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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tree 2020-8-28 07:27

潘建伟：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作者：赵竹青来源：人民网发布时间：2020/8/27 16:37:24 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赵竹青）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于8月23-29日举办。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战疫、创新驱动”为主题，旨在展示科学技术对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系列成果，以及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为进一步向公众普及我国最新科技成果，宣扬科学精神，人民网科技频道于近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潘建伟在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要素驱动”模式目前正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人民网科技：疫情给您的科研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现在回归正常节奏了吗？潘建伟：在疫情初期，由于实验室的研究生无法返校，部分研究工作的进度有所延迟。不过，由于旅行减少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一些工作相关的讨论交流也给可以在线上进行。后来疫情逐步控制之后，各项研究工作也开始恢复到正常节奏。总的来说，虽然有所延迟，但在大家的努力攻关之下，我们的总体科研进度还是在预期的范围之内。人民网科技：您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能否和广大青少年聊聊您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体会。潘建伟：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思想的解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科学革命，开端于牛顿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经典力学。通过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只能去仰望的星辰，它们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人们终于明白，自然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更是可以被改造的。因此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经典电动力学，奠定了以蒸汽机和电力技术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人类也由此开始进入近代社会。然而经典物理学仍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观念困境，那就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论。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力学方程来精确预言。那么，如果构成人类的原子、分子，也是完全遵循经典物理学规律的话，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否早已由力学方程确定好的呢？幸运的是，在20世纪初诞生的量子力学，从原理上打破了这一困境。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粒子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物理系统的演化。而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促使人们去深入认识微观世界的规律，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因此，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带来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观念上的革新。人民网科技：科技周的一大使命，就是让民众爱上科学，爱上科学精神。能否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爱上科学研究的故事？潘建伟：我小的时候，因为记忆力差，不理解的东西我很难记住。后来到了初中学物理之后，我觉得我学物理还行，因为物理特别简单，理解了几个公式之后，所有东西都能够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物理比较感兴趣了。后来在中国科大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发现微观世界里有很多奇妙的现象，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不同。我也曾经因为苦苦思索这些奇妙现象而不得解，那一学期的量子力学期中考试还险些挂科，但这反而激励我将探索量子世界的奥秘作为奋斗的目标。除了个人的兴趣外，还有一种使命感驱使着我从事科学研究。我们科大当时就是为了“两弹一星”培养人才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科大涌现了一批两弹一星元勋，比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等等。老一辈科学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郭永怀先生。郭永怀先生当时从基地回来为了保护数据，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他跟他的警卫员抱在一起，尸体都烧焦了，数据却是完好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外国人都想不明白，我们中国当时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够把两弹一星造出来？就是一些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有两弹一星的基础，才为我国创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老一辈科学家奠定了我们国家稳固的大国地位，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一直都是依赖于所谓的要素驱动，主要靠的是人们很辛苦地劳动换来的，真正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其实比较少，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很严重。这种要素驱动的模式发展到目前，其实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所以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勇于创新、推动国家掌握更多的核心关键技术是我们的使命。人民网科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路要走。对于如何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中，您有着怎样的思考？潘建伟：当今社会，技术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科技金融体系的支撑。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美国的企业热衷于面向长远的风险投资，从而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尽管相当部分的企业IPO时都是亏损，但其中的优秀者迅速做大做强，涌现了一大批如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国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我国推出了类似的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是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落地的有力突破。但从目前实际实施的情况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视企业盈利超过扶持企业成长的倾向。鼓励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仍然较为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投入热情普遍不足。例如，就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研究领域，通用量子计算机何时能够实现还是未定之数，需要长期努力。但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包括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都早已投入巨资开展量子计算研发。直接的效果是，谷歌在去年率先实现了“量子优越性”，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很大。除了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外，营造一个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整体社会氛围也非常重要。所以，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也要加强科学普及，加深公众对创新性科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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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追赶如此困难？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回顾70年经济发展史

WileyChina 2020-7-28 14:54

编者语：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在过去的70年中，成功者寥寥。尽管这些国家自身已付出极大努力，并获得了大量官方发展援助，但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和增长停滞状态。为什么追赶如此困难？ China World Economy 刊登的由林毅夫和王燕合作撰写的文章 ——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回顾过去7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尽管付出了诸多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遵循结构主义的国家初期有能力建立一些现代工业，但随后即停滞不前；而遵循新自由主义处方的国家经历了近百次危机，其后果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造成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侵蚀着国民财富。但是，并未遵循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减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文章试图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结构经济学”的演变历史及相关政策的叙述来梳理发展经济学思想，从结构转型的角度回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及发展经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尝试展望下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未来。本文还着墨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论证政府和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作者指出，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思想塑造了历史进程”；“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需要认识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性和局限性。面对新冠疫情，发展中国家正受到最大的打击，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正使许多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警告称，这将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更需要团结一致，结合东、西方发展经济学观点，寻求以人为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以避免全球经济进一步分裂、世界格局出现两极化发展态势。此外，在非洲2063年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和诚如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思想的引导下，重启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新趋势将继续生根发芽，并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促进就业、消除贫困、逐步走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愿景。引用本文： Yifu Lin, J. and Wang, Y. (2020),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ina World Economy.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 doi:10.1111/cwe.12340 文章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cwe.12340 关于 China World Economy A bimonthly fully peer-reviewed SSCI journal featuring original academic work exami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co-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iley, with ISI impact factor of 1.865. 期刊主页：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749124x 投稿地址： 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c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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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出版

maqingping 2019-12-24 17:38

My book “What drives China’s economy” published Amazon 拙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已经由劳特利奇（泰勒和弗朗西斯集团的子公司）出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快速增长（即中国奇迹）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解释，并提出一个理解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这本书共分四章： 1 、中国改革开放简史； 2 、利率管制与中国经济增长； 3 、社会规划者的问题及制度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4 、中国模式的未来。第一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了客观的描述。由于划时代的事件很少没有前奏，中国的开放至少可以追溯到 1972 年。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进口成套的化纤和化肥生产设备、轧钢厂和电站，价值 43 亿美元（所谓 43 计划），而当时中国每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412 亿元人民币。 1976 年，毛泽东和华国锋派出项南为团长的中国农业机械化代表团赴美，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虽然正式的叙事把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改革思路仍然是在中央计划的框架内提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效率。这种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改革思路可能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真正原因和动力是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创业进取精神，他们坚持不懈地突破了当时的政策束缚。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得到了一些务实开放的省级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这些省级领导人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和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等。第二章介绍了增长理论，并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率和利率控制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这一章借鉴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和正常科学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范式转换增长模型，以改进如索洛 - 斯旺模型等现有的增长理论。在范式转换增长模型中，增长可以分为范式转换增长和正常增长。范式转换增长阶段是指像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主要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时的经济增长阶段。正常增长阶段是生产范式转变完成后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依赖于小规模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如当代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正常增长对应于索洛的稳态增长，但索洛的稳态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因为小规模的创新一直在发生。在范式转换的增长过程中，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导致高增长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经济仍处于范式转换的增长过程中（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阶段），因此，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保持利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均衡利率应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MPK ）。当利率保持在低于 MPK 的水平时，企业家会大量借钱投资和用自己的钱投资，这会导致比利率由市场决定时更多的投资。高储蓄意味着较低的消费率和出口占 GDP 的很大比例，因此汇率管制成为确保人民币汇率低和保持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第 3 章介绍了拉姆齐问题和拉姆齐 - 卡斯 - 库普曼模型对该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并分析了当社会规划者的目标是实现 GDP 的最大增长时，制度 / 机构可以如何做出贡献。这一章提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增长的新框架： 1 ）技术进步路径（ T ）； 2 ）社会目标（由社会规划者确定）（ O ）； 3 ）实现社会目标的效率（ P ）； 4 ）社会稳定（ S ）。用这一 TOPS 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因为： 1 ）中国经济正处于范式转换的增长阶段（工业化）； 2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四十年把高增长率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 3 ）中国的制度 / 机构确保了发展计划的快速执行； 4 ）中国的制度、机构和文化确保了快速变革时代的社会稳定，而在这个变革时代初期存在着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就业保障水平下降、贫富差距加剧等许多问题。本章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形成及中国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第四章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未来。中国完成工业化并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后，经济将进入正常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将与发达国家相当。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万美元时，中国不太可能仍以目前的速度增长。苏联 / 俄罗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万美元之前就开始停滞不前，而亚洲四小龙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仍以较低但正常的速度增长。中国应在充分利用范式转换增长潜力的同时，为范式转换增长向正常增长的转变做好准备。（本中文版本借助了百度翻译） My book “What drives China’s economy: economic, socio-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has bee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subsidiary of the Taylor Francis group). The objective to write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China Miracle, and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The book contains four chapters: 1.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2. Interest rate control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3. The social planner’s problem and institutional roles in China’s growth; and 4. The future of the China Model. Chapter 1 tries to give an objective accou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rocess. Since epoch-making events rarely occur without a prelud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races China’s opening back to 1972, when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decided to import complete sets of chemical fibres and fertilizers producing equipment, steel rolling mills, and power stations worth of US$ 4.3 billion (the so-called 43 plan). At that time, China’s total annual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was RMB 41.2 billion. Mao Zedong and Hua Guofeng sent a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elegation led by Xiang Nan to the US for investigating American experience in mechanizing agriculture in 1976. Although the official narratives denote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uring 18-22 December 1978 a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leadership’s idea to reform was still to increase efficiency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CO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entral planning. This might still be true until the 1990s. The true causes and driver of China’s success are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millions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and grassroots cadres, who were perseveringly breaking though the policy constraints set by the government and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ir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were supported by pragmatic and open-minded provincial leaders such as Wan Li (First Secretary of CPC Anhui Provincial Committee), Xi Zhongxun (First Secretary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Xiang Nan (First Secretary of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Ren Zhongyi (First Secretary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succeeding Xi Zhongxun). Chapter 2 introduces growth theories and explains China’s rapid growth with high saving rates and interest rate control. In this chapter I propose a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model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growth theories such as the Solow-Swan model. In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model (in analogy with Thomas Kuhn’s paradigm-chang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normal science), growth can be divided into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and normal growth.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denotes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dominant mode of production chang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Neolithic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he normal growth is the stage after the production paradigm change has been completed and the growth depends on small incremental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process innovations, like growth i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normal growth corresponds to Solow’s steady-state growth, but Solow’s steady-state does not exist in real world, because small incremental innovations happen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high saving rates and high investment rates will lead to high growth rates. China’s economy before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refore, high saving rates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keep interest rate lower than market equilibrium rat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Market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should be equal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MPK).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kept lower than MPK, borrowing money to invest and using your own money to invest would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ich leads to more investment than that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market determined. High savings imply lower consumption rate and the need to export a large proportion of GDP, so that exchange rate control become necessary to ensure low exchange rate of RMB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Chapter 3 introduces the Ramsey problem and the Ramsey-Cass-Koopmans marke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d analyses how institutions can contribute if the social planner’s objective is to have the maximum GDP growth. I propose a new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how an economy grows: 1)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ath (T); 2) the objective of a society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planner) (O); 3) performance in implementing the social objective (P); 4) social stability (S). China grows rapidly because 1) China’s economy is at the stage of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industrialization); 2) China’s leadership has set high growth rate as its objective in the past (as Deng Xiaoping remarked, “development is the absolute truth”); 3) China’s institutions have ensured rapid execution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plans; and 4)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have ensured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an age of fast changes with reduced social welfare, reduced job security and increase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hapter also explains how the CPC’s leadership status formed historically and Chinese culture plays a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 Chapter 4 analyses the future of the China Model. When China completes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aches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ts economy will enter the stage of normal growth with growth rates comparable with theirs. It is unlikely that China can still grow at the current rate when China’s per capita GDP reaches US$20,000. The Soviet Union/Russia began to stagnate before their per capita GDP reaches US$20,000, while Asian tigers still grow at lower but decent rates after reaching that level. China should prepare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to normal growth while fully exploit its potential in paradigm-changing growth.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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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信息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等领域特刊征稿启示（2020年2月20日截稿）

bigstar0911 2019-10-26 11:43

（原文链接：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specialissue/specialissueinfo?specialissueid=346002journalid=346 ）一、特刊征稿启示（一）特刊主题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二）截稿时间 Feb. 20, 2020 Submission Guidelines: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home/submission （三）客座主编 Israel Patiño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ecnologic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Ecatepec, Ecatepec, Mexico （四）客座编辑 Xingwei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China （五）介绍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pends largely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his sense there are numerous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ir permanence of this economic sector, so the u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is a revulsive and core support in the search for innovation in its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processes that translates into an increase in sales or resource savings. （六）征稿目标与范围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novati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processes （七）稿件上传指引 Manuscripts should be formatted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for authors (see: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journal/guideforauthors?journalid=346). Please download the template to format your manuscript. 二、期刊信息（一）期刊名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二）ISSN号码 ISSN Print: 2575-5102 ISSN Online: 2575-5110 （三）出版社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四）地址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1 Rockefeller Plaza, 10th and 11th Floors, New York, NY 10020 U.S.A. （五）检索 WorldCat CrossRef Academickeys ResearchBib Polish Scholarly Bibliography Directory of Research Journals Indexing Eurasian Scientific Journ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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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需要人海战术，不能靠人口红利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8-10-24 18:34

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并不是靠人口红利，而是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由于人口增长,很多石油国家的人均GDP基本上三十年来没什么增加,30年前高出中国一个数量级,现在已经没有中国高。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人口数量,而是靠科学技术,生产力进步。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增长速度必然会降下来，而且在某些方面会去工业化。经济技术水平较差时候，人口可以替代资本，人多力量大，需要人海战术的人口红利新中国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人口红利期，新中国第一波人口潮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长大成人，当时人参加劳动的年龄早，十八岁就可以是壮劳力，为持续了进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根治旱涝灾害提供了劳力基础。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改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量的打工妹涌到沿海出口工厂的生产线。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相伴相随中国社会文化不存在反对生育控制的宗教因素，建国以后，政府在生育方面提供公共服务也越来越普及，虽然人口飞涨，但生育率一直属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到三个孩子左右，城市不到3个孩子。整个80年代在两三个孩子之间。没有出生人口减少，就不可能有低少儿和老年人抚养比同时存在的“人口红利”。因为在稳定人口模型中，预期寿命以80岁计算，15-64岁的劳动人口必然占总人口的62.5%。实际上，现代社会，一般人的学习阶段都要到20来岁，甚至二十四五岁。因此，就业人口充其量占总人口的50%多一点。中国高就业率和低抚养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出生率解放了大量女性劳动力，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中国大陆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1980年代初，中国老龄化峰值大约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与日本当前水平相仿。一个少子化的社会，虽然有较高的老年人抚养比，但少儿抚养比比较低，不到20%，劳动力仍然会占到总人口的50%多，和多子化社会其实差不多，而且少子化社会一般有更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而多子化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实际参加就业的人口比例更低。实际上，年轻人只有首先养活自己才能进一步提供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否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必然会成为“阿拉伯之春”当中的燃料和渊源不断的难民潮。在欧洲低生育国家，首要的社会问题似乎不是老龄化，而是高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始终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这决定了中国必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三大差别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越来越少。中国也没有必要继续和亚非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行业里面自相残杀。虽然总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而且一直在向城市转移。对于边疆贫困地区和人口密度大、生态赤字严重的地区，“少生快富”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中国有超过2亿户家庭小农，是美国农场数量的100倍，7亿农村人口，3亿多农村劳动力。除了东北北部等少数地广人稀的地方，户均10亩、人均3亩耕地还是我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农业GDP仅占全国GDP的不足10%。全国一半的GDP的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1/3集中在县城和相当于县城的镇。乡村GDP只有全国的百分之十几。虽然，中国工人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创造出和美国差不多，甚至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但美国农民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的几十倍。这也决定了中国农民收入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农民收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的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10，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不可能把美国人的工资降低一个数量级。过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已经是机械化水平落后的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了，需要靠“人海战术”，人多才有力量。早婚多生，阶层固化，越生越穷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人口再多只会有更多的人才被埋没。如果中国人口出生基数一直维持在在每年2000-2500万，大学阶段毛入学率也不能达到50%。实际上，整个社会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是非常有限的。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全部人类的计算能力。用人海战术对抗超算和人工智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人类智慧最后的尊严——围棋，现在也已经被超算攻占。把人类自身再生产与妇女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把婚姻家庭首先作为生育共同体而不是因为两性之间的爱情，怎么说都是封建糟粕。早婚多生一般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很多人年少胡闹，又不懂得避孕措施，就怀上了，然后就稀里糊涂的过一生，早婚早育，母亲心智还不成熟，不仅影响对孩子的教育，而且必然影响个人自身的发展。一般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子,年轻貌美是最大的优势，25岁以上就已经老了，而30多岁才是一个高学历的职业女性最好的岁月。严宁姐姐的年龄某些人已经当上了祖母，自觉认同为中老年了；40岁对于女博士而言不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年龄，自然基金的青年基金女同志可以一直申请到40岁。多子女者，他们子女平均得到的资源更少，更不容易摆脱社会下层，这就是所谓的阶层固化吧？虽然政府一直致力于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但是学校教育不可能完全取代家庭教育，这些孩子本来天赋平平，又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必然是所谓的“寒门难出贵子”。不重视家庭教育必然会造成知识与财富两级分化的代际积累。当然社会中上阶层生的孩子太少，所以对孩子过度关注，这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在少子化恐慌的背景下，鼓吹自由生育，甚至奖励生育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所谓的鼓励生育必然会使社会中下层的生育水平进一步增加，一个家庭不是一二个，而是两三个、三四个小孩，家庭教育资源本身有限，每个孩子能平均得到的更少，即“输在起跑线上”，甚至这些孩子在DNA层面已经落后了。为了自己的生育自由，而不顾孩子将来的发展条件，这种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是封建糟粕，是需要加以清除，而不是赞扬和鼓励的。实际上，西方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无疑都加剧了婴儿在社会中下阶层加速集中，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不平等与混乱。欧洲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自觉控制人口，但是为了争夺资源，在欧洲还是发生了两次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美国的有产者和中产阶级上层妇女一般一辈子也只是生一两个孩子。如特朗普以前三位总统的第一夫人，总共生了四胎5个第一女儿。易富贤先生应该知道美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墨西哥妇女正在用子宫收复失地。作为美利坚公民，他更应该关心核心美利坚人的低生育率，而不是万里之外的中国。日本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职业生涯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造成多数妇女晚婚晚育，甚至接近15%的终身不婚。而养家糊口的经济负担，使低收入的日本男性恐惧结婚和承担家庭责任，日本男子的不婚率更是超过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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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制约我国发展的是低端劳动力过剩

jiangming800403 2017-11-26 19:11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还还是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老龄化。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走向普及化、大众化，但是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只有700多万（其中与一般是相当于大专的高等职业教育），未来也不可能超过1000万。我国每年大约1500万新参加工作的劳动人口中，至少还会有500万（这比美国总的新就业人口还多）以上没有经过充分的技能培训而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充裕、生产要素价格低、环境容量较大的黄渤海沿岸，黄淮平原、长江上中游平原和盆地，一直到西南地区，都将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基地。东南沿海的粤东、闽北、浙南地区仍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国外，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会形成新的雁阵型发展序列。海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发达，需求的生产资料就越多，这也是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发电水平大体还处于20年前中国90年代水平，中国可以向他们出口发电站，顺便提供煤炭。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08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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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珠三角贫困带兼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

jiangming800403 2017-3-9 21:47

环珠三角贫困带兼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广东珠三角与非珠地区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区别，狭义的珠三角地区——广佛深莞惠中珠江八市人口不到广东的一半，GDP总量超过六万亿，占全广东的80%，人均超过10万元，其中深圳和广州更是人均超过两万美元，可以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广、佛、深、莞、惠、中、珠七市的人均GDP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也只有这七市（江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非珠地区的GDP 只有两万亿，人均只有4万元，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三省，最低的人均只有两万多，相当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但是珠三角地区的生育水平并不高，因为珠三角地区年轻人比例高，但很多在广东打拼的年轻人并不可能在珠三角都市区生孩子。非珠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珠三角，特别是人口爆炸的粤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人均GDP在整个沿海地区居于后列，而且封建残余和宗族观念浓厚，黄、赌、毒、诈骗泛滥，历来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地区。与粤东相比，高度发达的珠三角的发展其实依靠的并不是本土人口，而是依靠不断南下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易富贤先生人口增长会促进发展的理论在江西、淮北等高出生率地区同样不适用。特别是淮北豫东向北一直延伸到鲁西冀南的的高出生率地区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东部经济发展的锅底，与低生育率的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东等地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人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是生产者。依靠生育的经济增长只是低水平的外延式发展，多生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初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会增加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同时压低当前人口的消费水平，制约产业升级。只有依靠不断提高自动化程度、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才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038337.html 上一篇：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对学术的发展非常重要下一篇：总和生育率（TFR）是什么，兼谈易富贤先生在人口问题上的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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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先生的人口理论自相矛盾

jiangming800403 2017-3-8 21:12

注：易富贤先生不接受我对他的博文评论，所以我只能自说自话。计生国策实际上一直在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书。是人口数据错了，还是易富贤们错了?当然，易富贤先生是一个好人，他似乎从来不和人争论，不过别人的质疑他也从来不回复（甚至是根本忽略）。一个人经常自言自语，这算什么。当推测与现实情况不一致的时候一定是推测错了，而不可能是现实情况错了。按六普数据，目前处于生育活跃期（1981-1990）的女性数量是6340+5018=11348万，年化后是1135万，按照那些忧国忧民的“反计人士”的逻辑“只有不到75%的生孩子，一个女性一辈子只生不到1.1个孩子”，那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只有930多万，是每年超过1600万的人口出生数据错了，还是易富贤们错了。用1600万除以1100万，还会得出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在每个女性一生生育1.5个孩子（考虑了独身不育等因素），基本等于15年以前的政策生育率。反计人士一贯处心积虑的论证中国人快绝种了，真不知道能得到有什么好处？多生孩子对父母、对小孩、对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真的很好吗？我为什么反对现在就全面二胎，第一，现在生育数量仍然处于爬坡的阶段，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在汽车加速下坡的阶段踩油门；第二，80+当中，很多都是有兄弟姐妹的，来自多子女家庭，他们的父辈根本就没怎么好好执行过计划生育政策，更不用说一胎化，给他们（当然也是我们，我也不是独子）开闸，就是老市民给农民工腾地方，因为80年代的独生子女都已经可以生育二胎。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过全面的一胎化政策，而且整个80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就没有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否则现在总人口可能不会突破13亿，而且已经停止增长了。1995年以前农村超生一直很严重，实际上目前很多农村二孩仍然占多数。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018079.html 今天，易富贤先生公开了他在颇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上的两篇文章，科学网也在第一时间加了精。但是这两篇文章其实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由于易富贤先生总是善意的忽略不同意见。所以我把质疑与商榷写在下面。第一，易富贤先生大概也不想把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变成黄土高坡。尽管东北的东北虎、远东豹种群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境内还远远不足100只。从某种程度上东北人口不是太少，而是太多。“1945年，东北超过日本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这恐怕只在某些人的梦里面。直到今天，东三省的钢铁产量仍然比不上日本，虽然东北人口和日本差不多，面积是日本的三倍。 1945年年前，东北的重工业虽然占据了全中国的大部分，但是钢铁产量最多不过六七十万吨，而日本本土在二战前已经达到了500万吨，几千架的零式飞机和大和号战列舰更是伪满望尘莫及的。日本主要是从中国（特别是东北）掠夺煤炭、粮食、木材，从未想过把东北建成一个重工业地区。而且，直到战败投降，日本本土（包括朝鲜、台湾）受到的战争破坏也不大，从来没有过地面战争，由于缺乏前线机场，盟国对日本轰炸持续的时间和破坏强度比欧洲战场也小得多。东北成长为新中国装备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主要得益于两个时期，一是一五计划打下的基础，二是最近二十年来的技术升级。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善更主要的是靠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多生孩子。第二，易富贤们不止一次的重复“ 发展是最好最好的避孕药”。但易先生既认为广东发展好，又认为广东生育水平高，这是自相矛盾，得到的“经济发展靠生孩子的结论”会是似是而非。广东珠三角与非珠地区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区别，狭义的珠三角地区——广佛深莞中珠江七市人口不到广东的一半，GDP总量超过五万亿，占全广东的70%以上，人均超过10万元。而非珠地区的GDP 只有两万多亿，人均只有4万多元，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三省。但是非珠地区的生育率高于珠三角。特别是人口爆炸的粤东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滞后，而且封建残余和宗族观念农户，黄、赌、毒、诈骗泛滥，历来是全国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地区。与粤东相比，珠三角的生育水平反而不高。珠三角的发展其实依靠的并不是本土人口，而是依靠不断南下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易富贤先生人口增长会促进发展的理论在江西、淮北等高出生率地区同样不适用，特别是淮北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东部经济发展的锅底，与低生育率的长三角、山东半岛地区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易富贤先生似乎更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关心个人实际的福利情况。多生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初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会增加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压低当前人口的消费水平，制约产业升级。易富贤先生们是自觉不自觉的要中国走一条“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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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选择：强国和雾霾

热度 10 杨学祥 2017-1-28 08:31

艰难的选择：强国和雾霾杨学祥关键提示：关于中国雾霾污染的争论，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艰难面对。关键是在当前国际生存竞争中，什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落后挨打但环境原始，还是强国富民步西方后尘？是否有强国富民且不污染环境的第三条路线？发展中国家的雾霾是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结果有评论说，从国际上看，雾霾的现象并不唯一，它的出现是经济高增长和能源高消耗的伴生产物。对中国而言，雾霾的治理充满新的挑战，但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雾霾的治理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英国、以及日本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经历了雾霾的高发期。而这些时期，普遍的特征是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和煤炭在能源消费占有比较高的比重，与中国现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相对一致。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成功，似乎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推论：快速增长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快速增长，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然而，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成功复制显然有一定的困难。首先，今天中国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大为不同。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高速度经济增长和大规模能源消费可能会使环境污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更加难以治理。其次，由于能源价格愈走愈高，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成本难以承受。再次，发达国家倒 U 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即污染生产转移。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显然尚未达到可以把高污染产品生产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进一步说，基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世界上也很难有地方可以接受中国生产的转移。因此，中国雾霾治理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8739-900431.html 显然，雾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美国政府及时抓住了攻击的时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1029994.html 全球雾霾：伦敦和洛杉矶发生雾霾灾害 1948 年 10 月 26~31 日 ,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发生因烟污染而导致 43 ％的人受二氧化硫的刺激性气味而病倒 , 17 人死亡事件 ; 1952 年 12 月 5~8 日 , 伦敦烟雾事件 , 造成 4000 人死亡 ,8000 多人得病 ; 1946 、 1948 年在美国洛杉矶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 , 1955 年 8-9 月 , 又在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 , 造成 400 老人死亡 , 在该地的 250 万辆汽车 , 日排 1000 多吨碳氢化合物石油烃废气、一氧化碳和氧化氮 , 铅烟进入大气与空气中其他化学成份反应产生浅蓝色烟雾 , 由于地势使之长期滞留造成污染。 1970 年 7 月 8 日 , 在日本东京也发生光化学烟雾和二氧化硫废气使万人受害事件。 1970 年 4 月 22 日美国 1,500 所大学和 1 万所中学全国性环境示威 , 参加地球日活动。（《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95 》第 109-11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6526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753564.html 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是全球空气污染的真凶日本官员和媒体暗示，中国近来的空气污染危机也许正在越过东中国海，向日本蔓延。日本环境省 8 日宣布采取紧急措施，以应对空气污染物 PM2.5 浓度上升的问题。日本一些电视台 8 日播报的头条新闻都将日本境内的 PM 2.5 浓度上升与上月在中国境内监测到的高浓度 PM2.5 联系起来。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在监测这种颗粒物浓度上升的原因及其对人体的影响方面予以合作。日本方面的说法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人批评说：“地震发生后，日本弃用核电改用煤电，而且一直在焚烧垃圾。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环境，所以不能光批评中国。要减少污染，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气候变化和邻国造成的影响。”还有人批评说：“中国应该承认高浓度 PM2.5 和华北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污染也是在华日企的制造业活动造成的结果。”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标准，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水苗撰文介绍，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仅 80 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有 35% 危害生态。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学者陈彬指出，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全球范围内的污染转移问题却日益严重。首先，污染转移借助自然界正在日益蔓延。自然力的作用使得污染跨国界转移非常便利。早在 70 、 80 年代，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与德国、法国之间就曾因酸雨问题而长期争吵不休。近来日本、韩国也抱怨中国生成的酸雨飘落到它们国家。核电站安全和核废料污染问题也经常造成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在西欧有 119 座核电站，很多核电站坐落在距边界 100 公里以内地段，经常引起国际纠纷。瑞典在距哥本哈根视线之内的马尔默修建核电站曾引起丹麦居民的极大恐慌，丹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瑞典关闭该核电站，但未能奏效。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之间，德国与法国之间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核电纠纷。在冷战期间，前苏联曾秘密向日本海倾倒了大量核废料。 1993 年该事件曝光后，日本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警告俄罗斯停止类似行为。 1990 年海湾战争引发的石油燃烧甚至成倍地提高了我国珠穆朗玛峰地区环境监测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指标。而在这些污染之中，工业化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200 多年来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大量污染物至今仍留存在我们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中。 DDT 、有机汞、四乙基铅汽油添加剂等许多化学污染物虽已被许多发达国家禁止生产和使用，但这些难以分解的污染物并没有消失，至少有 13 万吨 DDT 、 15 万吨有机汞和 4000 万吨四乙基铅仍循环在生物圈、大气圈中。 CO2 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危害到占全球 70%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而全球排放 CO2 总量的 70% 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无疑应该对全球环境改善负有更大的责任。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通过经贸活动，污染转移问题拓展了转移途径。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国内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的、精巧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同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的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从而实现环境污染转移。以石棉这种较强的致癌物质为例，在欧美属于控制使用产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消费量并未减少，为此，如美国的 MONBIL 公司和欧洲最大的石棉制造公司等纷纷到印度合资、投资办厂，并将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亚马逊地区，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行为已经造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濒于毁灭。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转移环境污染。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买进那些在其国内遭到环境法严厉控制所不能生产的初级产品，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由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中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以及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差异，国家间的贸易出现了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贸易手段不断掠夺性地使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将环境污染转移到他们的国土上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采取付给高额处理费的形式，将那些难以处理和降解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欧美诸国对废弃物处理的平均成本大概是每吨 1000 美元，加上处理后的最终废弃物还要找堆放场所，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废弃物扔到穷国。目前这种全球性转移正以每年 3 亿吨的速度增长，其中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占 90% 。亚非拉国家每年都要从发达国家“进口”数百万吨有毒垃圾。据欧共体透露，欧美国家 1900 ～ 2000 年每年向几内亚出口 300 万吨化学废料，从而每年可得到 12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几内亚比绍政府曾与美国一财团订立“君子协定”：几政府在 5 年内接受该财团的 150 万吨的有毒废物，它便可获得 6 亿美元的现钞，相当于该国 GDP 的 3 倍，出口商品利润的 25 倍。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为了避免承担环境成本，将 60% 以上的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和拉丁美洲。美国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物输出国。 1995 年有关资料表明世界有毒废料年产约 3 亿吨，约每 5 分种就有一艘载有有毒废料的船运至公海进行越境转移。我国海关每年在南京、珠海、厦门、上海、福建、海口等省市都会查获以加工废塑料为名的“洋垃圾” 。日本《呼声》月刊 2007 年 11 月号发表题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的文章，作者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文章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近来日本不断发出的光化学烟雾警报恐怕不能不说与中国大气污染物质的增加有关。中国的污染物不仅对毗邻的日本产生影响，甚至由于偏西气流的推动直接到达了美国。由此看来，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来对待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在这点上恐怕日本企业也不能例外吧。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是全球空气污染的真凶，大江大河、海洋环流和大气环流是没有国界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661523.html 气候恐怖主义袭击中国据 2007 年 3 月 13 日美联社报道，英国政府于 3 月 13 日建议进行一次大胆的，长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新环境立法。此举将促使美国、中国和印度也出台同样的立法。按照该立法的草案，英国到 205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1990 年减少 60% 。“这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而采取的一项革命性举措。”托尼•布莱尔说：“它为全球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几个星期以来，英国的政治党派为了在下一届国家选举中占领一个关键的战场，纷纷进行了“绿色”表决以展示他们的环境态度。无论是布莱尔的工党还是反对党保守党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他们把更多的媒体时间放在了臭氧层问题上而不是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问题。来自伊拉克的坏消息已经让布莱尔的阵营受到打击，他们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可以使布莱尔掌握主动权的问题上，比如环境问题。布莱尔计划于 9 月份离任，如果他能够在离任前成功促成一项全球二氧化碳协定，这将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绩。如果把竞选的宣言当成行动的纲领，那么你就一定会上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贼船。布莱尔在为世界人民画饼充饥！如果布莱尔能把中东和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由能源和资源化为负担和债务，那么，人类就可以靠热情、愿望和幻想解决一切物质的危机。布莱尔只给出发达国家可接受的极限，他没有给出发展中国家离开低价的石化燃料如何生存的方法。在将石油和天然气驱逐出国际燃料市场的表决中，美国、澳大利亚、中东和俄国决不会投赞成票。气候恐怖主义的纲领就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以机会主义的损人目的开始，以自由主义的害己结果告终。自然规律不是由国际决议来改变的，尊重自然规律，适应气候变化，优化自然环境，构造和谐社会。这才是人类正确的选择。打着公平正义的科学旗号，贩卖利己主义的政治经济私货，这是西方霸权集团和经济财团的故伎重演。由于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商业战争往往打出绿色环保的旗帜。曾庆存院士指出，一开始提出人类使用氟里昂是破坏臭氧层罪魁祸首论调的是一些与杜邦公司竞争的公司，当时杜邦公司是氟里昂这种制冷剂的主要供应商。杜邦公司还为此出了一本书，专论“臭氧空洞根本就是骗局”。后来，杜邦公司研制成功了氟里昂的代用品，它马上反咬一口，提出氟里昂是破坏大气臭氧层的罪魁祸首，以此限制别的公司使用氟里昂。可以显见，这些论调都是西方一些垄断资本家和政客玩弄的把戏。温室效应也好，对臭氧层的破坏也好，是科学家作为科学研究而提出来的一种观点，是值得肯定和无可厚非的。但这些学术探讨性的观点有时就被编造成了所谓的“科学根据”，被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来压制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冠冕堂皇的维护抽象人权和生态环境的红旗，代替昔日的公开侵略和掠夺的黑旗，这是霸权主义的新伎俩。尽管二氧化碳增加被认为是产生恶劣气候的原因，但目前它还仅仅是科学上的争论，不会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对安全构成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预言，最近的一场战争（中东战争）是为了石油而战，将来的战争是为水而战。如果气候变化导致各国丧失本来就稀缺的淡水供应或者生计手段，那么冲突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在采取合适的行动战胜威胁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来消除或减轻威胁，而不是通过诉诸武力或其他方式直接处理安全问题，这样可能在总体上更加有效，并且经济、合算。现在，气候问题已演变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转化为经济问题，导致冲突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加。我们在 2010 年 8 月 2 日指出，气候恐怖主义正在袭击中国，掉入气候恐怖主义的陷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349345.html 结论中国的雾霾污染是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在污染转移之后，没有资格对中国的雾霾污染说三道四。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政策既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条件。关于中国雾霾污染的争论，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艰难面对。关键是在当前国际生存竞争中，什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落后挨打但环境原始，还是强国富民步西方后尘？是否有强国富民且不污染环境的第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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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无锡与苏州（2）无锡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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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无锡与苏州（2）无锡的崛起说无锡和苏州是兄弟城市，这大概只是最近一百来年的事情。在这以前的两千多年里，无锡无论如何没有资格与苏州相提并论，唐宋以来，与苏州相提并论的是杭州、扬州和南京（江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宋代就有的谚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是清代人的评价。南京（江宁）和苏州是清代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苏州、江宁、杭州为宫廷的三个织造署所在。那时候，无锡尚没有资格厕身其间。可是，后来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无锡不但可以与苏州平起平坐，而且很多方面都压苏州一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锡的社会政治地位显然远在苏州之上。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官本位”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中成立“革命委员会”，无锡市的“革委会主任”是27军军长尤太忠，而苏州市的主任则是尤军长手下的79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副政委）迟浩田。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得无锡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在《闲说苏州》中我们曾经说过，在明清两代，苏州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苏州一个府的税赋竟占全国税赋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当然，这一开始是与明太祖朱元璋仇恨“苏州人”，对其惩罚而制定的税赋有关，但是，也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除农业外，以丝绸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和作为江南商业中心的苏州商业毫无疑问是税赋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情况在1840年鸦片战争和随即兴起的“太平天国”战争完全打乱了。太平天国占领了江南，摧毁了清政府的税赋基地。象征着“人间天堂”的苏杭萧条不堪，地位一落千丈。战争中，江南的大量人才当然也包括许多有钱人都逃往了他们的“避难所”上海。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上海成了“通商口岸”，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商业开始兴起，而这种工商业对于旧时的手工艺、农业具有不可相比的巨大经济优势。世界和中国各地的冒险家纷纷到上海寻找发财的机会，许多人也确实迅速暴富。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座“现代化”的工商业大都市在上海滩上快速生成。而过去官僚文人的天堂——苏杭，则成了上海富人闲暇游览的“乡间别墅”和老死之后的“风水宝地”。在太平天国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三十来年时间内，中国国内政治基本安定，人们逐步认识到，国家要“求富求强”，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及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也正在这时候，江南县城无锡的一些人也觉醒了，他们认识到，读书做官，不如办实业于国于家更有好处，他们开始创办实业。与官办的以机器制造、开矿等重工业为主的企业不同，他们利用了无锡的民间资本，开办的多为与民生有关的企业。而三十来年的安定局面为本来基础就比较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兴。无锡本是著名的江南米市，发达的水陆交通又可以把周边农村的蚕茧、棉花的农产品较快的集中。这些都为无锡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参加办过“洋务”的无锡籍官员起了带头的作用，他们是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杨宗濂官做到了陕西布政使，他曾经与人合办过天津自来水公司，参与过修治华北水利，管理过河南、山西、陕西3省盐务。杨宗瀚则分别担任李鸿章、刘铭传的幕僚，负责总办台湾商务、洋务，兼办开埠事宜，又督办台湾全省水陆营务，兼办台南北铁路，还负责管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总之，这是两位很有管理实业经验的官员。1895年，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筹银24万两，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了业勤纱厂。这是无锡近代工业企业的滥觞，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上海的发展为无锡的崛起提供了人才、经验、环境等重要的条件。我国最著名的民族企业荣氏家族就是一个例子。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无锡人荣熙泰（据说是战火中该家族孑遗的唯一成年男子）到上海谋生。以后，他的儿子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也都到上海钱庄学徒，后来并与其父从事钱庄业，在那里，他们取得了经营金融的经验。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朱仲甫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面粉厂）。1905年，荣氏兄弟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接着，1912年，荣氏兄弟又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1915年4月兄弟俩退出振新纱厂，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1917年3月起，荣氏兄弟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沪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荣宗敬病逝，荣德生之子荣毅仁辅佐其父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1949年后，荣德生父子仍然留在大陆，荣毅仁于1993年至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荣氏兄弟同样在上海取得经商经验和资金的还有同样传奇的人物周舜卿。同样是在1860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其家毁于战火。周舜卿去上海利昌铁号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后得到重用。又由于拾得英国人帅初1000元的巨额支票而不昧，受到帅初信赖和器重。帅初投资白银5000两开设升昌五金行，聘周舜卿为经理。由于经营得法，升昌五金行迅速增值。后帅初回英国，由周舜卿全权管理。三年后，帅初逝世，其子遵遗嘱来上海取走三年利润三万两银，余产均赠与周舜卿，使周有了自己的资产。1884年周舜卿又开设震昌煤铁号。其时，资产已达升昌原投资额的二百多倍，接着他又在全国各地开办8个煤铁分号及二个蚕行、典当，被称为“煤铁大王”。 1904 年，周舜卿独资白银8万两在周新镇开办无锡裕昌丝厂。至一九一九年时，该厂有进口缫丝车330台，工人超过千人。由于该缫丝厂设备先进，丝的质量优良，其丝产品畅销欧、美、日，为此，周舜卿又被称为缫丝大王。发财也具有“群体效应”，当时许多无锡人都投资办厂，兴办实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杨、周、薛、荣、唐程、唐蔡六大产业资本集团。无锡的民族工业迅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无锡已发展有纺织、缫丝、染织、针织、面粉、碾米、榨油、铁工、砖瓦、石粉、化学、造纸、化妆品、糖果等20个工业门类，拥有工厂315家，产业工人6.3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3%，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资本总额占全国第五位。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使无锡成为当时中国六大工业都市之一（另外五个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青岛），工商业繁荣程度次于上海，人称“小上海”。在此同时，苏州的士绅们却仍然躺在“人间天堂”的名号上，与民国高官和无数遗老遗少们在园林和西郊美丽湖光山色里优哉游哉。经济建设进步甚少，几十年间也没有办出几间像样的工厂，以至于在1949年之后，被戴上了“剥削阶级”“消费城市”的帽子。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年代里，苏州与无锡虽然都是省属的“地级市”，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其地位与无锡相比自然是要略逊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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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迟早会赶上美国的水平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6-5-15 12:25

