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终于完成了英特尔人权对话系列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对话历时三、四个月之久（要等待公司各部门的反馈），有一些外部专家没能自始至终参与，也有一些人因为所代表组织的性质（如联合国全球协定UN Global Compact官员）没有积极谏言，Sklar律师和我这两个“始作俑者”从“英特尔人权原则”、“员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遣词造句、privacy by design（开发设计时就考虑到隐私因素）等、到推动中国从列宁主义一党专政向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转型的“社会创新”这样的长期战略，讲得比较多，不知道英特尔最终如何修订人权政策。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英特尔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比别的公司走在前面，对于是否继续介入新的政策的实施，不准备再施加压力。我更关注如何进一步推广经验，帮助别的公司。自然地，我开始建立一个计量加实地调查的社会模型，给每个公开上市的公司评定其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英特尔CSRI大致会在A与B之间。 与老牌的英特尔帝国相比，Zynga是一家去年刚上市的网上“社会游戏”公司，主要依赖上个月刚上市的Facebook脸书公司的用户帐号收款，但发展迅猛，2007年成立以来，已经有近3千员工、十亿美元营业额，成为这个行业的主角。不过，与脸书类似，它的股票一蹶不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CEO的贪婪），今天召开首次股东大会，以6.05收场（最高时达到15.91）。 我提前赶到旧金山市中心的Marriot Marquis旅店会场，办理登记后在麦克风边上的位子坐下，迅速浏览会议规则，感受到公司的紧张。大约有五十来名股东和二十来名公司人员出席，主持会议的秘书长一方面强调会议的程序有效，同时尽快宣布正式会议结束，才让股东提问。我第一个发言，指出刚才CEO介绍公司的国际发展（28种语言、18种货币等），公司的2011年报告也比较客观地列举了“扩展国际市场面临的政治等风险”（13页）、“数据隐私”担忧（17页）、“个人信息”管制（18页）、“中国政府不容许脸书进入中国”（19页）等人权、社会课题，却没有一个公共或社会政策部门来应对这方面的复杂挑战。现有的“任命与企业治理委员会”实际上只管任命、挑选董事会。秘书长简短地回复说公司有人负责政府关系。我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经验帮助公司，会后再直接交换意见。后来又有四个股东就脸书和股价下跌提问，基本上被财务长用专业性词汇打发掉了。其实，公司的股份被分为ABC三级，而C级专为CEO（创始人）一个人设计拥有，比备受批判的新闻集团、谷歌的AB二级股份结构更不合理，可惜我已经没有权利再提问了。 会后，我像以往那样，在大厅里端着饮料慢慢品尝，观察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表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与股东交流。看来，他们有点心虚。我走过去，准备去与秘书长交换名片，却被一位女士拦住，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男士。他是VP of Customer Service顾客服务副总，级别和职能都不合适。他说会转达我的电子邮件提议。在进一步计算之前，我感到Zynga的CSRI大致在C和D之间。 自从我1992年得到“经验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法”专业的学位却被日本和中国政府赶出由金钱和权力控制的“学术界”以来，已经对美国、日本、中国的二十几家公司的社会政策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亲身调查，积累了足够的社会数据。我创建中国社会学的理想并没有被1989年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完全葬送，现在，通过政策比较，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把全球化局势下的公司治理纳入普遍的全球性的社会政策框架，是继续对美日同盟的案例分析，把公共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尝试。我也期待与世界上类似的机构（如UN Global Compact）交流、合作，以“全球社会契约”的方式共同解决全球性的人权、债务、失业、环境、战争等问题。
两周前接到一个邀请（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OECD, UNEP, the World Bank ）， 4 月 4~5 日请去巴黎参加会议 (GGKP ~ Green Growth Knowledge Platform 第二届年会 ) ，邀请为讨论嘉宾： Panelist 。看来因为经费等原因，不能成行了。但会议的内容是有兴趣的： “The discussions will be framed around the following two headline themes: (i) greening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and (ii)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for green growth .” 希望我参加讨论的部分是： Sub-session 4: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s 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中国）： Examples of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 How are firms 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ir business activity along the value chain? How widespread are such initiatives and what best practices can be identified? · What are some of the valuation methods that firms are using for measuring their us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What are the key challenges encountered? · To what extent and under which conditions (e.g. regulatory provisions, lending standards, etc.) incentives for such valuation can be provided by financial markets? What is the role played by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chemes (e.g. green stock market indices, etc.)? ·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schemes for firms, governments and investors, especially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are some of the lessons learned so far with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such schemes, including in situations where there are governance and capacity weaknesses? · How does private reporting interact with public indicator systems? 感到回答困难相当大。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中国企业在环保、节能、减耗、生态、绿色方面的措施和行动。但是，在我们媒体报道中，容易找到的，大量是哪个企业犯规、偷排、被罚。。。哪里去找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好的单位？ 跨国企业的例子不少， GM 、 BAYER 、 GE 。。。都组织年会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甚至在上海的“香港商会”。但我们大陆的呢？即使是大型国企，能搜到的“环保年度报告”，也是又少又简单。 网友们的意见：如果能去，讲什么？ 大型国企，应当带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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