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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绿色化发展战略鼓与呼: 蒋高明 2015-3-27 11:31; 我为绿色化发展战略鼓与呼蒋高明在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 绿色化 ” 。加上这一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 “ 新四化 ” 概念的提升 —— 在 “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 之外，又加入了 “ 绿色化 ” ，并且将其定性为 “ 政治任务 ” 。换句话说，这是 “ 四化 ” 变 “ 五化 ” 。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716 看到上述消息，笔者第一反应是心情激动，受到了很大鼓舞，感觉生态学的春天来到了。自 1984 年笔者从所在的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分到生态学方向以来，从没有改过行，凡 31 年矣。生态学由原来不被人看好的专业，如今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且生态文明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无不与长期以来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工作者的长期呼吁有密切的关系。我国过去在生态治理上走过的弯路，就是没有从战略高度上认真思考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没有“青山绿水也是生产力”这样的战略思维。要发展绿色化经济，农业首当其冲。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觅食或生产食物之中。古代生产力低下，能够寻求温饱就不错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了食物极大丰富，然而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酸雨、温室气体升高、雾霾、病人增加、贫民窟出现等，无不与高度集约化、化学化、转基因化、市场化思维的农业模式有关。让少数人养活高度集中的城里人，土地承担不起污染之重；采取对抗的办法控制病虫草害，农田充满的杀机；五大激素进入食物链，产量提高了，营养下降了，污染出现了。懒人农业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食物安全频频亮起红灯。如果从源头解决农业问题，从绿色化思维出发，让农业中的各项元素循环起来，农业完全是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生产健康的食物的。我们做了八年的极端实验充分说明，即使一点不使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激素、转基因，低产田也能恢复成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关键的关键是优质要有优价，政府的农业补贴要向生态农业倾斜，而不是补贴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生产商，变相鼓励农民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系统采取绿色化思维管理，我们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人类采取停止与大自然对抗做法，充分发挥自然的修复能力，恢复后的生态系统人类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远远高于现在破坏后再治理的效益。有些宝贵的生物物种消失后是无法恢复的，大量宝贵的陆地土壤，因水土流失和沙尘暴而被带进太平洋也是难以回来的。绿色化同时还可以解决荒漠化、石漠化等难题。绿色化不是简单的绿化，绿化也不是简单的树化，绿化祖国不等于树化祖国。尽管树木有很高的生物量，能够释放更多的氧气，但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长树，否则地球上早就长满了森林。在绿色化新思维模式下，中国以植树造林为目的的生态化建设，必须进行调整了。工业也可以走循环经济道路，减少源头排放。现在经济模式必然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在中国重演。采取绿色化工业思维，即使做到“零排放”在技术上也是行得通的，如造纸企业如果认真处理污水，业界内能够做到出水口的水可以喝的水平。污染不出工厂，治理成本就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治理环境污染不是什么比登天还难的事，就看你重视不重视环境保护，是真搞环保还是假搞环保。强调绿色化发展，就必须对遍布城乡的垃圾宣战。未来限制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可能就是垃圾围城问题。城市代谢受阻，加上来自农村的垃圾集中到城市里来，更加大了这一矛盾。其实，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可以用来焚烧发电。最近在济宁考察，他们将农村与城市垃圾集中焚烧发电，垃圾吞吐量很大。据介绍他们已解决了二噁英排放和异味问题。即使如此，垃圾处理的最好办法还是要从源头控制，要实现减量化，一些塑料类物质必须从源头停止生产，叫停过度包装。非常困难的雾霾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APEC 蓝的出现就是明证。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恶果，是发达国家走的弯路在中国重演了。雾霾主要是人为的，产生的原因复杂，解决雾霾的出路不是简单的油改煤，而是发展出路要转变，要限制过度膨胀的私欲，限制过度产能。当然，技术上寻找替代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是必要的，但重新思考“雾霾经济”，适当恢复当年一些好的做法，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必要的。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要靠人类的智慧来解决，那些以强欺弱，以丛林法则思维转嫁污染、转嫁社会危机的做法，只能获得短暂的喘息。大自然对人类实施的种种惩罚无时不在提醒人们，走绿色发展道路，走和谐发展道路，走共同富裕道路，才是人类的根本道路。;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1844 次阅读|0 个评论

究竟什么是经济？: benlion 2015-3-3 19:51;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是衣食住行传等基本需求和对生活品质、精神文化的提高。文化的知识增长 – 经济的产品设计与制造，源自于艺术创造和科学的发明，如，绘画作品的印刷和陶瓷产品的制造等都是标准化的复制，包括，产品的技术设计与制造产品的技术，而技术属于科学的方法，也是实现艺术的途径。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技术进步，包括，管理的技术和设计，如，城市规划，必须限制城市内机动车辆，加大绿化空间，以色列、欧洲每个小区都有大面积的绿化草坪，城市之间是居民区，城市区域和城市之间设立绿色和森林区带，城市与小镇形成网络化，大幅度减少了城市拥挤、污染和温室效应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因而，经济学的第 1 原则就是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第 2 原则是地球资源的合理节约和有效开发，第 3 原则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功能设计等。 - （总结） -; 个人分类: economics|194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马云在上海市浙江商会第九次会员大会的讲话: cff61212 2014-12-9 18:55; 男神演讲，细细品味。。。。以下为12月8日，马云在“上海浙江商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全球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之道”的演讲。马云：各位领导好。三年以前参加商会的时候我说郭广昌 “终于下台了”，大家掌声雷动，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他又回来了，而且我自己觉得，可能这在我们商会变成一个“新常态”，老干部不能得罪，他还是会回来。这两天是我们浙商的大日子，北京浙江商会沈国军也回来了。当会长很累，刚才成建讲的话很有哲理思想的时候我就知道，人开始有哲理的时候，就是吃苦多就有哲理了。当会长，确实不容易。我们总觉得企业越大越好，位置坐得越高越好。其实企业越大越累，位置坐得越高越寂寞。所以我今天不敢说是恭喜，无论郭广昌还是沈国军，我只能说这是一份责任，不是一份荣誉。因为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时代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期待他们把这份福报用好。其实我们做企业，真的不容易。我经常在讲，全世界做企业都不容易，在中国做企业，尤其不容易。美国做企业，如果说是100米赛跑，中国做企业是100米跨栏越野赛。我们有很多障碍要过。但是这给了我们这些人机会。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因为我们把握了机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学习、一定是倾听，但一定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就在这儿，经济学家讲完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们讲完了，事情还没开始。所以企业家要做的，是知行合一。知，很容易，行，要合在一起，非常难。所以我认为我作为商人，我深以为傲。以前我当老师，觉得知识分子了不起，后来发现知识分子是了不起，但企业家更了不起，因为企业家必须懂知识、懂科学，必须懂得规律的同时，要尊重规律，同时破坏规律。所以有的时候很累。我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因为你很难永远同样。我们天天创新，几乎永远不能重复，我早上看复星的感受是，我很少在中国再找到同样一家公司，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做法，至于对与错，我不敢说，不敢保证广昌企业五年以后像今天这样高速成长，但是我可以保证复星跟其他企业不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企业都一样。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去一个旅游市场，几乎所有的旅游产品都一样，其实我们企业本身也一样。这就必须去改变。另外，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所谓创新。创新的时候，我们经常讲美国、欧洲创新比我们好，中国创新不好。归根到底是教育的问题。其实我是这么觉得，中国的教是没有问题的，育是有问题的。教，中国的学生全世界考试最好，但是我们育是培养文化、情商，我毕业于杭师大，但如果毕业于北大、清华，可能现在每天就在研究了。文化是玩出来的，会玩的孩子、能玩的孩子、想玩的孩子一般都很有出息。我们是教把育的东西拿走了。如果“新常态”下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育、我们的玩、我们体育，这些东西才会不断出现。很多画家是玩出来的，很多运动员是玩出来的，很多作品都是玩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企业家也要学会玩。我自己认为“新常态”，是新经济下的“新常态”。这个新经济对大家的冲击非常之大。很多人都在责怪说都是互联网、都是马云把我搞坏了，你怎么没有质问自己十年以前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东西？怪别人真没有用。新经济冲击的不是技术，今天缺乏的不是技术，天下没有你买不到、找不到的技术，你只要想做，只是你敢不敢用、接受不接受这个观点。抵抗没有用，只有适应、融合。因为只有自己改变了自己，才有未来。我们今天要改变的，不是技术，不是改变昨天跑在前面的人，而是改变自己适应未来。以前的社会，我们以前做企业以自己为中心，未来新经济下是以别人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以员工为中心。让员工比你强大，这是未来最重要的，因为员工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你。应该机会给年轻人、员工、给你的客户。30岁跟别人干，40岁我们为自己干，50岁必须为别人干，为孩子干，为你的员工干。因为员工才是真正的创新。互联网的整个经济思考，互联网就是几个观点，以他人为中心、以开放透明分享责任，这是未来的主要。而以前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分享，我希望我掌握的信息你不掌握，这样我才能赚钱。而今后是你只有把自己分享出去，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成功者最倒霉，因为改变成功者最艰难，成功者总会告诉你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当年怎么成功。已经没有“当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互联网经济对世界的冲击，相对来讲算是小的。互联网跟200年前工业革命一样伟大，工业革命伟大，带来了蒸汽机、火车、人类的变革，社会进步了，但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带来了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互联网，只是让你改变自己的意识，重新思考未来。其实今天阿里的系统看起来很奇怪，因为7、8年前一群企业起来，一群企业倒下，很少有企业能红三年，几乎没有，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模型，干三年。经济永远不可能最好。好的企业一定是在坏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几次失败，至少经历过几次经济低迷。在座每个人如果想做一家了不起的企业，一定要记住，今天的“新常态”，挫折，是你的最大机会。因为今天所有的企业跟你一样，日子都不好过，不仅仅你不好过，有人比你更不好过。只是你是否可以比别人先起来、先改变。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企业，在中国这样的企业中，我们一定要思考十年以后，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今天做，明天就想赢，这个机会已经不多了。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轮到你？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对未来经济预判、预测、设想，这样下去社会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才有可能有机会。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有点反动，我响应的是预判十年以后，三五年以后政府一定要干这个事情，我先干，等他一号召，我转身就跑，等大家上来，轮不到你机会了。所以把握未来，战略就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所有的战略都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战略从愿景来，愿景从使命来，所以使命、愿景、战略、组织、文化、人才整套体系的建设，你才有可能做好。要跑得久，你要有组织。只有强大的文化、组织，才能发展，优秀的人才靠文化，而文化强，企业强。文化的本质，让你的产品要有品质，什么叫品质？要有味道、要有质地、有品质的公司才能产生出有品质的产品和品质的服务。而品质的公司，一定是你有品质的员工造成的。不要舍不得在员工身上花钱，而不是把钱花在流水线上。因为谁都愿意把钱贷给你买设备，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你培养员工。这是艺术。