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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安静的人:一个急诊医生的晚班记事
热度 2 chinese1man 2014-3-1 16:27
  喧嚣的世界很忙碌,大家似乎都在追寻着现世的利益,丝毫不管心灵的安静。   这不过是无数个喧嚣的夜晚中的一个,它只是试图记载一个职业医生的工作剪影而已。   又是一个急诊晚班的时候,还好,不是最忙的急诊中班。最忙的急诊中班就诊高峰在下午正常白班下班后开始出现,到晚上七八点到达最繁忙的时间段。这时候人流往往会骤然增多,如果碰巧遇上病情复杂的,就不是简单的三五分钟可以解决一个病人的。这两天可能是气候适宜吧,一般情况下急诊人流并不算大。但今天却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五个病人,可能大家都赶着在睡觉前看病吧,免得有啥不舒服顶不住后半夜再往医院跑。   一个二十二岁的女性,神情忧郁地在一大帮男女老少的陪同下走入诊室。刚一进诊室,就有一个陪同的青年女子大声喊着:医生,快点,给她打个止痛针吧!   我问那个表情忧郁的女性:你哪里痛?啥时候开始痛的?怎么个痛法?.........   她回答说是发热四天了,最近两天胸口有点痛,阵发性的,已经在很多家医院看过了,还打过吊针,都不管用。   体温检测的结果是低热:37.6C,我重点地检查了她的喉咙、肺部和心脏,发现咽部稍稍充血,扁桃体不大,双肺呼吸音清晰,没有异常呼吸音,心脏体检也没有异常。患者沉默不语,看着她忧郁痛苦的表情,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几个青年肺病病人。他们虽是壮年,却或者有胸水,或者气胸、或者结核病灶。我初步考虑患者呼吸道感染可能,不能除外肺部病变,于是给她开出了胸片和血常规检查。   结果回来后,我看着正常表现的胸片和显示细菌感染的血常规,正在考虑她为何会胸痛,还是那个很大声的女性陪同者这是生气了:检查都出来了,你还不能诊断吗?   我没有理她,再次检查患者。她依旧沉默而忧郁,我注意到她的右乳上方的胸痛和右上肢活动有关,这次她的一个男性同伴才说道,她这两天搬重物拉伤了上肢肌肉。   唉!遇上这么沉默的患者真是没办法?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呼吸道细菌感染性发热合并右侧胸肌拉伤的病例而已!   由于患者已经在院外某诊所开了一大批药物,我处方了止痛剂后,请患者往外科进一步就诊。   今天病人虽不多,但大家都挤在诊室里,都是很急的样子,迫不及待........我不得已大声呼喊,请未叫到号的患者到外面等候,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听得到.........   继续接诊,这个是八十二的老妇人,由女儿女婿陪同进来。   老人诉说咳嗽、发热气促一天了,大量咯浓稠痰,还有胸闷,晚上没法睡觉。   我才刚刚开始检查老人的肺部,坐在一旁的患者的女儿就开始大声和我说,开药给老人打针。对于这种高龄的脏器功能普遍减退的病人我可不敢轻视,说不定他们身上正潜伏着很严重的致命性疾病呢!   我仔细地检查心肺等重要脏器,并询问老年病史,家属诉说有高血压、冠心病史。体检后发现,血压正常范围内,心脏未见异常,但是双肺广泛哮鸣音。再次询问病史没有哮喘病史。   综合考虑为肺部感染合并小气道痉挛,对于这种老年人还得除外心脏情况。我建议做个心电图、胸片和血常规。   家属直接粗暴拒绝,并非常野蛮的表示拒绝住院,只是想来打些可以消炎的吊针。   我只得认真记录谈话内容及家属决定,请家属签字确认,责任自负。   高龄老人往往多脏器功能受损,出现意外的情况很不少见........责任大于山啊?   面对家属粗暴野蛮态度的时刻,我真的有种想拒看病人的冲动:人家不信任你,你干嘛还如此认真地看呢?我想起了古代神医扁鹊关于“六不治”的论述:“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看来即使神医如扁鹊也有着类似的医患处境,何况我等无名小辈。其实我国医师法也注意到此种现象,把“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准则写入第二十一条第五点。   当时我内心非常郁闷,仍然得坚持表面平静地看完病人,耐心解释病情,但是还是感觉自己有点心理应激反应:头脑一阵发胀,一种想大声喊叫的冲动。但是我的职业与身份却告诉我,我是天使和圣人,我必须慈祥和平静。   凌晨的时候,去留观室巡房,看到那位老妇人气促有所缓解了,而她的女儿也安静地陪在旁边。   人是非常多样化的灵长类,每个人都处在一种特定的状态中,或者安静或者焦虑,或者.......做医生,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形,有时候甚至是极端的状况。   我这些年不知是见得多了,还是自己年龄大了,对这种事情已经很能容忍了,表现得安静很多了。毕竟我们能控制的只是自己,其它人处于啥样的状态我们很少能够改变。中国的医院,多数类似于赶集的庙会或者菜市场,而不是一个寻求肉体或者心灵痛苦得到缓解的神圣所在。医院的病人多而嘈杂急躁的状况在夜晚的急诊得到充分的演绎,无论病情缓急,多数人都没有耐性等待,而且多数人对于医疗作用本身的效果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意淫。不过我已经习惯这些了.........   凌晨四点,终于没有病人要处理了,我再去留观室巡视了一遍留观的病人,多数病人已经睡着了。我边抓紧时间闪入对面昏暗而不通风的值班房,非常舒服地在吱吱呀呀的铁架床上躺下来。刚刚睡得正香,却又被护士进来通知有新的病人就诊,我随即起身穿上工作服走出来。我在走过走廊去往诊室的时候,遇到一群青年男女在闹混混地围着一个手上绑着绷带的男子在大声喧哗。我看一看护士和其它病人很无奈的样子,仔细注意到这群青年男女手上并没有刀棒之类的凶器,于是走过去,轻拍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低声说:   兄弟,安静点,这是医院!   那男子瞅了一下略显愠怒、表情严肃的我,小声呢喃到:我没有大声啊。但是那群喧哗的男女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写于2011年春急诊轮班之时,部分内容曾在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在线》发表过)
个人分类: 临床手记|294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笑蜀:我的台湾转型之旅
热度 2 fqng1008 2013-8-15 08:54
1 白云在风中轻轻飘散,倾斜的大地一点点露出真容。蜿蜒的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沉静的村庄 , 机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桃园机场,到了。 身边的乘客躁动起来,他们大多戴着同样制式的太阳帽,听口音,显然是来自广东沿海的旅行团,黢黑的脸上写满好奇。我一样按捺不住好奇,飞机刚停稳,就紧随人流涌向舱门。 舱门阳光灿烂。传说中的台湾,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无遮无拦。 邂逅马场町 来机场接我的是老朋友林先生。好久不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一路上我更感兴趣的,却是看。扑面而来的风景,让我应接不暇。别的不提,单是路边广告牌组成的繁体字峡谷,就令我兴奋不已,仿佛回到了老民国。 越野车经过一座高架桥。桥下一个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 “这就是马场町纪念公园。”林先生不无自豪地说:“是小弟我在台北民政局局长任上,主持修建的。” “这公园很特别么?” “当然特别。”林先生说:“这是50年代台湾枪杀政治犯的地方。仅仅5年当中,被枪杀的政治犯就多达四五千人呢。” 我恍然大悟。马场町,不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 国防部参谋次长” 吴石中将的亡命处么?吴石而外, 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副官 夏曦上校、中共华东局特派员 朱枫,皆同年同月同日遇难于此。三年前 《潜伏2》在台湾开拍,剧组人员还曾前往马场町集体凭吊。 灵感闪电般掠过脑海,我的好奇随之转向,路边的风景不再重要。 来台前,邀请我的台湾朋友告诫我说:不要带什么任务来,你在大陆这几年很累,来台两月,主要就是休息,调养。我也确实打算就这么办。但邂逅马场町给我意外的震撼,我决定改变访台行程。 我把决定告诉了林先生。他沉吟半晌,说:“你这题目太大,两个月不够用。” 我说:这先不管,先只问,台湾有人做么? 林先生摇摇头:不多。 我说:这正常。马场町,以及整个两蒋时代的国家暴力,以及国家暴力制造的种种苦难,于今天的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从我们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决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发的邪恶,尤其仇恨引发的国家暴力,这些问题到底如何面对,在台湾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陆,将来一定是坎。 林先生知道我素来固执,叹口气:“好吧,听你的。明天我找一个朋友,陪你先去马场町走走。”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暮色从四围悄悄涌上来,淹没了淡水河两岸。越野车开进我落脚的台北市万华区一个老旧的眷村。用谷歌搜索,发现马场町竟只有一箭之遥——就在青年公园南边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灵都需要尊重 说起马场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这插曲,当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亚洲周刊》上有过铺陈: 1999 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 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徐宗懋忧心忡忡;作为决策者的龙应台,其时也不平静。她后来追忆: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不能不佩服龙应台的勇气和决断。尽管她预见到会有政治风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还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话说,特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政治风暴如期而至,但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查办,没有撤职,没有迫害。最多无非一些报章口水而已。 这次打破禁忌,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集体突破,人权观上的一个突破。吴石、陈宝仓、夏曦、朱枫,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包括后来同样被枪杀于马场町的国民党大员陈仪,亦因策动旧属汤恩伯投共而遇难。马场町数千死难者,多数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讲,马场町可以说是台湾左翼的圣地,有如耶路撒冷哭墙之于犹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对今天的台湾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纵然如此,今天的台湾社会对他们已然没有丝毫偏见。以政府出资修建马场町纪念公园,没有人去冲击政府,没有人去马场町砸场子,也没有人报复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龙应台。5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开展,马英九还以台北市市长身份前往参观和致哀。以后 每年,马场町都会举行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2005年秋祭,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党向在场者深深地鞠躬,深深地致歉。 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道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人道,李将军等南军将士战后都受到善待,居然 没有推出一个战犯,没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还可以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隆重欢迎李将军,用鲜花,甚至是礼炮。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 普世人权,这就是现代文明。这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何止这些,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赶到马场町。让我惊讶的是,马场町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凝重,阴沉。大片大片草坪绿到醉人;新店溪水温婉活泼;两岸到处是密密的苇丛,不知名的鸟儿在芦苇中鸣叫,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沿着新店溪延伸的悠长的绿道,有老人牵手散步,有情侣在路边留影,有年轻人骑着单车飞奔。那么的和平安详,那么的青春飞扬,哪有一丝一毫凄风苦雨。 但越是如此,广场中央的土丘就越是显得突兀,越是容易引发好奇和追问。 土丘表面,也已经长满了青草。让人难以想象,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层层的血迹——据说,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土丘。 2 土丘正面,有一个浅浅的大理石碑。是谓“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一律烫金,显得高贵肃穆: 碑文云: 1950 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3 4 黑洞二二八 马场町之后的第二个行程,是参观“国家228纪念馆”。 纪念馆设于市中心 泉州街與南海路的交叉路口 ,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两层砖楼的“台湾教育会馆”,历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均在此举办,堪称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界的盛会。1945年台湾光复后,借用教育会馆作省参议会办公场所,二二八期间,台湾省参议会牺牲惨重,教育会馆因此成为二二八的历史见证。1959年,美国新闻处迁入,这里又升级为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潮的传播中心,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推手;1979年,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新闻处易名为美国文化中心,总算实至名归。 5 2006 年7月,教育会馆被 核定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址; 2011 年 2 月 28 日开馆营运。我去那天是3月27号,刚好营运一年。纪念馆外墙上,正挂着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幅广告,即“二二八人权影展”的广告,包括《伤痕228》、《228母亲》、《天马茶房》、《再见曼德拉》、《寻找太平轮》、《牵阮的手》、《飞越高墙的声援信》在内总共26部人权纪录片,赫然在列;可谓声势浩大。赞助单位为台湾“内政部”,亦可见其规格之高。 跨入一楼门厅,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墙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环绕;各处指示牌,画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简直成了展馆的标志物,烘托出整个展馆的主调:宁静、优雅而忧伤。门厅挂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反复播放各种悼念仪式,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默哀镜头。下图是二二八平反后台湾历届“总统”凭吊亡魂的现场图片,无论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其真诚是不用怀疑的,颇令人动容。 6 7 8 纪念馆一楼的去处,主要是多功能展演厅,很多重要的追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二楼为受难者主题展室和特展室。主题展室一幅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说的,正好是我想说的: 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 9 可能因为当天是工作日,台湾人都要上班,陆客则对二二八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所以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的走,静静的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对二二八的前世今生,当然不会陌生。但尽管如此,亲历二二八纪念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了很多闻所未闻。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变,跟当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头小贩遭遇国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愤,官逼民反。只不过“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败了。但二二八纪念馆披露的史料告诉我,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10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底恶化到何等程度?举一个例就够了: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 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 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4月15日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11 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228事件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的“三十二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 另有如下要求: 县市长直选,县市参议员同时改选; 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12 但是,台湾民众的民主要求,并不曾进入政治中枢的视野,而遭遇国民党当局层层阻截。