经过了次贷危机的折腾，美国房价的中位数大概是20万美元，加上房产税的因素，拥有一处住房的实际成本大概是200万元，我们还走在经济发展的大道上，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房价迟早会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等我们退休的时候，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至少达到每月1万元了。我们正在面临长期的低利率，这对不动产等资产价格起到支持作用，房价即使年增长2%-3%，也超过了银行存款的基准利率。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959205.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赵建民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上一篇：我已经不是“北漂”的年龄了下一篇：东莞的GDP终于稳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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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咨询业须参与全球竞争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热度 1 luyuan2005 2016-1-3 23:55

我国咨询业和改革开放同时起步，从 1980 年开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当时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创了这项工作。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牵头，通过学习与引进国外咨询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企业咨询研究。根据中为咨询观察目前我国咨询业发展时间非常短，和西方咨询研究业的发展水平有大的差距。总是不能形成专业化合作化的集团作战行为。西方咨询业已发展到以客户为轴心提供个性化扎实的服务，而国内咨询业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还不能承担国际化复杂的业务，零散资源亟待整合。现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咨询研究公司来到中国开展业务，抢滩中国市场。全球竞争时代：面对完全成熟的外国咨询业，中国的咨询业还相当“年轻”。我国的咨询业市场还十分不完善，相当多的咨询公司收集信息手段落后。另外，目前我国咨询业人才匮乏，缺乏专门的培训机构和熟悉企业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咨询公司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能很好保护，咨询计划被超范围使用，甚至被其它企业窃取。为了使本土研究咨询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成立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并加强对研究咨询业务价值的宣传。不同的研究咨询公司应根据自己的专长找准市场定位，还要不断地扩展业务，增加咨询服务范围，提高与外国研究咨询公司的竞争力。智库发展的分类与定位：现今越来越多的国际询公司来到中国开展业务，抢滩中国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的海外咨询公司足有上百百家。国际上最著名的咨询公司如麦肯锡、科尔尼、埃森哲（安达信）、 BCG 、 PWC （普华）、罗兰贝格、德勤等皆已在中国登陆。目前，中国咨询市场上活跃着两支队伍。一支是本土咨询机构，另一支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咨询机构。两支队伍各有优劣，国内本土咨询机构缺少完善的咨询知识和技术管理体系，缺少有实践经验的咨询人员；而国际咨询机构明显的特点是不懂中国市场国情。中国主要咨询产业发展实力信息资料：（ 1 ） http://sw870915.home.news.cn/blog/a/010100871EDE0D1DDA92FFBF.html （ 2 ） http://wal2015.home.news.cn/blog/a/0101008818330D1DDA811B7B.html （ 3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7.html （ 4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6.html （ 5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02/20/26395575_524889523.shtml （ 6 ） http://www.mypm.net/blog/user11/zwzyzx/archives/2016/1027558.html （ 7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53489159.html （ 8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3489150.html （ 9 ） http://bbs.pinggu.org/thread-4161800-1-1.html （ 10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586.html （ 11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584.html （ 12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423.html （ 13 ） http://zwzyzx.blog.cnstock.com/2908421.html （ 14 ） http://bbs.pinggu.org/thread-4161849-1-1.html （ 15 ） http://club.ebusinessreview.cn/blogArticle-284915.html （ 16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310_p_1.html （ 17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97_p_1.html （ 18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55_p_1.html （ 19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504 （ 20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395 （ 21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3272 （ 22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70387 （ 23 ） http://mt.sohu.com/20160102/n433274304.shtml （ 24 ） http://mt.sohu.com/20160102/n433274302.shtml （ 25 ） http://mt.sohu.com/20160101/n433250819.shtml （ 26 ） http://mt.sohu.com/20160101/n433250806.shtml （ 27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94721-947808.html （ 28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429335-1.shtml （ 29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330941-1.shtml （ 30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321057-1.shtml （ 31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206176-1.shtml （ 32 ） http://blog.tianya.cn/post-7124880-109203770-1.shtml （ 33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29_p_1.html （ 34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143_p_1.html （ 35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0241_p_1.html （ 36 ） http://www.cnblogs.com/zwzyzx/p/5092112.html （ 37 ） http://www.cnblogs.com/zwzyzx/p/5092358.html （ 38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1/2/153498769.html （ 39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53499101.html （ 40 ） http://blog.csdn.net/zwzyzx/article/details/50441956 （ 41 ） http://blog.csdn.net/zwzyzx/article/details/50442310 （ 42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4 （ 43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2 （ 44 ） http://blog.workercn.cn/index.php?uid-247581-action-viewspace-itemid-569980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使得国内企业面临着走向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压力，国内企业要走出国门，并且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懂得国外的市场、国外的规矩、规范，这绝对不是单个的企业可以做得到的，这也为咨询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国内市场全面国际化提上日程，使得更多的企业意识到了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增强竞争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需求使得企业有了引入“外脑”的内在需求。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扑面而来。从生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由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可使用的成长工具、扩张工具、竞争工具更多，组合工具更多，难度更大，专业要求更高。全球化、信息化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如：如何合理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复杂的情况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独立应对，这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客观的需要引入“外脑”，利用外部先进的智力成果。跨国咨询公司向来以变革力著称，初进中国也是践行“动大手术”的传统。进一步看，变革力的核心是变革创意能力和变革推动能力，创意能力离不开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深刻认识，跨国咨询公司尽管有着大量的本土员工，但是秉承其公司的所谓正统咨询理念，在创意过程中对环境往往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又往往不认同，因此其创意往往离谱；而在变革推动上，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企业内部生态又往往过于轻视，导致变革基本基于自身的品牌强势，流于轻率，招致利益受损者的顽强抵抗，最后不了了之。本土咨询公司尽管自身品牌弱势，在变革力上反而有大展身手的舞台，但是话说回来，本土咨询公司要想真正具有变革力，必须要有对咨询价值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在这方面，卖报告的咨询公司，追求的是投入产出比，讲求快进快出，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个体户平台的野人公司，良莠不齐，个人能力封顶，难成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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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咨询研究领域经济发展情况数据资料整理

热度 1 WHQ2015 2015-11-1 00:3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国外的管理咨询业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知识型产业部门 , 被列为高层次知识产权中的重要领域 , 成立了很多具有很高水平和威望的咨询公司。美国 75% 的企业都要请教咨询公司 , 日本 50% 的企业要在咨询顾问的帮助下改善管理。市场的扩展带来收入的激增 ,60 年代美国的管理咨询年收入为 10 亿美元 ,70 年代增长到 20 亿美元 ,80 年代达到 50 亿美元 , 至今已达到 200 亿美元。在西欧各国也呈现出稳定快速的增长。中为咨询观察目前全国各地有数百家咨询公司，有的只有几名雇员，也有十几家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约 1000 名雇员。相比之下，麦肯锡 (McKinseyCo) 在全球拥有 1.8 万名雇员，其中在大中华区雇佣了 500 名研究员和咨询顾问。中国咨询行业市场发展信息数据资料整理：（ 1 ） http://blog.cnfol.com/zwzyzx/article/1431760579-102801067.html （ 2 ） http://blog.cnfol.com/zwzyzx/article/1432299002-103018665.html （ 3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9185869-105211229.html （ 4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9185869-105211229.html （ 5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367-103660965.html （ 6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298-103660957.html （ 7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200-103660945.html （ 8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136-103660935.html （ 9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96-103660929.html （ 10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49-103660923.html （ 11 ） http://blog.cnfol.com/zwzyzx2115/article/1434969002-103660915.html （ 12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1943796-106973785.html （ 13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1944004-106973953.html （ 14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21186-106930106.html （ 15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376-107766019.html （ 16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420-107766025.html （ 17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908-106938380.html （ 18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3690956-107766097.html （ 19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065425-107816623.html （ 20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204362-106997276.html （ 21 ） http://blog.cnfol.com/zhongwei2015/article/1444441574-107941633.html （ 22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107-107392843.html （ 23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300-107392891.html （ 24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2507788-107392981.html （ 25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651-106938368.html （ 26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705-107766043.html （ 27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784-107766061.html （ 28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3690835-107766067.html （ 29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4231079-107003300.html （ 30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4532644-107962345.html （ 31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5499702-108481561.html （ 32 ） http://blog.cnfol.com/xinxishujushidai/article/1445959790-108758719.html （ 33 ） http://bbs.ce.cn/bbs/viewthread.php?tid=1921694 （ 34 ） http://www.douban.com/note/519486115/ （ 35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373526 （ 36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42617_p_1.html （ 37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524871 （ 38 ） http://wwwNaNmo.cn/b/573279/806674.html （ 39 ） http://www.sd001.com/4652940p1p1 （ 40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132593.html （ 41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fc34ec0102w4oa.html （ 42 ） http://blog.tianya.cn/post-5100605-96012992-1.shtml （ 43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8013320102vxp0.html （ 44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121131.html （ 45 ） http://www.tiboo.cn/yuanchuang/b2661896/ （ 46 ） http://www.xici.net/d222203661.htm （ 47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0a3d690102w1fm.html （ 48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165044.html （ 49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d25f50d0102w2li.html （ 50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800169.html （ 51 ） http://club.ebusinessreview.cn/blogArticle-278372.html （ 52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23/17/27894601_501064148.shtml （ 53 ）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942617 （ 54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524767 （ 55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8/1/2/151973593.html （ 56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0a3d690102w1z4.html （ 57 ） http://www.douban.com/note/522090407/ （ 58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577340.html （ 59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144997.html （ 60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d25f50d0102w2me.html （ 61 ） http://club.ebusinessreview.cn/blogArticle-278664.html （ 62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184638.html （ 63 ） http://blog.vsharing.com/qianxingwuji/A1819698.html （ 64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377999 （ 65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525082 （ 66 ） http://bbs.pinggu.org/thread-3912303-1-1.html （ 67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222604.html （ 68 ） http://www.douban.com/note/522003280/ （ 69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8/1/2/151973593.html （ 70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26/08/27941336_501587753.shtml （ 71 ）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44338_p_1.html （ 72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740283.html （ 73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1/2/151784678.html （ 74 ） http://blog.vsharing.com/Article/A1821735.html （ 75 ） http://www.sd001.com/thread-4644078-1-1.html （ 76 ） http://www.xici.net/d222364275.htm （ 77 ） http://bbs.ce.cn/bbs/viewthread.php?tid=1919650 （ 78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373527 （ 79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524967 （ 80 ） http://www.sd001.com/thread-4652940-1-1.html （ 81 ） http://www.douban.com/note/518490681/ （ 82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617489.html （ 83 ）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2754 （ 84 ） http://bbs.vsharing.com/Management/Consulting/1821735-1.html （ 85 ） http://club.ebusinessreview.cn/blogArticle-278680.html （ 86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522512 （ 87 ）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944338 （ 88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067405-924767.html （ 89 ） http://www.xici.net/d222738115.htm （ 90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94721-922401.html （ 91 ） http://blog.163.com/manan_2005/blog/static/25274413320159231928455/ （ 92 ） http://blog.dqccc.com/s/article_4223264.html （ 93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8013320102vyu5.html （ 94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322916.html （ 95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printEntry.do?id=25522512 （ 96 ） http://www.xici.net/d222738116.htm （ 97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8013320102vysb.html （ 98 ） http://blog.tianya.cn/post-5366497-97998386-1.shtml （ 99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797756.html （ 100 ） 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25376887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扑面而来。从生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由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可使用的成长工具、扩张工具、竞争工具更多，组合工具更多，难度更大，专业要求更高。全球化、信息化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如：如何合理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复杂的情况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独立应对，这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客观的需要引入“外脑”，利用外部先进的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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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绿色化发展战略鼓与呼

蒋高明 2015-3-27 11:31

我为绿色化发展战略鼓与呼蒋高明在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 绿色化 ” 。加上这一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 “ 新四化 ” 概念的提升 —— 在 “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 之外，又加入了 “ 绿色化 ” ，并且将其定性为 “ 政治任务 ” 。换句话说，这是 “ 四化 ” 变 “ 五化 ” 。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716 看到上述消息，笔者第一反应是心情激动，受到了很大鼓舞，感觉生态学的春天来到了。自 1984 年笔者从所在的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分到生态学方向以来，从没有改过行，凡 31 年矣。生态学由原来不被人看好的专业，如今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且生态文明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无不与长期以来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工作者的长期呼吁有密切的关系。我国过去在生态治理上走过的弯路，就是没有从战略高度上认真思考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没有“青山绿水也是生产力”这样的战略思维。要发展绿色化经济，农业首当其冲。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觅食或生产食物之中。古代生产力低下，能够寻求温饱就不错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了食物极大丰富，然而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酸雨、温室气体升高、雾霾、病人增加、贫民窟出现等，无不与高度集约化、化学化、转基因化、市场化思维的农业模式有关。让少数人养活高度集中的城里人，土地承担不起污染之重；采取对抗的办法控制病虫草害，农田充满的杀机；五大激素进入食物链，产量提高了，营养下降了，污染出现了。懒人农业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食物安全频频亮起红灯。如果从源头解决农业问题，从绿色化思维出发，让农业中的各项元素循环起来，农业完全是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生产健康的食物的。我们做了八年的极端实验充分说明，即使一点不使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激素、转基因，低产田也能恢复成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关键的关键是优质要有优价，政府的农业补贴要向生态农业倾斜，而不是补贴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生产商，变相鼓励农民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系统采取绿色化思维管理，我们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人类采取停止与大自然对抗做法，充分发挥自然的修复能力，恢复后的生态系统人类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远远高于现在破坏后再治理的效益。有些宝贵的生物物种消失后是无法恢复的，大量宝贵的陆地土壤，因水土流失和沙尘暴而被带进太平洋也是难以回来的。绿色化同时还可以解决荒漠化、石漠化等难题。绿色化不是简单的绿化，绿化也不是简单的树化，绿化祖国不等于树化祖国。尽管树木有很高的生物量，能够释放更多的氧气，但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长树，否则地球上早就长满了森林。在绿色化新思维模式下，中国以植树造林为目的的生态化建设，必须进行调整了。工业也可以走循环经济道路，减少源头排放。现在经济模式必然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在中国重演。采取绿色化工业思维，即使做到“零排放”在技术上也是行得通的，如造纸企业如果认真处理污水，业界内能够做到出水口的水可以喝的水平。污染不出工厂，治理成本就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治理环境污染不是什么比登天还难的事，就看你重视不重视环境保护，是真搞环保还是假搞环保。强调绿色化发展，就必须对遍布城乡的垃圾宣战。未来限制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可能就是垃圾围城问题。城市代谢受阻，加上来自农村的垃圾集中到城市里来，更加大了这一矛盾。其实，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可以用来焚烧发电。最近在济宁考察，他们将农村与城市垃圾集中焚烧发电，垃圾吞吐量很大。据介绍他们已解决了二噁英排放和异味问题。即使如此，垃圾处理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从源头控制，要实现减量化，一些塑料类物质必须从源头停止生产，叫停过度包装。非常困难的雾霾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APEC 蓝的出现就是明证。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恶果，是发达国家走的弯路在中国重演了。雾霾主要是人为的，产生的原因复杂，解决雾霾的出路不是简单的油改煤，而是发展出路要转变，要限制过度膨胀的私欲，限制过度产能。当然，技术上寻找替代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是必要的，但重新思考“雾霾经济”，适当恢复当年一些好的做法，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必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要靠人类的智慧来解决，那些以强欺弱，以丛林法则思维转嫁污染、转嫁社会危机的做法，只能获得短暂的喘息。大自然对人类实施的种种惩罚无时不在提醒人们，走绿色发展道路，走和谐发展道路，走共同富裕道路，才是人类的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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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经济？

benlion 2015-3-3 19:51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是衣食住行传等基本需求和对生活品质、精神文化的提高。文化的知识增长 – 经济的产品设计与制造，源自于艺术创造和科学的发明，如，绘画作品的印刷和陶瓷产品的制造等都是标准化的复制，包括，产品的技术设计与制造产品的技术，而技术属于科学的方法，也是实现艺术的途径。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技术进步，包括，管理的技术和设计，如，城市规划，必须限制城市内机动车辆，加大绿化空间，以色列、欧洲每个小区都有大面积的绿化草坪，城市之间是居民区，城市区域和城市之间设立绿色和森林区带，城市与小镇形成网络化，大幅度减少了城市拥挤、污染和温室效应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因而，经济学的第 1 原则就是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第 2 原则是地球资源的合理节约和有效开发，第 3 原则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功能设计等。 - （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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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云在上海市浙江商会第九次会员大会的讲话

cff61212 2014-12-9 18:55

男神演讲，细细品味。。。。以下为12月8日，马云在“上海浙江商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全球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之道”的演讲。马云：各位领导好。三年以前参加商会的时候我说郭广昌 “终于下台了”，大家掌声雷动，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他又回来了，而且我自己觉得，可能这在我们商会变成一个“新常态”，老干部不能得罪，他还是会回来。这两天是我们浙商的大日子，北京浙江商会沈国军也回来了。当会长很累，刚才成建讲的话很有哲理思想的时候我就知道，人开始有哲理的时候，就是吃苦多就有哲理了。当会长，确实不容易。我们总觉得企业越大越好，位置坐得越高越好。其实企业越大越累，位置坐得越高越寂寞。所以我今天不敢说是恭喜，无论郭广昌还是沈国军，我只能说这是一份责任，不是一份荣誉。因为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时代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期待他们把这份福报用好。其实我们做企业，真的不容易。我经常在讲，全世界做企业都不容易，在中国做企业，尤其不容易。美国做企业，如果说是100米赛跑，中国做企业是100米跨栏越野赛。我们有很多障碍要过。但是这给了我们这些人机会。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因为我们把握了机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学习、一定是倾听，但一定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就在这儿，经济学家讲完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们讲完了，事情还没开始。所以企业家要做的，是知行合一。知，很容易，行，要合在一起，非常难。所以我认为我作为商人，我深以为傲。以前我当老师，觉得知识分子了不起，后来发现知识分子是了不起，但企业家更了不起，因为企业家必须懂知识、懂科学，必须懂得规律的同时，要尊重规律，同时破坏规律。所以有的时候很累。我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因为你很难永远同样。我们天天创新，几乎永远不能重复，我早上看复星的感受是，我很少在中国再找到同样一家公司，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做法，至于对与错，我不敢说，不敢保证广昌企业五年以后像今天这样高速成长，但是我可以保证复星跟其他企业不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企业都一样。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去一个旅游市场，几乎所有的旅游产品都一样，其实我们企业本身也一样。这就必须去改变。另外，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所谓创新。创新的时候，我们经常讲美国、欧洲创新比我们好，中国创新不好。归根到底是教育的问题。其实我是这么觉得，中国的教是没有问题的，育是有问题的。教，中国的学生全世界考试最好，但是我们育是培养文化、情商，我毕业于杭师大，但如果毕业于北大、清华，可能现在每天就在研究了。文化是玩出来的，会玩的孩子、能玩的孩子、想玩的孩子一般都很有出息。我们是教把育的东西拿走了。如果“新常态”下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育、我们的玩、我们体育，这些东西才会不断出现。很多画家是玩出来的，很多运动员是玩出来的，很多作品都是玩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企业家也要学会玩。我自己认为“新常态”，是新经济下的“新常态”。这个新经济对大家的冲击非常之大。很多人都在责怪说都是互联网、都是马云把我搞坏了，你怎么没有质问自己十年以前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东西？怪别人真没有用。新经济冲击的不是技术，今天缺乏的不是技术，天下没有你买不到、找不到的技术，你只要想做，只是你敢不敢用、接受不接受这个观点。抵抗没有用，只有适应、融合。因为只有自己改变了自己，才有未来。我们今天要改变的，不是技术，不是改变昨天跑在前面的人，而是改变自己适应未来。以前的社会，我们以前做企业以自己为中心，未来新经济下是以别人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以员工为中心。让员工比你强大，这是未来最重要的，因为员工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你。应该机会给年轻人、员工、给你的客户。30岁跟别人干，40岁我们为自己干，50岁必须为别人干，为孩子干，为你的员工干。因为员工才是真正的创新。互联网的整个经济思考，互联网就是几个观点，以他人为中心、以开放透明分享责任，这是未来的主要。而以前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分享，我希望我掌握的信息你不掌握，这样我才能赚钱。而今后是你只有把自己分享出去，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成功者最倒霉，因为改变成功者最艰难，成功者总会告诉你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当年怎么成功。已经没有“当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互联网经济对世界的冲击，相对来讲算是小的。互联网跟200年前工业革命一样伟大，工业革命伟大，带来了蒸汽机、火车、人类的变革，社会进步了，但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带来了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互联网，只是让你改变自己的意识，重新思考未来。其实今天阿里的系统看起来很奇怪，因为7、8年前一群企业起来，一群企业倒下，很少有企业能红三年，几乎没有，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模型，干三年。经济永远不可能最好。好的企业一定是在坏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几次失败，至少经历过几次经济低迷。在座每个人如果想做一家了不起的企业，一定要记住，今天的“新常态”，挫折，是你的最大机会。因为今天所有的企业跟你一样，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你不好过，有人比你更不好过。只是你是否可以比别人先起来、先改变。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企业，在中国这样的企业中，我们一定要思考十年以后，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今天做，明天就想赢，这个机会已经不多了。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轮到你？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对未来经济预判、预测、设想，这样下去社会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才有可能有机会。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有点反动，我响应的是预判十年以后，三五年以后政府一定要干这个事情，我先干，等他一号召，我转身就跑，等大家上来，轮不到你机会了。所以把握未来，战略就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所有的战略都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战略从愿景来，愿景从使命来，所以使命、愿景、战略、组织、文化、人才整套体系的建设，你才有可能做好。要跑得久，你要有组织。只有强大的文化、组织，才能发展，优秀的人才靠文化，而文化强，企业强。文化的本质，让你的产品要有品质，什么叫品质？要有味道、要有质地、有品质的公司才能产生出有品质的产品和品质的服务。而品质的公司，一定是你有品质的员工造成的。不要舍不得在员工身上花钱，而不是把钱花在流水线上。因为谁都愿意把钱贷给你买设备，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你培养员工。这是艺术。如果我们考虑未来，我想跟大家讲，未来机遇应该是越来越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接受不接受，十年以后赚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有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大企业一定比今天多，新企业一定比今天多。十年以后60%在座的企业可能都不见了，但是你希望成为那40%在的，还是60%不在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一定会有一批企业倒下。只是你要适应未来。所以高品质需要对文化提升、组织提升、全球化思考，因为互联网会加速全球化。今天做生意的资源配置，已经不是中国的资源配置，是全球的资源配置。不管你是否接受，中国15年以后将有2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崛起，将会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像我们今天这样继续以量而不是以质(竞争)，假如我们今天以快速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十年以后最倒霉的一定是你。所以品质、全球化、特别是相信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我确实不懂技术、财务，也不懂管理，但是我懂一样，相信年轻人就是相信未来，因为年轻人是不会为自己的未来而丧失自己的投资，他们一定会更勤奋。最后，周会长讲的，静能生定，定能生慧。很有哲理。但是另外一句话，人定胜天，天是有规律的，天可能是天灾人祸，但是这个定是镇定的定，而不是一定的定。在任何经济状况下考验的是你的能力，而你的能力体现在员工的能力，你组织的能力，文化的能力，对未来预判的能力。所以在常态下我们只有镇定了，才能躲过。就像发生地震的时候，越镇定越有机会。今天是商人的机会，今天是我们可以展示我们对未来的判断，今天是我们可以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今天我们更能展示企业家是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脊梁。只有企业家强大，中国才能强大；只有企业家昌盛，整个中国市场才能昌盛。我深以为傲，与大家一起。但有一天还是回去教书吧。感谢大家！（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摘自现场记录，略有调整。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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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个奇怪的东西

热度 1 ArcZwing 2014-10-20 00:1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习惯性掏出手机刷一刷知乎日报和科学松鼠会，却发现平日里“中国移动”变成了“无信号”。嘛，这是食堂里的老毛病了，人多流量拥挤，谁知道那些看不见的电磁波在半空中会不会遇见堵车，红绿灯，乃至车祸事件？于是乎乖乖重新启动，等待片刻之后，“中国移动”终于懒洋洋地现身了，但是应用程序很不给面子，一个劲提示“网络挂了，下拉屏幕以刷新”。不是手机问题，我的手机是诺基亚的，就算每天一摔，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问题出现在移动网络不再支持2G上。看到这里是不是很无语？这年头4G网络都出现了，你居然还在用2G网络，多少年没出门了？我也很纳闷，3G这个词汇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新词汇。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才出现的，这还没几年呢，啥玩意都得被淘汰，真不知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总的来说，就是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成果。初中时课本上写“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一开始感悟不到，以为这感觉就是说我爹我妈的，现在算是感悟到了。可是，诺基亚被收购才3年的时间，第一系列的lumia就已经不支持4G了，也就是意味着，无论手机质量多好，用2年就应该淘汰掉。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爹的凤凰自行车，用了25年了。家里的站立式电风扇，用了23年了。已经不用的金星电视机，也20年以上的历史了。曾几何时，电视机活不到10年，电脑活不到5年了？什么时候，手机都用不到2年了？眼看着爱疯6要出了，是不是过两年又要出现5G网络和6G网络？会不会有一天，人们要一个星期换一次手机，一个月换一次电脑？有人会说，这是进步，这是发展，手机和电脑的功能和性能都在与日俱进，都在更加方便人类的生活。以前人们都以为，有汽车就了不起了，可是现在，有了10万的车，望着别人1000万的车流口水。以前人们都以为，坐得起火车就够了，可是现在，300KM/小时的高铁，还嫌速度慢，太耽误时间。进步和发展是什么？我很怀疑这个词汇是被经济利益所绑架了。因为我们追求进步和发展的最初目的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而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充其量是变得快了，我们不一定比古人活的更快乐。面对拥挤的地铁，和各自低着头玩手机，听音乐的人们，我觉得进步和发展只是带来了更多金钱和更多孤独。童年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娱乐工具，一个电视机就能带来莫大的欢乐，其实没有电视机，也丝毫不干扰我们出门和小伙伴捉迷藏，折纸飞机，踢足球，我们获得的快乐不会比电视机带来的欢乐少。我当然认为，网络技术带给社会的变化是积极有效的。但是作为社会层面的“积极有效”这个原因，不应该控制人类乃至于个人的生活。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喜欢看《爸爸去哪儿》，他们绝对不会去时代广场，不会去王府井，不会去硅谷，不会去苹果发布会，不会去欧核中心。他们去的是野外，是郊区，是乡下。因为生活的本质一定是质朴的。生活是否快乐绝对不取决于你是否跟上了潮流，因为进步的潮流本身也是一部分人主观创造的，你相信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没有人相信，就没有所谓的进步潮流。我相信中国高铁的数量和速度会继续提升，因为为了时代进步。我也相信电脑和手机以及网络的更新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为了消费。如果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生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促进消费吗？我们究竟被什么一种奇怪的东西绑架了，导致我们认为没有三峡水坝不行，没有核电站不行，不发展不行，不发展就会饿肚子，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明明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每天都在谈改革创新，全面发展，却连最基本的民生建设都搞不好。如果社会环境是良性循环的，那就不需要加速生产和消费。在欧洲各国，他们的房子没有70年年限，他们的墓地也没有40年年限，他们的高铁不需要比中国快，他们的GDP增长不需要是正的，在美国，飞机比火车快，却可能比火车便宜。在纳西族，没有孩子需要接受现代化教育，他们的信仰就是与自然相容，他们没有数学和物理，也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能依靠自己的愿望生活，所以他们是幸福的。你说他们落后就要挨打，难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去欺负这些少数民族吗？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被发展所绑架了，而我们自己却未必真的享受到了物质文明发展带来的好处。贫富差距依旧在扩大，生活压力也依旧在扩大。扩大到本草民连心甘情愿使用诺基亚和2G网络都不能被社会接纳。你说我落后了，求你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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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4-9-13 18:54

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至少需要20万千米以上的铁路，5万公里高速铁路，10万公里高速公里，1000万公里城乡各级公路。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约只完成了50%。

个人分类: 读史方舆|2433 次阅读|4 个评论

落后与自信

热度 62 weijia2009 2014-7-19 16:43

落后与自信贾伟近来复旦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 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 1500 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 ” 有关评论见博文 - 告别自慰正视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几年我国各领域的学者越发显得踌躇满志，像前面这种高屋建瓴、一言九鼎的观点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这个“历史上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领先的”论点相呼应的是，一批高级专家认为我们目前在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后发优势”。我曾在几个月前一篇也说“少走弯路” 的博文中讨论过这个后发优势问题。这个观点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后来我们科教领域的专家也拿过来用了。它的提出是相对于“后发劣势”而言的。提出“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而模仿有两个方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而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就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长远路径被限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使后发国家因短期成功而付出长期代价。另一位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持相反立场，他提出“后发优势”，认为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模仿，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两个理论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目前渐渐分出高下。人们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更大，迄今所付出的代价比那些先发国家们当年来得更大，而经济转型的成功将远比预计的来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过去几十年我们的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战略走的就是“后发优势”这么一个棋路，不改变体制和文化，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使得几乎所有的量化性指标有了快速的上升，于是自我认定已经（或接近）国际一流了。这种发展模式二十年后的今天到底效果如何，靠我们自己在媒体上说没有用，还是得让广大的学生们、家长们，还有殷切期待我们高校产生创新技术的产业界来评说吧。前几天德国足球队击败阿根廷赢了世界杯冠军，儿子跟我打赌输了。但他很好奇地问我，如果中国队跟阿根廷踢，会输掉几个球？我感慨地跟他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差距很大，放开来踢的话，被打进10只球都是可能的。但我想告诉你，以前更穷更落后时差距绝对没有这么大。三十年前，中国国家队在印度的尼赫鲁金杯上，曾1 : 0击败阿根廷国家队，将其淘汰出局。中国足球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史，是我们坚持不改变体制、而是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走“后发优势”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目前很多行业的发展状态都与其相似。除了我们的足球队员们还没有解决把球踢进对方门框以及始终无法参加世界杯比赛这些小问题外，队员们的收入、激情、自信心以及商业化运作水平与当年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说我们的足球无法参加世界杯，从技术上讲不完全正确，一个月前我们激情的记者们硬是找到了振奋人心的线索，说世界杯32强参赛队员中，来自中超和中甲（的外援）共有6人，创下历届世界杯外国参赛队现役中国职业队球员以及有中国职业队球员的参赛的新高。据说中国足协正在积极考虑申办2026年世界杯并力争获得那一届的世界冠军！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踌躇满志，什么样的自信！一个人如果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将很难看清自己的未来！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理论，是要靠时间来证明其优劣的，这跟理论提出者的爱国激情无关，跟自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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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若按毛主席的路走下去中国现在已超过美国

热度 8 wangxh 2014-7-14 19:11

【按】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节选其中一部分。省略了其中的毛泽东的图片，转发于此，仅供参考。网上暂时没找到出处，特此说明。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 1945 年 7 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 1942 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 80 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 50 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 1946 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 30 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 20 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 20 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 1960 年中国的 GDP 与日本相同， 1980 年则降为日本的 1/4 ，到 1985 年更降为日本的 1/5 。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 GDP 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 80 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 90 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 3 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 1.5 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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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牌坊

benlion 2014-1-30 02:44

- 黄金土地与生命绿洲 2013 年 12 月以来，长时间至今，间歇仅仅数日，窗外又是浓浓的雾霾，让人感受到呼吸不通畅。回国起初到北京，海淀密集的建筑带来拥挤，傍晚见烟雾慢悠悠爬上高楼，感觉透不过气来；于是，来到广州，间隔的绿化树木给人以清香。不久，广州黄埔的傍晚扬起的重重灰尘漫天；于是，又来到江苏，蓝天白云、敞开的公园，风景江南美，一晃几年过去了。美国金融危机，远没公布之前，在广州的超市一片叫卖声中，我已经感觉到了经济危机，而到江苏不久，也从空气中能够嗅觉到危机气氛。多次建议，不可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加工型企业，应该抓住第 3 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转型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然而，几乎房地产仍不放弃每寸黄金地皮，似乎，却不珍惜每一片应该留给生命的绿化空间。中国近现代化中的 3 次危机，一是文化摧残，伦理道德和诚信守约的缺失；二是政治失衡，权力制衡和司法辩论的欠缺；三是偶像崇拜，等级商业模式和虚名逐利，缺乏奥林匹克竞赛的准则。犹太 - 基督教谈罪（ Sin ），就是说人性的欠缺，必须通过教化、修道来弥补。儒家讲中庸，就是说不要偏颇，必须通过自省、修心来正身。以色列人信仰唯一上帝，就是不可有实体、可见的偶像，必须发挥独自天生的颖赋，如同中国古代的人人有个性和八仙过海、 18 搬武艺，应该发掘独自的潜力和才能，拥有各自的特长和发挥到精致。回国之初，人人意气风发，城市与城市、乡村之间，大有发展潜力，中国与欧洲、与美国相远的差距，正是大有作为的空间。城市缺乏整体的统筹兼顾规划，科技与产业结构缺乏产业链的区域布局。必须限制城市内机动车辆，加大绿化空间，以色列、欧洲每个小区都有大面积的绿化草坪，城市之间是居民区，城市区域和城市之间设立绿色和森林区带，城市与小镇形成网络化，大幅度减少了城市拥挤、污染和温室效应等。 - （ 2007 年 -201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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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的基因和火车的基因——读王晓明发言有感