如果我们考虑未来，我想跟大家讲，未来机遇应该是越来越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接受不接受，十年以后赚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有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大企业一定比今天多，新企业一定比今天多。十年以后60%在座的企业可能都不见了，但是你希望成为那40%在的，还是60%不在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一定会有一批企业倒下。只是你要适应未来。所以高品质需要对文化提升、组织提升、全球化思考，因为互联网会加速全球化。今天做生意的资源配置，已经不是中国的资源配置，是全球的资源配置。不管你是否接受，中国15年以后将有2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崛起，将会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像我们今天这样继续以量而不是以质(竞争)，假如我们今天以快速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十年以后最倒霉的一定是你。所以品质、全球化、特别是相信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我确实不懂技术、财务，也不懂管理，但是我懂一样，相信年轻人就是相信未来，因为年轻人是不会为自己的未来而丧失自己的投资，他们一定会更勤奋。最后，周会长讲的，静能生定，定能生慧。很有哲理。但是另外一句话，人定胜天，天是有规律的，天可能是天灾人祸，但是这个定是镇定的定，而不是一定的定。在任何经济状况下考验的是你的能力，而你的能力体现在员工的能力，你组织的能力，文化的能力，对未来预判的能力。所以在常态下我们只有镇定了，才能躲过。就像发生地震的时候，越镇定越有机会。今天是商人的机会，今天是我们可以展示我们对未来的判断，今天是我们可以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今天我们更能展示企业家是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脊梁。只有企业家强大，中国才能强大；只有企业家昌盛，整个中国市场才能昌盛。我深以为傲，与大家一起。但有一天还是回去教书吧。感谢大家！（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摘自现场记录，略有调整。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17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发展是个奇怪的东西: 热度 1 ArcZwing 2014-10-20 00:11;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习惯性掏出手机刷一刷知乎日报和科学松鼠会，却发现平日里“中国移动”变成了“无信号”。嘛，这是食堂里的老毛病了，人多流量拥挤，谁知道那些看不见的电磁波在半空中会不会遇见堵车，红绿灯，乃至车祸事件？于是乎乖乖重新启动，等待片刻之后，“中国移动”终于懒洋洋地现身了，但是应用程序很不给面子，一个劲提示“网络挂了，下拉屏幕以刷新”。不是手机问题，我的手机是诺基亚的，就算每天一摔，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问题出现在移动网络不再支持2G上。看到这里是不是很无语？这年头4G网络都出现了，你居然还在用2G网络，多少年没出门了？我也很纳闷，3G这个词汇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个完完全全的新词汇。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才出现的，这还没几年呢，啥玩意都得被淘汰，真不知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总的来说，就是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成果。初中时课本上写“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一开始感悟不到，以为这感觉就是说我爹我妈的，现在算是感悟到了。可是，诺基亚被收购才3年的时间，第一系列的lumia就已经不支持4G了，也就是意味着，无论手机质量多好，用2年就应该淘汰掉。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爹的凤凰自行车，用了25年了。家里的站立式电风扇，用了23年了。已经不用的金星电视机，也20年以上的历史了。曾几何时，电视机活不到10年，电脑活不到5年了？什么时候，手机都用不到2年了？眼看着爱疯6要出了，是不是过两年又要出现5G网络和6G网络？会不会有一天，人们要一个星期换一次手机，一个月换一次电脑？有人会说，这是进步，这是发展，手机和电脑的功能和性能都在与日俱进，都在更加方便人类的生活。以前人们都以为，有汽车就了不起了，可是现在，有了10万的车，望着别人1000万的车流口水。以前人们都以为，坐得起火车就够了，可是现在，300KM/小时的高铁，还嫌速度慢，太耽误时间。进步和发展是什么？我很怀疑这个词汇是被经济利益所绑架了。因为我们追求进步和发展的最初目的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而现在人们的生活质量充其量是变得快了，我们不一定比古人活的更快乐。面对拥挤的地铁，和各自低着头玩手机，听音乐的人们，我觉得进步和发展只是带来了更多金钱和更多孤独。童年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娱乐工具，一个电视机就能带来莫大的欢乐，其实没有电视机，也丝毫不干扰我们出门和小伙伴捉迷藏，折纸飞机，踢足球，我们获得的快乐不会比电视机带来的欢乐少。我当然认为，网络技术带给社会的变化是积极有效的。但是作为社会层面的“积极有效”这个原因，不应该控制人类乃至于个人的生活。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喜欢看《爸爸去哪儿》，他们绝对不会去时代广场，不会去王府井，不会去硅谷，不会去苹果发布会，不会去欧核中心。他们去的是野外，是郊区，是乡下。因为生活的本质一定是质朴的。生活是否快乐绝对不取决于你是否跟上了潮流，因为进步的潮流本身也是一部分人主观创造的，你相信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没有人相信，就没有所谓的进步潮流。我相信中国高铁的数量和速度会继续提升，因为为了时代进步。我也相信电脑和手机以及网络的更新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为了消费。如果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生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促进消费吗？我们究竟被什么一种奇怪的东西绑架了，导致我们认为没有三峡水坝不行，没有核电站不行，不发展不行，不发展就会饿肚子，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明明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每天都在谈改革创新，全面发展，却连最基本的民生建设都搞不好。如果社会环境是良性循环的，那就不需要加速生产和消费。在欧洲各国，他们的房子没有70年年限，他们的墓地也没有40年年限，他们的高铁不需要比中国快，他们的GDP增长不需要是正的，在美国，飞机比火车快，却可能比火车便宜。在纳西族，没有孩子需要接受现代化教育，他们的信仰就是与自然相容，他们没有数学和物理，也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能依靠自己的愿望生活，所以他们是幸福的。你说他们落后就要挨打，难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去欺负这些少数民族吗？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被发展所绑架了，而我们自己却未必真的享受到了物质文明发展带来的好处。贫富差距依旧在扩大，生活压力也依旧在扩大。扩大到本草民连心甘情愿使用诺基亚和2G网络都不能被社会接纳。你说我落后了，求你打我啊？！; 3091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4-9-13 18:54; 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至少需要20万千米以上的铁路，5万公里高速铁路，10万公里高速公里，1000万公里城乡各级公路。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约只完成了50%。; 个人分类: 读史方舆|2441 次阅读|4 个评论

落后与自信: 热度 62 weijia2009 2014-7-19 16:43; 落后与自信贾伟近来复旦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 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 1500 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 ” 有关评论见博文 - 告别自慰正视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几年我国各领域的学者越发显得踌躇满志，像前面这种高屋建瓴、一言九鼎的观点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这个“历史上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领先的”论点相呼应的是，一批高级专家认为我们目前在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后发优势”。我曾在几个月前一篇也说“少走弯路” 的博文中讨论过这个后发优势问题。这个观点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后来我们科教领域的专家也拿过来用了。它的提出是相对于“后发劣势”而言的。提出“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而模仿有两个方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而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就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长远路径被限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使后发国家因短期成功而付出长期代价。另一位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持相反立场，他提出“后发优势”，认为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模仿，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两个理论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目前渐渐分出高下。人们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更大，迄今所付出的代价比那些先发国家们当年来得更大，而经济转型的成功将远比预计的来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过去几十年我们的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战略走的就是“后发优势”这么一个棋路，不改变体制和文化，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使得几乎所有的量化性指标有了快速的上升，于是自我认定已经（或接近）国际一流了。这种发展模式二十年后的今天到底效果如何，靠我们自己在媒体上说没有用，还是得让广大的学生们、家长们，还有殷切期待我们高校产生创新技术的产业界来评说吧。前几天德国足球队击败阿根廷赢了世界杯冠军，儿子跟我打赌输了。但他很好奇地问我，如果中国队跟阿根廷踢，会输掉几个球？我感慨地跟他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差距很大，放开来踢的话，被打进10只球都是可能的。但我想告诉你，以前更穷更落后时差距绝对没有这么大。三十年前，中国国家队在印度的尼赫鲁金杯上，曾1 : 0击败阿根廷国家队，将其淘汰出局。中国足球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史，是我们坚持不改变体制、而是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走“后发优势”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目前很多行业的发展状态都与其相似。除了我们的足球队员们还没有解决把球踢进对方门框以及始终无法参加世界杯比赛这些小问题外，队员们的收入、激情、自信心以及商业化运作水平与当年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说我们的足球无法参加世界杯，从技术上讲不完全正确，一个月前我们激情的记者们硬是找到了振奋人心的线索，说世界杯32强参赛队员中，来自中超和中甲（的外援）共有6人，创下历届世界杯外国参赛队现役中国职业队球员以及有中国职业队球员的参赛的新高。据说中国足协正在积极考虑申办2026年世界杯并力争获得那一届的世界冠军！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踌躇满志，什么样的自信！一个人如果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将很难看清自己的未来！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理论，是要靠时间来证明其优劣的，这跟理论提出者的爱国激情无关，跟自信无关！; 43445 次阅读|99 个评论

[转载]若按毛主席的路走下去中国现在已超过美国: 热度 8 wangxh 2014-7-14 19:11; 【按】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节选其中一部分。省略了其中的毛泽东的图片，转发于此，仅供参考。网上暂时没找到出处，特此说明。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 1945 年 7 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 1942 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 80 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 50 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 1946 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 30 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 20 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 20 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 1960 年中国的 GDP 与日本相同， 1980 年则降为日本的 1/4 ，到 1985 年更降为日本的 1/5 。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 GDP 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 80 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 90 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 3 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 1.5 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2472 次阅读|42 个评论