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呈送蒋介石的情报中,极力扭曲事件的性质,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譬如,称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浪人,全省约有12万人。又称参与者并非单纯要求政治变革,而怀有叛国、独立、夺权之阴谋。中统局长叶秀峰,即据此建议蒋介石加派劲旅3师赴台。蒋介石确信事态严重,决定镇压,跟情治机构的刻意误导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从一开始,二二八就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军统全面渗透。最成功的案例,是军统特务许德辉潜入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出任处委会下属的“忠义服务队”总队长。处委会及整个民间一举一动,尽在其掌握之中。军统特务甚至煽动夺权,鼓吹攻击圆山。后来被列为“叛国罪证”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所附十项要求,亦有军统参与其中。事后,凡属极端行为的鼓动者,以及处委会政务局部分重要人员,竟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血雨腥风中得到军统庇护,无疑都是军统卧底。 13 在台湾民众一方,其实最怕决斗。道理很简单,早不是冷兵器时代,手无寸铁的平民拿什么跟国家机器决斗?处委会到处解释二二八,恳请各方了解真相,消除误会。但所有解释都归于无用,血洗台湾已经是最高决策,不可阻挡。3月7日,陈仪致电各县市参议会,承诺启动以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 下属 张慕陶发表讲话,“愿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欺骗,都是缓兵之计。冤沉海底,六十年后才逐渐大白于天下。 然而,死者长已矣。 14 228 大屠杀到底杀了多少人?今天仍众说纷纭。我到台湾时,台湾老军头、前“行政院”院长郝伯村刚刚放言,说228死难者不过区区百人,严辞抨击论敌夸大其词,伤亡过万纯属虚构。郝伯村此说令台湾舆论大哗。一位台湾朋友当天晚上就给我发来一篇文章,以亲身经历反驳郝伯村。 在批评者看来,郝伯村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死亡数字不靠谱,更在于其面对历史大悲剧的轻佻。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惟有强词夺理。这跟台湾现在所处的时代,跟台湾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跟台湾社会所达成的文明共识,实在落差太大。 批评者跟郝伯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说批评者所最痛心的,不仅在于死难者之众,还在于死难者多为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台湾228之劫,亦可称作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粗粗列举,即有如下诸位: 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 林茂生 省参议员 王添灯 大公企业董事长 陈炘? 省教育处副处长 宋斐如 高等法院推事 吴鸿麒 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 李瑞汉 医学博士 施江南 台湾新生报总经理 阮朝日 台北市参议员、医师 黄朝生 台北市参议员 徐春卿 台北市参议员 陈屋 台北市参议员 李仁贵 基隆市参议会副会长 杨元丁 制宪国大代表、省参议员 林连宗 制宪国大代表、花莲县参议会议长 张七郎 嘉义市参议员、台湾最著名之画家 陈澄波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潘木枝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卢炳钦 高雄市参议员 黄赐 高雄市参议员 王石定 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 叶秋木 二二八一役,台湾精英,几乎可说是委地以尽。这对台湾的民气士气,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二十多年,台湾社会一直处于低迷乃至萎靡状态,到了1970年代才开始重振,反对运动才重上轨道。而对我个人来说,最怵目惊心的还不是通常所称的精英之劫,最怵目惊心的是死难精英中多数属于议员、医师、律师一类的中产精英,属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则,试图弥合官民裂痕、调停官民冲突、避免最大社会成本的中道精英。 极端之来,如水银泻地,哪会有中道立足的空间。这,或许是参观二二八纪念馆给我的最大启示? 景美沧桑 如果说马场町主要是杀人的地方,景美则主要是关人的地方。景美因此跟马场町、二二八纪念馆齐名,理所当然要纳入我的台北行程。 说到景美,大陆读者知道的可能不多。但说到美丽岛大审,说到雷震案、江南案,就没几人不知道了。这几个大案当年都在景美开庭。最轰动则非美丽岛大审莫属。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像过去那样完全黑箱操作,遂由蒋经国拍板,审判全程公开,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这给了反对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把法庭当战场,当着全世界的面,系统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1980 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等反对派领导人,一时国际媒体云集。这大概是景美历史上最风光的日子,不仅成就了景美,更成就了反对派领导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后来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民进党主席,台湾“总统”、“副总统”,高雄市市长等一众政治巨星,直到今天还活跃在台湾政坛上。 15 景美位于 台北市新店区秀朗桥下 。其空间分布,西侧是“警总”军法处所在地,东侧是“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主要功能是军法审判,同时集羁押、服刑和移送监狱等角色于一身。在押犯高峰时多达1548人,通常情况下也有200到400人。作家柏杨 、 李敖 、 陈映真;反对派领袖吕秀莲 、 陈菊 、 林义雄 、 施明德 、 黄信介 ; 传播界名流崔小平;情治界大佬汪希苓等,都曾经是它的阶下囚。 16 园区主要由军事法庭、展演厅、仁爱楼押房、汪希苓特区等组成。最吸引我的军事法庭,反而最低调,最朴素,不过一排浅浅的平房而已。如果不说它的来历,有谁会相信,那里面曾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 17 军法审判,是台湾威权政治的独特景观。但凡政治案件,皆不走常规法律程序,而交由军事法庭,受难者以平民之身接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的最大特点,是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羁押超过一年多之后,军事法庭才开始审理。而且都是秘密审判,没有调查,只有宣判,法官念完主文即草草结束。无须证据,以特务刑求取供的自白书为判刑惟一依据;而且多数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即便有,也是当局指派,纯粹演戏而已;总之嫌疑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当局可以在暗无天日之中予取予求。 而所有大案要案,均须层层上报,最后呈送蒋介石案头,经蒋介石批示、盖章才能定刑。即最高操盘手皆为蒋介石本人,其他环节傀儡而已。一般來說,军法审判最轻的结果是所谓感訓,类似大陆的劳教;有罪判决通常从 5 年起跳;组织罪最重,党员最少 10 ~ 15 年;干部(如小组长、支部书记)非无期,即死刑。 此外还有两种附加刑罚。一是剥夺公权,一是没收财产。后者尤其邪恶:凡以《惩治叛乱条例》治罪者,判刑十年以上即可没收财产。被没收的财产大部分用来支付办案费用、办案奖金和告密奖金。告密奖金一度占到被没收财产的 30% ,办案奖金占到35%,甚至有超领到50%的情况。领办案奖金最多的是保安司令部,而保安司令部的领奖单位就包括了军法处。这即意味杀人有奖,杀人越多奖金越多。这就给了杀人者以巨大动力,可借国家正义之名,行谋财害命之实。 18 19 如此,则威权时代台湾的政治案件,出错是必然,不出错是偶然。毒刑拷打,威逼利诱,是通用手段。4千到5千遇难者中,冤魂不知凡几。 从军法处前行数百米进入所谓“仁爱楼”,即军法处看守所。三层楼,大小 押房一共 62 间 , 小押房仅关一人 , 大押房可关至四到八人。男女关在不同的地方 , 女性押房通常在二楼。押房格局密闭 ,仅于 铁门上装一小窗 , 供监控人员借此随时窥视人犯动静 。 靠走廊的墙壁下方,另有长方形洞口 , 供杂役从这里收送物品。押房內有一播放器 , 是一个可放音也可收音的机器 , 所以人犯的对话也会被偷听到。 一楼右侧属于外疫区,分布着各类监狱工厂。有手工艺工厂、洗衣厂、缝衣厂,还有监狱图书馆、犯人食堂。 许多犯人在判决后,并未移监,而是由看守所“代监执行”,军法处也就得以利用政治犯的“剩余价值”承包政府工程。虽然“外役”劳动强度不小,但不必整天关在牢里,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还有微薄的工资补贴日用,所以犯人都乐于参加。他们中不乏能工巧匠,其作品往往属于高级工艺品,譬如圣诞卡、蛋壳画、京剧脸谱等等,这些产品一般交由观光饭店或工艺品商店收购,再转卖给外国观光客。有的犯人身无长技,给难友当学徒,居然也学得一身绝技,成为艺术家,生计从此不是问题。 20 犯人田志敏就有这样的奇遇。田是江苏人,随部队来台,在陆军步校服务。1956年先被控倒卖军品,1958年又被控14岁接受中共的行政训练,判刑15年。这个本来运气坏透了的人,入狱后却时来运转,学会了彩绘蛋和贝壳画。获释后没工作,就加入难友翁廷倩的服务社,重操贝壳画旧业。结果不仅谋得一条生路,更与翁太太的妹妹相恋成婚。婚后自己开店,作品远销日本和菲律宾,名动一时。 “仁爱楼”一楼左侧,有医务室,福利社,会见室,基本属于办公区。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医务室。而医务室之所以传奇,主要因为一个叫陈中统的犯人医生。 说到陈中统,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1971 年 6 月 11 日,难友崔小平让陈中统给她注射。两人一边注射一边聊天。崔小平问他:有小孩么?他说:才结婚一个多星期就被捕,怎么可能?崔小平打趣说:“那也不一定啊!”陈中统急了,一本正经的解释:“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 崔小平听了大笑不已。 但很快,陈中统真有了小孩,而且不止一个。以致李敖 后来在文章中戏称:陈中统的精子会飞越监狱高墙。 这是咋回事?陈中统的精子当然不可能飞越监狱高墙,这一切只跟陈中统的特殊身份即医生身份相关——因为他的医术高明,所以看守所长官常常让他外出给自己眷属看病。他就利用这机会, 常常 溜回家跟太太团聚,因此服刑期間,他的太太居然给他生了两个小孩。真是一点不耽误。 从跟崔小平的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多么朴实和憨厚。但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历的陈中统,当然绝不笨,而是大智若愚。正是这大智若愚,让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创造了让蒋介石政权大丢脸面的奇迹。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政治犯名单泄密事件。 有迫害,有政治犯,当然就有人道救援。由于岛内民间力量有限,所以整个60-80年代,台湾的政治犯救援主要靠海外。但海外有心,也要岛内配合呀。蒋介石政权脸厚不怕开水烫,对国际社会一口咬定台湾一个政治犯没有,海外拿不到证据驳斥,也只能干瞪眼。 这时就轮到陈中统起作用了。他一方面从病历资料中整理政治犯名单,一方面趁着帮新到的政治犯检查身体, 蒐集更多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新名单交给蔡财源。总共四百多名的政治犯名单,辗转寄往海外,并在美、日、欧多国媒体上发布。 21 救援台湾政治犯的全球风暴至此平地而起,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权始料未及,狼狈之极。报复非常惨烈,所方全面清查,主要参与者蔡财源首当其冲,除了饱受刑求,还多判了三年。其他参与者,也都无一漏网。但是,他们的牺牲没白费。国际救援大潮的兴起,正好跟1980年代台湾反对运动的高涨同步,岛内岛外彼此呼应,形成巨大合力,最终成功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22 景美的最后一个看点,是汪希苓寓所。汪是台湾“军事情报局”局长。1985年的江南案激怒了美国(江南持有美国国籍),为给美国一个交代,小蒋不得不对汪治罪。汪和副手胡仪敏双双下狱,汪本人被判无期,关进景美看守所为他量身定制的 “特区”。“特区”四周以高墙与园区区隔,內部设施完善,有客厅、厨房、卧室及高级卫浴设备,屋外有散步专用的小庭院,门口还设有传达室。汪被囚景美期间,其妻常来探视,可自由进出。这已经够优待了,但汪还是不能忍受,三年后以心律不齐及忧郁症为由,迁入阳明山情报学校。这座因“江南案”而盖的特別囚禁区,此后再没有关押过其他人犯。 23 今天的景美,已经是台湾的人权教育地标,叫做“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仅在2007年12月8日到28日的二十天中,就推出多场活动,几乎无日不有: ★政治受难者艺术创作展 每周六、日 ★体验监狱风云 每周六、日 ★人人有权影展 每周六、日(首周末除外) ★人权摊位市集 首周六、日 ★仁爱楼创意市集 每周六 ★摇滚看守所 每周日(首周除外) ★导览活动 每周六、日 2009 年,台湾“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也在景美举行,马英九前往出席。 2010 年7月,台湾“文建会”规划整合景美、绿岛两座人权园区,筹建“国家人权博物馆”。 2011 年中华民国百年纪念,景美又为全岛教师举办一月一度的人权讲堂,包括重温人权历史、人权影片赏析、书写台湾人权等三大议题。主要目的,即为“ 增进教师对人权教育的知能,并将人权理念融入各课程教学中,以及让社会大众了解人权、民主及自由的內涵与价值,启发思考人权的价值,并实践于生活中。” 24 25 最让人感动的,则是孩子们的参与。笔者曾读到一份对景美历史的研究论文,作者是台北市的两个中学生。在大量阅读和调查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出生在八0的我们,不曾经历过戒严时期这一段残忍的年代,成长至今,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普通,实在很难想像以前那种残害人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做这篇论文时,我们有访问过当时的受害者,看着他们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时,真的觉得很伟大,因为他们愿意再次掀开自己的伤口,和別人分享悲惨的过去,而且咳可以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的述说着自己那段伤痛,没有泪水,只有释怀。也因为有这些事情的经过,让他们对人生的体悟更深了,更有宽恕和包容的心。 在我们享有自由、民主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想想这一切的幕后功臣,是用他们流汗、流泪、流血甚至失去生命而造就出来的民主社会。虽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的政府对他们也采取赔偿政策,但是对他們的伤害却是一辈子的;不过也因为他们的牺牲,造就了我们现在自由的世界。有一句古言是这么说的:“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 这说得多好啊。台湾当局自诩以“人权立国”。而欲以“人权立国”,必先以“人权立教”。这点,台湾的确是已经做到了。 绿岛爱情故事 绿岛是我的台湾转型之旅的最后一站。 跟对景美的陌生相反,大陆读者对绿岛再熟悉不过。80年代即在大陆流行的一首歌儿《绿岛小夜曲》,它所传递的浪漫和温馨,应该是大陆读者对绿岛的主要印象。 绿岛的风光,的确跟小夜曲一样迷人。这没有争议。曾经的火烧岛,今天已经是满目苍翠,尤其是绿岛白塔一带,漫山遍野的铁炮百合迎风摇曳,真让人沉醉,恍若置身纯洁的天堂。 但这当然不是绿岛的全部。从绿岛所谓“新生训导处”,向燕子洞方向步行约摸一公里,就会发现一个阴森的去处,跟整个绿岛的阳光、明媚形成鲜明对照的去处,那就是通常所称的“十三中队公墓”。 这也是绿岛,代表着流放、监禁、孤独和死亡的恐怖绿岛。多少无辜的冤魂在这里徘徊。其中既有遇难的政治犯,也有监管他们的绿岛官兵。其中许多官兵来自大陆,乡关何处、亲人何在都已经无从查考,所以死后无人认领,成了永在异乡的孤魂野鬼,墓碑被恣长的野草大半掩埋,任凭风吹雨打,皆无人问津。我去的时候,曾经惊跑了一大群的黄羊,这大概是绿岛上惟一经常陪伴他们的生灵吧。 26 代表绿岛这另一面的,还有所谓绿岛山庄。山庄,多么优雅的名字,然而绿岛山庄却是半点优雅也没有,而是封闭型的重型监狱。现在已经是绿岛人权博物馆的一部分。展馆大厅的大方桌上,摆着一叠叠的重犯判决书和申诉书——当然不是原件,都是复制品。从厚厚的故纸堆中,我居然侥幸找出了当年雷震给狱方的申诉书和陈中统的判决书。 27 28 但即便在最黑暗、最恐怖的年代,还是有人性在,甚至,有爱情在。我在绿岛期间,就曾听说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苏素霞。她的情郎叫曾国英,1962被判十年流放绿岛。那时狱方把有文艺天分的犯人组织起来,经常在岛内巡回演出。有些演出是跟绿岛本土的年轻人合作的。曾国英和苏素霞,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绿岛乡长的侄女,两人因此得以在巡回表演团结识,并相爱。 29 这爱情显然是犯忌的。不被祝福也不能公开。但终于有一天,还是被狱方一个姓刘的保防官窥破。刘姓保防官一直苦苦追求苏素霞而不可得,最后发现苏素霞爱上竟是政治犯,不禁抓狂,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了曾国英身上。 曾国英因此厄运临头。他被关进海边碉堡,那里不能屈不能伸,自然也不能走动和睡觉。每天只有三个馒头和盐水。苏素霞急坏了,为了挽救情郎,她被迫答应了刘姓保防官的求婚,作为把曾国英送回原单位的交换条件。 但是,这个刚烈的女子当然不可能接受如此婚姻。婚宴现场她就失踪了,任家人百般寻找,也不见一缕痕迹。后来才发现,原来当天她已喝下毒药,为曾国英殉情自杀。她的骨灰,四十年后才被台籍老兵许昭荣在台东海山寺的地下室找到。 苏素霞的悲情故事,现在已经被拍成电视剧,被谱成歌曲,在台湾到处传唱。政治力无论怎样强悍,也不可能征服人性,这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正因为人性的顽强,台湾才终于冲破了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进入到成熟的民主时代,人权至上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犹如当初赤壁般的火烧岛,终于演化成今天生机盎然的真正的绿岛。 绿岛的海边,有著名的人权纪念碑,但它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墙上写满了受害者尤其死难者的名字。那不是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魂灵,如天上的星星在凝视着后人。 30 是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和生命,为台湾趟出了今天。从人权纪念碑的缓坡走出去,那就是今天,就是今天的台湾,有灿烂的阳光和和煦的春风,有温柔的海浪和悠悠飞翔的海鸥。多美,多好。 但是,不能忘了,永远不能忘了,那地下的幽暗。 (原载本期《新周刊》。景美大门图片和苏素霞图片取自台湾网站,其余图片皆为本人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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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价值标准的历史变革