热度 3 qyu111 2013-8-6 12:50

朋友转来去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王晓明在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上的发言。题目叫做“乌鸦与火车”。读完后想了一个评语：基因定律：乌鸦的基因让乌鸦叫，火车的基因让火车跑。乌鸦不会变成火车，火车也不会变成乌鸦。乌鸦不会听火车的，火车也不会听乌鸦的。结论：乌鸦会继续叫，火车会继续跑。火车开到哪里？上帝知道。中国的问题：乌鸦太少。附：“乌鸦与火车”——王晓明我先说三个相关的事情，然后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斯夫化工中心在重庆有一个投资 80 亿元的巨大化工厂，这个化工厂在重庆正在造，已经开工了。其实 2007 年以来这个项目在跟重庆签约的时候 30年来一直是遭到很多批评的，据说这个项目在上海也谈过，但是一直定不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对环境污染的危险很难判断，与上海相比，重庆承受污染的能力明显要弱很多，因为上海靠近东海，海水四面流动，又是咸的，比较容易化解它排出来大量的废水。而化工区在重庆的位置是在长江边上，江水的流动相对比较平缓，一旦出问题的话长江中下游那问题就大了。这是在城市污染方面重庆和上海相比的劣势，对于这一点，我相信重庆政府官员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他们还要上这个项目？第二件事情，半个月前我请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讲日本核事故事件，据说日本当年有相当数量的核电站安全使用期限是 30 年，包括这次爆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到明年年底日本大概有 20 多座核电站使用期限都超过了 30 年，所以日本社会上有非常强烈的呼声，让日本政府下令关闭这些超期 30 年的核电站，这个命令只能由日本政府下，但是目前看来日本政府显然不能下这个命令。其实福岛核电站出现了这么恐怖的爆炸事故，更早时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就更加恐怖，这次福岛爆炸之后记者回过头去看切尔诺贝利，那里有 30 公里的无人区，里面巨大的树长得非常快、非常多，而且地上的蚯蚓可以长到 1 米多长，都发生了变异，这种事情是很恐怖的，日本政府都知道，但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不能下这个命令呢？第三个事情是，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东部相关部门下令暂停审批新的核电站，但很快口气就变了，先是宣布中国所有核电站都是安全的，大家不必紧张，接着就有能源部的官员出来算帐，我记得好象是一个副部长，他说一块太阳能电池要多少钱，一个风力发电设备要多少钱，最后说核能是最便宜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继续多造核电站。说实话，我不相信中国这些官员不知道这么算帐很可笑，因为中国政府帐本第一页永远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就算要算经济帐，也不能只算短期建造和维修的成本而忽略其它的长期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代价。我活了 50 多岁，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府官员在报纸上这么详细地、一五一十地算帐。他们这么算帐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也觉得比较虚，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么做？我们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都是局部原因，在中国如果上什么大项目官员就可以在这里捞钱，他们一定会想上这些大项目。但撇开这些局部的原因，更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总是需要发展的，这是世界各地所有的官员、决策者会用最大的嗓门来说的。如果我们不动脑筋的话，我觉得这个话也没错啊，刚才讲的重庆市长也好，能源部的官员也好，日本首相也好，他们的做法背后可能也正是这样的理由，发展经济需要能源，石油煤炭不够用，要开发新能源，与风能、太阳能相比核能最高效，那么怎么能不多造核电站呢？要发展经济、要吸引外资、要创造就业岗位，像巴斯夫那么大的企业来一家要交多少税，可以增加多少就业人口，所以一定要赶紧拖住，不能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各地都在抢。所以我想放眼中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推论正是从发展经济这个根本的论断源源不断地长出来的。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总是要发展经济”的判断。首先，发展经济这件事情中国已经干了一百年，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更是干了超过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为什么还要继续干？我想如果倒退两三百年，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没有经济一定要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我这么说，大家肯定认为王晓明的脑子出问题了。不是说经济不用发展，什么叫做经济不发达，或者经济不够发达？这是因为 GDP 太低、钱太少，住房不够，没有汽车，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经济发展，把它理解为数量、钱、物资、产品，这个数量越多，经济越发展，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一旦数据证明我们的钱够花，房子不短缺，是不是就应该停止发展经济了？我这不是故意捣乱。今年 6 月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数字是上海已经造好的住房，平分到每个户籍人口人均 35 平方米，我看过联合国 ( 微博 ) 一个什么组织和南京大学搞的宜居城市，根据这个“宜居”城市规划，人均住房是 26 平方米，我想这应该指的是居住面积。不管怎么说，在上海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大城市，人均 35 平方米的话很难说上海还是一个住房非常短缺的城市。但是在住宅房地产领域发展的拉保还是吹得越来越响，另一方面，“窝居”、“刚性需求”这些词汇的流行说明即便是人均 35 平方米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市民缺房子住。所以在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物质财富不够多，而是这些财富的分配不够合理。套用一个官员的比方，官员总是爱说做大蛋糕，当大部分的蛋糕被少数人切走，其他的人只能分剩下的一小块的时候，这时通常有两个办法，一是叫住那些少数人，不行，你们切走的太多了，应该退一点出来；二是继续把蛋糕做大，这样多数人虽然只能分一小块，但这一小块也是在慢慢地扩大。因此，如果在那些物质财富总体上并不短缺的地方我们依然能够听到要做大蛋糕的强劲鼓吹，那么我觉得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地方是不准备叫住那些切走大块蛋糕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让少数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的社会分配制度才是这些地方经济需要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这种“赢家公式”制度是不容易改变的，经常需要流好多好多的血才能够改变。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蛋糕不断做大，少数人吃得撑破肚皮，但其他的人一人也能有一勺，我觉得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问题就来了，蛋糕能不能不断地做大？答案是现成的：不能。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也聊过，经济能不能不断发展？答案肯定是不能。地球面积就这么大，大气层就这么厚，很多地方的大气层还变薄了，石油、煤炭、天然气挖一点就少一点，前一段听专家介绍中国现在正在深度挖掘地球的资源，中国人现在只探测了几十米，西方国家已经探测了几百米，所以我们要加大速度，挖个底朝天。人类如果不断发展经济，消耗这些不可再生的自然之物，地球其实是供不起的。当然，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够发展，能够把我们原来认为不是能源的东西变成能源，人类确实有这个能力，但这并不会增加能源。特别是那些世界上不可再生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地球其实是供不起的，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供不起，而是在眼下、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维持不了了。这半个多月来，从北京到上海有越来越多的人戴上深颜色花格子的口罩，在一片混乱的雾气中只露两只眼睛，这种景象其实蛮恐怖的，这就说明地球维持现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能力，现在在很多地方就已经维持不了了。我觉得人们其实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相信那套“现代神话”，相信人可以无所不能，地球不够用就计划开发火星，石油不够挖就拦江筑坝，淡水不够用就把别的地方的水调过来。这些做法只能老问题没解决，导致新的问题。最近的核电站事故就是典型的例子，包括风能，我们都知道风能是很清洁的能源，但是风能的叶片转起来声音是巨响的，如果大地上到处都是风能，它会改变空气的流动，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鸟类的生存？这基本上不在我们的考虑视野之内。前两年奥巴马告诫中国人，你们不应该按照美国的方式发展经济，应该创造别的模式，这句话其实有点不讲理，但的确是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人类的经济是不可能像资本主义一两百年忽悠的那样可以无限地发展。人类以为蛋糕可以无限做大，所以安心地蒙人，安心地被蒙。就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发现蛋糕不能持续做大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在那个地方物质财富是无限地丰富，你需要什么伸手拿就行了，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我们很早就会融会贯通，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这是教科书上的原话，理解为自由解放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一般都很喜欢经济发展，即便经济被粗粗地理解为就是货币、 GDP 、财富的增长，如果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地达到物质和财富的极大丰富。现在连美国总统都来说蛋糕不可能一直做大，当然，他说的是美国的蛋糕，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追求的不就是这种蛋糕吗？如果这个蛋糕不能够持续做大，经济不能够持续发展，我们将来怎么上天堂？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被迫转换脑筋、转换思路，来探索一条在所谓物质财富不能够如此无限丰富的条件下同样争取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要探索这样一条新的思路，而且现在必须如此。再说另外一个与此相关，也需要转换思路的事情。上面我们说过各种各样的理由，蛋糕不可以无限扩大，理由看上去差不多，都是就人类本身来说的，实际上是暗示了同一个前提，如果大自然承受得住，人类是可以向自然一直索取的。马克斯当年之所以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因为他相信大自然是无限广阔，足以任人取用，并相信人类诞生之后大自然就成了人类的仆从，理当任人取用。但这只是从人类需要的角度来看世界，看自然，是不是也应该变变了？在人类出现之前，大自然天空中、海洋里早就有各种生物长久生存，如果它们也像人类这样，上个厕所都排队先来后到，它们也有这种意识的话，它们会怎么看我们？比如大白鲨，提起这种动物，大家都觉得很恐怖，觉得它凶恶嗜血，应该被杀，但是有没有想过，大白鲨已经祖祖辈辈巡游了几十万年，人类只是在最近一两千年才逐步进入深海打鱼，像我们这种生物就像我们在烈日下走得累了，进入一户人家讨杯水喝，我们面对大白鲨时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烈日下叩门讨水”的意识？是不是应该心怀愧疚？我们有什么资格喧宾夺主，嫌人家碍事？就像好莱坞《大白鲨》那样把它描绘得那么丑陋，恨不得斩尽杀绝？一百年前西方列强闯入中国烧杀抢掠，今天人类的做法和那些帝国主义者有什么两样？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行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居以“文明”的称号？殊不知，这个文明程度的高低大半是依靠着杀戮、动刀动枪能力的大小，与真正是否文明并不相干。看看上海街头现在开车的人，我们很难说我们自己是文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希特勒是有思想的，我们今天只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只是在人类的范围里觉得不应该这样，可是在整个生物世界里，人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旦面对其它生物，我觉得我们基本上都是希特勒。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训，一致认为这是在教会我们要自强，但现在想起来，这恐怕正是那些打人者发明的鬼话，就好象希特勒说犹太人就应该进毒气室。如果真的火星上有比人类更强的生物，它们是不是也能够将人类看成一种原始、落后，但是数量巨大的生物，大肆捕捉呢？当年郑和下西洋时，他认为周边国家的人都是蛮夷，但是不到四百年，中国人就为这种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人类竞相探索太空，是否依然怀着当年郑和的那种自大？我们有没有想过，实际的情况可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像有些幻想小说描绘的那样，小时候我们看过苏联的幻想小说，一直到现在都不断有这样的描写，在远处等待我们的并非是另一片人类可以妄自索取的无主之地，就像当年到美洲大陆一样，而是也和我们一样贪婪，但是具有能力将整个地球都当成无主之地的其它生物种族？五百多年前，莎士比亚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在当时的欧洲这可能是了不起的说法，但是今天我们不能继续这样说下去了。一百多年前中国很有名的思想家康有为说的，我们应该继续下去。在康有为所说的广大世界里，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客，即便地球上的生物大部分都比我们来得早，可能也会比我们人类走得迟。所以人类绝非天下第一。也许有人不同意，大白鲨怎么可以和人相比？它们只有生存本能，我们却有思想、有道德，理当优于它们。上个星期的论坛上说人类和其它生物是同等的，这里有很多左派学者不能接受我的看法，他们觉得很迷惑，人类怎么能跟其它生物平等呢？两千年前庄子和他的朋友就有过这方面的讨论，大白鲨是不是有思想？这不能由我们人类说了算，至于人类是不是有道德，这也要看从什么范围理解。前几天我看过一部法国的纪录片，里面提了三个问题：一、如果蚂蚁灭绝了，地球会怎么样？经过很多讨论说不行，如果蚂蚁灭绝了，人类也不行的；二、蜜蜂灭绝了会怎么样？结论也是一样；三、如果人类灭绝了，地球会怎么样？经过很多分析，结论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系统都大松了一口气。纪录片有时候强调某一方面，可能说得太过惊悚，但是如果人类已经构成了对地球上其它系统的具体压迫，我想我们这个群体是不会被它们承认的。如果我们人类是一个大家族，号称力大无比，却只顾自己吃喝享乐，不顾其它成员奄奄一息，这样的人物，我们会不会觉得十分可恨？判断一个人的存在是不是正当、是否道德并不是看他是不是爱自己，而是看他对他所属的整个系统和集体起什么作用。人类并非独立于世，我们属于地球，说得范围小一点，我们属于地球上的生物系统，也依赖于这个系统的运转而生存，这个系统内任何一个重要部分的败坏都会让人类彻底覆灭，可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求，我们却对这个系统内几乎所有其它的物种都严重地榨取和损害，还脑子里一根筋，妄想对这个系统更严重的榨取和损害来缓解我们人类内部的矛盾。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类能说是有道德的吗？恐怕连有思想都说不上。当然，人类整体的不道德是就整体而言，具体来看，我们的历史上一直不缺乏睿智的、能反思的人。近一百年来，各种对于人和思想紧张关系的警钟此起彼伏，越敲越响，可这似乎都挡不住人类几百年来榨取的愈演愈烈。前面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就是证明，因此，人类正在滑向一种整体上越来越不道德、不正当的方向，越是所谓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深厚的地方，这种下滑越快，不正当、不道德的积累程度也越大。当然，很多新的发达国家速度快，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同样后来居上。怎么办？能不能止住这种人类整体下滑的趋势？当然应该是能的，办法之一，我认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更深地向我们人类自己开刀，根除我们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病灶，其中第一个就是让少数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却不打算制止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正是这种赢家通吃的社会制度将整个人类推向了伤害自然的道路。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声喝止形形色色的通吃，不行，你们拿得太多了。另外一种看起来不那么恶心，例如经济应该永远增长，城市化是大势所趋，科技万能，大自然无限丰富，人是地球的主人。像这些观念应该也被列入重新反思，甚至被铲除的名单。因为那些赢家通吃的制度有很深的根是扎在这些观念上的。我还是觉得那些物质生产供应视为人类自由解放前提的乌托邦思想也应当放弃，至少是从根本上加以修正。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会有很多自以为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人不知不觉走错了方向，把人们推入越来越不道德的下滑之势。我举个例子， 1930 年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讨论，叫做《民国论》，就是要用农业的精神来发展经济，这个农业的精神是比较强调整体平衡的。这个讨论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站在它的对立面，因为中国应该发展工业化，怎么能提农业国的概念？我觉得在这种对于工业化的迷信背后的理念就是对于物质产业的极大丰富，自然可以任人主宰的糊涂观念。最后，我要回到今天讲话的题目“乌鸦与火车”，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两天前演讲时台湾的一位教授对我的演讲做了评论，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欧洲近代有一个说法，乌鸦再怎么叫也没用，火车还是会往前开？”我后来回答说没错，但和谚语有两个不同，我们今天的火车开的可比那个时候快多了，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加速度地往这个方向走。但也因为整个火车是加速度的因此我们所有在这个火车上的人当年的那种安全感正在越来越快地丧失掉，因为它开得太快了，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在这个火车前面不远的地方可能就是路的尽头。因此不是只有极少数精英在那里“乌鸦叫”，每个在火车上的人内心的焦虑，有那种不愿意相信矛盾的心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火车上的饮水都要开始限量供应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都有一个部分是跟乌鸦叫相互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乌鸦并不只是我们身外之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部分是这种乌鸦的忧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乌鸦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心声。今天我们人类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的时候，在我们最后掉下去之前怎么能够减速，甚至在一定时候需要踩一下刹车，重新想一下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重新想一下另外的经济状况，重新定义什么是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别无选择。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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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课程

dongzg101 2013-4-1 18:28

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这是2011年清华经管的课程！去听了一次。楼继伟讲课！可惜，中科院这帮笨蛋，没人跟我去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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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票据，很有意思

热度 2 Majorite 2013-1-26 21:36

老票据，很有意思整理老照片，发现几张老票据，是我1987年9月23日在中国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组合音响、电视机、收录机。那时间348美元的日产电视机，市面上可以卖4500元人民币，还不好卖。那时间正教授工资不到200元/月。从这几张老票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巨大进步。现在，有钱不愁买不到东西，就愁钱还不够多到在北京三环之内买套大房子。中国不可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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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忽悠中看背后的本质：日本企业是怎样“帮中国”

cgh 2012-10-30 01:10

从日本的忽悠中看背后的本质：日本企业是怎样“帮中国” 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以来，中日经济表明正常，暗地里都在厮杀，最后的胜利属于谁，一方面看领导的眼光，另一方面看底层的团结。最近，日本似乎有计划的开始在媒体（不知道上层如何）大肆忽悠，其实，这也是我们认识背后本质的绝好机会。古话说，挑战和机遇并存。中国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经济反思和转型？比如说：稀土出口问题，日美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人民网转过来的一篇日本人分析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日本企业的支持。当然目的是显然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可信的，但内容中却可以看到不少值得吸取的认识。 “这种过剩劳动力将从 2013 年开始减少，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数量的激增以及新生人群的减少，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似乎这是一句大实话，中国不能再靠廉价劳动力发展了，最终的发展还是要靠技术提供生产效率，需要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用技术优势去养活更多的人。 “中国能否跨国刘易斯拐点是其继续停留于发展中国家或步入发达国家的至关因素，而进入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确保整治、社会安定，以支撑经济的长期成长。（ 2 ）由廉价劳动力转型至高价值生产，促进经济成长，即生产性革命。根据前段期间中国国内爆发的反日活动来看，中国目前完全未能满足上述第一项条件，政治、社会不安定与国民贫富差距明显以及官僚贪污腐败三项问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风险。” 日本人不忘把社会稳定和政治扯上来，其实也可以理解，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能不能有技术来支撑经济。日本人牵强附会的把反日活动放在这里试图说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足以说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认为日本侵占钓鱼岛是事件的起因，也不打算从日本本身去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更多的是希望从中国这边动脑筋，已经形成搞定中国管理层（名义上帮中国管理层维护了社会稳定）就能在中国贪婪的攫取财富。 “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日本企业的协助，即需要掌控 “ 经济抑制力 ” ，所谓经济抑制力就是指利用先进技术、核心技术黑箱化（保密）、知识产权、柔韧的技术交涉力以及经验丰富的人才等优势对中国企业加以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同时结合了对日本企业品牌宣传推广的一种综合力，这种经济抑制力可以有效规避在中国面临的风险，” 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所谓的日本协助就是协助中国控制中国经济，直到可以抵御一切中国人所能制造的风险。他们的心里仍然是把控技术、用知识产权控制中国的企业生产。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工人也就是一群能增加社会不稳定性的机器人，只有日本企业让其不停的在工厂忙着，才能使他们不去破坏社会稳定。通篇看下来，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而这些东西是日本不可能给中国的！在发展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要占有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利润，而不是 99 ％给外国。也就是说将日本主导的企业赶出中国的利润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和日本企业竞争，是中国的必须选择，否则就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反过来看，日本如何能帮得了中国？中国没有日企的支持将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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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优先发展经济，但是前提是不要欺负我们！

rong2008 2012-9-30 20:01

以下是 zhuang-jr 的一篇文章，感觉颇有道理，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的经济质量是不够好，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有血性的，要是欺负我们，趁机夺取我国钓鱼岛，那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对比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邻国，亚洲经济大国，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渊源。确切地说，日本既是世界经济大国，更是经济强国。而中国，充其量，只能算是经济大国。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方面，目前是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单单从一些表面的数据，当然会轻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足够强大，很快就会赶上日本，超过美国。这便是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和证据。　　数字很多时候都迷惑了我们，给我们一种错觉。让我们数数中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吧！中国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煤产量世界第一，水泥产量世界第一，成衣，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几乎在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出一个中国第一。　　多么令人兴奋的数字啊！这样的数字的确让人国人感到自豪。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数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反而，若进行深一层的思考，分析，我们才发现，我国在经济水平，综合国力方面，与日本相去甚远。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世界第一，往往都是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诞生的。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我们是拿不出几件来的。　　我们的钢铁产量是世界第一，但在品质高端的钢铁市场里，日本却是世界第一；我们别忘了，中国第一大钢宝钢是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用的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日本生产的机厂设备统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制造业，若日本企业停止供给，那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制造业将瘫痪。　在高端产品领域，我们是没有说话权的。我们的企业不得不向日本企业高价购买专利产品，花费巨额购买专利使用权，再经过自己加工组装，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赚取小额利润（大头落入外国企业囊中）。中国一般产品的竞争优势就是如此得来的。　　中国普通民众对“ 日本 ”的情感都是两面的，既爱又恨。一方面我们无法抵抗日本品质优良，价格公道的产品的诱惑，一方面，提到历史问题，如靖国神社我们便是咬牙切齿。我们不少热情的爱国者，一方面高喊，坚决抵制日货；另一方面，却又偷偷地享受着日本产品带来的乐趣。　　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的产品是如何的厉害，他们又有多少个世界第一。　　日本的汽车摩托车，日本的数码通信，日本的造船业，日本的机床设备生产行业，日本每年申请的专利权数，可以说都是世界第一。也许，有人不仅发问，日本那么强，美国该摆在什么位置了？日本岂不成了超级大国？！　　请注意，在这里，我所涉及的，只是经济方面的事情，其他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医学，政治等领域暂且不谈。美国，之所以为超级大国，就是因为它在所有领域中，不是最强也是极其厉害。　　事实上，在某些产业，日本已经超过美国。譬如机器人制造与使用。世界上70%的机器人诞生在日本。再如，汽车产业。有资格跟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强汽车生产国一比高下的国家，也只有日本。在美国本土，就连最为强劲的汽车巨头通用和福特，也都败给丰田，本田和日产。　　在中国则更是不言而喻。日本车则是满街跑。正是印证了丰田的那句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日本的产品和技术，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抵制日本？　　抵制日本只能是句空话。不要说我们，就连美国人也无法抵制日本的产品。也许，你用的是诺基亚或摩托罗拉的手机，但极有可能，它们的液晶屏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譬如，夏普。夏普的液晶屏幕的显示效果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三星的也没得比。　　如果你用过夏普的手机，你就会深切的体会。但夏普的手机，并不在大陆进行生产和销售，只能买到水货。日本的通信业异常发达，手机行业也是个先锋。最高像素的，最薄的手机也是诞生在日本。日本的手机某些方面，并不比诺基亚的差，至少在屏幕效果上，就比诺基亚的要好得多。但问题是，日本企业并不会把好的尖端的手机卖到国外，尤其是中国。那些好的手机，就连水货市场也极寻觅，有些手机，那些高手根本无法破译密码。一来，他们担心技术外泄，二来，他们认为真正好的东西，应该由日本国民独自享受。日本企业卖到中国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过时的，甚至是临近淘汰的产品。　　这当然都是因为日本的危机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在起作用。他们总是担心，有一天，会被中国超越。虽然，结果总是，中国目前无法超越。但他们并不会因为过分的担心而难过，只不过会自我安慰：还好，我们还是最好的。　　日本民族危机感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教育制度上。从懂事开始，日本小孩就接受危机感教育：日本的国土是如何的小，日本的资源是如何的匮乏，人口又是如何地不断减少。于是，他们便努力研发新能源，制造机器人，以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的影响。　　反观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便是，中国是如何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才济济，诸如此类。这或许也是事实。要不然，中国企业，中国人也不会如些放肆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无论如何，指标才是最重要的，先污染后治理，这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可往往是，污染后却难以治理，最后不了了之。　　的确，日本高度发达的教育体制，特有的岛国文化，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在一定程度上，铸造了日本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上的强大。而我们对日本了解程度之低，之少，使得我们满腔热情，头脑发热的爱国者（包括我在内），谈到历史问题要求我们政府与日本翻脸，摊牌。我们都盲目地，自大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实力足够强大，足以叫嚣日本，认为，日本没有中国市场，日本企业会倒闭，日本经济会瘫痪，甚至倒退。　　这完全归因于我们对日本缺乏真正的了解。日本经济对对外出口贸易的依赖度只有9.6%，仅次于美国的7.4%, 德国28.5%，中国香港则为104.9%，中国大陆为25%左右（2000年数据）。就算失去了整个世界市场，对日本的 GDP影响也不大，何况只是一个中国。因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是由内需来拉动的。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韩国的经济甚是强大，并享有“ 亚洲四小龙 ”的美誉。韩国三星，LG，现代，起亚，韩国的造船业的强大，使我们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韩国GDP总值也不过仅仅相当日本海外生产总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远远还没有达到一个经济强国的水平。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虚心地向其他强国请教学习，不折不挠，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经济强国之梦，复兴中华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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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社会功用

benlion 2012-7-16 00:08

人类生存在宇宙中的地球上，自然资源和生态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文化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知识体系，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基本上划分为组织社会的文化和认识自然和转化成机器等产品的文化。个体人的群体构成社会组织，介于自然、文化和机器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的控制，金融与管理是社会机制，其中，自然 - 文化 - 产品是信息流。文化不是目的，还是途径，也就是组织社会的信息和转化自然资源为产品的信息，文化可以人之间的直接传承，也可以记载在文本里，比如，古代的泥板文字、雕刻和图画等和现代的光盘、计算机等。印刷、造纸是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而现代计算机等 IT 技术可以使信息储蓄在机器的磁盘里等，显然，人与机器系统与人与自然系统成为现代和未来社会更直观的自然信息与机器信息之间的转化现象。地球的生物、人群和机器形态，将直接是未来文明模式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自然 - 社会 - 机器的自组织化系统，也就是说人类文化 – 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工程等都是以这个自然系统向人工系统转换为目的；因而，未来的文化体系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为核心主线，医疗系统将发展成为一种工程系统。天然生物系统研究与人工生物系统开发的科学与工程偶合体系，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转化机制而提出现代交叉、综合与技术集成的知识发现与工程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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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工业化 – 新策略

benlion 2012-7-9 21:11

统筹兼顾应该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特征和优势，城市规划、产业集群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策略。将相关财务、产权交易、技术服务和金融市场等平台，以及上下游产业链、业务相关产业等集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群体化相互激励与联动的发展措施。现代全球社会的一体化，尤其从欧洲银行到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金融链，中国的世界工厂、南美的农牧业和澳洲的海洋产业等，以及非洲和中东的石油资源等，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从金融、管理哲学到科学、技术，然后是资源、产业和市场媒体的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驱动力。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的金融、经济问题联动一体化，同类产品品种繁多和生产规模巨大，比如，琳琅满目的手机等，在以色列和欧洲等国家，包括英国采取一些法律策略对房地产、市场开放时间等调控，以及限制消费和生产过剩的措施。从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到工业制造、市场营销，构成一个区域的教育和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制造中心和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等城市规划，在中国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城市许多区域或地段划为工业制造区；然而，科学上、技术上的信息流都是从国外向国内流动，几乎不多国内科学的知识向技术产业化的流动，这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和技术开发上双层次的离国际上的差距。很显然是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与国际上不仅是水平差距，而且是学科领域和技术创新的前沿差距，在制造业上依赖引进已经成熟技术、产业化的项目和企业，也就是说不同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日本走过的是直接在欧美将要但尚未产业化的新兴技术上创新与推进，从而集中在这一个切入点上做到国际制造业的产品领先而创造品牌；然后，再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上端扩展到国际化水平。中国，是否可以考察与调研国际上的新兴产业趋势，集中力量在一些领域和集中在一些省市建立创新型特区，从而做到优先在一些产业成为国际领先和创立品牌，然后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或者，在一些国际发展趋势的学科领域首先在一些大学全方位进行试点改革，建立这些学科的国际领先特色，从而带动其它学科领域跟上国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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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阅读《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有感之三地理与经济差异

热度 1 毕鹏翔 2012-3-21 17:42

地理的内涵很广，既包括地形、突然和气候，也包括自然资水文和动植物。尽管地理不是决定一国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唯一因素，但它会限制和促进一个的经济发展： 1、早期比较著名的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发源于河谷地带，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建在航道边。 2、地理通常是不变的，但随着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增加，人们利用地理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某一地理环境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劣势以及相对于其他环境的优势和劣势都会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某一地理环境中自然资源的数量是一定的，但哪些物质可以成为自然资源，却完全依赖于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知识。由于瀑布阻碍了人类的航行，所以在水力磨房和水电站出现之前，人们认为瀑布不是自然资源；同样，当人们懂得了如何使用石油、铀矿及其他矿产之后，是否拥有这些矿产会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及其居民的未来。 3、经常被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命运的关键地理因素—是否存在可供贸易的自然资源—被证明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沙特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石油开发成本也很低。尽管丰富的石油造就了不少富豪，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沙特的人均收入只有新加坡的一半；众所周知，除了海运条件外，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但它的人均收入比大多数中东石油富国的人均收入还高；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的人均实际收入未进入世界前70名；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泰国和锌生产国中国同样也未进入世界前70名；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和铜生产国智利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排在世界第69位和第70位；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拥有量大于日本和瑞士，但日本和瑞士的人均实际收入却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数倍。因此，能够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比占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毕竟，是知识决定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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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应设十大直辖市

dongzg101 2012-3-8 01:44

中国应设十大直辖市 2012-03-07 03:35:29 浏览 414459 次 | 评论 104 条（罗天昊两会建议之一，罗天昊，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在中国，成为直辖市，几乎是所有城市的梦想。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带头作用。不过，随着中国内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国的直辖市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改革。政治地位过高是一把双刃剑直辖市虽然与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同为一级行政区，但是，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除广东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委员，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直辖市在实际建制上比省级还要高半级。这种设置，严重不当。国家设立直辖市的初衷，其意寄望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而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往往习惯“政治挂帅”，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如北京，几乎所有的央企均驻扎在此，上海除宝钢外，还有数十家中央企业，天津有中石油，首钢等150多家中央企业，，这些，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此外，深圳人均生产总值居全国第1位，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更超过直辖市。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这两个城市的非公经济，均超过了70%，为国内事实上最为发达的城市。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而在政治领域，深圳亦进行了不断的体制改革的尝试，2009年深圳重启三权分立改革，为国内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方案。深圳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一直前不久放开社团管制，均在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出现，也绝非偶然。除了“特区”的特殊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合理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在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反观直辖市，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因为其最高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即可登天，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极其谨慎，维持现状不出乱子比进行有风险的改革，成其更理性的选择。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无法象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直辖市政治地位应适当政治地位过高，从长远来讲损害了直辖市的全面发展。而未来直辖市的管理模式转变的重点，即告别“政治挂帅”，从现实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国势已变。中国的崛起，是以普遍的地域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除直辖市外，广东，江浙，山东等地，均率先完成初步发展，而内地城市，也蓄势待发。直辖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落后于沿海地区，而在未来的时代，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启动，中西部地区将崛起众多的重要经济区，亦将稀释直辖市的功能，使其重要性下降。至此，直辖市基本完成了其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历史作用。同时，除重庆外，中国的直辖市，多设立在东部中心区，除了北京为京畿重地，中央政府驻所之外，其余的上海，天津，重庆，均为一般地域，并非战略要冲，亦非位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区重地，也没有位于争端纷起的南海区域，按照一般的一级行政区设置，已经足够，不需要将其最高负责人设置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级。而就目前的发达的大国惯例，其直辖市或者特别市，特区设置，均没有过多的政治功能，如，日本除东京都之外，其余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政治地位均不高，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不过是一个州内设的特区，而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与彼得堡市，其地位比同为一级建制的州和联邦共和国还要低，而韩国则早在90年代，即全面取消直辖市，改以前的六大直辖市，为六大广域市。中国在未来10 至20 年中，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功能，只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如，十年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负责者，不再设置为政治局委员，而全部降格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未来，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长远发展。中国可设十大直辖市其实，鉴于中国的地域特点，以及参考历史沿革和全国其它国家，中国设立十大直辖市比较恰当。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全国总共有十二个“行政院”直辖市，分别为：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上海、汉口、武昌、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西安、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广州。同在亚洲，韩国国土仅为中国的百分之一， 1991年之前曾有汉城特别市及仁川、釜山等六大直辖市，朝鲜有平壤特别市和开城等三大直辖市，越南国土面积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有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市、芹苴市、岘港市共5个直辖市，印度有7个中央直辖区，而非礼宾更有多达100多个省级市。台湾地区，则还有台北、高雄、新北、台中和台南五大直辖市。而同为大国的美国，虽然特别市和直辖市仅一两个，但是存在着很多实际上的中心城市。俄罗斯疆域全球第一，亦有复杂的经济体系。对应其不同的经济区，在其全国，有九大中心城市，分别是中部经济区的莫斯科，西北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圣彼得堡。欧洲北部经济区经济中心是摩尔曼斯克。欧洲南部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经济中心是伏尔加格勒和萨马拉。乌拉尔经济区经济中心是叶卡捷琳堡。西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东经济区中心是哈巴罗夫斯克。美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除首都华盛顿特区外，纽约为其东部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底特律为其钢铁，汽车等重工业中心城市，洛杉矶是其西部中心城市，芝加哥是其中部中心城市。自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出台了数十个国家战略，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在国家战略的大棋局之中，由此，中国从沿海优先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面崛起的均衡战略，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到来，必然从对外依存型的模式，转变为对内依存的模式，中国大陆型经济的崛起，则是未来趋势。在此情况下，未来内陆，即将崛起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本人在新著《大国诸城》中，亦提出了相关设想。最典型的是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武汉雄踞天下之中，在高铁时代，中国的内陆交通将重新兴盛，位于中国中心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的武汉，其地位不可替代，而深圳不仅综合实力突出，而且在广东珠三角的最南端，有其独立的地理位置，直辖之后珠三角乃是广东的行政区划影响比较小，大连、青岛因为在半岛上，也有独立的地理位置，直辖后对于原来的辽宁，山东本来区划影响比较小，不会似北京和天津，被河北形成包围之势，西部的西安，也应该在未来成为西部重镇。而未来东盟的崛起，也将使广西产生一大经济重镇。而未来，处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在新疆，也有设立直辖市的可能。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大国，一级行政区相对偏少，而在设立系列直辖市之后，可以改善这种状况。目前，四大直辖市中，传统的北京、天津、上海，均位于沿海地带，而在未来，内陆设置系列直辖市，将使直辖市的设置更为均衡。在直辖市增设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将可以增加一些计划单列市，形成有梯次的经济区域中心。形成全国的崛起之势，达到全国的相对均衡发展。（作者罗天昊，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 0 您可能也喜欢：中国可设十大直辖市浅谈中国四大直辖市开发大西北，设立中国第五个直辖市中国四大最恶心城市排行榜三大直辖市上榜谁能成为直辖市？

个人分类: 经济发展|1247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为什么朝鲜和韩国的命运如此不同(转)

热度 4 lidercoocer 2011-12-23 06:20

问：一个国家，其元首解散国会，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朝鲜。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禁止公民出国旅游，禁止公民享用外国香烟和外国饼干。违反外汇管制规定的人可以被判死刑。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朝鲜。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其工厂工作环境极端恶劣，工人们在里面牛马般非人劳动。每天工作9 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为了一点点仅够糊口的工资。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城市边上遍布贫民窟。在城市的扩张中，警察暴力拆除贫民窟，为建造新的城市商品房腾出空间。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盗版影碟和盗版书籍充斥着该国市场，冒用美国品牌的商品肆意流通。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乃至八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期的韩国。上面这些是韩国经济起飞时期的经历，它们与今天的韩国印象出入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别说我们，就连当代的一些韩国年轻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辈经历过那种岁月。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少有人知道过去的韩国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今天提到韩国，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三星电子，发达的整容术，琼瑶式的肥皂剧等滚滚韩流。当然，还可能会想到最近这个国家膨胀得有些不正常的民族自尊心。总体来说，今天的韩国，光鲜亮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奇迹耀眼夺目。朝鲜和韩国大相径庭的现状更是热议的话题。一个穷，并且看起来很没希望；一个富，并且看起来咄咄逼人。他们几乎同时建国，而且建国的时候，朝鲜的经济状况要比韩国好很多。所以人们思考最多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一样？有人说，是因为韩国民主，朝鲜独裁。有人说，是因为韩国开放，朝鲜封闭。有人说，是因为韩国跟美国走，朝鲜跟苏联走。有人说，是因为韩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朝鲜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说，是因为韩国实施私有制经济，朝鲜实施公有制经济。结论很多。姑且不论正确与否，但很遗憾我们看到的也就仅仅是结论而已。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分析得出的呢？很少有人去做解释。很多时候有些现象只是因为并存（甚至更糟，连现象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就被理解为了因果关系。如果要得出结论，必须先静下心来谈一谈：韩国在建国后的这五十多年里都遭遇了什么，以及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想，他们为什么会有今天。第一章　他们干了什么？——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92%在北半岛。纺织工业84.9%、印刷业 89%、食品工业65.1%和农林水产业82.6%在南半岛。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 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 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 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1972年10月 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 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 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 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 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 ，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 并且直到1984年7 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 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是在 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 “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 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的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 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其中1953-1961 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 ），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 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花钱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引进的技术被我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剩下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www.6park.com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www.6park.com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www.6park.com §2.3.1血汗工厂 www.6park.com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www .6park.com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 ——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区的公立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www. 6park.com §2.3.2贫民窟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 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www .6park.com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 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www.6park.com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www.6park.com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 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第三章　他们为什么不同？——朝鲜和韩国发展道路的简单比较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本文开头的那几个结论是否正确了。为什么后来朝鲜和韩国不一样？因为朝鲜独裁，韩国民主？这显然是错的。因为韩国的经济起飞不是在民主环境下实现的，恰恰相反，是在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并用戒严令持续统治的朴正熙将军执政期间取得的。在那段时间里，韩国并没有比朝鲜民主到哪里去。因为朝鲜封闭，韩国开放？这也很难说是对的。因为在韩国经济起飞的那些年里，韩国实施严酷的贸易保护，禁止进口很多外国消费品，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阻止公民消费外国货，用死刑来强化外汇管制，而且还禁止公民出国旅游。因为朝鲜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韩国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这貌似也是说不通的。因为韩国也有国家计划，还是仿苏联的五年计划，整整六个。正是这六个五年计划给韩国带来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公有制？韩国也有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最关键的行业。除此之外，韩国的政府贷款是几乎所有私营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因为朝鲜站在苏联这边，而韩国站在美国这边？这是那些结论中唯一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确实，不同的阵营导致了不同的国际环境和不同的结果。韩国发展的本钱是来自外援。朝鲜可能也能得到苏联这边的外援，但是苏联的外援却难以像美国那么丰富。原因很简单，苏联自己富余的也不多。本来苏联的经济实力就不如美国，而且苏联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www.6park.com 其次，不同的阵营提供了不同的安全环境。这点可以说对朝鲜的发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在韩国长期驻军。甚至连韩国军队的指挥权都在美韩联军司令部手里——也就是美国人手里。所以韩国的安全感是很强的，有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将自己牢牢绑在其战车上。但是反观朝鲜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朝鲜面对的是虎视眈眈的美韩联军。但是却不敢保证苏联和中国会如此无私地帮自己打仗。要知道三千里江山的统一一直是让朝鲜领导人牵肠挂肚的事。中国和苏联或许会阻止韩国统一朝鲜，但是却不太可能主动帮自己统一韩国。（南边的韩国却不用操如何武力统一这份心，因为军队指挥权都在外国人手里，操心也没用）。所以朝鲜主张“先军政治”，即军事第一，全国军事化管理，经济活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人口2300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人民军却有110万。按这种比例，人口13亿的中国应该有6000万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实际上只有230万（2005年宣布）。而且除正规军以外朝鲜还有350万工农赤卫队。自建国起，朝鲜有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军事建设上。这不可避免地延误其正常的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占人口比例那么高的军队。军队是全脱产的，必须靠其他人进行生产来养活，这会将社会资源过多配置于消费上。而且军队里的几乎都是青壮年男性人口，正是国家最宝贵的劳动力。这么多壮劳力脱离生产，不但不参与建设，反而要消费，这对经济建设构成双重的浪费。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长此以往，朝鲜怎能实现发展得起来？其三，朝鲜和韩国一样是小国，其经济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在的经济圈的兴衰。朝鲜并不是不开放，只是它开放的是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五六十年代期间，朝鲜的物质文化商品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中国苏联等国和朝鲜的贸易外来很多，朝鲜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70年代起，中国开始向美国靠拢，逐渐冷落朝鲜。80年代起，苏联走向没落。这都给朝鲜的经济带来困难。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金日成去世、连年自然灾害，所有倒霉的事情都一起砸到了朝鲜头上。同时美国的外部封锁并未放松，再加上长期的准战争状态带来的弊病，终于形成了今天惨不忍睹的朝鲜现状。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从60年代到80年代，朝鲜的人均GDP虽然上升缓慢，但至少还是在上升的。可是1988年之后就一路下降，直到 2002年才有所回升。尽管众多导致朝鲜今貌的因素能够最终归因于朝鲜所处的国际阵营，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朝鲜从优于韩国到被韩国超越是复杂的多种原因所致，绝不是一句话能全部概括的。第四章　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小结纵观韩国立国之后的发展史，有一句话总在字里行间徘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韩国风云激荡的50年里，有人苦熬（贫民窟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们），有人苦干（“血汗工厂”里的“蓝蚂蚁”们）。但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有意义的。苦干的人进行生产建设，苦熬的人作为过剩的劳动力确保了劳动力的廉价，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但是也必须强调，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些牺牲，有些事人民愿意的（比如抽外国香烟的人被周围的人视为不道德），有些事则是人民不那么愿意的（从国家允许进口丹麦饼干时引起韩国人的激动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今天韩国人的无限风光，是前几代韩国人做牛做马换来的。我们应该学到的第一点是：别忘了种树的前人！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高压管制的30年。所以也是充满了韩国人血泪的30年。但是在回想这三十年的时候，我认为韩国人并不会因此就只将那30年评定为黑暗与邪恶。因为那样做就是念完经打和尚，那样做就对不起种树的前人。我认为韩国人也不会骂自己的父辈愚昧无知，在那样的压迫之下还不知道维护自己的人权。没有他们挥汗如雨，何来你们锦衣玉食？ www.6park.com 同样对比自己也可以看到，解放后30年内我们国家做的事情，却在被淡忘，甚至被否定。提起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大家想到的通常只有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黑暗专制愚昧无知……但是正是这三十年里，中国有了自己的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等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还有那不计其数的桥梁、公路、铁路、电线。娼妓消失了，鸦片消失了，驻扎中国的外国军队消失了，操纵中国经济的外国资本也消失了。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文盲率大大降低。（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自己老家是温州的农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均出生于解放前。在他们当中，除了爷爷以外全都是文盲。而我的父母亲及父母亲的姐妹都出生于解放后，他们当中一个文盲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一切，能想象后来改革开放会取得那么大的经济成果吗？不能想象。如果连国企都没有，谈什么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如果全国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认字不识数，因而也就不会签合同不会算账。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怎么搞市场？前人种的树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学不会这第一点，也就学不会更重要的第二点：要有做种树人的觉悟！人并非生而平等的。有的人生在乱世，有的人生在治世，有的人生在盛世。这找谁说理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如果是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工人，想像今天的韩国人那样有冰箱有电视吃香的喝辣的。行吗？门儿也没有。国家没那么多钱付你工资。你不想干了？除非你愿意饿死，否则你就得进血汗工厂去挣你的饭辙。那些化工厂里噪音大，药品毒，工资低，工时长。如果你不想被这种环境下的职业病害死，那你就得等着饿死。实在忍不了想逃离这个国家？过三八线时双方的枪口都对着你，毙你没商量。这是残酷无情的现实。要想实现韩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必须有至少一代人甚至好几代人要付出这个牺牲。这在苏联，在日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中国可以免掉这个过程吗？不可能。中国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吗？恐怕未必。我想在本文中已经展示了韩国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因此我想有理由期待韩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接下来的结论恐怕不那么好接受 ——但必须承认我们这代人很可能还将是要做出牺牲的一代种树人。所以，对于国家来说，今天还是要大力提倡奉献精神，尽管这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个人来说，别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就怨气冲天。通过与韩国发展史中各阶段的现象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毕竟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舒舒服服乘凉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努力种树，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是很有希望看到乘凉的那一天的。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4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3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21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11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405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2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51、52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8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7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4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23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0、11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4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7页。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转引自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163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50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5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57页。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183页。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230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5、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8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16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21页。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著，黄飞君译：《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84页的资料显示中国 1960年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47岁，而1981年时是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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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dongzg101 2011-9-10 22:46