偶像的牌坊: benlion 2014-1-30 02:44; - 黄金土地与生命绿洲 2013 年 12 月以来，长时间至今，间歇仅仅数日，窗外又是浓浓的雾霾，让人感受到呼吸不通畅。回国起初到北京，海淀密集的建筑带来拥挤，傍晚见烟雾慢悠悠爬上高楼，感觉透不过气来；于是，来到广州，间隔的绿化树木给人以清香。不久，广州黄埔的傍晚扬起的重重灰尘漫天；于是，又来到江苏，蓝天白云、敞开的公园，风景江南美，一晃几年过去了。美国金融危机，远没公布之前，在广州的超市一片叫卖声中，我已经感觉到了经济危机，而到江苏不久，也从空气中能够嗅觉到危机气氛。多次建议，不可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加工型企业，应该抓住第 3 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转型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然而，几乎房地产仍不放弃每寸黄金地皮，似乎，却不珍惜每一片应该留给生命的绿化空间。中国近现代化中的 3 次危机，一是文化摧残，伦理道德和诚信守约的缺失；二是政治失衡，权力制衡和司法辩论的欠缺；三是偶像崇拜，等级商业模式和虚名逐利，缺乏奥林匹克竞赛的准则。犹太 - 基督教谈罪（ Sin ），就是说人性的欠缺，必须通过教化、修道来弥补。儒家讲中庸，就是说不要偏颇，必须通过自省、修心来正身。以色列人信仰唯一上帝，就是不可有实体、可见的偶像，必须发挥独自天生的颖赋，如同中国古代的人人有个性和八仙过海、 18 搬武艺，应该发掘独自的潜力和才能，拥有各自的特长和发挥到精致。回国之初，人人意气风发，城市与城市、乡村之间，大有发展潜力，中国与欧洲、与美国相远的差距，正是大有作为的空间。城市缺乏整体的统筹兼顾规划，科技与产业结构缺乏产业链的区域布局。必须限制城市内机动车辆，加大绿化空间，以色列、欧洲每个小区都有大面积的绿化草坪，城市之间是居民区，城市区域和城市之间设立绿色和森林区带，城市与小镇形成网络化，大幅度减少了城市拥挤、污染和温室效应等。 - （ 2007 年 -2013 年） -; 个人分类: 春晖|2411 次阅读|0 个评论

乌鸦的基因和火车的基因——读王晓明发言有感: 热度 3 qyu111 2013-8-6 12:50; 朋友转来去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王晓明在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上的发言。题目叫做“乌鸦与火车”。读完后想了一个评语：基因定律：乌鸦的基因让乌鸦叫，火车的基因让火车跑。乌鸦不会变成火车，火车也不会变成乌鸦。乌鸦不会听火车的，火车也不会听乌鸦的。结论：乌鸦会继续叫，火车会继续跑。火车开到哪里？上帝知道。中国的问题：乌鸦太少。附：“乌鸦与火车”——王晓明我先说三个相关的事情，然后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斯夫化工中心在重庆有一个投资 80 亿元的巨大化工厂，这个化工厂在重庆正在造，已经开工了。其实 2007 年以来这个项目在跟重庆签约的时候 30年来一直是遭到很多批评的，据说这个项目在上海也谈过，但是一直定不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对环境污染的危险很难判断，与上海相比，重庆承受污染的能力明显要弱很多，因为上海靠近东海，海水四面流动，又是咸的，比较容易化解它排出来大量的废水。而化工区在重庆的位置是在长江边上，江水的流动相对比较平缓，一旦出问题的话长江中下游那问题就大了。这是在城市污染方面重庆和上海相比的劣势，对于这一点，我相信重庆政府官员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他们还要上这个项目？第二件事情，半个月前我请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讲日本核事故事件，据说日本当年有相当数量的核电站安全使用期限是 30 年，包括这次爆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到明年年底日本大概有 20 多座核电站使用期限都超过了 30 年，所以日本社会上有非常强烈的呼声，让日本政府下令关闭这些超期 30 年的核电站，这个命令只能由日本政府下，但是目前看来日本政府显然不能下这个命令。其实福岛核电站出现了这么恐怖的爆炸事故，更早时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就更加恐怖，这次福岛爆炸之后记者回过头去看切尔诺贝利，那里有 30 公里的无人区，里面巨大的树长得非常快、非常多，而且地上的蚯蚓可以长到 1 米多长，都发生了变异，这种事情是很恐怖的，日本政府都知道，但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不能下这个命令呢？第三个事情是，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东部相关部门下令暂停审批新的核电站，但很快口气就变了，先是宣布中国所有核电站都是安全的，大家不必紧张，接着就有能源部的官员出来算帐，我记得好象是一个副部长，他说一块太阳能电池要多少钱，一个风力发电设备要多少钱，最后说核能是最便宜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继续多造核电站。说实话，我不相信中国这些官员不知道这么算帐很可笑，因为中国政府帐本第一页永远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就算要算经济帐，也不能只算短期建造和维修的成本而忽略其它的长期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代价。我活了 50 多岁，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府官员在报纸上这么详细地、一五一十地算帐。他们这么算帐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也觉得比较虚，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么做？我们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都是局部原因，在中国如果上什么大项目官员就可以在这里捞钱，他们一定会想上这些大项目。但撇开这些局部的原因，更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总是需要发展的，这是世界各地所有的官员、决策者会用最大的嗓门来说的。如果我们不动脑筋的话，我觉得这个话也没错啊，刚才讲的重庆市长也好，能源部的官员也好，日本首相也好，他们的做法背后可能也正是这样的理由，发展经济需要能源，石油煤炭不够用，要开发新能源，与风能、太阳能相比核能最高效，那么怎么能不多造核电站呢？要发展经济、要吸引外资、要创造就业岗位，像巴斯夫那么大的企业来一家要交多少税，可以增加多少就业人口，所以一定要赶紧拖住，不能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各地都在抢。所以我想放眼中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推论正是从发展经济这个根本的论断源源不断地长出来的。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总是要发展经济”的判断。首先，发展经济这件事情中国已经干了一百年，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更是干了超过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为什么还要继续干？我想如果倒退两三百年，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没有经济一定要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我这么说，大家肯定认为王晓明的脑子出问题了。不是说经济不用发展，什么叫做经济不发达，或者经济不够发达？这是因为 GDP 太低、钱太少，住房不够，没有汽车，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经济发展，把它理解为数量、钱、物资、产品，这个数量越多，经济越发展，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一旦数据证明我们的钱够花，房子不短缺，是不是就应该停止发展经济了？我这不是故意捣乱。今年 6 月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数字是上海已经造好的住房，平分到每个户籍人口人均 35 平方米，我看过联合国 ( 微博 ) 一个什么组织和南京大学搞的宜居城市，根据这个“宜居”城市规划，人均住房是 26 平方米，我想这应该指的是居住面积。不管怎么说，在上海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大城市，人均 35 平方米的话很难说上海还是一个住房非常短缺的城市。但是在住宅房地产领域发展的拉保还是吹得越来越响，另一方面，“窝居”、“刚性需求”这些词汇的流行说明即便是人均 35 平方米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市民缺房子住。所以在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物质财富不够多，而是这些财富的分配不够合理。套用一个官员的比方，官员总是爱说做大蛋糕，当大部分的蛋糕被少数人切走，其他的人只能分剩下的一小块的时候，这时通常有两个办法，一是叫住那些少数人，不行，你们切走的太多了，应该退一点出来；二是继续把蛋糕做大，这样多数人虽然只能分一小块，但这一小块也是在慢慢地扩大。因此，如果在那些物质财富总体上并不短缺的地方我们依然能够听到要做大蛋糕的强劲鼓吹，那么我觉得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地方是不准备叫住那些切走大块蛋糕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让少数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的社会分配制度才是这些地方经济需要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这种“赢家公式”制度是不容易改变的，经常需要流好多好多的血才能够改变。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蛋糕不断做大，少数人吃得撑破肚皮，但其他的人一人也能有一勺，我觉得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问题就来了，蛋糕能不能不断地做大？答案是现成的：不能。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也聊过，经济能不能不断发展？答案肯定是不能。地球面积就这么大，大气层就这么厚，很多地方的大气层还变薄了，石油、煤炭、天然气挖一点就少一点，前一段听专家介绍中国现在正在深度挖掘地球的资源，中国人现在只探测了几十米，西方国家已经探测了几百米，所以我们要加大速度，挖个底朝天。人类如果不断发展经济，消耗这些不可再生的自然之物，地球其实是供不起的。当然，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够发展，能够把我们原来认为不是能源的东西变成能源，人类确实有这个能力，但这并不会增加能源。特别是那些世界上不可再生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地球其实是供不起的，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供不起，而是在眼下、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维持不了了。这半个多月来，从北京到上海有越来越多的人戴上深颜色花格子的口罩，在一片混乱的雾气中只露两只眼睛，这种景象其实蛮恐怖的，这就说明地球维持现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能力，现在在很多地方就已经维持不了了。我觉得人们其实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相信那套“现代神话”，相信人可以无所不能，地球不够用就计划开发火星，石油不够挖就拦江筑坝，淡水不够用就把别的地方的水调过来。这些做法只能老问题没解决，导致新的问题。最近的核电站事故就是典型的例子，包括风能，我们都知道风能是很清洁的能源，但是风能的叶片转起来声音是巨响的，如果大地上到处都是风能，它会改变空气的流动，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鸟类的生存？这基本上不在我们的考虑视野之内。前两年奥巴马告诫中国人，你们不应该按照美国的方式发展经济，应该创造别的模式，这句话其实有点不讲理，但的确是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人类的经济是不可能像资本主义一两百年忽悠的那样可以无限地发展。人类以为蛋糕可以无限做大，所以安心地蒙人，安心地被蒙。就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发现蛋糕不能持续做大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在那个地方物质财富是无限地丰富，你需要什么伸手拿就行了，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我们很早就会融会贯通，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这是教科书上的原话，理解为自由解放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一般都很喜欢经济发展，即便经济被粗粗地理解为就是货币、 GDP 、财富的增长，如果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地达到物质和财富的极大丰富。现在连美国总统都来说蛋糕不可能一直做大，当然，他说的是美国的蛋糕，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追求的不就是这种蛋糕吗？如果这个蛋糕不能够持续做大，经济不能够持续发展，我们将来怎么上天堂？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被迫转换脑筋、转换思路，来探索一条在所谓物质财富不能够如此无限丰富的条件下同样争取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要探索这样一条新的思路，而且现在必须如此。再说另外一个与此相关，也需要转换思路的事情。上面我们说过各种各样的理由，蛋糕不可以无限扩大，理由看上去差不多，都是就人类本身来说的，实际上是暗示了同一个前提，如果大自然承受得住，人类是可以向自然一直索取的。马克斯当年之所以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因为他相信大自然是无限广阔，足以任人取用，并相信人类诞生之后大自然就成了人类的仆从，理当任人取用。但这只是从人类需要的角度来看世界，看自然，是不是也应该变变了？在人类出现之前，大自然天空中、海洋里早就有各种生物长久生存，如果它们也像人类这样，上个厕所都排队先来后到，它们也有这种意识的话，它们会怎么看我们？比如大白鲨，提起这种动物，大家都觉得很恐怖，觉得它凶恶嗜血，应该被杀，但是有没有想过，大白鲨已经祖祖辈辈巡游了几十万年，人类只是在最近一两千年才逐步进入深海打鱼，像我们这种生物就像我们在烈日下走得累了，进入一户人家讨杯水喝，我们面对大白鲨时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烈日下叩门讨水”的意识？是不是应该心怀愧疚？我们有什么资格喧宾夺主，嫌人家碍事？就像好莱坞《大白鲨》那样把它描绘得那么丑陋，恨不得斩尽杀绝？一百年前西方列强闯入中国烧杀抢掠，今天人类的做法和那些帝国主义者有什么两样？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行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居以“文明”的称号？殊不知，这个文明程度的高低大半是依靠着杀戮、动刀动枪能力的大小，与真正是否文明并不相干。看看上海街头现在开车的人，我们很难说我们自己是文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希特勒是有思想的，我们今天只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只是在人类的范围里觉得不应该这样，可是在整个生物世界里，人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旦面对其它生物，我觉得我们基本上都是希特勒。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训，一致认为这是在教会我们要自强，但现在想起来，这恐怕正是那些打人者发明的鬼话，就好象希特勒说犹太人就应该进毒气室。如果真的火星上有比人类更强的生物，它们是不是也能够将人类看成一种原始、落后，但是数量巨大的生物，大肆捕捉呢？当年郑和下西洋时，他认为周边国家的人都是蛮夷，但是不到四百年，中国人就为这种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人类竞相探索太空，是否依然怀着当年郑和的那种自大？我们有没有想过，实际的情况可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像有些幻想小说描绘的那样，小时候我们看过苏联的幻想小说，一直到现在都不断有这样的描写，在远处等待我们的并非是另一片人类可以妄自索取的无主之地，就像当年到美洲大陆一样，而是也和我们一样贪婪，但是具有能力将整个地球都当成无主之地的其它生物种族？五百多年前，莎士比亚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在当时的欧洲这可能是了不起的说法，但是今天我们不能继续这样说下去了。一百多年前中国很有名的思想家康有为说的，我们应该继续下去。