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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能丢
热度 20 nipy 2008-12-25 23:18
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能丢 ----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纪念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对 30 年改革开放进行了总结。学习胡锦涛讲话，结合纪念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就改革开放 30 年与毛泽东时代 30 年的关系以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数十年艰苦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5 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中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 七大以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并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旧社会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在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我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仍然非常明确地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党的指导地位。例如： 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并指出：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江哲民在 1989 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也曾明确指出：“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 ” 胡锦涛在 2003 年 12 月 26 日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此期间，从十一大到十七大的历次党代会，虽然对党章都做了与时俱进的修订，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指导方针的地位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例如： 1978 年十一大修订的党章中指出：“ 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 1997 年十五大党章修订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 2007 年十七大修订的党章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 十五大以后，虽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大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但我们有理由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三大代表重要思想仍然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新历史时期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始终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引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旗帜。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地以马列主义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如何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在党内是经历了复杂、尖锐的路线斗争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抵制了王明等按照苏联模式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得了土地革命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又根据马列主义理论与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对国民党既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战略、战术上创造性地使用运动战、游击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因为此，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大上总结了： 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也尽力争取苏联的支持，但在 1949 年准备渡江的关键时刻，没有听从斯大林关于以长江南北分治的意见，而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坚决渡江，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敌视新中国的具体情况，曾指出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口号，并争取了苏联各方面的巨大援助。但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反对一切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公私合营以及农村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中，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的，没有照搬苏联简单消灭资产阶级和集体农庄的方法。 1957 年以后，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借批判斯大林为契机逐渐背离马列主义路线，否定共产党的阶级性，提出三和一少、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对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由此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僻，如何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 十七大党章修订后仍然明确指出：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历届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明确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正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的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并且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应该是指导和实践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新中国以后，及时地进行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定地引导亿万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实现了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还非常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在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难和有成效的探索。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演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在执行中出现过一些偏差，产生过一些错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的近 30 年中（有人称为毛泽东时代的 30 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基本路线也是不容否定的。毛泽东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这 30 年，邓小平也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1997 年的十五大党章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现在回顾起来也很有意义：“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讲话中也指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际上，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走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四、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不断革命不断改革的思想 “改革”，从字面上看是改进和革新之意，是改落后为进步，除旧貌立新风，对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或具有质的跃变的改革可能被称为革命，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部不断改革、不断革命的历史。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需要在不断改革不断革命中发展和进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付出巨大牺牲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和废除封建与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亿人口的东方建成社会主义大国，是二十世纪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也是最伟大的改革。毛泽东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也非常注意对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落后的生产技术、文化和思想意识以至社会习俗进行不断的改革和改造。如土地改革、对民族资产阶级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毒、淫的大清扫，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对文化艺术的改革等等都是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改革。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不断改革、不断革命，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锦涛曾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 胡锦涛还指出 ：“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 我们确实应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上把毛泽东时代的 30 年与改革开放的 30 年紧密联系起来，而不应该隔裂和对立起来。 五、毛泽东思想也是开放的思想 “ 开放 ” 一词从一般科学意义上讲，是指系统的开放或开放的系统，即一个与外界环境不断有信息、能量、物质交换的系统称为开放系统，反之，如果与外界没有信息、能量、物质交换的系统则称为封闭系统。开放的系统才有活力，才能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开放”意味着这个国家能否广泛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地进行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吸取他国有益的东西，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其实也是这样，都有相对开放或相对封闭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系统。 根据对“开放”的这一理解，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决不是封闭保守的思想，而是非常开放、创新的思想。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是一条非常开放和创新的道路。首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马列主义就是外来的，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融合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领导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取得胜利。毛泽东过去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他一生都孜孜不倦的勤奋学习，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深刻的研究，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东西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的博学是公认的。所以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讲也是非常开放的。其次，从毛泽东革命实践中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思想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政策和思想。对于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多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战争中优待俘虏的政策、平等联合少数民族的政策、建国后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吸取最广泛的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等等都是毛泽东开放思想的体现。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泽东也决不是封闭保守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毛泽东除了力争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以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如美国的斯诺，加拿大的白求恩等，毛泽东都是以真诚热情的态度欢迎他们，让他们自由地考察、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除了亲自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以外，还派周恩来总理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很短时间就获得包括法国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但毛泽东的开放政策是有原则的，必须是平等的，更不能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领土。所以五十年代在美国派遣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并在朝鲜北上进犯我东北领空威胁我安全之际，毛泽东下决心打了抗美援朝这一战。正是这一战，让美国和以联合国名义参战的许多国家，也使全世界认识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力量，认识到毛泽东的力量。从而导致更多国家承认中国，最后导致 1974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为现在的改革开放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 30 说成是封闭保守的时代，是 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才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封闭保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六、毛泽东思想提倡实是求事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 实事求是 ” 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来求得对事情的正确认识，反对掩盖事实，也反对夸大事实，更反对主观主义不顾事实。实事求是本质上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到我党的三大作风的高度，可见毛泽东对“实事求是”问题是非常重视，也是身体力行和一贯倡导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和评价历史人物。 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指导下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尊议会议以前党内一段历史经验教训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记得有人对孙中山提出某些批评时，毛泽东曾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应历史地看待，不可苛求”。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毛泽东也及时提出对斯大林功过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总结经验、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与“实事求是”态度有关的还提出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因为，虽然实事求是提倡以事实为依据，但同样事实，不同的人仍然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政治、社会问题，不同立场的人可能有相反的认识。实践的检验对自然科学的可能有利于取得共识，但对社会政治问题如何实践？什么人实践？多长时间实践来求证真理、判断是非，也还是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是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 实践论 中提出的。 1978 年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大讨论显然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否定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要求我们对文革的认识，从全盘肯定 — 正七三开 — 倒三七开 — 全盘否定，如此剧烈的反复，很难不让人深思这其中的原因。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写入了党的决议，虽然在这个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仍然是基本上肯定的。但否定文革与批评毛泽东的口子一开，随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批评与批判越来越多，大跃进总路线被否定，人民公社被否定，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被否定，反右被否定，毛泽东时代的３ 0 年基本上都是错误，难道这是实事求是的吗？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和伟大意义做了详尽的阐述，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宣传。改革开放 30 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综合国力的提高、商品市场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基本稳定，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些成就，虽然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和开放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和为进一步开放创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坚持四项原则的保证以及广大工农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市场经济和开放引进实际上也是一个双刃剑，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它依靠利润、金钱为竞争的动力，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开放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必然引进了大量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我们看到，在这改革开放 30 年中，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要问姓社姓资”思想的鼓励下，在中国的大地上确实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私有化浪潮。一大批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包产到户把集体所有制一风吹解体，随后土地又被逐步集中到少数种粮大户、专业大户手中；国营企业大量倒闭，国企资产大量流失，许多国企被转为私营、公私合营或被国外资本收购成为外企；国家矿产资源被私人矿主雇工随意采伐，自然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私有化的发展，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私人企业和外企资产阶级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私有化的浪潮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富豪资产已达到千亿量级，而许多贫苦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在温饱线下挣扎。随之而来，与市场经济、私有化密切相关的权钱交易盛行，大批共产党的官员被腐蚀，贪污受贿之风越演越烈，贪官携巨款外逃，在国外挥霍、豪赌之例也屡见不鲜。社会风气、国民的道德观也受到私有化的严重冲击，解放初已绝迹的娼妓、卖淫又在全国半公开的浮出，赌博之风漫延于城市和农村；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关心集体、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又逐步被追求个人发财、享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观所代替．．．。 这些严重的问题，已成为底层百姓街头巷尾经常议论的话题，人们在问：“我们的社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相对自由的网络论坛上也有更多地披露，即使在报纸、广播、电视和文艺作品中也不可回避的有不少揭露和评论，但其严重程度可能与实际情况仍有不少距离。在纪念大会胡锦涛的讲话中，我们注意到有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 我们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切实改进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但是胡锦涛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党内腐败产生原因，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内的腐败现象屡治不止，甚至越来越严重、而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要比现在好得多。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错误和问题，这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作风。回顾毛泽东时代的 30 年中， 1958 年大跃进中产生的错误，毛泽东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全面总结，既肯定总路线大跃进的基本方向的正确，又坚决严厉的批判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并采取三级所有制等有力措施纠正错误。在 1966 年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针对文革初期产生的打砸抢、打击面过宽以及影响生产的问题，毛泽东又及时进行了总结，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措施，最后做出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判断。我们在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总结中是否也应该学习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问题和错误，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才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和纠正。这些问题和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很难相容的。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毁掉改革开放的成就。 最后，我们还是用胡锦涛同志在五年前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的一段讲话，应该对纪念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的今天也适用吧！（我们还没有看到今天胡锦涛是否有讲话）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千万不能丢！ .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国庆庆典中，领队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走过天安门，引起全国人民欢呼，表征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仍然指引着我们前进！ 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毛泽东诞辰 116 周年之际，长沙橘子洲头隆重举行毛泽东青年艺术塑像落成庆典 ********** 相关链接： * 毛主席振奋人心的精彩四十句 * 纪念七一，共产党员该不该脸红？ * 毛泽东对民族问题的有关论述 * 国之重器：共和国60年的国营企业（转贴） * 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转贴） * 中国决不能搞私有化（转贴） * 对改革的回顾与思考（转贴） * 农村改革究竟要走什么道路？（转贴） * 从奥运会开幕想到毛泽东的乒乓外交 * 如何看毛泽东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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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传承毛泽东思想|11531 次阅读|25 个评论
小议不倒退、不懈怠、不折腾
黄安年 2008-12-19 21:48
小议不倒退、不懈怠、不折腾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12 月 19 日发布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会议上提出了不倒退、不懈怠、不折腾三不主张，显然具有现实针对性。笔者理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倒退、改革开放必须有序。改革开放不能停止在口头上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 , 而要切切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不懈地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容否定，不能停步不前 , 更不能倒退，把许多问题归因于改革开放 , 无疑是对于改革开放的否定，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问题需要在改革进程中来解决。改革开放只能有序稳步进行 , 尤其是在面对全力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刻，不折腾不仅限于一些党政官员的瞎折腾，而且也包含某些媒体通过言论误导的渠道折腾群众 , 把群众的思想搅乱 , 我们主张深入进行政治改革 , 但是必须依据我国的国情，不能按照西方政治民主标准来指导我国的政治改革 , 我们提倡健康的百家争鸣，但是误导群众却可能导致折腾。某个媒体早就一再宣扬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就是要把政治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似乎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不坚持改革，其实在笔者看来按照他们的舆论导向走，不仅是瞎折腾，还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 这是我们在全力应对经济危机时所不愿看到的 , 如果那样最终损害的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个人分类: 个人所思所想(08A)|3919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数字看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
可真 2008-12-6 02:30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列数字可以说明这种变化之巨大： 1978年GDP仅仅3645亿元人民币，2007年是24.95万亿，增长了67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 贸易总额在1978年是206亿，2007年是21738亿，增长了105倍； 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1.67亿 美元 ，2007年猛增到1.5282万亿 美元 ，而今年将超过2万亿 美元 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按照2007年的标准，年均收入78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了2007年的1479万人，所占人口比例也从25%直降到不足2%； 政府 财政 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07年的51322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潮：《美国成为中国的实际盟友并非不可能》， http://bbs.huanqiu.com/zongluntianxia/thread-121040-1-1.html ）
个人分类: 读书.杂记|1833 次阅读|4 个评论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路甬祥、郑必坚联袂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
吴信 2008-12-4 11:58
曾经在此聆听李肇星等政坛或者科坛方面的热门人物演讲，十分难忘。今日两位发起人又联袂演讲，十分可贵啊！ 演讲本身很精彩，更重要的是论坛的目的更远，其意义不止于此，如果人文与科学能够融合，那是国家和社会的福气啊！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路甬祥、郑必坚联袂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 http://news.gscas.ac.cn 时间：2008-12-4 8:18:47 来源：研究生记者团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12月3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第78、79场主题报告会，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纪念全国科学大会30年。论坛发起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郑必坚分别以科学的价值与精神、关于改革开放30年根本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为题做了主题报告。 路甬祥首先作了题为科学的价值与精神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30年来改革开放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并对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和科技的社会伦理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阐释。 路甬祥指出，科学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了巨大影响，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变革。在当今世界，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科学创新的支撑，技术的进步不但为生产力也为科学创新提供了新的手段与动力，两者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科学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价值观和人们的发展观，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价值内涵还在不断扩大。 他说，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倡导追求真理，鼓励创新，崇尚理性质疑，恪守严谨缜密的方法，坚持平等自由探索的原则，强调科学技术要服务于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福祉。在科学技术的物质成就充分彰显的今天，科学精神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富含科学精神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我国人民不断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强大思想武器。 路甬祥表示，严谨的科学道德规范不仅有助于我国科技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国科技界和科技工作者应该自觉履行科学的社会责任，珍惜职业荣誉，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中国科技界应当大力倡导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践行我国科技界长期形成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和严肃、严密、严谨的作风，促进诚实守信社会风气的形成。 他认为，现代科学与技术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它必将引发人类未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等发生重大变革，同时也必然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但是，这些伦理问题并非是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所致，主要是源于对科技的不恰当运用。伦理并不能成为人类放弃或者限制科技发展的理由。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必将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发展新的人类伦理准则。 路甬祥强调，只要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只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只要不断完善法律、规章、公约和规范，加强公众对科技的理解和监督，只要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共同携手，迎接挑战，加强交流，充分合作，就一定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持续发展，一定能共铸中国科技新的辉煌，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随后，郑必坚作了题为关于改革开放30年根本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的报告，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做了全面、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一开始就是同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尽管涉及众多因素，但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 他表示，我们今天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起点上总形势的一大特点，就是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他说，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就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这就要求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 郑必坚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三十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新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最后强调，继续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坚持和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这就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师生代表共70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报告会。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是由路甬祥和郑必坚于2003年共同发起，并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77场主题报告会，曾培炎、陈至立、李肇星、熊光楷等高层领导，乔治布什、基辛格、李光耀、拉斯穆森等外国政要，王大珩、吴文俊、李振声等著名科学家，诺贝尔获奖者斯宾塞、杨振宁、库尔特兰贝克等国际著名学者，应邀在论坛发表演讲，就人们关心的政治、科技、经济、外交、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12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作报告。 12月3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作报告。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摄 12月3日，北京各高校学生在听报告。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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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天恨海的悲剧
王铮 2008-11-24 19:09
今年是戊戌维新 110 年，改革开放 30 年，我一直想写点 东西，这是其中一篇。 那是个中午，吃饭的时候， 打开电视机，播的是天下第一才子易中天品三国之《情天恨海》，开始我以为是讲刘备与孙权妹妹的故事，听下来以后才知道是讲孙权的政治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孙权治国，重视组织建设，用家庭般的感情笼络了张昭、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样的人才。可是到了晚年他对大臣和子女后不相信了，发生了冷落张昭，逼死陆逊的故事，也导致了宗室惨杀。孙权这个人，是不是从小被哥哥的影子罩着，形成一种病态心理，整个不相信别人，弄得最后宗室相杀戮。演出了情天恨海。 听着这个故事，我总觉得像说某个现代人，他最后冷落了自己最忠诚的总理，逼死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据说逝世在台湾的那位老先生说，如果他得了这两个人之一，统一中国的就是自己。易中天把这个故事解释为情天恨海，前面是情天后面是恨海。那个大右派章说他有病，真的有病。 不过光有病不能说明情天恨海的悲剧。还有什么原因呢？我想是没有利益共享的原因。做皇帝了，利益扩张了，自己被利益迷惑，一句顶一万句还不行，要顶六亿句，七亿句，八亿句。他的共同奋斗者，那些早年的兄弟，兄弟感情惯性还在，所以以战友而不是以臣子自居，必然就发生冲突，结果越是忠诚的人，越是容易互相之间由爱生恨，恨海就与情天天水一色了，而吹牛拍马者乘机通过陷害忠良，谋取自己利益，造成共同追求事业的灭亡。建国这个道理成立，企业发展这个道理也成立，甚至建立家庭也然。任何共同建立的组织，这个道理也成立。面对利益，不能共享，一个人无视他人的感情，他们建立的组织或者团体是必然崩溃的。战友不同于一般性朋友，他们由理想的一致性形成利益共同体。当获得利益时，他们可能为理想最初的差异而分裂，利益不能共享，理想的一致性受到了破坏，也就成为了对手。 理想的情天与利益的恨海矛盾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克制利益欲望，情天才能延续。不然，情天成就了个人的独裁扩张，实际上践踏了自己带给大家的理想，结果就从根本上挖掘组织存在的根。这一点是所有开公司者大忌，也是所有组织的大忌。 还回到《三国演义》吧。《三国演义》里还有一场更深刻的情天恨海。在《三国演义》里，刘备给出了一个理想，一个匡扶汉室，恢复仁政的理想，团结了自己的队伍，形成了一个前仆后继的奋斗悲剧。不过刘备 - 诸葛亮形成了另一种恨海，理想失败的恨海。这种恨海由于它的理想力量对公众的感染，成为了公众的恨海。在历史上，戊戌维新也是一场情天恨海， 这个恨，中国现代还在感受着。我们说的那个人，抛弃了中国最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抛弃了全盘西化，把一种现实主义的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为全体中国人提出了一种理想，理想初步实现后，也没有处理好利益分配，公务员与公众不能共享利益，不要情天了，结果正在营造着恨海。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需要用理想的法律化去匡正。 《三国演义》的不朽就在于它的悲剧性，古希腊人就认识到了悲剧的力量。但是悲剧是演出了让我们避免现实生活的悲剧的。张纪中又要拍《三国演义》了，不知道他能否体现悲剧的力量和精神，而不是如眼下的电视机，放出的都是权势强者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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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究竟要走什么道路？（转贴）
nipy 2008-11-11 10:32
农村改革究竟要走什么道路？（转贴） . 读十七届三中全会的 公报 和 决定 . 奚兆永 备受世人关注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全会的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先后在 10 月 12 日和 10 月 19 日发表。对于这次会议和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官方还是民间，左派还是右派，都作出了反应。有评论说，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是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也就是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样，中国向何处去，年初改革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再一次摆到了全国人们的面前。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 本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中央的初衷。我们看到，在 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里讲的是， 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这里并没有什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的内容，相反， 公报 强调的是， 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 （同上，第 8 页）而在 1979 年 9 月 28 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里，强调的也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 决定 还特别提到，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同上，第 184 、 185 页）变化开始于五个月后即 1980 年 2 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被免去领导职务。在上述人事变动后，由于思想很右的胡耀邦、赵紫阳等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支持，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在 1980 年 5 月 31 日对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鼓 唱的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5 页）这样，包产到户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就在全国推展开了。 应该说，仅凭一年收成的变化就肯定 包产到户 效果很好 ，这个结论显然是过于匆忙了。因为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收成的丰歉往往与自然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能说明包产到户就是真正的原因。当然，这也并不是说邓小平要否定农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就在讲此话的同时，他曾十分明确地说， 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同上，第 315 页）在这方面，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的条件： 机械化水平提高了 ， 管理水平提高了 ， 多种经营发展了 ， 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 。他认为， 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本身提出的必然要求。 （同上，第 315-316 页）邓小平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而集体化，特别是高水平的集体化，才是农村改革的目标。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这需要有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过，在这方面，邓小平所注意的，基本上还是属于物质方面的条件，而对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条件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列宁早就说过，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 页）工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农民？他还说， 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页多得不能相比。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8 页）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是任凭小农所固有的私有观念泛滥，任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社会上传播，要想使低水平的集体化发展为高水平的集体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恰恰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显然是做得很不够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后来又多次谈到了 两个飞跃 的问题。 1992 年 7 月 23 、 24 日，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又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国有制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此说恐有误，应是第二产业，这从下一句话讲 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 可以证明。 引者），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是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要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49-1350 页） 在这里，邓小平清楚地指明了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符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的，依靠这种形式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它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只有集体化集约化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不仅如此，他还提出 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坚持在十四大提出这个问题，而是说 这次不提也可以 ，说 过了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这样，就把一个当时实践已经提出的问题推到了未来，失去了一个及早解决问题的机会。当然， 1992 年时邓小平正在准备退下来，对一个行将告退的老人能够谈到这个问题并且对此进行论述已属难能可贵，我们似乎也不应对他过于苛求。问题在于，在以后的十五大、十六大乃至十七大，后来的领导人也都没有把邓小平曾经论述的这个重要问题提上议事的日程，失去了长达十多年的宝贵时间，甚至在提出 三农 问题以后，也没有把集体化集约化当作一个大事来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有人或许认为，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再搞集体化集约化是走所谓 回头路 ，而在他们看来，所谓的 回头路 是绝对不能走的。其实，所谓的 回头路 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当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阶级建立起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后，代表衰朽没落阶级的反动势力为了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妄图重新回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所进行的复辟活动；另一种是，当革命阶级的先头部队前进的步伐走得过快，有脱离后续部队和广大群众危险时进行的退却。毫无疑问，前一种情况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真正的 回头率 ，人们当然应该反对；而后一种情况只是对于过头行动的调整，它注定还要踏上原来的征程，是不能当作 回头路 来反对的。至于实行退却以后的进攻，属于继续前进，尤其不能看作是什么走 回头路 。在这方面，苏联在 1921 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进行退却，而后来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资本主义进攻，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显然不能说成是什么 走回头路 的。我国在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后重新走上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显然也不能看作是什么 走回头路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关于 两个飞跃 的论述，已经把道理讲得非常清楚，而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也已进一步显现，并且出现了不少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可说是适逢其时，但是，人们看不到中央在农业集体化集约化方面有任何作为，包括对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的先进典型的支持和想走这条道路的广大农民的引导，相反，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里却提出，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我认为， 决定 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是把家庭承包经营加以制度化、永久化，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基本原理，也完全背离了邓小平关于农业的 两个飞跃 思想和农业 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 论述。十七大以来一直突出强调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为什么对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长期以来不阐发、不宣传、不落实，甚至在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 决定 来呢？人们注意到三中全会的 决定 引起了国外一些媒体的喝彩，但是在国内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网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一现象难道不值得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深思吗？现在正在总结改革开放，有人以为总结就是肯定成绩，其实，有的时候发现问题比肯定成绩更重要，因为只有找到了问题，才能明确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正所谓 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不得了。 在我看来，这个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很值得认真地地加以总结和反思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认为中央已经通过了决定就不能讨论了。事实上，中央通过的决定后来被否认的有的是。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而不能搞 两个凡是 。 二、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关 土地流转 的议论大增。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 流转 是指 流动转移，不固定在一个地方。 若依照这个解释，不仅土地，而且一切不动产，都是无法 流转 的。就是说，从物本身或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说，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是无法 流动转移 的 ，但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说，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又是可以流转的。在这里，我们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土地本身的流转问题，而是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流转问题。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从表面上看，这里所涉及的只是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而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而且 决定 还明确规定， 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但是，联系到 决定 有关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以及它可以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 等诸多权能的规定，这个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很明显的所有权的性质；而且承包经营权应该是有期限的，而 决定 规定的却是没有期限的 长久不变 ，这种提法与 永久不变 已经很难区分。下面是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10 月 22 日做客央视《新闻 1+1 》节目时和主持人的对话： 主持人：我理解长久不变，可能更靠近人们期待的永久不变，但是永久不变有点太绝对，可以这样理解吗？ 陈锡文：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自己就这么理解的。 应该说，陈锡文作这样的理解，也是有他的根据的。实际上，早在 10 年前，当江泽民总书记于 1998 年 9 月 22 日视察小岗村时就曾说过： 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不变，而且 30 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就是说，中央早就决定，这个承包期尽管在 15 年的基础上又延长了 30 年，成了 45 年，但是由于它是 不会改变的 ，而且 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其实是永久的，无期的。 这种实际上是 永久不变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私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即使旧社会的 二地主 、 二房东 向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租土地和房屋时也是有期限的，但是在他们把这些土地和房屋转租给他人使用时还是被称作 二地主 、 二房东 虽然有个 二 字打头作前缀，还是归入了 主 和 东 即所有者的行列，那么，取得了实际上 永久不变 的土地承包人，如果不说他是名义的所有者，也应该看做是实际的所有者。如果说这种近乎 永久不变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私有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陈锡文说的， 当前不能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作抵押 ，但是这也只是 当前 而已，而其原因则是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必须避免农民 失地、失业、失住房 的情况发生。 （见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和 10 月 29 日《报刊文摘》）一旦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承包人就可以用这些土地和房产进行抵押变现了，试问，如果不是所有者能够这样做吗？ 值得注意的是， 决定 虽然也讲了 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 这样的话，但是对于集体所有权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使人感到这种所有权已经被虚化，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而已。这种虚化特别表现在租金问题上。我们知道，所谓地租，乃是 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变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701 页）地租不为所有者所有，而为土地承包人所有，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反过来说，既然承包人可以出租土地并且取得地租，那岂不也就说明他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撇开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问题不说，根据 决定 所说，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目的是要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人们不禁要说，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才是，为什么只把注意力只是放在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上呢？ 决定 说，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在这里， 决定 给人们指出了土地流转的走向是 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 规模经营主体 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它们将把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往何方？ 先说所谓专业大户。 大户 并不是人多或劳动力多，而是钱多，有资本。实际上，中国人对于 大户 并不陌生。那首脍炙人口的《凤阳花鼓》里就唱到了 大户 和 小户 ： 大户人家置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 。在旧社会， 大户人家 就是地主富农，他们因为有钱，可以利用灾荒之年乘人之危以低价购置田地，而由于受灾生活不下去的 小户人家 就只有出卖田地并在失去田地之后以 卖儿郎 即靠出卖劳动力给 大户人家 当长工或短工为生了。当然，今天的情况和旧社会的背景已经完全相同，但是 大户 转进土地、 小户 转出土地，大户对雇佣劳动力进行剥削的情况却是差不多的。不信我们就来看看事实： 10 月 16 日，号称 中国第一种田大户 的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上了《新闻联播》。据介绍，侯安杰租种了 20300 多亩流转农田，与近 2 万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创下了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的纪录。今年，这 2 万多亩农田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800 多万公斤。 10 月 24 日的《广州日报》称其 1 人种 80 万人 1 个月口粮 。其实，侯安杰一个人不可能种 20300 亩田，也不可能生产出 800 多万公斤粮食。他是用每亩每年 100-150 元租金租来的土地，与为数众多生产能手签订合约，由他提供土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由生产能手提供技术和劳动，最后按 7 ： 3 的比例分成，侯得 7 成，生产者得 3 成。按照目前的粮价，如以每公斤 2 元的价格卖给国家， 800 多万公斤可得 1700 万元。这 1700 万元按 7:3 分成，侯可得 1190 万元。这只是是他种粮的收入，此外他还种了许多更加赚钱的蔬菜。仅今年增加的菜田就有 5000 亩。如以其菜田为 7000 亩、每亩菜田收入 3000 元计算，其种菜之总收入为 2100 万元。仍按 7 ： 3 分成，侯得 1470 万元，生产者得 630 万元。种粮和种菜的收入加在一起，侯的总收入为 2660 万元。当然，其中要扣除地租 253.75 万元（ 20300125 ），还要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开支 1015 万元（平均按每亩 500 计算），另外，还要扣除 20-30 个管理队伍及聘请 4 个农业专家的开支约 150 万元，侯的纯收入当有 1241.25 万元之多。当然，这个计算，由于数据不全，有不少是估计，当然不可能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侯安杰的收入不仅要远远高于普通农民，比之于实际从事粮食和蔬菜生产的生产能手也不知要高多少倍。这样高的收入差距，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吗？能够体现发配的社会公平吗？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吗？ 还需要提到的，是侯向农民租地的租期问题。侯说租期一般是五年，但是他很怕出租土地的农民随时都会向他收回土地。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我们知道，租期的长短对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利益关系很大。由于租期一满，在土地上所进行的投资就会作为土地的一部分归出租人所有，因此，承租人希望租期越长越好，而出租人则希望租期越短越好。这样一来，就导致承租人不愿意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而只想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利用，马克思把这称为 是合理的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99-700 页）应该说，这个问题不仅会极大地影响农业的长期发展，而且会直接地影响社会的稳定，是一个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侯安杰说： 我是个农民，但我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种田，既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又为当地农民创收，还从根本上解决了 抛荒弃耕 的现象，稳定了国家粮库。你说像我这样开着小车种田的人，至少是个 现代农民 吧。 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用高科技种田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些生产能手和被他聘请的农业专家，他虽然是农民出身，但是，从他现在的经济地位来说，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租地农场主。他的过高的收入显然也不是来源于他自己的劳动，而是因为他掌握了生产要素，对生产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结果。从他个人来说，确实获得了 很可观 的财富，但是，这能够带来 共同富裕 吗？他说他 为当地农民创收 ，似乎他为上万农民作出了贡献，难道每年一亩地付给农民 100-150 元租金能够使农民致富吗？至于说 从根本上解决了 抛荒弃耕 的现象，稳定了国家粮库 ，更是大言不惭。他说他是农民，而且是 现代农民 ，其实他早已不是农民，而是是真正的资本家。恩格斯早就把资本家阶级称为 多余的阶级 ，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培养这样的阶级吗？ 再说家庭农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人一直宣传家庭农场，特别是美国的家庭农场。许多人到美国去进行考察或接受培训，以为这是一个发展农业的好路子。其实，美国有美国的情况。美国是一个地多人少的国家，在早期，那里有大量无主地，许多欧洲人到那里殖民，谁占了就是谁的，就是买地，价格也便宜得惊人。这样就出现了许多个体性质的家庭小农场。这样的家庭农场数量虽多，但是竞争力不强，越来越多地被大农场所取代，其数量越来越少。据统计， 1935 年的农场数是 681 万家， 1950 年下降到 565 万家， 2006 年再下降到 209 万家。当然与农场数的减少相适应的是农场的规模在扩大。 1950 年的平均规模是 213 英亩，而到 2006 年则上升到 446 英亩。这样的规模，仅仅依靠一个家庭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些家庭农场使用雇工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家庭农场也差不多。许多家庭农场都雇佣季节工，农场主自己并不劳动。这些季节工大都来自东欧，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由于存在这雇工剥削，这些农场在名义上是家庭农场，实际上已是资本主义农场。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农民一家一户承包的土地很少，并不适合搞家庭农场。但是，因为有 政策 ，一些地方还是搞起了相当大规模的所谓 家庭农场 。我在网上曾看到这样一个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农八师一二一团在 1996 年就出台政策，鼓励团内外有识之士创办非公有制家庭农场， 8 年内免交一切税费，王新轨抓住这一机遇，自筹资金打机井，当年开发土地 400 亩，第二年盈利 14 万元，到第三年，盈利已达 100 多万元。王新轨把挣来的钱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在 1996 年到 2002 年的短短六年中，他的非公有制农场由 400 亩发展到了 5000 亩，每年纯收入都在 100 多万元， 2003 年更是达到了 200 多万元。现在，他拥有土地 5000 亩，拥有固定资产 1000 多万元人民币，十多辆各式机车， 50 多名固定工人和一辆价值 130 多万元的黑色 宝马 座骑。一个 团场 居然可以出台 政策 ，让王新轨免交一切税费，培养出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这岂非咄咄怪事！一个拥有 5000 亩土地、 1000 多万元固定资产、雇佣了 50 多名固定工人（当然还不包括临时工）的农场，还能叫家庭农场吗？！ 现在由于政策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许多地方更是闻风而动，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推行家庭农场的热潮。据中国上海网 10 月 31 日报道，上海郊区今年开始试点第一批 家庭农场 ，鼓励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而松江区则从去年年底开始，已陆续在种粮农户中试办 家庭农场 ，每家经营 100 到 200 亩土地；目前全区共有 708 家签约的 家庭农场 ，总共经营粮田 11.5 万亩，占松江水稻种植面积的 69.53% 。该报道还说，为鼓励这一 新事物 ，松江区、新浜镇给予 家庭农场 每亩 200 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加上种粮直补、农资和良种补贴，每户 家庭农场 合计可获补贴 459.55 元 / 亩。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介绍说， 家庭农场 试点的设计思想，是基本保证每户 家庭农场 靠纯农业也有 10 万元以上的年收入。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的 家庭农场主 俞周峰种了 90 亩水稻，还养了 400 头肉猪。刨去农业成本和应付的土地流转费，算上政府扶植 家庭农场 的补贴，俞家今年估计能有 10 万元的净收入。试想，老两口要种 90 亩地，还要养 400 头猪，不雇工能行吗？可以想见，随着土地流转和家庭农场的推行，雇工剥削也将随之在中国农村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究竟是一条导致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一条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还不清楚吗？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松江所设计的推行家庭农场计划里，区、镇两级政府仅在种水稻和鼓励土地流转方面给予的补贴就高达每亩 459.55 元，这样如果家庭农场主种水稻 200 亩，仅政府补贴就达 91910 元，所谓 保证每户 家庭农场 靠纯农业也有 10 万元以上的年收入 ，其 91.91% 都来自政府的补贴。这里还不包括政府在养猪方面的补贴，如果再加上政府在养猪方面的补贴，那家庭农场主 10 万元以上的年收入绝对是 100% 来自于政府的补贴。试问，靠如此巨大的政府补贴而实现的高收入能够说明 家庭农场 的优越性吗？用如此大的代价来推行 家庭农场 ，属于上海的松江能承受得了，别的地方政府能够承受得了吗？而且这样使用广大纳税人的钱去让一部分 家庭农场主 发财致富，实际上是用政府的力量人为地培育一个农村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会同意吗？他们能有积极性吗？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稳定发展吗？ 最后说农民专业合作社。 说到合作社，人们并不陌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区的人民就已经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此，邓小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1980 年 5 月 5 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314 页）但是，现在有些人，对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社非常仇视，他们反对 归大堆 ，不要公有制，完全否定过去的合作社，舍近求远地到西方去学习 合作社 的经验。我们当然不否认西方的合作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列宁所说， 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2 页） 200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际上就是以西方合作社为蓝本的。这样的合作社其经营只限于流通领域，主要是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销售农产品，至多也只涉及农产品加工，至于农业生产还是分散进行的。虽然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它允许不超过 5% 的与合作社有关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加；法律虽然规定成员员大会实行一人一票制，但同时又规定出资额和交易额多的有附加表决权，农民虽然可以掌握 80% 的表决权，但是由于他们很分散，这就为某些企事业单位或投资额大的个人控制合作社的决策提供了可能。至于分配，也是按出资额和交易额进行的。实际上，这个法律在许多地方甚至比西方的 合作社 还要更体现资本主义精神。西方合作社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公共积累并不参与分配，而我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却表明，它是一个地道的营利性组织。这一点在公共积累和可分配盈余的规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该法律第 35 条规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 其第 37 条规定， 可分配盈余按照下列规定返还或者分配给成员，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一）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二）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这样的合作社办得好也许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但是很容易为有实力的大资本所控制，成为他们剥削农民的工具。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通过至今已经整整两年，但是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报道仍然很少。大名鼎鼎的小岗村在这方面似乎也不落后，成立了一个葡萄合作社。这个葡萄合作社的理事长严德友曾担任小岗村书记、村长，是大包干时期小岗生产队队长、 十八颗手印 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据介绍，作为大包干的后人，严德友是小岗村种植葡萄的发起人，他在做好自身经营的同时，帮助本村群众更新葡萄品种，搞好销售，使葡萄种植为小岗村民增加了巨大收益。其实，小岗村种植葡萄本来是张家港市长江村帮扶小岗村的一个项目。 2001 年，长江村从小岗村 19 户农民手中租了 80 亩田种植葡萄，一年按一亩 500 元的价格支付租金，签约 20 年。 2004 年，不知什么原因，长江村从小岗村撤出，严德友接管了这 80 亩田，另外又向村民租了 120 亩，继续种植葡萄。他雇了 10 多名农民工来为他打理，月工资为 500-800 元。据介绍，葡萄每亩的年收入为 2000 元， 200 亩田的年收入约 40 万元，这在小岗村绝对是一个种植大户，实际上是一个租地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有关规定，他之所以当合作社的董事长显然与此有关，也与他同时是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有关。这样的合作社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呢？还令人不解的是， 10 月 10 日，严德友曾作为《人民网》的嘉宾与网友交流，他这个小岗村葡萄合作社的董事长竟然没有提起这个在今天来说是很热门的话题，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在这方面无话可说的呢？ 总之，在我看来， 决定 所讲的这三个 土地流转 的方向，都是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而不是导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问题还在于， 土地流转 的方向还远远不止于这三个方面。 10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 有关专家认为，这对于台商投资大陆是一次空前的利好，有可能引发台商投资的新热潮。 除了台商，还有外商；除了外资，还有内资。中外资本一起把手伸向农村，我国农村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人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三、进一步的分析：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上面讨论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农村改革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都很重视，对这些问题都有精深的研究。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不仅研究了英国的农业和土地问题，而且搜集了俄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他对农业的特点和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地租对农业的制约以至未来如何合理利用土地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初期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特别是小农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对问题，也有经典的论述。他在晚年所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说， 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该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7-488 页）他还说，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的论述，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面，借口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大量论述。他们否定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鼓吹 小农经济稳固论 ，认为小农经济的效率并不低，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否定其必将走向没落的前途，否定其要走社会化道路的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当时还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用 三年之久 的时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并且完成了他的《土地问题》一书。该书于 1899 年出版，列宁随即发表书评，称其为 巨著 ， 填补了空白 ， 是《资本论》第 3 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 79 页）考茨基在该书 大生产与小生产 一章中问， 小经营拿什么来对抗大经营的优越呢？ 他的回答是，他们靠的是 过度的劳动与不足的消费 。（考茨基：《土地问题》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51 页）这个结论得到了列宁的坚决认同，也得到了历史和现实中大量事实的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世纪初，俄国的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布尔加柯夫再次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的理论，他用所谓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来否定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用所谓 小农经济稳固论 来否定马克思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趋势。为此，列宁先后写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土地问题和 马克思的批评家 》等论著，对其进行了驳斥，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后，斯大林根据马恩和和列宁的理论在苏联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则根据马恩列的理论和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尽管在运动中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成功的。这些事实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用的邓小平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度评价的论述以及他提出的 两个飞跃 的主张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就是不信，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却是一听就信。在我国，也有人紧跟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之后，撰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土地问题的理论 过时 ；还有人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小农的小生产、小私有制辩护。更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论述完全丢在一边，直截了当地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完全忘记了宪法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吧： 2005 年 3 月 14 日，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二是 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舒尔茨何许人也？人们通过温总理的介绍，知道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宣扬 穷人经济学 的经济学家。但是，对于舒尔茨的经济学观点和所属的经济学派别，还是不甚了然。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等辞书介绍，舒尔茨 1902 年出生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农场，从来没有进过中学，以同等学历的资格通过考试直进入了南达科他州立学院学习，并于 1928 年毕业。后去威斯康辛大学读研究生，先后取得了硕士 和 博士学位。 1930 年他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 1934-1943 年任该校经济系系主任。 1943 年起，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一直到 1972 年退休，其中在 1946-1961 年曾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此外，他还曾驻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几私人基金会任职。他于 1879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8 年逝世。 接下来的问题是，舒尔茨真是一个为 穷人 的经济学家，或者他实际上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呢？如前所述，舒尔茨工作时间最长的机构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这里工作长达 29 年时间，而仅仅做系主任的时间也有 15 年之久。而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乃是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它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人们甚至把新自由主义学派径直说成是芝加哥学派。那么，舒尔茨本人的学术观点是不是属于芝加哥学派或新自由主义学派呢？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过于简单化，认为他既然长期在这里工作并且当系主任，就一定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事实上，一些材料也并没有把舒尔茨列入芝加哥学派或新自由主义学派。但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我认为，将其列入芝加哥学派或新自由主义学派是适当的。 我所读的是他的被列入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该书的许多论述，其实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而从实质上来说，它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或古典的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不同，后者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它还能够提出一些先进的理论和积极主张，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前者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以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已经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这在舒尔茨的著作中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比如他认为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是它对各种既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是合理的、有效的，但是却看不到，小农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应该说，贫穷和既有的生产要素状况正是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结果。 19 世纪英国的廉价的棉布曾使得中国农业的副业 手工织布破产，它同时破坏了中国农村农副业结合的自然基础。而由于劳动力的输出， 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65 页） 舒尔茨反对一些国家通过发展工业来实现现代化，认为发展农业是更好的选择。这其实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而言的。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然使得舒尔茨很不高兴，于是以此来诋毁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这就暴露了他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我们要问，如果没有现代工业来装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怎么会有现代农业，怎么会有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一个国家又如何能富裕和强大起来？又怎么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这方面，舒尔茨还反对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反对使用大型拖拉机。他批评说， 为了使农业适应于使用大型拖拉机，前苏联迫使农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双重形式结构，即非常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与小块土地的农户，这种双重形式结构是以大型拖拉机与许多锄头并存为基础的。这两种类型效率都很低。 （西奥尔多 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6 页）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事实。说出现所谓 小块土地农户 是 为了使农业适应于使用大型拖拉机 ，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逻辑。实际上，在上世纪 30 年代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为了给集体农庄庄员一定的自由，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苏联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规定： 从公有化的土地中为每个集体农户拨出不大的地块供个人作宅旁园地（果园，菜园）。 其面积（不包括住房占用的土地）规定为 1/4 公顷到 1/2 公顷，在个别地区可达到 1 公顷 。归集体农户私人所有的还有： 住房、私人的牲畜和家禽，饲养集体农户个人牲畜所必须的经营用建筑物。小农具留给劳动组合成员私人使用。 在农业区，规定 每个农户可以私养： 1 头母牛 2 头以下小牛， 1 头带仔猪的母猪（必要时 2 头母猪）绵羊山羊不超过 10 只，家禽家兔不限数量，蜂 20 箱以下。 畜牧区的数量更高一些。需要指出的是，集体农户的宅旁园地和自留畜只是集体农庄经济附属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形式，根本不应该称其为 小块土地的农户 ，更不应该把它和集体农庄并列为什么 双重形式结构 。还要指出的是，集体农户在宅旁园地耕作土地所需要的劳动资料也并不限于锄头， 示范章程 就规定， 必要时可以从公有化的役畜中拨出若干马匹为劳动组合成员个人服务，但须收费。 （以上所引均见《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汇编》第 2 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6 页）舒尔茨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反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虽然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条件比工业更为复杂，但是，在农业中使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也和在工业中使用机器一样，可以大大节省劳动，而大型拖拉机和大型农业机械又比小型拖拉机和小型农业机械效率更高，可以更多地节约劳动，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舒尔茨在这方面批评苏联农业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他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批评，是因为，使用大型拖拉机和大型农业机械的前提，是要使土地达到相当的规模，而这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既然要否定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不反对使用大型拖拉机和大型农业机械了。 对于舒尔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新自由主义背景、竭力鼓吹传统农业有效率而反对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究竟有什么理由去吹捧他？！ 前几年，我曾经作过一个访谈，题目叫做《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载《海派经济学》第 11 辑），现在看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些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经济学家在用这个思想影响舆论和决策，而且，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已经深受其影响。这一点，甚至从中央文件所运用的语言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中央文件，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越来越少，而西方经济学的词汇越来越多。什么产权呀，什么转型呀，什么三次产业呀，什么二元经济结构呀，什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呀，等等等等。其实，在我国的语言文字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中，本来都有现成的语汇可用，而且可以表达得更准确、更鲜明、更生动，也更通俗易懂，但是却往往弃之不用。比如过去讲农业、工业、服务业，很直观，很清楚，很明确，人们一听就明白。现在学西方，说什么三次产业，要转一个弯子，很不方便。我在文章第一部分曾经提到邓小平 1992 年 7 月 23 、 24 日的一次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把第二次产业的乡镇企业误说成是第一次产业；对这个口误，出版《邓小平年谱》时编者又不敢订正，以致至今还继续以讹传讹。如果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话，恐怕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即使在西方，有的经济学家也不用 三次产业 的说法，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 库兹涅茨在其所著《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里就不用所谓 三次产业 的概念，而是用了 农业（ A ） 、 工业（ I ） 和 服务业（ S ） 的传统说法。再以所谓 二元经济结构 来说，它是指城市的现代经济和农村的传统经济之间存在矛盾这样一种状况，我们过去称之为 城乡差别 或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老百姓一听就懂，现在学西方，说什么 二元经济结构 ，解释起来就颇费口舌。当然问题还不只是用语，关键是在认识上，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就更大。有人解释 二元经济结构 ，将原因归之于计划经济的户籍制度。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在解放前就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应该说，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实际上，在一切曾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现在，我们要破除所谓 二元经济结构 ，实现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也有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等问题。以前者为指导，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城市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城乡的共同富裕；而以后者为指导，实际上就是让城乡资本主义共同发展，实现城乡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其结果，必定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和阶级对立的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政权不稳。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早在 1990 年，邓小平就说过，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邓小平此话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应该说，它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 让我们认真总结，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干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 原文链接：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2ID=431803 ************************ 读后感： 我基本赞同本文作者的分析与观点。 改革开放，包括农村改革，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革方向和道路问题。党的十七大已明确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高举的旗帜。无论如何的特色，都不应该改变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吧！因此，改革开放应该沿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沿资本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多年以来，党内也经历了各种复杂的路线斗争，党章也多次修改，但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应该动摇、不应该改变。 但是目前农村改革的一些具体政策，特别是土地流转的方向，究竟要把中国农村引向何处？确实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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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第五届东盟博览会外景
李丕鹏 2008-11-9 18:12
