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国中，美国可能是传统同行评议最坚定的维护者，在欧亚各国近年普遍引入被人痛恨的量化评价背景下，一直动作很小。 当然估计这只是一个参考。 但这是一个开始吗？ ------------------------------------------------------------------------------------------------------- "Philadelphia, PA, London, UK, August 3, 2009 – Thomson Reuters with Discovery Logic, Inc. today announced th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has chosen Web of Science data to power the NIH electronic Scientific Portfolio Assistant (eSPA). eSPA is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 designed to assist NIH grants management officials in creating grant portfolios and tracking research outputs and outcomes, including publications and citations."
4 years ago: Ethical violations by Harvard researchers in China http://scientific-misconduct.blogspot.com/2007/10/memory-hole-27-october-questionable.html 郭磊先生在科学网发文指控哈佛大学包庇学术造假，意图是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从而希望导致哈佛真正的调查。郭磊先生最近还在写这事。 因为曾经评论过郭磊先生对哈佛集体学术造假的指控，作为过来人，我再写几句，愿真诚地劝郭磊先生：此类事情往往是无可奈何，写写不妨 , 但不可过于执着。 学术不端这一话题为人厌恶。在科学网开博本来是为了写写自己认为的不应该被湮没的见闻，却不料除了那篇没有实际内容的开博序言外，以后几篇拙文竟都和学术不端有关。至于要问为什么我要关注 郭磊先生的事件 ，那是因为我也不是毫无利害相干之人――本人也曾经是举报者。在造假者受到百般包庇，几乎完全控制主流媒体，威胁要对我们举报者清算时，却有素昧平生的前辈和教授学者们著文写信为我们说了公道话，那份感激令人终生难忘！于是我自认为也有义务关注 郭磊先生的事件 。没有见过原始记录，我当然不能裁判郭磊先生和被指控者们谁是谁非，而且也没有资格介入郭磊先生和张天翼先生之间关于技术细节的讨论，之所以接连评论此事，无非是因为哈佛的装聋作哑，于是我们局外人只能猜测郭磊先生的指控大概属实。 网络和现实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在网上发表评论往往是因为只有在这一虚拟的世界人们才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平等。网上的辩论必须是以理服人，不能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因为是名人学阀就一言九鼎，别人就必须诚惶诚恐。只有实验和历史能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大人物大言不惭的论断往往会成为历史笑料。尽管如此，网上的学术评估即使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却未必有实际的效果。 网上的学术评估不能代替大学的正式调查。不应以博主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揣摸真正的专家学者们的心态。有闲开博的或许长舌好事，愿意倾倒胸中，唯恐不尽；敬业严谨的学者们则往往潜心自己的研究，不管门前是与非。而在审理造假指控时施施然凑上前来的同行，恐怕会应了那句俗语： “ 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 。 本人已经说过，如果不包括剽窃，依照惯例，国外对学术造假指控的调查范围只能限于是否捏造或篡改了数据，唯一的工作是核对原始实验记录，而绝不是学术评估。即使同行们把某人的学术观点或理论假说批得一塌糊涂，毫无是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却未必有理由指责他学术造假。而即使同行们认为被指控者的文章并无破绽，贡献杰出，意义重大，但事实那可能只不过是没有实验记录支持的凭空杜撰。 如果同行评议对王 志明 老师的学术领域适用，那实在是造化，难得王老师的同行们还值得相信。我的经验则是同行评议对于生物医学方面的争议未必可行，而对澄清学术造假的指控几乎是毫无意义。 如实调查对学术造假的指控本应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学对学术造假指控的调查按理应该是慎重而严肃，被咨询的专家们往往会要求大学做出豁免的承诺，即日后不会因其言论而受某一方起诉。如果连这最起码的阅历都不具备，而敢自告奋勇 , 毫无遮拦，信口开河，这类专家的真实素质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如果大学调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那么这类制造是非的专家正是投其所好，求之不得。 王志明老师后来明确了 “ 后同行评议 ” 只是学术评估，和学术打假毫不相干，然后又宣布放弃在科学网的后同行评议实验。其实我本来想将王老师一军，我手头就有王老师的国外的编辑同行们无视职业道德 , 知错不改的书面证据。就这些证据，我相信不难证明如今人心险恶，科学家同行们不一定实话实说。但是 , 如果铁证如山 , 读者的评论众口一词 , 就会有下文吗 ? 这并非我小看王老师 , 但毕竟王老师不参与分派经费 , 对不端行为一方没有任何约束力 。即使是学术打假赫赫有名的方舟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曝光的有些案子，按说证据也够充分了，但是如果当权者不作为，他又能如何？ 前些时候科学网上讨论科学家是否应该德才兼备，明显是主张不要求全责备的居多，这其实也正是当前国外学术界的真实写照。本人就曾经目睹过国外的同行们物伤其类，不顾事实，无视证据，毫无羞耻地支持造假者的闹剧。 就郭磊先生对哈佛的指控而言，难得意外地有 Dr. James Whitfield 说了句 ： “I am surprised that apparently the Harvard people did not take a little time and effort to defuse this problem by carefully arranging an independently monitored set of experiments to verify or definitively refute Dr Guo's potentially serious observations.” 真是一针见血 ！ 所以 ， 此事的关键是发表的结果是否真实 ， 如果不能重复实验结果 ， 同行们即使口吐莲花也只是枉然 。 对于哈佛包庇学术造假的传统本人并不陌生。 哈佛医学院的教授 Nicolas Tilney 在本人投诉案的调查时就公然作伪证 , 幸亏当时调查小组的成员们是正直的学者 , 当场就揭穿了 Tilney 的 卑鄙行为 。 本人曾为此向哈佛当时的校长萨莫斯投诉过，哈佛的反应自然是不理不睬。另一哈佛医学院教授 David Sachs 则写信给澳洲政府和媒体 ， 称造假者是 "outstanding scientist who has made numerou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our field over a 25-year period" ， 呼吁澳洲政府继续为造假者提供经费 。 