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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SU的校友谈学校近况: pikeliu 2009-9-21 15:45; 闲话ASU 俺刚到ASU的时候校长还是Lattie Coor。每一个Sun Devil都应该记住Dr. Coor的功绩，就是在他的带领下ASU成长为一类研究型大学(Research-I University)，新修的社科楼Lattie F. Coor Hall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校园里唯一的蓝色建筑（其他建筑都是以砖红色为基调的）。说起造楼，自从Michael Crow上任以来，ASU修了不少新楼，但占用了大量停车场，对旧楼的保养也不重视，而且新楼多有豆腐渣工程，曾有过Bio Design内部的玻璃从三楼掉到一楼，ASU Foundation (Fulton Center) 屋檐砸到街上等事件，教工学生们对这些都颇有微词。现任校长麦克乌鸦Crow同学是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以精力旺盛、雷厉风行著称。Crow上任给ASU带来了New American University的理念，其实就是教育产业化，咱中国的李岚清陈至立早就提出来了。这个New American University概念的中心就是$$$。当然Crow这方面确实有本事，连续拉来了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冠名权等几大单生意，加上连年扩招、学费涨价（怎么象是跟中国大学学的），停车费涨价，虽然州政府一直在cut budget，ASU在资金方面的腰板还是越来越硬的。现在ASU教授评tenure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能不能拉钱。作为Research-I University，光教课教得好当然是不够的，但现在连Research做得好好像也不够了，如果你的Research不能带来大笔资金的话tenure也够呛。要知道ASU现在评tenure不是象绝大多数学校一样由Vice President/Provost最后批就可以了，tenure材料必需由Crow最后把关，而学校也已经有好几起tenure评审一路过关连Provost都批了最后被Crow刷下来的情况。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凤凰城新时代周刊上的文章ASU Inc。 Crow同学还大力发展这几年最容易申请资金的bio学科，一心要把ASU包括Phoenix大都市建设成全美的bio中心（当然，这一点上ASU得面临其他50个名校的竞争），在很多学科新招faculty如果跟bio不沾边的根本不看。有一个著名事件就是Crow想把ASU著名的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并到Biodesign里面去，结果遇到大牛教授Pettit的抵抗。事件的结果当然是臭老九斗不过党委书记，老教授现在被发配去教大一的化学实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下Phoenix New Times文章a cancer on ASU。不过俺觉得PNT有点象芝加哥太阳报这类喜欢哗众取宠的八卦报纸，所以这里写的大概也是一面之词吧。但Crow同学强硬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凤凰城新时代周刊上的这几篇文章是一个前ASU校报the State Press的编辑写的。该编辑同学有一次编辑了一期State Press专门讲身体穿钉艺术，并在封面上用了一副乳房穿钉的照片。其实该照片一点都不色情，整个专辑的内容也是很正经的。据说该照片当天被Ira Fulton看见了。这个Ira Fulton何许人也？凤凰城著名的Fulton Home建筑公司的老板，借着这几年房地产疯涨的势头发了大财。然后不知怎么就和我们的Crow同学对上眼了，拼命往ASU捐钱，先后捐得了工程院和教育学院的冠名权，并且给Crow自己新修了个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开始叫ASU Foundation，后来干脆明目张胆的命名为Fulton Center，于是有人说干脆ASU改名叫Fulton University算了，Crow同学明明就是老Fulton失去联系多年的儿子啊。关于Fulton的故事等会再说。先说老Fulton看到了校报上穿钉的乳房，勃然大怒。这老Fulton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最受不了这种图片，而且还是校报头版！于是直接打电话给Crow叫他处理。照理说在美国大学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约，校方无权干涉校报的言论自由。但Crow还是把这个编辑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顿。于是该编辑同学怀恨在心，出来之后专门写反对Crow的文章。说起老Fulton他们的摩门教（官方的名字叫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一直在犹他以外的地方受排挤。当初摩门教徒受美国主流教会迫害，终于在杨百翰的带领下在盐湖城建立了根据地。作为一个被社会主流认作异端的教会能在荒地上建立犯罪率离婚率最低的大城市并在全美控制大量产业，该教还是很牛的。不过该教会一直歧视妇女和有色人种，这大概是老Fulton看不得一个黑人乳房上校报头版的原因吧。总之摩门教很重视后续人才的培养，但一个杨百翰大学实在不够用，所以一心想把ASU搞成BYU South，结果和野心勃勃想壮大ASU需要大量资金的Crow一拍即合。现在Biodesign对面原来的小教堂已经被拆掉重建，一座带parking structure的恢弘的大摩门教堂已经拔地而起（据说停车楼占了原来心理系搞儿童研究的kindergarten的地盘，又有大批教授对此不满）。而想当初Coor在位的时候还一心想把该教堂赶出校园范围之内好把地盘用作教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八卦了这么多，不过大家还是应该看到，ASU这几年的发展还是很快的。新校区、新学院、新学科不断涌现，学校也渐渐摆脱了原来的Playboy Party School的形象，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颗Rising Star，很多名校毕业的PhD都希望来ASU工作（当然也有不少老教授想跳槽走）。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资金无疑是大学发展的必要因素（注意不是充分因素）。而大学产业化的孰是孰非则要由历史的长河来检验。细节决定成败，具体运作也会慢慢左右大学发展的方向。产业化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MIT。MIT的基本运作单位不是系，而是实验室（比如尼古拉庞帝的媒体实验室）。一个实验室里，成名的老教授负责拉项目拉钱，年轻教授负责带领博士生干活。(俺听说过有年轻教授因为向往学术自由受不了MIT的运作方式而跳槽到中部的小学校的。) 但无疑MIT在产业化运作方面是最成功的。另一方面，MIT也有着超级学府的豪迈，比如率先把所有课程都免费在网上对外公开，这是何等的大学气度？（相反很多学校想搞的赚钱的online program都失败了。Crow在哥大的时候曾经花了很多钱搞这个结果打了水漂。） ASU现在已经上了产业化的轨道，但是能走到什么地方现在还不好说。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清华的大楼是最多最漂亮的。） ASU这几年大楼没少修，大师嘛，也有很漂亮的一笔就是挖来了Edward Prescott。Prescott在来ASU的第二年一举获得炸药奖，给ASU大添光彩。但总的来说ASU拿得出手的大师还是太少。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现在ASU Tenured/Tenure-Track的教授都重科研轻教学，有本科生抱怨说他们班所有的课都不是Tenured/Tenure-Track教授上的。很多硕士课程现在都上网了，学生读个学位下来可能根本没见过教授，于是学生们都成了机器量产的产品。俺去中部某college town的一所学校面试的时候，有一小时跟学生见面的项目。一交流，发现好多学生是从附近的Purdue等Research-I学校转过去的，因为受不了在这些学校根本没有和教授交流。当然，其实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主旨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职业培训，为社会培养入门级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经理人、护士、教师、艺术家，等等。(中国现在也在走上这条道)。包括PhD Program，其实也是培养科研人员和大学教授而已。我老板也说过，学生不是客户，是产品。（前一阵duke的MBA就想错了，以为pay 了学费就是上帝理所当然拿学位.) 但学生（产品）仍是一个学校（企业）的根本所在。只有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给学校带来长远的声誉，从而慢慢提高排名。ASU Graduate School排名在Coor的带领下有很大进步，工程进了前50，商学院前30，等等，但本科排名一直未能摆脱Tire-3。Crow同学的New American University形象好像也未能给ASU在排名上带来什么突破，因为排名毕竟是一个给历史以太多权重的time series statistic。说起这个排名，ASU还是颇有一些拿得出手的项目的，比如Supply Chain的top 3, IE的top 15, 还有好像艺术类program一贯有比较好的表现。Crow的策略是把重点放在交叉学科上，甚至把一些传统学科更名，比如社会科学系改为全球研究学院。一些老教授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把一个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声誉一下就废掉了（其实也就是40名左右的声誉）。但俺认为学术发展的未来毕竟是在交叉学科和交互系统上的。比如Supply Chain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最近几年才被加进USNEWS排名，ASU也算抢了个先机。总之，在Crow同学aggressive的带领下，ASU象一辆巨大的列车，轰鸣着前进。这辆列车具体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拭目以待吧，毕竟，母校排名高了对我们有好处（就象手里捏的股票涨价一样）。 -- ※ 修改:caniggia 于 Jun 8 19:39:46 修改本文 ※ 来源:BBS 未名空间站海外: mitbbs.com 中国: mitbbs.cn; 个人分类: 大学的组织与管理|5843 次阅读|2 个评论

复旦领导杨玉良谈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pikeliu 2009-9-20 09:53;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2009 年 03 月29 日　　今年1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本文是2月24日，他上任一个多月后在全校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大学精神比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更重要　　今天是本学期第一次党政干部大会，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点，但《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给各单位，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拿腔拿调地念一遍，我相信大家回去后会认真阅读，具体落实。　　因此，我突然决定要换一种方式，一来不想使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二来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想说的话。　　我到任才刚进入第六周，要说一些所谓的施政纲领那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学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听听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　　我深怕职能部处给我留下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因此在座的职能部处的干部我大多还没找。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感受，谈出来求教各位。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有些专著上说，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通才。然而，专才容易，通才难得。所以，我的压力大家可以理解。　　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高分子化学家，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有一个习惯，比较喜欢用逻辑的办法来看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这个世界又不全是逻辑。　　所以我在稿子的页边上写了一句话：避免完全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来看这所学校。但是要改变这个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说实话我也只能力图改变。　　在座各位都知道，复旦大学从陈望道校长离任以来，已经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来当校长。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长。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有过一句话：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会科学没有评院士。　　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有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对你的接受、认可程度。说句实话，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　　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学科，因为它关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学就属于哲学的范畴。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这个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大家学习，向教授们学习，向书本学习。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所学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学家非常逻辑的眼光。　　换言之，我们能否不只是简单看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这些所谓的指标先撇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　　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要看出复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蕴的复旦，这是我所期望的。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　　我最近在读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现在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学里，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节团拜会时，我曾引用过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在离任时的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所以我想，一所好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文化。　　那天我也发了感慨，觉得我们复旦大学的教师写有关各学科名师的一些追忆类文章比较少。但我相信，当学生们在传诵这些名师们的传奇故事时，就会透射出那种让人感动、激越、开怀并且已经升华了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学校的每个成员，包括校友们共同传诵的。它对每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传诵的名师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总结认为是因为文科的教师和学生比较善于舞文弄墨。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人文社科的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在传播这些老师的故事时，叙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些传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叙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读望道等老校长的传记的时候，判断这份传记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师们的故事传诵过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一个提炼、整理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规范，并在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正因如此，我才会说，人文社科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复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相互合作的，还是互相攻讦的，呆板的还是幽默的等等，都将改变或者延续学校的文化。我这里不是说其他门类，如医科和理科，就不会传诵精神与文化，但人文社科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对本系的发展史、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历史上的名师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发展的文化命脉。我们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去参观校史馆从而能记住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内容。几十年前和当前的名师故事没有人传诵，无人整理，都没有留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　　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　　校庆时如果对返校校友的年龄作一个统计，哪个年龄段的校友最多，那他们大学时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复旦大学则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而不愿回首，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学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宁到此来做凤尾，期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因为优秀的学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这方面的建设虽然说是软的，但是实际上比我们多一篇所谓的SCI文章、甚至是所谓Nature、Science的文章重要得多。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Nature、 Science的意思，而只是说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究竟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　　首先，我觉得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是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道德败坏的学者是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　　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时向我指出来。　　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觉得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每一个学者，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使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候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　　有一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发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的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该有的内容，比如说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等，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其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因此，努力追求将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但同时坚守学术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任何学科都是如此。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各级干部和院长系主任包括教师，一定不要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点儿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现今谈坚守学术为本相当于保持热闹中的寂寞，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贵的。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我们教授在课堂上和社会上发表某种言论时，需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能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我们通常讲有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政治底线。当然，在校内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发表文章时候，要守住这两条底线。这个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重视的。　　大学要多点理想主义，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听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大家再想想，复旦的学者包括学生，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是不是就多那么点理想主义呢？