在广西考察期间，正值第五届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每晚从外地赶回南宁总能看到灯火辉煌的会展中心和南宁美丽的现代大都市夜景。26日，尽管博览会已经在前一天闭幕，但适逢星期日，前来一睹博览会风采的游客络绎不绝。我们也有幸在同行者的同学陪同下，观光了一番。 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10+111，很具有战略意味。相信中国、尤其是北部湾和东盟十国通过开放合作将会在经济建设上取得远远超出11个国家各自努力的效果，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更将进一步推进广西南部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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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
huangwd99 2008-11-7 11:32
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笔者论证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大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以gdp核算的发展速度，水分很大（统计出口和房地产两项虚拟gdp就占gdp25％以上）。但是，邓小平执政搞改革开放，受到当时多数国人的拥护。当时的舆论说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反对的人也没有多少。这说明人们对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持怀疑态度的。三十年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再来比较两个时代，可以明显感到，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方式更适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速度能够达到毛泽东时代速度，我们的财富积累应远远超过今天（按照15％对9％，等于5倍）。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度，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然而，当时我们却愿意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是非常必要的。 在经济方面，当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以用电量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增长15％，29年增长约58倍。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增长近10倍（当时很多生产活动没有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较低，人均增长仅2－3倍，即使考虑当时为普通老百姓包括农民建立了医疗、养老等保障系统，消费增长速度也远远不及建设速度，这不仅是人们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们论证，它实际上影响了经济发展。虽然中国当时社会实际进步是非常惊人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人口增长近1倍，说明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政府官员出国以后，看到国外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感觉中国似乎差距拉大了，忘记了中国处在指数增长的关键时期，忘记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处于准战争状态，为防止可能的战争威胁，不可能大规模集中建设。以及为防止战争所做的物质上的准备工作，也正是这些良好的准备工作，才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战争。但是，老百姓收入增长低，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引起人们的不满，特别是官僚们不满。由于人们收入低，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低，人们无力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从当时发展过程来看，我们的经济明显存在周期性波动，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几年，又突然产品大量积压，需要调整，其根本原因是收入低导致的消费没有跟上生产的发展，导致产品积压。当时的人们将其归结为计划生产不适合人们需要，实际是人们手里没有多少收入，虽然人们需要这些商品，却无法实现商品的销售。笔者总结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遵循七大原则，毛泽东时代分配虽然平均，但是整体水平低，实际低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使产品积压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态。这是毛泽东时代唯一做得不好的方面，是后期经济发展速度还有改进余地的主要原因。苏联的经济实践存在同样问题。这个问题是导致人们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主要原因。 在社会方面，当时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形式的大民主，基层管理者需要尊重普通劳动者意见，是人类历史上民主范围最大的时期。然而，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讨论当时的各种观点，以至于很多人过后认为，主要观点是强加的。当时人们无法比较和讨论各种不同观点，无法了解很多错误观点及其带来的问题。一些人走向了极左，搞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竭力提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国家发展的很多问题，也是一言堂，越左越好，难以听到不同声音。虽然毛泽东主席主张对于人的政策，要宽容，不要求全责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多次讲，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毛主席根据文革前期打倒一切所造成的后果之后得出的真知，非常可贵，我们应牢牢记住。但是，当时很多人抱着宁左勿右的态度，对不够革命的思想，采取的是铲除的手法，使整个社会一言堂。虽然毛主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却无法扭转人们自古以来听从权威的观念。但是，人们并非没有不同观点，并非完全认同当时的主流观点，事实上，这种不认同越来越多，导致邓出面提出反对意见时，就立刻转变了整个舆论。虽然邓的关键观点，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其错误很明显，普通老百姓却原意相信。不争论，取消四大自由，更是非民主的做法，却无很大阻力而通过。 对现实来说，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在经济方面，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必须使自己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保持平衡，必须不断同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是收入提高速率与生产增长速率相同），不断增加消费能力，从而使生产能力能够不断增加。单纯增加投资，增加生产能力，压制工人工资，使工人收入只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倒闭，带来经济发展步伐降低和一些企业的倒闭。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积累率高达30％以上，居世界前列，那时我们的分配还比较平均，基础建设较多，问题还不太明显。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积累更进一步上升到40％以上，而且分配很不均匀，由于高收入者收入实际消费只占收入的一部分，使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更加突出。国家搞退税政策，对外输出自己的物质财富换回美国人印刷出来的纸币。不断增加外汇实质，而不是使用外汇，是将物质财富送给国外换回美元白条。我们国家三十年来，对以民工为主的普通劳动者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种自杀的经济政策。国家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强实力，担心增加工资引起通货膨胀的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我国生产的衣食行方面的能力已接近需求的饱和量，给普通劳动者增加工资和福利保障，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就是将所有粮食都由国家买下来，免费提供给全体老百姓，其全部支出占财政比例也很小。而其他非必须消费都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实际用于粮食生产的人员占劳动力比例很低了，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用于发展经济，如城市建房，用于转移农村劳动力。搞基本建设，生产消费产品，给普通劳动者，这一切都依赖给劳动者提高工资，使他们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 在社会方面，应放开社会舆论，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民是不会选择动乱的。少数人不可能起什么风浪。胡主席的依靠群众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依靠群众就应该开放舆论，国家应恢复辩论自由，防止少数人把持舆论。我国近年来在金融方面的损失，十分明显，将全国人民在经济方面的多年努力葬送很多，这是少数人暗箱操作导致的，国家应追究他们的责任，公开讨论今后的经济政策。现在少数人把持舆论，各种压低普通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不断出台。却不许老百姓在媒体上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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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东 呼吁修改国籍法，防止我国财富流失
huangwd99 2008-9-12 07:49
从汇源并购谈起：我国财富为什么流失 黄卫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汇源并购成为网上热点，大家关注的是又一个民族企业被外资吞并了。 从网上提供的情况来看，汇源实际上不是内资企业，注册地为海外的开曼群岛（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0905/12515276731.shtml ），在香港上市（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9/50363.html ），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外资企业。只不过其资本持有人可能是中国人。 在中国招商引资政策下，外资企业在中国打败内资企业有更多的手段，用不着使用令人瞩目的并购。 现行招商引资政策在税收方面对外资优惠，使现有内资企业比外资要多交纳赋税。任何一个行业，引进外资企业以后，由于外资企业资金雄厚（相对内资企业），技术先进（政府目的就是它们的技术），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税收优惠给外资带来的利润就比同样国内企业多30－50％），以及媒体的吹捧（政府为了给引进外资造舆论，不惜吹捧外资企业，以取得老百姓支持），打败内资企业是必然的。 笔者1992年曾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当时陪同企业一把手去深州和港商谈合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把手解释的合资理由：合资企业税率低，不合资，我们无法竞争。后来还通过其他港商谈过多次合资，均未谈成，该国营企业最终还是倒闭了。 所以，在现行政策安排下，所有开放行业的内资企业，必定在行业开放之际，与外资企业合资，以避免在中国政府歧视内资企业的政策下，必然竞争失败而倒闭的下场。在现行歧视内资的政策下，外资与内资合资，合资的主动权大多操于外资之手，外方提出种种苛刻条件，很快取得企业控制权，将内资企业慢慢挤走。因此，在歧视内资的招商引资政策下，我们的内资企业消亡是必然的。 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高梁先生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已开放的28个行业，前5大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外资早已在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虽然人大修改了税法，给内外企业同样待遇，但是地方政府仍然给外资各种优惠。因此，笔者强烈呼吁，重新审视WTO，禁止招商引资或制定歧视性招商引资政策。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现的政策，也是WTO特地要求加入国必须批准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条款的主要原因。至于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条件，则是前所未有的荒谬政策。我们应改变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保证地方政府执行。 笔者并不反对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我们可以通过购买技术，引进人才等方式实现。相反，我们引进外资，不但不能引进技术和管理，反而使我们的企业消亡，从而连企业原有的技术和管理也消失了。 更进一步，就是中国的资本家竞争胜利了，也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无多大关系。在现行中国国籍制度下，外国人难以加入中国国籍（其实也不想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要想办企业发财就受歧视），但是国人退出中国国籍很容易，只要加入其他任何一国国籍，就自动退出中国国籍。其政策的关键是退出中国国籍，个人财富也随之离开中国了（可使用投资等多种手段避开政府监管）。中国的资本家也是自私的，当中国遭遇困难时，资本家就带着他们的财富，加入他国了，因此，即使他们竞争胜利了，对中国也未必有多大贡献。现在国内的很多资本家，实际已成为他国公民。 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国籍政策，改变目前的国籍政策：退出中国国籍，其个人财富必须留给中国。同时，还必须配套政策法规，防止资本家预先转移财富。在国内还需要投资的情况下（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显然需要投资），应禁止对外投资，堵住财富流出漏洞。我们目前的国籍政策是改革开放前制定的，它适合当时基本公有制情况，并不适合现在的国情。 国民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企业。企业集中了资本，现行制度下，工人创造的利润财富归资本家所有。现行的引进外资政策导致开放行业被外资控制，现行的国籍政策导致国内资本家将财富带出中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的引进外资政策和国籍政策导致了我国的财富流失：我们的财富被外资拿走，被国人培养起来的资本家拿走。这是我国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民创造财富越来越多，老百姓却越来越穷的根本原因。呼吁大家共同推进立法，禁止国人退出国籍时带走财富。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参考： 强烈呼吁立法大幅增加最低工资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669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282 反对引进外资系列之一 ― 八：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3010 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31 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外汇财富消失的危机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536 股市或类似金融市场是洗劫老百姓财富的赌场，应予以取消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162 黄卫东 美国人是如何防止财富流失：退出美国国籍需要交税（要点）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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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呼吁立法禁止引进外资，修改国籍法，大幅增加最低工资
huangwd99 2008-9-12 00:13
黄卫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一、国家引进外资没有达到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目的，反而使我们的财富不断流失 实践和逻辑分析表明，引进外资达不到引进技术和管理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已有技术和管理流失。首先，资本家是自私的，如果技术能带给他很多利润，他是不会卖的，也不会因为在中国办企业，就教会中国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技术。其次，由于外资企业资金雄厚（相对内资企业），技术先进，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税收优惠给外资带来的利润就比同样国内企业多30－50％），以及媒体的吹捧，打败内资企业是必然的。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高梁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已开放的28个行业，前5大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三十年实践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开放了一个行业，引入了外资企业，这个行业就会被外资占领，我们不但没有获得技术和管理，反而连原有企业所掌握的技术也随着企业的消失而消失了。 相反，通过引进外资，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创造的财富不断流失。在外资企业内，中国工人创造了大量财富，都被外资企业以种种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拿走了。外企通过高价从自己在国外的企业进口原料，低价将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自己在国外的企业。使利润都留在的了国外。它们带给中国的是大量环境污染、和大量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人。由于外企获得的外汇必须在国内银行换成人民币，国家积累的外汇如不使用，存放在手上，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益处，因此，连工人获得的微薄工资都是国家支付的。当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以后，外企必然获得高额利润，相关诸多行业利润都将被其控制。近年来，我国的大豆加工逐渐被外资控制，我们的大豆生产萎缩，食油价格已翻了2番。当所有行业被外资控制时，中国人们改善生活的主动权就永远消失了，只能仰外国资本家鼻息。 日本战后三十年高速发展，极大地改进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换来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富裕生活。财富主要创造者之一，民工仍然在城市里无立锥之地，城市工人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自己的住房。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创造财富的掠夺是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以为引进外资是解决资金短期问题。国家发展经济，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努力，使生产能力增加，必须增加货币以适应生产能力增长的需要。发展经济，缺少的是国内短缺的原料，我们必须出口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目前我国出口大量商品换取外汇积压了近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引进的外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国内需要。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分工合作，各自从事有比较优势的工作，可以提高效率，从而产生更多的财富。然而，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必须实行财富公平分配，对大多数人有利，才能够顺利实施。国家之间是否在分工合作中获得公平的分配，与国家在合作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美国可以和日本、西欧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与中国则不可能的进行公平分配的国际分工合作。因为美国要独霸世界，西欧和日本已成为其帮凶，日本和德国受其控制，不可能对其形成威胁；而中国是个大国，一方面威胁其独霸世界，另一方面，一个高度发展的人口达到14亿的中国，必然与西方争夺有限的资源，降低西方的生活水平。由于中国在分工合作中不掌握主动权，美国敌视中国，只会通过分工合作，压低中国人民所得，延缓我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独立自主为主，引进消化为辅，包括购买技术和引进人才，发展技术，团结第三世界，建立以我国为主的经济体系，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同时启动可再生资源技术，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禁止引进外资，控制外资企业势在必行。 二、必须修改现行国籍法，防止国内资本家带走我国的财富。 国民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企业。企业集中了资本，工人创造的利润财富归资本所有者所有。在现行中国国籍制度下，外国人难以加入中国国籍（其实也不想加入中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要想办企业发财就受歧视），但是国人退出中国国籍很容易，只要加入其他任何一国国籍，就自动退出中国国籍。其问题的关键是退出中国国籍，个人财富也随之离开中国了（资本家可使用投资等多种手段避开政府监管）。中国的资本家也是自私的，当中国遭遇困难时，资本家就带着他们的财富，加入他国了，因此，即使他们战胜了外资，成为国内资本的主要所有者，对中国也未必有多大贡献。现在国内的很多资本家，实际已成为他国公民。 我们目前的国籍政策是改革开放前制定的，它适合当时公有制情况，并不适合现在的国情。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国籍政策（参见附件介绍），改变目前的国籍政策：退出中国国籍，其个人财富必须留给中国。同时，还必须配套政策法规，防止资本家预先转移财富。在国内还需要投资的情况下（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显然需要投资），应禁止对外投资，堵住财富流出漏洞。 三、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能力。 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经济应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处于平衡，且同步持续增长。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单纯增加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产生通货膨胀；然而，单纯增加生产能力，不增加消费者（劳动者）收入，新增产品没有市场，必然导致新增生产能力闲置，同样实现不了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当前我国消费能力就是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尤其是民工的收入。因为高收入者的主要需求已基本满足，增加高收入者收入，实际是增加资本，对增加消费能力贡献较小。 我国当前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能力，必须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多年来，我国生产能力持续增长，而普通劳动者民工收入增长缓慢，一直很低，城市工人大量下岗，2003年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12%，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家采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名义上GDP增加了，实际使普通老百姓在这些方面支出增加，反而使其余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减小。国家为了使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能够运转，加大出口力度，使外贸顺差不断增大，人民的劳动只是换来了大量存在美国银行或放在自己手里的纸币。由于国内市场容量小，无法使用这些外汇为国内经济服务：换回商品无法销售，换回设备等新建生产能力无法运行，因为产品在国内没有市场。现在连发达国家普通消费品市场也被中国大部占领，如果我们还不增加国内普通劳动者收入，不知中国今后增加商品产量还销售给谁。 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呼吁立法制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控制工资差别，解决当前我国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消费市场远远小于生产能力，导致的经济发展障碍。 详细分析文章如下： 黄卫东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282 黄卫东 从汇源并购谈起：我国财富为什么流失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664 黄卫东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3010 反对引进外资系列之一 ― 八：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黄卫东 美国人是如何防止财富流失：退出美国国籍需要交税（要点）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749 黄卫东 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31 黄卫东 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外汇财富消失的危机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536 黄卫东 股市或类似金融市场是洗劫老百姓财富的赌场，应予以取消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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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源并购谈起：招商引资必然导致内资企业消亡，以及我国的国籍制度
huangwd99 2008-9-11 23:27
已修改，参见： 从汇源并购谈起：我国财富为什么流失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687
个人分类: 经济|20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反对引进外资之八：丢掉“市场换技术”幻想 访国防科工委秘书长黄强
huangwd99 2008-9-9 20:04
丢掉市场换技术幻想 访国防科工委秘书长黄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6/43433.html 作者：陶春 2008年6月号 总第129期 【《华人世界》网综合报道】 黄强,曾任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首任院长。参加、组织、领导了运7-200A、飞豹、小鹰-500、ARJ21等飞机的设计工作,曾长期主持大飞机技术方案的论证。 记者:中国的大型飞机起步并不算太晚,运10是在1980年9月26日首飞,与发达国家相差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但为什么到今天还没能自己造大型飞机呢? 黄强:我们至今还在研究中国民机的发展模式,谈民机,要从航空工业谈起。我先谈谈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1951年4月17日中央决定组建航空工业。主要是前苏联帮助援建的,目的是修理飞机、制造飞机,飞机设计和研究技术对我们严格封锁和限制。我们老幻想能够学到研究和设计技术,可始终没有成功,自己又没有下决心搞,教训很深刻。 另一个原因是,航空工业没有充分地珍惜和集中一批宝贵的专家,如,徐舜寿、黄志千等,没有多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航天就有一个钱学森等专家的班底。一些行政领导对科研不了解,航空研究院(六院)被解散了,部院结合创新能力受到影响。虽然我国航空工业也经历了几次改革,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摊子大、底子薄、水平低、重复多、内耗重、效益差的局面。 记者:业内外在民机项目上长期存在各种争论,这说明了中国民机的发展实在要比预想的复杂困难得多。回顾我国民机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主要有哪些教训呢? 黄强:我们总结民机发展的经验教训,认识了客观规律,主要矛盾和问题在于:(1)以前缺乏科学的长远规划,战略目标迷茫不清,指导思想摇摆不定,基层单位体会不到国家意志。错以型号代替产业,一遇挫折就走极端。(2)产业布局分散,体制不健全。一个新型号就拉一支小队伍,另起个炉灶,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有限的资源、不足的技术力量分散的局面。(3)本位主义左右大局,浮躁求成。长期存在的四大争论(干线机与支线机之争、依靠国际合作与自力更生为主之争、东西之争、干事与说事之争),干扰国家的正确决策,一次又一次痛失机遇。(4)没有形成民机研制的能力平台,创新机制不健全,长期被动跟踪研究多,创新少,原始创新更谈不上。预研不足,技术推动乏力,常处于不立项没钱干,一立项又十万火急,来不及的尴尬局面。 这几十年来,中国在民机道路上大胆探索和不懈努力,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到很重要的启示:1.航空工业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对民机研制的长期艰巨性应有足够的再认识,国家科学地制定了中国民机产业发展战略规划,要长期坚持不动摇。型号研制不等同于产业的发展,飞机型号一旦慎重立项、研制,不可半途而废,决策不可多变。 2.丢掉幻想,坚持自主创新,市场和金钱换不回来航空工业的核心技术,国外引进和转包生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民机产业。3.航空工业是典型的军民结合的产业,应在充分利用国家对军机研制长期投入形成的宝贵资源和平台的基础上,来发展民机产业,否则这种浪费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错过了机遇期。4.应有稳定的政策和法规长期扶持,实事求是地允许民机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鼓励航空公司购买国产飞机。5.发展民机应采用新的体制,更好地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由市场主体,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如股份制、民营化等),来体现国家的意志。6.民机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是:政府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超越,持之以恒,系列发展,商业成功。7.下决心建设与中国民机发展战略规划相适应的民机研制能力平台。 8.军机是本国化产品,民机是国际化商品。民机从技术成功到商业成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9.民机项目是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级工程,高新技术密集、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涉及面宽,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纳入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规划,打破地域和集团的分割,集中全国的力量攻关。 记者:您刚才强调要尊重民机产业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是什么? 黄强:对民机和民机产业的客观规律要研究、要了解和再认识。民机非常难,要求安全性、先进性、舒适性、经济性、环保性,五性合一,达到任何一个目标都需要一大批的技术创新作支撑,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是不同的,军机是国内预订的产品,民机是世界竞争激烈的商品。客观上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成熟的过程,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成功不等于商业成功。飞机首飞,只是研制的重要一步,后期需要大量的适航验证。要建立庞大的服务体系,使飞机在世界各地随时随地能够飞起来。飞机的研制、技术服务体系、市场的开拓能力,这三位一体。技术成功很难,从技术成功跨到商业成功还有一个很高的台阶,更难。虽然很多人都在谈论飞机,我们对飞机的复杂性、艰难性需要再认识。民用飞机的技术和市场门槛极高,是国际竞争激烈的商品,与整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工业基础密切相关,适航审查管理是民机不同于军机的特殊要求。 记者:当前,我国民机产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 黄强:我认为,对于民机产业发展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而言,首要的就是产业发展所处的环境,如何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这需要国家战略规划。其次,就是合理的产业布局。第三,领头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第四,是自主创新体系。这四个关键因素解决好了,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服务能力,这是民机产业获取竞争优势,顺利实现产业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们是从修理飞机、制造飞机起家的,长期被动跟踪研究多、自主创新少,原始创新就更谈不上了,没有形成创新体系。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重生产、轻科研;重设计、轻研究;预研严重不足,还没有建立适航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和适航验证、审定,持续适航等完整的体系。(作者为《学习时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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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引进外资之七： 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
huangwd99 2008-9-9 20:01
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6/42781.html 陈 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岳健勇（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一、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策略 二、引进外资过程中的两个幻觉 【注释】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截至2002年9月底，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0亿美元，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 外资的大量流入给中国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利益：首先，增加了国内总产出、出口、税收和就业；其次，提高了国民和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过去20多年的实践表明：迄今为止，中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却成效不彰，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结果是中国单方面出让了市场，而国内产业的成长却日益减缓。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本国工业的竞争优势将更加突出。 一、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策略 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1992至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在这一时期，中方坚持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而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但是，从1997年10月以来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开始下滑，一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了世界经济，二是相对于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面临较大的调整。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外资对低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1999年外商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94至1995年的20%的高水平下降至10％的低点，此后几年一直如此。 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是，工业占59.6％，房地产公用事业占24.4%，农林牧渔业仅占1.8%，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8%。在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中，加工工业又占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其中不少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争夺国内市场。日本和欧美的跨国公司则主要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增长迅猛。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其实并未获得成功。外商大企业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依靠巨额资金和技术投入形成了竞争优势，对中国本国工业筑起了难以克服的产业进入障碍。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的数量增加较多。从2001年开始，外资企业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参与生产的只是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适合大规模组装的部份，这种移植的制造业完全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很难孕育出现代化的中国产业。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份，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样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很容易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的最终产品装配线。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信息等基础条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完成了对中国的技术控制。 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给其占有控股地位的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在子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往往呈正相关，当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势时，经常只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引资国对适宜性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手段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放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显然，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的愿望落空。 其次，外商在华企业的技术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份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并且处于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的控制下。在华的绝大部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与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技术研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的其他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不但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还在合资企业内部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将其职能从研究与开发（RD）削弱为技术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决现场技术问题。 研究与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研发职能的弱化使合资企业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的设计开发能力，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放能力，最终只好寻求新的合作夥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网络的组织），合资企业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外商独资企业不允许中国员工随意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通过管理制度确保跨国公司在价值链分配上的绝对优势。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60％以上市场、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份（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准许天津的一家军工企业为其生产无线寻呼机上的链条，作为摩托罗拉生产供应链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第四，在缺乏股权控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从市场预期（由此控制生产规模）、品牌和知识产权，到生产、质量体系的审核认证对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与港澳台两头在外的企业不同，跨国公司投资的基本动机是占领中国市场，而不是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而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因此普遍要求产品出口，但外方靠对生产标准的控制和对所供应零部件的高作价，使产品的技术缺口和高成本无法支持出口，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且，中方零部件国产化的努力受到生产规模和质量不稳定（包括难以紧随外方产品的更新对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术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对我部份关键零部件质量认证的制约，令国产化的成本和难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从而使零部件的国产化始终滞后于合资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产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跨国公司从零部件供应中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红高得多的收益，同时又控制了投资额，故意使生产规模远远达不到合理水平，这既能延滞中方的国产化进程，迫使合资企业远离国际竞争水平，又能利用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确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甚至同时与国内多家行业内企业合资，用相同手法占据国内市场，实现寡头垄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汽车工业普遍与外资实现了合资或合作经营，但直至20世纪末，尽管中国汽车总产量已占到世界的第9位，却几乎没有出口能力，1999年出口各类汽车（含汽车底盘）10,095辆，其中轿车仅326辆。国外品牌和核心技术占据了国内轿车生产的绝对份额，轿车生产已出现明显的寡头垄断。 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未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和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尽管在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升至世界第6位，但中国的制造业在规模、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结构（装备制造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以及本国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工业化首先是制造业的现代化，其标志是本国的产业必须具备世界一流的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输出能力。虽然十几年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社会总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部份）集中在第二产业，但中国的工业化迄今为止进展缓慢。1990年，中国三大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27:42:31，到了2001年这一比重调整为15:51:34，其中第三产业微升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拜外资企业之赐有一定增长，但第二产业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绝大部份却经受不住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而陷入经营困境，由此引起了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和经济衰退 。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本国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作用，又对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企业管理和竞争手段上表现出极大优势。首先，他们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资合作并争取控股，然后展开一场对合资企业里中方或行业里中资企业的品牌收购战。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后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销售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这种结果既有中方在对外合作中经验不足的问题，例如忽视无形资产，不懂得品牌管理在培养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寻求合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由于腐败等诸多原因流失十分严重，这更强化了外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的资金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份行业中的垄断优势开始形成，比如，在橡胶、啤酒、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了垄断地位。 二、引进外资过程中的两个幻觉 中国政府热衷于大量引进外资是基于两个幻觉，一是外资效益好，可以增加税收，二是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建设资金，借鸡下蛋。事实证明这只是两个幻觉而已。 首先，引进外资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与其利润不成比例。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设备和零部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中实物投入的一部份被列入东道国的海关统计，外商投资者惯用的手法一是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也就是高进低出，向中国输出高作价的二流设备和后续供应的零部件，在设备投入运行形成生产能力后，以低价将有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纳入其全球营销网络，暗中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的税收。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透露，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平均每年逃税高达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财政收入的1/30。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工作处处长苏晓鲁认为，目前国内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帐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虚亏实盈。有专家指出，目前外企主要避税手段是转移定价，占避税金额的60％以上 。外资企业避税的另一手段是用内销产品的高价来弥补外销的利润损失。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种种税收优惠，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仅占企业利润所得的8－9%，不足内资企业的三分之一 。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中国本国企业，但税收贡献却比后者相对要低得多（见表2）。 广泛地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不仅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而且削弱了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因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而损失的财政收入约占GDP的1.2%，即约合人民币660亿元。假设税收优惠能使中国因此多吸收10%的外资，则大约每多吸收30亿美元，需付出50亿美元的代价。 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外资毋需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再流回国内，以便享受税收优惠 。显然，外资企业在税收上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严重不利于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另一个幻觉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真是这样吗？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曾于1966年用模型 对此作过研究。他假定某国每年需100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的利润率为15％，其中10％汇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资；那么，6年后总投资必须翻一番，才能平衡利润汇出不断增长的外汇支出压力，维持100单位的净外商直接投资量。利润汇出是在历年外资累积和当年新增外资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来说，必然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从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看，今后持续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引资增长率不易做到。假定从今年算起，此后每年的引资总额不变，9年之后利润汇出将超过外资流入，净投资量将转为负数；若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外汇储备将会下降。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壮大，这就要求政府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本国工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吸引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对外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结果并未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注释】 据新华网和外经贸部网站的相关资料。 在1998年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外媒体有关中国企业倒闭和中国经济即将衰退的报导屡屡出现，如1999年2月22日美国《商业周刊》登载的长篇报导China: What's Wrong?就对中国市场的实际和潜在规模极表怀疑。 见报导国家税务总局：跨国公司每年逃税300亿元，《中国贸易报》，2002年7月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第45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6月。 程恩富，中国外资政策亟须调整，《国际金融报》，2002年5月24日。 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转引自崔之元的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99年。见崔之元个人网页： http://web.mit.edu/afs/athena.mit.edu/org/p/polisci/www/faculty/Z.Cu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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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引进外资之六：转载----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概况
huangwd99 2008-9-9 18:56
第二篇文章：何必：《中国民族产业，丧钟为你而鸣》 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大兼并与大收购 ----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概况（资料）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高梁 整理 2007年6月 当前，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在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外资已经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而构成垄断，控制我国的经济，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 引进外资总量过大，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长远威胁 1993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年增率达12.25%。十五期间，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增30%，缴税年增22%，进出口年增34%。 至2003年，外资企业达23万家，占国内企业总数3%，市场占有率30%，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8%，纳税占税收总额20%，出口占出口总额55%，雇佣员工2350万，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10%。 其中，东南省份2004年人均FDI为128美元，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中部地区的7倍，西部地区的25倍。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土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招商挂牌地价为15万，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2001年为9.5万元，2003年年降到6万，周边沪宁杭地区也将工业地价压到5-6万，长三角到处搞 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对本国市场控制率提高，意味着本国生存空间相对缩小，对本本国企业的成长形成强力竞争和扼制。按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50%)来衡量当前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 一位营销专家说：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决定因素市场份额越大，影响力就越强。当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半以上份额时，它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使竞争对手赶超它是几乎不可能的。卖一个或几个企业，其影响还不至于让刻骨铭心，而卖掉整个行业才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无法弥补的过失。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调查，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比私营企业高3个百分点。需要提起注意的是，据税务总局调研，外资平均税负（占销售额比重）为11-12%，比私营企业略低（私营企业没有税收优惠，但漏税较多），是国有企业的一半，所以这一高效益不值得夸耀。 外贸主导型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势力的同步扩张，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愈益处于单纯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等于为全球每人生产一双鞋），而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所有代工、贴牌、三来一补的工厂实际上都处于这一境地。 在各国争相搞出口导向的竞争中，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下降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节省近200亿美元。 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我国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据有关分析，1990-200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从24%降到11%。中国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和1978年相同。显然，这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发展模式所决定的。 我国被融入全球低端产业及制造环节，充当世界打工的轮廓已逐步显现。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西方跨国巨头正加紧对中国重要企业的控制 进入21世纪，我国承诺对WTO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有关限制，如持股比例、转让技术等附加条件等。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给外资在华并购我国重要行业、企业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来自各方面的报道都说明外资对我国重要企业的并购，成为在华扩张延伸的日益重要的手段。当然，这些报道并不完全，来自官方的数据，则过于笼统，无法与其他数据来源印证。 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004.1-2006.6，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一家境外的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Grant ThormtonCorporate Finance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间的一年中，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在参与并购的这些外企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排名第一。 根据这份报告，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加至140亿美元。在众多收购案中，以高科技产业收购宗数最多，但金融业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最大。美国公司占据这些收购案的总值约54亿美元；其次是英国，收购总值约34亿美元的收购案。新加坡是中国企业的第三大外来收购者，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底的总值18亿多美元的收购案。 2006年1-11月，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并购交易总量1234宗，同比上升30%，交易金额487亿美元；在装备工业，靓女先嫁、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思路，正在严重威胁我国战略产业。由于目前国家对出售国有资产缺乏统一标准和完善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各自利益，往往从小局出发，为获得短期回报，把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出售给外商，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益，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更使我国对战略产业、骨干产业的主导权、控制权不断受到侵蚀。 威胁不仅仅来自战略或骨干产业。下文主要是根据公开报道所披露的诸多产业，在挟雄厚资本、打着帮助国企改制、引来先进技术管理等招牌、由华裔专家协助攻关开道的各路外资，在涵盖了食品饮料、轻工家电、建材化工、装备制造等国民经济各行业，对各行业排头兵企业的收购浪潮。这一潮流正在被主流经济学所赞美鼓吹，被一些政策制定部门所鼓励。 理论和政策的根据是现实。任何真理跨过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试想，如果对各行业的这种无孔不入的外资并购，如此放任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正如一位行业专家所警告：中国人应该意识到保护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谁手？已成为今天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控制自己的产业资源，是一个大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做到的。买办经济能得到繁荣，却不会得到尊严。 案例整理： 造纸行业 我国造纸企业约3600家，产量5600万吨（2005），近10年来，生产和消费均以10%以上速度增长，产能占世界10%，消费占世界14%，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多数企业资金短缺、技术装备和原料均严重依赖国外，低档产能过剩，高档纸供不应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际纸业巨头如芬欧汇川、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团等，纷纷以合资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如2005年，国际纸业和太阳纸业在兖州共建合资公司，投资1.6亿美元上30万吨液体包装纸生产线，华泰集团2006年与芬兰斯道拉恩索在山东东营合资建设年产20万吨的高级超压纸项目等。 CVC并购晨鸣案：晨鸣纸业集团为中国纸业龙头企业，原为寿光造纸厂，产能0.6万吨，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现总资产112亿元，拥有山东、武汉、江西、吉林、海拉尔等十几处生产基地，2005年纸产量210万吨，销售收入170亿元，连续11年保持全国第一，为中国企业500强和世界纸业50强。2006年5月，美国CVC（花旗集团与亚太企业投资管理公司共同成立的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私募基金27亿美元）与晨鸣签署了战略投资意向书，向CVC非公开发行10亿A股，募集50亿元，CVC将持有晨鸣42%股份，超过寿光国资局成为第一大股东。同年9月，此意向取消，改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组成银团申请60亿元长期项目贷款。 日化行业 洗涤品：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3家被外资收购。 美国宝洁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上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仅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洗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在日化行业的合资中，外资通常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生产线和营销渠道，为外资品牌打工，同时冷落中方企业原有品牌。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外方口头承诺自己的洁诺牌和中华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兑现，中华牙膏多年为联合利华贡献8亿到9亿的销售额。 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原占有国内市场近20%，1990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上海家化的销售额从3亿元骤降至600万元。上海家化于1994年出5亿元收回美加净商标，但失去了宝贵时机。 化妆品： 法国欧莱雅正在快速占领中国市场。2003年该公司收购小护士，2004年收购羽西。在彩妆领域排名第一，在护肤领域完成两次并购后名列第二。中国化妆品市场的竞争已形成外资主导的局面。 跨国公司占据国内高端市场后，正在向中低端品牌发展，冲击本土企业。如联合利华从2005年加强二三级城市的布点分销。宝洁将飘柔、汰渍等产品大幅度降价、大力在全国推销玉兰油。欧莱雅收购小护士之后正寻找合作伙伴开拓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美国雅芳和日本资生堂等也蠢蠢欲动。 　2007年2月，作为全国护肤品行业第一的北京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全部股权（北京三露厂国有股83.42%，职工持股会16.58%），3月与美国强生签订了转让全部股权的合同。2005年，大宝销售额为7.8亿元（占全国市场1%），在国内护肤品企业中排名第一，这样，强生就拥有了大宝遍布全国的二、三线营销网络。 　 化妆品企业淘汰率很高，两年前全国有5000多家，现只剩3300家，2005年外资化妆品企业有130多家，占有国内40%的销售额和80%以上的利润（外资企业销售利润率为10%以上，内资企业仅2-3%）。目前活跃于市场的本土品牌还有隆力奇、拉芳、丁家宜等20余种，随着外资企业瞄准三、四线城市，国内品牌的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 制药： 华药集团：国内最大抗生素生产基地，2004年销售收入78亿元，居全行业第二。2005年落到行业第四，亏损2千万元。公司陷入债务困境。2004年进行股权改革。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华北制药4.07亿股国有股折10亿元，另5820万国有股以2亿元卖给荷兰DSM（欧洲最大的原料药生产企业），一并抵偿所欠华北制药债务。DSM遂获得华北制药7.4%股权。2007年2月DSM再用3500万美元购得华北制药25%股权；另出资1.06亿美元与华药集团的青霉素和维生素业务合作成立新公司，占49%股权。DSM成为华北制药第二大股东。 哈药集团：2005年，香港中信资本、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联合投资获得控股权（？）。 盖天力：2006.10，拜耳医药保健（BHC）与我东盛科技之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签署协议，以10.72亿元收购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浆、信力止咳糖浆等业务和相关资产，收购金额10.72亿元（1.08亿欧元），东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药OTC业务。此为医药领域最大外资并购案。 2007.2，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和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分别购买河南天方药业集团16%和4%股权。天方药业由此从国有股份企业变为中外合资企业。（目前国内大部分医药企业都是外资控制的合资企业？） 小五金电器： 法国SEB并购国内压力锅老大苏泊尔： 苏泊尔品牌销售额占压力锅市场40%。2005年全国炊具行业销售额50亿元，2006年上半年苏泊尔主营业务收入达5.7亿。苏泊尔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等称号，评估品牌价值16.248亿元。 2006年8月，法国SEB（世界小家电的头号品牌）以2.4亿欧元，购得苏泊尔52.74-61％的股权（苏泊尔及相关公司以18元/股卖给SEB共2.5亿股14.38%股权；以同等价格向SEB增发4000万A股、要约收购苏泊尔4860-6645万股），控股苏泊尔。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烹饪炊具分会的8家副理事单位中的6家，如爱仕达、沈阳双喜等，2006年8月发布声明，反对苏泊尔并购案。他们指出：苏泊尔在炊具行业销售额已过20％，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规定》：并购方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的和市场占有率达20％的，并购导致一方市场占有率达到25％或者一年内连续并购10家企业的，都必须向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报告。苏泊尔的并购触及四条红线中的三条；一旦这种垄断式的并购成为事实，行业良性竞争格局将变为以价格战、广告战等先导的恶性竞争，国内许多企业破产倒闭，将造成大量员工失业。仅在广东彩塘镇一地，炊具五金小企业就有上千家之多。商务部对此案进行了反垄断调查后，于2007年4正式下文批准。 SEB与上海电熨斗总厂合资的教训： 上海电熨斗总厂的红心牌电熨斗曾占有47.4%的国内市场份额，1993年品牌评估价值达1.3亿元。 1996年4月，SEB与该厂共出资1650万元（SEB出资60%）组建上海赛博电器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5人，法方占3个名额。法方利用控股权，把红心变成加工车间，高进低出，转移利润；利用中方多年积累的销售队伍和人脉资源，使SEB的特福、好运达品牌低成本打入内地数百个商场，并实行专柜分割，贬低红心品牌，把外方品牌定在高端。由于推广力度存在明显歧视，使红心的市场占有率锐减到20%。中方董事多次要求引进或开发新产品或被法方拒绝，处处掣肘，董事会议冲突不断，合资公司三年累计亏损3千万，财务报表年年获通过。最后中方被迫撤出。1999年，法方全面接手并将合资公司改为独资公司，留给中方一屁股烂账。 中方总经理（前上海电熨斗总厂副厂长）告诫那些正与外资谈合作的国内企业：不可轻易让外资控股。 双喜炊具销售总经理马德桃：并购之初，外方先充分掌控被并购品牌的渠道等优势资源，嫁接自己品牌，之后就雪藏国内品牌，利用国际品牌的溢价能力，通过品牌错位，实现从高端市场到低端市场的上下通吃。通过垄断并购、品牌绞杀，外资用钱把国内企业固化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打工者角色上。 南孚电池： 南孚的前身是福建南平电池厂，最初注册资本不到200万元，生产过糊式电池。1990年代中期，电池需求猛增，公司迅速发展。21世纪初，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6亿元，利润2亿元以上，在全国有300多个销售点，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 1988年，南平电池厂以280万元固定资产投入（40%股权）与福建兴业银行（投90万元，15%）、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公司福建分公司（基地福建，20%）、香港华润集团百孚有限公司(基地福建的子公司，25%)，合资组建南孚电池有限公司。1998年，根据《商业银行法》，兴业银行退出，将其所持15%股份卖给南孚全体职工出资组建的大丰电器。 1999年9月，南平市政府要搞产权改革、靓女先嫁，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挂钩。该公司下属鼎晖公司联合荷兰国家投行投100多万美元，摩根士丹利投400万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000万美元，与中方各股东在香港组建中国电池，四家外资股东共占49%股份，中方股东将南孚69％股份作为出资，占中国电池51%股份。中国电池遂对南孚绝对控股。 1999年，华润百孚炒金巨亏，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的8.25%股份出让，并将另外20%股份转让给基地总公司的另一子公司。2001年，该子公司将此20%股份以7800万转让给富邦控股，富邦控股又以1500万美元转让给摩根士丹利。 2002年，南孚在香港上市搁浅，南平市政府将持有的中国电池股权以1000万美元转让给外资股东。 数轮转让之后，摩根、鼎晖、新加坡投资等等外资以4200万美元的代价拥有了南孚72%的股权。外资意图将中国电池在海外上市，大赚一笔，但迟迟未能如愿。2003年，各外资股东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所持中国电池72%股份出售给美国吉列，净赚5800万美元抽身而退。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市场占有率不及南孚的10%。此时南孚在拓展海外业务，被吉列控制后即退出海外市场，一半生产能力被闲置，原总经理陈来茂黯然隐退。 2005年1月，美国宝洁集团收购了吉列公司。 一个处于巅峰期的行业龙头企业，被国人引为自豪的民族品牌，由于盲目引资改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南孚最大的失误是国内股东随意将股权卖给外资，让外资获得绝对控股的机会，结果陷入眼花缭乱的资本游戏，6年内被三次转卖，最后落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掌中。 南孚案例警示我们：跨国巨头主导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不是那么好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外国资本玩进去。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最大的失败则莫过于失去对企业命运的掌控。 饮料 碳酸饮料：国内原有的八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国内品牌仅剩下风雨飘摇的健力宝。 纯净水市场：法国达能公司垄断的势头咄咄逼人，并向乳制品和果汁市场渗透。 达能公司原名BSN，最初做玻璃制品，现在是欧洲第三大食品集团，主业是饮料、乳制品和饼干。2006年达能集团全球销售额140亿欧元，中国14亿欧元，计划2010年在华销售达20%。该公司将并购作为其扩大市场份额的基本和手段。 20年来，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已收购娃哈哈39家企业51%股权，乐百氏98%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权，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100%?）股权、汇源果汁22.18%股权。还在乳业收购了蒙牛50%股权，光明20.01%股权。这些企业都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是行业的排头兵。其中乐百氏品牌已基本退出市场。达能还有将中国豪门啤酒厂等收购后再高价卖出的案例。 达能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并不十分出色。2000年，达能收购中国饮料第二位乐百氏， 乐百氏1999年销售额达20亿元，并购后原领导班子很快走人，新领导不了解中国饮料市场，内部难沟通，经营方针僵硬，乐百氏品牌不断衰落，茶饮料、乳业产品已基本退市，原来国内销售量第一的桶装水不断萎缩。2005、2006年亏损均达1.5亿。企业大规模裁员。达能曾把深圳益力与乐百氏纯净水进行整合，效果也不好。 达能控股上海正广和后，硬性变更了董事会组成，获得多于中方一票的优势，控制了总经理任命权，从此，正广和的经营也每况愈下。 　　1997年，达能以不光明的手段控制了娃哈哈51%股权。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一直抵御着达能对经营的控制。双方约定：合资后娃哈哈的品牌不变、董事长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不许辞退。但由于当时对股权、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 事实说明，达能在中国并购企业后的惯用手法，是尽力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清洗中方创业者，冷冻民族品牌。此后，光明和汇源在与达能的合资过程中，都不希望自己重蹈乐百氏覆辙。 光明牌鲜、酸奶均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光明乳业上市前，达能持股3.85％，当时达能同意光明的两个品牌使用达能商标与外观设计（至2011年9月）。光明曾违约在别的菌种上也使用达能商标，达能一直不表示异议，等光明股改时才以违反协议为由，要挟增持股份，否则起诉。这样达能如愿以低于市价1/3的价格增持光明股份达20.01％，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2007年2月，达能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将所持汇源果汁的股份由22.18%增持至24.32%。汇源随即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额外发行了6000万股，再将达能持有股份稀释到21.3%，华平、荷兰发展银行、香港惠理基金所持股份也相应稀释到8%。 达能强制收购娃哈哈的非合资企业：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老师，依靠14万元借款，创办了娃哈哈公司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今天瓦哈哈成为全球饮料业第五、中国第一大企业，在饮用水、八宝粥、乳酸奶的市场份额多年保持第一。2006年，中国的饮料市场达3000亿元规模，娃哈哈产量558万吨，营销收入187亿元（比上年增33%），实现利税32亿元（增48％），利润22.29亿元（增47％）；全国铺货率70%。 1996年，娃哈哈上市未果，与香港百富勤投资合作，百富勤介绍了达能，三家出资4500万美元，组建5家合资公司，生产以娃哈哈为商标的纯净水、八宝粥等，商定娃哈哈占49%股份，达能、百富勤共占51%。但签约时，达能与百富勤使用了他们在新加坡共同设立的金加投资公司名义（娃哈哈事先不知情）。1997年，达能在境外悄然收购百富勤在金加的股份，轻易获得娃哈哈51%股权。 达能立即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被国家商标局拒绝。 娃哈哈与合资公司签订了由达能草拟的商标使用合同，实际上是变相的商标转让协议。合同规定商标使用许可期限与合资合同一样长达50年，娃哈哈使用自己的商标须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等于剥夺了娃哈哈集团对自己商标的所有权。 尽管达能绝对控股合资公司，但娃哈哈与达能有约在先：合资公司品牌不变、董事长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不许辞退。 由于达能不支持合资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口支援革命老区、贫困区、三峡库区，西部大开发等投资都受到制约，1999年，宗庆后建立了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职工集资）公司，同样使用娃哈哈品牌。2006年，非合资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利润10.4亿元。 2007年3月，达能根据商标合同，提出以40亿元收购娃哈哈所有的非合资公司51%股权。达能已经在中国饮料行业前三名实行控股，如果此项收购成立，达能将在该行业形成垄断。 此案突显了中国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等问题。外资惯于利用中国企业急于发展的心理，在合同文本上设圈套。品牌是原则问题，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达能的合资意在利用娃哈哈强大的营销网络，拿下销售网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即使有其他品牌出现，也会被它打垮。 引进外资是为解决资金和技术缺口，但娃哈哈与达能合资10年的经验说明，市场换取技术是一厢情愿，达能在资金上的帮助也不明显。目前国内的金融环境正在不断完善，但在现有法律环境下，资金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企业与境外机构合作需加强引导，尤其要纠正无原则追捧外资的倾向。 　 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上海桶装水行业老大，有悠久历史。2001年，达能以1.5亿元收购上海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份。 　　合资初期，由上海梅林管理正广和。2004年，达能全面接手正广和的管理。原合资协议约定，总经理不能达到董事会设定的目标就必须离职，但达能接手后操纵修改了公司章程，将董事会成员设为7人，外方多一人；总经理一职由外方推荐（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由中方委派）。从此达能牢牢掌握住了总经理的任命权。 　　达能在正广和的手法和娃哈哈如出一辙。合资协议规定中方必须将正广和商标使用权转让给合资企业，过去正广和要向集团公司支付商标使用费，合资后集团内的其他企业必须向合资公司交商标使用费。集团从此失去了正广和品牌，转为以梅林品牌产品为主。　　 　　2001-03年，正广和在上海桶装水市场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营业收入1.58-1.65亿元，净利润388-1162万元。2004年达能接手正广和后，营业收入在1.62-1.69亿元徘徊，在上海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李国光认为：达能实际上已对中国的饮料业进行了垄断，严重违背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可以对达能进行反垄断调查，采取法律手段强行解除其垄断地位。 达能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都说合资可以带来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中国本土企业能做到行业排头兵的程度，一定有自己独到之处，是外资学不了的。外资参股中国企业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管理。我们过于吹捧外资企业，又不善于总结自己在艰苦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过度的自卑就会成为崇洋媚外，走向反面。 第二，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和外资打交道时，必须牢牢保持自主经营权，敢于维护中方权益，否则后果必定不妙。尤其要重视对自主品牌的权益的保护，这是最可珍视不容轻言舍弃的企业主权，意味着捍卫独立自主的固有权力。 单位名称 所在地 企业性质 04年主业营业收入(亿元) 娃哈哈 浙江 有限 99.2 维维集团 江苏 股份 75.0 乐百氏 广东 外资 19.5 达能在中国大事记： 1987年，成立广州达能酸奶公司。 1994年，与光明合资建立两个项目持45.2%。 1996年，收购武汉东西湖啤酒54.2%股权，与娃哈哈成立5家合资公司获41%股权；收购深圳益力食品公司54.2%股权。 2000年，收购乐百氏92%股权。 2001年，亚洲参股光明5%。 2004年，收购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50%股份。 2006年，达能亚洲增持光明股权达20.01%；持股汇源22.18%；与蒙牛建合资公司持股49%。 乳制品业： 蒙牛和伊利 伊利、蒙牛是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伊利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厂，国有企业，最初注册资本40万元。在郑俊怀率领的团队拼搏下，企业迅速壮大。 蒙牛创办人牛根生，在伊利任职15 年（1983-1997），曾任伊利二把手。1998年离开伊利后创办蒙牛乳业，此后3年进行了增资、股改，实现初步的原始积累。2001年，伊利销售总额27.02亿元，蒙牛7.24亿元。 　2002年，摩根斯坦利、鼎辉、英联三家外资联合对蒙牛投资，以2.16亿元增资2000万股，占蒙牛32%股份。一年后，外资以可换股债券形式再注资3,500万美元。2003-05年，蒙牛营业额保持了130-140%增幅，2004年主营收入72亿元，净利润3.19亿元。同年伊利主营收入87.3亿元，净利润2.39亿元。伊利的龙头地位受到挑战。2005年，蒙牛巨额融资成功，伊利高管出事，乳制品业的前二名巨头一度出现被整合的前景。 2006年12月，蒙牛集团与法国达能组建合资公司，蒙牛持股51%，达能49%，总投资8亿人民币。这是我国酸奶行业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蒙牛表示已有遍布全国的分销网络，这是双方携手进军中国乳制品市场的良机。 麦肯锡对中国乳制品业的预测： 1、2010年，中国乳品市场规模达200亿美元，是2005年的2倍。 2、消费者收入提高和口味变化，以及零售业态的现代化，乳品业有可能出现整合风潮。 3、外资企业凭借在产品开发、品牌和渠道管理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所作为。 4、目前高附加值产品占乳品消费的1/4，未来5年，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速将达22-38%。 5、从现在到2010年，70%的收入将来自100个二、三级城市。 6、乳品分销分销方式将出现巨大变革，2010年通过现代超市网分销比例将达到2/3。 7、预计到2010年，现有1600家国内乳品企业，可能有一半被淘汰出局。 8、国内企业必须培养产品研发、品牌塑造、客户管理和营销方面的能力。 资料：外资背景下乳制品两巨头的较量 摩根斯坦利、鼎辉、英联三家外企对蒙牛的投资是通过特殊方式实施的。 2002年，三家外资公司在开曼注册中国乳业控股（简称开曼公司），持有蒙牛股份66.7%股权。外方共投资2597万美元（2.16亿人民币），持有开曼公司48980股B股，钱放在开曼公司；蒙牛管理层和呼和浩特原股东在境外注册了金牛、银牛两家壳公司，以每股1美元共购得开曼公司A股5102股。根据开曼的公司法，每A股有十票投票权，每B股有一票投票权。中方以5千A股对外方5万B股，投票权之比是51：49，股权比例则是9.4：90.6。开曼公司的外资系拥有蒙牛股份32.7%投票权（49%66.7%）。 开曼公司要求蒙牛2003年完成苛刻的经营目标，如完不成，蒙牛就拿不到开曼公司账上的2.16亿投资款，外方将持有蒙牛股份60.4%(90.6%66.7%)，牛根生也要准备走人。如完成任务，A股可无偿转换为B股，外方投资2.16亿元换32%股权才成立。2003年，蒙牛完成了任务，在对赌中赢得第一个回合。 2003年10月，三家外资以3523万美元，购买蒙牛3.67亿股可转股债权，约定2006年6月可全部转股（0.74港元/股转股价），支持蒙牛上市。2004年6月，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以3.925港元公开发售3.5亿股，IPO融资14亿港元。上市半年，外资系出手2.6亿股，回笼14亿港元。而外方全部现金投资仅6120万美元。 上市前，牛根生以象征性的代价从外资系获得获得上市公司4600万股，承诺5年内不跳槽、不新开设同类公司，外资系在10年内可随时以优惠价格增持公司股权。这样外资系可牢牢控制并鞭策蒙牛的管理团队。 据披露，蒙牛上市后，外资系和中方签了新的对赌协议：2004-2006，蒙牛盈利必须递增50%，否则外资系将没收蒙牛管理层及金牛公司7830万股，外方则无实质性义务。这意味着2006年蒙牛销售额必须达到120亿元。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去收购竞争对手。 蒙牛的最大竞争对手伊利（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真正有控制权的股东只有金信信托，持有伊利15%流通A股。如需收购伊利20%股权，约需6亿元。蒙牛2004年公布财务数据，净资产3.7亿元，长期负债率0.24%，现金15.5亿元。 2005年，金信信托以2.8亿元收购呼和浩特市政府持有的伊利2800万股国有股，这使外界敌意收购伊利成为不可能，但伊利领导层因涉嫌挪用公款出事。 数年来，外资以其资本实力和娴熟的资本运作技巧，使蒙牛的管理团队始终处于被动搏命的局面。伊利管理层则面对两难困境：或者坐以待毙被人收购，或者孤注一掷以求自保。 业内人士评价：在国内资本市场今日形势下，无论是以企业的所有权为代价助力跨国资本完成在中国的垄断布局的蒙牛老总，还是以公款进行MBO的伊利老总之间的博弈，没有胜者。这是中国企业家今天最大的悲哀。不得不承认摩根斯坦利的资本控制能力远远在中国企业之上。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之路竟然危机四伏到经不起失败的程度，失败后的中资甚至将丢失行业控制权。 蒙牛与伊利的教训终于使中国人意识到保护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谁手？已成为今天经济理论的最大问题。 啤酒行业： 中国人口众多，啤酒市场潜力巨大。2005年，中国啤酒产量达3061万千升，产销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啤酒业是外国资本巨头争夺的战场。1990年代，各外国啤酒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受挫，后改以参股并购方式。2001年起，全球所有知名啤酒商SAB、AB、英博、嘉士伯等，都进入中国，现已占领中国市场50%以上市场份额；目前有150亿元巨额外资参与我国啤酒行业的并购。国内绝大多数啤酒企业的背后都已有外资的身影。外资在中国企业内获得发言权后，正力图操纵企业，从幕后走向前台。未来中国啤酒市场有可能成为外资操控的皮影戏。 2001年，香港华润公司并购四川蓝剑啤酒公司。香港华润啤酒原被南非SAB（居全球啤酒业第二）持股50%，2002年SAB再以1亿美元增资华润啤酒，对其绝对控股。目前，华润啤酒在中国已拥有34个生产基地，产能超过500万吨，超越燕京、青岛，居中国啤酒业NO.1。 2002年，美国AB公司与青岛啤酒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青岛啤酒分三次向AB公司发行1.82亿美元的定向可转换债券，7年内可全部转换成股权，届时AB公司在青岛啤酒中的股权将从4.5%增加到27%。 青啤是中国第一啤酒品牌，2001年销售额6.4亿美元，占国内市场12.8%份额，在全国17个省市拥有生产厂。美国AB公司拥有百威品牌，在10个国家生产，行销80多个国家，2001年销售额150亿美元，占全球11%的市场份额。 2002年AB公司还收购了武汉的中德啤酒厂，总投资1.7亿美元，年产能力25万吨，拥有武汉百威国际啤酒有限公司98%的股权。 2004年6月，AB公司以51亿港元在香港股市收购哈尔滨啤酒集团99.66%的流通股份，哈啤原第一大股东SAB宣布向AB以出售所持29.6%哈啤股权（5.58港元/股），AB成为哈啤第一大股东。AB同时宣布依托百威在华基地和渠道，推广中高端哈啤，对青啤施加更大影响力，并对燕京形成合围之势。 2004年，荷兰喜力以5.8亿港元入股粤啤21%股权（1.85港元/股收购粤啤的1.338亿新股、1.655亿流通股），并将粤啤3个工厂之一专门生产喜力啤酒。 2006年，苏格兰纽卡斯尔集团以高于净资产4.2倍的价格收购重庆啤酒部分股权；嘉士伯并购西藏发展（占有西藏市场50%份额）；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以58.86亿元人民币收购福建雪津啤酒集团（溢价10倍），为业内最大的外资并购案。 国内各大啤酒厂商各自依托自己的基地市场，向对方领地渗透。青岛啤酒正努力打进燕京的根据地北京市场，华润雪花也在跟进。燕京的全国扩张也将受到来自青啤、华润雪花等的阻遏。企业的扩张都遇到融资难题，但青啤、雪花分别有外国后台撑腰。2005年，传闻英博将参股燕京啤酒，引起业界巨大反响，国内最后一家大型中资啤酒企业也难保。 单位名称 所在地 企业性质 04年主业营业收入(亿元) 青岛啤酒 山东 外资 88.8 燕京啤酒 北京 国有 67.8 珠江啤酒 广东 股份 21.6 重庆啤酒 重庆 股份 19.3 雪津啤酒 福建 有限 15.1 2006.10.16，我国知名白酒企业四川水井坊(600779)与全球最大的酒业集团英国Diageo酒业洽谈并购事宜。Diageo占据全球烈酒市场30%份额，计划将中国业务的增长率以超过80%的速度递增； 农副（食品） 高盛并购双汇： 双汇集团是漯河市政府全资控股企业，国内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下属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由漯河市政府、双汇集团（35.72%）、漯河海宇投资（25%）共同持股。 2006年12月，商务部批复，同意漯河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双汇集团100%的股权以20.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高盛51%，鼎晖49%）；双汇发展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海宇将其持有的双汇发展25%股权转让给罗特克斯（5.62元/股）。这样，罗特克斯即持有双汇发展60.72%的股份。 高盛收购双汇发展35.72%股份时，遭遇要约收购30%底线，高盛即纠集鼎晖基金Ⅱ、罗特克斯联合中标；又轻松购进海宇25%股份，拿下了双汇发展的控制权。 高盛已持有中国雨润食品集团（双汇在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有限公司13%的股权，高盛对这两个企业整合后，将在中国肉类加工业将稳居主导地位。 作为国有企业的转制，双汇引进战略投资者有重重疑点。 海宇投资于2003年由16名自然人发起成立（至少11人是双汇管理人员），以4亿元购得双汇发展25%股权（4.70元/股）。2003-05年，海宇获分红2亿元（含税）。海宇业务均与双汇密切关联，如零售、屠宰加工、包装材料、蛋白质生产等，2005年下属7家公司贡献净利润1.07亿元。海汇于2002年成立，50名自然人股东均为双汇高管，注册资本1.19亿元，三年税后净利润共1.3亿元。所投资18家企业也都与双汇业务有关，如包装材料占集团50%，控制双汇12家省级商业公司、800多家双汇连锁便利店。2005年7月公司注销。 据报道，双汇集团整体拍卖条款苛刻，只允许大的外资投资财团参与。拍卖当天双汇发展突然公告，其第二股东海宇将其持有的25%股份全部转让给有意向的战略投资者，这就逼退了其他投资者。据专家分析，以20倍市盈率的标准，双汇集团国有资产转让价格应超过60亿元，但挂牌价格只有10亿元。 双汇的发展历程，证明国有企业一样可以做好做大，国有体制弊端等完全是借口。国企已经推行股权激励机制，为什么还要卖给外资才能体现管理层的价值？说企业需要借助资本力量，但双汇发展就是上市公司，有良好的市场融资能力，再融资成本比海外低；双汇发展连续数年超高比例现金分红，02年增发的资金还没有用完，可见并不存在严重的资金瓶颈。况且借助资本并不需要卖光家底。可见引进财务投资者没有必要。 像高盛这类并购基金，不可能对企业的成长感兴趣。将来股权频繁变动，对双汇和地方经济发展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应该说，双汇管理层对公司的贡献很大，但奖励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双汇的国有背景，为有能力的管理层提供了舞台，至少对上市融资和迅速成长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绝不能将自己的功劳视为将公司据为己有的理由。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模式等于借助外力搞变相MBO，让好的国有企业都贱价处理给管家，管家变主人，做的不好的企业由国家背，这样对国家对人民都无法交代。 农副行业 单位名称 所在地 企业性质 2004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双汇 河南漯河 有限（已合资） 160.2 新程金锣 山东临沂 外资 100.5 东海粮油 江苏张家港 外资 91.2 大成实业 吉林长春 外资 61.4 诸城外贸 山东诸城 有限 61.3 水泥： 近两年，外资在我国水泥业的并购参股全面开花，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中，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大型水泥企业（海螺、华新、山水、亚泰），均被不同程度地被打上了外资的烙印，成为外资的附属品。 拉法基（世界水泥NO.1）控股四川双马，获双马89.72%股权。 摩根士丹利下属两公司（添惠亚洲、国际金融公司）注资2亿元，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10.51%和3.82%股权； 瑞士Holcim以1.25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1.6亿股，股权达50.3%，拉法基公司收购贵州本土3家大型水泥厂，海德堡水泥集团（世界水泥NO.2）收购辽宁工源水泥集团80%的股权。爱尔兰参股亚泰（东北最大水泥集团）收购小岭水泥。西泊姆收购山东榴园水泥。 　　吸收外资的动因，主要是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同时发达国家大型水泥企业将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移到国外，保护了本国的资源、能源和环境，还降低了运输成本。前我国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煤炭，SO2排放占全球30%，CO2排放占全球14%。在中国企业被外资控制后，要以我为主控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难度反而加大。造成能源、资源的外流。 铸铁管：法国圣戈班控制50%市场 法国圣戈班集团是一家在华并购异常活跃，但作风低调的外资大鳄。该公司主营建材产品（玻璃、陶瓷、塑料及球墨铸铁管），在世界500强中居100名左右。 1985年，圣戈班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现已在中国设立了50余家企业，其中制造企业40多家，散布在成都、马鞍山、杭州、常州、湛江、牡丹江、郑州等地。业务包括平板玻璃、玻璃包装、高功能材料(增强玻璃纤维、陶瓷塑料、磨料磨具)、建筑材料(管道系统、保温隔音材料)以及建材分销。在中国的员工数量超过15000人，2005年销售额4亿欧元。最近4年，圣戈班在华销售额年增54%。 外方介绍：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大力收购企业、变合资为独资。刚进入中国时需要合作伙伴，以合资为主，但绝对控股。圣戈班在中国的大量并购案，基本上是和企业进行排他性谈判，协议转让，不公开招标。 2006年，圣戈班全资收购徐州钢铁总厂。徐钢成立于1958年，是国内球墨铸铁管、铸件的专业化生产厂家，年产60万吨生铁。2002年，圣戈班与徐钢合资成立铸管公司。2005年底，徐州市国资委以5.37亿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徐钢资产100%转让给圣戈班，还搭上徐钢在徐州光大新兴铸管公司中的全部股份，总投资7亿元。 