虽然我不认为这几个家伙就能代表整个哈佛 ， 但也算是见证了被捧为世界第一哈佛，其实和别的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 也同样可以是鱼龙混杂 ， 藏污纳垢 。网上一搜， 哈佛包庇学术造假的旧案竟是信手拈来，挑几条附在文后，以印证指控哈佛有包庇学术造假的传统绝非本人杜撰。 学术腐败没药可救 ， 就连国外也是如此 ， 在当今社会这就是现实 。 当初报道我们举报案的澳洲 ABC 电台 的 Norman Swan 医生 , 尽管人家在国际上那么有名 , 最后也不得不认输 : " hat would you think of an institution which allows a researcher found potentially guilty of misconduct to get off because they weren’t well, had a doctor’s line, were very busy with other things; important stuff got lost, and in any event the data either didn’t matter or you produced them later? All helped if the boss of the institution chooses to ignore some of the most serious allegations altogether." ( http://www.the-funneled-web.com/Old_N__V/NVFeb_04.htm ) “I will never do a case of scientific fraud ever again. I’ve said this publicly and I’ve said it a couple of times before - I am never going to do another one ever again.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just the failure of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If the University of NSW can get away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 what is the point? Somebody else can do it, some young buck can come along and do them but,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do another one because I just don’t think that the institutions in this country have responded seriously to this.” (http://www.griffith.edu.au/centre/slrc/whistleblowing/news/radionat3sept05.pdf) 对于升斗小民如本人者，期望公正往往不现实。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用我们这双也能码字的手，揭一揭正人君子者流不愿让人知道的事实，还历史一个真实。 比如哈佛教授 David Sachs，他当然不会承认我是他的同行(而我也不需要他承认) ，此公2006年曾吹嘘，说只要他的移植了猪心的狒狒能存活一年，他就可以把猪心猪肝猪腰子移植给人， 当时我就胸有成竹，幸灾乐祸地预言：这牛皮马上就要吹破了！果不其然， 到一年时那小子再没吭声，于是轮到我得意: “ 不出吾所料”! 只是可惜了那只狒狒和那口猪 。 而我们曾指控的那名被David Sachs 所力挺的造假者，尽管学术不端投诉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科研经费,大学指望着他能出点成果以证明当年对他的包庇是英明正确的远见卓识,我却只是不怀好意地关注着他的实验: 八年过去了，没能证明他的实验结果可以重复，没给他的支持者们一点点面子，哈哈 ! 所以 , 既然已经点破 , 郭磊先生也只消再等几年 , 如果哈佛的那个实验室及其他同行们不再发表那类文章了 , 那也就是证实了郭磊先生的指控。 最近有陈琦 先生和 AlecXu 建议 郭磊先生以实验来证明同行们的谬误 ，话虽不错 , 但是人生苦短 , 如白驹过隙 , 郭磊先生 既然 深信同行们造假 , 那么这类研究事实上毫无意义 , 又何必花费很多精力去证伪而浪费时间 ? 何况即使证明了他们的实验全错并不就能指控别人一定是造假 , 人家只消承认是个 “ 诚实的错误 ”, 你拿他们怎么办 ?! 至于 Science is always self-correcting, 那是说 Science 而不是说 Scientific misconduct 。 以前有人谈过这事 ( 已不记得作者和出处 ), 认为 Scientific misconduct, 尤其是捏造或篡改数据 , 是不可能自我纠错的 , Scientific misconduct 的后果是污染文献 。 在国外 Scientific misconduct 有多普遍 ? 这我不敢乱猜 , 我只知道在我了解的移植免疫这一领域 , 文献被污染的程度是触目惊心的 。 当初我举报老板学术造假 , 是因为他瞒着我 , 却用我的名字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了篇文章 , 吹他的假说 , 通篇杜撰 。 大学和杂志真够黑的 , 经过几年交涉 , 竟还是没能把我的名字撤下来 。 但就是这篇前言不搭后语 , 错误连篇 , 连参考文献都是张冠李戴的垃圾 , 居然被 “ 同行们 ” 引用过十几次 ! 说了一堆哈佛的坏话 , 我的确无意给哈佛的全体员工抹黑 。 正如哈佛的好名声是一部分学者成就的 , 哈佛的丑闻也只是由一些败类制造的 。不过哈佛有包庇学术造假的传统这一事实最好还是让国人知道 , 据说当年 (2003) 北大许智宏校长率团去哈佛 “ 学习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 ” 被拒之门外 , 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 今后去哈佛好像应该去学如何打造诺贝尔奖 , 最好别提 “ 学习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 ” 。而且 , 揭揭哈佛的丑事对正在努力争取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也应该是个喜讯 : 原来排在世界第一的哈佛并不那么完美 , 那么纯洁 , 那么高尚 , 那么遥远 ! http://teachpsych.org/otrp/resources/keith-spiegel94.pdf http://www.wage.org/doc/text/13bodkin.html http://www.pogo.org/pogo-files/alerts/public-health/ph-iis-19990101.html http://www.ebmonline.org/cgi/content/full/224/4/220 http://scientific-misconduct.blogspot.com/2007/10/memory-hole-19-october-harvard-paper-in.html