这是我们的长处。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继承和弘扬复旦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讲过，我希望我们有一种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的精神与文化，坚守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那么复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丽！原载《天天新报》2009.3.28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3-28/1622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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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pikeliu 2009-9-18 13:41; 杨卫：大师、大楼、大学精神，缺一不可 2006年10月12日来源：科学时报对杨卫来说，当中国大学的校长挺难的。他认为，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当中国的大学校长挺难的《大学周刊》：此前您没有做过校长以及副校长，就任近两个月，请问校长的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杨卫：我在清华当过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没有到校级领导这个层面工作过。到教育部主要分管研究生教育，其中会涉及一些校长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不像管理一所大学这么全面。到现在为止的这段时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有挑战性。《大学周刊》：到任后您打算首先做的事有哪些？杨卫：校长应该首先抓什么，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情况。对我来讲，首先不是要做哪几件事，砍哪三斧，或者烧三把火，对我不合适。我现在最主要做的是更多地了解情况，了解人，了解浙江大学的历史发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考虑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做一些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好。很多事情不能单纯靠理念就能实现，如果一来就提出一套纲领，过去的都不要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大学周刊》：上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像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等优秀的大学校长，您认为现在国内的大学校长能超越他们的成就吗？杨卫：学校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涉及三方面。一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做了很多事情，但总的来说往往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承认。这也容易理解，人们往往对历史上的事情看得比较清楚；而当前的事由于离得太近，反倒是很难认同。如果回到过去，问当时的学生和教授校长怎么样，想必也多有抱怨和不满，当然不是针对所有的校长。二是国内正处在高等教育转型期，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程，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更高，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大学质量普遍下降了。据教育专家介绍，美国、欧洲在上世纪中期，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曾被认为大学精神的缺失。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三是校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应该首先想到哪些事情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然后把这个事做好。但是中国的大学像一个小社会，校长会缠身于日常事务。校长也不能过于追求只做最重要的事，有些和学校发展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对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院系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校长能做的也尽可能地去做。总之，校长挺难的。我们只好不考虑当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如何，而是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好。《大学周刊》：您曾在科研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当校长后还会继续做科研吗？杨卫：当校长对我的研究来说肯定有影响，现在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做研究。我在清华还带了6名博士生，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我要参与一块讨论，最后定稿时还要修改一遍。另外还有一些过去的研究项目需要继续。评价标准三步走《大学周刊》：您对国内大学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这样一种评价标准如何看？杨卫：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大学周刊》：您谈的几个阶段也同样适合研究生的情况吗？国内有些高校开始不要求研究生一定要发表论文了。杨卫：考核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和考核教师的一样。我也注意有几所高校表示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学校，却并不是已经到了前面提到的转型期，不是这些学校已经从追求论文数量的阶段上升到提高层次的阶段，而是另有原因。也许是这些学校在某些学科研究生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无法实现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大学周刊》：浙江大学是否到了转型期？杨卫：浙江大学最近几年SCI论文数上涨得很快，总量在全国高校排在前列。我们的博士生有6000多人，超过本科生、研究生总数的10%。假设至少每年有1000多位博士生发表两篇左右的SCI论文，就会有2000到3000篇。另外还有硕士研究生、博士后，加上导师自己，这样在稳恒态下将可达到每年发表5000篇SCI论文，这样的水平在数量上可以进世界前50名了。到这样一个水平才可以说达到转型期。《大学周刊》：也就是说近年内浙江大学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会降低？杨卫：我觉得暂还没有到变化的时候，即使变化也不会硬着陆，而是采取软着陆的办法来加以引导，比如规定在高水平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等。西安交大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博士生可以不发表一篇论文，但毕业论文需要送到学校选择的同行专家处评审，也就是所谓的盲审。浙江大学将来是从数量来评估，还是以数量和质量混合的方式，这还需要研究和多方面考察。目前我认为，一种方式实行后就要稳定一段时间，不能经常换规定。大学需有培育大师的理想《大学周刊》：上世纪的中国大学校长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不知道您是否打算进一步扩展浙江大学的名师？杨卫：请大师是有条件的，像清华当时有一笔庚子赔款，可以用高薪把其他学校的教授聘来。现在有条件的学校即使高薪聘请了大师，也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一是与现有的教师能不能融合，如果大师的年薪与其他教师相差过大，会让教师们有疑虑，也有一个基尼系数的问题；二是需要有合适的土壤，大师必须有一批学者和他进行紧密的学术讨论，在专业上有对话的可能，才能保障引进大师的成活率。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学能不能自身培养出大师。大师的孕育率是一所成功大学的标志。《大学周刊》：您认为如何能实现培养大师？杨卫：我经常想，要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三个S，一是学者（scholars）；二是大楼（space），广意的则指硬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教授的实验室有一定的面积，校园也比较大，人文理念和谐发展；第三是有大学精神（spirit）。大师、大楼、大学精神，三者不可或缺。前两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从现在国内的大学来看，最近10年在办学硬件上发展很快，浙江大学也是如此。培育环境的建设是一个比较容易抓的抓手。或者说筑巢引凤，就是要先有了好的条件，学校的政策很宽松，才能吸引到大师，并和其他人形成很好的融合，然后出一批成果。有了这些后，再蕴育大师。这样走下去是良性循环。《大学周刊》：每所大学聘请教师的条件、制度都不一样，并且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不知道您在聘请教师上有什么样的考虑？杨卫：如果空了一个职位，进行全球招聘，用客观一套体系选择，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很难说是一种制度。这种文化让有些学校想这么做，另一种文化让一些学校采取另外一种做法。我举两个极端的例子。美国招聘教师大致是这样的，某校空了一个全职教授的位置，第一步是先给全球相关单位发信，一般都有一二百人报名；第二步，由院系的招聘委员会确定一个短名单，并请名单上的人到院系和每位教授交流，给学生作学术报告。这一过程结束后定一个录用的排名名单，确定第一、第二、第三入选者。之后就发通知给第一个人，对方可以提条件，谈好了就录用。整个过程很复杂，但全部是公开的。德国则完全不同，是为尊者讳吧。某个专业需要招一名教授，第一步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讨论全球哪些人最合适，结果确定四五个初步人选；第二步请一个人来，不说明做什么，只是到学校作演讲，再和其他教授讨论、聊天。过段时间再把另一个人请来。如此都请一遍；第三步，所有入选者都考察完了，大家再讨论，看看谁最合适，也排个第一、第二、第三的。然后找第一入选者谈，告诉他有职位空缺，给什么样的工资、启动费，实验室空间、博士生情况等等，愿不愿意来？如果他答应，过几天就会有正式的通知给他。这样大家都不会丢面子。可以看出，这两个程序是截然相反的，都在某个方面体现了怎么样去筛选人才。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一种方式，可能会对尚未成名的专家打开方便之门。而后一种方式较适合于成名的专家，不但不会对他现有的工作产生影响，还多提供了一种选择。国内的情况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实现自由招聘的条件。《大学周刊》：您曾谈到浙江大学的教师的学缘结构问题，打算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杨卫：现在浙江大学的教师中浙江人比较多，本校毕业的人也比较多。这有历史原因，浙江的人文底蕴很深厚，比如浙江出的院士和大学者都很多，也就是说浙江本地有足够的人才到大学任教。其实，现在很多国内高校都有这个问题。不少学校也开始注意到，并在教师的聘任上设法改善其学缘结构。北大的情况是三个三分之一，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国外回来的三分之一，外校到北大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结构比浙江大学要好，因为北京的地理区位优势，浙大暂时实现不了。因此我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这种情况。现在还只是一个设想，自己尚没有系统地研究如何改变学缘结构。不过，首先要创造吸引力，比如有很好的平台，其次是提供好的聘任条件，包括薪水、职位、学生等。这都是前提，浙大应在这些方面创造优势条件。（本报记者温新红李爱华应向伟）2006-10-10; 个人分类: 中国大学领导文集|278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贴浙大校长杨卫：对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的思考: pikeliu 2009-9-18 13:00; 浙大校长杨卫：对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的思考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存在着两种潜在的、可能会出问题的灰色地带 2009年02月17日 08:03 来源：科学时报我对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了解，也担任过3名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博士后的学风管理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从博士后制度的演化看，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的初衷是为了培养一批有独立思考、能够提出科学问题的年轻学者。按照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倡议者发起人李政道先生的诠释：本科生是老师教学生学；研究生则是老师给一个研究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照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这样学生作研究的能力是有了，但是自己构思题目的能力还没有；如果博士一毕业马上从事工作，各种压力和事务比较多，因此，博士后期间应该让年轻学者有一段时间和宽松的环境去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答案，或者思考一个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科学问题，然后沿着这个思路做下去。因此，在我国博士后制度建立伊始，博士后由国家出资支持，生活待遇较充裕，比当时的讲师甚至有些副教授都要高，博士后基金在当年已高达2万～3万元。博士后由所在的流动站管理，与他们工作的教授为之提供一个干事业的平台，称之为合作导师。当时博士后的研究相对独立，自己有一笔国家经费的支持，所以导师很多情况下无需负太大责任。最初，我国博士后可以自由发表论文，若合作导师没有参加该工作，也无需署他们的名字。当初这种情况和很多国家的博士后的管理情况不同。在美国，教授们申请课题，并在课题申请中注明要支持多少个博士后和研究生；绝大多数的博士后需要做所在实验室的课题，由教授们对其管理和负责，博士后发表论文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课题负责人署名以示负责。中国博士后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各种经费和费用都逐步上升，但是国家支持博士后的经费额度却跟不上变化，且博士后越来越多，于是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研究基金越来越薄。这时各高校开始要求合作导师给予每个博士后一定的配套经费。这个演化过程导致博士后制度有了质的改变。因为导师负了责任，同时也应具有权力，合作导师们有理由要求博士后至少有一部分精力来做自己的课题，课题负责人在申请项目时也将博士后纳入其中。博士后仅在一定的工作期限内工作，因此具有临时性、过渡性的特点，而且既有部分独立性，又被纳入所在课题组的教授的团队中。这就出现了两个容易出现学术诚信冲突的界面。一个界面是由于博士后与其合作导师在知识结构上有所不同而形成的界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的研究课题或多或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博士后的知识结构很可能与其合作导师不同，博士后的论文和联合导师专业不见得完全符合。合作导师往往只能在自己研究的核心领域上具有对原创性的鉴别力，而不具备对与其搭接的研究领域或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判断力。因此，在很多期刊要求博士后的合作导师署名的前提下，就有可能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来鉴别该论文有无学术诚信问题。也就是说，一位导师对于自己的博士生的研究会很熟悉，因为博士生的研究题目是由导师出，导师很清楚这个研究方向此前有没有人做，或者做到什么程度，导师很容易把握自己学生的工作有无抄袭。但是博士后有国家经费支持，也可以独立申请课题，合作导师往往对博士后的研究没有熟悉到这种程度，所以缺乏判别能力。另一个界面是博士后对其博士论文的后续研究与合作导师的新课题之间的界面。博士论文答辩时，博士生往往已经做完了一批工作，但还没有整理成论文去发表，有些工作已经投稿了，也许还没有被接受，或者没有刊出。因此，博士生来博士后站工作的第一年往往还在整理、完善和发表其在攻读博士期间的工作。这样虽然其人已在新的实验室，但是发表的文章或许与新实验室的研究没有太大关联，但是由于博士后考评时又往往要考评其在新单位的工作，所以很多博士后就采取署新机构和合作导师的名字，以应对评估。这两个界面造成了博士后难于管理、易出问题的灰色地带。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完善、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在美国，为了规避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风险，研究机构和大学设立了专门办公室来监督、调查和惩处科学不端行为。两大科研经费拨款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卫生部分别设立了总监察长办公室和研究诚信办公室，行使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其中，卫生部所属的研究诚信办公室专门调查和处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端行为。该机构在研究规范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对研究中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以及对众多研究者进行研究伦理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领域，国外的管理非常严格，往往设立专门的委员会，诸如伦理委员会等。要求凡涉及到某一领域的论文，都需要委员会盖章，有的委员会要求论文不能仅仅签署博士后的名字，实验室负责人也必须署名才予以盖章。另外，博士后的研究如果是在原单位完成，必须署原单位和原来的导师，而在自己的名字上以星号等标注当前工作单位。如果一名博士后整理了原来的部分研究，而到了新的实验室又做了一些实验和工作，最终完成了一篇论文，那么就要两个单位共同署名。我认为，合作导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方面要允许博士后继续自己的研究，在其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合作导师还要把关，尤其是在学术道德方面。目前，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刚才提到的两种潜在的、可能会出问题的灰色地带。在这些地带如何确立学术责任、判断知识产权归属，都比较难于处理。对于这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仔细研究，悉心处理。（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本报记者王莉萍采访整理）2009-02-17; 个人分类: 中国大学领导文集|275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贴浙大校长杨卫：研究生教育追求“协同式创新”: pikeliu 2009-9-18 12:47; 杨卫：研究生教育追求协同式创新我今天来讲讲研究生教育和学术创新。大家来到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研究生的教育和科生的教育有什么不同？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你们和老师的关系，在本科生阶段有什么不同？研究生教育本质上是创新教育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提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必须有源头的活水，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有研究生教育。陈至立同志说，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研究生教育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本科生教育是以知识传授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创新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教育，而研究生教育是以研究作为最主要的内容，研究就是以创新为目标的，所以研究生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大家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在本科生教育里头，一门课有多少章，每章有多少知识点，它是检查老师有没有把知识点有效地传授给同学，同学有没有领会。对研究生来讲，掌握新的知识是重要的，研究生应该掌握更高深的课程，但是掌握创新的能力更加重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掌握100知识点，不如创造0.1个知识点。你创造0.1个知识点，你就有重大创新。我们一般一个知识点是一节的内容，如果你们对这个一节的内容有所贡献，你就为人类的知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你要创造0.1个或者0.01个知识点也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继续前进。高等学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优质和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培养研究生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在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同时实现知识的创造。对老师来说，研究生教育不是单纯付出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他在教育中同时有所收获的过程。每位老师如果能够指导研究生的话，他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指导研究生，因为指导研究生，除了培养人才之外，同时对老师本身的学术水平、知识、形成的知识积累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很多老师看到培养研究生不仅当前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过几十年还是非常有用的。对一个老师来讲，桃李满天下是他所能实现的最大追求。协同式创新三要素：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培养环境研究生教育来跟本科生教育相比，除了有本科生教育的所有内容外，还包括两个新的维度：第一，研究生教育是整个教育面的最顶端，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学科的空间里头讨论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本人是搞力学的，我想了一个研究生教育动力学，在时空的坐标下去描述研究生的教育，时间很容易，我们叫做牛顿时间，空间肯定不是物理空间，可以在学科空间上讨论研究生教育，研究它的动力和动力产生的行为。