热度 1 周可真 2013-7-19 21:42
在哲学上,价值是标志实践的范畴。多样价值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构成价值关系的过程,实践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价值世界。 人的需要是价值赖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客观性在其尚未被人意识到的时候,是一种自在的、与动物本能无本质差异的人的本能。人的活动并不直接地受其本能的支配或影响,直接地影响并支配其活动的乃是其自觉到的并努力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使之实现的需要,这种反映于人的意识并体现于人的活动的主观形式的需要,即目的,才是与价值构成现实的内在联系的真正的人的需要。 在价值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目的始终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价值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价值活动必须服从于这个规律。依据价值是否合于主体目的,价值可被划分为正价值与负价值:正价值即合于目的的价值,负价值为悖于目的的价值。主体的活动,诚在于追求与其目的相一致的价值,但负价值却是其为获取正价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正价值以其合于主体目的,故即是善;负价值悖于目的,是为恶。哲学上所讲的善与恶,实是指正价值与负价值而言,二者同属于价值范畴。故有价值之物,未必皆善,恶亦在其中焉;反之,为恶之物,未尝无价值,只是其价值为负价值罢了。负价值不等于无价值。把恶的东西视同无价值之物而绝对否弃之,此乃形而上学,而非辩证法。人类既欲求善,就注定了其脱离不了恶的纠缠。对于恶,我们应做且能做的,唯有加以限制而已。所谓限制恶,就是一方面将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勿使任意膨胀蔓延;另一方面对恶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求善的工具——恶的价值,正在于是。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意识不过是主体对价值的反映,即主体认识正价值与负价值的过程。此过程中主体际的交往及由此交往而达成的主体间目的的一致,是其达到对于正价值和负价值的认识之关键。这种认识,本质上是基于主体际目的一致而达成的关于价值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就是价值论域中的真理。在价值论看来,真理的意义并不在于主观与客观的一致,而是在于主体间认识的一致。正是这种主体际的共识,构成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由以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种历史性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就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价值观。 价值标准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它不是以任何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为基础,而是以建立在相互合作基础上的许多个人的共同目的为基础的。这种共同目的主体,当然是社会,而非特殊的个人。个人仅当其目的与社会目的相一致时,才是价值的主体。 肯定价值以社会为主体,这并不意味着一般地否认自然亦可以作为价值的主体,一如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个人也可以作为价值主体。在下述情况下自然是价值的主体:当自然与社会构成现实的联系,成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根据时。这时,自然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存在的。此时的自然,不是超社会的或外在于社会的原始自然(或曰非人化自然),而是内在于社会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与原始自然有着质的区别:原始自然是自在的、无目的的,而人化自然却是自为的、有目的的。为什么说人化自然是有目的的呢? 自然原本是无所谓目的的,正如人本无目的一样。人的目的是因其自觉其需要而产生的,是人对自身需要的一种反映。自然则原本并无所谓“需要”,只是当其成为社会的有机构成时,被人化了,社会化了,才产生了需要,这种需要本质上不是自然的需要,而乃是社会需要的反映。社会需要反映于人,形成社会目的;反映于自然,则形成自然目的。自然目的不是自然固有的,而是社会赋予的,是社会目的的外化,因而归根结蒂不过是社会目的。 但是,社会目的一经外化于自然,成为自然目的,它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因为,自然有其固有的不同于人性的特点,它对社会需要的反映不同于人对社会需要的反映,人是以其意识来反映的,自然则是以其固有的法则来反映的。所谓自然目的,就是反映社会需要的自然法则,它一方面体现着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又体现着自然本身的法则。这种两重性使其不可能绝对地服从于社会需要,同时它更服从于自身固有的法则。当人致力于让自然服从于社会需要时,他应当尊重自然,使自然能按其自身的法则运行。当自然的运行不合社会需要,即自然法则与社会需要发生冲突时,人则应不顾或舍弃社会需要,任自然按其固有法则运行。人之应当这样做,是因为不仅自然是社会的,同时社会也是自然的,而且首先是社会属自然,然后自然才属于社会。故尊重自然,实是人自尊的一种表现。 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绝对之物,而是一种现实的辩证的历史运动。 价值的辩证性主要表现在正负价值的互相转化上。正负价值固有其确定的界限,它们是以主体目的作为其分界的标准的,只要其目的所从属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变,其标准就确定不易,从而其界限亦就明确无疑。但是,正如人所周知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发展,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并由此迟早发生质的新故相除,而导致价值标准的革故鼎新。价值标准的变革,引起正负价值原有界限的模糊以致消失,从而为其彼此互相过渡辅平道路。时逢此际,生活于价值世界中的人们就势必产生是非难分、善恶难辨的困惑之感,这种困惑之感,恰是由于价值的辩证性造成的,是对价值内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消除这种困惑感,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到新的价值标准得以确立、旧的价值标准不再生效之时,才会终结。 价值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在时间形式上显示出其阶段性、时代性的特点,在空间形式上则显示出其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就其时间和空间特性而言,无论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还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其价值标准都各不相同,其价值形态亦因此纷呈相异。故价值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价值,超历史的所谓永恒绝对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我们珍视历史遗产(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但这不是缘于历史遗产具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而是因为历史遗产如同自然资源一样,亦是我们由以发展自身的一种条件。当历史遗产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未进入我们的实践范围(即现实的价值世界)时,它是无所谓价值的。唯其进入到我们的实践领域,与我们构成实际的价值关系,它才有价值可言,但此时其价值则断不是它原有的那种价值,而是与我们自己的目的紧密相关的现实价值之—种。 ——摘自拙文《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之我见》,《江海学刊》(南京)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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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
热度 16 lvnaiji 2012-11-5 09:30
吕乃基 摘要: 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有关的特质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不必为人性设置底线。人之初,相应于欧几里得几何的逻辑出发点:公理,由此演绎出欧氏几何乃至整个科学大厦;是一种文化的原初起点。对人之初的先验设定,对一种文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性本恶,看似赤裸裸、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特质之二,是在梁漱溟所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中,以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为主。三大关系相应于三大博弈。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是诚信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博弈正是这样的博弈,并且是演进博弈。人际博弈是无限策略和一次性博弈,因而没法设置底线,导致诚信缺失。为此,在人际间只能求同存异。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古代漫长的岁月育成了礼仪之邦,在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熟人社会、科举考试,以及独特的精神生活,因而人际或者没有博弈,或者博弈主要在精神领域并有序进行。 其二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际关系下沉到人与物的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以阶级斗争提防人际为物的博弈。转向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物)以及在陌生人之间发生博弈。传统文化的优势难以施展,伦理道德失效,而原来潜在的缺陷,由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确立而暴露无遗并得到放大。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加剧了博弈中的违规和人性的堕落。 重建诚信,从顶层做起,从底线做起,对违规零宽容;挖掘和重新阐释传统文化。抓住金融危机的分岔点,由用到体。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文化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重建诚信。 当前中国,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到达不能容忍的地步。包括学术界在内,人们从各个方面讨论诚信缺失的原因和对策。本文拟从文化的视野切入,认为诚信缺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关,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关。重建诚信,意味着一个多世纪的体用之争深入到“体”的层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 的影响 此处所谓的“特质”,其一指“人之初性本善”,其二指中国传统文化以处理人际关系为核心。 1 .人之初,性本…… “人之初性本善”,与西方文化“人之初性本恶”形成鲜明对比。此处不涉及其缘由和高下优劣,而是探讨,一旦有了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初始的“公理”之后,对一种文化的“建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必须有严格的法律防止作恶,由此所建构的文化以法律为基础,是对于人性而言的“底线设计”。底线,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不准。在形式上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对所有人透明、一致,以及为所有人(基本上)无歧义的理解、接受和遵守。底线向上开放,不允许人作恶,只要不是所规定的“不准”的事项,都可以从事。以底线为基础,重在共同的出发点,重在对彼此间契约的尊重;向上则呈现开放、发散和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自组织,社会中的权力相对分散。 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无需法律来看守人的底线,需要的是高尚的伦理道德的教化。由此所构建的文化以伦理道德为目标,是对于人性而言的“顶端设计”。“顶端”,在于“要、讲、应该……”,当代中国的“讲政治”与此一脉相承。伦理道德强调内在的修身养性,因此在形式上主要是意会知识 ,因特定的主体,特定的主体间性,以及特定的语境而异,难以交流和共享;不主张甚至反对非嵌入编码知识,其典型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重要的是可以说服人,办成事,而不在于道理本身和怎样表述,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向上开放,中国文化在于向下兼容——不问来历,是否来自五湖四海,求同存异。那些“异”和不同之处,最后都归结、收敛到圣贤。作为“收敛”的自然推论,那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方)文化趋于集权。 人之初,相应于自然哲学的“始基”和“本原”,由始基和本原演化和构建万物;是欧几里得几何的逻辑出发点:公理,由此演绎出欧氏几何乃至整个科学大厦;是一种文化的原初起点。对人之初的先验设定,对一种文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性本恶,看似赤裸裸、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趋利避害”,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倾向于以最小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收益。经济人假设,可以认为是自然界的基本定理“最小作用量定理”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当然,人类社会(一定程度上包含动物界)存在互助行为,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换取群体、民族和人类的延续和更大的利益。如何激励并规范“经济人”的冲动进而超越之,这是摆在各种文化面前的共同课题。 总之,人之初,既非性本恶,亦非性本善;人之初,性不定。就是在传诵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国,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先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应该说的就是“性不定”,或者与之相近。 2 .人的三大关系和三大博弈 然而,人之初,性已定。 且不说 DNA 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因人而异,生于中国还是美国,生于中国的东部还是西部,城市还是农村,生于何种家庭,“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人之初,性已定。出生,也就是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一个人的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印记无关乎善恶 ,而是关系到个人看待和处理周遭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围绕这三大关系,有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的西方文化(并非不涉及其他两个关系,下同),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主的中国文化,以及以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为主的印度文化。相应于三大关系,可以认为存在人的三大博弈: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博弈,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一样,从根本上规定一种文化在数千年甚至更长岁月里的基本走向。 