有走发展创新的路子,我们才有出路。 [回复] 2009-8-22 12:41:14 匿名 IP:124.16.10.* 大话说尽,反正交不了差不用负责任,都是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浪费! 估计他们搞100个新药都有可能,只要是中药!有本事搞出几个世界公认的化学药来,自欺欺人。 [回复] 2009-8-22 2:35:37 匿名 IP:134.169.98.* 但愿纳税人的钱能有所回报。 [回复] 2009-8-21 11:17:48 匿名 IP:222.66.117.* 中药要引领世界,然而世界承认中药吗?化学药差距很大,中药与日韩差距就不大吗?化学药仿制为主,难道要永远仿制下去吗?弄一帮搞中药的把持中国的新药创制,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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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技政策所所长穆荣平涉剽?
热度 1 冯用军 2009-9-1 23:17
来源:热点小报、和讯 、新浪等 网址: http://www.redianxiaobao.cn/post/671.html http://lid0.blog.hexun.com/12270403_d.html 中国科学院政策所所长穆荣平的行为是否是在蒙骗国家 8月27日,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和国家科技部将在北京共同为中国创新研究课题结题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子课题没有一丁点创新。因为已在网上公布的OECD官方的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研究报告 ,除了更新年份,几乎完全剽窃由科技部出版的《2004年中国科技指标》英文版第一章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详细对照见文末及附件)( 其他段落暂时没有发现剽窃并不等于不存在剽窃)。   这份OECD和国家科技部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研究所穆荣平和Qu Wan、Ren Zhongbao执笔。作为该所所长的资深作者穆荣平对剽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事至少说明:   1)穆荣平亵渎了国家科技部对他的信任。他不认认真真做研究,反而胆大包天,居然用剽窃来蒙骗国家科技部。此事的性质与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的汉芯事件没有什么两样。   2)如果说汉芯事件还只是欺骗国家,此事则把玩笑开到国际上去了。当了冤大头的OECD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方故意隐瞒其科技人力资源的真实情况。   3)穆荣平作为科学家之堕落已经没有任何底线。   如果穆荣平借口英文不好,这只能说明他在避重就轻,因为他又如何来解释剽窃他人的研究思路?   如果穆荣平推脱责任,或让他人出来顶罪,更表明他不读书、无知和不学无术,只知道攫取他人成果而毫无担当。   用剽窃来蒙骗OECD,这是一起国际科技合作中罕见的违反科学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严重事件,已经影响到中国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和诚信,将给中国和OECD和成员国家之间今后的合作蒙上阴影。   这起事件与中国出口商品目前正遭遇的质量安全事件相比,其后果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将为国际舆论质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口实。   我们有理由怀疑,由穆荣平把持的大名鼎鼎的中科院政策所所能为中国科技发展出什么好主意。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究竟创的是什么新。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   1)立即撤销穆荣平的中科院政策所所长的职务,并将其从研究人员中除名。   2)永远剥夺穆荣平参与任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资格。   3)追回有关科研费用。   4)对穆荣平近年参与的科研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着重查明是否还有类似的违反科学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作为。   5)在全国科学界通报此事,以戒效尤。   对此事能否作出令中国科技界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满意的处理,是对新上任的科技部长万钢政治智慧的一个严峻考验,也关系到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及其得意之作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世英名。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 段落 《2004年中国科技指标》页码/段落 1 25/1-3 2 25/4-5 3 26/1 4 26/2 Figure 1.1 26/Figure 1-1 5 26/3 6 26/4 7 27/1-3 Table 1.1 27/Table 1-1 10 27/4 11 28/1-2 Figure 1.3 28/Figure 1-2 12 28/3 Table 1.2 29/Table 1-2 13 29/1 14 29/2 Table 1.3 30/Table 1-3 15 30/1 16 30/2 17 31/1 18 34/1 19 34/3 Table 1.6 34/Table 1-6 20 35/1-3 21 35/4 22 35/6 23 36/1 24 36/3 Table 1.7 36/Table 1-7 25 36/4-37/1 Table 1.8 37/Table 1-8 26 37/2 27 38/1 28 38/2 29 38/3 30 38/4 31 38/5 Figure 1.4 39/Figure 1-3 32 39/1 33 39/3 Figure 1.5 40/Figure 1-4 34 40/1 40 41/2 41 42/1 Figure 1.8 42/Figure 1-5 43 42/2 53 31/3-4 54 32/1 55 32/2 Table 1.17 33/Table 1-5 ( 注)25/1 第25页第1段 在OECD评价中国创新政策项目剽窃证据确凿: 文件1a 剽窃 文件1b 文件2a 剽窃 文件2b 向科技部、中科院举报无人搭理,剽窃专家穆荣平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所所长。 (作者:nrcstd Chen casipm20**@yahoo.cn ) 1a 1b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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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尽快确立生态优先的科学发展原则
hhanb 2009-4-20 12:32