在康有为所说的广大世界里，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客，即便地球上的生物大部分都比我们来得早，可能也会比我们人类走得迟。所以人类绝非天下第一。也许有人不同意，大白鲨怎么可以和人相比？它们只有生存本能，我们却有思想、有道德，理当优于它们。上个星期的论坛上说人类和其它生物是同等的，这里有很多左派学者不能接受我的看法，他们觉得很迷惑，人类怎么能跟其它生物平等呢？两千年前庄子和他的朋友就有过这方面的讨论，大白鲨是不是有思想？这不能由我们人类说了算，至于人类是不是有道德，这也要看从什么范围理解。前几天我看过一部法国的纪录片，里面提了三个问题：一、如果蚂蚁灭绝了，地球会怎么样？经过很多讨论说不行，如果蚂蚁灭绝了，人类也不行的；二、蜜蜂灭绝了会怎么样？结论也是一样；三、如果人类灭绝了，地球会怎么样？经过很多分析，结论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系统都大松了一口气。纪录片有时候强调某一方面，可能说得太过惊悚，但是如果人类已经构成了对地球上其它系统的具体压迫，我想我们这个群体是不会被它们承认的。如果我们人类是一个大家族，号称力大无比，却只顾自己吃喝享乐，不顾其它成员奄奄一息，这样的人物，我们会不会觉得十分可恨？判断一个人的存在是不是正当、是否道德并不是看他是不是爱自己，而是看他对他所属的整个系统和集体起什么作用。人类并非独立于世，我们属于地球，说得范围小一点，我们属于地球上的生物系统，也依赖于这个系统的运转而生存，这个系统内任何一个重要部分的败坏都会让人类彻底覆灭，可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求，我们却对这个系统内几乎所有其它的物种都严重地榨取和损害，还脑子里一根筋，妄想对这个系统更严重的榨取和损害来缓解我们人类内部的矛盾。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类能说是有道德的吗？恐怕连有思想都说不上。当然，人类整体的不道德是就整体而言，具体来看，我们的历史上一直不缺乏睿智的、能反思的人。近一百年来，各种对于人和思想紧张关系的警钟此起彼伏，越敲越响，可这似乎都挡不住人类几百年来榨取的愈演愈烈。前面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就是证明，因此，人类正在滑向一种整体上越来越不道德、不正当的方向，越是所谓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深厚的地方，这种下滑越快，不正当、不道德的积累程度也越大。当然，很多新的发达国家速度快，也许在这方面可以同样后来居上。怎么办？能不能止住这种人类整体下滑的趋势？当然应该是能的，办法之一，我认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更深地向我们人类自己开刀，根除我们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病灶，其中第一个就是让少数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却不打算制止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正是这种赢家通吃的社会制度将整个人类推向了伤害自然的道路。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声喝止形形色色的通吃，不行，你们拿得太多了。另外一种看起来不那么恶心，例如经济应该永远增长，城市化是大势所趋，科技万能，大自然无限丰富，人是地球的主人。像这些观念应该也被列入重新反思，甚至被铲除的名单。因为那些赢家通吃的制度有很深的根是扎在这些观念上的。我还是觉得那些物质生产供应视为人类自由解放前提的乌托邦思想也应当放弃，至少是从根本上加以修正。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会有很多自以为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人不知不觉走错了方向，把人们推入越来越不道德的下滑之势。我举个例子， 1930 年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讨论，叫做《民国论》，就是要用农业的精神来发展经济，这个农业的精神是比较强调整体平衡的。这个讨论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站在它的对立面，因为中国应该发展工业化，怎么能提农业国的概念？我觉得在这种对于工业化的迷信背后的理念就是对于物质产业的极大丰富，自然可以任人主宰的糊涂观念。最后，我要回到今天讲话的题目“乌鸦与火车”，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两天前演讲时台湾的一位教授对我的演讲做了评论，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欧洲近代有一个说法，乌鸦再怎么叫也没用，火车还是会往前开？”我后来回答说没错，但和谚语有两个不同，我们今天的火车开的可比那个时候快多了，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加速度地往这个方向走。但也因为整个火车是加速度的因此我们所有在这个火车上的人当年的那种安全感正在越来越快地丧失掉，因为它开得太快了，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在这个火车前面不远的地方可能就是路的尽头。因此不是只有极少数精英在那里“乌鸦叫”，每个在火车上的人内心的焦虑，有那种不愿意相信矛盾的心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火车上的饮水都要开始限量供应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都有一个部分是跟乌鸦叫相互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乌鸦并不只是我们身外之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部分是这种乌鸦的忧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乌鸦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心声。今天我们人类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的时候，在我们最后掉下去之前怎么能够减速，甚至在一定时候需要踩一下刹车，重新想一下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重新想一下另外的经济状况，重新定义什么是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别无选择。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215 次阅读|3 个评论

2011年的课程: dongzg101 2013-4-1 18:28; 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这是2011年清华经管的课程！去听了一次。楼继伟讲课！可惜，中科院这帮笨蛋，没人跟我去听课！; 个人分类: 区域经济|2052 次阅读|0 个评论

老票据，很有意思: 热度 2 Majorite 2013-1-26 21:36; 老票据，很有意思整理老照片，发现几张老票据，是我1987年9月23日在中国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组合音响、电视机、收录机。那时间348美元的日产电视机，市面上可以卖4500元人民币，还不好卖。那时间正教授工资不到200元/月。从这几张老票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巨大进步。现在，有钱不愁买不到东西，就愁钱还不够多到在北京三环之内买套大房子。中国不可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个人分类: 历史与现实|1982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日本的忽悠中看背后的本质：日本企业是怎样“帮中国”: cgh 2012-10-30 01:10; 从日本的忽悠中看背后的本质：日本企业是怎样“帮中国” 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以来，中日经济表明正常，暗地里都在厮杀，最后的胜利属于谁，一方面看领导的眼光，另一方面看底层的团结。最近，日本似乎有计划的开始在媒体（不知道上层如何）大肆忽悠，其实，这也是我们认识背后本质的绝好机会。古话说，挑战和机遇并存。中国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经济反思和转型？比如说：稀土出口问题，日美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人民网转过来的一篇日本人分析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日本企业的支持。当然目的是显然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可信的，但内容中却可以看到不少值得吸取的认识。 “这种过剩劳动力将从 2013 年开始减少，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数量的激增以及新生人群的减少，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似乎这是一句大实话，中国不能再靠廉价劳动力发展了，最终的发展还是要靠技术提供生产效率，需要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用技术优势去养活更多的人。 “中国能否跨国刘易斯拐点是其继续停留于发展中国家或步入发达国家的至关因素，而进入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确保整治、社会安定，以支撑经济的长期成长。（ 2 ）由廉价劳动力转型至高价值生产，促进经济成长，即生产性革命。根据前段期间中国国内爆发的反日活动来看，中国目前完全未能满足上述第一项条件，政治、社会不安定与国民贫富差距明显以及官僚贪污腐败三项问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风险。” 日本人不忘把社会稳定和政治扯上来，其实也可以理解，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能不能有技术来支撑经济。日本人牵强附会的把反日活动放在这里试图说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足以说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认为日本侵占钓鱼岛是事件的起因，也不打算从日本本身去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更多的是希望从中国这边动脑筋，已经形成搞定中国管理层（名义上帮中国管理层维护了社会稳定）就能在中国贪婪的攫取财富。 “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日本企业的协助，即需要掌控 “ 经济抑制力 ” ，所谓经济抑制力就是指利用先进技术、核心技术黑箱化（保密）、知识产权、柔韧的技术交涉力以及经验丰富的人才等优势对中国企业加以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同时结合了对日本企业品牌宣传推广的一种综合力，这种经济抑制力可以有效规避在中国面临的风险，” 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所谓的日本协助就是协助中国控制中国经济，直到可以抵御一切中国人所能制造的风险。他们的心里仍然是把控技术、用知识产权控制中国的企业生产。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工人也就是一群能增加社会不稳定性的机器人，只有日本企业让其不停的在工厂忙着，才能使他们不去破坏社会稳定。通篇看下来，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而这些东西是日本不可能给中国的！在发展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要占有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利润，而不是 99 ％给外国。也就是说将日本主导的企业赶出中国的利润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和日本企业竞争，是中国的必须选择，否则就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反过来看，日本如何能帮得了中国？中国没有日企的支持将难以发展？; 个人分类: 杂谈|1905 次阅读|0 个评论

需要优先发展经济，但是前提是不要欺负我们！: rong2008 2012-9-30 20:01; 以下是 zhuang-jr 的一篇文章，感觉颇有道理，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的经济质量是不够好，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有血性的，要是欺负我们，趁机夺取我国钓鱼岛，那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对比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邻国，亚洲经济大国，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渊源。确切地说，日本既是世界经济大国，更是经济强国。而中国，充其量，只能算是经济大国。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方面，目前是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单单从一些表面的数据，当然会轻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足够强大，很快就会赶上日本，超过美国。这便是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和证据。　　数字很多时候都迷惑了我们，给我们一种错觉。让我们数数中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吧！中国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煤产量世界第一，水泥产量世界第一，成衣，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几乎在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出一个中国第一。　　多么令人兴奋的数字啊！这样的数字的确让人国人感到自豪。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数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反而，若进行深一层的思考，分析，我们才发现，我国在经济水平，综合国力方面，与日本相去甚远。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世界第一，往往都是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诞生的。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我们是拿不出几件来的。　　我们的钢铁产量是世界第一，但在品质高端的钢铁市场里，日本却是世界第一；我们别忘了，中国第一大钢宝钢是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用的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日本生产的机厂设备统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制造业，若日本企业停止供给，那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制造业将瘫痪。　在高端产品领域，我们是没有说话权的。我们的企业不得不向日本企业高价购买专利产品，花费巨额购买专利使用权，再经过自己加工组装，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赚取小额利润（大头落入外国企业囊中）。中国一般产品的竞争优势就是如此得来的。　　中国普通民众对“ 日本 ”的情感都是两面的，既爱又恨。一方面我们无法抵抗日本品质优良，价格公道的产品的诱惑，一方面，提到历史问题，如靖国神社我们便是咬牙切齿。我们不少热情的爱国者，一方面高喊，坚决抵制日货；另一方面，却又偷偷地享受着日本产品带来的乐趣。　　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的产品是如何的厉害，他们又有多少个世界第一。　　