西方文化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相对于个人或团队与自然间微不足道和稍纵即逝的博弈来说,自然界是如此之大,之久,对所有的博弈者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在同样的语境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与以往或他人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例如,水在同样的条件下,总是在同样的温度沸腾。在博弈论中,这就是“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 。 中国文化以人与人的博弈为主。人,可就没有水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在 100 度沸腾那么简单了。中国人看重的是,水无常形。这次输了,下次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一定变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际博弈的特点就是“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至于进一步测度博弈对手而不变招,就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心理战了。正因为此,自古至今,中国的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词语:“无招胜有招”,“兵不厌诈”,“打一枪换个地方”,最后是“人心叵测”,只能要求“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说及人与自身博弈,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 由此可见,在三大博弈中,最简单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西方人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是从自然中最简单的部分开始。那就是丈量土地和杠杆,对手的“招数”最少,也就是在“有限”的策略中,最有限,最简单,以及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欧几里得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就是由此得到的成果。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包括西方人和希腊人,在远古和古代都处于渔猎、采集和农耕时代,所博弈的对象是动植物,其招数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唯有希腊文明,从自然界中的最简单处开始。李约瑟除了他的著名的悖论外还有一个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从博弈论 的角度看,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科学始于几何学和力学,并非偶然。 从自然界中的最简单者开始,一旦揭示对手的策略,便可在此基础上与较为复杂的对手博弈。就这样步步为营,以及在技术的支持下,由几何学、力学到电磁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进而生态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样的进程,在博弈论中,就是由重复博弈走向演进博弈。有限策略,重复博弈,以及演进博弈,对于作为博弈另一方的人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还可以解释,为何在各种文化争斗不已之时,体育比赛可以打通文化之间的高墙与鸿沟。其原因就在于,种种体育赛事,看似人与人的博弈,但在背后都存在人与自然的博弈。运动员,一方面要克服来自外部的万有引力、摩擦力和阻力等;另一方面要克服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所谓克服心理局限,也就是要排除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博弈对人与自然博弈的干扰。自然,作为体育比赛中对所有参赛者一视同仁的参与者,也就是为所有参赛者设置了一律和一以贯之的“有限策略”,以保证重复博弈,进而演进博弈 。 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更快、更强、更高,”正与 IT 领域的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也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 3 .三大博弈与三种文化 如果说“人之初”只是文化建构的出发点,那么处于文化中的个人,是与自然、他人,还是自身中的那一方为主展开博弈,则是在时时处处塑造人,塑造文化。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比较三类博弈对三种文化的塑造。 其一,陌生人,抑或熟人。自然界与人的博弈,不论对方是谁,只要是以同样的策略对待自然,自然也一定会一视同仁地出同一张牌。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使西方人客观地看待自然,以及倾向于客观和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陌生人”。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陌生人之间的平权 。在人与人的博弈中,由于个人之间的千差万别,国家民族、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历史渊源,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必然形成彼此间的亲疏好恶,构建起形形色色的熟人圈,以及相应的权力圈,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制定了“君为臣纲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纲”。于是,人际间的博弈,除了个人的无限策略外,在相当程度上就看归属于什么圈子。看人下菜。 其二,“意欲”的取向。梁漱溟在论述人的三大关系时还提出“文化三路向”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可以从前述人的三大博弈逻辑地推出这三种取向。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实际上就是源于演进博弈。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由简到繁,步步为营,节节向前,征服自然,进而征服世界。再者,西方文化的“底线”、科学,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都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交流共享,因而得以积累、扩展、学习和“向前”。值得注意的是,“向前”,不只是对外,对自然,对世界;而且是对内,那就是怀疑和创新。求异,反思,不断自我更新。 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则是出于人际博弈的易变和极端复杂性而难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中庸不走极端,对各种境遇随遇而安。这也是人际博弈的无限策略和一次性的必然结果。再者,在中国的修身养性和伦理道德中充斥着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列维 - 布留尔认为,“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中华文明因此而延续至今,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也因此而停滞不前。“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李大钊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便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不仅在于政治结构的周而复始,而且在于“没完没了”的思维方式,其根源是没有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人际博弈。 至于印度文化,人在与自身的博弈中,由“取消问题”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有一个简化的公式:“能力 - 欲望 = 幸福感”。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削减欲望来换取幸福。 其三,规则意识。规则需得到各方的认同,各方之间的平权,以及制定规则的第三方超越所有各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规则的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或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知识的积累,理性的育成,信用的培育,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不论博弈的另一方愿意与否,在确定的情况下,自然界总是按“既定”方式出牌。正是在与自然之间普遍和重复的博弈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磨练,尤其是在演进博弈中获得了确定的进步,使得西方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规则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规则意识推广到人际的博弈中,从中世纪的骑士、启蒙运动强调的天赋人权和契约精神,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 在以人际博弈为主的中国,主要不是依靠一致和外在规则的约束,而是依赖旨在维系人际等级的“长幼有序”等“规则”,以及合情合理,也就是情重于理。 最后是理性。目前一般认为有三种理性: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科学理性是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在于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西方人与自然的博弈并逐一揭示自然界策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天赋人权和普世价值就是以科学理性来审视社会得出的成果。科学理性是理性的基础,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所有认识和实践的共同基础。工具理性是实践过程中的理性,既与自然界中的“最小作用量定理”一脉相承,又因人的三大博弈而超越之。价值理性一方面奠基于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另一方面赋予其灵魂。 由此看来,通常认为中国人非理性,此言差矣。中国人未必具有如西方人那样完整的理性,但丝毫不差地拥有其中之一,工具理性。中国人,尽管有如许之“特色”,但并不违反“最小作用量定理”。而且,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价值理性。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当下的诚信缺失具有重大影响。要论述这一点,首先要说明的是,为何在传统文化沿袭的数千年间,中国人不仅讲诚信,而且在世界各国面前堪称礼仪之邦。 首先,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漫长岁月,中国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再加上重义轻利的感召,财富乃身外之物,过眼烟云,或者全归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基本上没有人际间为物质利益的博弈。 其次,在精神领域,人际的博弈重的是琴棋书画诗词,自然养成人的知书达礼和儒雅之风。精神领域博弈的“主战场”是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公开进行,有规定的知识结构作为公认的主要录取标准,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例如“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再“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科举考试以相对严格明确的规则,保证策略的有限和博弈的重复。 在民间,既有乡绅等传承儒家文化,也有基于乡间的熟人圈内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有规可循。在自然经济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于是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由“乡亲们”构建起来的熟人圈。“熟人”,顾名思义,就是会在不长时间内多次遇见和听说,这就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复博弈,成为诚信的基础。反过来说,也就是诚信止于熟人。 最后,古代中国人在具有作为人之共性的工具理性之外,虽然没有科学理性,但拥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性,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从内心约束和提升人,从外部的远大目标呼唤和引导人。若是竞争激烈,博弈失利,也有退而求其次的价值理性加以安抚和调整,那就是淡泊名利,隐居山林,寻觅世外桃源(绝妙的是,山林有曲径通幽——“终南捷径”)。这样的价值理性(包括淡泊名利)推向极致,便是“存天理灭人欲”。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不仅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而且传诵至今。 简言之,人际博弈的全部弊病在传统社会或者没有“发作”的土壤和环境,或者被规范约束,或者被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性所引导。然而,传统文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闭、安逸和“超稳定”。中国人在这 170 余年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远的不说了。阶级斗争年代,以意识形态的对错,换言之,是否“跟对了谁”划界,基本上瓦解了维系数千年礼仪之邦的博弈规则。无所适从的芸芸众生不得不拜倒在权力的脚下。灵魂深处闹革命,恨斗私字一闪念,则把“灭人欲”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 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返老还童”。梁漱溟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大致相应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后者又相应于一个正常人的一生:从出生一直到二十几岁,主要是认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物质世界,拥有基本进而相当的物质财富(眼下是买房购车);之后直至退休,主要认识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老了,写回忆录,思考人与自身的关系。西方文化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于人的青少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中国人大概应归于“早熟的儿童”。中国人生而练达,熟稔人际关系。所以改革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中国人由中年回到了青少年。印度人一出生就垂垂老矣,尚未起步,便已回到内心世界。 返老还童带来的问题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脱节。一方面“老态尚存”,没有地基的价值理性虽已失去往日的分量和光辉,却依然在国民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在与“性本善”一脉相承的过高的道德要求。儿童作出脱离现实的承诺,在作文中编造谎言,口是心非,从小就迈出了造假的第一步,也是诚信缺失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国人的追求从精神到物质,从琴棋书画到衣食住行。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远大志向,计划经济年代的乌托邦理想,让位于实实在在的“小康”和“翻两番”。得不到价值理性指引的工具理性乘虚而入,“ GDP 领导人民” 。工具理性只是手段,手段何以成为目的? 其次,转向市场经济的影响巨大。如上所述,传统社会,特别是在物质领域基本上没有博弈;精神领域的博弈也是在相对公平的规则下,以及在温良恭俭让中进行。当精英博取功名之时,凡夫俗子则安居乐业,并不卷入博弈。而今,博弈席卷中华大地,全方位博弈(包括不适用市场机制的公共领域),全民博弈,以及为物质利益而博弈。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之类“规则”因违背基本人性而被推倒在地,人际博弈在本质上的无限策略和一次性博弈及其后果充分显示出来,并且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博弈中。 第三,中国在根本上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博弈使熟人间的博弈规则——伦理道德不起作用,然而陌生人之间的契约、法律又尚未完善,或者确而不立。 最后,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是规则。其一,政府并没有为一夜之间( 1992 )到来的市场经济设置好严格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从根本上说,在转向市场经济之时,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作为市场经济出发点的个人本位和普世价值。其二,政府面对国资、民资、外资等制订了不公平的规则,以及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往往直接介入博弈。其三,即使有规则和法律,往往有法不依。随意、变通,人治。权力在规则间任意穿越。需要做的不是遵守规则,而是怎样违背规则。