同时，研究生教育是和创新连接在一起的，是资源增值的过程，对研究生教育来讲，我们的研究生包括人、包括知识、包括投入的资金，不仅仅是投入，还有产出，产出人才，产出知识，产出专利。所以它是一个非保守系统。研究生教育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我们在座的研究生群体，这是一个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二个是导师群体，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三个要素是研究生的培养环境，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包括管理机构，比如研究生院以及它的职能部门，包括研究生思想教育体系，包括我们学位监督和保证体系，比如各个分学科的分学位委员会，学校的学位委员会等，还包括对研究生的资助和奖助体系。这种培养环境，是由于规模化的研究生所引起的必然要求。由于规模化地培养研究生，以往简单的师徒式传授方式越来越显得不够，希望在导师和研究生以外，能够新加入第三个要素，就是培养环境的要素。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日本，有过一次比较大的研究生规模的扩张，简单的老师带学生的模式就觉得不够，因此引进了像研究生院这样的机构。所以现在很多国家的大学都有研究生院来负责这方面的情况。这三个要素，每个要素作为角色来讲具有两重性。在座的各位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受教育的客体；对导师来讲，既是教育研究生的主体，同时又是受到培养环境约束的课题，导师的某些行为在宏观上要受到培养环境的约束；我们的培养环境既是一个约束体，又是一个激发体。我们谈到研究生教育时说要自主创新，这不能理解为研究生自己单独的创新。而是在导师的谆谆教诲下，在培养环境的激励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创性意识，走通创新实践的过程。研究生的自我创新教育，不论从学术范畴，还是从教育学的范畴，对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都是一次新的经历，对研究生本人当然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即使对导师来讲，指导这个学生和下一个学生，在学术上完全是不一样的，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和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学上的结合点。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也是研究生培养环境，包括研究生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所全力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称之为协同式创新，也就是在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导师，培养环境三者和谐发展的学说。兼顾三要素的研究生教育创新。和谐、激发、多赢协同式创新的理念协同式创新式应该有若干条基本的理念，我在这里暂时抛砖引玉，介绍我想到的三个理念。第一个是和谐理念，第二个是激发理念，第三个是多赢理念。和谐理念应该有两项原则。第一个原则，在研究生教育在三个要素里，要避免任何一个要素过强。如果研究生权力过强，就会引起研究生放羊，导致研究生质量的下降。如果导师权利权力过强，学生什么事情都听导师的，导师可能异化成为老板，部分研究生就无法发挥创新才智。有些导师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在另一方面可能不如其他导师有经验，因此使得他的研究生丧失了可以借鉴其他导师知识和指导的可能。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力过强，对从事自由探索的研究生和导师就会造成压力，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抑制自由探索的创造性，而且过于繁琐的管理，有可能抑制创新的个性。第二个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一方过弱，不能形成任何一方的权利被抑制，如果研究生的权力被抑制，你们就会变成很被动的、沉默的，但是缺乏作为的群体，失去创新的火花；如果导师的权力被抑制，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动就失去了指导的基础；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力被抑制，在当前这样大规模的研究生的教育下，管理的减弱会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危害到整个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品牌。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比较弱的研究生来决定的。第二个理念是激发的理念。要实现三个要素的相互激发，导师一方面是点燃研究生创新之火的火把，另外导师本身也应投身创新的熊熊之火，导师应该向研究生们提供传递好奇心驱动或事业心驱动的创新激情，成为视野高，学问精神，治学严谨的楷模。从培养环境来讲，应该尽可能以激发来代替约束，以挑战代替强加，使得环境所设计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激发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创新活动。而对研究生来讲，你们在今后创新的工作中，要完成三个转变：第一，是要从被动式的创新到主动式创新转变，第二要从孤独的创新个体到活跃的创新团体的转变，第三要从继承式创新、借鉴式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转变。大家刚来做研究生，导师可能给你两三个题目让你挑一个，然后给你布置文献让你阅读，给你介绍题目的背景，给你一点思想，你沿着思想去往下探究，做一些计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被动的，被导师引导的，但做的可能是以前没人做过的。到了你们研究生的后期，你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训练，知道怎么做研究了，然后可以逐渐的有自己主动式的创新出来了。每一个同学做不同的题目，一开始时可能都不一样，在各自的题目上孤独地探索，探索到你们有一定的程度时，同学间的交流和互动会对你们产生很好的影响。最后给大家介绍多赢理念。三个要素，如果研究生能让导师和培养环境实现双赢，你们就可以多赢了。为什么能实现三赢呢？因为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研究生的创新活动。对于任一要素来说，其他两个要素的双赢，就意味着全部三要素的多赢。而其他两个要素的失败，均意味着本身蒙受损失。所以对于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应该通过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资助机制、招生机制、评价机制的优化设计，使得研究生和导师形成双赢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时候我作为研究生的管理部门，我就赢了。陈至立曾经讲过，要大力推行研究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因为导师很大的目标是研究，而研究生主要的目标也是做研究，如果这两个能形成合力，那么培养环境就赢了。他们成果出得多，研究生院的工作就做得好。导师应该更好利用培养环境，共同建立和营造能够更好激发研究生的培养环境，从而实现研究生与培养环境的双赢。对在座的研究生来讲，如果你能让你的导师高兴，让管理部门也高兴，那么你本人也必然受益无穷，在经济上会得到奖助，在未来事业发展上也会受益无穷，大家的目的是非常一致的。研究生创新教育的8个要素研究生创新教育应该有8个要素：一是尽快进入学术研究前沿，你先了解你从事的这个领域最前沿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你先得知道前沿在哪；第二掌握研究的方法，包括分析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计算的方法，这些方法不是你们在大学能掌握的一般性质的方法，而是能够出大家公认成果的手段和方法。如果你是搞计算的，你得知道计算的前沿是以什么样的算法，什么样的计算机体系能算出大家公认的水平，这是让大家把武器磨得比较锋利。第三个是让大家形成创新意识。要审问现有的知识是不是对，对现有的知识进行反复的审查和质问；第四要形成激励的环境，互勉。今年入校有6000个研究生，大家在同一个方面的伙伴很多，形成一个有激励的环境，互相挑战，互相支持，非常重要。第五要处于高激发态。你怎么产生保持创新呢？一般性的思维低强度的思维没办法产生创新思维，按照认知心理学，你的脑神经的联络有一种新的模式的出现，必须在不断的同学之间的讨论、自我之间的讨论中让思维处于高激发态，才能形成新的东西。第六要进行专注性的思维，要进行静思，也就是慎思，第七，要注重演绎推广交流，最大程度把核心的学术思想推向更多。通过逻辑推理，跨学科交流，把你的成果达到最大的伸张。最后是总结凝聚所升华，叫集成。把你的工作用论文的形式清晰地表达出来，同时要充分尊重他人已经有的知识产权。 (杨卫校长在2006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报告录音整理/整理:涵冰）; 个人分类: 中国大学领导文集|28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贴科大校长朱清时：“办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pikeliu 2009-9-17 16:15; 央视《新闻1+1》解析朱清时办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央视《新闻1+1》9月16日播出《高校校长，官样？啥样？》，以下是节目实录：主持人(董倩)：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深圳市现在正在加紧筹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大学的校长也是通过一种猎头公司在全球遴选的方式产生的，最后是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当选。朱清时校长当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岩松，怎么看待他的这份表述？白岩松(评论员)：虽然刚刚只有了一个校长，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对未来的这所大学产生了巨大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张白纸就要作画了，我们希望这幅画上能够画出教授治校，画出学术自由，画出大学自治等等。但是真开始画了的时候，还会不会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它会不会成为烈士？主持人：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朱清时院士当选的一些情况。 (播放短片) 解说：如果把这个南方科大的生化系整成全球前几位您就牛了，一定要找真才实学的，工资给开高点，哪个局长、处长给您写条子啥的甭理它，您把它贴到这里来，我们替你人肉他。这是近日刚刚上任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出的几条建议。人们戏称为是网友对朱清时的约法八章。虽然其中大多是以轻松的语气提出了期望，但也不乏有一些严肃深刻的建议。比如坚持学者治校，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一定要抵制。随着南方科技大学初见眉目，朱清时这个名字也被人日益关注。今年教师节当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聘书，正式成为了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聘期五年。值此，历时长达一年的全球校长遴选活动总算是尘埃落定，朱清时成为了我国第一个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深圳市代市长王荣鼓励朱清时放手去干，你全力以赴，我就全力支持。南方科大成立筹备办公室主力梁北汉说，能请到他来全面主持南方科大的工作，是深圳的幸运。就连来南方科大进行筹设考评的广东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也对深圳的眼光表示钦佩，觉得找对了人。朱清时在选聘南方科大校长之前，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过十年的校长，之前他就曾多次呼吁，停掉以行政为主导的高校评估方式，改变高校官样化、行政化。关于高校评估，他曾比喻说，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外界认为，也正是朱清时的这种创新理念，才使得他成为了南方科大校长的第一人。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比如说一个大企业用全球遴选的方式选出CEO。但是高校选校长用这种方式，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你觉得关注点在什么地方？白岩松：因为猎头公司的出现，一下子就使朱清时本身当校长的过程具有了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的一个明确的指向，虽然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习惯性的大学校长，或者是教育部或者是政府直接任命，但这个是在200精英当中最后选出来了的，缩小到5人的名单里头，最后在这5人名单里头全票通过，选了朱清时。而且朱清时是在去年年龄等等因素到了，结束了在中国科技大学十年的任职，那儿有了一个退休的概念。而63岁的时候重新成了一个大学的校长，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了人很多兴奋的期待。主持人：刚才短片里面说了一句话，南方科技大学选朱清时叫选对了人，选朱校长，对在什么地方？白岩松：我觉得首先这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你要单纯说他个人，他既有过十年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顶尖大学的校长的生涯，同时在牛津、剑桥，包括麻省理工都当过客座的教授、工作和研究过，也有这种国际的视野。另一方面，来自于他在过去这么多年里的一些行为，深得南风窗深圳的期待，符合它的一种遴选的目标。比如说他的两大动作成为了新闻人物，一个是在大学扩招潮的时候，他给拒绝了，中国科技大学不干这事。另外，在整个高校评估的过程中，这时各个大学都高度的重视，鲜花等等都有，科技大学连鲜花都没送过，叫原生态评估，你来吧，来了就看。主持人：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白岩松：对。甚至评估组的成员去听他大学的课的时候，连凳子都没给准备，我想这是一个因素，他的很多的理念得到了人们的赞许。另一方面，其实63岁依然年富力强，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应该是选对了。主持人：选对了人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他受的益又是什么？白岩松：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判断，但是我觉得这种判断。这种判断从我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期待，首先我期待的是未来走进这所大学的所有的学子们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他们不是受益者，前面说的跟花儿似的，都没有用。第二个，我希望是走进这所大学的教授和老师们会成为受益者，可以把自己的才华在去官、去行政化等等因素当中完全地展现出来。第三个，我最大希望的是中国整个高校教育受益，为什么呢？钻进这样的一条鲶鱼来，透出了一种改革和南风窗的一种气息，这条鲶鱼也会使大家诟病很多的中国的大学教育，发生很多我们期待的积极的变化。主持人：在短片里面，深圳市长王荣说，你全力以赴，我全力支持，恐怕这也有就给试验田以充分的土壤？白岩松：其实深圳这几年也在思考特区不特，曾经导致过深圳的领导跟写博文的人要直接对话，我相信深圳人这几年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很多因素都在变。在高校的领域里，它又走出了这样一个带有创新性质的模式，我觉得对深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条新闻的当事人朱清时校长本人是怎么说的？朱校长，您好。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你好，主持人。主持人：朱校长，当时您对媒体说过这么一句话，遴选委员通知您的时候说，这可能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在此之前，您没有考虑过要选这么一个校长，为什么这句话打动了您？朱清时：最重要的事业我理解是指办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因为在于过去这些年中，一直在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奋斗，争经费、争政策、争各种条件，但是当我临退休的时候，这些条件没有达到，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没有完成，我自己也一直觉得遗憾。现在深圳市用了这么大力度建这个学校，推行改革创新，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来干，当然我马上就被打动了。主持人：朱校长，您当过十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有很多目标，您也是受制于各种因素没有实现，现在想起来，最大的到底是受制于什么？朱清时：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主持人：朱教授您曾经讲过，当了校长以后，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未来南方科技大学行政人员在这学校里面会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它的比例会压缩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朱清时：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的本来的定位，就是为他们为学校，为教授服务。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说到底，南方科技大学本身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样一个大学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行政人员没有级别，不是科长，不是副处长，不是处长，也不是副局级，他们都是像秘书一样的办事员。但是他们的待遇或者他们的薪酬、退休的福利，都是随着他们工龄在增加，所以他们个人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只不过他们不是官员了，以保证他们为教授服务。主持人：谢谢朱校长，稍后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再连线您。岩松，听完刚才朱校长对于去行政化的解释，您有什么感想？白岩松：非常开心，非常钦佩。因为他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服务，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提到行政人员在高校里是为教授、为学生们提供服务，这就回归了本位。如果要是在高校，我们一直记住这样一个句话，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应该拥有很多的大师，而不是拥有很多的大楼或者说是大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让行政的人员回复到服务的角色就可以使教授、使老师学子们的才华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反过来说，我相信朱校长本身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局级等等。那么，这一点就符合了他说去官化和去行政化，而背后真正的支点回到了那四个字，要让教授治校，大学成为大师的大学。主持人：刚才朱校长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最后让这些教授赢得别人尊重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少级别，而是你真正的学术的实力。白岩松：没错，其实我相信朱校长也非常清楚，一谈到高校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有三方面的期待。一个是更多的学术自由，一个是大学更自治，一个就是教授治校。可能种种因素，校长只谈了教授治校，但是我觉得透过他的思路里头，前两者恐怕也会有所突破。当这种去行政化和去官化之后，营造了更加浓郁的氛围之后，学术的自由会得到更大的彰显。我们总提自主创新，但是总把重心放在了创新上，我说应把重心放在自主上，没有自主何来创新。主持人：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1+1》，稍后我们会继续关注此事。 (播放短片) 解说：朱清时从最初的200多人的全球名单中脱颖而出，在最后的5人名单遴选时，被16位专家委员全票通过，其中的一位专家就是著名的香港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吴家玮(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第一，要懂得国情，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的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我甚至于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党委负责制，跟国外的公立大学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实是可以接轨的。第二，学问要相当强，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面能够做到正教授，而且是有相当成就。第三，需要有经验，就是治学的经验。第四，最好是有相当好的网络。在国内国外，你要知道人家，人家也得知道你，真正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从开始我自己心里就看中了朱清时校长。解说：定位为高等教育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改掉目前高校行政主导的局面，而能否在未来真正实现学者治校，教授治校，也成为多方期待的焦点。在9月10日颁发证书的仪式上，朱清时对深圳代市长王荣表示，希望能一揽子审批通过南方科大的五年发展规划。而作为筹备办主任，梁北汉也对我们表示，作为市属的高等院校南方科大将享受到市财政的全额拨款，而未来学校的人事工作也将完全以校长为中心。梁北汉(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主任)：我想这个主要是给校长更大的自主权，让他来了以后，用什么人才，根据他的办学理念，他的办学思路，包括这个学校的学科限制由校长提出招聘什么人才。朱清时：学校领导干部中间就有接近一半的是由教授们选出来，教授们能来当的，比如像教务长、总务长、科研长、秘书长这样的，而他们也将进入学校的领导班子。吴家玮：教授治校不是说教授什么行政事情都来管，而是在学术方面，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你先找到好的教授，然后你就要让他有这个治校的权利，然后你就要尊重他，这样就杜绝了条子的作用了。因为人家，比如说有什么人说这个条子要收哪一个学生，要收哪一个教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转到市里，为评审委员会，之后连我都不允许干预。主持人：朱校长反复强调要新的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我们现在的大学行政化和官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白岩松：其实我们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一下，这几天，大家讨论的也特别多。