日本的汽车摩托车，日本的数码通信，日本的造船业，日本的机床设备生产行业，日本每年申请的专利权数，可以说都是世界第一。也许，有人不仅发问，日本那么强，美国该摆在什么位置了？日本岂不成了超级大国？！　　请注意，在这里，我所涉及的，只是经济方面的事情，其他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医学，政治等领域暂且不谈。美国，之所以为超级大国，就是因为它在所有领域中，不是最强也是极其厉害。　　事实上，在某些产业，日本已经超过美国。譬如机器人制造与使用。世界上70%的机器人诞生在日本。再如，汽车产业。有资格跟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强汽车生产国一比高下的国家，也只有日本。在美国本土，就连最为强劲的汽车巨头通用和福特，也都败给丰田，本田和日产。　　在中国则更是不言而喻。日本车则是满街跑。正是印证了丰田的那句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日本的产品和技术，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抵制日本？　　抵制日本只能是句空话。不要说我们，就连美国人也无法抵制日本的产品。也许，你用的是诺基亚或摩托罗拉的手机，但极有可能，它们的液晶屏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譬如，夏普。夏普的液晶屏幕的显示效果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三星的也没得比。　　如果你用过夏普的手机，你就会深切的体会。但夏普的手机，并不在大陆进行生产和销售，只能买到水货。日本的通信业异常发达，手机行业也是个先锋。最高像素的，最薄的手机也是诞生在日本。日本的手机某些方面，并不比诺基亚的差，至少在屏幕效果上，就比诺基亚的要好得多。但问题是，日本企业并不会把好的尖端的手机卖到国外，尤其是中国。那些好的手机，就连水货市场也极寻觅，有些手机，那些高手根本无法破译密码。一来，他们担心技术外泄，二来，他们认为真正好的东西，应该由日本国民独自享受。日本企业卖到中国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过时的，甚至是临近淘汰的产品。　　这当然都是因为日本的危机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在起作用。他们总是担心，有一天，会被中国超越。虽然，结果总是，中国目前无法超越。但他们并不会因为过分的担心而难过，只不过会自我安慰：还好，我们还是最好的。　　日本民族危机感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教育制度上。从懂事开始，日本小孩就接受危机感教育：日本的国土是如何的小，日本的资源是如何的匮乏，人口又是如何地不断减少。于是，他们便努力研发新能源，制造机器人，以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的影响。　　反观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便是，中国是如何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才济济，诸如此类。这或许也是事实。要不然，中国企业，中国人也不会如些放肆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无论如何，指标才是最重要的，先污染后治理，这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可往往是，污染后却难以治理，最后不了了之。　　的确，日本高度发达的教育体制，特有的岛国文化，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在一定程度上，铸造了日本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上的强大。而我们对日本了解程度之低，之少，使得我们满腔热情，头脑发热的爱国者（包括我在内），谈到历史问题要求我们政府与日本翻脸，摊牌。我们都盲目地，自大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实力足够强大，足以叫嚣日本，认为，日本没有中国市场，日本企业会倒闭，日本经济会瘫痪，甚至倒退。　　这完全归因于我们对日本缺乏真正的了解。日本经济对对外出口贸易的依赖度只有9.6%，仅次于美国的7.4%, 德国28.5%，中国香港则为104.9%，中国大陆为25%左右（2000年数据）。就算失去了整个世界市场，对日本的 GDP影响也不大，何况只是一个中国。因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是由内需来拉动的。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韩国的经济甚是强大，并享有“ 亚洲四小龙 ”的美誉。韩国三星，LG，现代，起亚，韩国的造船业的强大，使我们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韩国GDP总值也不过仅仅相当日本海外生产总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远远还没有达到一个经济强国的水平。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虚心地向其他强国请教学习，不折不挠，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经济强国之梦，复兴中华之梦。; 个人分类: 遐想之梦|2855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化的社会功用: benlion 2012-7-16 00:08; 人类生存在宇宙中的地球上，自然资源和生态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文化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知识体系，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基本上划分为组织社会的文化和认识自然和转化成机器等产品的文化。个体人的群体构成社会组织，介于自然、文化和机器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的控制，金融与管理是社会机制，其中，自然 - 文化 - 产品是信息流。文化不是目的，还是途径，也就是组织社会的信息和转化自然资源为产品的信息，文化可以人之间的直接传承，也可以记载在文本里，比如，古代的泥板文字、雕刻和图画等和现代的光盘、计算机等。印刷、造纸是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而现代计算机等 IT 技术可以使信息储蓄在机器的磁盘里等，显然，人与机器系统与人与自然系统成为现代和未来社会更直观的自然信息与机器信息之间的转化现象。地球的生物、人群和机器形态，将直接是未来文明模式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自然 - 社会 - 机器的自组织化系统，也就是说人类文化 – 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工程等都是以这个自然系统向人工系统转换为目的；因而，未来的文化体系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为核心主线，医疗系统将发展成为一种工程系统。天然生物系统研究与人工生物系统开发的科学与工程偶合体系，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转化机制而提出现代交叉、综合与技术集成的知识发现与工程设计体系。; 20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反思工业化 – 新策略: benlion 2012-7-9 21:11; 统筹兼顾应该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特征和优势，城市规划、产业集群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策略。将相关财务、产权交易、技术服务和金融市场等平台，以及上下游产业链、业务相关产业等集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群体化相互激励与联动的发展措施。现代全球社会的一体化，尤其从欧洲银行到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金融链，中国的世界工厂、南美的农牧业和澳洲的海洋产业等，以及非洲和中东的石油资源等，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从金融、管理哲学到科学、技术，然后是资源、产业和市场媒体的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驱动力。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的金融、经济问题联动一体化，同类产品品种繁多和生产规模巨大，比如，琳琅满目的手机等，在以色列和欧洲等国家，包括英国采取一些法律策略对房地产、市场开放时间等调控，以及限制消费和生产过剩的措施。从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到工业制造、市场营销，构成一个区域的教育和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制造中心和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等城市规划，在中国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城市许多区域或地段划为工业制造区；然而，科学上、技术上的信息流都是从国外向国内流动，几乎不多国内科学的知识向技术产业化的流动，这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和技术开发上双层次的离国际上的差距。很显然是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与国际上不仅是水平差距，而且是学科领域和技术创新的前沿差距，在制造业上依赖引进已经成熟技术、产业化的项目和企业，也就是说不同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日本走过的是直接在欧美将要但尚未产业化的新兴技术上创新与推进，从而集中在这一个切入点上做到国际制造业的产品领先而创造品牌；然后，再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上端扩展到国际化水平。中国，是否可以考察与调研国际上的新兴产业趋势，集中力量在一些领域和集中在一些省市建立创新型特区，从而做到优先在一些产业成为国际领先和创立品牌，然后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或者，在一些国际发展趋势的学科领域首先在一些大学全方位进行试点改革，建立这些学科的国际领先特色，从而带动其它学科领域跟上国际水准？; 20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阅读《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有感之三地理与经济差异: 热度 1 毕鹏翔 2012-3-21 17:42; 地理的内涵很广，既包括地形、突然和气候，也包括自然资水文和动植物。尽管地理不是决定一国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唯一因素，但它会限制和促进一个的经济发展： 1、早期比较著名的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发源于河谷地带，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建在航道边。 2、地理通常是不变的，但随着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增加，人们利用地理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某一地理环境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劣势以及相对于其他环境的优势和劣势都会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某一地理环境中自然资源的数量是一定的，但哪些物质可以成为自然资源，却完全依赖于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知识。由于瀑布阻碍了人类的航行，所以在水力磨房和水电站出现之前，人们认为瀑布不是自然资源；同样，当人们懂得了如何使用石油、铀矿及其他矿产之后，是否拥有这些矿产会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及其居民的未来。 3、经常被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命运的关键地理因素—是否存在可供贸易的自然资源—被证明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沙特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石油开发成本也很低。尽管丰富的石油造就了不少富豪，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沙特的人均收入只有新加坡的一半；众所周知，除了海运条件外，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但它的人均收入比大多数中东石油富国的人均收入还高；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的人均实际收入未进入世界前70名；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泰国和锌生产国中国同样也未进入世界前70名；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南非和铜生产国智利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排在世界第69位和第70位；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拥有量大于日本和瑞士，但日本和瑞士的人均实际收入却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数倍。因此，能够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比占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毕竟，是知识决定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然资源。; 个人分类: 经济学|297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应设十大直辖市: dongzg101 2012-3-8 01:44; 中国应设十大直辖市 2012-03-07 03:35:29 浏览 414459 次 | 评论 104 条（罗天昊两会建议之一，罗天昊，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在中国，成为直辖市，几乎是所有城市的梦想。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带头作用。不过，随着中国内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国的直辖市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改革。政治地位过高是一把双刃剑直辖市虽然与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同为一级行政区，但是，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除广东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委员，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直辖市在实际建制上比省级还要高半级。这种设置，严重不当。国家设立直辖市的初衷，其意寄望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而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往往习惯“政治挂帅”，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如北京，几乎所有的央企均驻扎在此，上海除宝钢外，还有数十家中央企业，天津有中石油，首钢等150多家中央企业，，这些，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此外，深圳人均生产总值居全国第1位，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更超过直辖市。