就在此次金融海啸之前,绿色 GDP 概念差点代替传统 GDP ,因为传统 GDP 给环境资源以及生态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而又十分深远的。为了彻底纠正片面追求 GDP ,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的错误做法。避免各地因相互攀比,盲目发展给我国环境资源与生态危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可以说绿色 GDP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呼之欲出。可是就在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报以极大希望之际,全球金融海啸暴发,使原本就要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遭受重创。为了保增长、促就业,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再次开足马力上路了。 可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早已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注意把握好增长与均衡的关系,不控制好人的消费的需求与自然生态休戚与共,不处理好工程科技与生态科技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好开发与环境资源保护并重等多方面的问题。等新一轮经济增长过后,当我们回眸应对金融危机所走过的这段历程,我们很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我们没有确立生态优先的科学发展原则,从而酿下全面生态危机的恶果。 究其金融海啸深层原因,恰恰就在与人们过往一直坚持的消费为先,增长为重的发展模式直接相关,而这种模式就是无视生态优先的结果。其实并非发展中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仅空前重视科技发展,而且显著加大了环境资源与生态科技的比重。虽然,美国人没有明说要引领生态科技的新潮,但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意愿的。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测:当年克林顿政府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打败日本这个对手,那么奥巴马政府则很可能以生态科技领先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目前我国仍处于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环境资源生态与发展,均衡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处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如何兼顾 GDP 的增长与生态指数相协调,变过于倚重工程科技向生态科技主导过度,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全新科技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好在我们已经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也确立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为生态科技优先进行了很好的思想准备。显然,那种先开发再均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生态学优先原则就是要将人类经济活动致于生态学的严格监控之下,也就是说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学规律,人类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所有地球生命的价值基础上,不再单纯以追求利润与发展速度为目的,也不再赋予人类以绝对中心地位。这就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帮助人们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英国学者莱昂波特 1949 年就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人类应该重新确定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类应该和动植物和平相处。法国学者施怀哲也认为,一切生物和自然物和人一样,具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 生态科技优先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思潮,它首先是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其次是一种综合的科学观念,最后才是技术手段。正如比尔迈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传统的环境保护那一套不再适用于未来生态科技学的需要,指出,当代环境科学家所做的只不过是事情不至于变得更坏,而不是自然恢复到应该的状态。 常言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科技既是造成环境资源与生态危机的幕后推手,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选择。显然,只有确立生态科技优先,由生态科技统领未来科学发展的全局这样的原则,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发展观乃至生活观,才是人类走出危机的惟一出路。用《生态二十讲》一书编者的话说就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现代文明范式。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践行这种追求,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民族,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地球上的所有人共同应对目前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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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州级政府科技政策评述
pikeliu 2008-12-28 21:05
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州级政府科技政策评述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年 12 期, 33 - 37 。 摘要:美国各州政府近 10 年来普遍地采纳知识经济的理念,大力支持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一道创造高新技术。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 CNSE )为例,作者分析了政府、产业界巨资支持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 社会网络;还剖析了州级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以及州级科技政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关键词:科技政策;美国州级政府;社会网络 一、迷信于高科技的州政府科技政策 (一)州政府投巨资支持研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美国各州政府都在知识经济框架下探讨本州的发展经验以及优劣势。许多州政府的科技政策显得非常积极,主要表现为投入巨资支持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研发。例如,加州政府于 2000 年资助加州大学 3 亿美元成立加州科学与创新研究院( CISI ),下设 4 家研究所,每家研究所由 2 个以上的加州大学分校合作建设,并要从产业界等渠道找到相当于州政府资助经费一倍的匹配经费。 2004 年,加州政府又宣布通过发行 30 亿债券的方式支持干细胞研究。 再如,宾州自 2004 年 11 月通过清洁能源法案后连续几年投入巨资支持清洁能源的研发和使用。宾州州立大学为此专门重组校内研究力量成立宾州能源与环境研究院( PSIEE ),现已吸引多家能源公司的巨额资助。 2007 年 11 月德克萨斯州的公民表决通过州政府关于发行 30 亿债券资助癌症研究的 10 年计划,该计划要求申请者从其它来源获得同样数额的配套资金。