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2011-09-10 11:58:40 归档在杂志刊载文章 | 浏览 5941 次 | 评论 4 条文|王晓夏刊发于《经济观察报》　　2011年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　　20年前，当被赞誉了“牢不可破”的苏维埃联盟崩塌后，中国迅速和纷纷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启经略中亚的“新轨迹”。中亚是新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的外部空间和地缘屏障，而西部安危在某种程度上又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增长。 “中亚轨迹”是中国绕不开的重要外部战略选择。在这条轨迹辗转曲折20年后，我们需要梳理背后的得失。　　从划界谈判到上合组织　　虽然“中亚轨迹”已经前行近20年，但中国真正广泛、深入地和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也仅仅是最近十年的事情。由于历史积淀的旧账缠身，而这一问题也成为中国和中亚进一步深入交往的“绊脚石”。　　中国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在政府层面解决了领土划界问题，缓和了和各方的边界矛盾。　　在前苏联时期，由于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即便中亚加盟共和国有意和中国取得沟通，但也绕不开高度集权的莫斯科中央政府。同时，苏联宣传部门长期在中亚地区所推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肆鼓吹“中华帝国”对中亚地区的“侵略史”，尤其是在大量前苏联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中国形象”早已被丑化成了中亚穆斯林民族的死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轰然倒塌，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后，压抑已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中亚国家大量的影视作品又开始清算和重温沙俄对中亚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历史。在中亚民间社会，俄罗斯的形象也和中国一样成为“恶龙”之后的“恶熊”。　　长期熏陶在前苏联刻意安排的历史记忆下，中亚民众早已惯性地将中国想象成昔日帝国的延续，和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三国因领土纠纷，民间社会对中国的排斥感更加强烈。　　历史遗留下的疆界问题在复杂且敏感的民族情绪和虚假的历史集体记忆下变得纠结且易爆，这让中国和各方交往伊始的划界谈判变成了马拉松长跑，影响延续至今。　　199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新的划界协议，但当时边境划界问题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1999年两国才真正达成一多。1996年中国和吉尔吉斯签署边界划界协议，但同样到1999年，双方关于划界的矛盾才真正得到缓解。2002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边界划界协议。　　政府间签署了所有的划界协议，但在中亚三国民间的批评之声却此起彼伏，民众质疑政府向中国出让“领土主权”利益，在吉尔吉斯这种不满情绪更为强烈。　　一些俄国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也在划界中做出了让步，失去了19世纪不平等条约后的大片历史领土，但诸如重要河流的入口、拥有地下水的土地以及险要的山口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领土中国依然牢牢控制在手。　　本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划界，但由于划界牵扯到沙俄和苏联的历史旧账，同时中国和中亚国家开始的正常交往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必然侵犯到作为区域内传统“领主”俄罗斯的利益。为了缓和中俄两国的利益冲突，建立多方沟通机制，上海五国论坛便在这一阶段孕育而生。　　1996年和中国接壤的中亚三国以及俄罗斯国家首脑齐聚上海，为缓和西部边境长期以来的对峙局势，建立互信机制相互磋商。在中国基本上和各方划界结束后，这一论坛也转身变成“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长设国际组织。该组织为此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为“维稳”投资中亚　　中亚局势的稳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乃至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中亚作为新兴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又能给中国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　　在区域内诸多不稳定因素以及现实利益的激励，都鼓舞着中国对中亚国家进行大举投资，通过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规避分裂和动荡的风险。　　即便中国投资中亚心怀善念，但如果没有此前上合组织框架的建立，便无法获得中亚国家的信任。　　上合组织框架从某种意义上，厘清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边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框架下新生的中亚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恐惧。当一个新生且没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小国政权面对一个强邻时，恐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上合框架的构建约束和规范了中俄两大国在中亚事务中的行为，舒缓了中亚国家对强邻的恐惧。　　2010年吉尔吉斯国内局势动荡，尽管中俄两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因作为有限，而曾饱受争议，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看出上合对中俄两国的牵制和约束，这无疑让中亚国家消除对中俄两大国的顾虑。　　在上合组织的规范下，中国不但获得了中亚国家的信任，甚至成为了备受中亚国家尊重的盟友。事实上，自2000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井喷”已经证实了上合让中亚国家对中国“敞开了胸怀”。　　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00%，从10亿增加到3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中亚的贸易额超过250亿美元，已经接近中亚传统“领主”俄罗斯对中亚的贸易额。在一些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俄罗斯。这种“雪崩”式增长势头，使得中亚经济形势越来越向中国利益一面倾斜。　　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强深感担忧，同时也忧虑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关税同盟关系的建立，中亚国家将成为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的一块“跳板”。　　除了贸易总量在迅速增加外，中国已经从最初和一两个中亚国家通商拓展到了整个中亚区域范围内。2004年中国和邻国塔吉克斯坦开始贸易往来；2005年中国又开启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闸门；2006年随着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的去世，该国也重启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可靠的投资者。区别于中国带有政治和国家安全思考的投资不同，西方公司考虑的核心是收益，他们出于对中亚社会动荡以及政府风险的权衡并没有大举进入中亚地区，即便进入也会因风险而随时退出。　　在中亚各方迫切希望能获得外国投资来促进经济改善民生的背景下，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者。贫穷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会促使中亚国家走向动荡和分裂，进而恶化中国西部的外部环境。为了帮助中亚国家规避这一风险，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通信以及矿业等这些具备控制力的经济基础领域。　　面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参与，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甚至感慨道：“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发展的最重要推动者，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取代了俄罗斯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有效缓解了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国内基础建设的停滞，避免了中亚国家被孤立的窘境。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国家外部安全的政治考虑外，国内基础建设领域的严重过剩产能也找到了新的市场吸纳空间。但对中亚国家失衡的经济介入和过分“自主化”经营和管理方式，并没有让中亚民间社会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取而代之的则是威胁和恐惧。　　“中国问题”背后的不安　　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中国在中亚投资确实推动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为中亚国家留下了经济安全的隐患。不少中亚国家学者对“中国制造”大举进入中亚国家深感担忧，他们担心中亚国家将沦为只能出口原材料的“失败国家”。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制造业正在纷纷消失，中亚国家进入了“逆工业化”的痛苦之中。　　由于中国的投资往往集中关乎国计民生的主导型经济领域，这使得中国习惯性地在中亚推行“高层路线”，大多数底层民众实难从中获利。历史的记忆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不少中亚国家民众和政客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只有而那些少数正在乐享既得利益的阶层支持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两家国内最大企业都支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原材料出口型企业，他们的主要出口市场都在中国。在吉尔吉斯其国内一个名为阿斯卡拉的强势的家族是支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家族的族长曾经担任首都比什凯克的市长，现任国会议员。他是现任总统的密友，经营着首都最大的市场，而市场主要经营来自中国的货物。他控制着中吉两国的贸易物流通道，因为他的部族所在地正处在这一商路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很多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往往都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上市公司也往往都集中在和中国合作密切的电力和铁路行业。　　对此，有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只有那些赞赏中国的政治体制，并在意识形态上赞同中国的人士才能算作是朋友，显然中国在中亚的“朋友”都只是基于现实利益驱使所产生的。如果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那将无法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公众媒体出现并引来诸多辩论的政治话题，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是，在“中国问题”被讨论的背后往往也夹杂着对内政的不满情绪。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情况稍好，中国尚未被非议，但这两个国家的舆论管控隐藏了真相。只有在塔吉克斯坦，公众舆论依然还在讨论着诸如政府腐败，阿富汗毒品输入等公众话题。　　究竟哪些不和谐因素在催动“中国问题”的发酵呢？　　不和谐的因素　　首先领土边境纠纷依然在中亚国家中难以停歇。尽管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官方层面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在中亚民间社会依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坛的反对派也常常借助这一情绪诘问当局。　　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吉尔吉斯国内集中爆发了连续的示威抗议，反对政府和中国就领土划分达成妥协。在2005年吉尔吉斯爆发政变，前总统阿卡耶夫逃亡俄罗斯，导致其政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主导推动了和中国的划界工作。哈萨克斯坦乃至俄罗斯常常抱怨发源自中国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由于中国在上游用水量过大，导致中下游用水紧张，哈国甚至一度将过境河流的问题捅给联合国讨论。　　其次，在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在中亚过快的投资，尤其在能源领域动作过猛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2006年秋天哈萨克斯坦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哈国总统所在党派人士公开谴责“中国石油部门在哈的积极扩张”，并且宣称长期以往哈国将丧失能源独立的能力，他们要求中国在哈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项目中不能超过40%的股份，同时要求增加石油交易的透明度。他们的声音当时占据了整个哈国媒体，中国则成了非议的对象。除此之外，大量进入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携带者“中国特色”的经验思路，没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也被中亚国家媒体所指责，特别是中国企业很少雇佣当地员工。在中亚国家媒体中，甚至使用了“经济入侵”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中国企业的不满。　　第三个常被中亚媒体诟病的“中国问题”就是堵不住的“非法入境”，而这一问题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中亚国家，尤其是在吉尔吉斯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甚至已经在议会登堂入室地讨论如何应对“黄祸”。　　由于来自中国大量的小商人群体挤占了吉尔吉斯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业市场，加之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偷渡吉尔吉斯，所以早在2007年初，吉尔吉斯甚至计划出台新的法律来限制在吉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但后因在比什凯克上合峰会召开在即，所以后来新法案也不了了之了。　　中亚国家媒体除了对上述三个不和谐因素的关注外，再有就是对中国内政事务的讨论，尤其是新疆事务，曲解和误读也加深中亚社会对中国的误会。　　所有这些都隐隐威胁着中国“中亚轨迹”稳健的延续，同时也在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真正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 上一篇航母，中美之间的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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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许宁宁：中国与东盟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2011/7/29)

dongzg101 2011-8-1 07:06

许宁宁：中国与东盟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2011/7/29) 【作者：cafta 转贴自：中国网点击数：73 更新时间：2011-7-29 10:16:00】　　 7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国 - 东盟（ 10+1 ）外长会上表示： “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0 周年。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 20 年。我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建成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通过全方位、宽领域、多层面的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东亚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 就此，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许宁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二十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成果来之不易。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的首选地之一。　　许宁宁说，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我们拥有上千年的传统友谊和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中国与东盟开始建立对话关系的近二十年来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共同组建了世界上消费者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这么活跃。而这一关系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它是双方共同需要的体现，它惠及东亚经济乃至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许宁宁介绍道，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为 8.59 亿美元，至中国与东盟开始建立对话关系的 1991 年增长为 79.6 亿美元，十三年间增长了 8 倍。而近二十年间，从 1991 年至 2010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 79.6 亿美元增长到 2927.8 亿美元，增长了 36 倍，年均增长率高达 20% 以上。 2011 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 1711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4% ，增长势头不减。　　许宁宁进一步分析道，近二十年，双方贸易额占各自的贸易比重增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外贸易额从 1991 年的 1357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29727 亿美元，尽管增长了 21 倍，但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仍由 1991 年的 5.9% 上升为 2010 年的 9.8%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1991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产品中，以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发展到 2010 年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机电产品名列榜首。　　许宁宁说，在贸易增快的同时，双向投资增加。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的首选地之一。中国对东盟投资方面，虽然投资绝对金额还不大，但增速较快。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领域已经从传统的矿业、建筑业拓展到能源、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目前，中国在东盟建起了五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即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越南中国（海防 - 深圳 ) 经贸合作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许宁宁说，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承包工程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业务规模逐年扩大。东盟国家为中国海外重要的承包工程市场和劳务市场。承包工程涉及电站、桥梁、公路、机场、码头、工厂、办公楼、住宅楼等，中国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普遍受到当地好评。　　许宁宁指出，近二十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成果来之不易。成果的取得主要得益予：一是相互看好，共同选择密切合作；二是积极行动，不失时机推进合作；三是开拓创新，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 拓创新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二十年来，我们从促进共同发展出发，不断提出合作的新内容和新举措，保持了双方关系旺盛的生命力。组建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双方经贸合作创新的集中写照。　　许宁宁认为，尽管双方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尽管在双方目前的经贸合作中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尽管在今后的合作中还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应对，但我们坚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已势不可挡；我们坚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必将带来双赢的局面。今天，中国和东盟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积极落实第二份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五年行动计划，加大实施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推动双方合作实现新的跨跃。上一篇：第五届东盟海军司令会议在越南举行(2011/7/29) 没有下一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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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的恐惧与未来

lxj6309 2011-4-25 17:35

决定一个国家长期发展潜力的因素只有人口和可利用国土面积两因素。人力资源素质低终究可以进步，生产率落后终究可以提高，只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适当的政治体制 . 但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和国土，在总国力上最终要排在后面的。欧洲列强们显然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所以必然想尽办法让这一天来得晚一点。谁知道英法联军这次突袭利比亚没有这种心理呢？人口排名国土排名排名国名人口排名国名国土面积　　 1 中国 134141 1 俄罗斯 1,707.5 　　 2 印度 121594 2 加拿大 997.1 　　 3 美国 31028 3 中国 960.1 　　 4 印度尼西亚 23456 4 美国 936.4 　　 5 巴西 19325 5 巴西 854.7 　　 6 巴基斯坦 16658 6 澳大利亚 774.1 　　 7 孟加拉国 16447 7 印度 328.8 　　 8 尼日利亚 15605 8 阿根廷 278.0 　　 9 俄罗斯 14037 9 哈萨克斯坦 271.7 　　 10 日本 12737 10 苏丹 250.6 　　 11 墨西哥 10863 11 阿尔及利亚 238.2 　　 12 菲律宾 9401 12 刚果 ( 金 ) 234.5 　　 13 越南 8826 13 沙特阿拉伯 215.0 　　 14 埃塞俄比亚 8480 14 墨西哥 195.8 　　 15 德国 8160 15 印度尼西亚 190.5 　　 16 埃及 7824 16 利比亚 176.0 　　 17 伊朗 7535 17 伊朗 163.3 　　 18 土耳其 7143 18 蒙古 156.7 　　 19 泰国 6765 19 秘鲁 128.5 　　 20 刚果（金） 6672 20 乍得 128.4 　　 21 法国 6296 21 尼日尔 126.7 　　 22 英国 6222 22 安哥拉 124.7 　　 23 缅甸 6119 23 马里 124.0 　　 24 意大利 6021 24 南非 122.1 　　 25 南非 4991 25 哥伦比亚 113.9 　　 26 韩国 4891 26 埃塞俄比亚 110.4 　　 27 西班牙 4602 27 玻利维亚 109.9 　　 28 哥伦比亚 4551 28 毛里塔尼亚 102.6 　　 29 乌克兰 4548 29 埃及 100.1 　　 30 坦桑尼亚 4135 30 坦桑尼亚 94.5 在人口前 20 名中，亚洲 11 个，非洲 4 个，北美 2 个，南美 1 个，除俄罗斯外，欧洲只有德国。在国土前 20 名中，亚洲 7 个，非洲 5 个，北美 3 个，南美3个，大洋洲 1 个，除俄罗斯外，欧洲都在 20 名之外。可以想象，如果任由亚非及南美国家像中国一样发展，再 30 年后，欧洲国家的经济总规模还有几个能在前 20 名呢？那样，他们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发言权呢？除非他们组成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别的不论，那金砖五国就够令欧洲非常不安的！如果按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算，中国可能相当富裕，但是，不会与美国去争人均 GDP 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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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专利指标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

热度 1 HUA2010 2011-3-26 09:27

近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部分，首次写入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3.3件的指标，这对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深远。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始对有效专利进行研究，经过两年的试用和完善，2007年，有效专利正式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2009年，国家统计局将有效专利作为衡量专利水平的新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2010年，有效专利指标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体现。“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启动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了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联络沟通。在最终形成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对专利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标志着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中心暨知识产权与公共政策跨学科中心主任郑友德向记者表示，专利指标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不仅与未来5年的国家发展规划密切相关，与我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而且也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是相互融合的。要实现这个指标，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意味着我国要进一步提升专利的研发、申请、授权质量和数量，特别是提升发明专利的质量和数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新明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深入发展时期，以往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世界科技发展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预期性指标之一，“十二五”时期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提升恰恰就契合了这一点。同时，这一指标的明确，也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向，以及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大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力度的决心，对于我国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水平，激发人们创造热情，增强国家科技实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来源： http://www.cipnews.com.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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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要变笨才能生存

热度 2 newniu 2011-1-8 19:09

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聪明，事实上聪明人并不见得成功。前一段时间，我还在找相关的资料，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并不有利于聪明人，当然这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这两天看blog，还真有人给我送上证据了。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42342.shtm 指出了一个我们都不愿接受的事实人类的大脑在过去的2万年间逐渐缩小，体积由1500立方厘米，下跌至1350立方厘米，减少的大脑足有网球大小。这充分说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笨。人类文化似乎也说明这一点，在战国时期，我国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战略，政策，很多很多；西方则有希腊雅典。人类为什么越来越笨？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人类生存模式是什么？人类的生存模式不是依赖对与错，而是依赖于多与少，现代社会模式更有利于那些笨人。比如说现代社会，聪明人被教育，努力为社会做贡献；那些笨人，教育不成个，也做不了多少贡献，但又不能杀了他们，只好让他们活着，能生存。但是他们并不只是生存，他们更无法控制本能繁殖。结果是聪明人越来越少，笨人越来越多。人类生存模式为什么说是多与少。毛泽东在井岗山下了台，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吗？根本原因是他太有能力了，大家无法接受他，所以他下了台。你很聪明，做了很多件你认为对的事，结果一件出了错，你被炒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就你聪明，结果出错了。同样，你和大家一样笨，做了件大家都认为对的事，结果出了错，大家纷纷表示理解，你保住了位置。人类有脾气，有火气，那绝对是进化的结果。有火气，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在自然界中有生存的理由。在现实中，控制不住自己的人是不是也有生存的理由？事实证明，很多情况下的结果都为真。东海有鱼，大家纷纷出船。聪明人很痛苦，因为他知道渔船太多，鱼太少，这样玩法，鱼会越来越少，大家将来会很困难。而笨人则不同，他不管那么多，只是拼命抓鱼。最后结果表明，谁最笨，谁抓鱼抓得多，谁家就最富。比如说工厂污染，聪明人知道这样发展无法持续，污染环境心里难受，就尽可能上设备，减少污染；而笨人不这样想，他只想着能赚到钱就好，很直接。结果聪明人的工厂在竞争中，只有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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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经济评论：2011年的期待

lxj6309 2010-12-5 22:20

中共中央政治局１２月３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由于这次会议召开的特殊背景，从而受到了舆论的特别关注。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奏，但是，其关注的问题已经成为的各界议论研讨的焦点。新华网记者把这次会议的焦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即：转方式：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最大课题；一松一稳：财政货币政策重新组合；稳物价：积极稳妥管理通胀预期；惠民生：助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我在会议新闻报道的阅读中注意到了以下我觉得是新的政策方向的内容：宏观调控：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节奏；对外贸易：积极扩大进口，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农产品生产供给：完善市场调控预案，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就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城乡统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一步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长文章无疑继续是明年的经济工作主线，而且可能是今后十年内的工作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可能走弯路，所以，我认为这也是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节奏的经济调控思路的着眼点所在。当然，这个思路还涵盖了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内容。明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政策方向。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的好多年，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说是适合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的长期政策类型。我国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中，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所以，对政策的质量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的标准要求。我国的政策制定决定于经济发展的形势，与西方的选举经济政策周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说，从７月份加快上扬的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是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中最出乎意料的一个。实际上，这不应是意外，而是意料之中，只是没有预料到涨价发起的怪异方式。当我们 2008 年提出 4 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就应该是想到的，也确实当时有人担心过，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明年的物价在气候条件没有太恶劣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不会再是我们担心的。只要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并适当是抵消型的，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但是，对楼市的调控却必须从严从紧。楼市像股市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投机的工具，所以，必须加强管理，有必要适时制定房地产市场的法规体系，打击违规操作。恰当管理的方式应是：严打投机，保障供给。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冻结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价格，控制高档住宅的有效供给。积极稳妥的城镇化政策思路应该是对近期被上楼、圈地运动等不合理操作的应对之策。希望中央切实从长远着眼，以理论为先导，既不放慢城镇化的以往速度，又能从国土制度的长远发展方向出发，作出正确选择。随着明年国内继续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发达经济体的逐步复苏， 2011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在 9% 以上有很大的可能性。所以， 2011 年及其后两三年可能是我国经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只要收入分配政策得当，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必将有一个根本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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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newniu 2010-12-2 11:18

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俗话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理想遇到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邓小平三起三落，而毛泽东同样经历过低潮。邓小平对经济的想法是对的，但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自然也无可奈何了。邓小平与毛泽东选择了生存，保留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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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哪儿说哪儿（二）

xwang0822 2010-11-25 12: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成果斐然，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然而截至目前，综合考虑，相对社会的法制建设，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程度，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构性推力和流通布局，已经成了社会矛盾丛生的包袱，也同样是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到绊脚石。太快的经济发展与滞后的社会文化，政治文明，民主法制发展的矛盾---纳税人肩上日益加重难以承重的苦，老百姓心中的积郁，政党政府深层的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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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水摸鱼——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0） (

newniu 2010-10-29 22:59

《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有一个池塘，水流潺潺，水草茂密，池水清澈。鱼儿穿梭游来游去，很是好看。焦大对池中的肥大鱼儿流出了口水，他们可都是范仲淹笔下的鲈鱼呀，不过也只能流口水。鱼在那里清清楚楚，是不能打什么主意的，不过办法总是有的。一日，焦大从外面钻进来，拿了条死鱼放到池塘里，然后回去继续干自己的活。干完自己的事，他又来了，正如所料，姑娘们正围着池塘讨论鱼死的原因，是不是有人投毒，是不是有人水不干净了。焦大开始表演了，“根据我过去养鱼的经验，现在池水太清，水至清则无鱼。要想鱼不死，必须换外面池塘的水。否则鱼还要继续死”。鱼还要死，姑娘们一听，心里软了，决定出银子央求焦大解决这个问题。焦大得了银两，弄了一池浑水。不过，他同时也把池子里的几条大鲈鱼当了下酒菜。浑水摸鱼是三十六计的第二十计，说在浑浊的水里，鱼儿晕头转向，乘机摸鱼，可以获得意外好处。“浑水摸鱼”是指在敌军混乱之际，乘机夺取胜利的策略。再进一步说，则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从中谋利。那么在中国，用权力当搅水棍，把水弄混，在浑水中摸鱼成为每个官员乐此不彼的行为。利用制度的漏洞，甚至有意制造漏空成为他们发财的一条捷径。尤其在金融领域，各个制度不健全，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伤害。国内金融市场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路，但仍是一汪浑水，谁也弄不清楚。与之相反，印度在40年前就建立较为完善的金融制度，使其在国外投资极少，居民不爱储蓄的条件下，经济仍然获得高速发展。金融改革2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在讨论如何使灰色金融正规化，是不是有必要正规化之类最初等的问题。国外的东西在那里其实已经很清楚，这么明显的差距为什么看不到？“天下最瞎的人”是看到了说“没有看到”的人。为什么看到了还是说看不到？因为没有人愿意让水变清。水变清之后，对所有参与人员都没有好处，除了对全国经济之外。金融正规化不仅仅针对公司、企业，也是对有权者的正规化。如果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走同样的步子，权力滥用的行为怎么隐藏？怎么愚弄弱小股民，普通投资者？浑水摸鱼，水不浑、鱼不得。所有人都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从开始，他们就不希望水清。如果水清，上市公司怎么才能套取股民的钱财？如果水清，庄家怎么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水清，当权者怎么进行灰色交易？水清对谁都不好，为什么要水清。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们在制订规则时考虑到情况特殊，难以把规则制订好，所以留了许多口子。那么后期，他们就实实在在的不希望规则正规化。这些口子带给了他们的是好处，而不是坏处，为什么要把口子堵上呢？随着时间推移，口子不仅没有补上，反而越来越大。甚至在口子周围出现相应的生态群落。许多人要依靠这个口子吃饭，你堵上就是砸他们的饭碗，你说怎么办？一天动物园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结果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所以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30米；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跑到外面，于是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一天长颈鹿和几只袋鼠们在闲聊。长颈鹿问:“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很难说。”袋鼠说∶“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而在另一幕，动物园园长与妻子正边吃边聊。“明天你再把门打开”，妻子说。“不行了，现在有100米高了”,园长说。“我不管，建筑商的回扣还不够装修房子的钱，你想办法找来”。“好吧，晚上再去把笼子门打开，再加高一次”。园长有意把笼门打开，好有理由加高笼子，获取回扣。他们故意纵容或引导某些问题出现，然后自己再把问题解决，得名又得利。当制订规则时，就是要留下漏洞，让别人来钻。与前面所提到的浑水摸鱼类似，都是很好的方法，自己把水弄浑，摸鱼捞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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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后面的经济人——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2）

newniu 2010-10-29 22:57

现在想来，我们的教育完全是一种乌托邦似的理想。受教育的人建立了错误的社会模型，会觉得社会非常理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看来，事实并不如此。如果按照学校的理想主义来理解社会，许多人势必要患精神分裂。婴儿出生时总是紧握双手,似乎想要抓住整个世界的所有；而所有人终老之时总是两手一摊，似乎是无可奈何地放弃整个世界。天主教把人追求财富的行为称为“贪婪”，并被追认为是遭永劫的七棕罪之一，曾屡次出现在《圣经》、著名绘画作品及教会人士布道的题目中。在曼昆经济学一书中，人的贪婪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天堂里,一名工人和官员正在争吵一夫多妻是不是合理。工人据理力争说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表现了人类的落后与无知，此举有违“男女平等”精神和时代潮流。而官员认为，选择何种婚制，外界无权干预和评判，这表现了婚姻的自由。在许多国家，女姓往往比男性要多，一夫多妻有利于社会安定。官员与工人的争论，从表面来看，他们在讨论社会伦理问题，显得多么伟大、多么有责任心。如果允许“一夫多妻”，官员有钱，能多娶几个老婆，当然要支持。工人没钱，怕连一位老婆也难讨到。每个人不会直接表达自己心中所想，总会从另一方面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工人和官员在天堂里争吵，表面上看他们都十分关心人类大事，实际上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学会了隐藏本能，不再像狗、猪一样在路边撒尿、拉屎。不过人们追求财富的本性没变，只不过更理性，不再见钱眼开。人类的基本原动力仍然存在着，受到理性的伪装，人们不再赤裸裸地追求利益，而是穿上美丽的衣服，显得更加非富多彩。不过人类无论穿怎样美丽的衣服，可人还是那个人，胖得还是胖，瘦得还是瘦。基本内容没有变。现在的人们把自利行为都穿上了美丽的衣服，进行了包装，给予崇高的意义。每个人都显得非常崇高，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我们的目光或思想很容易被吸引到非常不重要或完全错误的方向。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着大量此类现象，只要以利益作为分解难题的利剑，许多问题就迎刃尔解。比如我们常常会遇到非常奇怪的规章制度，好像人人都在说不合理。然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站在那里，藐视着世人或埋怨、或愤恕、或诧异的目光。假设想到任何规章制度都是由制订的，由人发布。它能出世，就说明了背后有一些人在支持和拥护，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在支撑。我们只是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表面解释，必然抓不住本质。当几乎全社会都在声讨某一项不公正，然而它却生生不息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另一方面——有人从中受益，在背后支撑和阻挠着。他们制订不公正规则，同时又是不公正规则的受益人，要他们修改规则不亚于跟老虎商量要它的皮。我们骂某某笨，其实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自己笨，人家在偷偷地数票子，而我们自己只有干倒霉。官员和工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很普通的例子，人们把自己装有套子里，掩盖了内心真正的渴望。在其它领域，像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只要抓住利益关系，也就抓住了一切问题的本质。如果说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找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现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用更细致的方法——“利益团体分析法”来认清现实,用“利益分析法”来寻找经济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判断每个人所处的立场和使用的语言，才能真正发现社会发展方向。因为每一个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常会找另外的崇高理由，我们必须要认出问题的本质。企业和社会中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有时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决策者受了蒙蔽，企图用道德、法律作为工具，使他们认识到问题根本，从而解决问题。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似乎一点用都没有。当然我们渴望社会更进步一些，但是许多不合理内容永远存在，那就是有问题了，不倒翁之所以成为不倒翁，总是有理由的。我们也许只是抓住了壁虎的尾巴，并固执地认为是真正的原因，这只会浪费我们的精力。因此，我认为用利益分析更现实一点。 2001年8月高考后出成绩的某一天，山东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姜妍、张天珠都考出了500多分的好成绩。以北京地区的标准来看，她们能轻而易举地上一所重点大学。然而、由于出生在青岛、户口也在青岛，她们却只能上一般大学。同一份考券、同一种族、为什么人与人差别这么大呢？在现有户口和高考制度下，她们不得不接受这一明显不公的结果。仅仅是不公正也就罢了，让人吃惊的是这些规则不仅没有变得更公正，反而有意助长这种不公正。为了掩盖这种不公正，干脆让各地自己出考卷。为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样？我们大声呐喊，却不知原因何在。社会制度的许多条文明显不合理，然而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这后面就是有看不到的利益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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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文化"——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6）

newniu 2010-10-29 22:50

“文化”的定义绝对不会少于女人服装的种类。文化就如那变形虫，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它真实的形状。在这里，我也谈谈我对文化的理解，并讨论其对经济的影响。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理争的文化，然后对比一下三大文化——即日本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在前几年，一看到“文化”二字就头痛，我自己实在不知道“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关于文化的内容又到处传播，有些人三句话不离文化。许多人到处讲“文化”怎么样怎么样，日本的耻感文化，西方的罪文化，北京的皇城文化、南方人的精明文化。与“文化”相伴的问题是它对经济的影响。二十年前，日本经济崛起，而南美则陷入所谓的“拉美化”。同在太平洋两岸，人们就心里面问“人与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这小日本经济怎么发展起来的？”其中就有一种解释“日本人的文化特殊”。看到别人这么兴高采烈地讲，心里有点渴望，也想知道这“文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在企业界，讲文化成了时尚，华为讲文化，中兴讲文化，海尔讲文化，韦尔奇也提文化。文化成了解释一切的万能油，好的方面，坏的方面皆归文化。文化是个难题筐，一切问题皆可装。随着知识的丰富，加上看得多了，对文化的理解越来越深，渐渐形成整体性认识。文化是很平常的东西，就是一种习惯，做事习惯和思维习惯。不过我们把做事习惯简称为习惯，而思维习惯简称为文化。既然是做事，你能看得见别人怎么做，别人也能看得见你怎么做，所以很容易发现和识别。而文化是思维习惯，你脑袋里怎么转圈子，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结果，所以起了一个特别的名词“文化”。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文化现象，专家们喜欢宏观的东西，谈到中国必然有孔子、老子、佛教；谈西方必然讲圣经和希腊。一般人则喜欢谈生活习惯、风土人情，讲中国必然讲中国食文化、丝绸衣服、生活习惯。“中国就这个德性”常常成为我们自己人的口头语，“德性”就有文化的意思。看到乱扔垃圾的，来句“中国人就这个德性”；看到窝里斗，来句“中国人就这个德性”；看到崇洋媚外，来句“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德性、德性，道德天性，意思是天然的，就这样子了，狗改不了吃屎的性。现在时兴全球化，各地文化不同，做生意、旅游、上学等，你到别人地盘上去，当然要了解当地的规矩。虽然别人能够原谅你，可是坏了规矩，别人会不高兴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实验——巴浦洛夫的狗。巴浦洛夫喂了几条狗，在每次给狗吃食之前，先打一下铃。有一次，巴浦洛夫不小心敲了一下铃，发现狗狗们都跑了过来，而且嘴里流着口水。后来，他发现狗狗把铃声当成吃饭的信号。由于流口水的行为是由潜意识来控制的，巴浦洛夫认为铃声和喂食在潜意识里已经联系起来了。人同样如此，把某类事与潜意识联系起来，也是文化的一类。比如街头小贩看见城管就不由自主地生气，罪犯看见警察就有跑的冲动，猫见了老鼠就要前捕，这些已经形成了感觉，根本不需要想，直接就来。警察抓小偷就靠这个，小偷心理素质再好，他的腿还是要发软，不由自主地。在经济中，人类的行为同样如此。奇瑞等汽车企业，惟恐别人不发财，没人买他的车；陕西的兵工厂，惟恐天下太平，武器没有了销路。棺材铺老板惟恐死人少，医院惟恐人不生病。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这其实是由他们的职业习惯决定的。当别人一生病，医生就财源滚滚，所以有的医生一听别人病了，就不由自主地高兴。有个笑话，某人给棺材铺老板送信，让他回家，他爹死了。没有想到老板听了特高兴，“我不回，我要快点做一付新棺材送过去”。那个人说“那是你爹呀”，“我的爹呀”，此时老板才真正反映过来。如果用哲学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叫做“存在决定意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其社会的存在不同，比如社会地位不同、利益不同，也就决定了其思想意识的不同。用另一个形象的词汇是“屁股决定脑袋”。屁股的位置决定了思考的位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则谋其政。如果你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你就需要通盘考虑一些问题，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怎么应对。如果你坐在一般员工的位置上，你需要考虑如何把本职工作做好。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实际上也就决定了脑袋思考哪方面问题。因此有人说，你就是把一头猪放到总裁的位置上，用不了多久，它也能象模象样的作为一个总裁，对部下发号施令，统领一方。不过你要只把它放在猪圈里，它也就是一个猪。文化怎么对经济产生影响？不妨以中国的忍、日本的耻、和西方的罪为例来说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中国的“忍”体现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韩信能忍跨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被中国人千百年来所称颂。可是忍并不代表永远忍，还代表复仇。吃苦是为了能成为人上人。中国能忍的多去了，韩信和勾践为什么被人称颂？其原因还在于他们取得成功。 “忍”表现出为了利益，一切都可付出的那种心态，同时也表现为吃苦耐劳，愿意付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会表现的很乖顺，可是在你转身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咬你一口。这使中国人变成奴隶式的性格，你看着他们，他们好好做事，你不看他们，他们就乘机捣乱。这使中国人只能做那些能够被监督的工作，不能被监督的工作只会出现乱子。 “忍”的对立面“贪”。“忍”是为了“人上人”。只要可能，这些人立马进入另外一个极端——贪婪。在他们看来，财富和权势是唯一可信赖的东西。员工就是奴隶，是不能休息的。拿了他的钱，就要受他管。不存在一种公交平易的概念，人家拿你一定的钱，出一定的力，并不是代表人家就属于你了。你应考虑员工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要求，你的付出和回报比例。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想着“你们要像机器一样不停干”。　日本的耻闻名于世界，他们认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耻辱的，是无法苟活于世上的。很多的日本人，在自己没有达到目标时，往往在内心的压力驱使下而自杀。假设你让他做一件事，他答应了。如果他没有做好，他就认为没有尽到责任，会受到自责，而不管是外界原因，还是他自己的原因。日本武士没有完成任务就自杀，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没有人过问，只过问“完成了吗？”，“没有，以命谢罪吧”。简单得让人吃惊。　西方的罪文化来源于基督文化，基督教认为因为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只有通过不停的忏悔，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死后才能升入天堂。此之谓“赎罪”。这使他们负自己的责任，而不负别人的责任，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考虑是否“有罪”。你让他们办一件事，对他们来说，事情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犯罪了吗”。只要没有犯罪就好，而不在意其它。所以西方人常常会打仗投降，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没有能力打败对方了，投降没有罪。罪过在指挥官那里，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把人派到了错误的地点。在战争中，有些西方人觉得对小孩开枪是有罪的，炸平民是有罪的，所以他们有时宁愿输，也不干这些事。所以你会听到日本人屠杀平民，中国人屠杀自己人，而很少听到欧美人屠杀老百姓。许多人知道美国人怕打巷战，并不是他们怕打仗，而是怕对方混在老百姓里面放冷枪。现在美国技术很发达，他们干脆打不接触战争，军人打仗如打游戏。军人看不到平民，只看到一个建筑没有了，他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当他们上天堂的时候，上帝问罪起来，也好回话。日本以耻文化闻名，这使他们做事稳定而精确，不会受外界影响。相应地，这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让人用着放心。然而“耻”文化只能做好可以知道的结果，对战略性，方向性的东西却没有什么益处。你让他们做一件事，他们会创造出各种方法来达到目的。然而，他们却不会想“我能不能不做这件事，用另外一件来代替”。比如你让他杀一个人，日本人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然而中国人可能会想“我们为什么要打打杀杀的，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样一变通，任务可能就简单多了。西方人则想“我杀这个人会不会有罪”，他们会分析这个人是不是异教徒，干过什么坏事没有。因此、日本人做事以达到目的为原则，这使他们在精工、制造领域有很大成功。他们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干活，而是担心干得太多，由于负责任，工程师能力都很强，产品质量有保证。当然，他们干活只是以达目标为原则，超出目标的事他们也不做。这使他们的质量都刚刚过线，一定会达到标称的结果，但是也不会超过标称的结果。有人因此说日本人精，产品刚刚过保证期就坏。不过人家就是能达到这个水平，达到了质量要求即可，不多也不少。西方人以罪为文化，这使他们只是负责去做自己的事，而对结果并不在意。其劳动也类似于“赎罪“过程。他们在单位工作，会想着自己完成的工作是不是已经赎回老板的薪水，如果达到了，他们就要开小差了。他们拿老板的薪水，欠老板的，他们通过干活而回赎薪水，赎完了，就自由了。这也是西方人讲个性、活跃的原因。他们已经通过劳动赎回薪水，心情自然放松，没有人有理由阻止他们流露出自然本性。老板类似于上帝，既然工人已经通过工作赎回了薪水，自然就进入天堂了，我自然就没有资格再要求他们赎罪了。这也许是天下最自然的交易吧。文化不同还表现在对待法律、政策等市场规矩的态度上。在中国，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思维占居上风。市场规矩被定位为一种“工具”，政府要用“这些工具”来发展经济。由于它们由政府使用的工具，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去遵守。在中国，大家会常常发现政府违反政策和法律。前几年，建筑业欠农民工钱，拖着不给。温总理要求全国各地查清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结果却发现拖欠最多的是政府工程。政府欠钱不给，自然建筑商也无钱发给工人。后来有人称这些规矩为高压线，听起来很厉害，高压线碰不得。不过中国人又发明了一个新玩意叫——通电。上面有高压线，可是通不通电由我说了算。所以有人说，中国市场中到处是高压线，可是你可以通过上下打点，让别人不通电。西方人的上帝是公平的。西方人以上帝为行为准则，不敢随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当然他们的败类同样不会少，撒旦的门徒是处处存在着的。由于存在着撒旦的门徒，他们就有必要考虑一种方式来避免他们猖獗。权力限制和司法独立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撒旦即使掌握了权力，也不会獗出什么大恶事来。从总体来看，撒旦对西方的影响并不比上帝少。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日本人死板，事实上日本人已经养成了极为精细的性格。北岛康介是典型的日本人，他被称为蛙王，蝉联了两届奥运会男子100米，200米冠军，并六次打破世界记录。北京奥运的水立方被称为破记录的福地。十条跑道，三米水深的水立方体育馆以其独一无二的优异条件令所有下水的选手兴奋不已。北岛总结自己在预赛中的表现时认为，被水立方和观众刺激得兴奋异常的选手们一下水就激情澎湃，前半程拼得太凶，后半程会出现体力不支。在决赛时，他偷偷地换了策略，前半程留点力，后半程快一点。最终取得成功。其实在雅典奥运会上，北岛在男子100米蛙泳的比赛中勇夺金牌，但是他的入水动作却引发了其他选手的抗议，这个动作让他在出发时就获得了微小的领先。从电视上看是标准的蛙泳，可是作为行家，有人立即感到不对。一百米仰泳冠军阿伦.皮阿索尔抗议，说北岛实际的发力方法是蝶泳的做法。抗议归抗议，可是也有另外的说法，国际泳联只规定怎么游，可是怎么入水，并无禁止条例，所以北岛的金牌照样有效。不过、后来泳联做了规定，禁止蝶泳式入水，北岛成了唯一受益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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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道"——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5）