诗曰：造假不要紧，剽窃是祸根；岂止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此前曽在国外名校举报过学术造假，在网上説起过国外传统是对造假教授百般包庇，却基本上没人相信。在郭磊先生的《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1513 ）一文后本人留过言，也拜读了各位大侠的评论，觉得有几句话不得不説。 学术和科研本来是人类对知识和文明的追求，到了求职不易的今天，却已演变为谋生的手段，学术造假也就应运而生。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项Nature调查显示，科研人员中有有三分之一承认有过某种程度的弄虚作假或剽窃。所以其实科研不当行为国内国外一般同，并非中国独创。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对科研不当行为的定义是： Research misconduct means 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or plagiarism in proposing, performing, or reviewing research, or in reporting research results. (a) Fabrication is making up data or results and recording or reporting them. (b) Falsification is manipulating research materials, equipment, or processes, or changing or omitting data or results such that the research is not accurately represented in the research record. (c) Plagiarism is the appropriation of another person's ideas, processes, results, or words without giving appropriate credit. (d) Research misconduct does not include honest error o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 http://ori.dhhs.gov/misconduct/definition_misconduct.shtml ） 在捏造（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这三项行为中，剽窃（包括重复发表而不加说明的自我剽窃）最愚蠢：白纸黑字，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抵赖？造假行家则明白，正如发扬中医要从娃娃起，挽救京剧要从小学生起，而学术造假则必须从伪造原始数据起。既然造假，就不必客气，不造则已，要造就要造得圆满彻底。 有读者在郭教授博客的留言中説： 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哈佛的相关研究人员确有造假的嫌疑，就应该为了科学与之斗争。哪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多么的大 。 话虽不错，只是不现实。首先，举报剽窃相对容易，如果是举报捏造或篡改数据，接触原始实验记录是关键，却往往又是几乎不可能。其次，即使有了如山铁证，对付学生或下层科研人员自然是手到擒来，如果对方是知名教授，那么举报无疑是飞蛾扑火，地狱无门自来投。这事说来话长，待我以后慢慢开导大家。 应该说，ORI对科研不当行为的定义已经对造假者十分仁慈，网开三面，尤其是定义的第四条，科研不当行为不包括诚实的错误或观点的分歧，常常被造假者和造假者的上司用来掩盖造假丑闻。要证明别人刻意造假谈何容易！ 在国外较多见的是不重复实验，只要第一次试验有可用或较 理想的结果，即使不能肯定结果是否真实，能写就写，怕因第二次实验不能重复而坏了好事。曾经有人建议重复试验，却被老板一句话噎死：难道连你自己做的实验都不相信？ 按ORI条文，这当然不算不端行为。所以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严格依照一篇论文的步骤重复实验，即使那篇文章发表在一家一流杂志，得出同样实验结果的概率不高。通常的做法是把那篇论文丢到一边，虽然怀疑该论文的真实性，但不会去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 就郭教授所叙述的证据，如果同一实验室无法重复已发表结果，一般来说，发表的论文显然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科学家会找出原因主动改正论文中的错误，一般混饭的也就是装聋作哑。要人家承认是造假或是错误，那是强人所难。如果没有实验的原始记录证明的确是捏造或篡改了数据，那么只能怀疑，而不可以正式指控别人造假。按说向上司汇报这种怀疑是为实验室好，是否应该汇报则要看上司的为人，不可自取灭亡。 以下引用的这段话足已说明科研诚信办公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向他们告状只是病急乱投医： According to a July 2005 report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by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ched record highs in 2004,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ceiving 274 complaints -- the most the department has received in one year si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irst established a program to deal with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1989. However, because of staff and funding shortfalls, the federal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closed only 23 of those complaints, with just eight individuals found guilty. （ http://www.naturalnews.com/019353.html ） 应该明白，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有几人敢向ORI投诉而为自己惹大麻烦？ 有人留言建议郭教授找媒体，找编辑，或通过法律途径，应该说，这些在国外都不可行，为什么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这些只有在亲身体验后才会如梦初醒。至于在博客上造势，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让丑事见见光而已，对事件的解决毫无影响。因为虽然科学网上往来无白丁，留言大多出自教授学者，可是在事件中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有人相信同行评议，事实上如果事件已到了需要确定谁是谁非的地步，同行评议往往对举报人是个灾难。因为一是调查的范围只能是翻翻原始记录确定是否发生过捏造或篡改数据，而不是裁判学术观点的分歧，需要的是正直而不一定是小范围的专家；二是如今科学家名声不好，人品可疑，在是非场合不愿退避三舍，而是自告奋勇，勇往直前前来蹚浑水的，多是些利害相关的是非之人。 最欣赏的是郭教授自己的一则留言： 此文原有一个引言最近网上热议李连达院士课题组造假一事。在这场声讨李连达院士课题组造假的全民大运动中，我发现其中很多的文章充满了对国内现行学术打假制度缺失或执行不 力的指责，以及对浙大校长的批评。他们每每行文，必称如在美国遇到此类事情，会如何如何。我读了以后，总觉得此类评论，像作者们坐井观天梦呓般之臆语，很 是苍白无力得有点可笑。最近我在哈佛医学院揭露了一起学术造假，因而不幸亲历了美国调查和处理学术造假的过程。现将情况简介如下。希望大家能通过此文，多 少明白我国当今在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科研造假技术方面，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所在。国内造假后进们，实应好好学习，努力提高科研造假技术。千万不 要再像李连达课题组一样低水平造假，以致被洋大人们轻易揭露，使我国科技界脸面尽失 。 努力提高科研造假技术，不使我国科技界脸面尽失，这真是神来之笔！于是借来做了本文的标题。