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这两个城市的非公经济，均超过了70%，为国内事实上最为发达的城市。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而在政治领域，深圳亦进行了不断的体制改革的尝试，2009年深圳重启三权分立改革，为国内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方案。深圳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一直前不久放开社团管制，均在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出现，也绝非偶然。除了“特区”的特殊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合理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在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反观直辖市，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因为其最高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即可登天，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极其谨慎，维持现状不出乱子比进行有风险的改革，成其更理性的选择。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无法象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直辖市政治地位应适当政治地位过高，从长远来讲损害了直辖市的全面发展。而未来直辖市的管理模式转变的重点，即告别“政治挂帅”，从现实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国势已变。中国的崛起，是以普遍的地域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除直辖市外，广东，江浙，山东等地，均率先完成初步发展，而内地城市，也蓄势待发。直辖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落后于沿海地区，而在未来的时代，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启动，中西部地区将崛起众多的重要经济区，亦将稀释直辖市的功能，使其重要性下降。至此，直辖市基本完成了其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历史作用。同时，除重庆外，中国的直辖市，多设立在东部中心区，除了北京为京畿重地，中央政府驻所之外，其余的上海，天津，重庆，均为一般地域，并非战略要冲，亦非位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区重地，也没有位于争端纷起的南海区域，按照一般的一级行政区设置，已经足够，不需要将其最高负责人设置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级。而就目前的发达的大国惯例，其直辖市或者特别市，特区设置，均没有过多的政治功能，如，日本除东京都之外，其余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政治地位均不高，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不过是一个州内设的特区，而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与彼得堡市，其地位比同为一级建制的州和联邦共和国还要低，而韩国则早在90年代，即全面取消直辖市，改以前的六大直辖市，为六大广域市。中国在未来10 至20 年中，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功能，只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如，十年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负责者，不再设置为政治局委员，而全部降格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未来，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长远发展。中国可设十大直辖市其实，鉴于中国的地域特点，以及参考历史沿革和全国其它国家，中国设立十大直辖市比较恰当。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全国总共有十二个“行政院”直辖市，分别为：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上海、汉口、武昌、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西安、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广州。同在亚洲，韩国国土仅为中国的百分之一， 1991年之前曾有汉城特别市及仁川、釜山等六大直辖市，朝鲜有平壤特别市和开城等三大直辖市，越南国土面积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有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市、芹苴市、岘港市共5个直辖市，印度有7个中央直辖区，而非礼宾更有多达100多个省级市。台湾地区，则还有台北、高雄、新北、台中和台南五大直辖市。而同为大国的美国，虽然特别市和直辖市仅一两个，但是存在着很多实际上的中心城市。俄罗斯疆域全球第一，亦有复杂的经济体系。对应其不同的经济区，在其全国，有九大中心城市，分别是中部经济区的莫斯科，西北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圣彼得堡。欧洲北部经济区经济中心是摩尔曼斯克。欧洲南部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经济中心是伏尔加格勒和萨马拉。乌拉尔经济区经济中心是叶卡捷琳堡。西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东经济区中心是哈巴罗夫斯克。美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除首都华盛顿特区外，纽约为其东部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底特律为其钢铁，汽车等重工业中心城市，洛杉矶是其西部中心城市，芝加哥是其中部中心城市。自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出台了数十个国家战略，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在国家战略的大棋局之中，由此，中国从沿海优先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面崛起的均衡战略，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到来，必然从对外依存型的模式，转变为对内依存的模式，中国大陆型经济的崛起，则是未来趋势。在此情况下，未来内陆，即将崛起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本人在新著《大国诸城》中，亦提出了相关设想。最典型的是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武汉雄踞天下之中，在高铁时代，中国的内陆交通将重新兴盛，位于中国中心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的武汉，其地位不可替代，而深圳不仅综合实力突出，而且在广东珠三角的最南端，有其独立的地理位置，直辖之后珠三角乃是广东的行政区划影响比较小，大连、青岛因为在半岛上，也有独立的地理位置，直辖后对于原来的辽宁，山东本来区划影响比较小，不会似北京和天津，被河北形成包围之势，西部的西安，也应该在未来成为西部重镇。而未来东盟的崛起，也将使广西产生一大经济重镇。而未来，处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在新疆，也有设立直辖市的可能。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大国，一级行政区相对偏少，而在设立系列直辖市之后，可以改善这种状况。目前，四大直辖市中，传统的北京、天津、上海，均位于沿海地带，而在未来，内陆设置系列直辖市，将使直辖市的设置更为均衡。在直辖市增设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将可以增加一些计划单列市，形成有梯次的经济区域中心。形成全国的崛起之势，达到全国的相对均衡发展。（作者罗天昊，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 0 您可能也喜欢：中国可设十大直辖市浅谈中国四大直辖市开发大西北，设立中国第五个直辖市中国四大最恶心城市排行榜三大直辖市上榜谁能成为直辖市？; 个人分类: 经济发展|1247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为什么朝鲜和韩国的命运如此不同(转): 热度 4 lidercoocer 2011-12-23 06:20; 问：一个国家，其元首解散国会，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朝鲜。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禁止公民出国旅游，禁止公民享用外国香烟和外国饼干。违反外汇管制规定的人可以被判死刑。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朝鲜。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其工厂工作环境极端恶劣，工人们在里面牛马般非人劳动。每天工作9 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为了一点点仅够糊口的工资。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城市边上遍布贫民窟。在城市的扩张中，警察暴力拆除贫民窟，为建造新的城市商品房腾出空间。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问：一个国家，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盗版影碟和盗版书籍充斥着该国市场，冒用美国品牌的商品肆意流通。这是哪个国家？第一种回答：也许是中国。另一个答案：这是上世纪六七十乃至八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期的韩国。上面这些是韩国经济起飞时期的经历，它们与今天的韩国印象出入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别说我们，就连当代的一些韩国年轻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辈经历过那种岁月。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少有人知道过去的韩国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今天提到韩国，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三星电子，发达的整容术，琼瑶式的肥皂剧等滚滚韩流。当然，还可能会想到最近这个国家膨胀得有些不正常的民族自尊心。总体来说，今天的韩国，光鲜亮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奇迹耀眼夺目。朝鲜和韩国大相径庭的现状更是热议的话题。一个穷，并且看起来很没希望；一个富，并且看起来咄咄逼人。他们几乎同时建国，而且建国的时候，朝鲜的经济状况要比韩国好很多。所以人们思考最多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一样？有人说，是因为韩国民主，朝鲜独裁。有人说，是因为韩国开放，朝鲜封闭。有人说，是因为韩国跟美国走，朝鲜跟苏联走。有人说，是因为韩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朝鲜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说，是因为韩国实施私有制经济，朝鲜实施公有制经济。结论很多。姑且不论正确与否，但很遗憾我们看到的也就仅仅是结论而已。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分析得出的呢？很少有人去做解释。很多时候有些现象只是因为并存（甚至更糟，连现象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就被理解为了因果关系。如果要得出结论，必须先静下心来谈一谈：韩国在建国后的这五十多年里都遭遇了什么，以及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想，他们为什么会有今天。第一章　他们干了什么？——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92%在北半岛。纺织工业84.9%、印刷业 89%、食品工业65.1%和农林水产业82.6%在南半岛。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 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 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 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1972年10月 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 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 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 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 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 ，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 并且直到1984年7 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 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是在 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 “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 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的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 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其中1953-1961 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 ），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 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花钱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引进的技术被我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剩下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www.6park.com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www.6park.com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www.6park.com §2.3.1血汗工厂 www.6park.com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www .6park.com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 ——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区的公立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www. 6park.com §2.3.2贫民窟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 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www .6park.com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 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www.6park.com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www.6park.com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 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第三章　他们为什么不同？