守规则反而被淘汰出局,而善于“变通”者往往获利,甚至“笑到最后”,最终是“劣币驱逐良币”。 刚性的规则,是社会柔性运行的润滑剂。在没有、或有规则而实际上不讲规则的社会里,看似没有刚性规则而可以随意而行,实际上处处是会伤筋动骨的棱角,时时遇到会置人于死地的陷阱。多年前,在一位博士生的作业中有这样一段话,旷野上有一扇门,西方人过往一定要经由此门,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东方人)则视而不见,在旷野上随意穿行。真的是“旷野”,真的可以随意穿行? 上述情况,大致可以归结为“上下”两个层面:下无底线,上无引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无法无天。无疑,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全方位发生根本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中国的诚信缺失愈演愈烈。表明在文化等方面存在深层缺陷。 总之,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既有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性已定”,即性本善和人际博弈,也有后人的主观因素,包括擅权和意识形态的好恶,摧毁了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对人际博弈弊病的约束和引导;既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也有现代社会的作为与叠加,返老还童、转向市场经济、“陌生人”,以及对于传统社会束缚扭曲人性“规则”的合理破除等等,共同为人际博弈弊病的“发作”提供土壤;既有政府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行为的失当,也有每一个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投机、违规,以及失去价值理性的引导,人性的失控和堕落把诚信缺失进一步推向深渊。 三、重建诚信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是外族入侵?历史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近现代又战胜了多次来犯之敌。外族入侵之时,民族同仇敌忾奋起之日。 是经济衰退乃至发生危机?自古至今,中华民族熬过、挺过、度过多少急流险滩! 是自然灾害?远的不说,且看数年前的 SARS ,还有汶川地震。前者推进改革的深入,后者更是提升了人性,凝聚了人心。多难兴邦。 都不是。 最危险的时刻,是中华民族的诚信缺失。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已经见底。眼下,全民对诚信缺失的高度关注正说明了这一点。是触底反弹,重建诚信的时候了。 首先,重中之重,是从顶层做起。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近年来更是蒸蒸日上。官,尤其是高官的言行举止在百姓的心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令行禁止,言而有信。想要社会诚信,政府先讲诚信。第二,制定公平透明的规则,普遍适用且相对稳定,以形成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自身则退出博弈。第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价值理性,那就是“以人为本”,以价值理性来规范 GDP 。第四,呼唤、提升科学理性,认同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个人本位和普世价值。 其次,在从顶层做起的同时,从底线做起。此处意为从人性的底线,也就是“人之初”做起,抛弃高高在上的“性本善”和脱离现实的价值理性,揭露、承认“性本恶”的一面,以严格的法律和规则防止和严惩。乱世用重典,对违规零宽容,建立全社会的信用记录,首先要记录的是政府和官员的信用。 第三,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传统文化。虽然传统文化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遮蔽了人际博弈的弊病,进而把人性引向价值理性的高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深不可测。相对而言,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的西方文化,就显得简单 、非此即彼,甚至独断。其“向前”的“意欲”在征服自然的“路向”上激起自然界的多少报复,而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主要用于其内部,当西方文化面对其他与之不同类的文化时,往往从利益而不是原则出发,显示出多重价值标准;转变为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进入 21 世纪,无论人与自然的博弈,还是人际博弈,越来越强调合作博弈。“人之初性本善”固然有其缺陷,不是“本善”,也可以“向善”。前述王阳明先生提及,无善无恶心之体。后面的几句是,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人际关系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恻隐之心,以及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文化(还有印度文化,要求克制、收敛人的欲望)将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在规则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而越来越显示其价值。 分岔图,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分岔点 。原来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力要素得以解构,被锁定的“路径”可以重新设定。感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短 30 余年,一路赶超,成为 GDP 第二的国家,同时也面临从自然到心灵的极限,前者是资源和生态,后者便是诚信缺失。现在,经济上的压力已经减轻,中国有可能,同时也必须,从以发展经济为唯一选择,转向最佳选择——以人为本。说到底,经济发展只是“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体”。在此意义上,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 170 余年,多少曲折,几经反复,始终未曾真正进入“体”的层面。 中国新的路径选择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文化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为先导,由“用”到“体”,开辟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新篇章。 原文刊《艺术百家》 2012 , 5 。请引用者注明。 吕乃基,东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此处所谓“特质”,仅涉及笔者所理解的与诚信缺失有关的部分。 波拉尼的 tacit knowledge 。有多种译法,如默会知识、隐性知识、缄默知识等,笔者倾向于刘仲林等主张的“意会知识” 实际上,生在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中国或西方,“性已定”。 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整体,因此严格的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只是一种抽象。同时,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影响的积累和彼此相关,人与自然的博弈越来越偏离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趋于合作博弈。 还可以从量纲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发展从量纲最简单处开始,渐次复杂。 顺便说,中国传说中的武功修为,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难以为他人企及,充斥违背自然规律之举,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因而难以重复,更不能演进。 由此可以联想到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德拉克洛瓦名画的标题是《自由领导人民》。 看了近日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有人戏称,吃肯德基和汉堡之类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标准化食品长大的西方人,他们有“舌尖”吗?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二维世界,那么中国文化是三维,或许印度文化是四维…… 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 ,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 1 。 104 - 107 列维 - 布留尔,李幼蒸译,原始思维 , 商务印书馆,北京, 1997 , 447 页 李大钊文集(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7341.html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最后段 参见:吕乃基,《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2004 , 280 吕乃基,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基于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 , 河南社会科学 2009,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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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辛亥革命、社会转型与变革、民族复兴与领土的完整统一
pww1380 2012-9-6 22:05
传统文化、辛亥革命、社会转型与变革、民族复兴与领土的完整统一 ——博文阅读与思考札记 ( 11 ) 杨文祥 1 .( 110 ) 究竟该坚持什么立场? 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似乎在任何事物面前都无法取得社会共识。大到对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评价,小到对流行色、服装、时尚、流行用语“让子弹飞”的态度,议论纷纷,不一而足。 我倒认为, 坚持什么立场似乎并非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一立场是不是基于人性、人道、真、善、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最基本的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普世价值准则 。 ——读侯成亚《 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就叫 “ 坚持文革立场 ” ? 》阅读札记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3197do=blogid=419200 2 .( 109 ) 割断“孝”与“愚忠”的封建政治联系,构建信息文明的孝悌情感与博爱观: ① 只有在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分析之后才有可能科学地批判与继承 。 ②“ 孝 ” 是以封建家长制为标志的宗法社会的伦理基础,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孝”这一社会伦理基础通过政治化嫁接与转换,便转变为对封建帝王的“忠”从而构成封建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基础。这就是几千年来,历代封建王朝无不极力提倡“孝治天下”的道理之所在。 ③ 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糟粕必须彻底清除,否则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转化。 ④ 是否有可能把封建礼教的孝悌转化为现代文明的亲情与博爱,这的确是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⑤ 传统文化中的“ 孝 ”的理念,可在去除其与“愚忠”这一封建专制理念的内在联系之后,将其转化为具有亲情与情感教育和相关的法律义务教育内涵的一个现代文明复合理念 。显然,这是一项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意义的文化建设工作。 ⑥以此为起点, 对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分析和科学地批判与继承。 ——侯成亚《 推荐一位匿名网友所推荐的文章〈百恶孝为先〉 》阅读心得札记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3197do=blogid=422022 3 .( 108 ) 这是一场面对灾难的灾难——天灾生人祸。 国情,取决于国民的文明素养。从抢盐一事见国情,见微知著。 ——读 侯成亚《 抢盐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3197do=blogid=424060 4 .( 107 ) 只有通过现代文明的基础建构——民主与法制的深入建设和全面落实,才能够走出历史的这一窠臼。 如此,中国社会才能够实现由传统走入现代的历史转型,才能够实现稳定持续的和谐与发展。 —— ——读 侯成亚《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基本运行模式(轨迹)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3197do=blogid=442901 5 .( 106 ) 辛亥革命是古老的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因此,辛亥革命至今的 这百余年的历史很有必要作一全面地回顾,更有必要进行深入地反思。 这一回顾与反思的深刻程度将决定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能否理性、顺利地完成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这一历史任务。 —— 蔡慎坤《 我们该如何纪念和反思辛亥革命?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504739.html 6 .( 105 ) “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内涵广泛,一时还难以做出准确的和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描述。 当然,对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展开深入讨论的必要,以便对其广泛的内涵有一准确、明晰而全面地把握。 ——参见:杨文祥:《 我们将给后世留下什么: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忧思与历史辩证思维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96942-603146.html 7.(104) 此议很有道理。 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不过,只有与旨在解决社会平等、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改革的社会目标。 —— 郁土 《教育改革之我见》阅读札记 http://blog.gmw.cn/blog-99050-459623.html 8.(103) 温老师在“观众席”上的这种学术思考,恰恰是今日中国所最需要也最难能可贵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考。 ——参见:温景嵩《 退休之乐( 4 ):在观众席上 》阅读感言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85do=blogid=603477 9 . (102 ) 当代中国距离现代文明有多远,我们距离世界文学经典就有多远,尽管这是一个绝大多数国人所难以接受的事实。 ——拜读 禹荣明 博文 《 中国当代文学距离世界文学经典有多远? 》感怀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88796do=blogid=500394 10.(101) 历史上,蚕食、侵吞、肢解中国领土且屡屡得逞,同时以种种手段处心积虑扼杀我民族生机,荼毒中华最巨的列强非俄罗斯莫属,其他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 当然,导致我国版图锐减生灵涂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局限。 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局限就在于缺乏工业文明及其科学、民主这些现代理性的历史洗礼,走不出农业文明和农民意识的历史局限,缺乏工业文明的国际视野,更没有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文明所必需的全球意识和战略思维,以至于不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变革,而且精于内耗,疏于开拓,最后导致一百余年来直至今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国际地位。 当前强烈触动我们民族感情的东海、南海问题,既是长期以来这种被动挨打的国际地位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既没有认真清理历史积弊,又疏于疆域管理,再加上外交不力所造成的现实困境。 上述原因,既是当年一再丧失国土的历史原因,也是至今长期未能雪洗历史屈辱实现自己领土完整统一的现实原因。 ——江湖少侠《 【投票】中国国土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 》; 胡星斗《 1949 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 》阅读札记 http://bbs.gm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698 http://huxingdou.blogchina.com/1298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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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忧思 学术乱象 社会转型 艺术审美——博文阅读札记(9)