像新华每日电讯9月16日，教育部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名单，100位获奖者中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只有10人，也就是10%，剩下90%担任书记、校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90%，这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或者说官化的一个特别好的样本。一方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人才选拔和对你要奖励你干得特别出色的时候没有其它的方式，能给你提拔才能是对你的奖励。我相信这里头有很多在他没有当官之前的确是非常棒的老师，因为他是非常棒的老师了之后，觉得我怎么奖励你呢？又不能多给你钱，咱们这都是国家的等等，给你提拔，就用提拔的方式，不仅高校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毁了多少老师，毁了多少制片人。其实他当老师，当制片人可能更合适，但是我们没找到其它的奖励方式，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同样是新华每日电讯说，有的时候行政化也是逼出来的。因为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奖项评为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你要是普通教授，拿项目不容易，但是你要当了科技处长，项目资金等等全有了。最后我要说的这个跟朱校长紧密相关。我们现在最新的统计公报，在扩招了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在学校之比是17.23个学生才有一个老师。但是要告诉观众的是，朱校长决定，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将来6.8个学生就有一个老师，你想想，小班化这个时候交流会更密切，既有大师，更创造一种培养大师的学术环境。主持人：说到了这个学生和老师这个比例，朱校长将把这个数字定在6.8：1，这个数字怎么确定下来的？我们再来连线朱校长。朱校长。朱清时：你好。主持人：这个6.8：1怎么核算出这么一个数字，还这么精确，还有一个6.8？朱清时：第一，这个数字是早期规划的时候定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我知道，这个规划我们还需要重新认真考虑制定它，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小规模、高质量，所以这样一个比例定性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数字我们将依靠内涵，跟最佳力度的配比来做，因为我们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办学。加州理工学校只有1000个本科生，1000个研究生，几百个教师，所以他们的比例就是很高的。第二，学校目标是培养未来的大师级的创新人才，所以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个性发展的，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主持人：朱校长，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您说校长就好像坐在来一列火车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方向错了，但是没有人敢跳下来。一是每个人担这个风险，再就是如果跳下来了话，他会觉得非常孤独，因为跟主流脱节了，您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办这样的一所大学了，您这么办的话，不怕跟这样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脱节吗？朱清时：不担心。尽管与主流教育理念是不一样，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创新。我觉得我们南方科技大学与其它大学比可能只是一个婴儿，但是南方科技大学这种体制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最终会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大学还可以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来办，而且这样办还有许多优点，这个就满足了。主持人：朱校长，我给您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要强调要教授治校，但是我们知道，这所南方科技大学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怎么能够做到教授治校？朱清时：这件事情是我和市委市政府商量的最多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让我们制定好南方科技大学的章程，然后把这个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我们就依法办学，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直接给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当然，章程中间也会规定学校的领导核心，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了，由教授来担任，这样保证教授有制度上的机制，让他们直接参与学校管理。主持人：谢谢朱校长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情况。朱清时：谢谢。主持人：岩松怎么看刚才朱校长说的教授治校这种刚性保障方面？白岩松：其实现在都是一种期待，都是在白纸当中想象的非常好的一种画面，但是它终究要落地，这第一笔是要开始慢慢画的。在这儿只是提出三个担心，算作是对朱校长的另一种支持。第一个，这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是深圳的市委书记王荣直接把聘书交到了校长的手里头，说经费全额拨付。如果有一天经费不够了呢？说在政府的主导是政府的意见会不会陆续参与呢？第二个，同样是在中国高校的体系当中，如果其它的高校都不改革，你能孤独多久，你要不要纳入到整个评估的系统中。第三个，朱校长的任期是五年，假如明年开始招生，当他离任的连毕业生都还没有。但是要检阅一个高校办得成不成功，取决于毕业生出来了之后，毕业生出来之后，将来会不会有反复呢？会不会成为烈士呢？我希望这样的担心可以换作另外的一种更开放的空间，变成对朱校长办学思路的一种巨大支持，别让它走样。主持人：这个试验田未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白岩松：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试验田。我们今天关注南方科技大学是希望明天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校的出现，尤其渴望是在现在拥有的高校里头也产生积极的变革，过去我们听过武汉大学，听过南京大学的改革，但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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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复旦领导秦绍德：高校文科建设: pikeliu 2009-9-17 09:55; 编者按：2009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秦绍德书记就高校文科建设这一主题接受了该报记者的采访。采访内容如下：　　　　一、今年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纪念，在这6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能否请您谈谈复旦大学在文科建设方面取得的办学成就。　　　　复旦的文科门类丰富、底蕴深厚、人才荟萃，百余年来一直是学校学术声誉的重要标志之一，吸引众多学子报考复旦的魅力之一，更是架构复旦学科大厦不可缺少的一极。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实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复旦文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1952年院系调整时，复旦文科只有5个系，改革开放后文、史、哲等传统基础学科焕发着勃勃生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一批重要学科恢复重建并逐步走向繁荣。如今复旦文科已经涵盖了13个直属院系，8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36个各类研究所（中心）。在最新一轮(2007)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复旦文科有17个二级学科被评为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等的持续投入，从2003年到2007年，文科研究和发展费用累计已经达到2.4亿元，五年时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146项、教育部课题19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36项。出版各类著作2200部，发表论文1.5万篇，研究报告2300篇，去年在上海社科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获奖数占全市奖项数的40%。　　　　谈到文科成果，不能只看数量、不重质量；只看眼前，不重长远。我校提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要看重传世之作、经世之作。人文学科强调传世之作，也就是要出能够继承、弘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能在历史上留得住的里程碑式的成果。社会学科强调经世之作，也就是要出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成果。而要产生传世之作和经世之作，必须要鼓励潜心学术研究，反对浮躁功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复旦几代教师薪火相传。不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他们都能安贫乐道，恪尽职责。他们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思想天空。复旦也因此产生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的大著作。比如谭其骧先生花了三十年时间，带领二三十位教师，从黑头做到白头，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两项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在国际学术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最权威的成就，现在他的弟子们继续在这一领域拓展成果。外文系陆谷孙先生带领他的团队，耗时十余载，完成了《英汉大辞典》的编写，被称为我国当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英汉词典，被列为联合国翻译文件的指定工具书。　　　　近几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等具有雄厚学术力量和研究特色的老研究机构继续拓展着新的研究方向；新建的文史研究院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等则展开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研究项目，如从周边看中国、马王堆竹简释解等。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治学，先后完成66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和《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填补了国内空白。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葛剑雄所著《中国人口史》、裘锡圭的《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都称得上是复旦的扛鼎之作。　　　　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复旦也注重积极面向现实，以经济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写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篇大文章。　　　　近年来，针对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复旦先后成立了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会展与服务经济研究中心、长三角研究院、上海物流发展研究院等，开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显著。经济学院高帆副教授完成的粮食安全战略研究专报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批示。社会学院任远教授完成的分阶段有选择差别化推进城市户籍改革专报在今年2月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的批示，并直接推动了2009年上海户籍新政的相关改革。公共卫生学院郝模教授的《艾滋病等十个重大疾病防制项目全流程规范和效果研究》被国家卫生部采纳。林尚立带领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完成的《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得到了统战系统的高度评价，去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我校新闻学院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报道的剖析》报告，为国家在西藏的对外宣传及时提出了政策建议。　　　　文科建设对于全面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科的交叉和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凝聚学校的传统和精神，影响很大。这也是现在许多大学积极建设文科的道理所在。百余年来，一代代复旦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不论学校、社会，政界、商界，国内、海外，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在他们身上，有时代的印痕，更有超越时代的复旦人的特质。复旦的毕业生往往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随波逐流；有源自内在的自信，不怨天尤人。可以说，这些与复旦人文学科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复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名师的课总是爆满的，学生们选课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就是愿意接受这种熏陶，慢慢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和精神气质。我曾用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来形容复旦的气质，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我们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　　　　二、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办学历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或体会是什么？　　　　第一点体会就是，在文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方法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靠主观愿望和行政命令，要靠理论和学术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首先要能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这方面，复旦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早在1920年，由复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对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影响最为深刻，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届校领导班子都把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文科繁荣发展的重点，扎扎实实抓出实效。新中国成立后，复旦重组了经济系，成立了哲学系，其他院系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的研究。复旦是第一批建立政治理论课的学校。蒋学模先生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一个时期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单位的权威教科书，一版再版，发行量超过了1800万册，仅次于《邓小平文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我们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学校1980年成立了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1992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0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国内唯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这些研究机构在不同时期汇集了校内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讨。近几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领域，涌现了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俞吾金教授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等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其次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繁荣学术。这一点不能动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学科建设，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学科的现成结论，更不是穿靴戴帽硬贴标签，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学术建设，也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学术发展。因为我们认定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食洋不化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还有大量的是远离实际、脱离实际；轻弃传统而侈谈创新，脱离实际而要构架体系；历史虚无主义也发生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盛行。所以文科建设关键一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学术研究。　　　　第二点体会是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要跟上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实际。一般来讲，人文社会科学的命运总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说，盛世修史。如果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环境比较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命运也会比较好。古人又说做学问讲经世致用，如果文科脱离了时代，自己也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当代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亿万人民的发展改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宝库，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繁荣的重要背景和历史机遇。事实证明，文科科研只有面向中国，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着眼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能源问题、人口和环境问题、城市发展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等，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起来。实际上，在文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比如我校经济学院洪远朋教授研究的以利益问题为核心的课题，既属于理论问题，但是利益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联系，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能坚持联系这些重大问题，就比较容易形成重大成果，取得有重大影响力的突破。　　　　第三点体会是，大学要坚守人文传统，传承文明，对人文学科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加以扶植。　　　　我们说，文科科研要联系实际，不能用狭隘的、庸俗的观点去理解。有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既急需又紧迫。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音乐学、美术学等的研究，就不那么紧迫。而且人文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潜心钻研，才能有成果；传播和辐射也需要一个过程，成效更是隐性的。这就使得人文学科不受重视。　　　　但是，一个社会不管经济发达到何种程度，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地步，如果缺少人文精神，一定是一个残缺的社会，我们培养的下一代缺少人文教育，将变得智商和涵养极不相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些学术成果，可能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但长远来看，却担负起了传承文化的使命，它们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了整理、提炼和播扬，帮助人们重新找到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找到凝聚人心的共同点。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复旦在组织人文科学的研究时，一直将规划和自然发展、集体大项目和个人项目结合起来，对这些领域的投入，持之以恒，连续扶植。　　　　