这次收购使圣戈班巩固了在球墨铸铁管道的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的管道市场占有率超过50%。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圣戈班的管道业务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中国的建材企业非常分散，多为国企，因效益不好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但又具有区位、原料方面的优势，有的拥有核心技术。外资对地方国企业的并购具有隐蔽性，但一旦散落在各地被外资控制的企业合并报表，那时人们再惊奇已经晚了。 钢铁：外资收购行动遇挫 根据2005年颁布的《钢铁产业政策》，外资不能控股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外资选择了迂回进入中国的方式。 2006年，阿塞洛和米塔尔两大欧洲钢铁巨头合并，钢产能达1.2亿吨，约占全球市场份额10%，生产基地遍及全球60个国家。该公司早就进入中国，先后同昆钢、包钢、八一钢厂等多家企业谈判。 此外，蒂森克虏伯与邯钢，韩国现代与太钢，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与安阳钢铁也有接触。目前除韩国现代与太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外，其他外资尚未有新的进展。 2005年，米塔尔以6.47亿元收购了华菱管线36.67％的非流通股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2005年，阿塞洛米塔尔谈判收购我包钢49%股权。包钢下属白云鄂博是中国最重要的稀土和复合矿基地，稀土金属占全国一半。中钢协上书坚决反对该外资公司对包钢和对国内若干钢铁企业的参股、并购，防止形成垄断。2007年1月，阿塞洛米塔尔与宝钢的谈判终止，这给宝钢的下一步动作留下了空间。 2006年2月，阿塞洛与莱钢集团签署协议，拟溢价购买莱钢38.41％股权，与莱钢集团并列成为莱钢第一大股东。此方案被国家发改委否定，后莱钢和济南钢铁合并为山东钢铁集团。 目前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庞大的产能分散在4000多家企业。2005年，钢产量500万吨以上的只有18家，前三位宝钢、鞍钢和武钢的钢产量共4768万吨，是阿塞洛米塔尔的1/3。鞍钢和本钢、济钢和莱钢的联合，宝钢集团从米塔尔手中争回八一钢厂，说明国内钢铁行业已有警觉。但A股市场实现全流通后，外资可能从二级市场买进股票，从而达到实际控制钢铁企业的目的。在国际钢铁行业巨头不断联合之后，如果国内钢铁行业集中度仍不提高，仍然难以抵挡外资的迂回并购。业界建议加速钢铁行业的内部重组。 阿塞洛米塔尔两大巨头合并，引起各国的重视和反应，以应对未来的寡头竞争局面。俄罗斯拟整合国内资源打造一个钢铁巨头；日本新日铁加快了与住友金属和神户钢铁的防御性联合重组，日本政府在研究修改《反垄断法》，不排除最终整合为一家产能1亿吨的钢铁企业的可能；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日本新日铁和韩国浦项也正在酝酿更紧密的合作计划。巴西几家大型钢铁企业也正在加紧磋商联合重组事宜。 凯雷并购江都钢管：江都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10亿元。原名江都县钢管一厂，成立于1988年，后改制为私营企业，下属子公司扬州诚德，生产大口径无缝钢管。2007年初，美国凯雷基金以49％的股权比例参股扬州诚德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外资股东。江都市政府对此并购案大力支持。 这一并购案说明，私募资本在华并购战略，不再仅仅锁定行业排头兵或知名本土品牌，取而代之的是行业内排名稍靠后的企业，并且不再强调控股权。凯雷看重的是江都钢管在钢管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海外资本的中国淘金热，实际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化工业 2003年，中国化工市场总量达9702亿元，接近国内GDP总量的10%，为中国第一大产业。 国内化工产品供不应求。如乙烯需求量1500万吨，而国内产量为611万吨，合成树脂进口1907.3万吨，占国内消费55.9%；合成橡胶进口100.6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45.7%；苯乙烯进口266.1万吨，占国内消费的73.9%。国产磷肥只满足需求的70%，染料品种数只满足纺织需求的50%，农药品种数只满足需求的65%，子午线轮胎仅满足需求的37%。而许多精细化工品，国内甚至无法生产。同时，韩、日、新加坡、中国台湾化工产能严重过剩。（2004） 国际能源化工巨头纷纷在华投资。BP在华投资45亿美元,壳牌17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壳牌、BP亦计划在未来5年再投110亿美元。拜尔投资31亿美元，拥有12家独资或合资企业，计划在上海石化工业区投资31亿美元，兴建7个项目。 已投产5大乙烯合资企业：巴斯夫/扬子石化60万吨乙烯；BP/上海石化90万吨乙烯；埃克森美孚/福建炼化、沙特阿美60万吨乙烯；壳牌/中海油的南海80万吨乙烯,埃克森美孚/广州石化改扩建（10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另外，BP在四川建醋酸厂（占国内市场30%），在珠海建PTA基地。 欧美跨国公司在洗涤用品、涂料、生物制药等下游领域占有巨大份额，有的已形成垄断。占润滑油市场15%的高端领域基本由国外公司占领。 韩国石化的借鉴意义：韩国在30年内建成蔚山、丽水、大山三大石化工业区，政府严格限制第四个工业区的兴建，强令只许存在8家石化大公司，均集中于工业园区内，以便形成资源一体化优势。8大公司成立时均采用合资形式，允许外资控股，大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公司发展后促使上市，鼓励国内企业收购其流通股，成为控股股东，而外资收益颇丰后淡出韩国石化市场。 橡胶： 解放初，橡胶被西方列为向我禁运的战略物资。新中国橡胶工业从无到有，较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2000年，我国的生胶消耗量居世界第二，轮胎产量居世界第三，年生产规模达8000余万套。 橡胶工业是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税高利大。我国橡胶行业利润率较低，但安排就业多。 1993年以来，众多跨国公司争相涌入中国橡胶行业，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外资控股。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全国2/3以上的产能，其中很多是行业骨干，包括为国防工业配套轮胎的企业。剩下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条件较好的也被外商盯上。 2000年，我国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上海轮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世界最大的轮胎跨国公司法国米其林签约组建合资公司，由法方控股70%（2004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德国大众公司称，中国加入WTO后，要买断合资企业中的中国国有股份。 从已经被外资控股企业的生产经营来看，外商对关键技术的保密十分严格，中方雇员想得到技术很难。以合资获得高新尖端技术是痴人说梦，即使得到的也不过是一点皮毛，或是过时的东西。 2006年，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竞得ST桦林的控股股东桦林集团持有的1.5107亿股国有法人股(占ST桦林总股本的44.43%)。成为桦林轮胎第一大股东。外资转道司法拍卖并购上市公司，开创了外资入主上市公司的新渠道。 佳通轮胎是新加坡佳通集团（世界轮胎巨头）在华企业。佳通轮胎将福建佳通51％股权与公司整体资产进行置换。福建佳通是佳通集团在中国的五大轮胎生产基地之一，以生产子午线轮胎尤其是半钢子午线轮胎为主，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半钢胎生产企业。 佳通集团准备将其下属的安徽佳通、重庆佳通、银川佳通等在华的全部资产都注入佳通轮胎，把佳通轮胎打造为其在华的轮胎产业平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企业性质 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杭州橡胶集团 浙江 合资 59.3 安徽佳通轮胎 安徽 外资 55.9 山东成山集团 山东 私营 52.0 上海轮胎橡胶 上海 港澳台 47.2 双星集团 山东 国有 45.8 三角集团 山东 有限 38.9 山东玲珑橡胶 山东 有限 32.1 青岛黄海橡胶 山东 国有 31.2 风神轮胎 河南 股份 28.0 贵州轮胎公司 贵州 股份 23.4 感光材料：柯达和乐凯 乐凯创业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感光材料支柱企业之一。1999年，乐凯胶片集团彩色胶卷的销售额处于上升状态，市场占有率达25％，利税总额8930万元。产品一度打入72个国家和地区。 1994年，美国柯达进入中国。1998年，柯达（中国）在上海注册，注册资本3．85亿美元。为了对付当时已有48％份额的富士通公司，柯达向中国政府提出全行业收购计划，达成98协议：柯达向中方支付资产转让和经济补偿费3.75亿美元，整合中国感光行业；承诺投资12亿美元与中国7家感光企业中的6家进行合资合作(乐凯除外)。规定除乐凯外，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与柯达合资，上海、天津、辽阳3家企业在合资公司3年基建期内不与其他任何外商合资；从此，乐凯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根据该协议，我国感光材料行业没有引进新的竞争者，柯达拥有对全行业控制的权利，但至今没有履行任何承诺，未按约定向中国转让任何技术，却封锁了其它外国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感光业错过了最佳发展时机。 2003年10月，乐凯最终与柯达合资。柯达以1亿美元现金和其他资产换取上市公司乐凯胶片20%的股份。合资合同规定：保持乐凯品牌；柯达在市场上不再吸纳新股，如果乐凯稀释股权，柯达的股权将少于25%。2004年5月，国家质监局将乐凯剔出中国名牌候选名单。 从此，中国的7家感光企业全部进入柯达阵营，柯达如愿拿走了主要的7家中国感光企业的优良资产。目前柯达已占领中国胶卷市场50%以上，成功压过了富士。2003年调查，柯达在感光材料出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的苗头。乐凯的市场份额降至15%左右，主要市场在非沿海地区的中小城市。2005年，乐凯的净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销售额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众感光市场向数码领域转型。 一位营销专家说：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决定因素市场份额越大，影响力就越强。当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半以上份额时，它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使竞争对手赶超它是几乎不可能的。卖一个或几个企业，其影响还不至于让刻骨铭心，而卖掉整个行业才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无法弥补的过失。 机械装备行业： 　地方在加快所属国企的改制工作，正在大力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收购国企产权。其中一些对国防建设意义重大的企业，面临被外国公司吞并的前景。 轴承： 据中国轴协统计，至2005年底，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已建立24家合资、独资轴承成品生产企业，总投资约4-5亿美元，初步形成8-9亿套轴承生产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利用中国低工资成本，对本土企业构成日益增大的压力。我国轴承工业的自主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 前几年的并购事件有：Torrington收购无锡轴承、舍弗勒收购西北富安捷轴承，美国TIMKEN（世界第三，美国第一SKF轴承）收购烟台轴承。2006年1月，天胜轴承（TIMKEN控股）以2.79元/股受让襄轴集团所持4191万股，成为第一大股东。公司下设全国唯一的汽车轴承研究所。 同年11月，TIMKEN宣布投资1.19亿元在成都新建一家航空精密产品中心，同时争取收购洛轴。该公司前几年在全球收购了多家企业。 目前外资并购对象正从过去的中小型企业转到排头兵企业。除洛轴外，哈轴和瓦轴都在和外资进行谈判。哈、瓦、洛三家产量和销售收入占国内轴承行业的15％以上，并掌握国内轴承的前沿技术，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等行业的轴承几乎都由这三家提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像洛轴这样的企业，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企业想办法，找出路，让它们活起来。 轴协的方案：哈瓦洛联合重组，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直管，2004年总资产291亿元），这样有利于保住核心技术，共同抵御外国轴承公司的挑战，对振兴装备工业有重要意义。 洛阳轴承集团：洛轴集团1950年代成立。国有大型企业，被国务院确定为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之一。洛轴是轴承产品尺寸最广、用途覆盖最宽、品种最齐全的厂家，包括石油钻机、轧机等重大装备配套轴承，保持着多项中国轴承行业纪录。其LYC品牌轴承被国家列入121计划重点保护名优产品，在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都有LYC轴承在运转。洛轴承担了神舟飞船的轴承配套任务。为神六提供的轴承7大部分22种，皆在核心、关键部位。 近年来，洛轴陷入经营困境。2004年，洛轴集团账面总资产32亿元，债务24亿元，净资产约8亿元，生产一度暂停。至90年代，洛轴产值一度超过瓦轴和哈轴两家总和，今天却只能仰其项背。 2004年，河南永煤集团与洛轴集团合资，成立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拥有原洛轴集团80％以上的主业资产。2005年，LYC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盈利3000万元，超过重组前洛轴的历史最高水平。 洛轴集团的债务重组问题一直未获进展，共欠13家银行15.43亿债务，影响了新老公司资产的移交和LYC的经营。2006年，河南建行（1.1亿）、国家开行（1.25亿）等债权银行向法院起诉，申请查封洛轴的土地和地面资产。 德国舍弗勒于2006年5月与洛阳市国资委签订框架协议：舍弗勒以11亿元人民币收购洛轴除军工等三分厂外的所有资产（含LYC），包括LYC品牌、房产、设备、土地资产及部分债务；承诺5年内再投10亿元建设新厂和添置设备，雇用员工6000-7000人。 中国轴承协会上书，坚决反对外资整体收购洛轴，理由： 1.洛轴的设备、技术条件以及LYC品牌条件很好，被外资收购影响国家安全。尽管此收购不含军工分厂，但军品的许多工序在民用领域，一旦被外资收购，整个军工生产体系也将被肢解。 2.洛轴的铁路轴承占国内市场30%（2005），舍弗勒已控制我25%的铁路轴承市场，再兼并洛轴将拥有全国铁路轴承的定价权。 3.事实证明，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基本都流于失败。很多企业被外资兼并后，品牌技术都变成外资的了，不利于我技术水平提高，而外资却得到了市场，甚至技术。2001年西北轴承与舍弗勒合资就是前车之鉴。 舍弗勒辨解：工业基础件种类繁多，都可军民两用，如果都保护，企业将失去创新动力和竞争力；中国每年花100亿元进口高端轴承，不如在本土生产，可提高供货可靠性。但并购计划被搁置。 2006年8月，国家五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赴洛阳，明确：禁止外资整体收购和控股洛轴，但允许参股，或局部合作。 目前重组洛轴的对象已锁定为大型中央企业。但多家企业与洛轴谈判重组均无果而终，最大障碍还是债务和人员开支负担。洛轴的工资和养老金开支每年需数亿元，但洛轴年产值只有10亿元，不堪重负。目前洛轴正把重心转向谋求政策性破产，其申请已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同意。 2007年1月，河南省拟方案：以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为平台重组洛轴，永城控股LYC67.5%。 附：洛轴是怎样陷入困境的 2006年河南省国资委调研报告：从90年代中期开始，洛轴集团管理粗放，对生产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使违法违规者活动猖獗，财务黑洞触目惊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集团内人际关系复杂，管理失控。经理层连最基本的信托责任都丧失，是逆向选择，毁灭企业。 　盲目扩张。1992-94年，洛轴出资4000多万元，在30多个城市设销售公司，由集团统一管理。1996年以来，江浙及环渤海的轴承企业兴起，市场价格下滑，公司陷入亏损。集团营销体系僵化，产品贱价出售，子公司以低于市价15%的价格从集团提货，以低于出厂价12%的平均价格销售，亏损率达18%。集团将亏损做应收账款处理，账面盈利，亏损留给子公司。 　监管迟钝，管理混乱。销售回款每月不足6000万元，其中2000万是顶账实物，但每月必须有7700万现金才能维持运转，以至每年新增1亿多银行贷款。2004年，集团总资产33亿元，其中应收款达10亿，实际能收回的只有1亿多；银行负债高达24亿元。 西北轴承被恶意吞并： 宁夏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6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在行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经营不当，陷入财务困境。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德国最大、世界第三大轴承制造企业）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当时铁道部已有了一家南口SKF合资轴承厂（与世界第一大轴承公司瑞典SKF合资），也同意再建一家合资轴承厂，以打破南口SKF垄断局面，故铁道部和宁夏自治区都全力支持该合资案。 合资后，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关键岗位和决策权、大量裁员，造成诸多矛盾，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但是自治区政府还是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裁减的员工最后还是由西轴接收。德方并违反协议，排挤中方管理人员，擅自高薪增聘德方员工，导致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合资后的三年连年巨额亏损。后德方嫌利润太薄，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最后，为了自治区招商引资大局，西轴于2003年底以2850万人民币的价格将所持有的49%股权卖给德方，合资公司从此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 该合资案搞垮了一家大型轴承骨干企业，损失了经营了多年的NXZ牌铁路货车轴承的品牌和产品，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失掉了原来企业主导产品铁路轴承的一切。现在，西轴人看着铁路轴承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大幅上涨，惟有叹息。 业内专家指出，轴承是装备工业的重要基础件，在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是产业的立足点，一旦丢失，再谈振兴装备制造业、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开放中必须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不能无原则地向外商出让民族工业的核心利益，使工业体系受到的伤害由皮肉扩大至筋骨，甚至支离破碎。 齿轮： 杭州齿轮厂在全国齿轮行业排名第二，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国内市场占80%，东南亚占75%）、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市场占35%，排名第一）、汽车变速器等8类，拥有前进、杭齿两个全国知名品牌，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20多年来自主开发了多型船用、工程机械、重型汽车变速箱，最近研制成功V型传动机构（此前仅美、德、日掌握）、滑动轴承结构、蝶形弹簧结构等新产品。三大主导产品研发能力涵盖广泛领域，并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 2002年，杭齿为拓展汽车变速箱业务，考虑和某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外商却提出要与杭齿的核心能力工程机械和船用变速箱部分合资，被杭齿拒绝。其大股东萧山区却支持该方案。杭齿提议整体合资、中方控股，外方则威胁不让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地方政府再次让步，同意外方控股70%。这一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今后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 产业自主问题，实质上是国家战略问题，装备制造业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开放不会有工业进步，但合资是为了学习、超越，必须保持自己的主导权，这是开放的应有限度。任何国家也不会放弃对本国重要企业和产业的控股权。如果只有制造能力而失去自主开发能力，就只能永远当打工仔。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缺位，长此以往自主开发之路就更为漫长艰辛，共性技术研究应由国家、行业、企业共同承担。 现在我国的政策法规和舆论导向，对不计成本和后果的过度合资没有说法，地方将引进外资作为业绩，把优秀企业贱卖给外商，让他们控股。（该企业在中央干预下，暂停合资谈判） 变压器： 合肥变压器厂：合肥变压器厂在1985年成为国内首家能够生产220kV变压器的定点厂，占国内同类产品产前10名以内。1990年后工厂生产跌入低谷，寻求和外商合资。1993年，不顾有关方面的反对，成为ABB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合资企业，ABB控股51%。外方派人控制了总经理、财务、生产、人事主管等要职，不管公司赢亏，外方每年从的销售收入中提取5%的技术管理费，并租用合变的现成地皮和先进设备。 合资后，企业连年亏损，于是外方提出增资建议，中方无奈下只得认可。2002年，外方股本占到85%，为理顺老厂和合资厂之间的重重矛盾，双方协议，外方出钱补偿合变离退休和富余职工的安置费，同时合变不得生产与合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产品。 1996年，负债1.6亿的合变破产，在国家核销部分债务后，剩余职工资产重组成合肥金环变压器厂，最后被保安变压器集团收购。合变在220kV变压器领域具有一定技术实力，且刚刚进行了技术改造，因一时的经济困难而选择合资。正是合资使自己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导致最后破产。这值得国内相关企业的合资借鉴。 常州变压器厂收购悬案　　 常州变压器厂建于1980年，在国内变压器生产企业中排第八位，常州牌变压器被评为2005年名牌产品。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同时带领广大职工努力钻研，进行220KV变压器技术的学习和储备，而且在整流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等领域获得了突破，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市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 电机： 原大连电机厂曾是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生产规模、质量和技术国内领先，Y系列、Y2及派生系列产品在国内的机床、通用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等行业有良好的信誉，市场占有率很高，20%多产品出口，是全国中小型电机协会理事长单位。大连第二电机厂主要生产特种电机，是原机械部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企业管理样板，在全国特种电机行业排名第二，产量占国内特种电机市场的1/4-1/3，仅次于佳木斯电机厂。 1990年代，由于行业不景气，加上内部管理出现漏洞，两电机厂陷入困境。1996、1998年，两厂分别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大连电机中外各占50%股权，二电机被外资控制2/3股权。由于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合资企业连年亏损，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存在资产严重低估问题，大电机资产作价1亿元，企业有人认为，至少应该是2～3倍。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地方政府贴钱承担职工分流、银行债务减免费用，税收大量流失，外商赚了大钱。更有甚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两个电机行业骨干企业的消失，给电机行业技术进步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大连电机因技术国内领先，产品种类齐全，当时是中小电机联合设计的骨干企业，承担行业联合设计汇总的功能。该厂合资后技术骨干大量流失，行业汇总功能也消失了。淘汰热轧矽钢片、推广冷轧矽钢片是技术进步方向，节能的重要措施，但受到大连电机合资的拖累。国家需要在原来大连第二电机厂一些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冶金、石化电机，需要一定的资金、技术投入，二电机厂被外资控股后，就失去了依据。 锦西化机：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无论产值、利润及所涉及的专业领域，锦西化机都是国内第一。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在华跨国公司的维修队伍一般只懂本公司的设备），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在锦西化机的改制中，西门子表示要参与锦西化机整体改制合资，其后又很快改口，提出只要收购透平分厂。2005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 无锡威孚和无油所：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1990年代末，国家出台了汽车排放法规规定了达到欧Ⅲ标准的时间表。提高排放标准，关键在发动机的燃油系统。 2004年，德国博世投资6亿欧元，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控2/3股权，主要从事欧Ⅲ及以上电子控制柴油喷射系统（卡车/轿车共轨喷油器、电控VE泵及共轨油嘴），将建设国际先进的生产基地，这也是博世在亚洲最大的投资项目。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威孚基于自身风险的考量，为经营安全放弃了欧Ⅲ以上的技术积累、研发能力和开发权，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博世在吞并了中国最有潜力的竞争对手后，由于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 威孚与博世合资后，行业惟一的希望是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有无油所在，跨国公司就不能一手遮天。一位研究员说：开发高压共轨系统，国内不是没有能力和条件，产业化也完全能做得到，问题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2005年该所电控高压共轨项目通过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样品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可进入中试，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同类产品中独树一帜。 跨国公司给我们上了关于竞争力的生动一课：企业的技术能力，来自于由中国人组织的技术团队的能动性，这是多年积累的企业财富。中国企业比国际一流大公司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就此放弃自主创新的努力。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但没有了自信和勇气，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就没有了希望。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1980年由机械部支持，佳联从美国农机大鳄约翰迪尔引进1000系列联合收割机技术，结束了大型联合收割机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佳联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 1994年，约翰迪尔提出与佳联合资。当时在要不要合资、由谁控股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如合资必须坚持：1整体合资，2由佳联控股。而外方提出只与佳联的优质资产合资，由外方控股，并威胁到别处投资。外方并邀请佳木斯市赴美考察。折服于美方的巨大技术优势，考察团当即决定让外方控股。 1997年，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同时给国家留下3亿多元不良资产，合资7年来基本没有上缴税收。 鸡西煤机和佳煤机： 鸡西煤机生产的采煤机占有国内市场的37%，佳煤机生产的掘进机占国内的46%，都是行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沉寂后，两个煤机企业在2002~2004年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近年来两企业每年各投入4000万左右研发资金，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鸡西煤机2000年至今，已陆续开发15个系列40多个品种的新产品。佳煤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135型掘进机供不应求。由于近三年煤炭需求旺盛，两企业生产形势很好。 2005年，黑龙江省拟把这两个煤机龙头企业的全部产权卖给美国国际煤矿机械集团，资产收购评估仅3亿元，加上银行、税务还债，外资一共拿8亿元。该美国公司的技术实力远逊于两煤机厂（老板曾在我国煤炭部工作），是为了赶上收购两企业的末班车，才联合美国著名投资公司（乔丹）拼凑的。 业内专家指出：采煤机和掘进机是煤矿机械中技术量密集的部分，鉴于黑龙江两企业的市场份额和技术研发实力在国内领先，谁控制了这两家企业，实际上就控制了整个中国市场。目前，各跨国公司正在黑龙江、宁夏展开行动，如果任其发展，我国用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煤炭装备制造体系将会瓦解。跨国公司收购黑龙江两企业一旦成功，必将严重冲击我国煤炭装备制造体系，为其控制中国市场奠定基础。 阳凿岩机厂： 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凿岩机械和风动工具的专业厂，技术力量雄厚。历史上，全国20多个同类工厂都是沈凿帮助打下的基础。产品有58个系列103个品种，涵盖铁路、交通、矿山、水电、市政工程及农田灌溉等领域，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曾多年位居行业榜首，在国内市场举足轻重。2003年，与世界最大的凿岩机械制造商瑞典阿特拉斯公司合资，沈凿以无形资产、国内所有销售网点及装配喷包生产线以5600万的价格卖给外商，成立独资企业，其他优良资产与外商合资组建了瑞风，沈凿占75%股权。但由于外方根据合资条款占据了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合资公司实际上成为为独自公司低价提供零部件的加工车间。 因合资公司的尴尬地位，赢利水平很低。而且合资后，2700员工及离退休人员、4亿债务的包袱，甩给了母公司沈凿。关于合资是否带来沈凿技术的提高，业内人士认为，沈凿主导产品的技术水平在现阶段已能满足国内需要，可以说合资和提高技术水平关系不大，而且外资公司对在中国研发不感兴趣，合资企业的行动要根据独资企业的意志，命运完全掌握在独资企业手中。 工程机械： 卡特彼勒并购山工 美国卡特彼勒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工程机械公司，销售额302.5亿美元（2004），轮式装载机全球第一（1.2万台）；在华销售额仅4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工程机械产量的5%），主打产品是挖掘机（25.46亿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的挖掘机市场已被小松、现代、大宇、卡特彼勒等占领。但在装载机和压路机领域，外国公司没有优势。中国装载机年产量12万台，其中柳工、厦工达1.4万台（2004），中国企业牢牢控制了国内市场，这也成为卡特彼勒的并购目标。 因中国一流装载机企业不愿就范，卡特彼勒选择了山工机械（国内装载机行业排名第7，总资产6亿，净资产436万，销售额10亿元），用不到200万人民币收购了山工40%的股份。 卡特彼勒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 汉鼎并购玉柴工程机械： 2006年11月，美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汉鼎亚太以4500万美元，（与部分小股东共同）收购中国玉柴工程机械公司(玉柴机械)43%股份。中国监管层对此案未提出重大异议。 玉柴工程机械原为中国玉柴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现有总资产4.7亿元，2006年销售收入为6亿元，2007年预计9.5亿元。主要产品是多功能全液压挖掘机和装载机，包括十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是国内最大的小型工程机械生产出口基地，广西高新技术企业。液压挖掘机占国内30%左右。拥有科研设计人员200余人。 据报道，此次引资的主要原因并非玉柴工程机械出现经营困境，而是因为中国玉柴集团欲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引入资金将用于技改和提高产能，在集团内打造第二核心业务工程机械。玉柴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柴油发动机生产商之一，年收入超过15亿美元。交易完成后，玉柴集团仍为玉柴机械第一大股东，汉鼎亚太为第二大股东。 美凯雷基金并购徐工案：　　　 　2006年，凯雷对徐工机械的并购案，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徐工集团（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大的企业，净资产约20亿元，100%国有。2005年业收入170亿元（产品销售100亿元），出口约1亿美元。2006上半年毛利润4亿元。国内136种工程机械产品徐工占了一半以上，其中20个品种的市场占有率排在前三名。两大主导产品（汽车起重机、压路机）是国内名牌，占国内市场5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排头兵企业。 在国企改革中，徐州市和徐工集团同意由美国凯雷公司对其核心全资子公司徐工机械（与徐工集团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绝对控股。要点是：凯雷先出资20亿元人民币购买徐工机械82%的股权，然后凯雷再付6千万美元认购徐工机械增发的3%股权。这后一笔6千万美元的交易纯属凯雷控股徐工后企业的内部行为。也就是说，凯雷只花20亿人民币，就拿到徐工机械85%的股权。 　这一方案存在以下问题： 1、危及国家产业安全。我国基本建设持续高涨，对工程机械需求旺盛，市场增长率是世界少有的。工程机械属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装备工业能够迅速拓展的重要领域。美国一方面迫使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加紧低价收购我国龙头企业，有重要的战略图谋，应对此引起警惕，不能任其压缩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国家必须保持对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控制力和主导权。但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经济战略的思考，随便让外商对龙头、骨干企业绝对控股，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徐工集团主要领导人辩解说，并购协议保留了徐工品牌、设定了严格限制凯雷转让股权的条款。但只要外方实现了对徐工的绝对控制，这些承诺显然都是靠不住的。失去产权就意味着失去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导权，一旦外商实现低价收购徐工，会树立起美国成功攫取中国龙头企业的一个标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将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有可能全面颠覆中国企业主导中国工程机械以及机械装备市场的局面，危及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生存，而且会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困惑和政治信任度的不稳定。 2、违反产业政策。徐工机械的主打产品是汽车起重机，企业归类为汽车整车和专用汽车生产企业（底盘目录序号3105）。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汽车整车、专用汽车等中外合资企业，中方的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允许凯雷持有徐工机械85%的股份，明显违反上述政策。地方政府竟然无视国家政策，批准外商绝对控股，实在令人不解。 3、严重低估徐工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徐工机械是一个成长型企业，2005年纯利润不低于3亿元，且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和品牌价值，但均未列入价值评估中，仅以20亿元出卖，实属荒唐。从徐工集团的改革方案看，改制成本就需要20多亿元。也就是说，出售徐工机械后，中方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而且美国摩根大通曾出价30亿元购买徐工85%的股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徐工价值被低估的程度。 　4、改制中存在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和欺骗等违规问题。 徐工董事长一手操纵改制过程，号称集体讨论。但改制事项从不事先经党委会和董事会讨论，严重违反公司章程和党的纪律。 据反映，董事长于起草标书、评标前后，私自和凯雷代表秘密频繁接触，明显事先锁定标书，私下议定标底。更有意思的是，徐工聘请北京鑫兰图投资顾问公司作为徐工改制谈判的财务顾问，经查明该顾问公司是一个没有资信，使用假注册地址的皮包公司，所涉及自然人不具备充当财务和法律顾问的资质，所以提供的财务报告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如果这种无视党纪国法的错误行为不坚决制止，就会在全国树立一个极坏的榜样，将严重误导我国企改革的方向。 　　当前外资乘我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积极并购我国各行业的骨干企业，一石多鸟，以图控制我国主要行业的主导权，不仅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严重威胁我产业安全，伤害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不可小视。一个具有巨大成长潜力的排头兵企业，这样贱卖，被外商绝对控股，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的。美国政府对我国企业收购其企业十分敏感，已中止了好几项中方的收购意向。凯雷请了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为其撑腰。而我国一些学者却以市场决定为理由，公开鼓吹不要怕徐工被外资收购。如果我们在外国的压力下让步，势必损害我国政府的威信。 夏普收购南京夏普全部股权： 这又是一个国企不争气被逐出竞争场的案例。1996年，日本夏普（70%）和南京熊猫（30%）合资组建南京夏普，从事消费电子行业，液晶电视等，注册资本2458万美元。 1998年，南京熊猫亏损4.95亿元，沦为ST股。1999年，南京熊猫与母公司熊猫电子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剥离存货和应收款共12.9亿，转为盈利。2005年，南京熊猫下属熊猫移动马志平案事发，损失18.7亿元，南京熊猫A股、H股停牌。 2005年９月，夏普增资南京夏普6000万美元，获得南京夏普91.28%股权。同年10月，夏普以1000万美元收购南京熊猫在剩下的8.72%股权，取得南京夏普100%的控制权。 　熊猫电子集团商标熊猫PANDA是电子行业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但是在向高端液晶电视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兼顾通讯领域，失去一次重要商机。此次南京夏普股权出售，则失去了在高端液晶电视翻身的机会。 山东放行蒂森克虏伯公司收购天润曲轴（威海） 2006年8月，蒂森克虏伯公司收购天润曲轴核心资产并控股。国家内燃机协会指出：山东省有关部门偷梁换柱，违反政府审批程序和有关部门指示（未国家主管部门有关批示）。国家主管部门批示意见：蒂森克虏伯公司收购天润曲轴核心资产一事停止进行。但威海市有关部门仍然试图将收购金额缩至1亿元以下后绕道而行。 经过40年的发展，天润曲轴2006年球铁曲轴产量为26万支；2001年进入锻钢曲轴领域，2005年产量达10万支，向其主要客户-潍柴供应量最大的也是锻钢曲轴。锻钢曲轴精度要求高，技术含量和品质远高于铁制曲轴。威海市发改委所称铁制曲轴为公司核心业务，锻钢曲轴为非核心业务一说并不成立。 武汉锅炉厂： 武汉锅炉厂是我国从事工业锅炉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且承担某战略武器核心设备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武锅集团的主要资产和能力集中于武锅股份（武锅B）。 2006年起，武汉市政府和武锅集团与法国阿尔斯通谈判。2007年4月，武锅公告，国资委与商务部正式批复武锅改制方案：武锅B第一大股东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51％股权(1.51亿股，3.39亿元)，转让给法国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锅集团持有武锅B的6.91％股权。新董事会9人中，阿尔斯通可派5名。据称中国40%的电站锅炉技术由阿尔斯通提供。 据消息人士反映：法资开价极其苛刻，要求武锅白送法人股，倒贴补偿金。最后的结果，是以区区3.4亿元的代价，出卖了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企业的控制权。这一并购案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如何？至今没有见到有关部门给以评估说明。这都是国企改制、招商引资之类政治任务惹的祸。 据报道，此并购案完成后，武汉锅炉将成为阿尔斯通在全球市场最重要的锅炉生产基地之一，获得中国这个制造基地，对于阿尔斯通降低成本、巩固其在中国锅炉领域的领先位置很有帮助。 新的武锅虽然名义上保留军工业务，但实际上已经没有技术人才和生产设施，军工研制和生产任务必须通过外包，也就是要依赖外资控制的新武锅、看洋人的眼色了。请问某些先生，这是不是全球化的双赢？ 美国私募基金KKR并购济南锅炉失败： 济南锅炉集团是国家大一型企业，在循环流化床锅炉（CFB）领域，与法国阿尔斯通、美国福斯特惠勒共据世界前三位。2005年企业处于改组、改制的酝酿阶段。2006年，济锅初选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中列入KKR。2006年发生变化，包括KKR等有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出局，国内一家国有企业承担整合济锅。 西门子组建合资公司威胁我国工业汽轮机行业： 2005年，湖北长江动力集团与德国西门子发电集团签署框架协议，组建合资企业。据西门子披露：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6亿元人民币，西门子占75%，长动占25%，生产大纲为每年104台，此合资公司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汽轮机制造基地。 工业汽轮机是大型工业装置中的关键动力驱动设备，汽轮机领域的高端（有别于发电汽轮机），广泛用于石化、电力、冶金、煤化工、化肥、建材、环保、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是重要工业基础装备。自主掌握工业驱动汽轮机的技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十分重要。 杭汽轮是国内最大的工业汽轮机企业，具备年300台/350万KW设计制造能力，产品覆盖我国应用工业汽轮机所有领域，可按用户的工况、参数，非标准设计制造各型工业汽轮机；国内市场占有率65%-75%，配套自给率90%，出口至世界20多个国家地区。 工字牌工业汽轮机是国家名牌产品。哈汽、东汽、上汽等也能设计制造工业汽轮机。 2005年，杭汽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9.16亿元（增长102%），实现利税5.2亿元（增长70%），出口创汇2449万美元（增长105%），利润4.66亿元（增长86.4%）；2006年销售收入约2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增幅不低于20%。 公司被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承担多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工业汽轮机的设计研制工作，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如600MW超超临界电站给水泵汽轮机、大型乙烯装置国产化配套汽轮机、大型PTA装置空气透平三合一机组汽轮机、大型空分装置配套汽轮机的开发。 1975年，由杭汽轮定点引进西门子工业汽轮机设计制造专利技术、部分关键设备仪器，被国家确定为国内工业汽轮机研发生产基地。1987年又与西门子续签技术合作协议，获得德方最新的汽轮机三系列扩、补、改技术资料。1997年又与西门子续签10年合作协议。 杭汽轮多年抓紧消化吸收，掌握了全套设计、制造技术，并自主研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汽轮机系列产品，使我国跻身于该领域国际先进行列。公司产品在90年代石化重点项目中树立了声誉，产品价格低于西门子30%-40%，市场份额大幅度提高。西门子在华项目竞争中屡屡失标，他们认为，在华最大的失误是1975年将整套工业汽轮机卖给了中国杭汽轮，成为开拓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 2000年，西门子与杭汽轮谈判，要求买下杭汽轮全部国有股，但碍于政策不允许。后西门子提出与杭汽轮组建合资公司，条件：西门子控股；杭汽轮40#以上工业汽轮机能力（覆盖85%以上市场）排他性地进入合资公司；西门子以知识产权作价进入合资公司。 由于此条件过于苛刻，不仅影响相关配套企业（沈鼓、陕鼓等）和国防建设。且杭汽轮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与西门子差距不大，合资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杭汽轮没有答应外方条件。杭汽轮提出增量合资原则：西门子如控股，须转让杭汽轮尚不掌握的技术（压缩机、鼓风机、燃气轮机等）。2004年，西门子放弃了并购杭汽轮的动议，并单方中止1997技术合作协议。 近年来西门子调整全球战略，发展优势领域。1997年以20亿美元收购西屋公司非核电业务，2001年收购德马克德瓦尔工业透平机业务，2002年收购阿尔斯通工业汽轮机业务。2005年西门子到中国搞工业汽轮机合资公司。 未来几年，全世界（不含中国）工业汽轮机年需求量为150-180套（近50%在亚洲），基本被曼透平、西门子、GE、德莱塞兰、三菱重工承接。杭汽轮累计出口20多台套，但仅能供应单台机。跨国公司与国际大工程公司有传统的供购关系，且有能力组织配套压缩机、风机等。至于国内市场，预测未来国内需求增幅下降。以杭汽轮现有能力，基本可满足国内需求。 西门子在华组建工业汽轮机合资公司后，肯定会利用我国企业的分散和弱势地位进行打压和各个击破，杭汽轮在产品成套供应能力、营销和公关能力方面，还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一旦形成外资垄断，受到损伤的将不仅是杭汽轮，还将包括上下游相关企业。国内工业汽轮机市场正面临严峻竞争局面。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风机、风扇制造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在岗员工3000人，年产值超过25亿元，两个主导产品：陕鼓牌轴流压缩机、工业流程能量回收发电装置，均为高效节能环保产品，为中国名牌，在国内市场上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其中，轴流压缩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5%。 拓展国际市场，转变经营方式：出售产品-成套机组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品牌经营。陕鼓产品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南美前景看好。有可能打到日、英等国。 像陕鼓这样有技术、有品牌、有市场的大型装备制造集团，完全有并购别人的能力，而不是被别人并购。 　2005年，陕鼓与西门子，曼透平洽谈合资。西门子条件：国有股34%、国际银行33%，西门子33%；曼透平条件：外方技术入股，但由于双方技术合作已有5年，该学的技术已经学到，此合作意义不大。 　西门子2005财年，在中国长期投资总计达106亿元。正在酝酿大的并购计划，并购、扩张是第一关键词，现有15个项目在评估中。其中能源、交通、石油天然气、工业系统、水技术、医疗以及3G都是西门子重点关注的领域。 沈阳机床集团： 该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机床生产企业，沈阳市属国有独资。集团拥有4家控股子公司(包括两家上市公司)、一家全资子公司。总资产86.6亿元。 2003年以来，公司大力推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提高管理水平，经营业绩不断攀升。2006年，机床产量超过6万台（其中数控机床超过1万台，市场占有率约28%，国内第一），实现销售收入80亿元，跻身世界机床行业十强。预计2007年收入突破100亿元。2007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机床展览会上，沈阳机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款高精度高自动化数控机床，以出色的性价比，赢得众多客户的关注，标志着我国机床工业正在努力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沈阳机床集团积极贯彻走出去方针，著名的并购德国西斯公司案就是沈阳机床集团实施的。 2006年11月，沈阳国资委将沈阳机床集团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股权。条件是：原则要求3家投资者联合购买49%，受让后5年内不得转让股权，单一投资者受让、境外投资者受让不超过30%；同等条件下国内装备100强、世界500强企业优先，等等。 据报道，2007.6.9，沈阳市国资委与美国JANA基金公司签订协议，将沈阳机床集团30%股权转让给JANA基金，与之竞争的三一集团落选。JANA是美国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是美国铝业（全球第一）的大股东之一。 国内专家意见： 沈阳机床集团这样的企业以其他方式融资并不困难，并不一定要卖股份。既使股份卖出去了，资金装到政府部门口袋里，能算企业引进资金吗？战略性企业都卖掉了，自主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拿什么创新？如果仅仅是缺乏资金，没必要向外资转让。如果是管理层不行，就改组管理层。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发展企业虽然不行，维护自己权力地位的能力倒是一流的（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把先进机床作为国家大力支持的重要领域。沈阳机床作为国内机床排头兵企业，特别是在经营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在企业改制问题上如何更好地体现国家战略，似应慎重。 低压电器： 施耐德进驻德力西： 温州柳市镇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2006年12月，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施耐德，与德力西（国内第二为）签署合资框架协议，按照1：1等额出资设立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新公司董事会席位1：1，董事长由中方担任。德力西的营销公司纳入合资公司统一管理，品牌属于德力西集团，合资公司拥有使用权。销售通过德力西现有供销网进行。预计2007年建成投产，年产值可达22.6亿元人民币。施耐德并提出多项限制条款，包括不在欧美高端产品市场推德力西品牌等。 近年来，对温州电器冲击最大的正是施耐德。多年价格战使低压电器民营企业中亏损面越来越大。 德力西（国内低压电器第二），1998年开始走多元化道路，在再生资源、房地产和并购国内企业等领域多有动作。据分析，多元化没有实现德力西赶超正泰的夙愿，反成为德力西不景气的根源。 正泰集团（中国低压电器老大）南存辉：跨国公司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目的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要让公众看清施耐德对中国市场志在必得的野心。跨国公司惯于用标准、专利、收购、诱惑、威胁、污蔑等手段达到目的。与施耐德十多年谈判，正泰始终坚持民族品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1994年，施耐德提出收购正泰80%股权遭拒，1995年1月施耐德在杭州起诉正泰产品侵权。 1998年，施耐德又提出要控股正泰51%，再次失败，1999年1月施耐德在北京提起诉讼。 2004年，施耐德又与正泰谈判，提出50∶50合资，条件是保留正泰品牌，但出口渠道由施耐德掌握，3年后施耐德再收购正泰的另外50%股份，但没有达成一致。2005年，施耐德再次在意大利、英、法等国发起对正泰的知识产权诉讼，并广泛散发销售警告和歧视性宣传资料，要求正泰赔偿巨额知识产权侵权罚金，后和解。 施耐德多次与正泰谈判未果，转而与德力西谈判合资。施耐德电气首席运营官（华裔）扬言：如果正泰不与施耐德做朋友，那施奈德就只有与正泰做敌人了！ 　人民电器集团（低压电器排行第三）董事长郑元豹：新合资公司生产的六大系列产品，也是正泰、人民电器的主打产品，占据低压电器市场70%的份额。现在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竞争最激烈、最脆弱的时刻，施耐德入局，民族品牌感到压力很大，跨国公司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合资案意味着民族品牌的网络、低价等本土优势将失去。过去是柳市镇的民营小企业打败比他们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现在是更强大的跨国企业打到家门口。合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土地、行业准入、项目申报等特殊待遇，这势必削弱民营企业竞争力。随着外资并购步伐加速，尤其要给民营企业以同等条件。 采矿： 有色金属 2007年3月，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与韩国SKN签署协议，SKN向北方铜业增资21420万股（10.3亿元），占增资后总股本的45％。在后山铜矿区勘探的合作中，中条山集团以探矿权和前期投入的勘查费用出资，占该事业55％的股份，SKN以后续勘探工作全部费用按现金出资，获得45％的股份。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总资产45亿元，销售收入48.5亿元，利税7.5亿元（2006）。 金矿： 1993年，云南省发布《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规定》及相关《条例》。国土资源部将云南省确定为首家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试点省，并将相应的审批权直接授予省地矿主管部门。 2001年，国际黄金价格每盎司271美元，2005年上涨到444美元，2006年4月突破600美元大关。随着黄金和其他有色金属价格不断攀升，70多家国外矿业公司进入中国（2003），很大部分和黄金有关。他们在贵州、云南、青海、辽宁、湖南等地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东川播卡金矿、辽宁猫岭金矿、云南潞西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青海滩涧山金矿、内蒙古217金矿等都有外资身影。 除外资矿业公司，甚至国外的独立探矿人也进入中国探矿，这些外国人介于盗矿淘金客和初级勘探公司之间。 青海滩涧山金矿：被加拿大AFCAN间接控制，通过其子公司持有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85%股份，中方合作方为海西州大柴旦金矿和青海第一地质勘查大队。该矿二期已开工，年处理矿石8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 陕西煎茶岭镍金矿：储量达52吨。有外资澳华黄金的背景，建设规模为年采选矿石3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 烂泥沟金矿：在黔西南州贞丰县，被澳华黄金所控制，总投资8.15亿元，年处理矿石120万吨，年产黄金5~11吨，探明总储量110吨，可开采15年。外资2002年进驻该地勘查钻探。 东川播卡金矿：2004年，东川市播卡镇发现储量估计超过300吨的世界级金矿（100吨即为世界级），价值数百亿元。当地村民之前已进行小规模私自开采。此后209地质大队和一些湖南小企业成立金星公司，边勘探边开采。2002年，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风险勘探公司）与209大队组建合资公司，209大队投入矿权，加方投入301万美元搞地质勘查开发。由于勘探需要不断追加投资，外方股份从60％增至90％。昆明市国土资源局指出：外资大规模勘探，形成大量砂石土堆积，造成地质隐患、威胁沟下农民安全，甚至可能阻断金沙江，威胁下游梯级电站和三峡安全。但上面有的部门要我们配合外资工作，几乎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我矿业领域最近几年盲目引进外资勘探开采问题突出，黄金的外资政策不明朗。对黄金的勘探和市场销售两头监管紧，但附加值最高的开采阶段，政府未明确规定外资能否进入。实际上，中国国有大型黄金企业绝对有实力开采金矿。 相比之下，2004年9月底，市场曾传出中国五矿集团正在就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进行排他性谈判的消息。加拿大的主要报纸载文强烈反对，使谈判终止。 煤炭 ： 2006年初，山西省对外宣布，省内煤矿采矿权将逐步取消行政划拨，走向市场，进行公开拍卖出让。推行矿业权公开出让制度，目的是实现矿业权有偿取得，遏制矿业权隐形交易。 2006年7月，山西省拍卖两个近亿吨级和一个千万吨级的煤矿，日本、韩国的一些矿业公司相继表现出了购买的意愿。此前山西惟一的一家由外资控股的大宁煤矿，合资双方围绕控股权已矛盾重重。此项拍卖随即被叫停。 2005年，日本伊藤忠商社向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进行投资，此次投资是日本企业首次投资中国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但并未取得控股权。 2005年5月，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及出口企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与永煤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巴方出资7亿多元占20%的股权，成为进入中国煤炭行业中的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由于没有明文的限制性的规定，已经有不少外资试图进入煤炭行业。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中国部总经理方方曾透露，近期至少就有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希望进入中国的煤炭行业。 由于目前国内没有实行采矿权的市场化，国有矿山的采矿权事实上免费。如果外资进入，一方面分享了这些国民红利，另一方面，在我国能源、矿藏日益紧张的今天，战略上也是很不利的。企业花了大量的钱，全球性寻找能源和资源，但对我们自己的矿藏，政策上对外资并没有太好的限制办法。 在我国2002年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煤炭及伴生资源勘探、开发被列入鼓励类。外资进入煤炭领域（除焦煤行业外）可以取得控股地位，但各地政府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 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 　2002年3月，原国家计委在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中，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供排水城市管网首次对外资开放。此举意味着外资拥有了向用户最终零售水的权力。 苏伊士集团（世界最大水务公司）从2004年起，已在中国参股15个城市的自来水公司。与青岛合资建立中法海润供水有限公司，日供水能力54.3万立方米，占青岛供水总量的90%；又投资数亿美元在上海化学工业区成立了污水处理合资企业；其属下的中法水务在三亚成立了供水合资公司，在重庆成立的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供水人口100万。至此，苏伊士集团完成了在中国的全面布局。 2006年9月，常熟市准备将水务市场以6亿元价格向法国苏伊士集团转让49%的股权，使用期限30年（最后结果尚未见到）。据地方政府介绍，引进外资是为了引进资金，因为供水系统老化严重，污水处理成本高，每吨水供应成本0.8元，污水处理成本1元，投资与收益的差额太大，公司财务紧张。居民生活用水由2.05元上调为2.40，元污水处理费也将会提高。 法国通用水务公司收购了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50％股权。 2004年12月，法国威立雅联合其合资公司首创威水投资公司出资4亿美元，共同获得深水集团45%股权，期限为50年（威立雅5%，首创威水40%），也全球第二大水务并购案。 苏伊士集团、泰晤士水务、威立雅集团、柏林水务等世界四大水务集团先后染指中国。 地方政府搞水项目存在贪大求洋倾向。水项目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一方面期望通过盘活存量筹集建设城市建设资金，一方面，在招标中经常设立较高门坎，使国内企业望而却步。如此下去，水务市场有被外资控制的可能。 外资介入城市公用事业，使政府对价格和服务的监管遇到困难。2005年2月，香港汇津公司与长春市排水公司合作经营长春北郊污水处理厂，因企业与政府在履行合同方面发生争议，外资污水处理厂遂全面停运，每日39万吨污水直排松花江，造成严重江水污染。如果此类纠纷发生在国内企业头上，企业绝对不敢不顾大局。 国外此类教训也不少。如1998年菲律宾马尼拉水公司（国有）与外资合资，合资公司借口金融危机单方面提高水价76%，而酷热的城市居民用水弹性极小，广大贫民无力应付，引起骚乱。政府被迫于2002年12月花巨额代价收回水公司股权。同样事例在加拿大、南美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 建设部称：十一五期间中国水务市场的投资规模将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回报率目前已经超过20%。如是，洋水务看准了垄断型公用事业私有化后向政府谈判的优势，谋求在中国分享水价上涨的蛋糕，最终还是要广大消费者买单。这将使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进一步突出。 铁路： 武广客运专线筹备组：武广高速铁路全长989公里，总投资约1166亿元，规划在2010年底建成通车。铁道部授权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作为出资者代表与控股股东，其中铁道部出资51%，广东、湖南、湖北3省以武广客运专线所需土地的征地拆迁费用出资入股，其余资本金向境内外投资者募集，以解决投资不足的难题。 大豆产业加入WTO后面临灭顶之灾： 大豆早在1996年就完全开放，是中国农业第一个开放的领域，不到10年，业界对外资蚕食的担忧已经变成了现实，随着洋大豆的大举进入，沿海就地加工的蓄意布局，跨国粮商对油脂行业的参股控股，使得大豆产业陷入被外资全面控盘的境地。 中国的大豆出口量曾占世界80%以上，但从1997年开始成为大豆净进口国，2006年进口达2827万吨，10年增长10倍，中国进口大豆已占全球1/3。 2004年之后，国内油、蛋、肉等消费量节节上升，2006年底豆油上涨带动粮油肉类纷纷涨价。同时，东北大豆产区遭遇空前的进口冲击，大豆收购价持续低迷，种植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减少，豆农和大豆加工企业都苦不堪言。根本原因是跨国粮商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形成了大豆进口和加工的垄断。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目标：①倾销更多的大豆；②抢占市场；③利用在华企业控制中国市场，实现国际贸易环节的利润。 中国企业在2002-2004年连续三次被国际豆商逼仓，2004年遭遇国际粮商和投资基金的疯狂打压。 2003-2004年初，美国方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中美经贸关系一度紧张。国务院总理访美，中国政府宣布向美国派出农产品采购团。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传言：中国将采购150万吨大豆。美农业部称：该年度大豆收成不好，中国采购团到美国，大豆期货价已达4300元人民币/吨。中国代表团竟在这一价位签下订单，且未作任何套期保值处理。中国人离开后1个月，美大豆期货价又回到3100元。事后证实：当年美国大豆产量创历史纪录。这显然是国际粮商和基金联手做局。据调查这次采购使中方多花15亿美元冤枉钱，此后一年，参与采购的中国企业全面亏损达80亿元以上，一半以上的中小大豆加工企业停产倒闭，国产大豆收购价大幅度下滑。跨国粮商则借机兼并企业，淘汰大量竞争对手。 中国加入WTO后，世界各大粮商如美国ADM、嘉吉、邦吉、新加坡Wilmar、托福、来宝等大公司入股中国大豆压榨企业。2004-05年，国家发改委两次发布行业预警：国内大豆压榨能力是实际需求的2.6倍以上，年综合平均开工率不足40%。但外资乘我企业困难，加快并购我国大豆加工领军企业。中粮集团旗下8个油脂加工企业均成为外资企业。同时外资又兴建大型榨油企业。至2006年4月，仍在开工的97家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有64家，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量。 现在大型压榨企业只剩一家（黑龙江九三公司）未被外资兼并。针对所谓国际粮商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就业、税收，中国大豆企业技不如人的说法，九三公司田仁礼指出：一个日产5000吨的加工厂，投资并不大，用工一般不超过250人。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并不逊于外资企业。 国际粮商控制了从大豆主产地南美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产业链。他们在南美国家发放生产贷款、修建铁路港口，控制了当地绝大多数的大豆生产，南美豆农则低价出售大豆抵偿贷款。粮商将南美大豆采购价控制在200美元/吨以下，然后操纵期货交易，以300-400美元的价格卖出。 当前，外资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四大跨国公司（控制全球90%的大豆贸易），控制了中国60%以上的实际压榨能力后，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跨国公司买入南美廉价大豆、享受巨额农业补贴的美国大豆，再高价转卖给中国的压榨企业，赚取垄断的贸易利润。留给中国的是压榨行业的低利甚至亏损、本土大豆的滞销。业内预测今后2-3年内，跨国粮商将可能完全垄断我国大豆产业的布局。 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一般不超过30%，表明跨国公司并不企图赚加工环节的钱，主要目的是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由于外资已基本控制了加工企业，将危及上游种植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大豆加工企业实行外资化、集团化，其结果就是进一步压低大豆采购价格。由于收购价格接近种植成本，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补的好处全被收购压价吃掉。如此下去，东北的大豆种植业将面临灭顶之灾。预测2007年大豆播种面积将降低50%以上，再想恢复中国大豆产业将很困难。种种迹象表明，如不采取措施，更多农产品包括目前风光正劲的水稻，都有可能重复大豆的故事。 有关部门建议：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调控大豆进口规模、制定大豆补贴政策、扶持大豆龙头企业、推进大豆科技创新、建立大豆种植基地、优化大豆产业布局。 成立大豆协会，使协会负责对大豆进口实行统一对外、集体采购制度，对不通过招标采购的企业不发放进口许可证书，限制跨国公司对中国进口大豆价格的垄断；利用转基因政策，质量检疫以控制加大对大豆进口的调控力度。 加大科研投入，发挥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优势，强化大豆优质、高产、专用品种的研制，扩大国内种植面积，把东北三省建设成我国高油高产大豆种植基地，替代部分进口。 扶持龙头企业，实现专业化，集团化发展。在几大集中产区选择5～6家年加工50万吨大豆以上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作为应急加工定点企业；开发大豆蛋白等高端产品，绕开压榨业竞争，实施深加工。 宏观调控部门要通过对大豆进口、加工等市场信息的及时发布，鼓励大豆加工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用期货市场价格信息引导农民种植大豆。争夺国际农产品市场定价权。 零售业：外资占领高端，威胁我经济安全 对零售业外资超市在我国各中心城市布点设店、加快并购国内企业，挤占国内流通市场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一般人不很注意，好像零售业无关大局。实际上现代巨型零售企业所构建的商业和物流网，正在对制造业构成日益加大的压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流通-物流业，成为经济的命脉行业。 一、根据WTO协议，我国从2004年12月起，允许外资在华控股合资批发零售企业和设立独资企业。实际上，在3年过渡期中，各地政府为完成引资指标，纷纷违规审批引进外资零售企业，给与最优惠的政策。而中国没有对零售业采取有效的增强措施。外资商业企业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到2003年，全球50家最大零售企业大部分已进入中国，设立了300多家大型超市。占领高端零售业80%以上。目前外资零售商在华扩张的势头没有减缓的趋势。2005年，零售业外商投资增长率达53%。 2006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额7.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连锁店100强增长25%。而前30家连锁店即占社会消费零售额的9%，销售额达6872亿元。其中，11家外资大型超市，新开店铺数量超过100家（家乐福33，沃尔玛15，麦德龙6），单店销售2.15亿元，大大高于国内同业的增长速度。 国际50家最大零售商业跨国采购集团中，2/3进入中国，在中国的采购金额已达到200多亿美元。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指出：外资巨型零售企业急速扩张，已完成了在中国零售市场的高端布局。它们重金买下城市黄金地段，吸纳并控制中国制造商，建立配送体系、有的还与房地产商、银行建立了长期发展战略联盟。他们逐步垄断中国流通业的5条命脉：市场、人才、企业品牌、供货商以及国内外市场渠道，对我国传统商业服务业形成渗透和吞并之势。我国主流舆论则过分夸大加入WTO的好处，闭眼不看其实质是外企赚中国人的钱、掌控中国市场。（2003） 二、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并购是一个重要途径。从2004年英国TESCO以21亿人民币收购乐购50%股权，囊括其在大陆25家超市起，近年来零售业外资并购活跃。并购企业实力强，涉及金额大，控制连锁超市业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2006年，著名的外资并购案如：百思买控股江苏五星电器、家得宝并购家世界家居、特易购增资并控股乐购、百盛收购输出管理百货店，沃尔玛收购好又多等。摩根斯坦利与沃尔玛的中国商业伙伴深国投联手，收购20个大型购物中心；美资华平、凯雷基金参股王府井未果。 据报道，2007年2月，沃尔玛通告购买BCL公司35%股权，据称金额达10亿美元，该公司全资控股中国101家好又多超市，计划2010年，沃尔玛将实现对好又多的控股。沃尔玛超市门店已达174家，将成为中国超市老大。 2007年3月，7－11收购上海联华快客在穗全部店面，使7－11在广州的全部店面数超过了290家，成为了广州零售业老大。 上海百联集团所属广州世纪联华超市，将被华润万家收购。华润万家在内地已经部署了多个万家超市，同时还拥有沃尔玛中国35％的股份。 在现有的中外合资公司内，外方通过收购合作公司的股权，加快了独资经营的步伐。 三、我国零售业从资本实力、品牌实力、经营管理水平，尚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外商的综合实力相抗衡。在外商推行本土化策略之后，国内企业即将丧失最后的优势和领地，纷纷谋求与外资合作，以求活路。目前，各中心城市的繁华商业地段，洋超市拉走了大批客流，由于外资进入过多，国内流通企业市场和效益形成极大压制，全国连锁百强中有一多半企业利润下降，一些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曾跻身2000年全国百强连锁企业的北京城市之光、福建华榕等超市早已于2002年倒闭。 外资超市在华投资完全靠银行贷款。沃尔玛交叉补贴，不惜亏损，扩张在华市场份额。家乐福对供货商收取多项不合理费用，恶意转嫁成本，我无相应法律条款（韩国曾对此类行为曾多次罚款）。 外资零售商资金实力雄厚，且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有实力大量开店布点，可用国际收入补贴在中国市场的亏损。国内零售业航母百联集团，2005年零售业收入600亿元；但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本土零售企业仅为10家。而家乐福、沃尔玛等前11位外资连锁超市在华零售额均超过了200多亿元。沃尔玛、家乐福的全球营业额达上千亿美元。 目前，国内零售商既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强大的竞争威胁，也没有相应法制的制约。敞开大门迎外资的结果必然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目前，中国本土零售企业已陷入全面被动，面临空前生存竞争危机。 业内预计，到2008年，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会有一半企业被外资兼并；外资超市将社会总零售额的25%，香港郎咸平则预测：中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5年后，外资企业将占据80％的市场份额。 四、渠道为王，流通业实际上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不仅影响工业生产，还能左右企业品牌的产生。跨国公司在华通过大卖场经营模式，利用占据终端采购渠道的主导地位，通过全球采购方式，间接或直接控制中国轻工业。如任其无限扩张，将极大削弱本国工业的竞争地位。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型零售商，其经营模式和旧式零售业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可以利用雄厚的资本实力和覆盖全区域的经营规模，以及现代的交通、信息网络，在公司范围内形成内涵盖超越国界的、统一高效的采购系统和物流控制系统。例如，沃尔玛在巴西的20家超市可拿到美国3400家沃尔玛同样价格的商品，并在全球设立了21个办公室监督为它提供商品的工厂。 依靠企业自己的物流系统和信息系统，新型零售巨商摆脱了旧式零售业对层级采购批发环节及其代理商的依赖，可以从工厂直接进货，甚至并购制造厂，从而大幅度地精简中间环节，节约仓储运输成本，缩短转周期；利用专门的零售追踪分析软件（根据历史数据和气候、地方消费习惯等市场各要素），准确判断市场的未来需要量，及时调整进货、控制合理库存等，提高对市场预测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 零售超市的赢利模式是尽量不赚消费者的钱，赚厂家的钱。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尽力压缩进货价格及前端制造环节利润，以赢得低价竞争优势。 这种巨型零售企业的扩张，正在深刻地改变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在大幅度节约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消费市场间的互动效率的同时，也使得零售业从过去批发零售环节的末端，提升到有能力左右生产厂商的地位，加强了流通领域对生产、消费双方的影响力。在美国企业50强中，流通企业就占10家。 2001年， 法国媒体称：谁控制了法国的商业流通业，谁就控制了法国的经济，谁就拥有了法国。现代流通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谁掌握了一国的流通主渠道，就相当于掌握了经济命脉。 这也决非简单的争夺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其核心是国家的战略竞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开放不到10年，本国的流通企业全军覆没，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经常震荡，金融危机频繁出现。 中国的轻纺工业集中度低、竞争激烈。大型零售巨头的崛起将形成店大欺客，进一步压榨普通加工业的利润和工资，恶化了轻工业的生存状态。例如，深圳某电器厂调查，1996年前出口电扇利润为20%，现不足5%。电扇、榨汁机和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从10年前的60元左右下降到了35元；工人数量减半至1500人，但产量维持不变，工人月薪起薪250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水平低40%），一天工作18个小时。深圳沃尔玛采购100万辆好孩子童车，采购价格是6美元，厂家明知赔钱还是接单，因为这样方便从银行贷款，众多工厂在这种压力下，必然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淘汰。 早在2002年，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零售业过度开放问题做出过批示，但没有具体措施出台。前国家经贸委等发布文件，要求对城市商业网点加强规划管理。授权各地方政府制订相关的限制措施，但各地政府多与外资零售商结盟，上述文件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目前，尽快制定对违规外商的严格查处办法，并大力扶持本国流通企业。 附：行业排名 国美电器（销售额869.3亿元、820家店铺）、百联集团（770.9亿元）、苏宁电器集团（609.5亿元）、华润万家（378.5亿元）、大连大商集团（361.4亿元）。 外资企业：家乐福、大润发、沃尔玛、好又多、易初莲花、麦德龙、乐购TESCO、百佳、欧尚、永旺、华糖。 家乐福：最早进入中国的国际超市，在中国33个城市开了93家大卖场（2006）。其合作伙伴之一上海联华超市，已成为中国零售业巨头之一，拥有1000家店面。 沃尔玛：2004年总销售额2400亿美元（是1992年的5倍），130万员工。1996年进入中国，2004年在9城市有25家分店，05年有56家分店，06年在36城市73家分店。2003年采购额达到150亿美元。在中国销售的产品95％以上是本地产品。与2万家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采购中国商品出口金额约为90亿美元，间接采购金额也超过90亿美元。 乐购Tesco：Tesco绝对控股乐购之后，专注于华北、华东、华南的业务发展。推出了保证低价的承诺：3公里内其他卖场相同商品价格更低，将退还顾客2倍差价。 贝尔斯登商业银行和鹏润投资集团建立一个战略投资联盟，在刚签署的联合投资备忘录中，两家各出资2.5亿美元，建立5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基金，本地零售商（除家电零售外）都是投资基金关注的目标。 其他在华的外资大卖场商铺有： 欧尚（法国），21家（2004） 万客隆（荷兰），计划2010年开30家 宜家（德国），计划2010年开10家 易初莲花（泰国），约100家（2006） 百安居（英国），计划2010年开126家 乐华梅兰（法国），计划2010年开20家 麦德隆（德国），计划每年开10家 伊藤洋华堂（日本），已有11家，计划2008年开500家 各大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城市的布点： 沃尔玛（美国）：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天津、济南、青岛、南京、南昌、长沙、福州、厦门、昆明、深圳、东莞、汕头等 家乐福（法国）：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重庆、武汉、南京、宁波、无锡、青岛、珠海、东莞、新疆等 麦德龙（德国）：上海、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无锡、福州等 普尔斯马特（美国）：北京、天津、昆明、成都、沈阳、哈尔滨、新疆、中山等 万客隆（荷兰）：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等 百盛（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大连、无锡、青岛、重庆、成都、西安、扬州、贵州、兰州、沈阳、淄博、绵阳、呼和浩特、合肥、太原、鞍山、乌鲁木齐、德阳、长沙、潍坊、长春、天津等 百安居（英国）：上海、苏州、昆明、深圳、杭州、青岛、武汉、广州、北京等 邮政和快递： 快递业是邮政业中的新兴业务。2004年，中国快递市场营业额为260亿元，同比增长27.5%；05年营业额同比增长25%。 目前，中国快递业已形成由中国邮政、民营企业、外资巨头及其他国有企业四分天下的局面。中国邮政的垄断局面受到挑战。 民营快递：10多年前民间快递从华南、华东大城市兴起。目前全国快递企业超过5万家，从业人员300万，占国内快递市场80%份额。上海民营快递在同城快递市场中占95%，在城际快递市场中占70%的份额。 外资快递占领中国快递市场。中国加入WTO，承诺向外资开放邮政。以UPS（美国联合包裹）、FedEx（美国联邦快递）、DHL（德国敦豪）、TNT（荷兰天地快运）四大国际巨头为代表的国际快递公司迅速进入中国，联手中外运、中铁、中国民航等国内企业，已完成投资布局。目前各外国巨头主要从事国际快递业务，十几年内已占领中国国际快递业务市场的80%，下一个目标是抢夺中国国内快递市场。 UPS于1988年即和中外运建立合资企业，最近几年业务量增长达35%以上，已在20个城市设代表处。2004年UPS宣布出资1亿美元收购中外运合资公司的股份，实现独资。UPS拥有包括一个专用卫星和50万英里通讯网的专有全球资讯网，可与全球1300个配送点随时联络，顾客可在网上随时查到包裹所处位置和状态。UPS计划在华投资5亿美元，于2007年在浦东国际机场建立转运中心，是其亚太区四个转运中心之一。 FedEx拥有600多架飞机和庞大的卡车运输系统，是占支配地位的机场对机场货物运输商。FedEx已在中国220个城市设了网点，计划还要新增100个城市的服务点。FedEx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已建成完备的网络，设有服务于北京、上海及深圳机场的航班，计划在上海建设中国最大的快件处理中心，并和广州新白云机场签约设立转运中心，此为其亚太转运枢纽。 速递业和物流业的成长关系密切。2005年12月起，中国物流业向外资全面开放。国际50家最大零售商业跨国集团已有2/3进入中国，在中国的采购金额已达到200多亿美元。中国物流市场增长率达20%，业内预计，2010年中国物流市场规模将达1.2万亿元；未来10-20年全球航空货运年增长6%，速递业增长12%，中国的速递业务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速递业务不仅局限于邮件，必将向高附加值产业物流延伸。例如电子产品过去是几级分销，现在生产企业直接交快递公司打包进库，根据订单委托快递公司发货，形成一套完整的快递程序。 在新《邮政法》起草中，关于中国邮政地位问题争议较大。2005年7月，CAPEC(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国际快递巨头代言人)发表声明，对中国《邮政法》修改最敏感的部分提出建议，要求邮政企业分业经营、限制邮政专营、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要求邮政改革每一阶段的所有商讨工作充分透明，让包括国际快递商和物流提供商在内的各利益关系方有机会发表意见。 业内人士指出，此举表明国际资本以建言中国邮政改革为名，试图插手中国的信函业务。信函业务属于政府职责内的公共服务，不可能完全市场化。目前，世界上的邮政基本业务都是亏损的，为保障邮件安全，很多国家政府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贴补。中国邮政业目前仍将邮政资费作为邮政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信函业务收入占邮政业务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现已不足10%，这与没有建立合理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有很大关系。建立和完善邮政的四大机制(普遍服务机制、特殊服务机制、安全保障机制以及价格形成机制)应该是当务之急。 咨询服务 200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提案：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大量国家重要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国家安全令人担忧。 自90年代初，全球知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外加安达信，陆续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屡屡被曝光会计丑闻，如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案，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发布了类似规定。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所在华业务排名迅速升至前四名，稳居榜首。 长期以来，国外的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而这些企业有的又往往是我国的关键行业，如能源、金融等。通过审计业务，外国机构可以获取到关键行业几乎一切重要的信息。如我国能源规划的战略布置、国有银行过去不宜披露的资金用途等等。现在，大量的国家重要经济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国家经济安全令人担忧。 近期，四大所在国内外丑闻不断，包括违反独立性的规定、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与造假公司合谋等案例。面临诚信危机。2005年7月，财政部责令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整改，财政部公告指出：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中存在审计程序不到位、收集审计证据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虚增利润、避免连续亏损等问题，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其实就是针对普华永道关于黄山旅游、京东方两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案。 德勤卷入科龙案：经证监会调查，科龙电器存在重大财务违规问题，德勤正是科龙的审计机构，名誉扫地。 毕马威陷入锦州港案：其在美国涉嫌非法避税遭调查。 安永：2005年陷入通用电气子公司等债权人诉安永欺诈案，案值达3.8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职业会计师而言，职业道德系安身立命之本，但四大所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也未能洁身自好，失去独立第三方立场，为了利益经常容忍客户的违规行为，甚至采用灰色手段帮助审计对象避税、遮盖财务问题。又由于国内相关法律不健全，会计师事务所遭到起诉的案例极少， 金融业情况 1. 中国银行机构吸收外资情况： 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金融投资者的兴趣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领域。 （1）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四家已成为合资银行，外资股权接近25%上限。 中国工商银行：高盛、安联、运通（美）投36亿美元，持10%（2005.8） 中国建设银行：美洲（25亿美元9%），淡马锡（14亿美元5.1%）共39亿美元，持14.1%；境外发行股票获65亿美元（2005.7） 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31亿美元10%），瑞银和亚行（5%），淡马锡（新加坡）拟投31亿美元。 交通银行：汇丰（19.9%），境外上市（17.5亿，11.23%）。（2004.8） （2）其他股份制银行大部成为中外合资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花旗牵头的财团出资242.67亿人民币，获85.5888%股权；外资股：花旗20%，普华8%，IBM信贷4.74%（2006 11）。特准外资股突破25%。 浦发银行：花旗投 6亿RMB 占4.62%股权（2002.12） 深发展：新桥（美）占17.89%股权（2004） 兴业银行：恒生16.26亿港元占15.98%， 新加坡投资占5%，国际金融公司（世行下属）4%（2003.12） 民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占1.60%，淡马锡占4.55%（2003）。 渤海银行：渣打19.9%（2004）， 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2.2亿美元 ？%（2004-05）。 （3）地方商业银行大量成为合资银行。如：西安商业银行（2002），北京银行（2005），杭州市商业银行（2005），济南市商业银行（2004），南京市商业银行（2001），哈尔滨市商业银行（2005）,南充市商业银行（2005）等。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不再局限于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专业化外资银行更加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 （4）外资在各类基金、证券公司、保险业，不同程度地介入。基金：合资基金公司20家38.5%，中资基金公司32家，61.5%，保险：前10名保险公司5家合资（平安、太平洋、新华、泰康、华泰）；全部保险公司中，外资保险公司40家，49%，中资保险公司42家，51%。外资占保费收入7%。 2.在华注册外资金融机构 在华注册的外商独资、合资银行机构共14家，下设17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分行和61家支行；41个国家和地区的183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242家代表处。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总额达到334亿美元，贷款余额为549亿美元。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2001年底以来增长4.6倍，年均增幅高达92％。截至2006年9月末，在华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1051亿美元。 3.在华外资银行转制，获准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 据银监会：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2001以来增长4．6倍，年均增幅高达92％。 2007年4月，汇丰、渣打、东亚、花旗4家外资银行，成为首批获得法人营业执照的外资银行正式开业。银监会目前还在审理南洋商业银行、中信嘉华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的相关转制申请。在华其他银行（恒生、日本瑞穗实业、日本三菱东京日联、新加坡星展、荷兰、永亨、新加坡华侨、美国摩根大通）正在进行改制筹建。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共有25个（其中5个城市属提前开放），外资银行经营的业务品种超过100种，111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 4.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竞争和冲击： 　　根据有关规定，外资银行分行、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系营业性机构，经批准可按规定在中国经营存款、贷款、结算、托管和代理保险等业务，并可在符合开业时间、盈利状况和审慎经营等方面的条件后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 　　中国还允许外资银行在华开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个人理财业务、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电子银行等业务，促进了外资银行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的多元化。 　　外资银行开业之初，短时间内受制网点设置及人力配备，对中资银行的冲击力度有限。但目前各家外资银行都在大肆扩充网点。人才流失将成为中资银行之痛。汇丰（中国）3219员工中，96％以上为本地人才，京沪穗深四地的中资银行将成为挖人的重灾区。外资银行在办公条件和待遇上远远高于中资银行，据调查外资行的薪水是在中资行的3倍以上，挖来的人同时带来现成的客户资源，以争夺目标客户。 外资银行决不仅把业务局限在高端客户，早已把触角伸向更多的领域，2005年底几大外资银行已分别招聘和储备了数百位专业人员，花旗汇丰的数据服务公司已有上千名工程师，决不只是为高端客户服务。 5.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外资大批进入国内金融机构，对金融体制改革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包括：外资控制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加大、财富外流、中资银行优质客户和核心业务的流失等。 　　（1）加入WTO过渡期，单个外资机构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外资机构累计持股不得超过25%。入世过渡期已结束，2007年开始，上述比例限制将不再有效，届时在华设立机构将成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外资银行通过对中资银行持股掌握中国金融业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外资银行通过新设机构迅速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将来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2）财富外流。政府斥巨资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革，包括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万多亿不良资产的剥离、中央汇金公司对中、建、工行注资600亿美元。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改革成果为上市前战略入股的外资机构所分享。 　　（3）核心业务流失：外资大举进入将争夺中资银行包括信用卡、住房信贷、资产抵押证券化、代客理财和私人银行等核心业务。一旦这些核心业务和优质客户为外资银行所垄断，将不利于中资银行的长远发展。 各行信用卡中心及其业务多被外来金融机构控制，如；花旗银行/浦发和广发、汇丰银行/交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中行、美国GE公司/深发行、恒生银行/兴业银行，美国运通硬是通过参股工行在我境内顺利发行了运通卡，等等。使用信用卡的信息数据，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流通领域的风向标，这将使国内经济的软胁及薄弱环节显露无遗，我国金融安全由此而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国家先后出台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但对调控很不得力。 世界各国向来都对外资并购持谨慎态度，特别在金融领域，各国更是设置重重关卡，限制外资银行对本国经济的渗透。美国更是设置了重重关卡和苛刻条件。历史上，一些国家盲目过渡开方金融市场已经带来了沉重教训。在国内尚缺乏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本国金融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盲目、过度的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不但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有害于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经济波动和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源。 跨国公司的垄断有可能获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不宜对外披露的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如IBM目前同时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市场。作为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几乎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造成了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因为当国家间战略出现冲突时，IBM肯定要服从美国国家战略。 譬如，80年代末，IBM曾经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 广发银行：花旗获控制权 广东发展银行是股份制银行。由于财务状况糟糕（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到3%，不良资产率接近20%，资金缺口约600亿），2005年开始，该行宣布引资重组，出让85%股权，并提出外方可拥有管理权。花旗集团（241）、法国兴业银行（235）和平安保险（226）率领的三大竞标团展开激烈角逐。 2006年11月16日，花旗集团牵头的财团以242.67亿元，拿到广东发展银行85.5888％的股份。花旗财团组成：花旗集团、中国人寿和国家电网分别持股20％，中信信托持股12.8488％，普华投资8％，IBM信贷4.74％（原宣布花旗36%、中国人寿20%、中粮10%，中国国电、中信信托、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中国普天集团持股19%，这就突破了外资控股不得超过25%的上限）。 花旗获得对广发行绝对的经营控制权。董事会11个席位，花旗占3席，据报道，董事长可能由花旗派人担任。花旗在风险管理、财务控制、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信息技术、资产负债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金融创新等八个方面占有主导权。 2006年12月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关注广发行并购一事，显然出让广发行成为中国方面迎接此财长的见面礼。 据报道，此次收购成功无疑对外资收购中资银行具有指导性意义，已经在中国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持有少数股权的汇丰、德意志等外资银行将纷纷要求增加持股，2006年WTO过渡期结束，外资投资国内银行业可能成为一个潮流。 花旗非常看好中国的个人零售银行市场。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花旗与招商银行谈判合作的条件之一，是希望其在中国市场发行的花旗信用卡取代招行信用卡。 关于墨西哥、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过程的描述性的资料汗牛充栋，所有这些国家无不是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给了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以上下其手的余地。 外资并购基金在中国的活动： 2006年，全球企业并购额已高达3.4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外资对华投资方式（中国吸引外资形式）也发生变化。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一直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近几年此类FDI增长趋缓，其他形式资本进入方式增多，如QFII，企业海外上市及再融资，海外风险投资，海外收购基金等。这预示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将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轮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中，各类并购重组基金是主力。2004年，亚洲私募基金募集65亿美元，其中收购基金占56%，中国共有13亿美元流入。近两年此类基金在中国空前活跃，据香港AVCJ资料：2005年底，亚洲私募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超过1,200亿美元，2006年新投资则首度突破200亿大关。2006年前11个月，共计35支投资亚洲市场的私募基金募集121.61亿美元，在中国大陆投资111个案例，投资规模达117.73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到2006年末，中国加入WTO的5年保护期结束。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中国将成为海外私募基金-购并基金追逐的重点。 已进入中国的主要外资并购基金：高盛、华平、凯雷、贝恩资本、德州太平洋。KKR和黑石已在香港设办事处。每家私募基金都有2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不含房地产资金），单笔交易额越来越大。 考虑到杠杆效应，拥有10亿美元的巨型基金，具备收购中国本土最大型公司的能力。有人预测，2015年以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私募基金活动领域。 　并购资金的投资领域涵盖金融、流通、制造、房地产、传媒等各领域。并购资金的主要投资对象是成熟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快速消费品行业（如饮料类企业）、流通企业（如家电连锁企业）、国企（如哈药、徐工，以股份制改造进行）、地产类企业中的潜力股等。所到之处，深刻改变了企业的资产构成、经营模式和产业竞争态势。 收购企业大体的操作程序：确定目标、筹集资金、压价购入目标公司（参股或控股），通过一系列股权变换进行结构重组，包装（做好经营业绩）卖出，或上市（IPO）套现。标的公司选择的标准：公司与行业具备清楚稳定的价值链；其核心本业相对健康；拥有更大的未来成长空间；股价有增值空间。 私募基金对投资目标企业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对企业家的判断，尽力和管理层沟通，在股权、薪酬方面给以有诱惑力的承诺（除非原管理层需要换班）。谈判的焦点是控股权。实际上，收购基金的经营方式是通过对企业的资本运作赚钱，带有很强的投机性。他们最看中的是套利空间，对企业的改制重组只是副产品。 