我们发表在ACTAMATERIALIA上的反应加工多目标优化的论文（YuxiJia,ShengSun,LiliLiu,YueMuandLijiaAn, ActaMater .,2004,52: 4153-4159）， 被 K. Mitra 在论文 Genetic algorithms in polymeric material production, design, processing and other applications: a review ,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Reviews , 2008, 53: 275-297 里详细评论如下： Jia et al . solved a weight based multiobjective optimisation problem for producing silicone rubber based on given requirements. They derived the explicit expressions between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licone rubber from the physics of polymer elasticity and deduced the implicit expressions among material composition, reaction conditions and reaction efficiency from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The multi-objective problem was to find out optimal values for material composition and reaction conditions (average number of structure units in an initial molecule, an average number of cross-linkable structure units in an initial molecule, reaction medium temperature) by achieving simultaneous minimis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l predicted shear modulus and reaction tim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desired values 。直译为：贾玉玺等人以硅橡胶制品的反应加工制备为例，按照给定的要求，求解了基于权重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他们根据聚合物弹性的物理学原理，获得了材料体系组分和力学性质之间的显式函数关系式；而且，他们还根据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理论，建立了材料体系组分、反应加工条件和反应效率之间的隐式表达式。他们求解的多目标优化问题是要同时得到材料体系组分和反应加工条件的最优解（在初始分子里结构单元的平均数量、在初始分子里可交联的结构单元的平均数量、反应加工介质温度）。他们采用了基于优化模型而预测的剪切模量、反应加工时间与相应的期望值之间差异的同时最小化方法，得到了上述多决策变量的最优解。
For new readers and those who request to be “ 好友 good friends” , please read my 公告 栏 first. My earlier article on “why is science conservative?”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9014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well meaning and legitimate comments and responses. So I decided to write a follow-on piece to further clarify what I had in mind. In the abstract, I believe there is general agreement on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principles 1. For an established scientific fact to be overturned or revised, there must first be a large body of contradicting evidence (see for exampl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T. Kuh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 For a new theory and procedure to be accepted as better or to replace the old, it must scale a higher standard (for example not only it must fit previously known results but also explain away all the contradicting evidence or difficulties in #1 above. If it is a new methodology, the new method must overcome some difficulties of the old.). These ar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ccepted universally. My use of the word “conservative” is primarily in this sense. We do not usually overturn an established theory on a single piece of evidence nor do we accept any new idea just on the say so of one authoritative figure. Problem comes in because science is practice by human beings who often let other matters, politics, commerce, human weakness, and even philosophy intrude in the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of science. This is distinct from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s listed in #1 and #2 above. When politic and science