第四点体会是要不断提高文科的国际对话能力。当今世界，由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信息网络化的带动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当前既存在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生吞活剥地照搬或套用西方学术思想的情况，也存在着无法用西方习惯的话语系统传播中国学术成果的情况。我们应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要积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主动与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学术联系,开展合作研究, 敢于并善于与国际对话，提高我们自己对外部的影响能力，不断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不断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促进传统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该项目完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还有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文学点评史的研究工作；亚洲研究中心与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开展的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复旦与耶鲁大学合作开发的耶鲁全球在线中文版等等。　　　　第五点体会是要遵循文科的学术发展规律，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和自然科学相比，尤其和大型实验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劳动和创造。即使是大型的学术成果，也往往是个人成果的集成。这是文科的特殊规律。因此文科的兴衰往往和人联系在一起。有大师、学科就兴；无大师，学科就衰。而大师的出现，需要环境条件和天赋才华的结合，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孕育。光凭主观愿望不行，急躁更不行。复旦外文学院的陆谷孙教授，1959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舍不得丢下学术，就在田埂上背诵普希金的诗。被人发现以后，就禁止他背。禁止背，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他后来自嘲为是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正是因为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有了后来的《英汉大词典》。　　　　文科要有良好的学术生态。这个生态中要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开放的学术空间，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复旦人凡事都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喜欢问一个为什么。也因此总是有不同学术观点自由碰撞，老校长陈望道说，不同意见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能倾听他们的见解，支持他们的创新，包容他们的个性甚至偏误（当然不是政治原则错误），调和他们的矛盾，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潜心钻研学问。这是一所大学保持思想和知识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　　　　良好的学术生态还要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以及诚信严肃的学术规范和风气。还要不断吸引和凝聚人才。大学应该是一池活水。引进优秀人才，可以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打破一潭死水的状况，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学科的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　　　　良好的学术生态还要能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在文科发展中，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否认集体研究的力量。在综合性大学中，要能够弘通学科之限，消除门户之见，发挥学科交叉综合的优势，搭建跨学科的研究平台，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近年来葛兆光教授领衔的文史研究院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三、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等问题，您曾经提出过很多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请问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考？　　　　1、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教育制度这个题目很宽泛。在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包括资源配置、法规和政策制度、宏观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指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表面看来，大学争创一流的竞争,是优质师资、优质生源、科研结果的竞争,但根本上其实还是大学制度的竞争。一套好的制度可以培养出最好的人才,可以留住人才,可以使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缩短距离的进程更快一点。所以近年来，有不少学校提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这是一个已经被提上日程的改革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会要求学校的内部管理在理念、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最近复旦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因为我们感觉到，现代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规模大，功能多元，机构复杂，人员分类也复杂，一套完善的制度建立起来难度很大。现代大学有一些共同遵循的制度原则，西方大学历史悠久，制度比较成熟，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学制度，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对制度设计和有效实施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探讨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比如，在学术管理中，究竟如何充分发挥教授教师的主体作用？学校的行政管理如何更好地为学术运行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师生服务？校、院、系架构主要适合于教学的学术组织,成型于五六十年代，在学校规模扩展的背景下,已越来越不适应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如何使院（系）成为自主发展、自我管理的办学实体？如何能够建立起一种学科结构调整比较灵活、科研资源容易聚散，运行有效能出成果的体制和机制，等等。　　　　2、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每年到这个季节，社会上讨论最为热烈的恐怕还是高考。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一直呼吁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因为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牛鼻子，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素质教育的概念明确提出已经半个世纪，但是一直没能得到有力贯彻，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可见问题之严重。正如老百姓形容：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但为什么许多人虽然对应试教育、学生负担重深恶痛绝，但没有人敢与此对抗，因为应试的氛围已造成巨大压力，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决定着利益趋向。在这种氛围和惯性下，家长不敢逆势而行，学校教师也不能打破怪圈。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用系统方法、从制度层面扭转现状。高考制度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在现行应试教育模式里，大学处于高端。高考这一指挥棒，对中学教育影响极大。高考的命题要求和范围、考试的方式等，左右着中学的课程教学和其他教育内容。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中学课改空间有限，全面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中学校长独特的教育思想无法实现。这种情形还会向下延伸，中考这一指挥棒又对初中和小学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说，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寸步难行。　　　　复旦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要让高考、让高校招生办法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行素质教育的指挥棒。四年来，复旦大学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下，先行探索自主招生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卷定终身的现行统考制度，让大学有选择学生的自主权。我们从本校培养目标、特色要求出发，通过水平测试、考察中学一贯表现、面试等综合方法，吸收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深造。这一改革已对中学素质教育产生影响。有一位著名中学的校长说：唯分数论的一元选拔标准被打破。高校自主招生带来的将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哪所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做得好一点，它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得先机。四年的改革进展顺利，群众最担心的公正公平问题在自主招生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希望不同学校自主选拔办法不一样，这样今后大家可以取长补短。我乐观地认为，如果全国有30到50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能够实现自主招生，那么大家批判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大格局就有可能出现大的改变。到那时候，中国也会出现一个中学毕业生同时收到四五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了，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氛围也就能彻底形成。我们期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怀着对教育的理想，一同加入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探索。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四、今天是《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的日子。1970年您就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后来又曾任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可以说是老新闻人了。能否请您对我们的报纸说几句话？　　　　只有做过报纸工作的人，才体会到办报的辛苦。读者日复一日地拿到散发着墨香的报纸，平常得很，谁知办报人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车之一轮、鸟之一翼，和自然科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6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无容讳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转型为价值取向的环境下，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面临着不少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类、理论综合类报纸，是反映学术前沿、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当然也承载了人们很多的期望。希望这份报纸能越办越好，在坚守、播扬人文精神和传统，特别在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青年、走向大众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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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竿的南方科技大学: pikeliu 2009-9-16 22:38; 简单评述：一是，名字还是深圳科技大学好，看到有位博友也是如此建议。二是，香港科技大学或者马里兰大学或者加州大学的整个制度（主要是教师聘任与晋升制度）要全盘吸收。三是，国内许多有钱的城市也是想创建一流大学，深圳的做法值得借鉴。只有全新的大学，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体制以及文化。一些城市的省属或市属大学要创办一流，最好的办法，是把新人与老人完全隔离开来，另外成立若干个研究院，采取新人新体制的做法。请各位老师指正！交流观点！谢谢！　南方科技大学最新概况筹建进展 2009年05月18日 14:45 　香港科技大学在十几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区内声誉卓著的名牌院校。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的邻居深圳打算拷贝香港经验，由政府出资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深圳市政府已经完成建校规划，预计在校生达到1万人，学科以理工科为主。　　据悉，该校还将借鉴香港科大的经验，全校超过50%的教职员将向全球招聘。由于南方科大最希望克隆香港科大的速成战略，南方科大的最大亮点也很可能成为最大难点，有专家担心若建校规划今年不获批准，则需再轮候3年。　　　深圳市已为南方科技大学设立筹建小组，市长许宗衡担任组长，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闫小培为副组长。根据规划，南方科技大学将由深圳市政府全资设立，同时亦会拓展各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例如办基金会筹集资金、通过产业界合作取得经费支持、以适当的产业化运营获得资金、凭借各种研究项目得到资助等。　　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为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学科以理工科为主，并设有少量文科。参与制定规划方案的人士透露，南方科大理工类学科设置将与深圳的产业特色结合，主要包括IT、通讯、半导体、无线电等科目。而此前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校长吴家玮一直希望南方科大创办的艺术类学科，则未被纳入规划中。　　根据规划方案的设计，南方科技大学拟以全日制办学模式为主，在校生规模约达1万人，面向全国招生。在学位设置方面，南方科大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预计为1：1，本科教育师生比例初定为1∶6.8。　　为争取设立硕士、博士点及保证办学质量，南方科大将秉承吴家玮提出的一流人才效应，即一流的人才带来一流的人，二流的人带来三流的人，三流的人带来的是上不了流的人。据称深圳市政府雄心勃勃，指南方科大在招聘教职员方面要一步到位，超过50%的研究人员及教师须面向全球招聘，力求寻找世界顶尖的学科领头人，以吸引优秀科研人才和教育人才。　　南方科大筹建办公室的韩蔚表示，香港科大在创建初期，从美国院校中挖来许多极具潜力的年轻研究人员，这些人与科大一同成长，逐渐成为今日的学术骨干。此外，香港科大亦吸引了大批台湾教授。韩蔚认为香港科大的这些经验均值得深圳借镜。　南方科技大学　　★目标：立足国内，辐射东南亚，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　　★规模：全日制在校生1万人左右，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为1：1 　　★师资：本科教育师生比例1：6.8，近半师资海外引进　　★学科：工学30%、理学20%、管理学15%为三大支柱学科　　★面积与选址：占地面积初定为2.38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在45万平方米。地址初步定为深圳南山区西丽虚拟大学科技园（与清华、北大、哈工大三所深圳研究生院相邻）　　★投资与招生：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面向全国及海外招生。　　★办学方案已完成修改并将上报教育部　　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拟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1万人左右，面向全国招生。其创新之处在于高起点：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为1∶1；师资近半以上引进海外力量；以理、工和管理学为三大支柱学科。深圳期待能开辟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规模：全日制在校生万人　　南方科技大学将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创办。进入筹备阶段的南方科技大学目标定位较高，计划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坚持以小规模、高水平为建设发展原则，其办学规模将初步设定为全日制在校生1万人左右，其中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为1∶1。建成后，南方科技大学将面向全国招生。南方科技大学的基本方略是：实施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开发三位一体的三重螺旋模式，将人才培养、研究开发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初定南方科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　　★师资：一半以上海外引进　　南方科技大学将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高水平起步。采取超常方式引进一流教授，建设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奉献精神、攀登精神和团队精神的高水平创新团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机制。为建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新型科技大学提供师资保障。师生比例初定本科教育稳定在1∶6.8；其次，引进海外教师的比例较高，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境外聘请的教师中60%具有至少1年在境外著名大学开展教学、研究或管理的工作经历。　　★学科：理学工学管理学为支柱　　南方科技大学拟以理学、工学和管理学作为三大支柱学科，注重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兼顾其他应用型学科和人文社会类学科。其中，工学科约占学科总量的30%，理学学科占20%，交叉学科占30%，管理学科占15%，人文社会类学科占5%。深圳计划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理学、工学和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内设置一批重点学科，凝聚一批国内领先，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数个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核心学科，将其中部分学科方向建成国际一流水平；学科结构布局合理，形成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创新型大学相符合的学科框架。　　★方案：高教改革试验田　　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心要创办一所高水平新机制的科技大学，适应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开辟另一条办高水平大学之路，有利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探索。专家组还建议深圳市政府加大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力度，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南方科技大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体制。　　据悉，《方案》现已根据专家组意见完成修改并呈报广东省政府。按照工作程序，广东省政府将于9月底向教育部申报。　　★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大事记　　2004年深圳市提出增设本科院校。2007年2月，确定由市政府全资投入，先行推进1所大学的筹建，其命名几经变更由深圳理工大学到深圳科技大学最后市委市政府钦定为南方科技大学。200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7年正式启动guolai 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2007年4月，筹建的各项工作全面启动。2007年5月，深圳市政府正式行文报省政府，申请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07年7月，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办学方案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给予肯定与建议。2007年8月，完善办学方案并呈报省政府，省教育部门将组织考察论证。　　★ 南方科技大学最新概况校园占地约2平方公里，总建设面积约50万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的《南方科技大学规划方案布局模式》上看到，校园规划有工学院、理学院、管理学院，交叉学院以及公共教学、后勤服务、科技研发、行政办公及配套商业设施等建设内容。　　南方科大校园规划建设采用国家最新确定的校园建设标准。