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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公共卫生与防疫: fqng1008 2020-8-9 15:19; 一、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近代中国医学的变革从体系上看是由以中医学为主导的传统医学体系向以西方医学为主导的近代医学体系的转变。直至本世纪初，以医院为中心的西医模式与以个体开堂行医的中医模式尚处于平衡状态。尽管前者在眼科、外科等手术学科上有明显优势，但内科疾病的治疗，在化学药物，抗生素维生素等发明之前，并不优于中医。近代医学在中国的确立更多应归功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引入和创立。如果说传教士医生是无意中选择了牛痘接种法作为西医打开中国的钥匙，那么公共卫生事业成为西医在中国立足的基础却并非偶然了。西方在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人口的高度集中，当时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极度恶劣，因而造成职业病发病率高和传染病的广泛流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和社会事业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调查，因此促进了卫生学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微生物学的发展，多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更进一步地推动人们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共卫生成为近代医学一个重要方面。当西医临床治疗与中医临床治疗难分伯仲时，公共卫生学的引入无疑为西医在中国的地位增添了法码。清末我国的某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管理公共卫生的机构，但多为外人办理且影响不大。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开始了我国自己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建。 1912年广东省卫生处成立，李树芬被任命为处长。卫生处开展了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1、规定开业医生在发现8种传染病后必须立即报告，8种传染病是鼠疫、霍乱、天花、麻风、伤寒、白喉、产褥热和狂犬病。2、成立隔离医院，建立清洁消毒队。3、收集和检验死鼠，开展预防鼠疫宣传工作，免费施行预防接种。4、预防天花。5、使城市没有麻风病人。6、开展死亡登记。除广东之外，福建、杭州、上海等省市也采取了防止传染病传播，加强公共卫生的措施。与传染病防治有关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传染病院，也逐步建立起来。1915年，北京建立了第一家传染病医院。在此之前北京的公共卫生是比较落后的，天花、猩红热、白喉等常见传染病，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健康。为加强首都的卫生工作，北洋政府内务部决定设置传染病院。同年，在青岛也开设了一所有100张床位的隔离医院，加强传染病的控制。1920年上海也开设了传染病医院。公共卫生是具有社会性的事业，其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的政局又处于大变动中，公共卫生的发展处于艰难的困境。但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仍继续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20年，广州设立自治市，将原来的卫生行政处归于市府管理，加强了公共卫生管理。该处新设卫生及预防二科及卫生教育和生命统计两个办公室。该处负责的工作有：1、街道清洁；2、对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和管理；3、出生、死亡、结婚及其他生命统计登记；4、医生、药店及私人医院登记；5、公共卫生实验室，传染病医院，精神病院管理等。广州的公共卫生工作是中国医生在一个有限而必需的规模上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初次尝试。 1920年，铁路医官王吉民和女青年会的麦卡(Mack）在杭州发起了一个健康婴儿运动，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助。该运动包括3个主要部分：1、卫生教育；2、婴儿服装、食品、用具展览；3．为婴儿体检，并对母亲提出指导和建议。1922年5月，苏州成立了一个公共卫生联合会，开展卫生宣传，举办免费诊所。长沙也成立有类似机构，并在1915年和1923年举行过二次大的卫生运动。由于政局动荡，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是零散、自发的，虽然在局部地区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间断地，加上当时的公共卫生工作本身也缺乏完整性、系统性。这种状况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成立后有所改变。 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与北京京师警察厅协商，在北京市东城设立一个卫生示范区，一方面为了促进北京的公共卫生工作，另一方面也为协和医学院学生提供公共卫生教学和实习基地。同时设立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管理此区。该所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疾病医疗等项。该所除为协和医学院培训医护人员之外，还举办公共卫生医师及护士进修班，以及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短期专科人员。1928年南京中央卫生署成立后，该所更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该所的建立对发展当时全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1926年8月，上海市卫生科成立，从而取代了前已设置的，徒有虚名的警察局和市府当局的卫生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的胡鸿基主管该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共卫生事务及街道清洁、生命统计、医务管理、肉食检查、传染病管理等。二、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一）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调查在我国近代，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是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全国各地区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及严重寄生虫病有数十种之多，由于旧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中能及时报告疫情的为数甚少，因而对于疫病的实际蔓延情况无从获悉，本世纪 30年代，我国医学家为了解疫病的流行情况，以制定防治对策，曾对19种传染病及寄生虫病作了调查。当时卫生署与卫生实验处合作，选定19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蔓延情况作为调查范围。选定的疾病为：钩虫病、姜片虫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炭疽病、丝虫病、鼠疫、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黑热病、狂犬病、霍乱、伤寒及副伤寒、麻风、回归热、斑疹伤寒、白喉、疟疾、猩红热。在全体 29,468名病人中，按各种病加以比较，以疟疾为最多，计14,742人，占全体19种病的50.2%；其次为钩虫病，占13.1%；再次为伤寒、黑热病、白喉等。各医院报告霍乱共73人，但都未经过细菌学诊断，仅可作为疑似症。在地域分布方面只能观察其大概情况。钩虫病以华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北最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及白喉以华中为较多。血吸虫病及姜片虫病仅局限于华中，在华南及华北均极少。黑热病及猩红热以华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南最少。麻风及疟疾均以华南为最多，华中次之，华北最少。天花及斑疹伤寒各处相差不远。以上 19种传染病及寄生虫的流行情况，调查只有一年，数量不多，虽与实际流行情况有不尽符合之处，但亦可以窥知当时在医药卫生极端缺乏下的一般重要疾病的大概情况，可供当时医药卫生事业规划参考。（二）主要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前已述及，我国近代的天花、鼠疫防治工作已初步展开。同时对其它主要的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也陆续进行。如 1932年，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收集各地的疫情，并进行实验室检验，将霍乱列为海港检疫疾病之一。疟疾在我国全国范围内流行甚广，危害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健康，丧失其劳力。应元岳比较全面地综合了全国各地的疟疾流行状况，指出疟疾在我国以间日疟为最普遍，次之为恶性疟，但在北纬 35℃以北，似无病区的存在。三日疟散见于各地，其病区较为疏散。此外，学者对我国疟蚊的种类、疟原虫的种类均有研究。疟疾的治疗以奎宁为主要的治疟药品，曾在海南岛及我国南方适宜地区试种奎宁，迄无成绩，一直仰赖于国外的输入。至于扑灭疟蚊等预防本病传播的措施，限于农村的经济衰落，在民不聊生的旧社会里是极难做到的。血吸虫病在我国分布极为广泛，蔓延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为国民经济之大患，人民健康之威胁。虽然一些地区开展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如灭虫卵、治疗病人、灭螺、提倡使用胶皮靴及橡皮手套等，但由于农民贫困，大多数难于实施的。黑热病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病灾，它和血吸虫病、疟疾和钩虫病一样严重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称为寄生虫病中的四大家族。黑热病在我国沿海各省流行，从 1875年开左右开始，到1949年已有约近80年的历史。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里，尤其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黑热病盛行，农村中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随时都可以遭受疾病的侵袭。1934年卫生署的卫生实验处派姚永政、孙志戎、蒲南谷等组织黑热病防治队到江苏进行调查。在淮阴地区的农村里发现82%的村庄都有黑热病，几乎每家有一两名病人。有的病村里黑热病患者的人数竟占人口总数的32%，可见当时的流行状况是十分严重的。于是，卫生署派蒲南谷、孙志戎等到清江浦设立黑热病防治所，开展防治工作。 1923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所设的钩虫病委员会向全国各大医院及医学院校进行中国各地钩虫病流行的调查，调查发现钩虫病在我国的流行是极为广泛。本病的重要病理变化为贫血，主要是由小肠粘膜出血所引起，严重的钩虫传染可以引起大量失血。儿童长期患本病，易引起营养不良、生长发育障碍和侏儒症，严重感染的孕妇易引起早产或死胎。但在旧中国始终没有筹划实施过规模较大的防治措施，只有少数医学工作者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血丝虫病在我国的流行有很久的历史，血丝虫病在我国温热带，低平面流域各省，如山东、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等省都有流行。血丝虫病的分布与各该地区的地势和气温有很大关系，我国内部高原各地很少发生此病。丝虫的传播媒介为蚊虫，丝虫病的防治措施主要是灭蚊和治疗。在旧中国的农村地区经常蚊、蝇遍地，灭蚊工作是很难做到的。治疗丝虫病所用的西药 ——海群生和卡巴胂，药价高，疗程长，效果差，贫苦群众是负担不起的。我国麻风流行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约略估计为 100万人。麻风疗养工作始于1867年汕头教会医院，首建患者的独立住所。以后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丁一些麻风院。当时医药无能为力，只能使患者安居待毙。据1935年中国麻风协会的报告，1934年募捐6万元，在上海郊区建立麻风院，于过去两年内从菲律宾运来的治疗麻风药物，配给全国的麻风院及诊所，对于无钱医治的病人免费赠送给。1934年发给江西、南昌麻风院、广东的海南的海口麻风院、湖南的兴化麻风院、江苏如皋的李、傅两代麻风诊所和广东的较泰康麻风院。同时编发订风季刊，发送全国各地。三、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一）城市卫生工作南京政府成立后，在改进卫生行政工作的鼓励下，政府部门开始注意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 1929年，已有9个城市成立了独立的卫生部门，然而不久有些城市又把它转归公安部门管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城市经济还很难负担这种庞大的行政机构，此外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尚认识不清。兰安生在1934年对我国19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卫生工作一是缺乏足够的资金，二是缺乏称职的人员，成绩总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多数城市对公共卫生工作的关心主要限于清扫街道，因此，他认为卫生官员更应重视妇幼卫生、学校卫生、流行病控制等方面的工作。当然，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环境卫生方面，主要工作是清道工作，除了清道工作之外，卫生部门也开始注意到清洁水的供应问题。此外对粪便处理、理发店、澡堂、游泳场和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蚊蝇蚤虱臭虫的消灭、公墓的设置和管理等亦有若干规章公布，但往往难以施行。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一些大中城市逐渐建立了疫情报告和防治体系； 1934年上海在闸北开设了一所l50张病床的隔离医院，l932年南京成立了夏季流行病预防联合处，同时还开设了有40张病床的隔离医院。北平、汉口、广州等地也都新建和扩建了类似的医疗机构。北平市卫生局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合作，在1933年12月创立了第二卫生事务所，其业务与第一卫生事务所相同，该事务所位于北平市西城区，与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区别是第二卫生事务所完全由国人创立、国人办理、财政亦由我国担负。学校卫生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最早的是北京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由于该所管辖的学校都是中小学 ,中小学生的身体发育有其特殊性，因此该所非常重视学校卫生工作。1934年5月，卫生暑召开卫生行政会议，厘订城市小学校卫生实施方案，经教育部公布后，又令全国各城市着手组织健康教育委员全，由教育行政机关主办卫生机关协助。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卫生宣教科与中央卫生署和教育部合作，设立了中央学校卫生教育计划委员会。同年12月，委员会批准了一个城市小学校学校卫生计划。各省市县教育厅局组设省市县卫生教育委员会，推行学校卫生工作。据统计，至1937年，有16省开展了学校卫生工作。工业卫生是城市卫生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 1926年，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就开始对北京地区地毯工业卫生的调查和健康检查、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改善环境、卫生教育等工作。1929年和1931年南京政府先后公布了《工厂法》和《工厂检查法》。1929年11月、由卫生、劳动及商业部组成了工业卫生委员会。1933年，实业部设立中央工厂监督处，内设工业卫生科，由实业部与卫生署合作。同年11月又设立安全卫生研究委员会，研究和推行工厂安全卫生事宜，使得工业卫生有了一个主管机构，工业卫生科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大多停留在书面上，实业部仅颁布规章制度，而缺乏实际的工作。 1935年吉尔(Gear HS．)和朱钰宝等对上海市印刷工业的工业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体检发现有2/3的人患有各种疾病，工作铅中毒的比例很高，工作的营养不良状况极为普遍；童工往往受到更苛刻的待遇。伊博思(ReadB．)、何藤等对上海镀铬工厂的调查也发现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他们对工人体检发现许多电镀工人患有因职业所致疾病：结合膜炎和慢性溃疡、鼻部溃疡、鼻中隔穿孔等。工人的工作环境也相当恶劣，如吉尔等对上海印刷厂的调查发现，工厂都系家庭式工场，由民房略加改造，设备简陋，工作地点狭小，无充足的阳光和流动的空气。伊博恩、何藤等的调查发现电镀行业的 51家工厂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因此，医务人员呼吁制定公共卫生方针和工厂卫生法规并切实执行已制定的安全卫生措施，以保障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二）乡村卫生中国人口的 85%是农民，因此农村卫生工作是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面。早在20年代，我国一些先进分子已认识到农村问题，并开始了尝试性的工作，如1923年县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9年选择河北定县为实验县，研究和改善农民生活，其中包括推广公共卫生预防疾病，解决医疗照顾等问题。 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兰安生邀请晏阳初到北京协和医院给住院医生介绍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不久兰安生派遣姚寻源去定县实验区主持卫生部门的实际工作，这是我国医学院在农村建立公共卫生教学基地的创举。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实验区的卫生工作依然按照教会医院的工作模式，与其它部门的实验工作联系不多，因此效果不佳。1931年，陈志潜接任姚寻源的工作，并兼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部主任。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陈志潜等提出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由下而上的策略，并决定在村设保健员，主要开展预防疾病的宣传和简单的医疗保健工作。村以上设区保健所，负责门诊治疗、布置区内预防工作和监督村保健院工作。区以上设立县保健院，除开展一般医疗卫生工作外，还提供当地护士和助产士实习。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帮助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32～1935年在定县创造了由村到区到县的卫生保健网，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乡村卫生制度，为解决大多数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此项创举引起了国内外公共卫生学者的注意。 1929年，中央卫生署与陶行知所创办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合作，试办乡村卫生实验所，除在学校内实施学校卫生工作外，并设立联合医院，作为办理乡村卫生的中心。1930年秋，晓庄师范关闭后，乡村卫生工作移到汤山试办，成立了汤山乡村卫生实验区事务所，主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卫生实验方法，训练乡村卫生人员。此外，还有一些地区也开展了乡村卫生工作，如 1931年，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协助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清河镇乡村试验区合作建立卫生股。道济医院在北平郊区西山附近办理乡村卫生工作。1933年，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并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办山东邹平县实验区卫生院。上海卫生局在吴淞、高桥、江湾也开办了卫生实验模范区，亦属于乡村卫生工作性质。 1932年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医疗救济及社会医学科成立了乡村卫生处，其主要职能是：1、通过在指定地区的具体研究工作，制定可行的卫生计划；2、通过宣传及示范，促进各地的工作。卫生署鉴于实验区卫生机构不易在广大乡村推广，于是提倡建立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即以县立医院为中心，进行防疫、医疗、助产、卫生教育等工作。在乡村划区设立分诊所，设一护士或由医师巡回工作，在村设急救员，担任简易的卫生工作。尽管如此，要改善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依然困难重重。据李廷安对乡村卫生的调查，至 1934年，全国乡村卫生机构仅有17个。由于人员及预算有限，这些机构主要是进行治疗工作，其次是传染病的控制，其他工作如公共卫生宣传、卫生清洁和对鸦片患者的治疗开展不全，而且各医疗机构的水平也很不一致。显然，上述乡村卫生工作仅仅是作为试验区而开展起来了，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但医务人员推动乡村卫生的尝试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是值得肯定。（三）妇幼卫生妇幼卫生工作是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一环。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穷落后、卫生条件差，加上大多地区采用的是旧式接生法，因而造成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相当高。由于缺少准确的中国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仅凭粗略的估计，我国婴儿死亡率为 200‰，产妇死亡率为15‰，此外，尚有因生产而遗留各种残疾，以致无法医治的妇女不计其数。至于婴儿的先天卫生保健，如孕期营养和胎儿护理更谈不上。由于婴儿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乏合理的营养和维护，以致每年不幸天折的婴儿达360万人。我国医务人员对于这种状况早有了解，并期望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1928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杨祟瑞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训练助产生的建议。同年8月，北平市卫生局接受了杨氏的建议，并于9月组织了一个助产士委员会，主要负责训练旧式产婆的工作。卫生部也采取迅速的步骤，在教育部的合作下，于1929年1月成立了中央助产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设计一个示范性助产学校，管理和保管助产训练的基金；决定助产教育标准和视查公私助产学校。 1929年11月，第一国立助产学校在北平成立，杨祟瑞被任命为校长，曾宪章为教务长。1930年，卫生部妇幼保健科公布其规划：训练助产士；设置全国范围内，妇幼保健机构和提交妇幼保健问题等，同时还公布了一个五年计划。 1934年北平市政府与学校合作，设立了一个儿童保健站，开展妇幼卫生的调查、咨询等工作。北平市第一卫生区的儿童卫生工作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此外，杨祟瑞利用学校普及妇幼卫生的经验，几经筹措，于1930年2月成立了“妇幼卫生委员会”，推行计划生育，以改善妇女的身心健康。在卫生署的推动下，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开展起妇幼的卫生工作： 1933年9月，南京中央助产学校成立。1934年，上海在闸北设立了一个妇幼卫生中心站。同年镇江的省立助产学校开展了全省的妇幼卫生工作。此外，安徽、浙江、江西、甘肃、陕西、山东、河北、湖南、福建及云南等的部分地区也建立了助产学校，开展妇幼卫生工作。中国儿童福利联合会在儿童保护、儿童救济和儿童健康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促进儿童福利照顾和治疗贫穷病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4年，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儿童福利事业的全国性会议，以推动全国的儿童福利工作。总体来看，上述工作主要在少数城市中开展，其作用和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全国广大的城镇乡村妇幼卫生工作依然相当落后。（四）食品卫生 1912～1927年我国已有食品卫生工作的萌芽，很多学者提倡向西方学习，讲求饮食卫生。接受了西方卫生观点的学者呼吁重视卫生，制定符合国情的法律法规，培养专门人才，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减少疾病的发生等。