热度 1 pww1380 2012-8-19 12:54
文化教育忧思 学术乱象 社会转型 艺术审美 ——博文佳作阅读与思考札记 ( 9 ) 杨文祥 1 .( 90 .) 文化重建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 文中所列举的这些实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 我们的后代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真空! 这是长期以来不尊重管理规律和文化教育规律,由不懂管理的人抓管理,不懂文化教育的人管理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从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指导思想等诸多带有根本性方面的深入反思和彻底变革入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目前国家和社会在这些方面尚无作为的情况之下,我们个人的人文修养和家庭的文化环境就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给孩子的唯一的一块精神家园,也是一个暂时躲避功利狂飙和物欲浊浪的一个小小的港湾。 ——张玉秀《 文化重建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 》阅读札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20do=blogid=602798 2 .( 89 .) 根据这篇文章的揭示,这应该是当下学术管理乱象具有典型性的个案之一。学术管理黑洞和弊端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这一乱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基础,冷静思考一下消除这一乱象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手段。 对这种社会问题,如果不以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通过对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来加以解决,而是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只能使我们疲于奔命更加纠结,起不到从根本上对这种学术乱象加以遏制的作用。 ——林祖贤:《我打算写给新语丝的一封信!》阅读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57734do=blogid=602079 3 .( 88 .) 拙文《 我们将给后世留下什么: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忧思与历史辩证思维 》,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非试图解决问题。 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绝非一两篇文章的纸上谈兵所能解决,不但有待于众多有识之士独到之见的集思广益,更有赖于全社会、全民族深入的理性思考与不断的实践探索。 另外,“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一问题内涵十分广泛而丰富,一时还难以做出准确的和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描述。 当然,对“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展开深入讨论的必要,以便对其广泛的内涵有一准确、明晰而全面地把握。 ——参见:杨文祥:《 我们将给后世留下什么: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忧思与历史辩证思维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96942-603146.html 4 .( 87 .) 赞同,那是一个艺术探索的天地,一个美与发现的世界。 ——参见:杨文祥:《光影世界的经典之作 —— 李学宽摄影博文佳作欣赏 5 (门外谈艺篇)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01677 5 .( 86 .) 对美的感性把握,既出自于天赋,出自于对美的自然把握,同时也出自于通过自身长期的文化陶冶而形成的艺术修养。这一无形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资源是任何技术和技巧都无法替代的。 当然,如能假以时日,辅之以日臻成熟的摄影技术方面的训练,必然如虎添翼,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 这就是我在艺术审美理论中所主张的“门内——专业之内训练专业技术和表现手段;门外,即专业之外,修炼自己的艺术修养。” ——参见:杨文祥:《 光与影的舞蹈 —— 张玉秀摄影佳作欣赏( 4 ):门外谈艺篇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01670cid=2026396goto=new 6 .( 85 .) 只有“玩儿的心态”,即放松的心态,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创造的佳境。常言道,“李白斗酒诗百篇”,这句话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学宽兄根据自己个人的创造体验所自谦的“玩儿的心态”,恰恰证明了他不是仅仅从书本上,而更多地是在自己的艺术创造的实践中,捕捉到了艺术创造的个中三昧。 在与社会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艺术实践中, 天赋、勤奋、机遇 ——即命运,缺一不可。 ——参见:杨文祥:《光影世界的经典之作 —— 李学宽摄影博文佳作欣赏 5 (门外谈艺篇)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01677 7 .( 84 .) 艺术之美——美的创造、美的发现和美的欣赏是内在相连的艺术共同体。 艺术之美就是美的创造和美的发现 - 欣赏这两个艺术审美的具体方面相互理解,这两个具体过程相互共鸣的精神成果。 ——参见:杨文祥:《光影世界的经典之作 —— 李学宽摄影博文佳作欣赏 5 (门外谈艺篇)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01677 8 .( 83 .) 摄影作品的文化内涵就是这一艺术形式所特有的文化实力。当下所说的软实力,就是包括摄影作品在内的文化实力。 ——参见:杨文祥:《从自然伦理到社会伦理从 “ 害虫 ” 的生存权到人的尊严:信息文明篇 》评论回复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02403cid=2031883goto=new#comment_2031883_li 9 .( 82 .) 新闻界不能回避舆论导向问题。 目前需要做深入思考的是,新闻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导向 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价值定位和历史定位 。 ——参见:杨文祥:《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国之忧忧在社会管理与精神危机 —— 杨学祥教授博文佳作阅读心得手记( 6 ) 》评论回复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74749PostID=45285782 10 .( 81 .) 献给母亲和母亲节的诗句 —— 欣赏张玉秀老师摄影佳作《献给母亲节:祝天下母亲健康快乐!》感怀 母亲是池中沉默的荷叶, 母爱是风雨中摇曳的莲花。 ——参见杨文祥:张玉秀《 献给母亲节:祝天下母亲健康快乐! 》阅读感言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96920-570375.html
个人分类: 吹过竹篱的清风:鉴赏集|4237 次阅读|2 个评论
腐败问题的文化忧思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系统分析及历史辩证思维——
pww1380 2012-5-21 00:33
信息文明之光( 43 ): 腐败问题的文化忧思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系统分析及历史辩证思维 —— 兼论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 杨文祥    前些年,面对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和反腐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的局面,我曾担心以往单纯的官场腐败问题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腐败文化现象。今天看来,先前的这一文化忧思显然已经成为今日严酷的社会现实。 官场 —— 社会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历来是现实社会的核心结构。官场腐败如果从个案发展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这一不良倾向在较长时期内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这一现象就反映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社会肌体内在结构的溃烂。 这样,这种社会肌体内在结构的溃烂势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社会肌体的表层结构乃至全身。于是,从官场到商场 —— 社会经济领域,从科学到文化,进而到作为一定社会的最后防线的教育,腐败朽溃之风日盛,生机正气难存。正所谓,官场一腐,无处不腐。官员一贪,无人不贪。世所瞩目和诟病的 “ 社会不公 ” 、 “ 两极分化 ” 等一系列相互纠结积重难反的社会问题无不源自于官场的这一腐,一贪。长此以往,社会肌体的整体溃败便无可避免。 就是说,官场这一社会核心领域的腐败是社会肌体内在结构开始解构的社会表象和现实标志。 目前,官场腐败问题至今没有呈现缓解的趋势,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时也没有找到及时化解的有效途径,而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发展为社会冲突的事件和案件却时有所闻。 如果单纯地和简单地从维持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的角度上看 ,目前的这种形势无疑潜伏着一定的社会危机,对于一个曾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长期浴血奋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这一难以言说的被动局面更具有几分悲剧性的历史色彩。然而, 如果从社会控制论的系统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角度上看,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理性结论 。 这一理论结论就是:官场腐败所肇始的 “ 社会危机 ” 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上那样可怕。这一令全民诅咒,举国痛恨的丑恶现象,实际上是正在逐渐丧失生存活力的传统社会旧结构解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消解的开端。恰恰是这一旧结构的解体和旧机制的消解,在社会结构的建构层面上,为古老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契机。 根据本文的理解, 中央对于制度创新和现代管理制度建设的关注,就是力争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现代社会社会结构构建的层次上,为完成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转型进行一步一个脚印的奠基性建设 。 显然,在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仅有忧患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够的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相一致的系统思维和历史辩证理性的清醒。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是人类信息文明建设不断由兴起走向深化的时代。 信息文明不但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建立在人类社会全部信息资源和完整的人类智慧资源基础之上的历史形态,而且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潜能和人的尊严的基础之上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历史形态。 这样,人类社会的信息文明建设,离不开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农业文明光辉成就的中华文明所积累的智慧资源,离不开中华文明这一古老文明从古典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飞跃,离不开古老的中国社会从整体结构上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飞跃,没有古老的中国社会从整体结构上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就不可能有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建设和持续发展。 因此,是否具有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视野和信息文明建设的文明观、历史观这一理性高度和历史高度,能否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身于中华文明从古典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飞跃,投身于古老中国社会从整体结构上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是每一位优秀的中国人与以贪腐与私欲为终极目标的所谓社会精英的试金石与分水岭 。 如若能够抓住社会转型、人类文明历史形态转型这一千载一遇的历史契机,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新人, 通过这个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沟通与融合,把中华文明传统的优秀基因与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融为一体,开启一个人类智慧春和景明的历史境界,从而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人类信息文明建设的深化作出继往开来的历史贡献 。 倘若象工业文明兴起时期那样,我们不幸再度与文明跃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那么,源远流长,历史上曾创造了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的中华文明,在她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关头,便将丧失浴火重生凤凰涅磐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华文明将不再仅仅是前途堪忧,最终只能是走向其他古文明同样的历史命运——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尽头,无声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旦这一深沉的文化忧思再度成为明日沉重的历史现实,不仅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更是人类文明的又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如此,千年万载之后,我们那些 “ 前不见古人 ” ,搞不清楚自己来自何方的后世子孙,只有通过对远古文明的考古才有可能依稀感受到往日的辉煌。这种远古的辉煌与历史的苍凉的巨大反差,留给后世的,只能是不胜诉说的万载唏嘘和无可奈何 “ 千年一叹 ” 。 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究竟是走向民族复兴还是民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消解,就在今日中国的一念之中。 参见: 1 .《 是千年一叹的万古悲风还是走向现代文明的春和景明? ——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忧思与历史辩证思维 》 作者 : pww1380 (杨文祥) 2010-10-26 16:49 星期二 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74749PostID=27443318 2 . 信息文明之光《是千年一叹的万古悲风还是走向现代文明的春和景明?——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忧思与历史辩证思维》 http://blog.gmw.cn/blog-136083-283577.html 3 . 关于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对话与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571401.html 4 . 新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山论剑”——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机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569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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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和道德、诚信、科学、事实、证据的失范