据南方科大校园规划，结合校园的功能要求，按照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方式总体布局，强调城市与校园的渗透融合发展的规划理念，以公共资源整合为目标，构筑核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规划将城市风貌、自然景观、与校区特色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多样化的校园空间形态。; 个人分类: 大学的组织与管理|4927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贴复旦领导秦绍德：寂寞出学问: pikeliu 2009-9-14 17:08; 记得，访问美国YALE、MIT时，对于教授们的评价是同行评价为主，当然终身岗位是残酷的漫长等待，等待到结果如何都不太重要了（许多美国教授到了40多岁才拿到）。我国大学则采取科学的、量化的评价，但是好像连当年已经非常热闹的北京大学也没有实施西方大学的终身制。复旦将会是哪一种模式？能不能从校领导的话中读出一点东东呢？秦绍德：寂寞出学问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　　　　这一天，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教师的学问之道，关系到大学的学术精神；而大学的学术面貌，是整个社会的学术和文化氛围的直接反映。　　　　走出学术浮躁，优化文化生态，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课题。　　　　做学问，就要甘坐冷板凳　　　　解放周末：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绍德：教师节的设立源于社会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在这一天，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中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我认为，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解放周末：这种感谢与致敬，是否也蕴含着一种关于教师、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品德的价值取向？　　　　秦绍德：可以这么理解。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其中，对博学而笃志的一种理解是，做学问要有专一的志向。这志向不受干扰，不受外界诱惑，专心致志，为探求学问奉献一生，为捍卫真理耗尽心血。我认为，这一精神在当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解放周末：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的天地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和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解放周末：您的自豪肯定有不少根据。　　　　秦绍德：比如，谭其骧领头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文化工程，从1955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986年，历时31年，所有参与的学者都从黑发变为白头，最后形成的煌煌８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认为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另一个基础工程就是《二十四史》点校。　　　　又比如，陆谷孙教授主持编撰《英汉大辞典》，历时17年。在此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坚持到最后。17年间，他给自己定下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外写书的誓言。最终，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还有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从1980年到2005年，不断修订。蒋先生直到86岁高龄，还在伏案修改文稿。20多年来，这本教材一共出版了13版，发行量达到2000万册，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　　　　那些炒热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学问　　　　解放周末：您所介绍的这些寂寞出学问的事例非常感人。但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绍德：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从产生想法，到收集资料、形成思路，再反复锤炼，没有几年是不行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治学必须遵循怎样的规律？　　　　秦绍德：所谓学问也好，学术也好，实际上是对规律的探索，需要时间观察、收集、思考，然后加以总结。而且，这种总结还需要时间检验，反复论述，反复修正，才能形成经典。复旦大学鼓励教师写传世之作，传世之作就必须要有时间积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现在似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在称赞某位学者的学问时，动辄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者包容一切的完整体系这样的词汇。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今人的学问一定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只有把前人的学问都吃透了，才有可能作出更深的探索，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攀登更高的台阶。同样，包容一切的体系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批判了杜林企图构建囊括一切的科学体系，认为这是愚蠢可笑的。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　　　　秦绍德：这种求实，不仅是从书本中求实，还要求实于实践，也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一生是非常有限的，要做出有创造性的学问，必须要把相当多的时间放到某一领域中去，根基越牢，学问越深。所以我们才要提倡冷板凳精神，冷板凳上不坐个几年、十几年，学问是不可能热出来的。那种炒热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学问。　　　　解放周末：炒热的热，是虚热。　　　　秦绍德：对，是狂热、燥热。　　　　只有出于对兴趣的追求，基于对价值的坚守，才能耐得住寂寞　　　　解放周末：寂寞出学问，其实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　　　　秦绍德：是的，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教诲。包括我们复旦的苏步青、周谷城等前辈。我记得1965年进入复旦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刊上看到，中文系蒋天枢教授对他的研究生讲过一句话：要甘于坐冷板凳，肯坐冷板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你要坐冷板凳，就要准备牺牲眼前的利益，可能要拒绝很多诱惑，可能会错过很多机遇。现在时代发展很快，机遇和诱惑很多，每一个机遇都想抓住不放，每一个诱惑都想尝试一番，那就不可能坐得住冷板凳。甘与肯，意味着选择，更意味着牺牲。　　　　解放周末：这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绍德：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又用了11年时间做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校勘、辑录、订正，既有文字小学，也有考据之学，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尚君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一到夏天，那时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因为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他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解放周末：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做学问的人，其实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秦绍德：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志向。笃学必须要以笃志为前提。如果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乐趣，不是追求在文化上对人类有所贡献，恐怕就很难经得住诱惑和困难的考验，就无法静下心来。范文澜先生就曾说过，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当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据说原本想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但他坚辞副院长之任，而是专心于学术研究，若干年后，他的《中国通史》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经典巨著。　　　　解放周末：一个是兴趣的追求，一个是价值的坚守。　　　　秦绍德：对。对价值的坚守，就是坚守学术的崇高感，坚守文化的神圣感，坚守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感。只有怀揣着一腔热血，冷板凳才能坐得住。复旦近年来引进的两位教授，让我十分感动。一位是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先生，一位是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特点做学问做到眼睛都坏了。裘锡圭先生70多岁了，眼睛高度近视，还患有青光眼。葛兆光先生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手术先后动了4次，一只眼睛一度近乎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受到很大影响。对于两位先生的情况，我们很着急，请了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们诊治，劝他们适当休息，希望他们停一停，但是他们还是在做学问，停不下来。　　　　解放周末：这种停不住，既是出于做学问的兴趣，更是出于学者肩负的文化责任。　　　　秦绍德：也就是为社会、为民族建设学术的责任。　　　　学术就是学术，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　　　　解放周末：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有关。　　　　秦绍德：是的。我认为，浮躁是学术的大敌。最近几年，学术造假时有所闻。学术造假是学术浮躁的极端表现，也是学术浮躁的必然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学术浮躁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出现学术浮躁的原因是什么？　　　　秦绍德：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利益驱动。当某位学者的价值为社会承认、社会赋予他某些社会地位或荣誉时，物质利益也就随之而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给予真正做出学问的优秀学者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作为学者，如果把名和利作为治学的动力、追求的目标，这就和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　　　　解放周末：有的不仅是追求利益，而且是追逐利益。　　　　解放周末：每一个做过学问的人都知道，当你有了这样的动机时，心是静不下来的，而是时刻在打小算盘：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会和某个头衔有关，那本著作的出版会换来哪些利益，等等。　　　　解放周末：心有杂念，总在考虑走什么捷径更方便出名，用什么方法更容易得利，一切都功利化了。　　　　秦绍德：这是学术创造最忌讳的。当然，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完全离开利益的考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学者把追名逐利作为根本目标，那就压根做不出什么学问。　　　　解放周末：学者功利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都奔着所谓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去。　　　　秦绍德：学术就是学术，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可以做研究的地方，总是可以开拓的领域。有些领域，由于其学术成果可以应用于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于是就变得热门。事实上，有很多学问，在外人看来是冷门，但是一旦做出了成就，就渐渐热了。因此，学者不要期望别人来给你把冷板凳捂热，或者给你一个温板凳，冷板凳要靠学者自己去坐热。　　　　解放周末：学问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能用短视的目光去判断它的冷与热，更不能用媒体当下的热门话题去衡量某一学问的温度是冷还是热。　　　　秦绍德：对。当然，从学问来看，总有和当下社会的应用联系紧密或不紧密的区别。有些学问与社会应用联系紧密，属于古人所说的经世致用之学。然而，经世致用之学也是有时代性的。经济学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当然是热门，等到经济快速发展后，人们或许会更关注文化需求，相关的学问就会成为热门。　　　　解放周末：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所谓的冷和热。　　　　秦绍德：即使是做经世致用之学，也需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是短期研究、发表一些表面的观点，就能致用了。有些青年学者，一开始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稍微有点名气后，就开始在不同领域跳来跳去，不能够专心致志，沉下心来在某一个领域扎扎实实做下去。若干年后，就渐渐做不出成绩了。好比爬山，如果今天爬黄山，明天爬庐山，后天爬泰山，其结果必然是无论哪一座山都爬不到顶。　　　　考核体制奖项化，申请资源立项化，对学术生态造成了伤害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了引发学术浮躁的第一个原因是利益驱动。　　　　秦绍德：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制度缺陷。　　　　鼓励和保证学术创造的资源，如科研经费和拨款等，当前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在制度上造成了学术浮躁。原因在于，政府掌握资源投入，必然寻找产出效益。一届政府必然追求一届政府期限内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益。然而，学术研究往往需要长期不断的投入，10年、20年后才能出成果。要求学者在三五年中就要出成果，这和学术的自身规律是相悖的。　　　　还有，当前采用的政府立项、学者申请的方法，导致谁懂得申请项目的潜规则，谁就能优先获得学术资源。因此，利用各种手段争取科研经费，就成为一场激烈的搏弈。很多学者为了申请到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而陷入了痛苦之中；好容易申请立项成功，经费刚到位不久，就得要进行中期检查，三四年后，就是结项检查，哪里还来得及好好做研究？　　　　解放周末：目前对教师评价体系的议论也不少，比如过于量化，不够科学。　　　　秦绍德：当前的学术评价制度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内部有其评价机制，社会上也有一定的评价方式，比如社会各界设了很多学术类的奖项，不少学术机构、个人都以获得社会奖项作为评价自身学术成就的标志。而大学内部的学术评价体系，则因为考核内容的时间性过短，重量不重质，存在不少弊端。　　　　解放周末：学术评价标准不学术，学术氛围就会受到损害。　　　　秦绍德：带来的结果是，学者不能长期安心研究学问，相反是为了获奖而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学者所获得的学术评价和学术资源是密切相关的，学术评价高就能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后，评价又随之增高。于是，学者只有迈过这道门槛，进入这个循环体系中，才能获得利益和名誉。这样一来，学者的选择就变得相当实际哪个课题最能拿到钱，就申报哪个课题；哪个题目能在短期内出成果，就做哪个题目；什么项目能和个人利益挂钩，就做这个项目，而不愿意做集体项目，因为个人劳动溶化在集体中，往往是看不出来的。　　　　解放周末：考核体制奖项化，申请资源立项化，难免会使学术生态支离破碎。急功近利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就在这种过度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生了。　　　　秦绍德：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复旦最近在讨论一个问题：对于教师的考核，是否还要用每年论文发表数量来考核？我们最近提出一个新命题，就是淡化量化标准，用代表作制来对教师进行考核。那就是，你只要在一段时间内拿出一篇真正有分量的代表作，就可以对作品数量不作要求。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代表作制适合真正能做出学问的优秀学者，但对于学术水平一般的懒人是难以奏效的。而且，各个学科都不一样，对于实验科学的考核来说，可能还是得有量的要求。　　　　解放周末：完善学术评价制度，需要调节各方矛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秦绍德：但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探索的理由。我们既然提倡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要从制度着手，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得我们的学者能在后顾无忧的基础上，在宽严适度的环境中，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　　　　资料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学问，知识和学问都无法百度化　　　　解放周末：这些年来，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抄袭剽窃、学术造假也变得日益简单了。　　秦绍德：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引发学术浮躁的第三个原因。由于科技的发展，在技术层面上也为学术浮躁创造了客观条件。今天我们做学问，和过去做学问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前人没有的技术条件，电脑、网络、数据库等等，在收集资料、了解已有成果的方面，可以大大加快速度。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今天的学术成果，其传播速度也比过去快捷很多。这些都是今天的学者所面临的新情况。　　　　解放周末：也是新问题。　　　　秦绍德：原因在于它是一把双面刃，在使得科研更便捷的另外一面，如果没有正确观点加以引导，极易造成学术浮躁。所以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更快地占有资料是一个方面，是不是占有资料以后，就能更好地做学问？　　　　解放周末：资料不能代替思想。　　　　秦绍德：是的，牛吃下草以后，是要经过咀嚼消化，才能挤出奶。正如我们复旦一再强调的，做学问的人要有思想。要在通过现代传播手段搜集到的前人已有学问的基础上，加以咀嚼、消化、思考，然后形成新的见解。这是一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解放周末：而现在的一个论文现象是：材料很多，思想很少，发现更少，甚至出现了学问百度化。　　　　秦绍德：事实上，资料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学问。知识和学问是无法百度化的。有些学者文章来得很快，数量也很多，其实是资料的堆砌、汇集，是网上搜索的结果。在这样的论文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自己的原创的很少。思想浮躁，忘乎所以了，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就成了抄袭剽窃了。　　　　解放周末：引用他人著作必须标明出处，是做学问的规则，是学术底线，也是一条道德底线。　　　　秦绍德：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更有条件滑向浮躁。而且，信息技术为学术带来的新问题还不仅于此。比如，一些媒体节目对学术所作的大众传播。　　　　解放周末：这种传播有利有弊？　　　　秦绍德：是的。首先，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学术本来身处象牙塔，如果能够普及给大众，总是好事。但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向大众传播学术时有一个基本取向，那就是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而要让大众接受学术，就一定要通俗化，要吸引眼球，要制造亮点，有时候甚至需要将学术内容娱乐化。　　　　解放周末：这可能是大众媒体难以避免的。　　　　秦绍德：这确实是大众媒体不同于学术期刊的一种本质特征。但作为学者来讲，既要看到你的学问能过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是好事，也要看到，这种传播对学术来说往往是降格以求的。如果只考虑适应大众媒体的要求，热衷于这种降格以求，那就离学术有距离了。　　　　事实上，有的学者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比如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就把《百家讲坛》比喻成魔鬼的床学者在这张床上被截短拉长。她说自己所讲的内容，也不是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我觉得她讲得很真实，反映了学者在向大众传播学术过程中的那种痛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学者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秦绍德：首先要有清醒的头脑，要认识到大众传播的局限性。学术毕竟专业性很强，很枯燥。因此，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把一时的媒体传播作为自己热衷的追求。第二，学者一定要坚守底线，决不能把学术娱乐化，甚至庸俗化。学术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准确的含义，以科学为依据，不能信口开河。假如一味地以娱乐或戏说来取悦大众，那就会降低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牺牲了学术的尊严。　　　　大师不是造就出来的，既不是某个单位能够造就的，更不是媒体造就的　　　　解放周末：谈到学术浮躁的种种现象，或许与另一个词语也有关，那就是大师浮躁。　　　　秦绍德：我想，寂寞出学问，其实也是寂寞出大师。因为大师不是自封的，大师也不是捧出来的。大师是冷板凳坐出来的，而且是历史筛选出来的。现在对大师的提法很多，某些学者通过传媒被大众了解，为大家所熟悉后，不少人就捧他为大师了。