这些新鲜的西方卫生观点无疑对政界起了相应的影响作用，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中设置了负责掌理饮料食品取缔事项与屠宰取缔事项以及负责饮食物、清凉饮料检查及著色品检查事项的部门。如内务部的警政司第五科掌卫生行政事项、第六科掌卫生监督；卫生司第一科负责饮料食品取缔事项、第四科负责饮食品及清凉饮料、著色品检查。这时期制定了一些包括食品卫生内容的法规，如《京师警察厅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由卫生警察监督卫生法规的实施。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设立了卫生部。当时卫生部设5个司，其中保健司、防疫司的工作都有食品卫生的内容。如保健司工作内容的第二项为“关于饮料食物及其它制造原料品并卫生有关各商品之检查事项”。防疫司工作内容第一项为“关于传染病之调查预防及扑灭事项”。第五项为“关于牲畜屠宰之检查事项”。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食品卫生方面的规章、章程、一些食品的标准和饮食、饮食器具的检查方法。这些标准、规章、章程的实施由公安局中卫生警察监督、管理。 1928年成立了中央卫生实验所，掌理检验、鉴定、制造、研究等事项。1932年，设了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食品卫生工作分散在防疫检验(食品及用品、饮料的微生物、化学检验)和环境卫生(饭店、饮食摊点的管理)中。此外，南京的中央防疫处，卫生署的营养研究所也都有一些食品卫生方面的工作。除国民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外，还有一些外国财团主持的研究所，如上海的雷士德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也都进行食品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学术研究主要包括：由不洁饮食而导致疾病，不洁饮食与疾病的关系；不洁饮食作为传染病的中间媒介；饮食中金属的含量；饮食中营养素的利用效用、含量调查；不同制作方法对食物的影响；饮食与身体的关系；营养素检定方法等问题。四、我国近代的检疫工作（一）始创检疫的历史背景早在 1684年清康熙开放海禁的次年，清政府己在沿海分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代替唐宋以来的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征税事宜。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我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随后每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要开放一些通商口岸。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对外贸易与商船来往也日益频繁。此时，东西方由于海陆交通的发达，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一次又一次形成世界性流行。为了防止这些传染病借着交通线路蔓延传播，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其所属的东方殖民地，已创始检疫并逐步完善其措施。当 1873年印度、暹罗(泰国)、马来亚、印尼等霍乱流行并向海外广泛传播时，上海与厦门先后制定检疫章程，开始实施海港检疫，由海关兼办，委派医官对疫区来船实施检查与卫生处理。而汕头也在1883年菲律宾霍乱流行时开始检疫。除上述沪、厦、汕外，其他开放口岸，当疫区来船上有病人时，同样由海关派医官上船查验，如天津(塘沽)、北海、海口、温州等。有的也委派教会医院(如宁波由华美医院，福州由马江圣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 1894年南美鼠疫大流行时，以香港、广州为中心，在闽粤沿海传播蔓延，南北波及桂、赣、浙以至上海，并有继续北上的严重威胁，为此沿海各口岸纷纷制定检疫章程，加强船舶检疫。由于这一时期，大部分通商口岸实施检疫多由海关兼办，委派医官上船查验与卫生处理，故称为海关检疫时期。（二）制定检疫章程与实施疫船处理为使疫港来船实施检疫时有法可依，上海于 1873年7月21日仿效西欧一些国家商订的卫生条约，初拟检疫章程4条，次年又经修改为8条。1925年上海又修订新的检疫章程。厦门、汕头、广州等口岸也相继制定了防疫章程。从沪、厦、汕等港口早期的检疫章程可以看出，除了检疫措施与西欧国家类同外，对哪些疫港来船应实施检疫，需要得到领事团的认可，中国当局无权决定，违反检疫规定必须送所属各国领事查办，中国当局无权处理，说明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海关兼办的检疫事业，同样体现了其殖民地性质。（三）移民检疫在旧中国，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和痛苦，居住在沿海的农民不少移民到南洋群岛当苦力，尤以闽粤两省最多，厦门和汕头同为当时移民出口中心。早期出洋多以大帆船为交通工具， 1866年后始有轮船载运华侨至东南亚各地，每年多达几十万人。帝国主义对这些华侨在抵达其殖民地时，常常利用检疫措施，百般凌辱歧视，因此出发港的检疫工作要完全适应于对方口岸的苛刻要求，成为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移民的一种特殊方式。（四）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 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逐步收回全国海港检疫工作与成立检疫机构，统一全国卫生检疫事宜。首先接办上海海港检疫与蒸熏轮船事务，设立吴淞检疫分站，接管吴淞防疫医院，建立海港检疫医院。1931年1月开始先后收回厦门、汕头、营口与汉口(长江)的检疫权，1932年又陆续收回安东(丹东)、营口、天津、秦皇岛、大沽等地的检疫权并成立相应的检疫所，从而结束了中国海港检疫由海关或其他港务、警务以及地方卫生部门兼办，各自为政，条规不一，业务混乱的局面。 “海港检疫管理处”于1930年公布全国第一个《海港检疫章程》，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与回归热为检疫传染病。同年10月又公布“海港检疫管理处章程”。各检疫所每年均有工作报告上报，连同历年学术论文，由管理处汇集编写中英文《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1～7册(1931～1937年）。 1930～1932年上海霍乱大流行，当时海港检疫处成立伊始，卫生部在上海召开预防霍乱会议，成立“防御霍乱事务所”于该处，由伍连德主其事。除霍乱外，鼠疫也是当时中国猖獗流行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处对各港口的鼠蚤研究，拟定统一的计划，自1931年开始，在上海、厦门、广州、汉口、塘沽分别开展调查，积累了我国早期有关检疫的宝贵材料。上海、厦门、广州与各地海港检疫所，当天花、鼠疫、霍乱等在当地流行时，检疫病院均积极隔离收治病人。（五）战争时期的卫生检疫抗战时期，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各检疫所多由日伪接管，仍归海关兼办，由日方派人负责。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后，曾设汉宜渝检疫所 (合并汉口与宜昌检疫所)与滇边检疫所〔合并蒙自、腾冲、浣町检疫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各地政权，1945年10月卫生署收回上海海港检疫所后，同时通令各地卫生局从海关收回东北和沿海各检疫所，并增设青岛、海口、福州、台湾和长江检疫所。台湾省1945年回归中国后，1946年成立台湾检疫总所，设基隆、高雄等海港检疫所、检疫分所以及松山航空检疫所等共17个。1946～1947年由于各主要港口均开展空运业务，又相继实施航空检疫。为防止陆路交通传播天花、霍乱、鼠疫等疫病。各地检疫所也在相应的铁路、公路、内河等交通线上设置检疫站。;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333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 2019年5月）: fqng1008 2019-11-22 17:11; 胡定安于 1922年为《实用细菌学》写序时，赞叹科学之进步，并质疑传统医学“六气”论之荒谬。他认为，传统“邪气”与“妖魔”致病的说法，都应该被时代淘汰。可是，在中医学的知识中，“气”是自然界一切物质生发之基础，人在其中，生长、疾病都离不开它。陆晋笙谓“（天地）既有人类，先由气化，继而形化，父精母血，子孳孙生”，“若夫植物、动物，莫不受天地阴阳之气所化而生”，明确指出“气化”孕育生命之本质，此“化”为动词，代表气是所有物质赖以生长的基础物质。陆晋笙是江苏人， 1913年至上海悬壶济世，对中西医的医疗行为与治法良莠有相当多细腻的观察，且勤于著述，《景景室医稿杂存》由其子刊于1920年，另有一本类似名称之《景景医话》，则由其子、侄一同校刊行世。陆在《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指出，中医治病乃依赖气化论诊断和用药：（人）诞生以后，即吸受五气，得其和平以养生，而又吸受五气，造乎偏颇以成病。病也者，不过寒热有所偏颇、燥湿不得和平耳。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惟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 ……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天人一致之学，若离乎阴阳之气化而言治病，视人如器物然，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陆抨击西医把人视为 “器物”，与近代以来某些中医指出的“镜能显微，不能穷变，剖视脏腑，已非原相”的思维大概是一致的，都是对西医的物质文化提出一种反思。当时有不少讨论指向西医治疫无效，“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当时中西医的论争，大体可以视为自然史观与物质文化史观的论争。现代科学挟物质文化进步之基础，显微镜、实验室、染色方法等技术之进步，已经占据了医学论述的主导权；然而，细菌同时存在于两者之中，它既是自然史的一页，又是物质文化史的一页。但中医于后者无置喙之余地，所以只能在前一部分架空细菌致病说的理论，强调“细菌”属于自然界生物的特性，前述章太炎也大致持此论调。持相反立场的余云岫则认为：知识水平较差的人，只能求神拜佛，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还是只能高谈 “六气”，对传染病终究没辄。余氏批评一般旧医和社会人士对于传染病的经验和理论， “二千年来，一分一毫也没有进步，实在可笑”。章太炎认为，不一定非要有细菌才能导致传染，人类的血气类似，所以可以互相感应，乃因“气”相传注。温病派沈麟则说：“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名之曰百斯笃，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痨，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这是将风、气的影响力提到至高点，虫菌论述只是疾病“副因”。本着“气”（气候、时令）生“菌”的观念，吴锡璜以“病原虫亦必随时令而生”之论，来解释微生物致病说背后的机转，其实仍是气候的因素。时逸人则认为，中医依气候之气来定义、解说的伤寒、温病体系，可补西医病理论述之不足。中医的治疗法，对治疗瘟疫仍具效果，故“气论”仍有其价值。恽铁樵在和西医争夺疾病名称主导权时，还以“季节”作为定名的基准，他说：“现拟暂用《伤寒论》名词及习用名词而详其病候，照《内经》因时定名例，冬曰伤寒，春曰温病，夏至后曰暑温，立秋后曰伏暑。”恽并没有采用细菌学的定义来重新定义病名，显示他对细菌学是不信任的，他说：质言之，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复次采取西国学理，以生理、解剖、病理、组织各学为最合宜。若微菌学说，则不合用。拙著《伤寒辑义按》中，反对微菌学，谓是先有病而后有菌，不是先有菌而后有病，菌是病原之说，是倒因为果。若以病名而论，细菌学的基准更加不可采用，原因是： “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他还说，“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现在之科学，将来会被推翻，为何要急着采用唯一的“细菌”标准呢？吴锡璜说：“六气为病，乃中医最精之学。” “气化”之理论，并非只针对狭义之伤寒或温病，实为中医传染病的基础论述。一个显例是《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依据西医的疾病分类法，以传统中医学论治来梳理西医的传染病，其中论（鼠）疫之因，仍以“气”为主，书中言：是疫之原因所生，大抵由空气中含有一种异气，亦曰杂气，或人、物中排泄一种不洁之气，吸受而入，遂成是疫。本非专指于鼠，不过以鼠之为物，昼伏夜出，缺见日光，潜居阴秽之地，易染疫气，穴垣穿屋，日历多家，较之他物易于传播耳。方今战事几遍全球，国内用兵亦经多时，马革裹尸，血流成渠，加之去秋大水为灾，入冬地气闭塞，一旦初阳上升，乖戾不正之气，随时皆可感触。当时中国处于各地军阀混战时期，中医乃以 “人事”加上“天时”，推想“气”致病的可能，这在民初是中医沿用的解释疾病法则。中医以 “气化”来概括生物、细菌学之生发理则，似言之成理。但中医的气论放在实际公共卫生的建置上，则显得毫无建树。余云岫批评：“只有经验到‘疫（气）’这个东西和地震、水灾、旱灾等等自然界灾害一样，是不可抗的，只有归到劫数、气运。所以他们公众的防疫办法，除了求天拜地、悬符、打醮而外，还有什么法儿呢？”不过，中医的“气论”也并非毫无变化。在热病方面，**医者比较少去探究气与“岁运”之关系，而是着眼于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观察，而提出关于空气中成分的对比与联想，例如恽铁樵言：“同是六、七月之交，山林空气清，中含酸素少；城市空气浊，中含酸素多。湿暍之病，多发于都会人烟稠密之处，因空气为制造此病之源故也。”这类气的论述，其实已着西方“瘴气论”的痕迹。至于更多中西医对气和细菌的争议，还待后文梳理。摘自皮国立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 ——中医抗菌史》“第四章第五节”，注释内容省略;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2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原创者如何构造出这一组顶层知识分类模型的？真有趣！: geneculture 2019-6-28 09:02; 模型一：一组最基本的观点或视角，仅用“物意文道理义法”七个汉字即可描述得非常清楚。模型二：古代-近代-当代，人类认知系统发展的三个大的里程碑“物化的、意化的、文化的”进而到“理义法”化的。模型三：哲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体系及其连结的技艺（两大类形式体系）。;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233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丁香叶：手术史: fqng1008 2019-3-30 11:11; 用象形文字描绘疯癫之石(治愈愚蠢的方法) 手术（ cheirourgia，来自希腊cheir，“手”+ ergon“工作”）是处理身体结构的物理操纵以诊断，预防或治愈疾病的医学分支。一位16世纪的法国外科医生AmbroiseParé说，进行手术是：“消除多余的东西，修复错位的东西，分离统一的东西，结合分裂的东西，修复自然的缺陷。” 由于人类首先学会制造和处理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能开发手术技术，每次都比上一次更复杂 ; 然而，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外科医生还无法克服困扰医学界婴儿期的三大障碍——出血、疼痛和感染。这些领域的进步已经将手术从危险的“艺术”转变为能够治疗许多疾病和病症的科学学科。内容 1起源 1.1环锯术 1.2定骨 1.3麻醉 1.4放血 2古代 2.1 美索不达米亚 2.2 埃及 2.2.1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 2.3印度 2.4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 2.4.1 希波克拉底 2.4.2塞尔苏斯和亚历山大 2.4.3盖伦 2.5中国 2.5.1 华佗 3中世纪 4早期的现代欧洲 5现代手术 5.1 科学手术 5.2麻醉 5.3防腐手术 5.4X射线 5.5现代技术 6手术时间表和外科手术 7在手术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个人 8也可以看看 9参考起源 Hirudo medicinalis。用于放血的水蛭第一种手术技术被开发用于治疗损伤和创伤。考古和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可以深入了解人类早期缝合伤口技术，截肢无法挽回的肢体以及引流和烧灼开放性伤口。现在有很多例子：一些亚洲部落使用了硝石和硫磺的混合物，放在伤口上并点燃火来烧伤伤口 ; 达科他人使用附着在动物膀胱上的羽毛套来吸出化脓物质; 从石器时代发现的针似乎表明它们被用于缝合切割（Maasai用于相同目的的金合欢针）; 印度和南美的部落开发了一种巧妙的方法，通过应用咬伤口边缘的白蚁或金龟子，然后扭曲昆虫的脖子，使头部像钉书钉一样牢固地附着，从而封闭轻微伤害。环锯术存在证据的最古老的手术是钻孔（也被称为钻孔（trepanning），trephination, trephining或来自希腊τρύπανον和τρυπανισμός的钻孔），其中钻孔或刮入颅骨以露出硬脑膜以治疗健康有关颅内压和其他疾病的问题。在头部伤口的情况下，为了调查和诊断伤口的性质和影响的程度，实施手术干预，同时优选通过刮擦除去骨碎片，接着进行手术后程序和治疗以避免感染并帮助治愈过程在原始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留在洞穴绘画中的史前人类遗骸中发现了证据，并且该程序继续被有效地用于有记录的历史（被古希腊作家如希波克拉底描述）。在公元前6500年的法国一处埋葬地点发现的120个史前头骨中，有40个发现了钻孔。瑞典医生和历史学家福克斯汉森声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对第聂伯河河岸的挖掘显示，中石器时代的钻孔现象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遗骸提出了一个信念，即打嗝可以治愈癫痫发作、偏头痛和某些精神障碍。在史前骨骼中有明显的骨头愈合的证据，表明许多手术进行过的患者在手术中幸存下来。在某些研究中，生存率超过了 50％。定骨在考古学记录中发现了史前人类骨头中已愈合的骨折例子，提示设置和夹板。根据征服墨西哥期间的西班牙文本，在阿兹特克人使用的一些治疗方法中，骨折的减少是：“......骨折必须被分离，扩展和调整，如果这还不够，切口是在骨头制成，并将冷杉的一个分支插入延髓的空腔......“ 现代医学在20世纪开发了一种类似于此的技术，称为髓内固定。麻醉主要文章：全身麻醉史和气管插管史放血放血是最古老的医学实践之一，曾在不同的古代人中实践过，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希腊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希腊，希波克拉底大约在使用放血，他们提到放血，但一般依靠饮食技术。然而， Erasistratus推测许多疾病是由血液中过多或过多引起的，并建议这些过多的疾病最初是通过运动、出汗、减少食物摄入和呕吐来治疗的。 Herophilus主张放血。Archagathus是希腊最早在罗马修炼的医生之一，他广泛地练习放血。流血的艺术在西方非常流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可以找到流血的日历，在一年中推荐适当的时间流血，宣称放血的书籍可以治愈炎症、感染、中风、狂躁症等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认为，当一个人违反规则时，疾病是由不同恶魔施加的神圣惩罚。出于这个原因，要成为一名医生，必须学会识别大约 6000种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的恶魔。为此，苏美尔人采用基于鸟类飞行，恒星位置和某些动物肝脏的占卜技术。通过这种方式，药品与神父紧密相连，将手术降级为二等医学专业。然而，苏美尔人开发了几种重要的医疗技术：在 Ninevah，考古学家发现了具有类似于现代手术刀、刀、钻石等尖锐黑曜石的青铜器具。最早的巴比伦法典之一的汉谟拉比法典本身包含特定的法规外科医生和医疗补偿以及不当行为和受害者的赔偿： 215. 如果医生用手术刀做大切口并治愈，或者如果他用手术刀打开肿瘤（在眼睛上方）并保存眼睛，他将得到十舍客勒的金钱。 217. 如果他是某人的奴隶，他的主人应该给医生两个谢克尔。 218. 如果医生用手术刀做大切口，杀死他，或用手术刀打开肿瘤，切开眼睛，他的手应该被切断。 220. 如果他用手术刀打开了肿瘤，然后伸出了他的眼睛，他应该支付一半的价值。埃及另见：埃及医疗 papyri 埃及Kom Ombo的手术工具图片公元前 3100年左右埃及文明开始蓬勃发展，埃及第一位法老王纳尔默建立了首都孟菲斯。正如楔形文字片保存了古代苏美尔人的知识，象形文字保存了埃及人的文字。在第一个君主时代（公元前 2700年），第一部手术条约由法老乔斯尔的祭司、牧师、天文学家、医生和第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伊莫托普撰写。他非常有名，因为他的医学技能被神化，成为埃及的医学之神。古代帝国的其他著名医生（从公元前2500年到2100年）是Sachmet，法老Sahure和Nesmenau的医生，他的办公室与医疗主任相似。在孟菲斯神庙入口处的一扇门柱上，记录着最古老的医疗程序雕刻：埃及考姆翁布的割礼和雕刻描绘了手术工具。尽管古埃及所发现的所有发现，与古埃及医学知识有关的最重要发现是 Ebers Papyrus，以其发现者Georg Ebers的名字命名。在莱比锡大学保存的埃伯斯纸莎草纸被认为是医学上最古老的条约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医学纸莎草纸之一。文本的日期约为公元前1550年，长度为20米。文本包括食谱，药典和许多疾病的描述以及美容治疗。它提到如何手术治疗鳄鱼咬伤和严重烧伤，建议引流脓液充满炎症，但警告某些患病皮肤。埃德温 ·史密斯纸莎草纸主要文章：艾德温 ·史密斯纸草文稿 Edwin Smith Papyrus的vi和vii版（大约公元前17世纪）是最早的医学文本之一艾德温 ·史密斯纸草文稿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纸草文稿，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只有5米长。这是一个进行创伤手术的手册，并给出了48个病史。 Smith Papyrus描述了一种治疗方法，用于修复鼻梁破裂，并使用缝线封闭伤口。感染用蜂蜜治疗。例如，它提供了处理脱臼椎骨的指导：第一天你应该把它和新鲜的肉绑在一起。你应该松开他的绷带，在他的头上涂上油脂，直到他的脖子上，（和）你应该把它绑在胳膊肘上。你应该每天用蜂蜜来治疗，（和）他的安心一直坐着直到他恢复。印度考古学家发现，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人们，甚至从早期的哈拉潘时代（约公元前 3300年），都有医学和牙科知识。进行检查的体质人类学家，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Andrea Cucina教授在他从一名男子清洁牙齿时发现了这一发现。后来在同一地区的研究发现了已经钻了牙的证据，可追溯到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 Sushruta（约公元前600年）被认为是“手术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时期通常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其中最早提到这个名字的是Bower Manuscript，其中Sushruta被列为喜马拉雅山中居住的十位圣人之一。文本还表明，他从印度神话中的医学之神Lord Dhanvantari学习了Kasi手术。他是一位早期的整形外科创新者，他在与印度北部现今城市瓦拉纳西相对应的地区的恒河岸边教授和实践手术。关于Sushruta的大部分知识都是梵文所包含的一系列着作中的梵文，统称为Sushruta Samhita。它是已知最古老的手术文本之一，详细描述了许多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和预后，以及执行各种形式的整容手术，整形手术和隆鼻手术的程序。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另见：古希腊医学雕刻希波克拉底（彼得保罗鲁本斯，1638年）外科医生现在被认为是专业的医生，而在古希腊早期的世界里，受过训练的普通医生不得不用手（希腊文）来执行所有的医疗和医疗过程，例如治疗战场上的伤口，或治疗骨折（一种称为希腊语的过程： χειρουρεςες）。在伊利亚特荷马的名字中，有 Asklepios的两个儿子——令人钦佩的Podaleirius和Machaon医生以及一位代理医生帕特洛克罗斯。因为Machaon受伤，Podaleirius在战斗中，Eurypylus要求Patroclus“从我的大腿上切下这支箭，用温水洗掉血液并在伤口上涂抹舒缓的药膏。” 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写于公元前5世纪，为年轻医生在生活中遵守并在治疗和管理病人的健康和隐私方面所需的职业行为和道德行为提供了最早的协议。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多卷提升和分离了适当的希波克拉底医学行为的标准及其基本的医学和外科原则与民间医学的其他从业人员往往充满迷信的构造，和/或各种专家其中一些人会努力进行具有可疑后果的侵入性身体手术，如截石术。希波克拉底语料库的作品包括：在关节上或关节上、在骨折上、在减量工具上，医师的建立或手术，在头部受伤、溃疡、在瘘管和在痔疮上。塞尔苏斯和亚历山大 Chalcedon的Herophilus和Ceos的Erasistratus是两位伟大的亚历山大人，他们为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外科医生负责结扎（止血），截石术，疝手术，眼科手术，整形手术，减少脱位和骨折的方法，气管切开术和曼陀罗麻醉的发展。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来自于别尔加姆的塞尔苏斯和盖伦（希腊语：Γαληνός）盖伦盖伦在自然学院，书籍 I，II和III，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希腊外科医生和罗马时代2世纪医生的极好范例，他执行了非常复杂的外科手术，并大大增加了动物和人类的语料库生理学和手术艺术。他是第一个在动物实验中使用连字的人之一。盖伦也被称为“肠线缝合之王” 中国在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手术工具的器械，以及可能用于草药治疗的种子。华佗华佗（歌川国芳的木版印刷）华佗（ 140-208）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著名中医师。他是第一个在麻醉的帮助下进行手术的人，大约在欧洲人接受这种治疗之前的1600年。