这像是各州政府在巨资支持研发方面开展竞赛。 (二)州政府迷信于高科技的基本特征 美国学者罗杰盖格( Roger Geiger )曾这样总结 21 世纪初叶美国州级政府的科技政策:第一,重点支持创造高新技术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第二,强调产业与学术机构合作产生聚集效应;第三,支持高技术创业公司。 积极的科技政策源于一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即突破性的尖端科技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硅谷的成功使人相信,高科技产业的聚集会产生经济效益的溢出,使当地企业受益。然后,创新观念传播和实践,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创业公司在此良好的环境中快速地成长。 目前看来,这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已经蔓延到全美国。当然,这种积极的科技政策的产生、贯彻和延续除了政府、大学、企业等三大角色的意愿之外,还要有一些客观条件。其一,所在州拥有相应的智力资本,即有若干所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大学,有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相关企业。其二,所投资的科研领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学术效益。例如,纽约州的纳米科技、加州的干细胞研究、宾州的清洁能源研究有着良好的前景。其三,只有大州、富州才有财力支持以创造高新技术为目的的产学战略联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 2006 年宾州、加州、纽约 3 个州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各为 1.1 亿美元左右,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的分别为 7500 万、 5510 万、 4230 万美元。这 6 个州占了美国所有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拨款总额的 49% 。 虽然许多人士认为统计口径存在问题,例如没包括州政府对(大学)科研基础设施的直接拨款,但是这一统计情况已反应出:只有富州才有财力支持高科技的发展,没有实力的州只有跟随富州的成功做法。 根据最近在美国一年多的观察,笔者发现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对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大型的跨学科中心在研究型大学涌现,承担起传统院系所不能承担的研究任务,如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解决工业实践和社会实践面临的应用性问题。这些跨学科中心经过几年努力后大都成为相应研发领域的尖塔,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下文将详细剖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文简称 CNSE )这一典型案例。 CNSE 是围绕纳米科技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单独建制的学院。 (三)创造产学合作聚焦效应的典型案例 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技研发工作最早是由该校物理系的几名教授于 90 年代末开展的,起初得到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 NYSTAR )的小额资助,自 2002 年起得到了纽约州政府的巨额资助。该校于 2003 年专门建立世界上第一所纳米科技学院 CNSE 。到目前为止, CNSE 还配套吸引了多家私营企业的资金,公私两类资金累计将近 40 亿美元。巨额的资助使得 CNSE 能购置最先进的研究设备,优越的科研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现有的 40 来名教授大部分来自外地。 2007 年纳米科技研究机构的排名中, CNSE 名列全世界排名第一。 根据规划, CNSE 的未来规模将相当 4 个标准的计算机芯片工厂; 2006 年 CNSE 有 1000 名技术工人,到 2008 年将达到 2000 多名。通常芯片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 5 万左右,而 CNSE 的技术工人工资是 8 万到 10 万美元之间。纽约州政府 2006 年 7 月为吸引美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在奥尔巴尼市附近设立一家投资达 30 亿美元的、制造下一代芯片的工厂,决定配套支持该公司 10 亿美元。这些大项目极大地激励了相关企业在奥尔巴尼市集聚,当地房地产业也得以快速发展, 2008 年上半年当地房产价格比 3 年前涨了 1 倍以上,并且价格坚挺(近一年来其它城市的房产价格因次级按揭贷款危机而下滑)。 CNSE 作为龙头不仅带动纽约州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奥尔巴尼分校的学术发展龙头,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 2005 年以来, CNSE 与奥尔巴尼分校商学院合作成立科技管理方向的 MBA 项目,培养未来纳米科技产业的商务精英;还与该校的生物医学学科合作开展纳米生物科学研究。 CNSE 有助于奥尔巴尼分校进入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行列,成为美国东部重要的科研中心。 CNSE 还带动了位于附近城市其它高校的发展,如与位于附近城市的美国最老工科大学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和几所社区学院合作培养技术工人。 笔者在美国期间曾多次参观 CNSE ,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震惊。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法详细介绍所看到的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可以这么概括: CNSE 是世界领头企业以及最顶尖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展合作的场所。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在此设置实验室,为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场合作机会。师生们与来自世界领头企业以及其它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享着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合作研究当今纳米科技(产业)的最前沿问题。目前 CNSE 的多数教授曾在产业界(如 GE 、 IBM )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种丰富的产业界与学术界两栖经历能为学生学习提供独特的视角,并能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铺垫丰富的人际网络。 总之,像 CNSE 这样一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把技术创造、产业聚集、人力资本生产和新公司创建等活动有机地整合起来,在短时间内把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交互良好的学术共同体。这里看不到企业(产业研究)与大学(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做到美国人常说的无缝对接( seamless connection )。盖格 曾这样评论这些大型研究机构:它们精心地创造集聚效应,产学双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进行高水平的交互。