——朝鲜和韩国发展道路的简单比较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本文开头的那几个结论是否正确了。为什么后来朝鲜和韩国不一样？因为朝鲜独裁，韩国民主？这显然是错的。因为韩国的经济起飞不是在民主环境下实现的，恰恰相反，是在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并用戒严令持续统治的朴正熙将军执政期间取得的。在那段时间里，韩国并没有比朝鲜民主到哪里去。因为朝鲜封闭，韩国开放？这也很难说是对的。因为在韩国经济起飞的那些年里，韩国实施严酷的贸易保护，禁止进口很多外国消费品，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阻止公民消费外国货，用死刑来强化外汇管制，而且还禁止公民出国旅游。因为朝鲜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韩国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这貌似也是说不通的。因为韩国也有国家计划，还是仿苏联的五年计划，整整六个。正是这六个五年计划给韩国带来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公有制？韩国也有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最关键的行业。除此之外，韩国的政府贷款是几乎所有私营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因为朝鲜站在苏联这边，而韩国站在美国这边？这是那些结论中唯一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确实，不同的阵营导致了不同的国际环境和不同的结果。韩国发展的本钱是来自外援。朝鲜可能也能得到苏联这边的外援，但是苏联的外援却难以像美国那么丰富。原因很简单，苏联自己富余的也不多。本来苏联的经济实力就不如美国，而且苏联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www.6park.com 其次，不同的阵营提供了不同的安全环境。这点可以说对朝鲜的发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在韩国长期驻军。甚至连韩国军队的指挥权都在美韩联军司令部手里——也就是美国人手里。所以韩国的安全感是很强的，有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将自己牢牢绑在其战车上。但是反观朝鲜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朝鲜面对的是虎视眈眈的美韩联军。但是却不敢保证苏联和中国会如此无私地帮自己打仗。要知道三千里江山的统一一直是让朝鲜领导人牵肠挂肚的事。中国和苏联或许会阻止韩国统一朝鲜，但是却不太可能主动帮自己统一韩国。（南边的韩国却不用操如何武力统一这份心，因为军队指挥权都在外国人手里，操心也没用）。所以朝鲜主张“先军政治”，即军事第一，全国军事化管理，经济活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人口2300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人民军却有110万。按这种比例，人口13亿的中国应该有6000万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实际上只有230万（2005年宣布）。而且除正规军以外朝鲜还有350万工农赤卫队。自建国起，朝鲜有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军事建设上。这不可避免地延误其正常的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占人口比例那么高的军队。军队是全脱产的，必须靠其他人进行生产来养活，这会将社会资源过多配置于消费上。而且军队里的几乎都是青壮年男性人口，正是国家最宝贵的劳动力。这么多壮劳力脱离生产，不但不参与建设，反而要消费，这对经济建设构成双重的浪费。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长此以往，朝鲜怎能实现发展得起来？其三，朝鲜和韩国一样是小国，其经济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在的经济圈的兴衰。朝鲜并不是不开放，只是它开放的是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五六十年代期间，朝鲜的物质文化商品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中国苏联等国和朝鲜的贸易外来很多，朝鲜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70年代起，中国开始向美国靠拢，逐渐冷落朝鲜。80年代起，苏联走向没落。这都给朝鲜的经济带来困难。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金日成去世、连年自然灾害，所有倒霉的事情都一起砸到了朝鲜头上。同时美国的外部封锁并未放松，再加上长期的准战争状态带来的弊病，终于形成了今天惨不忍睹的朝鲜现状。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从60年代到80年代，朝鲜的人均GDP虽然上升缓慢，但至少还是在上升的。可是1988年之后就一路下降，直到 2002年才有所回升。尽管众多导致朝鲜今貌的因素能够最终归因于朝鲜所处的国际阵营，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朝鲜从优于韩国到被韩国超越是复杂的多种原因所致，绝不是一句话能全部概括的。第四章　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小结纵观韩国立国之后的发展史，有一句话总在字里行间徘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韩国风云激荡的50年里，有人苦熬（贫民窟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们），有人苦干（“血汗工厂”里的“蓝蚂蚁”们）。但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有意义的。苦干的人进行生产建设，苦熬的人作为过剩的劳动力确保了劳动力的廉价，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但是也必须强调，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些牺牲，有些事人民愿意的（比如抽外国香烟的人被周围的人视为不道德），有些事则是人民不那么愿意的（从国家允许进口丹麦饼干时引起韩国人的激动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今天韩国人的无限风光，是前几代韩国人做牛做马换来的。我们应该学到的第一点是：别忘了种树的前人！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高压管制的30年。所以也是充满了韩国人血泪的30年。但是在回想这三十年的时候，我认为韩国人并不会因此就只将那30年评定为黑暗与邪恶。因为那样做就是念完经打和尚，那样做就对不起种树的前人。我认为韩国人也不会骂自己的父辈愚昧无知，在那样的压迫之下还不知道维护自己的人权。没有他们挥汗如雨，何来你们锦衣玉食？ www.6park.com 同样对比自己也可以看到，解放后30年内我们国家做的事情，却在被淡忘，甚至被否定。提起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大家想到的通常只有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黑暗专制愚昧无知……但是正是这三十年里，中国有了自己的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等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还有那不计其数的桥梁、公路、铁路、电线。娼妓消失了，鸦片消失了，驻扎中国的外国军队消失了，操纵中国经济的外国资本也消失了。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文盲率大大降低。（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自己老家是温州的农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均出生于解放前。在他们当中，除了爷爷以外全都是文盲。而我的父母亲及父母亲的姐妹都出生于解放后，他们当中一个文盲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一切，能想象后来改革开放会取得那么大的经济成果吗？不能想象。如果连国企都没有，谈什么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如果全国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认字不识数，因而也就不会签合同不会算账。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怎么搞市场？前人种的树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学不会这第一点，也就学不会更重要的第二点：要有做种树人的觉悟！人并非生而平等的。有的人生在乱世，有的人生在治世，有的人生在盛世。这找谁说理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如果是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工人，想像今天的韩国人那样有冰箱有电视吃香的喝辣的。行吗？门儿也没有。国家没那么多钱付你工资。你不想干了？除非你愿意饿死，否则你就得进血汗工厂去挣你的饭辙。那些化工厂里噪音大，药品毒，工资低，工时长。如果你不想被这种环境下的职业病害死，那你就得等着饿死。实在忍不了想逃离这个国家？过三八线时双方的枪口都对着你，毙你没商量。这是残酷无情的现实。要想实现韩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必须有至少一代人甚至好几代人要付出这个牺牲。这在苏联，在日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中国可以免掉这个过程吗？不可能。中国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吗？恐怕未必。我想在本文中已经展示了韩国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因此我想有理由期待韩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接下来的结论恐怕不那么好接受 ——但必须承认我们这代人很可能还将是要做出牺牲的一代种树人。所以，对于国家来说，今天还是要大力提倡奉献精神，尽管这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个人来说，别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就怨气冲天。通过与韩国发展史中各阶段的现象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毕竟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舒舒服服乘凉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努力种树，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是很有希望看到乘凉的那一天的。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4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3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21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11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405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2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51、52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8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7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4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23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0、11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4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7页。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转引自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163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50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15页。赵月华、李志英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 月版，357页。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183页。周启乾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230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19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5、6页。张夏准著，严荣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8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16页。叶永烈：《真实的朝鲜》，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221页。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著，黄飞君译：《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84页的资料显示中国 1960年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47岁，而1981年时是67岁; 2056 次阅读|9 个评论