扁鹊是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奇迹医生”他的许多技能都被记录在他的世纪。另一本书《列子》描述了扁鹊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了双向交流。这个帐户还记载扁鹊使用全身麻醉，将其放在华佗之前，但列子的来源受到质疑，作者可能正在编辑其他作品的故事。尽管如此，它确立了心脏移植的概念可以回溯到公元300年左右。中世纪 Acina的C 625保罗-C 690）PrimeTeaMeor或CimeNeNEM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Abulcasis重复了这些材料，主要是逐字记录。 Hunayn ibn Ishaq（809-873）是阿拉伯吟游诗人的基督教医师，翻译了许多希腊医学和科学文献，包括盖伦的文章，撰写了第一个系统的眼科治疗方法。波斯医生 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854-925），“伊斯兰希波克拉底”高级实验医学，开拓性眼科和创立儿科学。在 9世纪，意大利西南部萨勒诺医学院成立，利用阿拉伯文本并在13世纪蓬勃发展。出生于埃及的犹太医师以撒以色列人本 ·所罗门（832-892）留下了许多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医学著作，这些著作在13世纪早期被欧洲大学翻译和采用。波斯医生 Ali ibn Abbas al-Majusi（d。994）在巴格达Al-Adudi医院工作，离开了“医学艺术全书”，该书强调了对医学伦理的需求，并讨论了人类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Abulcasis（936-1013）（Abu al-Qasim Khalaf ibn al-Abbas Al-Zahrawi）是一名安达卢西亚 - 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在科尔多瓦Zahra郊区实习。他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中世纪外科医生，尽管他对希腊的外科手术没有多少帮助。他的手术作品有影响力。波斯语的医生阿维森纳（ 980-1037）写了医学的佳能，这是一种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的综合，直到17世纪中叶才统治欧洲医学。非洲出生的意大利本笃会修士（穆斯林转换）蒙特卡西诺的非洲君士坦丁（死于 1099年）将许多阿拉伯医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西班牙穆斯林医生 Avenzoar（1094-1162）在一只山羊上进行了第一次气管切开术，撰写了简化治疗和饮食书，并在欧洲流行起来。西班牙穆斯林医生 Averroes（1126-1198）首先解释了视网膜的功能，并认识到获得性免疫与天花有关。在欧洲，蒙彼利埃、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等大学尤为出名。在 12世纪后期，Rogerius Salernitanus创作了他的Chirurgia，为现代西方手术手册奠定了基础。帕尔马的罗兰和四位大师的手术负责将罗杰的作品传播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罗杰似乎受到了6世纪托拉莱斯的亚尔修和亚历山大，以及7世纪埃伊纳的保罗，而不是阿拉伯人的影响。休·卢卡（1150-1257）创办了博洛尼亚学派，并拒绝了“可敬的脓”的理论。在 13世纪，欧洲技术熟练的镇工匠们称理发医师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相比，他们进行了截肢并设置了骨折，同时患病率也较低。到1308年，伦敦理发店的崇拜公司蓬勃发展。由于很少或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他们的声誉通常很差，直到在18世纪启蒙时代开始学术外科学作为医学专业而不是辅助领域之前，这种声誉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Guy de Chauliac（1298-1368）是中世纪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之一。他的Chirurgia Magna或Great Surgery（1363）是外科医生的标准文本，直到十七世纪。“ 早期的现代欧洲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Ambroise Paré (c. 1510–1590), 现代军事手术之父。 Wilhelm Fabry (1540–1634), 德国手术之父。在此期间，手术艺术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 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是文艺复兴时期从古典医学和解剖学转变为Galen作品的关键人物，也是一种“实践”解剖的实证方法。他的解剖学文献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暴露了盖伦的许多解剖学错误，并且主张所有外科医生都应该通过自己进行实际解剖来训练。在这个时代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 AmbroiseParé（有时拼写为“Ambrose”（约1510-1590）），这是法国军队从1530年代开始直到1590年去世的外科医生。战场一直使用沸腾的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痛苦的过程。Paré开始使用刺激性较小的润肤剂，由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制成。他还描述了更有效的技术，以便在截肢期间有效地结扎血管。另一个重要的早期人物是德国外科医生威廉法布里（ Wilhelm Fabry，1540-1634），他是“德国外科之父”，他首先推荐在坏疽区域以上进行截肢，并描述一种卷扬机（扭曲棒）止血带。他的瑞士妻子和助理Marie Colinet（1560-1640）改进了剖腹产手术技术，在分娩时引入使用热量来扩张和刺激子宫，1624年，她成为第一个使用磁铁从患者眼中去除金属的人，尽管他获得了信贷。现代手术科学手术 John Hunter (1728–1793), 现代科学手术之父本杰明 ·贝尔（Benjamin Bell，1749-1806）由亨利·雷伯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撰写c1780 在欧洲启蒙时代（ 1715-89），手术的纪律处于一个健全的科学基础之上。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苏格兰外科学家（在伦敦）约翰亨特（1728-1793），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手术之父。他为科学带来了经验和实验方法，并因其研究质量和他的书面作品而在欧洲各地闻名。Hunter重新从头开始重建手术知识; 拒绝依赖别人的证词，他进行了自己的手术实验来确定事情的真相。为了帮助比较分析，他建立了从最简单的植物和动物到人类的超过13,000个单独器官系统标本的集合。亨特大大提高了性病的知识，并引入了许多新的手术技术，包括修复跟腱损伤的新方法，以及在动脉瘤情况下施加动脉结扎的更有效方法。他也是第一个了解病理学的重要性，感染传播的危险以及伤口炎症，骨损伤甚至肺结核的问题常常不会从干预中获益的人之一。因此他采纳了这样一种立场，即所有的外科手术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使用。亨特的学生本杰明 ·贝尔（Benjamin Bell，1749-1806）成为苏格兰的第一位科学外科医生，主张在手术后的恢复中常规使用鸦片，并辅导外科医生“拯救皮肤”以加速愈合; 他的曾孙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1837-1911）成为阿瑟·柯南道尔的文学英雄福尔摩斯的灵感来源。 Percivall Pott（1714-1788），由Nathaniel Dance-Holland原创图片，国家医学图书馆，医学史图片。其他重要的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外科医生包括Percival Pott（1714-1788），他首先描述了脊椎结核，并首次证明癌症可能是由环境致癌物质引起的，因为他注意到烟囱清扫暴露于烟尘和他们的阴囊癌高发病率。Astley Paston Cooper（1768-1841）首次成功结扎腹主动脉。 James Syme（1799-1870）为踝关节率先开展Symes截肢并成功进行了第一次髋关节脱位。荷兰外科医生Antonius Mathijsen在1851年发明了巴黎石膏。麻醉 Crawford Long (1815–1878) James Young Simpson (1811–1870) John Snow (1813–1858) 现代的麻醉控制是在 19世纪中期发现的。在麻醉出现之前，手术是一种创伤性疼痛手术，鼓励外科医生尽可能快地减少患者的痛苦。这也意味着行动主要限于截肢和外部增长清除。从 19世纪40年代开始，手术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发现了有效和实用的麻醉化学品，如美国外科医生Crawford Long（1815-1878）首次使用的乙醚和James Young Simpson（1811- 1870年），后来在英格兰被约翰斯诺（1813-1858）开拓，后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他于1853年在分娩时给她服用氯仿，并于1854年通过追查伦敦霍乱疫情传染给感染者以反传染的mi气理论水泵。除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之外，麻醉可以使人体内部更复杂的操作。此外，肌肉松弛剂如curare的发现允许更安全的应用。美国外科医生J. Marion Sims（1813-83）因帮助找到妇科获得了信誉，但后来被批评为未能在非洲测试对象上使用麻醉剂。防腐手术防腐手术的先驱Joseph Lister。麻醉药的引入鼓励了更多的手术，这无意中造成了更危险的患者术后感染。感染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 1847年，匈牙利医生Ignaz Semmelweis发现了第一个防治感染的进展，他们注意到与解剖室相比，从解剖室新鲜出来的医学生导致产妇过多死亡。Semmelweis尽管嘲笑和反对，为每个进入孕产妇病房的人员推行强制性洗手，并因母婴死亡事件而遭受重创，但英国皇家学会驳回了他的建议。直到 19世纪60年代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的开创性工作之前，大多数医务人员都认为由于暴露于不良空气造成的化学损伤（参见“mi气”）是造成伤口感染的原因，并且洗手或患者创伤的设施不可用。利斯特意识到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的工作，他表明如果存在微生物，腐烂和发酵可能在无氧条件下发生。巴斯德建议消除导致坏疽的微生物的三种方法：过滤、暴露于热或暴露于化学溶液。李斯特用他自己的实验证实了巴斯德的结论，并决定使用他的发现来开发伤口的防腐技术。由于巴斯德提出的前两种方法不适合人体组织的治疗，因此李斯特试验了第三种方法，在他的仪器上喷洒了碳酸。他发现这显着降低了坏疽的发生率，并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结果。后来在1867年8月9日，他在都柏林的英国医学协会阅读了一篇关于手术实践的防腐原理的论文，该论文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被转载。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为感染控制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现代防腐手术室在50年内得到广泛应用。当李斯特意识到通过首先防止细菌进入伤口可以更好地避免感染时，李斯特继续开发改进的防腐和无菌方法。这导致了无菌手术的兴起。李斯特指示外科医生负责戴上干净的手套，并在手术前后用 5％碳水溶液洗手，并用相同的溶液清洗手术器械。他还介绍了蒸汽消毒器对设备进行消毒。他的发现为扩大外科医生的能力铺平了道路; 因为他的贡献，他经常被认为是现代外科之父。这三项关键性的进步——采用针对手术操作的科学方法，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引进无菌设备——为今天的现代侵入性手术技术奠定了基础。在 19世纪后期，威廉斯图尔特哈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ad，1852-1922）提出了无菌的基本手术原理，称为Halsteads原理。 Halsted还介绍了乳胶医用手套。在他的一名护士由于必须用碳酸对她的手进行消毒而遭受了皮肤损伤之后，Halsted有一个橡胶手套可以浸入设计的碳酸中。 X射线 Wilhelm Roentgen (1845–1925) X射线作为一种重要的医学诊断工具的使用始于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WilhelmRöntgen的发现。他注意到这些光线可以穿透皮肤，使骨骼结构可以在经过特殊处理的感光板上被捕获。现代技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些技术对手术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 20世纪初期的电外科手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用内窥镜检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激光手术，计算机辅助手术和机器人手术。手术时间表和外科手术公元前 5000年。法国Ensisheim的第一个Trepanation实践。 3300 B.C.E. 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折磨，骨折，伤口。公元前 2613-2494年。在埃及第四王朝的墓中发现的一个下颚，显示了在第一磨牙下排出脓液充盈的脓肿的手术标记。公元前 1754年的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 1600年来自埃及的Edwin Smith Papyrus描述了48例伤口、骨折、脱臼和肿瘤，治疗和预后包括用缝线封闭伤口，使用蜂蜜和发霉面包作为防腐剂，用生肉止血，头部和脊髓受伤，保留魔法作为最后的手段; 它包含详细的解剖观察结果，但没有显示对器官功能的理解，以及已知最早提及的乳腺癌。公元前 1550年来自埃及的Ebers Papyrus列出了800多种药物和处方。作为战地外科医生，荷马报道，公元前 1250年的Asklepios和他的儿子Podaleirius和Machaon 。他还报告说切出箭头;styptics; 用镇静剂给药和用羊毛包扎伤口。公元前 600年印度的Sushruta。公元前 5世纪Cnidos和Cos医学院。大约公元前 400年（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370年）成为“西医的创始人”，坚持在医学中使用科学方法，提出疾病与四大气质疾病理论一起具有自然原因，并且留下希波克拉底誓言。他教导说，“伤口应该用煮沸或过滤的水冲洗干净，并且医生的手应该保持清洁，指甲剪短。” 他成为第一个区分良性和恶性乳腺肿瘤的人，主张预防、治疗“隐藏”的癌症，声称外科手术干预导致“迅速死亡，但是忽略治疗就是延长生命”。关于这一次，罗马的外科医生 Aulus Cornelius Celsus死了，离开了De Medicina，描述了围绕乳腺癌的“扩张弯曲的静脉”，导致Galen后来给癌症（拉丁文为螃蟹）的名字。他建议不要采用涉及胸肌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并警告说只能在良性阶段尝试手术（四项中的第一项）。公元 1世纪/ 2世纪。以弗所的索拉诺斯写了一本关于妇科的4卷专著。 200.Galen开创性地使用肠线进行缝合，同时坚持希波克拉底四气质理论，将脓液看作是有益的，并观察由于黑胆汁过量引起的忧郁症而导致的癌症，绝经后女性，建议通过健康组织手术切除癌性乳房，以确保不会留下“单根”，同时劝阻和烧灼以允许排出黑胆汁。 200. 亚历山大的利奥尼达斯开始主张通过像盖伦这样的正常组织切除乳腺癌，但建议采用交替切口和烧灼术，这将成为未来15个世纪的标准。他提供了乳房切除术的第一个详细描述，其中包括首次描述乳头回缩作为乳腺癌的临床征象。 208. 华佗在手术过程中开始使用酒和大麻作为麻醉剂。 476. 罗马的堕落结束了欧洲科学医学外科知识的发展。 1162. 图尔市议会禁止乳腺癌手术的“野蛮行径”。 1180. Rogerius出版了“手术实践”。 1214. Hugh of Lucca发现酒可以消毒伤口。 1250. 洛卡休的学生Theodoric Borgognoni与Galen，并用干伤技术（伤口清洁和缝合）与脓液作斗争。 1275. Salicet的William打破了Galen对脓液的喜爱，并推动了手术刀的烧灼。 1308. 伦敦第一个提到理发师的公司。 1350. 大约在这个时候，黑死病摧毁了欧洲。 1453.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许多学者逃到欧洲，带着医疗手术手稿。 1536. Ambroise Pare发现冷敷药比热油好。 1543. Andreas Vesalius出版了《人体结构》。 1721. 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使用活体天花病毒将奥斯曼的接种实践带到了英国。 1735. Claudius Amyand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阑尾切除术。 1773. ernard Peyrilhe通过包括胸肌和腋窝淋巴结在内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治疗乳腺癌。 1775. Percivall Pott发现烟灰在烟囱清洁工中导致了阴囊癌。 1776. 约翰亨特开创了人工授精。 1796. 爱德华詹纳开创了用牛痘病毒接种天花。 1800.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成立。 1805. Astley Cooper率先结扎了动脉。 1842. Crawford Williamson Long开创了麻醉用乙醚。 1844. Horace Wells开创了氧化亚氮麻醉的先河。 1848. James Young Simpson开创了氯仿麻醉的先河。 1851. Antonius Mathijsen发明了巴黎石膏。 1852. J. Marion Sims成功修复了膀胱阴道瘘。 1854. 约翰·斯诺驳斥了传染病的瘴气理论。 1879. 在成为第一位仅根据神经系统发现诊断位置后，苏格兰外科医生William Macewen（1848-1924）首次成功地完成了非原发性（切除）脑肿瘤切除术，开创了脑外科手术。 1880. 德国外科医生路德维格雷恩进行了第一次甲状腺切除术。 1882.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William Stewart Halsted在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完全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这成为了标准疗法。 1883. 劳森泰特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输卵管切除术。 1884. 英国医生亚历山大·休斯班奈特（Alexander Hughes Bennett，1848-1901）根据神经系统检查结果确诊后，英国外科医生Rickman Godlee（1849-1925）完成了第一次原发性（暴露）脑肿瘤切除术。 1884. 奥地利眼科医生Karl Koller首先使用可卡因作为眼部手术的局部麻醉剂。 1890. 德国外科医生ThemistoclesGlück率先采用象牙替代膝关节置换术和髋关节置换术。 1891.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外科医生Henry C. Dalton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心包囊修复手术。 1893. 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外科医生Daniel Hale Williams进行了第二次成功的心包囊修复手术。 1895. Wilhelm Roentgen发现了X射线。 1895. 第一次成功的心脏手术是由挪威外科医生Axel Cappelen完成的。病人后来死于并发症，虽然尸检发现是因为其他原因，因为伤口已经被圆满关闭。 1896. 德国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hn）完成了第一例没有任何并发症的成功心脏手术。 1900. 大约在这个时候，Cargile膜被引入手术。 1900. 大约在这个时候，哈维库欣开始开创脑部手术。 1901. 德国外科医生Georg Kelling对狗进行了第一次腹腔镜手术。 1901. 奥地利医师卡尔兰德斯坦纳发现了基本的A-B-AB-O血型。 1903. 荷兰医生Willem Einthoven发明了心电图仪。 1905. 诺维卡因最初被用作局部麻醉剂。 1907. 奥地利的外科医生Hermann Schloffer成为第一个成功切除垂体肿瘤的人。 1910. 瑞士医生Hans Christian Jacobaeus对人类进行了第一次腹腔镜手术。 1914. 开创了输血的先河。 1916. 奥地利外科医生Hermann Schloffer进行了第一次脾切除手术。 1917. 新西兰外科医生Harold Gillies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的英国士兵开创了现代整形手术的先河。 1925. 英国外科医生Henry Souttar首次开展心脏手术。 1929. Werner Forssmann自己进行了第一次心导管检查。 1931. 第一次变性手术。 1940. 首例成功的金属髋关节置换术。 1948. 自1925年以来首次成功开展心脏直视手术。 1952. 第一次成功的低温心脏直视手术。 1953. 第一次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1954. 第一次肾移植。 1955. 第一台人造心脏起搏器。 1955. 联体双胞胎的第一次分离手术。 1961. 人工耳蜗是由William F. House发明的。 1961. 美国外科医生Thomas J. Fogarty发明了Fogarty栓子切除术导管。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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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vik-7人造心脏安装成功。 1983. 机器人辅助手术始于温哥华的Arthrobot。 1985. 第一次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985.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发明。 1987. 第一次成功的心肺移植。 1998. 第一个干细胞疗法。 2000. 达芬奇手术系统已获FDA批准。 2001. 第一款自给式人造心脏AbioCor。 2001. 第一次远程手术，使用ZEUS机器人手术系统。 2005. 法国外科医生Jean-Michel Dubernard等人的第一次部分面部移植手术。 2008. 法国外科医生Laurent Lantieri等首次进行全脸移植手术。 2011. 西班牙外科医生Pedro Cavadas等人首次成功实施双腿移植手术。 2012. 第一次成功的母女子宫移植。 2012. 英格兰利兹的外科医生首次进行人体手部移植手术。 20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科医生首次进行双臂移植手术。 2013. 阿拉巴马大学外科医生首次使用Google Glass进行虚拟手术，他们将虚拟互动存在称为增强现实（VIPAAR）。 2013. 中国福州理工学院的外科医生首次在病人的额头上种植了一个替代鼻子。 2014. 南非Tygerberg医院的外科医生首次进行阴茎移植手术。 2015. 德克萨斯州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的外科医生首次进行颅骨和头皮移植手术。 2016. 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外科医生首次进行了阴茎移植（美国）。 2016. 美国克利夫兰诊所首次进行子宫移植。 2016.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次HIV-HIV肝移植在手术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个人： Sushruta (1200–600 BCE) Theodoric Borgognoni (1205–1296) William of Saliceto (c.1210−1277) Henri de Mondeville (c.1260–1316) Mondino de Luzzi (1275−1326) Guy de Chauliac (c.1300–1368)) John of Arderne (1306−1390) Antonio Benivieni (1443–1502) Paracelsus (1493–1541) Ambroise Pare (1510–1590) Hieronymus Fabricius (1537–1619) William Clowes (1540–1604) Peter Lowe (1550–1612) Richard Wiseman (1621–1676) William Cheselden (1688–1752) Lorenz Heister (1683–1758) Percivall Pott (1714–1789) John Hunter (1728–1793) Pierre-Joseph Desault (1744–1795) Dominique Jean Larrey (1766–1842) Antonio Scarpa (1752–1832) Astley Cooper (1768–1843) Benjamin Bell (1749–1806) Charles Bell (1774–1842) John Bell (1763–1820) Baron Guillaume Dupuytren (1777–1835) James Marion Sims (1813–1883) Joseph Lister (1827–1912) 参考文献 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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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丁香叶：解剖学史: fqng1008 2019-3-30 09:31; 解剖学的历史从最早的牺牲受害者考察延伸到现代科学家对身体进行的复杂分析。人体解剖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埃及人，但正如我们今天所知，解剖学科学直到很晚才开始发展。解剖学研究的发展逐渐建立在盖伦时代所理解的概念之上，并逐渐成为传统医学课程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特点是对体内器官和结构的功能不断发展的理解。