这种交互能极大地促进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向产业界转移。 CNSE 目标是成为 21 世纪的贝尔实验室。 2007 年 1 月卸任的纽约州州长 George Pataki 就希望能以 CNSE 为龙头,在该州再造一个硅谷。我们有理由期待:纽约州政府、奥尔巴尼分校、产业界巨头会在纽约技术谷( Tech Valley )写出精彩篇章。 二、社会网络中的科技发展 (一)社会网络中的研发尖塔 像 CNSE 、 CISI 这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 大都是 由大学、政府、企业等联合投资共建,需要同时向大学以及大学之外的机构等负责。它们一般不附属于某个院系,并且会经常跨越学校的边界。 CNSE 事实上相对独立于奥尔巴尼分校,不通过大学的教务长,而直接向大学校长和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 NYSTAR )报告。 CNSE 还要积极地与哈佛、耶鲁、 MIT 等校以及世界级大企业通力合作开展研究。 CNSE 现有合作伙伴企业近 260 家,包括 AMD 、 Intel 、 IBM 、德州仪器、 GE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日本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荷兰 ASML 等世界级大企业。像 AMD 、 Intel 这些大企业原本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开始集聚于 CNSE 开展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显然,政府、企业和大学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下一代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重大技术突破,而这要有多方的合作研究,无法由一家半导体生产商也无法由一个部门来实现。 像 CNSE 这样一些跨学科乃至跨学校的大型研究机构与州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学术机构、大企业以及与所在大学的有关院系之间的合作关系各种各样,相当复杂。盖格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些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 也正是有这种关系网络, CNSE 、 CISI 这些 研发 尖塔能产生积极的尖塔效应,拉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 (二)社会网络中的政府科技政策 粗看起来,各个州政府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规划,部分原因在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难以规划;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政策不仅受经济、智力因素的约束,还受到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影响。科技政策是政治家在权衡各种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各种力量对他们既拉又推。 美国两大政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稍有不同,如 共和党人可能更多地考虑大企业的利益,民主党可能更多地考虑中下层阶层的利益。 两党在科技政策方面也有些差异。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在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方面,联邦政府中的总统、州级政府中的州长都起着核心主导的作用。就举 CNSE 这个项目来说。前任共和党州长 George Pataki 认为,纽约州的长远未来有赖于技术进步。在他的任内(连续 3 届 12 年)州政府大大地加强了研发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对纳米科技研发的资助,非常有利于 CNSE 的快速发展。但其它学科如生物科学的投入可能就会相对较少。 2006 年 2 月,纽约州几所私立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纳尔大学等)为首联合近 20 所知名大学要求州政府增加对干细胞研究的投入。许多人士认为, 2007 年上任的民主党州长会制定新的科技政策,担忧现有的研发项目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从现有的一些情况来看,民主党州政府对干细胞的研究更感兴趣,已经宣布了 6 亿美元的支持。民主党州政府还启动了 7 亿美元的 纽约州北部地区复兴基金 ,其中有 5000 万美元直接拨给罗彻斯特大学的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所 。 奥尔巴尼分校担忧如果州政府早先已承诺的纳米科技研究资助在将来不到位的话,就难以想象 CNSE 的成功未来;而这已有先例,美国成立最早的莱斯大学纳米研究中心近几年就因资金不足而步履维艰。 除了两大政党外,还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会在州政府科技政策的出台前后发出声音: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领导游说政府官员和议员为学术研究拨更多的经费;科学家们欢迎州政府的研发投入,但又担心近在身旁的州政府会经常评估科研进展,干扰学术自由;大多数学生及家长则认为,政府在研发上投的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多大相关,他们的反对声会此起彼伏。例如,奥尔巴尼分校的许多学生表示, CNSE 与已无关,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支持自己的学业。大企业一般不会发出声音,因为政府的政策一般不会不利于它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尽可能地照顾本州的小企业发展,不然民众会怀疑政府被大企业收买了。特别是这些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可能会被公众认为只是让大企业受益,那么政治家需要做出一番解释。州政府还要考虑本州各地经济发展的平衡,优先照顾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研发项目。例如,纽约州北部比较落后,州政府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支持来自北部的研发项目。 还有,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力量在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基督教的主流派别认为在受精的一刹那,人的灵魂就已产生,因此受精卵也是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布什总统认为提取干细胞而摧毁胚胎 等同于谋杀 。 2006 年 7 月在参众两院通过允许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 H.R. 810 后,他行使了总统否决权。现在个别州允许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但是联邦政府的科研资金不可用于该研究。 我们的观察发现,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科技政策是政治家(政府官员、议员)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如希望下次选举中本政党胜出的压力),综合协调各方意见而定下的政策;二是,政府需要明确地告诉公众某一政策或某项大的研发项目投资会促进本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在程序上,特别是推出巨额的研发投资计划时,不仅要在州议会讨论通过,个别州还进行全民公决。