从企业角度看，接受并购资金苛刻的条件而获得迫切需要的资金，意味着用企业的产权换取未来的收益，是甘冒失去企业掌控权的风险，博取企业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冒这样的风险，根本原因还是国内的融资环境或资本市场，没能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于是发达国家雄厚的资本实力，成为吞噬各后进国家企业和财富的无往不利的武器。 外资并购公司凭借强大资金实力，瞄准行业排头兵，力图获得行业垄断地位，并力图获得对企业的独资经营的权力。国际基金收购中国企业，本质上是为跨国产业资本入主中国打前站。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财力雄厚，没有默契是不可能的。 对中国实业界而言，国际私募基金正向我们步步逼近。其投资目标不是帮助中国企业改善治理结构而是榨取中国财富，客观效果也非田园牧歌式的秃鹰效应，而是帮助外国资本控制中国产业的前锋。 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今天，中国企业将控制权出让的现象是反常的。一部分可以担当国家利益的重任的龙头品牌、核心品牌很多已经沦陷外资之手，值得关注和深思。应该警惕，我们一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换回损失将是极其艰难的。尤其是面对高盛等这些老谋深算的国际巨头，我们甚至付出数倍的代价也难以作到。千万不要做错了再吃后悔药。 典型案例： 南孚案：1999年由地方政府主导对南孚改制引资，经过几次交易，2002年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对南孚实现控股。原希望引进外资帮助上市未实现，2003年，外国基金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南孚虽保留品牌，但已失去自主发展的能力。 深发展：2004年4月，被深圳市政府转售于新桥资本，为国际基金控制的中国商业银行第一例。2005年9月，GE金融进入深发展股东行列，成为接盘新桥、控股深发展的有利人选。 阿里巴巴：2005年8月，其大股东日本软银将所持阿里巴巴40%股权以10亿美元转让给雅虎，套现离场。现国际私募基金已对中国的许多产业形成了围攻之势。 工程机械：凯雷入股行业龙头徐工； 食品业：高盛、鼎晖已进驻双汇和雨润食品（行业第一、第二）； 水泥业：IFC与摩根士丹利共同向龙头企业海螺水泥注资2亿元人民币； 银行业：德州太平洋下的新桥收购深发展； 担保业:凯雷向中科智担保集团（中国最大民营担保机构）投资2500万美元； 欧洲私人资本PAG已杠杆收购号称国内最大的婴儿用品公司好孩子； 对房地产投资：至2007年2月，来自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美林国际、美国私募基金华平集团等，对国内房地产业的投资已达到了42亿元人民币。我国关于限制外资并购房地产的许多政策与条令未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主要并购资本情况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全球第一大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成立于1935年。总资产7754亿美元。在全球30个国家设有600多个办事处，5万多员工。 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企业融资（股票或债券）、并购顾问、股票和债券交易、房地产金融、直接投资及资产管理。2004年世界投资银行前三名（股本和长期负债总额）：摩根士丹利1108亿美元；高盛1058亿美元；美林1026亿美元（均为美国公司）。 　　在中国，与建行和几家企业联合组建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投资银行)。 在华并购案例：注资蒙牛；和鼎晖共同投资永乐电器；投资雨润集团、平安保险、南孚电池、海螺水泥、恒安国际、山水水泥等。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全球第二大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成立于1869年，总资产3000亿美元，在世界24个国家设有42个分公司或办事处，共2万多名员工，2000年名列世界500强第112位。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1994年在北京、上海设代表处。 在华业绩：促成中银香港海外上市、交通银行境外私募和海外IPO、协助日产入股东风汽车、收购长城81亿、华融19亿元不良资产、收购中移动(香港)8省移动网络、协助戴-克向北汽投资、TCL与汤姆逊合资、汇丰收购交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国内IPO、中兴通讯在香港IPO、中石油后续股票发售；以及近40项大型债务发售交易。 2004年12月，获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33：67），取得在中国承销A股和B股交易资质。高华6个自然人持有股份均来自高盛的商业贷款。如此高盛绕过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中，外方持股上限为33%的规定，成为首家绝对控股中国证券公司的海外投行。 参股工商银行，估计从工银行上市赚39-57亿美元。同时，持有中国平安保险6.8%的股份、网通2.4%股份、中芯国际4.0%股份、对粤海的重组、牵手英联等财团持股无锡尚德。 与大陆各家银行、大型企业关系密切，是中国银行、中石化、中石油的上市承销商；联想集团、中国网通的投资顾问；并资金协助工商银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 高盛在华并购企业行动： （1）肉类加工业：为并购双汇集团，纠集鼎晖基金Ⅱ、香港罗特克斯联合中标，绕过要约收购30%限制，获得双汇的控制权。高盛并持有雨润13%的股权（双汇在国内最大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在华肉类加工业主导地位。 （2）房地产业：收购华融、长城近百亿不良资产中，约50%属于地产；白厅基金（高盛持股50%以）购买上海百腾大厦、持股21世纪中国不动产公司（外资在华房地产中介公司）。 （3）对A股企业投资：美的电器、福耀玻璃、阳之光。 　　2006年4季度，摩根士丹利盈利增长26%，高盛股价上涨59%，其薪水开支总计165亿美元，每位员工平均薪酬为62.2万美元。 在华的国际私募基金：凯雷、KKR、华平、黑石、德州太平洋、银湖。 　　 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 成立于1987年，创办人：大卫鲁宾斯坦因。现拥有39只基金，管理资金总额390亿美元，位列世界私募基金公司前茅。业务遍及世界各地。 凯雷号称总统俱乐部。其经营思想是：如果你把有钱人和有权人聚到一起，有权人能得到钱，有钱人能得到权，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权钱交易。 成员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弗兰克.卡路西（助凯雷成为美国第11大军火商）；前总统老布什（助凯雷、摩根大通以4.3亿美元收购韩国韩美银行，再以27亿美元卖给花旗集团）；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助凯雷在欧洲设立11亿美元的凯雷基金），以及菲律宾前总统、美国前国务卿、泰国前总理、德意志银行前行长以及IBM、雀巢、波音、BMW、东芝等世界最大企业的高官。 　　2000年凯雷进入中国。到2006年6月，在中国投资21个项目。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一般不超过5000万美元，凯雷偏爱和别的投资机构联合行动以降低风险，偏爱投资行业领先或者技术领先的公司，且有很强的控制欲。 2005年8月，凯雷和软银联手注资顺驰置业。2005年，凯雷和保德信以4.1亿美元购入太平洋人寿的24.975%（非一次性投入），被质疑为贱卖；入股中国最大的实木地板生产企业安信地板；2006年用2.75亿美元绝对控股中国工程机械龙头徐工机械，遇到全社会抵制。从中获得的基本经验是：项目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关系的搭建。 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Co）： 成立于1976年，是全球私募基金业的开创者。业务主要加拿大、欧洲等地。擅长管理层收购。其投资者包括企业及公共养老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以及大学基金。30年累计完成146项私募投资，交易总额2630亿美元。至2006年9月投资270亿美元，获得700亿美元回报。 2006年初，KKR在香港和东京设立了分支机构，投资重点日、中、韩。公司网站宣称，投资原则是控股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2006年，在山东济南锅炉集团改制并购案中失败。济南锅炉集团为国家大一型企业，在循环流化床锅炉（CFB）领域国内领先。2005年酝酿改制，在初选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中列入KKR。后外资公司全部出局，后一家国有企业参股。 在中国聘请的高管： 董事总经理刘海峰：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部联席主管，领导蒙牛、平保、南孚、海螺水泥、恒安国际、山水水泥等投案资。 董事总经理路明：曾任摩根大通亚洲投资部合伙人，常驻香港。 John Bond：曾任汇丰控股主席，现沃达丰集团主席、上海市长国际商界领袖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发展论坛委员、香港行政长官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中国区资深顾问：柳传志（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田溯宁（中国网通前副董事长兼CEO）。 华平投资集团 (Warburg Pincus） ： 号称美国历史最久的私募资本之一。1995年至今，华平在20余家中国公司投资超过5亿美元，包括亚信科技、卡森实业、港湾网络、富力地产。2004年12月联手中信等收购哈药集团55%股权，创第一宗国际基金收购大型国企案例。2006年投资国美电器和银泰百货。2007年以3000万美元,以股权投资的方式部分买下中凯开发，获得了一个具备中国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壳。进一步展开在华地产投资业务。 目前，华平集团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集中在医药及生命科学、通讯及高科技、金融服务、制造业、媒体及商业服务、能源和房地产等行业，用于投资的基金包括目前管理的100余亿美元及新近募集的80亿美元。 德州太平洋集团： 在全球所管理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 旗下的亚洲投资机构--新桥投资，命名为德州太平洋-新桥(TPG-Newbridge)。新桥集团成立于1994年。1999年出資5000亿韩元收购南韩第一銀行51%的股权。中国网通收购亞洲环球电讯，新桥投资出过力。收购深发展银行为中国上市銀行外资並购第一案。参与过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 黑石集团： 成立于1985年，管理总资产规模达700亿美元。聘用特区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 汉鼎亚太：总部在美国，1985年由徐大麟和Hambrecht Quist合资成立，总规模约21亿美元，管理过19只基金，投资回报率超过30%，投资星巴克、希尔顿中国区酒店等。2007年初募集到5亿美元，成立了亚太增长基金V，用于在大中华区、日本和韩国等北亚地区的私有股权和并购方面的投资活动。 贝恩资本： 成立于1984年，资产超过250亿美元。已完成200多个股权投资，总值超过170亿美元。2006年初以30亿美元先进收购著名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旗下的传感器与控制器业务部门。 2006年12月，据传正在募集10亿美金的首只亚洲基金，专注于投资中国与日本。参与海尔收购美泰克。 【资料：国际私募基金】 国际私募基金在全球资本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已引起全球实业界对此关注。2006年，全球并购交易额达3.37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私募基金参与的并购交易金额达5600亿美元（2005年为3536亿美元），美国高额并购的前六笔中，有五笔出自私募基金之手。据悉在英国非上市企业当中，所雇用员工每5人当中就有1人所属公司为私募基金所拥有。　 华平总经理：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是全球私募基金竞逐的焦点。BRIC人口多，市场大，资源丰富，经济增长潜力大。尤其看好中国和印度。　 由于全球性流动资本过剩，欧美银行利率低，基金到银行借钱容易。过去几年，国际股票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7.1%，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为6.1%，而私募基金的平均净回报率据说高达37.5%。故国际私募公司能够筹集巨额资金，再通过杠杆投资作用，实际操控资本可再放大3、4倍。 并购基金投机性极强，因为其投资人跟基金的管理团队之间有一个关于定期收益的协议，这对于并购基金的管理者来形成很大压力。所以一般讲究快进快出。按惯例购入的优先股，其套现周期一般设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左右，快的要求一上市就抛出。所以，并购基金最看中的是套利空间，企业的改制改组只是副产品而已。 　 国际私募基金的任务是替投资人以钱赚钱，他们被成为企业界的秃鹰，让好公司更好，让坏公司提早出局，执行物竞天择的使命等，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漂亮的借口。私募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本质上是通过资本市场实行对本土企业的控制，为跨国生产企业的全球扩张充当前锋。 美国股神巴菲特认为：私募基金购并企业是短视的投机性交易，对提升企业长期价值毫无帮助。 2006年10月，美国三名投资者向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控告KKR、凯雷等十三家美国著名的私募基金非法串谋，蓄意压低被收购对象的股价，从而以相对更廉价的代价收购其目标公司。美国司法部随即调查。 　　2006年11月，黑石集团以360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写字楼建筑商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在华尔街引起地震。 　　2006年11月，凯雷以39元新台币/股、总计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台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装测试企业-台湾日月光集团（上市公司）。日月光集团变成一家非上市公司。 　　据透露，KKR拟出资500亿美元，买下法国媒体及电信业者Vivendi SA。据传私募基金下一批猎物包括戴尔、德州仪器、雅虎、Home Depot等重镑级企业！ 　　2006年9月，凯雷联合其他私募基金，以176亿美元的价格共同收购了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 　　2006年11月，KKR以330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医院集团。 外资并购基金（Buy-out Funds）， 私募基金PE（私人股权基金Privit Eqiuty）， 风险投资 (VC) 新股上市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由投资银行承销进入一级市场，投行按一定折扣价从发行方购买，再以约定价格出售。公开发行的准备费用较高，私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规避此类费用） ---------------------------------------------------------------------------------------- 中国民族产业，丧钟为你而鸣 何必 2007年7月3日 近日，百安居两大最大的橱柜供货商联合停止供货，以回应百安居无故拖欠货款高达3千万。中国装饰协会橱卫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亚男接到了两家橱柜厂的投诉，称他们在与百安居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停止为其供货。 令人不解的是这两家都曾经是百安居的铁杆供应商，又都是橱柜的销售大户。而百安居又是全国知名的零售企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本应相互依托的双方反目成仇呢。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橱卫工程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亚男：今年的合同扣点是37.2%，五一期间促销反利10个点，再加上装潢反利6个点一共是53.2%。这个高额反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北京豪赛尔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宏：一般的零售商的扣点应该在15-18个点之间，这是比较正常的。上海雅迪尔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寿官：这是百安居的战略，增长率是7%，最高9%，就是今年你扣点是18%明年就是25%了。如此高的扣点使得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作为企业又不得不无条件妥协，只是因为这些零售企业有一个共同的杀手锏----拖欠货款。 崔寿官：先签一个承诺书，要求你的销售数据指标，然后再签合同，签完后他才能正常的付款给你。崔总告诉我们，要是不答应如此高的扣点，企业就拿不到货款。要想完成这些指标，就只有采取涨价或者偷工减料的办法，这也是企业不愿做的。 据厂家说除了这些高额的扣点外，百安居还以各种名目扣压供货商的货款，仅雅迪尔橱柜一家就被拖欠了1千8百多万，而百安居对此则拒不承认。百安居华北销售经理：我们百安居一个月结三次款。崔寿官：一般这个月的款，下个月末结，但是百安居随便有个理由就不结。春节到现在的货款一直没有结，到5月份一共560多万。 据崔总讲，百安居拖欠货款的理由非常多，而且许多的收费项目也并不合理合法。崔寿官：一共29个名目，安装服务费200多万，促销展示费400多万，咨询服务费，指标没有完成春季的货款没有给，不完全统计共1800多万。百安居华北销售经理：没有合同百安居一分都不可能收，除了广告费任何费用都是有协议的。 从目前的市场环境看，大型零售企业作为厂家销售的唯一依托，具有相对的强势地位。这就使得大量供货商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既不敢跟他们叫板，又不敢轻易撤出，处于有苦说不出的两难境界。 为了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06年11月商务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其中规定零售企业不得以及拖欠货款为手段强迫供应商无条件接受销售反利，以及收取促销费。对此中装协橱卫委也表示将对这两家被拖欠货款的企业提出声援。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橱卫工程委员会秘书长田万良：向主管部门反映，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些问题。（2007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面对强悍的百安居，供货商实在无法忍受其日益苛刻的条件，终于绝地反击，在货款还在被百安居大量扣押的情况下，停止向其供货，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吧。其中，还有很娘娘腔的上海人，由此可见，百安居实在是把人逼疯了，真是到了兔子急了也咬人的程度。 这百安居是个什么货色？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品牌，来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英国，属于被央视挂一漏万讨论什么大国崛起当中必须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曾经的日部落帝国，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老祖宗的地界儿。 百安居也应该是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了吧，也应该是国际惯例的具体承载者和表现者了吧。可现在，人家英国鬼子在你中国本土闹出来的事，就是让你中国人即使是与时俱进了中国特色了八荣八耻了先进的性了，也别忘了八国联军的风光。 看看那接受投诉的行业组织的说法，向主管部门反映，活脱脱一副受了欺负找家长的心态和口吻，大概也能够折射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治理水平幼儿园孩童般的心智发育不全呗；更是看到，中国所谓的法制社会实在就是个聋子耳朵，法律嘛，就是个任人可夫的婊子，事到临头，还是委府能够一言九鼎。所以，靠法律不如找贪官污吏，这是中国社会演进的铁律，来不得半点造次。 外资并购要经国家安全审查 已提交中国人大常委进行第二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增加规定外资公司如要并购当地有关国家安全的行业,将要经过审查。 《中国日报》报导，周日（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增加规定，外资如要并购和收购本地公司或外资公司要以任何形式在当地公司投资，如有关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接受检查。 这次是首次把国家安全检查机制引入反垄断法草案。但报导没有明言甚么内容是涉及国家安全。 中国政府在2006年规定，如并购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外资投资者需要先向商务部提出联合申请。如有关并购涉及主要行业或涉及当地著名品牌，需要得到官方批准。 中国国务院在去年2006年12月公布了一系列国家保持控制的行业，包括军事制造、能源生产、电讯制造、民事航空等。 中国在2006年共有600亿的外资投资，但外资全盘收购中国公司的情况并不普遍。 过去有关外资并购而惹起风波的例子有美国凯雷集团希望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结果引起中国国内部份人士反对，认为不应把国有企业给卖出去。 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显示，在2004年之前，外资并购占全部外资投资额5%，但到了2004年是11%,到了2005年已接近20%。 有关现在还在胚胎里蠕动的反垄断法，2005年我就讨论过不少。现在这个新增加的条款，也算是与时俱进了，迟迟不出台，为的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立法腐败又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加入的这些内容，在向主管部门反映的社会走向里，也就分明体现了专制的成就，昭示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法制化成色。 英国的百安居在全世界各国敢像在中国这么干么？再给狗日的几个胆子丫挺的也不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也找不出像中国这样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的地方来。其实，在中国胡作非为的又岂止是这个来自大英帝国的百安居。人们更加熟悉的，是来自法国的家乐福，而那里是对中国有着友好感情的法兰西，可家乐福在中国却成为在华无法无天的经典范本，随便在网络上搜索，就可以看到家乐福违法乱纪的勾当数不胜数。 最近达能与中国企业的纠葛，也在对华投资上有着令人唏嘘的举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企业的蝇营狗苟，也让中国人恼羞成怒。中国官方媒体将此形容为来自外国的酱缸文化，意思是说，目前中国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倒行逆施，不少是引进外资的结果，很多肮脏龌龊并不是产自中国本土，而是伴随着招商引资进来的西方舶来品。 而这种舶来品与中国体制（应该是奴隶制？封建制？重农主义还是重商主义？这些个问题随着比如无锡蓝藻事件和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此起彼伏而被人们所关注和热议）下的无奇不有相交媾，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大染缸，产出的则是人类社会空前绝后的穷凶极恶，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举世公认为人类浩劫和耻辱的希特勒时代的纳粹歹毒（参见我今年写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思索，虽然此文被有些博客网站隐藏，但还是可以搜索到）。 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投资胜地，中国采取将全部资源和要素价格统统低估的方式，廉价为全世界打工，用类似山西黑砖窑般的用工方式让全世界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唯独中国人自己享受不到，却只能眼巴巴等待黑砖窑事件中被绑架了的童工那般遭受虐待乃至被活埋的命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 ： 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 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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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huangwd99 2008-9-6 20:58
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黄卫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搞工程和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遵循自然规律是最重要的。同理，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应是遵循经济规律。然而，人们往往将发展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认为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立，都力求通过发展经济证明自己制度优越，加剧了人们思想中政治主导经济的观念。其次，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还难以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使人们往往将经济问题归结到政治上。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其名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中文97版第21页），不同经济学家相信不同的理论，对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同。这在经济学领域是人所共知的，从科学观点来看，只能说明经济学还没有建立科学的理论。我国学者张建平系统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经济学各种各样理论中，人们往往将其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如制度经济学等，宣扬制度的作用，加深了人们的观念。 经济学理论都承认，发展经济，需要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容易理解，因为生产能力过大，产品销售不出去，必然导致停产；消费能力过大，没有商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们都将打破经济平衡，影响经济发展。在凯恩斯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相信，供给和需求会在市场看不见手作用下，自动平衡。凯恩斯理论打破了这个教条，认为导致不平衡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必须进行人为干预，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通过分析早就指出，发生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律。自18世纪以来，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十年左右必然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http://www.wyzxsx.com/xuezhe/handeqiang/ShowClass2.asp?ClassID=12 ），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商品价格下降。为了抢占其他国家作为殖民地来扩大市场，不惜大打出手，在19世纪发生多次战争，二十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理论，实施公共工程，扩大就业，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消费能力，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战后经济危机反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最主要区别在于战后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高，普通商品生产和销售平稳，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虚拟经济破灭（金融危机）或石油价格快速增加(石油危机)，前者对奢侈消费影响较大，后者对经济发展和普通人生活有较大影响。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理论，经济走上了持续发展。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就叫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以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为主要内容。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早期的发展与普遍集体化，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消费能力相关，后期的停滞则与压制人们的消费有关。我国改革前后三十年与此类似。 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 0 年的二十八年之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产值增加了二十一倍，其中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二十六倍；然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二十八年之间只提高了一倍。这样大的反差当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将集体财产分给农民个人，提高了消费能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用于消费，高收入者收入增加用于投资）。今天，我们的工资仅占 GDP11 ％，不仅低于西方 50 ％以上水平，而且也低于前 30 年。这是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根本原因。 在这些经济发展变化中，我们看不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罗斯福新政主要是经济措施，与制度无关，但解决了美国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我国台湾地区和南韩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是明显的独裁统治时期，与现在鼓吹的民主制度无关。 发展经济另一个关键原则是独立自主。只要人是自私的，我们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更多论证请参见我的其他文章（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很多人将矛盾指向了政治制度。笔者认为，改变政治制度，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对策，不仅不会改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政治制度方面大的改变会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目前腐败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以GDP考核官员，从政策上支持资本家，这是腐败难以抑制的重要原因。改变这种考核机制，以普通老百姓收入和满意度等为指标考核官员，将有助于抑制官僚腐败。 中国经过六十年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只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全能够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使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目前所有老百姓的共同愿望。呼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一起先解决经济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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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关 于 中 国 经 济 的 对 话
huangwd99 2008-9-6 16:19
关 于 中 国 经 济 的 对 话 （网友袁大成先生于2005.12.发来原创作品） 来自：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246777.aspx 文章很长，中心观点：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压低消费 　　 关 于 中 国 经 济 的 对 话-----I 甲：若要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正确的评估，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在改革以前的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无庸讳言，改革以前，尽管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在重工业等基础工业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中国当时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人民仍很贫穷。遗憾地是，中国的理论界对这种状况的原因一直缺乏深入地分析。 乙：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经济一直背着人口多这一沉重的包袱；这是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甲：如果人口的多寡真是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原因，那么，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至少也应该高于英国，德国，日本，荷兰等等一系列国家的生活水平才对；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要远少于上述国家的人口密度。 实际上，在自然资源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人口的增长可以对经济的增长起积极的作用。因为人口的增加导致了需求的增长，这使新的投资成为可行，从而推动了经济在整体上向前发展。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人口不需要控制；相反，在我看来，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生态问题。而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为一个生态问题，如同其他许多生态问题一样，应比许多经济问题更重要，更急迫，更需要认真对待。 乙：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这一状况的原因应该是什么呢？ 甲：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长期压制人民消费水平的结果。在中国过去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消费都是作为所谓的当前利益而同生产的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国政府的心目中，消费一词不过是消失和浪费的组合词；在中国经济学家的概念中，消费 则是对积累的吞蚀；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消费又被误认为买东西要花费更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反对消费.因为,在中国人的经济思想中,被广泛接受的就是那种限制消费可以带来积累,通过积累来发展生产的思想了.我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国经济未能取长足的发展,更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 乙: 我看不出上述思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很容易理解的是:要发展生产就必须先有积累,要积累则不得不限制消费.比方说,要使我的生产规模从两个土筐发展成为手推车,我就必须省吃简用限制消费,才能省下钱来去投资买手推车.少点消费意味着多点积累;而积累则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如果一切都消费光了,那什么了扩大生产呢? 甲: 你所讲的正是长期统治过中国经济界的那种思想的最好脚注. 要弄清这里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系统的概念,即: 开放型经济系统与封闭型经济系统。上述思想对于开放型经济系统是适用的;或是说,象成本,利润,积累,资金等等一套概念对于指导工厂企业那种开放型经济系统来讲是适用的.但是若用这种思想来指导社会生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生产不论在哪个历史阶段上,就其本质来讲,都可属于封闭型经济系统。跟工厂企业那样的开放型经济系统不同，做为封闭型经济系统的社会生产，其产品都需在系统内部消化掉。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经济系统内运动方向相反的两个速度矢量。当生产和消费的速度二者相等时，整个系统就处于平衡状态。如果二者之一的速度加快或放慢，就会出现生产过剩或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时系统的平衡就会移动，引起另一个速度跟着加快或放慢，从而消除生产过剩或供不应求的现象，使整个系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需要指出的是：平衡的移动在这里有两种类型，一种可称作为平衡的正向移动，另一种可称作平衡的负向移动。当由于生产和消费二者的速度不相等而产生生产过剩或供不应求的现象时，如果采用缩减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生产过剩，或采用压低消费的办法来解决供不应求，平衡就会向着使生产和消费二者速度都放慢的方向移动；此种平衡的移动可称作为平衡负向移动。相反，如果采用加快消费的办法来消除生产过剩，或采用加快生产的办法来解决供不应求，这时所出现的平衡移动则可称作为平衡正向移动；这时的平衡则是处在比先前更高的生产水平和更高的消费水平上的新平衡。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是平衡的正向移动。一般来讲，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平衡正向移动是解决问题的更佳方法。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生产推动消费，消费带动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与消费水平步步提高。其实，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那种因崇拜生产而视消费视为大敌的思想是极其愚蠢的思想。 如果把生产比作河流，那么消费就应是海洋；如果消费的海洋不够容纳生产的河流所带来的产品，生产的河流就会停止流动。消费是生产的火车头。 因此，从闭系统的观点来看，消费和生产是同等重要的，谈不上生产比消费重要，为了生产必须限制消费等等。那种以限制消费来发展生产的思想是企业主的思想；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用这种企业主式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从而是人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受到压制，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以致许多企业只有凭打开国际市场才能生存；这是很荒谬的。用指导开放型经济系统的企业主式的思想来指导社会经济，就会使社会生产变成一个对外出口的大工厂，一个驱使着无数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 总之，根据经济平衡的动力学观点，不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就无法提高生产水平。消费水平被人为压制的低消费社会，当然无法发展起诸如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之类所谓高档品的生产，而只能使咸菜之类产品做为产销对路的拳头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经久不衰！ 乙： 可是，中国并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那样的经济危机；相反，长期以来，中国的生产力一直很落后。许多产品如名牌自行车等等都供不应求。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消费水平过低，而是生产水平过低。就是说，中国的生产水平根本不足以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也正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 甲： 首先，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失业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其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不能用劳动生产率低来解释。 另外，不要以为生产过剩只和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生产过剩：一种是生产量超过人的自然需要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可称作绝对生产过剩。就象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每天可以吃下无限量的面包和土豆一样，绝对生产过剩是不能通过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来消除的。 另一种生产过剩则是因社会消费水平过低造成的，应称作相对生产过剩，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一方面人们的许多基本需要还未能满足，另一方面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却卖不出去。生产当然无法进一步发展。这种类型的生产过剩应该通过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来消除。不幸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国一旦有了某种产品的积压过剩，就只是认为这种产品产销不对路，只是用所谓调整生产的手段来解决。实际上，在中国被称作产销不对路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因人们无力购买而导致的相对过剩。 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中应该被生产力过剩和生产力不足这两个概念来代替。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是由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这样的技术性指标来衡量的。这无法反映出生产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不足或过剩则是由社会消费水平为尺度来衡量的，这可以直接反映出生产水平与 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区分，一个在技术上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定的情况下，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上过剩的生产力。 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任何阶段，总会有一些产品供不应求，这决不可以做为压制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依据。若是非要等到所有的产品都供过于求时才考虑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那就意味着社会的消费水平永远无法提高。其实，你所提到的名牌自行车在当时的中国供不应求的事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民众的消费水平过低有关：因为过低的收入水平使得买辆自行车都被视为所谓的一大件，这使得人们买自行车时宁可等再长的时间也要买一辆好牌子的车，这当然会使一二家名牌厂家的产品在十亿人口的大国里供不应求。 总之，相对过剩和生产力的发达与否无关；它是由绝对贫困引起的。如果生产力相对于社会消费水平来讲是过剩了，而这种过剩又属于相对过剩，那么，不管这时的生产力是发达还是落后，社会都应该提高其全体成员的消费水平，即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收入水平，使平衡正向移动。 乙： 提高工资，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会不会造成供不应求，甚至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从而引起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呢？ 甲： 这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记得上大学时，有位朋友就此问题同我辨论。他说，如果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商品短缺，很多人就会因此而饿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原来可卖一年的面包，这样一来半年就卖光了，很多人岂不是要饿死了。 我说，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原来生产的十个面包，因为人们的消费水平被压制，只能卖出五个，剩下五个都霉掉了，人们倒还能活着；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后，十个面包全卖光了，人们反而要饿死，这怎么讲得通呢？ 另外，不必提到供不应求就谈虎色变；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供不应求是一种健康的经济现象，它意味着生产可以进一步发展。相反，那种以限制人民的消费水平来维持的仓库充实，货架繁荣才是不幸的；它必然导致经济停滞，人民贫穷。 至于人们的收入增加以后，会不会引起物价上升，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其实，社会需求的增加一般并不增加生产成本，相反地，需求下降往往会增加单位生产成本。因此，我的意见是，价格最好依成本来决定，而不应该让供求关系随意支配价格。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供不应求的问题，一般不要通过提高物价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使平衡正向移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系统。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供不应求常常并不是带动了生产的扩大，而是物价的上升；这种愚蠢而懒惰的敛财途径只能使整个社会更加贫穷。期望以提高物价来促进生产的想法也是愚蠢的想法，它常常引起经济平衡的负向移动。 实际上，物价和工资是任何政府都能控制的两个因素。中国政府应该每年颁布一条最低工资线来促使人们的工资收入逐年提高；另外，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还需要对许多商品实行最高限价，以保证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真正提高。 物价不变，通过扩大生产来满足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作数量繁荣，战后日本的神武景气，岩田景气就属于这一类型。 总之，不能一提起需求增加就想要提高物价；否则人们的生活水平永远无法提高。 提到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我顺便再讲几句。与中国相比，日本之所以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今天的繁荣，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政府更重视企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五十年代末，中国政府提出要在钢铁等等一系列主要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不久之后，在六十年代初，日本的池田内阁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中日两国国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大了。为什么？这两个口号的目标和出发点的不同难道不是一个原因吗？ 乙： 你说了那么多，但我仍觉得你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无论是要提高消费水平，还是要发展生产力都需要钱。而中国目前还很穷，没有钱怎能发展生产，又怎能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呢？所以，我认为钱是一个关键。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金。 甲： 这是好几年来我多次听到过的一种观点。人们并不讲中国缺少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及生产手段，而只是叫苦：没有钱。 当我向持这种观点的人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印些钱？他们常常诧异地反问：那怎么能行？没有足够的产品怎能去印钱？我再问：那为何不去多生产些产品？ 得到的回答又变成：没有钱，拿什么去生产产品？这显然是一个循环式的回答。奇怪的是，许多人的头脑却无法从这个循环中解脱出来。 其实这种观点也是来自被日常生活经验所禁锢的头脑，来自于办企业做生意等开放型经济系统那套概念。的确，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由于某种偶然的机遇得到一笔钱财而致富；一家企业也需要得到一笔钱才可办起来。但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却不会因其内部金山的多少而富穷；就象地球如果一半都是黄金，地球人并不会因此而更幸运一样。钱只是人为发明出来的交换媒介，并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一个被忽视了的简单真理是：生产房子需要砖头，生产砖头需要原料和机器，生产机器需要钢铁，生产钢铁需要矿石，生产这一切还需要劳动者。总之，一切产品都是劳动的成果；只要有了劳动者，物质资源和生产手段，就应该能生产出所需要的劳动产品来。如果一个大国，尽管资源丰富，尽管有大批的劳动者和生产设备在闲置，尽管其人民仍生活在匮乏之中，却仅仅因为没有钱而无法生产出其国民所需要的产品来，这显然是荒谬的。人们所说的钱，无论指的是纸钞，还是金银或其它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产品交换方便而人为发明的交换媒介。如果中国今天仍使用贝壳做货币，那么，人们是否仍会念叨：贝壳是关键；没有足够的贝壳，中国怎能生产出产品来？ 钱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如果发生了短缺，那一定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使得原有的货币发行量已负担不起已扩大了的商品流通量，所以势所必然地要再印一些。在物价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通货发行量也要相应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润滑油。 总之，钱只是一种流通媒介，并不具有什么魔力。象中国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竟因为缺钱而无法发展经济，尽管这是一个事实，却是一个荒谬的事实。 限制社会消费水平提高的真正因素是那种把赢利当作生产的目的的经济秩序。为了赢利，为了在竞争中占领市场，就必须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就要尽可能地把工人们的工资压到最低限。这样必然要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市场萎缩，生产过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 在西方，只是由于工会的斗争和国家福利政策的干预，上述过程才得以遏制。如果象企业主那样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为了积累而压制社会成员的收入；如果用这种思想来指导社会生产，其结果必然是：要么使社会生产变成一个面对仓库或世界市场的大工厂，要么使市场和消费都停滞不前。 总之，生产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就象生产面包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吃一样，生产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只有为了消费而生产并使产品达到消费者手中，生产才能有了真正的意义。 附录： Dacheng Yuan Eastlakes 2018 Australia 27/03/1992 编辑先生： 这次寄给贵刊的系列文章是我目前正在从事的一个写作计划的部分。这个计划将由十个对话形式的文章所组成，是对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如何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讨论。其中第一个对话写于一九八四年，原准备共写五个。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使得笔者迟迟未能在动笔。现在，重新写起来，笔者感到：由于这些年来的种种发展，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不涉入一些细节是无法说服人的。因此，原有的五个对话是装不下这些内容的，现初步打算以十个对话形式的文章来完成。其题目仍叫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亚题目可称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不难看出：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实际上是同包括中国大陆的官方观点在内的种种流行的经济观点进行争论。其中很多争论都是在实际中发生过的，文章只是使其简练些罢了。做为一个生物学专业出身的人来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也许会在当前这样一个迷信专家和权威的时代招致很大的怀疑。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在过去的经历中所经常遇到的。人们还很难相信：皇帝竟没有穿衣服！不管怎样，笔者还是希望这些文章能激起人们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最需要的。 如果贵刊不打算发表这些文章，可尽快通知笔者，以便笔者及早寻求别的刊物来发表。 祝编安。 袁大成 一九九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这是笔者92年给台湾期刊《中国论坛》发稿时，写给总编辑蔡诗萍先生的信。《中国论坛》在发表了本文的《对话---1，2，3 》后，停刊。未能继续发表下去，甚为遗憾。 关 于 中 国 经 济 的 对 话－－－－II 袁 大 成 甲： 在上一次对话中，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以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指出了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中的一个错误是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原因。其实，这第二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第一个原因所派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乙： 你认为第二个原因由是什么呢？ 甲： 中国经济落后的第二个原因存在于中国劳动力的分配布局中。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80％的人口限制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上。这种劳动力分配布局，不但直接导致了中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而且也是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人民普遍贫穷的又一重要原因。 乙： 此话怎讲，你能否仔细地解释一下？ 甲： 稍加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对于农村人口来讲，其货币收入来源于向城市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所得。反过来讲，也就是城市人口花费在食品等农产品上的货支出即是农村人口的货币收入的源泉。在中国，尽管城市人口用于购买食品等农产品上的开支在其工资总收入中占相当高的比例（一般为60－80％〕，但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过高，所以，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必然要大大低于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十个人中，有两个人尽管已把其80％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上，那么，靠生产食品的另外八个人的平均收入最多也只能是那两个人的平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当然，我们这里的计算忽略了中国农业产值中用于农村人口自己消费的产品留成，另一方面，同时也忽略了农村的收入中用于购买化肥，燃料等等生产资料的支出。总之，无论如何，在这样的人口分配结构下，生产农产品的农业人口要比城市人口贫穷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中的这种人口分配结构直接导致了中国城乡人口生活水平的差距。 乙： 那么，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能否消除这一差距呢？ 甲：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中国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误以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造成了中国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并认为由于这一原因，不但使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更使他们逐渐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结果造成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增长缓慢。所以，为了刺激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缩小中国城乡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中国政府自从经济改革以来已经几次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尽管每次提价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但这种收入的增加不久就为所出现轮番涨价的比价复归的现象所抵销。 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甲： 首先，中国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并非仅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引起的。造成中国城乡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的更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劳动人口的分配结构之中。仅仅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症结，当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当中国劳动人口分配布局严重偏向农业这一基本状况未变时，城市市场对农产品的吸纳额的上限也就没有改变。在城市人口的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会导致从农业生产系统流向城市市场的物质量相应减少；这可以解释农产品涨价后常常出现诸如猪肉涨库和卖猪难等等问题出现的原因。当然，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从城市市场流向农业生产系统的货币流量也许并未减少，但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却会下降，与之相应的是农产品的产出也会随之下降，从而使那种以为提高物价可以刺激生产的设想落空，提高农业生产人口的生活水平的设想也不免碰壁。这也就是我们上次对话中所讲到的平衡负向移动。人们应该看到：当社会购买力一定时，生产产出量同产品价格成反比关系。 第三，中国城市人口已将其60－80％的工资收入花费在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 上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城市人口的工资总收入中可用在吃的方面的部分已到了 最高限。因此，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谈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太低时，那么， 请不要忘记，这种价格归根结底是由 城市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这种收入水平使得城市人口只能维持一温饱的生活状况；如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必然会严重损害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为了减轻这种损害，以某种方式来补贴城市人口的资收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样一来又会使中国政府觉得增加了财政负担，感到非要设法弥补不可，从而带来了物价的全面上涨，结果造成了涨价补贴；再涨价再补贴的循环，出现了所谓的比价复归的现象，从而使原先以为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可以缩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的期望化为乌有。 乙： 这就是说，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人口过多地分配在农业生产上这一结构性问题，单靠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甲： 正是如此。中国80％的人口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这一状况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的城市市场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八亿人口来讲是太小了。这当然造成了中国八亿人口的贫穷。 另外，由于八亿农村人口的货币收入来自城市人口在食品等农产品上的开支，那么，中国农村市场对中国工业品的吸收容量的上限，在其价值形式上不会超过城市系统流向农业系统的货币流量。当中国把80％的人口局限在农业生产上时，由于中国农业人口的货币收入来源的限制，及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微薄所造成的消费领域的狭小，使得80％的人口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十分有限，这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不能不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又一原因。 乙： 不过，你难道不认为中国劳动人口的这中分配结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所决定的吗？ 甲： 我认为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的头脑所决定的。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这一事实；但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建设以后，这种状况还未改变，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种结果了。实际上，过多的人口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的这一状况本身就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举例来讲，如果中国每个农户每年养一头猪，每头猪出售到城市市场后净赚一百元钱，那么，每个农户从养猪上的所得平均到每天不过两角七分钱而已。这点收入比在城市摆摊卖茶水的收入还少，长此以往，农民们怎能有养猪的积极性呢？但是，如果象中国政府过去几次所作的那样，单靠大幅度提高猪肉价格的办法来刺激生产，结果又会导致猪肉的销售量的下降而使卖猪更难。怎么办？问题的解决之道可以是大规模的集约经营。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户所养的不是一头猪，而是一千头猪，那么即使每头猪仍然只赚100元钱，这样一年就会给该农户带来十万元的收入；这样不仅使养猪的农户的收入有了成千倍的增长，同时消费者也不必增加开支。种植业也是如此，一个人一年种一亩地同种一千亩地相比，二者的经济收益显然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仍把80％的人口限制在农业生产上，这种大规模的经营是不可能的。因为，显而易见，20％的城市人口是无法吃下这么多的猪的。要想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就必须相应地减少劳动人口在农业生产部门的配置比例。然而，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却是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加强农业生产。结果是：尽管拖拉机在中国越造越小，却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被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中国'优势排挤的一边去。 乙： 但是，如果按你所说的办，剩余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将如何安置呢？ 甲： 向其它产业部门转移。 乙： 其它产业部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啊！ 甲： 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对话所讨论 的主题，即：由于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一种企业管理式的思 维方式的束缚，使得中国社会的消费水平长期被压制，从而造成了国内市场过 于狭小；这当然使得中国劳动力到处都显得过多了，只好'上山下乡到农村 去，靠有限的土地来维持一个勉强温饱的生活。 乙：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甲：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在职人员的现有劳动时间太长了。既然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苦于没有工作，那就不必硬要维持现有的在职人员那么长的工作时间。如果要改变这一状况，则需要指导中国经济的思想理论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乙： 那么依你看，中国分配到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人口应在总劳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为宜呢？ 甲： 这个比例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从平衡城乡人口的生活水平的考虑出发，中国劳动人口在农业生产部门的分配比例应略小于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或者略小于中国城乡人口用于农产品的开支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乙： 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请问，这一成果是否是农村改革实行了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刺激了农民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的结果？ 甲： 我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自改革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长，与其说是分田到户的办法使农民们有了更多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投入到农业生产上的劳动时间相应减少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改革以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的下降中看出来。这种比重的下降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靠更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原先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部门中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所取得。但是，这却并非是当初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方法的目的。中国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目的，原是想以此办法来刺激农村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产出。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的集体生产的大锅饭制度，认为这种大锅饭制度造成了人人懒惰，出工不出力。我一直认为，这种把贫穷归于懒惰的 观点既过于简单，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 里，中国在以粮为纲的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经济过于集中在以种植业为主 的农业生产上，一年360天把所有的劳动力都赶到农田里去；这种在农田里投入过多的劳动量的作法，无论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多么高，也无论大家出工时怎么卖力干活，一年到头，仅仅靠把地里的土弄来弄去，也很难产生出多大的经济效益。农村中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们有了较大的自由，把越来越多的劳动时间投入到其它生产部门去，从而才有了农村经济状况的较大改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把过多的劳动力从过去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出去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定要把农田分成无数小块后才能发生，它也可以在更好的统筹安排下，在大农业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乙： 总之，你的观点是：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并非是由于集体经济的大锅饭制度所造成，而是由于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安排了过多的劳动人口所致。那么，以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为目的，以打破大锅饭，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手段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无的放矢了。那么，你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农村现在所出现的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呢？ 甲：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把中国农村过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中转移出来这一方向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个转移过程是否靠一窝蜂式的大办乡镇企业的方式来实现，这还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中国的乡镇企业有许多是重复建设，设备陈旧，污染严重，又缺乏劳动保护的血汗工厂。如果中国农村过多的劳动力的转移只是使一部分贫穷的农民变成贫穷的工人，并使农村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那么这样的转移过程就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应得的好处。对于改变中国劳动人口的分配结构这样大的社会工程，是需要以严慎的态度制订出各种方案，经过比较和论证以后，才能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为好。这个问题可以作一个专题来讨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农村过剩劳动人口的转移分配的过程，是应该在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统筹安排下有序地进行为好。否则，羊吃人式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演。 把过多的劳动人口从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其它生产部门去的过程需要以整个社会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为前提。如果仍然把中国社会的消费水平限制在温饱线上，那么，所有产业在中国的发展都将受到市场狭小的限制。我们在第一个话中讨论已经过，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在企业管理式的经济指导思想的束缚下，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的一直被压制，使得国内市场过于狭小，这使得中国原有的国营企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现在又涌现出这么多的乡镇企业更使得现有的国内市场显得越发狭小。这才是真正的僧多粥少。但是，这个粥少在中国却是人为造成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企业管理式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经济，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界继续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当作中国的优势来看待，那么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会因市场的狭小而陷入困境。 另外，就象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最终会达到饱和点一样，社会对各项工业品的需求也会依次达到各自的饱和点。因此单靠大办乡镇企业的办法来把过多的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出农业生产部门其作用终究是有限的。中国还需要大力发展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事业。其实，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工业时代，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就业人员统统放进产业部门里去。这涉及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平衡问题的又一个方面，我们留待以后再加以讨论。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III 袁大成 甲： 一九八九年以来，东欧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以柏林墙的倒塌 宣告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东方国家的破产。在柏林墙倒塌一周年后,澳大利亚 的ＳＢＳ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专题节目。节目中有两个表情阴郁的原东德地区的工人说道： 东德的垮台是由于我们在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中失败了。我注意到：这不 但是那两位工人的看法，也是这一专题节目的结论。 乙： 这是举世公认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强调平等而忽视了效 率，结果制造出了一个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 的失败。 甲：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但却并非是无可质疑的。在我看来，东方国家 的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均衡。 对于中国来讲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人民贫穷的又一重要原因。 乙： 你大概是在开玩笑吧。谁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大大的低于西方国家；这 难道不是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客观原因？ 甲： 我一直认为，社会生产率低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社会的普遍贫穷负责 ，即：如果社会全体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在工作，所得产出仍不足以使社会成员摆脱 贫困；比如我们在过去及现在的一些游猎民族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尽管整个部落的全体 成人都出外打猎，常常也打不到几只兔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贫困当然可以由 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太低来解释。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既然中国几十年来一直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苦于找不到工作，那么，中国的贫穷就也不能再用生产效率太低来解 释了。 当然，我不否认从表面数字上来看，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还不高这一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在今天只能是一种表象，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在这一表象后面存在着更深 刻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这原因，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主观的。 乙： 我还是不能明白。你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生产效率。 其实，人们所谈论的生产效率大都指的是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其数学定义式即 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产出/投入）。产出越是大于投入，生产越有效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效率是靠利润来体现的；因此，企业主们一方面要在单位时内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并把产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出以提高产出，另一方面要拼命压低成本以减小投入，以此来取得尽可能大的利润。这就是利润极大化法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追求资本效率的体现，也是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灵魂。 由于理论上仍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精神，原东方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被一种企业管理式的思维方式所支配，因此，在中国，剥削程度的任何下降都会被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视为增加了成本，减低了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在中国任何希望改善社会福利，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的要求都会惹的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恼怒不已。实际上，一种恨不得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效率的热情一直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正象中国政府自己所一再宣称的那样：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只要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及其指导思想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追求经济效率，追求利润，追求积累的活动中要比许多国家都狂热的多。 乙：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社会经济活动追求利润和效率，这对企业和社会都没有什么坏处。任何社会都要有积累；西方国家不正是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吗？ 甲： 企业追求利润当然谈不上是坏事；但是，如果社会经济也以这种企业经济的思想来指导那就有问题了。与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不同，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非均衡型的经济形式。前面说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是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并千方百计地使它极大化。但是，一个社会所有经济单元的投入总和正等于这个社会的市场总容量。因此，当社会内所有单元的产出与投入的代数和大于零时，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总产出大于总投入时，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值显然是这个社会内部市场无力吸收的余量。这种非均衡性使的资本主义经济非要依靠一个外部市场的存在不可；否则，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将遭遇极大的困难，更谈不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只有靠拼命提高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它才有利润可赚，它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它越是追求这种效率，它的生产所赖以运行的市场越小，最终导致生产无法运转。因此，在过去的二百年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每在一个国家取得优势地位，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周期性发作的生产过剩的痉挛之中。生产效率越高，这个周期越短。需要指出一下：这种生产过剩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运动所导致的逻辑结果。 原东方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决裂，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已。因此，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这些国家达到一定的程度，其经济的不均衡性就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中国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的运行也由于一味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而无法均衡。举例而言，当年中国所制造的上海牌手表，其成本每块不过7元，其出售价格却为120元，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值：120－7＝113元，利润率达1600％，这样的经济效率可谓高矣。但是，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没有想到：如果中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假定为总数为Ｎ〕都能达到这个令中国政府兴奋的高效率，那么整个社会所能售出的产品充其量也只有7Ｎ而已，余下的113Ｎ是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卖出去，只好积累起来使国库充实。显而易见，当整个社会的经济运动都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停滞。这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依然在主宰着社会经济的结果。 乙： 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达到上海手表厂那样的经济效率；相反，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在亏损，一直靠国家补贴才没关闭。如果没有上海手表厂那样高效率的生产单位每年上交给国家大量的利润，中国的经济早就垮了。你怎么能责备企业的赢利行为呢？而这种亏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现象难道不正是中国忽视经济效率的表现吗？ 甲： 我刚才所讲的113Ｎ的产品积累起来使国库充实，只是根据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所推导出了的一种状况。至于中国经济在实际中还没有达到这种状况，那也只是由于逻辑上的不可能，使得中国经济部门无法达到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的愿望而已，但是，这种追求社会资本积累的效率的思想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却是不容否认的。我的分析只是要说明，如果社会经济也象企业经济那样一味地追求效率，其结果将会是什么。 实际上，在没有大力出口的情况下，要使整个社会的所有部门都达到产出大于投入的高效率状态，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像要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同时达到贸易出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一样。要使一个社会内部所有的经济单元同时都作到产出大于投入的有效率的状态，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失误就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拼命追求这一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导致中国经济由于严重失衡而陷入难以发展的困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和精神仍然主宰中国经济的结果。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赢利企业之所以还能存在，这不仅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盖仓库的热情，而且也多亏了一些亏损企业的存在。这些亏损企业和其它非生产部门一起，一方面依靠赢利企业而生存，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这些赢利企业所需的外部市场，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 另外，许多亏损企业的存在也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中国经济不追求效率所造成的。在我看来，中国过去许多企业之所以亏损，也是在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效率而把国内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压低到只能维持勉强的温饱这一大前提下发生的。举例来讲，记得在八二年，我曾在国内一家报纸上看到天津一家食品厂厂长的一篇文章。他说，他们厂无论怎样深化改革，无论怎样使工人们卖力干活，都不能改变严重亏损的局面。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可以想见：这家工厂的工人们干活越卖力，这家工厂的亏损将越严重。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不过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限制下，这家工厂的产品很难卖出去而已。我已忘记这家工厂具体是生产哪些产品的，但是只要想想，当时中国的普通家庭买一次那常常在货架上快放霉了的面包就象买一次礼品一样贵重，就不难明白：这样的工厂怎能不亏损呢？ 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可以讲：这只怪这些产品在中国产销不对路，这样的生产应该调整掉云云。但是，这种迫不得已的调整难道不正好解释了中国经济落后，生产难以发展的原因吗？ 乙： 但是，如果由供求关系来调节市场价格，滞销过剩的产品不就是可以通过削价处理的方式卖出去了吗？ 甲： 从老古典经济学派到新古典经济学派都持这种观点，但在实际中并没有行得通。原因很简单：当113Ｎ的商品滞销过剩时，7Ｎ的购买力已经用掉了。滞销品开始降价求售时，生产部门已经开始关闭，工人已经失业，购买力更加下降，市场更加萧条。 另外，无论怎样降价出售，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进行这一前提就限定了资本主义经济靠本身是无法均衡的。这种非均衡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非要靠一个外部市场的存在不可。这就是为什么还在上一世纪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自己国内的人民还很贫穷，却拼命地在全世界争夺市场，一旦外部市场的扩张受挫，生产过剩的危机就象雪崩一样发生。这实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这只要看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生产力和产品是怎样被大规模地毁灭掉就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往往靠这种毁灭手段来恢复均衡。 乙： 你说的那么可怕，为什么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比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富足得多呢？ 甲： 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有些人总以为这是由于西方经济追求效率，而东方经济忽视了效率的结果。实际情况正相反：对于西方来讲，正是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西方国家才开始清醒过来，抛弃了过去一味追求效率的传统的经济思想，开始注意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这是西方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这个转折点的，在理论上有着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在实践中有罗斯福的新政。从此，西方经济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自我作茧的尴尬境况，才有了战后西方的经济繁荣。深入地讨论西方经济的这一转变将超出我们今次话题的范围。不过有一点需要指明，即西方经济的这个转变也是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一再碰壁的结果。正如克莱茵所 指出的那样：凯恩斯只是在经历了几年世界大恐慌之后，方能够与若干标准学说决裂。 然而，就在西方国家和若干标准学说决裂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却极其愚蠢地继承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发誓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明确地宣布了： 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 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对于任何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注释1） 可见，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思想上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这样，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在积累中得到发展，为了现在又被称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利润极大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更是起劲地，变本加厉地剥削起工人来。中国在这方面要比其它国家走得更远。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高积累来追求国家资本的增值，劳动者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要素而已。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对劳动者的压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部最低工资法；这就是为什么反抗贫困的罢工者们会被中国政府以'破坏生产的罪名投入监狱；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竟成了中国的'优势！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的劳动者怎能不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 乙： 然而，据统计，(注释2)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按工业就业人员的人均工业产值计算，在一九八八年，中国的上述数值仅是英国的六分之一，是美国的九分之一，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既然中国如此追求经济效率，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得多呢？ 甲：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如果社会经济要象企业经济那样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会怎样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就是说 ，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经济的思想的支配下的社会经济运动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总收入水平低于社会总产出水平，从而破坏了生产赖以运转的国内市场，使社会生产被上了产品过剩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生产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了。 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是两个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劳动生产率通常是指在一个给定时间（通常为一年〕里，一个全日工作人员的劳动产出量或产出值，即产出量（值〕同人与时间的之比；而经济效率则是产出值同投入值之间的比率。我在前面之所以没有先谈一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因为在当前中国人的用语中，这两个概念常常是互相替用的，而且多用来指后者。从你刚才所引用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还是很低，仅仅我这些国家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工 人当时的工资仅是这些国家的工人的工资的百分之一，那么，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就很可观了。考虑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社会经济的平衡问题，那么，这么高的经济效率所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不能不影响到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中国许多企业因产品滞销而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追求效率的狂热，不但破坏了生产所赖以维持的市场，而且，也使得中国有了举世闻名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中国许多生产部门使用人力比使用机器更有优势！这当然会使机器的使用显得多余了。我在中国许多城市都看到过许多拉着水泥楼板之类的沉重货物的人力车在烈日下艰辛地跋涉。而我一位朋友所在的汽车运输公司则因竞争不过这些廉价的人力车而陷入亏损。在中国，由于人力的廉价和机器的昂贵竟使得使用机器的单位竞争不过廉价的人力而陷入亏损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不正是由于过于追求经济效率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吗？ 乙： 从你所讲的观点来看，似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由于追求经济效率也遇到了西方国家那样的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并没有那种把牛奶倒入海里的生产过剩啊！相反，统计资料说明了中国的人均产出还很低，物质生活资料还很贫乏。这难道不和你的说明相矛盾吗？ 甲： 生产过剩并不一定表现为把牛奶倒入海里。举例来讲，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说的是，北京每年的橘子汁的消费量是ｘｘ吨（具体数字我已记不清了〕，而生产ｘｘ吨的橘子汁的生产线已经有两条了，却还有三条这样的生产线正在建设投产。文章说：这都是无计划的乱投资，应该'调整掉云云。 我们知道，普通中国人平时是喝不起橘子汁的；那都是买来送给住院的朋友的。如果你单从统计表上来看，中国的橘子汁的生产水平还很低，橘子汁这种物质也很贫乏；但它已经过剩，所以被调整掉了。这种过剩显然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贫穷所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是把这种过剩从倒入海洋变成了所谓的调整。如果你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中国，这类被调整掉的所谓产销不对路的产品，大都是由于人民的贫穷而无法产销对路的。至于这种贫穷是怎样造成的，那你只要看看中国经济学家们谈到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时的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可知道了。 乙：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贫穷都是中国政府的剥削造成的。但是中国政府也很穷啊，那么，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甲： 过去有许多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很简单：当中国政府只给中国的老百姓发十元钱时，那么，它又怎能从老百姓身剥回十一元钱呢？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是工业资本家的角色； 另一种是商人的角色。