解剖尸体， 15世纪的绘画目录 1古代解剖学 1.1埃及 1.2希腊在解剖学上的进展 2从古代到中世纪 2.1 盖伦 3早期的现代解剖学 3.1 列奥纳多·达·芬奇 3.2 维萨里 3.3 17世纪和18世纪 3.4 解剖剧院 419世纪的解剖学 5现代解剖学古代解剖学埃及主要文章：古埃及解剖学研究解剖学的研究至少早在公元前 1600年，即埃德温·史密斯外科纸稿的诞生日期。这篇论文表明，心脏，血管，肝脏，脾脏，肾脏，下丘脑，子宫和膀胱都被识别出来，并且已知血管从心脏排出。其他血管被描述，一些携带空气，一些粘液，和两个右耳朵据说携带“生命的气息”，，而左耳的两个“死亡的气息”。 Ebers Papyrus（约公元前1550年）以心脏论着为特色。它指出心脏是血液供应的中心，附着在身体上的是每个人的血管。埃及人似乎对肾脏的功能知之甚少，并且使心脏成为携带人体所有液体-血液、眼泪、尿液和精液的许多血管的交汇点。但是，他们对唾液和汗液来自哪里并没有理论。希腊在解剖学上的进展解剖学研究的命名，方法和应用都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早期的科学家 Alcmaeon开始通过解剖动物来构建医学和解剖科学的背景。他确定了后来称为Eustachius的视神经和管。其他如Acron（公元前480年），Pausanias（公元前480年）和Locri Philistion等人对解剖进行了研究。在此期间的一个重要人物是Empedocles（公元前480年），他将血液视为他从以前的民间传说中获得的先天热量。他还认为，心脏是血管系统和肺气的主要器官（这可以指呼吸或灵魂;它被认为是由血管分布的）。各种作者的许多医学文献都收集在希波克拉底语料库中，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肯定归功于希波克拉底自己。文本显示了对肌肉骨骼结构的理解，并且开始了解某些器官（例如肾脏）的功能。心脏的三尖瓣及其功能在论文 On the Heart中有记载在公元前 4世纪，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几个同时代的人以动物解剖为基础创造了一个更为经验主义的体系。通过他的动物解剖和进化生物学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比较解剖学。在此期间，Praxagoras被认为是首次发现动脉和静脉之间的差异，并且器官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比以前的作品更准确第一所录制的解剖学院在公元前 300年到公元前2世纪在亚历山大。 Ptolemy I Soter是第一个允许医学官员为了了解人体如何操作而切开并检查尸体的。在某些情况下，托勒密国王甚至参加了这些解剖。早期的解剖大部分都是由执行的犯罪分子完成的。人类尸体解剖研究的第一次使用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当时Herophilos和Erasistratus获准在托勒密王朝的主持下对亚历山大的罪犯进行实况解剖或活体解剖。特别是Herophilos开发出了一系列解剖学知识，这些知识比以前的作品更加深入人体的实际结构。Herophilos是解剖人体第一位医生，被认为是解剖学的创始人。他扭转了亚里士多德长久以来认为心脏是“情报所在地”的观点。他反而认为这个座位是大脑。他将大脑建立为智能中心，区分静脉和动脉，并对人体结构，特别是神经系统进行了许多其他准确的观察。然而，Herophilos最终被同时代的解剖活罪犯指责。据说受害者人数约为600名囚犯。从古代到中世纪盖伦古代最后的主要解剖学家是盖伦，活跃于 2世纪。他汇编了以前作家所获得的许多知识，并通过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来进一步研究器官的功能。由于缺乏现成的人体标本，通过动物解剖的发现也广泛应用于人体解剖学。盖伦担任佩加马姆角斗士的主要医生（公元158年）。通过他与角斗士的位置，加伦能够研究各种伤口，而无需进行任何实际的人体解剖。默认情况下，盖伦能够查看大部分腹腔。然而，他对猪和猿的研究给了他更多关于器官的详细信息，并为他的医学领域提供了基础。大约100个这些小册子生存并且填装22卷现代文本。他的两个伟大的解剖学着作是“解剖学的程序”和“人体各部位的使用”。这些小册子中的信息成为所有医学作家和医生在未来1300年的权威基础，直到他们在16世纪受到维萨利和哈维的挑战。正是通过他的实验，盖伦才能够推翻许多长久以来的信念，比如理论认为，动脉含有空气，将其从心脏和肺部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这个信念最初是基于死去的动物的动脉，它看起来是空的。盖伦能够证明活血管中含有血液，但是由于他的错误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医学正统观念，他们认为血液以低潮流运动的方式来回运动。早期的现代解剖学 Mondino de Luzzi's Anathomia, 1541 从公元前 3世纪到12世纪，人体解剖学主要通过书本和动物解剖学来学习。尽管19世纪的辩论者声称，在博尼法塞八世通过罗马教皇的公牛之后，人类解剖受到限制，这种罗马教皇的公牛为了丧葬的目的禁止尸体的肢解和沸腾，这在一些通才的作品中仍然存在，但这一说法被作为一个神话被揭穿现代科学史家。几十年来，人类解剖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所有关于人体的知识都可以从早期作者如盖伦那里了解到。在12世纪，随着大学在意大利的建立，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强制要求医学学生参加人体解剖学和手术课程。有时有机会观察Vesalius的学生有机会与动物尸体进行交互。在他们渴望参与成为分散教授的风险的同时，医学生当时更喜欢这种互动教学风格。在大学里，讲台会坐在观众面前升起，指导别人解剖身体，但在他早年的时候，Mondino de Luzzi自己进行了解剖，使他成为第一批也是为数不多的利用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的人之一人体解剖学。特别是在1315年，Mondino de'Liuzzi被誉为“为西欧记录了第一个人体解剖”。 Mondino de Luzzi“Mundinus”出生于1276年左右，于1326年去世。从1314年到1324年，他在博洛尼亚大学举办了许多人体解剖学讲座。Mondino de'Luzzi在1316年编写了一本名为“Anathomia”的书，其中包含了他已经完成的详细解剖，这本书在大学里用作了250年的教科书。“Mundinus”自1500年前Chalcedon的Herophilus和Ceos的Erasistratus以来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人类解剖。自罗马衰落以来，基督教欧洲解剖学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发生在博洛尼亚，解剖学家解剖尸体并为器官的精确描述和功能鉴定作出贡献。De Liuzzi早期研究后，15世纪的解剖学家包括Alessandro Achillini和Antonio Benivieni。病理解剖学列奥纳多 ·达·芬奇手臂的解剖学研究，达芬奇，c.1510 1543年，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解剖学的肌肉解剖图像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接受安德烈亚·德尔·维罗基奥的解剖学训练。1489年，莱昂纳多开始了一系列描绘理想人体形态的解剖图。这项工作间歇进行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利用他的作品中的解剖学知识，制作了许多关于他解剖的骨骼结构，人体和其他脊椎动物的肌肉和器官的草图。最初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对解剖学的理解，后来他研究了盖伦并采用了更加经验的方法，最终完全放弃了盖伦，完全依靠他自己的直接观察。他幸存的750幅图画代表了解剖学的开创性研究。列奥纳多解剖了约三十个人体标本，直到他被教皇利奥十世命令停止。作为艺术家解剖学家，莱昂纳多做出了许多重要发现，并打算发表一篇关于人体解剖学的综合论文。例如，他对人体脊柱进行了第一次准确的描述，而他的记录他的解剖佛罗伦萨百岁老人的笔记包含了最早已知的肝硬化和动脉硬化的描述。他是第一个开发解剖学绘图技术的人，使用横截面和多个角度传达信息，尽管在解剖图被认为是学习解剖学至关重要之前的几个世纪才会过去。莱昂纳多的笔记本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出版过，其中许多人在他去世后失去了知识，其结果是他的解剖学发现一直未知，直到他们在死后数个世纪才被发现并出版。维萨里 1559年胡安瓦尔韦德德阿姆斯科的寓言姿势中的肌肉形象欧洲的加利恩学说在 16世纪首先受到严重挑战。感谢遍布欧洲的印刷机构，集体努力开始分发盖伦的作品，并随后发表批评他们的作品。Vesalius公开否认盖伦的解剖学教义是基于对其他哺乳动物的观察，而不是人体。在比利时出生和接受教育的Andreas Vesalius对人体解剖学的贡献最大。Vesaliu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为了理解解剖学而运用了正确的解剖技巧，很大程度上符合盖伦的“解剖学项目”的曲调，而不是关注当时其他学者在恢复古代文本中的作品希波克拉底，盖伦和其他人（当时大部分医学界都专注于此）。Vesalius是第一个发表文章的人体工学公司，挑战盖伦“绘画”。这些图纸是人体解剖部位的详细解释和生动图画。Vesalius一路从鲁汶前往帕多瓦，允许从绞刑架上解剖受害者，而不用担心受到迫害。他精心制作的绘画是狗与人之间差异的胜利描述，但加伦的影响花了一个世纪才消失。他的研究导致解剖学在解剖学及其与医学的关系研究中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在Vesalius下，解剖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他的技巧和对解剖的关注在他的出版物以及他的示范，他的研究以及他的教学中都非常突出。”1540年，Vesalius公开演示了盖伦解剖学理论的不准确之处，这些理论仍然是医学界的正统观点。为了比较的目的，维塞利斯现在展示了人类的骨骼以及他能够表现出来的猿猴的骨骼，在很多情况下，盖伦的观察对猿来说确实是正确的，但与人类没有多少关系。显然，需要的是对人体解剖学的新解释。正如1000多年前盖伦所揭示的那位讲师解释人体解剖学时，一位助理指出解剖尸体上的等效细节。有时，助手无法找到所描述的器官，但总是尸体而不是盖伦被认定是错误的。 Vesalius然后决定他将自己解剖尸体并相信他发现的证据。他的方法具有很高的争议性，但他的明显技能导致他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外科和解剖学教授。一连串的研究人员开始改进解剖学知识的主体，并将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沿途的许多解剖结构。在 16和17世纪，对循环系统的认识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因为静脉中瓣膜的目的被确定，描述了从左到右的血液通过循环系统的血流量，并且确定了肝静脉作为循环系统的一个独立部分。此时淋巴系统也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17世纪和18世纪 Nicolaes Tulp博士的解剖课，由伦勃朗于1632年创作解剖学的研究在 17世纪和18世纪盛行。在17世纪初，解剖人体尸体的使用影响了解剖学，导致解剖学研究的高峰。印刷机的出现促进了思想交流。由于解剖学研究涉及观察和绘画，解剖学家的普及程度等同于他的绘画才能的质量，并且不需要拉丁文的专家参与。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学习解剖学，并出版从米开朗基罗到伦勃朗的钱。这是第一次，知名大学可以通过绘画教授关于解剖学的知识，而不是依赖拉丁语的知识。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教会既不反对也不阻碍解剖学研究。只有经过认证的解剖学家被允许进行解剖，有时甚至每年。这些解剖由市议员赞助，并经常收取入场费，而非学者的马戏表演。许多欧洲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哥本哈根、帕多瓦和巴黎都有皇家解剖学家（或某些办公室）与地方政府联系在一起。事实上， Nicolaes Tulp是阿姆斯特丹市长三届。尽管进行解剖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并且取决于新鲜尸体的可用性是不可预测的，参加解剖是合法的。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印刷解剖书的供应导致人体尸体解剖需求的增加。由于很少有机构被自愿捐赠用于解剖，因此建立了皇家宪章，允许知名大学利用悬案罪犯尸体进行解剖。然而，仍然有机构短缺，无法适应身体的高要求。直到 18世纪中叶，皇家内科医师学院和理发外科医生公司都有10个尸体的配额，只有两个小组被允许进行解剖。18世纪上半叶，William Cheselden向Barber Surgeon公司解剖的独家权利提出质疑。他是第一个进行定期解剖讲座和示范的人。他还撰写了人体解剖学，解剖学的学生手册。1752年，英格兰医学院的迅速发展和对尸体的迫切需求导致了“谋杀法”的通过。这使得英格兰的医学院能够合法剖析死刑犯尸体进行解剖学教育和研究，并且旨在防止谋杀。为了进一步增加尸体的供应量，政府增加了以悬挂为惩罚的犯罪数量。虽然尸体数量增加，但仍不足以满足解剖和医学培训的需求。由于为解剖而自愿捐献的尸体很少，因此谋杀罪犯被解剖。但是，身体不足以满足身体的高要求。为了应对尸体短缺和医学生在 17和18世纪的崛起，为了获得尸体，实施了抢尸和解剖谋杀。“身体抢夺”是偷偷溜进坟墓场，挖尸体并将其用于研究的行为。被称为“复活主义者”的男子作为外部派对出现，他们将偷走尸体并将尸体卖给解剖学校。伦敦的主要解剖学家约翰亨特为他的解剖学校定期供应尸体。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解剖的观念已经演变为死刑的一种形式。解剖被认为是一个耻辱。尸体被肢解，不适合葬礼。到18世纪末，许多欧洲国家通过类似英国谋杀法的立法来满足新鲜尸体的需求并减少犯罪。各国允许各机构使用无人认领的贫民囚犯，监狱囚犯以及精神病院和慈善医院的人员进行解剖。不幸的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缺乏可用于解剖的尸体以及围绕解剖结构的有争议的空气导致了暂停进展，这表明缺乏对版本之间时间解剖文本的更新。此外，大多数解剖学研究旨在发展生理学和手术知识。自然，这意味着仔细研究解剖学的更详细的方面可能会促进解剖学知识并不是一个优先事项。巴黎医学以其对医学思想及其对医学知识的贡献而闻名。 18世纪后期法国的新医院药物部分是由1794年的法律引发的，医学界和外科医师在医疗保健领域是平等的。该法律是为了回应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能够照顾伤病增加的医疗专业人员的需求增加。法律还补充了学校的身体解剖课。最终，这为医学领域创造了“病理解剖局部主义，适当诊断技术的发展以及疾病和治疗的数字方法”的发展方向。英国议会通过了 “1832年解剖法”，最终通过对被处决的凶手进行法律解剖，最终提供了适当和合法的尸体供应。然而，解剖学家的观点与刽子手的观点相似。解剖一个人的尸体被视为比死亡还要糟糕的惩罚，“如果你偷了一只猪，你就会被吊死，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就会被吊死，然后被解剖。需求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一些解剖学家采取解剖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及从他们的坟墓抢劫尸体。许多对解剖学研究感兴趣的欧洲人前往意大利，然后是解剖学中心。只有在意大利才能使用某些重要的研究方法，例如对女性的解剖。 Realdo Colombo（也被称为Realdus Columbus）和Gabriele Falloppio是Vesalius的学生。作为Vesalius在帕多瓦的直接接班人和后来在罗马的教授，哥伦布通过描述心脏的形状和蛀牙，肺动脉和主动脉及其瓣膜的结构，并将血液从右向心脏的左侧。解剖学的兴起导致了各种发现。 1628年，英国医生威廉哈维通过解剖他父亲和姐姐的尸体观察循环血液。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解释了他的理论。此外，在17世纪，伽利略将伽利略实验方法引入科学研究。这导致了解剖学的创新和变化。在托斯卡纳和佛罗伦萨，Marcello Malpighi建立了微观解剖学，Nils Steensen研究了淋巴结和唾液腺的解剖结构。到17世纪末，Gaetano Zumbo开发了解剖蜡模技术。马尔皮吉的学生安东尼奥·瓦尔萨尔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是当时最伟大的解剖学家之一。他被许多人称为解剖学和耳朵生理学的创始人。在18世纪，Giovanni Batista Morgagni在他的著作De Sedibus中使用病理解剖学将验前症状与死后病理学发现相关联。这导致了法国和欧洲病态解剖的兴起。病态解剖的兴起是医生和医生之间权力转移的促成因素之一，为医生提供了对病人的权力。随着1816年听诊器的发明，R.T.H. Laennec能够帮助弥补医学和疾病的症状方法与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之间的差距。他的疾病和治疗以“病理解剖学”为基础，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植根于解剖学而不是症状，所以评估和治疗的过程也被迫进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Giambattista Morgagni，Scott Matthew Baillie和Xavier Bichat等专业人员的工作完全证明了器官的详细解剖检查可以如何导致更加经验的手段来理解疾病和健康，从而将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相结合。这种“病理解剖学”为“应用开放尸体和定量治疗疾病的知识的临床病理学”铺平了道路。随着解剖学和解剖学的普及，对解剖标本的保存越来越感兴趣。在17世纪，许多解剖标本被干燥并储存在橱柜中。在荷兰，有人企图通过保留软组织来复制埃及木乃伊。这被称为Balsaming。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荷兰人也试图通过注入蜡来保护器官以保持器官的形状。染料和汞被添加到蜡更好地分化，并看到各种解剖结构的学术和研究解剖。到了18世纪后期，Thomas Pole出版了The Anatomic Instructor，该书详细介绍了如何干燥和保存标本和软组织。解剖剧院莱顿的一个解剖剧院，1616年在 16世纪后期，解剖学家开始探索并推动争论，解剖学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推进自然哲学的界限。然而，大多数学生对解剖学的实用性更感兴趣，而对主体知识的提升则更少。学生们对解剖技术感兴趣，而不是解剖学哲学，这反映在对Girolamo Fabrici等教授的批评。解剖学的影院在16世纪初成为解剖学教学的流行形式。帕多瓦大学是第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剧院，成立于1594年。因此，意大利成为人体解剖的中心。人们从各地来看待教授讲授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亲眼目睹这一奇观。参与者“被肉体展示，被解剖的身体着迷”。大多数教授本身并没有进行解剖。相反，他们坐在身体上方的座位上，而雇佣双手进行切割。学生和观察员将被放置在圆形体育场般的舞台上，并听教授们解释各种解剖部位。随着解剖学剧院在整个16世纪得到普及，对协议进行了调整，以解决学生的混乱问题。学生不仅仅渴望参与，而且开始偷盗和破坏尸体。因此教导学生安静地坐着，因扰乱解剖而受到惩罚。此外，为了介绍“随后的解剖观察”，预备讲座是强制性的。示威活动分为解剖和讲座。解剖集中在解剖/活体解剖的技巧上，而讲座则集中在解剖学的哲学问题上。这是解剖学如何被看作不仅是对结构的研究，而且也是对“身体是灵魂延伸”的研究的范例。 19世纪最终看到从解剖学剧院到教室的转变，减少了“可以从每个尸体中受益的人数“。 19世纪的解剖学在 19世纪，解剖学研究随着人类和动物的组织学和发育生物学而延伸。没有被允许上医学院的妇女可以参加解剖剧院。从1822年起，皇家外科医学院迫使不受管制的学校关闭。医学博物馆提供了比较解剖学的例子，并且经常用于教学。现代解剖学 Gunther von Hagens使用他的塑化标本（这里是一只大猩猩）推广了解剖学。过去一百年的解剖学研究充分利用了科学发展和对进化和分子生物学等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入，从而全面了解人体的器官和结构。内分泌学等学科已经解释了解剖学家以前无法解释的腺体的目的 ; MRI机器和CAT扫描仪等医疗设备使研究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研究器官，无论是生还是死。当今人体解剖学的进展主要集中在解剖学特征的发展，演变和功能上，因为人体解剖学的宏观方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编目。由于研究人员使用从有限元分析到分子生物学的技术，非人体解剖学特别活跃。为了节省时间，英国伯明翰等一些医学院已经采纳了起诉，示威者向受众解释并解释，而不是由学生解剖。这使学生能够观察多个身体。彩色图像和摄影技术的改进意味着解剖学文本不再是对解剖的帮助，而是一种可供学习的中心材料。塑料模型经常用于解剖学教学，为真实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品。解剖学演示中使用生物模型在解剖学教学中再次变得流行。可以触摸另一个人的表面标志为未来的临床情况提供练习。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 ; 在伯克利大学的综合生物学课程中，鼓励学生自己“反思” ，并将他们被教导的内容与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心使捐赠机构减少。在英国，2004年的“人体组织法”加强了解剖部门的资源利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爆发的牛海绵状脑炎（疯牛病）进一步限制了脑组织的处理。与 Gunther von Hagens之间的争议以及通过塑化而保存的公开展示的解剖可能会对道德或法律问题分歧。参考文献 1.Lindemann, M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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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建斌等：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做化身——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探析: fqng1008 2019-3-6 14:06;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诞生于民国时期的澄江针灸学派，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针灸科学化实践，不仅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国针灸讲习所、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针灸疗养院等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还创办《针灸杂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等学术专著和教材，尤其培养了大批根植于临床、兼具现代科学素养的针灸人才，对现代针灸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西学东渐的思潮和中医存废的争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澄江针灸学派，在学派领袖承淡安先生的影响和感召下，积极开展针灸科学化的探索和实践，为现代针灸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 民国时期针灸学术的背景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即史称民国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和巨变的时期。随着国家封闭格局的打破、思想束缚的解放，学术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根本的嬗变则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1】。而此时的针灸学术却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和危机，包括官学失守、存废之争以及“非科学”质难等。首先，1822年道光皇帝下诏“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自此针灸失去了官方的地位；其次，1912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教育部通过并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只提倡西医教育，却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的衰落之势已经显现；第三，1929年国民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科学化思潮中，针灸在科学化语境中出现了“失语”现象。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科学”一词引入中文，以取代“格致”，体现了中国人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2】，也标志着科学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民国初年，“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取得了相当独立的地位。首先，科学团体的创办、科学期刊的增多，其中，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创刊，最为显著地推动和促进了科学化思潮的发展；其次，科学教育已引起较多人士的关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将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体系，从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并被规定为一种具有高度涵盖性的世界观【3】。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科学化语境中，“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骂中医’也便成为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4】。在科学化思潮中，中医学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为了摆脱这一局面，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医必须革新原有学术原理，以“科学化”来谋求生存和出路。