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政治家的治理理念发生了变化。他 们更多地采纳涓滴理论,即让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在科技研发方面,政府期望通过巨额的资助让若干个研发项目成为尖塔,创造知识生产上的突破性效应,从而带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同时,社会公众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美国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公民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依赖于 10 年前的科技投入。所以,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地支持与私营企业有关的大型研发项目,在多数州并没有引发过于激烈的争论。 三、不断完善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前面提到,政府是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根据有关学者的定义 ,我们知道这种社会网络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NIS )。那么,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就是国家创新体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就是各级政府、学术机构、产业界各自职责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形式不断变化的历程。下面主要讨论州级政府作为研发资助者的重要性。 (一)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与大学、产业界之间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当时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是与冷战背景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等事件分不开的,也就带有国防色彩。相比较,州政府对大学科研的重视可以说是近 30 年的事。 1980 年贝多法案通过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各组成部分的角色和功能都与 80 年代以前有所不同。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开始重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增强工业竞争力。于是,不少州开始跟随联邦政府实施比较积极的科技政策。 州级政府在资助研发项目时,要面临着两大困境:第一,学术研究的结果往往不确定;第二,本州能否真正获取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都是未知的。当时,有关各州的科技政策主要侧重于支持能促进当地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大学科研。小企业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因素。当时,各州科技政策可概括为:( 1 )支持技术发展,重点扶持与当地产业有关的大学科研;( 2 )向大学与企业联合研究中心提供资助;( 3 )建立各种项目帮助小企业获取和吸收大学科研成果。这些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失去各方的支持。在一些所谓的测算中,州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并没有产生让人满意的公共利益,大多数项目的研发支出大于收益,特别是基础研究(大学科研)的项目更是如此。 美国州级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经历短暂几年的下滑后,各州政府在 21 世纪来临之前普遍接受知识经济的理念。许多州的科技政策显得更为积极,甚至是迷信于高科技的产业聚集会产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溢出。我们也就看到了加州、纽约等州的巨额研发投入。 (二)州政府和公立大学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曾撰文分析,州级政府积极的科技政策是在 20 年来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没有快速增长、私营资本 侧重支持科研成果转化阶段,而引发了研发前期、中期阶段资金缺口 的情况下实施的。 联邦政府一直重点致力于创造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环境,例如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税收法律、专利法等;布什政府还把更多的钱放在了基础教育(如通过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法案),以及支持大学生的学费贷款。 并且,联邦政府近 10 年来侧重于支持小企业的科技项目,例如联邦 商务部负责的先进技术计划( ATP )起初是想支持大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以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后来逐步地倾向于支持高技术小企业的启动。另外, 联邦政府或企业界的研发资助越来越要求有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或配套基础设施。在这些背景下,州政府也就开始致力于支持大企业的高科技项目, 重点支持会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研发项目, 投入巨资改善当地大学的科研设施,引进大批优秀人才,以进一步吸引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 由于政治等因素,州政府的科研资助经费倾向于流向公立大学,处于本州旗舰位置的公立大学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科研任务,其学术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上升,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与州政府、产业界积极地互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提升学校的科研竞争力。例如,前面提到的奥尔巴尼分校在最近的美国大学排名中上升迅速,其纳米科技研究则是迅速地进入世界最前列。美国公立大学的这些成功经验以及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三)技术创造抑或技术扩散? 我国学者王春法曾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调整,认为那种调整方向并不主要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促进科技知识的扩散和应用。由此,促成了以 Spin-off 形式产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兴起与发展,以及出现了创办技术孵化器和科学研究园区的高潮。王春法认为,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表明,由国家创新体系所决定的国家创新能力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扩散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在于创造出什么样的新技术,而是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知识以及怎样尽快地将这些新技术投入应用。 