newniu 2010-10-29 22:50

在我国，算命行业非常兴旺，算命先生人人带着太极八卦图，在人多的地方摆摊设点。他们就像那来自茹毛饮血时代的先知，经过几千年的脚步来到现代大都市。当城管出现时，他们一转身就变成行人或者宗教人士，汇入人流。他们中的很多人身着道袍，举着八卦幡旗。旗中间常常写有十分苍老的汉字——“道”，随着幡旗在风中飘。算命先生的这身行头已经流行了两千多年，他们玄妙的装束正好反映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似乎来自于未来，洞悉每个人的前生和来世。算命先生的圣经是《道德经》，第一章开头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半句话，三个“道”，关于第三个道的解释很多。比老子晚一点的庄子认为“道”是“无始无终，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道”即宇宙运行，自然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中的“太极”与“道”字相，通正因为万物由“道”所生，因此万物变化均由太极，化成两仪、四象、八卦。道就是变化规矩，法则。晋代的王弼则解释为“终极真理”。实际上这句话说也白说，"终极真理"也和"道"一样，谁也不知到底什么含义。古人对“道”还做了一些研究，而到了现代，基本上停滞了。南怀瑾被称为佛学大师，他提出最好的方法是“穿越回去问老子”。当然这是笑话，可见他对“道”也无能为力。还好佛学大师不是现代科学大师，南怀瑾错过了一次认识“道”的机会。各位如果对“分形数学”或“人工生命”了解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一句话“简单的规矩能产生无数种无法想象的结果，十分真实，十分漂亮、十分炫丽”。如果不知道，那就在google或百度上查一查，其实很容易理解。然后再想一想近代数学里的“群”"环"等名词，再想想欧几里德在几何学里提出的公理和假设。在这些系统中，最大的特点是“简单的规则”生成复杂的系统。学文科的人可能有点困难，不过我们想一想朱元璋这个变态，也能明白。朱元璋制造了这么多冤案，杀了这么多人，就根据一条原则“要把朱家江山传下去”。任何案件，他都会先想一想“会不会损害我朱家江山”。“会”，杀；“不会”，留着吧。由以上分析，我支持孔子的意见，道就指这些规则。由此，我们进一步设想"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有内的简单规矩"。"道"即是规矩，万事万物都有运转的规则。你要去送礼，有一本小册子专讲给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事，送什么样的礼，说什么话，十分整齐，你看到只要按规矩来办好了。规矩是万事万物的首要因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孔子很重视“礼”，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社会规则的重要性。结合近代科学，不妨再扩大一点。"天道",即上天运转的规矩，在科学领域那就是物理科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的运转都遵守这些规矩。缩小一点，地道，也就说自然界的规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自然界里动物，植物等生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捕食关系。人道就指人类社会的规矩了，比如文化、法律、国家政府，以及潜规则。以上是说大“规矩”，各行业中存在着类似“规矩”。在社会中各行各业，各有各的规矩。行有行规，家有家规，而按规矩办事是生存的前提条件。在管理领域，有工作流程、法则；在政府机构，有办事程序；在经济领域，存在着大量的规章制度。规矩，就如那高速公路，减少了经济运行损耗。人们遵守诺言，就可以不要合同。人们互相信任，就可以加快财货流转。没有了规矩，人与人怎么协作下去？战国思想家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荀子认为，人不如牛马而又制服牛马的原因，在于人能群，即能聚为群体，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劳动分工，提高了效率。由于存在分工，人们必须要协作，互为补充。单纯看协作过程，也需要消耗一些时间和精力。人们以分工的形式创造商品，而以市场的形式交易商品。分工提高了效率，而以市场方式进行的交易过程存在一定费用。20世纪初，科斯提出了企业边界理论。科斯小时就特别想知道大象为什么要长这么大，而蚂蚁却又能这样小。后来他当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为什么有些企只有一两个人，而有的则数十万人。他发现市场交易并不是免费的，交易是有费用的，也就是说劳动分工也是有成本的。后来，科学的问题集中到“提高市场效率上”。这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探索文化、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总而言之，市场运转必然有市场之道，即市场运转的规矩。好的规矩如高速公路，提高交易的效率。北京有北京板鸭，广州产荔枝、龙眼，通过高速路实现互通有无。我们看古人用字，也不是随意的，“道”与“道路”的意思还是很类似的。假设你驾车从上海某地到北京某地，应该怎么走？这里有一系列的步骤，先到什么地方，怎么拐弯，再到什么地方，……最后到达目的地。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宏观经济学》中提出了十条假设，其中第7条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再多进一步说“政府有时可以降低市场结果”。直接说，政府对市场有巨大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法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矩。经济中的"道"，即是说经济行为的规矩。下面，我们着重说明政府的影响。谈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不提两个著名人物：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上学期间，他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学习计量经济学。以后的一些时间，他要么呆在学校教书、做研究，要么在政府任职。不过从他的简历，我们能够看出他有一种特别扭曲的气质。他数学本来不好，却学习计量经济学，这是一门对数学要求最高的经济专业。他在政府和大学里工作，这两个地方是凯恩斯主义者最集中的位置，他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后来他却反对凯恩斯。他认为政府管理太多了，要求减少对企业的限制，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在企业界呆过。弗里德曼的自我表达能力非常强悍，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气质。与弗里德曼相比，凯恩斯家里十分富裕，他走的是一条英国绅士走了几百年的路线。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College）主修数学，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从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然后就是成为政府官员。在那个时代，英国仍然属于日不落帝国，虽然已经到了黄昏时期。在凯恩斯早期，流行的理论仍然是自由贸易，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29年的经济危机使他重新认识经济规律，开始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凯恩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需求，政府有义务干预经济，促进就业，增加需求。凯恩斯的想法类似于我国现在的扩大内需，经济发展依赖于需求。简单说，只有老百姓多花钱买东西，经济才能发展。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才有钱买东西。然而凯恩斯说，只有老百姓多花钱买东西，才能使经济发展。由是有人就问凯恩斯“你说老百姓都很穷，去什么地方弄钱买东西呀？”政府想了两个办法，一种是基础建设；另一种是战争。基础建设就是到处修路、修桥、盖大学、搞科研，反正是干什么花钱多就做什么。政府没有钱呀，那就发行纸币，造钱的纸总是有的。另一种是战争，29年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扩军备战，弄出来个二战，就是这个原因。战争和1929年的危机给凯恩斯提供了事实支持。在一战和二战中，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现，战争促进了GDP增加，失业减少，社会安定。为什么这样？兵工厂开足马力，钢铁厂，医院部门，所有地方都在开足马力，一心为战争服务。虽然造的枪炮不能吃不能喝，还会炸死人，但就是有利于就业。这种现象支持了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一切”。有了需求，一切好办。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采用了凯恩斯的方法，真的就渡过去了。有支持例子，又有实践证明，凯因斯当然就牛起来了。弗里德曼比凯恩斯年轻近30岁，被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常常与凯恩斯相提并论，凯恩斯被称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一左一右。其实很多人错了，在货币的基本理论上，两个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凯恩斯微微极端了一点。之所以大家觉得两个人水火不容，是因为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同。弗里德曼认为是政府管的太宽才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政府先宣布他们任命了一些合法的医生，然而这些医生又是庸医。政府先入为主地以为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并阻塞了市场提供解决方案的渠道。由于自己指定的庸医不合格，才导致29年经济危机。这个庸医就是——美联储——危机的根源。 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胀，这给凯恩斯出了难题，不过凯恩斯早早就死了，没有人去问他，而他的门徒们跟着倒了霉。此时，弗里德曼的理论正好成熟起来。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尽可能少插手经济，有点像〈道德经〉的观点——无为而治。最近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历了很好的光景，这应该算是弗里德曼的功劳。"无为而治"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具有圣人的味道。单就这个话题就可以说半天。从质上说，两人的差异并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凯恩斯相信政府官员的判断力，官员都很绅士，能够带领社会高速前进。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却是很坏的，他们想法掠夺各种财富。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受到严格规范制约的政府才是“安全”的，政府里面勾心斗角，平庸官员无数，到处插手，把经济搞乱，而资本由于在市场中受到竞争压力，他们却能够活力四射，自动把事情做好。认识不同，结论不同。凯恩斯要对资本主义加以束缚；要对政府加以约束，放开资本的手脚，他相信资本将呈现恰当行为。他们认识的差异还是源自于个人经历。凯恩斯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收入，而自己把货币投资到股市中去时，赔得惨不忍睹，对资本的怀恨是自然的。凯恩斯常常嘲笑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例如他把股票市场比喻为“赌场”。弗里德曼家庭本来很穷，他是从社会底层向上看，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东西，更多是政府的无能。因此，他强烈要求控制政府的行为，把自由交还给人民。弗里德曼虽然这样理解，不过他坦言，凯恩斯在大部分时刻更具影响力，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也容易招政府官员喜欢。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是本能地想到，是坏人在捣乱，而政府应该制止他们，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坏人就是政府。我们在开始提到“道”，并举了“道路”的例子，是想说明政府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与“道路”类似。在地球上，从某地到某地必须沿着道路走。从直线距离上看，并不是最近的，但人们必须顺着道路走。那么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遵守“道”。道路修建是一件麻烦事。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速路，经常到天津那里拐一下，距离长了好多，浪费时间不说，又费油，从个人来看，这路修得不好。然而又不好直接修一条路到北京，看来麻烦总是少不了，路总不会是直的。既然提到道路，政府马上面临着三个问题：设计问题、优化问题、施工问题。设计是考虑不周，日益增长的需求把路塞满了。优化问题，路打弯了，本来可以一次到，偏偏多了几步。当然，施工方还会把路修成豆腐渣。政府也不是万能的上帝，许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经济运行需要一些规矩，政府无能，把规矩弄错了反而不如不弄。弗里德曼依此认为政府必须小心，要尽可能诱导市场自动产生规矩。在192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就自动形成了自己的规矩，军阀混战，局面一天三变，大家还是同样必须遵守。开始可能有些人不遵守，不过银行家有的是钱，那个时代不要命的杀手多得是，他们解决问题有自己的土办法。无为而治并不是说政府真的没有事可干，曼昆举了三类例子来说明政府有利于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具体包括：市场失灵，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外部性，一个人的行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市场势力，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能力，即出现垄断。比如说股票市场中，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怎么办，经理把公司的钱转走怎么办，财务出现欺骗怎么办？政府还要解决社会公平性问题，教育公平，社会福利的问题。最后是垄断的问题，洛克菲勒牛气冲天，垄断了美国石油产业，不过再牛还是受政府管，把你拆了干瞪眼。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干得好事。微软、intel等公司现在做事、说话都非常小心，弄不好被查一下，别管结果如何，钱是少花不了。那么现在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做一个评价。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作用，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政府要立规矩呀，不过强调政府无所不能，那就有点过了。当经济出了问题，政府解决不了，老百姓首先要找政府的事。弗里德曼有点小视政府，却出现了企业界的短视，其为明显的是环境污染和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在80年代让日本赶上，弗里德曼功不可没。不过美国还是找到了整制日本人的办法，弗里德曼是研究货币的，美国人在货币理论方面自然是水平很高。他们引诱日本人去玩一把，最后把自己玩死。后来，信息技术兴起，美国经济继续前进，弗里德曼引发的经济衰退被新技术革命冲垮，美国迎来新时代。弗里德曼现在去世了，以后出问题只有他的门徒倒霉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在货币理论，他们认为货币就像商品，多了就便宜（对应通货膨胀），少了就贵（对应通货紧缩）。他们在货币理论上的成功，使美国政府过于依赖货币手段。把经济结构不合理引发的问题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处理，经果是经济结构得不到调整，货币却发行越来越多，引起滞胀。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市场成为调配资源的一种手段。那么市场是否能够成功处理好，自然非常重要。以后，我们要进一步说说劳动分工的问题，还要谈谈产业链。郎咸平提出了6+1理论。其中生产只占1，其它方面占了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除了产品设计，其它都与市场的流通相关，即交易成本。美国的律师行业很赚钱，律师干什么的，解决交易中的问题。律师赚钱多，正说明交易成本在增加。市场很重要，所以只要控制了市场那就了不得。　我在第一节提到了算命先生，我想也有必要讨论一下算命先生式领导。这些领导者没有能力，但会通过一些方式让你觉得他能做好领导。有些人有显赫的学历，来自哈佛、麻省、耶鲁。西装革履，说话洋字不停出，各种新概念和名词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糊涂。他们要让周围的人见到他们就崇拜和恐惧。实际上，这些人就完全是算命先生，什么事也干不成。他们还是那些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越是难治的病他越能治得好，越显得有能力，实际上他也并不能治好你，只是在治得过程中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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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历史车轮——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4）

newniu 2010-10-29 22:49

长江水在向下游流去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水流都向下走，某些位置还存在着大量的逆流。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也会看到大量逆流，许多人不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合理致富，而是通过欺骗、贪污而致富。许多人也许会简单地用道德来衡量，谩骂加诅咒。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经济的眼光来看看事情的原因。在经济领域中，此类现象为系统锁定或者局部优化。每个人或团体面临着两难冲突：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出现冲突。例如贪污、受贿损害整个社会，但有利于个人。每个官员都要面临着个人与整体的矛盾对立，而且只能选择一条路——贪或不贪。有时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局部最优，甚至损害整体。北京在6月份禁止了塑料袋，超市欢迎还是抵制？从表面看，它们是抵制的，因为直到最后一天，他们还在使用。实际上，他们举两手欢迎。不用塑料袋，降低了成本，减少了麻烦，还能卖塑料袋。在最后一天还用的原因，是因为所有超市都在用，它不用，客户就会去其它超市。如果所有超市都不用，他们当然喜欢。这实际说明了一类常见的现象——系统锁定。所有超市都在做他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件——送塑料袋。政府其实老早就宣传，希望大家不要用塑料袋，可是他们谁也不敢不送，不得不送，不送就会被淘汰。医院希望药涨价，还是跌价？医院只能加价15%，药品价格越高，医院受益越多，他们反而需要涨价。药价与他们的收入绑在了一起。钢铁企业欢迎铁矿石涨价吗？至少许多大企业是不排斥涨价的。铁矿石价格和钢铁企业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有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以很容易传导到下游。铁矿石价格上涨，它们不是赔钱了，而是赚得更多了。在铁矿石涨价声中，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不是变慢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应该明白铁矿石涨价对于大型企业并不全是坏事。业内预测，在２００８年全球十大钢厂排名中，中国钢厂将最少占据一半的席位。按说铁矿石价格上涨，钢企应该紧缩才对，怎么成了越来越大了？从宏观整体利益上来看，某种行为是好的，而对于企业单位来讲，反而会选择逆向行为。铁矿石涨价对中国不好，并不说明对大型钢铁厂不好；药品涨价对民生不好，并不说明对医院不好；塑料袋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但超市不送还不行。在中国权势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两难问题，逆向行为也许会成为首选。小强是北京市里某中学的学生，他十分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他努力学习，然而他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学习只处于中游。怎么才能让老师关心他？他发现有两类学生会得到老师的照顾：顶尖的学生和顶差的学生。为了得到老师的关心，他决定做一名调皮的差学生，因为更容易做一些。只有差学生才能得到老师照顾，只有差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关心。把事情办差成为许多官员得到照顾，获取实利的法宝。不能把事办好，还不能办差吗？国有企业搞得越差，管理层越肥，贫庙富方丈。前十几年，国企搞得不好，有人分析说企业的婆婆太多，缺少现代企业制度。那好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厂长负责制，给权给钱，应该发展好了吧。可是企业还是搞不好，反而厂长把企业弄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失败。又有人出主意说领导者的工资太低了，与权力和责任不匹配。那好，我们实行年薪制，老总工资上去了。结果还是搞不好。最后一招就是MBO，把企业卖给那些厂长们。有了这个政策，国有企业效益更差了，厂长们想MBO呀，可是自己钱又少，怎么办？他们就尽可能把企业向坏里搞，企业欠了几个亿的贷款，还年年亏损，你说这企业还能值钱吗？企业要垮了，不值钱了，厂长们手里的钱够了，企业转手变成管理层的了。不过，转手之后，企业突然就变好了。为自己办事，效率就不一样。许多国企领导者通过MBO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并不是他们把企业办好了，而是变差了。只有变差了，他们才有MBO的机会，他们才能买得起企业。前几年，不知是谁炮制出“冰棍理论”，意思是说一些国企资产就像是冰棍，在慢慢地融化，如果不赶紧处理掉，它就会越变越小，最终化为乌有。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国企资产像冰棍。假设像冰棍，那么我们会问“这根冰棍开始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冰棍总不会无中生有吧。国企在本质上并不是冰棍，是管理层希望它变成冰棍。用一位在国企工作多年的人话说“现在国企的管理者宁可让这个企业象冰棍一样溶化掉，也不去为改善他的经营而努力一把”。国内其它方面的改革也是从最差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好地方。前几年进行了医改、房改和教改。为什么改革？虽然有增加GDP的因素，但还另有一个因素——这些方面没有搞好。因为搞得差，所以要改革。这些部门搞得差，但并不害羞，反而有了向上面要政策，要支持的理由。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没有钱，给政策，市场化，改革，让权力参与到市场中去。政府的本意是放开行业限制，提高竞争、增强活力，通过自身挖潜和科技实现进步。然而这些行业的确进行了竞争，也提高了活力。不过他们把活力用错了地方，用在了如何提高价格，如何从老百姓手里捞钱上。现在人们很怕改革，最近十多年的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记忆。出现了“改啥败啥”，如医改失败、房改失败、教改失败、股改失败，改什么失败什么，开放制造业，国家支柱产业没有了，开放内贸内，内贸没有了，开放金融业，金融贱卖了，开放公共产品如市政交通业则物价涨了；开放矿产业，矿产资源没有了，开始环境污染排放权转让，环境污染搞得饮用水都成问题了。现在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同？以前的改革是给老百姓松绑，让老百姓能进入市场。农民能种自己想种的，能买卖。人口能自由流动，不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再政治挂帅，不再什么都计划，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现在的改革是给政府自己松绑，下级觉得自己承担的任务太多了，太重了，手脚又被束缚住，什么事也不能干。上级则想，你们这群懒人，自己不好好干活，天天除了喊茶，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什么事也做不成。好了，我给你们松绑，让你们到海里游一下，看还有闲心情喝茶吗。政府双手一推，教育、医疗和房产下海了。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确没有闲心情喝茶了，开始竞争了。不过他们不是争着提高业务水平，而是争着利用各种空子为自己捞利益。现在都看到最后的结果了，并不如老百姓的意。他们在利用改革的机会分配权力，滥用权力。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段混乱时期，权力抓住时机浑水摸鱼，获利一把。另外，改革只是一个名词，具体怎么改，还是权力说了算。权力利用“改革”为自己求利，减少不利于自己的“改革”，扩大有利于自己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变味，老百姓成了待宰的羔羊。权力就如癌细胞，从市场中吸取各种营养成份。参与改革的人得确也发了财，郑筱萸同志不就发了一笔小财吗？当没有制约的权力参与到经济中来时，权力就像一块磁铁，会把所有的资源吸收到自己周围来，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经济形式。权力参与到市场中，只会越来越以“权力”为中心。住房改革成为普通人的梦魇，成为权力者的盛宴。改革之前，房子只能住，不能拥有，最多是权力大的人房子大一点。改革之后，普通人高价买房，权力者极低价买房。拥有权力者不仅仅住上了大房子，而且还拥有了房子的产权，能卖出换钱。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权力滥用，叫做处处插手捞政绩。在这方面最拿手的是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他是一类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好出风头、爱慕虚荣的人。他不喜欢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行，他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他的任务更多是做表面文章，累活、脏活放权给部下去做。部下做出成绩，他就去捞——领导有方呀。不过，他在朝鲜战争中，栽了跟头。当时美国兵马上就要被赶到海里去，麦克阿瑟还呆在日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李奇薇来帮助他，这实际反映了总统对他的不信任。然而，他还是把李奇薇当普通部下来对待，结果出现问题。当李奇薇发现了志愿军只能进攻7天，因为后勤供应不上。李奇薇相应地发明磁性战术。初步取得一定成绩后，麦克阿瑟坐不住了。由是从日本带着记者来到前线，显示自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当然，李奇薇是总统派来的人，你麦克阿瑟过来抢功，还不是找死。李奇薇是幸运的，假设没有这么硬的后台，相信所有人都会把功劳记在麦克阿瑟头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那么成绩应该归功于谁？许多领导者同样是什么事不做，但是却会到处抢功。什么地方都去指点一下，到时候写简历就方便多了，比如“XX工程，在我的指导下取得圆满成功”，只要参力的多了，当然写的条目也就多了。看了上面的内容，我们也许会骂那些人没有良心，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这是系统产生的结果，如流水一样，他们没有善恶，都是一样的，可同样存在着逆流。我们唯一需要做得是系统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感情上无谓的谩骂。有人用经济败类，腐败分子来说明那些人，实际上这只是系统的结果，还需要系统来解决。怎么才能解决，郎咸平教授的一句话也许有作用——“现在国企改革缺的不是激励机制，而是需要用严刑峻法推广信托责任”。不过郎教授也许太商鞅了一点，某个人做不好，把他辞退好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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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致富——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3）

newniu 2010-10-29 22:46

在清朝时有个故事，说当地一叫吕青的无赖小民到县府状告张大户。以富压人，大户欺小民，当县官听后，火冒三丈。立刻叫人把张大户拿来，重打二十大板，收监。县官非常和蔼把吕青叫到面前，亲切地寻问张大户的情况，要求他尽可能把所知道的坏事说出来，听到的，看到的，要把张大户的恶行完全揭发出来。官员的那种认真劲，那种为民做主的态势，真是青天大老爷重现。张大户的儿子听到老爹被抓，马上凑2000两白银送到官府上。县官连银子也不看，眼一瞪，“你爹长期欺压百姓，人证物证俱在，你这点钱就能收买堂堂大清官员，也太不识相了”，张大户的儿子急忙退了出来。随后而出的师爷告诉他，你这2000两太少了，拿出一半家产吧，2万两，送到老太太那里。他儿子一听，差一点晕过去，不得不变卖家财，用2万两买出被打得站立不稳的老爹。当张大户被打的事传扬出去，青天大老爷的美名也立刻被人们所传颂。　县官打了板子，赚了银子，扬了威，还得了为民做主的好名声。一石四鸟，这就是中国所谓的聪明官。这是做官做到极点的例子。下面我们讲一讲赚钱技术，不论什么法子，钱总是钱，不论什么方法。赚钱的路子很多，不过从总体来看，不外乎四个法子，我们不妨以河南青年混迹上海所经过的四个阶段来说明。1937年、河南大旱，由于中日处于交战的边缘，国民政府只注意积极备战，没有人去关注老百姓死活，大量饥民被饿死。一个青年逃难到上海，当时他一无所有。一、在旧上海的某座桥边，坐着一位青年人。这座桥是典型的拱形桥，中间高高隆起。每当拉货的车来到这里，拉货人都十分艰难，常常要准备半天。这位青年人就专门等着帮人推车，赚取一定收入。不过钱赚得很辛苦。二、没过多久，青年人开始到货场帮人装货，开始有固定收入。除此之外，他还能捞外快，每次装货，拉货人都要给他一些好处，否则就给你使坏，不好好装，让你好好出去，但无法保证在半路上散架。三、两年之后，青年人更加成熟，他决定依靠大老板黄金荣，献上另外一条生财路。他请求修建更有利于通行的新桥，在桥上收过路费。由于过路费收得畸高，人们往往只过旧桥而不过新桥。这并不是难题，他们开始想法破坏旧桥，把支撑的石料偷走。旧桥经不住他们一点点的破坏，倒下了。人们不得不过新桥，他们赚大钱了。四、他们赚了很多钱，不过人心是永远不满足的。他们还是密谋另一种方式——收保护费。天津路是著名的商业街，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景象。可是收保护费总有一些理由，他希望能以一种救世主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强盗。某天，商户发现外面不太平了，总有几个小混混乱来，吃霸王餐、随便拿人东西、打人。有时人在街上互相打架，一片混乱，到处是血迹。他们还听到什么传言，说河南某地一霸——过江龙来到了天津街，要在刀口上过日子。当事情已经差不多，他们又给那些商户捎出口信——他们愿意保天津街太平,每个商户每月十两银子。他彻底成熟了，变得有钱了。当他刚来上海时，连饭吃不饱，常常饥一顿、饱一顿，露宿街头。到了第二步，他开始下馆子吃饭，和工友租房子住在一起，还能买些衣服。第三步，他已经与老客满餐馆的老板打起招呼，还打算买房子，没事了就去戏园看看戏。最后，上海饭店和百乐门西餐厅成为他常去的地方，买了一辆崭新的福特车，过起逍遥的上层人生活。他经历代表着四种人生致富形式，一、勤劳赚钱；二、夹带私货；三、剪径；四、无中生有。第一种是社会所推崇的方法，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第二种就是搭车收费，不送礼不给办事。第三种的特点是设置路障，卡脖子。第四种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达到目的。中国古代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的历史定律，许多人便开始“养匪自重”，剿匪不清，留有残余，让朝廷对他们不得不更加倚重。不过这只是先有土匪的情况，而到了后来，即使没有“匪”，他们也要创造匪，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好处和补偿。在改革开放之后，权力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后三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受贿，索贿，钱到后，事情很快就办好，甚至不惜违反规则。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少数，钱少风险大。受贿事小，违反规则事大。后来成了索贿，你不给钱，就给你拖着，符合条件找理由尽可能拖。这样就成了别人硬给他钱，他也不想要。另外他也没有违反国家规定，完全是在正常的职责范围内。显然这样来钱，其风险就小得多。不过官员并不那么容易满足，总会设法扩大自己的职责范围，从多方面限制你，即设置路障、卡脖子。比房地产开发中有“墙改费、施工放线费、文物勘测费、施工合同鉴证费、预算审核费”等等50多项。总之，你不交费就是不放行，你交不交吧？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的交警部门发现了新的发财捷径——在高速公路上拦车罚款。有记者在西汉高速公路洋县服务区看到，高速公路上摆着警示、转向标志，由西安方向驶向汉中的车辆途经这里时，必须绕道服务区后重新驶入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九条规定，除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法执行紧急公务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行驶的车辆。有时你不得不佩服那些人的想象空间，连国家的规章都不要了，我就是罚，你能怎么样。以上发财的路并不好走，他们并不满足。他们不再局限于现有的发财之路，而是要探索发财新路。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升级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最高级——浑水摸鱼。这些人精通为官之道，真正懂得如何升官发财。有时会故意制造事端，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真正做事的官员会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会做官的人则会使问题变大，然后再处理。领导工人在大坝上堵几个蚂蚁窝，显然不如在溃坝时领导抗洪抢险更有威望。现在当官致富的方式很多，有时明明知是假的，仍按真的来做。最后上面追查下来，也只是工作不认真、失职。许多问题，难查就难在这里，交上的材料什么都是全的，但就是全造假。审查的人收了好处，过去了。最后就算查出来，只要不提受贿的事，怎么处罚审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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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吗？——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1）

newniu 2010-10-29 22:45

《世界是平的》成为全球的畅销书，三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弗里德曼以宏观全局的春秋笔法指出了世界末日的方向——全球化。“全球化”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成为未来的趋势。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该书曾连续几十个星期登上《纽约时报》、“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巴诺”网上书店的畅销书单前十。据透露，目前该书已售出300万册，去年还获得了《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也是2005年全球最畅销的商业书籍。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当我进入中关村图书大厦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心想这几乎不可能呀，我一问，营业员随手一指，只见一垛书摆在那里。别的书是几本放在书架上，而它却像仓库的货，在人行道边上有一垛。当然，我也在盗版书摊上看到了此书，我们不应该怀疑盗版书商的眼光，否则就是侮辱他们的智商。也有市委书记带头领导下属读此书。现在，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员工等等全社会的人，正掀起学习《世界是平的》的狂热潮流。不过，世界真是平的吗？ 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一位志愿军站在山顶上，对着美国人喊：‘有种你就上来，爷好好陪你玩’。“在山上有什么意思，咱找块亮堂的地方，公平地打一打。躲在山上不出来算什么本事呀”，美国佬回喊。或者喊“在山上打仗不方便，太浪费时间，不知什么时候能打完，你下来，咱痛痛快快来一场，一局定输赢。你不知道吧，将来的打仗方式不时兴上山了，你还是下来吧!” 世界是平的，没有障碍，没有限制。咱们的志愿军能打得过美国佬吗？当世界变平了，没有障碍，他们的坦克就能横冲直撞。战争没有限制，他们拿什么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上，我们怎么办？在残酷的市场中，同样弱小的我们如何才能与发达国家竞争。我们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现在世界变平了，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天时和地利。一百多年前，几千英法联军士兵就冲进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八旗子弟们却只会在大平原上与对方的火枪对抗。如果我们懂得利用天时和地利，利用夜晚和山地，他们会这么容易地攻入中国的心脏吗？在越南、在朝鲜，我们成功地利用密林和山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败了世界第一强的国家。如果朝鲜战场上，上帝信美国佬，把世界给摸平了，他们可真要跨过鸭绿江了。如果上帝把阿富汗的山地给摸平了，苏联可真要笑翻天了。政府在市场中几乎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制订政策，设立海关，发布法令。假设上帝信了老外的话，开放、开放、全开放；自由、自由、全自由，全国是不是要进入新殖民时代了? 发达国家在叫喊“世界是平的，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最终是利益问题，并不是什么美好的理想，而是一个利益问题。当世界变平时，他们就能成为非洲草原的狮子，随意捕猎野牛、斑马、大象。草原上的猎物一览无余，弱小的食草动物藏无所藏。《世界是平的》的一书给所有人一个深深的暗示——未来世界是平的，我们快点拆除长城，顺应潮流吧。世界是平的、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是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三个美丽谎言。当把长城拆除，我们的民族企业家拿什么来抵抗他们的钢铁洪流？然而发达国家并不会直接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告诉我们“世界变平了，快拆海关吧”。他们在利用了中国的人好学和轻信的特点，打一场心理战。他们首先把“世界是平的、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打扮成一个清纯美丽的小姑娘，描绘得如花一样美。让你有拥有她的冲突，让你觉得只有“扫除障碍、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才能发展，才能救中国。让人感觉好像找到了一条发展经济的良方。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入他们的陷阱。发达国家的技俩就是让人从法理上感觉就应该那样做，那样做是对的，这就是典型的传销式洗脑，让你不知不觉中毒。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我们不妨根据他们的影响来排个序。第一名：刘邦斩蛇起义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劳工去骊山为秦始皇修筑陵墓，途中许多劳工趁机脱逃。刘邦暗想即使到达骊山，劳工也都逃光了，无法交差。于是在芒砀山泽前释放所有的劳工说：“你们各自逃生去吧!我从此也逃亡去了。”劳工中有十几位壮士见刘邦宽宏大度，豪爽义气，便愿意追随他。在逃往芒砀山泽的小路上，他们急急地奔跑着，走到前面的人忽然惊叫一声，“前面有一大蛇挡道，请绕道而行吧!”刘邦醉意朦胧，朗声大笑道：“英雄豪气，所向披靡，区区一蛇，安敢挡吾道路?”说话间，拨开众人，仗剑前行，果见一巨蛇横卧路中，摇头摆尾。刘邦一剑下去把白蛇斩为两段。第二天早上，有人经过斩蛇之处，见一老妪痛哭不已，问道：“你为什么痛哭?”老妇人道：“我儿子被人杀了。”行人问道：“是谁杀的?”老妇人道：“我儿子本是白帝子，在此化蛇挡道本是向赤帝子讨封而来，却被赤帝子杀了。” 斩蛇起义，刘邦做天下真是理所当然。第二名朱元璋灵异身世元朝末年，徐州一带住着一位老风水先生，他的膝下有三双儿子和媳妇，朱元璋的父母在这位风水先生家里打长工，朱元璋的父亲做豆腐，朱元璋的母亲负责缝缝补补。一天，这位风水先生抓到一条一尺多长的红鲤鱼，他亲自将鱼做熟。他和儿子们把鱼肉吃光，命人将鱼头和鱼骨端入后房，让其儿媳们吃。儿媳们说：“老爹真黑心，他们吃完了鱼肉，留下点鱼骨头让咱们吃，谁稀罕。”此时，朱元璋的母亲刚好来后房寻些残羹冷饭，儿媳们就将鱼头和鱼骨倒给了她，让她拿回去吃。吃过鱼头后，朱元璋的母亲恰恰怀了孕，她怀的正是朱元璋。第三名张良奇遇黄石公一天，张良闲步沂水桥头，遇到一位身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位老翁走过张良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所出乱子,忍住气，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五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早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五日后再来！”说罢离去。不想第二次张良再次比老人晚到。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老者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十三年后再来见我。”说罢，扬长而去。张良惊喜异常，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智囊”。看来张良很会给自己讲故事，如果你想让别人重用你，不妨学学张良计。第四名韩信跨下辱淮阴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的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怕事。第五名张瑞敏砸冰箱 1985年的一天，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人提出，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他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第六名狼性文化狼是一种让人畏惧的动物，极少有人愿意与狼相提并论，但是华为却自诩为狼。任正非带领着华为狼群，与市场中的豹子、狮子拼杀，将企业的狼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屡建奇功。以上故事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阴谋。他要给人们一个理由，他们成为真龙天子天子的理由，他们有才能的理由，他们产品质量好的理由，他们成功的理由。我们看到这些小故事，会怎么想？我命该如此呀，人家成功是有天助，而我没有天助怎么可能成功？到了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世界是平的、市场开放、自由竞争”是一派荒唐言，这全是发达国家释放的烟幕弹。当世界不是平的，那么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不要开放了，不要改革了？100多年前，清政府统治下，中国足够开放了。他们不愿意开放，可是当别人把枪架在他们脖子上时，他们能不开放吗？可是中国富强了吗？没有，中国只是更贫穷，更弱了。把发展寄托于开放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的是内部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挥出人民的创造力，才能够真正发达起来。我们开放也是有一个限度，不能开放到裸体的程度，身上总要穿一点衣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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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路径依赖——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1）