因而，提出以“科学”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存续的合理性和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汇集成一股“中医科学化”思潮，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化”主张。“科学”成为民国时期拯救中医的不二法门【5】。 2 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特点在民国“中医科学化”的运动中，以承淡安为领袖，以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罗兆据、谢建明、陆善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追随者组成的澄江针灸学派，以一系列实际行动实践着针灸科学化，包括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0年）、创刊《针灸杂志》（1933年）、建立中国针灸讲习所（1935年，1936年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和针灸疗养院（即针灸专科医院，1936年）等，师生共奏针灸科学化实践美好乐章，成为民国针灸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基于临床实践及其疗效规律，进一步探索针灸学术，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框架，产生了一批新的概念术语，确立了针灸临床研究的模式等。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坚持以自我学术为主体的科学化实践澄江针灸学派在针灸科学化实践的进程中，既不是以西方医学改造自我，也不是用科学的标签美化自我，承淡安及其传人都是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借鉴西学，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面对民国科学化思潮和中医非科学责难，承淡安先生对针灸学术的“科学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西洋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而针灸学术之神奥，却有不能言之尽成理者，此由古书晦涩，后人不能通之，非其本身不通也……即须将古书晦涩之理，细加考证，诠释明白，必也理论与事实相响应。自己明白，使人皆明白，此即谓之科学”【6】。这里，一方面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科学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承淡安先生对于针灸学术的自信，这也决定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和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其来自临床的学术自信，承淡安及其弟子们坚持以针灸固有学术为主体开展科学化实践。如承淡安【7】有“所幸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作化身，不惜秘法公开，循循善诱……”等论述，无不体现出洋为中用、新资旧用的学术范式，即并非简单名词术语的转换或者西医改造针灸，而是依据针灸学术固有的学术原理，借鉴现代科学知识进行阐释。如时任香港东华医院中医长的卢觉愚，于1933年在《针灸杂志》首刊上发表了“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8】一文，从针灸效验切入，反思针灸治疗的方法和机制。卢觉愚按照承师《中国针灸治疗学》所载方法获得了临床疗效，但是现代原理不明、现代机制不清，卢觉愚径直从内分泌病理分析病情，并从神经与内分泌的交互关系分析针灸取效的原理。卢觉愚在充分分析针刺效应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西学来阐明“针效之原理”，这与他“近日科学昌明，足资借镜者不少，在吾人努力如何耳”【9】的心愿是一致的。因此，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过程中，始终对传统针灸理论保持着尊重一继承一诠释一发扬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发表的《经络理论不能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针灸学术讲稿》等论文论著，即是此类实践和反复思考后的心得和领悟。 2.2 坚持以临床疗效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并非是贴上“科学”的标签或者将传统的概念换上西学的名词，而是有着自己的学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临床实践和对临床疗效规律的把握。无论是承淡安，还是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等，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术经历和背景，但都始终坚持以临床实践和疗效规律为基础的科学化实践。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针灸至今日虽极衰微，毕竟尚能存在。其所以能存在者，为治病有效验之故也”【6】“所以历数千年而屹然不堕者，良由效验宏深之所致也。”【7】指出了针灸赖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临床疗效。卢觉愚在《针灸学术为医者必修论》一文中也指出“针灸治病，效速而功宏，治易而利薄，为公认之事实。治医者，岂可忽之哉”【9】。澄江针灸学派的创始人和传人，无不对针灸临床疗效特点及其规律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坚持从临床实践出发、从临床疗效出发，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学术基础。澄江针灸学派不仅重视临床实践，而且注重疗效总结。如承淡安先生依据家传秘法和自己临床体验在1931年编著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后，1933年邀请江苏南通名医孙晏如先生补充医案、修订全书；同时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的学习报告中，发现和收集大量新鲜、生动的治案，出版了《针灸治疗实验集》（1933年）。澄江针灸学派的代表性传人曾天治先生，在针灸行医两周年后，汇集其所治愈的108种病的治疗经过，出版了《针灸治验百零八种》（1934年）一书；他坚持临床实践，也为其后来出版《科学针灸治疗学》（1940年）提供了学术源泉，《科学针灸治疗学》记载的“常用而有效”穴位160个，都是曾先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运用和验证过的【10】。因此，注重从临床实践中获得针灸学术的发展，是澄江针灸学派针灸科学化实践的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始，邱茂良教授开展的针灸治疗结核病、细菌性痢疾、胆石症等系列临床规律和机制研究，都是这一实践方向的延续和深入。 2.3 探索了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模式 1930 年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是承淡安先生振臂召唤海内外同道、共究针灸学术的号令，也是其针灸科学化实践最重要的第一步。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办之初，不仅是一个探究针灸学术的组织，同时还包括对其社员进行函授和面授培训以及长短不等的门诊跟诊实践等，初步具备了医教研一体化科学探索的雏形。此后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这一实践模式。如1931年承淡安编撰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习的教材；1933年创办的《针灸杂志》，成为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35年以后，医教研一体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函授科的基础上，1935年创设中国针灸讲习所（1936年春末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开始了正规的学历教育；在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门诊的基础上开设针灸医院（受当时政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1936年）等。此时，医教研一体化模式得到基本确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迟从1936年开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就有了规范的临床研究。当时临床实践中，使用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图1），除了编号、就诊日期外，还有一般情况（姓名、住所、年龄、性别、职业、结婚未、生产几胎）、主诉、病历（既往症、前医之经过）、参考（从来患过重症否、夫妻何方有无性病、遗传病有无、嗜好：肉/鱼/卵/贝/野菜/果实/酒/烟草/鸦片、其他）、诊察（目神、体色、舌苔、声音、体温、发热时、恶寒、骨蒸、大便、小便、饮食、睡眠、脉搏、脉性）、断定、备考、介绍人、针灸（日期和处方）、其他处置（日期和方法）、来诊（每月小计）、经过、摘要等栏目和诊疗关键信息。这简直就是一份民国版的针灸临床病例报告表（case report form，CRF），而且在“诊察”栏目中突出了中医特色，在“经过”栏目注重针灸治疗过程中效应变化的观察。图1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诊疗用笺医疗、教学、研究并重，是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承淡安先生主政江苏中医进修学校期间，还力主成立了针灸实验医院【11】，在融通教学、临床的基础上开展学科研究工作。 2.4 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探究针灸学理为目标的。其科学化实践中，一方面对传统概念术语进行新的诠释，另一方面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名词术语，构建了现代针灸学科的基本框架。首先，在传统概念术语的理解上，努力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诠释，同时还有一个不断扬弃、不断更新的过程。如1931年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时，承淡安以神经、血管、淋巴干比附针灸经络经穴；到了1940年的《中国针灸学讲义》中，以刺激点、反射线来定义经穴；到了《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时，还采用西医病症名为主、中医病症名为辅的描述方法表述腧穴主治。学术上的不断进步，也体现了学派人努力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次，出现了大量与“科学”相关的概念术语。如1935年，承淡安先生从日本回国，在《针灸杂志》发表了“灸科学”【12】一文。首次运用了“灸科学”一词，内容上不仅有传统艾灸的内容，而且更有现代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第三章“灸之科学的研究”，罗列了日本6位医学博士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此后，在1935年第4期的《针灸杂志》中，又出现了“针科学讲义”“灸科学讲义”，承淡安先生已经尝试用现代学理阐释传统针灸学原理了。此后的《中国针灸学讲义》（1940年）、《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中国针灸学》（1955年），都有“针科学”“灸科学”的独立篇章，内容上不断更新。1940年曾天治出版的《科学针灸治疗学》，还提出了“科学针灸”“针灸医学”等概念，并在承淡安针灸操作强弱刺激的基础上，提出了针灸“兴奋”“沉静”“诱导”等术语【10】。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萧憬我先生（曾天治的学生）在新加坡创办了兼具医疗和教学功能的“中国针灸医学总院”（1938年），亦取名“针灸医学”【13】。第三，在针灸学科体系方面，体现了学派创始人和传人之间的不断进步。1931年承淡安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共有“经穴”“手术”“治疗”三编；1933年出版《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时，增加“总论”一编，为四编；而1940年出版《中国针灸学讲义》时，即有“针科学”“灸科学”“手术”“治疗”四编，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针灸学科体系和框架，在内容上除了传统针灸操作外，还增加了古今针刺和艾灸操作的对比、针刺和艾灸对人体生理变化的影响等。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澄江针灸学派在科学化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即在名词术语、针灸原理、学科框架等理论层面的多个方面，与传统针灸学术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在实践层面上依然与传统体系保持着较大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澄江针灸学派传人曾天治先生出版了《科学针灸治疗学》，除了广泛参照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方医学，用大量篇幅分析针灸治病的原理，尤其在讲述疾病的治疗时，全部使用西医的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并借用其疗效判定标准。此后，承淡安先生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1954年）、邱茂良先生的《新编外科针灸治疗学》（与陆善仲合著，1955年）、《内科针灸治疗学》（1956年）等都采用了这种学术方式。 3 小结澄江针灸学派在民国时期的科学化实践，既有外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有内在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的针灸科学化思想和实践，深深地影响着学派传人。从几位早期的弟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追随承淡安老师实践针灸科学化的足迹和背影，是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图像的主要焦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期间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在海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针灸人才，不仅对建国后的中国现代针灸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如邱茂良在南京、杨甲三在北京、陆善仲在安徽、陈应龙和留章杰在福建等等，也对现代针灸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再传弟子萧憬我在新加坡、苏天佑和许密甫在美国、梁觉玄在加拿大、梁铁生在法国和德国等等。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不仅从组织上创办了针灸学研究社，从学术上创办了《针灸杂志》，而且从内涵上构建了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四部分内容为主体的针灸学科，初步具备了现代针灸学科的雏形。对建国后的现代针灸学科构建，在形式结构和内容内涵等方面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考文献薛其林.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现状 .云梦学刊，2003，24（1）：24-26. 徐辉.20世纪中国科学观的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86-92. 刘纪荣.近代中国科学思潮的历史轨迹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4）：19-23. 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 .开放时代，2003（6）：113-120. 刘卫东.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齐鲁学刊，2008（2）：35-41. 承淡安.从针灸立场说到本社创办经过及以后之方针 .针灸杂志，1935，3（1）：157-164. 承淡安.国人亟宜拥护国粹——针灸术 .针灸杂志，1933，1（1）：5-7. 卢觉愚.突眼性甲状腺肿病针效之研究 .针灸杂志，1933，1（1）：3-4. 卢觉愚.针灸学术为医者必修论 .针灸杂志，1933，1（2）：14-18. 黄泳，符仲华.广东针灸学家曾天治学术思想简介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1998，8（1）：6-7. 夏有兵，张建斌，王红云.简析澄江针灸学派的学术源流 .中国针灸，2012，32（8）：759-764. 承淡安.灸科学 .针灸杂志，1935，3（4）：l-3. 夏有兵，张建斌，林英，等.澄江针灸学派在新加坡的传播 .中国针灸，2013，33（1）：79-83. 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4年2月第34卷第2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24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谭源生：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上）: fqng1008 2019-3-6 13:46; 【摘要】民国时期针灸学在整个针灸历史链条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民国时期针灸学的演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致使今天的针灸学与古代针灸脱节,人们已经不清楚今天的针灸学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时代背景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文献的考查,及古今文献的系统比较,对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及刺灸法学的主要演变进行了探讨。经络学的演变探讨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由于西医的冲击以及“科学化”的时代要求,针灸学界借用日本对于针灸机理的研究,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然而,由于对传统概念和西医的理解深度不够,并未真正实现“科学化”。但是,经络学说“科学化”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前车之鉴,提示只有传统和现代都具备相当深度,才有经络学说的“科学化”的可能。民国时期腧穴学的演变,探讨了腧穴定位中增加现代解剖学描述,和腧穴主治演变中出现“穴性”。腧穴定位中增加“解剖”是基于对穴位实质的认识,民国时认为穴位“实属神经枝干”,因此,“每穴必注明解剖”。随着人们对经络学说和腧穴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化,不再将穴位认为仅仅是“神经枝干”。但是,出于针刺安全和分层次刺法的要求,腧穴的定位描述中“解剖”一项依然保存了下来。民国时期比附中药功能归纳的方式,提出了“穴性”理论。虽然是只提出了一个概念,却对针灸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穴性”理论基础上建立了针灸处方学,并且衍生出了与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不同的体系。本文通过对传统针灸学为何没有用“穴性”的方式来归纳腧穴主治的原因,明确了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区别,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诊疗体系。针刺手法的演变,探讨了“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和补泻手法的演变。“气至”是《内经》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依据,还具备判断预后的功能。但是,历代将“气至”和“得气”概念等同起来,民国时期继承了这种思想,“气至”概念丢失,同时导致了“气至”功能的丢失。此外,民国时期针灸学家对“得气”作出了西医学理的解释,增加了针刺时病人的感觉,发展了“得气”的概念。基于针刺反应的原理是“针下刺着神经”的认识,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用西医的观点指导针刺补泻,产生了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观念。而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实际上以强弱刺激分补泻的方法和《内经》的实际操作是一致的。以强弱刺激分补泻,为针刺补泻手法进一步的量化和客观化开辟了道路。总之,全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针刺手法主要演变产生的原因及演变产生后对后世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当今针灸学发展提供借鉴。【学位授予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1 绪论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的，而学术范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范型会有很大差别。所以，研究某一时期的针灸学演变，对于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导学术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甲午战争中，大中华帝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岛，赔款2.3亿两白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中国人被迫向西洋学习，甚至是向几千年来一直不屑一顾的东洋日本学习。或许下面这组数字能够更清楚的说明问题。表1 中日翻译著作情况比较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甲午战争前三百年 129 种 12 种 1896 －1911年 16 种 956 种从表1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文明输出国，但是甲午战争后，情况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竟达956种，翻译的内容包括哲学、法律、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涉及所有的近代知识。西方文化经过十几年的传播，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时，甚至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输入的同时，西医带着“科学”的优越感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医真正的分庭抗礼。在西医的冲击和启发下，针灸学进行了一番“返观自照”，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演变。此外，传统针灸学经过多年的积淀，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无论是由西医冲击引起的，还是传统本身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很多都延续或影响到了今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界对民国时期的针灸学术研究重视不够，鲜有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致使民国时期针灸学术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正是由于民国时期这一环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还原针灸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也不知道针灸学为什么是今天的模样。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考查针灸学在民国时期所发生的主要演变，并尽力分析演变产生的原因，以及演变对当今针灸学的影响。同时，在追溯民国时期针灸学演变的过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当今的针灸发展提供借鉴。 “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杜书瀛.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 .社会科学辑刊,2000,（5）. 1896 ～1911年956本日文书被译为汉文，而1912～1937年有1759种。参谭汝谦：《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载《中日文化交流》（谭汝谦编），册一第223页。