而有些不理智的学者，在传媒频频露面、有了一些粉丝、拥趸后，也就自以为是大师了。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怎样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　　　　秦绍德：大师要在学术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而且其学问可以影响学术今后的发展，影响几代人。还有，大师不仅在学术成就上堪为大师，在品格、胸怀等方面也必须为后人所崇敬。　　　　解放周末：为什么说大师是历史筛选出来的？　　　　秦绍德：好多大师，都是后人认可，才成为大师的。大师在世的时候，社会不见得能认识到他的价值。所以一提到大师，往往是已经去世的。鲁迅先生是思想和文学的大师，但他在世时就没有这种称呼，陈寅恪也是如此。　　　　解放周末：现在人们似乎有一种大师饥渴症，很多人在焦虑，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不出大师？　　　　秦绍德：问这个问题的，包括很多学术单位，很多大学。似乎大学如果造就不出大师来，这个大学校长的日子就很难过。其实这个观点是一个误区。大师不是造就出来的，既不是某个单位能够造就的，更不是媒体造就的。　　　　解放周末：不能把媒体的曝光率作为衡量大师的标准。　　　　秦绍德：是的。在复旦大学历史上，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谭其骧等，还有医科的16位一级教授，都是大师，他们哪里是复旦大学哪几任领导可以造就的？大师饥渴症也是学术浮躁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学术界越是想造就大师，就越是出不了大师。相反，如果鼓励、引导学者甘坐冷板凳，耐得寂寞做学问，那么将来就一定会涌现很多大师。　　　　解放周末：曾听说某地开了个大师培训班，似乎大师也可以培训出来。　　　　秦绍德：哈哈，我看就连小师也培训不出来！与其试图培训未来的大师，还不如善待目前仅存的一些大师。我提出一个呼吁：媒体要善待大师。这些年来，当有的大师为公众所知后，媒体不去关注他的学术成就，而是往往热衷于炒作他的旧闻轶事、历史纠结、生活细节，乃至家长里短。这种做法，就像那些品位不高的娱乐媒体炒作明星绯闻，这样炒作大师，其实是在折磨大师。　　　　学者在媒体上发言，既要有真知灼见，也不要成为媒体学者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到学者做学问不能热衷于追求媒体的一时传播，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您认为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绍德：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弘扬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　　　　解放周末：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秦绍德：是的。当然，借用学者眼光，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点，这是可以的。学者的发言，能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起到正面宣示的作用。而媒体对学者观点的适当传播，也能提升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学术境界。　　　　解放周末：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绍德：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学校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对此，我们有两句话：第一，要写传世之作；第二，要发警世之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学者应当发表真知灼见，提供给政府作决策参考，提供给社会行为和公民思维作参考。　　　　解放周末：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　　　　秦绍德：对。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意见，对于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的互动中，也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可以，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能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要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大学是学术的圣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　　　　解放周末：综观当前的学术浮躁，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生态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生态、社会生态问题。　　　　秦绍德：大家对于学术浮躁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大学是学术的圣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　　　　解放周末：既是圣地，又是阵地。　　　　秦绍德：大学归根结底是一个学术机构，不仅要研究学问，还要弘扬学问，通过一代代学生，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同时也向社会传播学问、辐射文化。大学应以学术为己任。如果一所大学不讲学术，这个大学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如果一所大学被指学术造假，教师都不在做学问，那么这所大学还有什么存在价值，还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解放周末：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学术是大学的使命。如果这个使命丢掉了，不仅是大学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秦绍德：所以说，大学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我们要创造一种良好环境，让博学笃志的精神代代相传，让一代代年轻学子在老一辈学者的熏陶、带领下，投身学术，献身学术，做出一些扎扎实实的成就。　　　　最近一段时间来，裘锡圭先生率领的学术团队，就令我很有感慨。这个团队里有年长的教授、年轻的副教授，也有刚刚留校的博士生，都在埋首搞古文字，非常安心。研究所所在的光华西主楼28楼，每天深夜，一排灯光全都亮着，已经成为了复旦一景。还有谭其骧先生的弟子周振鹤教授，继承了老师的事业。他搞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工程，研究中国2500年来行政区划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对于行政体制改革极具参考价值。这个项目，已经搞了13年，计划出12卷书，目前已出了6卷，还在奋斗之中。　　　　解放周末：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一个民族总需要这样一批人，潜心做研究，寂寞出学问，为国家和民族传承文化。　　　　秦绍德：是的。当然，坚守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与危害学术精神的各种学术浮躁乃至学术造假，做坚决的斗争。　　　　解放周末：去年复旦严肃处理，并主动在全校公布了三例学术违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秦绍德：我们制定了一套体制、机制，尽力杜绝学术不端。凡涉及学术违规的，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会加以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因为我们主张，要用学术态度来对待学术造假，用规范学术行为来表明我们坚守学术阵地的态度。这是大学应有的学术态度，也是大学坚守学术阵地的态度。　　　　解放周末：哪怕自曝家丑也在所不惜？　　　　秦绍德：不妨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在公众的心目中，大学是神圣的学术殿堂，是纯洁、清白的。如果大学里发生了学术不规范行为后，置若罔闻，不加处置，任由学术风气败坏下去，那么社会公众必然会对大学失望。当然，学术违规现象一旦发生，所在学校和科研单位一定有自己的担忧曝光后会影响声誉。事实上，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发生学术违规的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这种事件后，学术单位对待它的态度。没有勇气直面错误，纠正错误，无法杜绝学术不端事件的再次发生，才是最可怕的。　　来源：《解放日报》2009-09-11，17版　　最后更新：Sep 11, 2009; 个人分类: 中国大学领导文集|31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哈佛大学选择faculty的标准: cwhm 2009-9-1 12:57; 如果决心做科研，用哈佛faculty的标准来对照自己，知道一流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faculty，如果想做冠名教授，那标准可能就有更多的list。下面内容摘自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固体力学教授锁志刚的blog。（1）导师，专业，大学这些学历的因素是首选的，但是似乎导师所在的课题组的作用更大些。（2）除了这些外在的因素外，就是个人的科学特质了，研究内容的深度，是否有创新，是否前沿，似乎还有一个重要的衡量就是科研工作的完成是导师更多的功劳，还是自己功劳更多些。（3）另外就是科研的兴趣和动机，是否能够融入新的科研团队. http://imechanica.org/node/3789#comment-9416 For an open search for assistant professors, when applications are in, members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will read the applications. The object is to select a few candidates to interview face to face. People seemed to be affect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 no particular order): The advisor of the candidate . Does the candidate come from a dynamic group, led by an advisor with good repu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the candidate . Does the Department have other excellent professors? Do they have any influence on the candidate? The University of the candidate . This may become less relevant if the previous two are very positive. The depth of the subject . Is the subject deep and lasting? The originality of the work . Has the candidate broken any new ground? The usefulness of the work . Has the candidate done anything useful? When a candidate is interviewed, a few other factors come into play (again in no particular order): The seminar . The interview between the candidate and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faculty . The meals . All along, people may look for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an the candiate motivate the work? Is the motivation novel, or does the candidate regurgitate some popular motivations (e.g., nano-xyz, multiscale simulations, energy, bio-xyz) thoughtlessly? Is the work new and useful? Can the candidate defe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work? Does the candidate answer questions well? Is the candidate really the resourceful person behind the work? Will the candidate likely identify new and significant areas of research? Will the candidate enjoy the job? Will the candidate comple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existing members of the faculty? Discouraged? No need.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anyone todo something really new and useful and deep and lasting, all in a few years of graduate study. One hopes to find evidence for brilliance of mind, and capacity of work.; 个人分类: 我思故我在|3147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一流大学”的一点历史: machan 2009-8-12 14:59; 偶然在链接：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jiaoyuxue/gaodengjiaoyu/20090725/48976.html 中发现下表，看到了中国曾经的一流大学和现在的一流大学的对比。表中所列，各名校的规模几十倍的增长，但其排名却是不增反降。其中的原因如何，吾等之辈可能无法讲述清楚，只是借科学网之宝地，引述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关的史料，供看到本篇博文的人思考、探讨。; 个人分类: 未分类|2902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ZT): suliantuo 2009-8-1 11:06; 前不久，看到一份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人一向都很重视排名这个问题，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排行榜前100名，这对动不动就嚷嚷着要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内知名大学无疑是适时泼了一次冷水。排名它不能代表全部事实，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遥远的。排在第一的哈佛大学，起步也是不堪回首的。在刚开始创建时，哈佛仅占有一英亩的土地和约两、三千英镑的资产，小到只有一位教师、四名学生和一间教室，然而哈佛在370多年（16362007）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校训作为哈佛大学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在美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出了七位总统，参议员、众议院之类的政治家更是不胜计数；除了政治人物，在经济、社会、法律、艺术、学术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哈佛培养的引领风骚的人物。单就诺贝尔奖一项，哈佛是全世界所有大学中获奖最多的，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学术力量都无法与哈佛相比。这种精神使哈佛的精英群体历来是美国社会最具主宰性的力量，美国人通常会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环顾我们国内的大学，追求大而全的同时，往往不追求精神，舍本求末，往往忘了一个一流的大学，应该像是一个旺盛的炉子，好铁进了这样的炉子就会被炼成好钢，否则好铁也被浪费了。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是并不都是综合大学，含医学院的综合大学只有哈佛大学。他们的学生人数均在2万以下，其中三所更不到1万，普林斯顿6500，麻省理工9500，加州理工2100！其中研究生人数有比大学生多的，也有少的。我们国内现在流行的一流大学必须大，必须有医学院，研究生人数必须超过大学生，必须有一流人文学院，这些论点多少有些自说自话。这五所大学的占地面积也不大，占地均少于2500亩。校园内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更没有超高层建筑。但不论哪个学院，都人才济济！大师和大爱才是这些学校金子一般宝贵的财富。在这些大学中，有一些品质却恰恰是我们缺乏的，令人深思。首先是大学的独立之魂。牛津大学是英国的国宝，在其学子中，先后出现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这所大学。其之所以人才辈出，因素颇多，但以下这个近年发生在牛津大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一睹其独立之魂。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由于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正是拥有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以持久的信念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纯粹物质主义，以真理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大学的批判精神同样重要。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的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和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间的历史传承不无关系。十三世纪牛津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牛津不满意，于是离开牛津，跑到剑桥去办了个大学跟牛津大学竞争。17世纪一帮剑桥的毕业生，对英国、对欧洲、对旧大陆不满，于是跑到新世界，在美洲登陆的地方开办一个哈佛大学。虽然出于对母校的敬重，他们把哈佛大学的坐落地点起名叫Cambridge（即剑桥），但其更新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后来一帮不满于哈佛大学的人，开办了一个耶鲁，来跟哈佛竞争。 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由美国三位科学家获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UCSB）的葛洛斯（David J. Gross）、加州理工学院（CIT）的普利泽（David Politzer）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威塞克（Frank Wilczek）。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Harvard）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作。爱因斯坦在25岁写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杨振宁、李政道也在30岁上下获得了诺贝尔奖，历史证明了诺贝尔奖的历史是年轻人的创业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想最敏锐的青年时期。这对我们这个国度按资排辈的大学学术气氛多少是个挑战。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至于哈佛大学，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就有了一个真正的承载主体，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人们可以独立地提出问题，思辨和探索，在思想交锋中获得广阔的视野。这些大学的共性和品格，我们并不陌生，曾经我们的大学是有这些传统的，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的教授治校思想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他们以后的校长也许都知道这种传统对大学的重要性，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美好的传统忽然就被背弃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dd0640100eium.html?tj=1 ); 个人分类: 所欣赏的|4115 次阅读|1 个评论

“和平崛起”：you out （你落伍了）！: yangfanman 2009-5-7 17:38; 最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崛起这一话题在科学网上打得火热，发现牛人们的评论已经很到位了，虽然我只是草草浏览了一下，但也是深受教育。不过大家都用了崛起这个词，但我发现社会主流都已经放弃这个词汇了，都改用和平发展来代替和平崛起了。实际上，据传言有消息来源透露，就在和平崛起一词被提出后不久，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详细情况请见 http://sais2005.bokee.com/5050610.html 。我感觉这个问题上黄安年老先生以前有很好的论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956 以及这里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3459cid=23 ，本来我以为他会再写博客跟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呢，结果这几天他忙着盐泡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30487 ，没时间搭理我们。就我个人的观点看，即使将和平崛起改成和平发展，中国全面发展和建设几所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关系也不是很大。在一个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国家里妄谈建几所好学校，这有什么意义？在一个两元化（城市和农村）三种人（市民、农民和农民工）的不平等不和谐的社会里，我们的教育有很多更值得做的事情，比方教育的公平化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0274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的和平发展以及和平崛起，日本、韩国的二战后的发展应该算吧？但是单单谈经济指标好像也不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全面兴盛体现在多个层面上，比如说如果朝鲜比美国还有钱，而它的国民精神状态还是现在这样，那么这样算不上崛起呢？最可怕最可怜的事情就是有的人明明趴在地上，可是嘴里一个劲的喊我崛起了，我崛起了！虽然他本人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可外人看了实在太痛苦。善良的人们，将心比心吧！; 个人分类: 时效网络|3361 次阅读|0 个评论