administration mix, the former often dominates the latter. The unfortunate examples of Lysenko in USSR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ofim_Lysenko ) or Elena Ceausescu of Roman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na_Ceau%C5%9Fescu ) are well known. But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e on science can be equally corrosive. Consider the cases of tobacco industry on the health effect of smoking and the oil companies’ opposition to global warming. Both industries stubbornly resisted the obvious long past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s were established. Finally, even without such interference, human errors of judgment, bias, prejudice , and philosophy ( 门户之見 ) can distor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ruth. Thus, abus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due to these consideration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from the “principle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 saying “peer review is the worst form of scientific judgment except for all others”. Yes, many unfair and bad things happen with peer review. But we do not abandon it because it is still sound in principle and even workable in practice if administered correctly. The point is that we do not condemn the “principles” just because of bad “practice”. Similarly, if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have some unintended “good” results, it is not a license for “bad” practice. (one reader disagree with me by using precisely such a false analogy). I am sorry I did not make this distinction and separation carefully in a blog article. With this clarification, I trust the meaning of my article is clear. 我之前的一篇博文《科学为何是保守的？》（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9014 ）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评论和回应。因此我决定再写一篇博文，进一步澄清我的观点。 抽象地说，我相信大家普遍认同下面几条科学原则： 1． 要推翻或修改已经确立的科学事实，首先必须要有大量相反的证据。（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T. Kuh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 一项新的理论或程序要想被公认为比旧的更好或者要取代旧的，就必须带来更高的标准。（比如，它不仅必须要符合此前已知的结论，而且要能解释上述#1中那些相反的证据或难点。如果是一种新的方法论，那么这种新方法一定要能解决老方法难以克服的问题。） 这些都是公认的科学探索与发现的原则。我所谓的“保守”也主要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我们通常不会根据一个单独的证据就颠覆一项确立已久的理论，我们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位权威如此如此说就接受任何新的观点。 之所以会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科学研究到底是由人来践行的，而人往往会让其他因素如政治、商业利益、人性弱点乃至门户之见“闯入”科学的 “ 管理和实践 ” 中来。这与上述的科学发现原则 #1和#2是不同的。一旦政治和科学管理搅在一起，前者往往会主宰后者。例如前苏联的Lysenko（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ofim_Lysenko ）和罗马尼亚的Elena Ceausescu（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na_Ceau%C5%9Fescu ）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是，商业利益对科学具有同样的腐蚀性。想想烟草业是怎么干扰有关吸烟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的吧，还有石油公司一直反对全球变暖的说法。科学界已经就这两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很久了，这两大产业还在顽固地抵抗。最后，即使排除这两种因素的干扰，人类的判断、偏见和门户之见等错误也会扭曲科学真相的发展。因此，由这些原因导致的管理中的问题也应该和我说的那些科学原则分开考虑。我以前曾经说过。有种说法说“除了所有其他（形式）外，同行评议是最糟糕的科学评价形式。”的确，同行评议总是伴随着许多不公正和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抛弃它，因为它在原则上仍然很合理，而且如果运用得当，在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关键是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实践”中出现了问题就批判“原则”。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原则上的“坏事”无意中地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就说这种“坏事”是可以做的。（有位读者就运用了这种错误的类比来和我争论。）很抱歉我以前没有在博文中仔细地区分和划分这二者。通过此次的澄清，我相信我文章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了。 （科学网 任霄鹏译 何姣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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