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本文仅就民国时期针灸学主要的演变进行了考查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发生的演变还有很多，譬如，电针的出现，以西医病名统诊疗方案的演变等等，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4 经络学之演变 4.1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的“科学化” 自从西医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之后，国人就渐渐遭遇到了“经络遍寻无着”的尴尬，经络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如果有，为什么在解剖学中见不到？西医或许可以简单的否定“经络”，因为在余云岫等人看来，“经络”云云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对于针灸学家，却无法割舍“经络”，因为他们知道经络几千年来沿用不衰，用之临床疗效确凿，绝非空穴来风，必定有其“科学性”在。怀着这种信念和矛盾心情，民国时期针灸学者苦苦地思索着。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经络学说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现象的描述，还是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于“经络是什么”的科学回答，必须能够满意地解释针灸的治病机理，否则，即使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也不可能得到针灸界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在没有解释针灸治病的机理之前，是无法确切证明“经络是什么”的。在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针灸迫切需要“科学化”，迫切需要揭示针灸治病的机理，以摘掉“玄学”的帽子。可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国人根本没有研究针灸机理的条件。针灸等待着、追寻着“科学化”的契机。开明的针灸学者放眼全世界，孜孜求索，从其他国家的针灸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启发，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东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施行“灭汉兴洋”的方针，几乎使汉医陷入绝境，政府停办了幕府的“医学所”、“医学馆”等，汉医刊物也被停办，汉医从业人数锐减。尽管有不少日本汉方界的泰斗据理力争，汉医救亡的请愿运动此起彼伏，但终未能获得汉医的合法地位。为了生存，日本的针灸医学主动地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在明治35年（1902年）发表《针治的科学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地正德氏发表《灸治的本体》，两书系统介绍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明治44年（1911年），日本内务省颁布全国设立实验制度，特设6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灸法实验研究加以管理，以促进针灸原理的研究。明治末到昭和初年的针灸原理研究，使医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针灸的临床价值。日本针灸界的成功，让民国时期针灸学者看到了希望，日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对于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来说，不啻雪中送炭。《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是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的教材，该书综述了当时日本针灸界关于针灸治病机理的几种观点。书中写道： “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 ”具体而言则是：（1）兴奋作用　对于身体各机关之作用衰弱或麻痹者，与以兴奋。例如知觉或运动神经麻痹，或知觉异状之正调…… （2）制止作用　筋肉、神经、腺（分泌机）等之兴奋，或血管扩张、血液之组织灌溉旺盛（例如起炎症等时）等，与以镇静缓解收缩作用。例如基于知觉官能旺盛，而过敏疼痛；运动神经机能亢进，而痉挛搐搦等之使其缓解…… （3）诱导作用　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例如对于脑充血之刺激四支末梢，以扩张末梢部之毛细管，同时使脑之血管收缩，诱导血液至末梢是也…… 除了这种学说之外，当时日本还有其他的学说：“刺激电气说，医学士冈本爱雄主之。电气刺激说，故医学士大久保适齐氏主之。刺激变质说，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氏主之等”，这些学说具体为：电气说　刺激时，生活体内之液体的电池作用。因针之金属，与身体内之某不明物质之间发生电气。以此电流，刺激于身体之神经系或组织，以奏效于疾病。故电气疗法，是全身的，而针术疗法，则局部的。刺激说　针之刺激，即机械的理学的一种动作。刺激知觉运动等之神经，其刺激程度之强弱，刺激时间之长短等，或以亢进神经，或营麻痹等作用。而导以治愈疾病。刺激变质说　刺针时，因针之大，而损伤筋神经，其损伤部分以下，因而变质。此刺针之损伤若多，其部必麻痹，其麻痹先经兴奋阶段，此作用即所以应用以治愈疾病。日本的各种学说中，无论是比较通行的“兴奋作用、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诱导作用”三作用说，还是刺激电气说、电气刺激说、刺激变质说，都将针刺的功能归结到针刺对神经系统的影响。除了对针刺的机理进行研究外，日本人还对艾灸治病机理进行了研究。“灸治之病体作用，如前述灸为直接反射诱导之三刺激作用，应用各种疾病” 。这里所谓的三刺激作用，是通过诱导刺激法、直接刺激法及反射的刺激法三种刺激法来实现的。一　诱导刺激法诱导刺激法者。从患部隔离部位施灸。以刺激其部之末梢神经。诱导血液于其部之方法也。例如对于脑充血性之头痛。施灸地肩部背部之末俏部。以扩张此部之毛细血管。以诱导脑之血量。使脑之血量减少。…… 二　直接刺激法此则在疾患之局部。直接施灸。以刺激其部之知觉神经时。刺动于其部而觉疼痛。此刺激疼痛。从求心性而传达于中枢。以兴奋中枢之神经细胞。更由反射的远心性。向末梢传搬。使其局部之血管扩张。增加血液之量。而盛其组织之新陈代谢。促其对于浮肿及炎症性疾患者渗出物之吸收。以正复其疼痛麻痹。知觉异状。钝麻等之神经机能之变状。三　反射的刺激法（一名介达刺激法）此对于直接疾患。不能与以局部刺激。如内脏疾患或深在之神经等。从解剖学上所见。施灸于其中枢或偏于患部。与以间接刺激之法也。例如胃之消化作用减衰。则刺激于第六乃至第十一背椎神经。传其刺激于交感神经。以正复胃之消化机能是也。…… 可见艾灸的作用机理和针刺作用机理如出一辙，也是归结到对神经的刺激。从今天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些学说都未能真正揭示针刺治病的机理，因为有不少针灸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全部用神经生理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医学家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毕竟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些机理普遍得到认同，被当作真理在各种针灸著作、期刊中广泛传播。如，汕头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广西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等，罗文中还对针、灸治病的原理进行了对比归纳（详见表2）：前面提到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日本人“揭示了”针灸治病的机理，“经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很快浮出水面。从上面日本人关于针灸的治病机理的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探求经络的“物质结构”，意味着日本人没有将经络当作一个独立的新物质或者是解剖结构。而是将所有的作用都归结到“神经”中，那么潜台词就是：传统针灸中的“经络”功能是由现代解剖中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所谓的经络，就是神经系统。所以，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给出了如下的描述： “二十世纪科学昌明，学术锐进，西医擅解剖，绝不得所谓十二经之痕迹。然则，前人之十二经络之说，已根本动摇。而针之能流通十二经脉气血之说，则亦不能成立矣。因是旁考生理解剖新识。谓吾人之意识、举止、运动，无不系乎神经之作用，其总枢悉统于脑。考脑分大小二枚，大脑主意识作用，小脑司运动总键。脑有神经十二对。举凡声色香味触法，无不系乎十二对脑神经之作用。……延髓之下为脊髓，有脊椎神经三十一对。人身筋肉之触觉，四肢之活动系焉。于是知我中医认为人身之生活运用系于十二经之气血运用者，即西医所谓神经也。而针刺效用之理，或可得而知矣。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苟一经偶受阻滞，病能立即发生。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而恢复其常态也。” 可以说自从西医解剖传入中国，“经络是什么”就成为中医、针灸学习者的一种情结，多有不揭示“实质”不痛快的心情。而日本的针刺机理研究似乎解决了经络实质的问题。首先，神经和经络在“形态”上，有类似之处，“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加上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以及难以数计的孙络，全身无处没有经络的分布，而“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此外，经络的功能无非“流通十二经脉气血”，濡养“五脏六腑”，而西医解剖早已发现神经系统主宰全身各种功能之实现。但是，在此之前无法理直气壮地说“经络即神经”，是因为经络学说是能够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理论，没有弄清楚针刺的作用机理之前，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现如今“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以促进或减缓血液之运行，亢进或制止内脏之分泌与蠕动，刺激神经即可以达到针灸治病的目的，因此，“经络就是神经”的观点，在民国时期针灸界成为主流思想。 4.2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与得通常理论的革新是因为旧理论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或出现了新的现象，原有理论无法解释，才对旧理论进行改造，进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经络学说的演变，不属于这种类型，运用经络学说本身是能够很好的指导临床的，承淡安先生晚年在《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一文中写道：“作者（指承淡安自己）起初用针灸疗法作为药物疗法的助治时，是以《针灸大成》的古老医疗法作为依据的，因见其效果很高，所以便放弃药物治疗而专行针灸。后来受了新医解剖生理知识，和日本新派针灸理论的影响，一度转变为采用新的一套理论方法。采用之初，未尝不感到轻便时新，可是较诸以往用老法施治的效果，总觉不如，碰到一些比较曲折为难的疾病，往往无技可施，仍要借重古法以谋解决。于是方悟古法之可贵，而复走回经络学说的老路。” 可见经络学说并非陈腐过时，不能指导临床，相反在遇到疑难病时，还必须借助经络学说的指导。那么，经络学说的演变，应该来自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述及，中医内部有着“科学化”的普遍要求，经典著作对于经络的描述言之凿凿，而在西医解剖中，却无法找到对应的结构，这一矛盾必须解决。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民国针灸学界才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由于日本的针灸治病机理研究完全是从西医的角度出发，针灸的作用被解释成为：针灸刺激神经末梢，再通过神经系统对其他各系统进行调节，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没有经络系统，利用神经系统照样可以指导临床，似乎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经络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问题。所以，承淡安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中说道：“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就研究观察所得，其为血管淋巴管神经等所构成，前人之说实不成立，宜校正其误，惟为便于记忆，提纲挈领，当有系统，易于遵循，故仍以旧说为假定之系统，暂不易名更改，盖为初学便利计也。”保留经络系统，只是为了初学者更系统地学习，否则，必将以神经系统取而代之。但是，判断一个新理论是否成功，在于它能否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现象，同时解决旧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神经理论能解释所有的经络现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络学说指导治疗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在同一条经脉上的肘膝以下穴位，都可以治疗经脉所过的远端疾病，但是远端取穴的穴位和病位常常不属于相同或邻近神经节段，例如厉兑可以治疗上牙疼，如果用神经学说来解释，只能说是“诱导作用”，但是，诱导作用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同一条经脉上的远端穴位才有效。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阐释，都是对宏观现象的说明和描述，却没有将传统和现代一一对应起来阐释解决，一方面西医学理的阐释非常在理，另一方面却又和经络学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民国时期针灸学家所做的，是否毫无意义呢？回答再次是否定的。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西医学理阐释，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首先，从当时的历史功能来看，这场革新是成功的。自从道光帝颁布《太医院禁针诏》以来，针灸的学术发展，渐趋缓慢，甚至是停滞。清末民初，科学主义思潮高涨，针灸更是陷入历史最低潮。然而，正如日本的针灸机理研究为日本针灸界争取了地位一样，由于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机理，似乎解决了针灸科学性的问题，陈酒换新瓶，越发醇香，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当时，很多地方都建立了针灸研究社、开班办学、创办杂志，招收函授学员，针灸呈现一片红火景象。其次，从学术发展方向来看，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现代化和中西结合是势在必然。民国时期针灸学者顺应时代的要求，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的问题，虽然，用神经系统比附经络系统，犯了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错误。但是，他们没有苦苦执着于“经络”的解剖结构，而是对经络学说所代表的系统进行研究，努力寻求西医学理的合理解释，揭示经络学说所蕴涵的真理，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客观的说，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层次并不是很高，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针灸的真正“科学化”提供了借鉴。 4.3 对当今经络学研究的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术的发展，就好比是一个耗时漫长的实验，前人提出了实验设计，要经过几代人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方能见到实验结果。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后人又提出新的观点，设计新的实验，继续进行实验。而学术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考查，分析利害得失，总结经验，为学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们借助针灸机理研究，对经络学说以及经络概念的诠释，已经尘埃落定。“实验结果”表明，经络学说与其西医学理阐释，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两不相涉，就像是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相交的两条平行线。那么，症结何在，问题出在哪？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两方面：（1）对传统概念的理解深度不够民国时期针灸学者对“经络”进行现代语言的诠释之前，几乎没有对“经络”的真正内涵进行分析。现代学者通过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考查，认识到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是“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对传统经络学说的理解是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而民国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考查和研究，这就缺少了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2）对西医的认识程度不够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西医本身不成熟，有待发展，例如，神经的传导被解释为“电气”。加上当时针灸学者鲜有经过西医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在所难免对西医的理解程度不深，对西医学理也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几乎是拿来就用。例如，承淡安曾多次举例，合谷治疗牙疼，至阴治疗头痛，效果卓著，但是用西医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承淡安晚年编著《中国针灸学讲义》时，说道：“自欧风东渐，科学昌明，以生理解剖学之眼光观察，实无如《内经》所谓之十二经络与孔穴也，有谓经即神经，络即血络，穴为神经之支节处，其说颇近似，淡安初亦作如是观，但以内经之循行路线考之，绝少得相符也，则此说亦似是而实非矣。”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由于对传统经络概念的挖掘不够，以及对西医的认识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没有真正揭示经络学说的内涵，走了不少弯路。但是，理论研究从来都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前进，没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走弯路。走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后人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攀登。通过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败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应该引以为鉴，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1）深入挖掘“经络”的科学内涵前面已经提到，现代针灸理论研究者，已经揭示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那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人体除了《内经》描述的经典经络路线外，还有更多的“经络”现象，比如，经外奇穴、耳穴，以及蒙医、藏医中的刺激点等等，都不在十四经穴系统内，但共同点都是通过刺激特定部位治疗疾病。有现象就必然有其本质，而这个本质，正是经络学说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说要追根究底地问“经络是什么”，那么经络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存在的特定的联系机制。而回答“经络是什么”的过程，就是揭示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机制的过程。如果搞清楚部位与部位之间有哪些联系，和这些部位间联系的机制，那么，必将为医学界带来一场革命。（2）充分利用包括西医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思想和手段时下，神州大地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开始在积淀了五千年的文明中汲取精华，刘力红先生一部《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个读经典的风潮。笔者没有反对“尊重传统”的意思，相反是也传统文化的狂热追求者，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在读经典，用经典的同时，吸取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揭示这个系统的奥秘，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根据真理一元性原理，任何医学最终必然走向同一。地球上不存在两种人类，针灸、中医和西医归根结底研究的是同一个人体，我们不应该排斥西医，更不应该排斥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一切先进科学思想和科技手段，相反应该努力好好学习西医，充分借用一切人类智慧来揭示针灸的奥秘。事实上，《内经》之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吸收了当时的各种先进科学思想和技术。今天，我们应该向先祖们学习，海纳百川，汇天下一切先进为我所用，创造中医、针灸新的辉煌！潘桂娟,樊正伦编著.日本汉方医学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93-307 何崇.日本针灸医学的回顾与评价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高等针灸学讲义》是一个系列丛书，分为《高等针灸学讲义·解剖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生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诊断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经穴学孔穴学》、《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灸治学》、《高等针灸学讲义·消毒学》，由浙江宁波“东方针灸学社”社长张俊义等人于1931年翻译入中国。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 .宁波:东方针灸书局,1931. 28-31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 高等针灸学讲义灸治学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 .针灸杂志,1934,1（5）.87－88 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 .针灸杂志,1934,2（1）.122－126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淡安先生早期著作，承淡安先生在晚年放弃了“经络即是神经”的观点，后面将有论述。关于承淡安先生一生对于经络的看法，可参见：项平,夏有兵主编,承淡安针灸经验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5-48 承淡安著承为奋等整理. 承淡安针灸选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24 较著名的有承淡安先生在无锡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张俊义先生在宁波创办的东方针灸研究社，杨医亚在北平创立的国医砥柱社，此外，民国时期很多中医学校也都设有针灸一科。黄龙祥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灵枢·经脉》篇记载的经典十二经脉循行线仅仅是古代经络循行线的一个传本。黄龙祥著.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8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郝先中：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 fqng1008 2019-3-5 16:40;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5期）【提要】从表面上看，1929年全国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与各界的拼力抗争有关，而实际上真正左右事态发展的潜在因素很多。就传统与国情而言，数千年来，民间对中医有充分的信赖并建立了深厚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令西医们束手无策。而西医数量上的有限性与几亿人口的巨大反差，也令西医及政府决策者们望而却步；就民生与市场来说，中医药关涉着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因此，废止中医案一出，必然会引起中医界为自身生存而殊死抗争，并波及全社会。