什么样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 pinjianlu 2009-5-6 22:27; 什么是一流的大学呢？本来笔者是没有资格来定义的，但是针对目前国内虚浮的作风，实在很反感，不得不想写点儿什么来评论一下了，也不期望能改变什么，只是希望只能能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了。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曾经说过，一流大学不是看它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看它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它的学生和毕业生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承认和赢得社会的尊重。如果用这条标准来衡量，请问现在国内还有几所大学能够称得上是一流大学呢？曾经的北京大学是多么地受社会认可，而现在呢？似乎历史上的辉煌已经不在了！就拿我目前所在的重庆大学来说，曾经它也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可以不管政治，安心做自己的学术，它的学生在重庆市也非常的受人尊敬，重大的教授也是一个值得令人向往的职业，不过那时教授的收入可比公务员高多了。可现在呢？给人的感觉它更象是一个行政机构，政治的氛围非常浓厚。似乎这些副部级大学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中国的大学搞了三六九等，学校都与行政级别挂钩了，行政级别越高，就越喜欢搞政治呢？而一般教师的收入也是无法与公务员相提并论的，在很多学校当教师还不如搞行政呢！说到这点，我想起了余世维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出去买水果，忘记了带钱，老板说，没有关系，你明天带来吧。于是余世维就问那个老板，万一他不来怎么办？老板就说，如果明天起没有再看到他，那只有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到了社会上是受人尊敬的，是得到老百姓认可和信任的，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用人单位可以放心使用。试问一下，我们国内的大学有几所能够达到这种层次？有几所大学毕业的学生是可以让用人单位放心的？这值得我们好好检讨一下了，我们的大学就只知道传授知识、组织各类考试，或者挣各种外快，什么时候考虑过培养学生的素质了。比如，有了电脑和宿舍通了网络本来是件好事，可以帮助学习，可是很多很多的学生都只是在玩游戏、看球赛，适当的休息娱乐并没有错，只是你调查一下，有几个宿舍晚上是早早休息，第二天早点儿起床锻炼或学习的？恐怕找不到几个了！我们宿舍一个山东人，每晚和网友聊天就聊到凌晨一点了，睡了都还要爬起来看球赛，结果每天都直接睡到中午吃午饭才起来，下午也干不了多少事情了，晚上又是和网友聊天，半夜再看球赛。如此周而复始，研究生阶段又能学到什么呢？简直是浪费父母的钱、浪费生命！而且还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大学生、研究生光有智商还不够，还要有情商、逆境商等等，看看现在公司的招聘就知道了，很多 IT 类公司基本上都要把智商、情商测试个遍。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公司已经看出了，现在虽然扩招得厉害，毕业生虽多，但是能够放心使用的却不多呢？国内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很多人读了博士却要去当个公务员，因为公务员的工作轻松稳定，收入还比一般的大学教师高很多，这正是很多学生所设想自己毕业后的理想工作，所以这也就难怪公务员会成为香饽饽了。但是读到博士，还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自己想要追求什么，都还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明国内教育的悲哀了。国内的素质教育到底做到哪里去了？如果仅仅为了追求轻松，干嘛还要读博士呢？博士阶段的培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周围的很多博士似乎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总以为读了博士就可以找到一份轻松、稳定又高薪的工作，在现在这个商业经济的时代，社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了，这种理想似乎并不太切合实际。其实很多人读博士的目的仅仅是硕士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到底都是谁的错呢？一流大学应该有自由的思维，自由的学术氛围，应该有一流的工科、一流的文科和一流的理科，这才能算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吧。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家就说要重点扶持一批大学，于是中国的大学就开始有了等级划分的概念，这个等级却并不是靠公平竞争、自己努力去争取得来的，而是靠国家的行政手段来强制性执行的。这样会出什么问题，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52 年又来了一次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力度之大，把中国大学搞得面目全非。时过境迁， 50 多年过去了，全国重点大学从最开始的 9 所发展到了 88 所，全国重点大学还没搞完，又出来了 211 的概念。好了， 211 没出来几年，又出来 985 。并且在中国似乎新概念层出不穷，教育部也很热衷于搞什么工程、计划之类的，比如 111 创新引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等等。中央这样搞也就罢了，各个地方政府也开始随波逐流，比如教育部有长江学者的说法，各地方政府也搞了自己的所谓学者，象湖北的楚天学者、湖南的芙蓉学者等等，总之是花样百出。很多学校甚至还有自己的人才引进工程或者项目，我在想，如果国内的土壤适合那些人才的发展，有他们的生存空间，根本就用不着搞那么多的人才工程吧？！莫非我们就借助几个海龟，就可以把国内的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了？再拿实验室来说，有各种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国家重点等等。近几年又出现了国家实验室（ National Laboratory ）、国家工程实验室（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以及各种类型的中心。表面上看起来国家似乎很重视教育和科研，实际上这些都造成了很多名校在以这种名义进行圈钱运动，重点大学的校长们忙得不亦乐乎，成天忙着博弈，这一轮的竞赛还未结束，又要开始忙着准备下一轮的 PK 了。而那些二本院校却似乎很清闲，也不是他们不想努力把自己搞好，而是国家行政上已经把他们枪毙了，早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就是一般的本科院校，仅仅搞教学就够了。一个民办的三本院校的校长就说过：不是自己不想努力把学校搞好，而是实在搞不好，不论自己多么努力，学校就是个在第三批次里面录取的民办本科院校，从生源上就永远无法和公办的学校相比，哪怕就是再差的公立学校。我想这些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中国是永远无法出现哈佛的，象哈佛那样的学校到中国来了，估计也会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从武书连的大学排名上看，还划分了研究 1 型、研究 2 型。所谓研究型大学，其实是看学校招生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重，于是一些大学开始了缩招本科生，扩招研究生，搞得研究生比本科生还要多得多。我想这些也许是和 MIT 学的吧，包括国家实验室也都是和欧美学习过来的先进经验，本来无可厚非，但有些学校为了一个排名似乎搞得太激进、太浮躁了。本科教育还没搞好，就开始大搞特搞研究生教育，他们难道不懂：本科阶段是一个人的精华学习时光，本科四年的学习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吗？本科是基础，对做研究来说，本科培养出来的素质和思维是至关重要的，我实在不明白为啥我们有这么多学校这么不重视本科教育而要鼓吹自己是所谓的研究型大学。这也就难怪丘成桐他老人家要说国内的本科教育出了问题这样的话了，丘成桐还指责了北京大学的某个学霸，曾经是他的学生，这也正是指出了目前我们国内的氛围是多么的浮躁！我们现在是在经济上腐败、政治上腐败，最后导致了学术上的腐败。如果连大学这最后的一点儿净土都不能幸免的话，那我们还真如郎咸平教授所说的腐败铁三角了。腐败、浮躁这两个互相促进的东西，就如两颗毒瘤一样，腐蚀着我们的大学校园。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想说国家搞什么国家实验室之类的有什么不好，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在科研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但是大学能得到这个为什么就只是靠一个行政手段呢？国家说哪个学校好，于是那个学校以前就是再不好，也就变好了。 211 出来的时候，不就有很多学校，本来以前只是一个普通的二本院校，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支持，靠国家强制性的扶持，摇身一变，就成了 211 重点大学。如果这些是靠实力竞争得来的，是靠自己努力发展来争取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说三道四了。我以前是在一所师范院校工作， 08 年全校申请到了 2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校领导都高兴得不得了，所有的老师都精神鼓舞，以为自己学校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所好大学了。本来热爱自己的学校是对的，但是我想请问，学校得到社会认可了吗？学生的就业形势如何呢？毕业生在社会上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用人单位是不是很器重这所学校的学生呢？或者说人家都来抢着要咱们这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呢？没有！而且差得很远！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要老是去吹嘘学校申请到了多少项目，有多少自然科学基金、什么 973 、 863 之类的，当然这些是一所学校发展所必需的，也必须要去争取，但是同时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学校成天在追逐论文数量的时候，老是喊着要多快好省地发表所谓的高水平、强理论的论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东西是真正有用的、真正能够产生价值和效益的、对人类有贡献和社会影响力的。某些师范院校本来是院系调整的时候，定位于培养师资的学校，结果现在也要开始走综合路线，于是就开始扩招工科专业，但对工科的定位似乎又有点儿问题。我认为工科就是为了提高工程技术而设置的学科，所以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但是很多学校居然把工科教育搞成了与文理科类似了，甚至象回到了高中，把大学教育办成了应试型的教育模式。国家要建设一流大学是正确的，但不能太激进，必须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作为支撑和背景。否则就会导致浮躁和腐败，君不见，教育部每年投资到教育上的经费，有多少投入到了初等教育之上？而投资到高等教育和科研上的经费，清华和北大占到了多少比例？不到十所的所谓名校居然占了每年国家投资到教育上的经费的绝大多数。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国家重视这些名牌大学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些大学靠着国家的支持，它们自己是否还有紧迫感、使命感和压力感呢？它们拿了那么多的钱，是否干了那么多的事，科研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这都不得不引发我们大家的思考。最后，还是以朱清时的那句话来结束本文，一所真正的好大学，不仅仅是看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是不是 211 、 985 重点，有好多所谓的基金，建有几所重点实验室或者工程中心，更应该看看它的贡献和影响力，有些学校所建设的大学科技园、高科技孵化中心真正创造的价值又有多少？所毕业出来的学生是否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这不但关系到学生的就业，还应该成为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的衡量标准之一。希望武书连下次再排名、再选出国内的一流大学的时候，应该参考这些标准，学生的就业、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个人分类: 人生感悟|6175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流大学”的流体力学原理: 大毛忽洞 2009-5-6 11:34; 一流大学的流体力学原理 GOOGLE 照片。; 个人分类: 以前和现在|6009 次阅读|6 个评论

装饰性一流大学：挖大树VS引进院系: 大毛忽洞 2009-5-6 10:30; 装饰性一流大学：挖大树 VS 引进院系建设装饰性的一流大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有钱就可以实现。不过这样的一流大学只起装饰门面的作用，就像把乡下的参天大树用大吊车挖到城里来是一样的。现在有钱的城市，因为太着急，种植小树已经觉得不过瘾了，而是要到下乡（或者原始林地）去挖参天大树。现在有的大学也很着急，觉得引进一两个人才已经不过瘾了。看到城市挖大树的启发，是不是干脆把国外一流大学的整体整编制院系一锅端回中国来。也许，这是下一轮引进的目标。; 个人分类: 以前和现在|3381 次阅读|2 个评论

美国崛起和“一流大学”: 黄安年 2009-5-5 12:10; 美国崛起和一流大学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5 日发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需要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和强盛。但是谈到崛起的话题，我们还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为好。自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推出大国崛起的话题以来，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内涵和宣传媒体所说的崛起涵义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除了凤凰卫视等少数媒体时事评论员还整天崛起不离口外 , 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和中央电视台早已用和平发展取代和平崛起的说法的了。关于美国崛起的说法 , 我在多次讲演和文章中提出 , 现在很多人把美国崛起和崛起后的美国混淆了 , 把美国崛起的因素和崛起后美国发展为超级大国及持续发展搞混了 , 历史就是历史 , 不能前后颠倒。事实上美国实现那个时代崛起的时间大体在 1894 年左右 , 或者说在 19 世纪末 , 而不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美国许多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对于我国来说 , 崛起和全面崛起的概念也是很难以界定和统一认识的。当然每人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自由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在我看来 , 没有必要把建设一流大学的主张一定和崛起、全面崛起之类的事实上主流媒体已经弃之不用的用词紧密联在一起。我绝对没有禁止媒体和个人使用崛起、全面崛起用语的意思，但是我本人以为目前某些媒体对于崛起的说法和分析和美国的历史实际并不符合。我在 1992 年的《美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专门有一节谈到近代美国教育的发展 , 我也并不以为一流大学是美国当时崛起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没有几所一流大学美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了。事实上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并不同步 , 有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还较为滞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容日后有机会再议。;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研究(09)|5611 次阅读|12 个评论

应该怎样向一流大学目标去努力？: zdwang 2009-1-15 21:12; ——参观普林斯顿大学有感王振东因为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七年被评为美国大学的第一名，爱因斯坦曾在那里工作过22年，而笔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时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和教“数学分折”课的副系主任程民德先生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教“理论力学”课的周培源先生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所以2007年8月11日便由儿子开车前往参观，去看看这所心仪己久的一流大学。当我们驱车到达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镇时，围着小镇转了一圈，也找不见学校的大门，只好在标有图书馆的一所小楼旁停了下来，正在四处张望时，一位90岁左右的美国教授拿着拐仗走了过来。他用汉语问我们从中国什么地方来，并介绍自己是北大的兼职教授，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真没想到，到达普大遇到的第一个人，竟是与北大有关系、又会说点汉语的学者。进入这个系图书馆要到了一份大学的简图，才知道普大确实没有大门，各个系和研究所散落在校园的各处。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创办开始称为新泽西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建立于伊丽莎白镇（Elizabeth），是殖民时期北美四大学院之一(依成立先后次序分别是哈佛、威廉玛丽、耶鲁及新泽西学院)。1756年迁至普林斯顿镇，1896年为了表示对所在地的尊敬，新泽西学院正式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约2.4平方公里，风景优美。校内有很多哥特式的建筑，大多数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建的。没有看见宏伟的大楼，最新的房子大概要算刚建好不久的校艺术博物馆了，也只是二层的建筑。从资料上知道这所私立综合性大学规模并不算大，长期保持6千多名学生（其中本科生4千多人）的规模，学校坚持以文、理科为主，不愿分散精力办热门的商学院和法学院，学科也不算全。可是普林斯顿大学却出过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多位菲尔兹奖（数学领域的诺奖）获得者。参观普林斯顿大学后没几天，8月中旬在美国报纸上得悉，普大又第八次被评为美国大学的第一名。联想到中国一些大学都在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有的大学甚至己宣布了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但与看到的普大比较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真是感触甚多。普林斯顿大学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却没有宏伟的大楼，甚至没有校园的大门，规模不大，学科也不全。这与中国的将世界一流大学列为办学目标的一些大学（以下暂简称“想一流大学”），热衷追求大楼、大规模、全学科的做法，在办学理念上有着显著的差别？显然有理由怀疑，“想一流大学”用这种办学理念去追求，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吗？据报道，在美国的大学评比中，普大超过哈佛有一突出的加分原因，是小班教学比哈佛多。笔者曾在过的北大数学力学系1954级当年也受到过小班教学的恩惠，在习题课和讨论课的小班教室里，学生能随时发问，老师可及时给予每个同学指导，毕业50年了，至今想起周培源、丁石孙、王仁、周光坰等老师上小班课的情景，还觉获益匪浅。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些“想一流大学”的本科，实行的是大班粗放式教学，哪还有什么小班教学呢？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是“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在创立宗旨上强调训练学生具有人文及科学的综合素养，实行通识教育。钱学森先生曾对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5年8日1日《人民日报》）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材，对“想一流大学”每年给予数以亿计的较多投入（尽管与国外比还较少）是必要的。但是投入的效果怎样，也是值得管理部门和纳税人关心的。在常听到报喜的同时，教育部门是否应组织讨论明确究竟什么是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我们现在的办学理念差距在哪里，有什么应改进的地方。这些“想一流大学”是否也应找一、二所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赶超和对比的目标，找找在办学理念和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差距，讨论一下如何改进的措施。既然花了国家的大量投入，是否也应将这些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让大家来监督，而不只是对上级管理部门汇报。在这些“想一流大学”里“海归”不少，也经常有人出国交流访问，能否做出规定：要求公费出访者归来时，必须找出一、二条差距和对应的改进建议，这总是应该的吧。现在中国流行的本科教学评估，被评学校往往要花一、二年时间去准备，不少学校在其网站首页还做了“离评估还有﹡﹡﹡天”的倒计时牌。学校向评估组汇报时尽量说成绩，展示精心包装好的“成果”，对办学目标也说得很好听，但还未见过找找与办学目标有哪些差距，评估结果也多不痛不痒。对“想一流大学”来说，这样认真地走过场，对其办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不会有用的。如果还要对“想一流大学”进行本科教学评估，应该要与一、二所具体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对比，才能有的放矢，肯定成绩并找到问题与差距，提出改进措施，让评估取得实际效果。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毕竟既不是光说说，也不是能自己说了算的。在全球化的年代，总要将中国的一些大学放到世界范围去接受捡验和比较，才能在竞争中争得上游！（2008年2月写于天津大学新园村）; 个人分类: 教育思议|7210 次阅读|7 个评论

北京的“一流大学”: 伍加 2008-7-20 02:33; 08中国行之五：北京的一流大学伍加， 2008-6- 12; 个人分类: 08中国行|6499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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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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