因此，中国的经济思想也充满了资本家和商人的两种心态。做为工业 资本家，中国政府当然要把工人们的工资压得越低越好；做为商人，中国政府又忘了它制造 了世界上数得上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一回事，于是又想把物价抬得越高越好，所以，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许多商品的价格同普通人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来比简直高得惊人。举例来讲，当年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市场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2－3个月的全部收入；即使现在，在中国装一部电话机，仅注册费就相当于普通人的3－5年的工资总和。这样追求经济效率的劲头表面看起来聪明绝顶，实际上却遭透了。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竟然视而不见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它用一块手表就捞走中国工人2－3个月的全部收入时，其它产业部门怎能不因无钱可捞而陷入有气无力的状态呢？ 乙： 尽管你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是，要说追求经济效率可能给社会经济造成问题，这种说法还很难让人接受；用这种观点来解释过去中国经济中所包含的问题，还很难使人认同。 甲： 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也许更容易使人明白些。实际上，不但中国的经济包含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人类自步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起，就面临了由于普遍追求经济效率所带来的挑战。有人曾和我争论说：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是人类生产的所有时代所共有的。其实，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经济同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吃着自己种的粮和菜；除了为国家或其它寄生虫提供实物赋税或无偿劳役外，也有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生活需要而发生的少量交换。一般来讲，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生产和生活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不但没有生产过剩那样的经济危机，相反，那时一个农户，甚至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主要是以有多少年的存粮来衡量的。这显然和另一种经济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饭馆这种经济形式来讲，它就不能因为有大量的酒肉的剩余而高兴，也不能靠直接满足店主和雇员们自己的吃喝就能混下去。它必须要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把产品卖出去，才能运转，才能生存。在古代和整个中世纪，象饭馆这样的经济形式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占很小比例，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还不足以干扰社会经济生活，也不足以形成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当这种经济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超过一定的比例时，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这种经济形式越是在越多的生产领域占据越大的比例，其不均衡性矛盾就越是明显，最后，终于因市场再也没有余地来吸纳其生产过剩的产品而强烈地震撼了社会生活；从而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到来。 当经济危机爆发时，随着工厂的倒闭，工人的失业，使得市场更加缩小，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失业和倒闭，形成一个链式反应。以往自然经济中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贫穷，饥饿，寒冷等等，这时却是由于产品过于丰富而引起的。这一现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傅立叶一开始就指出了：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于过剩本身产生的。其实，这还只是从问题的现象来讲的，如果从其产生的机制来看，这种过剩正是社会经济普遍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的逻辑结果。 当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以后，其投入的总和正构成了其生产运转所需的市场的绝大部分容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越是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越是压低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就越是破坏了其生产所赖以进行的市场，就越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到来。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结果。历史地讲，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挑战。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使这种挑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而更加严重。举例来讲，由于机器的使用，使原来一个人种几亩地的小农经济被一个人种几千亩地的大农场所取代；那么，多出来的那九百九十九个人该怎么办？如果社会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这九百九十九个人可以成为盲流而被抛到失业队伍中去。可是这样一来，剩下那一个人也会因为过多的粮食无法售出而陷窘境。我前面分析了资本主 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怎样导致了生产过剩，现在，这一过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而加剧了。这就难怪工人们曾那么激烈地反对机器，甚至到今天，新机器的使用还是使人们忧心仲仲。因为，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精神的主宰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但制造着产品过剩，而且也制造着人口过剩。总之，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以来，社会经济追求效率所带来的挑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是以加剧崩溃和人口过剩的方式而一再地提到整个人类目前。 乙：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词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来讲已经显得过时了。相反，现在报纸上有许多中国人主张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们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甲： 这种论调我也听到过。这与其它诸如失业好，剥削好等等一类论调一样，是来自由于惊异西方经济的成就而产生的晕轮心理效应。实际上，正是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西方一些国家才开始清醒过来，终于抛弃了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开始注意起整个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从而才有了西方经济的现代繁荣。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可笑的是，今天一些中国人却把西方今天的经济成就看成是资本主义长期残酷剥削而积累的结果，认为中国也应补上原始积累这一课等等。其实，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比几十年来的中国式的剥削更为残酷的呢？ 乙： 那么，你能不能讲讲西方国家是怎样注意社会经济的均衡，从而才取得了今天 的经济成就的？ 甲： 这个问题太大。在这里我只能一般地讲讲，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运动实现均衡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国家要有计划地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水平；这不但可以直接减缓了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率而压低工资的冲动，从而减缓了社会经济的失衡，而且，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更使社会成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个人消费领域，这使新的产业部门的设置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提高工资却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追求效率的精神相冲突的。因此，在西方国家，这要靠国家制订最低工资法来强制实行。然而，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所作所为却正相反；中国政府不但一直严厉限制国营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而且，现在竟也阻止外资企业给中国工人们高一点的工资，理由竟是：不要破坏了我们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注释3） 提高工资，实行最低工资法虽然是最基本的方法，但仍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无论工资怎样提高都是在也应是在企业经济继续保持产出大于投入的前提下实行的，因此，这就决定了提高工资可以减缓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但不能完全消除它。第二个原因则是在现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一个全职工人的劳动产出已经超出了其个人消费能力的自然饱和点，同样，社会全体劳动人口的产出总和也超出了其集体消费能力的自然饱和点。就是说，如果把社会全体劳动人口都投入到社会生产部门进行全职生产，那么，在现有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其产出总和已超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能力的自然界限。由于这两个原因，单靠提高工人们的工资收入还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的不均衡问题。因此，社会还需要找出其它方式来平衡经济运动。即： 第二种方式是实行混合经济，扩大社会消费面积。这就是要把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退出生产部门的多余劳动人口安排到没有产出的非生产部门和还没有赢利的建设项目中去；这包括医院，学校，科研单位，养老院，公共服务机关等部门，也包括公用事业建设，环境建设，福利设施建设等建设项目，等等。当这些部门和项目所提供的消费容量等于赢利的生产部门所提供的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时，社会经济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在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在混合经济中，这些非赢利的社会服务和建设项目不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而且，也是维持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所必须的。它们的存在正构成了那些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的赢利的生产部门所需的外部市场，使社会经济在整体上趋于平衡。以上两种方法是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国家所常使用的。正是西方国家开始注意起社会经济运动的平衡，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追求经济效率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的趋势得以遏制，才有了西方国家今天的社会富裕。然而，这些用以实现社会经济运动均衡的方法却是和资本主义经济追求经济效率的基本精神相冲突，所以都不受资本家的欢迎。因此，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要靠国家的干预才能做到。如果西方国家也象中国政府那样被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主式的经济思想所支配，那么，西方经济要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还有第三种方法，即：普遍地缩短社会全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在追求经济效率的精神的支配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为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有力手段，往往直接带来失业；而失业则带来贫困，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失衡。这反过来也阻止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的提高。如果社会经济以新的理性的思想来指导，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不再是仅仅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采用，而更多的是做为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的手段而采用的。这样，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带来失业，而是相应地缩短社会全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使社会全体成员享有更多的闲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不但避免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失衡，而且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是和追求经济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相冲突的，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也很难作到。 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内在的矛盾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本应是一种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的纯经济学上的思考。然而，由于一些理论上的失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这样认识问题；相反却全盘接受了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继续相信：剥削越多，效率越高，积累越多，发展越快。社会主义也就成了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已。因此，再没有比本世纪在东方国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可笑的事了：国家挥拳打倒了资本家，然后自己坐在那资本家的交椅上，超过资本家百倍的热情剥削起工人们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这不能不使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民众陷入贫困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在五十年代，当中国经济中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农业还占优势时，这种不均衡性矛盾还不够充分显露出来；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不均衡性矛盾就越来越显露出来。它在中国的直接表现就是：一方面人民群众连许多基本需要都无力满足，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力及生产设备在闲置过剩。这是典型的由绝对贫困而引起的相对过剩，也正是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精神仍然统治着中国的结果。 既然几十年来指导着中国经济的思想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那么中国经济属于哪种类型就应该很清楚了。实际上，当社会经济运动仍然为资本主义精神所支配时，国家所有仅仅不过是国家取代了私人资本家而已。这种由国家来行使资本家的职能的经济形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可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原东方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实在是历史的误会；这些国家就其经济制度的精神来讲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 文献索引： 1.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64页。 2. 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第三期, 第102页。 3. 北京周报 英文版,Ｊａｎｕａｒｙ 18-24期，1988 Ｐ２５－２６。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 ---- IV 袁大成 甲: 我们在前面的三次对话中讨论了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认为，改革也应象治病一样：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准确的诊断。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问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开始的。 乙： 正如中国政府自己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如果这场改革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分析为指导那也是难免的了。 甲： 不过，人们从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在改革开始以来的所作所为中还是可以看出，有一个思想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宣布了：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围绕着这一思想，中国官方和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思路：第一个就是以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和其它各种各样的劳动及工资制度的改革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思路；第二个就是后来一度被誉为改革的核心的以物价改革为内容的所谓的宏观经济改革思路。显而易见，第一个思路是以对以往的中国经济问题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为依据的：即，以往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大锅饭制度，所以养成了人人懒惰，没人干活。因此，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一九八四年，我曾与一位在中国国家体改委工作的人士作过一次长谈和辩论。他就是用上述语言清楚地表达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想法。 乙： 以中国农村为例，中国农村打破大锅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否说明了中国以打破大锅饭为内容的改革路子走对了？ 甲：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改革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而改革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触及了这一问题。 我在对话II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有什么大锅饭养成了人人懒惰等等，而在于占人口80％的八亿农民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这一经济结构之中。不但如此，改革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又局限在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只能靠粮食生产来维生。与粮食生产上所安排的人数相比，这个生产所面对的市场就显得过小（八比二〕，在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民怎能不贫穷呢？ 上大学时，我曾多次向来自农村的同学们问过：你们为什么不进行多种经营？他们都回答：国家的政策要以粮为纲。其实，象中国政府这样很抓粮食生产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无数次大饥荒，特别是来自六十年代初中国所发生的大饥荒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也是无可否认的。问题只是在于：需要不需要安排这么多的人去从事粮食生产呢？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首先使这种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受到了冲击。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成败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有了较大的自由把自己从过去那种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包括近来蓬勃发展的农村工业生产。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就是从这种角度触及上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人口过多地分配到农业生产上这一基本问题，所以才使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不过这却不是中国政府在农村推行责任制的原初目的。大家知道：这种责任制原本是为了刺激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乙： 你的意思是说，中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并非是刺激了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来的，而是歪打正着，农民们因此可以把自己的积极性从过去那种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去所带来的。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少也是解决你所讲的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的基本途径呢？ 甲： 那就并是这么简单了。如果要循此径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人口过多地局限在农业生产上这一问题，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实际上，这一方法的有限性已经很快暴露出来了。 首先，土地被分成几亿个小块以后，使得中国原来就不多的农业机械被从农业生产中淘汰出来。开始还是耕牛代替了拖拉机，后来又是人力代替了耕牛；因为农民们很快感到为一二亩地养一头牛是不合算的。这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使中国农民最终发现那一二亩地也是不值得去种的，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土地抛荒问题。除非中国政府重新使用强迫性的行政手段来干预，否则中国将会遇到严峻的粮食危机。然而，这种干预又会遏止中国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进程，使得中国经济中劳动人口过于偏于农业这一基本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并使国家难以卸下对农产品的财政补贴。 其次，中国农业劳动人口过多问题还来自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即：长期以来，在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的支配下，中国政府一直舍不得放弃廉价劳动力这一中国优势，从而使中国既有的工业生产规模相对于中国的社会购买力来讲已经过剩，这使中国城市人口的就业都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不得不动员城市多余人口上山下乡去的基本原因。现在，要使这一过程扭转，不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不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容量是不行的。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另外两个基本问题。因为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这些基本问题，所以，中国农村生产领域的扩大很快遇到了中国国内生产狭小的限制。这一点最初在八二年和八三年以卖粉条难，卖猪难，等现象表现出来，现在又以大量的村办企业的亏损和倒闭及失业盲流等问题的出现而表现出来。如果指导中国经济的思想没有改变，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难以改善社会广大成员的生活状况。 乙：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无法绕开我们前面的对话所提到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那些基本问题的。 甲： 是这样。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经济学界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却仅仅凭中国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最初几年成果，就兴奋地把打破大锅饭当成万应灵药来看，并到处搬用。这难免过早地限制了中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实际上，改革以前，中国农村所实行的那种每天计工分的制度很难讲是什么大锅饭。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农民懒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劳动人口的分布结构和农业上的瞎指挥造成的，却一直没有人去稍作分析 。 乙： 如果说，中国农村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由于至少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农民从过去那种过于局限在粮食生产上的极端作法中释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以打破大锅饭为内容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方法在中国城市工业部门的改革中效果又是如何呢？ 甲: 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实际上，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为大锅饭，不但过于 简单，而且所谓的大锅饭在中国其实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幻影；中国的经济改革竟向这个自己虚构出来的幻影开战，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乙： 你怎么能这样讲！人人都认为，长期以来，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职工们干多干少拿的钱都一样，造成了人人吃大锅饭的严重弊端，极大地挫伤了职工们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打破大锅饭，坚决拉大收入差距，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甲： 当然不是事实！ 实际上，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企业一直实行八级工资制和学徒工制。在此这制度下，工厂所招收的新工人一般要经过2－3年的学徒期以后，才能根据其表现升为一级工；然后，要再根据以后时间的表现升为二级工；如此等等。（这还是就一般情况来讲的，同时还有其它各种不同的工资制度〕其实，尽管有许多工作几天就可学会，但那些学徒工们还是不得不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领取仅仅17－20元的难以裹腹月工资。我自己就曾在中国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五年，如果说那时工厂的工资制度有什么弊端的话，那恰恰是：许多工人们干的工作一样，工资却不一样。如果把这样的工资制度搬到西方国家来实行，早就引起工人们造反了。一些人竟把这种连起码的同工同酬都没有作到的等级工资制说成是人人平等的大锅饭。真要惊叹这些人的想象力了！ 由于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把中国经济的落后归咎到中国工人们的懒惰，并认为是一个太平等的大锅饭制度造成了这种懒惰，所以，改革以来，在一片打破大锅饭的叫声中，各种各样挖空心思而来的招式纷纷出笼，什么满负荷工法，指标分解法，计分计奖，倒扣工资，五等奖金，秘密红包，浮动工资等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有一点肯定不会变的：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仍会竭力维持举世闻名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 乙： 就算大锅饭是虚有的，那中国也有铁饭碗啊！人们认为，以往中国由于不允许有失业，企业不能辞退工人；工人们有了铁饭碗能不懒吗？许多工厂陷入亏损和倒闭不就是因为没人干活造成的吗？这样的话，中国经济能不落后吗？ 甲： 首先，即使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企业并非无权辞退工人；事实上，开除厂籍的处分到处都有使用，这并非改革以后的新鲜事。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并非没有失业，而是有着比今天西方国家更严重的失业。我这里所讲的失业并不是指现在中国报刊上所讲的什么企业内部的隐性失业，也不算中国过去一直动员城镇知青下农村去及中国过去几次经济大调整时把上千万工人遣送到农村去挤到有限的土地上混口饭吃等等一些事，而是指长期以来的中国城乡人口中一直存在的大量的，实实在在的失业现象。我在中国长大，我亲眼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四处奔走，我也看到过许多年轻人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只能靠父母碗里那点饭维生。然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些人只能算作吃闲饭的无业人员，而不算是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把UNEMPLOYMENT翻译成失业有关；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失去工作的人才算是失业，而那些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芸芸众生只不过是无业游民，无业盲流或闲散人口而已。实际上，Unemployment的正确中文译法应该是无业。无业即失业。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的无业率亦即失业率就一直很高。根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不在业人口占十五岁以上的人口中的21.78%1。除去其中的在校学生和退休及退职人员，无业人口仍高达16.11%2。尽管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一九八二年，中国的就业状况比以往已有很大的改善，但16.11%的失业率仍大大高于今天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失业率，也高于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的一九三一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失业率(16.5%)3。这么高的失业率正是中国那种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创造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使中国国内市场过于狭小所造成的，现在又怎能靠制造失业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的方法去拯救中国经济呢？ 另外，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是把铁饭碗想象得过于仁慈了。其实，尽管中国工人们手上的饭碗有铁的，但却并不防碍这饭碗常常也是空的。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千方百计地为他的妻子在一家色纸厂找到一份又赃又累的工作；因他的妻子原先工作的一家家用电器厂因长期无定单而陷入停产状态；工人们已好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工厂仍要求工人们每天来厂学习。以这样的铁饭碗来保持一支可供随时役使的劳工队伍，任何厂主都是欢迎的。然而，对于那些工人们来讲，在那找工作比登天还难的日子里，谁又敢放下那已经空了的铁饭碗呢？ 把中国一些企业的亏损，停产和倒闭推倒工人们身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工厂遇到这类问题都并非是无人干活造成的，而是无活可干造成的。这也可以从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中看出来。而这类问题只所以发生，大都是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狭小所致。其根源当然应该去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去寻找，岂能靠一句工人懒就可推卸掉！ 至于把工人们一家人的生计换成随时可被剥夺的其它什么饭碗后，工人们的工作热情是否可以空前高涨，那还是值得争论的事。然而，日本人在谈论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就时都忘不了指出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使日本工人们有了以厂为家的归属感。他们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日本工人具有了其它国家那些只有临时观念的工人们不可比拟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这种经验当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也至少说明了铁饭碗与工人懒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管理制度没有可以变通的地方。但是，如 果以为中国只要制造出一大堆失业来，中国经济就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想的太美了！ 乙： 然而，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毕竟加快了；你难道能说这和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无关吗？ 甲：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出于非经济的考虑，几次以齐步走的方式大面积地提高了中国职工的工资并补发了工资，同时开始把上山下乡的知青招回城市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提高了。这显然是和新货币的注入启动了中国的市场有关。从那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更是和中国社会生产所面对的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密切联系着。需要提一下的是：中国职工的收入增加使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感到威胁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惴惴不安，这就难怪中国政府又三令五申地加以压制了。 当然，工资制度的改革在一些情况下使中国一些产业部门的工人们干活更卖力了。但是，无论工人们怎样卖力干活，都不等于经济已经增长，产品还需卖出去，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否则更卖力地干活只能导致更大的赔本而已。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打破大锅饭和打破铁饭碗的改革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收入增加和出口的增加等其它因素带来的，这还是值得分辨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中国的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每年仍有大量的工厂亏损，倒闭，破产等等，这还能再用大锅饭，工人懒来解释吗？ 另外，一味强调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如何使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的说法也是过于偏颇。实际上，这种改革的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否认的。现在所搞的硬性拉开收入的差距，每月都搞一次奖金评比的作法已在工人同管理干部之间制造了许多矛盾，纠纷甚至冲突。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每次都使很大一部分工人们感到被歧视和被欺凌，从而使他们感到沮丧和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一再呼吁享有更大的工资分配权力的企业管理干部现在也日益感到头疼；他们开始抱怨说，国家每次所给的升工资的名额只够给一部分工人，他们真不知道该给谁为好。为了减少纠纷，他们只好把工资升一级变成升半级，从而把升工资的面积从5％扩大为10％，如此等等，以求平衡。但这样作往往又招致中国政府方面的指责，说是又搞了平均主义。结果弄的这些管理人员两头挨骂，真是苦不堪言。现在，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仍在一个劲地叫嚷：要坚决拉大收入差距，等等。这至少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缺少足够的敏感。 谈到这里，我们只是讨论了以打破大锅饭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成效，有限性，和负作用等问题。然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作法的最根本的评价还得回到它的出发点去。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讨论：中国的贫穷问题，究竟是否是由中国工人们的懒所造成的？ 乙：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甲： 那还不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大肆宣传的结果。当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勤俭致富，懒奢致穷也是从上千年的家庭日常生活中所归纳出来的一种常识。另外，几十年来，在资主义企业管理式的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一直用来教导中国民众要勤俭积累以发展生产的那一套观念也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符合的。加上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是不停地向中国民众宣传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们怎样在资本家的驱使下卖力干活，受尽剥削，等等。所以，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人突然发现，原来竟是自己穷得不能和西方国家的人民相比。于是有些人就很自然地认为：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工人们没有人来剥削，没有卖力干活所造成的吧。因此，当一些思想肤浅的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为中国工人们懒时，立刻引起了广泛地附和也就毫不奇怪了。 乙： 这么说，你是不能接受中国工人们的懒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这一说法了。 甲： 我不能接受这一种说法，因为这一说法的前提本身就是有违事实的。 三年前，我刚到澳洲时，不止一次听到澳洲人问我：听陈XX讲，你们中国有大锅饭，造成人人懒惰，几十年没人干活；这是真的吗？我说：这是胡说！没人干活，讲这话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我对这些澳洲人讲：举例来说，你们的新国会大厦只是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你们用了整整七年才建成；中国的却只用了十个月。你说中国工人们懒吗？他们听了无不表示惊异。其实，象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来。 乙： 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了；后来早已不是那样了。那种靠革命口号所激励的干劲是不能持久的。 甲： 这就是说，如果硬要说现在的中国工人们已经变懒的话，那也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那种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式的追求积累的热情的支配下，使得中国的劳动者们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更加贫穷所造成的。 事实上，在整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中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及主动精神是其它任何国家的工人们都无法比拟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工人们都曾相信过：他们的努力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然而，由于理论上的失误，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仍然沿用那套剥削越多，积累就越多，增长越快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结果不但造成中国经济因市场狭小，经济失衡而无法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使得中国的工人们劳苦一生，却仍然一贫如洗。因此，如果要讲中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已经减退，那又能怪谁呢？ 我在中国的工厂工作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了。那时我所在的工厂每个档车女工要照看三十几台织布机；一个工班干完，要跑六十华里以上的路程，每天的工资不过一块多人民币；在那时只相当四十多美分钱。那些硬说中国的贫穷是中国工人们懒造成的人士们想一想：在美国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人，为了那么一点钱去干那么重的话吗？ 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也即使八八年，我从一份中国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份报道，说的是中国某大学需要招几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作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作，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元人民币，这只相当澳洲的清洁工的半个小时的工资，在当时的中国还买不起一两茅台酒。然而，即使为了这点工资的工作，还在该校的大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竞争。面对这类事情，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中国贫穷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中国人太懒了，还是太勤了？ 老实讲，象中国工人们那样有时为了甚至难以糊口的工资去卖力干活的事，在当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里恐怕很难找到。我在中国工厂工作时，看到过许多中国工人们由于长年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而未老先衰。那时，我所工作的那家工厂的仓库中堆满了已经存放了多年的纺织品，然而，许多工人们自己却很少有第三件内衣以供换洗。尽管这家工厂的产品因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大量的利润，而那些人均创利数万元的纺织工人们一家人的住房却只有八平方米而已。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来。然而，许多中国人听了却不以为然；因为这正符合他们那关于中国需要加强剥削以补上原始积累这一课的理想。其实，中国几十年来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来激励中国工人们去比贡献，去大干，苦干，拼命干，另一方面却不时地动用警察机器来恫吓中国的工人们不得造反。现在，这个政府又把这个贫穷的责任推到中国工人们身上，而一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中国人士们也马上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摇头晃脑地对中国工人们的懒惰表示义愤。各种专治工人们懒的招式竟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这实在太可悲了！ 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承认是中国政府的过度剥削及无能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赤贫。相反，他们一直深信：剥削可以带来积累，而积累本身就是财富。现在的中国既然连中国政府都很穷，那一定是中国工人们偷懒没干活造成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工人们犯了仁慈的错误。现在，只有把饥饿的鞭子抽得更狠，才能使中国工人们更卖力的干活，才能使中国经济有更多的积累和更快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思路实质上就是来源于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统治着中国经济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很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所限定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以这种思路来主导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乙： 照你这么一讲，中国以打破大锅饭，废除铁饭碗为内容的改革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简直就是倒行逆施了？ 甲：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没有可以变通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改革如果以此为主就没有切中中国经济的要害。实际上，如果置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于不顾，老是在企业管理方面敲敲打打，这样的改革未免有点舍本逐末。如果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没有改善，单凭企业自己挣扎，也许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一些企业改善一些情况，也许可以帮助一些企业把另一些企业挤出市场，但却很难凭此改善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其实，一个工厂无论怎样驱使工人们卖力干活，都决定不了它的产品是否可以最终卖出去。相反，一个国家越是起劲地剥削其国民，其产品也就越难在国内市场上卖出去。其中的道理我在上次对话中已经讲过了。 乙： 关于以打破大锅饭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物价改革吧。 甲：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条基本思路就是这些年又被称为改革的核心或改革的关键的物价改革了。原来，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还发现，中国之所以贫穷，除了中国的劳动者们懒以外，另一个原因竟是中国卖给自己人民的物价太低了！这个观点也象上一个观点一样，一经提出就风靡了不少有知识的中国人。 乙： 改革以来，中国国内的物价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物价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因此，为了理顺被扭曲的价格，物价的上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 泛泛地谈论价格的扭曲是不够的。如果真有扭曲存在，那就应该先找出是什么地方扭曲了，怎样扭曲的，为什么会扭曲；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以为只要把物价提高就可以把扭曲问题一扫而光，这种想法也过于简单，实际上，其作用也往往适得其反。 乙： 比如说，中国物价扭曲最严重的地方是一些主要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的问题；国家财政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涨价能行吗？ 甲： 我在《对话II》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作过两头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过多的劳动人口局限在农业生产上，使得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无法实行。这样一来，为了那一个人种几亩地的小农生产还能维持下去，就非得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是农业劳动者从那种小规模的生产上获得足够的收益来维持生活。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农产品的销售那一头所面临的却是使中国经济具有举世闻名的廉价优势的低工资劳动者；这一情况就限制了中国政府很难把农产品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到挂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即便如此，中国城市的工资劳动者还不得不把其收入的60－80％用于食品的消费上；在这种情况下，食品的价格怎能再提高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果不去改变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仅仅靠提高物价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的城市居民已把其收入的60－80％用于食物的消费；如果提高食品的销售价格，比如40％，那么城市的工资劳动者显然是难以维持原先的生活水平的；这势必要求中国政府以某种方式补贴城市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不可。然而，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又会感到心疼不已，觉得非要设法弥补不可；于是有引起了城市工业品和其它各种费用的价格上涨。结果农业生产者们又回到了原先的相对贫困的地位，再次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样，经过一番物价的轮番上涨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形成一个循环。这就是被称作魔鬼三角的，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头疼不已的比价复归现象产生的过程。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购销经过倒挂问题所产生的背景，仅仅靠提高价格的方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换句话来讲，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没有改变时，中国政府就只好背起这个包袱。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把大量的失业人口放到农村去等政策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分配方式，实在不必过于长疼不已。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一方面通过推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上逐步实行大规模的集约经营来逐渐减少农业人口，即提高农业生产上的产出/人员的比例来增加中国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人均收入，同时，要有计划地把从农业生产中退出的劳动人口安排到其它生产部门去；另一方面，在逐步地提城市人口的工资收入的前提下，逐渐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直到完全消除扭曲。需要强调一下，在这里，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要大于食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成员的消费面积才会扩大；而只有这样，从农业生产部门退出的劳动人口才有可能被安排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 中国还有一类价格扭曲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换引起的。解决这类价格扭曲问题，一般可以在不动有关终产品的零售价格的情况下作到。比如说，一家纺纱厂向一家织布厂供纱；假定在过去，这家纺纱厂是以含有1％的利润的价格向织布厂供纱的，而织布厂则是以含有100％的利润的价格向市场提供布匹。在过去的体制下，由于各厂的利润都是统收统支的，所以这两家工厂也相安无事。实际上，它们只相当于政府的纺织部门的两个车间而已。然而，在新的体制下，由于企业要靠利润留成来作许多事，如果还要维持原先的价格体系不变，这两家工厂就会显得苦乐不均。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在维持布匹的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把棉纱的价格调整到原先由布厂所独占的100％的利润变成为两家工厂各占50％的水平上。这个方法需要国家允许织布厂因此上交的利润相应减少。如果国家仍坚持布厂上交的利润不得减少，那么，布厂也只好跟着提供产品的价格。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终产品的价格的普遍上涨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工资就得非涨不可。这样，经过一番物价轮流上涨，纱厂那样的企业又会因为各种费用的上涨而重新回到原先的地位；又一次出现比价复归的现象。我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这类问题在中国大概不会少。这种类型的物价调整实质上是企业之间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一般可以在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得到解决。否则将会引起各种价格的轮番上涨，使得扭曲又在比价复归中重新出现，弄得白忙一场。 上述例子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原先纱厂一含有100％的利润的价格供纱，而布厂以1％的利润卖布，那么，调整是仍可在保持布匹的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棉纱的价格到两家工厂的利润各为50％的水平上。 总之，要解决中国物价中的价格扭曲的问题，要通过具体的分析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靠一哄而上的大涨物价的办法，将会推动物价轮番上涨，从而出现比价复归的现象，而扭曲却安然无恙。 乙： 中国物价问题中还有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双轨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已使现在的中国社会官倒成灾。不取消双轨制，让价格随行上市，这种利用差价倒买倒卖的问题怎么解决？ 甲： 双轨制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的初期根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建议而实行的。当初仅仅为给企业一点刺激，就提出这么大一个改动。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当初根本未加周详考虑的结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直截了当地取消价格的双轨制，重新对那些容易引起投机倒卖的商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以为干脆让价格完全自由开放就能消除官倒之类的投机倒卖问题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样作只能适得其反。正如你不能想象在中国一旦取消了火车票的定价就可以是倒票的票贩子们绝迹一样。实际上，从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中渔利本是自由经济中合法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实行自由价格只能使中国的各种倒卖活动更加猖獗；所不同的只是使原先一些不甚合法的事变成完全合法而已。 总之，在中国当前这样一个投机风气盛行的时期，严格的价格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官方人员从事倒卖渔利的事更要靠民主监督和严肃法纪来解决。我知道我这番话同那些追求价格自由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相冲突。撇开价格自由所引起的倒卖投机活动不谈，价格自由所操纵的社会生产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福利，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的对话再讨论。不过有一点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注意：稳定的价格是当代任何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也是当代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 乙： 中国的物价上涨还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即：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问题。改革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消费膨胀的新问题。这使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物价的上涨是由供求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的物价改革不过是顺应了供求关系的要求而已。 甲： 首先，我对近年来中国政府所宣传的供不应求一事的真实性是有怀疑的。多年来，我多次在中国的报刊上读到过这样一类报道，说的是中国许多商店如何罔视消费者们的健康，把许多积存了好几年的食品还摆出来出售。这类报道都列举了许多实例。另外，我在中国一家纺织厂工作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了，但许多六十年代的产品却还如山似的堆积在工厂中的庞大的仓库里。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物质产品已经极大丰富了，但至少也说明了：比起中国人每天所得的那点可怜的收入来讲，那不很丰富的产品已经发生过剩了；供不应求从何谈起呢？ 的确，长久以来，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许多家庭连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力满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就不能再用供不应求来解释了。实际上，在中国一直有着大量的人口在失业。他们过去被送到农村去，现在又成为城市中的盲流而流落街头。另一方面，中国又一直有许多工厂由于缺乏定单而开工不足，以致陷入停产或倒闭。面对这种情况，还借口供不应求来提高物价，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如果中国市场上真的供不应求，那么为什么不去扩大生产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市场上以及其低廉的价格倾销中国的产品。国际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中国大量的企业就会紧张不已。如果中国的商品真的供不应求，而逼得中国政府在国内市场上一再大幅度地提高价格不可，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一再以降价，贬值，补贴等手段来拼命增加出口呢？ 至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所叫嚷的消费膨胀一说，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九八九年初，包括中国的人民日报4,求实5,经济学周报6等在内的几家刊物都透露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膨胀的问题.这些报道根据中国近年来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消费水平的增长同国民收入增长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之间的比较,以及收入,储蓄和消费三这之间的比例等等数据,对所谓的消费膨胀一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膨胀一词本身解释一个含糊不清的用语。请问：什么是消费膨胀呢？如果是指国民消费水平比过去提高了，或者是中国的术语中的消费基金比过去增加了，那么，这种膨胀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过程必然也是一个消费膨胀的过程。因此，大可不必要为此惊慌不已。相反，如果象中国过去那样，一方面又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力图保持消费不变，那才是过于荒唐呢！ 当然，有一种消费膨胀是应该坚决制止的。这就是中国各级官员们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和公费旅行之风。尽管这种吃喝之风对中国的饮食业不无好处，但是，这笔开支还是用在建设养老院上为好。对于中国的官员们利用公款消费膨胀的问题，应该靠法令和加强惩治来解决，岂可以提价的方式把负担转嫁到一般老百姓身上去？ 乙： 你可以讲更多的这种产品或那种产品在中国的某厂或某地积存了多少年的例子。然而，根据统计，中国的社会总需求一直大于总供给。例如，据统计，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社会总需求是466360亿元，总供给只是421070亿元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是45290亿元；到了一九八七年，总需求已达1096130亿元，而总供给只达到886920亿元，二者之间的缺口达210270亿元7。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国内市场上供不应求的问题的严重性。你怎么能只根据生活中一些现象便对由铁一样的统计数据所证明了的供不应求的存在发生怀疑呢？ 另外，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连粮食这样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很紧张，使中国一直都实行粮食的定量供应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社会的收入水平岂不会使中国人的口粮更加紧张？ 甲： 我一直对中国一些刊物所发表出来的这类统计表中所使用的有关术语的含义及数字统计方法持有很大的疑问。如果总需求指的是一年内社会所有成员的工资收入总和，那么，请问：总供给指的什么呢？是指一年内社会零售商品的销售总额？还是指一年内所有的消费品的生产总额？或是指零售商品的库存总额？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销售总额，那么，未销售的部分是多少呢？这样，所谓的缺口岂不只是人们的总收入与总开支之间的储蓄吗？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一年内所有消费品的生产总额，那么，产品并未全部售出，又怎能知道其总额值多少呢？而且，生产总额是否代表了社会已有的生产能力的充分表达呢？如果社会生产能力并未充分表达，那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总供给指的是零售商品的库存总额，我还是可以把上述问题再问一遍。即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比较指的是现有库存同人们手上的现有货币之间的比较，那也不能得出供不应求的结论；因为生产是可以连续进行的，库存只是其中部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一个环节而已。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总需求指的是一年内所有收入的总和，那么总供给是否计算了中国社会各种非物质生产领域所提出的各种服务的价值呢？从总供给一词的提法来看，我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所发表统计中所讲的总供给一词只代表物质产品的价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某甲一年中去某乙处理发用了十元钱；某乙又用这十元钱去某丙处上课交了学费；某丙又用这十元钱去某丁处买了面包。那么，这十元钱在一年内分别作为甲，乙，丙，丁，四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共四十元而计算到社会的总收入亦即你所讲的总需求中去，而总供给则只计算了物质产品，即面包的十元钱产值而已。这样怎么不显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呢？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可以在统计表上制造出这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假象。中国政府如果据此就相信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就匆匆大涨物价来弥补缺口，那计算被愚弄了。稍有头脑的人应很难相信中国竟出现了达总供给的四分之一的需求缺口。实际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谨慎地奉行一种1:8 的理论；即国家每发一元钱的工资，必须提供至少8元钱的物质商品的市场上去。长此以往，怎么会弄出一个1大于8的结果来呢？ 如果供不应求真的发生，那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提高物价来解决不可。那种以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来维持的仓库充实和货架繁荣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人民贫穷。我在对话I中已经讲过：一般来讲，供不应求是一种良好的经济现象；它意味着生产可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如果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不要动辄就以提高物价的方式来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供不应求是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的方式来解决的，从而使平衡正向移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参看对话I) 现在有种时髦，即一提到物价，许多中国人就大谈供求关系如何如何。在他们看来，商品只要还能卖出去，价格就应该涨上去。有人曾和我硬争，说什么价格上涨的上限是卖不出去为止。那么什么叫卖不出去为止呢？猪肉的价格即使涨到1一百元一公斤，在中国也是能卖出去，当然这样猪肉只能在国宴上出现而已。 亚运会后，北京市政府试图把亚运村的几千套住宅售出，标价为二十万美元一套。这样的价格相当于中国一个普通工人二千年的收入总和；即使说，如果人民把自己的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房款，那么，从秦始皇时代付起，到今天也只是付了一半而已。这样发疯的价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利用高价来发财的简单思想。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才卖出去了一套；据说还是一个香港人买的。这到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北京住房市场上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市的商品市场。但是，北京市的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否因此就解决了呢？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种事在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上海市仅静安区就有八亿元的商品房卖不出去。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还可以象以往那样振振有辞地所，这是因为这些产品产销不对路造成的；根据市场解决的法则，不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欢迎的商品应该调整掉，云云。那么，中国那些多年三代人挤于一室的老百姓会对这些经济学家们说些什么呢？ 由于中国人的偏颇理解，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中国常常变成了有求必涨，一直涨到卖不出去，就开始调整生产；以后再遇到需求上涨的机会，这个过程又重复一次。实际上，尽管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还很穷，然而，为了维持高价以销毁产品来调整生产的是已屡有发生。这种现象对于那些侈谈以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以价格来决定生产的人来讲应该是一付清醒剂。其实，所谓的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这些人的所讲的意思中，不过是用涨价的方式来满足需求而已。如此省事地满足社会需求只会使中国的老百姓去望饼充饥。尽管这在有些时候也可能使某些人发财致富，但却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增长。 中国人现在的电话普及率如此低，住房面积如此小。我看不到这和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高有什么因果关系。我看不到人均粮食产量怎会因人们没钱买彩电就会上去？提到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将带来社会成员消费面的扩大，即从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扩大到其它消费领域，怎么会仅仅增加粮食的消费？ 所以，根本不必以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高为理由，而不敢提高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国作为一个耕地面积有限的人口大国，粮食的人均产量可能永远不会很高。这能不能是中国人永远住破屋，买不起冰箱的借口呢？ 乙： 那么，依你看，中国应该实行哪种物价政策呢？ 甲： 如果中国人目前还不能较理性地从事经济活动，那么，国家对市场物价，尤其 是消费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就是值得考虑的。我说的这种价格控制不是中国政府以往和现在所作的那种维持高价的作法；而是反过来，应该对商品实行最高限价。这一点我已经在《对话I》中提到过。现在，我来进一步谈谈制订这种最高限价时的依据应该是什么。 第一，对于不同的商品的最高限价，可以根据其生产的速率来制订。比如说，产品A的生产速率是ＶP，那么，产品A的最高限价可以考虑定在能使产品A以ＶS的速率卖出去的水上，使销售速率等于生产速率，即ＶS＝ＶP。这实际上也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但是，由于这个价格是限定了上限的；因此可以阻止有求必涨的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这样，当需求上涨时，由于限制了价格的上升，销售速率将会增加，从而使市场上产生了需求拉力，带动了生产的增长。 第二，可以根据生产成本来制订相应产品市场价格的最高限价。就是说，国家可以根据某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来制订该项产品的市场价格的上限。这样的话，由于社会产品的平均成本水平和社会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那么，这样定出的各商品的价格与人们的工资相比就不会高的惊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不要相差太大，各项产品的价格中所含的利润又是合理的，那么，人们一般都会买得起这些产品的。如果某项商品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其生产成本，人们还是买不起，那就是项产品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项产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就要设法抬高该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般是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商品，其价格就越低。社会生产对每项社会需求的满足速率，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比如说，在既有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上，建造出某一规格的住房，从最出的原材料生产到整个房屋 的建成，假定共包含了五人X年的劳动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社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差不应太大，所以，由生产成本所制订的房屋价格就不会超出一般人的五年工资总和太远。如果加上比如说20％的利润，那么房屋的价格就相当于一般人平均年收入的六倍而已。在这样的价格下，一个人如果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此房，每次付款占其收入的30％的话，二十年内即可付清房款；绝对用不了现在那种需200年甚至2000年的工资总和去买一套住房。 乙： 但是，你这种控制物价的办法会不会极大地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呢？要知道，通过提高物价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也是中国的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甲： 生产者指谁呢？如果指的是工厂的工人们，那么很难相信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因物价的上涨而高涨。如果指的是工厂的老板，那么，长期以来，在中国这个老板不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吗？难道中国政府只有在高价的刺激下才愿意生产吗？ 当然，中国现在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它生产者。企图以提高物价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的确也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关于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想法。中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物价一提高，商品就可以一涨就多，中国市场上就会充满了琳琅满目的漂亮的商品供人赏心悦目。当然，这一想法也又一次地引起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起哄式的附和。一时间好象物价一上涨，翻二 番的宏伟目标就可以马上实现的。然而，我还是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力惊异不已。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竟然不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当社会的收入水平被限定时，社会产出与物价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当人们的收入水平一定时，物价上涨将对生产发生抑制作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一九八八年，当中国政府再一次大幅度提高物价以后，中国的四川，浙江，湖南等省很快传来猪肉涨库和卖猪难的消息。这倒真是发生了一涨就多这回事。不过这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猪们由于兴奋而迅猛生长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的消费者们囊中已空，只能望肉兴叹造成的。然而，这种消息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反省。相反，中国政府在号召中国的消费者们勒紧裤带过几年紧日子的同时，又趁机以坚决禁止乱发奖金的方式来向中国的老百姓显示自己是多么认真地治理为了刺激自己的积极性而制造出来的物价飞涨的。这里，我可以给你讲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政府对物价和工资 二种态度是多么截然不同：一九八八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同时，武汉市政府给武汉市民们只多发了三元钱的补贴，马上就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指责，并下令武汉政府马上追回那已发出的三元钱。同这种严厉态度相比，中国政府那治理物价的叫喊就显得过于虚张声势了。 这种由于物价的上涨而引起的对生产的抑制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自一九八九年开始出现的一连几年的普遍的市场疲软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是其它国家抵制中国的商品而造成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八九年在内，中国的商品的出口值连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如果你把八九年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地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么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多么大的物质量的增长就可想而知了。显而易见，引起中国大量的企业生产停滞的市场疲软的问题，并非是什么其它国家抵制中国的商品造成的。它不过是八八年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物价以后，使得中国的消费者们不得不勒紧裤带所引起的市场效应而已。根据我们在《对话I》中所讨论的平衡移动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种疲软的出现也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这种意味大幅度提高物价就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的想法，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一惯只重视社会经济的供应方面的思想的表现。实际上，带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是市场上出现的需求拉力。这一点要比把物价抬得很高更重要。物价的上升不可避免地要冲销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是得市场失去了来自有效需求的拉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就难以谈起。 乙： 既然提高物价有这样不好的效果，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物价呢？ 甲： 这和现在许多中国人硬要相信剥削和失业对经济发展有美妙作用一样，只能用愚蠢来解释了。实际上，我在《对话III》中已经讲过，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二种角色：一种是产业资本家的角色；另一种是商人的角色。做为前者，给中国工人们多发一元钱的工资都会使中国政府心疼不已；做为后者，中国政府又很自然地想把物价千方百计地升上去。这两种心态不但在过去支配了中国的经济，而且也是改革以来中国两种改革思路的思想基础。由于一般人也是以这种方式来思维的，因此，中国政府的这种作法能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得到附和与赞同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国政府在八九年以血腥手段镇压了中国民众的抗议浪潮以后，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什么现在正是物价改革的大好时机。这简直就是在说：中国的老百姓们已经骇怕了，请放心地敲骨吸髓把！ 乙： 中国官方一直说物价改革只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还是略高于物价的上涨水平。你是否认为这些统计数字是假的？ 甲： 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中国官方所公布的统计指标掩盖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实际严重程度。另外，中国所发表的物价指数是通过调查了上万种零售商品的价格所得出的平均值。但是，中国民众的收入的绝大部分是花费在食物上的；然而，正是这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在中国的几次物价改革中有了成倍的增长。由此可见，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然而，中国一些所谓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却把老百姓的不满斥之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其实，中国工人们一天的工资也只够买半公斤猪肉而已。这样的物价/工资比例，怎能使中国的工人们端起碗来就有肉吃呢？ 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不去到自己的头脑中去寻找中国贫困的根源，却只盯着工人们的锅，碗，裤带之类东西打主意，这样的改革尽管有时可能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效，但其作用终是有限的。 除了在方法上存在着许多值得质疑之处以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没有触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目的是什么？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的统治下，中国政府一直把国家资本的增值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最高目标。在中国政府看来，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为了国家资本的增值，中国政府不惜河流变成臭水沟，城市变成大烟囱，甚至不惜以武力来维持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得意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人和生产的关系一直是被颠倒了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在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改革的得失成败的口号的指引下的这个改革的全部思想都在于怎样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而已。另外，中国人并没有弄明白：几十年来，正是中国政府的过度剥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中国人民的贫穷；相反，在仍旧是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的支配下，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继续相信：物价越高，劳动力越廉价，中国经济就会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积累。因此，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在拼命驱使廉价劳动力们满负荷工作的同时，另一方面，却一再大幅度地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物价。举例而言，到了一九八八年，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天工资不过只能买一茼可口可乐而已。然而，为了国家资本的增值，中国政府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盖起了雨后春笋般的豪华宾馆。以北京为例，据报道，北京市每年所接待的海外游客不过是一百万，而北京所盖的豪华宾馆的接客能力却达四百万。与此同时，中国却有大量的家庭仍是三代人挤于一室之中。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有70％的新婚夫妇无法得到一间住房；他们只好与父母同住一室。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把人作为目的，所谓的改革迄今为止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榨取劳动者们的血汗上改来改去而已。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由于物价连年上涨，使得靠工资维生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这就迫使中国的民众走上街头。而恼羞成怒的总设计师竟以一场大屠杀来保卫改革，从而使整个中国因此蒙羞。 文献索引 1 中国统计年鉴. 1984 海外中文版,经济导报出版社,第105页。 2 此数据根据上书第105页及第106页两表数据计算得出. 3 MODERN WORLD HISTORY. A.G.L.SHAN, P459,1966年版. 4 人民日报 海外版,1989,5月16日.第二版. 5 求是,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6 经济学周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7 参看严炳洲双涨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一文.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Ｖ 袁大成 乙: 有一个观点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即: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把计划经 济改变为市场经济。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佛里德曼所指出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私有的市场经济。1 甲: 我知道类似佛里德曼的观点在目前的中国人中很流行。但是，我认为，中国经 济改革应把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本身就含有一个概念错误。因为，在实际上，中国经济即使在改革以前也是市场经济。尽管中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经济计划，但这都不防碍中国经济在本质上仍属于市场经济。要中国经济改革把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提法从何谈起呢？ 乙：你怎么能这样讲？谁都知道，改革以前，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几乎没有私有 制的成分，而一直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并以国家的经济计划发展来代替经济的自由发展。连私有制都没有，这还能算是市场经济吗？ 甲：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不是私有制，而是社会分工。分工使生产专业化。许多生 产者只能从事某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这种产品在很多时候从来都不是生产者自己所需要的。然而，生产者的需要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分工的条件下，生产者只有市场上的买卖活动才能满足其多样化需要。分工越发达的地方，市场也就越发达。相反，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却难以形成较具规模的市场。可见，以所有制的形式来判断中国有无市场经济是不恰当的。 同样地，只要人们的多样化需要是通过市场上的买卖活动来满足的，那么，不管这时的经济有无计划，它就仍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仍起着作用。计划又怎能迫使人们用一元钱买回十元钱的东西呢？ 所以，即使在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就已是市场经济。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这种或那种自由，或者有过这种或那种计划，但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市场经济。这也可以从我们一开始的三个对话中对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中看出来。所有这些分析都是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范畴内进行的。实际上，主张中国经济应改为市场经济的人所要讲的真正意思，是主张中国应实行自由经济。这一点佛里德曼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私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其它市场经济。 乙： 那么，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 甲： 我很担心这种观点只会把中国经济从一个误区引入另一个误区。 我们在第三个对话中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经济由于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怎样逻辑地使整个社会经济走向衰退。这已是在过去的历史中被多次证明了的。佛里德曼本人也没有忘记：一九二九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的灾难。在一九三三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以前，以美元计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的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的空前水平。2然而，佛里德曼更不应忘记：这一切正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自发的发生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三十年代以后，才不得不放弃了以往被奉为圭臬的自由经济的思想，靠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才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经济摆脱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性矛盾而周期性地陷入经济大衰退的问题，从而才有了战后西方经济的繁荣。当然，佛里德曼一类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并不同意这一看法。相反，在他们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自三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不过是社会主义暴政。其实，如果没有这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其经济恐怕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震荡，其经济水平也很难超过三十年代的水平。 乙： 但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干预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回事吗？ 甲： 的确是两回事。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再是自由经济。至于二者的不同点，拿中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话来讲，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经济萎缩，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在目前来讲应当主要为着防止社会需求过度膨胀。（薛暮桥语）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的指导思想，还停留在西方国家三十年代以前的水平上，没有超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的窠臼。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所造成的经济大萧条中所产生出来的西方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其目的是为了抗衡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矛盾而引起的经济萎缩的。这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的政策所带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才真正是市场机制受到人们的重视的表现。而那种主张把社会经济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的自由经济的观点，则只是出自对市场机制的盲目迷信和顶礼膜拜而已。 同样也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本应是用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的一种经济学上的设计与思考。然而，由于理论上的失误，东方国家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在精神上继承了原资本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结果所谓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成了要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而已。其经济最富有计划性的，也只是注意如何保持二大部类的生产之间的比例性这一思想了。这如同一个工厂要保持其内部各个车间的生产的比例性一样，本来就算 不上什么难事。然而，无论这种计划经济把这种比例性搞得多么好，都不足以解决我们在对话III中所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相反，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继续相信，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并认定，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其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3那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如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了。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计划经济本身，而在于怎样计划和为什么计划的。如果要象工厂主管理工厂那样管理社会经济，如果社会经济的运动仍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的支配，那么，无论这时的经济是自由的还是计划的，最后都难避免陷入由于市场乏力而无法发展的境地。人民也会由于仍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出于极端贫困之中。 乙： 那么，为什么实行自由经济的香港却有着令人羡慕的经济繁荣呢？ 甲： 这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并不是靠本身的市场来均衡的，而是靠外部市场。如果一 旦外部市场对香港关闭，那么，香港的经济会变成一付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 乙：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只有自由市场价格机制才可以使社会供求关系 达到平衡，而人为的计划经济却难以作到这点。因为自由经济通过价格的自由涨落可以使供求关系得到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涨价，供过于求的商品降价，最后达到所有商品供求关系的平衡。使供求关系平衡的价格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均衡价格。图1就是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在自由市场价格机制下实现供求平衡的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DD线代表了需求方面。它表示了对买者来说，一般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能买的产品数量比较高的价格上的要多； （这里有一张坐标图，贴不上 　　　李志宁） 图1 ，均衡市场价格模型图 因此，价格和需求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反比关系。图中的SS线是供应曲线。它表示了生产者通常在较高的价格上比在较低的价格上更愿意提高较多的产品；价格与供应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比关系。两个线的交点是图中的M，其纵坐标P1即均衡价格。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市场上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这样将迫使价格回落到供过于求的现象消除为止。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市场上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推动了价格上升到供不应求的现象消除为止。可见，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以导致市场价格达到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下，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个价格的卖者或买者未如愿离开市场。4 因此，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们都把自由经济的均衡价格机制视作为全部经济学法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法则。