newniu 2010-10-27 23:56

神七发射取得完满成功，我们处于欢庆之中。许多人看火箭上天，可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火箭到底有多大，有这么大的劲？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火箭直径都是相同的，为3.35米。为什么等于这个值，还有一个故事来介绍。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使用马车，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便要求所有车轮之间距离相同。这类似于秦朝的车同距，罗马人也把轮距统一起来。当时罗马使用两匹马拉的车，他们在制订标准时仿照了两匹并排在一起的马屁股，宽度为1.435米。后来英国人修铁路也把两铁轨之间的距离定为1.435米，并被各国沿用。按照这个距离修建的铁路，能够运输的货物最宽为3.72米，去掉车厢外壳，只剩下 3.35 米。因此，用标准铁路进行运输的火箭最大直径只能达到3.35米。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火箭推进器的宽度，结论有点幽默。此现象有个专用概念路径依赖。从文字上看，路径依赖即是依赖路径，对现状有了依赖，不想变化，与不思进取、保守、顽固和稳重等词相联系。比如说我呆在计算机行业久了，对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网络等十分熟悉，也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人。假设我想转行，进入经济领域。可以设想一下会遇到哪些困难。我前面的一切都是新的，知识是新的，人是新的，一切从头开始，还不能保证一定比现在好。在计算机行业时间越长，以后改变专业的代价会越高，以至于根本不可行。渐渐地，我对计算机行业产生了依赖，离不开它。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旦你选择进入某一行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其产生依赖，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一条道走到黑，从外人来看好象觉得某些人挺傻帽的。实际上，局外人根本无法体会当事人所面临的困境。虽然现在已经很不好了，但是重新选择的代价太高，不得不维持下去。就像婚姻，两人虽然常吵架，但是仍要维持下去。路径依赖的特点是自我强化你现在的选择会对以后的选择产生正面影响。在经济学里，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道格拉斯诺思。他用路径依赖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路径依赖的正式说法是过去做出的选择不仅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的状态，而且也决定了未来的选择。简单说即是做第一个选择实际上连后面的选择也做了。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路径依赖现象。从天上到地下，从宏观到微观，路径依赖现象处处可见，甚至海洋风暴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说明。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出一些现实的例子，包括企业领导、宏观政策、公共选择等方面。第二，我们要预测许多变化，如政府法规，企业行为等。第三，我们要避免进入坏得路径，要考虑长远一些。第四，我们谈论一下突破路径依赖。第五，谈谈文化与路径依赖的关系。在企业界，路径依赖广泛存在，甚至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腾讯为什么能够成为十分赚钱的企业，微软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霸主，Intel为什么能笑傲江湖？他们的技术非常领先吗？真正使他们成功的法宝是路径依赖。当你使用了QQ、Windows和intel的CPU之后，你除了给他们带来收益，你还会为他们带来客户。当你用QQ 时，你会介绍给你的朋友。当你用Window和Intel的CPU后，你还会购买和支持与他们相关的软件和外设厂商。路径依赖成为这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的同学有很多用QQ的，为了和他们联系我也不得不用QQ。很多人用QQ，因为能够找到更多聊天的朋友，QQ的用户越来越多，腾讯的收益自然越多。微软与Intel同样如此，当Windows用户数、Intel用户数越多，软件厂家和硬件设备厂家越要支持他们，硬件厂家支持他们，更多人的购买他们产品，下面即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用户数增加--其它软件厂家和硬件设备厂家支持MS和Intel--更多用户购买MS和Intel的产品用户数增加与人选择职业类似，企业战略同样是路径依赖，选择越来越小。联想PC和DELL走的是不同道路，DELL是直销，联想是代理。当DELL在直销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后，联想并不敢由分销全面转型成直销。路径依赖使联想不得不坚持分销，即：倘若转成直销，现有成熟的经销商队伍便会感到被抛弃、引起背叛。另外，就算采用了直销，也只会是第二个DELL，只能跟在屁股后面。下面是联想销售的自我加强路径。支持经销商经销商数量增加经销商的销售所占比重越来越多支持经销商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直销多么好，只是说明路径依赖的作用。直销本身也有自己的劣势，由于是采用直接控制、难以实现个性化服务。DELL能够实现根据客户需求生产，但是在销售完成后的服务却难以满足用户需要。经销商则容易实现更灵活的售后服务，特别是能实现延申的价值链。以盗版为例，小的经销商可能直接把各种软件为客户安装好。由于个体分散，软件公司也很难追踪他们。DELL显然不能随意安装盗版软件。在运输、库存方面，代理具有小而活的特点，反应速度和资源使有要好的多。三鹿事件、苏丹红事件、以及玩具含铅事件一次次惊动世界，损害了中国商品的声誉。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也被人为地贴上了质次、价廉的标签。实际上，这种印象不仅存在于国外，而且存在于国内。三鹿事件发生后，人们更进一步关注国外的商品，宁愿花大价钱也要买国外的商品，使用外国货不仅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且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我有钱。质次价廉的标签阻碍了许多企业向高端发展，高端产品难以打开市场，别人在心理上不承认你会制造高端产品。与中国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国外产品。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国外产品都是好货，但是大家仍然愿意购买外国货。三鹿事件后，国外进口奶粉卖断货，国内企业却只能叫苦不堪。我国商品与国外商品处于两个路径上。一个是质次价廉路径；另一个是质高价高路径。下面来说一下这个自我限制循环。质次价廉形成思维定势只愿意花低价格购买资优价高的商品无人购买走向死亡 \ 质次价廉的商品正常销售形成思维定势国家的政策变动也显示出路径依赖的特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非常智慧地利用路径依赖阐述了在我国解放之初的政策变动情况。他认为中国在开始采用苏联道路之后，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完全是很自然的。他在70年代访问印度，发现他们的计划部门与我国的计划部门讨论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讨论粮食怎么调配，钢铁怎么分配，在什么地方建企业。这说明了我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根本一点是受到经济制约。整个制约链条可以表示如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压低原料价格、提高重工业品价格统购原材料（粮食和棉花）统购所有农产品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解放初期，我国做出了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实施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性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在我国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市场上并不能筹集足够的资金，只有实施计划经济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人为地压低原材料价格，提高其产品价格。在市场条件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计划经济。在农村，重要原材料是棉花和粮食。政府开始独自压低价格收购棉花和粮食，而且政府收完才允许其他的粮商和棉商收购，商人们没有活路，自然地消失了。政府压价迫使农民少种粮食和棉花，而是多种植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统购所有的农产品，以低价收购。由于收入少，农民种地不积极，自然会把更多时间来休闲。当时，许多政府官员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即规模越大，效果越好。由是政府鼓励几户农民成立互助组。互助组使农民能够共享耕牛和机械设备，提高了产量。政府自然希望成立更大的互助组，组织更多的农户形成初级社，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在早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而林毅夫则以经济的眼光来说明并不是那么回事。最根本一点源于最初的发展重工业。当我国制订出这条发展路线时，实际上也决定了后面的一系列政策。在公共制度领域，也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通过简单现象，我们能合理解释为什么领导者水平越来越差，某些古代帝王为什么会越来越昏庸。我们先从简单事例说起。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漆的颜色要由户主来决定。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大楼外墙就用什么颜色。这时候，许多人凭直觉认为，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投出来的结果，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公共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却发现了另一个真相，他对此直觉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其实最喜欢的是粉红色，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他不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事实上，几年来，大楼外墙一直被刷成黄色。公寓大楼的外墙每年都需要粉刷一次，每次大家都会投票来选择。布坎南每次都会对住户进行调查（结果是保密的，只是当作研究使用）。有次调查结果显示喜欢黄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喜欢墨绿色。然而当年还是黄色被选中，他感到很奇怪。在与许多住户聊天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人以为喜欢黄色的人较多，而他们又不讨厌黄色，所以才选择黄色。这实际上说明了信息也被人为地扭曲，人们只是从他们的信息和理性来选择黄色。住户A的意见能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他很不喜欢紫色，而是喜欢墨绿色。然而每年投墨绿色的人不多，为了防止墙被刷上紫色，他认为投黄色是一种很好选择。过去每年的结果都显示选择墨绿色的人很少，他认为选择它是白白浪费选票。如果每一个人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墨绿色就会被选择。然而以往投票的历史使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很少有人喜欢墨绿色，而大家刚刚能够接受的黄色。那么次优选择也就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其实整个过程的依赖链如下图所示：选择黄色的人多》选择黄色》黄色胜出》选择黄色的人多布坎南的研究表明在现实选择中，民主制同样存在着缺点，很多时候会选择次优解。有时，民主甚至产生次坏结果，倒数第二的结果。当年北京申办奥运，在举办城市投票过程中，我们发现票会投很多次，有非常复杂的程序，其目的即是消除这方面的影响。现实中，与民主类似的是站队，俗话说犯错不要紧，千万不能站错队。布坎南发现站队的结果与投票产生的结果相同站队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最合适的，也不一定是最强的，只能说不是最差的。相信许多人站过队，站队除了选择自己的信仰，还选择实力。显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自我加强的结果： A队人多一点吸引更多的人A队人更多更多的人被吸引布坎南的结论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帝王会越来越昏庸？当朝堂之上小人越来越得势，对帝王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向小人进一步靠拢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贤人则相反，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地位，对帝王的影响也会越小。最终是朝堂之上一片昏庸的和气，国家大事无法得到正确处理，帝王完全被小人所围、所控。林毅夫的研究说明了政府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很多限制。我国开国初期定位于重工业优先，这一战略决定了后面的一系列政府行为。这说明了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以下围棋说，我们会发现棋手有时会思考很长时间，有时很快就落子，为什么呢？棋手下棋同样具有连续性，当他下一个子，实际上预计到以后几步会下的棋子。在围棋比赛中，偶尔会出现长时间的考虑，大多数时间都是很快就会落子。棋手长时间的考虑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位置可下，很快下子实际表明棋手所能下的位置非常有限，自然会很快落子。把下棋比作政府制订政策，就十分恰当政策是有连续性的。金融投机者在这方面有天然的敏感性，他们能嗅到这些机会，并及时捕捉到这样的机会。当政府一出手，他们实际上就已经看到了后面的一系列政策。他们根据政策能够估计出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出现的问题，相应地估计政策变化。在一系列变化中，他们获得了巨大收益。在武术上有句话叫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具有同样的意思。最初不起眼的行为能够预期最后的结果。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双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一双象牙筷并不能决定未来，但是它表明了殷纣王在思想上的变化，一叶落而天下知秋。金融投机者的研究非常到位。王先生是某国外投行在中国的项目负责人。在2003年，当他看到政府发出18号文后，立刻向国外负责人表达了投资房地产的前景。从当时情况来看，他认为政府为了维护经济指标，正在推动房地产。现在正处于政策的开始阶段，自然也是最好的进入时候。不过回复也令他沮丧，外国负责人认为投资房地根本没有前途。由于国外在房地产投资方面限制太多，那些负责人完全缺乏经验，认识不到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到了2005年，在他的强烈建议下，终于获得了2个亿的资金。从2003年向后，理解政府政策的人都发了财，为什么？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房价指标能够缓缓上升，这为投机者的操作提供了机会。在长期上升过程中，投机者能够从容地购买合适的物业。随后几年，由于房价上涨，引起老百姓不满，政府相应地出台了很多政策。实际上，只有投机者才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对于普通人来讲，显然难以真正判断出政府的意图。你可以想象，投机者能够顺应政府的真实目的，而外界的人无法感知。这完全形成一种不对称屠杀，这即是投行在中国取得超额收益的根本原因。保证经济发展指标政府选择了房地产鼓励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价格上涨经济指标更依赖房地产鼓励房地产投资路径依赖有好有坏，这要求我们从长远来看，避免短视，防止进入锁定陷阱。从技术发展来看，路径依赖保证了优势技术能够获得充分支持和资源，然而也阻碍了一些技术的发展。这会使能快速取得效果的技术占了上风。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较差的技术由于能够快速获得早期用户认可，从而战胜一些更好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水平由于快速赶超美国，许多人研究日本为什么能够发展这样快。他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结论，但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终身雇佣制所带来的价值。终身雇佣促使工人对将来思考更多，能快速取得效果的方案并不一定会取得他们的青眯。这促使他们愿意花更长时间来研究一项技术、完成突破。在我国古代，帝王们对待功臣也存在着路径依赖。帝王一方面需要大臣辅佐，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造反。从总体上看，存在两个锁定方向。一是人才越来越少，帝王不得不严防。另一个是人才越来越多，每一个人只起一部分作用，帝王反而不需要担心某个人会取代他。前一种锁定是恶性循环，人才越少，每个部下的重要性也越大，对帝王的威胁也越大，防范自然也越严。后一种是良性循环，人才越多，每个人的作用越小。虽然每一个人才都很有能力，但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控局面。在现代领导中，如何对待有才能的人，这里能够提供一些观点。有了路径依赖，我们必然想要突破它。中国企业要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国货当自强，突破由质次价廉形成的声障。中国商品在全世界面临着路径依赖的限制。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低质低价?唯一的办法是发展自己的技术，实现高质低价。低价是核心，只有低价才能够生存下来。在实施低价过程中，要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达到高质低价。日本车和韩国车进入美国实际上也遵守了这一过程。日本车开始并不受美国人喜欢，然而低价高质使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老外们也开始接受日本产品，获得认可。韩国车进入美国同样如此，许多人买韩国车的原因是它的价格往往与二手车差不多，经过销售人员一忽尤，许多人也就买新车了。现代社会正快速发展，路径依赖会阻碍企业适应环境，突破锁定路径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前几年，在平板电视代替CRT的关头，一些企业犯了错误。某 CRT彩电厂家在全国占有很高市场份额，它的高层官员都是做CRT起家的。CRT被平板代替，即将退出市场让他们很自然地要伤感。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拖后腿，使他们在市场上步伐无法迈大。在转折点，新兴厂商利用巨头迟疑的机会，及时引领发展方向，迎头赶上。例如海信，在CRT电视时代，他只是一个小厂商，然而他们及时抓住液晶电视带来的机遇，成为领头者。作为领导者，要及时进行变革，必须克服路径依赖的影响。一些事例表明，大量变革都是发生在无可奈何，最困难的时候，改革是迫不得己。就像房子着火了，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外逃。当组织着火了，反对改革的声音也最小，改变也最容易进行。两千年前商鞅变法，当时的秦国是七国中最弱的一个。赵国的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原因也是被别人欺负急了，总想着报复别人。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源于经济一蹶不振，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太多。许多大企业也同样如此，IBM的变革是因为马上要破产了，不改革也不行。总体来看，改革往往发生在最差的情况下，不改不行了。这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结论是一致的，只要当时情况还不是最坏，人们就不愿意变革。在被迫改革之前就进行改革，必须具有卓越领导者的素质。当组织发展变得停滞，需要向新路径转换。向良性路径转换常常需要领导者极大的耐性、魄力和能力。利益纠纷和人员认识能力，产生大量或明或暗的阻力，怎么才能变革？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得到一些启示，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做人要狠一点，阻碍历史潮流的人必须被牺牲掉。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很简单为了拯救世界，必须先染黑自己的灵魂。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师从曾国藩，那么我们看看曾国藩的历史，也许会有一些启发。曾国藩只是一个文人，经过科举考试，在京城呆了十几年，由于母亲去世，回家守丧。此时，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各地清军一触即溃。咸丰帝不得不寄希望于民间团练。曾国藩在没有任何的军旅经验的情况下，机缘巧合地办起团练。那么曾国藩赖以成功的特性是什么？在这里，我把许多人的评论进行总结一下，从总体来看包括三个方面：人格修炼；韬光养晦；阴阳和谐。人格修炼指他时时注意修补自己的缺陷，思索自己做过的错事，这为他树立起很高的威望。韬光养晦指他注重积累，不打无准备的仗，注意寻找和使用人才。阴阳和谐指他能正确看待事物的发展，能灵活变通。曾国藩的一生本身充满了矛盾，他即被人称为中兴第一名臣，也被人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形容他杀人无数。经济是一个由多方面形成的自洽整体，简单说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思想层次的内容，包括制度、原则和观念等；二是个人层次，包括人的认识和能力、个人利益；三是具体现实，包括与外界的关系、资产、工作流程等。从思想层次上看，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法律和制度跟不上经济发展，在防腐败、金融制度、行业规章等方面处处陷于落后。从人的方面说，每个人都适应了现有的生活，现在突然要改变，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茫然。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会积极反对变革。身居高层的人都是现状的得利方，不变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为什么改革？另外，他们在现有的组织中浸淫多年，其认识和能力完全吻合各个方面的需要，他们也没有必要改革。可以说，组织中权势越大的人，从现有的思想层面和现实层面获利越大，改革的意愿也最低。从具体现实看，新东西融入过程常常会出现各种矛盾。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与市场并存，产生大量官倒现象。另外，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本身就会给人一种压力，也给了反对者口实。只要是改革，无论是渐进式，还是突变式都会产生巨大阻力。为了改革，必须破除阻力的根源，首先是破除路径依赖，建立有利于变革的依赖。我们前面谈到三个方面的惰性，都需要被破除。在思想上，使每个人都认识到改革的原因、改革的方向和未来的蓝图。比如向员工讲述正在发生的故事，讲述独立的统计报告，说明竞争对手正在崛起。让所有人明白：现在组织着火了，要么一起玩完，要么革新，没有第三条路。由于企业是一个整体的，内部的任何变化必须与整体一致，否则必然会遭到整体抵制。改革需要有一张尽可能清晰的蓝图，即使没有具体的方向，也需要一些原则。改革的阻力很多，改革实施者必须具备全面的掌控能力。在思想上、实施者要有很高的威信，促使人们信任、跟随改革。商鞅在变法前的徒木立信行为就是要让别人信任他，从而别人愿意跟随他。在力量上、要能够破除利益方设置的障碍。有一些人并不明目张胆地反对改革，而是以支持改革的形式反对改革。他们想方设法以退为进，把改革引入歧路，掺入沙子。这类似于许多人利用少年天真的特性，把他们引向不正之路。比如许多管理出现了错位、缺位与越位等现象，完全与利益挂钩。曾国藩的特性正好能够从这三方面克服这一点。人格修炼为他树立起威信，人们信任他，愿意跟随他。韬光养晦使他能够做好充分准备，特别干部上的准备。阴阳和谐使他面对复杂情况能够灵活变通，不拘泥于死教条。在对人对事方面，曾国藩可以用雷锋日记的一句话来说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想想许多改革者的外号就知道，曾国藩被人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杰克韦尔奇被称为中子杰克，形容他像传说中的中子弹一样厉害。以上所描述的路径依赖着重说明了系统的一种自我维护特征。这种特征也能说明文化的一致性。各地的风俗习惯、建筑风格常常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保持如一？为什么各种企业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管理风格？文化其实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路径依赖过程。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而西方人用刀叉，为什么数千年仍然兴盛不衰？在我国，筷子成了事实上的就餐标准。出差到各地，或到亲朋好友家里，一般只会提供筷子。许多菜在制作时也考虑到使用筷子的方便。那么如果一个人不使筷子，几乎无法外出生活。叉子同样如此，西方人吃饭，做饭更多考虑如何方便刀叉的使用。领导风格同样如此，在草莽军团里执行严格纪律必然会引起反抗；在正规军里，工作计划不到位，下属必然会手足无措。因此、与风格相符的行为在企业内容易受到支持，而相反的行为则处处碰壁。入乡随俗，我们必须要时时注意风格问题。一般说来，风格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理念不同。大千世界，各地的文化、习惯、建筑等等具有一定的特点。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优劣问题，只是风格差异。华为与中兴的领导风格完全不同。这种区别并不代表着优势或劣势，而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当然、风格最好与市场、组织自身等各个方面协调，减少摩擦。风格虽然无好坏，但是市场在变化，风格必然要适应市场，产生相应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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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刚刚合脚——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2）

newniu 2010-10-27 23:55

王经理是我国北方一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从开始只生产电视机的小厂，经过多年打拼，形成现在的集团规模，资产扩大了200倍。现在，集团以电视机为主打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到37%，每年向外出口1300万台。为什么能够成功？他总结了两条经验，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和培养合作者。许多同行在开始阶段做得很好，却很容易犯追求高技术的错误，把技术当成一切，走技术主义路线。他们常常被高技术名片所吸引，花高价引进高端、高技术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贪大求全，连普通的螺丝钉都要自己做，总想着多吃产业链上的收益，不会放弃不擅长的部分。当王经理开始担任厂长时，企业效益很差，刚刚够发工资。他上台后，重点研究了企业的优劣态势。经过一年多熟悉情况，他发现重点问题是零部件成本较高。由于企业地处北方，大量配件需要从南方采购，时间和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由是鼓励一部分员工出去创业，生产企业所需要的小部件。后来他又淘汰了一些技术层次低的部件生产线，由自己生产转为购买，把资金专门用于销售和技术含量高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企业不再单单是一家电视机生产企业，而是成了产业群的头领，领导大量小企业共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降低了资金需求，减少了成本。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发展，社会消费能力增强，达到小康水平。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难题，产能要扩大，产品要升级，技术也要升级。当时许多同行企业根据GDP的增长来估算全国未来电视的拥有率和淘汰率、人力成本增长率。话说起来挺好，不过王经理发现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国内GDP与国外GDP并不相同，根据国外的经验来推论必然会水土不服。许多企业在获得初期发展后，都在规划产品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准备大干一番。他决定小步快走，跟在别人后面，继续从国外购进自认合适的低档生产线，扩大产能。随后，利用规模效应，他的企业在全国不停打价格战。许多企业刚刚购买了先进生产线，还没有开始生产，本想利用原有产品的利润进行后续的投资，还贷款。价格战使这些先进企业痛苦不堪，高档产品只有预期销售的十分之一，原有产品利润又被大大压低。大量企业资不抵债，被迫破产或者等待被收购。王经理当然是收购主力，许多企业甚至是零成本获得，当然以接收工人作为交换。王经理的成功依赖于两点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和以团体方式获取竞争力。从国家经济的发展来看，同样需要与环境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即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搞大跃进。在建国初期，我国曾经超越自身实力，实行赶超战略，力图毕功于一役，一举超越美国、英国。最后，赶英超美不但没有实现超越，反而被对方越落越远。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如服务业发达、大学生人数比重高等。最终是东施效颦，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为发达国家打工，人民生活始终原地踏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多次犯了冒进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没有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反而在比较劣势上发力。在全球市场上，我国有一个定位，它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不考虑这些因素，盲目追求表面的东西，必然要失败。实际上，不仅中国，包括印度、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都与我国一样，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他们全部希望能通过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结果全部失败。建国初期，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便宜，但是缺少技术和外汇。那么我国的优势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对技术和资金需求较少的产业，如纺织、轻工业。那个时代，我国的策略是全面学习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当时情况下，我国的重工业产品没有竞争力，难以利用自身积累实现发展。轻工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受到压制，产量上不去，只能少量出口。宝贵的外汇被重工业所占用，轻工业，农业得不到支持。重工业不能创造外汇，却大量消耗外汇。轻工业出口能够换取一定外汇，但是不能获得扶持。轻工业赚得钱全被重工业吸走了，而重工业自身并不能自我造血，完全依赖轻工业。当然，在当时来分析，政府希望重工业在轻工业的支持下，能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实现自然造血，渐渐减少对轻工业的依赖。显然，目标并没有实现。人们希望重工业能像襁褓的婴儿，能够慢慢走向独立。重工业的独立问题即是林毅夫提到的经济内生性问题。他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要依赖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政策优惠或垄断实现生存。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融入到社会大生产中去，从市场获取资源，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输血。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依赖军事和航天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重工业过于依赖军事应用，不能反哺轻工业、农业。重工业产品价格高昂，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农业机械只能以非常高的价格来购买或从国外进口。对于一个刚刚解放的羸弱民族来说，单纯的军事应用实在是一笔太大的负担。显然，政府也希望重工业能够在民用领域做出贡献，事与愿违，他们却越来越依赖政府。不仅没有从婴儿走向独立，反而成为骄生贯养的儿子。与我国现状不同的是美国、日本，他们的重工业主要依赖民用。波音一边生产民用飞机，一边生产轰炸机、战斗机、预警机。日本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企业，主要是民用产品，对军品的依存程度很低，基本在15%以下。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可以一边为军队生产，一边在民用领域生产。由于在两个领域同步发展，他们自然有更多的资金保证。政府用于研发的军费同时增加了企业在民用领域的竞争力，如波音的客机，三菱的汽车等。这们实现了军工与民用的结合，大大减轻了军事研发的开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很快，航天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人们在庆贺成功之余，也时常有人批评政府浪费钱财。假设我们的军工和航天像美国一样，能够把技术转化为民用，人们一定会欢喜跳跃。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企业内生性。重工业不是通过为轻工业、农民提供产品来自我发展，而是使用计划方式占用其它产业的发展资金，以致于窒息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强占式发展方式自然不会有光明前途。最近几年来，扶持服务业的论调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许多人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多，由此而鼓动着政府支持服务业。从表面看，服务业对环境污染少，投资少，见效快。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鼓励、扶持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例如最近北京的服务业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占GDP比重达到了71%。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服务业发达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放眼全国，我国有60%多的农民，劳动力素质不高。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谁来提供服务。樊纲（某经济学家）曾经对此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万到4万美元，90%以上的人口在城市，这种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以下三点：第一，大量家庭生活社会化，从而对一般服务业的需求大大提高。而我们城市化率还不到50%，7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只能自己洗衣做饭；第二，制造业发达了，产业的分工充分，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还处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物流、贸易、财会、法律、研发等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本身相对较少；第三，收入高，财富多，金融资产多，对金融、投资服务的需求才会大，而我们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居民人均金融资产才1万多元人民币，能有多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我国同样缺少高端服务人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重达到了50%以上，有大量的金融、保险、法律的高端人才，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比？实际上，我们即不需要大量的此类服务，也没有大量的人才。日本和韩国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服务业不能代表国家发达程度。社会需求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单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林毅夫先生以为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合适的，不过支持重工业发展仍是必要的。当时中国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缺少设备和机械，重工业完全有支持的必要。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拖拉机、电力、灌溉设备等，为工业提供生产机械。解放初期，优先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重工业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只为军事服务，窒息了其它产业。日本和韩国同样支持本国汽车、造船等企业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支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照搬美国，比如日本人就没有学习美国人的汽车发展思路。美国人喜欢大车、有气势，而日本车则小巧，灵活。日本和韩国也没有着重支持过服务业，他们属于发达国家，但前者的服务业比重还不到70%，后者还不到60%。不能因为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出了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赶超，只能跟随。在经济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赶超，需要政府的支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计划等。汽车、钢铁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建设，而它们自身的积累有限，有时会跟不上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60-70年代。为了防止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政府及时对他们做针对性扶持，为他们建设新厂、提高产能提供必要的支持。显然，这种支持是从市场来考虑，政府支持了他们以后，随后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到汽车缺乏，钢铁缺乏的痛苦。这种支持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便宜了那些企业，实际上社会受益更多。前几年，我国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随后发生了各省的电荒，钢铁荒。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经济发展形式。在河水向前流动时候，小石头很容易被冲走，而大些的石块则会留在原地。我们在河流的上游看到的竟是鹅卵石，大石块，下游则是一些细沙和泥土。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小企业很容易成立，然而一些大型、高技术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密集，成立却很困难，比如钢铁厂，大型化工厂。在市场中，这些企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产业。如果任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发展，必须出现小企业过剩，大型、高技术企业缺乏的局面。这就需要政府来扶持此类企业建立。如韩国、日本就采用类似策略。因此、政府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样子来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促使经济和谐，避免大起大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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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在于整体——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7)

newniu 2010-10-27 23:45

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由美国在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获得。由于他一直不被主流经济派别所喜欢，因此我称他为在野经济学家，类似于政治生活中的在野党，也不招执政党所喜欢。克鲁格曼在研究贫富差距时，曾经提到一类现象企业CEO成了摇滚明星。在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有觉得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CEO多么重要，CEO也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可自从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他们的薪水也像摇滚明星一样直线上升。为什么有人愿意给CEO这么多的薪水？许多产业研究发现，企业组织要达到卓越的成功，背后往往有一个重理想的领导者，他的理想特质会对企业和产业造成强大的影响。用简单一点的话说，CEO能把企业组织捏成高效率的整体。越有水平的CEO，拿捏水平越高，企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CEO的高薪水即自然、又合理。同样一个企业，人员相同、资产相同、技术相同，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根源在CEO身上。 CEO为什么能实现成功领导？简单回答是CEO水平决定一切，深一些的答案则是CEO能否有效发挥出企业整体能力。企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整体性，而不能从单项加和来看。这种认识方法与一般的认识方式并不相同，我们先从最简单开始。从前，有几兄弟，常常吵架。一天，他们的父亲感觉自己不行了，十分担心死后儿子们互相打架。在某天吃过晚饭，父亲把儿子们叫到跟前，拿出一把筷子，说：你们谁能把这把筷子折断？几兄弟都折了折，谁也折不断。父亲把这把筷子拆散了，分给每人一根，叫他们再折，这次，他们一折就断了。父亲说：你们看，一把筷子折不断。一根筷子很容易就折断了。以后，你们再吵架，就会像单个筷子一样，会被外人轻松打败。如果你们团结在一起，像一把筷子一样，没有人会欺负你们。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易断。这篇寓言告诉了人们要团结，同时也说明了整体性问题。在竞争的环境中，团结十分重要。整体性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整体性思维来自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易经》等著作里已经用整体性思维来解决问题。上世纪中期，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整体性思维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贝塔朗菲作为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认为分而治之无法解释生物中的各种现象，必须从整体来看待。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会把事情分拆开来，一个个分析，然后把结果做个加和。显然，这种思维并不适合生物系统。我们不可能首先分析半匹马，也不可能分析某条马腿。我们只能从一匹马、一群马作为研究的开始起点，分析生存的环境和身体结构。因此、在生物领域，采用整体性思维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在经济领域，则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过程。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即是采用整体性思维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后，经济学的研究像现代科学一样慢慢陷入分而治之的境地。人们喜欢低头拉车，忘记了抬头看一看远方。许多经济研究者并不是去研究经济现象，而是研究数学、计算机。在亚当斯密之后，300年过去了，我们又不得不返回整体。现在，许多人对此还非常陌生，不过，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人正在采用整体性思维来解释问题，比如巴菲特、郎咸平等人，另外有一些人开始采用正反馈和负反馈来研讨经济，如韩德强等。这些人的成功标志着整体性思维渐渐为人们所接受。正反馈和负反馈可以看作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初级阶段。什么是反馈方法？简单说，反馈法即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些问题过于复杂或者信息不全，不可能一开始就给出详细的解决步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采用反馈技术。市场经济即是一个反馈经济，企业生产要分析价格和需求。反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用反馈，为什么要正反馈和负反馈？反馈描述了系统的运转过程，如果有理工科背景，理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然而只有反馈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整体性。反馈描述了系统运转过程，但他没有给出价值和价格问题。我们必须利用整体性来理解这一切。在市场中，企业之间充满了角力，力量大小决定了利益分配。力量大小由什么来决定？天时、地利、人和数千年来被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当企业做得好，获利高，价值大；否则是获利小，价值低。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近二三十年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它们从一无所有到富可敌国也不过十几，二十年时间。他们的财富来得十分奇怪。从表面上，只是从外面请了几个大学生，买了几把椅子和桌子，加上几台最新的电脑设备，几乎是默默无闻。在几年时间内到股票市场上市，股价不断上窜，不多长时间，人人都成亿万富翁。奶牛吃得是草，挤得是白色的奶；这些公司吞下的是草，搬出来的是黄色的金子和亮晶晶的钻石。此类公司比如像微软、Intel、Oracle、Google等。前一些时候，微软对盗版问题采取了一项强制措施，国内一些使用盗版微软软件的用户电脑桌面每隔一个小时，就变成带有反盗版标识的全黑色。另外，在使用 OFFICE软件时，凡是没有授权的软件用户也会不间断地接收到来自微软反盗版的提醒。在此事件中，微软走到了风口浪尖，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了解。微软是一个市值超2000亿美金的恐龙企业，不过他成立的时间并不长，1975年成立，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年多一点。大名鼎鼎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是微软的重要创始人。微软在短期能成功，依赖于他的经营创新，它颠覆多条企业界的经典哲学。微软是第一家以软件为主业的企业。1981年起，他开始为IBM的 PC机做配套。在硬件昂贵，软件稀少的年代，大家并不认可软件的价值，否则IBM也不会让微软随便搭车。微软就如它的名字，没有硬通货，靠得是软实力。他没有多少净资产，1998年度的净资产仅为166亿美元，与此同时、微软的市面价值不低于3750亿美元，整整是净资产的21倍。换句话说，微软能够被审计出的财富不到其真正市场价值的5％，其他95％的净资产之外的财富是什么呢？许多咨询公司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微软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它的员工、顾客、品牌、知识的积累等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因素。咨询公司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错，学了句大实话，微软除了资产负债表之外，只剩下人力资源、品牌等因素了。实际上，咨询公司忽略了微软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微软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同时又处于全球大市场这一有机体之中。微软的价值是由全球大市场给予的，同时又依赖于微软自身的健康运转。微软的确吸纳了很多聪明人，但是把这些聪明人简单汇集在一起能产生3000多亿的市值吗？显然是不行的。微软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纯地由人力资源、品牌等单个因素来衡量。在美国，与微软类似的高技术公司很多，如Google、高运、苹果等。市值巨大，而净资产很少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从整体来看，公司的人力资源很重要、品牌很重要，但最重要一点在于他们形成了运转良好的有机体。从市场角度看，他们完全配得上市值。例如在 2007一年时间，微软净利润有169.6亿美元。什么东西带给微软这么多的财富？就是我们花5元买的盗版盘。微软把这一张盘卖到几千块钱一张，而且还只能装到一台电脑上。这些公司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从市场来看，有人愿意买他们的产品；从系统理论看，他们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公司自身形成一个整体，市场与公司也形成一个整体。单纯看微软的那几张光盘，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商标不同，印刷精美一点，余下的与普通的光盘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却价值几千，这即是智力劳动的价值。面对同样的菜品和原料，不同的厨师会做出不同口味的菜，价格也相差数倍。面对同样的球队，不同的教练会产生天上地下的结果。面对同样一群人，不同的CEO 带领，有的要破产，有的利润率高高在上。拥有一位出色的CEO成为大企业董事会时时关心的问题。CEO也像球队教练一样，在各企业之间跳来跳去，成为猎头争抢的对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着CEO的变化来回跳动。这表明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使企业成为有效的整体是企业的利益所在。在早期时代，CEO虽然十分重要，但由于企业是以资金密集型为主，CEO的任务明确，容易进行监督。现在，CEO是一个艺术家，他带领的是智力开发人员，而不是一堆机器设备。另外，市场环境变化，也为CEO发挥才干提供了空间。竞争激烈的环境、高智力员工和产品，使CEO的价值得到更多体现。此类公司凭空创造出这么多价值，很自然会产生一个分配问题，即如何分配企业利润。从表面上看，企业成功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同一级别员工的收入应该是相同的，干一样的干活，没有理由收入不同。不过从公司另外角度来看，谁拥有公司谁就有权力获得利益，即根据股票来分配收益。现在看来，这些公司在两方面都给予了考虑，利润按股票分配，不过新来的员工能够以低价购买股票。这些高技术公司，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多少资金，价值很低。一些元老手里握有大把大把的股票，仅每年的分红就有很多，也引起普通员工不满。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很多元老也处于高位，他们本身的收入就已经很高，加上股票收入，几乎个个是亿万富翁。下面累死累活的员工却只能拿一个平均工资。因此、如何分配收入成为这些公司着重考虑的内容。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公司上面，而且也体现在其它组织上面，比如城市。城市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而存在，城市里面的任何现象必须从整体来思考，绝对不可能分割开。比如我住在乡下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在北京上班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车，也难以想象北京高高在上的房价，也无法想象那高耸入云的大楼。城市的存在是为了经济更好发展，生活更加方便。我们要考虑城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城市一直在吸入各种资源，比如人才、资本和原料。以我国农村为例，城市把优秀人才从农村吸引到大城市，把一些企业从小地区吸引到大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以市场形式进行的软掠夺。例如日本东京地区，劳动力价格高，吸引大量的人才。这种效应具有很大的灾难性，贫穷地方的人经过努力，去了富裕的地方，最终使穷区域越穷，富则越富。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从全国经济总体形式上去寻找，真正找到城市的生命之源，而不是依靠行政性命令实现资源转移。现在，城市地产的讨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也在这里讨论一下。下面先看看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主张土地公有。为此，他讲过一个澳大利亚的故事。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在初期买了城市的土地，这类似于买了企业的原始股。结局十分明显，土地价格上涨，股东获得暴利。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不公平的，城市土地的价值是整个城市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什么你什么也不做就能获得这样的收益？孙中山的看法是十分正常的。假设某企业进驻北京中关村某地，附近的地租会直接受益，然而这个企业并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完全被周围的地主们获得。同样，在某处建设了地铁，增加了地铁入口，周围地产也会得到好处，不过又完全落入业主的腰包，然而建地铁的钱却来自财政。在超市等大卖场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卖场中有一些商品虽然价格不高，但是购买人较多,成为商场人气的支撑点。顾客买东西并不是买一件两件，往往会买很多，也会顺带着购买了其它商品。从而带动了整个超市的销售，例如食品类就是如此，让许多人来超市购物。当然，许多业主会认为他们很会投资，所以才会获得高利。无论怎么说，土地是必备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谁又能离开土地而生存？它的作用类似于人的基本需求吃饭和呼吸。因此，土地对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必须有效地处理土地问题。在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土地供应总体处于偏少饥饿供应。这使模式使城市土地价格飞涨，制约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总会在一些地方土地紧缺，另一些地方土地相对宽松。那么如何合理使用土地，管理土地，很多人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办，还真需要细细考虑。一方面借鉴西方，另一方面考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最近，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房子价格上涨，人们很自然会问为什么城市中土地价格可以上涨，而农民的粮食价格却控制得这么死？在这里，经济显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因为你粮食重要，所以对不起，你不能涨价。类似于在某个单位，某个人因为办事努力却始终得不到升迁，原因何在？因为大家都离不开他，他要是走了，会出麻烦的。只有牺牲他一人，幸福千万人了。从经济来看，整体性也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各种产业之间是平等的，都是不可缺少的。前两年，为什么铜价格可以从翻四倍，为什么石油可以从每桶20多美元涨到150美元，为什么房价可以从2000涨到20000？供需原理说明价格的变化的规律。价格变动方向完全由两个方式来达。比如价格下降，可能是供应增加或者需求减少；价格上升，可能是供应减少或者需求增加。从微观上看，供需变化不定，价格上窜下跳。可从宏观来看，每一个产业都是社会的分工，都是必须的部分。只有从宏观来看价格的走势。比如房价问题，只要供应追不上需求，价格必然上升。虽然能通过金融等方式进行一些短暂的调控，但是最终结果仍然是价格上升。唯一的办法是供应增加，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最近，一些政策只是成为让上涨曲线变得好看一点的手段，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要从整体来考虑经济体系。比如许多人认为美国人非常坏，总想把我们向死里整。我想用另一句话来问他没事了整你干什么？你如果很富了，是不是很喜欢整穷人玩？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他希望你富，能够进口他们的商品；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你比他差，不会威胁到他，他们不会感到不安。地区之间的发展同样如此，西部地区过于贫穷，怎么能购买东部的产品？因此说经济发展在于共赢，而不是偏废。我老家在农村，至少有一点，你不希望你的邻居是非常穷的人，否则他们会带给你许多麻烦。国与国之间也是邻居，他们也不希望你太穷，否则你也会带给他们麻烦。就像阿富汗，美国人出兵，又出钱。他们也希望阿富汗不要再贫穷，希望能消除恐怖主义温床。在本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在纽约市郊买了一大片荒地，按常规地产开发办法，此地可建设一个独立的小区，可以是住宅，可以是办公区，可以是商业区，也可以综合化。但无论如何规划，这么一大片地，投资成区，会需要巨额资金，特别长的工期，且由于不在黄金地段，不会卖出好价格，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投资败笔，至少，也不是个好项目。但在此时，洛克菲勒已投入了数亿美元，取得了这大片土地的独家开发权，项目已走上了无归路。这时，联合国在美国宣告成立，但一直没有一个气派的、有规模、有档次的总部办公大楼。洛克菲勒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联合国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结论是联合国将不同于其他世界性组织，它将成为处理国际性实质问题的权威机构，它的决策将涉及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利益，为此各国都会花一定的代价来争取联合国做出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决策，所以，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也必然是各国外交的重要发生地，各国会就近安营，派代表参与联合国事务。尽管当时联合国还处于艰难维持的初期，但未来趋势必然如此。做出这个判断之后，洛克菲勒从他那片纽约的土地之中，分割出价值3800万美元的一小片，以1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联合国，这对于尚无安身之地的联合国来说的确是雪中送炭，于是联合国决定在洛克菲勒的土地上安营扎寨。不久，二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形成，获胜的大国们开始经营联合国，联合国的作用迅速显化，各国纷纷去争取在联合国的利益，许多建筑商、宾馆发展商等也都看准了联合国的商业价值，于是洛克菲勒以联合国做为王牌，在大片土地上规划了外交区，土地迅速增值，获利无法计数，且名利双收，这种投资效果，是用3800 万美元的传统广告投入所无法达到的，因为3800万美元买不下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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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符号的符号动物

周可真 2010-10-23 00:10

人类是凭借其智力和智力的发展才制造出从自然界中获取维持其生命体所需要的物质能量的工具的，并且由于制造这种工具和利用这种工具来生产食物的活动才派生出其他经济活动形式的，故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其实可以归结为人类的智力活动的演进过程。 . 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人类的智力活动的具体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即一切智力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类自然生命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变换以维持其生命体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跟最野蛮的原始人相比，现代文明人也和他们一样充其量都只是维持了其自然生命的同化和异化的正常进行，其生命体从自然界中所获取的物质能量（同化）和向自然界释放的物质能量（异化）无论在质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和人类排泄物的物质元素的种类）还是在量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和人类排泄物的物质元素的数量）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从原始人发展到现代人的数百万年间才始终保持了其动物种类的前后同质性。这意味着什么呢？ . 它意味着从原始经济到现代经济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物的人类的自然需要，而是也仅仅是人类的精神需要，并且正是由于经济发展仅仅是人类的精神需要，故经济发展的意义也不过在于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 . 因此，经济发展可以被本质地归结为精神发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越来越显示它是经济概念或经济符号的变化，是以这种符号的变化来满足相应的社会心理需求。 . 例如，假定我是一个富翁，我喝咖啡一定会经常到当地最高档的咖啡馆去喝，也许喝一小杯要花费数百元甚至上千元，而如果在家里喝的话，这杯咖啡也许只需花费几毛钱或几元钱。这样比较起来，到最高档的咖啡馆所喝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咖啡其实只是喝了一个概念，满足了一个富翁的心理需要而已，因为从人体对咖啡的生理需要来说，花费几毛钱或几元钱和花费数百元甚至上千元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 再如，我十年前所住的房子是90平米，今天还是90平米的这套房子，这十年间它对满足我的日常生活中住的需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既没有觉得所住的这房子变得宽畅了，也没有觉得它变得狭窄了，但它的价格却由1600元/每平米上涨到了9000元/每平米，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在十年前要从我手中购买这套房子只需花14.4万元，而今天要购买它则需花90万元，其差价是75.6万元，这意味着如果那个人当时没有购买它而现在才购买它的话，那末，这十年间他必须赚足75.6万元，并且为此他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但是相对于十年前他不付出这些劳动也能得到这套房子而十年后付出了这些劳动也只能得到这套房子来说，这些劳动全是徒劳的，其劳动的意义仅仅在于经济符号即数字的增加，即从当初的14.4万元增加到90万元，而不具有任何实在的经济增长意义，甚至只有负增长意义，因为其房子还是那套房子，只是它变旧了一些，从而其使用价值也多少要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心理感受上，从 14.4万元增加到90万元还是大不一样，它让人有一种变富了的感觉。 . 这里第二个例子还可以说明，这十年间本市本地段的房价从1600元/每平米上涨到9000元/每平米，由此所带来的本市GDP的增加只是 GDP概念的或GDP符号的变化，其市民决没有因为这种变化而在住房上得到任何实惠。其它如邮票之类的收藏品在这十年间也多半有价格上的上涨，这种上涨也使GDP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也只是概念或符号的变化，其收藏品本身则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除了其变得更旧一些从而多少增加了一些文化价值以外。但是其GDP符号的变化还是会给人造成经济有了大发展的感觉。一个市是如此，整个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这让人感觉到中国成了全世界的超级富国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房地产和收藏品之类的交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那末，这世界第二的GDP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虽然这个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作为爱国者的中国人的心理需要，但它本身并不具有实在的经济意义。 . 当实在的经济与符号的经济具有同等意义时，经济实体与经济泡沫就也获得了同等意义，于是依赖于经济的人生也具有了双重性质，即它既是实在的人生也是泡沫的人生，而且实在的人生与泡沫的人生具有同等意义。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经济泡沫似有可能取代经济实体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果真如此的话，社会经济就将演变为符号经济，而人类亦将成为依赖于符号经济的符号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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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研究生时所知道的国外环境污染事件