[转载]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dongzg101 2011-9-10 22:46; 中国经营中亚的20年轨迹 2011-09-10 11:58:40 归档在杂志刊载文章 | 浏览 5941 次 | 评论 4 条文|王晓夏刊发于《经济观察报》　　2011年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　　20年前，当被赞誉了“牢不可破”的苏维埃联盟崩塌后，中国迅速和纷纷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启经略中亚的“新轨迹”。中亚是新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的外部空间和地缘屏障，而西部安危在某种程度上又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增长。 “中亚轨迹”是中国绕不开的重要外部战略选择。在这条轨迹辗转曲折20年后，我们需要梳理背后的得失。　　从划界谈判到上合组织　　虽然“中亚轨迹”已经前行近20年，但中国真正广泛、深入地和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也仅仅是最近十年的事情。由于历史积淀的旧账缠身，而这一问题也成为中国和中亚进一步深入交往的“绊脚石”。　　中国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在政府层面解决了领土划界问题，缓和了和各方的边界矛盾。　　在前苏联时期，由于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即便中亚加盟共和国有意和中国取得沟通，但也绕不开高度集权的莫斯科中央政府。同时，苏联宣传部门长期在中亚地区所推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肆鼓吹“中华帝国”对中亚地区的“侵略史”，尤其是在大量前苏联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中国形象”早已被丑化成了中亚穆斯林民族的死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轰然倒塌，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后，压抑已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中亚国家大量的影视作品又开始清算和重温沙俄对中亚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历史。在中亚民间社会，俄罗斯的形象也和中国一样成为“恶龙”之后的“恶熊”。　　长期熏陶在前苏联刻意安排的历史记忆下，中亚民众早已惯性地将中国想象成昔日帝国的延续，和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三国因领土纠纷，民间社会对中国的排斥感更加强烈。　　历史遗留下的疆界问题在复杂且敏感的民族情绪和虚假的历史集体记忆下变得纠结且易爆，这让中国和各方交往伊始的划界谈判变成了马拉松长跑，影响延续至今。　　199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新的划界协议，但当时边境划界问题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1999年两国才真正达成一多。1996年中国和吉尔吉斯签署边界划界协议，但同样到1999年，双方关于划界的矛盾才真正得到缓解。2002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边界划界协议。　　政府间签署了所有的划界协议，但在中亚三国民间的批评之声却此起彼伏，民众质疑政府向中国出让“领土主权”利益，在吉尔吉斯这种不满情绪更为强烈。　　一些俄国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也在划界中做出了让步，失去了19世纪不平等条约后的大片历史领土，但诸如重要河流的入口、拥有地下水的土地以及险要的山口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领土中国依然牢牢控制在手。　　本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划界，但由于划界牵扯到沙俄和苏联的历史旧账，同时中国和中亚国家开始的正常交往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必然侵犯到作为区域内传统“领主”俄罗斯的利益。为了缓和中俄两国的利益冲突，建立多方沟通机制，上海五国论坛便在这一阶段孕育而生。　　1996年和中国接壤的中亚三国以及俄罗斯国家首脑齐聚上海，为缓和西部边境长期以来的对峙局势，建立互信机制相互磋商。在中国基本上和各方划界结束后，这一论坛也转身变成“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长设国际组织。该组织为此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为“维稳”投资中亚　　中亚局势的稳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乃至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中亚作为新兴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又能给中国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　　在区域内诸多不稳定因素以及现实利益的激励，都鼓舞着中国对中亚国家进行大举投资，通过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规避分裂和动荡的风险。　　即便中国投资中亚心怀善念，但如果没有此前上合组织框架的建立，便无法获得中亚国家的信任。　　上合组织框架从某种意义上，厘清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边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框架下新生的中亚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恐惧。当一个新生且没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小国政权面对一个强邻时，恐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上合框架的构建约束和规范了中俄两大国在中亚事务中的行为，舒缓了中亚国家对强邻的恐惧。　　2010年吉尔吉斯国内局势动荡，尽管中俄两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因作为有限，而曾饱受争议，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看出上合对中俄两国的牵制和约束，这无疑让中亚国家消除对中俄两大国的顾虑。　　在上合组织的规范下，中国不但获得了中亚国家的信任，甚至成为了备受中亚国家尊重的盟友。事实上，自2000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井喷”已经证实了上合让中亚国家对中国“敞开了胸怀”。　　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00%，从10亿增加到3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中亚的贸易额超过250亿美元，已经接近中亚传统“领主”俄罗斯对中亚的贸易额。在一些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俄罗斯。这种“雪崩”式增长势头，使得中亚经济形势越来越向中国利益一面倾斜。　　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强深感担忧，同时也忧虑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关税同盟关系的建立，中亚国家将成为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的一块“跳板”。　　除了贸易总量在迅速增加外，中国已经从最初和一两个中亚国家通商拓展到了整个中亚区域范围内。2004年中国和邻国塔吉克斯坦开始贸易往来；2005年中国又开启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闸门；2006年随着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的去世，该国也重启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可靠的投资者。区别于中国带有政治和国家安全思考的投资不同，西方公司考虑的核心是收益，他们出于对中亚社会动荡以及政府风险的权衡并没有大举进入中亚地区，即便进入也会因风险而随时退出。　　在中亚各方迫切希望能获得外国投资来促进经济改善民生的背景下，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亚国家最重要的投资者。贫穷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会促使中亚国家走向动荡和分裂，进而恶化中国西部的外部环境。为了帮助中亚国家规避这一风险，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通信以及矿业等这些具备控制力的经济基础领域。　　面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参与，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甚至感慨道：“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发展的最重要推动者，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取代了俄罗斯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有效缓解了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国内基础建设的停滞，避免了中亚国家被孤立的窘境。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国家外部安全的政治考虑外，国内基础建设领域的严重过剩产能也找到了新的市场吸纳空间。但对中亚国家失衡的经济介入和过分“自主化”经营和管理方式，并没有让中亚民间社会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取而代之的则是威胁和恐惧。　　“中国问题”背后的不安　　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中国在中亚投资确实推动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为中亚国家留下了经济安全的隐患。不少中亚国家学者对“中国制造”大举进入中亚国家深感担忧，他们担心中亚国家将沦为只能出口原材料的“失败国家”。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制造业正在纷纷消失，中亚国家进入了“逆工业化”的痛苦之中。　　由于中国的投资往往集中关乎国计民生的主导型经济领域，这使得中国习惯性地在中亚推行“高层路线”，大多数底层民众实难从中获利。历史的记忆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不少中亚国家民众和政客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只有而那些少数正在乐享既得利益的阶层支持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两家国内最大企业都支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原材料出口型企业，他们的主要出口市场都在中国。在吉尔吉斯其国内一个名为阿斯卡拉的强势的家族是支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家族的族长曾经担任首都比什凯克的市长，现任国会议员。他是现任总统的密友，经营着首都最大的市场，而市场主要经营来自中国的货物。他控制着中吉两国的贸易物流通道，因为他的部族所在地正处在这一商路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很多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往往都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上市公司也往往都集中在和中国合作密切的电力和铁路行业。　　对此，有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只有那些赞赏中国的政治体制，并在意识形态上赞同中国的人士才能算作是朋友，显然中国在中亚的“朋友”都只是基于现实利益驱使所产生的。如果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那将无法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公众媒体出现并引来诸多辩论的政治话题，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是，在“中国问题”被讨论的背后往往也夹杂着对内政的不满情绪。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情况稍好，中国尚未被非议，但这两个国家的舆论管控隐藏了真相。只有在塔吉克斯坦，公众舆论依然还在讨论着诸如政府腐败，阿富汗毒品输入等公众话题。　　究竟哪些不和谐因素在催动“中国问题”的发酵呢？　　不和谐的因素　　首先领土边境纠纷依然在中亚国家中难以停歇。尽管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官方层面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在中亚民间社会依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坛的反对派也常常借助这一情绪诘问当局。　　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吉尔吉斯国内集中爆发了连续的示威抗议，反对政府和中国就领土划分达成妥协。在2005年吉尔吉斯爆发政变，前总统阿卡耶夫逃亡俄罗斯，导致其政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主导推动了和中国的划界工作。哈萨克斯坦乃至俄罗斯常常抱怨发源自中国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由于中国在上游用水量过大，导致中下游用水紧张，哈国甚至一度将过境河流的问题捅给联合国讨论。　　其次，在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在中亚过快的投资，尤其在能源领域动作过猛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2006年秋天哈萨克斯坦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哈国总统所在党派人士公开谴责“中国石油部门在哈的积极扩张”，并且宣称长期以往哈国将丧失能源独立的能力，他们要求中国在哈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项目中不能超过40%的股份，同时要求增加石油交易的透明度。他们的声音当时占据了整个哈国媒体，中国则成了非议的对象。除此之外，大量进入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携带者“中国特色”的经验思路，没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也被中亚国家媒体所指责，特别是中国企业很少雇佣当地员工。在中亚国家媒体中，甚至使用了“经济入侵”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中国企业的不满。　　第三个常被中亚媒体诟病的“中国问题”就是堵不住的“非法入境”，而这一问题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中亚国家，尤其是在吉尔吉斯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甚至已经在议会登堂入室地讨论如何应对“黄祸”。　　由于来自中国大量的小商人群体挤占了吉尔吉斯国内的批发和零售业市场，加之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偷渡吉尔吉斯，所以早在2007年初，吉尔吉斯甚至计划出台新的法律来限制在吉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但后因在比什凯克上合峰会召开在即，所以后来新法案也不了了之了。　　中亚国家媒体除了对上述三个不和谐因素的关注外，再有就是对中国内政事务的讨论，尤其是新疆事务，曲解和误读也加深中亚社会对中国的误会。　　所有这些都隐隐威胁着中国“中亚轨迹”稳健的延续，同时也在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真正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1 上一篇航母，中美之间的一场误会; 128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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