同样，中医的废止问题必然要改变国家医疗市场的格局；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政府权力集团之间相互较量的缩影，权力制衡为中医的生存赢得了际遇。而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后，中医药具有公认的价值与效验，而当时的西医根本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更何况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民族。【关键词】中医；西医；废止中医案五四时期，中国欧化之风大盛，整个中学都遭到抨击、破坏，整个西学都受到推崇与高扬。“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传统医学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科玄论战”以后，尤其是国民政府肇建之初，中医甚至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1929年初，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提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希图动用政府立法干预，一举废除中医。此案一出，举国歧黄为之哗然，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医界如梦方醒，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反击。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中药业反对废止中医大会，并选派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他们在南京得到各界及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最后迫使政府宣布撤销“废止中医案”，刚出台的政令旋即流产，中医得以保存下来。从表面上来看，中医界的胜利与民间强大的社会反弹力和政府的内部矛盾有关，其实真正起作用的，倒是一些隐含在事件背后的诸如传统与国情、民生与市场以及政治与经济、价值与效验等因素。一、传统与国情中医有着悠久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医与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民众的生命与健康休戚相关。在辽阔的疆域里，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大小药铺里都储备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药物，正是中国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他们信仰着共同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下，中国传统医学在学术方面仍然呈现出大体一统的局面。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医已成为社会民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中医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灵魂和意识之中，留下了漫长而持久的心理积淀，一般中国人对中医都有深厚的“信仰”。陈志潜回忆道：“人们相信传统医学，因它已被经典学者和各朝皇帝授予功绩，而且经历过无数世代的考验。” 处于这种对中医积久的信念，人们都相信传统医学，即便它有很多缺陷，“却很少怀疑它的价值”。正因为中国人对中医的深厚信仰，使西医们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意识到，只依赖宣传教育以及执业的成绩，很难动摇中国人固有的观念，现代医学在中国将永难得到普及。因此，在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上，由17位医师组成的医疗卫生委员会毫无异议地通过了余云岫草拟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试图运用政治力量全面废除中医，以收一劳永逸之效。中国人对中医的依赖几乎无法动摇，所以，当废止中医派提出全面废止中医，骤然要中国人彻底放弃“中医”，改信“西医”，是很难办到的，尤其是那些根本不见西医踪迹的偏远落后地区。西医的举措很难撼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正是这种扎根于民众中的固有观念，让西医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得不承认，任其存在下去，“一千年之后，中国仍有两种医学对峙”，则“中国医学革命”将永无实现之日。所以，西医的动机就是直接从国家权力入手，希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动用政府行政力量，彻底废除中医。事实证明，这一动机和行为都没有奏效，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始终都在若隐若现地左右着局势的走向。传统的力量固然强大，特有的国情也是中医不废的重要保障。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是在为一己之利争夺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但是问题是，时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诚然，当时的中国西医人数极为有限，各种资料显示，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1935年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分，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他认为：“在盛行西医地方，固应听人民之自由信仰，在绝无西医处所，亦决不能令人民坐以待毙。” 而早在1913年就提出废除中医的汪大燮也不得不感慨道：“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另一个极为现实的因素是，当时的西医教育跟不上废止中医政策的步伐。据载，1931年时，全国公私立大学或独立医学院、医专尚不及30所（1939年已增加到44所，但仍有限），有限的新式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师根本无法满足地广人众的中国社会需求。而早在1925年9月，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中，分析了当时我国卫生发展形势：“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 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十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二十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 。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以下举示一组统计数字，可以印证这一结论。据1949年统计，“国民党时期共有公、私立医科院校38所，药科校系12处，牙科校系6处，在校学生约14000人。1928～1947年二十年中仅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9000人，在四十年里培养出20000名正式医生，300名牙医生，2000名药剂师，13000多名护士和10000多名助产士。” 显然，40年内实际产生的西医人才，尚达不到废止中医后应该具有的人数的十分之一。1934年，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感慨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医疗状况却十分落后，这在客观上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口实。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几千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平民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与健康问题。中西医在数量的悬殊为中医请愿者们增加了底气，也是政府决策者们不得不思量的问题。余云岫等人在中央卫生会议上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无论形式抑或本质都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二致，都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故而，在1929年大抗争中参加请愿的中医们正是抓住这一要害问题，全力向政府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并最终迫使政府改变初衷，取得了成功。二、民生与市场民生问题是摆在废止中医派面前一大难题，也成为中医界与之抗争的一张王牌。就连废止中医派本身也承认，废止中医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大中医们的“饭碗问题”。因为一旦废止中医，就意味着彻底打破其饭碗，危及其生活出路，余云岫抱怨道：“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尽力破坏余医学革命之计划，尽力阻挠余医学革命之进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可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他认为，“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故该问题是“医学革命”面临的最大障碍。余氏也不得不提出了这样的解决之道：“必须维持其饭碗，继续其血食，或改造其职业，然后有所归而不为厉矣。” 单从数量和阵势上来看，中医的从业者要比西医强大得多，据1947年统计，全国有中医生83万，中药从业人员360余万。 1950年前，仅广州地区就有中医诊所819间，中药铺553间。值得玩味的是，废止派也把废除中医当作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余云岫十分明了中医药界的本能反应，也认识到废止案一出必然引起中医界为自身生计问题而殊死抗争。然而，这位倔强的革新者也没有为中医药界的广大从业者的生存预备一条生路，凭籍强烈的“医学革命”的信念支撑，为了“民族民生”的发达，他坚持认为中西医界绝无调和之余地，必须雷厉风行地废止中医：“到了今日，新旧两医，恶战剧斗到许久了。这个事件非常重大，是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不单单是新医旧医的饭碗问题。” 他还表示：“要知我人今日所闳闳辩论者，乃党国之大事，社会之问题，公论不可让步，私交不妨融和，宜有别也。” 显然，余云岫将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关系国家社会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废止中医不仅危及数百万人的生计问题，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在全国众多的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通电中，天津中医药界的宣言颇值得注意：“中医秉几千年之历史，中药有数千万之产额，其所系之职工，不啻万千，如一旦废止，其关系民生之巨，自不待言。……如果一旦中国医药消灭，则西医横察病症，西药垄断市面，中医固为淘汰，中药只能充柴，则西医乘此得有巨额经济之侵入，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 中医中药互相伴随，如影随形，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废止中医，不仅使中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使中药界也同样面临“饭碗问题”，他们意识到，一旦废止中医，“则功在人群之国医，一旦灭亡，利溥全国之国药，永久废弃。从此泰西药为救命主，为西医作推销员，此中利害得失，不辨自明。” 故在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中，中医界和中药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而中医所以不能废止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即为废止中医将意味着中医药界数百万从业者的生计面临危机，影响到社会稳定及正常经济秩序。上海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申明：“今中央卫生部会议席上，竟将取缔中医药的提案，悍然提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则中医药界既告绝迹，而我数百万药业工友之生计，将何以堪？”故该团体号召药业工友，“为保持数千年遗传的国粹着想。为民众的生命安危着想，为我们的生计着想，我们应该一致地起来，竭力反抗”，并表示“敢率领全沪数千药业地工友，愿作保持国粹而争生存地先锋，誓死反对中央卫生部取缔中医药地提案。” 医学的发展同样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虽然政府致力于国家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发展近代医疗事业，但国家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西医设备和药剂，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甚至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业就难以飞跃发展。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上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以上海为例，药品价格上，西药明显贵于中药。民国之初，同样是治感冒咳嗽，如服用中药制品“瓣香庐骥制半夏”，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一角，每料六大盒十三元二角。或者服用“唐拾义久咳丸”，每瓶一元，半打五元。如服西药，可购五洲大药房的“助肺呼吸香胶”，“小匣每盒洋二元，每打二十元” 就诊费而言，也是西医多于中医。“一般而言西医是门诊一元，出诊五元或面议，另加号金一角；门诊时间也有固定，有的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有的则为十时至三时，天气炎热时还有医生开放夜间门诊；出诊不限时间，随请随到，但深夜往诊费用要加倍。” 如：“游美毕业西医陈仲篪内外科，门诊一元一角，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出诊五元四角，下午四时以后，早晚加倍。” 而“中医方面情况与西医不太相同，从广告来看，多数中医师只规定治疗时间却没有订收费标准，甚至有些医生诊时与诊金都不规定，中医在这方面弹性显然较西医为大。” 中医诊治费用的相对低廉更能吸引广大中底层消费群体，而西医更多为上层社会所光顾。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西医难以在医疗市场上取得优势，因此，西医们不得不运用政治力量，“要求国家介入市场，并授与西医师们独占医疗市场的合法权力。” 岂知，即便国家真的介入市场，排挤打压中医业，但就西医有限的人力物力也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医疗市场的需要，倒是真的力不从心，徒呼无奈了。三、政治与经济废止中医问题，原本属于学理论争的范畴，但当斗争逐步升级以后，终于被提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废止案通过政治手段提出，并掀起了一场风波，似乎还要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平息下去。以权制权，以牙还牙，在政治权力上大做文章，成为中医药界一种有效的斗争策略。在1929年大抗争中，中医药界改变了策略，撇开学理上的无休止的争论，直接进入政治层面的斗争。因为中医药界混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府来说是相当忌讳的事情，而更深入的关联是，废止中医药被反对者们视为违背先总理三民主义的要旨，自然有点大逆不道。中医药界把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显然是为了争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他们给废止派扣上了违背三民主义的帽子：“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 这一阵势表明，废止派可以利用法权干涉社会医疗问题，中医药界同样可以运用政治力量加以还击。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大厦召开的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政治色彩极浓的口号。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权力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缩影。中医废存之争最为激烈之时，也是蒋、汪权力之争白热化之际。汪精卫主张废止中医，并得到同僚褚民谊等附和。国民党三大期间，汪精卫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发表《关于最近党务宣言》，称此次会议为非法，蒋介石则我行我素，对汪精卫等实施报复，一面内定对汪进行书面警告，一面将废止派大将褚民谊降职，随着汪、诸等人的失势，废止派的主张自然难以实现。当然，国民党元老派的推波助澜以及中医药界浩大的声势，都是促发蒋介石最终表态的重要因素。这次斗争显然与国民党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事态的发展表明，中西医论争“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且“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的先河”，此后的中西医论争“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中医未被废除，倒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胜利成果了。传统医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门类，也不仅仅与思想政治密切相关，中医药业已然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有组织地一部分。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薛笃弼在与请愿代表的谈话中就谈到中医药与国民经济的问题：“就我国一般国民经济与医药之关系言之，约计此四万万民众中，业医者、种药农、售药商、制药工、以及其他依附医师药农药商药工，以为衣食者，绝非少数。以如此巨额民众之生活根基，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其影响到国民经济方面，亦非可等闲视之。” 中国地大物博，药材丰富，俯拾即是，“神州医药富于天产，乃国家利源财政之所系。” 全国每年收入可达四万万元，如偏重西医，不仅商民受损，也影响政府课征税项和国家的利源。以广东省为例，仅1928年，向省财政厅承缴行厘台费，省城药材行72562元，南北经纪行13466元。同时，中药材的外销一直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各地所产的中药材，经药农药商采集收买后，经加工炮制，供全国应用。另外，每年都有一部分药材出口，销售国外，特别是海外华侨较多的区域。据1912年中国年鉴（Chinese year book），每年中药出口数量，从1906年到1910年，每年价值两百万到四百万港币至多，海外华侨用者甚多。虽然后来由于政府过多的苛捐杂税影响了中药材出口，国民经济受到较大损失，但每年的出口创汇还是相当可观的。据民国12年（1923年）中国年鉴所载中药材销售到下列各地的量及其价值（香港两）计：附表：中药材销售海外的数量及价值（单位：香港两HK Tles）民国6年（1917年）民国7年（1918年）民国8年（1919年）民国9年（1920年）香港 210 ，386 2 ，949，889 3 ，007，506 3 ，493，171 澳门 25 ，900 45 ，180 27 ，464 26 ，054 泰国（暹罗） 2 ，759 14 ，473 36 ，530 14 ，292 新加坡等地 24 ，210 40 ，107 28 ，361 40 ，567 朝鲜 13 ，765 59 ，930 43 ，197 4 ，295 日本 73 ，546 35 ，455 156 ，134 112 ，582 共计 3 ，417974 3 ，258，071 3 ，404，562 3 ，731，959 资料来源：《第一回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此外，还有运往越南（安南）、爪哇、印度、英、俄、菲律宾等各价值数千两；德、荷、法、加拿大等地价值各数百两。中药贸易的数额是国民收入的一支，有识之士看到，维护中医中药，对国家的经济有利，反之，废除中医药，则需要花去大量外汇购买西药，出入之间经济利益的损失不言自明。陈存仁在《汽车与土车》中不无担忧：“但就上海一市而论，中医达二千人以上，西医不出五百，中药贸易年达九千万元之巨，中药职工达万人之多，中医常识之报纸，销达数万分之多，如中医消灭，则西药销数，自当十倍此数，然则中医之取缔，实乃造成西药畅销之机会，中国虽富，恐亦不胜此巨额漏卮也。况乎当此西药商百计推销出品之际，经济侵略其实可虑。” 也正是从废止中医禁绝中药后西药必然输入，势必加剧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角度，中医请愿者们斥责废止派“以遂其推销西药之阴谋，倒行逆施”，并打出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四、价值与效验废止中医派很难将中医彻底扫除，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医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效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一方面，西医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即西医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尤其在内科疑难杂症上，中医还有公认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更令西医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同样的病可以用同样的药方，同样具有效力，就像科学实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毒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莫及。另一方面，西医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了价值与效验，人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尤其当人命关天的时候。勿庸置疑，中医体系在经验积累方面具有极强的丰富性。中医经历了数千年亿万次的经验积累和总结，这些经验所涉及的领域至今尚有现代医学没有接触过的。至于数千年来中医用于临床的数千种药物、数万个复方更是远远没有研究彻底。中医界在请愿中也紧紧抓住“效验”二字来做文章，从一开始就抓住辩论的主要观点，控制着辩论的进程和走向。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 这里，效验似乎也与科学紧紧地挂起钩来。中医药的效验是中西医双方都不能回避的，中医支持者们更是视之为制胜法宝，但在论争中效验问题往往被无限地拔高，似乎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陆士谔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小闲话》里称：“吾深信吾中医之精粹五千年来之经验，其成效之卓著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万万不可磨灭。” “中医制药之精良，远胜皮毛科学，……中医撰方之妙，直能夺天地造化之权，起死回生，良非偶然，即以桂之汤一方论，内外表里无一处不到。试问彼经科学手续之西药，有如此功能乎？” 陆士谔的言辞代表了不少中医维护者的一片苦心，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门墙之见中，还是流露出主观主义和崇古尊经的思想。中医的价值与效验问题一直是中西医论争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中医传统中习惯于利用“病人的证辞”来判断医生的良否，这种体现在病人身上的“治病效力”成为中医界强有力的武器，而废止中医派则极力反对。清末民初以来，支持与反对中医的双方时常诉诸他们自己或家人的求医经验，“由康有为、曾纪泽、李鸿章、梁启超、汪精卫、谭延闿、直到陈果夫，这些名人都公开引用身为病人的医疗经验来支持他们对中医存废的立场。” 例如，汪精卫极力主张废除中医，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曾深受国医国药所误”。汪精卫一直埋怨中医没有治好他的糖尿病。另外，当时社会名流所选用的医疗服务特别是治疗效果，也每每成为公众关心与品评的焦点。历史上中西医为胡适治疗肾病、梁启超被西医错割好肾、孙中山病危前的中西医并用等医疗事件，都是围绕一个疗效问题展开的。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一些中医刊物也在治效问题上做文章。如经常报道某某名人被西医治死，或某名人被西医诊治为不治之症，却在中医的治疗下奇迹般地康复。以此来抬高自己，打击西医的士气。如《神州国医学报》曾载文报道胡适的病案：“胡适之病肾脏炎，经西医之精密检查，开会研究，认为无可救药，改由国医陆仲安治之而愈。钱玄同夫人血海病，延留医生，群聚一堂，束手无策，改由陆仲安治之而愈。” 类似的报道很多，令西医感到非常无奈。对于中医的效验问题，废止中医派也没有完全回避。1920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处方做分析与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的药物作用。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 余云岫也曾用纯中药研制“余氏止痛膏”。傅斯年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强烈抨击和鄙薄中医，但中医的疗效问题是傅氏无法绕开的事实。