5 这已是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石之一。 甲： 在我看来，首先这个关于均衡价格的分析模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第一， 这个模型中的SS曲线只有在单位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增大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但在实际中，单位生产成本一般并不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增大。因此，只要市场价格仍高于生产成本，就没有理由认为，只有随着市场价格的上升，产出才会进一步增加。实际上，只要市场价格可以使一家生产商有利可图，相同条件下的所有生产商都会开始生产，并不存在价格越高，才有越多的产出供应市场这样的曲线。真实情况与上图模型中的供应曲线往往相反：当价格和利润率都有所下降时，生产者更努力试图卖出更多的产品以保持利润额不致跟着下降。换句话来讲，在这个由两条曲线所组成的模型中，竟有一条曲线实际中并不存在。 第二， 关于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分析模型认为，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市场上将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这样会把价格压回到均衡价格，从而消除供过于求的现象，实现供求关系平衡。其实，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定会出现。实际上，当供过于求的现象出现时，市场价格是否回落取决于价格回落所引起的利润额的变化。如果较高的价格可以给卖方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卖方一定会把价格压低来消除供过于求，因为卖方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生产来维持高价。这正是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屡见不鲜的。 即使在均衡市场价格机制可发生的作用范围内，该机制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衡运转，更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 按照这一模型，当市场上发生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就会上升，一直上升到供求平衡为止。在我看来，这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缺点。因为在自由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当需求增加时，生产者当然高兴提高物价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而这导致的将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这就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均衡价格机制，会阻尼经济的增长，因为它以市场价格的上涨来应对需求的增加，无疑会大大抵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另外，这一模型还指出，当市场上发生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会下降，一直下降到供求平衡的新的均衡价格为止；从而消除供过于求的现象。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萎缩的过程，就是经济萧条的发生过程。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均衡价格机制只能反映自由市场经济走向萧条的过程，从来没有防止过经济萧条的发生。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经济本是是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过程，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只是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当产品过剩发生时，失业跟着增加，购买力越来越小，仅凭价格下降，又怎能阻止这一过程的发生呢？ 无论是信奉价值规律的老古典经济学派，还是提出自由经济市场机制的均衡价格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派都没有看到，不管市场价格怎样涨落，资本主义生产都一定要在产出 支出的前提下进行；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价格变化来化解的。 乙： 但是，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机制不只可以调节供求关系，而且也可以引导人们 的投资行为。因为，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供求关系的变化可以通过价格信号的灵活变化反映出来，这样可以引导人们的投资行为，从而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接近最佳理想界。 甲： 决定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的真正因素是需求，而且是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的配置比例，归根结底是受社会需求的结构及各种需求的强度所决定的。在实际中，生产部门也是直接根据需求亦即定单的多少作出增产或减产的决定的，并非直接或间接地根据从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增减产量。一般来讲，社会产出是很有弹性的，因此，社会需求的变化一般并不会引起价格的变化，而是引起产出的变化。在投机风潮并不盛行的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只有在某些个别情况下，特别是产出的增长无法跟上社会需求的增长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才会上升。认为只有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机制可以灵敏地反映 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动，从而使生产者可以根据市场价格的信号来安排生产，进而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接近最佳理想状态其实只是书斋中的臆想，它并不符合实际中大多数情况。 退一步来讲， 即使供求关系的变动真得可以灵敏地通过市场价格的升降反映出来，从而使生产者可以全凭价格信号来安排生产，那么，这种自由市场价格机制的最佳理想境界也未必可以使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接近最佳理想境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的涨落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需求的变化，同时也中和了这些需求的变化，从而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使社会生产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难以接近社会需求这一真正的最佳理想境界。其实，如果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信号可以引导社会生产行为，那么，为什么生产者和社会经济计划机关不能直接根据市场上的短缺情况更恰当地作出生产决策呢？ 实际上，那些不加分析地把一些所谓的大师，权威的牙慧拾起来津津乐道的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所憧憬的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最佳理想境界也并非什么新鲜事。人们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商业周期中已不止一次地领教过其滋味。这在中国的最近例子，就是近年来这个某些省份所出现的农民们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一哄而上地弃粮种烟等等所谓的烤烟热，黄麻热等事例了。人们看到，在这种以价格的自由涨落的信号来指导的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最佳理想境界中，不但农民们一会由于烟叶过剩，一会由 于黄麻的过剩而陷入亏本和破产，而且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中国社会，由于一会出现这种产品过剩，一会出现那种产品短缺而震动。这种事在工业方面出现的更多，只是在农业上，由于中国的农业资源有限，所以，这种把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放任给自由市场价格机制去支配的作法，给中国农业和农民们带来的打击更大，更明显罢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许价格变动；我也不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同一种产品只能有一种价格；我只是要说明：那种以往一旦有了自由经济的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把社会经济引向最佳的理想境界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其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内，其负作用也在发挥作用。其实，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某些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由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最接近理想境界，实际上指的是这种机制可以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最接近给卖方实现利润这一最佳理想境界而言的。而这一所谓的最佳理想境界和社会既有购买力紧密联系，却常常与社会广大成员的生活需要相脱节。这正好可以解释那种在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中所常见的林立的豪华宾馆与老百姓的陋室破房相映成辉的景象了。这一景象正是为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理想境界。在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中，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不但使社会财富不断地集聚到少数人手中，也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富人的需求倾斜。 总之，从社会生产应该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的角度来看，自由经济并非最佳理想境界；从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的角度来看，自由经济是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的。正象自由物体运动在重力场中只能落向低势能的位置一样，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在有限的市场内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实际上只是这个过程的反应，根本无法改变这个过程，更谈不上防止这个过程的发生了。因为这个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结果。关于这点我们已在对话III中讨论过了。如果自由经济真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维持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那么，诸如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生产过剩之类术语就不会在经济学和人类的现代语言中出现了。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状态下不能自动实现均衡的产物。 乙： 所以，在你看来，西方富裕国家今天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而是西方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节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却仍这样贫穷呢？ 甲： 那就要从计划的制订者们所信奉的经济思想中去寻找原因了。如果计划的制订者们所信奉的思想仍然是那一套如何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获取最大的利润之类原理，那么，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穷都是不可避免的！ 乙： 依你看，计划经济所依据的思想应该是什么呢？ 甲： 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经济计划所依据的思想，第一是要考虑如何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我们在对话III中已经指出：自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以来，人类就面临着社会经济的失衡所带来的挑战。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的精神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是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的，而只有靠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才能作到这点。这正是西方一些国家自三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经济进步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所作的却恰恰相反：长期以来，由于理论上的失误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中国政府一直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谓原理来指导中国经济，从而是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大工厂，一个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血汗工厂。这是中国社长期不能消除贫穷，社会经济不能取得长足的进展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中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最近还在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经济萎缩，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在目前来讲应当主要为着防止社会需求过度膨胀。6这句话不仅清楚地表明了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同中国的对经济的计划调节的根本不同点，而且也说明了中国人对现代经济问题的思考还没有从过去一直统治着中国经济的企业主式的经济思想原理中解脱出来。至于这种思想原理的结果是什么，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已作了说明。关于这里的问题所涉及的分析，我们在先前的对话中已经作过讨论。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平衡，就需要国家计划机关根据社会既有的劳动力总数，社会劳动生产率总水平及社会生产设备的产出能力等等经济参数，制订出相应的就业政策，工资政策，物价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其它一些根据收支方案来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总量均衡和货币循环。一般来讲，如果这些总量高兴能在大体上保持均衡，社会经济运动的严重失衡就可以避免，社会经济将在设定的经济环境中周而复始地自动运转。我们以后还要再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制订社会经济计划第二要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由于我们以后有专门讨论增长理论的机会，所以，我这里只是简单地谈一下与经济计划有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增长计划应以社会成员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过去那种生产至上的企业式的发展计划。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人一直沿用指企业经济的思想原理来指导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果使得中国许多城市在经历了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之后，都出现了工业产值增加了多少多少，工厂用地扩大了多少多少，而居民们 的平均住房面积却缩小了多少多少的现象。这种生产至上的思想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以致于竟出现了砸碎铁锅去炼铁的这种荒唐的事例来。又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只是在说，钢铁的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水泥的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至于为什么？多不多？够不够？就很少去管了。最后这些钢铁水泥的命运怎样了，是否在仓库中锈掉了或失效了，也不去管，反正产值已经计算过了。 总之，长期以来，在一种生产至上的热情的支配下，中国所制订的许多经济计划都没有安排相应的社会需求来吸收这些计划完成以后所带来的产品；这使得中国许多生产设施建成投产后就陷入亏损状态。由于理论上的失误，人在中国不过是勒紧裤带干活的廉价劳动力而已。这种恨不得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经济效率的热情，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中国的国内市场。这正是中国的经济计划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 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计划则可以避免这点。比如说，因为每年需要盖多少房，所以才需要生产多少水泥和钢铁；如果这种需求大于既有的生产力水平，那么，条件允许的话，就需要安排扩大生产，于是计划也就成了增长型计划。如此等等。当然， 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出计划经济所应有的一个原则：即，生产一定要和社会成员的需求联系起来，并以社会成员的需求为导向。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增长计划不要只是泛泛地定出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多少多少，或国民总产值是多少多少，而要有一些尽可能具体化的经济计划。比如说，如果根据准备在五年内在全国绝大多数家庭普及电话，那么就应该制订出一个如何在五年内普及电话的具体的计划方案来；，其中包括：需要建立多少个交换站，需要生产出多少部电话机和交换台，在现有的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水平上，需要安排多少人就业，需要多少投资，可带来多少产值等等。同样地，国家还可以制订出具体的住房建设计划方案来，目标是在五年内或若 干年内消除中国家庭中人均住房面积小于二或三平方米的拥挤现象，并把全国人均住房面积的最低标准提高到若干平方米等等。为此所制订的发展计划应该很容易计算出：在计划所规定的年限内，完成此计划所订的目标需要安排多少人到建筑业去工作；多少人到建材部门去工作；每年要达到计划中的哪一阶段，等等。最后，最重要的还有：对于所有这些计划，国家计划部门还应该计算出，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否买得起这些计划完成之后所带来的产品。一般来讲，由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与社会产品的平均成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此 ，如果抛弃那种有机会就狠命捞一把的思想下所订出的高昂价格，禁止从炒买炒卖活动这谋取巨额利润的投机活动，那么有工作收入的人们是不会买不起这些产品的。对于象房屋这样的大型商品，国家还应安排相应的贷款项目帮助社会成员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总之，社会经济的增长计划可以由若干个这样的具体发展计划所组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正是从这些计划的实施中发生和带动出来的，而不只是从那种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企业主式的作法中吸出来的。 乙： 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的一些建设需要这样或那样的规划和计划，那我也赞成。但是，这种具体的建设计划能和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吗？ 甲： 我不知道离开了这些具体的计划，计划经济还剩下什么。难道这样那种一心算计着每年实现了多少积累，每年发了多少财的企业主式的计划才算是计划经济吗？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并不需要把一针一线的生产都计划到。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么作过。我刚才已经讲过，计划经济是由两个层次上的计划所组成的：一是从维持社会经济运动平衡的计划为出发点所制订的计划；它是通过国家对决定着社会经济运动的一些总量参数进行调节来实现的。这一层次的经济计划是要保障社会经济的运转在合适的条件中周而复始地自动运行。 第二个层次计划是的社会经济的增长计划。它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调整一些决定这社会经济运动的总量参数来引导社会生产部门去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家直接制订和推行一些诸如我刚才所讲的具体的发展计划来实现和带动社会经济的增长。每一个经济增长计划完成以后，如果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的均衡条件，社会经济将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如果经济增长计划是一个接一个的，那么经济的增长也将是连续型的。当然，这 并不排除社会经济中的自发增长部分，如果社会生产部门中的一定部分有着扩大生产的自主权的话。但是，撇开出口增加所引起的增长部分不谈，这些自发性的增长部分归根结底也是在国家的经济计划的实施中所创造的增长型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才能发生，或者更是由国家所推行的具体的增长计划所直接带动的。 计划经济还可以突破自由经济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具有前瞻性，从而把那种建了拆，拆了建的浪费减至到最低。具体地来讲，计划经济的这种前瞻性就是要使每一个城市和整个国家对自己几十年后将建设成一付什么样子要有一个尽可能清楚的计划；对于每一年或若干年将达到哪一建设阶段也要有更清楚的规划。然而，在计划的前瞻性方面中国一直做的很差，使得许多建设完成之后没几年就变的落伍，甚至成为新的建设的累赘而不得不拆除。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实在不是太多了，而是 太少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也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如果中国人仍然以那种生产至上的企业式的经济思维方式来思维，那么这种错误将会屡犯不止。一九八八年，上海新火车站建成以后，竟受到一些舆论的批评，说是盖得太好了，超前了。沈阳到大连的高速公路也被一些舆论批评为早到的文明等等。这类例子在中国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被中国人视为非生产的建设方面更是如此。比如，中国的民用住宅建设的规格标准一直都被限制得过低，而许多住宅都是准备使用到下一世纪去的，不超前设计建设难道非要落后才行吗？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把临时性的设施当作永久性的设施来建造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现。总之，只有富有前瞻性的计划才能把各种短视行为所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 计划经济的前瞻性还要求生产部门尽可能使用最新技术和推出最新产品。然而，中国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也很不够。例如，中国早就可以自行制造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了，只是由于舍不得关闭已有的蒸汽机车制造厂，结果使中国的铁路线上到处跑着效率低，耗能高，污染大的蒸汽火车头，反而使新技术的推广和应有受到限制。现在，一旦决定推广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停驶的蒸汽火车头多得没处摆。这实在是由于当初缺乏一个前瞻性的计划所造成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哄而上的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重复引进的被淘汰的非自动洗衣 机生产线等等。计划经济本来可以帮助中国跳过这些过时产品的生产，然而，由于人们盲目地被市场力量所牵引，使得这些过时产品还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只要这些产品还能给厂家带来利润，那么这种事就会在中国不断地重演。特别是近年来一哄而上的城镇企业，其中许多使用的都是被淘汰下来的效率低，污染大，耗能高的陈旧设备，只是凭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些陈旧设备仍然能够加入到生存斗争中来。在中国，这些重复建设，浪费，污染等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缺乏通盘计划考虑的结果。这些问题也只有靠加强经济建设 的计划性来解决。中国在这一方面一直作得还很不够，为什么现在还要主张干脆放弃一切计划，而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支配呢？ 乙： 那么，你怎样看待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设想呢？ 甲： 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一些国家自三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国家干预政策的一个内容。这些西方国家正是以此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的。中国这个提法还主要是在形式上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中的某些作法相似，至于其思想内涵如何，目前还不大清楚。如果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还没有摆脱企业经济的思想原理的束缚，那么，国家引导市场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是为着防止需求膨胀(薛暮桥语)6。而企业在这样的引导下也只能调整，限产以致关闭。 乙： 如果中国的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法具有了同那些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国家干预政策一样的思想内容，那么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甲； 如果中国政府放弃了那套企业主式的经济思想原理来指导社会经济，以逐步扩大社会需求的方式来引导市场，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国家仅仅引导市场也并非是最佳方法。西方国家自三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干预政策，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更直接地干预私有企业的活动，而只有靠市场来引导它们。然而，企业对市场上需求的上升却可以有两种反应方式(当然也有两种的混合式)，一是扩大生产，二是趁机抬高物价。一般来讲，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所期望的。在经济萧条期间，许多企业由于产品过剩，政府通过扩大市场上的需求，从而带动了企业生产恢复运转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企业更倾向于以第二种方式即以抬高物价的方式对市场上需求的上升作出反应。这对企业来讲，既省事，又保险，又同样可以捞到钱，何乐不为呢？但是，这地二种反应方式归根到底是不能给社会经济带来真正的增长的，而只能使社会经济在物价的上涨中停滞不前。这也是西方国家自七十年代以来出现滞胀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感到单靠国家引导市场已力有不逮。既然中国仍以国营企业为主，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在调节市场的同时，也安排生产来配合市场上的需求的变化呢？这无疑可以避免自由经济中企业以抬高物价的方式来应付需求的增长的短期性行为，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自由经济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增长。这些条件如：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连续的大规模的移民涌入的开发时期；金本位制时的大规模的淘金热等等。离开了这些条件，在自由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由于本身的不平衡性矛盾而走向萎缩，更谈不上发展了。 乙： 但是，计划经济能使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发挥吗？没有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发挥，社会经济的增长是可能的吗？ 甲： 某些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常把自由经济同人的自由混为一谈。同这种论调进行争论将使我们这次讨论的话题离开经济学的范围太远。但是，无论如何，计划经济并不排斥人们对职业的选择自由，怎么能谈得上会阻碍人的才能的发挥呢？ 当然，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将消除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丛林法则，将消除囤货居奇，炒买炒卖，买空卖空等等商业投机活动；也会使人类制造假酒，假药，假蜂蜜，假羊毛，冻鸡肚子里灌水等等之类才能无从发挥。但是，如果硬说这样一来，社会经济的增长将会受到阻碍，那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这最多只是使某类人的经济增长受到阻碍而已。 自由经济使得社会经济运动成为主宰人的异己的力量，使得绝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毕生穷于应付；这不能不使许多人的才能和兴趣自由发挥受到生存法则的限制。理性的计划经济将把人们从盲目运动着的异己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社会经济运动驯服地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服务。这无疑是人类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的巨大飞跃，从而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有了最重要的物质前提。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将是社会经济运动不再被那种以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率来实现最大利润的经济思想所支配，从而不但使社会经济运动由于失衡而周期性地走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而且也使得劳动时间的缩短成为自觉的历史进程；这不但给劳动生产率的抬高带来无限广阔的前景，而且也使人们从越来越多的闲暇中自由成长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体育明星等等人物来。总之，建立在真正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象征着人们对以往无法驾驭的经济力量的征服，它给社会和人类的发 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 文献索引 ： 1 米.佛里德曼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见争鸣,一九八九年一月号,第42-45页2 米.佛里德曼等: 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文版,第73页. 3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64页. 4 5 WIHELM ROPKE: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132页.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VI 袁大成 乙：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没有触动中国经济体制中所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所有制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不少人都已经认识到：公有制是不行的，只有私有制才能振兴中国经济。 甲：这种观点实质上也是那个从一开始就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以打破大锅饭，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所谓微观经济改革思路的最激进发展。现在，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流行，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寻找造成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根源时，很容易看到：中国以及东方原来的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制度上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它们的所有制形式。因此，人们很容易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这些国家之所以比东方国家富裕，是因为它们有私有制。其实,如果人们仔细地回顾一下西方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有了一个明显的不同，即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三十年代之后摆脱了以往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纠缠，从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才经历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富裕社会。然而，所有制在这一变化前后却是一个大体上未变的因子；人们怎能用这一未变的因子来解释一个变化了的结果呢？ 乙：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能进入富裕社会，其原因并不在于所有制如何了。 甲：我们在先前的对话中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尽可能高的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来实现最大利润的过程中,怎样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失衡,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地陷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中。正是在一系列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打击之下，西方一些国家才开始清醒过来，从而抛弃了以往放任和鼓励私有企业以尽可能高的剥削率来追求资本积累的传统的经济思想，并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从此才使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由于一味追求更大的剥削率而在整体上陷入经济衰退的尴尬境地，从而才使这些国家有了今天的经济富裕。 相反，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仍然以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那一套传统的思想和原理来指导社会经济，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工厂。刚开始时，由于这些国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不均衡性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快陷入了和西方国家原先一样的境地。只是多亏了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性调整的经常使用，才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运动的失衡现象掩盖起来，但却掩盖不了由此造成的普遍贫穷。 可见，就象人们当初曾对私有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一样，现在，人们又对公有制发生了普遍的怀疑，其实都错过了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比起有形的体制来，无形的思想和精神往往起着更本质性的作用。在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不平衡性矛盾给社会所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在大体上仍然保持了其经济体制的形式的同时，却变革了指导其社会经济运动的思想和原理；然而，与此正相反的是，东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变了过去的经济体制的形式方面的同时，却全盘地继承了原先的指导资本主义企业式的微观经济运动的思想或原理，结果弄出了一个由国家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内在矛盾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所以，中国在进行今天的经济改革时，仅仅谈论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更要注意机制的改革，就是说要变革那套指导中国经济运动的原理和思想。 乙：那么，这是否说明，私有制至少和你所讲的经济思想的改革并不矛盾呢？ 甲；当然不是这样。就象专制主义本是君主制度的精神一样，那种造成了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原理，不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而且也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精神。因此，如果以为私人资本家可以更慷慨地对待工人，那只是一种注定要落空了的奢想。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的成分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受雇于私人企业的工人们的遭遇如何，许多刊物已有不少披露；仅就工资水平这一项来讲，据统计，受雇于中国私营部门的工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比中国国营部门的工人们的工资水平低近三分之一。尽管这些国营部门的工人们在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使中国的企业具有世界优势的廉价劳动力而已。然而，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追求这种优势时，也并没有让中国的国营部门专美！ 即使在工人们受最低工资法保护的澳洲这样的国家里，私人资本家在追求资本积累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常常使澳洲社会惊讶不已。据报道：在澳洲北领地的一家由香港资本家投资所建的制衣厂，所雇的工人们全是从中国大陆招来的具有世界优势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工人们常常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然而，每周工资扣除了食宿以外，仅得六澳元，这不过是澳洲普通工人半小时的工资；所谓的住不过是每八个人被塞在一间屋子而已。这种情况在澳洲的报刊上披露以后，引起了澳洲社会的广泛注意。然而，当这家血汗工厂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追求积累的热情而面临被澳洲政府关闭的危险时，这家工厂的中国工人们联名写信给当地报纸，恳求澳洲公众不要同情她们。想一想工厂关闭后这些工人们将被送回中国而沦为毫无保障的失业者们的境遇，她们情愿继续接受这家血汗工厂的宰割，那也实在难怪她们自己了。 从中国大陆来到澳洲的留学生们却大都对澳洲社会对此类事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人的流行观念中，这种残酷剥削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而澳洲政府对此种事的干涉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暴政。其实，从中国大陆来澳的中国学生中办起各种公司和工厂的也有不少；当他们对一些走投无路的中国同胞情有独钟时，大都是因为雇佣了这些同胞可以使他们的财富积累的更快而已。例如，中国大陆的工厂利用学徒工制度来减少工资成本的这一作法也被一些中国移民们搬到澳洲来：有些中国人所办的工厂要求那些来厂求职的中国同胞在进厂后的头几周里，不但没有工资，反而要倒交培训费。然而，对于那些渴望得到一份维持活命的饭碗的中国留学生来讲，岂有不听之理。 我讲这些，并非要责备资本家的贪婪；相反，我认为，要叫资本家们不贪婪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苛求。因为 我明白 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单元来讲，贪婪正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个悖论就是：这种贪婪在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的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条件的同时，却又破坏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的存在与发展的外在条件，从而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之，以为私人资本主义代替了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会得到拯救实在是一种可怜的幻想；这样的改革实质上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乙： 如果中国实行了私有制以后，同时也实行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政策，那么，中国会不会取得和这些国家一样的经济成就呢？ 甲： 按道理来讲，既然西方一些国家能作到，中国当然也能作到。但从实际上来看，这却是很难很难的。 乙 ： 为什么呢？ 甲： 因为：第一，中国没有一个象法国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或英国的工党等那样的政治领导力量。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满脑子装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早已堕落为资本家们的走卒了。这只要看看中国共产党在镇压中国工人们罢工时的穷凶极恶劲就可知道了。 第二，中国也没有象美国工会，澳洲工会那样的社会力量。这一点连去中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家们也很清楚：中国是世界上最少有罢工的国家之一；中国工人们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工人。 第三，中国实行私有制以后，中国的政坛将被财势者们所把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政坛将很难出现象福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敢于得罪财势者们的政治家，相反，恐怕更多的只是讨好财势者们的附庸政客而已。 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新思想来代替以往的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国的知识界中的一些所谓的异议分子，他们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上，同中国政府争论不休的，只是谁的方法能更有效率地敲骨吸髓而已。！ 乙： 的确，现在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们主张私有制，这是因为他们都相信科奈的软硬预算约束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私有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而在公有制下，约束的约束力有限，所以是软约束；就是说，化别人的钱和化自己的钱不一样。所以，在公有制企业中，干部们公款请客吃饭之风越来越盛，工人们争工资，闹奖金，造成了人人挖公有制的墙角的局面。因此导致了公有制经济的失败。只有在私有制下，一切软约束都变成硬约束，这样才能带来非常有效率的经营。这个理论正是主张产权私有化的人们的主要论据之一。 甲： 在我看来，至少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讲，套用这种想象出来的软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很可笑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其国营企业的约束约束的强硬恐怕是举世无双的。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刚到一家工厂工作时，每月只有十六元的学徒工工资。我因这点钱无法生活，罢工要求抬高工资。该厂一位管理干部惊讶地说：这样的要求怎能向我们提？你应该向李先念提去。(注:据说李当时是主管经济的付总理)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改革以前，中国的国营企业在各方面的预算都被卡得死死的。在当时的中国，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五定：1,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助关系。企业也必须实行五保2，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交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即使在现在，中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硬约束也没有软化多少，特别是在维护使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洋洋得意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方面，中国政府更是强硬到可以动用军队来镇压工人们的罢工的地步。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还有人把中国经济的失败归咎为对工人们争工资的约束太软，以致于工人们沾了公有制太多的光；这实在是背离事实太远！ 至于近年来，中国大陆上的企业干部请客吃饭之风盛行一事，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法纪松懈所致。在今天许多西方国家中的国营企业中就没有象中国大陆的公款请客吃饭之风，为什么？因为在那里谁也不能象花自己的钱那样去花别人的钱。 乙： 但是，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的亏损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八十年代初，英国和日本等国之所以把国营铁路转为私营，也是因为国营的效率难以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了私营企业还是要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率呢？ 甲： 我一直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中国的国营企业亏损的基本原因，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之中。据我观察，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原理的指导下，由于一味地追求更高的剥削效率，结果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从而使原有的生产力都已显得过剩，现在，又加入大批各种各样的乡镇企业来，当然更显得僧多粥少。这种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失衡必然要造成许多企业的亏损以致倒闭。实际上，这种事在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中也照样发生，并非仅是国营企业才发生亏损。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经营手法上要比国营企业灵活一些。举例来讲，某市某个公共工程，许多建筑公司都想抢到手；私营公司由于可以行贿送红包，结果捷足先登。而技术装备要强得多的国营建筑公司却由于财政管得严，无法这么干，所以只好停工。这种由于抢不到活干而停工的事一多，任何企业都受不了。至于这项工程完工后的质量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这种事情在当前的中国非常普遍。这样的灵活性大概也算是私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吧。 另外，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凡在五，六十年代中入厂工作的工人们现在大都已退休。按照中国大陆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工人们都是靠原来工作过的工厂放发退休金来维生。而新近产生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却没有这个包袱，其效率当然可以高些。但是，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要叫国营企业也抛掉这个包袱，那就未免太残忍了。要知道，在中国大陆物价飞涨的形势下，国营企业的工人们越来越靠工资以外的奖金来生活，而那些没有一分钱的奖金，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维生的退休工人们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 总之，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多，不能动辄就想到所有制的头上去。即使经营不善也未必和所有制有关，公私营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制是国营企业亏损的原因，那么，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应该亏损才是，为什么还有更多的国营企业在赢利呢？ 至于英国和日本的国营铁路私有化的事例，我在中国时也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来和我辩论。对于这样的具体事例需要具体的分析才成，所以我当时不能凭想象去回答这一问题。来到澳洲以后，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获得一些启示。因为在澳洲的各大城市，公共汽车大都是国营的，同时也有一些汽车线路是私营的。然而，二者在服务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国营汽车开得早，收得晚，票价低，并对学生和失业及退休人员实行半价优待；在节假日，尽管乘客很少，国营汽车仍坚持运行，司机们还要领取双倍工资。私营公共汽车则不同了。这些车开得晚，收得早，以避开乘客稀少的低峰时间，票价比国营汽车高，也无半价优待，乘客稀少的节假日停开。这样比较起来，私营汽车的利润率可能要比国营的要高些了。澳洲的铁路也是国营的，其服务方式和国营公共汽车一样。可以想象，如果把澳洲的铁路也私营化，那么，其服务方式肯定会变得和私营公共汽车一样。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这样作也是未可厚非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人们在乘车上花得钱多了，在其它方面可花的钱必然要少了，有多少改善可谈呢？ 其实，只要有市场需求，许多国营企业就劳动生产率来讲，表现得并不逊色。例如，中国大陆的首都钢铁公司，一九八八年按可比口径计算的新增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比法国的萨西洛尔钢铁公司高24％，比曼内斯曼钢铁公司高318％，比联邦德国的克洛洛克钢铁公司高38％，比英国钢铁公司高108倍，比美国的克虏勃钢铁公司高9％，而仅次于日本几家制铁公司。3世界银行考察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后指出:参观了一个棉纺厂，看来即使用世界水平来评价，效率也算得上是很高的。中国自建的部分工厂，例如石油化工企业的一些工厂，看来很令人赞赏，能够赶上时代。4 可见，单从生产效率上来讲，国营企业照样也能搞得很好。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双方主要交战国都把主要经济部门如铁路，矿山，造船，原材料生产等等重要部门为国家接管。从而使这些部门的生产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保证了战时的生活和战争需要。虽然这是战争期间所采用的临时措施，但它至少表明了那种硬说国营就是慢，差，费的论点是不真实的。否则，这些国家为什么竟要在生命攸关的关头，采取如此自杀的手段呢？ 乙： 可是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而这些地区的私有化程度和自由经济的程度都比较高。难道这还没有证明私有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更有效率吗？ 甲： 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这种繁荣是以过去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把中国的贫穷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参照而言的。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我在工厂时的一个工友，他在工厂工作时，每个工班都要染几百米的毛织品，一天的工资只有一元多人民币而已。改革以后，他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到街头摆摊修自行车，一年收入可达2，000－3，000元。显而易见，从劳动生产率上来看，他在工厂工作时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在街头摆摊修自行车的劳动生产率高几百倍了。但是，在拼命追求积累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那一套思想原理的统治下，他和其它无数工人们一样，做为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眼中的廉价劳动力，只能领取一点糊口的工资。这个例子虽然发生在内地，但它所含有的意味却是深长的。 实际上，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就象这个例子中的工人辞职去摆摊修自行车后使其经济状况大有改善一样，是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摆脱了以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剥削的硬约束所带来的，而不是相反。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在一种生产至上的观念的指引下，使得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基础工业方面积累起了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O年的二十八年之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产值增加了二十一倍，其中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二十六倍；然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二十八年之间只提高了一倍。这样大的反差当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积蓄了极大的势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在生产水平同生活水平之间的沟通上作出稍许的改善，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被市场狭小所束缚的生产力得以释放，从而使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另外，中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还靠着外向经济。我们在先前的对话中已经分析过：由于中国经济过去一味以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劲头来追求高效率的方式，怎样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衡，使得中国经济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所限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突破了中国长期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从而使中国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得以缓解，使得原先被压抑的生产力得以表达。从这一点上来讲，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中国人的启示应该是：一个有购买力的市场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这个市场并不一定非是海外市场不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完全能够以国内市场为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次对话再作讨论。 中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各种优惠政策，海内外的大量投资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细谈了。总之，这些地区近年来的经济繁荣的因素很多，不能只想象成是私有制的硬约束如何有效率而带来的。在我看来，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的基本因素，反而是和其突破了以往中国经济一味追求积累率的约束，使经济的失衡得以缓解有关。 乙： 既然沿海地区的私人资本主义可以突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追求剥削效率的约束而繁荣，那么，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了私有制的确可以使人民富裕起来吗？ 甲： 的确，同那种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的普遍贫穷比起来，私人资本主义至少可以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私有化能否使中国走向普遍的富裕，那就值得分析了。不要忘记：造成中国社会普遍贫穷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其所有制形式，而在于那一套长期支配着中国经济的一味追求剥削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原理。这一套思想原理正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从私人资本家那继承下来的；私有化显然是无法把这套思想破除的，它最多只能以一群贪婪的资本家代替一个贪婪的政府而已。 谈到私有化，就不能不谈如何私有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可以把关于国有企业向外国人拍卖；也有人提议可以让官倒先富起来购买，等等。我曾就如何私有化的问题请教过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一个头头。他说，可以通过股份制把中国的国有企业转变成私有企业。我问：象首钢，宝钢等等这么大的企业，大概需要上百万人来购买其股份才行；这上百万人将分散在世界各地，你怎么能让这么多的股东们去实现你所谓的高效率的管理呢？他说：通过股票市场，二十年后股票就会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那时就可以发挥所有制的高效率的管理了。我继续问：且不说在这二十年的期间应该怎么办，也不说二十年后股票是否一定会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假定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就一定能够使首钢等的生产更有效率呢？他回答：那时这个人就可以把多余的工人们开除出去了！我问:那么，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们有无失业金呢？我听到的回答是恶狠狠的：没有！让他们去饿死！原来如此！原来这样中国就可以得救了！其实，这还用等私人资本家们来这么干，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这么干了。也许这可以使中国的苦力们在饿死的威胁下更拼命地干活，也许这可以使中国经济在多余的人们饿死后更有效率，也许这可以使资本家们和中国政府捞到更大的利润；但是，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得救之道，那么，最好的救国之道就是奴隶制了。因为，在奴隶制下，其硬约束会更硬，更有效率！可见，那些不断地向中国老百姓们鼓吹，说什么只要有了私有制，中国人就可以过上好日子的论调，纯粹是在愚弄老百姓而已！ 顺便说一下，股份公司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看成是私有权的虚化，是私有权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无足轻重的证明。的确，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中，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股份公司；而在大多数股份公司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管理者，都不是所有者。 支持私有制的最大论据，不过是认为私有制的硬约束可以使经济更有效率。假定这是真的，那也不能认为私有化后，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以因此迎刃而解。我们在《对话III》中已经分析过：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追求产出超过投入的效率运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失衡。我们在《对话III》中还指出了：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所包含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原理的支配下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均衡，这不但直接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贫穷，而且也破坏了生产运转所赖以维持的市场。现在，人们又提出了以私有制来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那么，这不过说明了：这种主张只会把原来的错误继续继承下来而已。 乙： 不过，现在许多中国人之所以主张私有制，除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以外，还为了在中国实现一个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据说，这样才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向上，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必然会造成人人懒惰，结果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陷入停顿。另外，当饼还不够大时，如果实行公有制就只能带来普遍的贫穷，那还不如实行私有制至少可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样总比大家都贫穷要好吧。而且，这还可以防止社会财富过于分散，从而加快了资本积累。 甲： 这种观点近年来在中国人中的确很流行。我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中国人，当我向他们提到在中国的许多血汗工厂中，工人们包括童工们受到怎样的剥削时，他们总是不屑一听，还硬要说这是资本积累所必须的。然而，他们却对中国的官倒和贪官污吏们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官倒们可以把中国的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并帮助中国补上原始积累这一课，最后在中国创造出一个不平等的理想社会等等。毫无疑问，私有制的确可以扩大社会贫富差别，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富裕阶级倾斜。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某些相应的社会措施来干预平衡，那么，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然，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可以爬上去，而把别人踩在脚下。如果这也叫作社会进步，并把中国的改革推向这个方向，那么，我只能为中国人感到悲哀；它只能把中国从一种黑暗引向另一种黑暗！ 象当前中国一些人把不平等当作理想来追求的人在当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并不多见。如果要说这是因为饼太小了，只能先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并说这总比普遍贫穷要好，而且还可以使资本积累起来云云，那么，象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家族，海地的杜马利埃家族，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家族等等以及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都成了消除普遍贫穷的民族英雄了！这就是说：既然菲律宾的贫民们每人一双鞋只能是普遍贫穷，那倒不如让马科斯夫人先有几千双鞋倒可以防止普遍的贫穷！ 其实，资本积累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在于所有制；就是说，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社会生产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都将把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增加资本的积累。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致命点；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相反的过程来平衡，那么，资本积累过程最后必然导致由于财富过多地集中而使社会生产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况之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将在以后的对话中重新提起时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至于说什么只有在一个贫富有别的社会中，才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从而才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那也是过于言过其实。实际上，如此美妙的不平等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并非什么新鲜事。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经常处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差别悬殊的状态之中，然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却一直停滞不前。类似的情况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也有，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正如试图让工人们去失业挨饿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发展中国经济，使得所谓经济发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变得不清楚一样，试图以建立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来推动社会进步，那么，所谓的社会进步的究竟是什么也是另人怀疑的。如果这指的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那么，这些方法是否能达到这一点也是值得分析的。 实际上，一个社会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建立起激励制度，比如，实行专利制度，颁发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奖金等等。并非只有靠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贫富悬殊的阶梯社会，才能使人们奋发向上爬。其实，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是思想而不是财富；在人类历史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们，大都不是为了钱财而作出他们的贡献的。 另外，公有制只是给人们一种平等的权利，一种起点上的平等，而不是一定要人们的收入都化一式的平等。相反，我认为那些从事危险，艰辛，繁重的工作的矿井工人，钢铁工人，钻井工人们等等，理应得到更高的工资报酬。如果这万一超过了那些在办公室中靠喝茶，看报，发发对公平的牢骚来打发日子的人物们的收入的话，那么，请他们也不必对这种倒挂过于愤怒不已。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茶杯下矿井去。公有制不应该防碍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不能以为公有制就一定意味着普遍贫穷。我已经说过：中国的贫穷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原理的影响下，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而硬要维持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所造成的。如果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那么，公有制将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普遍富裕。并且，由于这个过程摆脱了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机制所导致的财富集中而使市场萧条的限制，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快，更健康，更协调，更完满。 乙：既然公有制这么好，看来你是不同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私有制这一观点了？ 甲：这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所有制；所以，把所有制改来改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不过，我也并不主张中国只要清一色的公有制，尽管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讲，清一色的公有制照样是可行的。但我还是认为，有些领域，如大众传播业，技术开发业，农业，饮食服务业等等，都可以向私营者开放。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来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普遍富裕，则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另一面。公有制也一样。就拿屡遭人垢病的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来讲，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引起了一些人爱去医院看病的所谓的浪费等等，但这总比没有钱的人得不到医治，只能病死在家里要好吧。实际上，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在我看来还差得很远，它的覆盖面积只占中国人口的10％而已。然而，中国政府还老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沾光太多而心疼不已。改革以来，有许多舆论主张把医院也办成赢利的部门，而流血的伤员不交钱就得不到医治的事也不断发生。难道这就是中国人所赞赏的务实精神？难道这样中国的产值就可以翻两番？ 乙： 但是，公有制会不会造成过于平等而伤害了人的自由？听说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保障。追求比别人更加富裕也是人的天赋权利啊！ 甲： 不要把平等和自由对立起来。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 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对自由的最大伤害，正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今天的民主国家里的人民之所以可以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是因为革命破除了维护着旧的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才取得的。这种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私有制。相反，私有制却是可以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最后社会残余。正象私有制在历史上不曾保障过美国黑奴的平等和自由一样，在现代民主的发展过程中，私有主们都曾激烈地反对过把民主和自由扩大到社会劳工阶层。私有制并非自由的保障。 当然，就象奴隶制和旧的等级制被废除以后，社会上的某些阶级的某些自由也会丧失那样，废除私有制也会使社会中的某些阶级的某些自由跟着失去。如果这样一来，一些人当不成大资本家或大地主就无法活下去，那么，这些人可以使用他们的移居自由，移居到可以让他们做大地主或大资本家的国家去，使他们继续以私有制的硬约束权力来尽情享受气使意指的快乐。 中国应该实行何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全体中国人民投票来表决。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点无疑是要先肯定的。 乙： 然而，公有制会不会造成垄断，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迁就垄断所维持的高昂价格呢？ 甲： 那倒不一定。实际上，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中国的国有企业近年来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上都竞争的很厉害；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在国外市场上是竞相削价，在国内市场上却常常是竞相涨价而已。 至于垄断会不会造成高昂的价格，那就要看是由谁来垄断了；如果是由国家来垄断，那又要看指导这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原理是什么了。如果要象中国人在国内市场那样，一心只想着以高价来捞取最大的利润，那么，国家垄断的价格当然常常会高的惊人了。但是，在别的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其电讯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电力供应等等也是由国家垄断的，然而，其电话费和电费等等却一直很低廉。还有牛奶，食糖等基本食品，在澳洲也是一直靠国家对价格的垄断才维持着低价。实际上，特别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由国家来对价格实行管制是制止物价飞涨的唯一有效方法。这样可以促进生产部门以更高的产出来跟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需求的增长。然而，中国政府近年来所作的正好相反，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是趁机以大幅度地涨价来竞相捞取更大的利润，结果在国内造成物价飞涨，最后导致市场疲软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的对话中已经讨论过了。 其实，在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炒买炒卖，买空卖空的商业投机活动，也大大地增加了流通费用，造成了物价的腾飞。比如在香港，地产商们的巨额利润使房价高得惊人，反而是香港政府所建的公屋才为一般工薪阶层提供了买得起的低价房屋。如果香港政府不对公屋的销售对象实行垄断性规定，而允许各种炒家们也进入香港公屋领域活动，恐怕这些公屋的价格将会直线上升，从而使打工阶层们依旧住在棚屋里望楼兴叹。 如果国家能够从保护消费者和促进健康竞争的角度出发，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管理条例和制度促进公有制企业之间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比如国家可以根据某项产品的平均成本水平订出该产品的最高限价，使国内各厂家的同类产品可以在这一最高限价下自由浮动竞争；等等。总之，关键是国家经济的指导者们要破除以往那种资本主义企业主式的思想原理的束缚，这样就不会一方面拼命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物价了。 乙： 公有制会不会造成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呢？近年来，最高大陆上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成风似乎就肯定了这一点。 甲： 实际上，近年来，最高大陆上的政府官员们的贪污受贿成风，正是和中国大陆上的私有化的过程分不开的。私有制加剧了人们对财富的贪求，使行贿者和受贿者双方都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相比起来，公有制倒是可以限制政府官员们的贪污受贿的欲望，因为在公有制下，至少钱财的许多用场消失了。 乙： 但是，公有制会不会造成政府的专制独裁呢？人们担心，在公有制国家里，由于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那么，工人们怕失业就不敢罢工，知识分子们怕失业就不敢批评政府，从而容易是国家变成独裁的压迫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耶克教授同凯恩斯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海耶克教授认为，国家管理经济将导致一个独裁政府。这虽然没有在海耶克所担心的英国出现，然而，所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是被专制独裁的政府所统治。这算不算公有制的一个致命弱点呢？ 甲： 如果担心国家管理了经济就会变成独裁的压迫性力量，那么，国家就更不应该管理警察和军队了。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更是赤裸裸的压迫性力量，国家掌握了它们无疑更具有危险性。然而，以这种借口来反对公有制的人却从来没有反对过国家掌管警察和军队。事实上，无论是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条件下，国家都有可能变成独裁的压迫性力量。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另人发指的专制独裁的政权也照样出现在私有制的国家中。真正能够防止国家变成独裁的压迫性力量的是民主，而不是私有制。既然民主可以防止掌握警察和军队的国家变成独裁的压迫性力量，那么，为什么民主不同样可以防止管理经济的国家变成独裁专制政府呢？ 要说人们是否敢于罢工反抗政府，那也要靠以民主精神制订出来的法律和人们自己的勇气来保障了。在实际上，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罢工反对政府及在大选时投反对党的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相反，在许多私有制为基础的专制国家，私有制并帮不了多大的忙。记得我刚到澳洲时，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向我讲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如何受到政府的歧视和压制等等情况。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罢工？他说：我们向谁罢工啊？我们的工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怎能向自己罢工呢？ 同样地，知识分子们敢不敢批评政府，那也不在于有什么样的所有制，而在于有无民主政治。如果仅是因为公有制，知识分子们就不敢批评政府，那么，在私有制时，他们又只敢批评谁呢？ 乙： 讲到民主，私有制正是民主的经济基础啊！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中产阶级。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中产阶级。因此，没有一个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甲： 这种看法尽管很流行，却充满了无知与偏见。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在逻辑上证明过私有制和民主的必然联系。看一下历史，就可知道，现代代议制民主政体从出现到现在，只有2－3百年的时间，而在更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正是私有制和专制政体存在于一起。即使在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专制国家同时也是私有制国家。比如，海地自一八O四年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但是，私有制在海地除了给杜马利埃之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以外，并没有给海地人民带来富裕，更没有带来民主和自由，却带来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压迫和贫穷。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在当今世界上举出好几十个来。对于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讲，都不会人云亦云地把民主和私有制硬扯在一起。 至于把民主看成中产阶级的专利，那也实在是对民主的误解。实际上，无论哪个阶级变成执政的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论执政者来自哪个阶级，都难免倾向于大权独揽和建立独裁统治。这本是由权力存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一种自然趋势。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各阶层防止执政者变成独裁者的利器，而并非只是某个苦于消化不良的阶级的玩物而已。 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中国人所谈的中产阶级，其实指的就是资本家阶级。实际上，当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暴政不相冲突时，是很难放下自己的生意去反抗暴政的。如果暴政在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阶级就毫不犹豫地成为暴政的支持者。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邓小平今年南巡时，讲了一通赞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话以后，马上在海内外自命为中产阶级的华人中所引起激烈反响这件事了。海外的一些中文报刊情不自禁地欢呼：邓伯伯仍然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中国人竟如此健忘：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总设计师不久前下令坦克碾过了为中国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工人们的躯体。现在，烈士们的血迹犹存，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又成了中国人的邓伯伯！原来，只要谁主张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那么，杀人就不算杀人！ 乙： 但是，有人说，私有制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甲： 这只是在无法否认的大量事实面前信口胡诌出来的遁词。说这话的人从没有进一步论证过：为什么私有制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且只是必要条件？也从没有说明过：民主的充分条件又是什么？ 实际上，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可能和专制政体或民主政体存在于一起。如果硬要在民主政体和所有制之间寻找联系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民主政治倒是和公有制更接近些。因为，公有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公众不得不注视着统治者们 在干什么。 这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 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中国一旦实行了私有制以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私有制又怎能保证这些资本家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用国家铁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呢？ 至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们会有多少人能把中国当成家园来建设，那是很令人怀疑的。恐怕他们更多的只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力资源的生产基地而已。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又一次无法忍受而奋起革命时，那么，中国的杜马利埃，马科斯们逃走后，所留下的中国将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人民贫穷的一片疮痍！ 总之，今天的中国有一次地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了不是以往的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走入歧途的历史重演，为了不使烈士们的血白流，中国人民一定要冷静地，科学地批判和反省过去的历史，找出过去究竟错在哪里，从而擦亮眼睛，在决定中国的命运时，才能够真正找到使中国走向繁荣，昌盛，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的道路。 参考文献： 12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见中国工业管理部分条例汇编 第217-219 页。 地质出版社，1980年12月。 3 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第3期,第10页。 4 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财政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VII 袁大成 乙： 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能不谈中国的对外开放。几乎从改革一开始，对外开放以及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成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国的理论界更提出了走国际大循环的路子的响亮的口号，并具体地提出了以沿海为弓，长江为箭的设想，以促进中国经济朝外向型经济的转变。这一口号和设想立刻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赞同。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相信：凭借着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一定能使中国的产品象拳头一样地打入国际市场去，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之，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些年来，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走国际大循环的路子，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此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好评。 甲：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主要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近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属目；而这几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外向型的。因此，中国试图也模仿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提出要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第二个原因则深深地隐藏在中国经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之中。我们在对话III中曾分析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企业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方式的统治下，整个国民经济由于一味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高效率，怎样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失衡，使得中国经济因为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而无法取得长足的发展。这种经济失衡必然会驱使着中国经济迟早要象当年的英，法，德，日等国一样去拼命开拓外部市场以实现均衡。实际上，这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不均衡 正如我们在对话III中所指出的那样 正是长期以来的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尽管在改革之初，中国也曾提出过学习南斯拉夫，匈亚利等国的经验，然而，由于这些经验没有触及到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任何基本问题，所以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后来，中国又转而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搞外向型经济，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和中国经济因此突破了国内市场过于狭小的限制，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失衡得以缓解有关。的确，中国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的迅速增加是和中国产品作为拳头产品大量地涌入国际市场分不开的。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并非是更佳选择，尤其对于中国目前这种不惜代价，近乎发狂般的外向热讲，更不可取。 乙： 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都可以靠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为什么对中国就不可取了？很难想象，在商业如此发达的时代，一个国家没有了出口和国际贸易，其经济如何实现增长？ 甲： 不要把出口和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的作用看得那么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星际贸易，难道地球经济就不能增长了吗？ 至于日本，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国家和地区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有其原因的。一般来讲，需要靠外向型经济来维持和发展的国家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其它一些情况类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有的除了人力和阳光那样的一些资源以外，其它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它们所需的绝大部分原料和能源都依赖于进口。因此，处于这种情况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外向型经济无疑是应该的，也是迫不得已的。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象一些大工厂一样，只有在国际市场上靠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国际大循环才能谋生。然而，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没有搞得象中国那样，为了向国际市场倾销自己的产品而硬要维持什么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否则，跑到日本去的中国船民，被遣送回国时就不会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是越南人，不是中国人了！ 第二种类型是自然资源比较单一的国家和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等。这些国家有的虽然富有象石油那样重要的资源，但是，石油却不能喝，也不能制成钢铁，水泥等等那样的基本工业原料。因此，这样的国家需要外向型经济也是应该的和迫不得已的。 第三种情况是人口过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的尽管资源丰富，但由于国内市场过于狭小，就没有必要从飞机到轮船什么都要靠自己来制造，相反，它们若发展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出口换会自己所需的其它产品，将比一切都靠自己生产更经济，更合理些。 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既不象日本，亚洲四小龙那样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也不象中东产油国那样资源过于单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齐全，并且具备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大国，为什么不能以自己本身内部的需求来主导经济的发展，却要拼命维持廉价劳动力的所谓优势，去向海外倾销自己的产品呢？ 乙： 中国人没有钱啊！不外向哪儿来钱呢？这些年中国沿海地区多亏了外向型经济才富起来。如果没人买我们的东西，中国不就更穷了？ 甲： 你所说的情况正表明了我们在《对话III》中所指出过的中国经济中的具备问题之一，即：中国经济本身的不平衡性矛盾。我在《对话III》 中已经指出：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们一直沿用工厂主式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一味把国内群众的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从而破坏了中国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实现均衡。这种由于一味追求更高的剥削率而造成的经济失衡，在过去使得中国的社会生产变成了一个面向仓库的积累狂，在今天又驱使着中国的生产变成了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狂。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肯花钱雇人把国内群众买不起的过剩产品倒入海里，都可以刺激生产的运转，那种以及其低廉的价格优势大举向海外市场倾销的办法，当然总比让生产陷入停顿好点了。 如果要说这是中国人没钱买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多点钱去购买呢？如果要说中国人钱多了就会引起物价上升，通货膨胀，，那么，把产品不遗余力地倾销出去，不一样要在国内市场上造成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吗？既然中国有那么多的产品急于外销出口，既然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还低的可怜，那么，为什么还非要等把中国的产品大量地廉价倾销出去以后，中国人才能富一点呢？ 问题的实质在于：正象任何一个工厂主都要拼命设法压低其工厂的工资成本一样，满脑子工厂主式的思想原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当然要把中国劳动力的廉价当作优势来保持了。因此，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既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们已经能靠那点糊口的工资活下去了，再给他们多点钱去把自己的产品买走，岂不是多此一举的浪费！既然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售出后所捞回来的钱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发出去的，那么，这样的捞钱方法岂不是毫无疑义的循环？还不如把产品卖到海外去，即使卖得再便宜，那也是外汇啊！难怪中国经济学家们要那么着迷有本事应该去赚外国人的钱这一类响亮的口号了！ 至于说什么中国的产品如果不出口，中国将更穷，那不过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窠臼。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疯狂的外向热的驱使下，中国经济将会变成一个对外出口的大工厂，一个驱使着无数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这样反而会使中国的生产水平同国内群众的消费水平相脱节；因为，既然那种一味追求剥削效率所造成的经济失衡可以通过对外出口来消除，那么，中国生产的发展就更没有必要同国内消费水平联系在一起了。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仅纺织品的出口额每年就达一百亿元以上；然而，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我的一位同事去湖北鄂西出差，却看到那里的农民们由于没有被子盖，晚上冻得只好和猪睡在一起！与此同时，中国每年都有许多纺织厂因为外国人的衣服太多了而陷入困境。结果弄得许多中国人更加相信：没有外国人来买中国的东西，中国就更穷了。的确，中国这样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向国际市场大力倾销中国产品的所谓外向型经济道路，将使中国经济越发陷入因自身的不平衡性而越发依赖外向不可；而中国经济越要外向，就越需要保持劳动力廉价这一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矛盾更大，结果形成一个循环。如此下去，中国最后可能落到一个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人民依然贫穷的境地。因为，这种贫穷正是中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保持廉价优势的前提。 乙： 你不要忘了：出口可以换回外汇啊！外汇不就是钱吗？有了钱怎么会穷呢？难道外汇收入不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商品吗？再说中国的发展需要资金，没有钱中国怎能发展呢？中国沿海地区在这些年间的发展，不正是靠了外向型经济才取得的吗？ 甲： 如果在古典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看来，财富就是货币，就是金银，那还多少有些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货币不但是交换的媒介，而且作为金银，它还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金银继续充当世界货币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升值；因此，金银货币还是一种可升值的储藏手段。