蒋高明 2010-9-12 23:00

蒋高明似在笔者这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记着：32年前，当中国还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蓝、水绿、空气好，小河里的水捧起来就能喝；河道两旁是银色的沙滩；农田里没有呛人的农药、除草剂；池塘里有鱼虾，有荷花，夏天蛙鸣一片；多样化的森林随处可见，农村有大树老树甚至古树。当年，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上介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公害时，都是用国外的例子。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研究组叫环境保护组。组长是黄银晓副研究员(那个时候的副研究员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现在的博导吧)，也是我的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生态学，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当时能够查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编辑的《生态学译丛》，上面大量发表介绍国外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的文章。译丛，顾名思义就是翻译国外的文章，人家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水体、土壤甚至人体健康的影响，但中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环境污染是很轻的。找不到真的研究对象，就模拟气体污染排放，将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等等工业废气，通入特殊的装置里，观察植物受害的症状。后来《生态学译丛》演变成了一级学报《应用生态学报》，这是后话了。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刚在学术圈中出现，国人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们的环保组很吃香，中国科学院专门批给我们一辆212北京吉普车，这在当时是所长的待遇，还拨专款成了了污染分析实验室，测定重金属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的，仪器有专门人看管，地下铺的是实木地板，这在困难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都是非常奢侈的。专家们还能够到中南海取样，开一张此致，革命敬礼的介绍信，是没有人来收门票的。据说江青很关心环境，问科学家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抵抗污染，吸收污染物，好在中南海种植。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有人将这一条翻出来，扣在江青头上，说江青怕死，还编成了相声加以嘲讽。笔者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也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再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那么，中国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了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7年，我国查明的各类源头废水排放总量2092.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7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3028.9万吨，氨氮172.9万吨，石油类78.2万吨，重金属（镉、铬、砷、汞、铅，下同）0.09万吨，总磷42.3万吨，总氮472.9万吨；二氧化硫2320万吨，烟尘1166.6万吨，氮氧化物1797.7万吨。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河北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国工业源总数的19.9%、17.1% 、11.8%、6.1%和5.1%。在产生严重工业污染的行业中，全国有非金属矿物制品18.4家、通用设备制造污染源14万家、金属制品12.3万家、纺织业10.7万家、塑料制品业8.8万家、农副食品加工业8.3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8.2万家。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亿吨，综合利用量18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万吨），2007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种植业总氮流失量159.78万吨，其中：地表径流流失量32.01万吨，地下淋溶流失量20.74万吨，基础流失量107万吨；总磷流失量10.87万吨。种植业地膜残留量12.1万吨。上述数据节录自2010年2月6日新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个报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联合公布，可谓数据之权威。然而，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依然不能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毕竟统计数据有不全的的地方，甚至一些数据，还会有失真的地方。上述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从这些普查的结果我们隐约地读出：从工厂烟筒、排污口、矿山、城市消费场所、养殖场、果园乃至农田排除来的各类污染物，已经使得当面我们的碧水蓝天成为奢望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GDP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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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研究生时所知道的国外环境污染事件

蒋高明 2010-9-12 23:00

蒋高明似在笔者这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记着：32年前，当中国还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蓝、水绿、空气好，小河里的水捧起来就能喝；河道两旁是银色的沙滩；农田里没有呛人的农药、除草剂；池塘里有鱼虾，有荷花，夏天蛙鸣一片；多样化的森林随处可见，农村有大树老树甚至古树。当年，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上介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公害时，都是用国外的例子。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研究组叫环境保护组。组长是黄银晓副研究员(那个时候的副研究员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现在的博导吧)，也是我的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生态学，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当时能够查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编辑的《生态学译丛》，上面大量发表介绍国外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的文章。译丛，顾名思义就是翻译国外的文章，人家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水体、土壤甚至人体健康的影响，但中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环境污染是很轻的。找不到真的研究对象，就模拟气体污染排放，将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等等工业废气，通入特殊的装置里，观察植物受害的症状。后来《生态学译丛》演变成了一级学报《应用生态学报》，这是后话了。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刚在学术圈中出现，国人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们的环保组很吃香，中国科学院专门批给我们一辆212北京吉普车，这在当时是所长的待遇，还拨专款成了了污染分析实验室，测定重金属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的，仪器有专门人看管，地下铺的是实木地板，这在困难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都是非常奢侈的。专家们还能够到中南海取样，开一张此致，革命敬礼的介绍信，是没有人来收门票的。据说江青很关心环境，问科学家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抵抗污染，吸收污染物，好在中南海种植。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有人将这一条翻出来，扣在江青头上，说江青怕死，还编成了相声加以嘲讽。笔者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也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再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那么，中国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了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7年，我国查明的各类源头废水排放总量2092.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7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3028.9万吨，氨氮172.9万吨，石油类78.2万吨，重金属（镉、铬、砷、汞、铅，下同）0.09万吨，总磷42.3万吨，总氮472.9万吨；二氧化硫2320万吨，烟尘1166.6万吨，氮氧化物1797.7万吨。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河北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国工业源总数的19.9%、17.1% 、11.8%、6.1%和5.1%。在产生严重工业污染的行业中，全国有非金属矿物制品18.4家、通用设备制造污染源14万家、金属制品12.3万家、纺织业10.7万家、塑料制品业8.8万家、农副食品加工业8.3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8.2万家。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亿吨，综合利用量18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万吨），2007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种植业总氮流失量159.78万吨，其中：地表径流流失量32.01万吨，地下淋溶流失量20.74万吨，基础流失量107万吨；总磷流失量10.87万吨。种植业地膜残留量12.1万吨。上述数据节录自2010年2月6日新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个报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联合公布，可谓数据之权威。然而，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依然不能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毕竟统计数据有不全的的地方，甚至一些数据，还会有失真的地方。上述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从这些普查的结果我们隐约地读出：从工厂烟筒、排污口、矿山、城市消费场所、养殖场、果园乃至农田排除来的各类污染物，已经使得当面我们的碧水蓝天成为奢望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GDP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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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研究生时所知道的国外环境污染事件

蒋高明 2010-9-12 23:00

蒋高明似在笔者这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记着：32年前，当中国还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蓝、水绿、空气好，小河里的水捧起来就能喝；河道两旁是银色的沙滩；农田里没有呛人的农药、除草剂；池塘里有鱼虾，有荷花，夏天蛙鸣一片；多样化的森林随处可见，农村有大树老树甚至古树。当年，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上介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公害时，都是用国外的例子。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研究组叫环境保护组。组长是黄银晓副研究员(那个时候的副研究员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现在的博导吧)，也是我的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生态学，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当时能够查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编辑的《生态学译丛》，上面大量发表介绍国外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的文章。译丛，顾名思义就是翻译国外的文章，人家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水体、土壤甚至人体健康的影响，但中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环境污染是很轻的。找不到真的研究对象，就模拟气体污染排放，将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等等工业废气，通入特殊的装置里，观察植物受害的症状。后来《生态学译丛》演变成了一级学报《应用生态学报》，这是后话了。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刚在学术圈中出现，国人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们的环保组很吃香，中国科学院专门批给我们一辆212北京吉普车，这在当时是所长的待遇，还拨专款成了了污染分析实验室，测定重金属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的，仪器有专门人看管，地下铺的是实木地板，这在困难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都是非常奢侈的。专家们还能够到中南海取样，开一张此致，革命敬礼的介绍信，是没有人来收门票的。据说江青很关心环境，问科学家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抵抗污染，吸收污染物，好在中南海种植。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有人将这一条翻出来，扣在江青头上，说江青怕死，还编成了相声加以嘲讽。笔者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也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再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那么，中国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了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7年，我国查明的各类源头废水排放总量2092.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7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3028.9万吨，氨氮172.9万吨，石油类78.2万吨，重金属（镉、铬、砷、汞、铅，下同）0.09万吨，总磷42.3万吨，总氮472.9万吨；二氧化硫2320万吨，烟尘1166.6万吨，氮氧化物1797.7万吨。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河北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国工业源总数的19.9%、17.1% 、11.8%、6.1%和5.1%。在产生严重工业污染的行业中，全国有非金属矿物制品18.4家、通用设备制造污染源14万家、金属制品12.3万家、纺织业10.7万家、塑料制品业8.8万家、农副食品加工业8.3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8.2万家。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亿吨，综合利用量18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万吨），2007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种植业总氮流失量159.78万吨，其中：地表径流流失量32.01万吨，地下淋溶流失量20.74万吨，基础流失量107万吨；总磷流失量10.87万吨。种植业地膜残留量12.1万吨。上述数据节录自2010年2月6日新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个报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联合公布，可谓数据之权威。然而，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依然不能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毕竟统计数据有不全的的地方，甚至一些数据，还会有失真的地方。上述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从这些普查的结果我们隐约地读出：从工厂烟筒、排污口、矿山、城市消费场所、养殖场、果园乃至农田排除来的各类污染物，已经使得当面我们的碧水蓝天成为奢望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GDP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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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研究生时所知道的国外环境污染事件

蒋高明 2010-9-12 23:00

蒋高明似在笔者这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记着：32年前，当中国还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蓝、水绿、空气好，小河里的水捧起来就能喝；河道两旁是银色的沙滩；农田里没有呛人的农药、除草剂；池塘里有鱼虾，有荷花，夏天蛙鸣一片；多样化的森林随处可见，农村有大树老树甚至古树。当年，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上介绍环境污染或者环境公害时，都是用国外的例子。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所在的研究组叫环境保护组。组长是黄银晓副研究员(那个时候的副研究员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现在的博导吧)，也是我的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生态学，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当时能够查的参考资料是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编辑的《生态学译丛》，上面大量发表介绍国外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的文章。译丛，顾名思义就是翻译国外的文章，人家研究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水体、土壤甚至人体健康的影响，但中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环境污染是很轻的。找不到真的研究对象，就模拟气体污染排放，将二氧化硫、氯化氢，氯气，氟化氢等等工业废气，通入特殊的装置里，观察植物受害的症状。后来《生态学译丛》演变成了一级学报《应用生态学报》，这是后话了。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刚在学术圈中出现，国人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们的环保组很吃香，中国科学院专门批给我们一辆212北京吉普车，这在当时是所长的待遇，还拨专款成了了污染分析实验室，测定重金属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的，仪器有专门人看管，地下铺的是实木地板，这在困难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都是非常奢侈的。专家们还能够到中南海取样，开一张此致，革命敬礼的介绍信，是没有人来收门票的。据说江青很关心环境，问科学家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抵抗污染，吸收污染物，好在中南海种植。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有人将这一条翻出来，扣在江青头上，说江青怕死，还编成了相声加以嘲讽。笔者在2004年写文章，总结全球的十大环境污染事件，用的也都是发生在国外的污染事件。这十大污染事件分别是：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县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这个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实，该说法的最早出处是笔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编的《植物科学综论》上，撰写的的文章《植物对大气污染生物指示与监测研究－回顾、进展与展望》，该书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介绍全球污染事件，是写文章的引子，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点介绍植物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是一篇综述性学术论文。当然，我也是在文献中查找有关资料的，能够找到的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过去的文献中很少这样写，我是第一个这么介绍的，因为前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发生在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今，再这些国家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环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为了历史，这次该轮到我们了。中国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上。许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已超过教科书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盐城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等等，只是中国的学者没有勇气将这些材料写在教科书里去。那么，中国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了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2007年，我国查明的各类源头废水排放总量2092.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7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3028.9万吨，氨氮172.9万吨，石油类78.2万吨，重金属（镉、铬、砷、汞、铅，下同）0.09万吨，总磷42.3万吨，总氮472.9万吨；二氧化硫2320万吨，烟尘1166.6万吨，氮氧化物1797.7万吨。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河北省工业污染源数量居前5位，分别占全国工业源总数的19.9%、17.1% 、11.8%、6.1%和5.1%。在产生严重工业污染的行业中，全国有非金属矿物制品18.4家、通用设备制造污染源14万家、金属制品12.3万家、纺织业10.7万家、塑料制品业8.8万家、农副食品加工业8.3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8.2万家。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化学需氧量3145.35万吨，氨氮201.67万吨，石油类54.15万吨，挥发酚12.38万吨，重金属2.4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5亿吨，综合利用量18亿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124.44万吨），处置量4.41亿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1964万吨），2007年贮存量15.99亿吨（其中符合环保要求贮存量12.11亿吨），倾倒丢弃量4914.87万吨。农业源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铜2452.09吨，锌4862.58吨。种植业总氮流失量159.78万吨，其中：地表径流流失量32.01万吨，地下淋溶流失量20.74万吨，基础流失量107万吨；总磷流失量10.87万吨。种植业地膜残留量12.1万吨。上述数据节录自2010年2月6日新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个报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联合公布，可谓数据之权威。然而，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我们依然不能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毕竟统计数据有不全的的地方，甚至一些数据，还会有失真的地方。上述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从这些普查的结果我们隐约地读出：从工厂烟筒、排污口、矿山、城市消费场所、养殖场、果园乃至农田排除来的各类污染物，已经使得当年我们的碧水蓝天成为奢望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道德下降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GDP付出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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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评估的感想-科研的意义和价值评价

loong21 2010-4-23 22:55

4 月 16 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受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是每 5 年进行一次，这是本实验室的第三次接受评估。关于实验室评估的宏观性、指导性的介绍和感受，请详见闫研的《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心得》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showxwnews1.aspx?id=204352 。本文只探讨个人在本实验室评估中的两点感触和心中的问题，留以以后来慢慢思索和促进自己。实验室评估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受评实验室向评审专家展示实验室在近五年的主要研究成果 ( 从 2005 年起，被评估的实验室不再需要提供 5 年期间所有的成果、资料，只需提供不多于 5 项的重大成果及相关资料 ) 。李院士 ( 实验室同学对李德仁院士的敬称 ) 从办公室到研究成果检查报告厅，一进场，看到我们带着求知的申请都在等待成果汇报，就指着展示系统，慈祥地对我们（都是学生）说，今天大家来认真听取实验室的成果报告，将来你们也要做出这么多的成果来，来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才算是合格的测绘科学人才！然后李院士开始要求大家认真听取汇报。然后走到会议圆桌边，向前来考察评估的领导和同行问好。之后，会议主持人龚健雅教授开始介绍实验室在近 5 年来的主要科研成果。其中，他提到，实验室承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围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而进行展开的。这也是我之前一直疑惑的问题：我们每天伏蹲在电脑前，处理这数据，开发那软件，发布地图服务，这是为什么啊？无独有偶，上一次，我聆听了李清泉教授的关于《时空数据智能获取与分析应用》的讲座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1862) 。其中，李老师讲到交通中心的发展方向也提到，测量导航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应用，构成了智能交通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交通研究中心的所有研究、承担的所有科研项目都要面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要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才能获得测绘遥感科学的新生命。比如说，与交通运输系统相结合，产生了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short for ITS) ；与计算机视觉相结合，产生了三维仿真系统；与图像处理科学相结合，产生了遥感影像分析与应用；激光雷达等，更是广泛应用在测绘、大气、环境监控等领域。前几天，北京大学卸任校长许智宏院士谈到世界一流大学时说，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能做出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载体。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流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那么，科研的重大意义应该就在于：面向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解决。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整个世界的发展，关注历史的发展轨迹。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的重大需求，应该如何把握？如何争取这方面的支持？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研究的价值？？前不久，看到一则报道 (Title 是《电子游戏成为当代文化经济主角》 ) 说，谁将给世界带来欢乐，谁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在第二个新千年之初，电子游戏作为深刻代表我们额当前文化特色的影音媒介，扮演了电影在 20 世纪初和电视在 20 世纪末的角色。如果这些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测绘遥感科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快乐和便利的程度，将决定了测绘遥感科学的发展动力。我们每天听 Mp3 ，成就了索尼；玩篮球，成就了 NBA ；盼望汽车，成就了 Ford 、本田；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见到的物品，大众能使用接触到得东西，都将成为工业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反问一下，我们当前的测绘遥感科学的研究，给人们生活，真地带来了快乐和便利了吗？我们将从哪些方面给人们带来快乐和便利？？ ************************************************************************************** 顺便介绍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www.lmars.whu.edu.cn ) 2010 年评估时汇报的四大自主平台： ① DPGrid 的核心部分 ( 张永军 ) 经典之作： 230G 的单幅影像居然在 2s 里读取并显示。并且已经应用在了汶川地震的震后救灾工作中了。 ②国家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 朱欣焰 ) Geosurf, Geoglobe, GeoChaining ③数字敦煌 ( 黄先锋博士 ) 视频操作。高保真数字文化遗产 ④国防项目（略）朱庆的地上地下真三维 Reference ： http://www.lmars.whu.edu.cn/Detail.asp?IndexID=1id=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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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会和发展研究

zhijieleng 2010-3-14 13:18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做课题，还有一些团队发展的申报工作，专业毕业实训及教师开学前培训实施，过年只休息两天，终于病了一周，有时间休息了，还好，恢复很快。今天上午，看温总理的答记者会，感到很欣慰，总理的清醒和务实体现了一届领导的整体有效行政能力，如果这些能够向基层有效复制就好了。正如总理所说，目前，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经济今年必须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而在这三者之间，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二次探底。总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将经济发展结构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同时，注重创新产业促进，注重低耗、高效、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必须体现的方面。现在，想来比较庆幸的是，我去年做的规划中体现这些，没有让委托者失望。中国现在存在许多不确定而引发的复杂性，但是，同时存在太多机遇和发展，尤其对被时代推出和吸引到宏观和微观经济和管理研究的学者和实践者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有太多可以研究和实践的问题。有太多的好案例，目前的难题是好的示范点无法有效地复制，如何找到有效的机制去有效灵活总结、复制将是这个发展时期热点问题，这也是目前几个月我的研究主要课题。目前，从就业而言，发现有太多的物流企业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苦恼，本科生，对企业的实际一些艰苦情况仍然准备不足，甚至不愿意短期在基层历练，注重短期效应的躁动，必然影响长期人才对社会贡献绩效，对此，仅作研究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学者、老师、领导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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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李敖：“我眼里的毛泽东”

chowsiutung 2010-3-3 14:27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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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生（黑龙江大学）等共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纪录》

ljkf 2010-1-15 08:42

张大生（黑龙江大学）等共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纪录》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共 6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纪录》编辑委员会总顾问：厉以宁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总编审：王天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以上干部主体班主讲教员、全国党校《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主编：章铮（北京大学）张大生（黑龙江大学）王小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编及编委共计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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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止境的... ...

pkustm 2010-1-8 09:00

永无止境的前沿与永无止境的欲望朋友闲聊，说起经济发展需要刺激人的欲望，并戏言道这需要永无止境的欲望。虽说大多数人都明白无欲则刚，寡欲长寿，但当年孟子见齐宣王，得到的回复却是寡人有疾，寡人好乐、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在下学浅，不敢妄自评判。但突然想起万尼尔*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发展的重要报告题目有一种译法即是《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科学的探索没有尽头，科学家要想永远站在科学的前沿，靠的是什么呢？过去基于个人兴趣的探索是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当今呢？正象在长寿和好X之间进行平衡很困难一样，科学发展动力的平衡也需要大智慧。类似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这样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整个平衡机制失灵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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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源投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关系的研究

yuliping 2009-11-26 10:30

本文发表于2009.10《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投入要素可以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进一步可以将无形资源分为信息资源、技术进步、制度与管理因素。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鸿沟系数及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投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认为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正在缓慢拉大，资本投入的地区差距拉大是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的地区差距轻微拉大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作用较小，劳动力投入的地区差距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没有影响，而信息资源投入的地区差距缩小对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缩小有显著的贡献。 5 结论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正在缓慢拉大，资本投入鸿沟系数最大，加上其增长速度也最快，并且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因此资本投入的地区差距拉大是主要原因。劳动力鸿沟系数本身不大，虽然鸿沟系数缓慢增加，但产出弹性最低，加上我国劳动力水平总体上供大于求以及人才流动相对容易等因素，因此，劳动力投入的地区差异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几乎没有影响。信息资源弹性系数较大，总体上地区差距正在缩小，而且欠发达地区增长速度较快，信息资源投入差距的缩小可有效地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技术进步鸿沟系数适中，有缓慢增大的趋势，但产出弹性略低，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贡献较小，因为技术进步很难有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注定是缓慢的，但从长期看是最为有效的。在资本投入差距快速拉大的情况下，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缓慢加大，主要原因是信息资源差距缩小的贡献。信息资源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逐渐显现，由于资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信息资源是准公共物品，具有非消耗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因此，应该鼓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优化信息资源配制，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信息资源深层次的影响是促进知识和技术进步。我国存在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今后应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0 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效应正逐渐变小，甚至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因此，应重视节约有形资源，深化信息资源应用，加快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09.11.26 俞立平于邗上 PDF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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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大趋势”“撞击月球”开小差想到的

qyu111 2009-10-11 22:28

平常太忙，没工夫写博客。这两天放假，看看电视，读读闲书。电视上看到的是美国撞击月球，闲书读的是现在国内热门的美、德两位夫妇作家写的“中国大趋势”。（这本翻译也比较怪，通篇翻下来没有看到作者的英文名字。）不过我这篇博客不是看这本书的心得，因为我还没有读完，也不知道能不能读完。现在和多数人一样，心浮气躁，看不进长篇小说。看着看着思想开小差，从经济发展大趋势就想起了一些生活小事。想着我们每天都在干什么：每天上班的路上看见农民工把好好的马路不停的翻开、盖上，盖上、翻开。从从前的翻地变成现在的翻马路。每天从小菜场和各种商场拎回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转手扔进垃圾桶。每天中午的盒饭又给垃圾桶里增加一堆泡沫塑料盒。前两天的中秋节朋友送来一盒一盒华美硕大的中秋月饼盒。把里面的月饼拿出来放进冰箱，一堆漂亮的月饼盒（成本可能要比月饼本身高）转眼进了垃圾桶。这些月饼一半用来诱导糖尿病（因为不舍得扔，也不好意思再送别人），另一半最后也是上霉进了垃圾桶。我们每天在酒席上吃一半扔一半。我们原来在操场上踢球，现在在网上暴力。我们原来迎着朝阳晨跑，现在室内和机器较劲。。。。。。。。。我们在拉动内需，在开动工厂，在日以继夜的工作，在疯狂的生产，在不停的滚 GDP 雪球。我们不停的干干干，不停的吃吃吃，不停的用用用，不停的扔扔扔。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了吗？我们的精神更愉快了吗？我们的山更绿了吗？水更清了吗？空气更新鲜了吗？我们在干吗？我们身体的内需是什么？是粮食？是垃圾食品？是运动？是网络？我们是人，需要吃。我们需要粮食来维持和延续生命。也许需要一点医药。我们每天吃饱了在干什么？就在干一件事：不停的忙活地球。把地球里的东西挖出来，忙活一番，再扔回给地球。现在又打起了月球的主意。想起了毛主席曾经的教导：人定胜天。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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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环保为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

蒋高明 2009-10-2 23:46

蒋高明 9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刘世昕文章《基层环保在夹缝中生存，专家建议修改环境法律》文章，《人民网》等官方网站做了转载。文章引用了笔者的观点。那是应《环境保护》杂志约稿写的，发表在2009年8A期，类似的观点以前在《科学时报》上也发表过，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环境保护》杂志拟就基层环保问题做一期专栏，可能是他们曾留意过笔者的文章，便约我写了一个东西，放在专栏的首篇。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非常坎坷，基层环保就更是难上加难。许多原因专家们分析了很多，概括一句话就是基层环保在GDP面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夹缝中生存。这里笔者将《环境保护》的约稿以及《中国青年报》刘记者的文章一并放在这里，供科学网关心环境保护的网友们参考。基层环保为什么难搞？蒋高明本文发表在《环境保护》2009年第8A期15-16页，有删节　　最近，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指出，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农村环保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农村环保工作十分薄弱，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要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行以奖促治集中整治危害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实行以奖代补鼓励开展生态示范创建，建设清洁家园(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李克强副总理指出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是基层环保部门负责的。中国现行环保机构中，县这一级是最基层的。虽然有些地方县以下有环保站，但这并非普遍现象。县环保局既要负责监控城镇环境质量，又要负责农村环境保护，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目前，中国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区域多发生在县这一级，我国七大水系生态环境质量也几乎都断送在县这一级的污染源上。中国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多分布在基层县市，他们污染起来远比正规企业要严重得多，整顿起来难度也大得多。基层环境保护工作为什么困难重重，让我们听听来自一些基层环保局长的声音。　　第一，基层环保局既要治理污染，还要遵从地方领导意愿确保财政税收，身陷两难境地。中国县这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虽然业务上受上级环保部门主管，但环保局长职务却是县委和县政府任命的。这样在工作中，县环保局长就必须按照地方领导的意志办事。地方领导虽然也要环境，但是他们更想要的是GDP，是钞票，是政绩。因为国家不再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企业税收就更重要了。没有钱，地方干部和教师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县领导眼里，企业是创造钞票的主要来源，税收才是硬道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某县城所在城关镇做一把手，他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曾向笔者炫耀：只要能挣到钱，谁污染我支持谁。可见，在经济发展面前，环境保护是非常可怜的软道理　　　　环境污染了，当然得治理，得控制，这个任务又落到环保局头上了。可环保局如果动真格的来治理，政府又往往出来护短；如治理不好，首先挨训的又是环保局长。有些时候，县环保局出具的停产整顿通知或罚单刚下到工厂，县主要领导的求情信也到了。这样，就置环保局于两头为难的境地。有了领导撑腰，那些污染企业更加明目张胆地排污。　　第二，面对农民的质疑，县环保局只有忍声吞气。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还会发生在环保局和农民之间。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顽疾，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中国充当世界加工厂不到20年，污染也是不断转移的。先是由境外转移到境内，然后又从城市转移到乡下；最近，中国污染企业又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西进趋势。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在初接触到污染时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一旦他们发现自家的牲畜、庄稼、乃至人的生命出了问题后，才上告到政府。在农民眼里，县环保局理所当然地该出来管管那些污染企业，农民的利益只有环保局来维护。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后，老百姓自然上访到环保局。如果环保局去关企业的门，那么主要行政领导可能就要摘环保局长的乌纱帽；如果环保局替企业说话，那么农民就砸环保局的牌子。　　　　招商引资是县这一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管污染不污染，只要有人来投资，只要投资经费划到了地方财政账上，先落地再说，出了事是以后的事。污染企业是以救世主身份出现在贫困县领导面前的，因此受到的待遇也好，他们根本不会把县环保局长放在眼里。在政府领导那里，环保局就是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的，要一路开绿灯。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地方领导为引进一些企业，要环保局24小时内拿出环评报告，这样的报告有没有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就很难说了。税收是硬道理，环境是软道理，这两个理地方领导和企业都是心中有数的。受害的只有是老百姓，受气的只有是环保局。　　　　第三，环保执法缺乏兄弟部门的密切配合。针对重大或恶性环境污染事件，有时政府也会出面干涉，会组织公安、检察、法院和环保人员一起行动。但是，遇到有人出来说话或者递条子的时候，公、检、法人员闻风先撤了，而环保人员因为职责原因不能及时撤退，反而落下领导的埋怨，并从此和污染企业结了仇。有时候污染企业还会倒打一耙，他们抓住环保局办事人员的缺点，将环保局告上法庭。最终结果可能是，污染企业没有问题，环保执法人员被撤职了。　　　　环保执法缺乏配合不仅发生在部门之间，还发生在相邻县市的环保部门之间。由于污染物具有高度的移动性，一些污染纠纷很容易发生在上下游之间。以河流污染为例，下游发生的污染事件，如果追踪源头，很可能是上游出了问题。上游政府部门，甚至环保主管部门，从地方保护考虑，也会为自己的企业护短。上游排放，下游遭殃，其次是下下游，最后倒霉的是各大湖泊或近海。淡水湖爆发水华，近海出现大范围赤潮，其主要原因就是各级环保部门不能对污染物实行有效的围追堵截造成的。　　　　第四，环保部门征收排污费的尴尬。排污收费是地方环保局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这个费用环保局一般是不能动用的，必须上交到地方财政，排污费和税收上来的钱最终是混在一起使用的。企业排污或罚款收上来的钱很少，往往超过3万元企业就赖着不交。尽管税收钱多，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但国家有明文规定，企业不敢赖帐。税源远比排污费源要充足得多，这样税务人员在县领导眼里就成了英雄。在企业眼里，税务局也不像环保局那样令人讨厌：就为几万元钱天天跟在屁股后面要账。　　　　企业交了排污费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地排污了。这些年来，国家加大了污染企业的整治力度，责令企业上马了不少治污设备。但是，企业的治污设备多半是摆设，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开，不检查的时候不开；或者白天象征性地开，晚上则放心大胆地排放。另外，污染企业的信息远比环保局来得快，有时候上级来检查，环保局还不知道消息的，污染企业早就知道了，他们早就做好了来检查的各项准备。　　　　基层环保部门向企业征收排污费，也会因自己动用排污费用而显得底气不足。目前，环保部门尽管是清水衙门，仍然有很多人托亲戚找朋友挤进来。在他们看来，环保局的饭碗毕竟是公家的，在环保局上班也算是公家人。安徽省某县环保局共有干部职工94人，其中公务员编制8人，工资由县财政全额发放；财政差额拨款13人，县财政发70%，其余30%由环保局自行解决；剩下73人都在环境监察大队，工资要靠执法来解决。该县环境监察大队队员工资比安徽省规定的最低标准还低，职工要生存，肯定要靠排污罚款创收。这样的话，环保人员打心眼里是希望企业多污染的：没有了污染排放，他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第五，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基层环保局防不胜防。企业污染能够赚钱，不污染赚钱少或者赔钱，这更是中国基层环保局长感到最困惑的地方。当前，许多制造企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人力、物力，置法律而不顾，直接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对外排放。以水泥和纺织业为例，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排放的废水，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增加生产成本5%。中国制造的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只能在环保上打游击。要么不建任何污染处理设施，要么建了以后当摆设，白天将污水存放到预处理池里，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尽情排放，从而节省一大笔成本。　　　　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助长了上述倾向。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可能要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只有区区5万元。环保执法雷声大，雨点小，真是名副其实的环保风暴。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列入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国务院近期又针对农村环保采取专项行动，这对于举步维艰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环境保护事关全体公民及其子孙后代利益，为此我们建议：环保需要垂直管理，环保官员需要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地方政府任命；要赋予基层环保局执法的权力，加强执法力度；尤其要赋予环保部门拆除、查封污染源的强制权力。为早日还祖国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扭转全国基层环境保护局的被动工作局面。基层环保在夹缝中生存专家建议修改环境法律 2009年09月21日10:02 来源：《中国青年报》【字号大中小】打印留言论坛网摘手机点评纠错 E-mail推荐: 　　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夹缝中的基层环保如何跟污染掰手腕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本报记者刘世昕)在9月18日举行的2009环保基层论坛上，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屡屡被参会专家和来自基层的环保局长们提及。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佑海总结说，近期发生的污染事件都有这样一些共性：肇事的污染企业大多是当地招商引资的项目和纳税大户；多在距离居民点或者水源地很近的地方建厂开工；即使不断有群众反映因污染致病的问题，但相关部门却总能给出环评合格的结论，环保部门也因此频遭公众质疑。一些来自基层的环保局长也表示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对这样的纳税大户说不。　　统计显示，进入十一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环保能力建设，仅2008年中央投资支持基层环保能力建设的资金就达34亿元。近两年来，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环保能力建设资金超过150亿元。这样的投资力度已经改变了过去基层环保部门废气靠闻、废水靠看、噪声靠听、废渣靠摸的落后现象，但今年以来，基层环保部门却多次有不作为的负面新闻曝出。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环保的背景下，基层环保部门亟待突围，要敢于站出来为生态环境质量说话。　　夹缝中生存的基层环保　　今年5月份，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前任党组书记侯宜中一夜成名。一篇题为环保局前党组书记4年来举报当地污染企业未果的文章把已经退休的侯宜中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侯宜中的遭遇折射了基层环保工作者的尴尬，一些环保部门确实对当地污染企业无能为力；也有人说，侯宜中是在炒作自己，甚至还有人爆料说，侯宜中举报的那家污染企业，跟他本人有密切关系。　　侯宜中说，他本人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但他确实希望通过曝光他个人的经历，解决当地的污染问题，也希望能让社会了解到基层环保部门在夹缝中生存的境遇。　　环保部门与当地污染企业的矛盾，被侯宜中比喻成猫和老鼠的关系。他说，在这场猫和老鼠的对决中，鼠肥，猫瘦。鼠，往往是地方GDP的贡献者，有地方首长撑腰，而猫是地方首长任命的，要为GDP服务，让路。　　再有，目前国家相关的标准缺失，面对老鼠的横行乱窜，猫也无能为力。侯宜中所举报的那家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那个企业排放的废气已经影响了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但由于国家对其排放的特殊气体没有相关的排放标准，导致这个已被千夫所指了5年的企业始终没有接受过环保的处罚。　　环保专家蒋高明撰文说，由于目前我国对违法排污的处罚过轻，致使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样一来，基层环保部门对违法排污的企业防不胜防。蒋高明说，当前，许多企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　　以水泥和纺织业为例，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要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排放的废水如果要处理，每吨需花费1．2元至1.8元，增加成本5％。而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都没有太丰厚的利润，只有在环保处理费上做文章，要么偷排，要么修改数据。环保部门要查清楚一起偷排案的成本，大概是其所能处罚污染企业的款额的数十倍。所以通常面临企业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显得势单力薄。　　四川省广元市环保局的张厚美遇到的问题则是，基层环保人员偏低的素质与国家对环保的日益重视不匹配。他说，在广元当地，512大地震后，国家加大了对地震灾区环境监管能力的投入，投资额高达1610万元，有很多设备都是国外最新的产品，需要有较高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的人员才能操作，但是最近10年内，当地的监测站都没有进过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环保部门只好从当地大学聘用大学生负责操作这些精密的仪器。　　难以和GDP抗衡，相关法律偏软，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使得基层环保部门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如果说，上述难题是让基层环保人员身陷矛盾的客观现实外，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基层环保人员的主观不作为。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跃辉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他说，有些地方环境执法人员名为现场检查，实则浮在表面上，不去车间、不看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有的甚至连现场也不去，仅仅打个电话问一问，或见了企业老板嘱咐几句。　　他说，有一些基层环保部门的工作者，身为执法者，却包庇纵容违法企业，与之沆瀣一气，通风报信，帮助其应付上级部门的现场检查。有时候，国家调查组去地方进行暗查，往往都有当地环保部门的车辆跟踪，调查组每到一个企业，通风报信的电话早就到了。这些现象导致许多环境违法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与处理，降低了现场执法的效果。　　基层环保如何学会说不　　基层环保干部间流传这样的说法，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意思是，敢对污染企业说不的环保干部，一般都干不长，干得长的往往不敢说。但环保部应急中心的刘湘梅处长却告诫基层的环保干部，一旦出了污染事故，环保部门的干部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刘湘梅说，近期他们对28件影响较大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问责情况进行了统计，28个案件处理了330名相关责任人，其中环保部门被处理57名，占17.3％。　　分析被问责的理由，刘湘梅认为，环保部门确实存在管理疏漏，有的是环评审批出了问题，有的是环保治理设施验收出了问题，还有的是执法不严。她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两起砷污染的案件，第二起案件距离第一起发生还不到100天。　　刘湘梅所在的部门是环保部专门处理各类突发环境事故的机构，她认为，突发污染事故是可控的，关键就看环保部门如何监管。她说，在污染监管领域有这么一个法则，如果一个企业有300个隐患，它就有可能发生30起突发事件；如果发生了30起突发事件，就有可能造成3起重特大事件。　　尽管基层环保部门面临种种客观制约，但识别污染隐患应该是环保部门的看家本领。刘湘梅说，目前我国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管还比较粗放，往往发现不了存在的隐患，在加强内功方面，环保部门还有待提高。　　环保部环评司副司长赵维钧也认为，基层环保部门在环评领域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赵维钧用最近监察部在河南登封查处的一个案例来警示基层环保人员。　　一个已经在2003年就被要求停止建设的发电项目最近却在河南登封建成投产，准备发电了。在报批发电时，被有关部门挡住了，对这类违规建设的项目，国家的态度非常坚决，即便已经建成，也要拆除。监察部很快介入，要严肃处理给这个项目开绿灯的官员。赵维钧说，在这个案例中，幸运的是，各级环保部门都没有被问责，因为从省到市的环保部门都曾无数次发文叫停过这个项目，只是最终拗不过地方政府。　　虽然环保部门脱了干系，但赵维钧认为，环保部门的行动力度不够。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光登封市环保局就发了9次叫停令，这说明，过去几年间，地方环保部门很清楚这个违规项目在明目张胆地建设。叫停令不起作用，环保部门还应该运用其他智慧，或其他执法手段。　　有专家建议，除了加强基层环保人员的内功外，还应该适时修改现有的环境法律，让基层环保人员的腰杆更硬。　　孙佑海是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在立法机构工作多年，他介绍说，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从1989年实施至今已经20年，已经显示出诸多不足，社会各界要求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十分强烈，其中呼吁最多的是：要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律约束。　　孙佑海介绍说，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说明如何负责、如何追究责任。正是这种模糊的规定，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清晰自己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已经规定，地方政府要把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此外，还规定，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孙佑海建议说，修改环境保护法应该借鉴水污染防治法的经验，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并明确政绩考核等实质内容。另外，对于地方政府未完成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未考虑环境影响造成决策失误、处理不当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存在明显的环境不作为等情形，应当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必要时，应当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与孙佑海持相同意见的专家不少，专家们普遍的意见是，现有法律对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规定得不够明确，对污染肇事者的处罚过轻。　　基层环保突围还需要智慧　　在嘉兴市环保局局长章剑看来，要和污染掰手腕还得用巧劲儿。他所说的巧劲儿就是发动一场对抗污染的人民战争，不再是环保部门孤军奋战，这样做的基础是老百姓对自己身边的环境质量越来越关注。　　章剑说，基层环保部门或许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惑，查处污染企业的时候，总有领导说情；对有污染隐患的企业暂缓环评审批时，总有领导打招呼。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嘉兴的做法是成立了一个市民检查团，定期到企业去了解企业治理污染的状况，让老百姓给污染企业压力。　　他举例说，当地有一家税收过亿的外资企业，是给当地GDP作贡献的大户，但也是污染的大户。环保部门去交涉过几次，要求其整改，但企业仗着自己是市里的重点企业，对环保部门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对环保部门给它开的处罚单也不理会。后来，环保部门经常组织市民检查团去这家企业检查，架不住民众的舆论，这家企业悄悄启动了污染治理项目。　　对新建的项目环评，嘉兴的环保部门也邀请老百姓参与发言。章剑说，特别是对一些娱乐、餐饮的项目，他们一定会请附近的老百姓参加评审，因为这些项目本身没有太多的污染，但其造成的噪音和油烟污染却会使周边的百姓深受其害，所以一定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说不批的坚决不批。这种做法也让环保部门得以解脱是周围的老百姓不同意的，这样上级领导谁来打招呼都不好使了。　　在嘉兴市南湖区，有20多位村民受聘于环保局，秘密潜伏本村，举报禽畜养殖等方面的污染。南湖区环保局局长陈凯说，在采取了这种内线举报污染的形式后，该区农村的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　　对于聘村民当卧底的初衷，陈凯介绍说，主要原因还是环保局执法人手不足，只有10个人，而南湖区是当地主要生猪养殖基地之一，生猪养殖户很多，粪便等废弃物的排放是污染治理的难点，村村都有养殖户，环保执法人员很难完全查到，而且执法成本高，效果也不明显。而村民对本村情况很了解，并且可以24小时监督。　　陈凯把这些卧底村民称之为环保便衣，他说，最初他们采用各村推荐的方式，但由于担心身份被暴露，几乎没人愿意当卧底。后来，他们改用在网上发布招聘启事的方式，让有意者来环保局报名，由环保监察大队长接待，而且内线的身份完全保密，始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目前，已经有20名村民担任卧底，分散在禽畜养殖最集中的20个村。　　对于卧底的收入，陈凯介绍说，环保局每月发给他们200元的电话费和交通费，他们的主要收入是举报的奖励，在接到举报并查实后，对养殖方面的违法污染一般会处以数千元的罚款，罚款金额的10％奖励给举报的卧底。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至少在现阶段对改善环境质量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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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好运气不是人人都有的作者：郎咸平