傅斯年应对这一问题办法是，巧妙的拆解“疗效”一词的语意，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名词的范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 。因为“治愈”是要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唯一立足的依据，这里，傅氏对概念的扭曲与偷换不言自明。实际上，在废止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何佩瑜在驳斥汪精卫废医言论时就列数这一事实：“近如日本，明治大学，则增设汉医学科；帝国大学，则增设汉医讲座。远如欧美，英之巴姆医士，著中医进步；法之巴黎大学，编中医讲义；俄之莫斯科，创中医学校；美之旧金山，创中医医院；最近则英以重金译本草纲目，德以重金译伤寒论。此皆见之事实，载以报章，昭昭在人耳目。” 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我们不排除维护中医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夸大其词。参考文献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余云岫：《双十节之新医与社会》，《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朱席儒、赖斗岩：《吾国新医人才之概观》，《中华医学杂志》第21卷第2期。《薛部长对于中医药存废问题之谈话》，《申报》，1929年3月22日。《神州医药学报》第二年第一册，紧要新闻，1914年1月。《国际联盟保健部长调检我国卫生现状》《医事汇刊》第10期，1932年。《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之文件》，《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1926年1月。《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第86页。龚纯：《我国近百年来的医学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4期。伍连德：《日本医学与中国医学的互相关系》，《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余岩：《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社会医报》第18期，1928年6月9日。广州中医学会：《广东省中医师公会呈省医字第101号文》，《广州市中医师公会周年特刊》，1947年，第34页。刘小斌：《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3期。余岩：《我所希望于新闻界》，《医药评论》1928年12月1日。余岩：《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社会医报》，第58期，1929年3月23日。《天津药业对废止中医药宣言》，《新闻报》，1929年3月20日。《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申报》，1929年3月16日《申报》广告，1913年10月18日。《申报》广告，1915年1月1日。《申报》广告，1913年5月10日。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第188页。《申报》广告，1913年10月6日。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新史学》，第14卷第1期。《医药新闻报之通电》，《申报》，1929年3月14日。《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传——上海特别市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言》，《申报》，1929年3月14日。《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申报》，1929年3月18日。左玉和：《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薛部长对于中医药存废问题之谈话》，《申报》，1929年3月22日。《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第86页。刘小斌：《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3期。《陈存仁致褚民谊函》，《医界春秋》第34期，1929年4月10日发行。《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新闻报》，1929年3月17日。《大公报》，1929年3月21日。陆士谔：《小闲话》，《金刚钻报》，1929年5月9日。陆士谔：《小闲话》，《金刚钻报》，1929年1月31日。《汪精卫主张根本废除中医中药》，《国医杂志》，1933年第15期，第37页。黄苍霖：《读汪院长在全国医师第三次茶会演说词感言》，《神州国医学报》，1934年第2卷第9期。《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续），《独立评论》第118号，1934年9月16日。何佩瑜：《汪精卫欲废国医药之我见》,《医界春秋》第83期，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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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世的一张天价照片: 冯用军 2016-6-29 14:2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由后人评说毛主席的贡献是主要方面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与其他7个人在毛泽东遗体旁手牵手合了影，这张照片真实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华国锋身穿一身深蓝毛式服装的他，站在最中间，以显示实际掌舵地位。华国锋的右边，是身着一身黑色服饰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江青的右边，是王洪文。最右侧站着的，是张春桥。华国锋左边站着的第一人，是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毛远新的左边是姚文元，再往左，是陈锡联、汪东兴。; 个人分类: CHAM胜美公司Corporation国安中心|1726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谈开创型学术的合作关系: benlion 2015-6-11 19:12; 门捷列夫、法拉第、爱迪生、瓦特等时代的科学或技术，相对简单，不需太复杂的实验和经费管理，普通人也能做， a ）现代版的中国民间科学与 b ）古代版民间技术，为何不同？至于在学生年代，就开创了领域或推动了方向，现代也有，不会很多。在国外，经常主动提供资料与导师讨论，也主动设计课题和实验请导师批准，多数情况不会同意，导师有自己的思路和方向，面试尤其如此，教授把自己的课题大致介绍一下，而后，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原则上导师与学生讨论，往往是一个判断学生是否具有能力完成导师的课题的一个判断，从学生那里学习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是遇到有天赋而又主动的学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双向关系，双方因素在导师是否 a ）赞成或看上学生的观点， b ）学生是否把自己独创的观点与导师分享，如， 1 ） T.Ideker 是 L.Hood 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看出系统生物学与 T.Ideker 关系很大，结果名气远不如 L.Hood ， 2 ） a ） R.Weiss 是 T.Knight 的博士生， b ） D.Endy 可能是博士后， a ）和 b ） 2 个的合成生物学来自同一个实验室或合作者，可以看出与 T.Knight 关系大， Endy 的名气就大得多 – 1 ）和 2a ） 2001 年发文章和 2002 年毕业。对比，我自己的观点， 1992 年到 2002 年没有一个导师或教授或同事接受；所以，作者就都是我一个人，这类现象说明什么？ 1995 年 -2000 年是我规模化的国际通信， 1999 年 -2001 年国际学术界已经历辩论和形成了趋势， 2001 年 -2003 年国际上系统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不同方向或子领域的科学家，向其各自的起点或课题方向转折点划线，彼此不相交，而是交会到一个点就是 1996 年 -1999 年我的系列观点。独创的思维，必然经历漫长的独立探索与思考，如， 1983 年在厦大形成的结构论思想，其原因就是几乎遍读了图书馆各类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思想部分，以及中西方关键的重要哲学书籍，而后，经历了 1983 年 -1993 年的系统科学与科学哲学、数学历史和中西方医学等研读；因而，完全属于个人探索与研究的产物。个人观点：当代理论科学和数学、信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艺术等领域，完全具备开展独立研究与开拓型学术的条件和社会机遇。 - （评论整理， 2011 年 -2015 年网络日记） -; 个人分类: 创新创业|1988 次阅读|2 个评论

实证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benlion 2015-5-5 22:59; 系统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关键在系统理论与实验技术的结合。 - 1992 年 -2012 年系统医学和哲学探索。 2007年 “春晖计划”，回国创业的动机是什么？从以色列到德国、英国，而后，山东、江苏到安徽的历史考察，起因于中西科学的李约瑟问题，由钱学森之问而引发了《沉思录》。希望通过企业行为而提供科学研究的资金，就过往的经历，对于自由的学术理论思考，中国大学不缺自由的时间也有充足的图书和文献，缺的是科研经费用于实验室和资助创造或创新的开拓型课题。美国的科学和工业建立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爱默生的精神独立等思想，以及爱迪生的工业科学等基础上。近代欧洲科学建立在经验主义和仪器发明及僧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建立，也是走向现代科学的关键。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起点，却不同在天主教传教士和前苏联科学的希腊拜占庭传统，不同于查里曼欧洲 ( 意大利、荷兰到法国和德国 ) 及英国的传统。（中亚到中欧的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欧洲大航海）欧洲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不仅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也研究东方文化和翻译东方文献，往往在论及西方科学尤其法国和德国思想时，忽视了欧洲对中国的论述 - 思想的交汇，也忽视了东方的技术与文艺复兴等关系。之所以有专利局职员的爱因斯坦、修道院的孟德尔，爱因斯坦爱用 “ 惊奇 ” ，以及一个玩童的形象就是好奇心和钻研心。轴心时代是人类理性的童年，当代由于传统文化的式微而可能热心于名利权之争，却忽视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才是根本，导致人生追求的境界降低，从而对科学和技术欠缺内在的兴趣和推动发展的因素。（ 2011 年 -2015 年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380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西方文明 - 比较: benlion 2015-1-17 17:21; 希腊进入拜占庭神权文明时期一千年，恰好是中国君权文明的发展时期。欧洲经历了：1）文艺复兴到地理发现，查理曼欧洲开启文艺复兴，神权模式向君权模式转型；2）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实验科学和机械化工业的商权文明建立过程；3）启蒙运动到工艺美术运动等3个发展阶段。其中，阶段1）的中国是元朝到明朝大航海，阶段2）到阶段3）中国是明清朝。 19世纪，细胞学说和原子模型的建立和电气化能源的发展，以及公务员文职制度的形成，人类才进入了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国秦汉朝到明清朝，形成中古代君权文明模式的建立与衰落历程，而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时期，相应，欧洲是现代文明，进入物理学革命、信息化技术和实验医学的发展阶段。 19世纪，实验生物学和医学奠基，20世纪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物理学、化学技术应用于生物化学分析和分子结构解析；2）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同时，理论和数学生物学；3）纳米生物学、转基因技术，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4）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等。因而，经历60年代-80年代的学术断层，在当前出现不同阶段的科学和技术同时引进中国的现象。 -（传统与未来）-; 个人分类: 历史|2279 次阅读|1 个评论

03文明体的边界: benlion 2014-11-23 12:46; 一个文明体是由文化和体制构成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精神论与结构论，分别属于无形与有形的研究，或以道家的思想来看是“道”与“器”的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而非常名，这是“精神”的特征，精神或思想贯穿在器物的设计与制造理念之中，一个文明体也蕴含了自身的精神或灵魂，也就是文化精神或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释、道”分立而又合一的精神，“释”家传统来自印度，而在中国传统中3家合一的是人伦精神或“人文”哲学，其实，也可以转向自然精神或科学思想。道法自然的“自然”是自己所然的宗教精神，也可以转换到自然万物运行的机理思考 - 自然哲学，而“释”和“儒”家*，也可转换到心理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偏向科学哲学的思考。然而，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一个面强化了，另一个面就可能相对弱化；因而，文化体系的学科分类，以及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关联理清，就成为一个文化体系的组织化发展模式，或文化进化和文明体的模式转型。人类起源和文明进化，经历了一系列文明体的建立、发展与衰落，而后来的文明体，往往继承了以往文明体的部分文化和部分体制，却形成了整体意义上的新文明体。尽管，不同文明体，可能存在构成的相同要素，却可能由于内在精神和思想的不同，从而，成为了不同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体。注*：印度教和佛教对现代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等有一定影响，如，叔本华哲学、荣格心理学等。文化的路径，可以是宗教的“儒释道”诠释-“社会、精神、自然”哲学-人文与科学等。 -（环太平洋文明）-; 个人分类: future|2027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西洋文明 – 近现代社会转型: benlion 2014-2-9 21:29; 欧洲，地中海意大利到达芬奇时代，仍然是工程和技术、艺术的发展，而到荷兰的北海和北大西洋区域，却开始了哲学和思想、方法或艺术风格等转变，从而，形成了实验与系统科学、分析与综合哲学、写实与抽象艺术的近现代转型。古代中国发明的风筝、火箭鞭炮、孔明灯等，也许认为只是玩具；然而，近现代工程设计就是制作模型。古代中国建立中医、中药理论，也许表象视为非逻辑的比类思维；然而，近现代实证科学发展，重要的是数学模型建立。也就是说，中西文化比较和现代化研究和诠释，应该从方法层面去思考。同样，在比较儒家 13 经与犹太教圣经，应该从古代的历史和古代社会的思维和表述方法去理解与分析。可以很明确的是人类文明从起源、分化等到交流和融合，构成一个历史、地理的演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尤其，在后现代艺术中，可明显看到全球不同民族文化的汇合和交融。因而，应该以一个开放、开明的文化精神，面向历史，面向世界，创造未来的文明。 - （商战天下 04 ） -; 个人分类: 2014y|2042 次阅读|0 个评论

事故致因链可分为古典、近代和现代链，粗浅看法: 热度 1 Greg66 2012-9-3 21:31; 古典事故致因链，只从事故引发者的个人特质上找原因，海因里希最终追溯到个人的血统因素和成长环境因素。近代事故致因链，把管理因素作为事故的根本原因，但未将管理因素具体化，难于实践操作；现代事故致因链，把管理因素作为事故的根本原因，且将管理因素具体化，便于实践操作。; 4903 次阅读|2 个评论

人类社会的迁徙: benlion 2012-6-14 10:00; 人类轴心时代 – 希腊、波斯（犹太教）、印度（佛教）、华夏文化是理性的曙光，在宗教上走向去等级偶像，在思想上建立了自然、社会和精神哲学。人类的大迁徙，古代是以埃及 - 巴比伦为轴心的西到中非洲、东到中美洲，近代地理大发现是欧洲扩展到环太平洋，而今亚洲民族向欧美、澳洲移民。以中东为宗教中心，西方偏重于天文、几何和物理学，东方偏重于社会、心理和生物学；因而，在欧洲近代诞生实验科学，而现代发展到东方思维的系统科学，现代导致物理学革命和现代艺术形成。 20 世纪的计算机科学发展，社会 - 心理 - 生物学和生物 - 化学 - 物理学综合，系统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工程，从生态学、生理学发展到遗传学和分子细胞层次的研究。近代捷克孟德尔、英国达尔文在欧洲奠基了经典遗传学、进化论，英国和美国奠基了分子遗传学。 1994 年中国发表系统遗传学概念与方法， 1996 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转基因动物学术研讨会上论述和 2003 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重述， 1999 年在德国筹建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国际协会。 2000 年美国和日本建立系统生物学研究所；那么，意味着以中国 - 澳大利亚为轴线的环太平洋时代将会到来。人类文明的创造中心，经历了埃及 - 巴比伦时期和中国、欧洲和英联邦-美国时期，俄国 - 印度、巴西 - 南非发展，进入东亚 - 澳洲时期， 21 世纪的未来美国仍然将是世界科技与文化创新中心吗？; 2396 次阅读|0 个评论

朱联营：中华民族近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孕育及产生: kexuechuanbo 2010-9-20 18:08; 中华民族近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孕育及产生;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2409 次阅读|0 个评论

论语: jove20020 2010-5-10 22:41; 如今社会风气中充满着浮躁，难免个人也浮躁，可是若想独立于社会又是多么难，但是还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应该说是作为人的底线，若能自认不是人，那就另当别论，谁也无法，只能说，随他去吧。不过如今能很好解释论语的人也不多，以后小博会贴出一位牛人对论语的解释，个人观点，其解释的非常不错。今天就贴出论语全文，仅供朋友欣赏。《论语》全文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为政第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或问谛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徼如也，绎如也。以成。”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里仁第四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公冶长第五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宰予旦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伥。”子曰：“伥也欲。焉得刚！”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悦，何如其知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雍也第六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锌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子曰：“不有祝跎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学与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子之所慎：齐，战，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雎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泰伯第八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子罕第九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衣敝韫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祈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是室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乡党第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君子，椒错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谵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椒措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枧，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诊浠裕，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霓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抉。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谒，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伺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先进第十一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曰：“其言也仞，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吾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 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路第十三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苣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屑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之；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缌缌、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缌缌，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戒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宪问第十四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鏖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无诲乎？”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砣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铿铿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卫灵公第十五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如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子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曰：“伺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阳货第十七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佛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微子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和苕，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鼓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娲。子张第十九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尧曰第二十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个人分类: 科研随笔|1055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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