但是在今天脱离了金本位制的纸钞，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而大量地印出来。如果中国的出口只是为了赚取被称作外汇的纸钞，那么，任何国家都乐意做向中国出口纸钞的出口国。当然，中国也可以用这种纸钞来购买其它国家的商品。但是，问题正在于：象中国这样靠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作法，必然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自处于被剥削的态势之中。因为，当中国拿着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辛苦挣回来的那点外汇来到国际市场上时，由于其它国家并没有中国那么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所以，中国购买这些国家的商品时，当然无法指望这些国家的产品的价格会象中国的产品出口时那么低廉。举例来讲，比如，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开始向国际市场出口彩色电视机，同时，中国也从国外进口彩色电视机，如荷兰的菲利浦彩电，日本的索尼彩电等等。由于中国的工人们的工资只是荷兰，日本等国的工人们的工资的百分之一，假定这种优势使得中国制造的电视机的成本只是荷兰和日本的电视机的成本的十分之一，那么，即使中国以100％的利润的价格出口自己的电视机，而荷兰和日本仅以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出口它们的电视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只能每出口五台电视机才能换回一台电视机。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在同类产品的交换中，这里面所包含的不平等性质看得比较清楚。然而，在不同种类的产品的交换中，这种不平等性依然存在。这种不平等交换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就是说，在这样的交换中，实质上是用中国工人们一个月或者更长的劳动时间去同高工资国家的工人们一天或更短的时间相交换。这样的交换关系将注定了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高工资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中国人怎能不穷？第二个是物质资源的不平等交换；就是说，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格外低廉，使得中国出口大量的物质产品所得到的外汇只能买回其它国家很小量的物质产品，从而使中国在物质资源上受到其它国家的剥削。长此下去，中国怎能不穷？事实上，中国的产品经过远洋运输，加上关税和外国老板们的利润等等之后，出现在国外的零售店里的最后价格，还使得国外的消费者们感到惊人的便宜。不管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出口这些商品时所获得的利润率有多高，这些利润，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们的血汗。这只要看看那些生产出这些产品的苦力们，在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中，怎样挤在仅几平方米的住房中过日子就可知道了。然而，尽管中国劳动力的廉价几乎是举世难匹的，在疯狂的外向热的驱使下，中国的许多产品还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外出口。在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的大力支持下，许多企业不管以多么亏本的价格出口，也照样可以从国内的补贴中捞回来。联想到中国国内物价腾飞下的小民百姓的艰辛的生活，这种不计代价的出口狂热就过于本末倒置了。 如果说，这种疯狂的对外倾销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必须的资金，那么，这种办法即使在可以成立的范围之内，也是绕了一个弯路。我们在《对话I》中已经提到过：如果中国经济因缺钱而无法发展的话，那么就应该再印些钱以供需求，这就象其它商品方式短缺，如果有条件可以制造出来，就应该去制造出来一样。既然中国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为什么还要因为缺钱而弄得中国经济无法发展呢？ 其实，在我看来，既然现在的中国这么爱美元，那么，即使美国因此变成一个钞票出口国，对美国来讲真不算坏事。只要美国保持其高工资的劣势不变，并以延长其工人们的假期的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其它国家，比如中国，拿着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辛辛苦苦挣来的美元来到美国的市场上时，就会发现：还是把那些由中国出口去的商品买回去转内销更合算。 乙： 但是，中国的发展需要外国的技术啊！中国只有通过外向型经济赚取了外汇，才能购买外国的技术。中国现在凭着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出口换汇，也是为了进口技术，从而是中国经济能更快的发展所采取的有效办法。中国经济今天之所以还不够发达，人民之所以还很贫穷，不正是由于中国的技术落后所造成的吗？ 甲： 如果中国要从国外引进技术，那么，谁也不会反对。的确，许多国家通过大量进口技术大大加快了其工业进步的步伐。比如，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工业进步中，引进技术就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五年之中，日本为大量引进外国的新技术所付的费用只有五十八亿美元而已1，平均每年不过2.32亿美元。另外，中国在五十年代也从苏联贷款14.27亿美元用于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发展。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合理地引进外国技术，无疑对工业化进程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和外向型经济是两回事。外向型经济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或者发展道路。这种经济模式或道路，就是要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象一个大工厂那样，靠着外部市场的需求来带动发展。这是当前世界上部分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采取这种模式当然有着各自的原因。但是，对中国来讲，是否也一定要走这条道路，那还需要充分地讨论才行。 话说回来，把中国今天的经济落后和人民的贫穷归咎为技术落后，，那也是过于缺乏分析。技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限制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没有某项技术，就无法制造出人们所需的某项产品来。如果中国有技术可以制造出一台电话机的话，那么，就应该可以造出1000万台电话机来；如果中国有技术可以盖出那么多的五星级宾馆，那就不能说盖不出普通的住房来；如此等等。然而，尽管中国有那么多的家庭还是三代人挤于一室，中国的许多建筑公司却因抢不到活干而陷入停产的境地，那就再也不能用缺乏技术来解释这一切了。其实，要论技术，中国现在的技术综合水平要比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技术水平强得多；然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却落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后面。这显然也是不能用技术怎样解释的了。 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有人要和我硬争，说中国的确缺少这个或那个技术，试图证明中国人穷的有理，或者非得要搞外向型经济不可。当然，我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还会缺少这项或那项技术，就象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缺少某些技术一样。但这最多只能在生活的这个点或那个点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比方说，如果中国人今天还不会制造铅笔，那就不应该影响到人们的穿衣取暖方面；如果中国至今还不会制造原子弹，那也不应该使得中国人因此就没有房子住。实际上，人们只要环顾一下自己的居室，就很难发现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什么东西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才能造出来。那么，中国要改变人民的贫穷面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中国的情况来讲，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主张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中国的市场缺乏有效的购买力；这不但限制了中国许多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也限制了许多新技术的使用。尽管这种所谓的优势可以帮助中国的产品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大量地倾销到海外市场去，但也使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专家，医生，工程师等等大量地流失到没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国家去。这种由于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技术人材的大量流失，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中国不久将会感到其严重性。 乙： 那么，为什么其它国家也都争着出口呢？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为了进出口的差额争吵不休呢？日本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力比美国的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才占领了美国的市场，为什么人们都说是日本人赚了美国人的钱，而不说是美国人剥削了日本人呢？ 甲： 中国人看到美，日等国为了它们之间的贸易差额争吵不休，就以为这表明了出口越多越好，于是也仗着自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夹进去凑热闹，还以为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成为第二个日本。这样的想法也实在太幼稚了！其实，人们看到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方面；事物的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的经济更依靠着同其它具有更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支持。否则，如果日本只凭自己的劳动力比美国等国的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同没有这种优势的高工资国家进行贸易，那么，在劳动生产率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日本在这种贸易中永远处于被剥削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之中；日本人也将永远生活在这种优势中不能自拔！整个日本最多只能是一个雇佣着千万个廉价劳动力的大工厂而已。因此，尽管日本把美国，西欧等国当作其出口换汇的来源，但日本并不愿意多从这些国家进口高工资生产出来的制成品，而只愿意购买第三世界国家的更优势的产品。就象日本在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中，日本处于有利的态势一样，美国当然也愿意让日本购买美国那些没有廉价优势的产品。要知道，美国压迫日本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时，并不是象中国那样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其汽车变成廉价的拳头产品来打入日本的市场，而是硬要日本按美国所出的价格购买。这就象我刚才所举的电视机的例子一样，这种交换所包含的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两个国家当然要争吵不休了。另外，美国做为一个存在有多元利益的国家，其国内的汽车集团的利益也希望能得到保护，而且，这还关系到数以十万计的工人们的就业问题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出超，可以使其内部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得以缓解，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相反，入超则给国内就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战争赔偿，英国从德国获得大批的船只，结果却使的数以万计的英国造船工人们失业，其连锁效应，更使得整个英国经济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当然不是英国吃了德国的亏，而是进口的增加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而已。就象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过剩的危机期间，把产品倒入海里都可以对经济的好转有帮助一样，增加出口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减轻国内的失业问题。总之，西方国家为了贸易的差额而争吵的原因很多，中国人不能看到这一情况就简单地认为：它们既然如此争吵，可见还是出口越多越好。 总之，在国际贸易中，越是有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国家，越是越是处于受没有这种优势的国家的剥削之中。因为在这种基础上所建立的交换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如果中国只靠着驱使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那么，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绝大多数场合，都会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剥削。从实质上来看，无论中国政府从这种交易中赚了多少钱，其实都只是来自中国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的血汗而已，并非有本事赚了外国人的钱。实际上，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几乎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唯一能使中国政府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源泉，也只能是中国自己年廉价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罢了。 乙： 但是，没有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可能的吗？通观世界近代史，哪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是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完成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对外开放中吃点亏也是值得的。否则，中国怎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呢？ 甲： 我们在《对话III》中讨论过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怎样驱使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非要依靠一个外部市场的存在不可。因此，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过程紧密地同海外市场的开拓联系在一起是毫不足怪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也是靠这外向型经济突破了以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所导致的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的限制才取得的。但是，这一切经验都不足以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完整的工业规模的人口大国来讲，其经济发展非要通过目前这样不惜代价的外向狂热的带动不可。其实，人们从上述经验中所应该得到的真正启示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讲，一个有购买力的市场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个市场完全可以以国内市场为主。 不能以为，任何国家都得靠外向型经济才能发展，就象不能设想没有星际贸易，地球经济就不能发展一样。实际上，在上一世纪时，当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为了拼命争夺世界市场而弄得焦头烂额时，美国却正是以自己的国内需求为主导而迅速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一富强国家。当然，美国当时正处于殖民地的开拓时期，具有国内市场正在不断扩大等优越条件。然而，中国也更具有这样的条件。事实上，中国现在的人口比上一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全世界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的大多数还处于贫困之中；中国的国内建设还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为什么中国经济非要依靠对外倾销才能发展，而不去走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呢？内向型经济不但使中国避免了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生产水平同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更直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迅速，更协调；所付的代价也更少。至于内向型经济内部的经济平衡问题，我在以后再作专门讨论。 总之，不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中国的自然资源很齐全，这使中国具备了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起始条件。另外，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则使中国具备了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终端条件。从工业化的水平来看，中国早已走过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已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并且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有了这样的条件，中国还一味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去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走弯路了。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的廉价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劣势^{颜色=0}，它使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从而使中国经济在无法靠国内市场内的需求来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只好拼命外向。这实在是人们的头脑仍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模式的影响的结果；此外证明不了其它任何东西。 乙： 那么，你是否主张中国不要搞对外贸易，重新回到过去那种自给自足，关闭自守的封闭状况去？ 甲：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批评的并不是对外贸易，而是要把中国经济变成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及那种不惜代价，一味靠着这个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向国外倾销中国产品的外向狂。当年是日本政府动用关东军来中国掠夺中国的资源，现在却是中国自己拼命维持中国的劳工们廉价的优势，并加上各种补贴把中国的资源自行送上门去；如果不这样干，中国的工人们还要失业，挨饿，经济也无法发展。这实在太荒谬了！这完全是中国经济还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窠臼所致。如果破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靠国内需求为主导而发展起来。但是，这并不是要中国不搞国际贸易，更不是要中国重新回到自我封闭状态去。 乙： 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对外贸易应该怎么来搞？ 甲： 如果中国确立了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那么，根据中国的现有条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可以遵循以下三条方针： 第一是：互通有无，调节余缺。比如澳大利亚把羊毛和小麦出口到日本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澳大利亚生产的羊毛和小麦大大超过了自身的消费能力，而日本等却缺少这些产品。但是，中国把煤炭出口到几万公里以外的英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英国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煤国，把煤出口到英国，就有点象把羊毛出口到澳大利亚一样，实在有点不近情理。然而，经过这么远的长途运输以后，中国的煤炭还能以其价格优势使英国的煤矿关闭，这当然又是著名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功劳了。可是，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许多地方，却一直得不到足够的煤炭供应，人们只好砍树，挖草来取暖做饭，结果造成水土流失，环境破坏，人民贫穷。现在，中国每当有新的矿物资源被发现，只要有出口价值，中国的报道就会狂喜一番；好象若不能出口，就没有什么价值似的。外向型经济到了中国就把许多事情弄得本末倒置。在满脑子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原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看来，如果那些可以出口赚取外汇的产品竟被中国的苦力们自己买走消费掉，那简直就象浪费了一样可惜。难怪中国经济学家们要那么拼命地维持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 在现实的争论中，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经济以内向为主，中国的产品就会被中国人自己所消费掉 ，而没有多少东西可剩下来以供出口了。其实，即便如此，那也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本来社会经济的目的，就是要使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流离失所者有居。如果中国经济以内向为主，中国的产出的绝大部分被中国国内的需求所吸收，那么，这将意味这中国会有更多的住房，更好的道路，更漂亮的城市和乡村，人民也将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这难道不比中国在外向热的冲动下，靠着人民勒紧裤带而把产品廉价倾销出去更好吗？ 实际上，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需要的时候，只要稍微调剂一下，就会有许多商品可以均出来以供出口。另外，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使某些生产部门的发展超过国内的需要，形成一些出口产业。这样的产业多有几项，中国的外汇收入也就足够了。因为，根据中国的资源条件，如果中国经济以内向为主，那么，中国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需求，都可以靠国内生产来满足。而目前这种不惜代价的外向狂热，弄得中国自己所需的许多产品严重短缺，价格飞涨，以致使得许多中国的出口商品出口后又转售回中国仍使外商有厚利可图。这主要和中国政府为大力促进出口而实行太多的出口补贴有关。 第二条方针是：利用比较优势，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举例而言，假如说，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某些地区每生产一吨小麦需100个劳动日；如果这100个劳动日用来生产纺织品，出口换汇以后，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回十吨小麦；那么，只要条件许可，中国可以在这些地区部分地以纺织业的生产代替小麦的生产，这显然可以使中国的生产事半功倍。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之说。自李嘉图提出这一学说以后，已成为许多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时的一个重要考虑。这一条方针初看起来和上面所讲的第一条方针不相容。但是，如果不对这两条方针作极端化的理解，那么，这两条方针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利用比较优势可以是制订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贸易政策时的一个出发点。不过，在作这种安排时，尚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是资源和环境因素需要妥当考虑。比如说，如果把上述100 个劳动日转移到石油生产部门去，所产出的石油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换回更多的小麦，那么，对于中国来讲，也不宜这么作。因为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而小麦则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以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去替代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即使有比较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商业行为。类似地，如果某种生产有较高的效率优势，但污染严重，一般也不宜以高污染高效率的产业替代低污染低效率的产业。第二是以高效率的生产替代低效率的生产以后，所节省下来的劳动者，不应让其失业，而应该转移到新的生产部门，或者普遍地缩短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否则，即使单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以失业做为节省社会劳动时间的结果，那将弄巧成拙，反而会使社会经济因市场的萎缩而走向萧条，更不用说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怎么过了。第三是假如上述例子中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饱和，那么， 若以大幅度地降价的方式来增加出口，将会使比较优势消失。因此，要注意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度的问题。 第三条方针是：量入为出，不过于追求贸易出超和外汇结余。就是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主要是为了进口的需要，而不是一味追求赚取外汇。否则，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为出口而生产的大工厂，并导致国内物价的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环境污染，资源过速耗竭等等现象。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应采取量入为出的方针，一般作到进出口大致平衡，略有结余就行。如果中国的生产力因此会显得过剩的话，那么，在目前阶段，这种过剩的生产力完全可以做为中国政府雇佣正苦于无工作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口来进行各种基本建设和环境建设的物质基础。这些建设可以增加国内市场的容量，吸收过剩的生产力的产出。这不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国内市场上实现均衡，而且使中国的建设得到更加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乙： 中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引进外资的工作。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资金和技术。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三资企业，既弥补了中国的资金不足，又推动了中国经济朝外向型的转变。这方面的进展目前已成为中国的改革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越来越强劲的潮流。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这方面的发展，你有何评价？ 甲： 尽管我对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作法持批评态度，但对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工作，在刚开始时，我还是表示谨慎的欣赏。如果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可以缩短中国自行研制的时间，或者在经济上比自己搞更合理的话，那么，不论是中国自己购买这些技术和设备，还是直接让外资来引进这些技术和设备，一般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会有较积极的作用。然而，许多事在中国一热起来就会走向极端。就象中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其它热一样，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的工作，也很快演变成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不加分析的一股狂热。中国政府对外来投资者的政策也越来越优惠，使得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说，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对三资企业只征收15％的所得税，而且，从获利年头起，头两年全免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这本来已是相当优惠的政策，然而，由于中国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可以酌情实现自己的优惠政策，于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中国各省份争相对外来投资者实行更优惠的政策。仅以税收这一项来讲，在中国很多地方很快变成减三免四，甚至更长的减免时间，等等。这样一来，中国方面除了从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其它资源中获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以外，其它所得就微乎其微了。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工资成本在工业产值中只占很小的比重，所以，由于中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过于优惠的免税政策，将使中国经济中这一部分企业的绝大部分产值流失的国外去。尽管外资企业可以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从而也增加了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活跃了中国国内的市场。但是，如果为了产生这一作用，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用更高的工资安排这些劳动者到环境建设部门去工作，这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产生这一效果，还避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被外向企业的工业排泄物所污染。如果要担心这将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担心对外资企业也同样适用；因为，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绝大部分产品，甚至全部产品都是用于外向出口的，而且由于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中国方面也无法从外资企业的出口中收到多少外汇，用于进口来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政府对三资企业过于优惠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自己的企业仅仅是为了取得中国政府的减免税收的优惠，就随便拉个外资近来，变成合资企业。这种名义上的外来投资，不但使中国过去辛苦积累起来国有资产化为外资，而且使这些企业的产值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所谓的合资者的利润流走。随着流走的是当然是中国的资源，在沿海是个弓，长江是个箭的所谓的发展战略下射了出去；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们却要忍受物价飞涨，环境污染的痛苦。真是太糊涂了！ 乙： 那么，你认为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甲： 我认为，中国在引进外资时，有下列几点需要注意： 一， 凡是中国靠自己的技术条件能作到的事，尽量不必引入外资来干。比如，中国明明可以自己开发象大庆那样的大油田，为什么现在还要酝酿引入外资来开发西部油田呢？难道就是为了让中国的种种优惠政策显示更大的威力吗？ 二， 中国对外资的引进应该主要是为了引进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的外来技术。比如说，假如中国还不会自己制造彩色电视机，要是购买这项技术的话，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外汇，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不宜为此支出外汇；那么，可以让外来投资者来投资设厂生产彩色电视机。产品除了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以外，也可以出口外销。可见，这样的引进外资项目主要是为了引进技术和满足国内需要而安排的。现在中国引进的许多外资，却只是从资金的角度出发的，这样的话，其必要性就应从纯经济的角度去分析了。如果某些项目需要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许多设备等等，而引进外资来作要比中国自己来投资要合算；或者如果中国国内资金严重短缺，同时又发生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形势严重，那么，国内有些较大的投资项目引入外资来作，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用以进口国内需求旺盛的商品，则可避免增大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在当前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好象如果没有外资，中国的整个经济就无法发展似的。我们以许多在外资在中国所建立的豪华宾馆为例，实际上其整个施工过程中所用的全部技术力量和建筑材料都是中国自己的，那么，为什么只有在外资投入后，这些工程才能进行呢？而且，中国从外资中所得的外汇收入，最多进口了官员们享用的高级轿车，并未用于进口建筑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这样的话，整个建设工程过程和有没有外资有多少关系呢？我指出这样的例子只是要说明：那种一味等待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可以自给，工业已具有相当完整规模的大国来讲，资金一事最不应该成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障碍了。如果中国许多失业者无工可作，许多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在闲置，同时却有大量需要建设的项目却仅因资金问题而无法进行，那么，这就有点自捆手脚了。单就资金而言，近年来，中国许多人士整天为中国的银行中的所谓庞大的存款而忧心仲仲，而许多所谓的外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也是从中国自己的银行中贷出来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许多经济建设还要非等外资的投入才能进行呢？ 三， 中国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应有统一的政策，不要放任各地竞相优惠，以避免中国的利益遭受太多不必要的损失。特别要防止那些内外勾结的假合资来盗窃中国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 四， 以累进税代替比例税。既然中国政府对中国的穷工人们所征的奖金税可高达300％，为什么对富翁们的巨额利润经过好几年的减免之后，才敢征收那么一点呢？ 五， 中国要有严格的劳动保护法和最低工资法，不要满脑子只想着怎样驱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去满负荷工作以取悦资本家。中国工人是人，不是最廉价的工具！ 六， 任何企业，当然也包括外资企业，必须在严格遵守环境法令的条件下，才准运行生产，不要把那些被从其它国家赶出来的污染严重的工厂，一股脑地，恭恭敬敬地迎进去，不要把中国变成工业排泄物的垃圾场。 七， 允许外资企业将一部分产品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以满足国内群众的需要，丰富国内市场。如果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外销收入和内销收入同时征税，那么，中国就不用担心外汇平衡问题。比如说，以刚才所举的电视机厂为例，假设该厂从外销和内销两方面各得100万元的利润，如果中国政府从其外销和内销所得中各征50％的税收，那么，该厂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所得的利润将以税收的形式全部回归中国，同时，部分产品还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要。相反，中国目前这种以免税退税等方式来促进外销的办法，不但使中国的消费者自己无法享用劳动成果，而且，也得不到什么外汇收入，因为，按照目前的办法，只有外销，工厂就可以得到免税和退税的优惠，那中国和能有多少外汇收入可谈呢？ 总之，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要犯一热起来就走向极端的错误。一定要先分析清楚中国自己已有哪些条件，以及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等等。现在，许多中国人中有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认为中国只有在外资的帮助下，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因此，为了这个目标，代价再大也在所不惜。这种看法至少是肤浅的。实际上，如果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注意保护自己，那么，中国难免会落到今天一些拉美国家的境地，不但经济没有起飞，反而沦为富裕国家的经济附庸，成为向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提供各种廉价资源和产品的生产基地。 文献参考： 1 国际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VIII 袁大成 乙：在一开始的三个对话中，你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前所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后面的四个对话中你又对影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那末，在下来的三个对话中，你打算谈哪些问题呢？ 甲：在这次和以后的两个对话中，我要分别从社会经济系统结构和货币流通平衡的角度来分析讨论社会经济运动的平衡条件及经济增长等问题。最后，我要对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一个简要的评论和综述。 乙：在我们的所有对话中，你都不时地提起诸如平衡，运动等概念。为什么这些概念如此重要？ 甲：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缺乏从宏观经济运动的平衡条件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问题，仅把社会经济管理看成组织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而已。 （顺便说一下，其实不止中国是这样，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也曾是如此，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周期性的失衡。） 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社会经济的管理难道不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吗？ 甲：如果把社会经济的管理仅仅看成是组织产品生产和供应，那么，就会把社会经济变成了企业经济。以企业经济的概念来指导社会经济，就不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使社会经济的运转陷入危机。 乙：你这段话过于抽象，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以企业经济的概念来指导社会经济，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还会陷入危机？ 甲： 我在《对话III》中已经指出，与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不同，企业经济是一种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平衡显然不能靠企业本身来获得，就像我们不能够想象饭店这种企业可以靠饭店本身员工自己的消费就可以运作下去一样。这种企业经济模式由于本身的不平衡性，就必须靠外部市场的存在，才能运作起来。然而，如果社会经济的指导者们，仍然以企业经济的那些概念来指导社会经济时，整个社会经济就成了许多企业经济的叠加，其本身的不平衡性当然不能在这样的叠加中消除，从而使社会经济在整体上也会失去衡，企业的运作最后也会陷入困境。 企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才能赚取利润。但是，从整体上来观察问题，就不难看到：一个社会内部所有部门的投入总和，正构成这个社会的市场总容量。如果这个社会的所有部门都是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的企业化经济单元，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必然会失去平衡。就像在国际贸易中，要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同时达到贸易盈余是不可能的一样，要使社会内部的所有部门都变成盈利的产业部门，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乙：但是，现代社会就是由众多企业单位组成的啊。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大堆企业的迭加。你能不让这些企业不用企业经济的概念来指导其运作吗？ 甲：企业当然要靠企业经济的概念来指导其运行。但是政府就不能用企业经济的概念来指导社会经济。正因为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大堆企业的叠加，所以就需要政府介入，进行经济调节，否则社会经济就会走向失衡，从而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大系统。其中的生产部门，仅是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我们把它叫作社会产业系统（P 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有着诸多的系统元素，即企业单位，尽管在这个子系统内部的各产业单位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换，但在赢利条件下，这个子系统本身是个不平衡系统。任何一个不平衡系统，如果它能够长期运作下去，它必然是一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在这个大系统内部，必然有着另一个与其过程相反的不平衡子系统存在，形成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在我们地球的生态大系统中，光合作用系统与呼吸作用系统，就是两个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的子系统一样；在社会经济大系统中，与其产业系统相依存的，还必须有另一个子系统，非产业系统，即社会消费系统 C来与社会产业系统 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共同形成社会经济系统的统一体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一些经济学者们要把中国许多社会事业部门包括医疗部门都产业化的主张是多么无知。我们下面还会进一步看清这一点。 乙： 为什么社会产业系统不能靠本身来平衡？产业部门不是有各自的成本开支吗？社会产业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是有着大量的相互购买吗？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难道不能保持社会产业系统本身实现平衡？ 甲：历史上曾占过主流地位的某些经济学派认为，生产不但制造产品供应，也制造着需求。因为，在这些经济学家们看来，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诸生产要素的开支所形成的购买力，终究会把市场上的全部商品买走，不会过剩。即使产品一时过剩，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过剩产品会降价售出，从而恢复市场平衡。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对话III》所分析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追求产出 大于 投入的差值的。这一点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不能靠自身的购买力来平衡的，就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餐馆可以靠自己的雇员们的大吃大喝就能运转下去一样，以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部门是不能单靠企业生产成本所提供的购买力来实现平衡运转的；必须要有产业系统以外的购买力才能帮助产业部门实现生产平衡运转。 至于一个社会的产业系统内的不同企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购买，能不能帮助产业系统内各个产业部门实现平衡运转，这可以分几种不同的情况来讨论。 我们首先来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购买的情况。 比如，纺织器材生产部门同纺织品生产部门就存在有大量的相互购买活动：纺织品生产部门购买纺织器材部门的纺织器材，纺织器材部门的员工购买纺织品部门所生产的纺织品。 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纺织品生产部门用于购买纺织器材的开支，只是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纺织品产出值的一部分。那末，纺织器材部门所得自出售纺织器材的收入，加上纺织品生产部门的其它成本开支，还是小于纺织品产出的终产值。就是说，在产出大于投入的前提下，纺织品产出值大于投入的部分，显然不能靠纺织品生产链上的不同企业部门之间的购买力来实现的。 可见，那种依靠重工业的支出来实现产业利润和社会经济平衡的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有重工业产值（不包括军事工业）最后都要转移到终极消费品的产值中去，换句话来讲，重工业的所有产值，其实都只是终极消费品产值的一部分。重工业的成本支出当然也是终极消费品成本支出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分析结论也是针对那种认为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平衡运转的理论的而言的。 即使来自别的产品生产链中的购买力，也不能帮助整个社会的产业系统实现整体平衡。比如，即使有来自食品生产链上的购买力来购买纺织品，那也同样有出自纺织品产业链中的购买力去购买其他产品或服务。这可能使某些产业部门实现利润的条件下运转，但是却不能使整个社会的产业系统在整体上即能实现利润（即实现产出大于平衡）又能平衡运转。 这种分析适合所有的不同产业部门的相互购买情况。比如，如果医疗系统也是产业部门，那么来自医疗系统的购买力实际上不过是来自其他产业系统的员工们在生病购买医疗服务是的花费的一部分。套用上面例子，那就是医疗系统购买纺织品等等诸消费品的购买力，实际上不过是纺织产业等等诸产业的员工们花在医疗上的费用的一部分，其实仍然是纺织业等等生产的投入的一部分，显然仍然不能帮助纺织等诸产业部门在实现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的平衡运转。只不过更糟，因为在产业化的时候，医疗部门也在追求利润，所以，其成本花费只是医疗部门收入的部分，从而使社会经济更加不平衡。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产业系统可以靠自身平衡，那就是，这个产业系统的所有经济单元的利润等于零，就是说，产出=投入，或者所有企业所赚取的全部利润都被资本家用来消费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内的所有部门都是产业部门也不成问题，也可以实现经济平衡，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但是这样一来，如果利润率等于零，私人投资者还会投资生产吗？ 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产出大于投入，利润率大零的情况下才会开动。然而，从宏观整体上来看，一个纯由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组成的社会，是不可能同时让其内部的所有经济单元实现产出大于投入的盈利情况，如同不能想象世界上所有国家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贸易盈余一样。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盈余的代数和只能等于零。国民经济也是这样，从总体上来看，其内部各经济系统之间的价值交换的代数和也只能等于零。 所以，从实现社会经济平衡运转的条件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不能由清一色的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产业部门所组成；还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不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诸单元所组成的子系统，就是我开始所提到的C 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就是要吸收和消耗产业系统所追求的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运行。 乙： 你能不能讲讲你所说的C系统都是那些单位？ 甲： 属于C 系统的单位首先包括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诸部门，如政府部门，养老院部门，医院部门，教育部门等等。 当然这些部门的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这些部门是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时，它们就属于C 系统，其运作费用（通过政府）来自P系统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部分。其功能，不仅在于向公众提供免费的诸项服务，而且也在于消耗社会产业系统产出的余额，维持社会经济整体平衡。 当这些部门成为自负盈亏的收费的产业部门，那么就变成P 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部门所赚取的利润越多，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就越突出。 属于C 系统的单位还包括国防部门和军火工业，因为军火工业的产出并不出现在国内市场上分享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其成本开支却加大了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用于吸收 P系统产出的产品余额。因此，国防工业也是C 系统的组成部分。与之相似的还有宇航部门等等。 属于C 系统的还有公共设施的基本建设。比如一条铁路，可能需要好几年的建设才能完成。在完成前，社会对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在这个阶段，它就属于社会经济中的C 系统，社会对其的投入也在市场上形成有效购买力，用于吸收 P系统自己所不能消化的产品余额。 但是，上述铁路工程一旦建成投产，就变成 P 系统的组成单元。同样，一条公路在建设完毕后，如果是收费公路，它就变成了 P系统的组成单元；如果是免费公路，则仍然是C 系统的单元。不但某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如此，即使私人产业部门，在其基本建设期间，也是 C 系统，一但其建成投产并开始盈利，就变成了 P 系统。反过来的情况也有，如某些原来盈利的产业单位，陷入亏损期间，就是 C系统中的一分子。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盈利的单位变成亏损的单位，是很不幸的事情，然而，从社会经济整体上来看，亏损的经济单位，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既作为C系统的一分子，来平衡社会产业 系统（P）的产品余额，消除生产过剩。 可见，许多经济建设，其性质是可以在Ｐ系统和Ｃ系统之间转变的。政府应该而且可以在动态中通过调整参数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大致平衡。 我们现在再用图示来说明　社会经济两大系统的平衡： 　　 （这里有一张图，贴不上。　　　李志宁） 　　　　　　　　　　 ｕ 图１社会经济平衡图 从图１可见，产业系统Ｐ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其系统内部的员工们，仅能购买Ｐ系统总产出的部分产品。其大于总投入部分是产业系统内无法消化的余额。产业系统的资本效率越高，即产出值越是大于投入值，这个余额越大。如果没有来自产业系统之外的购买力，产业系统内各个生产单位，将由于剩余产品的积压而不断地裁员，在乘数作用下，市场进一步萎缩，最后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仅靠Ｐ系统不断地扩大投资，也不能阻挡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因为新的投资固然增加了一时的购买力，但很快也带来了新的产出涌入市场。从而使新一轮的产品过剩危机更严重。 而Ｃ系统则不同，Ｃ系统只有开支，没有产出。换句话来讲，Ｃ系统只向市场投入有货币支持的购买力，而其向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却是免费的，当然不会消耗市场中的有限购买力。实际上，C系统就是 P 系统产品所需的外部市场，它所提供的购买力帮助P 系统实现其利润，并和P系统共同组成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大系统。当C 系统所购买的产品大致等于P 系统本身不能消化的余额时，即 产业系统所追求的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额时，社会经济在整体上就会实现平衡。 乙： 那么，社会消费系统，即你所讲的C 系统所花的钱来自哪里呢？ 甲： 因为我们定义的C 系统诸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免费的。所以 C 系统中的诸单位不可能从市场交换中得到货币收入。除了 C系统中暂时处于基本建设阶段的某些企业项目，其货币资金来自储蓄外，C 系统中大多数单位所花费的货币资金，只能来自政府财政支出；而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所上缴的利润。这我们可以从图1 中清楚看到。 乙： 要靠国家财政来支持C 系统，那不是要增加国家的负担吗？国家当然可以通过征税来支持财政开支，那不就是增加社会负担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政策之一，就是国家管的越少越好，要尽可能地把那些吃财政饭的部门产业化，让它们在市场上自己养活自己，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避免中国象西方福利国家那样背上社会负担的沉重包袱。 甲：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正暴露了该观点持有人对经济学真谛的无知和头脑的浅陋。 在《对话III》，我已经说过，近代企业经济同工业革命前的自然经济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近代企业经济是个不平衡经济系统，而这个不平衡性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消除的，所以需要国家介入，需要国家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 谈到这儿，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国家财政政策在维持社会经济系统平衡运转的至关重要性。 我们知道，陆地上象长江，黄河那样千万条河流都奔向大海，为什么奔流了千万年，上亿年仍然奔流不息呢？因为下雨。正是由于太阳的蒸腾作用，把流向海洋的江河水又蒸腾成云，云又降雨于陆地，所以才保持了长江，黄河等等河流万古长流。如果没有太阳的蒸腾作用把海水化作雨云重新带回陆地，那么，长江黄河的流水大概连一年都坚持不了，就得断流。 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就好比流水，不断地通过购买商品而流向众商品生产单位。尽管这些生产单位也有种种成本开支，但这些开支仅是其产出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运动方向相反的过程来平衡，社会中流通着的货币，就会不断地在社会产业系统中沉淀下来，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规模不断地缩小，最后停滞。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所周期发生的产品过剩危机。这种过剩，从货币流的观点来看，就是社会上已经没有相应的由货币支持的购买力，所以产品过剩就发生了。 政府的税收就好比太阳的蒸腾作用，它可以把以利润的名义沉淀在赢利的产业系统中的货币蒸腾起来，通过政府支出，降雨到社会中，从而保持货币继续流动，生产方可以继续进行。 由于国家税收的对象是社会各部门中所有够资格的人员，所以国家财政政策中维持经济平衡运行的功能被掩盖起来。实际上，从图1可见，如果国家税收对象仅是P 系统，那么货币流通照样可以进行，社会经济照样可以运行。反之，如果政府仅向C 系统的人员征税，那么，货币流动很快就会停止，经济活动也会难以为继。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了国家财政在维持经济平衡和货币流通中的作用。 如果只向穷人征税，就会缩小穷人们本来就很小的购买力，这当然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平衡。因为货币是在富人群体中沉淀下来的。富人的货币财富也远远超出了其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所以，税收的主要对象必须是富人，必须是累进税。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平而劫富济贫，而更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平衡运动所必需的措施。 另外，如果政府把财政结余当作政府的目标，（即政府财政支出小于政府财政收入），那更会使货币在流通中沉淀下来，加剧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反，适当的财政赤字却有助于消除经济萧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主张中国政府放下包袱，主张医疗产业化，主张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减员增效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多么无知，因为其思维仍然局限在小生产者或企业主的思考方式中。这些人还嘲笑人家西方福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的包袱呢？其实，正是这种所谓的沉重负担，帮助西方国家避免了三十年代那样生产过剩危机的重演，从而取得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乙：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就看不到这点呢？ 甲： 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生产方面来看待社会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他们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决定性的方面，是起点，是长远利益。这种观点是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局部经验的。西方国家的供应学派也持类似的观点。对于这个学派的学说，我们在后面的对话中如有机会再作简要地分析。 乙：和你所主张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主张中国要补上资本原始积累的课，所以政策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富人们有了钱会去投资扩大再生产。钱在积累在富人手里越多，生产规模就会越大。钱到富人手中，其实就是资本的增值，钱到穷人手中就会被吃光花净，生产怎么发展呢？ 甲：把钱都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没有广大消费者的购买，产品都卖给谁？连卖都卖不出去，谈什么扩大生产？ 从货币流通和经济平衡运转的角度来看问题，当 投资 = 储蓄 时，货币就还没有从流通中沉淀下来，社会经济的运行也还算平衡。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平衡。因为任何私人资本家们都不会投资没有利润回报的项目。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一但这些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就会从C系统的项目变成 P 系统的项目，带来更多的产出。没有更大的市场来吸收容纳这些产出，社会经济就会更加不平衡，市场更加疲软，生产过剩和人民贫穷一起出现。如果国家政策向富人倾斜，就会使社会经济失去继续运行的平衡条件，社会经济会因为大多数人的贫穷而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中，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 乙： 向富裕的企业和私人企业家们征税，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继续生产热情呢？ 甲： 如果为了让私人企业家们高兴，就免去他们的税务，而转向穷人们征税，就会使社会经济更加不平衡，使市场更加疲软。我们在图1中已经看到，国家财政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沉淀在富人钱袋里的货币重新流动起来，使社会生产活动继续进行。如果富裕的私人企业家们因此不高兴而失去生产热情的话，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实行公有制，把私人企业交给国家来管理。这样可以避免国家宏观管理政策与私有体制的矛盾。 乙：从你上面对图1的说明中，国家税收的总额似乎应该等于社会产业系统产出 大于 投入的差额？ 甲：这是仅从实现社会经济平衡的角度看问题时的一种简单分析方法。在实际中，国家财政政策还有更多的考虑，在税收的总量上可以比社会产业系统产出余额更多。比如，我们拿医疗服务作例子。社会成员看病就医的需要，可以由政府统一管起来，也可以由社会成员自己负担。社会一般成员很难负担得起一些大病或突如其来得事故伤害的医疗开支，尽管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得这些大病大灾的可能性，其实这些大病很难同时发生在全体成员身上，但是一旦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这个人及其家庭就很难负担得起。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国家应该出面来统筹社会全体成员的医疗服务，一方面，国家为全体成员一旦得大病或受重伤住院治疗支付所有费用，另一方面，国家向所有有收入的社会成员征取医疗费。这种费用的征取，就不完全出于经济运转平衡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出于社会需要的考虑。加上种种类似的考虑，国家税收总量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平衡社会经济运行的范围内。 乙：顺便说一下，你这样的主张，中国改革派智囊们要说你是在搞医疗大锅饭了！他们会说，这样的大锅饭极不公平，因为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受过重伤的人也得缴纳医疗费用，他们会觉得自己吃了亏的。另外，西方许多实行公费医疗的国家，都感觉到负担太重，有些吃不消。那么中国怎负担得起呢？ 甲：我认为，中国目前许多单位，每人每月可以报销几十元医药费，超支不管的小锅饭才是国际笑话。这样撒胡椒面式的小锅饭，加在一起，会使医疗开支更庞大，而社会成员一旦得了大病或受了重伤，却照样负担不起而只能等死。由国家统筹管理的公费医疗制度，可以使社会全体成员，不管是穷是富，一旦得了大病或受了重伤，都能得到医疗保障。如果说这是大锅饭，那么这种大锅饭正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光缴钱，没机会得大病去享受过医疗服务是吃了亏，他完全可以上大街撞汽车去。这样他就不觉得自己吃亏了。 至于西方一些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的国家感到医疗负担太重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私立医院动手术的费用太高，医生大都是百万，千万富翁。这样下来，国家的医疗负担当然太大。中国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在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时，要保持医院和医药公司是国有的，医生是领固定工资的，这样医疗费用就不会很高。国家医疗开支大部分也只是在国家自己的不同部门转来转去，哪个部门赚的钱都得上缴国家财政，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种循环才显示了货币的真正社会意义。 总之，不要动不动就把国家财政开支说成是沉重负担。现代经济，由于各企业都是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的，是不平衡的经济体系，其总合会使整个社会经济不平衡。正确的政府财政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实现平衡以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发展：由于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美国政府的战争开支反而促进了美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用战争开支来促使经济实现平衡毕竟是种浪费，最好还是把政府的开支用在养老，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等社会负担上来更好。 乙：扩大政府开支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 甲：如果政府开支来自税收，一般来讲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并用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弥补赤字，那么，只要赤字额度小于现行流通中货币漏出的额度，那也不会引起多少通货膨胀。当然，这里所讲的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而言。如果把货币发行量的增多都视作通货的膨胀，那么，在维持物价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产出的增加都需要增发更多的货币来维持交易的运行。这种通货膨胀应该是正常的。中国政府由于实行过于谨慎的货币政策，以至于出现货币量不够而打白条的现象，这实在是自困手脚。 乙：这个问题你在《对话I》中已经提过，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国内经济真要出现钱不够的现象，政府就应该考虑增发货币，以补不足。 甲： 对。货币实际上不过是人们为了交换方便而发明的交换媒介。它的出现大大简化了物物交换那种种不方便。当然，由于货币可以很方便地在市场上交换几乎所有物质产品和服务，所以储存货币要比储存其它物质商品要方便的多。所以，人们尽可能地要多存一些货币，以备交换其它所需的产品。时间一长，一般人于是有了钱才是真正财富的概念，甚至钱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却不能这样看待钱。它只是交换的媒介，不应该是政府也追求的对象。 乙： 但是，对于一定的经济规模来讲，发行多少货币才能满足需要，又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 甲：过去中国有一个说法，说是每发行一元的货币，市场上必须要有8元的商品对应才成，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不知道这个1：8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关于货币的发行量，有一个费雪公式很能说明主要的关系 ： M = PQ / V 在这里， M表示货币量，Q表示商品量，P 表示商品价格， V 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即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一年) 货币的周转次数。顺便说一下，一年发一次工资与一周发一次工资所需的货币量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货币的周转速度要大大快于前一种情况。 我对费雪公式没有大的意见。我只是要补充，国民经济的产出中，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是由服务业所组成的。与农业和制造业不同，服务业没有一个有形的物质产品（P）放在那里供计算产值。服务业所有产值都是已经实现的，或者说都是卖出去的。同样，服务业的生产过剩也很难被觉察出来，因为它不象制造业那样有产品堆压来显示生产过剩。但是服务业和农业，制造业一样，它也是以其服务产品在市场上换取货币。其庞大的交易量和产值在许多国家都远远超过了农业和甚至制造业。所以，费雪的货币数量公式应该改为： M = GDP/V 在这里，M依然表示货币的数量，单位是元；V 依然表示货币的流通速度，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也是元。这里，我们省去了价格P ，因为，GDP已经以货币为单位，所以已经包含了价格在内。 这个公式对政府决策就很直观实用。如果在某年某国的国内总产值是1000亿元，而货币周转速度是一年十次，那么，要承担1，000亿总产值的交易需要，货币发行需要100亿元。当然，我们所讲的货币发行量是指账面上的量，而不一定非要印出100亿元的纸钞。因为许多交易实际上就是账户间互相转账的。 我们谈过货币的发行量要和经济规模相适应；也谈过经济发展了，货币的发行量也应该相应增大。现在我要谈谈，新增发的货币是怎样注入到正在扩大或已经扩大的社会经济的运行当中去的。 乙：是呀，发行货币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企业却是各种各样，私营的国营的都有，中央政府总不能见人就发一笔钱来把增发的货币量注入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去吧。 甲： 当中央政府查觉到社会经济产出已经增加，或者生产力已经因为购买力相对弱小而发生闲置，或者现有的货币量已经担负不起已经扩大的经济规模，中央政府就应该增发新的货币。中央政府把增发的货币量注入社会经济的运行中的方式有好几种。 政府增加财政开支，使开支大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靠增发货币量来弥补财政赤字，然后， 1，增大政府开支到 C 系统。其中包括举办公共工程，增发养老金，提高C 系统内雇员的工资等等。这样，新增发的货币，就通过C 系统的项目而注入到社会经济运行当中。 2， 政府付给购买政府债券者一个良好的回报。受益者可以通过自己消费或投资等方式把新增货币投入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去。 3， 政府购买社会上留在私人手中的资源。 以上是指中央政府在发现社会经济已经扩大的情况下，注入新货币以利经济正常运行的几种方法。当然，在社会经济没有扩大，甚至发生萎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可以这么作，从而拉动社会需求，克服萧条，甚至推动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次谈增长理论时还要谈到。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IX 袁大成 甲：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条件。 乙：原来我们到现在才谈到体制的问题，那么原先我们谈的都是什么？ 甲：我们在以前的对话中，讨论的主要是经济理论一般性原理问题。经济理论好比是计算机的软件部分，而经济体制则是硬件部分。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就是指体制改革，却忽略了管理理论即经济软件的问题。有时明明是软件有问题，却把硬件改来改去。结果老问题还没解决，又出了许多新问题。社会付出很大代价。 乙：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也叫做经济体制改革啊。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改革智囊们一开始就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有问题，所以改革也就是体制改革。 甲: 是这样。其 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所以动不动就在体制上找问题，很少在思想和指导理论上去找找原因。 比如，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智囊们一开始就把中国贫穷的原因归咎到大锅饭上去。他们认为，由于大锅饭的体制，造成人人懒惰，以而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于是就有了改革就是打破大锅饭的说法。这个思路的金一步发展就是私有化了。因为改革派智囊们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彻底打破大锅饭，才能把人人鞭策起来勤奋干活，才能富裕起来。对于 这种主张，我们在《对话VI》中已经做过分析和批评，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不管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可以运转和发展。但是比较起来，公有制要更有优势，更合适正确的理论。 乙: 主张私有制的学者专家们认为，私有制要比公有制更有效率。所以，私有化才成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观点。 甲：我们在《对话VI》中已经指出，从劳动生产率上来讲，私有制企业未必高于公有制企业；从剥削的效率上来讲，越高的剥削效率就越导致社会经济失去平衡；而如何维持社会经济平衡正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以私有制有更高的剥削率来为私有化张目，可见他们的思考离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多么远。 乙：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让我们还是回到体制问题上来吧。 是否可以说，大体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前一种体制是行不通的；改革就是要走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 甲： 你只要 回顾一下，就可发现：我们过去的讨论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所有分析 不管其所有制如何 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两个对立的领域，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应该是无计划的自由经济。 至于说哪种体制更有优越性，那得看指导经济的理论如何了。 在我看来，即使最极端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只要指导思想对头，也会有其它体制难以望其项背的优势。举例来说： 1，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可以实行跨越式发展。比如，如果人类已经有了制造彩电的技术，就可以跨过黑白电视机的生产阶段，直接为国民提供彩色电视机。如果已经有了自动洗衣机的技术，也就不必非要把单缸，双缸非自动洗衣机的生产也要重演一遍，再生产自动洗衣机。然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者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只要厂家有利润可赚，对社会和消费者是不是浪费，就不是厂家所考虑的 问题了。 2，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减少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的浪费。这些重复建设，小的比如遍地开花的小化肥厂，小钢铁厂，小造纸厂等等，大的比如重复建设的通讯网，甚至大规模的货运码头等等。从其使用率之低和占用资源之广的角度来看，重复建设是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自由经济的拥护者可以争辩说：正是有了这些重复建设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才平抑了物价，使消费者得益。实际上，只要国家计划部门有了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即不再以私人企业家般的热情追求利润极大化，而是从社会经济平衡运转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为出发点，那么，集中计划下的供应体制，就不会以垄断价格来追求超额利润。相反，自由竞争中的重复建设的成本，最终还是要消费者来承担的，并且不必要的过多消耗自然资源。 3， 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减少自由经济中的盲目性所带来的损失和浪费。在市场价格信号的盲目引导下，中国这些年不断发生的这个热，那个热给生产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计划经济的统筹安排下，计划者可以有全局和长期的概念，从而避免在市场价格的误导下，一哄而起的生产热给生产者带来的损失，给社会带来的浪费。 4， 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由于缺少计划而屡屡发生的建了拆，拆了建的荒谬现象。中国这方面作的很差，以致于中国许多城市尘土飞扬，交通混乱，原因竟是许多城市公路每年都挖了填，填了挖。可见中国的建设特别缺少计划性，尤其是长期计划。 5，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制度下那种拼命压低工资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才能生存与发展，结果却带来市场更加萎缩，生产更加过剩的悖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生产和需求两方面调解社会经济的运行，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收入水平并不断地缩短劳动时间，给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广义的内涵，也给生产率的提高以无限的前景。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 当然，这一切要以正确的经济学思想为指导才行。如果继续以企业主式的思想来指导社会生产，那么，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也只不是一个大工厂而已；社会经济更加不平衡，更谈不上发展了。 谈经济体制问题，就要讨论经济过程中各组分的关系。这里可分为两种主要的关系：（1）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2）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经济过程中的各组分 不管是生产者之间还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 都是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其实，即使在最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联系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持货币的消费者，来到市场上，根据自己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在市场上选购消费品和服务，并不多问这些产品究竟是哪种所有制的企业生产的。可见在消费市场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无多大不同。中央计划部门在这方面所能作的，主要是调节经济诸参数，实现经济平衡运行。这些参数主要有：工资水平，物价水平，利率水平，劳动时间等等。当然，根据哪种经济理论来调节这些参数，才是更关键的事情。 中国过去的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不同也许仅体现在生产者之间，即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方式。在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厂家把其产品 比如钢铁 提供给政府物资管理部门，然后，物资管理部门根据下游厂家 比如缝纫机厂 的需要，而把钢材批给下游厂家。为什么政府没有让钢材的生产者和需要者通过市场去联系，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既然双方都是政府自己的企业，自己之间买来卖去没什么意思。尽管如此，市场因素在这种关系中也仍然起着作用：钢材的出厂和入厂都是由货币数来核算的，钢材生产厂家的产值最终是通过转移到缝纫机的产值中实现的。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生产厂家可以根据物资计划部门的订单安排生产，可以避免生产过剩造成产品积压和浪费，可以防止由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诸如行贿受贿，吃回扣等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坏处是抑制了上游厂家之间的竞争和下游厂家的选择自由。其实，这种坏处是可以克服的： 只要物资管理部门提供给下游厂家的是诸多品种和价格的清单供下游厂家自己挑选，即可以保证下游厂家的选择权，也促进了上游厂家之间的产品竞争。 当然，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可以放开生产资料市场让厂家们自己去互相交易。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控制住某些产品生产的许可以及产品的交易价格上限等等市场参数就行。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企业之间也可以完全通过市场发生关系。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乙： 中国政府可能觉的政府管理生产活动麻烦太多，不如抽身出来，把具体的 经济活动交给私人企业主们去作，政府只管收税和市场调节就可以。 甲： 政府并不是由超出社会之外的不食人间烟火一群人所作成。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私人企业主们的势力集团可以影响政府把政策调节到对他们有利，对整个社会却有害的状态。拉丁美洲国家在70年代曾经有过号称拉美经济奇迹的发展阶段，现在这些发展成果到哪里去了？都被这些国家的先富们带到美国等环境保护的很好的国家去了。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们至今仍然在经济拉美化的泥潭中挣扎。 私有化还会分裂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在经济上不再是个利益同一的整体。能使社会经济健全发展的科学的经济理论会因为有悖于有势力的利益集团而被束之高阁。一切有关经济学的科学讨论和政策会失去前提。 乙：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该怎么作，你能不能提出具体的办法？ 甲： 其实，即使在全面公有制的基础上，经济体制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具体设计方案，并各有千秋。我们不可能在此提出种种具体的方案来讨论，而只能讨论一般性的问题。 中国可以在保持公有制的基础上，让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完全通过市场交换发生联系。 政府可以通过《最低工资法》，《最长劳动时间法》 ，《税收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对某些垄断性质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铁路运输 实行价格控制等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市场的运行，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求，使社会经济和谐与健康地向前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为利益所趋而出现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国家要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基本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实行指导和某些准入制度，不能任由市场的价格去引导人们盲目投资建设。 乙： 这样的做法岂不抑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正是平抑物价和促使经济进步最重要的因数。 甲： 某些法律如《最低工资法》等等，只是限制了企业界不择手段的竞争方法，除了可以避免劳动者被残酷剥削外，还有助于淘汰技术低劣，设备落后，污染严重的血汗工厂出局，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资法》，《最长工作时间法》，《税收法》等还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因子，是政府调节经济，实现经济平衡运转的重要手段。 至于政府为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巨大浪费而对生产方面的指导和某些领域的准入制度会不会限制竞争？当然会限制某些竞争。但是，与大量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重大浪费相比，这种指导还是有必要的。中国这些年不断出现的这个热，那个热的盲目生产浪潮，给生产者带来巨大损失的事情层出不穷。即使在私有制社会中，这些损失也不仅是生产者的损失，同时也是社会的损失，因为这些损失不仅浪费了资源，也使社会税收减少。 许多重复建设大大增加了运作成本，其间的竞争所起的平抑物价的作用远远小于其成本增加所起到的推动物价的上升作用。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只要政府放弃了那种商业资本家尽量抬高价格来捞钱的思想，就完全可以根据生产成本定出薄利的价格来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由于避免了重复建设的成本，所以其价格可以比自由竞争中的价格还有利于消费者。 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中，许多竞争还继续发挥作用。比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招聘国有企业的总负责人时，就是在众多的竞争应聘者中筛选出来的。而这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不许降低工人工资的条件下，减少生产成本，推广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乙：如果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的作用沟通各企业之间的联系，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力呢？ 甲：这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订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应该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订出不同的条件。比如，一家国有的客运公司和一家国有的饮食公司，其各自的权限应是不同的。中国这些年所推行的企业承包制，给承包者以太大的权限，国有企业几乎成了承包者自己的企业。投资和风险由国家来独担，利润却由承包者来分享。很多原来搞得很好的国有企业就是被这种承包制搞坏的。 乙：企业承包制的初衷就是把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企业领导者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只要承包者缴够承包费，赚得多的都是承包者自己的。这种办法的提倡者们认为，只要这样，才能充分动员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把企业搞好。否则，企业搞得好坏如何与企业负责人的利益没有关系，谁还能有积极性呢？当然，企业私有化后，企业老板更会积极关心自己企业的效益。所以，主张私有化的呼声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 甲：企业负责人所得到的职位与工资已经是对其工作的犒劳。如果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另行聘请新的管理人员。用不着非要把企业承包给私人才行，甚至非要私有化不可。 顺便说一下，私有化的主张部分原因是因为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后，发生了许多承包者们挖空国有企业的现象。这本应该引起人们反思企业承包制的弊端，并以加强法律的方式来打击此类现象的发生。然而，中国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只有近一步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才能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这就好比杜绝贼偷得办法是干脆把财物送给贼一样可笑。这种奖赏当然更加鼓励了挖空国有企业的行径，使许多原本搞得好好的国有企业被害的奄奄一息。 乙： 这么说来，你是主张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应该坚持公有制了？ 甲： 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出自所有制上，而且公有制体制加上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把社会经济搞得更好。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放弃公有制呢？ 公有制可以避免社会分裂，是社会和谐与社会成员自由的保障；公有制可以防止中国的财富流失到海外，避免拉美国家的教训；公有制有助于科学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因为科学经济政策在私有制那里所遇到的阻碍，在公有制社会中将不会存在。公有制当然可以避免社会财富集聚在一小部分人手中，那种10%的人占据90%社会财富的状态，不但毒化社会，而且使社会经济的严重失平衡，使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贫困而难以为继。 乙：说到经济发展，请你谈谈社会经济是如何在公有制的体制下增长? 甲：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在自然经济形态社会，还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中，都是由需求拉动的。在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中，这种需求是社会成员的自然需求，比如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时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跟着增加，社会就需要扩大耕地面积和产出，等等。在市场经济中，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则是有货币购买力支持的有效需求才行。换句话来讲，我需要面包，他需要衣服，如果没钱去购买，那么这种需求对市场经济来说是无效的。不管这是市场上有多少面包或衣服在出售，也不管需求者是多么强烈地需要面包和衣服，没有钱是得不到面包的，所以这种需求是无效的。顺便说一下，我这里所讲的有效需求的概念和凯恩斯所讲的有效需求概念有所不同，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提到。 乙：但是，这种有效需求是怎样来的呢？ 甲：有效需求实际上就是有货币购买力支持的自然需求。我们刚才讲过，在市场经济的秩序中，不管人们多么需要面包，没有钱，是得不到面包的。这时面包的过剩乃相对过剩。政府的经济管理任务就是要使社会成员未满足的自然需求变成有效需求。 反过来：如果人们都已经吃饱，那么，不管人们的口袋里还有多少钱，也不管市面上还有多少面包，交易同样也不会再发生。这时的过剩乃绝对生产过剩。面包这项产品到这时就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我这里所提出的增长的极限这个概念，是和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增长的极限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所讲的增长的极限的概念，是指当某产品产出大于社会成员的自然需求时，无论该产品的市场价格怎么下降，市场出售量都不会再有增加。这时该产品的生产已经到达饱和状态，该产品的增长已经到达极限，即增长的极限。社会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有其增长的极限，即人类自然需求的极限。 请注意，我在这里所讲社会成员对某项产品自然需求的极限也就是该项产品的增长极限，是在统计学意义上讲的。比如，社会总是只有一定比例的人经常喝可口可乐，那么可口可乐生产增长的极限就是这部分人对可乐饮料需求的自然极限，而不能把社会全体成员的对饮料的需求的自然极限当成可口可乐产出增长的极限。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来统计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增产极限，即：当某项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到某个临界值以后，该产品市场价格的继续下降，不再带来销售量的增加，这时该产品的产出量就已经到达其增长的极限。市场出现该产品的饱和状态。 乙： 当国内市场饱和后，如果大力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不是照样可以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吗？ 甲： 出口当然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特别在国内的增长已经到极限的情况下，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的确可以带动经济继续增长。但是，这时的增长已经和国内的生活水平无关，成了为增长而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为增长而出口的政策是否有意义，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性问题时，为了简单明了起见，可以把对外贸易问题忽略不计；或者讲，如果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经济，是以地球为单位的，那么就没有星际贸易的因素可讨论了。 乙：那么一旦国内生产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 又该怎么办呢？ 甲：假定人口不再增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就有赖于社会现有成员消费面的扩大。当代人许多消费需求是早期人们所没有的。比如，通讯业及近些年兴起的IT 业和旅游业都扩大了人们的需求面，充当了社会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就是说，除了人口增加的因素外，消费者个人消费面积的扩大，是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如果现有的生产力对已有的消费需求已经饱和，如果要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就要扩大社会成员的消费面。但是，人们的消费面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社会经济增长终有饱和的一天。那时社会发展会继续，以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将终止。而社会发展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将体现在人们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上。 乙： 提到经济增长，人们都要提起哈德罗 ― 多马模型，你是怎样评价这个模型的？ 甲：我认为哈德罗 多马所提出的公式（两个公式是一回事情），只能对已经完成的经济发展作描叙，要对还未发生的经济过程作指导，则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个公式是从结果推算原因，而不是由原因推算结果。比如，在哈德罗模型中： 　　　　　　　　　　　储蓄率（Rs） 经济增长率（G） = 　　　　　　　　　　投资-产出比（Ryi） 假定某国前年的产出是1，000亿，而储蓄是200亿，则储蓄率 Rs = 200 1000 %= 20% 因为在哈德罗模型中，社会储蓄 = 投资，所以，20% 的储蓄率也意味着有200亿元投入了扩大再生产，所以才带来了100亿元的新增加产值，经济增长率是10%，产出从前年的1，000亿增长到去年的1，100亿。 根据投资和新增产出之间的比值，得出 哈德罗模型中的分母即投资 产出比（Ryi）为： Ryi = Rs/G = 20% 10% = 2 即每投增加 1 元的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额为2 元。 但是，当人们不知道国民经济增长率时，是无法知道 投资 产出比 （产出还没出来，怎么算出它和投资的比率?）， 所以，在推算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时，这样的公式会使人们陷入：因为还不知道国民经济增值率，所以无法算出投资 产出比；又因为无法算出投入 产出比，而无法根据该模型算出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循环之中。 因为，哈德罗模型在推算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时，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两个未知数的二元一次方程式，所以无解。对已经完成的经济增长，该公式却已经无意义，因为这时靠统计就可以得知经济增长率。 在实际中，即使对过去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因子的计算，哈德罗模型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实际中，经济增长更多的来自现有的生产设施的开工率的增加，比如，工厂原来一天只开一个班，现在开3个班，24小时开工。产出增加了2倍，固定投资却无增加；这在哈德罗模型中无法反映出来，却把产出增加的功劳算入到其它部门的新投资的份上去，从而大大高估了资本 产出比的数值。 即使没有上述缺点，哈德罗模型也不能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多大帮助，因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储蓄也好，投资也好，大都是私人或企业的事情，政府无法直接决定这些因子的数值。 乙： 如果政府要制订经济增长政策，又该如何作呢? 甲：我们刚才讲过：需求乃社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这种需求必须是有货币支持的有效需求才能有经济学的意义。因此，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就是要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号召人们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支援国家建设。 至于政府已怎样的方式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让我们重新来观察《对话8》中的图（如下），就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 图见下页） （这里有一张图，贴不上。　　　李志宁） ｕ 图1 社会经济运行平衡图 从上图可见： 如果社会储蓄率 = 0 ； 政府的收入 = 开支，就可以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运行。这时社会的有效需求=社会的总供给。社会经济可以永远这样在增长率为零的条件下周而复始的运行下去。当然，这要求政府的开支没有生产性项目的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才成。 如果政府要实行经济增长政策，除了考虑要把开支转向生产性的项目外，还要考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为此，政府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不增加政府税收和公债的条件下，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并以发行新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把新的货币购买力注入社会经济的循环中去，也就是注入上图中右边所列举的社会项目中去。比如增加社会养老金，增加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举办新的公共建设项目如修地铁，建电站等等。