poorsoldier 2009-9-4 16:24

载于名人传记 09 年第一期 62 页，作者：郎咸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也并非全是正面。这个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认为就是投机取巧（或者叫智谋）。大家都应该看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投机取巧。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诸葛亮同志，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最著名的是赤壁之战、空城计。三国演义怎么演绎这两段呢？赤壁之战的决战因素是什么呢？东风！当时是冬天，刮西北风，曹操的战船在北面，动物的水军在南面，如果用火攻刚好逆风烧到自己，所以等到刮东南风才行。于是故事的男主角诸葛亮上场了，七星宝剑一挥，终于弄来了东风。然后就简单了，顺流联军猝然发难，这就是赤壁之战。谁看着都精彩。但是如果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我们的诸葛亮同志没借到东风呢？如果东风没借到，浓烟滚滚的可就变成孙刘联军的大营了。那诸葛亮自己的董事长大耳刘扑街不说，估计曹阿瞒也会被他玉成了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好事了。借东风算是什么事件？标准的小概率事件。第二件是空城计，诸葛亮敞开城门，偃旗息鼓在城楼上弹琴。他读什么？赌司马懿的多心，因为司马懿就是个多心的人。可是诸葛亮没有想到，万一那天司马懿没有多心呢？拔营出发前不小心和老婆吵了一架，被老婆臭骂一顿，脑门上挨了两鞋底，到了城下正气的头昏脑胀，后果是二话不说甩开膀子攻城，那乐不思蜀的好戏估计要换男主角了。这个是有没有反向的可能性？当然有，因为吵架是天经地义的事。司马懿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估计是二国演义了。堂堂一国宰相，怎么能冒这种风险？什么概念？小概率事件。中国人听的最多的就是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等，起码我认为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四两拨千斤，如果拨不了怎么办？估计得被千斤压坏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呢？为什么杀鸡不用牛刀呢？回过头来想一想，真正有必胜把握的其实是千斤拨四两，狮子拔兔。上面举得两个例子都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人们把偶然发生的重大事件叫做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彩票中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概率事件虽然不等于不可能，但他是一个期望值，由于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从而风险极大。人们在考虑风险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风险背后的机遇，认为抓住机遇就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判断失误，与机遇如影相随的风险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比如，现在很多企业喜欢做大做强，而且手法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他们大多有世界五百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阶段时候就想做世界五百强。以什么方式做世界五百强呢？收购兼并，因为收购兼并在他们看起来是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想象并非值得我们关注。我想说，我们对事物的本质把握非常不到位。中华文化缺乏一种程序流程的概念，所有企业家都像大厨，什么都一手包办。但他的缺点是，大厨师一走什么都带走了。正确的做法是，要有一套制度留住大厨的手艺，这点我们做的最差。中国的文化恰恰强调所谓智谋的作用，于是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神一般的诸葛亮，而最重要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就是实力。如果诸葛亮有百万精锐，曹操还敢来赤壁吗？司马懿还敢有心思在城下听一曲吗？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智谋的作用还值得我们这么推崇吗？诸葛亮的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正面对抗的实力，那就只能祈求上天给一点好运气了。就像诸葛亮所经历的，东风在寒冬的江面上吹来了，司马懿在出征的时候真的没有徇私带上老婆。但是，好运气不是人人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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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破产.道德教育.经济发展

panfq 2009-6-24 05:52

说到道德教育的意义，人们马上会想到它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广义德育的宏观作用），而相对忽视它对个人发展的意义。即使在社会作用中，人们也过分看重它对政治的作用，即有利于某一政治制度的推行，而相对忽视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人看不到道德教育的实惠而产生逆反心理。以往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政治化倾向，后来教育中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倾向，虽然注意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又未能充分认识到思想道德教育（譬如诚信教育）对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等，都是教育不和谐的反应和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人们自然看重经济效益。思想道德教育对经济发展有何作用？以往人们更多考虑它是通过政治这个中介对经济起作用的，但目前的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的蔓延，使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道德不需要什么中介，能直接影响到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石家庄三鹿集团的破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该集团的员工还是相关产品的使用者，都已深切地体会到道德沦丧对经济和生命健康的危害。道德教育中除了向学生解释清楚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外，还要让其知晓道德教育的个体作用，即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强调道德品行的培养对个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指出它的个体享用功能，可以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教育。道德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在于，它能满足一个人自我完善的需要，激发和调节个体的潜能充分地发展，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养成有益于社会的个性。摘自潘发勤、陈一平《简析道德教育的几种学习方式》，《青少年研究》，2009年第3期，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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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保护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机理

pxyeco 2009-6-14 16:09

地理标志保护能衍生产业集群，推动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化，产生农业品牌效应，催生观光农业，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地理标志的俱乐部产权性质，意味着区域内符合条件的生产者均可以使用该地理标志，无论是现有生产者还是未来潜在生产者都是如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一定生产区域内，将会有更多的符合规定资格的生产经营者加入。加入的生产者越多，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扩张能力就越强，单个企业的分摊社会成本就越低，就能产生“区域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具体来说，在同一地区范围内，全部企业在宏观上组成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聚集体。这个聚集体具有外部规模经济性，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当地的辅助性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与培训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而且，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专业化生产将更加深化，许多与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相配套的前向产业及后向产业都会加入到这个区域，必然会产生“外部范围经济”，表现为区域内单个企业生产活动专业化，多个企业分工协作，组成地方生产系统。最终，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将会集聚，导致产业集群的产生。地理标志保护推进特定产品产业化，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以地理标志命名的产品已经有特定的市场或消费群体，它不但传统地被接受认可，并且现实地被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注册登记，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确定和监控的名优特产品，因此企业的后期市场成本很低。同时，地理标志在某种产品品质、质量、信誉等内涵形成过程中事实上的无主体性，使得这类知识产权属于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公共资源”。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生产者申请经保护办注册登记后，即可以在其产品上使用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获得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地理标志在特定地域内的“共用性”以及对特定地域外的“排他性”，不但会引导当地企业对该受保护产品产业的投入，而且会吸引本地以外企业进入当地投入该产品产业。法国的香槟酒有几千个品种，就是在“香槟”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下，不断投入陆续开发出来，以系列化的产品形成一个国家性的产业，从而面向整个国际市场的。总之，地理标志的保护一方面为生产者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既得市场的产品题材，吸引企业在某个环节参与该产品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为在该地理范围内生产该特定产品的所有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协调合作的平台。因此，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推进特定产品的产业化有积极作用。地理标志保护有利于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区域支柱产业。地理标志不仅能够表明该产品产自特定的地域，还能够表明该产品经由特别的工艺生产，并经历特别的质量控制而具有特殊的品质及特色。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是国家名优特产品质量与信誉的保证制度。地理标志的保护，为特定区域内某种产品被认知提供了一个信誉先导，为相关生产者和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构建了一个“高位平台”，使生产者能以相对较低的信誉投资成本获得消费者认可。例如，“人头马”、“马爹利”、“轩尼诗”就是干邑酒中的名牌。以地理标志产品为主体的品牌化战略，能培育地方特色的名、优、新、特、稀产品，有利于消除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不适应性矛盾，有利于产业化、规模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基地化建设，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地理标志保护能催生观光农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地理标志是国家的自然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有效运作，将对农业综合功能的开发和拓展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在全球已经兴起了一种将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与旅游休闲相结合的新型农业模式—“观光农业”。波尔多是法国酿酒业中心，是闻名于世的波尔多酒的原产地，“波尔多葡萄园之旅”已成为世界性的旅游观光品牌，从葡萄园到酿酒作坊到藏酒窖，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游客参观；而香槟地区的地下酒窖已有 300 年的历史，总长度达 250 公里，可存几亿瓶酒，称得上地下酒窖长城，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可谓不言自明。在我国，以地理标志保护的农副产品，基本上都是国家认定的、并且已经深入到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名优特产品，还有不少关联民族、民俗及饮食文化。它们既是观光农业富有内涵的素材，也是旅游业开发空间广阔的新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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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之我见

qlms 2009-5-6 11:50

本文本来是回复鸿非教授的帖子，现在感觉，写的挺长了，就作为一个小短文，贴在自己的空间了。科学和技术创新，相当于增加了人的自由度，对社会财富的增加，具有绝对性的拉动作用。比如远古的人只有衣食住行之类的活动，而现在的人的活动，则要复杂的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话的出现，让世界上远距离的两人谈话变得容易，就相当于增加了人的一些自由度，而无线通信的出现，又增加了更大的自由度，这样，社会财富相应的就增加了。经济学家所重视的资本、劳动力投入，更多的是在技术稳定，也就是没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新时代的一种财富内部调整罢了。不过这种调整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所关注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最近十年，没有类似个人计算机，或者手机，这样革命性的通用技术出来，所以人类财富的外延型增长方式得到了抑制。而靠资本、劳动力投入所能增加的内涵式财富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操纵，所以就造成了供需矛盾，减弱了内涵式增长的潜力。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实现美国式有车有房的生活，并不是很遥远的梦想，因为从科技上讲，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特别是房子。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要从内涵增长上面下功夫，就看那些管理者，是为既得利益者着想，还是为普通老百姓着想。如果想让老百姓住上房子，从减少土地出让金开始，这个比科学上的创新，实践起来，要容易的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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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一轮环境破坏

蒋高明 2009-1-2 00:13

蒋高明本文2009年1月2日以《保增长亦需警惕环保隐忧》为题发表于《科学时报》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继20国金融峰会后，中央政府公布了为期两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拯救经济计划，争取明年GDP保持不低于8%的增长率。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力争明年GDP保八，几乎已成了中国当前的头号任务。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然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是用我们的生态环境加上广大农民的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如今，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因金融危机而注水，有些可能永远地蒸发了。过去我们经常以世界工厂或出口换汇而自豪，今天仔细反思起来，这个自豪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如果算上环境成本，我们得到的比起来失去的，可能是很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破坏，再花上30年也难以修复。今后我们发展经济，再也不能干牺牲环境换美元那样的傻事了。这样看来，中央确定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就不失为明智之举。在国家有关部委公布的十项措施中，多以关注民生为主，尤其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重点，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然而，在一些具体工程方面，我们担心新举措存在环境破坏隐患。试分析如下：第一，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廉租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游牧民定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以及灾后家园重建等，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砖头、沙子、石头、玻璃等建筑材料，这些材料肯定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或牺牲乡村生态而取得。过去几十年来的房地产热，已使很多乡村河流失去了净化功能，沙子被盗卖严重。工程建设要考虑慢，而不是快；慢工才能出细活，新建筑要能够坚持上百年寿命。匆忙上马和竣工的豆腐渣工程，不仅存在安全隐患，更会造成大量不可再生建筑资源的极大浪费。第二，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是4万亿中的亮点，但是，以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杀虫剂、农膜为特色的化学农业模式，已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当前，农民施加的化肥和农药，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贡献率和残留率分别达60%和70%。如果不改变农业发展思路，中央增加的农业补贴很可能换来更大的农田环境污染。考虑到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中央扶持政策应当向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倾斜，鼓励农民养护耕地，生产安全健康食品。第三，要警惕打着生态环境建设的旗号，搞生态破坏的做法。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在大的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以人工纯林建设为主导的生态建设并不是搞生态保护，而是制造更多的绿色荒漠。北方营造杨家将、南方大搞杉家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毁林造桉树、草原造林、荒漠造林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建设工程。在新的生态建设投资中，要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第四，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对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会有一定的缓冲，然而，其中的环境风险也要考虑在内。那些建立在干旱区上的水库，会增加水面蒸发，造成下游河流断流，其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正面的；那些建立在地质频发区的大型水利工程，如不考虑到其对环境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徒增加运行成本而已，搞不好还会诱发地质灾害；许多河流、湖泊湿地已变为污染物排放场所，大型水利工程不能将污染物一排了之，应考虑从源头解决水污染问题。除此之外，要警惕人工湖尤其大型水利工程诱发的环境灾变，积极稳妥地预防各类环境事故。第五，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对重点工程、中小企业技术改造，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对于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发展无疑也是必须的。不过，那些受资助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肯否将环境保护成本列入其生产成本中？工厂排黑水、冒黑烟，会不会在新一轮发展中得到默许？循环经济法出台后，地方政府如果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执行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办？面对这些问号，我们都无法对本来沉重的环境保护任务表现出丝毫乐观来。国家4万亿投资，是个庞大的公共开支计划，关系到经济转型大局和亿万人民切身利益。但是，花出去的钱如果无视环境承载能力，无视民众在收入低、物价上涨，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失业率高等现实问题，各地刺激经济的投资项目，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扩大了内需，牺牲了环境，但没有显著改善民生。要避免上述现象发生，就要科学决策、科学论证，绝不能为花钱而花钱，以部门或个人利益换取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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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大部投向交通业或不妥

可真 2008-11-20 01:09

对拉动内需的心理学思考拉动内需促发展是如今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经济发展观，这种经济发展观是基于对消费与生产之间统一关系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消费的增长与生产的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消费的增长可以促进生产的增长，反之消费的减缩则会相应地引起生产的减缩。但问题是如何拉动内需？对此，仅作经济学的思考是不够的，因为内需这个概念不仅牵涉到经济学范畴的消费需求，同时还牵涉到心理学范畴的人的需要。通常的经济学视野中的需求是作为经济人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就是所谓物欲。中国小农经济时代的物欲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衣食，与之相应，物欲满足基本标准就是温饱。传统的小康概念也就是丰衣足食，即温饱有馀的宽裕生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但起初提出小康目标，是把重点放在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物质文明水平上的，后来才逐渐把小康概念扩大到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内的三大文明水平的提高。如此，小康实际上就成为了与社会主义文明概念内涵相一致的概念。小康概念外延的扩大，这也意味着对人的需要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人的需要不再限于物欲，而是由物欲（物质需要）扩大到了精神需要、政治需要。这种认识也意味着不再把人理解为经济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理解为社会人了，但是，它把社会人的需要划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三个层次，又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因为物质、精神和政治这三个概念是不可并举使用的，从哲学上讲，整个世界就只有物质和精神两种现象，此外并不存在独立于物质和精神之外的所谓政治现象。仅此一端，也说明这种把社会人的需要划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理论是不成其为科学的需要理论的。当今心理科学界，最著名的需要理论莫过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 19081970) 的需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以下七种从低级到高级排列的基本需要： 1 、生理需要包括对水、食物、空气和排泄等的需要； 2 、安全需要包括对人身安全、稳定、保护的需要以及避免疾病、恐惧、焦虑等； 3 、归属和爱的需要包括友谊、结婚、团体的接纳、别人的关怀等需要； 4 、尊重的需要包括他尊和自尊的需要。前者是指被人对自己的尊重（如注意、接受、支持和赞许等），后者是指个人对自身的尊重（如自信、自强、独立和胜任等）； 5 、认知需要包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探索、理解及解决疑难的欲望； 6 、审美需要包括喜好对称、秩序、完整结构以及对自身行为完美的需要； 7 、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创造和追求自我理想，充分地发挥和表现自己的全部潜能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一个健全的个体，当他的生理、安全、爱以及尊重的需要得到了适当满足之后，会持续不断地努力并对自我实现具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当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受到威胁时，一个人就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束缚在焦虑、防御上，甚至对周围人和事物采取敌视的态度，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寻求低级需要的满足。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对经济学是具有启示意义的。首先，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七种基本需要虽然是属于心理范畴，但这些心理性质的需要的满足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无疑包括了经济条件：在生理需要中，水和食物如今都进入了市场而成为了商品。空气暂时没有成为商品，但由于空气污染的缘故，治理空气污染，使空气变得符合人的生理需要的标准，这就需要相应的工业设备，这种工业设备也是商品。排泄需要卫生设备，这种设备也是商品。在安全需要中，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如今社会治安越来越成问题，而要有足够的公安力量来维持社会治安，就需要相应的资金来保障公安人员的生活。疾病更是人所难免，有疾病就得医治，这就需要两方面的开支：患者的医疗开支和医疗机构的开支，这都需要相应的资金。恐惧、焦虑易生心理疾病，要防止和医治由于恐惧、焦虑所产生的心理疾病，同样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再说，生理需要中的食物，如今也颇成问题，诸如三鹿奶粉之类的不安全食品都需要治理，这也需要资金，甚至需要巨额的开支。在归属和爱的需要中，友谊是需要通过交友才能得到的，在这种交往中，礼尚往来不可或缺，即使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至少需要水（茶水），而这也不是免费可得的。结婚就更需要大把的钱了。团体的接纳也常常少不了一定的手续费。别人的关怀也不是无条件就能得到的，至少也得给关怀自己的人一杯茶以聊表感激之情吧，这茶是免费可得的吗？在尊重的需要中，无论是他尊还是自尊，都需要通过人际交往与沟通才能实现，这种交往与沟通与交友一样，也免不了要礼尚往来的开支。在商品社会里，出门就得花钱，就是步行也得穿上买来鞋走路，路走多了，鞋子就要破损，鞋子坏了，就得花钱去买新的。何况在高效率的社会里，总不能老是步行吧，乘车是难免的，这就需要车旅费。在认知需要中，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探索、理解及解决疑难的欲望，无疑需要通过教育以及旅游等途径才能实现。教育和旅游等等的费用是很大的。审美需要的满足，要有相应的艺术环境和艺术设备，营造这种环境和购置这种设备都需要资金。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能凭空实现，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最起码需要有适合于发挥和表现自己的全部潜能的工作才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必要的条件是解决就业问题，虽然一般就业尚不足以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更有待于合理的社会分工，甚至更需要适合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其次，拉动内需的前提是要了解内需的基本内容及其轻重缓急的关系。根据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及其轻重缓急的次序，要满足当今中国的内需，属于满足私人需要的开支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1 ）水费、饮食费、卫生用品费、工作成本费用。（ 2 ）医疗费。（ 3 ）社交费、结婚费。（ 4 ）教育费、旅游费。（ 5 ）审美娱乐费。与之相应，属于满足公共需要的开支则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1 ）水和空气污染治理费；公共卫生设备费、社会保障基金。（ 2 ）公共治安费、公共医疗费、食品等安检费。（ 3 ）公共交通设备费。（ 4 ）公共教育资金、公共旅游设施开发和维护费用。（ 5 ）公共艺术环境和艺术设备费用。按照内需的这些基本内容及其轻重缓急的关系，现在政府所投入的四万亿资金的投向，从拉动公共需要的角度看，这些资金应该首先投向处于第一层次需要的水和空气污染的治理和公共卫生设备的添置和维护，其次投向公共治安、公共医疗、食品等安检等事业，再次投向公共交通事业，又其次投向公共教育事业、公共旅游事业等等。但是，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 4 万亿元的大部是投向公共交通事业的，其中交用于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在今后两年年均达到１万亿元，而用于铁路建设的资金仅明年就有 6000 亿元，而今后三年总投资规模将超过 3.5 万亿元。此外，保障性住房建设在未来 3 年将投资 9000 亿。这样的资金投向，我看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国家公共需要的满足最终是为了满足国民的私人需要，而公共交通事业建设所能满足的只是国民行（社交、旅游）的需要（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从目前中国老百姓所关心的五大民生问题（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来看，教育、社保、稳定（包括属于安全范畴的医疗）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公共交通事业建设的开展当然可以使与此相关的产业兴旺起来，从而可以增加国民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第一，如此偏向于这些产业部门所造成的这些产业部门的片面发展，是否会导致中国社会的产业整体结构发生不合理的变化呢？而且与公共交通事业相关的产业部门如水泥制造业、钢铁制造业以及相关的机器制造业等，大多是属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兴旺发达并不能推动中国产业向高端发展，相反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端产业的发展。第二，从长远看，这些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并没有多少发展前途，等到公共交通事业建设停顿下来时，这些产业就将立即萎缩，由此必然导致这些产业部门的员工大量失业。换言之，四万亿元大部分投向公共交通事业建设所创造的今后两三年内一定量的就业机会，在四五年后就可能重新得而复失。第三，公共交通事业建设无非是满足国民的行（社交、旅游）的需要，但是在小康社会尚在建设之中，大多数国民尚未达到或仅是勉强达到小康水平的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生理需要（主要是温饱需要）和安全需要（主要是健康需要）仍然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需要，行（社交、旅游）的需要还在其次，这样就很可能造成发达的公共交通与不发达的公共交通需要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必定要导致公共交通事业的投资难以得到如愿以偿的回报的，果如此，则岂不是意味着现在的这种投资行为是在做蚀本生意？我认为，这 4 万亿元中应该有一部分投向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建设，这种建设包括在较高水准上扩建和改造乡村医院或诊所和培训相应的医疗人员和护士，在较高水准上扩建和改造乡村中小学校舍和培训乡村中小学教师，如此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刺激建筑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而且更可以长远地解决农民就医难和上学难以及校舍安全隐患等问题。其次，应该增加社保基金的投入，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此即使出现大量的失业，也可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再次，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对水和空气污染的治理，这种治理不仅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可以起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从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这方面虽然已经受到关注，但是所投入的资金明显不足。总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生活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努力满足国民作为社会人的较低层次的需要，这是国家投资决策者所应当优先考虑的。只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而忽视心理学范畴的问题，这就有可能把经济与管理割裂开来，使经济事业脱离科学管理的轨道而无序发展。现代管理学早已发展到行为科学阶段，重视人的心理研究，顺应人的心理规律来进行管理，是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显然还没有对人的心理问题予以应有的和足够的重视，所以在拉动内需方面，几乎没有考虑到国民作为社会人的普遍心理规律，更没有自觉地按照其心理规律来对政府投资行为进行科学的管理，从而使这种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国民心理规律而成为一种带有相当盲目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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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

huangwd99 2008-11-7 11:32

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笔者论证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大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以gdp核算的发展速度，水分很大（统计出口和房地产两项虚拟gdp就占gdp25％以上）。但是，邓小平执政搞改革开放，受到当时多数国人的拥护。当时的舆论说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反对的人也没有多少。这说明人们对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持怀疑态度的。三十年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再来比较两个时代，可以明显感到，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方式更适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速度能够达到毛泽东时代速度，我们的财富积累应远远超过今天（按照15％对9％，等于5倍）。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度，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然而，当时我们却愿意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缺点是非常必要的。在经济方面，当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以用电量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增长15％，29年增长约58倍。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增长近10倍（当时很多生产活动没有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较低，人均增长仅2－3倍，即使考虑当时为普通老百姓包括农民建立了医疗、养老等保障系统，消费增长速度也远远不及建设速度，这不仅是人们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们论证，它实际上影响了经济发展。虽然中国当时社会实际进步是非常惊人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人口增长近1倍，说明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政府官员出国以后，看到国外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感觉中国似乎差距拉大了，忘记了中国处在指数增长的关键时期，忘记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处于准战争状态，为防止可能的战争威胁，不可能大规模集中建设。以及为防止战争所做的物质上的准备工作，也正是这些良好的准备工作，才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战争。但是，老百姓收入增长低，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引起人们的不满，特别是官僚们不满。由于人们收入低，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低，人们无力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从当时发展过程来看，我们的经济明显存在周期性波动，生产能力不断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几年，又突然产品大量积压，需要调整，其根本原因是收入低导致的消费没有跟上生产的发展，导致产品积压。当时的人们将其归结为计划生产不适合人们需要，实际是人们手里没有多少收入，虽然人们需要这些商品，却无法实现商品的销售。笔者总结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遵循七大原则，毛泽东时代分配虽然平均，但是整体水平低，实际低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使产品积压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态。这是毛泽东时代唯一做得不好的方面，是后期经济发展速度还有改进余地的主要原因。苏联的经济实践存在同样问题。这个问题是导致人们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主要原因。在社会方面，当时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形式的大民主，基层管理者需要尊重普通劳动者意见，是人类历史上民主范围最大的时期。然而，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讨论当时的各种观点，以至于很多人过后认为，主要观点是强加的。当时人们无法比较和讨论各种不同观点，无法了解很多错误观点及其带来的问题。一些人走向了极左，搞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竭力提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国家发展的很多问题，也是一言堂，越左越好，难以听到不同声音。虽然毛泽东主席主张对于人的政策，要宽容，不要求全责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多次讲，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毛主席根据文革前期打倒一切所造成的后果之后得出的真知，非常可贵，我们应牢牢记住。但是，当时很多人抱着宁左勿右的态度，对不够革命的思想，采取的是铲除的手法，使整个社会一言堂。虽然毛主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却无法扭转人们自古以来听从权威的观念。但是，人们并非没有不同观点，并非完全认同当时的主流观点，事实上，这种不认同越来越多，导致邓出面提出反对意见时，就立刻转变了整个舆论。虽然邓的关键观点，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其错误很明显，普通老百姓却原意相信。不争论，取消四大自由，更是非民主的做法，却无很大阻力而通过。对现实来说，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在经济方面，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必须使自己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保持平衡，必须不断同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是收入提高速率与生产增长速率相同），不断增加消费能力，从而使生产能力能够不断增加。单纯增加投资，增加生产能力，压制工人工资，使工人收入只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倒闭，带来经济发展步伐降低和一些企业的倒闭。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积累率高达30％以上，居世界前列，那时我们的分配还比较平均，基础建设较多，问题还不太明显。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积累更进一步上升到40％以上，而且分配很不均匀，由于高收入者收入实际消费只占收入的一部分，使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更加突出。国家搞退税政策，对外输出自己的物质财富换回美国人印刷出来的纸币。不断增加外汇实质，而不是使用外汇，是将物质财富送给国外换回美元白条。我们国家三十年来，对以民工为主的普通劳动者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种自杀的经济政策。国家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强实力，担心增加工资引起通货膨胀的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我国生产的衣食行方面的能力已接近需求的饱和量，给普通劳动者增加工资和福利保障，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就是将所有粮食都由国家买下来，免费提供给全体老百姓，其全部支出占财政比例也很小。而其他非必须消费都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实际用于粮食生产的人员占劳动力比例很低了，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用于发展经济，如城市建房，用于转移农村劳动力。搞基本建设，生产消费产品，给普通劳动者，这一切都依赖给劳动者提高工资，使他们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在社会方面，应放开社会舆论，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民是不会选择动乱的。少数人不可能起什么风浪。胡主席的依靠群众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依靠群众就应该开放舆论，国家应恢复辩论自由，防止少数人把持舆论。我国近年来在金融方面的损失，十分明显，将全国人民在经济方面的多年努力葬送很多，这是少数人暗箱操作导致的，国家应追究他们的责任，公开讨论今后的经济政策。现在少数人把持舆论，各种压低普通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不断出台。却不许老百姓在媒体上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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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办法救经济——让房价从1万奔1千，摆脱经济危机(转载)

newniu 2008-10-16 21:09

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疲软，需求不旺，政府整天想到怎么才能让需求旺起来？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基本原理价格低，销量大。让需求旺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价格降下来。许多人也许会提出让粮食价格降下来，让医院价格降下来。不过粮食价格再降，一个人也不能一顿吃十斤米饭，也不能把医院病房当旅馆，更不可能没事了出去冻感冒，就是为了吃点便宜药，这叫脑子有病。什么东西的价格应该降下来？自然是那些需求弹性大，价格虚高，垄断性强，对经济影响大，人们不得不买的商品。选来选去，最好的选择就是房产。有人说房地产垮了，经济也会垮。我说经济不仅不会垮，而且还能摆脱未来的经济危机。房地产怎么会垮？只有垮的企业，没有垮的产业。房子价格只是下跌罢了，根本不是垮。房子价格下跌，某些房地产商会跨。经济会垮，这是房地产商给所有人上的套。在世界历史上，人们一听到发展什么产业，首先想到的是某产业成为经济瓶颈，价格畸形地高，必须大发展，降下来。比如说我们要发展IT业，电信业，为什么发展，是因为通信费用高。从来没有说发展电信业，发展了十来年，通信费越来越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发展农业，越发展越吃不起粮食，吃不起菜。越发展越贵，这叫发展吗？这叫倒退。现在房地产正是越发展越贵，实际上是房地产越来越倒退，简单说叫做与历史对着干。前几年，政府提出房地产是支柱性产业。很显然，支柱性产业与历史对着干的结果将是什么？将是经济的衰退。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越发展越便宜，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房子价格下降，人民能住上大房子，能买得起房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用几个房地产名人的话讲房地产将拉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什么房地产成为火车头，不是因为房子价格高，而是因为它带头水泥，基建，建材，钢材等等一系列的消费。那么我们会问？房子暴利有利于此类消费，还是房子处于正常价位有利于些类消费？结果是很显然的，房子正常价，销售量大，自然有利于此类消费了。可是许多大腕却给大家喝了孟婆汤，分不清东西，以为房子降价必然引发地产崩溃，阻碍消费。恰恰相反，正常价格销售房子，只会使房子销量更多，需要更多水泥，建材，钢材，更能拉动经济发展。北京等地的房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销量上不去，许多人买不起，这不是人民不愿意消费，而是你不让人家消费，那么高的价格，房子难道是黄金屋吗？如果在全国平均利润率的合理价位，相信北京房子销量会大涨，许多人的需求会释放出来，中国的内需不愁上不去，国外经济危机对产业的冲击会小很多。从根本上讲，房价回归正常，有利于经济渡过难关，希望能引起决策人士的注意。有人会问，这会不会引起土地浪费？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浪费？比如占着茅坑不拉屎叫浪费，海吃烂喝叫浪费。多吃了一碗米饭也叫浪费，就有点过了。多建房并不是建别墅，为什么说浪费？除非说以后没有人在这里住，白建了。那么我们会不会白建？现在在城市打工的人很多，每年毕业这么多大学生，这些都需要房子，担心没有人住吗？显然不是，让房子平民化，实现杜甫老先生千年前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需要对经济有更多的理解。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不怕银行破产，也不怕出口衰退，就怕经济学家瞎忽尤，影响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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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比较

huangwd99 2008-7-24 22:45

关于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比较如前所述，采用实物商品进行增长率比较，才有实际意义。主要数据除硫酸来源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资料研究室编，《我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录编（ 1949-1981 ）》，文革前其他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文革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79－ http://www.stats.gov.cn/tjgb/ ）。增长率1代表以1955年为基准毛泽东时代的年均增长率，以1979年为基准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年均增长率，增长率2代表以1950年为基准解放后每年的年均增长率。从表可以看出，主要工业产品均是毛泽东时代明显大于改革开放时代，发电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4%，改革开放以后9%，钢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0%，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时间仅6%左右，近几年大搞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增长较快，达到10%，硫酸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3%，改革开放以后8％。粮食产量在改革开放初还与之前相当，近几年明显比毛泽东时代低。然而，两个时代更重要的区别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财富都归中国人民，现在中国人民生产的财富还有多少归中国人民。一些人因为毛泽东时代还是商品短缺时代，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绩。然而，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老百姓生活条件很差，到改革开放前，有了极大改善。我们比较不同时代，只能通过增长率进行比较，不能比较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下降，那等于经济不发展，还倒退。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时代还发生过浮夸风，虽然毛泽东主席需要负领导责任，但直接责任人是刘少奇，否则经济发展还会更好。有关刘少奇责任可参考：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151400 http://hi.baidu.com/%B8%DF%CC%EC%D6%BE/blog/item/fcee47af0e8e1cc97dd92a56.html 发电量钢年度产量亿kwh 增长率1 增长率2 产量万吨增长率1 增长率2 1950 45.70 59.58 1951 59.21 29.56% 85.96 44.28% 1952 72.23 25.72% 128.49 46.85% 1953 85.35 23.15% 165.46 40.56% 1954 106.51 23.56% 207.10 36.54% 1955 121.00 21.50% 257.70 34.03% 1956 155.46 28.48% 22.64% 411.40 59.64% 37.99% 1957 184.33 23.43% 22.05% 499.00 39.15% 35.47% 1958 261.93 29.36% 24.39% 800.00 45.88% 38.36% 1959 397.43 34.62% 27.17% 1246.00 48.29% 40.19% 1960 554.17 35.57% 28.34% 1672.00 45.35% 39.58% 1961 434.40 23.74% 22.72% 831.00 21.55% 27.07% 1962 444.82 20.44% 20.88% 633.00 13.70% 21.77% 1963 452.36 17.92% 19.28% 725.00 13.80% 21.19% 1964 515.95 17.48% 18.90% 917.00 15.15% 21.56% 1965 659.41 18.48% 19.48% 1176.00 16.39% 22.00% 1966 758.51 18.16% 19.19% 1461.00 17.09% 22.14% 1967 711.00 15.90% 17.52% 973.00 11.71% 17.86% 1968 664.00 13.99% 16.03% 891.40 10.02% 16.22% 1969 870.00 15.13% 16.77% 1288.30 12.18% 17.56% 1970 1130.00 16.06% 17.40% 1753.10 13.64% 18.42% 1971 1264.00 15.79% 17.13% 2016.00 13.72% 18.26% 1972 1402.00 15.50% 16.84% 2230.00 13.53% 17.90% 1973 1524.00 15.11% 16.47% 2386.70 13.16% 17.40% 1974 1550.00 14.36% 15.82% 2003.00 11.40% 15.77% 1975 1931.00 14.85% 16.15% 2345.00 11.67% 15.82% 1976 1924.00 14.08% 15.47% 1937.00 10.08% 14.33% 1977 2111.00 13.88% 15.25% 2211.00 10.26% 14.32% 1978 2547.00 14.16% 15.44% 3112.00 11.44% 15.17% 1979 2819.00 15.27% 3448.00 15.02% 1980 3006.00 6.63% 14.97% 3712.00 7.66% 14.77% 1981 3093.00 4.75% 14.56% 3560.00 1.61% 14.10% 1982 3277.00 5.15% 14.28% 3716.00 2.53% 13.79% 1983 3514.00 5.66% 14.06% 4002.00 3.80% 13.60% 1984 3746.00 5.85% 13.84% 4337.00 4.69% 13.44% 1985 4073.00 6.33% 13.69% 4666.00 5.17% 13.27% 1986 4455.00 6.76% 13.57% 5205.00 6.06% 13.22% 1987 4960.00 7.32% 13.51% 5602.00 6.25% 13.07% 1988 5430.00 7.56% 13.40% 5918.00 6.19% 12.86% 1989 5820.00 7.52% 13.23% 6124.00 5.91% 12.61% 1990 6180.00 7.40% 13.05% 6604.00 6.09% 12.49% 1991 6750.00 7.55% 12.96% 7057.00 6.15% 12.35% 1992 7470.00 7.78% 12.90% 8000.00 6.69% 12.37% 1993 8200.00 7.93% 12.83% 8868.00 6.98% 12.34% 1994 9200.00 8.20% 12.81% 9153.00 6.73% 12.12% 1995 10000.00 8.24% 12.72% 9400.00 6.47% 11.90% 1996 10750.00 8.19% 12.60% 10110.00 6.53% 11.81%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6540 8.00% 12.00% 18155 9.48% 11.63% 2003 19107 8.30% 12.06% 22234 9.73% 11.82% 2004 21870 8.54% 12.11% 27279 9.98% 12.01% 2005 24747 8.71% 12.12% 35239 10.34% 12.30% 2006 28344 8.92% 12.17% 42266 10.52% 12.44% 2007 32777 9.16% 12.23% 48966 10.62% 12.50% 硫酸粮食年度产量万吨增长率1 增长率2 产量万吨增长率1 增长率2 1950 6.90 13215 1951 14.90 115.94% 14370 8.74% 1952 19.00 65.94% 16390 11.37% 1953 26.00 55.61% 16685 8.08% 1954 34.40 49.43% 16950 6.42% 1955 37.50 40.29% 18395 6.84% 1956 51.70 37.87% 39.89% 19275 4.78% 6.49% 1957 63.20 29.82% 37.22% 19505 2.97% 5.72% 1958 74.40 25.66% 34.61% 20000 2.83% 5.32% 1959 106.10 29.69% 35.48% 17000 -1.95% 2.84% 1960 133.00 28.81% 34.43% 14350 -4.85% 0.83% 1961 90.40 15.79% 26.35% 14750 -3.61% 1.00% 1962 96.80 14.51% 24.62% 16000 -1.97% 1.61% 1963 130.60 16.88% 25.38% 17000 -0.98% 1.96% 1964 170.40 18.32% 25.74% 19250 0.51% 2.72% 1965 234.00 20.09% 26.48% 19450 0.56% 2.61% 1966 290.90 20.47% 26.34% 21400 1.39% 3.06% 1967 198.30 14.89% 21.84% 21780 1.42% 2.98% 1968 141.50 10.76% 18.27% 20905 0.99% 2.58% 1969 234.30 13.98% 20.39% 21095 0.98% 2.49% 1970 291.40 14.65% 20.58% 23995 1.79% 3.03% 1971 357.98 15.14% 20.69% 25015 1.94% 3.09% 1972 400.50 14.95% 20.27% 24050 1.59% 2.76% 1973 468.10 15.06% 20.12% 26495 2.05% 3.07% 1974 442.70 13.87% 18.93% 27525 2.14% 3.10% 1975 484.70 13.65% 18.54% 28450 2.20% 3.11% 1976 450.80 12.57% 17.44% 28630 2.13% 3.02% 1977 537.50 12.87% 17.51% 28275 1.97% 2.86% 1978 661.00 13.29% 17.70% 30475 2.22% 3.03% 1979 700.00 17.27% 33211 3.23% 1980 764.00 9.14% 16.99% 31822.00 -4.18% 2.97% 1981 781.00 5.63% 16.48% 32502 -1.07% 2.95% 1982 817.00 5.29% 16.09% 35343 2.10% 3.12% 1983 870.00 5.59% 15.79% 38728 3.92% 3.31% 1984 813.00 3.04% 15.06% 40712 4.16% 3.36% 1985 669.00 -0.75% 13.96% 37898 2.22% 3.06% 1986 751.00 1.01% 13.91% 39109 2.36% 3.06% 1987 962.00 4.05% 14.28% 40241 2.43% 3.06% 1988 1098.00 5.13% 14.27% 39401 1.92% 2.92% 1989 1141.00 5.01% 13.99% 40745 2.07% 2.93% 1990 1169.00 4.77% 13.69% 43500 2.48% 3.02% 1991 1314.00 5.39% 13.66% 43524 2.28% 2.95% 1992 1396.00 5.45% 13.48% 44258 2.23% 2.92% 1993 1314.00 4.60% 12.98% 45644 2.30% 2.92% 1994 1495.00 5.19% 13.00% 44450 1.96% 2.80% 1995 1741.00 5.86% 13.08% 46500 2.13% 2.84% 1996 1889.00 6.01% 12.98% 49000 2.31% 2.89% 1997 49250 2.21% 2.84% 1998 49000 2.07% 2.77% 1999 50800 2.15% 2.79% 2000 46251 1.59% 2.54% 2001 45262 1.42% 2.44% 2002 3050 6.61% 12.43% 45711 1.40% 2.42% 2003 3371 6.77% 12.39% 43067 1.09% 2.25% 2004 3994 7.21% 12.50% 46947 1.39% 2.38% 2005 4529 7.45% 12.52% 48401 1.46% 2.39% 2006 4981 7.54% 12.47% 49746 1.51% 2.40% 2007 5500 7.64% 12.44% 50150 1.4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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