热度 3 周可真 2012-5-1 22:55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作为证据资格的社会标准的转变,当这个转变过程尚未完成,从而旧的标准不再普遍有效,而普遍有效的新标准还没有确立时,任何证据都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任何事实都难以成为确实的事实,于是以事实为准绳的科学原则就难以得到贯彻。当这个科学原则遭到破坏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失去了根据,从而社会交往的诚信原则也不复存在,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欺骗就成为普遍之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道德行为都会被人们认为是虚伪的。当道德行为的真实性遭到普遍怀疑时,真实的道德行为就不再具有普遍性,这种情况就是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 上述所论表明,道德立基于诚信,诚信立基于科学,科学立基于事实,事实立基于证据,证据立基于普遍有效的证据标准,普遍有效的证据标准立基于这种标准赖以确立的社会协商机制和使这种协商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社会机构,这种社会机构只能存在于稳定的社会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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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价值是社会转型时期无可回避的话题
热度 2 周可真 2012-4-4 20:38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观、价值观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道德和价值的话题必然是热门话题,想回避讨论是不可能的,这种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通过这种讨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这个时代进行伦理上的人际沟通所必需的,只有经常进行这样的沟通,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才有可能趋近一致,最后形成一种相对统一而稳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这是转型中的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社会的一个伦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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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问题的讨论最好任其自然而不要人为的以左右来划线
热度 3 周可真 2012-3-12 14:08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各种价值取向都有,缺乏统一的价值标准。这种状态还将持续一个阶段,直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和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都达到一个相对协调状态.在这个状态结束之前,有关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价值问题的争论, 最好不以左右来划线,因为划线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谁来掌握?有关于此的“左右”之说者其实是以自己为“中”(“不左不右”或“不偏不倚”)为前提的,实质上是以“我”为标准来划线,是不可取的。 “中”不是先在于争论而为某方所具有,而是争论过程所达到的一种结果,在这个结果上争论诸方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求得了彼此大致相近的认识,这种认识因为众所接受而被固定下来作为判别价值是非的普遍标准,使人们可以在这种价值标准下心往一处想,由此在社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精神凝聚力和统一的思维方式,并依据这种价值标准来构建为众所认可和接受的社会组织制度与组织行为规范,由此使人们形成统一的行为方式。 当新的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被确定下来,一种大家都愿意这样或那样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生活方式就产生了;而当这种新的统一的生活方式达到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而在代际之间传承下去时,它就形成为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宣告一种新文化形态的生成。 直到新文化形态生成,社会转型才告结束而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中国现在是处在社会转型的初期,距离新文化形态的生成还很远,因为至今甚至连统一的价值标准都还没有形成。也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组织内部自然缺乏一种精神凝聚力和统一的思维方式,而为众所认可和接受的新的组织制度和组织行为规范也还无从构建,其人心的散乱与行为的失范也就在所难免和势不可免了。 从现在到新文化形态生成之前,国人将不得不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精神痛苦过程,这种精神痛苦部分地也源于人们在价值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但是这种争论最好还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比较好,人为的以左右来划线,由此可能导致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反右,使人们左右为难,这势必将会加剧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增加社会转型过程的复杂性,是不利于社会转型自然进程的正常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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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之殇:社会转型之遗弃与缺失(之二)
热度 4 lvnaiji 2011-12-5 21:21
吕乃基 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当今社会难以奏效不仅在于地域的扩大和流动,而且,以及更重要是经济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 由自然经济经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导致人际关系的根本变化,也就是从传统社会的“和”,经历计划经济年代的“斗”,到现在的“博弈”。 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没有或很少交换。人际关系主要并不建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而是所谓的“纲常关系”,其核心是官本位。官本位是集权的必然产物。人际间按在官本位系列中的高低亲疏排序。社会中大体上是三种情况:其一是由皇帝主宰的官场,博弈胜负由与皇帝的“距离”而定;其二在官民之间,强弱分明,博弈尚未开始胜负已定;其三在民间,经济上自给自足,一般不存在博弈。或许主要正是这一点,给后人以传统社会一派和谐之感。 计划经济同样没有或很少交换,配给制意味着人们不会在“物”的层次上博弈。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打乱了传统社会的所有“纲常”,批倒了调适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由“和”到“斗”,以意识形态之异同论是非,博弈之胜负变成了是否“保持一致”的对错。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短暂的市场经济,因种种原因而随即夭折,令人扼腕),中国社会的博弈发生了很大甚至根本的变化。其一,把人与自然的博弈放在第一位(参阅 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 —— 人的三大关系之二 )。表面上看,计划经济年代就是这样,然而究其本质,是为了政权的需要。其二,将人际博弈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此处的关键之点是,人际博弈中的“人”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国家。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个人本位。 必须指出,以上变化仅仅是在“方向上”。不得不承认,首先,数千年的官本位依然强而有力,无所不能而又有所选择地渗透到各个细部。其次,西方社会是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展开人际博弈,将人与自然博弈的规则延伸到人际博弈,而当代中国是在传统人际博弈盛行至今的情况下开展人与自然的博弈,将人际博弈的“无限规则”(参见本系列)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食品安全、矿难、污染,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国式转型所必然带来的弊病。第三,或许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适用于自然经济的调试机制已经失效(可以从孔子像的无所适从,窥见有关部门的纠结与无奈),而适用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想建立…… 于是,转型至此的中国,诚信缺失几乎成为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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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之殇:社会转型之遗弃与缺失(之一)
热度 3 lvnaiji 2011-11-28 14:54
吕乃基 博主先前探讨了诚信之殇的传统文化根源。然后拟考察社会转型的影响。 没有人否认,当今中国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参见 内生之路与外生之路(一) 系列)。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考察这一转型。就与诚信之殇的关系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传统伦理失效和现代法治缺失;由自然经济 - 计划经济 - 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由和 - 斗 - 博弈,规则发生根本改变,尤其缺失博弈规则;由均质社会到异质社会,人性得以全方位展示并构成远为复杂的社会;最后再加上科技的放大效应。 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落后的农业,人们如同庄稼植根于土地那样扎根于血缘、乡亲和传统之中,彼此间构建起一个“熟人社会”,其一言一行都在乡亲们的注视下,生活于乡亲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其典型便是福建的土楼。想想吧,生活在土楼中的人,如同时时处于舞台的中心,众目睽睽之下,怎敢轻举妄动?反过来也时刻监视着生活在土楼中的其他人。在此意义上,传统社会的诚信类似于“短程力”,其作用范围在土楼、血缘、村落,在乡亲们。 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说是“工业化”甚至“现代化”,但个人的生存范围相当有限,甚至小于传统社会。单位 - 家庭两点一线,或者加上菜场和商店。大家都是单位的人,外加户口。调动比登天还难。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然在短程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过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后文还要述及)。 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活动范围和流动空前活跃。看看各地特别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吧。打一枪换个地方。在这里斩你温柔一刀,转眼就远走高飞。大家都是陌生人,谁还看着谁、管得了谁?由此看来,某地在诚信上最不靠谱的就是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人流最频繁之处。人际由短程转为长程,确定转为不确定。长程,主要靠的是制度、规则。西方社会早在希腊罗马时期,后来在中世纪后期城市兴起之时(参见 中世纪后期城市化vs 中国当代城市化—— 走出中世纪之三 )就逐步建立起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规则;而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国情和历史,即使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构建起严密的规则,或者有规不依。其结果便是,一方面传统的短程的伦理道德在长程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适用于长程的规则尚不完善。 社会转型实际上在当下(并不是说永远)遗弃了(虽然有关方面依然不离不弃,难舍难分)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又缺失现代的法治和规则。这是社会转型致使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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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热点议题看我国当下的社会-文明形态转型和社会管理的现状
pww1380 2011-9-11 18:16
世间万象: 从网络热点议题看我国当下的社会 - 文明形态转型和社会管理的现状 —— 关于议题“老人倒地,赶紧扶起还是迅速离去?”的网络对话 杨文祥整理 1 .网友甲 2011-9-9 00:32 : 说得好!只是有关部门和领导会不会很不情愿看到呀,而今不管什么舆论热点一成气候, “ 危及 ” 稳定,就堵的厉害,最后便不了了之 ~~~ 博主回复 (2011-9-9 08:52) : 躲避矛盾、回避现实,不但躲不掉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日趋严重的现实问题,只会使问题雪上加霜,使矛盾不断发展,最后形成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 危机 ( 危重 )局面。 2 .网友乙 2011-9-9 02:27 : 说得好。只是如果最后把真正原因找出来,就不得了了。 博主回复 (2011-9-9 08:54) : 无论如何,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是一对必须解决同时也是一对躲不开绕不过的现实问题。 3 .网友丙 2011-9-9 02:32 : 世风日下道德衰, 鸡鸣狗盗烂成灾。 古今传统成笑柄, 老少都发不义财。 博主回复 (2011-9-9 09:02) : 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背后,是信任和信仰的危机。这一危机必然导致社会转型和伴随社会转型而形成的与全球化同步的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 社会转型和文明形态的转型必然导致价值观的转型,这不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和个人意志为转移。 博主回复 (2011-9-11 18:01) : 实际上,这种社会转型和文明形态的转型—— 由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 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历史转型 ,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并不会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能够回避这一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 4 .网友丁 2011-9-9 13:34 : 正因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才在这些两面现象上做文章,转移注意力,泯灭善良心。 博主回复 (2011-9-9 14:18) : 壮士扼腕空长叹。 5 .网友戊 2011-9-9 15:36 : 我相信看到倒地老人, 95% 的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去扶,但是在目前社会风气下, 95% 不敢扶! 博主回复 (2011-9-9 16:10) : 人同此心。 博主回复 (2011-9-11 17:27) : 既然现实中存在着百分之九十五的社会道德力量作为社会管理的现实基础却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健康风气,这显然是社会管理部门在管理实践层面上的重大 失误 (失责)。这一点亟需社会管理部门在管理制度和措施层次上进行认真反思。 6 .网友 己 2011-9-9 16:14 : 很奇怪遇到这类情况为什么 95% 的人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去打 110 或 120 专业求助 博主回复 (2011-9-9 16:42) :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不但是一个方法性、技术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现实问题。 博主回复 (2011-9-11 17:34) : 这一社会性现实问题就是当下我国的社会管理问题(之一)。 参见:《世间万象:关于“老人倒地,赶紧扶起还是迅速离去?”这一讨论议题的讨论》的博文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484321
个人分类: 栏杆拍遍(Facing the Distressing Landscape)|29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与使命——读鲍海飞佳作《悯农》有感
热度 2 pww1380 2011-5-12 00:34