通过上图中C系统与 P系统之间的市场换，新增发的货币又流向社会产业系统，引起产业系统现有的生产设施开工率的增加或投资规模的扩大，从而经济循环又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在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进行周而复始的新循环。其实，即使政府没有把其开支转向生产性的项目建设，而仅仅把给社会C 系统注入的新货币用来增加工资，就足可以引起社会产业系统的反应和社会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发新货币到公共开支中去，对社会产业部门的影响如同打开了一个新的海外市场的影响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品和服务直接用于改善国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而没有被廉价出售到外面去，这样岂不更好？ 乙：实行赤字财政，增发新货币，会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呢？ 甲：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赤字财政，增发货币量是不会引起恶性的物价上涨的。 当社会生产力发生闲置，生产设施开工不足，劳动人员处处多余时，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带动产业系统得开工率增加和投资增加，产出和需求很快就会实现新的平衡。 当然，为了对付企业部门以提高物价的方法来代替扩大生产，政府可以对某些垄断性较强的产品或服务提出最高物价的限制，以促使企业部门提高生产。另外，企业部门也应该认识到，如果一味以提高物价来应付需求的增加，这样的方法虽然省力，但是大家都这样干，所引起的物价轮番上升，使得大多数名义上的收入增加变得毫无意义。所以还是以提高生产的方式来获得的收入增加才是真实的。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让企业界如此自律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西方国家的赤字政策最后引起滞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到达各自增长的极限时，这个社会经济增长就会变得极其缓慢甚至停滞。这时无论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闲钱，也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会给社会经济的继续增长带来大的作用。人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终究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下去。当一个社会达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各种需求已经饱和满足，即所谓的富裕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及其政府就不应该把追求经济增长当成施政的主要目标，而应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运转，保持社会经济在一个高水平上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当然，社会技术进步不会停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劳动时间的缩短上，而不是GDP的增长上。本来社会经济的增长是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其终结的。人们应该欢迎这个终结早日到来：这就是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X 袁大成 甲： 经济学真正作为一门的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是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古代一些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等虽然也有一些有关经济的著述，但那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也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因为，那时的社会还不需要有经济学。 为什么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经济的运转开始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学就是为着解决这些问题才产生出来的。所以，经济学作为成体系的理论开始出现在最早形成市场经济的英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乙 ：西方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一开始就说了：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人的需要是无限的，而可获得的资源和产品是有限的，为了解决这一基本问题，就产生了经济学。 甲： 这种说法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生产和产品更不丰富的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却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现代社会的产品比起过去来说要丰富了不知道多少倍，却产生了无数的经济学家们为社会经济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可见，经济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应该另有所在，而不是你刚在所提的什么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乙： 那么，在你看来，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甲：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天生是一种非平衡的经济体系，因此引起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才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代经济的基本问题。 很遗憾，对经济学的产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古典经济学派，却对这一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这在亚当 斯密那里，是因为其价值理论。在亚当 斯密看来，既然商品的市场交换归根到底是根据商品的价值而进行的等价交换，那当然不会出现不平衡问题。实际上，等价交换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平衡性。特别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即使通过等价交换所获得的生产手段，其价值与其可以产生的价值是可以有着巨大的不同。（比如，你用50，000元购买来的一辆运输汽车，尽管是等价交换所得，但是，这辆汽车给你所创造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50，000元）。 古典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问题的存在所持的否定态度，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论战中也表现出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不平衡性矛盾已经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对此，马尔萨斯当时就指出，有效需求的不足，正是生产过剩危机产生的原因。李嘉图站出来与马尔萨斯展开论战，维护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马克思在谈到这场著名的论战时，他是站在李嘉图一边的。 最能反映正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的均衡理论的还有萨伊法则。在萨伊看来，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 按照萨伊的观点，社会决不会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生产不但制造产品，同时也创造需求。生产越多，社会需求就越大。举例来说，比如生产一件家具，其市场价格为100元，根据生产要素来分析，这100 元钱，最终都会作为工资，地租和利润而分配给工人，地主和资本家，所以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购买力终究会把市场上所有商品买走，不会过剩。即使有，也只能是一时的，通过市场价格的自发力量，可以消除一切过剩。所以经济学应该关注的是供应问题，而不必操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让我们来就事论事：在上述例子中，萨伊法则 忘了一点：它所谓的包含在100元价格中的诸如工资，地租，利润等购买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把产品出售了才能实现，特别是被萨伊法则计算为购买力的利润部分，更只有在产品出售后才能实现。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产品因其价格等于包含于其中的诸购买力之和所以才有可能毫无剩余的售出完毕；然而，产品只有在售出后，其中所包含的诸购买力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一个互相依赖对方先实现，才能实现自己的循环，一个无解的循环。 乙： 自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已经不再从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来讨论价格了，而是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得变动来讨论价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派。 甲： 新老古典学派的共同点，就在于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非平衡性。他们都认为，通过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完全可以实现平衡。在新古典经济学派那里，这平衡是靠市场均衡价格机制实现的。 按照市场价均衡价格理论，价格和需求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个反比关系，因为对于买者来说，一般在较低的价格上比较高的价格上购买的数量要多。这就造成了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图1 中的 DD 线）。 相反，生产者总是总是愿意在较高的价位上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价格和供应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相关关系，这就造成了供应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图1 中的SS 线）。 需求和供应曲线的相交点决定了市场价格和交易的数量。从图1 上来看，需求和供应曲线是在价格P1 和数量Q1 上相交的。这时的市场价格即所谓的市场均衡价格。这个价格下，供应和需求正好平衡，既没有过剩，也没有短缺。当然，这个均衡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市场上由于购买力不足而出现商品过剩，市场价格会下降，从而消除过剩，达到新的平衡价格。如果购买力旺盛而出现供应短缺时，市场价格会上升，从而消除短缺，达到新的市场平衡价格。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均衡价格机制。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不平衡是偶然的，在市场平衡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供求关系必然走向平衡。 （这里的图贴不上　　　李志宁） 图 1 均衡价格模型图 乙： 这是很流行的观点。好像中国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也持这种观点。 甲： 在《对话5》中，我们曾对这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均衡市场价格理论作过分析和评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模型甚至不能符合实际经验。根据均衡市场价格理论，供应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它表示了价格越高，生产者越愿意供应更多的商品到市场上。比如，在价格为10元时，假定利润为1元，生产者只愿意生产数量为100的产品；价格为11元时，利润上升为2 元，生产者愿意提供 数量为200 的产品；价格为12元时，利润为3 元，生产者愿意提供更多的产品为300；以此类推，价格越高，利润会跟着上升，因此生产者乐意提供更多的产品到市场上，所以供应数量和市场价格成正比，供应曲线在均衡市场价格模型中呈向上的曲线。 若要我接受这个模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必须解释：在价格为10，利润为1 时，生产者既然愿意生产数量为100的产品，为什么却不会生产更多的产品，以获得更大的利润额？其实，当价格和利润率都有所下降时，生产者更努力试图卖出更多的产品以保持利润额不致跟着下降。就是说，在实际中，均衡市场价格模型中的供应曲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存在，与之相反的情况却比比皆是。这个模型一共由两条曲线构成，其中一条曲线在实际中是否存在还是疑问，那么这个模型还能成立吗？ 市场平衡价格记者模型还告诉我们，当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现象时，市场价格会上升到新的供求关系的平衡点，从而消除供不应求的现象。我认为，自由经济市场机制的这一过程，其实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缺点。因为自由经济的市场机制的这一过程，带来更多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市场价格的随需求增加而上涨，只会对经济增长带来阻尼作用。 至于出现供过于求时，自由经济的均衡价格的市场机制所发生的物价下降，会不会消除产品过剩，我看也不一定。正如我们在过去几个对话中反复提到的：由于追求产出 大于 投入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上总购买力将小于总供应。当市场上出普遍的现生产过剩危机时，原来的总购买力大都已经花费掉了，所以才有产品过剩危机的出现。这时即使减价出售过剩产品，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追求产出 大于投入的差额，从而使总需求总是 小于总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市场价格机制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均衡价格不断地向下移动。这就是经济萧条期间人们经常可见的通货紧缩现象。它本身就是经济萧条的特征，即使在削减生产和销毁产品等等的帮助下，实现了均衡，也是经济萎缩后的均衡。可见，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机制，既不能防止经济萎缩，更对经济复苏起阻尼作用。 尽管古典经济学派一味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所具有的不平衡性，但是，不管是看不见的手也好，萨伊法则也好，还是市场均衡价格机制也好，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经济过剩危机周期性的到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初所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更是使得西方国家一片混乱。在这一系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人们终于开始清醒过来，开始与过去的标准学说决裂。于是有了凯恩斯革命！ 乙： 凯恩斯革命是什么？革了谁的命？ 甲： 在凯恩斯以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主流经济学派即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偶然的，在价值规律或均衡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走向平衡。因此，古典学派都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主张自由放任，并认为一支看不见的手自然会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源的配置调节到最佳状态。 凯恩斯革命首先革的就是这种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衡的学说的命。在凯恩斯看来，以往的理论，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而这种不平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 这里，凯恩斯继马尔萨斯之后，再次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再次接触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并诞生了宏观经济学。 乙： 你在我们的对话中也常谈到有效需求这一概念，这和凯恩斯所讲的有效需求的概念是不是一回事？ 甲： 我对有效需求的定义与凯恩斯的定义是不同的。我认为，人们的需求有各种各样，其中有货币购买力支持的需求，才能在市场上得到满足，这样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用以区分一时间没有货币购买力支持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因为没有货币支持的需求，不管有多么急迫，也不管多么重要，在市场经济的秩序下，是没法得到满足，所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无效的。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定义是，当社会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社会需求量，即有效需求。不过，尽管定义不同，但是定义的对象却是同一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不同有多大意义。我和凯恩斯之间真正有着重要意义的不同，在于对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原因的分析上。就是说，我和凯恩斯在寻找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时，答案是不同的。 乙 ： 有什么不同？请讲讲。 甲： 在凯恩斯看来，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储蓄。由于心理原因和储蓄倾向等等因素的作用，人们并不是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而总是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收入越高，储蓄倾向越大。对个人来讲是如此，对国民收入总体来讲也是如此。凯恩斯认为，储蓄造成一部分货币从经济流通中沉淀出来，造成相应的生产过剩，在乘数作用下，引发越来越大的生产过剩，最后导致经济萧条。 我不能完全同意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产生原因的分析。的确，人们是把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为什么储蓄？为了将来需要时的开销之用。这样，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无数个过去的储蓄和将来的开销会在现时互相抵消。除此外，超前贷款消费已经非常普遍，比如，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购屋者都是贷款买房子来住的；他们庞大的贷款正是同时期其他人的储蓄，甚至很大一部分来自别人随时可用的活期存款。所以我认为，用储蓄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及经济萧条的原因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乙：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起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呢？ 甲：正如我在《对话III》中所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个非平衡体系。与自然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是追求产出 大于 投入之间的差值的。这个差值也代表了资本的投资效率。只有在预期的产出 大于投入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才会开始发动。本来，资本主义企业以此为追求也无可厚非。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一个社会所有经济单元的投入之和，正是这个社会系统的需求总量。既然这个社会系统内所有的经济单元都在追求 产出 大于投入，这个社会系统的总产出必然大于总需求。这个大出的部分就是生产过剩。 反过来看，因为总需求 小于总产出，所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不管有没有储蓄，都是如此。其实，正如我们在以前的对话中反复所讲的，要使一个社会系统内所有经济单元同时实现产出 大于投入的追求，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象要使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同年度都实现贸易盈余是不可能的一样。难怪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是要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来。 尽管我认为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分析并不完全，但是，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提出来，毕竟触及到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即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性问题。既然认识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存在，由此得出的政策，当然是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上的经济均衡了。由于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被接受，从而在战后竟出现了一个长达25-30年之久经济繁荣的凯恩斯时代。通过这个时代，西方国家陆续进入了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 ）. 乙： 你把凯恩斯的作用说得那么大，那你又如何解释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因此经济学界又掀起反凯恩斯主义的思潮呢？ 甲：的确，自七十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的调节市场的各项政策，呈现出效应递减的现象，或甚至失效。比如，前些年很有成效的赤字政策，现在不但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使得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失业率也跟着攀升，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得原先一些反凯恩斯的经济学派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聚集起来，向凯恩斯的学说发动了批判。他们认为，出现经济滞胀问题，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就连凯恩斯的弟子，琼 罗宾逊也承认凯恩斯的经济学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并称之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本来，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就是说，在经济萧条期间，失业率高升而通货紧缩，在经济上升阶段，则失业率下降，通货则膨胀。然而，现在竟然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和失业上升同时发生，即滞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既不能从理论上提出解释，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窘境。 乙：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滞胀的现象呢？ 甲： 在我看来，滞胀的发生是以下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增长的极限：我在前面的对话中已经指出过，经济的增长终会遇到极限的。当产出量已经达到社会需求量的上限时，生产就已经饱和。就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吃下无穷尽的土豆一样，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能吃下无穷尽的土豆。土豆如此，其它产品也是如此。经过凯恩斯时代经济的长足发展，西方国家大都进入所谓的富裕社会，人们的许多基本需求都已经满足，为这些需求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走到尽头。如果没有人口的显著增长或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经济的增长只能非常缓慢甚至停滞。 2， 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增长，从而使社会对总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失业当然会上升。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普遍缩短劳动时间。但是，在私有企业激烈竞争经济的秩序中，要雇主自觉地缩短雇员们的劳动时间实属勉为其难。 3，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继续用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政策来刺激需求，就会失效，而只能引起通货膨胀。 4， 70 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更加重了此通货膨胀。 5， 有效需求的不足，不仅仅在于储蓄的增加，而更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非平衡性。所以仅靠减少储蓄或增加投资不足以彻底消除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的压力必然导致经济萧条。 6， 宏观与微观的矛盾。由于西方国家在微观经济体制上大都保持着私人企业制度，当国家实行刺激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引起需求上升时，私人企业往往用趁机提高物价的方式来捞钱，而不会轻易采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满足社会需求。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均衡生产价格机制的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需求增加时，市场价格会上升到新的平衡为止。这当然是通货膨胀，经济规模却依旧。而西方国家当时在宏观经济上实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微观上依然是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其需求管理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 不管怎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试图以出现经济滞胀这一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来完全否定凯恩斯理论的意义与功绩是办不到的。西方国家毕竟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经历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经济繁荣，并因此跨入富裕社会，足见凯恩斯革命的非凡功绩。 乙： 那你又是怎样看待曾指导了包 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呢？ 甲： 很遗憾，当西方国家经历凯恩斯时代的经济繁荣的同时，原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 包括中国 却依然局限在老古典经济学派的概念中而固步自封。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思想上的指导理论依然没有超出古典经济学派的窠臼。 乙： 怎么可以这么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原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思想上的指导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主张国家指导下的计划经济的，古典经济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经济。这两个能搭上边吗？ 甲： 古典经济学派为什么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因为在古典经济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不平衡问题。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市场价格机制等等可以帮助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平衡，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 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有不平衡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是一致的。在马克思本人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所致，而是生产无计划造成的。 所以，马克思主张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定可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马尔萨斯早于凯恩斯100多年之久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现代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平衡性矛盾。李嘉图为此同马尔萨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 马克思在谈到这场论证时，是站在李嘉图一边。马克思甚至认为马尔萨斯是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在说话。因为马尔萨斯在谈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时，顺便说了一下，一个不从事生产，专事消费的地主阶级的存在，有助于克服有效需求的不足。实际上，马尔萨斯只是在表达他的观点，即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在《对话8》中所讨论过的 C系统与P 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社会经济大系统平衡的条件。至于这个 C 系统中是社会福利开支，还是军费开支，或是马尔萨斯所提到地主的寄生消费，在经济学上来看都是一样的。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不平衡系统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要求一个与其过程相反的系统来支持其自身的存在，形成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并没有看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及其背后资本主义生产不平衡性的矛盾。 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还有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杜林在谈到生产过剩问题时指出，生产过剩是因为穷人太穷了。这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恩格斯却以调侃的口气反驳道：贫穷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古老事实，生产过剩是一个现代才出现的问题。只有我们的杜林先生才拿一个古老事实来解释一个现代问题。实际上，恩格斯不知道，此贫穷非彼贫穷，两个贫穷的根源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过去的贫穷仅仅影响着贫穷者自己的生活，现代的贫穷则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 也许因为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太深，使得马克思在其理论上没有真正突破古典经济学派的窠臼。他的巨著〈资本论〉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运动的。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是为了说明资本增值的源泉。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属于道德上的批判。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没有触及到其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所以，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为指导的原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依然深深受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所以在我看来，原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 所以，就在西方国家和若干标准学说决裂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 的东方国家却继承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发誓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明确地宣布了： 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 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这 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社会 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 可见，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思想上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精 神。这样，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在积累中得到发展，为了现在又被称作积 累的利润极大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更是起劲地，变本加厉地剥削起工人来。中国在这方面要比其它国家走得更远。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高积累来追求国家资本的增值，劳动者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要素而已 (引自 对话-3 ) 正是在这种关于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而积累是资本增值的唯一源泉的原理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基本原理的指引下，一种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热情主宰了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都把消费当做对积累的损耗而与发展生产对立起来。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看来，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消费基金多了，生产基金就必然少了。为了发展生产这一长远利益，不得不限制消费。这比古典经济学家们中的供应学派走的更远，完全是他们的头脑依然被企业式经济发展模式所禁锢的结果。 乙： 既然你认为原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指导思想依然是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按照你的分析，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和解决经济的不平衡性矛盾，社会经济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更谈不上发展了。但是，为什么原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发展速度上却有很高的增长率，而并没有出现你所谓的经济失衡而导致的经济萧条呢？ 甲：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以开始时，自然经济的农业还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工业化过程还刚刚开始，而这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致力于重工业与交通设施等等基本建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由于追求积累的企业经济的发展模式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失衡。正如我们在《对话8》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项目还在基本建设阶段时，它就属于 C 系统。它在建设过程中不但没有产出，而且还吸收 P系统的产出，消化着 P系统的过剩产品，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平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在经济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称的古典经济学派为指导理论，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萧条，反而经济增长率却很高。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却很少，因为这个时期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的领域。 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这些国家原自然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少，市场经济也越来越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和其它基本建设的产值也需要向向消费品和服务业等终端产品中转移。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还抱着省吃俭用，增加积累那套小业主或企业主式的思想不放，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在中国，多亏了政府盖仓库的热情和经常性的计划调整，才把这种失衡所导致的生产过剩掩盖起来。但却掩盖不了人民的贫穷。 乙： 这些观点你在过去的《对话》中已经多次阐述过。那么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呢？ 甲： 由于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笃信增长需要积累，积累来自剥削的经济学信条 很遗憾这些信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也符合从小生产者到企业主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所以，当改革开放一开始，当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原来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时，他们自然的想法就是，这是因为中国缺少了剥削和积累的结果。所以他们力主中国补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残酷剥削的课。因此所谓的经济改革，不过是把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私人资本主义而已。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由于受自己的头脑的限制，看不到原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和其它原东方国家实际上所缺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一课，他们却让中国去补已经被凯恩斯已经批判过的课程；这样的补课只能把中国社会从一个误区引入另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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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改革30年发展速率比毛时代低得多
huangwd99 2008-9-4 13:54
论证改革30年发展速率比毛时代低得多 黄卫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改革开放前后均是三十年。人们在反思改革开放，思考今后发展方略。比较新中国前后三十年，从而吸取经验教训，已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只有先确定评价的标准，才能比较优劣。评价不同时代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增长率，是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水平。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技术不断进步，社会领域也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发展是不断加快的。因此，早期社会发展水平是无法与后期社会发展水平相比的。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从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所反映的当时英国老百姓和贵族的生活水平来看，其实际发展水平远远不与现代英国，甚至比不上现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生活水平超过30年前，那是理所当然。就像毛泽东时代经济30年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样（集中体现在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人口增长近一倍）。右派拿现在比30年生活水平高来证明现在的政策路线好，是一种欺骗。 如何评价增长率和发展速度。我们不能拿所谓的产值或GDP来进行比较。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其价值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是无法比较的。七十年代初的美元与黄金是等价的，每克黄金仅相当于1.2美元 （1盎司31g＝35美元），现在，每克黄金相当于25美元以上（1盎司31克850美元），同时期，人民币同样贬值几十倍。我们提出应通过关键产品的增长率来进行评价。主要关键产品应包括粮食，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工业化最重要的是电器化，因此，电是工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 建国前三十年，我们的粮食年平均增长率是3.23%,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是15.3%, 而后三十年(到2007年)，粮食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48％,发电量年平均增长率仅9.16%。（参见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3206 ） 很多人拿吃饭问题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人们，还有一些人拿大跃进期间，人口死亡率升高来指责。这是非常荒谬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基础非常薄弱，建国时，人均寿命仅三十五岁，总人口仅5.4亿人，到1979年，人口已增长到九亿多，人均寿命已增加到六十八岁，这反映了这三十年社会的极大进步。同时说明粮食产量有了很大增长，否则无法支撑人口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增长。实际粮食产量也从1950年13215万吨增加到1979年33211万吨。由于人口增加较大，人均粮食增长较低。当时为对抗苏联的入侵，同时储备了很多粮食用于备战，这是当时粮食供应不够丰富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缓慢，虽然粮食增长速率下降，人均粮食增加速率加快了，同时，不储备粮食进行战备，还大量进口，粮食供应得到了改善。然而，今天，我们的粮食仍然没有达到自给，据报道，每年需要的大豆50％以上进口。还有一些人指责大跃进饿死叁千万人，按照前30年人口增长率，我们是否可以指责后三十年人口少增长几亿，解放前，人口减少几亿。现实却是指责人口增长最快的三十年，这合什么逻辑？当时有三年确实发生了困难，主要原因是当时实际主政者刘少奇的错误所造成的（见附录），如果没有这种错误，中国应在前三十年发展得更好。 还有一些人指责我们发展速度快，为什么人们生活改善远远比不上国外，例如日本。由于建国初经济水平极低，虽然经过快速发展，在前三十年，经济水平与当时日本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当时的生活水平要达到日本同时期水平，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今天，改革开放又过了三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与三十年前日本有很大差距。（参见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3010 附录2）从货币收入来说，日本实行高物价，高收入政策，其货币收入增长率，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中国快得多。 还有人认为，后三十年可能存在饱和效应，就是说到了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发展速度就下降。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人均发展水平还低于日本六十年代末的水平，例如，人均发电量，2007年约为2340度（＝32777亿度/14亿人），而日本1969年人均发电量约为3136度（3136亿度/1亿人）。而我们的后三十年发展速度仅相对日本六十年代发展速度一半。这说明我们还未到产生饱和效应的发展水平。 建国前三十年的条件远远比不上后三十年。建国开始，国内还有大量土匪、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被打倒的旧政府的官僚和地主还在时时刻刻想推翻我们的政权，国外的敌对势力一直封锁中国，还不断排出军队，从我们的周围动手，我们不得不同当时最强大的国际力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对印自卫还击、对苏自卫还击战、在东南沿海，我们还不断与蒋进行战斗。我们的整个海洋被封锁，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发展速率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相反，后三十年，我们已与美国建交，与整个西方关系正常化，它们对中国的封锁消除。十一年后，苏联垮台，我们北方的敌对势力消失，国内的敌对势力早已在前三十年被完全改造了，那些蒋介石嫡系分子，包括国民党战犯，都改造成为拥护我们的政权，支持我们事业的人了。我们处在非常好的发展环境下，我们应该在后三十年有更快的发展速率。然而，实际增长率下降一半左右，还出现了嫖娼、包二奶、吸毒、黑砖窑等丑恶现象。即使增长率变低，财富仍然是增加了，但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生活虽有提高，却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率。今年物价大幅度上涨，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面临困境。人们理所当然要质疑现在的发展路线。 如果我们后30年发展速率能够赶上前30年发展速度，我们的GDP将增加4.6倍（按照发电量增长速率换算，＝（115.3%/109.16%)^28=4.63)，人均GDP将达到11386美元（＝24604.63)，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差不远。 造成改革后三十年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前三十年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偏离了经济发展规律，生产和消费应平衡，我们过分强调生产，导致生产能力大，老百姓却没有经济收入去消费，形成的生产能力为国外服务，换回白条美元近2万亿无法使用，换回产品无市场，换生产线同样只能停产。此外，引进外资，使人民劳动产生的财富都变成外国资本家的利润被拿走了；国内资本家也纷纷带着人民创造的财富投奔国外了。 过去我们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经济规模由生产能力决定，现在我们生产能力上去了，消费能力严重滞后，使生产能力无法发挥，从而降低经济规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社会保障系统，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这是一个西方二战前就开始应用，并且一直在西方普遍应用的手段，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的的手段。 那些掠夺财富的少数人，利用掌握的媒体，大肆宣传后三十年，污蔑前三十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欺骗老百姓，人民终究会认清事实的，你们悔改吧，否则等待你们的将是新的风暴。 附录： 1、网友提供的日本发电量增长速度数据，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发电量增长速率高，在经济低速发展期，发电量增长速率低。发电增长率数据与经济发展速率的趋势是一致的。也间接证明了本文结论。（日本发电量增长率1950-1980 8.8%，1980-2006 2.7%）。（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161374page=4） 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7年的总产值也仅仅为1978年的4.96倍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10/55635.html ，低于毛时代30年增长速率近一倍。与本文通过发电数据得到的结论一致。 3、参考： 黄卫东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 黄卫东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4、参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12/29412.html 附录，其中论证大跃进责任主要是刘少奇，提到的毛泽东的党内通讯原文如下，来自文革期间印制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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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比较
huangwd99 2008-7-24 22:45
关于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比较 如前所述，采用实物商品进行增长率比较，才有实际意义。主要数据除硫酸来源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资料研究室编， 《我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录编（ 1949-1981 ）》 ，文革前其他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文革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79－ http://www.stats.gov.cn/tjgb/ ）。增长率1代表以1955年为基准毛泽东时代的年均增长率，以1979年为基准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年均增长率，增长率2代表以1950年为基准解放后每年的年均增长率。 从表可以看出，主要工业产品均是毛泽东时代明显大于改革开放时代，发电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4%，改革开放以后9%，钢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0%，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时间仅6%左右，近几年大搞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增长较快，达到10%，硫酸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3%，改革开放以后8％。粮食产量在改革开放初还与之前相当，近几年明显比毛泽东时代低。然而，两个时代更重要的区别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财富都归中国人民，现在中国人民生产的财富还有多少归中国人民。 一些人因为毛泽东时代还是商品短缺时代，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绩。然而，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老百姓生活条件很差，到改革开放前，有了极大改善。我们比较不同时代，只能通过增长率进行比较，不能比较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下降，那等于经济不发展，还倒退。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时代还发生过浮夸风，虽然毛泽东主席需要负领导责任，但直接责任人是刘少奇，否则经济发展还会更好。有关刘少奇责任可参考：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151400 http://hi.baidu.com/%B8%DF%CC%EC%D6%BE/blog/item/fcee47af0e8e1cc97dd92a56.html 发电量 钢 年度 产量 亿kwh 增长率1 增长率2 产量 万吨 增长率1 增长率2 1950 45.70 59.58 1951 59.21 29.56% 85.96 44.28% 1952 72.23 25.72% 128.49 46.85% 1953 85.35 23.15% 165.46 40.56% 1954 106.51 23.56% 207.10 36.54% 1955 121.00 21.50% 257.70 34.03% 1956 155.46 28.48% 22.64% 411.40 59.64% 37.99% 1957 184.33 23.43% 22.05% 499.00 39.15% 35.47% 1958 261.93 29.36% 24.39% 800.00 45.88% 38.36% 1959 397.43 34.62% 27.17% 1246.00 48.29% 40.19% 1960 554.17 35.57% 28.34% 1672.00 45.35% 39.58% 1961 434.40 23.74% 22.72% 831.00 21.55% 27.07% 1962 444.82 20.44% 20.88% 633.00 13.70% 21.77% 1963 452.36 17.92% 19.28% 725.00 13.80% 21.19% 1964 515.95 17.48% 18.90% 917.00 15.15% 21.56% 1965 659.41 18.48% 19.48% 1176.00 16.39% 22.00% 1966 758.51 18.16% 19.19% 1461.00 17.09% 22.14% 1967 711.00 15.90% 17.52% 973.00 11.71% 17.86% 1968 664.00 13.99% 16.03% 891.40 10.02% 16.22% 1969 870.00 15.13% 16.77% 1288.30 12.18% 17.56% 1970 1130.00 16.06% 17.40% 1753.10 13.64% 18.42% 1971 1264.00 15.79% 17.13% 2016.00 13.72% 18.26% 1972 1402.00 15.50% 16.84% 2230.00 13.53% 17.90% 1973 1524.00 15.11% 16.47% 2386.70 13.16% 17.40% 1974 1550.00 14.36% 15.82% 2003.00 11.40% 15.77% 1975 1931.00 14.85% 16.15% 2345.00 11.67% 15.82% 1976 1924.00 14.08% 15.47% 1937.00 10.08% 14.33% 1977 2111.00 13.88% 15.25% 2211.00 10.26% 14.32% 1978 2547.00 14.16% 15.44% 3112.00 11.44% 15.17% 1979 2819.00 15.27% 3448.00 15.02% 1980 3006.00 6.63% 14.97% 3712.00 7.66% 14.77% 1981 3093.00 4.75% 14.56% 3560.00 1.61% 14.10% 1982 3277.00 5.15% 14.28% 3716.00 2.53% 13.79% 1983 3514.00 5.66% 14.06% 4002.00 3.80% 13.60% 1984 3746.00 5.85% 13.84% 4337.00 4.69% 13.44% 1985 4073.00 6.33% 13.69% 4666.00 5.17% 13.27% 1986 4455.00 6.76% 13.57% 5205.00 6.06% 13.22% 1987 4960.00 7.32% 13.51% 5602.00 6.25% 13.07% 1988 5430.00 7.56% 13.40% 5918.00 6.19% 12.86% 1989 5820.00 7.52% 13.23% 6124.00 5.91% 12.61% 1990 6180.00 7.40% 13.05% 6604.00 6.09% 12.49% 1991 6750.00 7.55% 12.96% 7057.00 6.15% 12.35% 1992 7470.00 7.78% 12.90% 8000.00 6.69% 12.37% 1993 8200.00 7.93% 12.83% 8868.00 6.98% 12.34% 1994 9200.00 8.20% 12.81% 9153.00 6.73% 12.12% 1995 10000.00 8.24% 12.72% 9400.00 6.47% 11.90% 1996 10750.00 8.19% 12.60% 10110.00 6.53% 11.81%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6540 8.00% 12.00% 18155 9.48% 11.63% 2003 19107 8.30% 12.06% 22234 9.73% 11.82% 2004 21870 8.54% 12.11% 27279 9.98% 12.01% 2005 24747 8.71% 12.12% 35239 10.34% 12.30% 2006 28344 8.92% 12.17% 42266 10.52% 12.44% 2007 32777 9.16% 12.23% 48966 10.62% 12.50% 硫酸 粮食 年度 产量万吨 增长率1 增长率2 产量万吨 增长率1 增长率2 1950 6.90 13215 1951 14.90 115.94% 14370 8.74% 1952 19.00 65.94% 16390 11.37% 1953 26.00 55.61% 16685 8.08% 1954 34.40 49.43% 16950 6.42% 1955 37.50 40.29% 18395 6.84% 1956 51.70 37.87% 39.89% 19275 4.78% 6.49% 1957 63.20 29.82% 37.22% 19505 2.97% 5.72% 1958 74.40 25.66% 34.61% 20000 2.83% 5.32% 1959 106.10 29.69% 35.48% 17000 -1.95% 2.84% 1960 133.00 28.81% 34.43% 14350 -4.85% 0.83% 1961 90.40 15.79% 26.35% 14750 -3.61% 1.00% 1962 96.80 14.51% 24.62% 16000 -1.97% 1.61% 1963 130.60 16.88% 25.38% 17000 -0.98% 1.96% 1964 170.40 18.32% 25.74% 19250 0.51% 2.72% 1965 234.00 20.09% 26.48% 19450 0.56% 2.61% 1966 290.90 20.47% 26.34% 21400 1.39% 3.06% 1967 198.30 14.89% 21.84% 21780 1.42% 2.98% 1968 141.50 10.76% 18.27% 20905 0.99% 2.58% 1969 234.30 13.98% 20.39% 21095 0.98% 2.49% 1970 291.40 14.65% 20.58% 23995 1.79% 3.03% 1971 357.98 15.14% 20.69% 25015 1.94% 3.09% 1972 400.50 14.95% 20.27% 24050 1.59% 2.76% 1973 468.10 15.06% 20.12% 26495 2.05% 3.07% 1974 442.70 13.87% 18.93% 27525 2.14% 3.10% 1975 484.70 13.65% 18.54% 28450 2.20% 3.11% 1976 450.80 12.57% 17.44% 28630 2.13% 3.02% 1977 537.50 12.87% 17.51% 28275 1.97% 2.86% 1978 661.00 13.29% 17.70% 30475 2.22% 3.03% 1979 700.00 17.27% 33211 3.23% 1980 764.00 9.14% 16.99% 31822.00 -4.18% 2.97% 1981 781.00 5.63% 16.48% 32502 -1.07% 2.95% 1982 817.00 5.29% 16.09% 35343 2.10% 3.12% 1983 870.00 5.59% 15.79% 38728 3.92% 3.31% 1984 813.00 3.04% 15.06% 40712 4.16% 3.36% 1985 669.00 -0.75% 13.96% 37898 2.22% 3.06% 1986 751.00 1.01% 13.91% 39109 2.36% 3.06% 1987 962.00 4.05% 14.28% 40241 2.43% 3.06% 1988 1098.00 5.13% 14.27% 39401 1.92% 2.92% 1989 1141.00 5.01% 13.99% 40745 2.07% 2.93% 1990 1169.00 4.77% 13.69% 43500 2.48% 3.02% 1991 1314.00 5.39% 13.66% 43524 2.28% 2.95% 1992 1396.00 5.45% 13.48% 44258 2.23% 2.92% 1993 1314.00 4.60% 12.98% 45644 2.30% 2.92% 1994 1495.00 5.19% 13.00% 44450 1.96% 2.80% 1995 1741.00 5.86% 13.08% 46500 2.13% 2.84% 1996 1889.00 6.01% 12.98% 49000 2.31% 2.89% 1997 49250 2.21% 2.84% 1998 49000 2.07% 2.77% 1999 50800 2.15% 2.79% 2000 46251 1.59% 2.54% 2001 45262 1.42% 2.44% 2002 3050 6.61% 12.43% 45711 1.40% 2.42% 2003 3371 6.77% 12.39% 43067 1.09% 2.25% 2004 3994 7.21% 12.50% 46947 1.39% 2.38% 2005 4529 7.45% 12.52% 48401 1.46% 2.39% 2006 4981 7.54% 12.47% 49746 1.51% 2.40% 2007 5500 7.64% 12.44% 50150 1.4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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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人工资，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
huangwd99 2008-7-20 00:15
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 5：从前有二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A和B，都是由一个资本家统治。两岛主要区别在于A岛资本家愚蠢而又贪婪，对劳动者剥削比较厉害，劳动者工资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而B岛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比较高，是A岛工资2倍。一段时间以后，A岛和B岛资本家都积累了大量利润投资建设生产电视等高档消费品的工厂（实际情况是劳动者建好了生产电视的工厂，与利润多少无关），假设两岛都只有一个资本家，产品无法运出岛外，大家可以预料两岛资本家投资生产电视的命运。A 岛资本家必然不能收回投资，因为电视机没有市场，而B 岛资本家必然获得了更多财富，因为劳动者生产了更多商品，创造了更多财富，虽然部分归劳动者，而资本家总是获得财富的另外一部分。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A岛电视机工厂必然破产，资本家也无法收回投资，而整个岛经济也无法发展。而B岛经济因电视机厂实现了产销，经济必然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提高劳动者工资，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是一件有利于资本家的事情。而压低劳动者工资，使商品市场萎缩，既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家获得财富。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压低劳动者工资，鼓吹所谓的低工资比较优势，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经济逐渐走向困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美国福特公司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使自己的劳动者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才使汽车在美国销售量大幅度提高，对比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历史的智慧都忘在脑后。他们不仅没有创造历史的智慧，而且没有学习历史的智慧。 下边这则寓言故事反映的是历史事实： 寓言故事 6：从前有一个小岛，小岛上只有一家兄弟几个，由于父母已去世，这弟兄几个分家了。有一年发生大旱，庄稼没有多少收成，大家只好吃余粮。老大余粮充足，还喂养了很多奶牛，每天供应牛奶给一家人，吃不掉的就倒入大海。老小没有多数余粮，只好饿着肚子，实在受不了，就吃草。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老小无法从其他人手里借到粮食，也许是这家人非常自私？ 这里实际是将一国比喻成一岛，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情。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就发生了富人向大海倾倒牛奶，而穷人饿着肚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将一个国家比喻成只有弟兄几个组成的一个小岛，就显得非常荒诞。社会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而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原因很清楚，财富分配出了问题，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它们不愿意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生产成本，使自己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该寓言还说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的。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市场万能，是误导中国人民。罗斯福上台后，通过公共工程增加劳动者工资，从而为资本家准备了产品市场，使美国经济发展加速。从那以后，西方国家正确地认识到问题所在，从而制定了最低工人工资制度，并逐年提高，再也没有出现粮食生产丰富却产生饥饿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得到了良好控制。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在荒年，由政府组织搞一些建设活动，使老百姓增加收入。但是，如今我国这样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发展经济，办法之一是扩大已有商品的生产能力，增加商品生产量，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之一，也是多年来，我国提高GDP的主要方法。但是，如果不提高居民收入，或只提高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的产品卖给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停止增产，因而也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商品不属于国内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的商品。因为人们对很多商品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当人均消费量达到或接近饱和时，再增加这种商品产量也是无法销售的，会导致商品滞销而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还有一种办法是为国外生产，这是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内采用的方式，我们在前面论证了为国外生产，换回外汇储存，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财富，是我们的极大损失。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其理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商品的职能，才能不滞销，才能继续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然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会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和收入，导致劳动者无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这个矛盾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是外来的资本家，还是国内的资本家，似乎还是马克思描述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并没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环境中进化，在自私自利方面与日本的资本家并无多少区别。当时，日本政府内有识之士决定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和劳动者的收入，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空前举措，后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政策。 日本当时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措施包括： 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日本大米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从60年到69年，提高了95％，到68年，与美国相比，大米价格是美国的2.7倍。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约上涨30％。此外，通过普及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农民人均粮食产量，这样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增加。 2 提高劳动者工资 确立最低工资，按地区和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同意最低工资，制定每年增加量，使70年平均工资是61年2.7倍，收入差别也很小。同时期通过技术进步，使发展的商品价格与劳动者工资比较匹配，还配套消费信贷政策，促进了商品销售。十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加16％，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至于投资资金，大企业主要由资本家自己解决，国家采用高折旧政策，减少收税，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即企业新购设备的支出算以前设备折旧，不交税）。国家制定法人累进所得税制，为中小企业留下存在生存空间。政府增发货币通过银行提供贷款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劳动者主体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民工承担，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以后，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商品在农村无法销售，农村市场始终没有发展，生产能力长期空置，工厂开工率逐年下降。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城市劳动者也下岗了，使收入情况更加恶化。政府为了增加GDP，确保8％增长率，对策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服务推向市场，还不断推高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虽然提高了GDP，却将老百姓手里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政府所得不断扩大，与政府消费相关的产业不断繁荣，而普通百姓生活则逐渐陷入了困境，国家近年来已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了。我们的政府官僚和资本家就像寓言故事中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对这些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我这里也给一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 7： 有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个人是远道来旅游的亿万富翁，另一个人是当地渔夫。 富翁问：每天需要多少时间打鱼？ 渔夫说：大约 2小时。 富翁又问：那么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干什么？ 渔夫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的充实又忙碌呢！ 富翁帮他出主意说：我倒是可以帮你！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抓鱼，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你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加工厂。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个捕捞、加工和行销的产业链。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大的企业。 渔夫问：那要用多少时间呢？ 富翁回答道： 15到20年。 然后呢？ 富翁说：到那时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 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这则寓言说明了，财富对一个人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个人消费有限，过多的财富对个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而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望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君不见有多少人为财富权力绞尽脑汁，从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损害了自己的精神。 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实质是要将新增生产能力产生的商品销售出去。不提高劳动者收入，生产力进步增加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如果卖不掉，怎么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与此对应，国家每年必须为新增生产能力提供对应的货币。国家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管理者。所谓货币，作为国家来说，是国家管理经济时，提供的一种管理分析工具。从实物管理角度来看，国家根本不存在负债问题。当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力增长速率，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当国家确保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时确保所有居民有生活保障方面的收入，是不会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这样的问题或历史上发生的饥荒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只需增加货币发行量，根本用不着发行国债，因为发行国债，实质上是减少了居民手里的购买能力，反而会减小销售能力，使发展停滞。除非产生需要抑制的通货膨胀，可以发行保值国债，减少货币流通量。正确的经济管理方法是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增发人民币。经济学家应通过研究发展一种方法，判断每年需要增发量，例如根据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某一指数，就减少货币增发率，低于某一指数，就增加货币增发率。股市和储蓄也有类似减少消费能力的作用。 总之，一切减少居民消费的举措都是有害经济发展的，包括促进储蓄，发展股市和国债等措施。西方国家储蓄率都很低。一些学者鼓吹高储蓄有利经济发展，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紧缺资源的误导，其目的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量引入西方投资，从而减缓甚至控制我们的经济。至于西方国家的股市和国债，也很难证明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为所有通过这两种方式筹措的资金，都可由国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通过借贷提供。其中国债，如前所述，可在发行货币过量情况下，减缓物价上涨。取消股市，还消除了股市投机行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低工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卖国谬论，多年来，在这一谬论指导下，我们国家采用压低劳动者收入的方法，实际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缓慢，竞争力下降。最近出台的劳动法，仅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增加了要求，就引来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由于购买力低，国内价格始终低糜，企业无力发展技术，出口商品也是以低价为主。如果国内价格高，很多商品自然就不会出口，顺差自然就会减少（前面我们论证出口顺差对国家有害），能够出口的更多的是高价格高利润商品。国内通信行业是少数从业人员收入高和企业利润高的行业，出口利润也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原先技术由西方垄断，利润特别大，我们进入以后，虽有下降，但还保持较高利润，这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保持高收入和高利润，是我们国家通信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充足的条件下，增加工资，即使产生通货膨胀，也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在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食品生产方面，基本满足自己的需要。据报道，我国人均年消费肉60公斤，排名世界第八，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居民在饮食方面以粮食为主，以个人经验来看，基本接近饱和。在住房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到2004年已超过24平方米，达到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些方面继续增长，即使继续增加生产，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或者说国家不宜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房地产了。例如，新生产的房屋成为炒卖的对象，对全体人民来说，并无使用价值。从国家层面来说，应制定政策限制，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打击炒房活动。 只要保证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民生活是不会陷入挨饿受冻的地步。维持我国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员，主要包括全部农业从业人员，全部肥料生产人员、建筑从业人员中相当比例，能源生产中少量人员、机械工业生产人员中少量人员、纺织业人员中相当比例，在我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已经很小了。农业从业人员似乎较多，实际情况是农村青壮年基本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是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负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壮年劳力基本没有了。 我国的大部分劳力，除了部分是为国内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科研及工业生产等以外，很大一部分人是为其他国家服务，生产大量产品出口换汇，换回来所谓美金储存在美国人手里，在美元不使用时，这些劳动实际上是损失财富的劳动，应停止这部分无效劳动，由国家负责发给相关劳动者，包括以前失业在家人员工资，从事有益国内的工作，如植树种草等活动，还减少物资出口，减少环境污染，交通等方面公共支出，其效果仅仅是GDP下降，但国家和人民得益。 目前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为中外资本家服务，忘记了政府的基本职能。由于站在资本家一边压迫剥削老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根本错误所致，也是政府人员的见识大大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造成的。国家应尽快更改现有政策，加快胡温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保证制度的建设，将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全体国民，提高社会保障质量。 国家应转变观念，以人均收入及收入方差为地方政府工作评估标准，制定最低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减小人均收入方差。人均收入方差代表了人民的收入差别，相当于西方的基尼系数。 尽快改变目前的工资制度，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最低工资，压低资本家和管理人员收入，减小收入差距。只有低收入劳动者增加的工资才是用于消费的，高收入劳动者增加收入，只会增加投资。在生活资料充足的条件下，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是解决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大，市场容量较小的唯一途径，不仅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会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给劳动者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都要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国家应该学习日本，强制资本家提高劳动者工资。 当前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者工资，从而提高物价，是促使出口企业转变为对内销售的良好措施，这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的良好对策之一。我国国内物价过低，是导致企业重视出口的主要原因。通过大幅度提高收入从而提高物价，人民币也无需升值，还可打击境内的热钱。有网友提出上述观点，我们论证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已接近国内消费饱和地步。增加收入，不会导致基本生活用品产生过分上涨，其他消费品上涨并不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生活。 参考： 邢普，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 1000 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 2008 年 1 月 24 日提交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http://moneytopeople.blog.hexun.com/17998646_d.html 给老百姓发钱，打击热钱，提振内需。在当前汇率飙升，股市暴跌和通胀压力严峻的形势下，如何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每一个国人在我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真正获利，免遭国际金融海盗的洗劫，其实有一个极简单的处方：按人头，给每一位中国公民发一笔巨款，从数千至数万均可考虑。给老百姓发钱，是主权国家，主权货币的主权行为。这在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新加坡这么干了，美国也经常这么干，今年为了应付次贷危机，美国每个纳税人的退税就达 600 美元，每人约合 4000 多元人民币。 贾图，中国应学欧美向闲置房开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7/45087.html 仲大军：中国外向型经济遭遇重创 - 展望我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7/45113.html 朱大碌：解放思想好，解放外资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7/450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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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引进外资之二―中国不缺资金
huangwd99 2008-7-18 10:32
原则二：中国不缺资金，吸引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去年十七大胡锦涛作报告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政府在执行时，还是围绕招商引资发展GDP。例如，今年（2008）1月28日在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提出：要牢固树立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的理念。招商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在做的主要事业，为此而制定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相关宣传早已深入人心。 问题是中国缺资金吗？别忘了中国还有2万亿外汇储备，它远远超过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吸引的所有外资。即使没有这笔外汇，中国是否就缺资金，是否就需要外资？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分析。 寓言故事 2：从前有两个与世隔绝的小岛A和B，A岛不使用货币，居民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B岛唯一与A岛不同的是，B岛使用货币，通过市场进行经济活动。后来，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来生产原先的所有产品。如何安排另外一半人活动。A岛就自己组织开发生产新产品，供给岛上所有人使用。B岛由于原先的货币发行量与原先的经济活动匹配，B岛没有多余货币，或者说资金，无法投资组织这一半人从事新产品开发和生产。B岛这一半人就失业了。请问B岛该如何解决此困境？ 这里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相当于生产效率提高。显然B岛不缺资金，缺少的是经济运行的良好机制。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贷给公司投资。现代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是通过货币进行管理的，类似寓言故事中B岛。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对每年新增的生产能力，国家必须为这部分新增的生产能力提供货币，从而扩大再生产。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 日本经济增长讲话 ( 中译本 84---86 页 ) 中讲到：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 , 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 , 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 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 , 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我们从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发展经济需要资金，是不存在的。实质上，当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国家财富生产能力提高，国家必须增加货币发行量，为这部分生产能力提供市场交换的工具－货币。 既然我们不缺资金，我们引进外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外资投资究竟有什么作用？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 3：从前有二个小岛A和B，A岛上的工厂都是外来资本家投资的，其他人都是打工的，B岛上的工厂都是B岛人自己投资的，但是，两个岛所有工厂的设施，包括各种原料都是来自自身的，来A岛投资的资本家并没有从岛外带来任何生产资料，仅拿来黄金到A岛上换成A岛货币，在A岛上开始利用A岛资源开始建设。假设两岛建设内容相同，资源相同，建设效率相同，建成成功所用时间相同。显然两岛上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也是相同的。等所有设施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唯一区别，B岛所有产品归B岛自己，而A岛生产的产品归外来资本家了，A岛资本家只需将产品销售，部分利润作为工资付给劳动者，其余部分就归自己了。至于A岛外来资本家给A岛带来的金子，还是储存在A岛银行，A岛居民从来没有用过。工厂投产一段时间以后，外来资本家在获得足够的利润以后，又从市场上换回了自己的黄金。从此以后，两岛居民的区别是，引进外资的A岛今后不仅要生产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还必须为资本家提供商品，如果这个资本家是今天的中国资本家，A岛居民可就可怜了，因为当前中国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太低了，A岛居民再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的财富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存在着永远给外来资本家打工的可能。而B岛居民生产的商品全部归自己，他们可以比A岛居民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大大加快，将A岛远远抛在后面。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一切新增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结论。外来投资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且是有害国家经济发展的， 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国人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归外来投资者， 而外来资本家并没有提供或创造任何财富。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外来投资所占比重也很小。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例子。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根本不需要资金，实际需要的是资金所代表的物资或技术。也许有读者会说，外来资本家会带来技术。即使外来资本家有技术，我们也应选择购买技术，而不是引进投资。例如，寓言故事中B岛资本家贷款外汇购买技术，其效果与外来资本家带来技术是相同的，但投产后产权归属不同。如果外来资本家不卖给我们技术，即使我们引进了投资，仍然得不到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误导中国人民缺资金，为引进外资投资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卖了国家利益，使外资投资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是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的引进外资就如寓言故事中B岛，它的唯一作用是今后部分国人在外资企业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 寓言故事 4：很久很久以后，地球要走向毁灭了，人类必须考虑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于是就派了很多先遣队，到不同星球上去，由于飞船装载量有限，必须准备携带合适的物品，主流经济学家说，最重要的是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一切，只要把资金带足就一切ok，我相信没有一个读者，在加入先遣队时，会听从经济学家的。 一个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其过程与人类到外星球上发展是类似的。资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资金的实质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物质。 如果国家引来外资，投资建设一个工厂，而这个工厂建设所用的所有物资来源于国内，即使资金完全是由外资企业提供，它们将外汇交给了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个投资对中国的作用也是完全负面的，除非该外资企业还未进行活动，就亏本卖给国内企业，换回部分外汇走了。其原因是，中国银行加印钞票贷给国内企业同样能够作此事，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工厂今后产生的财富一个归外来资本家，一个归国人所有。此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加印钞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外资投资，如果不引进产品或技术，其实际效果也是加印了钞票，两者并无不同。有读者可能认为，国家可以用外资带来的外汇在国外进口产品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真正产生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是起不了作用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多次物价上涨，我们的外汇起作用了？例如，今年我国物价上涨很快，我们的2万亿美元起作用了吗？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将价值两万亿美元的物资换回2万亿美元储存，而中国银行必须在国内增加发行对应的16万亿人民币，它们没有对应实物在国内。即使是在三十年前，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还很少，经常不够用，我们需要的也是向国外借款，而不是引进外资投资，获得外汇去购买必须的技术或物资。今天，我国已经积聚了近2万亿美元这样一笔庞大的外汇，我们还需要这样做吗？在前章，我们论证了储存外汇，相当于送给美国等价的商品，是我们的极大损失。当前我们自已的外汇都用不掉，还用这种方式获得外汇，这是毫无必要的。何况，现在外资办企业，国内银行还配套贷款，提供优惠政策。 外资工厂在中国办起来以后，其运转可分以下四种典型情况： 1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内，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国内不能生产该产品，则原因应是国内生产技术不过关，我们应当采取的办法是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建立工厂。 2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外，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劳动力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作用是负面的，占用了中国的人力资源，还可能产生环境污染，还不可避免使用国内的能源等资源。虽然通过缴税提供了中国目前过剩难以处理的外汇。 3 原料在国内，产品在国外，这是把中国的资源输送到国外，返回中国一些目前不需要的外汇，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最差。 4 原料在国外，产品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生产，应坚决采用进口原料，自己生产的方式。如果自己不能生产，也应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生产。不应引进外资企业，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与自己投资生产相比，外资受益增多了，中国的付出增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任何情况下，引进外资办工厂等都是对我国发展不利的做法，尤其在我国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经济水平阶段。即使工厂里很多机器是国内无法生产的进口产品，也不与自己开办，进口机器，因为外国资本家不是活雷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各种促进外资投资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使这些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竞争优势，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这是非常荒谬的政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政策，应立即取缔。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国家应通过严格的环保政策等措施，合法赶走这些投资者。 那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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