但是,从目前美国州级政府巨资支持技术创造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和技术创造都是科技创新链上两个重要的过程,不可偏向某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即美国各地自 80 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较多的侧重于技术扩散的科技园区,那么近年各方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技术创造这一个过程。 不管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创造对一个大国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一些关键的高新技术领域有所创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创新链的另一端技术的应用上,那么,只能长期跟随和受制于他人。格林斯潘有一段讲话是需要我们深思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就是从外部进口先进技术,以区域内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再制造。中国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很成功。保持这种对全球市场的灵活性,对我们大家的政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不能再是廉价的世界工厂了! 四、结语 美国州级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是在各方的配合下产生的,目的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确保整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维护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和世界大脑地位。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科技研发的投入。国外研究机构认为,根据购买力测算,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于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当然,我国人均的科技投入还是不多的。根据美国经验,我们有这样一些建议:我国政府和各界都应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原始性创新,而不是模仿基础上的创新;需要集中资源支持一些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大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形成一些研发尖塔;要充分地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地位,重视理工类学科的发展和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培养。中央政府要高度重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立法,重点致力于改善基础教育,同时重视高校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善,构建适合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和人才环境;地方政府要切实重视高新技术的创造与扩散,特别要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科技政策 , 加强与邻近省市的合作,联合资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高新技术的研发,避免重复投入。(感谢 NYSTAR 的 Kathleen J. Wise 和 Ken Nyeu ) 参考文献 文中所列举多个跨学科中心案例的资料来源于所在大学或该中心或州政府的官方网站,不一一列出。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80-231. 213.254-261. JOHN JANKOWSKI. New NSF Survey Finds Six States Account for Nearly Half of State Agencies' RD Expenditures .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08309/ , 2008-05-08 . NELSON, R. (ed.)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Oxford. 董 金华 .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主体角色新动向的启示 . 科学学研究 ,2005,(5):715 - 720. 王春法 . 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177 - 190. 祝慧 , 孔华 . 专访格林斯潘:世界经济最大威胁来自美国房价 . 第一财经日报 , 2008-1-2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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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技政策走进阳光地带
夫子 2008-7-8 14:16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科技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传统的科技政策制定中,主要是以有关政府部门和科学机构参与为主。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日益引起公众的重视,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兴趣也在增加。   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参与。在社会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环境下,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必要性,以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促进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公众有权知道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   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包括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过程和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决策民主、公众参与的过程。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公众参与,是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参与到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之中,决策科学化也就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多探索和经验。把科学代入到决策之中,促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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