拜读鲍海飞佳作《悯农》有感 杨文祥 鲍海飞老师的诗歌佳作《悯农》,以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历史悠久,既是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国在人类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大背景、大趋势这一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而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课题。 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是一个从理论到社会管理实践的一个系统的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课题。因此,必须彻底走出一切“土迷信”和“洋迷信”的思想窠臼,从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历史高度和理论视野,从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厘清并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现实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处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看清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定国情,才有可能科学理性地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向,从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进步与发展的科学路向。 显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最终解决,不仅仅是国家高层决策层的历史任务和社会职责,更是全体当代中国人共同的历史任务和社会责任,首先是有使命感、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学术使命。 这样,以学者为主体的科学网同仁当不辱使命。如此,科学网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不负众望的信息时代先行者的精神家园,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思想、智慧资源和精神动力。
个人分类: 栏杆拍遍(Facing the Distressing Landscape)|3346 次阅读|6 个评论
学坛杂俎(7):关于社会身份的“千年一叹”——对吉宗祥先生自
pww1380 2010-11-30 12:56
学坛杂俎(7):关于社会身份的“千年一叹”——对吉宗祥先生自谦的回应 杨文祥 宗祥先生大鉴: 留言收悉,敬复如下: 时下是一个由于价值混乱,思想混乱,理论混乱,人的社会行为混乱而乱作一团的混沌世界。是非不分,真假难辩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和突出特征。这样,“假作真来真亦假”也就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了。从理论上说,这是我们古老中国的文明形态和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对于个人,特别是对于具有相当文明素养的人来说,面对这一形势,能否站在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角度上理性把握世界和自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老师和学者,不在其身份,而在其内涵。从实际出发,从内涵出发,无数虽无教授学者之名却具教授学者之实的人要比那些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学者、教授、专家更应该为社会所珍惜,为国家所关注。作为国家和社会,就应该通过一定的社会管理措施,正其名,名其实。这不仅是现代国家的社会责任,更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们是同龄人,十分难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雨,六十年来的坎坷跌宕,使我们这一代人具有独特的人文品格。这样,把个人的人生价值和命运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文明进步乃至人类未来的希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匡乱扶正,在文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正面的推进作用就必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无从回避的历史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这一千年一遇的历史进程增色生辉。 您的诗作和人生感悟的点点滴滴,通过科学网的交流,都无可置疑地构成了当今信息时代和信息文明精神财富的有机构成。 另外,拙文的参考文献把您的姓名搞颠倒了,十分抱歉。现已更正。希望日后经常联系、赐教。 顺颂 撰祺! 杨文祥 2010-11-30 参见: 学者吉宗祥先生诗作《浪子无归》短评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8785
个人分类: 海内天涯(Mutual Understanded Friendship from|3198 次阅读|1 个评论
社会转型
xscjack 2010-5-31 17:30
社会转型自由谈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转型最艰难的是政治转型!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历史的中国,要转型为现代自由选举的公民社会,是无比的艰难! 事实上,社会转型应从落实言论自由做起,言论自由其实就是人人都有说真话的自由。这一点要普及到民众中去......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由什么社会转为什么社会呢?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但更多的是共性!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是我们的重要参照系。我们的社会必将由前现代社会转型为现代公民社会。当前社会的转型缓慢,使得社会心理危机此起彼伏。应该说,逐步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社会顺利转型尤其重要。当今社会,教师辛辛苦苦代课、收入微薄、远不敌做科研来钱快、远不敌有大批项目且不用上课的大牛们、教师上课学生不听,成就感消失,所以教师们心里是失衡的......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无着落、不能自主选专业和课程,因而生存压力增大、学生们心里压力大,心理就失衡......官员们权力寻租、收入颇丰,不能把钱名正言顺的存入银行、心理失衡,更要命的是广大官员的升迁、受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影响、大批亲友来找办事,经常违背良心说假话,等等,所以政府官员们心里也是不平衡的..... 广大工人农民呢?受权贵利益集团欺压,没有说理的地方,往往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只能通过艰难的上访来解决,所以工人农民心里也是失衡的...... 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阶段。事实上,确立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在公民社会构建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科学不能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宗教显得尤为重要,宗教往往可以塑造我们美好的心灵。宗教往往是教育人诚实,事实上言论自由就是人都有讲真话的自由!言论自由建立起来,教师就可以凭兴趣去做研究、凭热情去上课,大牛们也会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岗位之间作取舍。学生会为将来的职业去向、自主选课、自行转专业.....有活力的现代大学会在中华大地涌现。 宗教和言论自由建立起来,司法就会真正独立,工人农民说里最经常的地方就是法院、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代言人 宗教和言论自由建立起来,司法就会真正独立,工人农民说里最经常的地方就是法院、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代言人独立工会和农会就会代表农民工人去和资方甚至政府谈判,社会就是一个良性互动的由中产阶层稳定橄榄形结构。 官员和各级各类公务员凭廉洁自律,公开竞争上岗,名正言顺地拿属于自己的高薪,由于受言论自由监督约束,官员们不再权力寻租,实实在在干自己本职工作,心里自然平衡。 道路就在前方,努力吧、有良知的中华健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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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之路与外生之路(五):外生之路初级阶段的优势:赶超,有序,自主
lvnaiji 2010-2-10 09:22
吕乃基 在外强内弱的背景和三强三弱的条件下发生的渐进式结构转型 , 以此由上而下引领社会转型,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初级阶段会给现代化进程带来 三大优势 , 即赶超、有序和自主 。 请注意:此处笔者提出外生之路在当前也就是渐进式社会结构转型的初级阶段,其含义不同于通常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者涉及社会转型,包括经济基础的根本转变,所谓初级阶段,意为经济基础大致还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前者涉及社会结构的调整,初级阶段意为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初步适应,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仍然主要来自外部。 外生之路的初级阶段对现代化的有利影响,其一是赶超。 在外强内弱情况下 , 如果在一开始仅仅或主要依靠民众和个体 , 依靠经济力量 , 由下而上地去赶超发达国家和实现现代化 , 就必须要经历长期的过程。当年英国用了 300 年完成工业化 , 其他一些国家也都用了一、二个世纪。后来的国家之所以用的时间较少 , 正是因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国家的影响,其典型就是德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当然 , 国家的介入也未必成功 , 如果路线、方向错误还会适得其反 , 中东和世界上一些国家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 中国的教训更为痛切深刻。然而由历史经验可以肯定地说 , 赶超 成功者必定有国家的介入。 进一步说,在目前情况下撇开政权的力量去赶超实际上没有可能,正如在现在的自然界中,不可能再自行发生曾经发生过的生命起源和进化,任何原始状态的生命形式马上会被已有的生命消化掉。必须先有强大的政权设定自身的边界,方有可能推进现代化。 第二项优势在于赶超过程较为有序 ,这是由于以下因素和条件的共同作用。其一,外强。处于前列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走了较长时 间 , 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 教训。 在科技发展上,既有两弹一星、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和克隆技术等,也有挑战者号爆炸、哥伦比亚号失事、模拟电路在与数字化在高清电视的竞争中失败和摩托罗拉公司铱星落地等教训;在经济上,既有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和美国在 20 世纪末的繁荣,也有东亚金融危机和近来日本的萧条,以及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危机和人口爆炸而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有刚刚萌芽的知识经济;在政治上也有各种先例可援,诸如北欧模式等。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目标,外强已经走过的 路在客观上为后进国家选择目标提供了参照系。此外,由于历史的教训 , 再加上外强本身的存在构成对后进国家的某种威胁 , 于是这些大多数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独立的国家 , 在选择目标时自然把军事列为重点,以确保独立和自主发展。 其二 , 上强下弱。上强首先体现在确定统一的目标 , 例如发展两弹一星、建设三线、控制人口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以及由最高领导来号召创新和发展知识经济等。知识经济在美国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 , 而在中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政府行为 , 有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情况很清楚 , 在外强内弱的背景下和在上强下弱(还有其他两项条件)条件下 , 外强已经走过的而又为我们所选择的事项 , 如知识经济在一开始就必然是政府所为 , 若非如此,倒是不可理解。上强的第二项功能是为实现统一目标制定相应政策、制度和法规。例如将计划生育和科教兴国定为国策 , 以及东部发达地区援建汶川地震灾区等等。这样的情况在内生型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得当 . 中国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 , 有步骤地实现赶超。 其三 , 整强个弱。个弱的含义有二 , 其一是没有足够强的个体 ,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是如此。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形成功能耦合或非线性相互作用 , 彼此间或者没有什么联系,或者仅仅是相同的农户、一个个相同的螺丝钉。这样的个体根本提不出统一的目标 , 或者目标小而分散 , 往往互相矛盾而造成混乱。于是 , 整体的统一的目标就能填补真空,以此得以将弱小的个体凝聚起来 , 并且避免或减少混乱,使现代化快速有序地进行。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使上的意志得到下的认同 , 使整体的目标成为个体的目标呢 ? 于是为了使现代化快速有序 , 第四项因素政强经弱就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 ---- 通过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统一的目标和政策,以克服分散的离心倾向,取得共识,从而保证目标的实施。一段时期以来的知识经济热、新经济热等等,正是四强四弱的表现。一种习用的做法就是发现培育、宣传和学习各种典型。我曾经对当代中国典型之多感到惊奇,甚至有人说:典型典型,点到谁谁就行。其实,这是内生型道路的一个经验或特色。每年、每个行业都有典型,以树立学习和仿效的榜样。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者 , 在外强内弱的背景下 , 为了保证独立自主的发展 , 必然宣传爱国主义 , 发扬民族传统 , 以增强凝聚力 , 提高自信心。此外,在经弱,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也沿袭传统,强调意识形态。由此可以看到 , 在内生之路的初级阶段必然深深地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 , 讲政治。这 样,政府也就有更充分和合法的理由直接驾驭和参与经济活动 。 这里还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内生之路加以比较。在最典型的英国 , 从瓦特完成对蒸汽机的关键改造 , 到 19 世纪中叶基本上确立起工业社会的各种组织和规章制度 , 其间充斥了混乱、罪恶和污染 , 科技上的一再试错与弯路(如火车发明之初的红旗法) , 经济上的过度竞争 , 过度消耗资源并造成严重污染 , 剥削工人 , 特别是女工、童工,还有广大殖民地。一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方逐步成立起工会等组织 , 制定和颁布童工法等。对污染的认识是问题成堆 , 形成危机之后 , 而关注人的企业文化等 , 也是在有了抗议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方迟迟出现。相反 , 正是在外强背景下 , 以及在上强下弱、整强个弱和政强经弱条件下启动的外生之路 , 在其初级阶段有可能使现代化比较有序地进行,以避免或少走弯路,实现赶超。 第三项优势是自主 , 也就是自主选择目标 , 自主制定政策 , 自主贯彻实施。显然 , 现代化之所以比较有序 , 除了要克服来自内部社会基层和个体的扰动外 , 还要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干扰 , 以及内外的呼应,如东突和藏独等。上强、整强和政强就能做到这一点 , 发展军事也是为此目的。自主不仅体现在上述方面 , 同样体现在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 赶超、有序和自主这三大优势是彼此相关的。自主是为了有序 , 有序是为了赶超。反过来,只有赶超的每一步成功 , 才能激发起进一步的动力 , 才能坚定有序和自主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而之所以有这些优势 , 就在于上强下弱、整强个弱以及政强经弱 , 从这三强三弱出发 , 再加上外强内弱的背景 , 也就能加深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外 , 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渐进性 , 没有在突然之间否定转型前的一切 , 其中的有利因素还得到弘扬和发展 , 这样就不会造成真空 , 发生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 从而保障现代化有序进行 。 殷国民:政经联盟与官商经济,《东方文化》, 199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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